《春秋到清朝》 唐太宗诗集 咏雨 罩云飘远岫，喷雨泛长河。 低飞昏岭腹，斜足洒岩阿。 泫丛珠缔叶，起溜镜图波。 蒙柳添丝密，含吹织空罗。 赐萧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初夏 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 阴阳深浅叶，晓夕重轻烟。 哢莺犹响殿，横丝正网天。 佩高兰影接，绶细草纹连。 碧鳞惊棹侧，玄燕舞檐前。 何必汾阳处，始复有山泉。 守岁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元日 高轩暧春色，邃阁媚朝光。 彤庭飞彩旆，翠幌曜明珰。 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 霜戟列丹陛，丝竹韵长廊。 穆矣熏风茂，康哉帝道昌。 继文遵后轨，循古鉴前王。 草秀故春色，梅艳昔年妆。 巨川思欲济，终以寄舟航。 饮马长城窟行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 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 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 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 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 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 咏雪 洁野凝晨曜，装墀带夕晖。 集条分树玉，拂浪影泉玑。 色洒妆台粉，花飘绮席衣。 入扇萦离匣，点素皎残机。 赋得樱桃 华林满芳景，洛阳遍阳春。 朱颜含远日，翠色影长津。 乔柯啭娇鸟，低枝映美人。 昔作园中实，今来席上珍。 芳兰 春晖开紫苑，淑景媚兰场。 映庭含浅色，凝露泫浮光。 日丽参差影，风传轻重香。 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 咏雨.其二 和气吹绿野，梅雨洒芳田。 新流添旧涧，宿雾足朝烟。 雁湿行无次，花沾色更鲜。 对此欣登岁，披襟弄五弦。 咏风 萧条起关塞，摇飏下蓬瀛。 拂林花乱彩，响谷鸟分声。 披云罗影散，泛水织文生。 劳歌大风曲，威加四海清。 帝京篇十首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 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 玉匣启龙图，金绳披凤篆。 韦编断仍续，缥帙舒还卷。 对此乃淹留，欹案观坟典。 移步出词林，停舆欣武宴。 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 惊雁落虚弦，啼猿悲急箭。 阅赏诚多美，于兹乃忘倦。 鸣笳临乐馆，眺听欢芳节。 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 彩凤肃来仪，玄鹤纷成列。 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 芳辰追逸趣，禁苑信多奇。 桥形通汉上，峰势接云危。 烟霞交隐映，花鸟自参差。 何如肆辙迹，万里赏瑶池。 飞盖去芳园，兰桡游翠渚。 萍间日彩乱，荷处香风举。 桂楫满中川，弦歌振长屿。 岂必汾河曲，方为欢宴所。 落日双阙昏，回舆九重暮。 长烟散初碧，皎月澄轻素。 搴幌玩琴书，开轩引云雾。 斜汉耿层阁，清风摇玉树。 欢乐难再逢，芳辰良可惜。 玉酒泛云罍，兰殽陈绮席。 千钟合尧禹，百兽谐金石。 得志重寸阴，忘怀轻尺璧。 建章欢赏夕，二八尽妖妍。 罗绮昭阳殿，芬芳玳瑁筵。 佩移星正动，扇掩月初圆。 无劳上悬圃，即此对神仙。 以兹游观极，悠然独长想。 披卷览前踪，抚躬寻既往。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 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 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 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 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 望雪 冻云宵遍岭，素雪晓凝华。 入牖千重碎，迎风一半斜。 不妆空散粉，无树独飘花。 萦空惭夕照，破彩谢晨霞。 咏桃 禁苑春晖丽，花蹊绮树妆。 缀条深浅色，点露参差光。 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 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 月晦 晦魄移中律，凝暄起丽城。 罩云朝盖上，穿露晓珠呈。 笑树花分色，啼枝鸟合声。 披襟欢眺望，极目畅春情。 赋得临池柳 岸曲丝阴聚，波移带影疏。 还将眉里翠，来就镜中舒。 赐房玄龄 太液仙舟迥，西园引上才。 未晓征车度，鸡鸣关早开。 出猎 楚王云梦泽，汉帝长杨宫。 岂若因农暇，阅武出轘嵩。 三驱陈锐卒，七萃列材雄。 寒野霜氛白，平原烧火红。 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 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 长烟晦落景，灌木振严风。 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 望终南山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 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 叠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 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 赋得临池竹 贞条障曲砌，翠叶贯寒霜。 拂牖分龙影，临池待凤翔。 除夜 岁阴穷暮纪，献节启新芳。 冬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 冰消出镜水，梅散入风香。 临洛水 春搜驰骏骨，总辔俯长河。 霞处流萦锦，风前漾卷罗。 水花翻照树，堤兰倒插波。 岂必汾阴曲，秋云发棹歌。 春日望梅 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 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 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 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 照岸花分彩，迷云雁断行。 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 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 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 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 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 赋得残菊 阶兰凝曙霜，岸菊照晨光。 露浓曦晚笑，风劲浅残香。 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 还持今岁色，复结后年芳。 还陕述怀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 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 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 琵琶 半月无双影，全花有四时。 摧藏千里态，掩抑几重悲。 促节萦红袖，清音满翠帷。 驶弹风响急，缓曲钏声迟。 空馀关陇恨，因此代相思。 仪鸾殿早秋 寒惊蓟门叶，秋发小山枝。 松阴背日转，竹影避风移。 提壶菊花岸，高兴芙蓉池。 欲知凉气早，巢空燕不窥。 唐太宗诗集(2) 釆芙蓉 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 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 游莺无定曲，惊凫有乱行。 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 栖乌还密树，泛流归建章。 登三台言志 未央初壮汉，阿房昔侈秦。 在危犹骋丽，居奢遂役人。 岂如家四海，日宇罄朝伦。 扇天裁户旧，砌地翦基新。 引月擎宵桂，飘云逼曙鳞。 露除光炫玉，霜阙映雕银。 舞接花梁燕，歌迎鸟路尘。 镜池波太液，庄苑丽宜春。 作异甘泉日，停非路寝辰。 念劳惭逸己，居旷返劳神。 所欣成大厦，宏材伫渭滨。 经破薜举战地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 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 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 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 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 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咏水山 近谷交萦蕊，遥峰对出莲。 径细无全磴，松小未含烟。 咏弓 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 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 春日玄武门宴群臣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 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 紫庭文佩满，丹墀衮绂连。 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琼筵。 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 清尊浮绿醑，雅曲韵朱弦。 粤余君万国，还惭抚八埏。 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 度秋 夏律昨留灰，秋箭今移晷。 峨嵋岫初出，洞庭波渐起。 桂白发幽岩，菊黄开灞涘。 运流方可叹，含毫属微理。 冬日临昆明池 石鲸分玉溜，劫烬隐平沙。 柳影冰无叶，梅心冻有花。 寒野凝朝雾，霜天散夕霞。 欢情犹未极，落景遽西斜。 咏烛二首 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 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 九龙蟠焰动，四照逐花生。 即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 远山澄碧雾 残云收翠岭，夕雾结长空。 带岫凝全碧，障霞隐半红。 仿佛分初月，飘飖度晓风。 还因三里处，冠盖远相通。 重幸武功 代马依朔吹，惊禽愁昔丛。 况兹承眷德，怀旧感深衷。 积善忻馀庆，畅武悦成功。 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 白水巡前迹，丹陵幸旧宫。 列筵欢故老，高宴聚新丰。 驻跸抚田畯，回舆访牧童。 瑞气萦丹阙，祥烟散碧空。 孤屿含霜白，遥山带日红。 于焉欢击筑，聊以咏南风。 赋帘 参差垂玉阙，舒卷映兰宫。 珠光摇素月，竹影乱清风。 彩散银钩上，文斜桂户中。 惟当杂罗绮，相与媚房栊。 辽城望月 玄兔月初明，澄辉照辽碣。 映云光暂隐，隔树花如缀。 魄满桂枝圆，轮亏镜彩缺。 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 驻跸俯九都，停观妖氛灭。 咏饮马 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 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 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 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 过旧宅二首 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 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金舆巡白水，玉辇驻新丰。 纽落藤披架，花残菊破丛。 叶铺荒草蔓，流竭半池空。 纫佩兰凋径，舒圭叶翦桐。 昔地一蕃内，今宅九围中。 架海波澄镜，韬戈器反农。 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 道春 寒随穷律变，春逐鸟声开。 初风飘带柳，晚雪间花梅。 碧林青旧竹，绿沼翠新苔。 芝田初雁去，绮树巧莺来。 赋得花庭雾 兰气已熏宫，新蕊半妆丛。 色含轻重雾，香引去来风。 拂树浓舒碧，萦花薄蔽红。 还当杂行雨，仿佛隐遥空。 山阁晚秋 山亭秋色满，岩牖凉风度。 疏兰尚染烟，残菊犹承露。 古石衣新苔，新巢封古树。 历览情无极，咫尺轮光暮。 赋得早雁出云鸣 初秋玉露清，早雁出空鸣。 隔云时乱影，因风乍含声。 正日临朝 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 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 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 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 赫奕俨冠盖，纷纶盛服章。 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 组练辉霞色，霜戟耀朝光。 晨宵怀至理，终愧抚遐荒。 咏兴国寺佛殿前幡 拂霞疑电落，腾虚状写虹。 屈伸烟雾里，低举白云中。 纷披乍依迥，掣曳或随风。 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 秋日即目 爽气浮丹阙，秋光澹紫宫。 衣碎荷疏影，花明菊点丛。 袍轻低草露，盖侧舞松风。 散岫飘云叶，迷路飞烟鸿。 砌冷兰凋佩，闺寒树陨桐。 别鹤栖琴里，离猿啼峡中。 落野飞星箭，弦虚半月弓。 芳菲夕雾起，暮色满房栊。 冬狩 烈烈寒风起，惨惨飞云浮。 霜浓凝广隰，冰厚结清流。 金鞍移上苑，玉勒骋平畴。 旌旗四望合，罝罗一面求。 楚踣争兕殪，秦亡角鹿愁。 兽忙投密树，鸿惊起砾洲。 骑敛原尘静，戈回岭日收。 心非洛汭逸，意在渭滨游。 禽荒非所乐，抚辔更招忧。 春池柳 年柳变池台，隋堤曲直回。 逐浪丝阴去，迎风带影来。 疏黄一鸟弄，半翠几眉开。 萦雪临春岸，参差间早梅。 咏乌代陈师道 凌晨丽城去，薄暮上林栖。 辞枝枝暂起，停树树还低。 向日终难托，迎风讵肯迷。 只待纤纤手，曲里作宵啼。 秋暮言志 朝光浮烧野，霜华净碧空。 结浪冰初镜，在径菊方丛。 约岭烟深翠，分旗霞散红。 抽思滋泉侧，飞想傅岩中。 已获千箱庆，何以继熏风。 秋日斅庾信体 岭衔宵月桂，珠穿晓露丛。 蝉啼觉树冷，萤火不温风。 花生圆菊蕊，荷尽戏鱼通。 晨浦鸣飞雁，夕渚集栖鸿。 飒飒高天吹，氛澄下炽空。 赋得李 玉衡流桂圃，成蹊正可寻。 莺啼密叶外，蝶戏脆花心。 丽景光朝彩，轻霞散夕阴。 暂顾晖章侧，还眺灵山林。 执契静三边 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 玉彩辉关烛，金华流日镜。 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 皎佩星连景，飘衣云结庆。 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 烟波澄旧碧，尘火息前红。 霜野韬莲剑，关城罢月弓。 钱缀榆天合，新城柳塞空。 花销葱岭雪，縠尽流沙雾。 秋驾转兢怀，春冰弥轸虑。 书绝龙庭羽，烽休凤穴戍。 衣宵寝二难，食旰餐三惧。 翦暴兴先废，除凶存昔亡。 圆盖归天壤，方舆入地荒。 孔海池京邑，双河沼帝乡。 循躬思励己，抚俗愧时康。 元首伫盐梅，股肱惟辅弼。 羽贤崆岭四，翼圣襄城七。 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 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 唐太宗诗集(3) 入潼关 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 霜峰直临道，冰河曲绕城。 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 冠盖往来合，风尘朝夕惊。 高谈先马度，伪晓预鸡鸣。 弃繻怀远志，封泥负壮情。 别有真人气，安知名不名。 两仪殿赋柏梁体 绝域降附天下平，八表无事悦圣情。 云披雾敛天地明。 登封日观禅云亭，太常具礼方告成。 句 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 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 近日毛虽暖，闻弦心已惊。 于北平作 翠野驻戎轩，卢龙转征旆。 遥山丽如绮，长流萦似带。 海气百重楼，岩松千丈盖。 兹焉可游赏，何必襄城外。 初春登楼即目观作述怀 凭轩俯兰阁，眺瞩散灵襟。 绮峰含翠雾，照日蕊红林。 镂丹霞锦岫，残素雪斑岑。 拂浪堤垂柳，娇花鸟续吟。 连甍岂一拱，众干如千寻。 明非独材力，终藉栋梁深。 弥怀矜乐志，更惧戒盈心。 愧制劳居逸，方规十产金。 宴中山 驱马出辽阳，万里转旗常。 对敌六奇举，临戎八阵张。 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 昔去兰萦翠，今来桂染芳。 云芝浮碎叶，冰镜上朝光。 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 秋日翠微宫 秋日凝翠岭，凉吹肃离宫。 荷疏一盖缺，树冷半帷空。 侧阵移鸿影，圆花钉菊丛。 摅怀俗尘外，高眺白云中。 辽东山夜临秋 烟生遥岸隐，月落半崖阴。 连山惊鸟乱，隔岫断猿吟。 赋得含峰云 翠楼含晓雾，莲峰带晚云。 玉叶依岩聚，金枝触石分。 横天结阵影，逐吹起罗文。 非复阳台下，空将惑楚君。 赋得弱柳鸣秋蝉 散影玉阶柳，含翠隐鸣蝉。 微形藏叶里，乱响出风前。 望送魏微葬 阊阖总金鞍，上林移玉辇。 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饯。 惨日映峰沉，愁云随盖转。 哀笳时断续，悲旌乍舒卷。 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 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 幸武功庆善宫 寿丘惟旧迹，酆邑乃前基。 粤予承累圣，悬弧亦在兹。 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 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 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 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枇。 端扆朝四岳，无为任百司。 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 芸黄遍原隰，禾颖积京畿。 共乐还乡宴，欢比大风诗。 置酒坐飞机阁 高轩临碧渚，飞檐迥架空。 馀花攒镂槛，残柳散雕栊。 岸菊初含蕊，园梨始带红。 莫虑昆山暗，还共尽杯中。 赋得白日半西山 红轮不暂驻，乌飞岂复停。 岑霞渐渐落，溪阴寸寸生。 藿叶随光转，葵心逐照倾。 晚烟含树色，栖鸟杂流声。 赋得夏首启节 北阙三春晚，南荣九夏初。 黄莺弄渐变，翠林花落馀。 瀑流还响谷，猿啼自应虚。 早荷向心卷，长杨就影舒。 此时欢不极，调轸坐相於。 咏司马彪续汉志 二仪初创象，三才乃分位。 非惟树司牧，固亦垂文字。 绵代更膺期，芳图无辍记。 炎汉承君道，英谟纂神器。 潜龙既可跃，逵兔奚难致。 前史殚妙词，后昆沉雅思。 书言扬盛迹，补阙兴洪志。 川谷犹旧途，郡国开新意。 梅山未觉朽，谷水谁云异。 车服随名表，文物因时置。 凤戟翼康衢，銮舆总柔辔。 清浊必能澄，洪纤幸无弃。 观仪不失序，遵礼方由事。 政宣竹律和，时平玉条备。 文囿雕奇彩，艺门蕴深致。 云飞星共流，风扬月兼至。 类禋遵令典，坛壝资良地。 五胜竟无违，百司诚有庇。 粤予承暇景，谈丛引泉秘。 讨论穷义府，看核披经笥。 大辨良难仰，小学终先匮。 闻道谅知荣，含毫孰忘愧。 谒并州大兴国寺诗 回銮游福地，极目玩芳晨。 梵钟交二响，法日转双轮。 宝刹遥承露，天花近足春。 未佩兰犹小，无丝柳尚新。 圆光低月殿，碎影乱风筠。 对此留馀想，超然离俗尘。 赐魏微诗 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瓒。 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秋日二首 菊散金风起，荷疏玉露圆。 将秋数行雁，离夏几林蝉。 云凝愁半岭，霞碎缬高天。 还似成都望，直见峨眉前。 爽气澄兰沼，秋风动桂林。 露凝千片玉，菊散一丛金。 日岫高低影，云空点缀阴。 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娱心。 喜雪 碧昏朝合雾，丹卷暝韬霞。 结叶繁云色，凝琼遍雪华。 光楼皎若粉，映幕集疑沙。 泛柳飞飞絮，妆梅片片花。 照璧台圆月，飘珠箔穿露。 瑶洁短长阶，玉丛高下树。 映桐珪累白，萦峰莲抱素。 断续气将沉，徘徊岁云暮。 怀珍愧隐德，表瑞伫丰年。 蕊间飞禁苑，鹤处舞伊川。 傥咏幽兰曲，同欢黄竹篇。 初秋夜坐 斜廊连绮阁，初月照宵帏。 塞冷鸿飞疾，园秋蝉噪迟。 露结林疏叶，寒轻菊吐滋。 愁心逢此节，长叹独含悲。 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 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 参差丽双阙，照耀满重闱。 仙驭随轮转，灵乌带影飞。 临波无定彩，入隙有圆晖。 还当葵藿志，倾叶自相依。 饯中书待郎来济 暧暧去尘昏灞岸，飞飞轻盖指河梁。 云峰衣结千重叶，雪岫花开几树妆。 深悲黄鹤孤舟远，独叹青山别路长。 聊将分袂沾巾泪，还用持添离席觞。 两仪殿赋梁体 绝域降附天下平，——李世民 八表无事悦圣情。——淮安王 云披雾敛天地明，——长孙无忌 登封日观禅云亭，——房玄龄 太常具礼方告成。——萧瑀 探得李 盘根直盈渚，交干横倚天。 舒华光四海，卷叶荫三川。 伤辽东战亡 凿门初奉律，仗战始临戎。 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 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 防身岂乏智，殉命有馀忠。 三层阁上署音声 绮筵移暮景，紫阁引宵烟。 隔栋歌尘合，分阶舞影连。 声流三处管，响乱一重弦。 不似秦楼上，吹箫空学仙。 赋得浮 岸曲非千里，桥斜异七星。 暂低逢辇度，还高值浪惊。 水摇文鹢动，缆转锦花萦。 远近随轮影，轻重应人行。 赋尚书 崇文时驻步，东观还停辇。 辍膳玩三坟，晖灯披五典。 寒心睹肉林，飞魄看沉湎。 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 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既承百王末，战兢随岁转。 冬宵各为四韵 雕宫静龙漏，绮阁宴公侯。 珠帘烛焰动，绣柱月光浮。 云起将歌发，风停与管遒。 琐除任多士，端扆竟何忧。 天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 四时运灰琯，一夕变冬春。 送寒余雪尽，迎岁早梅新。 春日登陕州城楼俯眺原野回丹碧缀烟霞密翠斑…聊以命篇 碧原开雾隰，绮岭峻霞城。 烟峰高下翠，日浪浅深明。 斑红妆蕊树，圆青压溜荆。 迹岩劳傅想，窥野访莘情。 巨川何以济，舟楫伫时英。 唐玄宗诗集 端午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 盐梅已佐鼎，曲糵且传觞。 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积长。 当轩知槿茂，向水觉芦香。 亿兆同归寿，群公共保昌。 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 好时光.宝髻偏宜宫祥 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 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 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 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平时 杂虏忽猖狂，无何敢乱常。 羽书朝继入，烽火夜相望。 将出凶门勇，兵因死地强。 蒙轮皆突骑，按剑尽鹰扬。 鼓角雄山野，龙蛇入战场。 流膏润沙漠，溅血染锋铓。 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 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 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温汤对雪 北风吹同云，同云飞白雪。 白雪乍回散，同云何惨烈。 未见温泉冰，宁知火井灭。 表瑞良在兹，庶几可怡悦。 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 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 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 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 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 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 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 幸蜀西至剑门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 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 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 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 傀儡吟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题梅妃画真 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 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 望春台 暇景属三春，高台聊四望。 目极千里际，山川一何壮。 太华见重岩，终南分叠嶂。 郊原纷绮错，参差多异状。 佳气满通沟，迟步入绮楼。 初莺一一鸣红树，归雁双双去绿洲。 太液池中下黄鹤，昆明水上映牵牛。 闻道汉家全盛日，别馆离宫趣非一。 甘泉逶迤亘明光，五柞连延接未央。 周庐徼道纵横转，飞阁回轩左右长。 须念作劳居者逸，勿言我后焉能恤。 为想雄豪壮柏梁，何如俭陋卑茅室。 阳乌黯黯向山沉，夕鸟喧喧入上林。 薄暮赏馀回步辇，还念中人罢百金。 送胡真师还真西山 仙客厌人间，孤云比性闲。 话离情未已，烟水万重山。 过晋阳宫 缅想封唐处，实惟建国初。 俯察伊晋野，仰观乃参虚。 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馀。 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 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 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 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 岂徒劳辙迹，所期训戎车。 习俗问黎人，亲巡慰里闾。 永言念成功，颂德临康衢。 长怀经纶日，叹息履庭隅。 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 巡省途次上党旧宫赋 三千初击浪，九万欲抟空。 天地犹惊否，阴阳始遇蒙。 存贞期历试，佐贰伫昭融。 多谢时康理，良惭实赖功。 长怀问鼎气，夙负拔山雄。 不学刘琨舞，先歌汉祖风。 英髦既包括，豪杰自牢笼。 人事一朝异，讴歌四海同。 如何昔朱邸，今此作离宫。 雁沼澄澜翠，猿岩落照红。 小山秋桂馥，长坂旧兰丛。 即是淹留处，乘欢乐未穷。 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清跸度河阳，凝笳上太行。 火龙明鸟道，铁骑绕羊肠。 白雾埋阴壑，丹霞助晓光。 涧泉含宿冻，山木带馀霜。 野老茅为屋，樵人薜作裳。 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 凉德惭先哲，徽猷慕昔皇。 不因今展义，何以冒垂堂。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 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杨窣地新。 直为经过行处乐，不知虚度两京春。 去年馀闰今春早，曙色和风着花草。 可怜寒食与清明，光辉并在长安道。 自从关路入秦川，争道何人不戏鞭。 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马上废秋千。 渭水长桥今欲渡，葱葱渐见新丰树。 远看骊岫入云霄，预想汤池起烟雾。 烟雾氛氲水殿开，暂拂香轮归去来。 今岁清明行已晚，明年寒食更相陪。 旋师喜捷 边服胡尘起，长安汉将飞。 龙蛇开阵法，貔虎振军威。 诈虏脑涂地，征夫血染衣。 今朝书奏入，明日凯歌归。 答司马承祯上剑镜 宝照含天地，神剑合阴阳。 日月丽光景，星斗裁文章。 写鉴表容质，佩服为身防。 从兹一赏玩，永德保龄长。 观拔河俗戏 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 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 噪齐山岌嶪，气作水腾波。 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 途次陕州 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 山川入虞虢，风俗限西东。 树古棠阴在，耕馀让畔空。 鸣笳从此去，行见洛阳宫。 送赵法师还蜀因名山奠简 道家奠灵简，自昔仰神仙。 真子今将命，苍生福可传。 江山寻故国，城郭信依然。 二室遥相望，云回洞里天。 赐崔日知往前潞州 潞国开新府，壶关宠旧林。 妙旌循吏德，持悦庶氓心。 礼乐中朝贵，神明列郡钦。 扬风非赠扇，易俗是张琴。 藩镇讴谣满，行宫雨露深。 会书丞相策，先赐颍川金。 过老子庙 仙居怀圣德，灵庙肃神心。 草合人踪断，尘浓鸟迹深。 流沙丹灶没，关路紫烟沉。 独伤千载后，空馀松柏林。 千秋节赐群臣镜 瑞露垂花绶，寒冰澈宝轮。 对兹台上月，聊以庆佳辰。 千秋节赐群臣镜 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 分将赐群后，遇象见清心。 台上冰华澈，窗中月影临。 更衔长绶带，留意感人深。 过大哥山池题壁 澄潭皎镜石崔巍，万壑千岩暗绿苔。 林亭自有幽贞趣，况复秋深爽气来。 幸凤泉汤 西狩观周俗，南山历汉宫。 荐鲜知路近，省敛觉年丰。 阴谷含神爨，汤泉养圣功。 益龄仙井合，愈疾醴源通。 不重鸣岐凤，谁矜陈宝雄。 愿将无限泽，沾沐众心同。 同刘晃喜雨 节变寒初尽，时和气已春。 繁云先合寸，膏雨自依旬。 飒飒飞平野，霏霏静暗尘。 悬知花叶意，朝夕望中新。 唐玄宗诗集(2) 游兴庆宫作 代邸青门右，离宫紫陌陲。 庭如过沛日，水若渡江时。 绮观连鸡岫，朱楼接雁池。 从来敦棣萼，今此茂荆枝。 万叶传馀庆，千年志不移。 凭轩聊属目，轻辇共追随。 务本方崇训，相辉保羽仪。 时康俗易渐，德薄政难施。 鼓吹迎飞盖，弦歌送羽卮。 所希覃率土，孝弟一同规。 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 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 猗欤此推择，声绩着周行。 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 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 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 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 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 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 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 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鶺鴒颂 伊我轩宫，奇树青葱，蔼周庐兮。冒霜停雪， 以茂以悦，恣卷舒兮。连枝同荣，吐绿含英， 曜春初兮。蓐收御节，寒露微结，气清虚兮。 桂宫兰殿，唯所息宴，栖雍渠兮。行摇飞鸣， 急难有情，情有馀兮。顾惟德凉，夙夜兢惶， 惭化疏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实在予兮。 天伦之性，鲁卫分政，亲贤居兮。爰游爰处， 爰笑爰语，巡庭除兮。观此翔禽，以悦我心， 良史书兮。 登蒲州消遥楼 长榆息烽火，高柳静风尘。 卜征巡九洛，展豫出三秦。 昔是潜龙地，今为上理辰。 时平乘道泰，聊赏遇年春。 黄河分地络，飞观接天津。 一览遗芳翰，千载肃如神。 潼关口号 河曲回千里，关门限二京。 所嗟非恃德，设险到天平。 送道士薜季昌还山 洞府修真客，衡阳念旧居。 将成金阙要，愿奉玉清书。 云路三天近，松溪万籁虚。 犹期传秘诀，来往候仙舆。 送李邕之任滑台 汉家重东郡，宛彼白马津。 黎庶既蕃殖，临之劳近臣。 远别初首路，今行方及春。 课成应第一，良牧尔当仁。 千秋节宴 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寿觞。 风传率土庆，日表继天祥。 玉宇开花萼，宫县动会昌。 衣冠白鹭下，帟幕翠云长。 献遗成新俗，朝仪入旧章。 月衔花绶镜，露缀彩丝囊。 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 深思一德事，小获万人康。 早度蒲津关 钟鼓严更曙，山河野望通。 鸣銮下蒲坂，飞旆入秦中。 地险关逾壮，天平镇尚雄。 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 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 所希常道泰，非复候繻同。 野次喜雪 拂曙辟行宫，寒皋野望通。 每云低远岫，飞雪舞长空。 赋象恒依物，萦回屡逐风。 为知勤恤意，先此示年丰。 校猎义成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 弧矢威天下，旌旗游近县。 一面施鸟罗，三驱教人战。 暮云成积雪，晓色开行殿。 皓然原隰同，不觉林野变。 北风勇士马，东日华组练。 触地银獐出，连山缟鹿见。 月兔落高矰，星狼下急箭。 既欣盈尺兆，复忆磻溪便。 岁丰将遇贤，俱荷皇天眷。 过王濬墓 吴国分牛斗，晋室命龙骧。 受任敌已灭，策勋名不彰。 居美未尽善，矜功徒自伤。 长戟今何在，孤坟此路傍。 不观松柏茂，空馀荆棘场。 叹嗟悬剑陇，谁识梦刀祥。 饯王晙巡边 振武威荒服，扬文肃远墟。 金坛申将礼，玉节授军符。 免胄三方外，衔刀万里馀。 昔时吴会静，今日虏庭虚。 分阃仍推毂，援桴且训车。 风扬旌旆远，雨洗甲兵初。 坐见台阶谧，行闻袄祲除。 檄来虽插羽，箭去亦飞书。 舟楫功须着，盐梅望匪疏。 不应陈七德，欲使化先敷。 句 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 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 棠棣花重发，鴒原鸟再飞。 德比代云布，心如晋水清。 同二相己下群官乐游园宴 撰日岩廊暇，需云宴乐初。 万方朝玉帛，千品会簪裾。 地入南山近，城分北斗馀。 池塘垂柳密，原隰野花疏。 帟幕看逾暗，歌钟听自虚。 兴阑归骑转，还奏弼违书。 野次喜雪 拂曙辟行宫，寒皋野望通。 繁云低远岫，飞雪舞长空。 赋象恒依物，萦回屡逐风。 为知勤恤意，先此示年丰。 经河上公庙 昔闻有耆叟，河上独遗荣。 迹与尘嚣隔，心将道德并。 讵以天地累，宁为宠辱惊。 矫然翔寥廓，如何屈坚贞。 玄玄妙门启，肃肃祠宇清。 冥漠无先后，那能纪姓名。 送张说巡边 端拱复垂裳，长怀御远方。 股肱申教义，戈剑靖要荒。 命将绥边服，雄图出庙堂。 三台入武帐，八座起文昌。 宝胄匡韩主，华宗辅汉王。 茂先惭博物，平子谢文章。 尽节恢时佐，输诚御寇场。 三军临朔野，驷马即戎行。 鼓吹威夷狄，旌轩溢洛阳。 云台先着美，今日更贻芳。 喜雪 日观卜先征，时巡顺物情。 风行未备礼，云密遽飘霙。 委树寒花发，萦空落絮轻。 朝如玉已会，庭似月犹明。 既睹肤先合，还欣尺有盈。 登封何以报，因此谢功成。 送忠州太守康昭远等 端拱临中枢，缅怀共予理。 不有台阁英，孰振循良美。 分符侯甸内，拜手明庭里。 誓节期饮冰，调人方导水。 嘉声驰九牧，惠化光千祀。 时雨侔昔贤，芳猷贯前史。 伫尔颂中和，吾将令卿士。 为赵法师别精院过院赋诗 宗师心物外，为道运虚舟。 不恋岩泉赏，来从宫禁游。 探玄知几岁，习静更宜秋。 烟树辨朝色，风湍闻夜流。 坐朝繁听览，寻胜在清幽。 欲广无为化，因兹庶可求。 续薛令之题壁 啄木觜距长，凤凰羽毛短。 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 王屋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 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 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 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 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 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 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 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 乾道运无穷，恒将人代工。 阴阳调历象，礼乐报玄穹。 介胄清荒外，衣冠佐域中。 言谈延国辅，词赋引文雄。 野霁伊川绿，郊明巩树红。 冕旒多暇景，诗酒会春风。 唐玄宗诗集(3) 春中兴庆宫酺宴 九达长安道，三阳别馆春。 还将听朝暇，回作豫游晨。 不战要荒服，无刑礼乐新。 合酺覃土宇，欢宴接群臣。 玉斝飞千日，琼筵荐八珍。 舞衣云曳影，歌扇月开轮。 伐鼓鱼龙杂，撞钟角抵陈。 曲终酣兴晚，须有醉归人。 首夏花萼楼观群臣宴，宁王山亭回楼 今年通闰月，入夏展春辉。 楼下风光晚，城隅宴赏归。 九歌扬政要，六舞散朝衣。 天喜时相合，人和事不违。 礼中推意厚，乐处感心微。 别赏阳台乐，前旬暮雨飞。 过大哥宅探得歌字韵 鲁卫情先重，亲贤爱转多。 冕旒丰暇日，乘景暂经过。 戚里申高宴，平台奏雅歌。 复寻为善乐，方验保山河。 南出雀鼠谷答张说 雷出应乾象，风行顺国人。 川途犹在晋，车马渐归秦。 背陕关山险，横汾鼓吹频。 草依阳谷变，花待北岩春。 闻有鹓鸾客，清词雅调新。 求音思欲报，心迹竟难陈。 赐道士邓紫阳 太乙三门诀，元君六甲符。 下传金版术，上刻玉清书。 有美探真士，囊中得秘书。 自知三醮后，翊我灭残胡。 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 赤帝收三杰，黄轩举二臣。 由来丞相重，分掌国之钧。 我有握中璧，双飞席上珍。 子房推道要，仲子讶风神。 复辍台衡老，将为调护人。 鹓鸾同拜日，车骑拥行尘。 乐聚南宫宴，觞连北斗醇。 俾予成百揆，垂拱问彝伦。 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之所，缅思功业， 有隋政昏虐，群雄已交争。 先圣按剑起，叱咤风云生。 饮马河洛竭，作气嵩华惊。 克敌睿图就，擒俘帝道亨。 顾惭嗣宝历，恭承天下平。 幸过翦鲸地，感慕神且英。 春日出苑游瞩（太子时作） 三阳丽景早芳辰，四序佳园物候新。 梅花百树障去路，垂柳千条暗回津。 鸟飞直为惊风叶，鱼没都由怯岸人。 惟愿圣主南山寿，何愁不赏万年春。 轩游宫十五夜 行迈离秦国，巡方赴洛师。 路逢三五夜，春色暗中期。 关外长河转，宫中淑气迟。 歌钟对明月，不减旧游时。 送玄同真人李抱朴谒灊山仙祠 城阙天中近，蓬瀛海上遥。 归期千载鹤，春至一来朝。 采药逢三秀，餐霞卧九霄。 参同如有旨，金鼎待君烧。 途经华岳 饬驾去京邑，鸣鸾指洛川。 循途经太华，回跸暂周旋。 翠崿留斜影，悬岩冒夕烟。 四方皆石壁，五位配金天。 仿佛看高掌，依稀听子先。 终当铭岁月，从此记灵仙。 惟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言其志 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 阴崖含秀色，温谷吐潺湲。 绩为蠲邪着，功因养正宣。 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 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 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 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 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 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 节变云初夏，时移气尚春。 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 同玉真公主过大哥山池 地有招贤处，人传乐善名。 鹜池临九达，龙岫对层城。 桂月先秋冷，苹风向晚清。 凤楼遥可见，仿佛玉箫声 番外篇诗词篇 点锋唇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畲田词五首（其三） 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乱入云。 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畲田词五首（其四）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 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酒泉子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路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江南春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满汀洲人未归。 苏幕遮情旧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敖秋思 塞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御街行秋日怀旧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天仙子 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4空记省。沙上并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 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4。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终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蜀道后期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登鹳鹊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终南望余雪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长干行（二首）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 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越女 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 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 江南曲 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 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轻舟。 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番外篇诗词篇(2) 玉春楼 东城渐觉风光好，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玉蝴蝶 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轻、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难忘。文期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音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听筝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马诗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玉台体 昨夜裙带解，今朝子飞。 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南曲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新嫁娘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何满子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哥舒歌 北头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悯农（二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富贵曲 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 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 田上 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 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 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番外篇诗词篇(4) 念奴娇中秋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永遇乐 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木兰令次欧公西湖韵 霜馀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贺新郞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题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 宫中词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近试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金谷园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寄令狐郎中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隋宫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瑶池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马嵬坡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官仓鼠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 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 菊花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己亥岁感事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已凉 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 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 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寄人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番外篇诗词篇(3) 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浣溪沙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如梦令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酬郭给事 洞门高阁霭余晖，桃李阴阴柳絮飞。 禁里疏钟官舍晚，省中啼鸟吏人稀。 晨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 强欲从君无那老，将因卧病解朝衣。 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 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 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怀。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 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断，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咏怀古迹（五首）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五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江州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 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 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 寄身且喜沧洲近，顾影无如白发何。 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 长沙过贾谊宅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赠阙下裴舍人 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 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 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常悬捧日心。 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 同题仙游观 仙台初见五城楼，风物凄凄宿雨收。 山色遥连秦树晚，砧声近报汉宫秋。 疏松影落空坛静，细草香生小洞幽。 何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丘。 寄李儋元锡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春思 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 家住层城邻汉苑，心随明月到胡天。 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 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返旆勒燕然。 番外篇赋 上林赋 汉·司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期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狭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戾。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濦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东注太湖，衍溢陂池。于是乎鲛龙赤螭，??渐离，鰅鰫鳍鮀，禺禺魼鳎，揵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讙声，万物众伙。明月珠子，的砾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汗，藂积乎其中。鸿鹔鹄鸨，鴐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庸渠，箴疵?卢，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于是乎崇山矗矗，巃嵷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嵳，九嵕嶻嶭。南山峨峨，岩陁甗崎，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閕。阜陵别岛，崴磈葨廆，丘虚堀礨，隐辚郁垒，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揜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蘪芜，杂以留夷。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槀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持若荪，鲜支黄砾，蒋苎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离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菲菲，众香发越，肸蚃布写，晻薆咇茀。 “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旄貘嫠，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六庵注。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纚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窔洞房，頫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扦于楯轩，青龙蚴蟉于东箱，象舆婉僤于西清，灵圄燕于闲馆，偓佺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盘石振崖，嵚岩倚倾。嵯峨磼礏，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琘玉旁唐，玢豳文鳞，赤瑕驳荦，杂臿其间，晁采琬琰，和氏出焉。 “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沓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崒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楙，攒立丛倚，连卷欐佹，崔错癹骫，坑衡閜砢，垂条扶疏，落英幡纚，，纷溶箾蔘，猗狔从风，藰莅卉歙，盖象金石之声，管龠之音。偨池茈虒，旋还乎后宫，杂袭絫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于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飞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蟜枝格，偃蹇杪颠。隃绝梁，腾殊榛，捷垂条，掉希间，牢落陆离，烂漫远迁。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河江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壄羊，蒙鹖苏，绔白虎，被班文，跨壄马，凌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虾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于是乘舆弭节徘徊，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然后侵淫促节，儵夐远去，流离轻禽，蹴履狡兽。轊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蕃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遽。择肉而后发，先中而命处，弦矢分，艺殪仆。然后扬节而上浮，凌惊风，历骇猋，乘虚无，与神俱。躏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鵔鸃，拂翳鸟，捎凤凰，捷鹓鶵，揜焦明。道尽途殚，回车而还。消遥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晻乎反乡。蹷石阙，历封峦，过鳷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鹢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均猎者之所得获，徒车之所轥轹，步骑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与其穷极倦谻，惊惮詟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他他籍籍，填坑满谷，掩平弥泽。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枪闛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饰，便嬛绰约，柔桡嫚嫚，妩媚孅弱。曳独茧之褕绁，眇阎易以恤削，便姗嫳屑，与俗殊服，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皪；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馀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 “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芔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番外篇诗经篇 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 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 文王孙子，本支百世。 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假哉天命，有商孙子。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肤敏，裸将于京。 厥作裸将，常服黼冔。 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 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 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大明 明明在下， 赫赫在上。 天难忱斯， 不易维王。 天位殷适， 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 自彼殷商。 来嫁于周， 曰嫔于京。 乃及王季， 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 生此文王。 维此文王， 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 聿怀多福， 厥德不回， 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 有命既集。 文王初载， 天作之合。 在洽之阳， 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 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 伣天之妹。 文定厥祥， 亲迎于渭。 造舟为梁， 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 缵女维莘， 长子维行， 笃生武王。 保右命尔， 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 其会如林。 矢于牧野： “维予侯兴， 上帝临女， 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 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 会朝清明！ 绵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古公亶父， 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月左无右）（月左无右），堇荼如饴。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 廼疆廼理，廼宣廼亩。 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 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 乃立应门，应门将将。 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 柞掝拔矣，行道兑矣。 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棫朴 芃芃棫朴，薪之槱之。 济济辟王，左右趣之。 济济辟王，左右奉璋。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淠彼泾舟，烝徒楫之。 周王于迈，六师及之。 倬彼云汉，为章于天。 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济济。 岂弟君子，干禄岂弟。 瑟彼玉瓒，黄流在中。 岂弟君子，福禄攸降。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载，骍牡既备。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 岂弟君子，神所劳矣， 莫莫葛藟，施于条枚。 岂弟君子，求福不回。 思齐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 思媚周姜，京室之妇。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时怨， 神罔时恫。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宫，肃肃在庙。 不显亦临，无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不闻亦式，不谏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古之人无数，誉髦斯士。 番外篇诗经第(2) 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 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到哪里去采白蒿？在那沼泽和沙洲。 白蒿采来做什么？公侯拿去祭祖先。 到哪里去采白蒿？在那深深山涧中。 白蒿采来做什么？公侯用来祭宗庙。 首饰佩戴真华丽，从早到晚去祭祀。 首饰佩戴真华丽，祭祀结束回家去。 涧中。 白蒿采来做什么？公侯用来祭宗庙。 首饰佩戴真华丽，从早到晚去祭祀。 首饰佩戴真华丽，祭祀结束回家去。 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 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 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 我心则夷。 草虫喓喓在鸣叫，蚱蜢四处在跳跃。 久未见到心上人，心神不安忧愁多。 已经见到心上人，终于相聚在此时， 心里安宁不忧愁。 登上高高南山坡，采摘鲜嫩的蕨菜。 久未见到心上人，心中忧愁真难熬。 已经见到心上人，终于相聚在此时， 心里喜悦乐悠悠。 登上高高南山坡，采摘青青的薇菜。 久未见到心上人，心中悲伤难言说。 已经见到心上人，终于相聚在此时， 心里平静又欣慰。 采 于以采苹？南涧之滨。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 于以湘之？维锜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哪儿可以去采苹？就在南面水沟边。 哪儿可以去采藻？就在沟中积水间。 放东西可用什么？有那方筐和圆篓。 煮食物可用什么？有那有脚无脚锅。 祭品放置在哪里？祠堂那边窗户下。 今儿谁是主祭人？恭敬虔诚之少女。 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 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 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 召伯所说。 棠梨真茂盛，不要修剪莫砍伐， 召伯曾经住树下。 棠梨真茂盛，不要修剪莫损毁， 召伯曾经息树下。 棠梨真茂盛，不要修剪莫拔掉， 召伯曾经歇树下。 行露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路上露水湿漉漉，难道不想早赶路？ 只怕路上露水多。 谁说鸟雀没有嘴，怎么啄穿我的屋？ 谁说你还没成家，怎么让我吃官司？ 虽然让我吃官司，成家理由不充足。 谁说老鼠没有牙，怎么让我墙穿洞？ 谁说你还没成家，怎么让我上公堂？ 虽然让我上公堂，我也决不嫁给你。 羔羊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总。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皮袄蓬松松，白色丝带来缝绕。 退出公府吃饭去，摇摇摆摆好自得。 羔羊皮袄毛绒绒，白色丝带来缝绕。 扬扬自得出公府，吃饱喝足回家去。 羔羊皮袄热烘烘，白色丝带来缝绕。 扬扬自得出公府，吃饱喝足回家去。 殷其靁 殷其靁，在南山之阳。 何斯违斯，莫敢或遑。 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侧。 何斯违斯？莫敢遑息。 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 何斯违斯？莫或遑处。 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听那隆隆的雷声，在南山的南面响起。 为何这时离开家？忙得不敢有空闲。 勤奋有为的君子，归来吧，归来吧！ 听那隆隆的雷声，在南山的边上响起。 为何这时离开家？不敢稍停实在 勤奋有为的君子，归来吧，归来吧！ 听那隆隆的雷声，在南山的脚下响起。 为何这时离开家？不敢稍微停一停。 勤奋有为的君子，归来吧，归来吧！ 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梅子纷纷落在地，树上还剩下七成。 追求我的小伙子，趁着吉日快快来。 梅子纷纷落在地，树上只剩下三成。 追求我的小伙子，趁着现在将婚定。 梅子纷纷落在地，提着竹筐来拾取。 追求我的小伙子，就等你说上一句。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 肃肃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 肃肃宵征，抱衾与裯。 寔命不犹。 微光闪闪小星星，三三五五在东方。 匆匆忙忙连夜赶，早晚奔波为官家， 只因命运不相同。 微光闪闪小星星，还有参星和昴星。 微光闪闪小星星，还有参星和昴星。 匆匆忙忙连夜赶，抱着被子和床帐， 只因命运不如你。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归。 不我以。 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 不我与。 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 不我过。 不我过，其啸也歌。 大江自有分流水，新人已经嫁过来， 不需要我使人愁。 今日虽不需要我，将来懊悔来不及。 大江自有小小洲，新人已经嫁过来， 不再同住使人愁。 不再同住使人愁，将来忧伤定不已。 大江自有小支流，新人已经嫁过来， 不来找我使人愁。 不来找我使人愁，将来号哭无益处。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山野有只死獐子，白茅紧紧把它包。 少女春心刚萌动，英俊猎手来引诱。 树林里面有小树，山野里有死野鹿。 白茅紧紧把它捆，少女貌美如美玉。 何彼秾矣 何彼秾矣。 唐棣之华。 曷不肃雝？ 王姬之车。 何彼秾矣？ 华如桃李。 平王之孙， 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 维丝伊缗。 齐侯之子， 平王之孙。 怎么那样秾艳繁茂？ 如同唐棣花般娇艳。 为何喧闹不严肃和谐？ 王姬出嫁真壮观。 怎么那样秾艳繁茂？ 如同桃花李花般娇艳。 平王之孙容貌够姣好， 齐侯之子风度也翩翩。 什么东西钓鱼最合适？ 丝绳麻绳用作钓鱼绳。 齐侯之子风度也翩翩， 平王之孙容貌够姣好。 番外篇诗经篇(3) 简兮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 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硕人俣俣，公庭万舞。 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左手执龠，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山有榛，隰有苓。 云谁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鼓声咚咚震天响，舞师将表演万舞。 日头高照正中央，舞师正在排前头。 身材高大又魁梧，公庭里面当众舞。 强壮有力如猛虎，手执缰绳赛丝组。 左手握着笛儿吹，右手挥动野鸡尾。 面色通红如土色，国君赐他一杯酒。 榛树长在高山上，草苓长在低湿地。 心里思念是谁人，正是西方那美人。 西方美人真英俊，他是西方来的人。 泉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有怀于卫，靡日不思。 娈彼诸姬，聊与之谋。 出宿于泲，饮饯于祢。 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 载脂载舝，还车言迈。 遄臻于卫，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叹。 思须与漕，我心悠悠。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泉水清清不停流，一直流到淇水中。 思念卫国我故土，没有一天不想念。 同来姬姓好姑娘，姑且与她细商量。 出门曾在泲地住，还在祢地曾饯行。 姑娘出嫁到远方，远离父母和兄弟。 回家问候姑姑们，莫忘我那好大姐。 出门曾在干地住，还在言地曾饯行。 涂上车油上好键，掉转车头行得快。 迫不及待回卫国，回去看看又何妨。 思念卫国的肥泉，不禁长叹心更忧。 思念故乡须和漕，心中愁思剪不断。 驾上大车去出游，聊以宣泄心中愁。 北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 终窭且贫，莫知我艰。 已焉哉！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讁我。 已焉哉！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 已焉哉！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缓步走出城北门，深深忧虑涌心头。 生活贫寒又不顺，没人知道我艰难。 算了算了算了吧！这是上天的安排， 对此我能说什么！ 北风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其喈，雨雪其霏。 惠而好我，携手同归。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狐，莫黑匪乌。 惠而好我，携手同车。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吹来全身凉，漫天雪花纷纷扬。 承蒙恩惠对我好，携手并肩一起走。 走路岂能慢悠悠？事已紧急快快走。 北风喈喈来势猛，纷飞雪花漫天飘。 承蒙相爱对我好，携手并肩一起回。 走路岂能慢悠悠？事已紧急快快走。 天下赤狐尽狡狯，天下乌鸦一般黑。 承蒙恩宠对我好，并肩驾车踏归途。 走路岂能慢悠悠？事已紧急快快走。 新台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 燕婉之求，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台呀新台真辉煌，河水涨满白茫茫。 本想嫁个如意郎君，碰上个丑汉似蛤蟆。 新台呀新台真高呀，河水涨满浪滔滔。 本想嫁个如意郎君，碰上个蛤蟆没好样。 本想布网儿捕大鱼，谁知那蛤蟆硬进网。 本想嫁个如意郎君，碰上个蛤蟆四不像。 番外篇诗经篇(4) 甫田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 我取其陈，食我农人。 自古有年。 今适南亩，或耘或耔。 黍稷薿薿。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 以社以方。 我田既臧，农夫之庆。 琴瑟击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 我取其陈，食我农人。 自古有年。 今适南亩，或耘或耔， 黍稷薿薿，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 以社以方。 我田既臧，农夫之庆。 琴瑟击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 馌彼南亩。 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尝其旨否。 禾易长亩，终善且有。 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 曾孙之庾，如坻如京。 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 黍稷稻粱，农夫之庆。 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大田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 既备乃事。 以我覃耜，俶载南亩。 播厥百谷，既庭且硕。 曾孙是若。 既方既皂，既坚既好， 不稂不莠。 去其螟螣，及其蟊贼， 无害我田稚。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获稚， 此有不敛（禾左齐右）。 彼有遗秉，此有滞穗， 伊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 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来方禋祀， 以其骍黑，与其黍稷。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 君子至止，福禄如茨。 （韦左末右）（韦左合右）有奭，以作六师。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 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君子万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 君子至止，福禄既同。 君子万年，保其家邦。 裳裳者华 裳裳者华，其叶湑兮。 我觏之子，我心写兮。 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 裳裳者华，芸其黄矣。 我觏之子，维其有章矣。 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 裳裳者华，或黄或白。 我觏之子，乘其四骆。 乘其四骆，六辔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维其有之，是以似之。 桑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 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 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 不戢不难，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彼交匪敖，万福来求。 鸳鸯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 君子万年，福禄宜之。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 君子万年，宜其遐福。 乘马在厩，摧之秣之。 君子万年，福禄艾之9。 乘马在厩，秣之摧之。 君子万年，福禄绥之。 弁 有者弁，实维伊何？ 尔酒既旨，尔殽既嘉。 礼帽尖尖真漂亮，为何将它戴头顶？ 你的酒味很甘醇，你的菜肴也很棒。 岂伊异人？兄弟匪他。 茑与女萝，施于松柏。 未见君子，忧心奕奕； 既见君子，庶几说怿。 有頍者弁，实维何期？ 尔酒既旨，尔殽既时。 岂伊异人？兄弟具来。 茑与女萝，施于松上。 未见君子，忧心怲怲； 既见君子，庶几有臧。 有者弁，实维在首。 尔酒既旨，尔殽既阜。 岂伊异人？兄弟甥舅。 如彼雨雪，先集维霰。 死丧无日，无几相见。 乐酒今夕，君子维宴。 车舝 间关车之舝兮，思娈季女逝兮。 匪饥匪渴，德音来括。 虽无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维（乔左鸟右）。 辰彼硕女，令德来教。 式燕且誉，好尔无射。 虽无旨酒，式饮庶几； 虽无嘉殽，式食庶几。 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冈，析其柞薪； 析其柞薪，其叶湑兮。 鲜我觏尔，我心写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15。 四牡騑騑，六辔如琴。 觏尔新昏，以慰我心。 青蝇 营营青蝇，止于樊。 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 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 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与辕门射戟 董卓一方是如何残暴不仁、欺君罔上，不仁、不义、不忠；其次，吕布此时背负天下无敌之名，且河内名将方悦、北海猛将武安国、白马将军公孙瓒先后败于吕布之手，既表现吕布的强大，又表现出时刻的危急。 而在此时面对无敌的吕布，当时几近乎无名之辈的心系天下苍生、意欲匡扶汉室的刘、关、张三人挺身而出，并击败了吕布，可谓难能可贵。 心系苍生是大仁，挺身而出是大勇，匡扶汉室是大忠，奋而击贼是大义，如此一来，虽然因此夸大了反派（吕布），但刘、关、张三人大仁、大义、大忠、大勇之姿跃然纸上，与此相比，为人诟病的有损武德（三打一），不过小节尔！ 却说华雄手下败军，报上关来。李肃慌忙写告急文书，申闻董卓。卓急聚李儒、吕布等商议。儒曰：“今失了上将华雄，贼势浩大。袁绍为盟主，绍叔袁隗，现为太傅；倘或里应外合，深为不便，可先除之。请丞相亲领大军，分拨剿捕。”卓然其说，唤李傕、郭汜领兵五百，围住太傅袁隗家，不分老幼，尽皆诛绝，先将袁隗首级去关前号令。 卓遂起兵二十万，分为两路而来：一路先令李傕、郭汜引兵五万，把住汜水关，不要厮杀；卓自将十五万，同李儒、吕布、樊稠、张济等守虎牢关。这关离洛阳五十里。军马到关，卓令吕布领三万军，去关前扎住大寨。卓自在关上屯住。 流星马探听得，报入袁绍大寨里来。绍聚众商议。操曰：“董卓屯兵虎牢，截俺诸侯中路，今可勒兵一半迎敌。”绍乃分王匡、乔瑁、鲍信、袁遗、孔融、张杨、陶谦、公孙瓒八路诸侯，往虎牢关迎敌。操引军往来救应。八路诸侯，各自起兵。河内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吕布带铁骑三千，飞奔来迎。王匡将军马列成阵势，勒马门旗下看时，见吕布出阵：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王匡回头问曰：“谁敢出战？”后面一将，纵马挺枪而出。匡视之，乃河内名将方悦。两马相交，无五合，被吕布一戟刺于马下，挺戟直冲过来。匡军大败，四散奔走。布东西冲杀，如入无人之境。幸得乔瑁、袁遗两军皆至，来救王匡，吕布方退。三路诸侯，各折了些人马，退三十里下寨。随后五路军马都至，一处商议，言吕布英雄，无人可敌。 正虑间，小校报来：“吕布搦战。”八路诸侯，一齐上马。军分八队，布在高冈。遥望吕布一簇军马，绣旗招飐，先来冲阵。上党太守张扬部将穆顺，出马挺枪迎战，被吕布手起一戟，刺于马下。众大惊。北海太守孔融部将武安国，使铁锤飞马而出。吕布挥戟拍马来迎。战到十余合，一戟砍断安国手腕，弃锤于地而走。八路军兵齐出，救了武安国。吕布退回去了。众诸侯回寨商议。曹操曰：“吕布英勇无敌，可会十八路诸侯，共议良策。若擒了吕布，董卓易诛耳。” 正议间，吕布复引兵搦战。八路诸侯齐出。公孙瓒挥槊亲战吕布。战不数合，瓒败走。吕布纵赤兔马赶来。那马日行千里，飞走如风。看看赶上，布举画戟望瓒后心便刺。傍边一将，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吕布见了，弃了公孙瓒，便战张飞。飞抖擞精神，酣战吕布。连斗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云长见了，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吕布架隔遮拦不定，看着玄德面上，虚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回。三个那里肯舍，拍马赶来。八路军兵，喊声大震，一齐掩杀。吕布军马望关上奔走；玄德、关、张随后赶来。古人曾有篇言语，单道着玄德、关、张三战吕布： 汉朝天数当桓灵，炎炎红日将西倾。 奸臣董卓废少帝，刘协懦弱魂梦惊。 曹操传檄告天下，诸侯奋怒皆兴兵。 议立袁绍作盟主，誓扶王室定太平。 温侯吕布世无比，雄才四海夸英伟。 护躯银铠砌龙鳞，束发金冠簪雉尾。 参差宝带兽平吞，错落锦袍飞凤起。 龙驹跳踏起天风，画戟荧煌射秋水。 出关搦战谁敢当？诸侯胆裂心惶惶。 踊出燕人张翼德，手持蛇矛丈八枪。 虎须倒竖翻金线，环眼圆睁起电光。 酣战未能分胜败，阵前恼起关云长。 青龙宝刀灿霜雪，鹦鹉战袍飞蛱蝶。 马蹄到处鬼神嚎，目前一怒应流血。 枭雄玄德掣双锋，抖擞天威施勇烈。 三人围绕战多时，遮拦架隔无休歇。 喊声震动天地翻，杀气迷漫牛斗寒。 吕布力穷寻走路，遥望家山拍马还。 倒拖画杆方天戟，乱散销金五彩幡。 顿断绒绦走赤兔，翻身飞上虎牢关。 三人直赶吕布到关下，看见关上西风飘动青罗伞盖。张飞大叫：“此必董卓！追吕布有甚强处？不如先拿董贼，便是斩草除根！”拍马上关，来擒董卓。正是：擒贼定须擒贼首，奇功端的待奇人。 背景 公元195年（兴平二年），袁术率军攻打徐州，袁术写信给吕布，许诺送上二十万斛大米，诱使其袭击下邳，袁术因此打败了刘备，占领了徐州广陵等地。为了夺取徐州，袁术又煽动吕布部将郝萌发动兵变，但在吕布大将高顺及时平定了郝萌的叛乱，为此，袁术害怕吕布危害自己，就为儿子向吕布女儿求婚，吕布答应了，解除后顾之忧后，袁术再次将剑锋指向刘备。 过程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袁术派大将纪灵带领步骑共三万多人马征讨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援。吕布手下将领说：“将军您一直想除掉刘备，如今可借袁术的手除掉他。”吕布说：“并非如此，袁术如果占据了小沛，就会联合北面泰山一带的部队，我们就会被袁术所包围，我不能不去救刘备啊。”于是领步兵千人、骑兵二百，飞速赶往小沛。纪灵等人听说吕布前来援救刘备，只好收兵，不敢轻举妄动。 吕布在离小沛西南一里的地方扎下营寨，派卫士去请纪灵等将领，纪灵等人也请吕布一起饮酒。吕布对纪灵等人说：“玄德，是我吕布的贤弟。如今他被诸位所围，我特意赶来救他。我吕布生性不爱看别人互相争斗，只喜欢替别人解除纷争。”吕布命门候在营门中竖起一支戟，说：“诸位看我射戟上的小支，如一发射中，诸君当立即停止进攻，离开这里，如射不中，那你们就留下与刘备决一死战。”他引弓向戟射出一箭，正好中了小支。诸将大为震惊，夸赞说：“将军您真是有天神般的威力呀！”第二天，吕布又与诸将欢会宴饮，然后各自回兵。 影响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袁术派手下大将张勋、桥蕤等人同韩暹、杨奉合兵，率几万步兵骑兵，分七路进攻吕布。当时吕布只有三千兵力，四百匹马，但在谋士陈珪、陈登的相助下，策反韩暹、杨奉反戈一击，大败袁术大军。 孙策于袁术是什么关系与白帝城托孤 孙策和袁术其实大家更加要了解孙策多一点的，但是这些也都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毕竟孙策的名气还是大了不少，毕竟是江东小霸王嘛，但是说到袁术也不得不说这个人的，话说他也算是一位厉害的军阀了，但是最后虽然没发展起来，但是他和孙策的故事也还是不得不说的，那么孙策和袁术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孙策就是袁术的部下了，因为孙策的父亲也是袁术的部下，他们孙策和袁术只是上下级的关系了。那么他们的关系是怎么走向决裂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袁术是孙坚的上级兼患难朋友，也可算得是共讨董卓的战友，孙坚之死，也是为了替袁术打刘表而死。 不料这袁术于孙坚尸骨未寒之时，强迫孙坚的夫人、孙策的母亲吴氏，交出孙坚在洛阳宫殿废墟中所捡到的秦、汉两朝的传国玉玺，并吞并了孙坚所遗留下的一千多兵士与军官，还无视孙策的存在，把孙坚豫州剌史的官衔给了别人(给了孙坚兄子孙贲)真是令人齿冷的小人行径。然而此后袁术非但不加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愚弄、利用孙策。 他每每向孙策许诺只要帮他打胜仗就给予相应的官职，孙策是真的替他卖命打仗，每战必克，但袁术没有一次不食言，并把许诺给孙策的官职送给了自己的亲信。 袁术的所做所为大大伤害了孙策，孙策决心离开袁术，与他分道扬镳。 的确，和袁术这种人搅在一起，不仅搅不出什么名堂，而且迟早一定失败，同归于尽。 正赶上孙策的舅父吴景和从兄孙贲被刘繇迫逐。景、贲败退历阳。 刘繇派遣兵将屯驻当利口，抗距袁术。 于是孙策便请求袁术答应他帮助吴景等平定江东。 袁术以为这一次仍然可以把孙策当小孩子利用，便答应下来。 孙策终于离开了袁术，兵发江南。 袁术接到很多孙策在江南势如破竹的报告，欢喜了好几阵子，没想到自己刚刚僭号称帝，孙策就派人送来一封长信，劝他“改过”，否则就绝交。 《三国志》中记载：“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袁术气得半死，怎么肯改过?他不改过，孙策就不客气，对他翻脸、绝交。 可见当时孙策对于袁术是仇视、敌对的关系。论公论私，孙策都应誓讨灭之而后快的。 史书记载 《三国志》中的白帝城托孤：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其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 章武三年（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事件经过 伐吴兵败 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 章武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 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於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黄气见自秭归十馀里中，广数十丈。 后十馀日，陆议大破先主军於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 秋八月，收兵还巫。 托孤过程 章武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先主病笃，讬孤於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的裴松之注中有诸葛亮集，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馀，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於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诸葛亮主持后事 亮上言於后主曰：“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啕，若丧考妣。乃顾遗诏，事惟大宗，动容损益；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 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历史背景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汉中之战中斩杀曹操名将夏侯渊，击败曹操、占据战略要地汉中。在这样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刘备部将关羽孤军北伐曹魏，虽然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围曹仁于襄阳，达到军事上的最高峰，但是荆州后方空虚，东吴违背湘水划界，在背后对盟友倒戈一击，吕蒙以白衣渡江乘机夺取荆州（主要是江陵和公安），最后关羽被吴军擒获，遭到杀害，“失荆州”使得刘备元气大伤，蜀汉政权也开始走下坡路。刘备闻后尽起全国大兵去讨伐吴国，为关羽报仇，被陆逊击败，刘备兵败退到白帝城。 托孤大事 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的大败，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新生的季汉政权面临内外交迫。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这个依托刘备个人魅力建立起来的国家已经摇摇欲坠。同时刘备虽然知道诸葛亮等人对于自己十分忠心，但对自己的儿子忠不忠心就不能保证了，因为知道诸葛亮的责任心十分强，所以这时只要把儿子交给诸葛亮，诸葛亮就会尽责地把他扶起来。 章武二年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 章武三年春三月，黄元进兵攻临邛县。 建兴元年夏（章武是刘备的年号，章武年为公元221年、222年、223年，这年四月，刘备病逝，刘禅继位，改年号为建兴，建兴元年夏和章武三年夏是同一年的夏天。），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於吴，据郡不宾，越隽夷王高定亦背叛。 此时季汉接近一半的国土已经反叛。 事件结果 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诏赐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6]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汉晋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於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孙子兵法 始计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作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谋攻篇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军形篇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兵势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虚实篇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篇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地形篇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九地篇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火攻篇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篇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春秋五霸 中国东周的前期即春秋时期五个势力强大的诸侯国，亦作五伯。《商君书·更法》：“五霸不同法而霸。” 其具体所指，有以下几种说法。 1.孔子—孟子的说法： 孔子删定的《春秋》说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 《孟子》继承它，指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公。（但是秦穆公、宋襄公并未成为中原霸主）。《孟子·告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说：“五霸，桓公为盛。” 2.墨子—荀子的说法： 《墨子·所染》谓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所染当，故霸诸侯”。 《荀子》以上述五君为“五伯”。 《荀子·王霸》称：“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议兵》又说上述五君，“可以霸而不可以王”。 从春秋的历史状况看，此说较为恰当。大国争霸是春秋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因诸侯割据，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核心，诸侯中相继兴起的强国，有的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如齐桓公、晋文公；有的形式上取得周王室认可，如越王勾践；有的则打算取代周王室，如楚庄王。他们都为争夺仆从国而展开政治和军事的角逐以谋求霸主地位。事实上，春秋数百年间，追求并达到这种地位的君主不止5位，齐桓公等不过是最着名的几个代表。由于论者取舍标准不同，故而出现了分歧的说法。五霸指的五人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3.后世说法： 东汉《白虎通·号》记：“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人阖闾也。” 东汉《风俗通义·五霸》曰：“《春秋》说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五霸也。” 唐代颜师古注《汉书》云：“五霸谓齐桓、晋文、秦穆、宋襄、吴夫差也。”唐代《史记索隐》用孔子—孟子的说法，说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 可见历来解释之歧异。 逐一分析 在上述四说中，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是众所公认的二位霸主，大家都没有异议。那么余下的三霸应该归谁呢？试对上列其他六位提名者逐一进行分析： 宋襄公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乘诸侯无主之机，欲为霸主。《春秋·僖公十八年》记，宋襄公曾与曹伯、卫人、邾人伐齐，把齐军打得大败。僖公十九年，宋襄公又逮捕了滕国的国君，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二十一年，宋人与齐人、楚人盟于鹿上；二十二年，宋襄公又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一起伐郑。这几年的会盟、征伐，《春秋》均列宋襄公为首，他曾经做过短时期的盟主。但就在会盟之际，宋襄公被楚拘留；后战于泓，又为楚所败，遂伤而死。 秦穆公 《韩非子·难二》称：“蹇叔处秦而秦霸。”《新序·杂事三》谓：“秦用由余而霸中国。”可见秦穆公曾经称过霸。但《左传·文公六年》因其死后用人殉葬，便明确指出：“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史记·齐世家》也谓：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但《史记·秦本纪》和《李斯列传》都说他用贤伐戎，并国开地，“遂霸西戎”。所以有人认为，秦穆公仅可称为“偏霸”，不能列为中原五霸之中。 楚庄王 《韩非子·喻老》曰：“楚庄王..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从历史记载来看，楚庄王武力强盛，曾称霸中原是没有问题的。但历来有人认为，他曾炫耀军事实力，威胁周王室，向周室“问鼎之大小轻重”，太骄横跋扈，不像一个霸主之所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就指出，楚庄王等没有“尊事王室之功”，不宜列入五霸。 吴王阖闾 《吕氏春秋·简选》称：“吴阖闾..与荆（楚）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战国策·秦策》也谓：“伍子胥..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但事实究竟怎样呢？有人指出，吴阖闾仅仅是西破强楚，昭王奔随后，随人不以昭王给吴，吴人只得引退，不敢与争，当无力西及巴蜀；北迫齐晋也于史无征。因此，吴阖闾应为偏霸。五、吴夫差。他曾经南败越，西败陈楚，北败齐鲁，在与晋的黄池之会中以先到为盟主。可是正当他北上争霸之时，越勾践抄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吴夫差兵败身死。 越王勾践 《吕氏春秋·顺民》说：“越王..残吴，二年而霸。”《史记·越世家》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号称霸主”。这里所记，周王曾经赐胙命伯，当然是称霸的明证。但不少论者总以为，越王勾践作为霸主的史实，毕竟太少。综上分析可见，上列六位君王曾被认作霸主，而各自又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国君历史上明确记载他们曾经是“霸”，如《左传·成公十八年》谓：“晋悼公..所以复霸也”；《左传·昭公三年》云：“昔文、襄之霸也”，杜预注：“晋文公、襄公。”可见晋襄公、晋悼公都曾作过霸主。这些国君，是否也应列入春秋的霸主之中呢？关于春秋“五霸”，历史记载和历来的看法如此分歧，莫衷一是。 番外篇 子虚赋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奼乌有先生，亡是公在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耳者，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庵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48，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于是乃使剸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轊陶駼，乘遗风，射游骐。倏眒倩浰，雷动猋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腋，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草蔽地85。于是楚王乃弭节俳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郄受诎，殚睹众物之变态。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溪谷。衯衯裶裶，扬袘戌削，蜚纤垂髾。扶与猗靡，噏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媻珊郣窣，上乎金堤。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孅缴施。弋白鹄，连鴐鹅。双鸧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鹢，扬旌栧。张翠帷，建羽盖。罔瑇瑁，钩紫贝。摐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礧石相击121，硠硠礚礚，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纚乎淫淫，般乎裔裔。 ‘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怕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脟割轮焠，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齐王默然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贶齐国134，王悉发境内之士，而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乃欲勠力致获，以娱左右，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且齐东陼钜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崪充牣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卨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 贞观政要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着，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贞观政要(2)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征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征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政要(4)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合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魏征，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武德末，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征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征，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知门下事如故。征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征乃就职。寻遇疾。征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王珪，太原祁县人也。武德中，为隐太子中允，甚为建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嶲州。建成诛后，太宗即位，召拜谏议大夫。每推诚尽节，多所献纳。珪尝上封事切谏，太宗谓曰：“卿所论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尝谓珪曰：“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顾待益厚。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参预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进拜侍中。时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珪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李靖，京兆三原人也。大业末，为马邑郡丞。会高祖为太原留守，靖观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能而止。高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大呼曰：“公起义兵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舍之。武德中，以平萧铣、辅公祏功，历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书。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为代州行军总管，进击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诸部落俱走碛北，北擒隋齐王暕之子杨道政，及炀帝萧后，送于长安。突利可汗来降，颉利可汗仅以身遁。太宗谓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进封代国公。此后，颉利可汗大惧，四年，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颉利虽外请降，而心怀疑贰。诏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慰谕之，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乃选精骑赍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公谨曰：“既许其降，诏使在彼，未宜讨击。”靖曰：“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遂督军疾进。行至阴山，遇其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锋乘雾而行，去其牙帐七里，颉利始觉，列兵未及成阵，单马轻走，虏众因而溃散。斩万余级，杀其妻隋义成公主，俘男女十余万，斥土界自阴山至于大漠，遂灭其国。寻获颉利可汗于别部落，余众悉降。太宗大悦，顾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群臣皆称万岁。寻拜靖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实封五百户。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谷浑，大破其国。改封卫国公。及靖身亡，有诏许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碛石二山，以旌殊绩。 虞世南，会稽余姚人也。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书之，一无遗失。贞观七年，累迁秘书监。太宗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弱，如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及高祖晏驾，太宗执丧过礼，哀容毁悴，久替万机，文武百寮，计无所出，世南每入进谏，太宗甚嘉纳之，益所亲礼。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及卒，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丧事官给，仍赐以东园秘器，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太宗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篇，将何所示？”因令起居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与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 李积，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为左武侯大将军。密后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国，积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则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是吾所耻。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积意闻奏，高祖方大喜曰：“徐积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拜黎州总管，赐姓李氏，附属籍于宗正。封其父盖为济阴王，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寻加积右武侯大将军。及李密反叛伏诛，积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高祖遂归其尸。于是大具威仪，三军缟素，葬于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攻，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积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积为长史，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积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积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居春宫，转太子詹事，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积曰：“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积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积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并大破之。太宗尝曰：“李靖、李积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何对曰：“此非臣所发意，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累除中书舍人。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十八年，历迁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职兼两宫，处事平允，甚获当时之誉。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太宗尝谓侍臣曰：“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 贞观政要(5)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意苟免。及赵王伦举兵废后，遣使收华，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时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华无辞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张华既抗直不能成节，逊言不足全身，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着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贞观政要(6) 卷二·论纳谏原文原文 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也，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遽令以美人还其亲族。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 陛下智周万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之所欲，何事不从？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藉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只不可以亲恃。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始，可以永固。 方今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令补葺；诸王今并出藩，又须营构。兴发数多，岂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讟将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天恩含育，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未能复旧。奈何营未幸之都，而夺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汉高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即日西驾。岂不知地惟土中，贡赋所均，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浇漓之俗，为日尚浅，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讵可东幸？其不可五也。 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矣。 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上表，洛阳实亦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二百匹。”魏征叹曰：“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贞观七年，太宗将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之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故非情好游幸，甚嘉卿意。”因赐帛五十段。 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州境，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岂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瓶、金碗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联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太宗以为讪谤。侍中魏征进言曰：“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云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令赐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五年，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令人多赍金帛，历诸国市马。魏征谏曰：“今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立，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不得立，则生深怨。诸蕃闻之，且不重中国。但使彼国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昔汉文帝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鸾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乎？’乃偿其道里所费而返之。又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今陛下凡所施为，皆邈过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长孙无忌等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皆曰：“陛下圣化道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黄门侍郎刘洎对曰：“陛下拨乱创业，实功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太宗尝怒苑西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时高宗为皇太子，遽犯颜进谏，太宗意乃解。司徒长孙无忌曰：“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说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 贞观政要(7)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瓷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着，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贞观政要(8)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着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贞观政要(9) 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为第一等，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皇从父淮安王神通上言：“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玄龄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曰：“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爱惜，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矣。”由是诸功臣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初，高祖举宗正籍，弟侄、再从、三从孩童已上封王者数十人。至是，太宗谓群臣曰：“自两汉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远者，非有大功，如汉之贾、泽，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给力役，乃至劳苦万姓，以养己之亲属。”于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皆降为县公。 贞观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吕后欲危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一十四人，并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奏论驳世封事曰： 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阐治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赊促之殊，邦家有治乱之异，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周氏以鉴夏、殷之长久，遵皇王之并建，维城磐石，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而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忧，故一夫号呼而七庙隳圯。 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册名帝录，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觊觎，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于天时，政或兴衰，有关于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阙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距闰余，数终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盛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 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着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多所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维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堪羿、浞之灾；既罹高贵之殃，宁异申、缯之酷。此乃钦明昏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陵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侵伐。狐骀之役，女子尽髽；崤陵之师，只轮不反。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举分竹，何世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以为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 封君列国，藉其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代益骄侈。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征舒；卫宣则父子聚麀，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班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居惟饮水。南阳太守，弊布裹身；莱芜县长，凝尘生甑。专云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膺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祲于寰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神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乖。况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乘时，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明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立，世道交丧，一时一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 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核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安所庶几。爱敬烝烝，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以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移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十家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顷岁霜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赈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惟藜藿，乐彻簨簴，言必凄动，貌成癯瘦。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叙。陛下每见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求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志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惟及政事，更无异辞。才日昃，必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久，难以卒变。请待斫雕成器，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曰： 伏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诚爱之重之，欲其绪裔承守，与国无疆。何则？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况下此以还，而欲以父取儿，恐失之远矣。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政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政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之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方授，则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尤累。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由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贞观政要(10)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合，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过四考。” 贞观政要(11) 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有脚疾，不堪践履。太宗赐步舆，令三卫举入东宫，诏皇太子引上殿，亲拜之，大见崇重。纲为太子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理顺辞直，听者忘倦。太子尝商略古来君臣名教，竭忠尽节之事，纲懔然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为难，纲以为易。”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太子未尝不耸然礼敬。 贞观六年，诏曰：“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前所进令遂不睹三师之位，意将未可，何以然？黄帝学大颠，颛顼学录图，尧学尹寿，舜学务成昭，禹学西王国，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王学虢叔。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着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着令，置三师之位。”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但中智之人无恒，从教而变，况太子师保，古难其选。成王幼小，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日闻雅训，足以长仁益德，使为圣君。秦之胡亥，用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诛功臣，杀亲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故知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今为太子、诸王精选师傅，令其式瞻礼度，有所裨益。公等可访正直忠信者，各举三两人。” 贞观十一年，以礼部尚书王珪兼为魏王师。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驱使，甚知刚直，志存忠孝，选为子师。卿宜语泰，每对王珪，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师道自处，时议善之也。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曰：“三师以德道人者也。若师体卑，太子无所取则。”于是诏令撰太子接三师仪注。太子出殿门迎，先拜三师，三师答拜，每门让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拜。 贞观十八年，高宗初立为皇太子，尚未尊贤重道，太宗又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绝不往东宫。散骑常侍刘洎上书曰： 臣闻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齿学三让，元良由是作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义。故得刍言咸荐，睿问旁通，不出轩庭，坐知天壤，率由兹道，永固鸿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未曾识忧惧，无由晓风雅。虽复神机不测，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匪夫崇彼干龠，听兹谣颂，何以辨章庶类，甄核彝伦？历考圣贤，咸资琢玉。是故周储上哲，师望、奭而加裕；汉嗣深仁，引园、绮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系，善恶之际，兴亡斯在，不勤于始，将悔于终。是以晁错上书，令通政术，贾谊献策，务知礼教。窃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声夙振，明允笃诚之美，孝友仁义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虽富于春秋，饬躬有渐，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适晏安，言从此始，臣以愚短，幸参侍从，思广储明，暂愿闻彻，不敢曲陈故事，切请以圣德言之。 伏惟陛下庭睿膺图，登庸历试。多才多艺，道着于匡时；允文允武，功成于纂祀。万方即叙，九围清晏。尚且虽休勿休，日慎一日，求异闻于振古，劳睿思于当年。乙夜观书，事高汉帝；马上披卷，勤过魏王。陛下自励如此，而令太子优游弃日，不习图书，臣所未谕一也。加以暂屏机务，即寓雕虫。纡宝思于天文，则长河韬映；摛玉华于仙札，则流霞成彩。固以锱铢万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钟、张何阶于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静处，不寻篇翰，臣所未谕二也。陛下备该众妙，独秀寰中，犹晦天聪，俯询凡识。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闾里好恶，凡有巨细，必关闻听。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趋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谕三也。陛下若谓无益，则何事劳神；若谓有成，则宜申贻厥。蔑而不急，未见其可。伏愿俯推睿范，训及储君，授以良书，娱之嘉客。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间以书札，继以篇章，则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 窃以良娣之选，遍于中国。仰惟圣旨，本求典内，冀防微，慎远虑，臣下所知。暨乎征简人物，则与聘纳相违，监抚二周，未近一士。愚谓内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议，谓陛下重内而轻外也。古之太子，问安而退，所以广敬于君父；异宫而处，所以分别于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闱，动移旬朔，师傅已下，无由接见。假令供奉有隙，暂还东朝，拜谒既疏，且事俯仰，规谏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亲教，宫宷无因以进言，虽有具寮，竟将何补？ 伏愿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远大之规，展师友之义，则离徽克茂，帝图斯广，凡在黎元，孰不庆赖！太子温良恭俭，聪明睿哲，含灵所悉，臣岂不知，而浅识勤勤，思效愚忠者，愿沧溟益润，日月增华也。 太宗乃令洎与岑文本、马周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 贞观政要(12) 贞观七年，太宗谓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曰：“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且人主安危所系，不可辄为骄纵。但出敕云，有谏者即斩，必知天下士庶无敢更发直言。故克己励精，容纳谏诤，卿等常须以此意共其谈说。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中魏征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因命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其序曰： 观夫膺期受命，握图御宇，咸建懿亲，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轩分二十五子，舜举一十六族，爰历周、汉，以逮陈、隋，分裂山河，大启磐石者众矣。或保乂王家，与时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诸。然考其隆替，察其兴灭，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时逢草昧，见王业之艰阻，知父兄之忧勤，是以在上不骄，夙夜匪懈，或设醴以求贤，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欢心，树至德于生前，流遗爱于身后。暨夫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绸缪哲妇，傲狠明德，犯义悖礼，淫荒无度，不遵曲宪，僭差越等。恃一顾之权宠，便怀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劳，遂有无厌之望。弃忠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途。愎谏违卜，往而不返。虽梁孝、齐冏之勋庸，淮南、东阿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穷辙之涸鳞，弃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显戮。垂为炯戒，可不惜乎！皇帝以圣哲之资，拯倾危之运，耀七德以清六合，总万国而朝百灵，怀柔四荒，亲睦九族，念华萼于《棠棣》，寄维城于宗子。心乎爱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览载籍，博求鉴镜，贻厥孙谋。臣辄竭愚诚，稽诸前训。凡为藩为翰，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今录自古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恶，各为一篇，名曰《诸王善恶录》，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兴亡是系，可不勉欤！ 太宗览而称善，谓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 贞观十年，太宗谓荆王元景、汉王元昌、吴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汉已来，帝弟帝子，受茅土、居荣贵者甚众，惟东平及河间王最有令名，得保其禄位，如楚王玮之徒，覆亡非一，并为生长富贵，好自骄逸所致。汝等鉴诫，宜熟思之。拣择贤才，为汝师友，须受其谏诤，勿得自专。我闻以德服物，信非虚说。比尝梦中见一人云虞舜，我不觉竦然敬异，岂不为仰其德也！向若梦见桀、纣，必应斫之。桀、纣虽是天子，今若相唤作桀、纣，人必大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称赞道类此四贤，必当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何必要论荣贵。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实封，更能克修德行，岂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贞观十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犹恐有所不逮。至于荆王诸弟，生自深宫，识不及远，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诸弟何能学朕乎？选良佐以为藩弼，庶其习近善人，得免于愆过尔。”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贞观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谏曰：“昔两汉以郡国治人，除郡以外，分立诸子，割土封疆，杂用周制。皇唐郡县，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岂不以王之骨肉，镇扞四方，圣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见有小未尽。何者？刺史师帅，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苏息；遇一不善人，阖州劳弊。是以人君爱恤百姓，常为择贤。或称河润九里，京师蒙福；或与人兴咏，生为立祠。汉宣帝云：‘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见，陛下子内年齿尚幼，未堪临民者，请且留京师，教以经学。一则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则观见朝仪，自然成立。因此积习，自知为人，审堪临州，然后遣出。臣谨按汉明、章、和三帝，能友爱子弟，自兹以降，以为准的。封立诸王，虽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师，训以礼法，垂以恩惠。讫三帝世，诸王数十百人，惟二王稍恶，自余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详察。”太宗嘉纳其言。 贞观政要(13) 贞观五年，李百药为太子右庶子，时太子承乾颇留意典坟，然闲宴之后，嬉戏过度。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其词曰： 下臣侧闻先圣之格言，尝览载籍之遗则，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国，曰人纪与人纲，资立言与立德。履之则率性成道，违之则罔念作忒。望兴废如从钧，视吉凶如纠餧。至乃受图膺箓，握镜君临。因万物之思化，以百姓而为心。体大仪之潜运，阅往古于来今。尽为善于乙夜，惜勤劳于寸阴。故能释层冰于瀚海，变寒谷于蹛林。总人灵以胥悦，极穹壤而怀音。 赫矣圣唐，大哉灵命；时维大始，运钟上圣。天纵皇储，固本居正；机悟宏远，神姿凝映。顾三善而必弘。祗四德而为行。每趋庭而闻礼，常问寝而资敬。奉圣训以周旋，诞天文之明命。迈观乔而望梓，即元龟与明镜。自大道云革，礼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君臣之礼，父子之亲，尽情义以兼极，谅弘道之在人。岂夏启与周诵，亦丹朱与商均。既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与敬，曰孝与仁。则可以下光四海，上烛三辰。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时以齿学；将交发于中外，乃先之以礼乐。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非有悦于钟鼓，将宣志以和神。宁有怀于玉帛，将克己而庇身。生于深宫之中，处于群后之上，未深思于王业，不自珍于匕鬯。谓富贵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骄狠，动愆礼让，轻师傅而慢礼仪，狎奸谄而纵淫放。前星之耀遽隐，少阳之道斯谅。虽天下之为家，蹈夷俭之非一。或以才而见升，或见谗而受黜。足可以省厥休咎，观其得失。请粗略而陈之，觊披文而相质。 在宗周之积德，乃执契而膺期；赖昌、发而作贰，启七百之鸿基。逮扶苏之副秦，非有亏于闻望，以长嫡之隆重，监偏师于亭障。始祸则金以寒离，厥妖则火不炎上；既树置之违道，见宗祀之遄丧。伊汉氏之长世，固明两之递作。高惑戚而宠赵，以天下而为谑。惠结皓而因良，致羽翼于寥廓。景有惭于邓子，成从理之**；终生患于强吴，由发怒于争博。彻居储两，时犹幼冲，防衰年之绝议，识亚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业，绍三代之遗风。据开博望，其名未融。哀时命之奇舛，遇谗贼于江充，虽备兵以诛乱，竟背义而凶终。宣嗣好儒，大猷行阐，嗟被尤于德教，美发言于忠謇。始闻道于匡、韦，终获戾于恭、显。太孙杂艺，虽异定陶，驰道不绝，抑惟小善。犹见重于通人，当传芳于前典。中兴上嗣，明、章济济，俱达时政，咸通经礼，极至情于敬爱，惇友于于兄弟，是以固东海之遗堂，因西周之继体。五官在魏，无闻德音。或受讥于妲己，且自悦于从禽。虽才高而学富，竟取累于荒淫。暨贻厥于明皇，构崇基于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亚汉武之才艺。遂驱役于群臣，亦无救于凋弊。中抚宽爱，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纳巨鹿之明规。竟能扫江表之氛秽，举要荒而见羁。惠处东朝，察其遗迹。在圣德其如初，实御床之可惜。悼愍怀之云废，遇烈风之吹沙。尽性灵之狎艺，亦自败于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 惟圣上之慈爱，训义方于至道。同论政于汉幄，修致戒于京鄗。鄙《韩子》之所赐，重经术以为宝。咨政理之美恶，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择于愚夫，惭乞言于遗老。致庶绩于咸宁，先得人而为盛。帝尧以则哲垂谟，文王以多士兴咏。取之于正人，鉴之于灵镜。量其器能，审其检行。必宜度机而分职，不可违方以从政。若其惑于听受，暗于知人，则有道者咸屈，无用者必伸。谗谀竞进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直言正谏，以忠信而获罪；卖官鬻狱，以货贿而见亲。于是亏我王度，斁我彝伦。九鼎遇奸回而远逝，万姓望抚我而归仁。盖造化之至育，惟人灵之为贵。狱讼不理，有生死之异涂，冤结不伸，乖阴阳之和气。士之通塞，属之以深文；命之修短，悬之于酷吏。是故帝尧画像，陈恤隐之言；夏禹泣辜，尽哀矜之志。因取象于《大壮》，乃峻宇而雕墙。将瑶台以琼室，岂画栋以虹梁。或凌云以遐观，或通天而纳凉。极醉饱而刑人力，命痿蹶而受身殃。是以言惜十家之产，汉帝以昭俭而垂裕；虽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来而克昌。彼嘉会而礼通，重旨酒之为德。至忘归而受祉，在齐圣而温克。若其酗以致昏，酖湎而成忒，痛殷受与灌夫，亦亡身而丧国。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周公以乱邦而贻则。咨幽闲之令淑，实好逑于君子。辞玉辇而割爱，固班姬之所耻；脱簪饵而思愆，亦宣姜之为美。乃有祸晋之骊姬，丧周之褒姒。尽妖妍于图画，极凶悖于人理。倾城倾国，思昭示于后王；丽质冶容，宜永鉴于前史。复有蒐狩之礼，弛射之场，不节之以正义，必自致于禽荒。匪外形之疲极，亦中心而发狂。夫高深不惧，胥靡之徒；韝緤为娱，小竖之事。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与鹰犬而并驱，凌艰险而逸辔。马有衔橛之理，兽骇不存之地，犹有腼于获多，独无情而内愧？ 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赀之恩荣。擢无庸于草泽，齿陋质于簪缨。遇大道行而两仪泰，喜元良会而万国贞。以监抚之多暇，每讲论而肃成。仰惟神之敏速，叹将圣之聪明。自礼贤于秋实，足归道于春卿。芳年淑景，时和气清。华殿邃兮帘帏静，灌木森兮风云轻，花飘香兮动笑日，娇莺啭兮相哀鸣。以物华之繁靡，尚绝思于将迎。犹允蹈而不倦，极耽玩以研精。命庸才以载笔，谢摛藻于天庭。异洞箫之娱侍，殊飞盖之缘情。阙雅言以赞德，思报恩以轻生。敢下拜而稽首，愿永树于风声。奉皇灵之遐寿，冠振古之鸿名。 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因赐厩马一匹，彩物三百段。 贞观中，太子承乾数亏礼度，侈纵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讽之。是时太子右庶子孔颖达每犯颜进谏。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颖达曰：“太子长成，何宜屡得面折？”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谏诤愈切。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又因文见意，愈广规谏之道。太宗并嘉纳之，二人各赐帛五百匹，黄金一斤，以励承乾之意。 贞观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张玄素以承乾颇以游畋废学，上书谏曰： 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苟违天道，人神同弃。然古三驱之礼，非欲教杀，将为百姓除害，故汤罗一面，天下归仁。今苑内娱猎，虽名异游畋，若行之无恒，终亏雅度。且傅说曰：“学不师古，匪说攸闻。”然则弘道在于学古，学古必资师训。既奉恩诏，令孔颖达侍讲，望数存顾问，以补万一。仍博选有名行学士，兼朝夕侍奉。览圣人之遗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无忘其所能。此则尽善尽美，夏启、周诵焉足言哉！夫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胜情，耽惑成乱。耽惑既甚，忠言尽塞，所以臣下苟顺，君道渐亏。古人有言：“勿以小恶而不去，小善而不为。”故知祸福之来，皆起于渐。殿下地居储贰，当须广树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终如始，犹恐渐衰，始尚不慎，终将安保！ 承乾不纳。玄素又上书谏曰： 臣闻称皇子入学而齿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长幼之道。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尊卑之序，长幼之节，用之方寸之内，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远闻，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质已隆，尚须学文以饰其表。窃见孔颖达、赵弘智等，非惟宿德鸿儒，亦兼达政要。望令数得侍讲，开释物理，览古论今，增辉睿德。至如骑射畋游，酣歌妓玩，苟悦耳目，终秽心神。渐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即乱。”恐殿下败德之源，在于此矣。 承乾览书愈怒，谓玄素曰：“庶子患风狂耶？” 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东宫频有进谏，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时承乾尝于宫中击鼓，声闻于外，玄素叩合请见，极言切谏。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遣户奴伺玄素早朝，阴以马檛击之，殆至于死。是时承乾好营造亭观，穷极奢侈，费用日广。玄素上书谏曰： 臣以愚蔽，窃位两宫，在臣有江海之润，于国无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诚，思尽臣节者也。伏惟储君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积德不弘，何以嗣守成业？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今言孝敬，则阙侍膳问竖之礼；语恭顺，则违君父慈训之方；求风声，则无学古好道之实；观举措，则有因缘诛戮之罪。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爱好者皆游伎杂色，施与者并图画雕镂。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哉！宣猷禁门，不异闤闠，朝入暮出，恶声渐远。右庶子赵弘智经明行修，当今善士，臣每请望数召进，与之谈论，庶广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谓臣妄相推引。从善如流，尚恐不逮；饰非拒谏，必是招损。古人云：“苦药利病，苦口利行。”伏愿居安思危，日慎一日。 书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将加屠害，俄属宫废。 贞观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宁，以太子承乾广造宫室，奢侈过度，耽好声乐，上书谏曰： 臣闻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是以凌云概日，戎人于是致讥；峻宇雕墙，《夏书》以之作诫。昔赵盾匡晋，吕望师周，或劝之以节财，或谏之以厚敛。莫不尽忠以佐国，竭诚以奉君，欲使茂实播于无穷，英声被乎物听。咸着简策，用为美谈。且今所居东宫，隋日营建，睹之者尚讥其侈，见之者犹叹甚华。何容于此中更有修造，财帛日费，土木不停，穷斤斧之工，极磨砻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内，比者曾无复监。此等或兄犯国章，或弟罹王法，往来御苑，出入禁闱，钳凿缘其身，槌杵在其手。监门本防非虑，宿卫以备不虞，直长既自不知，千牛又复不见。爪牙在外，厮役在内，所司何以自安，臣下岂容无惧？ 又郑、卫之乐，古谓淫声。昔朝歌之乡，回车者墨翟；夹谷之会，挥剑者孔丘。先圣既以为非，通贤将以为失。顷闻宫内，屡有鼓声，大乐伎儿，入便不出。闻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战。往年口敕，伏请重寻，圣旨殷勤，明诫恳切。在于殿下，不可不思；至于微臣，不得无惧。 臣自驱驰宫阙，已积岁时，犬马尚解识恩，木石犹能知感，臣所有管见，敢不尽言。如鉴以丹诚，则臣有生路；若责其忤旨，则臣是罪人。但悦意取容，臧孙方以疾；犯颜逆耳，《春秋》比之药石。伏愿停工巧之作，罢久役之人，绝郑、卫之音，斥群小之辈。则三善允备，万国作贞矣。 承乾览书不悦。 十五年，承乾以务农之时，召驾士等役，不许分番，人怀怨苦。又私引突厥群竖入宫。志宁上书谏曰： 臣闻上天盖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圣，辅佐赞其功。是以周诵升储，见匡毛、毕；汉盈居震，取资黄、绮。姬旦抗法于伯禽，贾生陈事于文帝，咸殷勤于端士，皆恳切于正人。历代贤君，莫不丁宁于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处储君。善则率土沾其恩，恶则海内罹其祸。近闻仆寺、司驭、驾士、兽医，始自春初，迄兹夏晚，常居内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亲，阙于温凊；或室有幼弱，绝于抚养。春既废其耕垦，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倘闻天听，后悔何及？又突厥达哥支等，咸是人面兽心，岂得以礼义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则未识于忠孝，言则莫辩其是非，近之有损于英声，昵之无益于盛德。引之入合，人皆惊骇，岂臣庸识，独用不安？殿下必须上副至尊圣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轻微恶而不避，无容略小善而不为。理敦杜渐之方，须有防萌之术。屏退不肖，狎近贤良。如此则善道日隆，德音自远。 承乾大怒，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就舍杀之。是时丁母忧，起复为詹事。二人潜入其第，见志宁寝处苫庐，竟不忍而止。及承乾败，太宗知其事，深勉劳之。 贞观政要(14) 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黄门侍郎王硅对曰：“天下凋丧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给事中杜正伦进曰：“世必有才，随时听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治乎？”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阅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 太宗曰：“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王硅顿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甚被隐太子亲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吾兵，将何以逃死？”立饮泣而对曰：“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欷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授左屯卫中郎将。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未几，突厥至便桥，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皆披靡，太宗闻而嘉叹之。时有齐王元吉府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立合军拒战，及杀敬君弘、中郎将吕衡，王师不振，秦府护军尉尉迟敬德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泣，拜辞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授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时在洛阳，因寄物三百段，并遗其书曰：“想卿忠节之风，故有斯赠。”初，大业末，思廉为隋代王侑侍读，及义旗克京城时，代王府僚多骇散，惟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士将升殿，思廉厉声谓曰：“唐公举义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稍却，布列阶下。须臾，高祖至，闻而义之，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合下，思廉泣拜而去。见者咸叹曰：“忠烈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谓乎！” 贞观二年，将葬故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征与黄门侍郎王硅请预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置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太宗义而许之，于是宫府旧僚吏，尽令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无之，公等知隋朝谁为忠贞？”王硅曰：“臣闻太常丞元善达在京留守，见群贼纵横，遂转骑远诣江都，谏炀帝，令还京师。既不受其言，后更涕泣极谏，炀帝怒，乃远使追兵，身死瘴疠之地。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宿卫，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为隋将，共国家战于潼关，闻京城陷，乃引兵东走。义兵追及于桃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杀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驱使，已事两帝，今者吾死节之秋，汝旧于我家为父子，今则于我家为仇雠。’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领士卒多溃散。通惟一身，向东南恸哭尽哀，曰：‘臣荷国恩，任当将帅，智力俱尽，致此败亡，非臣不竭诚于国。’言尽，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托疾固辞。此之忠节，足可嘉尚。”因敕所司，采访大业中直谏被诛者子孙闻奏。 贞观六年，授左光禄大夫陈叔达礼部尚书，因谓曰：“武德中，公曾进直言于太上皇，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刚烈，若有抑挫，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今赏公忠謇，有此迁授。”叔达对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岂容目睹覆车，不改前辙？臣所以竭诚进谏。”太宗曰：“朕知公非独为朕一人，实为社稷之计。” 贞观八年，先是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闻，及身殁后，其家卖珠。太宗闻之，乃宣于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举者岂得无罪？必当深理之，不可舍也。”侍中魏征承间言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浊，未见受财之所，今闻其卖珠，将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贞慎守，终始不渝，屈突通、张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来选，有一匹羸马，道源儿子不能存立，未见一言及之。今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蒙赏赉，居官殁后，不言贪残，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疑其浊者，旁责举人，虽云疾恶不疑，是亦好善不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太宗抚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语，方知谈不容易。并勿问之。其屈突通、张道源儿子，宜各与一官。” 贞观八年，太宗将发诸道黜陟使，畿内道未有其人，太宗亲定，问于房玄龄等曰：“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右仆射李靖曰：“畿内事大，非魏征莫可。”太宗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宫，亦非小，宁可遣魏征出使？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公等能正朕不？何因辄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李靖充使。 贞观九年，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尝因宴集，太宗谓房玄龄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乃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瑀拜谢曰：“臣特蒙诫训，许臣以忠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伤其以忠非命，亲为文以祭之。房玄龄进曰：“杨震虽当年夭枉，数百年后方遇圣明，停舆驻跸，亲降神作，可谓虽死犹生，没而不朽。不觉助伯起幸赖欣跃于九泉之下矣。伏读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不勖励名节，知为善之有效！”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今觅此人，恐不可得。”特进魏征对曰：“昔豫让为智伯报仇，欲刺赵襄子，襄子执而获之，谓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即为智伯报仇，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 贞观十二年，太宗幸蒲州，因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往在大业，受任河东，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爰践兹境，追怀往事，宜锡宠命，以申劝奖。可追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书仆射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宪子国子司业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今为建昌令，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拜晋王友，兼令侍读，寻授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诏曰：“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至于近代以来，年岁非远，然其胤绪，或当见存，纵未能显加旌表，无容弃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有贞观已来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录奏闻。”于是多从矜宥。 贞观十九年，太宗攻辽东安市城，高丽人众皆死战，诏令耨萨延寿、惠真等降，众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坚守不动。每见帝幡旗，必乘城鼓噪。帝怒甚，诏江夏王道宗筑土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克。太宗将旋师，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 贞观政要(16) 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虞世南，初仕隋，历起居舍人。宇文化及杀逆之际，其兄世基时为内史侍郎，将被诛，世南抱持号泣，请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纳。世南自此哀毁骨立者数载，时人称重焉。 韩王元嘉，贞观初，为潞州刺史。时年十五，在州闻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师发丧，哀毁过礼。太宗嘉其至性，屡慰勉之。元嘉闺门修整，有类寒素士大夫，与其弟鲁哀王灵夔甚相友爱，兄弟集见，如布衣之礼。其修身洁己，内外如一，当代诸王莫能及者。 霍王元轨，武德中，初封为吴王。贞观七年，为寿州刺史，属高祖崩，去职，毁瘠过礼。自后常衣布服，示有终身之戚。太宗尝问侍臣曰：“朕子弟孰贤？”侍中魏征对曰：“臣愚暗，不尽知其能，惟吴王数与臣言，臣未尝不自失。”太宗曰：“卿以为前代谁比？”征曰：“经学文雅，亦汉之间、平，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闵也。”由是宠遇弥厚，因令妻征女焉。 贞观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门，食而舍肉，人问其故，曰：“归以奉母。”太宗闻而叹曰：“仁孝之性，岂隔华夷？”赐尚乘马一匹，诏令给其母肉料。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炀帝无道，枉见诛夷，何尝不想见此人，废书钦叹！又汉、魏已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玄龄对曰：“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至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长乐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六年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征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征，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征宅以赐之。 刑部尚书张亮坐谋反下狱，诏令百官议之，多言亮当诛，惟殿中少监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杀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阙，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而议者多称‘彼者皆宰臣亲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 贞观十一年，时屡有阉宦充外使，妄有奏，事发，太宗怒。魏征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闻此语？自今已后，充使宜停。”魏征因上疏曰： 臣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恶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进矣；恶恶着，则小人退矣。近君子，则朝无秕政；远小人，则听不私邪。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君子小过，盖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铅刀之一割。铅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众恶也；白玉微瑕，善贾之所不弃，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谓之善善，恶君子之小过，谓之恶恶，此则蒿兰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识玉石之分，又辨蒿兰之臭，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为墟，史鱼所以遗恨也。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泛爱，引纳多途，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又出言无隐，疾恶太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虽有独见之明，犹恐理或未尽。何则？君子扬人之善，小人讦人之恶，闻恶必信，则小人之道长矣，闻善或疑，则君子之道消矣。为国家者，急于进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则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乱亡不恤，将何以治乎？且世俗常人，心无远虑，情在告讦，好言朋党。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济谓之朋党，今则清浊共流，善恶无别，以告讦为诚直，以同德为朋党。以之为朋党，则谓事无可信；以之为诚直，则谓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结于下，臣忠所以不达于上。大臣不能辩正，小臣莫之敢论，远近承风，混然成俗，非国家之福，非为治之道。适足以长奸邪，乱视听，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远虑，深绝其源，则后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败者，由乎君有远虑，虽失之于始，必得之于终故也。若时逢少隳，往而不返，虽欲悔之，必无所及。既不可以传诸后嗣，复何以垂法将来？且夫进善黜恶，施于人者也；以古作鉴，施于己者也。鉴貌在乎止水，鉴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鉴于己之行事，则貌之妍丑宛然在目，事之善恶自得于心，无劳司过之史，不假刍荛之议，巍巍之功日着，赫赫之名弥远。为人君者不可务乎？ 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弘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不择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潜夫论》曰：“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无不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后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正道。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曲豉也。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在将者耳！遭良吏，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醇酽之俗，复见于兹矣。”后王虽未能遵，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 故《体论》云：“夫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难矣。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 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劾之法，参伍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明听之耳，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执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沣水之深十仞，金铁在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鱼鳖莫之归也。”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与见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其宽平，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不亦惑哉？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万乘之主，当可封之日，而任心弃法，取怨于人乎！ 又时有小事，不欲人闻，则暴作威怒，以弭谤议。若所为是也，闻于外其何伤？若所以非也，虽掩之何益？故谚曰：“欲人不知，莫若不为；欲人不闻，莫若勿言。”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闻，此犹捕雀而掩目，盗钟而掩耳者，只以取诮，将何益乎？臣又闻之，无常乱之国，无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恶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汤以之理，桀、纣以之乱；文、武以之安，幽、厉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故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为之无已，深乖恻隐之情，实启奸邪之路。温舒恨于曩日，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闻也。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史，武有戒慎之铭。此则听之于无形，求之于未有，虚心以待下，庶下情之达上，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诤，亲忠臣，厚谏士，斥谗慝，远佞人者，诚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统运，纵未能上下无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国，远避灭亡乎？然自古圣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资同心，予违汝弼者也。 昔在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辞。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往来行路，咸知之矣。邦之兴衰，实由斯道。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数年以来，每奉明旨，深惧群臣莫肯尽言。臣切思之，自比来人或上书，事有得失，惟见述其所短，未有称其所长。又天居自高，龙鳞难犯，在于造次，不敢尽言，时有所陈，不能尽意，更思重竭，其道无因。且所言当理，未必加于宠秩，意或乖忤，将有耻辱随之，莫能尽节，实由于此。虽左右近侍，朝夕阶墀，事或犯颜，咸怀顾望，况疏远不接，将何以极其忠款哉？又时或宣言云：“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谏之辞，诚非纳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严颜，献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过。若主听则惑，事有不行，使其尽忠谠之言，竭股肱之力，犹恐临时恐惧，莫肯效其诚款。若如明诏所道，便是许其面从，而又责其尽言，进退将何所据？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犹死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若徒有其言，而内无其实，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太宗手诏曰： 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昔在衡门，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值隋主分崩，万邦涂炭，惵惵黔黎，庇身无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怀拯溺，发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东西征伐，日不暇给，居无宁岁。降苍昊之灵，禀庙堂之略，义旗所指，触向平夷。弱水、流沙，并通輶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及恭承宝历，寅奉帝图，垂拱无为，氛埃靖息，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习，以致于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抚大神器，忧深责重，常惧万机多旷，四聪不达，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于公卿，以至隶皂，推以赤心。庶几明赖，一动以钟石；淳风至德，永传于竹帛。克播鸿名，常为称首。朕以虚薄，多惭往代，若不任舟楫，岂得济彼巨川？不藉盐梅，安得调夫五味？赐绢三百匹。 贞观政要(17)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征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贞观政要(18)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征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近读《刘聪传》，聪将为刘后起?仪殿，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辞情甚切，聪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朕见此事，可以为深诫。比者欲造一殿，仍构重阁，今于蓝田采木，并已备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贞观十一年，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上古垂风，未闻于封树；后世贻则，乃备于棺椁。讥僭侈者，非爱其厚费；美俭薄者，实贵其无危。是以唐尧，圣帝也，谷林有通树之说；秦穆，明君也，橐泉无丘陇之处。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坟；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隐。斯皆怀无穷之虑，成独决之明，乃便体于九泉，非徇名于百代也。洎乎阖闾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季孙擅鲁，敛以玙璠；桓魋专宋，葬以石椁，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玄庐既发，致焚如于夜台；黄肠再开，同暴骸于中野。详思曩事，岂不悲哉？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着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而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 魏征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征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所尚。 贞观政要(19)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征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劳谦，君子有终，吉。’诚如卿言。”诏赐物二百段。 河间王孝恭，武德初封为赵郡王，累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孝恭既讨平萧铣、辅公祏，遂领江、淮及岭南、北，皆统摄之。专制一方，威名甚着，累迁礼部尚书。孝恭性惟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时有特进江夏王道宗，尤以将略驰名，兼好学，敬慕贤士，动修礼让，太宗并加亲待。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与为比，一代宗英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征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议，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材，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皎然可知。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简彼缃图，淡焉怡悦，固万寿于南岳，齐百姓于东户，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太宗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至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贞观政要(20)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于是后宫及掖庭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贞观二年，关中旱，大饥。太宗谓侍臣曰：“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检，出御府金宝赎之，还其父母。 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卒。太宗闻而嗟悼，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次定州，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门楼抚慰之。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进。诏至床前，问其所苦，仍敕州县医疗之。是以将士莫不欣然愿从。及大军回次柳城，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亲临，哭之尽哀，军人无不洒泣。兵士观祭者，归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儿之丧，天子哭之，死无所恨。”太宗征辽东，攻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为流矢所中，帝亲为吮血，将士莫不感励。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奏进巧人杨思齐至。太宗令试，纶遣造傀儡戏具。太宗谓纶曰：“所进巧匠，将供国事，卿令先造此物，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耶？”乃诏削纶阶级，并禁断此戏。 贞观政要(21)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事着于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齐、隋间谗谮事，耳目所接者，略与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齐朝良将，威震敌国，周家每岁斫汾河冰，虑齐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征谗构伏诛，周人始有吞齐之意。高颎有经国大才，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文帝惟妇言是听，特令摈斥。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又隋太子勇抚军监国，凡二十年间，固亦早有定分。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逆乱之源，自此开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古人云‘世乱则谗胜’，诚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前史云：‘猛兽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此实朕所望于群公也。”魏征曰：“《礼》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诗》云‘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又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愿陛下深慎之！” 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太宗知，召而数之曰：“朕巡省河、洛，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元楷惭惧，数日不食而卒。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致理太平，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弱冠交游，惟柴绍、窦诞等，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以此而言，复不由染，何也？”魏征曰：“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万民之命，理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经云：‘放郑声，远佞人。’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奏言：“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以论臣等。”太宗谓戴胄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昔蜀后主昏弱，齐文宣狂悖，然国称治者，以任诸葛亮、杨遵彦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复如法。”于是，流陈师合于岭外。 贞观中，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朕闻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开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闻谏诤。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讦百官，细无可采。朕历选前王，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魏征为秘书监，有告征谋反者。太宗曰：“魏征，昔吾之雠，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竟不问征，遽斩所告者。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贞观政要(22)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 贞观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为太宗所重，特诏泰移居武德殿。魏征上疏谏曰：“魏王既是陛下爱子，须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居，时人以为不可。虽时移事异，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宁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几不思量，甚大错误。”遂遣泰归于本第。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故孔子云：‘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汉文以日易月之制，甚乖于礼典。朕昨见徐干《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承意顺旨，甘言取容。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散骑常侍刘洎对曰：“陛下每与公卿论事，及有上书者，以其不称旨，或面加诘难，无不惭退，恐非诱进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问难，当即改之。”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贞观政要(23)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贞观政要(24) 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硅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又称“开元之治”，是指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据传开元年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唐玄宗登基以后提倡文教，任用贤能姚崇，宋璟等，改革官职，整顿吏治，励精图治。 政治上，唐玄宗改革机构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重用贤臣，修订律法。经济上，唐玄宗制订经济改革措施：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改革实施食封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打击佛教势力，大力发展农业。军事上唐玄宗对兵制进行改革，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扩张疆域，唐朝在东北设置了靺鞨都督府、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等，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东北三省全境纳入中国版图。[1]文化上，提倡文教，重道抑佛，人才辈出。唐玄宗还改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开元年间，经过唐玄宗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力达到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的盛世局面。[2]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天下大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3]此间，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繁华，对外贸易十分活跃，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贾云集。 背景 武则天以后，唐朝政局动荡，直到唐玄宗即位，才稳定了局面，使政局为之一新.唐玄宗统治前期，农耕技术有很大发展，手工业发达，丝织技术高超，饮茶之风也在全国范围盛行。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4] 武则天被逼退位之后，唐王朝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混乱期：先是武三思与韦后、安乐公主勾结，害死于唐中宗复位有功的“五王”；而后太子李重俊率御林军杀死武三思、武崇讯，而其也被韦后部下所杀；再而后，韦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李显，立傀儡李重茂为少帝，自己总揽大权，垂帘听政。韦后肆无忌惮，安乐公主公开卖官，朝政异常腐化。武后退位后八年的时间里，政变迭起，政局动荡。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庚子日，相王李旦第三子和其姑母太平公主共同精心谋划，发动政变闯入宫中杀死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铲除了韦武集团，并迎相王李旦入辅少帝，后来又拥其为帝。 景云三年（712年），唐睿宗李旦让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此时的太平公主已由以前的同盟变成了唐玄宗的强大对手，“宰相七人，四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开元元年（713年）七月，唐玄宗得知“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立即动手，斩杀公主党徒常元楷、李慈、萧至忠、岑羲，窦怀贞自缢，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 唐玄宗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后，立即“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并流放郭元振，斩杀唐绍扬威皇权，并逐步将功臣，诸王外刺（调离出京，到外地任刺史）。皇权稳固之后，玄宗开始整顿朝纲，任用贤能。 唐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早年）。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张嘉贞、源乾曜是开元前期玄宗精心选拔的六位宰相，均是通晓治国方略，尽心操劳国事的名臣。唐玄宗依靠这些贤臣在稳定政局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 唐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早年）。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张嘉贞、源乾曜是开元前期玄宗精心选拔的六位宰相，均是通晓治国方略，尽心操劳国事的名臣。唐玄宗依靠这些贤臣在稳定政局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 建制谏官，恢复谏议制度。完善法制，删辑律令格式，编纂《唐六典》。农业上静民劝农，检括户口，开垦荒地，提高亩产。设置四监管理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也发展迅速。繁荣商业，金融机构柜房出现，互市与海外贸易发达。 正是由于开元初期君臣一体，上下同心，全国经济迅速繁荣，迎来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 历史沿革 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唐玄宗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号“皇帝梨园弟子”。[7]二月，销毁象征世界中心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8]七月，下令销毁宫中的服饰车马、金银器玩，用来弥补军费；并在殿前焚毁珠玉、锦绣，规定后妃都不能戴珠玉、穿锦绣；天下妇女的服装都要依顺丈夫和儿子的，已经织成的锦绣全染成黑白色，禁止天下采珠玉和织锦绣，并罢免两京（长安、洛阳）织锦坊。 开元四年（716年）二月，松州都督孙仁献发兵袭击吐蕃于城下，大举攻破吐蕃。 开元五年（717年），唐明皇李隆基至东都洛阳，大赦天下，又在紫微城接见日本第八次遣唐使（随行人员主要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同年于东都紫微城改明堂为乾元殿，又于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因号乾元院。次年改为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书院”机构由此产生。 开元五年（717年），唐明皇李隆基至东都洛阳，大赦天下，又在紫微城接见日本第八次遣唐使（随行人员主要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同年于东都紫微城改明堂为乾元殿，又于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因号乾元院。次年改为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书院”机构由此产生。 贞观政要(26)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着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芬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着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礼部尚书王硅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硅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成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硅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征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硅之奏。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汲则哭之为位，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征之词也。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开元盛世(2)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率百官、贵戚及四夷首领，从东都紫微城出发，至泰山封禅。每当置顿，人畜被野数十里；车载的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返回洛京后，在广达楼大宴群臣。 开元二十年（732年），信安王李祎大破奚、契丹，献上其俘虏，唐玄宗御紫微城应天门领受。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千秋节（唐玄宗生日）御广达楼宴群臣。群臣皆献宝镜为玄宗祝寿，而张九龄认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于是讲述前世兴废之根源，作《千秋金镜录》奉上，唐玄宗便赐书褒奖他。十月，李隆基准备行幸西京长安，李隆基准备行幸西京长安，但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却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唐玄宗大悦，即日西行。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隆基因所宠武惠妃谗言，将三个儿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杀害，改立三子忠王李玙为太子。同年，武惠妃病死，李隆基日夜寝食不安，后宫虽多美人，但没有一个能使他满意。听人说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艳丽无双，于是不顾什么礼节，就将她招进宫里，杨玉环懂音律，也很聪明，还擅长歌舞，很得玄宗欢心。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于西京、东都往来之路，作行宫千余间。 改革措施 唐玄宗登基后，提倡文教，政治上任用贤能，改革官职，整顿吏治，使得唐中期朝政稳定。经济上，制订新的经济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大力发展农业。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减轻人民负担；文化上，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军事上，改革兵制，在边境地区发展屯田，提高军队战斗力，扩张疆域。外交上，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 政治 改革机构 唐玄宗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 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这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 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 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 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重用贤臣 唐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通晓治国方略，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修订律法 开元八年（720年）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体现在垂拱元年（685年）前定期修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垂拱元年以后，武后未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格后长行敕》。武后垮台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在唐休璟、韦安石和苏瓌的主持下，彻底修订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进行。唐景龙四年（710）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订，同时指定一个包括许多法律专家在内的编纂组织负责。新法典在先天元年（712）阴历二月编成并颁行。 先天二年（713年）末，姚崇和卢怀慎领导一个被指定修订令、格和式的组织，这部分法令与行政事务有关。修订的法令于开元三年（715年）阴历三月完成，然后被颁布执行，后来被称作《开元前令》。如太子宾客在旧时作为兼职无品，《开元前令》时被正式定入官品。 在宋璟和苏颋担任宰相时，诏令又命再作修订，这一次包括刑法在内。有些曾协助姚崇的法律专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编纂工作成于开元七年（719年），阴历三月呈送唐玄宗御览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称作《开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其大部分内容收入《唐六典》，此书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详细内容。 在宋璟和苏颋担任宰相时，诏令又命再作修订，这一次包括刑法在内。有些曾协助姚崇的法律专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编纂工作成于开元七年（719年），阴历三月呈送唐玄宗御览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称作《开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其大部分内容收入《唐六典》，此书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详细内容。 因此，从唐景龙四年（710年）至开元七年（719年）的十年是制订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时期，这种法律旨在把中国再度置于一个精心制订的统一行政规定和实践的体制之下，所以这十年对恢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军事 兵制改革 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贞观政要(27)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硅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硅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鞠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以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奸恶。”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贞观政要(28)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佑。”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庭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意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辩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还出于林薮。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刈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其莫离支遣使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莫离支虐杀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大庙，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百官象之，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将何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太宗谓其使曰：“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于本国，若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却还之本国。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硅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征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齐主若为优劣？”征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愞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 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滑水便桥之北，遣酋帅执矢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声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乃请返命。太宗谓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无所愧，何辄将兵入我畿县，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等请礼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还，必谓我惧。”乃遣囚之。太宗曰：“颉利闻我国家新有内难，又闻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众直至于此，谓我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自守，虏必纵兵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将独出，以示轻之，且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制服匈奴，在兹举矣。”遂单马而进，隔津与语，颉利莫能测。俄而六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请盟而退。 贞观初，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诏将军蔺謩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秘书监魏征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疬，山川阻深，兵运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从之，岭表悉定。侍臣奏言：“冯盎、谈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发一单使，岭外帖然。”太宗曰：“初，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征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乃赐征绢五百匹。 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疬，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竟不讨之。 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时太宗谓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有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伐高昌，及师次柳谷，候骑言：“高昌王麴文泰死，克日将葬，国人咸集，以二千轻骑袭之，可尽得也。”副将薛万均、姜行本皆以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恭行天诛。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遂按兵以待葬毕，然后进军，遂平其国。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碟搅扰之，何如？”房玄龄对曰：“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曰：“善！” 贞观十八年，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克平寇难，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惟陛下明略独断，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 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翻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识者是之。 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从太宗征高丽，诏道宗与李绩为前锋，及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佥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议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可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李绩大然其议。乃率骁勇数百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绩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赏劳。道宗在阵损足，帝亲为针灸，赐以御膳。 太宗《帝范》曰：“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终以丧邦。何也？越习其威，徐忘其备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职也。”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重讨高丽。是时，房玄龄寝疾增剧，顾谓诸子曰：“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惟欲东讨高丽，主为国害。吾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遂上表谏曰： 臣闻兵恶不戢，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无远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请置州县，沙漠已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涣于流沙，吐浑首鼠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杀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日，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万倍前王。此圣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 且陛下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候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筭无遗策。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文锋既振，则宫徵自谐；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州之网。逆耳之谏必听，肤受之诉斯绝。好生之德，禁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凫鹤荷稻粱之惠，犬马蒙帷盖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疮，登堂临魏征之柩。哭战亡之卒，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则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尽心于庶狱。臣心识昏愦，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备具，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 《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谓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侍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必欲绝其种类，深恐兽穷则搏。且陛下每决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轊车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 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霈然之恩，降宽之大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豫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骨不朽。 太宗见表，叹曰：“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虽谏不从，终为善策。 贞观二十二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充容徐氏上疏谏曰： 贞观已来，二十有余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帝，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公，小国之庸君，尚涂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祸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害，肆情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雨露之惠。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王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 夫珍玩技巧，为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窃见服玩鲜靡，如变化于自然，职贡奇珍，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亡衰乱之数，得失成败之机，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着，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成始，削轻过以添重德，择今是以替前非，则鸿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泰！ 太宗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 贞观政要(29) 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扞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征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于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麴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贞观政要(31)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民，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民为虑。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昔诗人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小东大东，杼轴其空。’正谓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司空长孙无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征等曰：“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侍中魏征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秘书监虞世南以太宗颇好畋猎，上疏谏曰：“臣闻秋狝冬狩，盖惟恒典；射隼从禽，备乎前诰。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摧班碎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于林薮。夷凶剪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细微，敢忘斯义？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降纳涓浍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太宗深嘉其言。 谷那律为谏议大夫，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太宗问曰：“油衣若为得不漏？”对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数游猎，大被嘉纳。赐帛五十段，加以金带。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田猎，忠谏不复至洛阳矣。’四时搜田，既是帝王常礼，今日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侍中魏征奏称：“国家开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其丑。臣谏其君，甚须折衷，从容讽谏。汉元帝尝以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免冠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卿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可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直臣谏君也。”太宗大悦。 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特进魏征奏言：“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戒。昔汉文临峻坂欲驰下，袁盎揽辔曰：‘圣主不乘危，不侥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进谏：‘力称乌获，捷言庆忌，人诚有之，兽亦宜然。猝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虽乌获、逄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虽万全而无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孝元帝郊泰畤，因留射猎，薛广德称：‘窃见关东困极，百姓离灾。今日撞亡秦之钟，歌郑、卫之乐，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欲安宗庙社稷，何凭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窃思此数帝，心岂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而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臣伏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往夜还。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丰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属尘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为诫。”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将幸栎阳游畋，县丞刘仁轨以收获未毕，非人君顺动之时，诣行所，上表切谏。太宗遂罢猎，擢拜仁轨新安令。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此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着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 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问侍臣，秘书监虞世南对曰：“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乐，降服乘缦，祝币以礼焉。’粱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国无来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又山东之雨，虽则其常，然阴潜过久，恐有冤狱，宜断省系囚，庶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冤讼，多所原宥。 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长六丈，经百余日乃灭。太宗谓侍臣曰：“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彗星见，公问晏子。晏子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若能终始如一，彗见未足为忧。”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刈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魏征进曰：“臣闻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溢，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载怀忧惕。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 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虽亿兆刈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着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 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游畋之娱；云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弓矢，而不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与天地长久。虽使桑谷为妖，龙蛇作孽，雉雊于鼎耳，石言于晋地，犹当转祸为福，变灾为祥，况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瞽，伏待斧钺。 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征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征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于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终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刈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疏奏，太宗谓征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征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征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背景简介 唐代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经济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达至鼎盛。安史之乱发生后，对唐朝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战争起因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4]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5]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烂的生活[6]。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7]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754年，安禄山奉命入长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禄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遗憾的是，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玄宗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禄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事件详细 藩镇崛起 主词条：节度使、藩镇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事件详细 藩镇崛起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三国志明帝传 第85章 三国志明帝传 明皇帝讳叡，字符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一]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为齐公，三年为平原王。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二]七年夏五月，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诸臣封爵各有差。 [三]癸未，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为阳平王。 注[一]魏书曰：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 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 注[二]魏略曰：文帝以郭后无子，诏使子养帝。帝以母不以道终，意甚不平。后不获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长御问起居，郭后亦自以无子，遂加慈爱。文帝始以帝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传曰：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 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注[三]世语曰：帝与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后，髃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觽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欲发兵救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持，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先时遣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禹到，于江夏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权退走。 辛巳，立皇子冏为清河王。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寻阳。论功行赏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 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髃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曲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遣将军郝昭、鹿盘讨斩之。二月辛未，帝耕于籍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寝庙于邺。丁亥，朝日于东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甲申，初营宗庙。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东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十二月，封后父毛嘉为列侯。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一]注[一]三辅决录曰：伯郎，凉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 灵帝时。 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觽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觽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觽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 他生达，少入蜀。其处蜀事夡在刘封传。魏略曰：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又曰：“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簄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觽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觽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 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 干宝晋纪曰：达初入新城，登白马塞，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一]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县为上庸郡，锡县为锡郡。 注[一]魏略曰：宣王诱达将李辅及达甥邓贤，贤等开门纳军。达被围旬有六日而败，焚其首于洛阳四达之衢。 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一]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合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长安。[二]夏四月丁酉，还洛阳宫。[三]赦系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论讨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 五月，大旱。六月，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秋九月，曹休率诸军至皖，与吴将陆议战于石亭，败绩。乙酉，立皇子穆为繁阳王。庚子，大司马曹休薨。冬十月，诏公卿近臣举良将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曹真遣将军费曜等拒之。[四]辽东太守公孙恭兄子渊，劫夺恭位，遂以渊领辽东太守。 注[一]魏书曰：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马步骑五万拒亮。 注[二]魏略载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己。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而亮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屦，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而亮怀李熊愚勇之*(智)*[志]，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驱略吏民，盗利祁山。 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 猛锐踊跃，咸思长驱。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贞良，与夫淫昏之党，共受涂炭。故先开示，以昭国诚，勉思变化，无滞乱邦。巴蜀将吏士民诸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听束手。“ 注[三]魏略曰：是时斗言，云帝已崩，从驾髃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髃公尽惧。及帝还，皆私察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 注[四]魏略曰：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为人雄壮，少入军为部曲督，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遂镇守河西十余年，民夷畏服。亮围陈仓，使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之，昭于楼上应详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详以昭语告亮，亮又使详重说昭，言人兵不敌，无为空自破灭。昭谓详曰：“前言已定矣。我识卿耳，箭不识也。”详乃去。亮自以有觽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然，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堑，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无计，救至，引退。诏嘉昭善守，赐爵列侯。 及还，帝引见慰劳之，顾谓中书令孙资曰：“卿乡里乃有尔曹快人，为将灼如此，朕复何忧乎?”仍欲大用之。会病亡，遗令戒其子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耳，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礼薨。六月癸卯，繁阳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无度，人神弗佑，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 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着于令典。“ 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 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邺庙。十一月，庙始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庙。[一]注[一]臣松之按：黄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庙，太皇帝大长秋与文帝之高祖共一庙，特立武帝庙，百世不毁。今此无高祖神主，盖以亲尽毁也。此则魏初唯立亲庙，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庙之制。孙盛曰：事亡犹存，祭如神在，迎迁神主，正斯宜矣。 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癸巳，以大将军曹真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司马宣王为大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为车骑将军。夏四月，太傅钟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诏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一]乙未，幸许昌宫。九月，大雨，伊、洛、河、汉水溢，诏真等班师。冬十月乙卯，行还洛阳宫。庚申，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岁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阳陵。丙寅，诏公卿举贤良。 注[一]魏书曰：行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 臣松之按：汉纪章帝元和三年，诏高邑县祠即位坛，五成陌，比腊祠门户。此虽前代已行故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求之义典，未详所据。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籍田。三月，大司马曹真薨。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 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鲜卑附义王轲比能率其种人及丁零大人儿禅诣幽州贡名马。复置护匈奴中郎将。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一]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注[一]魏书曰：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帝皆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 八月，诏曰：“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着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着于令。”冬十一月乙酉，月犯轩辕大星。戊戌晦，日有蚀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镇星。戊午，太尉华歆薨。 六年春二月，诏曰：“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三月癸酉，行东巡，所过存问高年□寡孤独，赐谷帛。乙亥，月犯轩辕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许昌宫。甲子，初进新果于庙。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谥安平哀王。秋七月，以韂尉董昭为司徒。 九月，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将军田豫帅觽讨吴将周贺于成山，杀贺。十一月丙寅，太白昼见。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将星。庚寅，陈思王植薨。十二月，行还许昌宫。 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于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人二级，□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三月甲子，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 夏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一]戊寅，北海王蕤薨。闰月庚寅朔，日有蚀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诸王女皆为邑主。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阳宫鞠室灾。 注[一]魏书载诏曰：“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蒸，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着，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于是以惇等配飨。 保塞鲜卑大人步度根与叛鲜卑大人轲比能私通，并州刺史毕轨表，辄出军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为比能所诱，有自疑心。今轨出军，适使二部惊合为一，何所威镇乎?”促敕轨，以出军者慎勿越塞过句注也。比诏书到，轨以进军屯阴馆，遣将军苏尚、董弼追鲜卑。比能遣子将千余骑迎步度根部落，与尚、弼相遇，战于楼烦，二将*[败]*没。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与比能合寇边。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虏乃走漠北。 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叛，司马宣王遣将军胡遵等追讨，破降之。 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诣并州降，朗引军还。[一]注[一]魏氏春秋曰：朗字符明，新兴人。献帝传曰：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宜禄归降，以为铚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魏略曰：朗游遨诸侯间，历武、文之世而无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内官，为骁骑将军、给事中，每车驾出入，朗常随从。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朗终不能有所谏止，又未尝进一善人，帝亦以是亲爱;每顾问之，多呼其小字阿稣，数加赏赐，为起大第于京城中。四方虽知朗无能为益，犹以附近至尊，多赂遗之，富均公侯。世语曰：朗子秀，劲厉能直言，为晋武帝博士。魏略以朗与孔桂俱在佞幸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数为将军杨秋使诣太祖，太祖表拜骑都尉。桂性便辟，晓博弈、□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 桂察太祖意，喜乐之时，因言次曲有所陈，事多见从，数得赏赐，人多馈遗，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爱桂，五官将及诸侯亦皆亲之。其后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于临菑侯，因更亲附临菑侯而简于五官将，将甚衔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黄初元年，随例转拜驸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货赂，许为人事。事发，有诏收问，遂杀之。鱼豢曰：为上者不虚授，处下者不虚受，然后外无伐檀之叹，内无尸素之刺，雍熙之美着，太平之律显矣。而佞幸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无德而荣，无功而禄，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朘，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赏，明皇帝之持法，而犹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孙渊斩送孙权所遣使张弥、许晏首，以渊为大司马乐浪公。[一]注[一]世语曰：并州刺史毕轨送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奴云：“霍显，光后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时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其父曾作远方长吏，官徙送彼县，令故义传供食之;一二年中，一乡中辄为之俭。傅子曰：时太原发頉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頉上树木可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于地中邪?将一朝欻生，偶与发頉者会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荧惑。癸酉，诏曰：“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 其减鞭杖之制，着于令。“三月庚寅，山阳公薨，帝素服发哀，遣使持节典护丧事。 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华殿灾。丙寅，诏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庙。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一]注[一]献帝传曰：帝变服，率髃臣哭之，使使持节行司徒太常和洽吊祭，又使持节行大司空大司农崔林监护丧事。诏曰：“盖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称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先帝命公行汉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礼，言事不称臣，此舜事尧之义也。昔放勋殂落，四海如丧考妣，遏密八音，明丧葬之礼同于王者也。今有司奏丧礼比诸侯王，此岂古之遗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谥公汉孝献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庙，曰：“叡闻夫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亲亲，咸有尚焉。今山阳公寝疾弃国，有司建言丧纪之礼视诸侯王。 叡惟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己，深观历数允在圣躬，传祚禅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黄初受终，命公于国行汉正朔，郊天祀祖礼乐制度率乃汉旧，斯亦舜、禹明堂之义也。 上考遂初，皇极攸建，允熙克让，莫朗于兹。盖子以继志嗣训为孝，臣以配命钦述为忠，故诗称‘匪棘其犹，聿追来孝’，书曰‘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叡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灵。今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绂。命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及置百官髃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丧葬所供髃官之费，皆仰大司农。立其后嗣为山阳公，以通三统，永为魏宾。“于是赠册曰：”呜呼，昔皇天降戾于汉，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灭京都，劫迁大驾。于时六合云扰，奸雄熛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兹洛邑。畴咨圣贤，聿改乘辕，又迁许昌，武皇帝是依。 岁在玄枵，皇师肇征，迄于鹑尾，十有八载，髃寇歼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兹魏国，大启土宇。爰及文皇帝，齐圣广渊，仁声旁流，柔远能迩，殊俗向义，干精承祚，坤灵吐曜，稽极玉衡，允膺历数，度于轨仪，克厌帝心。乃仰钦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岳之谋，不俟师锡之举，幽赞神明，承天禅位。祚*(建)**[逮]*朕躬，统承洪业。 盖闻昔帝尧，元恺既举，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后百揆时序，内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终天禄，故能冠德百王，表功嵩岳。自往迄今，弥历七代，岁暨三千，而大运来复，庸命厎绩，纂我民主，作建皇极。念重光，绍咸池，继韶夏，超群后之遐踪，邈商、周之惭德，可谓高朗令终，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汉、魏与天地合德，与四时合信，动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于此乎?朕惟孝献享年不永，钦若顾命，考之典谟，恭述皇考先灵遗意，阐崇弘谥，奉成圣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传亿载不朽之荣。魂而有灵，嘉兹弘休。呜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葬之日，帝制锡衰弁绖，哭之恸。适孙桂氏乡侯康，嗣立为山阳公。 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一]注[一]魏氏春秋曰：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宣王将出战，辛毗杖节奉诏，勒宣王及军吏已下，乃止。宣王见亮使，唯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宣王曰：“亮体毙矣，其能久乎?” 五月，太白昼见。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陆议、孙韶各将万余人入淮、沔。 六月，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拒之。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帝不听，曰：“昔汉光武遣兵县据略阳，终以破隗嚣，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权走也。”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髃臣以为大将军方与诸葛亮相持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将军以制之，吾无忧矣。”遂进军幸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飨六军，遣使者持节犒劳合肥、寿春诸军。辛巳，行还许昌宫。 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 冬十月乙丑，月犯镇星及轩辕。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从东南来，隐隐有声，摇动屋瓦。十二月，诏有司删定大辟，减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宣王为太尉。己亥，复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陨石于寿光县。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营陵于首阳陵涧西，如终制。 [一]注[一]顾恺之启蒙注曰：魏时人有开周王頉者，得殉葬女子，经数日而有气，数月而能语;年可二十。送诣京师，郭太后爱养之。十余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余而死。 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一]注[一]魏略曰：是年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筑阊阖诸门阙外罘罳.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 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欢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寭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犹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念崇节约，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耀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骋寇绚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愿陛下沛然下诏，万几之事有无益而有损者悉除去之，以所除无益之费，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实仓廪，缮甲兵，恪恭以临天下。 如是，吴贼面缚，蜀虏舆榇，不待诛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计日而待也。陛下可无劳神思于海表，军师高枕，战士备员。今髃公皆结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献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骑奏臣书，以听谏篇为善，诏曰：“是也‘，擢臣为太子舍人;且臣作书讥为人臣不能谏诤，今有可谏之事而臣不谏，此为作书虚妄而不能言也。 臣年五十，常恐至死无以报国，是以投躯没命，冒昧以闻，惟陛下裁察。“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而已。茂字彦林，沛人。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丁巳，行还洛阳宫。命有司复崇华，改名九龙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兖薨。壬申，太白昼见。十一月丁酉，行幸许昌宫。[一]注[一]魏氏春秋曰：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广一丈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关盖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东，凤鸟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苍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讨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在中，大*(告)**[吉]*开寿，此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 世语曰：又有一鸡象。搜神记曰：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系五马，文曰“大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粲然咸着，此一事者，魏、晋代兴之符也。至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按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帻，执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开寿”，其一成行，曰“金当取之”。汉晋春秋曰：氐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声如雷，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之，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讨曹，适水中，甲寅”。帝恶其“讨” 也，使凿去为“计”，以苍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满焉。至晋初，其文愈明，马象皆焕彻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复昼见，月犯太白，又犯轩辕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肃慎氏献楛矢。 六月壬申，诏曰：“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错而不用。朕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邈乎何相去之远?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觽，而奸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条，多所蠲除，思济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国毙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藊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及乞恩者，或辞未出而狱以报断，非所以究理尽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韂等首，诣幽州。甲寅，太白犯轩辕大星。冬十月己卯，行还洛阳宫。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东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见，犯宦者天纪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陈髃薨。乙未，行幸许昌宫。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茌音仕狸反。*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一]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二]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 注[一]魏书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帝在东宫着论，以为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优游者久之，史官复着言宜改，乃诏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博议，议者或不同。帝据古典，甲子诏曰：“夫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之髃艺，厥义章矣。其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 注[二]臣松之按：魏为土行，故服色尚黄。行殷之时，以建丑为正，故牺牲旗旗一用殷礼。 礼记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骍.”郑玄云：“夏后氏以建寅为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为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为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马也，易曰‘白马翰如’。”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 五月己巳，行还洛阳宫。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尚书*(左)**[右]*仆射韂臻为司空。丁未，分魏兴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上庸郡。省锡郡，以锡县属魏兴郡。 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武)**[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一]注[一]孙盛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于既没然后着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也。 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昔华乐以厚敛致讥，周人以豫凶违礼，魏之髃司，于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陈矫薨。孙权遣将朱然等二万人围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质等击之，然退走。 初，权遣使浮海与高句骊通，欲袭辽东。遣幽州刺史□丘俭率诸军及鲜卑、乌丸屯辽东南界，玺书征公孙渊。渊发兵反，俭进军讨之，会连雨十日，辽水大涨，诏俭引军还。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王护留等居辽东，率部觽随俭内附。己卯，诏辽东将吏士民为渊所胁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昼见。渊自俭还，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称绍汉元年。 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没溺死亡及失财产者，在所开仓振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荧惑。 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一]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丁巳，分襄阳临沮、宜城、旍阳、邔*邔音其己反。*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分襄阳郡之鄀叶县属义阳郡。[二]注[一]魏书载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着，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只兆位，多不见经，是以制度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祀。 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只，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晋泰始二年，并圜丘、方丘二至之祀于南北郊。 注[二]魏略曰：是岁，徙长安诸钟懬、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髃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汉晋春秋曰：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 魏略载司徒军议掾河东董寻上书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土山、渊池，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参倍于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书，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刚，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怀郁结，使阴阳不和，灾害屡降，凶恶之徒，因间而起，谁当为陛下尽言事者乎?又谁当干万乘以死为戏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 将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后为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诏太尉司马宣王帅觽讨辽东。[一]注[一]干窦晋纪曰：帝问宣王：“度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宣王对曰：“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为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出?”对曰：“唯明智审量彼我，乃预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县远，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后守也。”帝曰：“住还几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载散骑常侍何曾表曰：“臣闻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则置假辅，陈师命将，则立监贰，宣命遣使，则设介副，临敌交刃，则参御右，盖以尽谋思之功，防安危之变也。是以在险当难，则权足相济，陨缺不预，则才足相代，其为固防，至深至远。及至汉氏，亦循旧章。韩信伐赵，张耳为贰;马援讨越，刘隆副军。前世之夡，着在篇志。今懿奉辞诛罪，步骑数万，道路回阻，四千余里，虽假天威，有征无战，寇或潜遁，消散日月，命无常期。人非金石，远虑详备，诚宜有副。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卒有变急，不相镇摄。存不忘亡，圣达所戒，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宿着者，盛其礼秩，遣诣懿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虽有万一不虞之灾，军主有储，则无患矣。”□丘俭志记云，时以俭为宣王副也。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韩暨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韩暨薨。壬寅，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洨音胡交反。 虹音绛。*十县为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丰国、广戚，并五县为沛王国。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一]六月，省渔阳郡之狐奴县，复置安乐县。 注[一]魏书载戊子诏曰：“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 秋八月，烧当羌王芒中、注诣等叛，凉州刺史率诸郡攻讨，斩注诣首。癸丑，有彗星见张宿。 [一]注[一]汉晋春秋曰：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恶之。”于是大修禳祷之术以厌焉。魏书曰：九月，蜀阴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营。雍州刺史郭淮遣广魏太守王赟、南安太守游奕将兵讨惇。淮上书：“赟、奕等分兵夹山东西，围落贼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势恶离。”促诏淮敕奕诸别营非要处者，还令据便地。诏敕未到，奕军为惇所破;赟为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马宣王围公孙渊于襄平，大破之，传渊首于京都，海东诸郡平。冬十一月，录讨渊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议遣宣王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 遂以四万人行。及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时攻，髃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诏宣王还。 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擒渊可计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壬午，以司空韂臻为司徒，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闰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寡孤独谷。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韂将军曹爽代之。[一]注[一]汉晋春秋曰：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韂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闲，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 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 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 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黙，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初，青龙三年中，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命为登女，当营韂帝室，蠲邪纳福。 饮人以水，及以洗疮，或多愈者。于是立馆后宫，下诏称扬，甚见优宠。及帝疾，饮水无验，于是杀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一]即日，帝崩于嘉福殿，[二]时年三十六。[三]癸丑，葬高平陵。[四]注[一]魏略曰：帝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诏，斯须复得后手笔，疑京师有变，乃驰到，入见帝。 劳问讫，乃召齐、秦二王以示宣王，别指齐王谓宣王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 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魏氏春秋曰：时太子芳年八岁，秦王九岁，在于御侧。帝执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 注[二]魏书曰：殡于九龙前殿。 注[三]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注[四]魏书曰：帝容止可观，望之俨然。自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 即位之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觽，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孙监曰：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韂，悲夫! 评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雕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 译文 (曹睿) 明帝纪，明皇帝名睿，字元仲，是文帝曹丕所立的太子。他从小备受祖父武帝喜爱，常随他参加宫廷宴会及朝政活动。十五岁时被封为武德侯，文帝黄初二年(221)，被封为齐公，次年晋封为平原王。但由于生母甄皇后被文帝赐死的缘故，他未被立为太子。 黄初七年(226)五月十六日，文帝病危，才被正式册封为太子。次日文帝驾崩，睿遂即位。诏令大赦天下，尊封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文帝郭皇后为皇太后，朝中百官均晋爵加俸。六月十四日，追谥生母甄夫人为文昭皇后。二十三日，加封其弟曹蕤为阳平王。这年八月，东吴孙权进犯江夏郡，江夏太守文聘坚守城池，朝中群臣纷纷上奏请求发兵救援。明帝对他们说：“孙权的军队善习水战，这次吴军之所以敢于不用水战而转到陆上攻城，不过是借文聘防守不严，打一个突然袭击。可时下文聘已和他们能够抗衡，他们并不占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是不会坚持长久的。”在这之前，明帝曾派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戍边将士，得知吴军进犯的消息，便在去江夏的路上沿途召集各县兵马，加上自己身边的骑从卫士共计步骑兵千余人。抵达江夏城外，荀禹指挥军队借山势举火向吴兵发起攻击，吴军撤退了。十二月，明帝立皇子曹礒为清河王。东吴将军诸葛瑾、张霸等又率部进犯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懿指挥魏军大破吴军，斩张霸。征东大将军曹休也在寻阳击败了其他东吴军队。朝廷一一论功行赏。这年十月，清河王曹礒死去。十二月，晋升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 太和元年(227)正月，明帝去郊外祭天，以太祖武皇帝配享;又率宗族在明堂奉祀天帝，以文皇帝配享。又将与吴国毗邻的江夏郡南部地区分出，另设置江夏南部都尉。这时西平郡麴英反叛，连杀临羌令、西都长等地方官员，于是派遣将军郝邵、鹿磐率兵平定叛乱，斩杀了麴英。二月五日，明帝以示重农，鼓励农耕，照例在这天到属于他名下的籍田中从事象征性的耕作劳动。十五日，诏令在邺城修建文昭皇后寝庙。二十一日，明帝清早到东郊祭祀太阳。四月十日，发行五铢钱。十九日，开始动工修建宗庙。八月，明帝又在西郊举行祭月仪式。十月四日，在东郊操练军队。西域焉耆国国王特送其儿子来到明帝身边侍奉。十一月，立毛氏为皇后，进封天下男爵子爵各进二级，对孤寡老弱生活无依靠者由官府赐给谷物。十二月，封毛皇后的父亲毛嘉为列侯。新城太守孟达叛乱，诏令骠骑将军司马懿讨伐。 太和二年(228)正月，司马懿率兵攻破新城，斩杀叛将孟达，首级送往京都洛阳。朝廷划出原属新城的上庸、武陵、巫县，新设上庸郡，锡县改设为锡郡。蜀国丞相诸葛亮率部侵犯边境，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官吏和百姓皆叛魏归顺诸葛亮。明帝派大将军曹真督师出兵关右，又派右将军张..领兵在街亭发动攻击，蜀军大败，退回汉中，于是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得以平定。三月十八日，明帝驾临长安，四月返回洛阳，诏令赦免除殊死刑以外的所有囚犯。十六日评定征伐的战功，依功绩大小对将士们封爵增邑。五月，大旱。六月，明帝下诏说：“尊儒家学说，倡学术研讨之风，乃国家实行王教的根本。但近来有些儒官很不称职，像这样何以传播圣道?惟有通过严格考核选拔上来的博学之士，才可以担任侍中、常侍这样的要职。今特告天下：今后向朝廷举荐的良才必以通晓儒家经典为先决条件。”这年九月，大司马曹休领兵开到皖地，与东吴大将陆逊在石亭开战，魏军败北。二十九日，明帝诏令朝中公卿权臣各举良将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病逝。十二月，诸葛亮率蜀军包围陈仓。大将军曹真遣将军费曜等人带兵阻击。正值辽东太守公孙恭哥哥的儿子公孙渊谋夺了叔叔的官位，为稳定后方，朝廷只好任命公孙渊为辽东太守。 太和三年(229)四月，元城王曹礼病死。六月二十一日，繁阳王曹穆死。二十六日，明帝追尊在东汉桓帝时当过大长秋的高祖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这年七月，明帝下诏：“按照礼法，皇后如没能生养嫡子继皇位，可在近亲旁支中选择贤德者以承嗣大宗。但像这种本非正宗而嗣大宗者理应奉公义而行，怎能借皇威一味去加封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呢?汉时宣帝以旁支承嗣昭帝，当了皇帝便先给自己死去的父亲追赠皇号;哀帝也是从诸侯王的子孙中选立的，董宏等人献媚，借前代亡秦之先例为他加封亲属提供依据，扰乱了当时汉朝的礼法，不仅他的父亲被尊为恭皇而在京都立庙，甚至连他父亲的四位后妃也同时加封，分别尊奉为皇太后，享受先帝时皇太后的全部优待。于是朝廷中出现了父子在前殿同时称皇、四位皇太后并立后宫的怪事。这样的僭越违背礼法，无论臣民还是神灵都不保佑他们。朝臣师丹忠心谏言反而获罪，导制了丁、傅受焚刑这样的灾祸。自此，类似出身的帝王纷纷效仿。当年鲁文公颠倒祭祀秩序，罪在夏父;宋国君主越礼厚葬，时人讥刺华元无礼。我如今特告知公卿百官，一定要引以为戒。今后万一出现由曹姓诸侯王入朝嗣位的情形，务必使他明白是作为先帝后人继位的大义。如果有人以歪门旁道引诱和阿谀当朝君主，随意加封皇号来扰乱皇亲正统，奉新君的父亲为皇，母亲为后，那么朝廷的股肱大臣可以诛杀他。此诏令当用金册记录下来，藏于宗庙，并写进国家典章法令之中。”十月，把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审理公案，关系天下人的性命，不可不明察公断。”因此，每逢审断重大案件，他常亲自前往听讼观审。当初，洛阳宗庙尚未建成，先帝们的神位都安放在邺城宗庙。十一月间洛阳宗庙建成，特派朝廷礼官太常韩暨持节到邺城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的神位。十二月十日，尊奉各位先帝神位进入洛阳宗庙。二十四日，大月氏王波调派使者来朝拜，向明帝进献珍奇礼物。明帝封波调为大月氏王。 太和四年(230)二月四日，明帝诏令说：“世上朴实有用的文章，都是深受王教的影响。自汉末战乱以来，儒家经典衰微，年轻人的兴趣和追求，也不放在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上，这岂不是官府训导不力，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上不重德行造成的严重后果吗?官吏们只有真正学通一部经典，其才识方可胜任管理百姓的能力。对博学高才者要严格考核，从中选拔真正的优秀者立即予以重用，而对那些华而不实的无能之辈，则一律予以罢退。”十日，明帝又传令太傅三公，将文帝所着《典论》一书刻在石碑上，立于宗庙门外。十五日，任命大将军曹真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司马懿为大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为车骑将军。四月，太傅钟繇病死。六月十一日，太皇太后驾崩。十九日，明帝到上庸郡巡视。七月，将武宣卞后葬于武帝的高陵。接着，传诏命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懿率魏军伐蜀。八月五日，明帝东巡，遣使者以一头公牛的特礼祭祀中岳山神。十九日到达许昌宫。九月，连降大雨，伊水、洛水、黄河、汉水等洪水泛滥，乃诏令曹真、司马懿等人回师。十月十一日，明帝一行返回洛阳宫。十六日，明帝传令各地：狱中所押囚犯除殊死刑的死囚外，一律按罪过大小由家人赎回。十一月，太白犯岁星。十二月，改葬文昭甄皇后于朝阳陵。二十三日，诏令公卿们为朝廷举荐贤良之人。 太和五年(231)正月，明帝亲往属他名下的籍田中从事农耕。三月，大司马曹真病死。诸葛亮率蜀军进犯天水一带，明帝诏令大将军司马懿统兵抗击。自去年十月以来半年无雨。九月，明帝率朝臣举行盛大的祭祀求雨仪式。四月，北方鲜卑附义王轲比能率族人及丁零大人儿禅到幽州贡献名马，又重设护匈奴中郎将。七月六日，蜀军自动回撤，朝廷对抵抗蜀军有功者分别封爵晋位加以褒奖。十五日，皇后生皇子曹殷，传令大赦天下。八月，明帝诏令说：“古代诸侯们交往甚密，所以大家能和睦相处，各国也能相保安平。本朝先帝立下法令，不让分到封地的诸王们住在京都，说幼主在位，母后掌权，为了防止诸侯王篡位，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盛衰的大事。由于这个原因，我已有十二年没见到各位诸侯王了。手足之情切切，怎能不让我格外思念!今特令诸王及公侯各将其嫡子一人送到都城来见我。以后有少主、母后在宫中者，则仍按先帝的法令办。此规定申明天下并着之于典册。”这年十一月十七日，月犯轩辕大星。此月的最后一天，出现日蚀。十二月六日，月亮再犯镇星。二十日，太尉华歆病死。 太和六年(232)二月，明帝诏令说：“古代的帝王们分封自己的兄弟亲族为四方诸侯，故而他们能齐心协力拱卫王室。想我魏王朝创业之初，全是靠诸王们齐心奋力打天下。当时的一些分封之事都是依据当时实际决定的，并无定制，也不足以为后世永远效法。今决定将诸王们改封为诸侯王，各以自己所管辖的郡为诸侯国。”三月七日，明帝东巡，所经之处，嘱咐对年老体弱的鳏寡孤独者赐以谷物和衣帛。九日，月犯轩辕大星。四月六日，明帝到达许昌宫。二十八日，携时鲜水果到祖庙举行祭祀。五月，皇子曹殷夭折，追封谥号为安平哀王。七月，提升卫尉董昭为司徒。九月，明帝巡行到摩陂。传令大修许昌宫，新建景福、承光二殿。这年十月，殄夷将军田豫率部在成山征讨吴将周贺，击败吴军并将周贺斩首。十一月四日，白天出现太白星，并有彗星在其两侧，接近太微上将星。二十七日，陈思王曹植去世。十二月，明帝返回许昌宫。 番外篇楚辞 离骚 先秦·屈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掔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 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 济1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 忽反顾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 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 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 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 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 苏粪壤以充祎兮，谓申椒其不芳。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 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鴃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298然而蔽之。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 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 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 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乱曰：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三国志明帝传(2) 青龙元年(233)正月二十三日，位于北邙山之摩陂的水井中有青龙出现。二月六日，明帝亲往摩陂观龙，并改太和年号为青龙，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各进爵二级，鳏寡孤独之人免除当年租赋。三月三日，诏令将已故大将军夏侯..、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的灵位列于太祖庙庭，配享祭祀。十八日，北海王曹蕤死。闰月初一月出之时，有日蚀发生。八日，改封诸侯王女以外的各宗室女皆为邑主。传诏各郡国凡山川不在祭祀典册之列者不可举行祭祀活动。六月，京都洛阳宫中的鞠室发生火灾。当初归附魏国并驻守边疆的鲜卑族首领步度根与反叛的鲜卑首领轲比能私通。并州刺史毕轨上书明帝报告此事，还经常借操练兵马的机会向他们炫耀武力，对外以威慑轲比能，对内以警告步度根。明帝看了毕轨的奏书说：“步度根对于轲比能的拉拢引诱，本来可能还存疑心。如今毕轨这么一搞武力威慑，只能使他们二人惊恐之下合为一体，加速步度根的反叛，这哪谈得上是什么威镇呢?”遂传令给毕轨，所辖兵马切勿越过边塞开到句注一带。但等诏书传到毕轨手中，他早指挥军队开过边塞在阴馆驻下，并派手下大将苏尚、董弼二人向轲比能的军队发起攻击。恰逢轲比能的儿子率千余名骑兵驰往步度根的营寨，两军在楼烦相遇并展开激战。苏、董二将不敌鲜卑骁勇骑兵，魏军溃败。步度根乘机率本部人马反叛出塞，与轲比能合兵骚扰魏国边境。明帝派骁骑将军统率精锐部队开赴边塞讨伐，叛军战败后逃到大漠之北。九月，屯驻安定地区保卫边塞的匈奴首领胡薄居姿职等人又率部反叛，大将军司马懿派部将胡遵指挥平叛，很快击溃叛军并迫使叛军首领投降。到十月份，步度根部落的另一首领戴胡阿狼泥等人到并州，表示愿意归降魏军。骁骑将军秦朗乃班师回朝。十二月，车骑将军公孙渊将前来劝降的东吴特使张弥、许晏二人斩首上报。公孙渊被封为大司马乐浪公。 青龙二年(234)二月十日，太白金星犯火星。十八日，明帝下诏说：“以鞭笞作为官方的刑罚，本是为了改变对法令的轻视，近年由于许多无辜者死于鞭杖之下，朝廷决定减少鞭刑的使用范围，并明确写进法令。”三月六日，汉献帝禅位曹氏后被封为山阳公的刘协病逝，明帝穿素服致哀，并派特使参加葬礼。二十五日，大赦天下。四月，国内发生大瘟疫，京城崇华殿发生火灾。十二日，明帝特诏令主持祭祀的朝中礼官备下牛羊猪齐全的祭品，到文帝庙举行祭祀活动，又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以汉代天子之礼仪安葬。这个月，蜀相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进驻渭南。大将军司马懿指挥魏军迎战，两军在渭水形成对峙。明帝传诏司马懿说：“我军只要扼要据守，避免与蜀军交锋，诸葛亮的进兵计划便不能如愿。撤军他不甘心，久驻则粮草不济，最后只得自动退兵。等蜀军撤退之际，我军以逸待劳，主动追击，必然大败蜀军!”五月，太白金星白日出现。东吴孙权率军北上到达居巢湖，向合肥新城发起进攻;同时派将军陆议、孙韶各带一万多人马分别进入淮河和汉水。六月，征东将军满宠率部在新城抗击吴军。满宠向明帝建议，准备弃守新城，把吴军引诱到寿春。明帝不从，传令满宠说：“过去汉光武帝派少量精兵坚守遥远的略阳郡，终于打败了强悍的隗嚣。我朝先帝东围合肥，南守襄阳，西边防御祁山，吴军来犯每每在这三座城下吃败仗，可知这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次纵然是孙权亲率大军围攻新城，新城也决不会陷于敌手。希望守城诸位将军协力作战，我也将亲自督师前往与吴军会战。说不准等我到达新城时，吴军早已败走了呢!”七月十九日，明帝亲乘龙舟率师出征。孙权军队围攻新城多日，魏将张颖等拒守力战，吴军难以破城。闻知明帝亲率大军督师作战，锐气大减的吴军赶紧撤走了。孙权一退，陆议和孙韶两路兵马也不敢恋战，吴军的攻势于是全部瓦解。魏国群臣认为西边渭水大将军司马懿正与诸葛亮重兵对峙难决胜负，皇帝可乘战胜吴军的有利时机西巡长安。明帝听此建议后说：“孙权败北，诸葛亮已魂不附身，西边有大将军就足够了，我不必再为那边的事操心了。”于是率大军到寿春，对参战诸将各记其功，均论功行赏。八月七日，明帝隆重典阅兵马，置丰盛的酒宴犒劳三军，同时派出专门使者持节到合肥等地慰问驻军。二十八日，明帝才返回京都。大将军司马懿率魏军与诸葛亮对峙旷日持久，蜀军三番五次向魏军挑战，司马懿只是紧闭营垒坚守不出。后来诸葛亮劳累过度病逝军中，蜀军才撤兵退还。这年十月十四日，月犯镇星及轩辕星。二十七日，月再犯太白星座。十一月，京都发生地震，震从东南来，能听到隐隐的轰隆声，房屋摇动。十二月，明帝诏令主管司法的官员修订法律条令，删改大辟刑为减死罪。 青龙三年(235)正月八日，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十九日，重设朔方郡。这时，京都又闹大瘟疫。二月八日，皇太后驾崩。二十六日，天降陨石落在寿光县境内。三月十一日，按丧葬礼制为皇太后修建陵墓于文帝首阳陵涧西。此时，明帝诏令大修洛阳宫，新建昭阳殿和太极殿，筑总章观。这样大兴土木，许多百姓贻误农时而影响耕种。耿直的朝臣杨阜、高堂隆等人曾多次直谏，明帝虽未纳谏，可他倒也和颜悦色对待谏臣。七月，京都洛阳宫中崇华殿发生火灾。八月二十四日，册立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九月二日，明帝返回洛阳宫，命重新修复崇华殿，并更名为九龙殿。这年十月三日，中山王曹衮病死。二十六日，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十一月二十二日，明帝到达许昌宫。 三国志明帝传(3) 青龙四年(236)二月，太白星又在白昼出现。月犯太白，又犯轩辕星，入太微星而出。四月，明帝诏令设置崇文观，征召天下善于撰属的人进观。五月十三日，司徒董昭病死。十五日，北方肃慎国进献用眓木制成的石弩弓箭。六月初一，明帝诏令说：“从前有虞氏把五刑之状画成图像公榜出去，百姓就不再触犯法律;周代虽设置了刑法却很少用得着。我自继位以来，虽极力效仿以往各朝代帝王们施政的长处，想重现过去好的社会风气，但现在看来，想做到那些并不是件容易事。法令越是明确地昭示天下，违法的人越是增多，刑罚实行得普遍，而各种犯罪活动仍不能制止。既然如此，我打算把过去所颁布法令中的一些苛刻条文，大多予以免除，这也是救百姓性命的一片真诚心愿。听说各地审断的犯人每年多达数百，这岂不是我在治理国家中引导不够，使百姓对违反法令看成不以为然，而刑罚上又采用一些苛严的手段，从而把百姓引入误区吗?有关执法人员在议定案件的处理意见时，务应宽松为本。有些向我请求宽恕的犯人，往往还来不及申诉情由案子已经判决，这怎么有利于搞清事实，从而做到合情合理地决断呢?现今我特诏令廷尉及各郡国所有司法官员，今后再遇有应处以死罪的囚犯，在案情全部清理并决断后，除谋反之类大逆罪及亲手杀人的凶犯外，其他死罪犯人都应尽快通知其家属。如有向我请求宽恕的犯人，司法机关应将他所写的陈请书信和有关的案情文书一起送给我，我当尽力设法保其生命。望将此诏布告天下，使天下的官吏百姓都能知道我的心愿。”七月，辽东高句骊国王宫将东吴孙权派去联络的特使胡卫等人斩首，并将首级送到幽州。十三日，太白犯轩辕大星。十月十日，明帝返回洛阳宫。十五日，一颗来历不明的亮星出现于大辰星近旁，十六日，又出现于东方。十一月六日，出现慧星并犯宦者天纪星。十二月十五日，司空陈群死去。十七日，明帝行巡至许昌宫。 景初元年(237)正月二十四日，山茌县报称有黄龙出现。负责典礼祭祀的官员趁机进奏，说魏王朝占有地上元气三统五行中的地统，宜以殷历的建丑之月(夏历的十二月)为正月。于是朝中议定改变历法更换年号，以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又因魏王朝占有地统，为土行，故服色尚黄色。加之行殷历，以建丑为正，所以国家大事也一因殷礼，崇尚白色。祭祀所用牛、猪、羊等祭品皆取白色，逢战事乘黑首马，举大红旌旗，朝会则用纯白色的大旗。太和历改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季的孟、仲、季各月的时间虽与正岁不同，但诸如皇帝到郊外祭祀天地，举行祭迎五帝祈求丰年的仪式，春、夏、秋、冬四时的祭祀祖先，以及天子出巡、围猎的时间安排，朝廷颁布诏令和一年中十二节气的早晚，甚至民间各项迎神赛社活动的日期等等，仍以正岁的农历之月建为历数之序。五月二日，明帝自许昌宫返驾回洛阳宫。二十二日，诏令国内实行大赦。六月一日，京城洛阳地震。四月，提升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尚书仆射卫臻为司空。十一日，从魏兴郡中分出魏阳，锡郡中分出安富、上庸等地新设上庸郡，同时撤销锡郡建制，把锡县划归魏兴郡。朝中主管礼乐的官员们进奏说：“我朝武皇帝于汉末乱世之际拨乱反正，是为魏太祖，宫庭中演奏武始之乐舞。文皇帝应天受命，改朝换代，是为魏高祖，宫中演奏咸熙之乐舞。如今圣上继承先帝大业，使国家得以大治，是为魏烈祖，乐宜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庙，将存留万世永远不毁，其余四座宗庙，则随后世历代新君的不断登基嗣位而不断变更所属，在礼仪上完全如同周王朝时后稷、文王、武王的三座宗庙与其他四座宗庙的关系。”七月二日，司徒陈矫死去。东吴孙权又遣部将朱然率兵二万围攻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质指挥魏军抗击，吴军出师不利退回。在这之前，孙权曾派特使走海路到高句骊进行联络，图谋南北夹攻辽东。明帝闻知，便派幽州刺史毋丘俭率本部兵马以及归顺的鲜卑、乌丸部族军队开到辽东南地区，又传诏给辽东太守大司马乐浪公公孙渊，命他督师与毋丘俭配合，以击破孙权和高句骊的联合进攻。不料公孙渊率部反叛，毋丘俭只得进军平叛。适逢大雨连绵十日不停，辽河水大涨，军事行动难以展开。明帝便传令毋丘俭引军退到右北平郡一带修整。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王护留等也带领部属随毋丘俭退到内地。十四日，朝廷发布通告，宣布辽东的军队将领、地方官吏及士民百姓凡受公孙渊胁迫而不能向朝廷投降者，朝廷均宽大赦免其罪。二十六日，太白星白日出现。公孙渊自从毋丘俭退兵后，遂自封为燕王，设置小朝廷，并称这年为绍汉元年。为从海上出兵配合讨伐公孙渊的军事行动，明帝诏令青、兖、幽、冀四州大量建造海船。九月，冀、兖、徐、豫四州发生水灾，明帝派侍御史为特使巡视灾区，对于洪水中幸存的灾民以及由于水灾失去财产无法生活的难民，特使所到之处皆开仓放粮加以赈济。九月十六日，皇后毛氏患病身亡。十月十三日，月犯荧惑(火星)。十九日，为毛皇后举行葬礼并安葬在愍陵。二十一日，在京都洛阳南郊委粟山营造圜丘专用于祭祀皇天。十二月十九日完工，举行祭祀大礼。十二月二十四日，从襄阳郡分出临沮、宜城、旌阳、己阝四县，另设襄阳南部都尉管辖其军政事务。二十六日，朝中掌管典礼的官员奏请在京都为明帝生母文昭皇后建立祀庙。朝廷从襄阳郡中分出若阝叶县划归义阳郡。 三国志明帝传(4) 景初二年(238)正月，明帝下诏命太尉司马懿统率大军征讨割据辽东的叛将公孙渊。二月十一日，提升大中大夫韩暨为司徒。二十一日，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四月九日，司徒韩暨死。十一日，朝廷划出沛国的萧、相、竹邑、符离、蕲、钅至、龙亢、山桑、氵交、虹等十县设汝阴郡。宋县和原属陈郡的苦县划归谯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丰国、广戚五县合成沛王国。十九日，实行大赦。五月十五日，月再犯心距星，继而再犯中央大星。六月，撤销渔阳的狐奴县，恢复其安乐县的名称。八月，烧当羌王芒中、注诣等人率部反叛，凉州刺史指挥诸郡兵马征讨，大获全胜，并斩杀了注诣。二十四日，彗星在张宿出现。九月七日，太尉司马懿挥师将公孙渊包围在襄平，全歼叛军，公孙渊的首级被砍下送到洛阳示众。辽东叛乱被平息，诸郡重新归属于朝廷。十一月，朝廷评论讨伐公孙渊中将士们的功劳，自太尉司马懿以下立功者增邑封爵各有等级。当初朝中商议派出司马懿统兵讨伐公孙渊时，准备以四万兵马出征。群臣都以为出动四万兵马过多，军费开支及后勤粮草都难以维持。明帝坚持说：“漫长四千里的军事征伐，虽说可以出其不意以奇制胜，但毕竟还是要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如此大规模的战事出兵四万并不为多，不应过于计较军费开支的多少。”于是仍以四万大军出征辽东。待司马懿率师抵达辽东后，又赶上大雨连绵，无法展开对公孙渊的攻势。朝中群臣又议论说魏军不一定能最后打败公孙渊，应该传令让司马懿退兵。明帝不为这些议论所动，告诫群臣说：“司马太尉统兵善于随机应变，有勇有谋，我相信用不了多时我一定能够活捉公孙渊。”后来果真如此。九月二十四日，任命司空卫臻为司徒，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闰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八日，明帝病。二十四日，册立皇后，赐天下男子各进爵二级，鳏寡孤独无靠者由官府赐给粮食。又下诏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二十七日，免去曹宇大将军之职，另以武卫将军曹爽代替。 当初在青龙三年(235)，寿春某农夫之妻自称是天神所派，应安置在皇宫中，为帝王驱灾避邪，纳福增寿。她取水给犯病的人喝，饮者多能治愈，用水给人清洗疮口，也能收到明显的效果。明帝很惊异，于是专门为她在后宫修建了住处，又下诏书褒扬她的才能，很是宠爱了一阵子。等到明帝病重，饮她的神水却不见效果，明帝一怒之下令人将她杀掉。景初三年(239)正月初一，太尉司马懿率师从辽东回到黄河以北的河内郡驻扎。明帝传令以驿马急召司马懿入朝。待司马懿匆匆赶到，马上被引入内宫。明帝拉着他的手嘱咐说：“我的病看来是没治了。现在把后事托付给您。你和大将军曹爽共同辅佐太子吧!我在死前能见到你，也没什么遗憾的了。”司马懿恸哭，连连磕头，答应了明帝托付的嘱咐。当天，明帝驾崩于洛阳宫嘉福殿，年仅三十六岁。正月二十七日，被安葬在高平陵。 三司会审与免死金牌 基本信息 汉代以来，凡遇重大案件，由主管刑狱机关会同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共同审理。隋朝由刑部、御史台会同大理寺实行三法司会审。唐代则实行“三司推事”制度，遇有呈报中央的申冤案件，由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御史等小三司审理；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判；对于地方上未决、不便解决的重大案件，则派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评事充任“三司使”，前往当地审理。 明代时定制，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机关组成三法司，会审重大案件；遇有特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各部尚书、通政使进行“圆审”；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由三法司会同锦衣卫审理。 清朝继承了三司会审制度，并增设热审、秋审、朝审制度。是明代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形成的。在审判重大、疑难案件时，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个中央司法机关会同审理，简称三司会审。三者职权有所不同，“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刑部为中央司法审判机关，以尚书和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十三清吏司等，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重案及审理中央百官和京师地区案件，可处决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后须经大理寺复核。大理寺为复核机关，以大理寺卿为长官，凡刑部、都察院审理的案件均须经其复核。都察院是中央监察机关，有权监督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 其他信息 从洪武十七年始，凡遇有重大、疑难案件时均由三法司长官即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左都御使会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的制度。 刑部为六部之一，掌法律刑狱；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庭，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掌刑狱案件审理；都察院为明清两代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三司会审一般由皇帝下令，三大司法机关承命，审理结果报请皇帝批准执行。 1.指三公。 2.唐以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为三司，主理刑狱。 3.唐宋以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主理财赋。 4.宋代于广州、明州、杭州置市舶司，主对外贸易，合称三司。 5.明代各省设都指挥司、布政司、按察司，分主军事、民政、司法，合称三司。 名词释义 丹书铁券又名“金书铁券”、“金券”、“银券”、“世券”等，省称“铁券”。丹书：用朱砂写字；铁契：用铁制的凭证。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文凭用丹书写铁板上，故名。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将铁卷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各存一半。 历史沿革 据考，汉高祖刘邦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 北魏时期，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为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皆赐予“铁券”，连一些宠宦、宦官也有获得“铁券”的。而且，从隋代起，“铁券”上的丹砂填字渐渐改为用金填字，故后世又将其称为“金书铁券”。唐代最着名的“钱镠铁券”，是乾宁四年（897年）唐昭宗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现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早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 宋代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孙，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家喻户晓的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小旋风”柴进家的“丹书铁券”，确实有其历史依据。 到了明代，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一等，侯爵分为二等，伯爵分为三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 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死。 形制演变 始于汉高祖，后代沿之。原以丹书于铁板，故名。涌进仅为颁发给臣下的一种封侯及荣誉凭证。 南北朝以后，始具有免罪免死的功用。西魏还密赐予欲归附者，作为归附后享有特权的保证，并听世相传袭。 唐朝在制度上作了明文规定。形制历代不一，后世基本上仿唐制。 金朝铁券状如卷瓦，刻字画栏，以金填之，半予功臣，半留内府，以御宝为合。 明洪武二年（1369）封功臣，因唐制有所损益，形亦如瓦，分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广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广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广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外刻所赐功臣履历、恩数，中镌免罪，减禄之数。封号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者，曰奉天靖难推诚；余则为奉天翊运推诚和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颁给功臣，右藏内府，有事则合之，以取信。洪武三年，赐铁券者公六人，侯二十八人；二十五年，改制铁券，又赐公及故公共八家。永乐初，靖难功臣亦有赐者。 制度追溯 丹书铁券，是封建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类似于现代普遍流行的勋章(或奖章)，只不过其形制稍有不同内涵较为宽泛。但从其源流、功能、性质等进行考查，铁券是勋章的雏形。 追溯铁券制度的形式，最早滥觞于战国时的铜节。“铁券”一词始于见于史籍《汉书·高帝纪》和《祭遵传》，其曰“丹书铁契”、“丹书铁券”。程大昌《演繁露》中云，铁券壮如圆筒瓦形，铁质金字，两券合而为一整体，左券颁发给受券人保存，右券藏入皇家内府或宗庙内，遇到特殊情况，将两券合在一起，以检验真假，防止伪造。不过从现存最早的铁券来看，至唐代后期，铁券的分藏制度已有所改变，圆筒瓦形已为覆瓦状，不再对分收藏。 据史料载，早在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为巩固其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功臣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当时的铁券还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仅作为一种封侯的凭证。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发给宗室、亲近大臣的铁券是作为护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颁发铁券已较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皆赐给铁券，也给宠宦、宦官颁发铁券。 到宋元明清时期，铁券的颁赐逐渐趋于完备。明代起就规定有整套制度，朝廷根据功臣、重臣爵位的高低分为七个等次，各依品级颁发给铁券，不得逾越。 铁券上的文字在汉时用丹砂填字，即“丹书铁契”；梁时用银字填字，即“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所以后世称铁券为“金书铁券”，又因铁券可以世代相传，又称铁券为“世券”。 现存最早的铁券，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五代吴越国王钱镠铁券，已千余年历史，据报道，这道铁券是公元896年，唐昭宗为嘉奖吴越王钱镠讨伐董昌有功，特颁赐于钱镠的。铁质铸成，形如覆瓦状，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41厘米，重约132两，上嵌金字350个，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甚工，现金字多有剥落。铁券的主要内容是记载被赐者征讨董昌的功绩，因其对朝廷有如此功劳，所以“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意即皇帝可免钱九次死罪)，是皇帝赐给臣下的一种奖赏和信物。 由此以来，我国古代的铁券无论其形制如何演变，内容如何丰富，目的始终没有超出“表德彰义，率世历俗”的范畴，这与现代的勋章、奖章的涵义是吻合的。 铁券内容 铁券镌刻的内容一般包括四个方面：一、赐券的日期，赐予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皇帝给被赐者的特权，如免死等；四、皇帝的誓言。按朝延的有关法律，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可以享受皇帝赐予的种种特权。 铁券上的文字在汉时用丹砂填字，称做“丹书铁契”，即“铁券丹书”。 唐以后铁卷不是丹书而是嵌金，《辍耕录》记载唐赐吴越王钱镠的铁卷，形状宛如瓦，高尺余，阔三尺许，卷词黄金镶嵌。誓词有所封的爵衔，官职及受封的功绩等，另刻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明代铁卷依照唐制，不过“所谓免死，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后革爵革薪，不许仍故封，但贷其命耳”（明沈德符《野荻编》）。 铁券外形 铁券是外形如筒瓦状的铁制品，铁券上的信词最初时用丹砂填字，合称“丹书铁契”，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以金为匮，以石为室。梁时用银字填字，即“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金书”，所以后世称铁券为“金书铁券”，又因“铁券”可以世代相传，又称铁券为“世券”。 铁券不一定有免死效用，一般仅是赐予官爵、邑地。《后汉书·祭遵传》：“丹书铁券，传于无穷。” 三国志吴主传 第91章 三国志吴主传 孙权，字仲谋。兄策既定诸郡，时权年十五，以为阳羡长。郡察孝廉，州举茂才，行奉义校尉。汉以策远修职贡，遣使者刘琬加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 建安四年，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七年，权母吴氏薨。 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九年，权弟丹杨太守翊为左右所害，以从兄瑜代翊。 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 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淩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是岁，使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仪，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时甘宁在夷陵，为仁党所围，用吕蒙计，留淩统以拒仁，以其半救宁，军以胜反。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备归，而曹公已还。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须。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 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及令王惇市马，又遣朱光等归。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 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五月，建业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祟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十一月，策命权曰：“盖圣王之法，以德设爵，以功制禄；劳大者禄厚，德盛者礼丰。故叔旦有夹辅之勋，太公有鹰扬之功，并启土宇，并受备物，所以表章元功，殊异贤哲也。近汉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则前世之懿事，后王之元龟也。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望风影附，抗疏称藩，兼纳纤絺南方之贡，普遣诸将来还本朝，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着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为吴王，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贞，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对扬朕命，以尹东夏。其上故骠骑将军南昌侯印绶符策。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绥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务财劝农，仓库盈积，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礼教兴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宣导休风，怀柔百越，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忠勇并奋，清除奸慝，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君振威陵迈，宣力荆南，枭灭凶丑，罪人斯得。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肃为基，恭俭为德，是用锡君秬鬯一卣，圭瓒副焉。钦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权以陆逊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赵咨使魏。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帝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立登为王太子。 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三月，鄱阳言黄龙见。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 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欲遣待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合、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文帝报曰：“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从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廊庙之议，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外引隗嚣遣子不终，内喻窦融守忠而已。世殊时异，人各有心。浩周之还，口陈指麾，益令议者发明众嫌，终始之本，无所据杖，故遂俛仰从群臣议。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权遂改年，临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是岁改夷陵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历。三月，曹仁遣将军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须中州。仁子泰因引军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将军严圭等击破雕等。是月，魏军皆退。夏四月，权群臣劝即尊号，权不许。刘备薨于白帝。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数犯边境。六月，权令将军贺齐麋芳、刘邵等袭蕲春，邵等生虏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 三年夏，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四年夏五月，丞相孙邵卒。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皖口言木连理。冬十二月，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是岁地连震。 五年春，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秋七月，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苍梧言凤凰见。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权报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今承来意，当重咨谋，务从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但谄媚取容，虽闇亦所明识也。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于君也。”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是岁，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 六年春正月，诸将获彭绮。闰月，韩当子综以其众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虑为建昌侯，罢东安郡。夏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秋八月，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大司马吕范卒。是岁，改合浦为珠官郡。 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虏将军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武皇后，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将吏皆近爵加赏。 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出天子。”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睿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虞舜征焉。今天灭曹，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剪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着，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棐湛，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自今天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士，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艳，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秋九月，权迁都建业，因固府不改馆，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夏有野蚕成茧，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魏将王淩，淩以军迎布。冬十月，权以大兵潜伏于阜陵俟之，淩觉而走。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元年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虑卒。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二年春正月，诏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祗，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苟在同心，与之偕老。今使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久胁贼虏，隔在一方，虽乃心于国，其路靡缘。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虽汤遇伊尹，周获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天。岂复是过?普天一统，于是定矣。《书》不云乎。‘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特下燕国，奉宣诏恩，今普天率土备闻斯庆。”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权大怒，欲自征渊，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乃止。是岁，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琼征六安，皆不克还。 三年春正月，诏曰：“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秋八月，以诸葛恪为丹杨太守，讨山越。九月朔，陨霜伤谷。冬十一月，太常潘浚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诏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 四年夏，遣吕岱讨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瑇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 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于礼宾殿。辅吴将军张昭卒。中郎将吾粲获李桓，将军唐咨获罗厉等。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冬十月，彗星见于东方。鄱阳贼彭旦等为乱。 六年春正月，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绖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详为节度。”顾谭议，以为‘奔丧立科，轻则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虽严刑益设，违夺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则恩所不忍，有减则法废不行。愚以为长吏在远，苟不告语，势不得知。比选代之间，若有传者，必加大辟，则长吏无废职之负，孝子无犯重之刑。”将军胡综议，以为‘丧纪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后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权乃减宗一等，后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二月，陆逊讨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卫将军全综袭六安，不克。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 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夏，吕岱讨卢陵贼，毕，还陆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赠皇后。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此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昔卫武公年过志壮，勤求辅弼，每独叹责。且布衣韦带，相与交结，分成好合，尚污垢不异。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见，因事当笑。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 二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羡。冬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都，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咨讨之，岁余皆破。 三年春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夏四月，大赦，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琮与魏将王淩战于芍陂，中即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柤中。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马宣王救樊。六月，军还。闰月，大将军瑾卒。秋八月，陆逊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诏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祟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夏四月，禁进献御，减太官膳。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见。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顾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是岁，司马宣王率军入舒，诸葛亮恪自皖迁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岁，步骘、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权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蜀竞自无谋，如权所筹。 八年春二月，丞相陆逊卒。夏，雷霆犯宫门柱，又击南津大桥楹。茶陵县鸿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余家。秋七月，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九年春二月，车骑将军朱然征魏柤中，斩获千余。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骠骑步骘为丞相，车骑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诺葛恪为大将军。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马全琮卒。二月，权适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夏五月，丞相步骘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三月，宫成。夏四月，雨雹，云阳言黄龙见。五月，鄱阳言白虎仁。诏曰：“古者圣王积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应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兹?《书》云‘虽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职，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马朱然卒。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丙寅，骠骑将军朱据领丞相，燎鹊以祭。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荧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诏原通责，给贷种食。废太子和，处故鄣。鲁王霸赐死。冬十月，魏将文钦伪叛以诱朱异，权遣吕据就异以迎钦。异等待重，钦不敢进。十一月，立子亮为太子。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将军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将军戴烈、陆凯往拒之，皆引还。是岁，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祟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祟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祟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祟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吴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门飞落。冬十一月，大赦。权祭南郊还，寝疾。十二月，驿征大将军恪，拜为太子太傅。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奋为齐王，居武昌。子休为琅瑚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为神凤。皇后潘氏薨。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夏四月，权薨，时年七十一，谥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蒋陵。 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赐厥孙谋以燕冀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肥水之战 淝水之战，是公元383年东晋和前秦之间发生在淝水（今ah省寿县的东南方）的一场战争。最终东晋仅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实则仅二十多万）前秦军。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北方各民族纷纷脱离了前秦的统治，分裂为后秦和后燕为主的几个政权。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南部。 淝水之战使得北府兵声威大振，谢玄、谢安、谢石等人也凭借此战留名青史。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借此机会收回权力，成为了东晋唯一掌握皇权的皇帝。而战败的前秦天王苻坚，也并非是一位怯懦无能的君王，他诛杀暴君苻生，为永嘉之乱以来的关中百姓，带来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岁月，使得五胡乱华以来的北方再度恢复生机，不过因淝水战败，本已经和平的中原，又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而苻坚也在两年后被叛将姚苌杀死。 战争背景 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引发了社会大动乱。在南方，晋朝琅邪王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js省nj市）称帝，建立东晋，占据了汉水、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 在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纷争迭起。由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国先后灭掉前燕、前凉、代等割据国家，统一中国的北方。 前秦寿光三年（公元357年）六月，秦主苻生欲除苻坚，苻坚先下手为强，杀掉苻生，自立为大秦天王（不称皇帝）。[3]苻坚重用汉人王猛之后[4]，国力大增，于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sx省hz市）、益（今sc省cd市）二州，北并吞鲜卑拓跋氏之代国，西方兼并前凉，远征西域，一统北方。在前秦丞相王猛死前，一直阻止苻坚的南进政策，且劝苻坚不要攻击东晋王朝，因为他认为前秦的国力虽比东晋强，但由于前秦刚刚才统一北方，时机未成熟，加上东晋有长江天险。王猛去世后八年，苻坚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攻击东晋。 战争起因 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孝武帝司马曜开始亲政，谢安升中书监、录尚书事，总揽朝政，陈郡谢氏成为东晋的最后一个“当轴士族”。 同年，苻坚统一了中国北方，前秦与东晋的战争已经临近。当时的东晋，长江上游由桓氏掌握，下游则属于谢氏当政，谢安尽力调和桓谢两大家族关系，为即将爆发的战争作准备。 战役过程 战前准备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东晋朝廷任命桓冲的儿子桓嗣为江州刺史。又任命五兵尚书王蕴都督江南诸军事，兼徐州刺史，任命征西司马兼南郡相谢玄为兖州刺史，兼广陵相，监长江以北诸军事。后来谢安举荐自己的侄子谢玄戍卫北方领土。[9]谢安则自己都督扬州、豫州、徐州、兖州、青州五州军事，总管长江下游。桓冲为荆州刺史，防御荆襄地区；谢玄镇广陵，与谢安防御淮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军力，晋孝武帝令谢玄招募淮南江北百姓，在广陵挑选良将，训练精兵，选拔了刘牢之等人，成立北府军。 淮南之战 太元三年（公元378年）二月，前秦王苻坚派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守尚书令、长乐公苻丕，武卫将军苟苌和尚书慕容率领七万步、骑兵进犯襄阳，让荆州刺史扬杨率领樊州、邓州的兵众作为前锋，征虏将军始平人石越率领一万精锐骑兵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率领五万兵众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率领四万兵众出武当，会合攻打襄阳。分三路合围襄阳，总计投入兵力17万。 四月，前秦的军队抵达沔水以北，梁州刺史朱序认为前秦的军队没有舟船，未作防备。等到石越率领五千骑兵渡过汉水，朱序才惊惶固守中城。石越攻克了他的外城，缴获了一百多艘船只，用来接运其余的兵众。长乐公苻丕统领众将领攻打中城。慕容垂攻下了南阳，抓获太守郑裔，与苻丕在襄阳会合。襄阳守将朱序死守近一年后，于太元四年（379年）二月城破被俘。苻坚又派彭超围攻彭城，秦晋淮南之战爆发。谢安在建康布防，又令谢玄率5万北府兵，自广陵起兵，谢玄四战四胜，全歼敌军。谢安因功封建昌县公，谢玄封东兴县侯。 淝水决战 公元383年8月，苻融率25万先锋军队。苻坚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共112万大军（实际上仅30万到达战场）前来。[19]东晋以谢安之侄谢玄为先锋，率领经过7年训练，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8万沿淮河西上，迎击秦军主力。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五月，桓冲倾十万荆州兵伐秦，以牵制秦军，减轻对下游的压力。 淝水决战 公元383年8月，苻融率25万先锋军队。苻坚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共112万大军（实际上仅30万到达战场）前来。东晋以谢安之侄谢玄为先锋，率领经过7年训练，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8万沿淮河西上，迎击秦军主力。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五月，桓冲倾十万荆州兵伐秦，以牵制秦军，减轻对下游的压力。 八月初二，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融督帅张蚝、慕容垂等人的步、骑兵共二十五万人作为前锋，任命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 八月初八，苻坚发兵长安，亲率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开始大举南侵。 九月，苻坚抵达项城，凉州的军队到达咸阳，梓潼太守裴元略率水师7万从巴蜀顺流东下，幽州、冀州的军队也抵达了彭城，东西万里，水陆并进。阳平公苻融等人的部队三十万人，先期抵达颍口。[22]东晋面对大军压境，下达诏令，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任命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人，统帅八万兵众抵抗前秦。并让龙骧将军胡彬带领五千水军援助寿阳。共分三路兵马北上迎击前秦军。[23] 十月，前秦阳平公苻融等攻打寿阳。十八日，攻克寿阳，擒获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慕容垂攻下了郧城。苻融进军攻打胡彬退守的硖石。前秦卫将军梁成等率领五万兵众驻扎在洛涧，沿淮河布防以遏制东面的部队。[24]苻坚自认为能速战速决，并派已是前秦尚书的朱序前去劝降谢石，朱序却私下提示谢石宜先发制人，击溃前秦的先锋部队。[25]他说：“秦军虽有百万之众，但还在进军中，如果兵力集中起来，晋军将难以抵御。现在情况不同，应趁秦军没能全部抵达的时机，迅速发动进攻，只要能击败其前锋部队，挫其锐气，就能击破秦百万大军。”谢石起初认为秦军兵强大，打算坚守不战，待敌疲惫再伺机反攻。听了朱序的话后，认为很有道理，便改变了作战方针，决定转守为攻，主动出击。 十一月，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领五千精兵开赴洛涧，揭开了淝水大战的序幕。秦将梁成扼守山涧部署兵阵迎击。刘牢之取得洛涧大捷，斩杀了梁成、梁云以及弋阳太守王咏，秦军折损十多名大将及数万大军。刘牢之又派部队阻绝了淮河渡口，歼灭前秦军队一万五千人，抓获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 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十二月有人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诸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28]当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张天锡等人在秦军阵后大叫：“前线的秦军败了！”，秦军阵脚大乱，随后晋军全力出击，大败秦军。谢玄、谢琰和桓伊率领晋军七万，战胜了苻坚和苻融所统率的前秦十五万大军，并阵斩苻融。 战争影响 淝水之战，前秦军被歼和逃散的共有70多万。唯有鲜卑慕容垂部的3万人马尚完整无损。苻坚统一南北的希望彻底破灭，不仅如此，北方暂时统一的局面也随之解体，再次分裂成更多的地方民族政权，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等其他贵族重新崛起，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苻坚本人也在两年后被姚苌俘杀。 中国南北分立的局面继续维持。东晋乘胜北伐，收回黄河以南故土，但不久，因丞相谢安去世和前线主帅谢玄退隐而转为守势。 此战的胜利者东晋王朝虽无力恢复全中国的统治权，但却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淝水之战也成为以少胜多的着名战例，载入军事史，对后世兵家的战争观念和决战思想产生着久远影响。 淝水之战的结果使东晋王朝的统治得到了稳定，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从长期看，淝水之战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得流落到南方的汉族中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此后隋唐等统一王朝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淝水之战保住了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并使之从“五胡乱华”后得到喘息和重新崛起的机会。 淝水之战后，东晋收复了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又攻克了蜀地和汉中，而东晋王朝却对黄河以北、潼关以西的地区弃而不顾。不但如此，对于已收复地区内的人民，东晋不但没有解除他们的痛苦，反而四处抄掠生口作为奴婢，将他们带到江南世族的庄园强制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长安百姓因战乱南奔东晋，但东晋戍边将领诬陷他们为“游寇”，杀其男丁，掳其子女。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本名议，世江东大族。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袁术与康有隙，将攻康，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逊年长於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 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馀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拜定威校尉，军屯利浦。 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跱，财狼闚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逊后诣都，言次，称式佳吏，权曰：“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逊对曰：“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权曰：“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 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於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於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车右部督代蒙。 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闚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讬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肜等各为别督，先遣吴班将数千人於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馀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初，孙桓别讨备前锋於夷道，为备所围，求救於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方略大施，备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 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权闻之，曰：“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逊对曰：“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 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讬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 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七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馀，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诸军振旅过武昌，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於时莫与为比。遣还西陵。 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是岁，权东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徵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时建昌侯虑於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逊正色曰：“君侯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虑即时毁彻之。射声校尉松於公子中最亲，戏兵不整，逊对之髡其职吏。南阳谢景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逊呵景曰：“礼之长於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逊虽身在外，乃心於国，上疏陈时事曰：“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非奸秽入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谘逊，逊上疏曰：“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权遂征夷州，得不补失。 及公孙渊背盟，权欲往征，逊上疏曰：“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名马不献，实可雠忿。蛮夷猾夏，未染王化，鸟窜荒裔，拒逆王师，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其危而涉不测。方今天下云扰，群雄虎争，英豪踊跃，张声大视。陛下以神武之姿，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闚酰戚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权用纳焉。 嘉禾五年，权北征，使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於沔中，钞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乾，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以旋，无所复戚，得专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趋船，敌不敢干。军到白围，讬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石阳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斩首获生，凡千馀人。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家属来者，使就料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发遣令还，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邻境怀之，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逊倾财帛，周赡经恤。 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逊闻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恳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惧，遂自送妻子还洛。由是吏士不复亲附，遂以免罢。 六年，中郎将周祗乞於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逊自闻，辄讨即破，遽等相率降，逊料得精兵八千馀人，三郡平。 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后权诛壹，深以自责，语在权传。 时谢渊、谢厷等各陈便宜，欲兴利改作，以事下逊。逊议曰：“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是以诗叹''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 赤乌七年，代顾雍为丞相，诏曰：“朕以不德，应期践运，王涂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战惧，不惶鉴寐。惟君天资聪叡，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於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寮，可不敬与，君其勖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适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馀财。 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其先睹如此。长子延早夭，次子抗袭爵。孙休时，追谥逊曰昭侯。 抗字幼节，孙策外孙也。逊卒时，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送葬东还，诣都谢恩。孙权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禁绝宾客，中使临诘，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权意渐解。赤乌九年，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当还，权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建兴元年，拜奋威将军。太平二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拜抗为柴桑督，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迁征北将军。永安二年，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三年，假节。孙皓即位，加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马施绩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 抗闻都下政令多阙，忧深虑远，乃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盖六国所以兼并於强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汉高也。今敌跨制九服，非徒关右之地；割据九州，岂但鸿沟以西而已。国家外无连国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陵迟，黎民未乂，而议者所恃，徒以长川峻山，限带封域，此乃守国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远惟战国存亡之符，近览刘氏倾覆之衅，考之典籍，验之行事，中夜抚枕，临餐忘食。昔匈奴未灭，去病辞馆；汉道未纯，贾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宠，身名否泰，与国同戚，死生契阔，义无苟且，夙夜忧怛，念至情惨。夫事君之义犯而勿欺，人臣之节匪躬是殉，谨陈时宜十七条如左。”十七条失本，故不载。 时何定弄权，阉官预政；抗上疏曰：“臣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靖谮庸回，唐书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叹息也。春秋已来，爰及秦、汉，倾覆之衅，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委以聪明之任，假以专制之威，而冀雍熙之声作，肃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见吏，殊才虽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渐道教，或清苦自立，资能足用，自可随才授职，抑黜群小，然后俗化可清，庶政无秽也。” 凤皇元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抗闻之，日部分诸军，令将军左奕、吾彦、蔡贡等径赴西陵，敕军营更筑严围，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寇，昼夜催切，如敌以至，众甚苦之。诸将咸谏曰：“今及三军之锐，亟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可拔。何事於围，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无备，表里受难，何以御之？”诸将咸欲攻阐，抗每不许。宜都太守雷谭言至恳切，抗欲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围备始合。晋车骑将军羊祜率师向江陵，诸将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盘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车。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抗令张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祜；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胤；身率三军，凭围对肇。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命旋军击之，矢石雨下，肇众伤死者相属。肇至经月，计屈夜遁。抗欲追之，而虑阐畜力项领，伺视间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鸣鼓戒众，若将追者。肇众凶惧，悉解甲挺走，抗使轻兵蹑之，肇大破败，祜等皆引军还。抗遂陷西陵城，诛夷阐族及其大将吏，自此以下，所请赦者数万口。修治城围，东还乐乡，貌无矜色，谦冲如常，故得将士欢心。 加拜都护。闻武昌左部督薛莹徵下狱，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国家之良宝，社稷之贵资，庶政所以伦叙，四门所以穆清也。故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勖，皆当世秀颖，一时显器，既蒙初宠，从容列位，而并旋受诛殛，或圮族替祀，或投弃荒裔。盖周礼有赦贤之辟，春秋有宥善之义，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经忠义，身被极刑，岂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无所识，至乃焚烁流漂，弃之水滨，惧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耸，士民同戚。蕃、勖永已，悔亦靡及，诚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顷闻薛莹卒见逮录。莹父综纳言先帝，傅弼文皇，及莹承基，内厉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惧有司未详其事，如复诛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莹罪，哀矜庶狱，清澄刑网，则天下幸甚！” 时师旅仍动，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闻易贵随时，传美观衅，故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而周武授钺。苟无其时，玉台有忧伤之虑，孟津有反旆之军。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旷厥职，明黜陟以厉庶尹，审刑罚以示劝沮，训诸司以德，而抚百姓以仁，然后顺天乘运，席卷宇内，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雕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则？大小之势异也。况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哉？且阻兵无众，古之明鉴，诚宜蹔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 二年春，就拜大司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竖宦，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愿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 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晏为裨将军、夷道监。天纪四年，晋军伐吴，龙骧将军王濬顺流东下，所至辄克，终如抗虑。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骑都尉，封毗陵侯，既领抗兵，拜偏将军、中夏督，澡身好学，着书数十篇也。二月壬戌，晏为王濬别军所杀。癸亥，景亦遇害，时年三十一。景妻，孙皓适妹，与景俱张承外孙也。 评曰：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着，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及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抗贞亮筹干，咸有父风，奕世载美，具体而微，可谓克构者哉！ 三国志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虞翻字仲翔，会稽馀姚人也，太守王朗命为功曹。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绖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候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朗谓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既归，策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 策好驰骋游猎，翻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於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 翻出为富春长。策薨，诸长吏并欲出赴丧，翻曰：“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丧。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后翻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史，曹公为司空辟，皆不就。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着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 孙权以为骑都尉。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杨泾县。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亦欲因此令翻得释也。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龠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翻尝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曰：“避将军船！”翻厉声曰：“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阖户不应而遽避之。后翻乘车行，又经芳营门，吏闭门，车不得过。翻复怒曰：“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芳闻之，有惭色。 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於世。 初，山阴丁览，太末徐陵，或在县吏之中，或众所未识，翻一见之，便与友善，终成显名。 在南十馀年，年七十卒。归葬旧墓，妻子得还。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从选曹郎为散骑中常侍，后为监军使者，讨扶严，病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耸，越骑校尉，累迁廷尉，湘东、河间太守；昺，廷尉尚书，济阴太守。 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也。父康，汉末为庐江太守。绩年六岁，於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末坐，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昭等异焉。 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加偏将军，给兵二千人。绩既有躄疾，又意存儒雅，非其志也。虽有军事，着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於世。豫自知亡日，乃为辞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逼厄，遭命不永，呜呼悲隔！”又曰：“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年三十二卒。长子宏，会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长水校尉。 张温字惠恕，吴郡吴人也。父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为孙权东曹掾，卒。温少修节操，容貌奇伟。权闻之，以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农刘基曰：“可与全琮为辈。”太常顾雍曰：“基未详其为人也。温当今无辈。”权曰：“如是，张允不死也。”徵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罢出，张昭执其手曰：“老夫讬意，君宜明之。”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 时年三十二，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於丕。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温对曰：“臣入无腹心之规，出无专对之用，惧无张老延誉之功，又无子产陈事之效。然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温至蜀，诣阙拜章曰：“昔高宗以谅闇昌殷祚於再兴，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声贯罔极。今陛下以聪明之姿，等契往古，总百揆於良佐，参列精之炳耀，遐迩望风，莫不欣赖。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愿与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协规，有如河水，军事凶烦，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礼义，未便耻忽。臣自远境，及即近郊，频蒙劳来，恩诏辄加，以荣自惧，悚怛若惊。谨奉所赍函书一封。”蜀甚贵其才。还，顷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业未究。 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而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竞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闻问往还，即罪温。权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寡人无忌，故进而任之，欲观艳何如。察其中间，形态果见。而温与之结连死生，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捴吏客及残馀兵，时恐有事，欲令速归，故授棨戟，奖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讨宿恶，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后闻曹丕自出淮、泗，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诸将，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赖丕自退，不然，已往岂可深计。又殷礼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后乞将到蜀，扇扬异国，为之谭论。又礼之还，当亲本职，而令守尚书户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语贾原，当荐卿作御史，语蒋康，当用卿代贾原，专衒贾国恩，为己形势。揆其奸心，无所不为。不忍暴於巿朝，今斥还本郡，以给厮吏。呜呼温也，免罪为幸！” 将军骆统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启圣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宫朝。多士既受普笃之恩，张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谴，孤负荣遇，念其如此，诚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间，为国观听，深知其状，故密陈其理。温实心无他情，事无逆迹，但年纪尚少，镇重尚浅，而戴赫烈之宠，体卓伟之才，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於是务势者妒其宠，争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谭，瑕衅者讳其议，此臣下所当详辨，明朝所当究察也。昔贾谊，至忠之臣也，汉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绛、灌一言，贾谊远退。何者？疾之者深，谮之者巧也。然而误闻天下，失彰於后世，故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也。温虽智非从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辨，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论温才即可惜，言罪则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贤才以敦大业，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丽观也。国家之於暨艳，不内之忌族，犹等之平民，是故先见用於朱治，次见举於众人，中见任於明朝，亦见交於温也。君臣之义，义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轻者也。国家不嫌於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时世宠之於上，温窃亲之於下也。夫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恶，以除劲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锐也。但自错落，功不副言。然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强羸，温不下之，至於迟速，温不后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也。温之到蜀，共誉殷礼，虽臣无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谓无君命而私相从，非国事而阴相闻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邻国，则有私觌之礼；季子聘诸夏，亦有燕谭之义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观其所使，见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誉礼，能使彼叹之，诚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显国美於异境，扬君命於他邦。是以晋赵文子之盟于宋也，称随会於屈建；楚王孙圉之使于晋也，誉左史於赵鞅。亦向他国之辅，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王靖内不忧时，外不趋事，温弹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与靖遂为大怨，此其尽节之明验也。靖兵众之势，干任之用，皆胜於贾原、蒋康，温尚不容私以安於靖，岂敢卖恩以协原、康邪？又原在职不勤，当事不堪，温数对以丑色，弹以急声；若其诚欲卖恩作乱，则亦不必贪原也。凡此数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参之於众亦不验。臣窃念人君虽有圣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众，从层宫之内，瞰四国之外，照群下之情，求万机之理，犹未易周也，固当听察群下之言，以广聪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阔，辞则俱巧，意则俱至，各自言欲为国，谁其言欲为私，仓卒之间，犹难即别。然以殿下之聪叡，察讲论之曲直，若潜神留思，纤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亲臣，臣非爱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独行之於前，臣耻废之於后，故遂发宿怀於今日，纳愚言於圣听，实尽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权终不纳。 后六年，温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与温俱废。 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人也。父俊，官至陈相，为袁术所害。统母改适，为华歆小妻，统时八岁，遂与亲客归会稽。其母送之，拜辞上车，面而不顾，其母泣涕於后。御者曰：“夫人犹在也。”统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顾耳。”事适母甚谨。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为之饮食衰少。其姊仁爱有行，寡归无子，见统甚哀之，数问其故。统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独饱！”姊曰：“诚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与统，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 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权嘉之，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妻以从兄辅女。统志在补察，苟所闻见，夕不待旦。常劝权以尊贤接士，勤求损益，飨赐之日，可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权纳用焉。出为建忠中郎将，领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统死，复领其兵。 是时徵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统上疏曰：“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制威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祚。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书曰：‘众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徵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於死。每有徵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雕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馀间，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馀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权感统言，深加意焉。 以随陆逊破蜀军於宜都，迁偏将军。黄武初，曹仁攻濡须，使别将常雕等袭中洲，统与严圭共拒破之，封新阳亭侯，后为濡须督。数陈便宜，前后书数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载。尤以占募在民间长恶败俗，生离叛之心，急宜绝置，权与相反覆，终遂行之。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 陆瑁字子璋，丞相逊弟也。少好学笃义。陈国陈融、陈留py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及同郡徐原，爰居会稽，素不相识，临死遗书，讬以孤弱，瑁为起立坟墓，收导其子。又瑁从父绩早亡，二男一女，皆数岁以还，瑁迎摄养，至长乃别。州郡辟举，皆不就。 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闇昧之失，以显其谪。瑁与书曰：“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有益於大道也。”艳不能行，卒以致败。 嘉禾元年，公车徵瑁，拜议郎、选曹尚书。孙权忿公孙渊之巧诈反覆，欲亲征之，瑁上疏谏曰：“臣闻圣王之御远夷，羁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谓之荒服，言慌惚无常，不可保也。今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虽讬人面，与禽兽无异。国家所为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渊之骄黠，恃远负命，此乃荒貊常态，岂足深怪？昔汉诸帝亦尝锐意以事外夷，驰使散货，充满西域，虽时有恭从，然其使人见害，财货并没，不可胜数。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践其土，群臣愚议，窃谓不安。何者？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於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斯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之至计也。又兵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若实孑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於朔野，山虏承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权未许。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馀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盘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以待邻敌之阙，未有正於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僣号称帝，于时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带甲之数，粮食之积，可谓多矣，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重兴师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犹警，虽蚩尤、鬼方之乱，故当以缓急差之，未宜以渊为先。愿陛下抑威住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权再览瑁书，嘉其词理端切，遂不行。 初，瑁同郡闻人敏见待国邑，优於宗修，惟瑁以为不然，后果如其言。 赤乌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伦，孙皓时为选曹尚书。 吾粲字孔休，吴郡乌程人也。孙河为县长，粲为小吏，河深奇之。河后为将军，得自选长吏，表粲为曲阿丞，迁为长史，治有名迹。虽起孤微，与同郡陆逊、卜静等比肩齐声矣。孙权为车骑将军，召为主簿，出为山阴令，还为参军校尉。 黄武元年，与吕范、贺齐等俱以舟师拒魏将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风，诸船绠绁断绝，漂没着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他吏士恐船倾没，皆以戈矛撞击不受。粲与黄渊独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为船重必败，粲曰：“船败，当俱死耳！人穷，奈何弃之。”粲、渊所活者百馀人。 还，迁会稽太守，召处士谢谭为功曹，谭以疾不诣，粲教曰：“夫应龙以屈伸为神，凤皇以嘉鸣为贵，何必隐形於天外，潜鳞於重渊者哉？”粲募合人众，拜昭义中郎将，与吕岱讨平山越，入为屯骑校尉、少府，迁太子太傅。遭二宫之变，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由此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 朱据字子据，吴郡吴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论难。黄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补侍御史。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污在位，欲沙汰之。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艳不听，卒败。 权咨嗟将率，发愤叹息，追思吕蒙、张温，以为据才兼文武，可以继之，自是拜建义校尉，领兵屯湖孰。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徵据尚公主，拜左将军，封云阳侯。谦虚接士，轻财好施，禄赐虽丰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权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寤，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赤乌九年，迁骠骑将军。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言则恳至，义形于色，守之以死，遂左迁新都郡丞。未到，中书令孙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昭书追赐死，时年五十七。孙亮时，二子熊、损各复领兵，为全公主所谮，皆死。永安中，追录前功，以熊子宣袭爵云阳侯，尚公主。孙皓时，宣至骠骑将军。 评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难免乎末世，然权不能容，非旷宇也。陆绩之於扬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严周矣；以瑚琏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贼夫人欤！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骆统抗明大义，辞切理至，值权方闭不开。陆瑁笃义规谏，君子有称焉。吾粲、朱据遭罹屯蹇，以正丧身，悲夫！ 三国志吴书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 朱治字君理，丹杨故鄣人也。初为县吏，后察孝廉，州辟从事，随孙坚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马，从讨长沙、零、桂等三郡贼周朝、苏马等，有功，坚表治行都尉。从破董卓於阳人，入洛阳。表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 会坚薨，治扶翼策，依就袁术。后知术政德不立，乃劝策还平江东。时太傅马日磾在寿春，辟治为掾，迁吴郡都尉。是时吴景已在丹杨，而策为术攻庐江，於是刘繇恐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而策家门尽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权兄弟，所以供奉辅护，甚有恩纪。治从钱唐欲进到吴，吴郡太守许贡拒之於由拳，治与战，大破之。贡南就山贼严白虎，治遂入郡，领太守事。策既走刘繇，东定会稽。 权年十五，治举为孝廉。后策薨，治与张昭等共尊奉权。建安七年，权表治为吴郡太守，行扶义将军，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置长吏。征讨夷越，佐定东南，禽截黄巾馀类陈败、万秉等。黄武元年，封毗陵侯，领郡如故。二年，拜安国将军，金印紫绶，徙封故鄣。 权历位上将，及为吴王，治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飨宴赠赐，恩敬特隆，至从行吏，皆得奉贽私觌，其见异如此。 初，权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数责数，谕以道义。权从兄豫章太守贲，女为曹公子妇，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贲畏惧，欲遣子入质。治闻之，求往见贲，为陈安危，贲由此遂止。 权常叹治忧勤王事。性俭约，虽在富贵，车服惟供事。权优异之，自令督军御史典属城文书，治领四县租税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每岁时献御，权答报过厚。是时丹杨深地，频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诸父老故人，莫不诣门，治皆引进，与共饮宴，乡党以为荣。在故鄣岁馀，还吴。黄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 子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爵，迁偏将军。才弟纪，权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领兵。纪弟纬、万岁，皆早夭。才子琬，袭爵为将，至镇西将军。 朱然字义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启策乞以为嗣。策命丹杨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吴，策优以礼贺。 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至权统事，以然为馀姚长，时年十九。后迁山阴令，加折冲校尉，督五县。权奇其能，分丹杨为临川郡，然为太守，授兵二千人。会山贼盛起，然平讨，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须，然备大坞及三关屯，拜偏将军。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 虎威将军吕蒙病笃，权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馀，愚以为可任。”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黄武元年，刘备举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然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 魏遣曹真、夏侯尚、张合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合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却退，合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围而围不解。时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魏攻围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垂发，事觉，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彻攻退还。由是然名震於敌国，改封当阳侯。 六年，权自率众攻石阳，及至旋师，潘璋断后。夜出错乱，敌追击璋，璋不能禁。然即还住拒敌，使前船得引极远，徐乃后发。黄龙元年，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顷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职。 嘉禾三年，权与蜀克期大举，权自向新城，然与全琮各受斧钺，为左右督。会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 赤乌五年，征柤中，魏将蒲忠、胡质各将数千人，忠要遮险隘，图断然后，质为忠继援。时然所督兵将先四出，闻问不暇收合，便将帐下见兵八百人逆掩。忠战不利，质等皆退。九年，复征柤中，魏将李兴等闻然深入，率步骑六千断然后道，然夜出逆之，军以胜反。先是，归义马茂怀奸，觉诛，权深忿之。然临行上疏曰：“马茂小子，敢负恩养。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获，震耀远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观，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识臣先言，责臣后效。”权时抑表不出。然既献捷，群臣上贺，权乃举酒作乐，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为难必，今果如其言，可谓明於见事也。”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 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絜，其所文采，惟施军器，馀皆质素。终日钦钦，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以此玩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又陆逊亦卒，功臣名将存者惟然，莫与比隆。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送布帛。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锺，吕蒙、凌统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乌十二年卒，权素服举哀，为之感恸。子绩嗣。 绩字公绪，以父任为郎，后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绩领其兵，随太常潘濬讨五溪，以胆力称。迁偏将军营下督，领盗贼事，持法不倾。鲁王霸注意交绩，尝至其廨，就之坐，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明年，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绩与奋威将军诸葛融书曰：“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融答许绩。绩便引兵及昶於纪南，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融不进，绩后失利。权深嘉绩，盛责怒融，融兄大将军恪贵重，故融得不废。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绩复还乐乡，假节。太平二年，拜骠骑将军。孙綝秉政，大臣疑贰，绩恐吴必扰乱，而中国乘衅，乃密书结蜀，使为并兼之虑。蜀遣右将军阎宇将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须绩之后命。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兴元年，就拜左大司马。初，然为治行丧竟，乞复本姓，权不许，绩以五凤中表还为施氏，建衡二年卒。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也。少为县吏，有容观姿貌。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女母嫌，欲勿与，刘氏曰：“观吕子衡宁当久贫者邪？”遂与之婚。后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范遂自委昵，将私客百人归策。时太妃在江都，策遣范迎之。徐州牧陶谦谓范为袁氏觇候，讽县掠考范，范亲客健儿篡取以归。时唯范与孙河常从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策亦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於太妃前。 后从策攻破庐江，还俱东渡，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下小丹杨、湖孰，领湖孰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刘繇馀众，增范兵二千，骑五十匹。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还吴，迁都督。 是时下邳陈瑀自号吴郡太守，住海西，与强族严白虎交通。策自将讨虎，别遣范与徐逸攻瑀於海西，枭其大将陈牧。又从攻祖郎於陵阳，太史慈於勇里。七县平定，拜征虏中郎将，征江夏，还平鄱阳。 策薨，奔丧于吴。后权复征江夏，范与张昭留守。 曹公至赤壁，与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将军，领彭泽太守，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刘备诣京见权，范密请留备。后迁平南将军，屯柴桑。 权讨关羽，过范馆，谓曰：“昔早从卿言，无此劳也。今当上取之，卿为我守建业。”权破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杨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转以溧阳、怀安、宁国为奉邑。 曹休、张辽、臧霸等来伐，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於洞口。迁前将军，假节，改封南昌侯。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还军，拜扬州牧。 性好威仪，州民如陆逊、全琮及贵公子，皆修敬虔肃，不敢轻脱。其居处服饰，於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 初策使范典主财计，权时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权守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着簿书，使无谴问。权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黄武七年，范迁大司马，印绶未下，疾卒。权素服举哀，遣使者追赠印绶。及还都建业，权过范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范长子先卒，次子据嗣。据字世议，以父任为郎，后范寝疾，拜副军校尉，佐领军事。范卒，迁安军中郎将。数讨山贼，诸深恶剧地，所击皆破。随太常潘濬讨五谿，复有功。朱然攻樊，据与朱异破城外围，还拜偏将军，入补马闲右部督，迁越骑校尉。太元元年，大风，江水溢流，渐淹城门，权使视水，独见据使人取大船以备害。权嘉之，拜荡魏将军。权寝疾，以据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将军。魏出东兴，据赴讨有功。明年，孙峻杀诸葛恪，迁据为骠骑将军，平西宫事。五凤二年，假节，与峻等袭寿春，还遇魏将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帅师侵魏，未及淮，闻孙峻死，以从弟綝自代，据大怒，引军还，欲废綝。綝闻之，使中书奉诏，诏文钦、刘纂、唐咨等使取据，又遣从兄宪以都下兵逆据於江都。左右劝据降魏，据曰：“耻为叛臣。”遂自杀。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人也。孙权为将军，桓给事幕府，除馀姚长。往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飧粥相继，士民感戴之。迁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遗散，期年之间，得万馀人。后丹杨、鄱阳山贼蜂起，攻没城郭，杀略长吏，处处屯聚。桓督领诸将，周旋赴讨，应皆平定。稍迁裨将军，封新城亭侯。 后代周泰为濡须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欲以兵袭取州上，伪先扬声，欲东攻羡溪。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问。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池之守，又谓士众勇怯齐等故耳。今人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将万人留橐皋，复为泰等后拒。桓部兵将攻取油船，或别击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烧营而退，遂枭雕，生虏双，送武昌，临陈斩溺，死者千馀。权嘉桓功，封嘉兴侯，迁奋武将军，领彭城相。 黄武七年，鄱阳太守周鲂谲诱魏大司马曹休，休将步骑十万至皖城以迎鲂。时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休知见欺，当引军还，自负众盛，邀於一战。桓进计曰：“休本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此两道皆险厄，若以万兵柴路，则彼众可尽，而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权先与陆逊议，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 黄龙元年，拜桓前将军，领青州牧，假节。嘉禾六年，魏庐江主簿吕习请大兵自迎，欲开门为应。桓与卫将军全琮俱以师迎。既至，事露，军当引还。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广三十馀丈，深者八九尺，浅者半之，诸军勒兵渡去，桓自断后。时庐江太守李膺整严兵骑，欲须诸军半渡，因迫击之。及见桓节盖在后，卒不敢出，其见惮如此。 是时全琮为督，权又令偏将军胡综宣传诏命，参与军事。琮以军出无获，议欲部分诸将，有所掩袭。桓素气高，耻见部伍，乃往见琮，问行意，感激发怒，与琮校计。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综为督，综意以为宜尔。”桓愈恚恨，还乃使人呼综。综至军门，桓出迎之，顾谓左右曰：“我纵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语综使还。桓出，不见综，知左右所为，因斫杀之。桓佐军进谏，刺杀佐军，遂讬狂发，诣建业治病。权惜其功能，故不罪。使子异摄领部曲，令医视护，数月复遣还中洲。权自出祖送，谓曰：“今寇虏尚存，王涂未一，孤当与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万人专当一面，以图进取，想君疾未复发也。”桓曰：“天授陛下圣姿，当君临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当自愈。” 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然轻财贵义，兼以强识，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年六十二，赤乌元年卒。吏士男女，无不号慕。又家无馀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子异嗣。 异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后拜骑都尉，代桓领兵。赤乌四年，随朱然攻魏樊城，建计破其外围，还拜偏将军。魏庐江太守文钦营住六安，多设屯砦，置诸道要，以招诱亡叛，为边寇害。异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钦七屯，斩首数百，迁扬武将军。权与论攻战，辞对称意。权谓异从父骠骑将军据曰：“本知季文胆定，见之复过所闻。”十三年，文钦诈降，密书与异，欲令自迎。异表呈钦书，因陈其伪，不可便迎。权诏曰：“方今北土未一，钦云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钦果不降。建兴元年，迁镇南将军。是岁魏遣胡遵、诸葛诞等出东兴，异督水军攻浮梁，坏之，魏军大破。太平二年，假节，为大都督，救寿春围，不解。还军，为孙綝所枉害。 评曰：朱治、吕范以旧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着闻，吕据、朱异、施绩咸有将领之才，克绍堂构。若范、桓之越隘，得以吉终，至於据、异无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时殊也。 三囯志吴书程黄韩蒋周陈董甘淩徐潘丁传 程普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人也。初为州郡吏，有容貌计略，善於应对。从孙坚征伐，讨黄巾於宛、邓，破董卓於阳人，攻城野战，身被创夷。 坚薨，复随孙策在淮南，从攻庐江，拔之，还俱东渡。策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等，转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骑五十匹。进破乌程、石木、波门、陵传、馀杭，普功为多。策入会稽，以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唐。后徙丹杨都尉，居石城。复讨宣城、泾、安吴、陵阳、春谷诸贼，皆破之。策尝攻祖郎，大为所围，普与一骑共蔽扞策，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后拜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从讨刘勋於寻阳，进攻黄祖於沙羡，还镇石城。 策薨，与张昭等共辅孙权，遂周旋三郡，平讨不服。又从征江夏，还过豫章，别讨乐安。乐安平定，代太史慈备海昬，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於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 先出诸将，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性好施与，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迁荡寇将军，卒。权称尊号，追论普功，封子咨为亭侯。 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初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孙坚举义兵，盖从之。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拜盖别部司马。坚薨，盖随策及权，擐甲周旋，蹈刃屠城。 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石城县吏，特难检御，盖乃署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今贼寇未平，有军旅之务，一以文书委付两掾，当检摄诸曹，纠擿谬误。两掾所署，事入诺出，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无为众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职；久之，吏以盖不视文书，渐容人事。盖亦嫌外懈怠，时有所省，各得两掾不奉法数事。乃悉请诸掾吏，赐酒食，因出事诘问。两掾辞屈，皆叩头谢罪。盖曰：“前已相敕，终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杀之。县中震栗。后转春谷长，寻阳令。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迁丹杨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怀附。 盖姿貌严毅，善於养众，每所征讨，士卒皆争为先。建安中，随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拜武锋中郎将。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馀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加偏将军，病卒于官。 盖当官决断，事无留滞，国人思之。及权践阼，追论其功，赐子柄爵关内侯。 韩当字义公，辽西令支人也。以便弓马，有膂力，幸於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为别部司马。及孙策东渡，从讨三郡，迁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骑五十匹。从征刘勋，破黄祖，还讨鄱阳，领乐安长，山越畏服。后以中郎将与周瑜等拒破曹公，又与吕蒙袭取南郡，迁偏将军，领永昌太守。宜都之役，与陆逊、朱然等共攻蜀军於涿乡，大破之，徙威烈将军，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当保东南。在外为帅，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权善之。黄武二年，封石城侯，迁昭武将军，领冠军太守，后又加都督之号。将敢死及解烦兵万人，讨丹杨贼，破之。会病卒，子综袭侯领兵。 其年，权征石阳，以综有忧，使守武昌，而综淫乱不轨。权虽以父故不问，综内怀惧，载父丧，将母家属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魏以为将军，封广阳侯。数犯边境，杀害人民，权常切齿。东兴之役，综为前锋，军败身死，诸葛恪斩送其首，以白权庙。 蒋钦字公奕，九江寿春人也。孙策之袭袁术，钦随从给事。及策东渡，拜别部司马，授兵。与策周旋，平定三郡，又从定豫章。调授葛阳尉，历三县长，讨平盗贼，迁西部都尉。会稽冶贼吕合、秦狼等为乱，钦将兵讨击，遂禽合、狼，五县平定，徙讨越中郎将，以经拘、昭阳为奉邑。贺齐讨黟贼，钦督万兵，与齐并力，黟贼平定。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於津北，钦力战有功，迁荡寇将军，领濡须督。后召还都，拜右护军，典领辞讼。 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 初，钦屯宣城，尝讨豫章贼。芜湖令徐盛收钦屯吏，表斩之，权以钦在远不许，盛由是自嫌於钦。曹公出濡须，钦与吕蒙持诸军节度。盛常畏钦因事害己，而钦每称其善。盛既服德，论者美焉。 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还，道病卒。权素服举哀，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领兵拒刘备有功，还赴南郡，与魏交战，临陈卒。壹无子，弟休领兵，后有罪失业。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与蒋钦随孙策为左右，服事恭敬，数战有功。策入会稽，署别部司马，授兵。权爱其为人，请以自给。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策深德之，补春谷长。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复补宜春长，所在皆食其征赋。 从讨黄祖有功。后与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将兵屯岑。曹公出濡须，泰复赴击，曹公退，留督濡须，拜平虏将军。时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并不伏也，权特为案行至濡须坞，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於是盛等乃伏。 后权破关羽，欲进图蜀，拜泰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陵阳侯。黄武中卒。 子邵以骑都尉领兵。曹仁出濡须，战有功，又从攻破曹休，进位裨将军，黄龙二年卒。弟承领兵袭侯。 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孙策在寿春，武往修谒，时年十八，长七尺七寸，因从渡江，征讨有功，拜别部司马。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所向无前。及权统事，转督五校。仁厚好施，乡里远方客多依讬之。尤为权所亲爱，数至其家。累有功劳，进位偏将军。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权哀之，自临其葬。 子修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厉，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时诸新兵多有逃叛，而修抚循得意，不失一人。权奇之，拜为校尉。建安末，追录功臣后，封修都亭侯，为解烦督。黄龙元年卒。 弟表，字文奥，武庶子也，少知名，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并侍东宫，皆共亲友。尚书暨艳亦与表善，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从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后，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为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若母不能，直当出别居耳。“表於大义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敌场，求用为将，领兵五百人。表欲得战士之力，倾意接待，士皆爱附，乐为用命。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廷尉以闻。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继旧爵。表皆陈让，乞以传修子延，权不许。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杨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於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表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馀人。事捷当出，会鄱阳民吴遽等为乱，攻没城郭，属县摇动，表便越界赴讨，遽以破败，遂降。陆逊拜表偏将军，进封都乡侯，北屯章坑。年三十四卒。家财尽於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马，授兵四百人。敖卒，修子延复为司马代敖。延弟永，将军，封侯。始施明感表，自变行为善，遂成健将，致位将军。 董袭字元代，会稽馀姚人，长八尺，武力过人。孙策入郡，袭迎於高迁亭，策见而伟之，到署门下贼曹。时山阴宿贼黄龙罗、周勃聚党数千人，策自出讨，袭身斩罗、勃首，还拜别部司马，授兵数千，迁扬武都尉。从策攻皖，又讨刘勋於寻阳，伐黄祖於江夏。 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袭对曰：“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而讨逆明府，恩德在民。讨虏承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众皆壮其言。 鄱阳贼彭虎等众数万人，袭与凌统、步骘、蒋钦各别分讨。袭所向辄破，虎等望见旌旗，便散走，旬日尽平，拜威越校尉，迁偏将军。 建安十三年，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明日大会，权举觞属袭曰：“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 曹公出濡须，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袭出。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於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权改服临殡，供给甚厚。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於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馀年。止不攻劫，颇读诸子，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於是归吴。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於旧臣。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忄乔，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於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於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坐，难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权遂西，果禽祖，尽获其士众。遂授宁兵，屯当口。 后随周瑜拒破曹公於乌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宁受攻累日，敌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遣使报瑜，瑜用吕蒙计，帅诸将解围。后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馀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与诸将议。宁时有三百兵，乃曰：“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肃便选千兵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 后从攻皖，为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计功，吕蒙为最。宁次之，拜折冲将军。 后曹公出濡须，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乃料赐手下百馀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时持。宁引白削置膝上，呵谓之曰：“卿见知於至尊，孰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碗。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宁益贵重，增兵二千人。 宁虽粗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馀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 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后宁赍礼礼蒙母，临当与升堂，乃出厨下儿还宁。宁许蒙不杀。斯须还船，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毕，敕船人更增舸缆，解衣卧船中。蒙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宁。宁闻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谏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属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杀甘宁？宁死之日，纵至尊不问，汝是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闻母言，即豁然意释，自至宁船，笑呼之曰：“兴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宁涕泣歔欷曰：“负卿。“与蒙俱还见母，欢宴竟日。 宁卒，权痛惜之。子瑰，以罪徙会稽，无几死。 凌统字公绩，吴郡馀杭人也。父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守永平长，平治山越，奸猾敛手，迁破贼校尉。及权统军，从讨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进，中流矢死。 统年十五，左右多称述者，权亦以操死国事，拜统别部司马，行破贼都尉，使摄父兵。后从击山贼，权破保屯先还，馀麻屯万人，统与督张异等留攻围之，克日当攻。先期，统与督陈勤会饮酒，勤刚勇任气，因督祭酒，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统疾其侮慢，面折不为用。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众因罢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统。统不忍，引刀斫勤，数日乃死。及当攻屯，统曰：“非死无以谢罪。“乃率厉士卒，身当矢石，所攻一面，应时披坏，诸将乘胜，遂大破之。还，自拘於军正。权壮其果毅，使得以功赎罪。 后权复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行入右江，斩黄祖将张硕，尽获船人。还以白权，引军兼道，水陆并集。时吕蒙败其水军，而统先搏其城，於是大获。权以统为承烈都尉，与周瑜等拒破曹公於乌林，遂攻曹仁，迁为校尉。虽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 又从破皖，拜荡寇中郎将，领沛相。与吕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阳，从往合肥，为右部督。时权彻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扞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拜偏将军，倍给本兵。 时有荐同郡盛暹於权者，以为梗概大节，有过於统，权曰：“且令如统足矣。“后召暹夜至，时统已卧，闻之，摄衣出门，执其手以入。其爱善不害如此。 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命敕属城，凡统所求，皆先给后闻。统素爱士，士亦慕焉。得精兵万馀人，过本县，步入寺门，见长吏怀三版，恭敬尽礼，亲旧故人，恩意益隆。事毕当出，会病卒，时年四十九。权闻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数日减膳，言及流涕，使张承为作铭诔。 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於宫，爱待与诸子同，宾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后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兵。 徐盛字文向，琅邪莒人也。遭乱，客居吴，以勇气闻。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长，拒黄祖。祖子射，尝率数千人下攻盛。盛时吏士不满二百，与相拒击，伤射吏士千馀人。已乃开门出战，大破之。射遂绝迹不复为寇。权以为校尉、芜湖令。复讨临城南阿山贼有功，徙中郎将，督校兵。 曹公出濡须，从权御之。魏尝大出横江，盛与诸将俱赴讨。时乘蒙冲，遇迅风，船落敌岸下，诸将恐惧，未有出者，盛独将兵，上突斫敌，敌披退走，有所伤杀，风止便还，权大壮之。 及权为魏称藩，魏使邢贞拜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贞有骄色，张昭既怒，而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旅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后迁建武将军，封都亭侯，领庐江太守，赐临城县为奉邑。刘备次西陵，盛攻取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与吕范、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风，船人多丧，盛收馀兵，与休夹江。休使兵将就船攻盛，盛以少御多，敌不能克，各引军退。迁安东将军，封芜湖侯。 后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计从建业筑围，作薄落，围上设假楼，江中浮船。诸将以为无益，盛不听，固立之。文帝到广陵，望围愕然，弥漫数百里，而江水盛长，便引军退。诸将乃伏。 黄武中卒。子楷，袭爵领兵。 潘璋字文珪，东郡发干人也。孙权为阳羡长，始往随权。性博荡嗜酒，居贫，好赊酤，债家至门，辄言后豪富相还。权奇爱之，因使召募，得百馀人，遂以为将。讨山贼有功，署别部司马。后为吴大巿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迁豫章西安长。刘表在荆州，民数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县建昌起为贼乱，转领建昌，加武猛校尉，讨治恶民，旬月尽平，召合遗散，得八百人，将还建业。 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权甚壮之，拜偏将军，遂领百校，屯半州。 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权即分宜都巫、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甘宁卒，又并其军。刘备出夷陵，璋与陆逊并力拒之，璋部下斩备护军冯习等，所杀伤甚众，拜平北将军、襄阳太守。 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璋曰：“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便将所领，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作筏适毕，伺水长当下，尚便引退。璋下备陆口。权称尊号，拜右将军。 璋为人粗猛，禁令肃然，好立功业，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征伐止顿，便立军巿，他军所无，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僣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数不奉法。监司举奏，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嘉禾三年卒。子平，以无行徙会稽。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渊，庐江安丰人也。少以骁勇为小将，属甘宁、陆逊、潘璋等。数随征伐，战斗常冠军。每斩将搴旗，身被创夷。稍迁偏将军。孙亮即位，为冠军将军，封都亭侯。 魏遣诸葛诞、胡遵等攻东兴，诸葛恪率军拒之。诸将皆曰：“敌闻太傅自来，上岸必遁走。“奉独曰：“不然。彼动其境内，悉许、洛兵大举而来，必有成规，岂虚还哉？无恃敌之不至，恃吾有以胜之。“及恪上岸，奉与将军唐咨、吕据、留赞等，俱从山西上。奉曰：“今诸军行迟，若敌据便地，则难与争锋矣。“乃辟诸军使下道，帅麾下三千人径进。时北风，奉举帆二日至，遂据徐塘。天寒雪，敌诸将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相谓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铠着胄，持短兵。敌人从而笑焉，不为设备。奉纵兵斫之，大破敌前屯。会据等至，魏军遂溃。迁灭寇将军，进封都乡侯。 魏将文钦来降，以奉为虎威将军，从孙峻至寿春迎之，与敌追军战於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陈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进封安丰侯。 太平二年，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来降，魏人围之。遣朱异、唐咨等往救，复使奉与黎斐解围。奉为先登，屯於黎浆，力战有功，拜左将军。 孙休即位，与张布谋，欲诛孙綝，布曰：“丁奉虽不能吏书，而计略过人，能断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国威，将行不轨，欲与将军诛之。“奉曰：“丞相兄弟友党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腊会，有陛下兵以诛之也。“休纳其计，因会请綝，奉与张布目左右斩之。迁大将军，加左右都护。永安三年，假节领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诸军向寿春，为救蜀之势。蜀亡，军还。 休薨，奉与丞相py兴等从万彧之言，共迎立孙皓，迁右大司马左军师。宝鼎三年，皓命奉与诸葛靓攻合肥。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徵还。建衡元年，奉复帅众治徐塘，因攻晋谷阳。谷阳民知之，引去，奉无所获。皓怒，斩奉导军。三年，卒。奉贵而有功，渐以骄矜，或有毁之者，皓追以前出军事，徙奉家於临川。奉弟封，官至后将军，先奉死。 评曰：凡此诸将，皆江表之虎臣，孙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陈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 科举制度 第97章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1]，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2]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都是定期的举行的。唐朝科举与宋初科举每年举行一次，宋太宗时期改为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唐朝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6][8]宋朝科举考试有进士、明经科目，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和诗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明清科举改为考八股文。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历史背景 周代以“乡举里选”的方式，即由“乡老”（族长）等选拔本乡土的贤士，经过地方长官的层层上贡，直达中央。上贡到王的贤士，由王亲自考试，内容是射箭。在周代以前的社会中，只有统治集团家族的成员才有可能接受教育而成为知识分子，国家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主要由统治集团内部成员所世袭领有，具体表现就是周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有某种举荐选拔，也基本上不超出宗法家族的范围。举荐选拔超越世袭血缘关系的罗网而登上高位的只能是极其偶然的例外。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卿世禄制被严重破坏，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下层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过举荐、考核而选拔登进人才的情况越来越多。由举荐考核而任用（以及按劳绩提升）的官僚制度逐渐产生。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面的扩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刘邦下诏命令各级臣下举荐贤才，形成后世乡贡的最初形态。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两次下诏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对被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14][15]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诏令各郡国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后来两科逐渐合并为一科，称为“孝廉”。此外“秀才”也是察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东汉时为了避讳刘秀而改成“茂才”。唐宋时泛称一般读书应举者为秀才，明清特指通过初级“县试”入学的学生为秀才。汉代各科察举都要通过朝廷考试。但是汉代察举考试与后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区别在于：考试在察举中并不重要，举荐是决定性的。察举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基本不存在黜落，“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举荐权掌握在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权贵手中。察举并不是两汉仕进的最大渠道。从汉初以来”任子“、“赀选”、皇帝和各级官僚的直接辟召仍然进行。一般士人往往是先征辟为州郡吏员，才由上司向中央察举为秀才、孝廉等等。但是，一般没有门路的布衣平民，几乎没有被察举的可能性。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西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在南朝齐时，秀才科的策试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五问（合格）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21]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不及格四等，而不及格者“不合与第”，不予授官。这说明考试已经比过去严格得多。南朝梁时，梁武帝在建康设立五经馆，考试及格就给官做。各地寒门士子纷纷投馆就学。其考试办法为“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已经明确提出了对寒门庶族子弟不论出身，随才录用的规定。 在北朝，北魏、北齐“凡州县皆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州县都设置中正，中书、集书、考功郎三个部门的官员分别考核秀才、贡士、廉良三类人。）可见，北朝当时的考试办法已经分科别类的实行，并且监督考场，不合格的举人当场就遭受斥黜。 发展历程 产生 科举制的首创时间史学界存在争议，有汉朝、隋朝、唐朝多种说法。 部分历史学家以隋朝有分科举人与进士科为由认为科举制开始于隋朝。部分历史学家考证证明科举制开始于汉朝，证明汉朝不仅有分科举人、按科举人，汉朝还有考试进用，而且没有可靠证据证明隋朝有进士科。部分历史学家考证证明科举制的本质是唐朝开始的允许自己报名参加（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以及考试黜落法，科举制开始于唐朝。 汉代 部分历史学家考证科举制产生于汉朝，徐连达、楼劲指出，认为科举开始于隋朝的人常以隋朝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瑾、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为科举的开始，但是此诏与北周的“遣戎秩上开府以上、职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举清平勤干三人”之诏基本一样，更与西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诏举贤良方正以来的历代察举诏令如出一辙。又有人以隋炀帝设进士科为诸科之一来说科举制开始于隋朝。但是，认为科举制开始于汉朝的人指出，科举制是一整套“分科举人，考试进用”之制，汉朝有秀才（茂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孝廉多个科目，汉朝的对策、试经是考试，因此部分学者认为科举制是开始于汉朝。 至于隋唐新增的进士科，其名原出《周礼》，汉魏间人已有把贡于朝廷的孝廉比作“进士”的习惯。故隋设进士科，不过是比附古制而列科名以取文士而已，其完全从属于汉朝以来的整套科目体系，与秀才、贤良之类异名同实。[24]在唐、五代文献中所载隋进士有杨纂等6人，可是经过考证，除杨纂的进士身份，因文献阙如，无从查考外，其余5人不是查无实据，就是以时制比附古制，将隋代以秀才、明经科察举为官，比附成进士科登第。 隋代 周谷城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说：“科举制，盖取分科目而举士人之义，这个制度创始于隋炀帝时代。”关履权说：“科举是分科举拔人才的意思。”但是其他历史学家指出汉朝已经分科目而举士人，分科举拔人才。[25]有人将隋代设立进士科作为科举制度的开端，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将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制度起源的标志，持隋朝产生说的人一部分认为进士科设立时间在大业年间（605-618年），一部分认为是在开皇七年（587年）。但是，历史学家何忠礼否认隋代有进士和进士科之说，理由有二：一是遍考《隋书》和隋代文献，虽然记载了开皇和大业中所举的众多科名，却未见进士科之名，也未见进士科考试之实；二是在唐、五代文献中所载隋进士有房玄龄、温彦博、侯君素、孙伏伽、张损之、杨纂等6人，可是经过考证，除杨纂的进士身份，因文献阙如，无从查考外，其余5人不是查无实据，就是以时制比附古制，将隋代以秀才、明经科察举为官，比附成进士科登第，唐代虽有进士科开创于隋的记载，但也有进士科开创于唐的记载，所以他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隋代 周谷城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说：“科举制，盖取分科目而举士人之义，这个制度创始于隋炀帝时代。”关履权说：“科举是分科举拔人才的意思。”但是其他历史学家指出汉朝已经分科目而举士人，分科举拔人才。[25]有人将隋代设立进士科作为科举制度的开端，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将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制度起源的标志，持隋朝产生说的人一部分认为进士科设立时间在大业年间（605-618年），一部分认为是在开皇七年（587年）。但是，历史学家何忠礼否认隋代有进士和进士科之说，理由有二：一是遍考《隋书》和隋代文献，虽然记载了开皇和大业中所举的众多科名，却未见进士科之名，也未见进士科考试之实；二是在唐、五代文献中所载隋进士有房玄龄、温彦博、侯君素、孙伏伽、张损之、杨纂等6人，可是经过考证，除杨纂的进士身份，因文献阙如，无从查考外，其余5人不是查无实据，就是以时制比附古制，将隋代以秀才、明经科察举为官，比附成进士科登第，唐代虽有进士科开创于隋的记载，但也有进士科开创于唐的记载，所以他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 隋代选官办法是两汉分科察举办法的沿袭。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诏诸州举贡士人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分别荐进，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诏令荐人，分为十科。大业五年（609年）又诏诸州荐人，分为四科。隋代尚没有自请投靠的办法。虽然有说法说“炀帝始置进士之科”、隋代“置进士、明经二科”。但根据史料隋文帝、隋炀帝诏书记载的隋文帝的二科、隋炀帝的十科、四科中都没有进士、明经的科目。至于分科举荐的办法也不始于隋。两汉的察举已经实施分科、策试。何况，即使隋代真出现了相当于进士的科目，也不能说这就是科举制度。因为，同之前的选官制度比较，科举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一、投牒自应，读书人都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非要先由官吏推荐；二、考试定期举行；三、严格考试。而隋代选官制度则不具备上述三个特点。隋文帝、隋炀帝的诏书都表明，参加选官的士人仍然必须先得到高官的举荐，制度上并没有给予他们投牒自应的权利。隋代分科选举共三次，都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没有定期举行的制度规定。至于开皇七年（587年）关于诸州岁贡三人的诏令，也跟两汉时州郡每年向朝廷举贡士一样，人数既少，考试也不重要，不同于唐宋定期举行的全国大考。如果不以上述三点为科举制度标志，那么两汉察举也是科举制度了。所以，只能确认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在唐朝，而不是在隋朝。 隋朝在人才选拔方面没能提供什么具有开创意义的典章制度。隋朝皇帝都有嫉贤妒才的毛病。隋文帝下诏废除京师和地方州县的学校。隋炀帝没有曹操、曹丕那种爱才容贤的雅量。着名的诗人薛道衡作《昔昔盐》一诗，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广为当时人传诵。隋炀帝嫉妒万分，竟横加罪名将薛道衡杀死，临刑时对他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嫉贤妒能到如此地步，因此隋代选举中没有出过什么人才，也就不奇怪了。 唐代 历史学家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人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25][3][28]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着文指出：要确定科举制度起源于何时，首先要把握住它区别于其他选官制度的特殊本质，也就是解决什么是科举的问题。何忠礼在《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中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至于史书所载隋代已有进士科的说法，也查无实据。因此，科举制度正式形成的时间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提出了“每年十月”赴朝廷应试的定期，明确了州、县地方预试，即相当于后世“乡试”的办法，而且不必像隋代那样必须官府举荐。武德五年（622年）唐朝的诏书明确了士人可以“投碟自应”，下层寒士得不到举荐者“亦听自举”，“洁己登朝，无嫌自进”[30]自此正式确定了士人“自举”、“自进”的制度。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诏令标志着以自应考试为特点的科举制度的诞生。 发展 两汉以来，朝廷选举主要通过皇帝不定期下诏而举行。唐代有了每年定期考试的制度，同时也保留临时下诏考试的办法，即所谓“制科”。“制”之意义与“诏”相同，即皇帝之令。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则称为“常科”。 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科目 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等。唐朝对秀才要求特别高，结果士人很少应试秀才，不久秀才一科就废罢了。此后“秀才”遂成为对一般读书应举者的通称。明经、进士二科在唐代科举吸引了最多的考生。 明经起源于的汉代，唐代“明经”科考试各部儒家经典，此外还包括《老子》。明经不全考十多部儒家经典，而是分为明一经、两经、三经、五经四个级别。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规定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为进士科加试帖经、杂文，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此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策试应试者的文学才华。）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远射、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摔跤、举重等。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唐代制科科目多达一百多个，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等。应制科试者可以是平民，也可以是科举及第者，现任或罢任官员也可参加。 考试过程 唐代科举考试每年春天在京师长安的尚书省举行，简称“省试”。而各地乡供举人的“发解试”都在头一年秋天举行。此后，地方上的“秋试”（秋闱）和京师的“春试”（春闱）成为历代科举沿袭的定制。 唐代科举的应试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即“生徒”和“乡贡”。生徒即官办学校的学生。乡贡即各地人自学或在民间私塾学成，到县、州应试，经地方考试合格，再到京师应试。乡贡每年十月随地方向京师进贡的粮税特产一起解赴朝廷，称为“发解”。州县预试的第一名称为“解元”。 唐朝各种官办学校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此外还有专门性质的律学、算学、书学等。唐朝各地方也设有官立的府学、州学、县学等。 唐前期，掌管科举由尚书省吏部负责。玄宗开元年间，改由礼部负责，此后历朝相沿不变。礼部下设贡院，考试、阅卷、放榜等均在贡院举行。主持科举的官员称为“知贡举”，通常由礼部侍郎兼任。唐朝科举放榜通常在二月。录取者谓之及第，或登科、登第、擢第等等。第一名称为状元。 放榜之后，新科进士们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喜庆宴席、打马球接踵而来，如闻喜宴、樱桃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关宴、雁塔提名……公私各方也乐于为这些庆宴慷慨解囊。 月灯阁打球宴，新科进士们在月灯阁聚会打马球，他们跨马执杖，驰骋击拂，风驰电逝，四面看棚栉比，观者如山，“因之大呼笑，久面方止”，“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上。”可见唐朝文士的气质风采，以及当时那种开明的社会习尚。 委派官职由吏部负责，因此科举及第者还要接收吏部铨试，俗称“关试”。吏部铨试完毕，各科及第者就都隶属吏部，候派官职。急于得官者，可再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书判拔萃”两种考试，简称“宏词”、“拔萃”，合格者立即授官。柳宗元、白居易就是进士及第后，分别又应宏词、拔萃及格而授官的。 开明，唐朝科举允许平民与穷人参加。 唐朝科举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的确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唐文宗时的宰相段文昌，王播都是寒门贫士，早年甚至吃不上饭，向人求食，他们都是通过进士及第入仕的。这些寒士显达后多拉拢同类，如李逊、李建兄弟“家素清贫”，举进士而得高官。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建知贡举，“三十三人皆取寒素”。 改革 科举放榜后为学子们举行的庆祝的宴会，在唐代、五代、宋初称为闻喜宴，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开始改为在琼林苑举办，因此这场宴会又被称为是“琼林宴”。[35][36][37][38]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唐代科举考试有两级（即地方州县的发解试和中央尚书省礼部的省试），宋初承袭其制。开宝六年（973年）以后，宋朝将天子亲临殿试变成为定制，州县发解试第一名自唐以来即称“解元”，中央省试第一名宋代改称“省元”，殿试第一名方才称“状元”。“连中三元”遂称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愿望。殿试时皇帝一般并不亲自阅卷，事实上仍由各考官阅定等。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御览”。皇帝控制科举的最后一关——“殿试”后，新进士们即成为“天子门生”。 弥封、誊录，是北宋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弥封就是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记录封贴起来，又叫做“糊名”。糊名之法最早出现在唐朝，唐初在吏部诠试授官时，所试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年），知贡赵上交首次在进士考试中采用糊名弥封的办法取士。 考生姓名弥封后，考官仍能认识其笔迹。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设置誊录院，殿试卷子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试官审阅，此后省试、发解试也次第推行誊录制度。此外，北宋还进一步加强了科场纪律，实行严格的搜身法规，考察内兵卫罗列，巡行监视。北宋时举子入场挟带作弊之风颇盛，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挟书为奸”者颇多。北宋力求堵塞各种权门舞弊之徒，自然要严肃考场纪律。 这些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后期，此种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变，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北宋科举最初仍每年举行，但随着实行弥封、誊录，增加殿试等，使每一次考试的组织准备、人员安排等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果每年举行考试，从中央到地方都会疲于奔命。因此从宋太宗以后，科举实际上已没有每年举行。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宋代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宋朝加强了科举考试中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83]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与王安石正式推行科举改革：科举只设进士一科，将原来的明经、学究等科（泛称“诸科”）都撤消并入进士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考试，改试经义、论、策；殿试仅试策一道。王安石改革科举的重要目的是统一思想、学术。 科举考试前期重在诗赋论策，后期重在经学，王安石废诗赋考经义，正是这一转变的枢纽。元、明、清以程朱一家之说严酷统制知识分子思想，也由王安石用《三经新义》、《字说》等统制学校、科举而开其先河。明清科举所重的“八股文”，正是直接从王安石制定的“经义“演化而来的。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宋神宗死去，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当宰相，推翻了科举改革，仅保存了新法以经义取代墨义的部分。元佑四年（1089年），由于经义取士推行了十多年，许多士人已不长于诗赋，因此宋朝又将进士分为诗赋、经义两科。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又恢复了王安石所定的科举规制 北宋取消了吏部铨试。但是从宋太祖开始殿试举人，给士子们在省试上增加了一道难关。不少人省试通过了，殿试却遭黜落。宋人的《邵氏见闻录》与《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有个叫张元的士人，多次殿试落第，愤而投奔西夏，帮西夏出谋划策，西夏军连年侵宋，宋军迭遭惨败，闹得北宋君臣不安，大臣们都怪殿试黜落士人。于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正式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此后举人通过省试后，就算稳拿进士，殿试只排列名次。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唐朝总共取进士总数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对进士名额做了限制，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进士数是唐朝每年取进士数的十几倍。 宋代科举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44]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44]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惨景。[43]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唐代“通榜”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着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一旦到任，“侵渔求取“（侵夺索取别人的所有），“无所不为”（什么坏事都做），剥削无所不至。 中落 元代 从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灭金，到延佑元年（1314年）元朝开科举，北方的蒙元统治区域内长达八十年之久停废科举，这是整个中国科举史上最长的一次中断。[45]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元朝的首届科举会试开场。元朝科举每三年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即唐宋时的发解试。蒙古人、色目人只试经义、对策二场；汉人加试一场，为赋与杂文各一篇。乡试在各省举行，每年八月选出举人三百名赴京师会试。会试在次年二月举行，内容跟乡试一样，取进士百名，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二十五名。殿试在同年三月举行，试策一道，蒙古、色目人的题目与汉人、南人不同。殿试不黜落，只定名次。殿试结果分左、右两榜公布，蒙古人、色目人五十名列右榜（元代以右为尊），汉人、南人五十名列左榜。其目的是保护蒙古、色目人的民族特权地位。 元朝科举体现出的巨大的民族不平等，左右两榜数量名义上相等，而汉人、南人的人口总数却不知比蒙古、色目人超出多少倍。元朝共举行十六届科举，仅元统元年（1333年）、至正十一年（1351年）两届取足百名进士，其余十四届均有许多空缺。例如延佑二年录取的进士仅五十六人。元朝科举名额经常空缺的原因，并不是汉人、南人中缺乏合格的人选，而是因为蒙古人、色目人考生中实在难以选满150个乡试名额及50个进士名额，那就只能让汉人、南人的乡试、会试名额中空缺同样的数量，以维持四等人入选数量的均衡，防止汉人、南人占有科举优势。 名义上左、右两榜的第一名都算状元，但实际上只有右榜蒙古人、色目人的状元才算真资格。元朝是不重视左榜汉人、南人的状元的。蒙古人被称为“国人”。蒙古人朵烈图考中右榜状元，程端礼说：“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 蒙古、色目考生的试题难度低，考试也少一场，但授官职却比汉人、南人进士高。而且蒙古、色目考生参加汉人、南人同样难度的考试时，中选后更加一等授官。元朝科举不仅对蒙古、色目考生多方优待，对汉人、南人考生严加限制，而且还故意在左榜汉人、南人中间制造隔阂，挑起矛盾，让汉人压制南人。元代科举规定南人只占左榜名额一半，并且左榜状元亦不取南人。 即使侥幸中了进士的汉人、南人，其政治前途也极为有限，“台、省要官皆北人（蒙古、色目）为之，汉人南人其得为者，万中无一二，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至正八年（1348年），王宗哲在乡试、会试、殿试皆名列第一，称为元代唯一“连中三元”的进士，这种人在宋代都是迅速飞黄腾达登上首辅大臣之位的，然而王宗哲在元朝官场中却碌碌不见称道。[48] 元朝的科举并未改变元朝官僚机构中绝大部分为蒙古、色目贵族和受提拔的胥吏占有的情况，这一点是元朝吏治比其他封建王朝更加腐败黑暗的基本原因。元朝上层的蒙古、色目贵族，多是文化水平浅陋、不识时务、贪婪昏庸之辈。元朝大量的中下级官吏则由州县衙门的刀笔胥吏提升而来，这批人缺乏封建道德和知识教育，专以盘剥敲诈为务。历代封建王朝对贪官都有严刑惩治的明文，惟独元朝不给官吏发放俸禄，官吏所辖州县类同封建采邑，等于公开放纵官吏“吃人肚皮”。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偶尔检查吏治，一次发觉贪赃官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这仅仅是揭露出来的中下级官吏之一部分，有势力的上层贵族更不在其中。元朝这种排斥科举取士，上层用贵族、下层用胥吏的仕进制度，违背当时中国国情，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鼎盛 明清 朱元璋能成为276年天下的大明王朝开国皇帝，首先就是因为他最大程度地获得了儒生的助力。朱元璋建立明朝，即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但朱元璋不久又认为所取举人进士少实才，朱元璋宣布停罢科举，科举一停达十年之久。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宣布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公布《科举成式》，基本制定了明朝此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科举成文法规。清朝大体照搬明朝成例，明清科举一脉相承，达五百多年。 明清时代的科举成为一个层次、等级、条规、名目繁多苛严的庞大体系。明清科举有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往往又分层次。 童试：明清最初级的地方县、府考试，通过县、府两次考试者，成为童生，表明已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写作能力。但很多读书人考到须发皆白，仍是一介童生。 院试：在府、州的”学院“举行，又分为“岁试”、“科试”两级。岁试是每年举行的童生“入学”考试，录取后即为“生员”，通称“秀才”。科试则是对已在学校的秀才进行考试，成绩优者方可参加下一级考选举人的乡试，成绩劣者要受处罚甚至取消生员资格。科试也称为录科。只要考取了生员，就算脱离平民阶层，称为“士”了。清顺治九年（1652年）的“训士规条”称：对学校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各衙门官员以礼相待”[52]，“生员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词讼小事，发学责惩，不得视同齐民一体扑责”[53]，即生员享受免丁粮（免役税）、食廪（国家供给衣食，优厚者称廪生，次一等为增生，初入学生员无廪膳、称附生）、政治司法特权（官员以礼相待，生员见官不必下跪，生员犯法地方官须先报学官才能处理，不得像对一般百姓一样施用刑具）。 乡试：又称为大比、秋闱，每三年一次。乡试三场，分别在八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明清乡试录取举人名额由中央规定下达，各省按人口多少分别为数十名到一百数十名不等，全国录取总额为一千人至一千二三百人。由于考取举人即具备做官资格，乡试可说是明清科举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关。乡试之榜明清时称乙榜，乡试则称乙科，与进士会试的甲榜、甲科相对。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乡试后次年的二月初九至十五日举行于京师礼部，又称春闱、礼闱。会试三场的内容与乡试一样，明清每科会试录取进士约二三百人。明清会试正榜以外一般还有副榜。录入副榜的举人虽不算进士，但可以授予学校教官或其他较低级官职，或吸收入国子监为监生，获得国家一定的俸禄。 殿试：明清科举的最后一级考试，在会试后一个月即三月十五日举行。殿试内容试时务策一道，试题由内阁大臣预拟数种，临时呈皇帝圈定。明清殿试一律不黜落，只排定名次。状元、榜眼、探花等前三名列为一甲，算是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算是进士出身；第三甲又若干名，算是同进士出身。三月二十五日，新进士和殿试官员在礼部享受御赐“恩荣宴”。宴后陆续进入封官任用阶段。一甲的三名进士一般授予翰林院编修等清要之职，其余进士往往还要进行一次馆选或朝考，然后结合殿试名次，分别授予官职，优者亦进入翰林院。 明、清两代都实行“科举必由学校”之制，参加乡试的士人，必须是官办学校的生员；地方学校的优秀生员，可以报送到京师国子监读书，而国子监生则可直接选授官职。[55]明清之世，监生一直有选授官职的可能，一般生员入国子监形成了一套繁琐的等级和规矩，大体有下述几种：地方学校按年向国子监贡送学生教员，称为岁贡；选各学校中优秀的廪生、增生入贡国子监，称为选贡；在廪生、增生和新入学的附生中再进行优选入贡，称为优贡；在各省乡试中未能考中举人，但成绩较优异者，另录入副榜，选取副榜生员入贡国子监，称副贡；在国家庆典或皇帝登基时，或皇帝因其他原因特诏恩赐增加入贡国子监的名额，称恩贡。以上岁贡、选贡、优贡、副贡、恩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称贡生，他们可以继续参见科举考试，也可以候选官职。贡生在明、清又俗称为明经。明清国子监和各级官学的教科书是传统的四书五经，朱元璋还增加了自己的着作《御制大诰》，宣扬绝对君权，要求臣民服从的封建主义。朱元璋还剥夺了《孟子》的地位，下令从孔庙中逐出孟子牌位，国子监和科举考试禁用《孟子》。他还授意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删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二不听，则易位”等八十五条，都是《孟子》及儒家思想的精华内容。 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绝无实用价值。八股文又称制义或制艺。《明史·选举志》说是朱元璋和刘基订立的八股文。顾炎武则说始于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更有人将其源头远溯至北宋经义。八股文形成过程很长，大约定型于明朝中叶成化年间。 科举的演进，是从内容到形式对读书人的思想限制越来越严。北宋王安石废诗赋取经义，将取士内容限制到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内。南宋时经义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然后有小讲、大讲、余意、结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偶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可见南宋经义已具八股雏形了。 明朝中叶，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八股文不仅体制僵死，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即揣摩圣人孔、孟和贤人程、朱的语气说话，因而八股文多半含混生涩、似通非通。八股文没有诗、赋、论、策等文体的佳作那种熠熠文采和酣畅气势，而是晦涩枯燥，有些词句甚至难于准确把握其意义。典型的八股文风是啰啰嗦嗦，空疏无聊，同政治才能谈不上有什么关系。明清统治者标榜“求实尚正”，只许考生做“浑厚老成”的死板文章，不得用诗赋式的华丽词藻，不得引用经典以外的其它任何书籍。八股文没有诗赋策论那种旁征博引、譬喻联翩的绚丽色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出界限之处。甚至即使在经典之内，还有犯上、犯下的禁忌。例如《论语》中“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倘考官出题“杀鸡为黍而食之”，则考生文章如果涉及“止子路宿”，就是犯上，涉及“见其二子焉”[92]，就是犯下，都不许可。要在如此严格僵死的规矩中将孔孟经书的只言片语敷衍拉扯成一篇文章，的确是件极难的事情。[56] 自王安石推行经义取士之后，科举制度的积极性日少、消极性日增，至明清两代，科举达于极盛而自身的弊病亦达于极甚。在一个专制、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学术、技术的影响，没有革新精神，一种既存制度或事物的演变过程常常不是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糟。 废除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中国有个别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汲取西方文化改良中国的道路。鸦片战争以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事连踵不断，八股选本中绝无应付此种危局之计，部分官僚搞起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改科举议、改会试议、停武试议、广取士议、采西学议等多种主张，要求把科举名额分一半给研习西方工艺技术科学的人才，给予举人待遇；并指责八股使“聪明巧智之士，穷老尽气，消磨于无用之事。” 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大量割地、赔款。许多忧国之士认识到，单是学习西方的技术科学是远远不够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联络各省一千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由康有为撰写的“公车上书”中的几大主张之一，就有特别指出“八股取士”之戕害人才，主张发展教育、推广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建议科举考试除头场四书五经外，二、三场均改考本国文史和外国学识；增加“艺学”，即天文、地矿、声、光、化、电、机器、外语等等学科，召考“艺学”秀才、举人、进士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决意变法。梁启超联合在京举人，再次上书，要求变革科举。光绪帝接见康有为。康有为再度力陈八股之害，“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得到光绪帝赞同。康有为即与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等人分别上疏折请废八股，改科举。当时不仅维新派人士力倡废八股，洋务派官员张之洞也赞成改革。另一方面，守旧派大臣却竭力反对。但是光绪帝下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接着又连续下诏，令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将全国各地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之学校，废止科举中的最后阶段“朝考”，并且“不凭楷法取士”等等。 但戊戌变法不过一百零三天，以西太后为首的势力发动政变，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开办外，新政都化为泡影。清朝的最高权力仍掌握在那些腐朽的满洲贵族和八股出身的大臣之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朝迅速败于八国联军，bj沦陷，西太后挟光绪帝逃亡。创深痛巨的教训，终于使清政府懂得全面推行新政、革除弊法是唯一的自救之道。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政府下诏改革科举，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科学技术）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凡四书、五经文，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武科生、童考试及武乡科、会试，着一律永远停止。”同时下诏广开学堂，兴办新式教育，基本上恢复了戊戌变法时的新政内容。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疏请渐行罢废科举，“使天下士子，舍学堂别无进身之路。”清政府举行了清朝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届会试、殿试，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最终结束。 井田制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 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而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夏商西周，一切土地属于国家）。由于关于井田制的相关考古资料的缺乏，有学者却认为，井田制可能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制度。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这种制度可能从未得到严格的实施。 起源 井田制是中国春秋以前实现土地公有的有效途径。井田制乃中国西周时期较为普及的土地制度。字意为：因土地划分为许多方块，且形似“井”字形，故曰井田制。实则是周天子京畿之土地制度，有公田私田之分。而周礼中的井田，似乎是理想的土地制度，可行性不强，同时难以考证。“井田”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 “井田”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夏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因夏而来。井田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井田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记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如《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当时的赋役制度为贡、助、彻。皆为服劳役于公田，其收入全部为领主所有，而其私亩收入全部为个人所有是一种“劳役租税”。 周行彻法。结合三代赋役之制来分析古时井田之制的两个系统，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需行助法者自当实行于夏、商时期。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当始实行于周代。周朝行助法地区仍沿用八家为井之制，惟改私田、公田之数为百亩；而行贡法地区则将原为公田的一份另分配于人，故有九夫为井之制出现。古时实行易田制（即轮耕制），一般是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以上所说井田之制，当为在不易之地所实行者，是比较典型的。至于在一易之地、再易之地等如何以井为耕作单位进行区划，已无法推知，井田之间立五沟五涂之界以便划分土地和进行生产。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土地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定期平均分配。 沿革 由于对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性质认识的不同，学术界对井田制所属性质的认识也不相同，有的认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制，有的认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农村公社制，有的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有的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但在承认井田组织内部具有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其存在是以土地一定程度上的公有作为前提这一点在认识上基本一致。夏朝、商朝时期实行的八家为井、同养公田之制，公有成分更多一些。周代以后出现的九夫为井之制个人私有的成分已增多，可以看作私田已被耕作者占有。西周中期，贵族之间已有土地交易，土地的个人私有制至少贵族之间已经出现。由此，自上而下，进一步发展为实际耕作者的土地个人私有制。 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庶民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所谓“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 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 特点 井田制是把耕地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一人耕种大约100亩（约合今70公亩）。100亩为一个方块，称为“一田”。甲骨文中的“田”字也是由此而来。一井分为9个方块，周围的8块田由8户耕种，谓之私田，私田收成全部归耕户所有；中间是公田，由8户共耕，收入全归封邑贵族所有。但实际上并不是每块井田都是900亩，还存在诸如800亩，1000亩这样的特殊情况。 井田制的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属于周王所有），周王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正如《诗·小雅·北山》所说：“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1][12] 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受封者还要向国王承担义务，就是要向国王交纳贡赋。 在贵族受封的土地上，奴隶和庶民集体耕种。使用奴隶集体耕作是奴隶制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西周时期，土地被划分成“井”字形方块，耕地阡陌纵横，形同井字，称为井田。 这种土地的国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公有制，它是国王代表整个奴隶主阶级占有全国所有土地，然后分配给大小奴隶主使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和庶民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因此，奴隶制国家以及周王，代表的是少数人利益，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了。 分类 西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成千块、上万块地留给自己，叫“公田”。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驱使奴隶集体耕种。把距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以田为单位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这部分人因为住在“国”（即城市）里，叫“国人”。国人不负担租税，只负担军赋和兵役。他们平时每年向国家交纳一小罐米和一捆牧草，作为军费。战时当兵，自己准备武器、粮食和军需。国人有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也叫“武夫”或“士”。他们受到的教育主要是军事训练和礼仪学习。这部分人是社会里的普通平民。他们表面上不受剥削，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当时战争十分频繁，他们经常被征调去打仗，打了胜仗，掠夺来的土地和财富归统治者所有，打了败仗，还有被俘沦为奴隶的危险，如此之下，土地荒废，破产者多也。因此，国人的地位是动荡的。 封建领主把距离城市较远、土质瘠薄的坏田，分给住在野外的庶人。庶人住在野外，所以也叫“野人”，领主阶级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最愚蠢，所以也管他们叫“氓”。庶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给领主耕种井田和服杂役的义务。他们每年要先在领主的大田上劳作，然后才准许去耕种自己作为维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块土地。因此西周时期“国”“野”对立。 瓦解 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推动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春秋晚期，井田制逐渐瓦解了。[16]促成这一变革的物质因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 中国用铁始于商代。大概到西周末年，铁器多起来。大约在春秋初期，已有铁农具。《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管子·海王篇》记载：“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一针一刀，……耕者必一耒一耜一铫。” 牛耕也起源于商代。甲骨文有“犁”字。用牛拉犁启土，在商代就发明了。《国语·晋语》上提到，范氏、中行氏将宗庙的牺牲用来耕田。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伯牛名耕。晋国有个大力士叫牛耕。牛与耕相连，用作人的名字，反映出牛耕方法在春秋时期得到普遍推广。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人们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了。农业的发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的“千耦其耕”、“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而分散的、一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 早在西周中期，就有个别贵族为了额外榨取庶民的剩余劳动，强迫庶民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也不可能有一定的亩积，是瞒着公室，不纳税的私有物，叫私田。周恭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三十亩田，就是明证，因为公田是不允许用来交换的。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当显着。争夺田邑、交换土地的记载也多起来了。周厉王时的散氏盘铭文记述：矢人侵犯散国城邑，被打败了，便用两块田地向散国赔偿。周厉王时还有两铜器，一个是鬲攸从鼎，另一个是鬲从盨。前者叙述鬲攸从分田地给攸卫牧，而攸卫牧没给报酬，遂成讼事；后者叙述章氏用八邑去向鬲换田，又有良氏用五邑换，结果都顺利成交。贵族们土地私有的欲望不断增长，到周幽王时，连公田都企图据为己有。周王像原先那样从贵族手里收公田，就引起贵族们强烈的不满。《诗经·大雅·瞻卯》记录了当时贵族们牢骚：“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到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私田急剧增加。诸侯、大夫们富起来。周王便不能任意侵夺他们的田地了。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取郑国田地，就得王畿内苏仇忿生之田作为交换条件。贵族之间为田地争斗、诉讼，也层出不穷了。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却至与周争鄇田，公元574年晋却锜夺夷阳五田，却犨与长鱼矫争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公元前528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等等。这些事件，都表明土地制度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开辟和耕种大量私田，需要大批劳动力。而用奴隶制的办法已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公羊传》何休注说：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于是，一些顺应新形势的贵族为了招徕劳动人手，改变剥削方式，如齐国田氏向民众征赋税使小斗，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晋国韩氏、魏氏、赵氏采取扩大地亩，而不增税额的办法，收买民心。这样，奴隶们纷纷从公室逃往私门，“归之如流水。”封建依附关系产生了。春秋时代见於记载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都指的是这些逃来的奴隶。虽然他们身份还不是自由的，但却不同于庶民。他们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家庭副业。他们已经是封建农民的前驱了。奴隶的逃亡，使一些国家的公田“唯莠骄之”。“唯美桀桀”变成了荒原。井田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过程 以鲁国为代表的各诸侯国为增加收入，进行税制改革，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向私有的转化。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实施改革，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彻底瓦解。 争议 井田制的史料仅来自于《孟子》与《周礼》，或者再参考《诗经》。在《孟子》之前，没有关于井田制度的记载。有学者仍然缺乏考古支持下猜想，井田制度可能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制度，“有很多理想化成分”。由于实际地形地貌的千差万别，这种制度可能从未得到严格的实施。胡适在《井田辩》一文中就认为孟子所讲的井田制是传说加想象。[24]郭沫若承认有井田制，“周制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称为一田，是井田的基本单位”，但他认为孟子所说的井田“完全是孟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化”。唐兰认为“那末，田十田是田一千亩。”范文澜亦否认井田制：“西周领主们的土地疆界纵横交错，象无数的井字，但并没有一井九百亩的那种划分，与邑密切相关的井，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井。” 合肥之战 合肥之战，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两方以合肥为目标的争夺战。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导致江淮地区残破不堪。建安五年（200年），扬州刺史刘馥来到合肥这座空城，收容流民，广泛屯田，修筑城防。合肥从此成为一座重要、坚固、繁荣的城市。[1]太和四年（230年）正月，曹魏又筑合肥新城。 合肥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魏吴双方于208年至253年在此地爆发过6次冲突。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孙权进攻合肥，得到魏将蒋济的信函。蒋济在信中谎称大批援军将至，孙权信以为真，便撤兵。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魏将张辽等守合肥。孙权攻之，被张辽突击，孙权人马皆披靡。孙权撤退时，又被张辽突击，再次兵败。俗称逍遥津之战。 太和四年（230年），在满宠的建议下，曹魏遣兖州、豫州的军队共守淮南。孙权攻合肥，不克而还。 青龙元年（233年），孙权在合肥境内阅兵时，被伏兵所击，于是，孙权怒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皆不克而还。 青龙二年（234年），魏将张颖等守合肥新城。孙权攻之，被张颖屡屡击退，一些攻城器具也被烧毁。后来，魏明帝曹睿亲自率领大军来救，孙权大惊，不敢再战，便退走。 嘉平五年（253年），魏将张特等守合肥新城。诸葛恪率大军攻之，被张特屡屡击退。城防大坏，张特又以缓兵之计修补城防，诸葛恪功亏一篑，只得退还。曹魏各路援军纷纷出击，追破吴军。 合肥之战，东吴屡次攻合肥，都是难以夺得合肥之寸土，其中，有2次是兵败而逃（215年、253年），其他4次均是不克而还。 战役由来 （第1次）208年十二月—209年 （第2次）215年八月 （第3次）230年冬 （第4次）233年十二月 （第5次）234年六月至七月 （第6次）253年四月至八月 地点：合肥 结果：东吴屡次攻合肥，均是无功而返，其中有2次是兵败而逃（215年、253年）。 参战方：曹魏（曹军）、东吴（孙军） 参战将领 （第1次）孙权、张昭、张纮 （第2次）孙权、潘璋、宋谦、徐盛、陈武、贺齐、吕蒙、甘宁、凌统、蒋钦 （第3次）孙权 （第4次）孙权、全琮 （第5次）孙权、孙泰、孙韶、张承 （第6次）诸葛恪、朱异、蔡林 （第1次）蒋济、张喜、合肥守将 （第2次）张辽、李典、乐进、薛悌 （第3次）满宠、合肥守将、兖州军将领、豫州军将领 （第4次）满宠、合肥新城守将、六安守将、伏兵将领 （第5次）张颖、曹睿、田豫、满宠、刘劭、卫臻 （第6次）张特、司马孚、文钦、毋丘俭 双方兵力 （第1次）号称100，000人 （第2次）号称100，000人 （第3次）没有总人数 （第4次）没有总人数（其中，全琮50，000人） （第5次）号称100，000人 （第6次）200，000人 （第1次）没有总人数 （第2次）7，000人（其中，800人登锋陷阵） （第3次）没有总人数 （第4次）没有总人数（其中，6，000人曾为伏兵） （第5次）没有总人数 （第6次）200，000人（其中，3，000人守合肥新城） 第一次开战 战役过程 208年十一月，曹操于赤壁之战大败，但大军仍驻扎于荆州北部。十二月，吴军将领周瑜正攻打江陵的曹仁，而孙权则亲自进攻合肥，想开拓西、北两边战线。当时合肥太守为扬州（与今日之yz市无关）刺史刘馥，孙权将军队围住合肥，另派张昭进攻九江的当涂，但不成功。 在孙权攻城逾月之后，经历了赤壁之败的曹操率军从荆州返回，并派将军张喜带兵解围。但援军久而未至。 至209年，合肥城仍然久攻不下。孙权想率轻骑亲自突击敌人，不过张纮进谏道：“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现今主公您恃着血气盛壮，就轻视强横凶暴的敌人，三军将士对此莫不心寒。即便可能斩杀敌将、夺取敌旗，威震敌场，但这也是偏将的任务，不是主将应当做的事。希望你能抑止贲育之勇，而怀有霸王之图谋。）”孙权便不再想突击。 而合肥城经历了一百天的攻击，又连连下雨，城墙将崩，于是，守军以草和棕榈叶补上城墙，夜晚则点火照亮城外，观察敌人行动以作防备。另一方面，张喜援军仍未到达，别驾蒋济便向刺史献计，伪称四万援军已到雩娄，派主簿假扮迎接张喜，并命三个守将带信出城后装作偷入城。当中，一个成功回城，两个却被孙军擒获。孙权得信后，相信曹军会有四万人来救，便烧阵撤退，合肥之围得解。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三国志·魏书十四·蒋济传》：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 《三国志·魏书十五·刘馥传》：建安十三年，卒。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馀日，时天连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 《三国志·吴书八·张纮传》：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纮言而止。 史料总结 建安十三年（208年）末的第一次合肥之战：曹魏城池合肥被称为“城欲崩”，成为败势求存的“得全”。结论：东吴军队在交锋中本来占据胜势，已经是胜利在望，却因为错误地相信了蒋济所写的伪报之信而退走。 第二次开战 战役过程 214年，曹操南征孙权不成，班师前留张辽、李典、乐进与七千多人防守合肥。至215年，曹操出征张鲁时，派护军薛悌送函到合肥，写到“贼至乃发（贼到时才打开）”[2]同时，孙权与刘备争夺荆州中以平分荆州作为条件，两军撤退。不过，孙权见曹操远在汉中，未能及时回到东边，在八月率十万人北至陆口，出征合肥。张辽等便打开曹操之函，写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若孙权军来到，张、李两位将军出城迎战，乐将军守城；护军薛悌不要出战。）”因敌我兵力悬殊，诸将都对此指示感到疑惑。张辽说：“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足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曹公正率军在外作战，等他率领的援军到达时，孙权军必定已攻破我们。所以教函要我们在敌军集结完毕前反过来攻击他们，先挫折敌人的气势，以安定军心，然后可以顺利守城。成败之机，就在此一战，各位有何疑惑？）” 李典亦认同张辽，于是在前夜募集勇士，得到八百人，杀牛犒赏军士，准备明日大战。天亮的时候，张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死数十人，斩二员大将，张辽大呼自己的名字，冲入军垒，到达孙权旗下阵营。孙权见如此情况大惊，无所适从之下只好登上山顶，以长戟自守。东吴军队猝不及防，陈武战死，宋谦、徐盛军都不敌，士兵开始溃散。潘璋在后，驰马追上，在马上斩杀宋谦、徐盛军中的二个逃兵，士兵见此，都回头再战。张辽叱孙权下战，孙权不敢动，看见张辽率军甚少，回头再战的东吴军士将张辽军队团团围住。贺齐也在中军拒击魏军时，捡到了徐盛受伤掉落的长矛。张辽突击冲出，包围被打开缺口，张辽麾下的数十人得以破围而出。张辽军的余众们大声呼喊道：“将军弃我乎！（将军抛弃我们了吗？）”张辽因此再度冲入包围网，救援张辽军的余众们。最终，孙权军队都披靡败走，无人敢再抵挡张辽的军队。 这场战斗是从日出到中午，吴军士气全失，回军修整守备，曹军众人之心安定，李典、乐进诸将皆服张辽。 这次战斗的5个阶段：1.张辽突击吴军；2.吴军包围张辽；3.张辽破围而出；4.张辽复入吴军；5.吴军披靡败走。 这场战斗也正是“张辽止啼”典故的产生原因。 史料分类 《三国志》甘宁本传的津北名单 是否有撤军句、津北句 《三国志》孙权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2个撤军句、1个津北句 《三国志》吕蒙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1个撤军句 《三国志》蒋钦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1个津北句 《三国志》凌统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1个撤军句、1个津北句 《三国志》甘宁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1个撤军句、1个津北句 裴注《江表传》贺齐篇 贺齐在津南，迎接孙权，然后劝谏孙权。因为桥被毁，贺齐没有与魏军发生战斗。 1个撤军句、1个津北句；因为桥被毁，贺齐在津南 《三国志》潘璋本传 被甘宁本传的【唯】字排除，不在津北 无撤军，无津北 《三国志》陈武本传 被甘宁本传的【唯】字排除，不在津北 无撤军，无津北 《三国志》贺齐本传 被甘宁本传的【唯】字排除，不在津北 无撤军，无津北 收起 此后，孙权僵持在合肥十多日（“权守合肥十馀日”当中的“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但有坚持、僵持、保持的含义。既然“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乐进传》又没有记录乐进在合肥拒击敌人的功勋，《武帝纪》也只有出战的张辽、李典之功而无守城的乐进之功，所以，在孙权军队僵持在合肥的十余日这一时间段里，无法确定孙权军队是否曾经对合肥城发起过攻城战。），认为己方已经是夺城无望，又遇上疫疾，便命大军班师，自己则和一千多虎士与凌统、甘宁、吕蒙、蒋钦为后（史书原文有“唯”字，没有“等”字，陈武已死，潘璋、宋谦、徐盛不在津北）。至逍遥津北，张辽观察到孙军撤退，乘机率军追击，孙军顿时混乱，孙权被围。甘宁严厉的要捶响战鼓，增强士气，凌统亲率三百近兵冲入重围，甘宁则引弓掩护，吕蒙、蒋钦死战拒敌。 凌统救出孙权，便回头再战。孙权与甘宁蹴马趋津，但撤退路上的桥已被敌军所毁，丈余无板，当时孙权近监谷利在马后，叫孙权抓着马鞍、松开缰绳，谷利在后面加鞭，以助马势，孙权顺利跃马过河，与在津南率三千人防备的贺齐会合，孙权才成功逃脱。而凌统继续拖住敌军，左右人马已死，自己也身受创伤，杀死数十人，知道孙权已安全，才披甲潜行逃走，成功逃生后，在津渚上痛哭流涕。[4] 张辽率领着投降的东吴军人返回合肥城，在押解斩俘的途中，张辽询问投降的东吴士兵：“有个紫色胡须、上身长腿短、善于骑射的人是谁？”东吴降卒说：“是孙权。”等到张辽与乐进相遇，谈到这事，叹息己方没有早点知道孙权的样子，早知道就急追他，说不定就能抓到他了。合肥城内的曹军将士听说，皆大为叹恨。 关于建安二十年（215年）的第二次合肥之战，该战役的战前准备、战后影响、历代名人对此战的评价等更多的详细内容，详见词条逍遥津之战。 合肥之战(2)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八月，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 《三国志·魏书十七·张辽传》：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於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馀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 《三国志·魏书十八·李典传》：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 《魏略》：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 《魏书》：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辽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锋陷阵，大破之。 《三国志·吴书十·陈武传》：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 《三国志·吴书十·潘璋传》：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 《三国志·吴书十五·贺齐传》：二十年，从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中兵拒击，得盛所失。 史料分类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三国志·吴书九·吕蒙传》：师还，遂征合肥，既彻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凌统以死扞卫。 《三国志·吴书十·蒋钦传》：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於津北，钦力战有功。 《三国志·吴书十·甘宁传》：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馀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 《三国志·吴书十·凌统传》：时权彻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扞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 《吴书》：统创甚，权遂留统於舟，尽易其衣服。其创赖得卓氏良药，故得不死。 《献帝春秋》：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三国志》裴注《江表传》孙权篇：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彻，丈馀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於后着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权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 《三国志》裴注《江表传》贺齐篇：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於津北，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水经注·卷三十二》：孙权之攻合肥也，张辽败之于津北，桥不撤者两版。权与甘宁蹴马趋津，谷利自且着鞭助势，遂得渡梁。凌统被铠落水，后到追及，流涕津渚。 史料总结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的第二次合肥之战：魏军对吴军是“击破之”、“大破之”、“与辽破走权”；吴军被称为“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虽然曾经“兵皆还战”，但最终“权人马皆披靡”、“吴人夺气”、“权众破走”；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吴军将士成为了“吴降人”；孙权本人也成为了败势求存的“得去”、“已免”、“得免”、“几至危殆”、“几至祸败”。结论：两次野战交锋均是魏军获胜，吴军战败。 第三次开战 战役过程 太和四年（230年）正月，魏国于合肥境内建筑合肥新城，防备吴国。当年冬天，孙权声称要取合肥。满宠上表要求召集兖州、豫州兵力。后来两州兵力云集，敌兵只好退还了。朝廷命满宠就此撤兵。满宠认为敌兵大举退还，恐怕不是本意。他们一定是佯装退却以麻痹我们，等我们撤军后，好趁虚而入。于是上表要求不要撤军。于是曹魏采纳满宠的建议，让兖州、豫州的援军继续驻扎在扬州境内。孙权果然来攻打合肥城，不克而还。 史料记载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史料总结 太和四年（230年）冬季的第三次合肥之战：孙权攻合肥，被曹魏的兖州、豫州、扬州的三州将士联合击退，最终不克而还。 合肥之战(3) 第四次开战 战役过程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第五次合肥之战爆发。 孙权出兵想围攻合肥新城，因城远水，二十余日不敢下船。 魏将满宠对手下诸将说：“孙权知我移兵城外，定会夸海口。前来展示其实力，邀取功名。虽然他不敢向前推进，但定会上岸来炫耀兵力，以示其兵多将广。”于是满宠便派遣六千步骑（带兵将领不明），在淝水隐处伏兵等待。后孙权果然上岸耀兵，满宠伏军突起袭击，斩首数百，也有逃至河中溺死。 吴主孙权大怒，于是攻打合肥新城，吴将全琮率领步骑五万攻六安，最终都是不克而还。 史料记载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是岁，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 《三国志·吴书十五·全琮传》：嘉禾二年，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 史料总结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的第四次合肥之战：孙权在合肥境内登岸，本欲耀武扬威，却被伏兵所击。而孙权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又都是不克而还。 第五次开战 战役过程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进行第五次北伐，遗使请东吴一起出兵。孙权答应。孙权误以为谓魏明帝曹睿不会率大军前来，于是，同年五月，孙权进驻巢湖口，自称有十万人，亲自带兵攻向合肥新城；另一方面，又派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进驻江夏、沔口，攻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驻淮，向广陵、淮阴进逼，形成三路兵马北伐。 六月，曹魏老将满宠打算率领众军援救新城守将张颖，但殄夷将军田豫却认为该新城自守有余，如果有援军至，怕孙权反过来吞并满宠的援军，于是说：“敌人竭尽全力大举出动，不只是为了争夺小利，他们是要借助攻打新城以引诱我出动大军。应该听任他们攻城，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应该与他们争高低。他们攻新城不下，士兵必然疲惫；等其疲惫之后，我们再出击，可大获全胜。如果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就不会再攻城，必定会自动退走。我们若现在进兵，正中了他们的诡计。此外，大军出动的方向，应该使人难以预料，不应该让军队自己筹画。”而当时吏士多请假，满宠上表请召中军兵及召回所有请假将士，集合抵挡。不过散骑常侍广平刘邵认为满宠该自守不攻，避其锐气；而中军则先派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出发，将队伍排列疏散，多加旗、鼓，敌军知道大军到来，必定自走，可以不战而破。魏明帝听从其计，先派前队出发。 而魏明帝也不接纳满宠提出的撤离合肥而退至寿春的意见，认为合肥、襄阳、祁山是曹魏东、南、西三个重要防点，守城有余。卫臻也看穿了孙权外表上响应诸葛亮，其实内心只是想在一旁观望，认为合肥城池坚固，孙权的进攻不足为虑。 当时的满宠至少已有76岁的高龄。满宠的大军援救计划被田豫驳回，满宠的撤除合肥新城退至寿春的计划又不被采纳。于是，满宠便募集数十壮士，折断松枝为火炬，灌上麻油，在上风的位置顺风放火。火势在风力的作用下不断蔓延，一直烧到了敌军的攻城器具。孙权的侄子孙泰前来救火，满宠军队又向吴军放箭。当时满宠军队射出的箭支是顺风而行，被风力增大了射程和贯穿力，最终射杀了孙泰。至此，吴军的一些攻城器具被烧毁。 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曹魏的合肥新城守将张颖等拒守力战，使得孙权久攻不克，双方一直战至七月。 七月壬寅日，魏明帝曹睿亲率大军东行。魏明帝曹睿的大军距离合肥新城还有数百里的寻阳时，孙权便恐惧而退走，进攻淮水流域的孙韶军亦同时回师，只有进攻汉水流域的陆逊军继续战斗，但不久亦撤退。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三·明帝纪》：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 《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卫臻传》：帝欲自东征，臻曰：“权外示应亮，内实观望。且合肥城固，不足为虑。车驾可无亲征，以省六军之费。“帝到寻阳而权竟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刘邵传》：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不必能制。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于是引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田豫传》：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贼遁走。 史料总结 青龙二年（234年）夏秋之交的第五次合肥之战：孙权此次出征是孙权最后一次亲征，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被合肥新城守将张颖屡屡击退。而曹睿举曹魏朝廷大军来征，吓得东吴军队全线撤退。不但孙权都退走，孙韶、张承也都纷纷退走，甚至远在汉水流域的陆逊、诸葛瑾也都恐惧退走。 起初，孙权挟赤壁之战的胜利之威，只需要面对“城欲崩”、庆幸“得全”的少量合肥守军。后来，面对的是人数仍占明显劣势的7千合肥守军。再后来，孙权面对的是曹魏的扬州、兖州、豫州这三州兵马。如今，却要面对魏明帝曹睿亲自率领的曹魏朝廷大军。孙权固然想拥有合肥，但他要面对的魏军却是越来越多了。或许，此时的孙权非常后悔当初就不该相信蒋济的伪报之信。 第六次开战 战役过程 253年，吴太傅诸葛恪由东兴回来后不久，不顾众臣劝阻，于三月亲率二十万人再次出兵北征。夏四月，围攻合肥新城，诸葛恪建起土山急攻，魏将张特与三千人守新城三个多月，死伤甚多，城池将破。 张特对吴人说：“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条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绶去为信。（现在我已无心再战了。但依魏国法规，被攻超过一百日而援救不来的话，虽然投降，家人可以免去刑责；自抵抗敌人以来，已经九十多日了，这城中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者已经过半，城池虽陷，如有半数人不想投降，我便与他说话，陈明善恶，明日早上送名，你们先以我的印绶拿去作信托吧。）” 张特便将印绶抛给他们，而诸葛恪相信他，便不取印绶。于夜中，张特却拆去屋舍的木材、围栏，将城墙崩溃的地方补上二重。到明日，张特对吴人说：“我但有斗死耳！（我只有战斗而死了！）”坚守不降，吴军大怒，进攻但已不能攻克了。当时天气又炎热酷暑，吴兵疲劳，疫病横行，得病的人有大半，死伤严重。诸葛恪攻城不下，迁怒于各部将，士卒怨声不断。 早在当年的五月，曹魏朝廷得到了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的消息。便派遣魏太尉司马孚率援军二十万人赶往新城。司马孚知遁吴兵已疲乏，便进兵大败吴军。八月，诸葛恪无奈引军归还。司马师命文钦督遣精锐部队会合，要其断诸葛恪的退路，毋丘俭等将断后。诸葛恪惧怕而遁逃，文钦上前大败敌军，斩首万余人。 参战人物：吴军（诸葛恪、朱异、蔡林），魏军（张特、司马孚、文钦、毋丘俭） 史料记载 《晋书·帝纪第二·景帝纪》：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于是使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三月，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 《三国志·吴书七·诸葛恪传》：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作，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记忿痛，大小呼嗟。而恪宴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秋八月，军还。 《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既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於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 《魏略》：是时，张特守新城。特字子产，涿郡人。先时领牙门，给事镇东诸葛诞，诞不以为能也，欲遣还护军。会毋丘俭代诞，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诸葛恪围城，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馀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馀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以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安丰太守。 《晋书·列传第七·司马孚传》：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遣毋丘俭、文钦等进讨。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八·毋丘俭传》：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 史料总结 嘉平五年（253年）四月至八月的第六次合肥之战：诸葛恪不听聂友等人的劝阻，违众出军，被曹魏合肥新城守将张特屡屡击退，“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最终只得退还。退走之时，又被曹魏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为诸葛恪的败亡和孙峻、孙綝的先后上位，埋下了伏笔。 历史意义 合肥之战的胜利对曹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因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带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合肥的主要作用是抵抗敌人的寨垒，所以守备能力对曹军极为重要；而东吴若要北伐，合肥是其中一个障碍点及补给点。六次合肥之战，终吴之世，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 太康之治 太康之治，又称“太康盛世”，是指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后出现的一个经济繁荣时期，历时十年，因年号“太康”而得名。 西晋立国之初，年富力强的司马炎意欲有所作为。泰始初年，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革除弊政的措施，如：撤销对曹魏宗室和汉朝宗室的督军，宣布解除对他们的禁锢；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恢复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并把像傅玄、皇甫陶这样清正敢言、有才能的官吏委任为谏官，以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同时，晋武帝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经济上实施占田制，使农民依法占有一定的土地，调动了农民辟田开荒、从事生产的热情。 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因此，史称这个时期为“太康之治”。 背景介绍 曹魏咸熙二年（265），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位，掌握全国军政大权。不久，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司马炎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并改元泰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 这时的晋武帝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司马炎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仍然横亘在当时人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内忧外患，促使晋武帝明白，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晋武帝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曹奂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泰始四年（268年），晋武帝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统治时期，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晋武帝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 政治 改章易制 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晋武帝实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晋武帝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晋武帝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晋武帝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 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晋武帝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号称“八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 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当时，在蜀汉灭亡后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 颁布律法 泰始四年（268）正月，晋武帝批准颁行新律。这部晋律始编于司马炎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晋武帝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张斐、杜预为该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 《泰始律》的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在损益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泰始律》为20篇，计为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与诸侯律，共620条，个字。 太康之治(2) 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晋书·刑法志》称其“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以宽简着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选拔人才 在用人方面，晋武帝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晋武帝认为许奇有才，便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着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赵昆生的《晋武帝与“太康之治”》认为晋武帝很会用人，善于利用和发挥各种人物的才能优势。他并不介意是否前朝重臣或者废帝姻亲，只要有才并忠于司马氏，即可得到重用。而且还能宽容对待臣下的道德品质或者生活上的瑕疵。 张金龙的《晋灭吴决策探因》中也指出，晋武帝灭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晋武帝的用人策略，尤其是对羊祜等人的使用。 尚志迈的《晋武帝与太康之治》认为晋武帝用人多倚重世家大族，但也能够做到人尽其职，发挥作用。并且，晋武帝在用人上还能做到不念旧隙，不计前嫌。这样的用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起到很大作用。 陈森的《灭吴前后的晋武帝》指出，灭吴之前的晋武帝用人唯贤为政清廉，一些优秀人才得到重用，能够做到知人善任。 军事 西晋立国之初，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晋武帝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分裂局面。这是太康年间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西晋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而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由于孙皓的残暴，其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 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晋武帝趁机灭掉吴国。但是，灭吴计划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两派意见，针锋相对。 晋武帝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 早在泰始五年（269），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今湖北钟祥）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咸宁五年（279），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咸宁五年（279），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为了迅速夺取胜利，20万晋军分六路直扑东吴。其中五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六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 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太康元年（280），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晋武帝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西晋开国之初兵力已近50万，灭吴之后又收降军20万，总兵力达到70万，这是西晋王朝军事实力最强的时期。 太康之治(3) 经济 改革制度 西晋统一全国后，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如长安东南的蓝田县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更不必说达官贵人。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为此，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并在西晋初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晋武帝对改革十分严肃认真，为防止官吏们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做到有检查有督促有奖惩。如蓝田县令张辅为人正直刚强，有才干有魄力，敢于惩治违抗法令的庞宗。晋武帝对执法不避权贵、敢于打击豪门的张辅大加赞赏，立即任命他为京师地区山阳县令。张辅到任后，发现太尉陈准的家僮无法无天，立即将其正法处置。晋武帝又把张辅提升为尚书郎、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纠察弹劾不法的官员。可以说，晋武帝这段时期对官员能真正观其言察其行，执法从严，赏罚分明。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少见。[12] 晋武帝还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占田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即“限田”“占田”“课田”，把屯田区改为郡国，使原来的近于奴隶的佃户成为自耕农。此等法令目的就是限制豪门贵族占有田亩的数量。 民屯制度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太康元年（280），西晋政府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又规定可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最多可至九族。 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占田制的实施有积极的意义。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兴修水利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晋武帝时，开凿和修复的新旧渠道水利工程可以说是遍及全国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太康时，杜予镇守荆州，“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淮南相刘颂修复芍陂，“百姓歌其平惠”。晋武帝组织人力扩充整修潞河车渠，灌溉土地万余顷，泽及四五个县。为防水涝，晋式帝还责令修治了兖、豫二州的旧陂旧堨及私家小陂。水利工程的修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些灌溉工具被广泛应用，如杜予发明的“人排新器”。同时，以水力发动的农产品加工机械水碓、连机碓也遍及各地如，司徒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再如《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说，晋武帝时“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处”。水利灌溉事业的如此发展，大大促进了西晋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太康之治”就是在这一比较充实的经济基础上出现的。 减免徭役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十七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夫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二十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十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二十年。 泰始四年（268），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即丰年收粮，荒年平粜。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由于晋武帝采取了这样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国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 人口的大量增加，是“太康之治”的标志之一，也是太康年间晋王朝经济繁荣的动因之一。 劝课农桑 晋武帝即帝位后，继续推行曹魏以来行之有效的屯田。如羊祜镇守襄阳，分其所统领部队的一半进行恳田、屯田八百多顷，一年后，收获的粮食够军队十年吃用，大享其利。为增加屯田劳动力，晋武帝还免去邺城奚官奴婢的身份，使他们变为屯田兵，在新城屯田种稻。这不仅可以增加粮食收入，同时，大批奴婢的被解放，这对发展社会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安置流民，增加租税收入，发展农业生产，为灭吴、平定江南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朝廷厉精于稼穑”。为此，晋武帝于即位初连续下诏，劝课农桑。泰始二年（266）诏曰：“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泰始四年正月又下诏：“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为奖励劝农不倦的郡县长吏、守棚，晋武帝赐他们每人一匹马。泰始五年（269），晋武帝又下诏“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 晋武帝还亲耕藉田，积极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下诏不准豪族大姓“侵役寡弱”，并“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他对那些劝农开荒、勤恤百姓、作出贡献的地方官吏大加奖励。如汲郡太守王宏“抚百姓如家，在郡有殊绩”，督劝该郡百姓开荒五千余顷，虽遇荒年而该郡无匮乏，于是，晋武帝对王宏予以表彰，赐谷千，并布告天下，树立为榜样。为了加强劝农工作，晋武帝还专门指派司徒石苞“明劝课”，制定“殿最之制”，每年考核一次，以劝农成绩的好坏作为奖罚、升降官职的标准。此外，还增加了管理农业的官员。 尽管晋武帝的劝农政策未能（也不可能）全面彻底贯彻，但这在经过百年混战、人民疲惫、农桑久废之时，不能否定它的招抚流亡、劝农乐业的积极作用。 晋武帝在开国之初，还曾一反曹魏时期的奢侈、豪华、铺张浪费之风，他提倡勤俭节约。在一次上朝时，他当着文武百官之面，把一件光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裘服”，一把火烧个精光。由此也可见他真有点励精图治的精神。果然，在平定东吴统一全国以后的近20年里，由于天下太平，政通人和，黎民百姓辛勤地耕种生产，出现了一片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口也急剧增加。有一首《普世宁》的歌唱道：“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 太康之治(4) 社会 西晋开国至太康年间，经济发展迅速，确实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据史学家干宝说：当时牛马在野外随便放牧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人们居住的地方，大门常常开着。相遇了就像亲人一样和谐。如果你没吃了，随时有人会救济你，幸福指数满满。[15] 但是，在晋武帝的带头提倡下，朝廷里的大臣把摆阔气当作体面的事。于是在太康时期，炫富、比富之风在社会上很流行。与此相匹配的是好逸恶劳和没有进取精神。他们懒散不爱走路，做事漫不经心，不思进取，连穿衣服也选择宽松的式样。在比富炫富的影响下，当时还流行一种时尚潮流，那就是喜欢清谈。清谈，就是说些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玄幻、空灵之语。无论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小会议，还是普通的亲友聚会，大家无不侃侃而谈，说话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无懈可击；可仔细一想此人又什么也没说，没有一句话涉及实际问题。 文化 司马炎统治时期施行宽松的统治政策，在政治上施行怀柔政策，并且在人才上施行任人唯贤，不计前嫌，对人才也进行积极的保护，从而有利于文化的繁荣，使得太康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化佳作与文化名人。当时，盛行着一种被后人称颂的“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辞赋家左思，写了《三都赋》，是由《蜀都赋》《魏都赋》《吴都赋》三篇独立又相联结的赋组成的。《三都赋》一问世，立即轰动整个洛阳城。人们纷纷传抄，引起了纸张奇缺，纸价飞涨，从此便流传开“洛阳纸贵”的说法。它不仅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考证、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诗也写得非常好。 当时最负盛名的要算陆机，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他的诗歌意新词秀，讲求形式的华美，以其深厚的笔力，优美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太康文学的艺术倾向。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陆机还是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有画论。 除了文学艺术方面，西晋太康年间在其他领域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的这些文明与晋武帝开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地理学家裴秀，是晋朝的尚书令，多次被人告发，但晋武帝不信谗言，保护裴秀，使他在地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裴秀首先运用了简缩的技术，用“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几十匹绸子做的巨图缩画成了《地形方丈图》。裴秀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要点，即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线的实际距离、地势起伏、地物形状和倾斜缓急等。这些都是世界地图学史上划时代的创新，除了经纬度和等高线外，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这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医学家皇甫谧，四十多岁得了风湿病，半身瘫痪，长期卧床，但他博览群书，很有才华。晋武帝得知后，多次下诏要他出来做官，但他推说有病，婉言谢绝。他在病床上开始摸索针灸，一边攻读医书，一边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经过七年苦心钻研，他不仅治好了自己瘫痪多年的疾病，而且针灸技术越来越高，发现了不少针灸穴位，创立了自己的针灸理论，写出了《针灸甲乙经》。此书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着作，而且还流传到国外，从公元6世纪开始，还被朝鲜、日本的医生奉为必读的书籍。 人口 根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280）晋武帝统一全国后，西晋全国有户，人。太康三年（282），户口调查为全国户，约人。 民族 太康年间，在民族关系方面，晋武帝采取了招抚与镇服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以招抚为主。《晋书·四夷列传》找：晋武帝即帝位后，对周边少数民族是“抚旧怀新，岁时无怠”，随时招抚各少数民族入居中原。 在晋武帝的这种政策的感召下，塞外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率领本部人马、牛羊入塞定居。如：泰始年间，匈奴大水等二万余落归附西晋，晋武帝将他们安强在河西故宜阳城下。后来，又陆续迁入不少部落，与汉人杂居。太康年间，匈奴首领都大博和萎莎率幻奴各部“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还有匈奴胡太阿厚牢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头，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晋武）帝并抚纳之”。此外，在成宁和太康年间有奚轲十万以及鲜卑、五溪蛮夷羊柯獠、西北杂虏等族入居内地。晋武帝对来降的少数民族有功首领还予以奖封，如匈奴首领綦毋倪邪伐吴有功，被封为赤沙都尉。 对晋武帝招纳匈奴等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一事，西晋朝廷内颇有异议。一些人认为羌胡狡猾，其心必异，让他们入居内地，对晋朝不利。因此，建议把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迁出中原。时西河侍御史郭钦上疏晋武帝，提出“徙戎”主张，他说应该把戎狄迁徙到西、北边境以外地区，被晋武帝拒绝。 在晋武帝的招抚民族政策下，原来西晋北方广大土地上，处处有匈奴、鲜卑、羌胡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现象，《晋书·匈奴传》记载当时情况是：“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广阔塞垣，更招种落，纳萎莎之后附，开育鞠之新降，接帐连话，充郊掩甸。”“关中之人，百余万口，而戎狄居半。”这些内迁少数民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一道生产，共同生活，友好往来，互相学习影响，加速了民族融合过程，这就为“太康之治”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客观社会环境。 晋武帝招抚少数民族入居内地，拒绝徙戎，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应予肯定，这既是“太康之治”所以能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太康之治”的具体表现。 主要影响 晋武帝太康年间的统治有很大的历史功绩。西晋统一后实现了开疆，并促进了中国的对外交往，促进了中国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晋朝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建设都是在中国首创的，其中包括：三省制、门下省、国子学、书博士、占田制等等。 科技发明有瓷器、制图术、指南舟、楼船、凸镜聚光、脉经等等，这些成就都是在司马炎统一前后的成果。这些成果有的就是为统一战争服务的创造，只是在实现统一后，才增强了汉民族的团结，也巩固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增加汉族人口，改变了汉末中原人口锐减的困局。 太康年间的中国是与西方罗马帝国并列的大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外交往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外事活动和经济贸易，这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太康之治”尽管是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但它在中国古代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为西晋王朝增添了一点光彩。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故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任用贤能，知人善任；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背景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其词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的人口有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户口仅有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2]，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疆域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政治 唐太宗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分权行政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6]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 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在一些方面与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有相似之处。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帝王个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决定。 君臣论治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选贤任能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积、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太宗能不计前嫌，选用俊才。如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李建成另一旧部王珪，降将秦琼等也都得到重用，可谓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谏如流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也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也是贞观时期被称为治世的表现之一。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後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10]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贞观之治(2)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整饬吏治 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完善体制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订律轻刑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军事 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攻灭东突厥汗国，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率军攻打吐谷浑。次年闰四月初八，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湖东南）击败吐谷浑军。唐军分兵两路，李靖、李大亮、薛万均等率军向北，出吐谷浑之右，侯君集、李道宗率军向南，出吐谷浑之左。李靖的部下萨孤吴仁战于曼都山，斩杀吐谷浑名王。诸位唐朝将领在牛心堆、赤水源击败吐谷浑，俘获吐谷浑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隽，缴获杂畜数万。侯君集、李道宗在乌海击败吐谷浑，俘获名王梁屈葱。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浑天柱三部落，收杂畜二十万；李大亮又俘获吐谷浑名王20，杂畜五万，到达且末西境。吐谷浑伏允逃跑，薛万均指挥骑兵追击，击破吐谷浑余党。士卒缺水，刺马饮血。侯君集、李道宗率军在荒原行军两千里，当地在盛夏也会降霜，缺乏水与草，士糜冰，马秣雪，路过星宿川，到达柏海之上。执失思力击破吐谷浑车重。吐谷浑王伏允的儿子伏顺率全国投降于唐军，伏允自缢而死，吐谷浑归附于唐朝。伏顺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松赞干布率军击破党项、白兰羌、吐谷浑，进攻松州。韩威率领少见人员去侦察吐蕃军，被击败。唐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牛进达、刘兰为副，率军迎战吐蕃。唐军主力侯君集部还没出手，唐军先锋牛进达部已经打败了吐蕃军，松赞干布惧，退出党项、白兰羌、吐谷浑，遣使谢罪。派重臣禄东赞献金五千两、珍宝数百于唐朝，再次请求和亲。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亲，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行子婿之礼、非常恭敬。返回吐蕃之后，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筑城、建立宫殿供文成公主居住。唐太宗征高句丽返回后，吐蕃松赞干布上书称臣于唐朝，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松赞干布还接受唐朝的册封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贞观之治(3)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麴文泰没想到唐军赶到，被吓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年），强盛时期的薛延陀汗国派20万军队南下，唐太宗派数万唐军迎战。后面的数万唐军还没赶到，李绩率领的3000唐军与3000唐朝下属突厥兵已经早诺真水与薛延陀军大战。3000突厥兵与薛延陀军交战，不胜，突厥兵撤走。薛延陀军与3000唐军交战，射伤了唐军的马，李积指挥唐军执长槊攻打薛延陀军，薛延陀军溃败，薛万彻用数千唐军骑兵夺取了薛延陀军的马匹，薛延陀军失去马匹，不知所为，唐军大破薛延陀，俘获超过5万人，薛延陀的甲仗辎重也大量被唐军夺取，剩余的薛延陀人失去辎重难以抵抗大雪、十分之八被冻死。唐太宗对薛延陀的使者说“李积率领的只有数千唐军骑兵，已经使你们狼狈到这种地步。回去告诉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唐太宗说：“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率领10万军队征讨高句丽。营州都督张俭击破高句丽军，斩首数千级。李积等攻占盖牟城（今辽宁fs市），获二万馀口，粮十馀万石。张亮攻占卑沙城（今ln省dl市金州区大黑山），获男女八千口。李积、李道宗又击败高句丽步骑4万，斩首千馀级。车驾渡过辽水，唐军李积攻破辽东城(今ly市区辽阳老城东北隅），杀高句丽军1万多人，得胜兵万馀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唐军契苾何力击破高句丽军，斩首千馀级。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率领高句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与唐军发生大战。唐军打败高句丽、靺鞨兵，斩首二万馀级。延寿等将领率领剩余军队依山自固，唐军包围了他们。延寿、惠真率众投降于唐军。唐军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其他兵器。高句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都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唐军攻占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唐军斩首高句丽军四万多级，唐军死了接近二千人。唐军攻打安市城（今ln省as市海城市营城子镇）时，因为“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师返回。唐军耀兵于安市城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之后，唐太宗派李绩、牛进达、李海岸攻打高句丽，也都取胜了。 贞观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贞观二十二年（646年），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向后攻灭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薛延陀汗国，并且将漠南、漠北、西域、青海纳入唐朝的统治之下，还打败高句丽、吐蕃，吐蕃称臣于唐朝。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加上太宗能尊重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即使包括回纥在内的漠北诸部也每年向唐朝缴纳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经济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薄赋尚俭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太宗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救灾恤贫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贞观之治(4) 救灾恤贫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8] 扶持商业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人口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翁俊雄着《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算出户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户4口人。但是，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旧唐书》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 民族 唐太宗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44]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 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 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bj）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贞观之治(5) 外交 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7]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文化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设馆兴学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学馆，有十八学士，即位後更在京设弘文馆，徵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并接受新罗、吐蕃、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撰经修史 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社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影响 成就 奠定国基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确立制度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政风沿袭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用人唯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古代集权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不足 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贞观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 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后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这些批评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开元盛世(3) 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开疆拓土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 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二十一年之久的辽西十二州，于柳城（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1]后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人往来河西之西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不绝。 经济 生产发展 唐玄宗执政后，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bj），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时逾千万），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耕地面积 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6.6亿亩。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中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改革食封制 唐初沿用食封制，将受封的贵族勋臣称封家，封邑内受剥削的民户称封户。[51]“封户之物，诸家自征”，封家派有专官、奴仆收取租税。遇有灾荒，封户得不到减免，封家乘机放贷，高利盘剥。初唐封家一度仅二三家，赏给封家的封户最多不过一二千。后来，封家增多。中宗时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多至一万以上，被剥削的丁男在六十万以上。封户只对封家提供赋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中宗时，宰相韦嗣立说道：“食封之家，其数甚众，……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50]唐玄宗时，任用熟习吏治、富有才能的姚崇、宋璟为相，将“食封制”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租调，封家至政府领取所得，禁止封家直接苛索封户。这种措施使封家势力受到一定的压抑，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提倡节俭 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後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後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物价十分廉宜。 经济繁荣 农业 开元时期大唐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据统计，开元时期共修水利38处，天宝时又修8处，合为46处。玄宗还在全国各地大兴屯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官府仓库了的粮食堆积如山。 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茶叶生产在开元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圣”。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生产工具还得到了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手工业 开元时期的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陶瓷业也出现了景德的青瓷、邢窑的白瓷和唐三彩。 开元盛世(4) 城市规模 开元时期世界着名的大都市主要分布在中国，例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长安城城内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 长安城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其建筑形制不但影响了后世各个王朝都城的建立，还影响到朝鲜和日本。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的建造都是以唐长安城为模版而建立。 文化 提倡文教 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内容，以及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人才辈出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着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着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它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着成就。 整理古籍 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卷。玄宗时代，唐朝的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诗圣杜甫、诗仙李白都主要生活在这个时代。举几件文化建设上的典型事例。第一件事，唐玄宗曾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雠四部图书；第二件事，开元二十年编订《大唐开元礼》，是最完备的礼制建设，稍候不久又完成《大唐六典》的编纂，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文件；第三件事，大力提倡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开元二十六年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设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这样推行政教的结果是：“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可以说教化大兴！ 重道抑佛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疆域 在开元盛世鼎盛时时期，中亚的绿洲地带亦受大唐支配，一度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国土面积达1076万平方公里，据保守估计，其鼎盛时期，天宝年间，全国人口达8000万之多。 漠南漠北 贞观四年（630年），唐军灭亡东突厥，漠南成为唐势力范围。永淳元年（682年），突厥复国，后直到后突厥灭亡北方边患严峻。天宝三载（744年），回纥建国，占据漠南漠北。安史之乱后，边患再起，但唐朝与回纥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西域 贞观四年，唐朝廷在伊吾七城设立西伊州，开始经营西域。唐朝廷对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统治始终不稳固，乾封二年（667年），由于大食势力的扩展，唐朝疆域退回葱岭以东的西域。 790年以后，唐朝陆续失去原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所辖地区。 东北 显庆五年（660年），唐军联合新罗灭亡百济。总章元年（668年）八月，唐军与新罗又灭高句丽，并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但由于当地人民反抗激烈及新罗势力的北进，咸亨元年（670年）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开元元年（713年）安东都护府移到辽西。天宝年间（742年—756年）安东都护府废，安史之乱后唐朝逐渐失去对辽东半岛的直接控制。武周圣历元年（698年）其首领大祚荣建立震国，唐朝称之为渤海国；号为“海东盛国”，但与唐朝的关系友好，大部分时间向唐朝称臣。 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其主体部分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新罗的疆域仍然在大同江及平壤以南。 开元二年（714年），坌达延将吐蕃兵十万屯大来谷，唐将王晙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袭之，吐蕃军惊惧混乱，自相杀伤，死者万计，薛讷率唐军夹击，斩首一万七千，获马羊超过二十万，追击吐蕃军，战于长城堡，又败之，吐蕃军相枕藉而死，洮水为之不流。唐军前后杀获数万人。 开元三年（715年），吐蕃与阿拉伯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拔汗那，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率军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 开元十年（722年），吐蕃入侵其西部的小勃律，小勃律当时是唐朝属国。北庭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兵四千救之。大破吐蕃军，斩获数万。[26] 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张守珪击走之。乙巳，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今青海湖南）；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门城（今qh省龙羊峡），擒获甚众。辛卯，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时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斩副将一，上级五千首）。吐蕃败兵散乱逃入山中，哭声四合。[27] 开元十七年（729年），瓜州都督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信安王李祎率唐军攻占石堡城，分兵据守要害，令敌不得前进。自是唐朝河、陇诸军得以游弈自如，拓地千余里。玄宗闻之大悦，更名石堡城曰“振武圌军”。[28] 开元十八年（730年），五月吐蕃遣使致书于境上求和。赞普上表称“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钞，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惟边将交抅，致获罪于舅。屡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臣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倘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自是吐蕃复款附。[29] 西南云贵高原，天宝七载（748年）南诏建国，与唐时战时和，也削弱唐朝的国力。同时，自汉武帝平南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是中国领土的安南（越南北部），唐代统治时先后设立“交州总管府”、“安南都护府”（唐肃宗改名镇南，唐代宗复称安南）、“静海军节度使”等官署，唐末时开始藩镇割据，土豪兴起，至北宋初完全脱离中原王朝而独立。 开元盛世(5) 科技 王孝通，唐朝数学家兼天文学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代数方程解法的数学家。 孙思邈，医学家，时人尊为药王，着有《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 吕才，唐朝自然科学家，着有本土因明逻辑学着作。 李淳风，唐朝数学家兼天文学家，贞观七年（633年），李淳风通过改进传统浑仪，创造性的在赤道环上增加了黄道环和白道环，研制出当时绝无仅有的“三重环”浑天仪，名为浑天黄道仪。贞观十五年（641年）撰研究浑天仪的《法象志》[5]。注释《算经十书、《推背图》、《典章文物志》、《秘阁录》、《乙巳占》等书。指出《戊寅元历》的错误。又以刘焯的《皇极历》为据，编成《麟德历》。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风的《麟德历》。 一行，本名张遂。唐朝天文学家和释学家。开元九年（721年），经张说推荐，唐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编新历法《大衍历》。同年，他和梁令瓒一起，设计制造了黄道游仪、浑仪、复矩等天文测量仪器。他利用新制成的黄道游仪测量恒星的赤道坐标，发现和汉代的测量结果有很大的变动。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一千年后（1712年）提出自行运动的观点。开元十一年（723年），一行主持大规模的全国性天文测量，测量了北到铁勒（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喀拉和林遗址附近），南到交州（今越南中部地区）共13个地点的日影和北极星高度。其中还测量了河南四个地点的距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结果推翻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传统说法。根据其测量结果可以计算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开创了科学史上用观测方法确定子午线长度的先河。 民族 唐玄宗时期的周边少数民族 7世纪前期，吐蕃（今xz）杰出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他仰慕中原文明，几次向唐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吐蕃后，带去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增进了汉藏之间友好关系。8世纪初，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到吐蕃赞普尺带珠丹。至此，吐蕃和唐朝已经成为“和同为一家”了。 回纥 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8世纪中期，唐玄宗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后来，回纥改名为“回鹘”。 靺鞨 7世纪末，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统一了周围各部，建立政权。8世纪前期，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渤海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粟末靺鞨有“海东盛国”之称。唐朝管理东北边疆的机构是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 南诏 诏居民是今天彝族和白族的祖先。南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唐玄宗封他为云南王。 外交 《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多达70余国。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突厥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 隋唐时，中日两国交往密切。贞观年间，日本有很多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学习。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都保留唐朝人的某些风尚。唐朝赴日本的使节和僧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曾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唐朝文化。 高昌派遣使节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高昌商人来中国经商，高昌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唐制建立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选官吏、引入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算等科技成就。 开元时期，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的晁衡，也是一位日本留唐学生。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职。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 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尤为着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4000家～5000家。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建人慧能和尚，在玄宗即位那年圆寂，此后，在玄宗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禅宗迅速兴起，儒佛道合流成为历史的潮流，玄宗就曾亲自为《孝经》、《老子》、《金刚经》作注。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在华得到传播。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使唐朝在社会风气上显得雍容大度，李白充满自信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 后续 但在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驰，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安史之乱(2) 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皇室隐忧。 外重内轻 主词条：折冲府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从贞观年间开始，任用将领里的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都是因为忠诚效力而获得提拔，但是仍然不能当上将，皆由大臣控制，所以上面还有余权可以节制下属。先天、开元年间，大臣中如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人，都是从节度使而升为宰相的。李林甫担心儒臣因筹划方略而得战功，又得高位，因而想杜绝这一条升官接近皇帝的路，好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劝说唐玄宗：“以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富强，而夷狄还有没被剿灭的原因，都是因为文官为将，他们不敢冒矢石身先士卒。不如任用蕃将，他们生的雄健，哺养在马背上，成长在行阵中，天性骁勇。如果陛下能感化他们而任用之，他们定能效死，夷狄就不愁不能剿灭了。”唐玄宗同意他的说法，因而让安思顺代替李林甫统领节度，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专为大将。林甫看中了这些人都不是汉人，没有入朝当宰相的资格，因此之故安禄山能专控三个道的精锐部队，十四年不迁动。唐玄宗信任李林甫的策略，不怀疑。 玄宗怠政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逐渐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自保和升官拜杨贵妃为母亲。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将相不和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大军，其中精锐唐朝正规军已达到15万，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意图以讨之名举兵叛唐。 战争过程 叛军参与将领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安庆绪：安禄山次子。 史思明：其貌不扬，懂六蕃语，与安禄山为同乡。 史朝义：史思明长子。 唐军参与将领 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陈玄礼、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颜真卿、许远、张巡、颜杲卿、鲁炅、张介然 安禄山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属下唐兵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安禄山乘铁舆，其属下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之声震地。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以及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了，听说范阳兵起，远近都震惊。河北都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所经过的州县，都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者开门迎接叛军，或者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擒杀，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太原以及东受降城的人奏报安禄山造反，而唐玄宗仍然认为是厌恶安禄山的人编造的假话，没有相信。 唐廷反击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召来宰相杨国忠商议应变之策。[16]唐玄宗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唐朝的精锐边军大多还没有赶回，高仙芝、封常清临时在长安、洛阳募兵，得到的是市井子弟，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还没有经过训练。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退守潼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唐玄宗在洛阳失守之后，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起用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军20万，镇守潼关。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smx市西），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作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劳师远征，利在速。官军凭借潼关天险抵挡他们，利在坚守。且叛军暴虐无道，失去民心，日渐衰颓，很快就要发生内乱，（那时）再攻打他便可不战而擒。与此同时，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打了几个大胜仗，进展十分顺利，因此他们二人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二人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但是，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意在谋己，便对唐玄宗说，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玄宗轻信谗言，对郭、李良谋置之不理，便连续派遣中使催哥舒翰出战。哥舒翰被逼无奈，抚膺恸哭。 安史之乱(3) 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庞忠等率10万大军继后，另派3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这时，崔乾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窜逃，从黄河西渡进入潼关，潼关外挖了三条战壕，都是二丈宽一丈深，人和马掉进沟里，一会就填满了，后面的人就踩着尸体过去。唐军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初九，崔乾佑攻占潼关。哥舒翰撤到关西驿，张贴榜文招揽失散的兵卒，想要继续把守潼关。吐蕃将领火拔归仁带着一百余骑兵包围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说：“贼兵来了，请元帅上马。”哥舒翰走出驿站上马，火拔归仁及众将扣头说：“元帅拥有20万兵马，一场战斗就把他们都抛弃了，有何脸面再见天子？且元帅没有见到高仙芝和封常清的遭遇吗？请元帅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从，火拔归仁就把他的腿绑到马肚子上，连同其他不顺从的将领一起投降安禄山。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唐玄宗错误估计形势，拒绝采取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方针，过早地出关反攻，结果造成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急转直下。崔乾佑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因而取得大胜。 长安失陷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安禄山指挥叛军主力进攻洛阳、潼关，意图突破这两个重镇而直取长安！后来洛阳沦陷，但天险潼关却因为高仙芝、封常清的有力固守，使得安史叛军久攻不下，甚至迫使敌军有了回撤的打算。 但是晚年的李隆基已经利令智昏，不复年轻时代的英明果决。高仙芝和封长清采取固守的正确作战方法，使得远道而来的敌军想速战速决的计划不能得逞，而且潼关作为长安的屏障，也有力的护卫了长安；可是一些奸邪小人却在李隆基面前说高仙芝和封长清的坏话，诋毁他们与安史叛军相勾结，所以迟迟没有与叛军正面交战，李隆基不经过仔细调查，竟然将二人斩首示众，致使朝廷失去了两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的将领！ 之后李隆基又派上了年纪的哥舒翰统领潼关的军队拒敌，当时镇守潼关的军队有二十万！哥舒翰正确的判断了双方的形势，也认为坚守不出才是御敌之策，随着日子一天天拖延下去，唐玄宗对他们也失去了耐心，而且奸相杨国忠又在鼓动玄宗下圣旨强迫哥舒翰出战，哥舒翰在接到圣旨后知道此战必败，但慑于皇权的威严，不得已带兵出战，最后果然大败，自己也被手下绑赴敌营。 唐玄宗所在的长安得知潼关失守后一处混乱。甲午日，百官中上朝的不过一两个人，皇帝到勤政楼颁下制书说要亲征，众人都不信。这天，皇帝的禁军仪仗迁到了大明宫。傍晚，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编六军，多赏赐钱财，从马厩里挑出九百匹马，外面都一无所知。安史大军日渐逼近，乙未日黎明，皇帝带着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近侍从延秋门出逃。后来行到马嵬坡，六军将士终于忍无可忍，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等人，高力士等人缢杀杨贵妃，旋即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即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李隆基在得知这一切后相当无奈，毕竟不是自己愿意退位的） 经过左藏，杨国忠想毁掉这些财宝不让贼兵得到，唐玄宗说：“贼兵得不到财宝就会搜刮百姓，不如把它们留给贼兵。”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 马嵬兵变 丙申日，唐玄宗一众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愤怒，陈玄礼认为杨国忠作乱才导致安禄山谋反，请李辅国转告太子想杀杨国忠的意图。这时吐蕃使者正率领20多人围堵杨国忠，抱怨没食物。有官兵喊：“杨国忠与胡虏谋反！”杨国忠骑着马逃到西门，被众人杀死肢解，头被枪挑着竖在驿站门口。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魏方进被一并杀死。国忠妻裴柔同及儿子杨曦、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在陈仓被县令薛景仙杀死。陈玄礼及韦谔请求玄宗杀死杨贵妃。高力士劝说玄宗保军心安定，杀死杨贵妃。玄宗忍痛命令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此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及其子李倓、李俶北上灵武。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长安失陷，君储逃亡，安史之乱进入最高峰。 肃宗即位 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区）为朔方诸将所推而自行登基。遥奉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仍兼充朔方节度使；李光弼被封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奉诏讨伐叛军。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睢阳之战 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至十月，唐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等率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是抗击、牵制安禄山叛军的着名城市攻坚战，史称“睢阳之战”。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为安庆绪手下之名将，率领大军扫荡河南，此时河南城镇纷纷陷落，惟有军事重镇睢阳未陷（睢阳即今商丘县地内）。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因宁陵城小，难以抵强敌，故张巡率兵3000自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6800余人。尹子奇全力攻城，张巡率领将士，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之内打退叛军20余次进攻，连续战斗16昼夜，共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守军士气倍增。许远因张巡智勇兼备，于是自己守城，将作战指挥交张巡负责，自己担负调运军粮，修理战具等后勤保障工作，战斗筹划都出于张巡。[24]两人密切配合，使叛军久攻不下，只能围而不攻。 睢阳之战，张巡从757年1月开始，到757年10月陷落，最后，终因病饿力竭，寡不敌众，城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36人遭杀害。苦撑了十个月，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保江淮免于战乱十个月。而睢阳之战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以不足万人之众，屡败贼兵，无一败仗，杀伤贼兵十几万人，而敌首领也非无能之辈，这从尹子奇被张巡射瞎一目，而又因为壮其义、爱其才，欲要招降张巡，可见不一般了。睢阳之战，尹子奇为报屡败损目之仇，使安庆绪前后大兵几十万人被张巡所牵制。如此方使唐朝能够反攻、使郭子仪能够从容收复两京。 当时，朝廷仅剩下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着，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如果失守，运河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张巡、许远守睢阳，兵力最多时也不满7000，前后400余战，竟然歼灭叛军12万人。睢阳坚守10月之久，在此其间朝廷不断地得到江淮财赋的接济，已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前一个月已收复西京长安，在睢阳陷落后10天又收复了东京洛阳，叛军再也无力南下。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10月之久。 安禄山被杀 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通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五日（1月29日）夜，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串通，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准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却没能摸到。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由严庄。”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享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 安史之乱(4) 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继承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 安庆绪杀父安禄山后，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至邺城（heb省hd市临漳县），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邺城之战 唐至德二载(757)十月，在陕郡之战后，安庆绪仅率1300人从洛阳逃往邺城（heb省hd市临漳县）。唐军遂收复洛阳城，并遣军攻占河内(今沁阳)等地，迫降安将严庄；陈留(治今开封)军民杀安将尹子奇归唐；唐将张镐率兵收复河南、河东郡县。但肃宗忙于迎太上皇还都，未及时遣军追击安军残部。安庆绪至邺后重整旗鼓，旬日之间，其将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田承嗣自颍川(今河南许昌)、武令珣自南阳(今邓州)，各率所部至邺城会合，连同安庆绪在河北诸郡招募的新兵，共约6万人。安庆绪忌史思明势盛，于十二月遣使至范阳(今bj城西南)调兵。史思明囚安庆绪使者，以其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被授范阳节度使；半年后复叛。 唐乾元元年(758)九月至次年三月，天下兵马副元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各部唐军围攻邺城（heb省hd市临漳县）安庆绪部，与其援军史思明部交锋时，九路兵马被狂风惊散溃败。郭子仪军溃退至河阳桥，李光弼整军返回太原，其余节度使各回本镇，史思明重新占领洛阳。 乾元元年九月，唐肃宗命郭子仪、鲁炅、李奂、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领步骑约20万北进主攻安庆绪，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十月，郭、鲁、季、崔等部先后北渡黄河，并李嗣业部会攻卫州(今河南卫辉)，以弓弩手伏击而逐，大败安庆绪亲领7万援军，克卫州，诛杀叛将安庆和；旋又趁势追击，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击败安军，先后共斩其3万余人。安庆绪退回邺城，被唐军包围，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许以让位。 史思明率兵13万自范阳南下救邺城，先遣步骑1万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声援。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崔光远夺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观望。二年正月，李光弼建议分兵逼魏州，各个击破史军，鱼朝恩不纳。二月，唐军围邺城（heb省hd市临漳县）四月不下，师老势屈。史思明率部向唐军逼进，并截断唐军粮运。三月初六，号称60万之唐军，布阵于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领精兵5万与唐军李(光弼)、王、许、鲁等部激战，双方伤亡甚重。郭子仪率军继至，未及列阵，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两军皆大惊而退。唐军南撤却一退不可止，郭子仪部退保河阳桥。其余各节度使兵退归本镇。史思明收集部众驻邺城南，诱杀安庆绪及高尚、崔乾佑等，入城兼并其军，遂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自还范阳。 此战，唐肃宗待安庆绪逃至邺城一年后才下令攻讨，发兵数十万竟不设元帅，无统一节度；久围城不下，粮秣不继，军心不稳，终于酿成一次大溃败。 史思明复叛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在安庆绪杀父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欲找机会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驻守，安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范阳本是安氏老窝，安禄山从东京和西京所掠珍宝，多半都运往这里存放，已是堆积如山。渐渐地，史思明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庆绪节制。 史思明向唐廷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肃宗得报大喜，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唐肃宗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副元帅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但由于肃宗的孱弱和猜忌，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军九节度使大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郭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乱事告终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启用唐将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统兵进军洛阳。 唐军从正面，唐军骑兵与回纥军从侧面，一起攻击数万叛军。叛军战败。史朝义派10万精兵来增援，列阵于昭觉寺，唐军攻击叛军，杀伤了很多叛军，但是叛军军阵却不动。唐朝镇西节度使马璘奋击，突入叛军万众中，叛军抵挡不住，唐军乘势杀入，叛军大败，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唐军再次击败叛军，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史朝义率轻骑数百向东逃走。唐军攻占洛阳城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连连取得大胜。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其余部分叛将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降臣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战争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一、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 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研究藩镇的专着《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时，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三、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29]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经济重心南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自两晋就已经开始，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31]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32]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六、西域得失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35]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36]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37]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平叛，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40]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tlf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请求河西援军一万人，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768年（大历三年）左右[42]，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对守军大加赞扬。 其实就历代中原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七、佛教复兴 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施行道举，兴建皇家道观楼观。安史之乱后佛教复兴，李亨、李适、李纯、李漼和李儇改变崇道祖制崇信佛教，自上而下佛教盛行迎送佛骨。晚唐几个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据儒学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见。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暴发了。元和十四年是开塔的时期，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这一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是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大幅削弱了佛教势力，大幅降低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力。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同时也是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的养精蓄锐时期。 背景 参见：秦末农民战争、楚汉之争、诸吕之乱 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史书上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的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汉高祖刘邦采用休养生息之宽松政策治理天下，让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重农抑商，恢复了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君主专制社会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 汉高祖死后，汉廷经过一段的动荡，爆发了诸吕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史称为汉文帝，朝政逐步稳定下来。其后汉景帝刘启即位，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初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文、景二帝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 汉帝国建立之初，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为与民休养生息，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这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原道》篇就阐述了这一思想原则。在行政实践中推行这样的原则，就像《淮南子·览冥》中所说“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齐俗》中所说“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从另一种种角度看，却透露出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这种政策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政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进步。 文景时期，继续推行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各项政治措施实际上都围绕着无为而治的思想展开，并适当补益损革，使得汉朝国力逐步恢复。文景时代比较宽和的政治空气，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位节，以安百姓”，对于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稳定局面 文帝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 汉初统治者认为秦朝郡县制并不成熟，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推举自己上位和诛杀诸吕的有功之臣。汉文帝前元年（前179）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汉文帝根据群臣的建议，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 汉景帝即位后，加强中央集权，重用御史大夫晁错，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汉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文景之治(2) 汉景帝即位后，加强中央集权，重用御史大夫晁错，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汉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汉景帝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虚怀纳谏 文景二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 修改刑罚 秦朝时期大多数犯罪的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 这些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着的减轻。 汉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军事 强化军权 军权是保障皇权最重要的权力，汉文帝在进入长安的当天夜里，就命令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有司衙门分别诛杀少后帝及其三个弟弟于各自的府第。皇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汉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维护统一 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汉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汉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即位后，先提拔晁错做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错经过分析，告诉刘启要特别提防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 汉景帝知道了七国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三十六个将军去攻打吴国、楚国；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国；派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国、赵国的军队。[14] 窦婴向汉景帝引见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汉景帝召袁盎进宫相见，趁机劝说汉景帝杀掉晁错，以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汉景帝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便杀了晁错。 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汉景帝调派周亚夫等将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用三个月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景帝将各诸侯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诸侯王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安定边疆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nmg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以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遁去。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景之治(3) 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侵汉地，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汉文帝欲自率军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汉文帝，文帝乃止。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汉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文帝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 总体而言，受制于国力、统治思想和马匹、武器等具体物质基础，文景时期对待匈奴的入侵并不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使恢复不久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再次受到破坏。 科技 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学派，是活动在汉文帝、景帝和武帝前期的文化集团，这段时间也正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都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淮南子》正是西汉初年社会发展环境的缩影，书中为了“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论述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呈现出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科学技术成就。《淮南子》中有着丰富的科技思想，除了有农、医、天、算四大传统科学体系之外，还包含着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包括以技合道和重技轻器、言传之知和默会之知的有效统一、经世致用的技术传统、技术的进化与管理调控等方面的技术观。 人口 文景时期全国户口的增倍时间，也基本上与列侯的情况相一致。这23个侯国的初封多在高帝时期，而罪免或绝纲多在景帝年向，仅有个别在武帝年间免侯，因此上述侯国的户口变化、基本上反映了西汉前期的人口增殖状况、若将流民回归重新着籍的因素排除在外，西汉初年实际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估计在12%左右。如果以西汉之初人口1300多万为基数，按12%年均自然增长率计算，从高祖五年(前202年)算起、到文、景之际(前157年一前156年)全国人口已达2500万；景、武之际(前141年一前140年)已达3000万；在武帝前期可能出现3400万的人口高峰、符合史籍所载至武帝时“民众大增”的高增长势头。正是因为有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才能够发动北逐匈奴的大规模战争。 经济 与民休息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着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着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使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治世。文景时期实施较为开明的政治，以达到巩固专政的目的，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奠定了政治和物质条件。 减轻杂税 汉高祖登基后，约法省禁，减轻田赋税率，“什五而税一”。汉惠帝时，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可知汉高祖在位的12年间，后期因国家财政上的需要，税率有所提高，但惠帝于汉高祖十二年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原来的税率，使十五税一保持下来，即使吕后当政时也未见改变。汉文帝时，进一步降低田租的税率，按“三十税一”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田赋税率最低的时期，而且以后始终不变。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将以往十五税一的田租，又减轻了一半。 文景之治(4) 鼓励生产 农业 文景二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开荒。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汉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春正月，下诏说：“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广大地者听之。”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地区，以利发展农业。他还多次下诏申明以农为立国之本，强调重本抑末。他在诏文中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同时要求郡县官吏认真执行，对失职者加以严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12]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傅，而着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23岁。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吸引农民重视农业生产，汉文帝君臣认为惟一途径就是提高粮食价格，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样，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储备。只要郡县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 工商业 在工商业方面，汉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汉文帝前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厉行节约 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汉景帝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抑制豪强 汉廷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采取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 西汉前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农民是雨露阳光，但却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社会上形成了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势力。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流亡。当时国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3.33%，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获量的50%，其差额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是社会不安的最大隐患，这极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为了保护自耕农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的安定，文景二帝开始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汉文帝的重要策臣贾谊提出：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一系列建议。这些主张严重损害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贾谊也成了他们的攻击对象，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最后，贾谊终于被陷害，流放到潮湿沼荒之地，死时年仅33岁。 汉景帝时的晁错是比贾谊更务实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错指出今天虽然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理财思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书上说“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晁错的父亲从老家赶来劝阻儿子说：“你这样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错父亲受不了压力而服毒自杀，晁错也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被杀害。贾谊和晁错的主张先后被文帝和景帝接纳并实行，作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后世称颂。 文景之治 汉景帝时的晁错是比贾谊更务实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错指出今天虽然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理财思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书上说“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晁错的父亲从老家赶来劝阻儿子说：“你这样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错父亲受不了压力而服毒自杀，晁错也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被杀害。贾谊和晁错的主张先后被文帝和景帝接纳并实行，作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后世称颂。 财政集权 最初对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缓解汉初的财政困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实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齐国工商业发达，又有渔盐之利，便不征农业税。吴国则有铜山、海盐能获巨利，故无赋税。 文化 汉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汉景帝末年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 对于思想，汉景帝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当时的西汉初期，朝廷流行的黄老学派，即以黄帝和老子命名的学派，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景帝在提倡黄老的同时也让包括儒家学说的其他各派存在、发展，这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以及被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民族 匈奴 汉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自白登之围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后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景帝继续采取和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匈奴进行安抚。同时在匈奴的边界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19]景帝还把来降的匈奴封为列侯，汉匈两族“通关市”，足见这一时期的边境关系是比较友好和安定的。 南越 吕后时代严格控制关市，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流通方面对南越国实行封锁。南越王赵佗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对抗的态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又发兵北上，进攻汉王朝南边的长沙国。在吕后发军击南越以后，南越与汉王朝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因为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越过南岭，两军事实上在南岭一线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所谓“佗得以益骄”的局面。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岭南地区从而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廷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社会 文帝即位后，颁布了《振贷诏》、《养老诏》等诏令，以振救、抚养贫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长期生活在代地，对下层社会多有体恤。 影响 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21] 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 明章之治 明章之治是指是东汉继光武中兴之后，汉明帝、汉章帝统治时期出现的“大治”景象，此间把东汉推向了鼎盛，同时明章二帝时期的一些做法，对整个东汉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章二帝继承并发扬了光武帝的中兴大业，继续执行宽松治国和与民休息的开明政策，在政治上以刑理治国，推行德政，法令分明，整肃吏治、严惩不法官吏，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并坚持后妃外戚不准参政的政策。[2]社会经济上则减轻赋税，鼓励农桑，兴修水利，[3]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凡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4]公元69年派水利专家王景治理黄河，从此使黄河900多年未发生重大改道。[3]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 明章二帝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尤其是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祸”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明章二帝共统治三十一年（57—88），两代帝王承继了光武帝的施政方针，励精图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成为汉朝历史上黄金时期之一，故史称“明章之治”。 背景 汉明帝刘庄聪慧异常，勤学好读书，天赋很高。年幼时就能读懂《春秋》和《尚书》等儒家经典。光武帝十分宠爱他，并改立他为皇太子。 57年二月，光武帝去世，太子刘庄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平”，是为汉明帝。汉明帝即位后，没有辜负光武帝的期望，他继承并发扬了光武帝的施政方针。采取与民休息的开明政策，鼓励农桑，兴修水利。史书上说，汉明帝时期，出现了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永平十八年（75年）八月初六日，汉明帝去世[8]，太子刘炟即位，时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汉章帝为人仁厚宽容，好儒学，年轻时颇受其父汉明帝器重，即位后励精图治，光大祖业。在位期间，章帝重视农业生产，提出“王者八政，以食为本”，并亲耕农田以示鼓励；又平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垦荒，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内政方面，他一改东汉前期“苛切”政治，删简残酷刑律50余条，实行“仁政”、“宽政”。章帝时期，东汉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都在光武帝和汉明帝盛世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东汉王朝的发展至此达到顶峰阶段，历史上将明帝和章帝时期全称“明章之治”。 然而，汉章帝末年犯了一个至命错误，那就对外戚过于宽容。他一改光武帝和明帝严格禁止外戚和宦官参预朝政的政策，宠爱皇后窦氏，重用窦后之兄窦宪，又优待宦官，使外戚和宦官这两股腐朽势力从此登上东汉王朝的政治舞台，引起了宫廷内部的斗争。东汉王朝的开明政治从此结束，转而进入腐败和黑暗，汉家天下也从此由盛世走向衰退。 政治 限制豪强 汉明帝登基后，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严加惩处。比如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 永平二年（59年），窦林坐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汉明帝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次下诏责罚，将窦融罢官。后来，汉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可见汉明帝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于是，群臣震恐，朝廷肃然。 汉明帝还能纳谏，听取逆耳之言。比如：汉明帝大起北宫，尚书仆射钟离意建议停工，立即得到采纳。他还下令废除度支日（每月初一至初六日）不受章奏的旧制，以便远方来京臣民随时诣阙奏事。 整顿吏治 汉明帝还注对地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和黜陟。从慎重选举官吏着手，对吏治进行整顿。永平九年（66年）又“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规定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进行一次。在选官用人上，刘庄严令杜绝权门请托。他的姊妹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 勤于政事 明章二帝均以勤政着称，汉明帝即位后，每天二更就寝，不到五更就起床读书，批阅奏章。他自认威望不如父亲光武帝，必须更加严格，才能保证纲纪整肃，吏治清明。因此，对待臣下更为严厉、苛刻，甚至亲自责打有过失的官吏。 政宽刑疏 史称汉章帝忠厚仁义，笃于亲系，而且汉章帝的政令刑罚的确也是比较宽疏。例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汉章帝废除这项制度。而汉章帝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 汉章帝的一些政令刑罚，有时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在于灾祥谶纬之学。建初元年（76年），兖、豫、徐等州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汉章帝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人民，一方面召集大臣商讨解决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前几年治楚王刘英狱，抓人成百上千。这些人并不是都有罪，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恐怕有一半是冤枉的。那些判处徒刑的人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在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解除旱情，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如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汉章帝听从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 明章之治(2) 禁除酷刑 汉章帝在位期间，废除苛法五十馀条，行宽厚之政，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禁盐、铁私煮、私铸。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 军事 征伐匈奴 西汉末至东汉初，匈奴的势力又有所发展，成为北边的严重威胁。建武二十四年（48年）后，匈奴因内乱而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逐渐内附，但北匈奴仍不时入侵。汉明帝时，遣窦固等于永平十六年（73年）击败北匈奴，追至天山和蒲类海（今xj巴里坤湖）。同时又派班超出使西域各国，使西域各国再次断绝与匈奴的关系，重新归附汉朝。后来至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率师出击北匈奴，大破之，北匈奴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窦宪等“遂登燕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不久北匈奴之馀众在屡败之后，乃向西远徙。 经营西域 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对匈奴转为战略防御，对西域各国要求重设都护和遣送质子入朝的要求予以拒绝。这在当时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经过东汉初年约三十年的休养生息，东汉的国力大为恢复。在刘庄去世的前三年，刘庄决定重新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派耿秉（东汉名将耿弇的侄子）、窦固（东汉功臣窦融的侄子）率大军进攻北匈奴。耿，窦各率一路，窦军一直打到天山，耿军攻到三木楼山。大获全胜。两年后，耿，窦又率兵出西域，进攻车师国。车师国后王和前王相继投降。在击败北匈奴后，派班超出使西域，这个班超后人多认为他是一个名将，而他更是一个外交家。他带着36个人纵横于西域，着名的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他在鄯善国带着36人袭击北匈奴使团，全歼了北匈奴的使团。其实类似班超的这种强硬使者，在武帝时比比皆是，只不过都未留下名姓而已。班超在西域活动的结果是都护重建，班超动辄带着西域的多国部队，打击那些不肯听命的国家。刘庄时对北匈奴和西域的策略，也为后来时彻底消灭北匈奴，控制住西域打下了基础。 经济 明章二帝劝课农桑，薄赋税，减徭役，修水利，又安置无地贫民，贷给粮食、种籽、农具。如屡下诏令，以苑圃地和郡国公田赋予贫民耕种，几度蠲免租赋。史载汉明帝末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汉明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此外，汉明帝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17]。汉明帝令着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汉明帝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一时之间，上行下效。 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明帝统治后期，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激增至3400多万。 文化 思想文化方面，明章二帝提倡儒学，汉明帝曾亲临辟雍给大学生们讲授经义。汉明帝还重视佛教，在公元68年派遗蔡愔、秦景等出使天竺（今印度）拜求佛经、佛法，并于第二年在洛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寺——白马寺。汉明帝聘请天竺高僧在此译经、传教，从而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汉章帝于公元79年在白虎观召集诸儒讨论《五经》异同，并亲临主持，历时旬月，又令班固将讨论结果记录整理，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将儒学推向系统化、神学化，对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章帝不但精通经学，又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书法家。他尤其善草书，后世流行的“章草”，据说就是由于汉章帝的爱好而形成的一种书体。 力倡文教 汉明帝秉光武帝遗教，尊崇儒术，曾亲赴太学，主持“大射”、“养老”等礼，又升堂讲说，故上至宗室诸王大臣子弟，下至于宫廷卫士，莫不受经习儒。汉章帝更亲赴阙里祭祀孔子，又召集当时名儒，群会于京师的白虎观，讨论诸经的异同，故学术风气一时大盛。 建初八年（83年），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因经学家多分歧，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是继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 佛教传入 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有一次，汉明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放射白光，降临在宫殿的中央。汉明帝正要开口问，那金人又呼的一声腾起凌空，一直向西方飞去。梦醒后，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朝会时，他向群臣详述梦中所见，大多数人都不知其由。后来他有个博学的大臣说那可能是西域的佛陀，汉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陀，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沙音娑，亦作娑门，亦译作桑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外交 明章二帝执行开放的外交政策，很少用兵。不过二帝均派兵征伐匈奴，威服西域。不久北匈奴之余众在屡败之后，乃向西远徙。公元73年，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设置西域都护，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不过，该地仍是不断发生战乱，局势颇不平静。汉章帝即位之初，边关再起纷乱，焉耆、龟兹、车师等联合北匈奴，攻打中央政府的军政驻地，形势颇为吃紧。汉章帝召群臣商议对策，众人皆欲暂缓，惟有司徒鲍显力主马上增援。汉章帝采纳鲍显的意见，派兵西进，解救了边关危机。 不过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汉章帝举棋不定，大臣们也有争论。由于确实存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困难，汉章帝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但是经过班超的努力斡旋，西域各国都愿意臣服于汉。而被汉军打败的北匈奴后来竟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克星；而后来被唐朝打败的突厥人同样西迁，最后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历史就这样使东西方各族和各国结下了相互关联的不解之缘。 评价 明章两帝承继了光武之施政方针，励精图治。和文景之治一样，明章之治均属王朝初后不久出现的“治世”。但文景之治等前有短暂的动乱，后有“汉武盛世”接踵而来。而明章之治前承光武之治，二者同为东汉之鼎盛时期，其后再无盛世之再现，政治即趋向紊乱。其因应与西汉社会之弊病并未克服有关，一方面土地兼并、吏治败坏仍颇为严重，另一方面，外戚干政、宦官擅权又逐渐加剧。于是东汉的黄金时代稍纵即逝，为时极短即转入中衰。 均田制 均田制是由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还给官府。到了唐朝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至唐天宝年间，根本无法实行土地还授，故至德宗年间被“两税法”取代。实施范围一说始终仅实施于北中国，一说隋统一后实施于全国。 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因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均田制的实施，和与之相联系的新的租调量较前有所减轻以及实行三长制，有利于依附农民摆脱豪强大族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使政府控制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多，保证了赋役来源，从而增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同时，西魏权臣宇文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府兵制，一直沿用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起用募兵制，停用兵府鱼符，之后名存实亡。 概念 均田制，即封建王朝将无主土地按人口数分给小农耕作，土地为国有制，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虽然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但均田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旧地主阶级（世家大族）的利益。 北魏初年，鉴于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并开始执行。北魏至唐前期都推行均田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均田令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开创性措施。这一制度对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后来的隋朝和唐朝初期仍行此制，在唐中叶以后，人口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实行的基础——土地国有制破坏严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实行两税法，均田制被废止。 产生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冯太后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是在北魏已实行的“计口授田制度”演变而来，由于战争造成北魏境内的大片无人区，土地荒芜，富豪兼并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十分混乱这一特殊情况下，为了维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北魏王朝而产生的。隋唐之府兵制其实就是均田制下的寓兵于农，农民受田为国家当兵成为府兵，府兵要自备粮资，便减少了国家的养兵费用。均田制更为隋唐税制之根本，人民由政府处受田便有纳税的义务，唐代租庸调制乃在均田制之基本上施行，使唐能在隋末大乱之后农业受到严重的破坏，到贞观年间却十分富足，可以说均田制还建立了军事和经济基础。 隋唐均田制之特别在于北朝奴婢和牛只亦得受田，奴婢人数亦无限制且牛亦得授田60亩，以四牛为限，共240亩，比贫农所得80亩，多出两倍，由此可推知当日土地应多人口未繁，故能分及奴婢牛只，亦配合北魏均田以增生产之目的，同时能靠牛只和奴婢的名义获得更多田的多半是贵族阶级，从而保障他们利益减低他们对新政的抗拒。 隋则奴婢受田已有限制，庶人家庭六十至亲王三百人为限，至于丁牛受田至隋代已取消，唐代则奴婢及牛固不得授田，妇女亦无授田之例，只有寡妻妾可得口分田三十亩。后人推测此乃因人口日众政府田亩不足分配。加上唐之授田及还田年岁分别比北魏迟三岁及早六岁，可知已有田少不足分配之情况出现。而宽乡、狭乡之行政区设立更可以证明在当日己有些地方是不能依照均田制之田地数目授田。开皇二十年，隋文帝派使到全国调查均田情况，发现狭乡每丁才受田二十亩。而唐代开元天宝户籍残卷所记授田之数量亦显示足永业田者多，而足口分田的，几无一户。 钱穆《国史大纲》：“此田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均田制的产生 自永嘉之乱到北魏统一北方，北方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人口凋敝，土地荒芜，富豪兼并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加之北魏初年实行宗主督护制，封建中央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很少，影响了赋税的征收。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宣布按人口数来分配田地。从此均田制开始实行。 发展 北魏 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实行“均田制”的诏令： 1、凡15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给种植谷物的露田40亩，女子20亩。露田都是无主荒地，因考虑休耕轮作，故授田时—般按休耕周期加一或两倍，也称“倍田”。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额外获得土地，奴婢同普通农民一样受田，人数不限，土地归主人；丁牛（4岁以上）每头受露田30亩，一户限4头。所受之田不准买卖，年老身死，还田给官府。 2、初受田者，男子每人另授桑田20亩，限3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枣、榆等树。桑田可作为世业田，终身不还，可以世袭，但限制买卖。在不宜种桑的地区，男子每人另授麻田10亩，女子5亩，奴婢同样受田，按露田法还受。新定居的民户还可分到少量的宅田，每3口一亩，奴婢5口一亩，宅田也属世业。 3、桑田按现有丁口计算。“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桑田为世业，允许买卖其一部分。原有桑田已超过应授田数，“无受无还”；达到应授额的，不准再受；超过应授额部分，可以出卖；不足应授额，可以买足。 4、若全家都是老小残疾的，11岁以上及残废者各受丁男一半之田，年过70的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虽免课亦授妇田。 5、地狭的地方，居民可以向空荒地区迁徙受田；地广的地方，居民不许无故迁徙，可随力所及向官府申请借种受田以外的土地。因犯罪流徙或户编无人守业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 6、各级地方官吏按照官职高低授给不同数额的公田（职分田），离职时移交后任官。地方官吏各随在职地区给予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新旧任相交接，不许出卖。 北齐 北齐继续推行均田制，大体上与北魏相同，但也略有变化。取消了受倍田的规定，不过一夫一妇的实际受田数仍相当于倍田，北魏对奴婢受田没有限制。北齐则按官品限制在300人至60人之间。另外还规定了赋税。北齐一般从年18岁起受田，北齐所授露田男子80亩，妇人40亩，丁牛60亩，每户限4头；另授桑田或麻田20亩。 均田制在北齐时就有所破坏，常见有土地买卖的现象。 隋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规定，官人永业田与其品级相适应，自诸王以下至都督，多至百顷，少至四十亩。以此同时，内外官按其品级高低授给职分田（职田），多至五顷，少至一顷。内外官署还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租调，也取消了他们的授田。“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隋制十八岁为“丁”，二十一岁为“成丁”。成丁便可授田并课役，六十岁则还田，隋所授之露田桑田皆如北齐之数，但狭乡每丁仅20亩。而贵族官吏有受田之优待，永业田可多至百顷，职分田五顷。故隋之均田己略为变质。 唐 唐已明确规定，妇女一般情况下不授田，奴婢及丁牛不再受田。因授田面积不足，在需要依耕的狭乡地区也不再加倍授田。唐代还规定，凡迁徙及贫无以葬者得出卖永业田，狭乡迁到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即北魏的露田），这就扩大了土地买卖的范围。 1、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2、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3、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隋唐均田制之特别在于北朝奴婢和牛只亦得受田，奴婢人数亦无限制且牛亦得授田60亩，以四牛为限，共240亩，比贫农所得80亩，多出两倍，由此可推知当日土地应多人口未繁，故能分及奴婢牛只，亦配合北魏均田以增生产之目的，同时能靠牛只和奴婢的名义获得更多田的多半是贵族阶级，从而保障他们利益减低他们对新政的抗拒。 隋则奴婢受田已有限制，庶人家庭六十至亲王三百人为限，至于丁牛受田至隋代已取消，唐代则奴婢及牛固不得授田，妇女亦无授田之例，只有寡妻妾可得口分田三十亩。后人推测此乃因人口日众政府田亩不足分配。加上唐之授田及还田年岁分别比北魏迟三岁及早六岁，可知已有田少不足分配之情况出现。而宽乡、狭乡之行政区设立更可以证明在当日己有些地方是不能依照均田制之田地数目授田。开皇二十年，隋文帝派使到全国调查均田情况，发现狭乡每丁才受田二十亩。而唐代开元天宝户籍残卷所记授田之数量亦显示足永业田者多，而足口分田的，几无一户。 钱穆《国史大纲》：“此田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均田制的产生 自永嘉之乱到北魏统一北方，北方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人口凋敝，土地荒芜，富豪兼并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加之北魏初年实行宗主督护制，封建中央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很少，影响了赋税的征收。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宣布按人口数来分配田地。从此均田制开始实行。 发展 北魏 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实行“均田制”的诏令： 1、凡15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给种植谷物的露田40亩，女子20亩。露田都是无主荒地，因考虑休耕轮作，故授田时—般按休耕周期加一或两倍，也称“倍田”。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额外获得土地，奴婢同普通农民一样受田，人数不限，土地归主人；丁牛（4岁以上）每头受露田30亩，一户限4头。所受之田不准买卖，年老身死，还田给官府。 2、初受田者，男子每人另授桑田20亩，限3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枣、榆等树。桑田可作为世业田，终身不还，可以世袭，但限制买卖。在不宜种桑的地区，男子每人另授麻田10亩，女子5亩，奴婢同样受田，按露田法还受。新定居的民户还可分到少量的宅田，每3口一亩，奴婢5口一亩，宅田也属世业。 3、桑田按现有丁口计算。“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桑田为世业，允许买卖其一部分。原有桑田已超过应授田数，“无受无还”；达到应授额的，不准再受；超过应授额部分，可以出卖；不足应授额，可以买足。 4、若全家都是老小残疾的，11岁以上及残废者各受丁男一半之田，年过70的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虽免课亦授妇田。 5、地狭的地方，居民可以向空荒地区迁徙受田；地广的地方，居民不许无故迁徙，可随力所及向官府申请借种受田以外的土地。因犯罪流徙或户编无人守业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 6、各级地方官吏按照官职高低授给不同数额的公田（职分田），离职时移交后任官。地方官吏各随在职地区给予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新旧任相交接，不许出卖。 北齐 北齐继续推行均田制，大体上与北魏相同，但也略有变化。取消了受倍田的规定，不过一夫一妇的实际受田数仍相当于倍田，北魏对奴婢受田没有限制。北齐则按官品限制在300人至60人之间。另外还规定了赋税。北齐一般从年18岁起受田，北齐所授露田男子80亩，妇人40亩，丁牛60亩，每户限4头；另授桑田或麻田20亩。 均田制在北齐时就有所破坏，常见有土地买卖的现象。 隋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规定，官人永业田与其品级相适应，自诸王以下至都督，多至百顷，少至四十亩。以此同时，内外官按其品级高低授给职分田（职田），多至五顷，少至一顷。内外官署还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租调，也取消了他们的授田。“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隋制十八岁为“丁”，二十一岁为“成丁”。成丁便可授田并课役，六十岁则还田，隋所授之露田桑田皆如北齐之数，但狭乡每丁仅20亩。而贵族官吏有受田之优待，永业田可多至百顷，职分田五顷。故隋之均田己略为变质。 唐 唐已明确规定，妇女一般情况下不授田，奴婢及丁牛不再受田。因授田面积不足，在需要依耕的狭乡地区也不再加倍授田。唐代还规定，凡迁徙及贫无以葬者得出卖永业田，狭乡迁到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即北魏的露田），这就扩大了土地买卖的范围。 1、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2、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3、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研究 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唐代的均田制在制度本身上比隋代的均田制完备得多，但是从均田制对解决土地集中问题的立法本意及授田对象、推行方式、推行效果看，唐代的均田制落后于隋代的均田制。[2] 性质 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两种说法： 1、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但此说对均田制是否包括社会上早已存在的私有土地理解不同。一部分学者认为，原有的私有土地已包括在均田制内。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私有土地存在于均田制之外，与均田制同时并存。 2、均田制具有两重性，既包括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又包括土地私有制。北魏实施均田制时，中国北方一方面存在着大量无主土地和荒地，按照传统，属国家所有；一方面存在着以宗主为代表的巨大的地主势力和早已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制。实施均田制并没有改变私有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均田制的两重性，正是客观存在着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所有制在法令上的反映。实施均田令，不仅把国有土地按桑田、露田名目请受登记，原有的私地在不变动所有权前提下，也按均田令规定进行了登记，充抵应受额。这一原则贯彻于北魏至唐的均田令中，始终未变。 均田制范围的露田（正田、口分田）、职分田、公廨田等，属国家所有。原有的私田、园宅地、桑田（麻田、世业田、永业田）、官人永业田、勋田、赐田等，属私人所有。这两种封建所有制性质不同的土地，并存于均田制范围内，互相影响，互相转化，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实施范围 学术界对均田制实施的范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北魏至唐，均田制始终仅施行于北中国，江南没有推行。一种认为，隋灭陈统一南北后，均田制已推行于江南地区。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因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授田数 均田令规定的受田数量，指的是应受田，也就是受田的最高限额。实施均田令时，民户除原有私地和已占有的小块无主土地按田令规定进行登记，算作已受额外，不满应受额部分，是否可以补充，补充多少，则因时因地而异。总的说来，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绝大多数是达不到应受额的。在长期战乱，存在大量无主土地、荒田的地区，农民所受土地较多，如北魏及唐初的山东地区。但各个地区之间不平衡，北魏到唐的均田令都有宽乡、狭乡之分。唐贞观时，关中的灵口就是狭乡地区，一丁受田只有三十亩。有的地区还不到三十亩。在相对和平时期，缺乏无主土地，农户受田则很少。如隋初狭乡一丁只有二十亩，没有丁男的户，土地更少。从文献记载和敦煌、tlf发现的手实、计帐、户籍以及给田、授田、欠田等均田授受的簿籍看，均田令无疑是施行了的。直到开元时期，西州仍在进行土地还授，尽管还授的田亩数很少。 授田数对比 男丁 妇人 奴婢 牛 北魏 露田80亩（正田40+倍田40）+桑田20 露田40亩（正田20+倍田20）+麻田5亩 同良民 每三人一亩 露田60亩 （正田30+倍田30） 北齐 露田80亩+桑田（无则麻田）20亩 露田40亩 隋 口分田80亩+世业田20亩 隋世祖即位后废止 废止 废止 唐 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 收起 课税对比 租 调 役 床（夫妇） 单身 奴婢 牛 床(夫妇) 单身 奴婢 牛 床(夫妇) 单身 北魏 粟2石 4分之1 8分之1 20分之1 绢1疋（布1匹） 绵8两 4分之1 8分之1 20分之1 北斉 垦租2石?义租5升 2分之1 2分之1 垦租1斗 义租5升 绢1疋?绵8两 2分之1 2分之1 绢2尺 北周 粟5斛 2分之1 绢1疋（布1疋） 绵8两（麻10斤） 2分之1 隋 粟3石 绢2丈 （布1疋） 绵3两 （麻3斤） 年30日 唐 粟2石 年20日 1日可抵绢3尺 或布3.75尺 收起 单位表 1亩 1匹=10丈=100尺 1石=2斛=10斗 1斤=16两 北魏 467.046平方米 27.9米 39.6升 隋 522.150平方米 29.5米 59.4升 668.8克 唐 580.326平方米 31.1米 59.4升 596.8克 赋役制 均田制与赋税制息息相关。均田制的颁布就是为了增加赋税，因此均田制内容的变动，也会引起赋税制度的变动。 均田令公布后，北魏又制定了新的租调制。均田农户除丁男负担征戍、杂役外，一夫一妇出帛或出布一匹（四丈），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以上内容，各朝有过若干变动。北周主要是取消倍田之名，应受额改为一夫一妇一百四十亩，单丁一百亩；受田年龄改为十八岁成丁受田，六十五岁年老退田。赋役负担改为一夫一妇纳调绢一匹、绵八两（或布一匹、麻十斤），租粟五斛，单丁减半。十八至五十九岁丁男一年服役三十日。北齐河清三年（564）重新颁布均田令，规定邺城三十里内土地全部作为公田。一百里以外和各州为一般地区，应受田额与受田、退田年龄大致与北周同。奴婢受田人数按官品限制在三百至六十人之间。赋役负担，一夫一妇之调与北周同，租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则为良民之半。隋代开皇二年（582）令，丁男、中男的永业、露田受田额与北齐同。补充内容中突出的一点是官人永业田与品级相适应，自诸王以下至都督，最多授给一百顷，最少四十亩。此外，内外官按品级高下授给职分田（职田），最多五顷，最少一顷。内外官署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赋役负担以一夫一妇为一床，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第二年减为二丈），绵三两。单丁及奴婢、部曲、客女按半床纳租调。丁男每年服役三十日（第二年减为二十日）。隋炀帝杨广即位，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租调，也同时废除了他们受田的制度。 评价 历代对均田制的评价都是相当正面，但实际实行中始终是容纳了土地私有，并未主观上强行征用当时地主等私有土地，而是将官田分而民用，故有史家评称均田制乃地主经济中的一种折冲。而且均田制实行，先决条件是朝廷需有大量土地掌握在手中。北朝时承接了五胡十六国战争频繁造成大量人民丧生，产生大量荒地，令朝廷能利用这些荒地对农民进行授田。但随着经济之壮大，荒地越来越少，朝廷能用来授田的亦逐渐不多，加上朝政的逐渐日趋腐朽黑暗，均田制在武周末年形同虚设，与此非无关系。 意义 均田制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限额授受的土地制度，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被统治者的反抗，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以利于政府对农民的控制，以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府赋役来源。同时通过奴婢、耕牛受田（隋以前）或依照官品授永业田（隋以后）等方式，保障贵族官僚地主利益。 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虽然没有直接分割地主的财产，但有效限制了他们的土地扩张[4]，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从根本上巩固了北魏的统治；还有，均田制对后代田制也有很大影响，先后为北齐、北周、隋、唐所沿用，施行时间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制度的选择、推行为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出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弊端 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因而均田农民受田，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实际上能还官的很少。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贵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能够还授的土地就越来越少。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遇天灾人祸，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地主兼并土地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破坏。隋末农民起义后，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重新推行均田令，成效显着。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瓦解。 践土会盟 践土之盟，指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确立霸主地位而举行的会盟。公元前632年（左传僖公28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当时衡雍附近，今hen省境内），参加会盟的有晋、鲁、齐、宋、蔡、郑、卫等国，晋被推为盟主。周天子也派出代表参加。该会盟是晋国同年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国之后，与各国约定要求尊重周王室，是晋文公霸业的代表事件。 历史背景 周襄王命令王室大臣尹氏、王子虎和内使叔兴父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还赏赐给晋文公许多东西，其中有“大辂”、“戎辂”两种车辆及车辆上的服装和配备、红色的漆弓一件和一百个红色箭镞、一千个黑色箭镞。 此外，周襄王还赏赐称为“虎贲”的勇士三百人给晋文公。周襄王给晋文公的命辞是“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意味让晋文公恭敬地服从天子的命令，以安抚四方诸侯，并惩治不忠于王室的邪恶之人。 对于周天子的恩宠，文公辞谢三次，然后才接受命令，并且说道：“重耳谨再拜叩头，接受和宣扬天子的赐命!”晋文公三次之朝觐周襄王表示尊敬。城濮之役后，晋文公的这些措施，换得了周王室对他的支持，他的霸主地位由此而得已确立。 过程 公元前632年夏，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一跃而为春秋时代的第二位霸主。 五月丁未日，周襄王应晋文公之邀，移驾践土。晋文公遵照周礼，将战俘和战利品献给周王，包括一千名步兵、一百乘披甲的驷马战车、兵器盔甲数十车。周王大喜，设享礼用甜酒招待文公，命王室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劝酒助兴。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并用策简记载了这一命令。 同时，赏赐文公祭祀用的大辂车、礼服及物品，作战用的戎辂车，红色弓一副，红色箭一百支，黑色弓十副，黑色箭一千支，黑黍酿造的香酒一坛，玉器及三百名勇士。周王作了《晋文侯令》说：“希望晋侯恭敬地服从天子的命令，安定四方诸侯，惩治邪恶。使周王世代继承祖业，永葆王位。”晋文公再三辞谢，才接受了策简及馈赠。 五月癸亥日，王子虎代表周王，在王宫的庭院与诸侯盟誓，宣布盟约：“共同辅佐周王，不得互相伤害!胆敢违背盟约，神灵自会诛杀!摧毁他的军队，不能享受国家，直到他的玄孙、无论老少，违背此盟，都会受到丧师亡国的惩罚。” 卫成公胆怯，派摄政大夫元咺护送弟弟叔武前来接受盟约。 “践土之盟”与齐桓公的“葵丘之盟”正好相距二十年，这是标志着第二位新霸主产生的又一次盛会，晋文公由此称霸。 六月，晋文公摈弃前嫌，恢复了卫成公的君位。 卫成公外逃时，有人诬陷元咺想要扶立成公的弟弟叔武为君，卫成公信以为真，便杀了跟随他逃亡的元咺之子元角。复位以后，又杀了忠心守国的弟弟叔武。元咺逃奔晋国避祸，国人哗然。 此时，晋文公正在庆贺胜利，大赏功臣，卫大夫元咺却跑来哭哭啼啼，倾诉冤情。晋文公本来就对卫成公不满，听了元咺的诉说，大为恼火，遂安排元咺暂时住下，准备严惩卫成公。 赏赐功臣的事情仍在继续，狐偃获头功，先轸次之。 有人进谏说：“先轸应为头功，假如没有他的谋略，城濮会战就不能取胜。”文公解释说：“城濮之役，先轸为我出谋划策，狐偃劝谏我坚定信心，仗义兴师。我采纳先珍的计谋取胜，但计谋只能利用一时，狐偃的话却可以成就千秋万代的功业。”晋国人心中不服，认为文公偏心自己的舅父。 是年冬天，晋文公召集秦、齐、鲁、宋、蔡、陈、莒、邾等国诸侯，在温地会见，商议讨伐不驯服的国家。 卫成公与大夫元咺在会上进行辩讼。元咺指控卫成公陷害大夫，滥杀无辜，卫成公因无可否认而败诉。晋文公行使霸主的职权，处死卫成公的答辩人士荣，砍了代理人针庄子的脚，以此代替卫君受刑。 并当场拘捕了卫成公，派军士押送京师，投进周王的大牢。晋文公认为卫成公的诉讼人甯武子忠诚，无罪赦免。于是元咺返回卫国，扶立公子瑕继位。 这次盟会，晋文公以巡狩为名，邀请周襄王来温地会见诸侯。后来孔子看到这段记载时说：“诸侯无权召唤天子，《春秋》说周王巡狩河阳，是故意隐讳此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周天子的地位，已经衰落到听任霸主摆布的程度。 不久，因许国投靠楚国，晋文公率领诸侯联军围攻许国。 进军途中，晋文公病了。曹君身边的小臣侯獳贿赂占筮的官吏，让他故意对晋侯说：“我替君主分析一下病因。从前齐桓公会盟诸侯，关爱同姓之国，扶助异姓之国，您反而要消灭同姓国家。许、曹两国和晋国都是姬姓，消灭他们不合乎礼。您曾经答应曹、卫一起复国，如今却只恢复了卫国，这就是失信。 相同的罪过，惩罚却不同，这不符合刑法。礼，用以行义；信，用以守礼；刑，用以正邪。这三样东西都被抛弃了，您应该明白患病的原因了吧?”晋文公信以为真，觉得上筮官说得很有道理，就释放了曹君，并恢复了他的封地。于是，曹君便在许国参加了诸侯之盟。 公元前631年，晋文公谋划伐郑。派狐偃与周王室的王子虎、宋国的公孙固、齐国的国归父、陈国的辕涛涂、秦国的小子憖，在翟泉会面，重温践土之盟，商议攻打郑国。 次年春，晋军先攻入郑国，试探其实力。九月，秦、晋两国合力围攻郑国，晋军驻扎函陵，秦军驻扎汜南。晋国人给郑伯传话说：“郑大夫叔瞻背离周王，亲近楚国，请把他把交出来示众!”叔瞻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自杀了。郑国把叔瞻的尸首献给晋国，晋国人又说：“郑伯帮助楚国侵扰中原，一定要捉住郑伯才算了事。”于是，便包围了郑国都城。 郑国危在旦夕，郑大夫佚之狐向郑伯进谏说：“君主不可等死啊!烛之武多谋善辩，何不派他去游说秦君?也许还会有救。”于是，郑伯派烛之武去拜会秦穆公。烛之武却推辞说：“微臣年轻时，尚且被人蔑视，如今老迈昏庸，岂敢承担此等大事?臣无能为力，请主公另选高明吧!”郑伯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寡人未能及早重用先生，还望见谅，这全是寡人的过错。可是郑国一旦灭亡，老先生将会是什么感受啊?”烛之武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最终还是答应郑伯前去拜会秦穆公。 秦、晋兵临城下，郑都四门皆被封锁，烛之武无法出城，只好等到深夜，让守城的士兵把他用绳索从城头吊下。烛之武出城后，东躲xz，一直等到天亮，才偷偷溜进秦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大军围攻郑国，外臣很清楚，这次难逃厄运，郑国肯定要灭亡了。但是君主想到没有，郑国灭亡，只能使晋国越来越强，却不能给秦国带来任何好处。” “为什么不能?”秦穆公问。 “秦国据守关内，郑国远在中原，君主焉能越过别的国家，将敝邑揽入秦国之境?君主一定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相反，晋侯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因为晋、郑仅一河之隔。所以说，这场战争只对晋国有利。晋国的实力增强，等于削弱了秦国。一旦占领敝邑，晋侯的野心还会膨胀，谁敢保证他不会向秦国下手呢?如果不损害秦国，他向哪里扩展地盘?君主为什么不能放弃对郑国的围攻，保留一个东路的朋友呢?” 秦穆公拍了拍脑门，有如大梦初醒之感。他十分感激烛之武，赏酒款待，对老先生大加赞赏。当即决定，私下与郑国订立盟约，命杞子、逢孙、杨孙留在郑国协助戍守，大军撤回。 晋国发现秦军不战而退，十分恼火。狐偃请求追击，晋文公认为不妥，说：“如果没有秦国的援助，就没有寡人的今天。依赖了别人，反过来又伤害人家，这是不仁。过河拆桥的事情，我做不出来。咱们也撤兵吧!”于是晋军也解除了对郑国的包围，班师回国。 由于狄人不断侵扰中原，晋文公在三军之外，又组建了三个步兵军，专门对付狄人。分别由荀林父、屠击、先蔑带领。后又增加为五军，由赵衰领新上军，胥婴领新下军。重拳打击进犯的狄人，北方的狄患才得以缓解。 楚国见晋国日益强盛，不得不向晋国寻求和解，派大夫斗章前往晋国访问，晋国也派阳处父回访，晋、楚关系开始改善。郑国为了取悦晋国，将逃亡晋国的公子兰立为太子，晋、郑矛盾也得以缓和。 卫成公羁押在洛邑，始终是晋文公的一块心病。公元前630年夏天，晋文公派医衍去牢里探视，想让他设法毒死卫成公。卫国人甯俞贿赂医衍，求他手下留情。医衍得了好处，便减少了毒药的分量，结果卫成公没死了。鲁僖公受人之托，替卫成公求情，向周王和晋文公行贿，送给每人十対美玉。周王首先答应了。等到秋天，晋文公才释放了卫成公。卫成公出狱后，用重金买通卫大夫周歂、冶堇，并给他们许愿说：“假如能帮助我复位，就赐你们为卿。”周、冶二人便设计谋杀了元咺和公子瑕，卫成公回国复位。 秦、晋两国因伐郑夭折，关系逐渐疏远。 公元前628年冬天，晋文公去世，儿子驩继位，是为晋襄公。 晋襄公继承文公的霸业，公开与秦国抗衡，秦、晋关系再度恶化。不久，秦军远袭郑国，在肴山（今河南陕县东）遭遇晋军伏击，全军覆没。 ——这就是着名的“肴之战” 渭水之盟 渭水之盟又称便桥之盟，指的是唐朝时期玄武门之变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与入侵的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的结盟。 公元626年，突厥攻至距长安仅40里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京师震动。[1][2]此时，长安兵力不过数万，唐太宗李世民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人在渭水隔河与颉利可汗对话，怒斥颉利、突利二可汗背约。《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杀白马与突厥可汗缔结“渭水之盟”，突厥兵于是退去。 渭水之盟避免了唐朝在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为自己稳定局势。为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是唐朝与突厥强弱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背景 隋末年间，天下大乱，严重内战分裂，突厥势力趁机得到壮大，东突厥极端强盛，“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于突厥，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也臣属于突厥。东突厥可汗想当拓跋道武帝第二、入主中原。 李渊在晋阳初起，为了进军长安时防止突厥进攻后方晋阳，也结好突厥。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一面抵御突厥，一面消灭众多割据势力，消灭了臣属于突厥的割据势力使突厥的力量被削弱，粉碎了突厥想当拓跋道武帝第二、入主中原的企图，保卫了华夏文明。 过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八月九日，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得知唐帝国的权力变更的颉利可汗，发兵十余万人，南下进攻泾州，而后一路挺进到武功，唐朝的都城长安受到威胁，长安城戒严。八月二十四日，突厥军队攻击高陵。李世民派出勇将尉迟敬德，作为泾州道行军总管，抵达泾阳，防御突厥。尉迟敬德抵达前线后，立即组织反攻，与突厥军队在泾阳打了一场恶战，尉迟敬德勇不可挡，生擒敌军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并且击毙突厥骑兵一千余人。 虽然尉迟敬德在泾阳之役中取小胜，但是仍然无法遏制突厥人的前进步伐，颉利可汗的的主力进抵渭水河畔，直逼长安城。[2]突厥二十万雄兵，列阵于渭水北岸，旌旗飘飘数十里。京城兵力空虚，长安为之戒严，人心惶惶。李世民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可汗见到唐军“军容大盛”，又得知执失思力被擒，由是大惧。 结果 两天后，即八月三十日，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长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桥上，签署了和平协议，双方立刻斩杀白马立盟。之后，颉利可汗率突厥全体骑兵返回。一场大战终于偃旗息鼓。九月突厥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万口。 后续 渭水之盟不久，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反对颉利可汗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落对其变革国俗和推行的政令不满，另立薛延陀为可汗。突利可汗也暗中与唐联络，并与颉利可汗决裂。同时东突厥又遇到大雪气候，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突厥势力渐弱。而此时的唐朝政局稳定，经济得以恢复。这时唐太宗也积极进行对东突厥的备战，甚至允许军士在显德殿内习武，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同时，唐朝还取得了恒安（今山西大同）、朔方（今nmgwsq）等进攻东突厥的基地。唐朝反击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贞观三年，唐军与突厥军在白道展开大战，突厥被打败，屯营于碛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将李靖进攻定襄，大破突厥，俘获杨正道及炀帝萧后，将其送于长安，突厥颉利可汗孤身逃走。随后李靖又指挥唐军击败突厥，斩首万余级，俘获十多万突厥人。李积率领另一支唐军屯于碛口，俘获五万多突厥人。突厥颉利可汗骑千里马想要逃到吐谷浑，唐朝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生擒了突厥颉利可汗。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贝加尔湖以北，[22][23]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而来投降于唐朝的则非常多。 评价 渭水之盟是唐政府对突厥关系史上的一次胜利。避免了唐朝在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从而稳固了唐朝初立的根基。从此唐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是唐与突厥强弱变化的转折。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并且挑拨颉利、突利二可汗和突厥与铁勒诸部的关系。公元627年，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唐朝在公元630年，灭掉了东突厥汗国。 汉武盛世 汉武盛世，是指汉武帝时代，文学、史学、哲学、科技、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方面，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汉武帝身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思想与规划，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20] 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留下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政治 人才辈出 西元前141年，16岁的汉景帝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年，将中国历史带领到新的阶段。按照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语中的说法，汉武帝“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他的功业，其实是当时“海内”“俊茂”们共同创造的成果。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最后的赞语中写道，武帝时代是两汉时期中在识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历史时期：“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的“儒雅”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之士如石建、石庆，“质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贤”之士如韩安国、郑当时，“定令”时士如赵禹、张汤，“文章”之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之士如东方朔、枚皋，“应对”之士如严助、朱买臣，“历数”之士如唐都、洛下闳，“协律”之士如李延年，“运筹”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张骞、苏武，“将率”之士如卫青、霍去病，“受遗”之士如霍光、金日磾等，都在历史上留有盛名。而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如“飞将军”李广等其他人才，更加体现出汉武帝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班固总结说：“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他认为汉武帝时代的“功业”“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汉武帝身边聚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汉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还不小。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监察制度等。汉武帝还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3][4] 名臣名将 大司马大将军：卫青、霍光 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 丞相：卫绾、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田千秋 太尉：田蚡 御史大夫：庄青翟、韩安国、公孙弘、张汤、石庆、卜式、儿宽、杜周、桑弘羊 列将军：霍去病、金日磾、上官桀 奉常太常：王臧、孔臧、韩延年 郎中令：王臧、李广、李敢卫尉：李广、韩安国、张骞、路博得 太仆：灌夫、公孙贺、公孙敬声 廷尉：张汤、赵禹、杜周、郭居 太行令大鸿胪：王恢、李息、张骞、田千秋 宗正大农令：韩安国、郑当时、刘受、颜异、桑弘羊 中尉少府执金吾：韩安国、赵禹、李息、王温舒尹齐、颜异、桑弘羊都尉：汲黯、朱买臣、江充 内史：石庆、郑当时、公孙弘、汲黯、儿宽、减宣 其他：东方朔、主父偃、司马迁、苏武、董仲舒、司马相如[6] 巩固集权 汉武帝即位后，经过文景两朝的“众建诸侯”与平定七国之乱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大为降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国家，于是持续推动专制的中央集权，又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户口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确定这些侯国的名号。于是使诸侯王多以分户邑封子孙，致使王国里不断分出若干由郡统辖的小侯，一时诸王的子孙都得以成为列侯。另一方面，对于一直渴望削弱地方诸侯势力的王朝中枢来说，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中央政府不必刻意打击，各个诸侯国已经在实际上自行解体。 谋反的事件。汉武帝利用此案，在元狩元年（前122年）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多达数万人。汉武帝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规定王国职官为“左官”，宣示其等级低下，表明歧视之意，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严惩服务于诸侯王的犯罪官吏。并且严格限制士人和诸侯交游，又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此后，诸侯王宗族中支脉疏远的人，逐渐与一般人民没有任何区别。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又藉口列侯所献宗庙祭祀用的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一百零六人。其他列侯因为其他原因而陆续失去爵位的，也不在少数。 削弱相权 自汉初以来，继承秦制，丞相有相当大的权力。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次居于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威望曾经盛极一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丞相的职能，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当时的丞相，实际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汉景帝时，窦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汉景帝表示：“请得与丞相计之。”于是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高祖刘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预先约定予以坚定的拒绝。汉景帝默然而有沮丧色。可见当时相权之重。 汉武帝初年，田蚡任丞相职，曾荐举升迁的官员，其中有从平民直接任职级二千石的高级官僚，让皇帝的用人权利受到侵犯。于是汉武帝表达内心的不悦，说道：“你荐举的官吏说完了吗？朕也有要荐举的官吏。”田蚡也曾经请求占用官营手工业管理部门少府考工室的地方用以扩建宅第，汉武帝愤怒地说：“你为什麽不索性占用武库之地呢！” 汉武帝亲政后，有意提升君主的权利，于是改变丞相位高权重的传统。他经常更换丞相，在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间，先后用相十三人，平均任职时间只有四年多，其中三人在任上去世，有三人被免职，二人有罪自杀，三人下狱处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见到多位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汉武帝还曾经有设置左右二丞相的意图。征和二年，他任命刘屈氂左丞相，颁布诏书，宣布分丞相官署为两府，以期待天下远方合适的人选。后来分设左右丞相的设想，并未付诸实施。 汉武盛世(2) 汉武帝还特意从身分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担任参与国家政治中枢主要决策的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职，让他们能够出入宫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这些成为近臣的官员，身分相当于帝的宾客和幕僚。皇帝亲自任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顉，也往往参议机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将军霍去病，权势都超过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职，具有了参与宫廷重要决策的特殊地位。于是，和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 “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所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来执行。 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官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仅仅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 主管郡国上计和考课，并且根据官吏的政绩，奏行赏罚，是丞相的主要职责之一。然而在汉武帝时代，却有皇帝亲自接受“上计”的情形。元封五年（前106年）春三月，汉武帝曾经东巡至于泰山，接受诸侯王列侯朝贺，“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曾经“受计于甘泉”。汉武帝直接“受计”，说明当时他已经牢牢把握了对各地诸郡国的控制权（前112年）。 儒表法里 尽管汉武帝亲近儒者，推崇儒学，不过实际上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汉武时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实质却是刻薄严厉的。汉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摆设，实权却是在御史大夫身上。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如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为了讨伐匈奴，必须使国力高度集中，他们便遵行这种政治原则来办事。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为：一、严密防止国内发生叛乱。二、尽量开发利源。 为了达到国内的彻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订法律。元光五年，他命张汤、赵禹共订律令、造成西汉的法律恢复到秦代的严酷。例如其中的“见知法”，里面规定如果看到别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便与犯者同罪。这样一来，官吏治法都以严酷为主，因此产生不少酷吏，如义纵、王温舒等人，造成不少人民与高官因罪被杀，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晚年时最为严重。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以鬻卖官爵为其中重要的一项。这项办法始于元朔六年，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这对吏治产生莫大的损害。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徵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些政策推行，大大增加政府的收入。 察举制度 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武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 军事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改革兵制。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派张骞出使西域，开括了西北边疆：开通了西汉联系西域以至中亚给地通道。 武帝时代，以军事成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匈奴自秦末以来一直威胁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受到严重影响。武帝即位之后，决心设法解决匈奴的外患问题。于是对匈奴发动一系列的战争。 经过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后，使得西汉西北边境上的威胁基本解除。匈奴对中原北边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得以恢复。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形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形势。西汉军队占领从朔方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设置酒泉、武威、张掖及敦煌四郡，并且命令关东地区人民移民这一地区，此举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而且断绝了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同时使西方地区的得到开发，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匈奴无力向西汉王朝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汉与匈奴军事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移到西域方向。 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后，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及丰富的西域学术知识，同时使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张骞因为出使之功，封为博望侯。也使西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张骞因远行出使的经历，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为“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汉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开扩领土，如三越、西南夷、朝鲜半岛北部和西羌等地，成为西汉领土的一部分，而倭奴国、朝鲜半岛南部和东南亚等地，也开始与西汉有文化上的交流与商业上的往来。 经济 在经济方面，采取重农轻商，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大力打击奸商；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还有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当时的货币进行统一。 文景二帝，延续汉代开国以来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削省刑罚与避免征战等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成果，让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汉武盛世(3) 不过武帝时代，由于长年征讨四方，因此在军需方面消耗庞大，加上本身个人生活的享受，于是将文景之治所累积的积蓄花得一乾二净。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窘，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和孔愅等人，制定了一套经济措施，整顿币制，实现货币的统一，使中央政府控制金融要脉。 汉武帝时代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统一货币、官营盐铁、建立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当时藉由这些关键变革，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 统一货币 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力，改由中央政府铸造，另外发行新的货币，名“五铢钱”。它“重如其文”，以五铢的铜，铸造面值相等的钱，使仿铸者无利可图。之后立五铢钱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垄断造币的原料和技术，从而一扫私人铸币之风。 官营盐铁 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分别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业官营的形式，是由在产盐区设置的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发卖。铁业官营的形式，是由在产铁区设置的铁官负责采冶铸造，发卖铁器。 这项制度实施，使国家独占国计民生意义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可以供给皇室消费以及钜额军事支出。当时，人民的赋税的负担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并且还有羸馀。不过官营盐铁却给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制农具粗劣不合用等。 均输制度 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负责运输各郡国的贡纳物品；平准制度，就是平抑市场物价，由大司农在就城设立平准官，将各地运到长安的货物，在京师市场上出售，利润上归国。并且“贾则卖之，贱则买之”，平抑市场物价。既保证对京师百姓的供应，又避免商人藉机弁取暴利。 重农抑商 汉武帝时代采取“算缗”和“告缗”打击商人的政策。元狩四年，推行“算缗钱”制度，规定商人、兼营手工业的商人以及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其资产。商人有财产不申报或申报财产而不确实的，处罚他们到边疆戍边一年，另外没收他的财产。元鼎四年，汉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鼓励民间相互告发违反“算缗”法令的行为。规定将所没收违法商人资产的一半奖励给告发者。“算缗”和“告缗”的推行，政府的收入增加许多，商人受到沉重的打击，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集权地位。 科技 众所周知，汉武帝刘彻，以其武功开辟了广大疆域，但武帝对科技的贡献，却是鲜为人知。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武帝时有了长足的发展，很多项目都处于了世界领先地位。一、农业机械的发明与改进。根据当时耕种的需要，特别是广为普及的深耕和条播的需要，武帝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专门研制和改进家具，如：锄头、耙、锸、镢等等常用的农具，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并把铸造和制作的先进农具，通过地方各级政府进行推广使用，使先进的农具与农业生产者充分结合，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生产力，为全国范围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率创造了条件。二、水利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水患，二是兴修水利。汉武帝在位时兴修的水利工程最着名的有糟渠、白渠、龙首渠等。武帝亲自指挥，堵塞多年未修复的黄河瓠子决口时，采用草包实土，逐渐增加密实程度的堵塞决口的方法，至今还在使用。特别是xj“坎儿井”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提高了当地的灌溉率。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大大减少了水旱灾害，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提高。三、冶金技术迅猛发展。由于铁业由国家经营，资金、运输、人力、物力都有可靠的保证，同时国家还调集许多精通冶金技术的人才，指导各地铁的生产，为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生产规模条件好，反复实验的机会多，技术就更加成熟。据统计，西汉时期铁的产量是战国时期的三至四倍，各项炼铁工艺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四、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加深了汉族和西域各族之间的交流。在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的频繁往来中，欧洲人开始来到中国。相互学习交流，还引进了大量的诸如大蒜、核桃、芝麻等种植，促进了种植业的发展。另外，武帝对科技事业的支持，力度也是空前。凡有一技之长者，皆为立官，因此也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人口 武帝期间，实际人口自三千六七百万降至三千二百万左右，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十三四。而前述平阳侯国在此期间户数竞减少了44%，原因在于全国各地情况不同，实际人口下降幅度不同，隐匿虚投程度也不相同。一般说来，越是交通便利、地近京畿、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越大，人口减少越多。武帝意在限制、削减侯国，通过种种手段(如徒陵县、削户等)，对侯国的户口增殖产生不利影响，加上侯国的户口一般不可能虚报，所以侯国的户口数减少更多，平阳侯国就属这样的殊例子。 社会 前期 经过文景之治的数十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国家和民间的经济力量有了明显的积聚和提升，国家的钱财与粮食相当充实与饱满，人民普遍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西汉开国之后，初期的几位皇帝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用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政策，减轻赋税，又废除几项秦代严厉的法律，例如挟书律、诽谤罪、妖言令等，使得当时的社会较为安定稳固，政治较为廉洁清明，得到了普遍民众的爱戴与拥护。 后期 然而汉武帝多年北伐匈奴、征讨四方，加上武帝本人生活的享受，以及严酷的刑罚与经济政策的推行，产生不少社会问题。 第一个问题：表现在兵连祸结，百姓因此受尽困苦。汉武帝的军事征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的头上，另外国力的过度浪费，武帝末期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武帝末年的全国人口，比初年减少了400万人。 第二个方面：汉武帝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在生活上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汉武帝曾多次巡游全国，每次巡游都带着众多官员浩浩荡荡出发，他所到之处，皆是大肆铺张、奢侈浪费，都带给当地的官吏与民众沉重的负担，另外在任内推动许多大型土木建设工程，他把原有的甘泉宫加以扩大，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皆是富丽堂皇、规模非常宏大。 第三个方面：危机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巫蛊之祸爆发后。仅在长安城内，死亡人数就高达数万人，还有不少朝廷百官卷入其中，动乱结束后，朝廷有一半官职的位置空出来。 汉武盛世(4) 文化 西汉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继周代之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赞美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割据地方的分裂势力完全被平定。秦隶终于成为西汉帝国所通用，完成文字上的统一，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发挥的宽阔舞台，诱使他们充份表现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当时许多身分低下者受到提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使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备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况。 学术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以“功臣”为行政主体和以“功臣子弟”为行政主体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以“贤臣”和“能臣”为行政主体的历史转变。而以董仲舒、公孙弘为首的儒学之士纷纷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在这一时期，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专制政治体制得以成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基本形成，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不但确立儒学在百家之学的主导地位，更延续两千多年。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聘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结束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从而为中华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教育 汉武帝元朔五年，创建太学，是接当时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国家得到未来的人才。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元帝增加到一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曾经兴建校舍“万区”。 太学的成立，助长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推手，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转变，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机会，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机会到朝廷做官。 思想 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大力推行儒学，在长安设太学。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也有弊端，就是不利于思想多元化的发展。 外交 发动战争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5] 出使西域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着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开拓疆域 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卫满朝鲜置汉四郡，南灭百越开疆万里，北破匈奴收复河套置五原郡、朔方郡，攻占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修建外长城居延塞、光禄塞将边境推向戈壁沙漠，西征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外交 发动战争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出使西域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着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开拓疆域 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卫满朝鲜置汉四郡，南灭百越开疆万里，北破匈奴收复河套置五原郡、朔方郡，攻占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修建外长城居延塞、光禄塞将边境推向戈壁沙漠，西征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元和中兴 元和中兴，是指唐朝唐宪宗在位时因治国有方，国家政治一度回到正轨的时代，视为中兴之局。 中文名 元和中兴 释义 治国有方，国家政治回到正轨 朝代 唐朝 开始时间 元和元年（805年） 结束时间 元和十五年（820年） 名字由来 唐宪宗在位期间之年号。 由于唐宪宗在位是用元和，为其在位期间之年号，因而得名。 唐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治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 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盛况。 元和年间，政府财政情况有所好转，同时吐蕃势衰。 各地藩镇在长时间的战乱中，实力也有所削弱，借助这大好形势，唐政府“以法度裁制藩镇”，陷于强藩多年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又归中央政府管辖，唐王朝复归于统一，史称“元和中兴”。 背景 中唐以后，唐朝国势衰落。国家出现藩镇割据的问题，部分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自成一国，影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了中央的统治力量。当中特别以河朔三镇最为跋扈。 唐德宗在位时，有鉴于中央兵力不足，故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但流弊渐生。唐宪宗即位后，决心“以法度裁制藩镇”，便着意用兵对付强藩，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经过 首先，唐宪宗纳宰相杜黄裳之议，征伐不服之藩镇。 同时，整顿江淮财赋，以增加财政收入。 并且，利用藩镇间矛盾，取消宦官监军。 元和元年（805年），先以高崇文讨平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旗开得胜，又使河东节度使严绶讨伐夏绥留后杨惠琳，收复夏绥。 元和八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田兴受镇兵拥护掌权，中央任命为节度使，遂归顺中央，赐名田弘正。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割据申、光、蔡三州，宪宗发兵近九万人进讨，久战无功。十二年（817年），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宪宗派李愬讨平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申、光二州守军亦降。 后横海节度使程权奏请入朝为官，朝廷收复沧、景（治今河北景县东北）二州。 幽州（今bj）刘总上表请归顺。 成德镇上表自新，献德、棣（今山东惠民东南）二州。 贬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为驩州司马。 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淄青李师道亦平，收复淄青十二州。 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暂告结束。元和十五年（820年），成德镇王承宗病死后，其弟王承元上表归降。 自广德（唐代宗）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2]的局面，至此大致结束，史称“元和中兴”。 后续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因皇位继承问题，宦官内常侍陈弘志和王守澄合谋毒死宪宗，宪宗死，穆宗继位。 因处置藩镇不当，激起卢龙军朱克融的兵变，田弘正（时领成德节度使）被王廷凑所杀，魏博节度使田布亦为史宪诚所害。河朔三镇复叛。 评价 “元和中兴”，是旧史家对唐宪宗统治时期重振朝纲的赞誉之辞。 然而，只要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兴”实际上并无多少复苏发展的成分，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相去甚远，与前后数朝相比也没有明显起色。唯一令世人感到扬眉吐气、让史家为之叫好的就是在打击藩镇、壮扬国威方面所取得的一定成就，尚有“中兴”可言。 元和中兴只是唐中期政治上的一度振作，宪宗虽然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割据的根源。宪宗死后，各藩镇重又变乱或不禀朝命，且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建中之乱 唐德宗即位、唐德宗改元兴元 前因：唐德宗即位 779年，唐代宗李豫去世，唐德宗李适即位，年号建中。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德宗李适任用杨炎为相，颁行两税法，锐意改革。 唐代宗李豫剧照（727年1月9日－779年6月10日） 后果：唐德宗改元兴元 784年，唐德宗赦免叛乱藩镇，颁布大赦诏书，不再削藩。 唐德宗李适（742年5月27日－805年2月25日） 过程始末 一、唐德宗想要振兴大唐 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唐德宗本想借此机会削弱藩镇势力，但因处理藩镇措施不当，引起各地藩镇相机叛乱，唐德宗被迫逃出长安，史称“建中之乱”。 唐德宗即位后，一心想要重振大唐。他启用杨炎为宰相，整顿经济，想要实现唐朝中兴。可唐德宗治理刚有成效，各地藩镇之乱又起，故事要从河北藩镇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说起。 二、李宝臣去世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生前势力庞大，他所在的成德藩镇不仅是河朔三大叛镇之一，再加上河北地区的几个节度使互相结为军事同盟，朝廷一时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 李宝臣死后，他的儿子李惟岳按照惯例，向唐德宗请求继承自己继承父亲节度使的职位。可一直想要削藩的唐德宗另有打算，他看李宝臣才去世不久，成德镇内部局势不稳，想借此机会削弱藩镇势力，派遣朝廷官员去治理成德藩镇，于是拒绝了李惟岳继承父职的请求。 唐德宗想法虽好，可没有考虑河北藩镇的实际情况。李惟岳请求继承成德节度使职位未果的消息传出，魏博节度使田悦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也坐不住了，他们看出唐德宗的削藩意图，为了保证自己藩镇节度使的位置能够代代相传，纷纷调兵遣将，举兵支持李惟岳与朝廷抗衡。 大战一触即发。唐德宗四处征调军队，他不仅从其他藩镇调兵，甚至还派出了禁军神策军，目的就是扑灭河北的叛军。 三、建中之乱 在唐德宗的命令下，和李宝臣向来不和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也趁机出兵成德，抓住机会痛击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 朱滔先是收买了李惟岳手下大将张孝忠，接着又在战场上设计，命人提前绘制大象等图案，拿到阵前挥舞大喊，李惟岳军队的战马受惊，因此溃不成军。李惟岳麾下的另一员大将康日知见局势不妙，也投靠了朝廷，李惟岳势力受到了重创。 李惟岳处境艰难，没想着如何笼络人心，反倒开始疑心下属，尤其是与他有亲戚的大将王武俊。王武俊处处受到提防猜忌，一气之下杀了李惟岳，带着李惟岳的首级投靠了朝廷。 本来帮助李惟岳的魏博节度使田悦，也被朝廷大军围困在自己的地界上，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则病逝，他的儿子李纳暂时掌握军队，但也不敌不过朝廷的军马。胜利似乎近在眼前了。 不过，就在这时，唐德宗做出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决策。唐德宗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喜过望，觉得平定叛乱指日可待。唐德宗将成德的土地一分为三，分别让王武俊、张孝忠和康日知三人统领，同时再派朱滔攻打李纳，想要把淄青节度使的权力也一并削弱。 唐德宗以为自己能够一举两得，既分割藩镇势力，又能安抚降将。不过，实际发展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投降朝廷的王武俊觉得，自己杀了李惟岳，为朝廷立下了头功。如今不但没能接替李惟岳执掌成德藩镇，地位却与其他功劳没自己大的人平起平坐，心中很是不平。 唐中后期藩镇局势图 四、唐德宗出逃长安 朱滔也对朝廷很不满意，他觉得自己打仗没得到多少好处，要是其他藩镇都被削弱，那接下来受威胁的就是自己了。想到这里，王武俊和朱滔联合起来加入叛军，与朝廷抗衡。 如此一来，双方实力来了个大洗牌，更要命的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随后加入叛军，几大藩镇联合起来攻城掠地，朝廷一时之间难于抵抗。 为了尽早平叛，唐德宗赶紧调兵增援，其中被征调的就有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的五千名士兵。因为当时军情紧急，士兵们不得不冒着雨雪前行，他们一路跋涉艰难，来到了长安脚下。 泾原士兵都是知道自己要去战场上搏命，想在出征前得到朝廷丰厚的赏赐，可此时战争损耗太大，朝廷财政难以为继，发不出来多少军饷。五千多名士兵当场翻了脸，索性进攻长安。 唐德宗听闻泾原士兵叛变，被迫逃出长安，暂时驻扎在了兴元府（今陕西汉中）。 四镇之乱又称建中之乱 结论： 建中之乱让唐德宗削弱地方藩镇的尝试失败，从此再不信任藩镇将领，重新启用宦官，由宦官掌握神策军军权，为唐代中晚期宦官乱政埋下了伏笔。 大中之治 大中之治，是指唐朝的唐宣宗李忱（第十六位皇帝[1]）在位时期的治世。 唐宣宗即帝位后，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 因此，唐宣宗被认为是和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的缔造者（汉文帝、汉景帝与唐太宗）一样的明君。 中文名 大中之治 朝代 唐朝 相关人物 唐宣宗李忱、魏谟 类型 政策 举措 唐宣宗勤于政事，孜孜求治。 他先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 后又支持佛教发展，来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 在政治上，他努力效仿唐太宗，以“治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为座右铭[1]。 在经济上，宣宗一反武宗灭佛的争议，重新支持佛教发展，恢复佛教势力。 会昌年间，薛元赏一度控制住神策军。大中时期，薛元赏随李党失势被贬，宦官对神策军又取得控制权。 在位期间，唐宣宗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 对外唐宣宗不断击败吐蕃、回鹘、党项、奚人，收复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占领的大片失地。 唐朝国势有所起色，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渐富裕，抑制宦官势力过分膨胀；使十分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史称“大中之治”。 主要影响 “克复河湟，拓疆三千里外。告成宗庙，雪耻二百年间。” 使得大唐国势复振。 评价 因此，对于宣宗在位前期，史上对唐宣宗评价极高： 百吏奉法，政治不扰，海内安靖几十五年。——《唐鉴》 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旧唐书》宣宗本纪 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 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1] 宣宗自临驭，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慑气。繇是政刑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馀年间颂声载路，而帝道皇猷始终无缺，虽汉之文景不过是也。——《册府元龟》 由于宣宗在位时的年号为大中，故史家以“大中之治”称之，并且将大中之治比作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将唐宣宗比作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太宗一样的明君。 过失 但是，大中十一年之后，宣宗开始疏于政事，沉溺于长生术，“颇好神仙”。 宦官权势又呈复兴之势，甚至还从东南财赋之地攫取大量的经济特权。 大中十二年以来，南方军乱不断，容管、岭南、湖南、江西、宣歙、武宁等藩镇相继爆发军士逐帅事件。大中十三年，武宁（徐州）节度使康季荣因不恤士卒，被士卒所逐。 大中十三年，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更在浙东爆发，当时距唐懿宗继位还不到半年。 很大的原因是宣宗纵容地方大员贪污腐败，例如荆南节度使杨汉公大中中期以贪鄙而征入朝廷，宣宗授其同州刺史。各地藩镇竞相仿效，纷纷向宦官行贿，终于导致兵变发生。 《新唐书》说，“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 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论“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其评价与《资治通鉴》的大力歌颂，简直有天壤之别。 永宣盛世(2) 虽然明仁宗朱高炽有意将京师迁回南京，并准备开始实施定且把bj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但是他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迁都南京计划因而搁浅。 明宣宗朱瞻基并未参与其父的迁都南京计划，其政策不偏向北方。这样，bj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 改革吏治 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需非常劳心。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到21世纪。 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夏原吉、蹇义的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期间（1424—1435）成为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代。 明仁宗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着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bj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明成祖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 严格用官 仁宣时期改革科举取士法，严格任用和考察官吏制度，严厉控制宦官，打击贪官污吏，使吏治清廉。在用人制度上，也改变了前朝偏重进士，排斥吏员的现象，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从明仁宗始，设立巡抚制，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督察。通过一系列打击整肃，贪赃行贿现象逐渐减少。赵翼《廿二史劄记》称：“故为守令者，无不洁己爱民，耳公于清议。” 明宣宗有几句名言，一句是“省事不如省官”。某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一名专门管理粮政的布政使司官员。明宣宗认为国家的赋税有常额，不能养冗官，驳回了他的要求。还有一句是“安民为福”。因某工部尚书建议修建山西圆果寺的佛塔，好为国家求福，而朱瞻基认为百姓安定就是国家的福气，用不着借修佛塔来“求福”，故斥责了他。 经济 永乐时期 永宣盛世的出现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明成祖朱棣生于乱世，深知以农为本的道理，也深知农事之艰难。他重视农业，注重民情，兴修水利。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他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永乐十三年（1415），明成祖重新疏通了大运河，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洪熙时期 明仁宗即位后积极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他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困境。他在短暂的统治时期，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明仁宗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他告谕户部说：“农者生民食衣之原，耕耘收获，不可失时。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当用人力者，皆候农隙，前代盖有不恤农事而以谣役妨耕作召乱亡者矣。不可不谨。” 明仁宗特别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洪熙元年（1425）二月，明仁宗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务和劳役。 宣德时期 明宣宗即位后同样延续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曾说：“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悔轮台，炀帝遂以亡国，玄宗卒至播迁，皆足为世大戒。”明宣宗了解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他外出返京，看到几个农民正在耕田。他亲自到田间同农民谈话，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他感慨地对随从诸臣说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觉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头劳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回京后，明宣宗作《耕夫记》一文，给蹇义、杨士奇等近臣看，其中说：“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 此期间的粮食产量继续增长。洪武年间平均每年税粮二千余万石，永熙宣年间平均每年税粮增至三千一百余万石。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官私手工业蒸蒸日上，采铁、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以及特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在质量上均超过了前代水平，在数量上也成倍增长。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特别活跃。仁宣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明代的极盛水平。 社会 明代永宣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构成，大抵可以分为基本收入与额外或业余收入两大类，且呈现出社会等级性。基本收入是明代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维系家庭生计的基本物质保障；业余收入主要是指基本收入之外的额外收入。在基本收入大体稳定的情况下，生活质量的改观，无疑有待于业余收入的增加。其社会保障政策主要由荒政、养老、存恤孤贫以及优抚军人等方面组成，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诸如救荒政策不力、养老政策受惠者极少、养济院经营奸弊百出及优抚将士差距甚殊等，导致了社会严重的流民问题。 永宣时期，农业经济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与农业分离的倾向也愈加明显，在东南沿海以及长江、大运河沿岸尤甚。在这样的基础上，城市日益繁荣发展起来。明代的城市，不仅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前代，而且呈现出种类繁多的特征。据《上海通志》记载，明朝永乐年间，出现民信局，又称信局，上海县有协兴昌等信局。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日益繁荣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里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于是，形形色色的文化人便应运而生。他们分别以己之所长，在城市里经营谋生，同时客观上也为明代城市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人的出身一般有三种：一是破落士绅子弟，二是科场失意的士子，三是略通文墨的下层市民。他们靠撰写戏文乐谱、演戏、说书、弹唱、演杂技、绘画、教书、记帐、行医、相面、算命、拆八字、看风水等等以为生计。 永宣盛世(3) 文化 永乐时期 永乐时期最大的文化活动就是编纂类书《永乐大典》，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地系统整理。永乐元年（1403）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集中了2100余名各层次学者，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其中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它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自有重要地位。 除此，明成祖还组织学者编纂《明太祖实录》《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列女传》等史地、论理纲常、阐扬儒家思想的书约30多种。时间显短，成就可观。后人对此评价说：“帝（成祖）方内兴礼乐，外怀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可以想见永乐时期文化之盛。[3] 仁宣时期 明仁宗和明宣宗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明仁宗在思想上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他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明仁宗在后宫之中也不恋女色，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张皇后非常贤惠，与明仁宗相敬相爱；谭妃也是一位贤内助，在明仁宗死后自缢殉节，被谥为昭容恭禧顺妃。明仁宗对科举制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明仁宗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这个时期图书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又建造“通集库”“皇史晟”以藏古籍、档案。内阁藏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艺术 永宣盛世是明朝艺术的黄金时期。历时仅33年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在中国文明史上留下璀璨一页。在这段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复兴的文化都透过遗存的文物闪耀出璀璨的光辉。明代永宣时期在众多艺术门类的创作之中，大都取得了傲视古今的成就。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属器等各门类工艺美术创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证着明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巨大作用。 永宣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jdz御窑瓷器完全摆脱了元代瓷器的影响，开创了以器物大小适中、胎体厚薄适度、装饰纹样疏朗、文人气息浓郁等为特点的御用瓷器新风貌。这一风格的形成，与擅长丹青、深谙艺术的永乐、宣德皇帝的审美趣味有密切关系。当时jdz御窑厂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所烧造的瓷器品种多达30多个，可谓品类丰富、洋洋大观。特别是其中的青花、甜白釉、鲜红釉瓷，被后人誉为“三大名品”，其青花瓷器则被推为明代青花瓷器之冠。永乐和宣德时期被称为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明、清jdz御窑厂所烧造瓷器品种中的绝大多数在此时都已具备。永乐的青花瓷器，胎釉精细、釉层肥润、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宣德青花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厚，釉面多桔皮皱，发色浓艳，青花纹饰以花卉、动物、龙纹及人物故事为题材。宣德青花瓷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相比，其烧制技术达到了峰，成为中国瓷器名品之一，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jdz陶录》评价宣德瓷器：“诸料悉精，青花最贵。”明代晚期，社会上刮起一股收藏和鉴赏古董之风，永乐、宣德御窑瓷器凭借其优良品质和文人品评，备受世人追捧，价格骤增至与宋代官、汝窑瓷器相匹敌，由此亦造成仿制永乐、宣德御窑瓷器之风盛行。 人口 明朝永宣时期人口变化不是很大，总体上稳定在五六千万之间。根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初年，明朝总户数为户，人口为人。根据《明宣宗实录》，宣德末年，明朝总户数为户，人口为人。 军事 改革编制 明成祖统治时期军事组织在武装力量的结构方面经历了四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取消了护卫；第二个变化是把大部分驻在南京的京卫调到北方，并把某些北方的部队提到亲军的地位，这就使驻bj的京卫成为帝国中最大的一支部队；第三个变化是在京师设营，士兵们通过营定期从地方部队轮换去边境防线服役或进行征战，并在营中操练和受训；第四个大变化包括在长城沿线组织边防的镇，这个措施是永乐帝对付这条边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战略的组成部分。 整顿军务 明宣宗试图清除军事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分勒索。他们非法地使用士兵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侵吞他们的军饷和口粮，扣发他们的冬装。这样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败坏了士兵的士气，助长了开小差，进而破坏了整个军事组织和严重地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 永宣盛世(4) 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纪律，明宣宗从宣德元年（1426）到三年（1428）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另外，明宣宗在宣德三年（1428）颁布了关于征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规定，条款从8条增至19条；四年（1429）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营私舞弊的条款22条。同年，他为了表示对军事和提高军队士气的关心，在bj郊外举行了一次王朝最令人难忘的公开军事检阅。京师在训的部队定期随御驾巡视北方边境和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 进军漠北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开始，明成祖御驾亲征率领明军北伐漠北。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骑，迫使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明成祖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明朝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 永乐十年(1414)，明成祖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永乐帝班师回朝。 永乐十七年（1421），明成祖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蒙古势力遭到明成祖的连续打击后，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变前都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但即使是土木之变，明朝也是迅速动员兵马取得了bj保卫战的胜利。 平定叛乱 明宣宗登基之后，摆在明宣宗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明宣宗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他的皇叔汉王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被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朱高炽病逝，明宣宗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他经过精心的准备后也像他的父亲朱棣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 稳定边防 明宣宗担心秋高马肥时胡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明宣宗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矢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 安南人黎利反叛，屡次打败官军，并请求朝廷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明宣宗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明宣宗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国也就是交趾国，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实行土司制，归属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设卫所；在hlj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其疆域远在汉唐之上。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大明的属国。 民族 明成祖认为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慎重，“四夷顺，则中国宁”，只有安定四方，才能长治久安。因此，他注重从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并注意政策的实效；在军事上剿抚并行；经济上减免税负，加强贸易往来，实施屯田；文化上，积极推广中华文明。 永乐时期，明成祖继承明初朱元璋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些有效作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同时顺应蒙汉交流的历史大趋，改变洪武朝与蒙古等少数民族之间贸易限制政策，推行明蒙之间的通贡互市政策。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发展与蒙古诸部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择明蒙交界近边之地开设马市，允许蒙古部落与明朝互市贸易、交换，并对其加强管理。这些措施，尽管因受明蒙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存在一些局限，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明蒙间冲突对抗的复杂关系，为开启明代蒙汉民族“通好”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明仁宗在位期间，选派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被合并已有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朱棣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外交 海外交流 明成祖朱棣登极后不久，就依照洪武初年的建制，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市舶提举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以加强管理正当的中外贸易和友好交往。并且不断地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臣，仅永乐元年（1403）就派宦官出使各国达三次之多：九月十五日，朱棣遣宦官马彬等出使爪哇国，并诏谕苏门答腊、西洋琐里等国；同月二十四日，遣宦官李兴等出使暹罗；十月十三日，宦官尹庆奉使诏谕满剌加、柯枝等国。从此开了宦官出使外国的先河。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宏为副使，率水手、官兵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自此以后于永乐五年（1407）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多年间，郑和又先后六次出海远航。郑和七下西洋，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教圣地麦加。 明仁宗时期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 明宣宗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明宣宗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朱棣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再通西域 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tlf、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主要影响 永宣盛世时期，对西南的四川西南部、贵州全境、广西北部、云南东部（云南的西部置乃是历史上的南诏国）、湖广西部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流并治、改土归流改革，拓宽了国土的农耕面积。据《明史》七十七卷载：永乐初，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处、地僻处、输粮艰难处、屯百名兵民者，委以百户；屯兵三百名者，委以千户；五百名以上者，委以指挥提督之”。垦荒屯田“永不起科”，这是破格地最大优惠地鼓励在和平环境下，兵无战事而转向西南当地屯田垦荒。只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屯田、垦荒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得到特级的照顾和优惠。于是出现了军屯于田、民乐于业的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个时期，西南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开创了33年的繁盛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盛世之一。永乐皇帝在位期间，郑和下西洋远播中华文明，大型丛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则空前系统地梳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洪熙、宣德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这段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复兴的文化都透过遗存的文物闪耀出璀璨的光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属器等各门类工艺美术创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证着明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巨大作用。 石亭之战 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对江淮地区进行激烈的争夺，都伺机寻歼对方主力。公元228年，吴国鄱阳（今江西鄱阳）太守周鲂用诈降诱敌之计致书魏国曹休，表示愿意叛吴归魏，请求曹休派兵接应。曹休中计，率军10万向皖（故治今ah潜山），与另外两路魏军同时深入吴地。孙权率军进驻皖口（今ah怀宁皖水入江处），派陆逊、朱桓、全琮各率兵3万，迎击曹休于石亭（今ah桐城境）。陆逊等三路吴军同时向曹休的军队冲杀、追击，斩俘魏军1万余人。 背景 228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孙权派遣番阳太守周鲂秘密求助已为北方所知名的山越宗帅，想让他们去诳诱魏扬州牧曹休。周鲂说：“山民宗帅地位低贱，不足以依赖信任，事情如有汇漏，不能使曹上钩。请派亲信带着我的书信去引诱曹休，说我受到责难，害怕被杀，打算以郡归降北方，请求派兵接应。”吴王同意。当时不断有尚书郎到周鲂处查究各种事情，周鲂因而来到番阳郡门之下，剪下头发谢罪。曹休听到后，率领步骑兵十万人向皖城进发接应周鲂。魏明帝又命司马懿向江陵方向、贾逵向东关方向，三路大军同时进发。 过程 厉兵秣马 八月，孙权到达皖城，任命陆逊为大都督，赐予黄钺，手执马鞭接见了他。又任命朱桓、全琮分别担任左右督，各领三万人迎击曹休。曹休知道被欺诈，仍然仗恃人多，打算就与吴国交战。 朱桓对孙权说：“曹休本因是皇亲国戚而被任用，并不是有勇有谋的名将。今如交战必败无疑，败后必逃，逃走时肯定经由夹石、挂车。这两条道路都很险要狭隘，如若能让一万士兵用柴断路，那么可把他的部众全部俘虏，甚至可以生擒曹休。请求用我的部队断路，若蒙上天神威，使得曹休自动投降，我们就可乘胜长驱直入，进而攻取寿春，割据淮南，划分许昌、洛阳，这是万世难逢的良机，切不可失！”孙权以此询问陆逊，陆逊认为不可，于是没有采取行动。 曹休大败 尚书蒋济上书说：“曹休深入敌方境内，与孙权的精锐部队对垒，而朱然等在长江上游，正处于曹休背后，我看不出什么有利之处。”前将军满宠上书说：“曹休虽然明智果断但很少用兵，这次他的行军路线背靠湖泊，傍依长江，容易进军，难以退却，这是战争中易于受阻之地。如果大军进入无疆口，应该严加戒备。”满宠有表章还未得到答复，曹休陆逊已在石亭开战。陆逊自己统率中路大军，命朱桓、全琮分别为左、右翼，三路并进，冲击曹休埋伏的部队，乘势把他们赶走了，吴军在后追杀，直抵夹石，斩杀、生擒一万余人，缴获牛马驴骡车辆上万，以及几乎全部的军资器械。 贾逵救援 起初，曹休上书请求深入吴地以接应周鲂，明帝命令贾逵率兵向东与曹休汇合。贾逵说：“贼兵在东关没有防备，肯定是在皖城集合部队，曹休深入与敌作战，必定失败。”于是部署各将领水路陆路同时并进，行出二百里，擒获吴国人，说曹休大军战败，吴国正派遣兵士阻断夹石通路。将领不知怎么办好，有的想等待后继部队。贾逵说：“曹休对外兵败，对内路绝，进不能战，退不能还，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恐怕支持不到天黑。敌军因为没有后续部队，所以只追到夹石，现在我们急速进军，出其不意，这就是所谓的‘先声夺人，以挫伤敌人的土气’，敌兵看到我军来到，一定退走。假如我们等待后援，敌军已将险路切断，兵虽多又有什么益处！”于是以加倍的速度行军，没途设下许多旌旗战鼓作为疑兵。 结果 吴国人从远处看到贾逵部队，惊恐撤走，曹休于是才得以返回。贾逵据守夹石，供给曹休士兵粮草，曹休部队才振作起来。开始，贾逵与曹休关系不好，等到曹休失败，依赖贾逵才得幸免于难。 影响 石亭之战魏国出动大军，然而损兵折将，曹休不久病死，魏国也一直到东兴之战，才再次发起来大规模的攻吴行动。蜀汉诸葛亮听说曹休战败，魏军东下，关中虚弱，再次北伐，但因曹魏陈仓郝昭的出色指挥，无功而返。石亭之战后一年，孙权称帝，威名大震。 濡须坞水战 濡须之战是发生于东汉末年至三国后期，吴国与魏国之间前后共计四次的战争。因战场主要在濡须附近而得名。 曹操亲征濡须，逐渐占据上风。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退走，并遣使求降。 在曹操去世后，曹魏又对濡须发起两次进攻，曹仁惨败于朱桓，司马昭惨败于诸葛恪。 背景 东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重要性在于，如果东吴丢失濡须口，魏军就可以进入长江，进而攻占牛渚（采石矶），逼近建业（南京），所以，东关为天下兵家的必争之地。 濡须最早进入东吴政治集团视野。东吴将领陈武仁厚好施，在庐江郡（濡须是在庐江郡的境内），无论是乡里人，还是远方客，大多依讬于陈武。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决定将都城从京口（镇江）“徒至秣陵”，即南京，张纮对孙权说：“秣陵的山川一带有帝王之气，如果明公在此建都，一定能成大事，不过秣陵名字不吉利，不如取名建业。”孙权于是下令兴建石头城，这就是南京又叫石头城的来历。这次迁都标志着孙权势力范围的政治中心向西移动，开始向长江中游发展。 孙权深知，在赤壁之战中遭到惨败的曹操一定会再来伐吴。当时，含山、无为已经属于孙氏控制。曹操要渡江伐吴，必定要从巢湖，经濡须水口，进入长江。孙权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濡须水口不保，长江岸防就会门户大开，魏军就可以随时直逼都城建业。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孙权一面迁都秣陵，一面派兵在东关修筑防御。孙权在濡须山上筑城立关，在七宝山上建西关，两关对峙，中有石梁，凿石通水，为险关津道。孙权又在吕蒙建议下，修筑形似堰月形的濡须坞。到了后世，12世纪的南宋王朝在此基础之上，对濡须坞进行扩建，并称之为偃月城。 战争序幕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经历了赤壁之战的大败。此后，经过几年的休整，一代枭雄的斗志不减。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一面向关中、陇右地区扩张势力并威服各类胡人，一面开始在淮河以南同孙吴势力展开争夺。 曹操深知巩固江淮地区这条战略防线的重要性，如果合肥、庐江、巢湖一线失守，那么其势力就要退到淮河以北。这样魏吴双方都把目光聚焦到东关濡须口，长达40年的魏吴濡须之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战役前期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率领着大军南下而出濡须，号称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 孙权以甘宁领兵三千为前部督，自率七万主力进驻濡须。孙权方的将领周泰也率领军队前来抵挡曹军。[4][5] 孙权密令甘宁夜袭曹营，挫其锐气，为此特赐米酒。甘宁选手下精锐一百多人共食。吃毕，甘宁用银碗斟酒，自己先饮两碗，然后斟给他手下都督。都督跪伏在地，不肯接酒。甘宁拔刀，放置膝上，厉声喝道：“你受主上所知遇，与甘宁相比怎样？我甘宁尚且不怕死，你为什么独独怕死？”都督见甘宁神色严厉，马上起立施礼，恭敬地接过酒杯饮下。然后，斟酒给士兵，每人一银碗。至二更时，甘宁率其裹甲衔枚，潜至曹操营下，拔掉鹿角，冲入曹营，斩得数十首级。此番造成魏军极度恐慌，误以为东吴大军来袭而起身备战，纷纷举起火把、擂鼓呐喊。等到曹兵反应过来时，甘宁已经撤退，回到了东吴军营。[6]当夜，甘宁见到孙权，孙权笑着说：“这也够把老头子（指曹操）吓一跳了吧，只是想试试你的胆子罢了”，于是赏甘宁绢一千匹，战刀一百口，并增兵二千。并称赞道：“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甘宁字兴霸)，足相敌也。”[7] 战役后期 曹操出击濡须，派遣水军作油船，夜渡洲上。孙权派遣水军将领（将领无名氏）去权前往围取曹操水军（将领无名氏），俘获曹操水军三千馀人。曹操水军的沉没溺亡者亦有数千人之多。[8]此战，孙权水军大胜，于是曹操水军坚守水寨不出。 一天，孙权借着晨雾，乘轻舟去曹营前观察，舟行至五六里接近曹营。孙权命军士擂鼓奏乐，曹操见吴军整肃威武，随后下令弓弩齐发，不让吴船靠近。不一会，孙权的轻舟因一侧中箭太多，船身倾斜，孙权令调转船头，使另一面受箭，船慢慢平衡过来，这才安全返航。这便是着名的“草船借箭”历史原型。[9] 后来，孙权数次前来，欲再度重施草船借箭之事。而曹操在有了前车之鉴以后，坚守不出。孙权于是亲自前来，乘轻船，从灞须口来到曹操的水军营寨前。曹军诸将都以为是挑战者，准备攻击他。曹公则说：“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曹操下令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孙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曹操见孙权的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再次感叹说：“生儿子应当如孙仲谋（一样），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 曹操在熟悉了濡须水口地理环境后，用重兵围攻孙权的江西大营，俘获了镇守江西大营的东吴都督公孙阳。而东吴军队善于水战，虽然江西大营被曹军攻破，但濡须坞依然掌握在吴军手中。 战役结束 春雨渐多，孙权给曹操写信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附上一张字条，字条上写道：“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拿着信对手下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也”，便主动撤军。曹操于四月回到邺城。 第一次濡须之战，在两军相持一个多月，最终，曹操北撤。 第二次濡须之战 战役背景 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攻皖城，魏将张辽从合肥率军出发去救援皖城，到达硖石时，听闻皖城已被攻破，于是，筑垒硖石南而还，谓之南硖戍。 同年七月，曹操征讨孙权，并在同年十月回师。因为这一次曹操的进攻目标没有被历史的记载，皖城、濡须、瓜步、历阳，都有可能是曹操此次的进攻方向。所以暂且不计入濡须之战。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孙权趁曹军远征汉中、江淮空虚之时，进攻合肥，却被魏将张辽击破。 孙权即在濡须口筑城据守，以扼控濡须水与长江交汇处。同时，以吕蒙为都督，令其率军守濡须坞，凭借以前所建的船坞，置强弩万张以拒曹军。又以蒋钦为濡须督，与吕蒙共督诸将。 战役前期 （通称居巢之战） 建安二十二年（216年）冬季，曹操治兵完毕，兴师伐吴，孙权率兵抵御。曹军进入居巢（由于皖城就在居巢的北侧，所以，曹操有可能是在建安十九年七月的南征时夺回了皖城，也可能是在此次南征时夺回了皖城），开始攻打濡须口。 当时，江淮地区的天气一直很恶劣，时常风雨交加。使得魏吴双方都受到了影响。 张辽、臧霸担任前锋，在行军过程中遭遇了持续的大雨，在泥泞不堪的路途中，前锋大军先到江边，而主力大军尚未到达。此时，江水上涨，东吴的舰船也稍稍前进。由于霖雨、水涨容易导致水灾，东吴水军可以凭借舟船而在随时可能产生的水灾中游刃有余。因此，张辽、臧霸的将士们都感到不安。眼见“将阵，雨甚”，水涨而缺船，张辽认为应该防患于未然，意欲自作主张的撤军。但是，臧霸坚持要执行曹操的屯驻命令而反对撤军，因此向张辽劝谏道：“曹公让我们屯驻，您却要撤军。曹公是那么英明的人，怎么可能会舍弃我们呢？”张辽接受了臧霸的建议（张辽已在209年假节，臧霸此时无假节）。于是屯驻了下来。等他们屯驻到了第二天，收到了曹操的撤军令，于是主动撤军。 张辽回到曹军大营后，把事情的经过说给了曹操。曹操非常赞赏臧霸的勇敢，任命臧霸为扬威将军，授予臧霸假节。 天气的恶劣也同样影响了吴军。东吴水军大将董袭率五楼船屯驻于濡须口。至夜深时，暴风狂袭，五楼船倾覆，众将士乘走舸逃走，请董袭一起逃出。但董袭大怒说：“我受孙将军的重任，在此处防备敌人，怎能委身而去，谁再说要逃走便立斩！”于是无人敢再干涉。当夜船沉，董袭淹死。孙权临时换上丧服，参加他的葬礼，对他的家属供应十分丰厚。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正月，参与攻打东吴的各路曹军，顶着连绵不断的大雨，跋涉着泥泞不堪的道路，终于在居巢完成了集结。 战役后期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二月，在天气转好后，曹军进屯江西郝谿，开始正式进攻。在曹军前锋（将领无名氏）尚未屯驻好时，吕蒙便将其攻破，使之败退。但曹操的大军很快就赶到了，并对濡须口发起了猛攻。 东吴军队在都督吕蒙、濡须督蒋钦的带领下，奋力抵挡曹军的进攻。魏将孙观在猛攻濡须口时，被流矢射伤，但仍坚持奋战。曹操事后慰劳他说：“将军受到如此重创，却表现得更为勇猛，你不是应该为了国家而更加珍惜爱惜自己的身体吗？”于是转封孙观为振威将军，但由于孙观受伤太重而最终因伤去世。 东吴猛将周泰继213年濡须之战后，又一次地率军来到濡须口参战。中郎将徐盛、偏将军朱然也都纷纷前来参战。当初，蒋钦的部下曾因犯罪而被徐盛处死。徐盛由此认为自己和蒋钦有私嫌。到了曹操攻濡须时，蒋钦早已被任命为濡须督，并和吕蒙持军统领，节度诸将。徐盛时常惧怕蒋钦因过去的事情害自己，而蒋钦常称赞他的优点。徐盛敬重信服他的品德，与众人论蒋钦的美德。 战役结束 虽然吕蒙、蒋钦、周泰等人奋勇抵抗，但东吴军队渐渐力不能支。孙权最终于二月退走。三月，孙权派遣都尉徐详前往曹营请降（在《吴主传》里，写孙权为“请降”；在《臧霸传》里，写孙权为“乞降”）。 曹操虽然在濡须地区打出了“权退走”的胜利战果，但是鉴于东吴军队的顽强表现、朝中政敌的蠢蠢欲动，曹操最终选择接受了孙权的请降，于是引军返还，遂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驻居巢。 孙权得知曹操批准了自己的请降，大喜过望，并在战后，任命吕蒙为左护军、虎威将军，任命蒋钦为右护军、典领辞讼，任命周泰为平虏将军并接替蒋钦而担任第二任濡须督。 曹操也在战后，任命温恢为扬州刺史，任命蒋济为扬州别驾。 第二次濡须之战，在曹操的猛攻之下，防守濡须的孙权被迫率军退走，并遣使请降。曹操取得了名正言顺的胜利。但曹操后方不稳，朝堂之中的反对势力蠢蠢欲动，再加上西线还有刘备进逼汉中，所以，还不具备大规模渡江条件的曹军，见好就收，退出了濡须一线，还屯居巢。 第三次濡须之战 战役背景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世，世子曹丕袭魏王爵并任丞相，该年冬，曹丕正式废汉称帝，改年号为黄初，第二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东吴孙权非但没有称帝还主动派使者请求做魏国的藩属国。魏黄初二年十一月，曹丕接受请求，册封孙权为吴王，授予印玺、绶带、册封文书、金虎符、左竹使符等物，任命孙权为大将军，使持节身份监督交州，兼任荆州牧，同时赏赐大量物品。然而孙权附魏是迫于魏国的强大，内心却很不情愿。魏国要派使臣去东吴与孙权结盟立誓，并要孙权儿子去魏国做人质。孙权百般推辞不受。曹丕大怒，决定派兵从濡须口伐吴，开始了后曹操时代濡须大战。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秋九月，曹丕令三路大军攻吴，东路以曹休、张辽、臧霸出兵洞浦口（和县临江地区），中路由曹仁领兵攻打濡须坞，西路由曹真、张合围攻南郡（江陵）。孙权派吕范督徐盛、全琮迎战，以水军抵挡曹休进攻，以朱桓任濡须督抗击曹仁，以诸葛瑾、潘璋救援南郡。 于是，接替了周泰的第三任濡须督朱桓，以5千兵力，面对曹仁的数万大军，在濡须口展开激战。 战役过程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三月。曹仁率步骑兵数万人进入濡须。魏将蒋济为了声东击西，率领五千人虚张声势，佯攻羡溪（濡须东30里），朱桓中计，分兵赶赴羡溪救援，等部队出发后，才发现曹仁大军已进逼濡须。当时朱桓守军只有五千人，诸将惧怕，朱桓说：“凡两军对阵，胜负在将领的能力，不在于士兵多寡，魏兵十分胆怯，又千里迢迢赶来，人困马乏，我和诸位将军据守高大城墙，濒临大江，倚靠山陵，以逸待劳，以主制客，就是曹丕亲征尚不足忧，何况曹仁之辈呢！”于是将濡须坞做无人把守状，并下令偃旗息鼓，外示形弱，诱魏军攻城。曹仁果派其子曹泰急进攻打濡须坞，自己领兵一万为曹泰后援，朱桓自守濡须坞以拒曹泰。于是朱桓偃旗息鼓，伪装示弱，引诱曹仁来攻。曹仁果然中计，放弃了对濡须之敌的警惕，贸然分兵，企图抢占濡须坞附近的要地中洲，蒋济对曹仁的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东吴贼寇占据西岸，将战船列于上游。如果我军进攻位于下游的中洲，无异于自取败亡，是危险的做法。”但是，曹仁没有听从蒋济的良言。[35]于是，曹仁派遣其子曹泰突袭濡须城，又分兵派遣将军常雕督领诸葛虔、王双等五千将士，乘坐油船另外袭击中洲，中洲正是朱桓部众妻子儿女所在的地方。曹仁亲自率领一万人留在橐皋，作为曹泰等人的后援。 朱桓派大将严圭阻截常雕等人的油船，自己亲自率军众袭击曹泰，火烧其营，杀伤甚多，随后并乘势反攻。大破常雕等人的魏军，斩将军常雕、副将诸葛虔，俘部将王双，溺毙、斩首魏军一千余人，俘获三千余人。曹仁遭受惨败。魏军被迫撤兵。 战役结束 第三次的濡须之战因为曹仁进行了错误的分兵，最终导致军队惨败，朱桓以少胜多，大破曹仁。魏国一方记载：“仁不从，果败。” 曹仁在一个月后，便惭愧去世。其兵马由蒋济代领。 第四次濡须之战 战役背景 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崩，曹芳登基称帝，由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但曹爽逐渐专擅曹魏朝政，“势倾四海，声震天下”。 高平陵之变后，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 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魏国权力已被司马师架空。同年，孙权病逝，东吴太傅诸葛恪掌握了东吴的朝政。 战役过程 （通称东兴之战） 吴神凤元年（公元252年）十一月，东吴太傅诸葛恪在东关地区征集人力，于东兴（今ah含山西南）濡须水上重新修复了东兴堤，左右依山各筑一城，留下数千士卒把守。由于水堤修入了魏国境内，魏国耻于受侮，大将军司马师借此上表伐吴。 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十二月，司马师上表曹芳，起十五万大军三路伐吴：西路，派遣征南大将军王昶进攻南郡（江陵）；中路，派遣镇南将军毋丘俭进攻鄂城（武昌）；东路，由司马昭担任都督，统领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共七万大军攻打东兴濡须。 胡遵到达濡须后，马上投入战斗，命令部队架设浮桥渡过湖面，列阵于东兴堤上，分兵攻打濡须东西二城。但城堡建在陡峭处，易守难攻，魏兵几次进攻都被击退。 诸葛恪从建业率四万援军日夜兼程救援濡须口。其麾下留赞、吕据、丁奉、唐咨等作为前锋。当时，东吴军队攀山西进，因山路狭窄而缓慢前进。丁奉亲率三千人马，下山后改坐舟楫顺水而下，两日赶到了濡须，并占据徐塘。此时天降大雪，魏军众将正在营内饮酒，毫无戒备。丁奉命令将士脱去厚重的铠甲，丢弃长枪大戟，只带头盔、短刀和盾牌，轻装突袭魏军前部营垒，魏军一触即溃，诸葛恪的后续大部队也陆续赶到。吴兵登上东兴堤，擂鼓呐喊，奋勇向前，魏军惊恐溃逃，争渡浮桥，人多桥断，落水和自相践踏而死者达数万人。前部将军韩综、乐安太守桓嘉阵亡。魏军烧毁营寨败退，吴军缴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粮、军器如山般的堆积，振旅而归。 战役结束 魏军战败后，司马昭曾询问众人应由谁承担责任，随军司马王仪称“责任在统帅（司马昭）”，司马昭大怒说：“司马（王仪）欲委罪于我吗？”于是下令斩杀了王仪。司马昭因为在他督领下的胡遵军、诸葛诞军遭到败绩，获罪失去爵位。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魏吴濡须之战，以东吴彻底完胜而告终。 意义 曹魏三代帝王前后四次攻打濡须水口，前后延续40年之久。魏军曾经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濡须战役中打败过了东吴，但缺乏渡江的条件，于是退出濡须，并将战略重点移向了汉中。而在其他的几次进攻中，魏军始终未能突破东吴的濡须坞防线。这道屏障有力地保障了江东的平安，免遭战火洗劫。 草船借箭 “草船借箭”是发生在濡须之战，而非赤壁之战 根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引注《吴历》，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与孙权对垒濡须（今ah巢县西巢湖入长江的一段水道）。初次交战，曹军大败，于是坚守不出。一天孙权借水面有薄雾，乘轻舟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军部署。孙权的轻舟行进五、六里，并且鼓乐齐鸣，但曹操生性多疑，见孙军整肃威武，恐怕有诈，不敢出战，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但根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引注《魏略》，孙权所坐为大船，而曹操也下令射箭。结果万箭齐发，都射在了孙权的船上，船就向一边倾斜，于是孙权便下令掉头，使“箭均船平”，然后安然回去。 由此可见，“草船借箭”的主角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并且这件事发生在赤壁之战以后五年。 楚汉之争 楚汉之争，又名楚汉战争、楚汉争霸、楚汉相争、楚汉之战等，即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至汉五年十二月（公元前202年1月），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刘邦两大集团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最终，楚汉之争以项羽的西楚败亡，刘邦建汉朝而告终。 名称 楚汉之争（楚汉战争、楚汉争霸等） 地点 今bj、河北、山西、江苏、ah、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等地 参战方 西楚、汉、九江、雍、塞、翟、韩、魏、代、赵、齐、衡山等 结果 汉王刘邦胜利，建立汉朝 主要指挥官 项羽，范增，刘邦，韩信，陈馀等 历史背景 秦朝灭亡，项羽分封天下定都彭城为西楚霸王 导火线 项羽改封刘邦到巴蜀汉中为汉王 战争目的 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 战争背景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于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病逝，中车府令赵高等人发动沙丘政变，矫诏将长子扶苏、大将蒙恬赐死，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昏庸荒淫，赵高又专权乱政，赋敛益重，戍徭无已，致使天下越发困疲，百姓苦不堪言。帝国每况逾下，十年暴政最终引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首先发动大泽乡起义，建立“张楚”政权，陈胜自称楚王，一时间天下群雄纷纷响应。九月，前楚国大将项燕之后项梁、项羽叔侄发动会稽起义，项梁自号武信君；同月，原泗水亭长刘邦亦于沛县（今江苏徐州沛县）起兵响应，称沛公。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二月，项梁召集楚地各路义军首领于薛县（今山东枣庄滕州）议事，刘邦亦率部归附项梁。是时，燕、赵、齐、魏兼已自立为王，项梁于是采纳范增建议，拥立前楚怀王孙熊心为王，仍号“楚怀王”，都盱台（今江苏盱眙）。八月，秦军最高统帅、上将军章邯在攻杀反秦武装首领魏王咎和齐王田儋后，与项梁展开了定陶之战，项梁因轻敌而战死，章邯于是认为楚地已不足忧，遂领兵北上攻打赵国，围赵王歇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平乡镇），赵王遂求救于诸侯。 章邯破项梁军，楚国上下十分震恐。刘邦、项羽弃陈留，率军东归。秦二世三年十月（公元前207年10-11月，当时十月为岁首），楚怀王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以吕臣父吕青为上柱国，封沛公刘邦为武安侯，任砀郡长，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3] 接着，楚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救赵，一路西进伐秦。以宋义为上将军，号“卿子冠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刘邦则收项梁、陈胜散军，并以此为基础西行伐秦。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刘邦西征前，先行北上收陈楚散卒，先后攻取了洛阳周边一些地区，企图夺取洛阳，经函谷关入关中，后被洛阳一带秦军出城迎击，大败南逃，在得到郦食其为代表的地方豪强支持后，改变策略，转走武关道入关中，经过几个月的转战，于汉元年十月（公元前207年10月-11月）进至咸阳郊外，于蓝田大破秦军，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入咸阳，尽除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 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公元前208年12月-前207年1月），项羽杀宋义，夺其军权，率军北上救赵，在巨鹿之战中大破王离北方边军主力，之后再连破秦军，最终秦将章邯投降。项羽为“诸侯上将军”，于汉元年十二月（公元前207年12月-前206年1月）率诸侯军进入关，与刘邦会于鸿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3]鸿门宴后，项羽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焚秦宫室，劫掠关中。 平定关中后，项羽上书义帝请封功臣，怀王回复“如约”。项羽大怒，不zy帝之命，自主分封。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立十八路诸侯，自号“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刘邦则被封为汉王，将巴、蜀、汉中分给刘邦；又将关中地区分为三部，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为雍王、塞王、翟王，合称“三秦”，企图通过他们控制关中，将刘邦困锁在巴、蜀、汉中地区。 战争起因 刘邦韬晦 刘邦被改封到汉中，初不欲就国，谋攻项羽，萧何进言曰：“汉水上应天汉。汉中，据有形胜，进可攻退可守，秦以之有天下”。 刘邦于是采纳萧何建议，屈就汉王封号，招贤纳士以图天下，同时确定了收用巴（郡治江州，今cq市北嘉陵江北岸）、蜀（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的方略。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忍忿前往汉中（郡治南郑，今hz市城东）就国，而张良亦回韩国就任韩相。刘邦去汉途中烧毁所过栈道，防止诸侯军偷袭，并借此表示无东向之意，以麻痹项羽。项羽亦于同时班师彭城。 韩信亦在此时背楚投靠刘邦，但没有知名，仅任连敖，后坐法当斩为滕公夏侯婴所救。夏侯婴与语知其有才能，向刘邦推荐韩信，刘邦拜韩信为治粟都尉。韩信对不能受到重用而欲离去，于是发生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萧何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 山东复乱 项羽以韩王（韩成）灭秦无功为借口，不让他就国而带他到彭城，废为侯爵，又把他杀了，立吴县县令郑昌为韩王。原燕王韩广不愿徙王辽东，新燕王臧荼攻杀之于无终，并其国。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齐相田荣不满项羽分封，攻打临淄王田都，田都逃到楚国，田市本被项羽封为胶东王，田荣却立田市为齐王，不让他去胶东就国，田市畏惧项羽，前往胶东就国，田荣对这个不争气的侄子大怒，派人追杀田市于即墨，又回军攻杀济北王田安。这样田荣击并三齐，遂自立为齐王，并予彭越将军印，令其击楚。项羽派萧公角攻打彭越，被彭越打得大败。 汉二年十一月（公元前206年11-12月），赵将陈馀因不满项羽分封，派夏说游说田荣，从齐王田荣处借兵，与自己三县之兵一起攻常山王张耳，张耳败走归汉。陈馀重迎立代王赵歇为赵王，赵王感激陈余，立陈馀为代王，陈馀以赵歇弱小，不去代国，以夏说为相国，驻守代地，自己留在赵歇身边，辅佐赵王。 同月，项羽密令九江王英布遣将杀害义帝于郴县。 还定三秦 在齐地田荣兼并三齐之时，刘邦在汉中也为攻袭三秦做准备。刘邦入汉中，项羽给予刘邦三万士兵。刘邦依张良计，入南郑时烧毁栈道，以防被偷袭和向项羽示意无外侵的意愿。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用韩信的计谋，结果受阻于陈仓，雍王章邯的军队在渭上堵截，刘邦打算回汉中，赵衍提议从其他道路走，结果走通，刘邦又在好畴击溃章邯，最后围困章邯于废丘。同月，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被迫向汉王刘邦投降。之后几个月，刘邦遣将攻取陇西、北地、上郡。这样，三秦除章邯困守的废丘之外全部归汉。 项羽平齐 韩王信攻下韩地十余城，项羽所立之韩王郑昌降，汉二年十一月（公元前206年11-12月），汉立韩王信为韩王。[3] 汉二年十月（前206年11-12月），汉王刘邦进至陕（今河南陕县）。[3]在汉基本平定关中之后，开始准备东进了。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正月，项羽闻知刘邦已兼并三秦，且准备东进伐楚，而赵国、齐国、梁地都已反叛，项羽以齐国与梁最近，威胁最大，北上攻打齐国，项羽派使者向英布征其一同前往，但英布仅以老弱敷衍，项羽对此深为不满，几次遣使斥责。 田荣得知项羽击齐，率军迎击，被项羽打败。逃至平原，平原民杀了田荣，投降项羽，项羽立田假为齐王。但项羽采取错误政策，不仅不予召抚，反而怒田荣反，迁怒齐人，大肆屠杀，所过残灭，于是齐人纷纷复叛，项羽奔走于齐地，但远不能扑灭齐地战火。 田荣弟田横驱逐田假，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自领齐相，收集齐国败兵，在城阳（今山东莒县）反抗项羽，项羽一时没能攻下城阳。 此时，刘邦正在向东进军，魏王魏豹、殷王司马卬相继降汉，项羽封陈平为武信君，令其平定殷国，于是司马卬又降楚，过了没多久，汉王刘邦攻打殷王，平定殷地，俘虏了司马卬，项羽得知大怒，要诛杀平定殷国的将吏，陈平很害怕，于是来投汉王刘邦。 战争经过 彭城之战 主词条：彭城之战、睢水之战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进至洛阳，接受董公“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的建议，[1]，以项羽杀害义帝为口实，为义帝报仇讨逆为政治号召，令三军发丧，缟素三日，发檄文布告全国：“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联络各地诸侯王，趁项羽滞留在齐国之际，纠集塞、翟、魏、赵、殷五国诸侯联军56万，兵分两路攻楚，北路由曹参、灌婴统率，进攻定陶，击败龙且、项它。南路为刘邦亲自统率，部将为张良、陈平、韩信、吕泽、张耳、夏侯婴、樊哙以及五诸侯军，至外黄，击败楚将程处、王武，彭越率三万人归附刘邦，刘邦封彭越为魏相国，攻打梁地，派樊哙北上攻打邹县、鲁县、薛县、瑕丘，以阻止项羽从齐国南下，向东攻打下邑、派吕泽驻守，下邑在萧县西面不远，萧县在彭城西面不远，项羽南下救援彭城必经萧县，这样，如果项羽回援彭城，吕泽可以与刘邦东西两面夹击项羽。与北路军曹参、灌婴会合，进攻砀县、萧县，攻取彭城。 项羽得知后，留众部将继续击齐，自率精兵3万疾驰南下，先击败驻守在鲁县的樊哙，当时刘邦等众诸侯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置酒高会。项羽乘刘邦陶醉于胜利，戒备松懈之际，率军绕至彭城西，于清晨时发动突然袭击，驻守在下邑的汉将吕泽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刘邦不得不撤出彭城，楚军于是大败汉军，汉军往泗水方向溃逃，楚军紧追不舍，杀汉军十余万人，一直追击至灵壁（今ah灵璧县）东濉水，汉军相互拥挤、践踏，加上楚军追杀，汉军十余万人皆入濉水，濉水为之不流。此役，汉军被歼数十万。刘邦急率残部先在砀县整顿，然后向西与吕泽会合。 诸侯见刘邦败，转投项羽，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入楚为将。赵国发现汉并没有杀张耳，赵兵退去反与汉为敌，魏王魏豹回到荥阳，断绝了黄河渡口，也背叛了刘邦，只有彭越独自带领他的军队向北驻守在黄河沿岸。 项羽虽取得彭城之战胜利，但齐地战事却不利。在其率军击诸侯联军时，田横尽收齐地。但田横复国后并未攻楚，而是中立于楚汉之间，直至郦食其说齐。 下邑画谋 刘邦到下邑，父亲刘太公、母亲刘媪和妻子吕雉被楚军俘获，被拿住做人质，刘邦派人去沛县寻找家室。张良向刘邦规划下一步对策。张良说：“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采纳张良建议。谋士随何自荐往说九江王英布，刘邦来到荥阳，与曹参、灌婴、靳歙平定雍丘王武的叛乱，程处在燕县反叛，楚柱天侯在衍氏反叛，羽婴在昆阳反叛，都被曹参平定，樊哙重新取得鲁地与梁地。 京索之战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刘邦回到关中，汉军水攻废丘，雍王章邯在抵抗了十个月兵败自杀，至此三秦悉为汉有。刘邦收关中士卒回到荥阳。 随何劝降九江王英布，英布叛楚，项羽派龙且、项声攻打英布。项羽亲自进攻下邑，继续向西进攻，至荥阳，刘邦拜灌婴为中大夫，统率骑兵，在荥阳以东大败项羽，又在于“京县”（今河南郑州荥阳豫龙镇京襄城村附近）、“索亭”（今河南荥阳索河街道）之间击败楚军，将项羽楚军击退到荥阳以东。 京索之战后，汉军稳住阵脚，楚军也无力突破汉军防线进攻关中。双方从来开始在荥、成一带拉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成皋相持 京索之战，汉军击败楚军，项羽退回荥阳以东，而汉军亦不能过荥而往东。楚汉相持于荥阳。刘邦派郦食其劝说魏王魏豹重新归汉，遭到魏豹的拒绝，汉二年八月，刘邦派曹参、韩信兵分两路攻打魏国，即月攻破安邑，曹参俘虏了魏豹，将魏豹带至荥阳。汉二年九月，刘邦派陈豨、韩信、曹参攻打代国，后九月，平定代国，斩杀代相国夏说。 汉三年十月（公元前205年10-11月），刘邦派原常山王张耳收复赵国故地，韩信与张耳一同前往，陈兵井陉，赵王因代地已失，又闻汉军攻打井陉关，集结赵军主力至赵国北部抵挡汉军的进攻，此时刘邦趁赵国南部空虚，离开荥阳，北渡黄河，攻克河内，从南面进攻赵国，接着攻克了朝歌（今淇县）、安阳（今安阳南）、hd（今属河北），当hd失陷，在井陉与汉军对峙的赵军主力进退两难，张耳与韩信在井陉大败赵军，赵将戚将军逃跑至邬县（今sx省介休县），被曹参斩杀。赵王歇逃到襄国，张耳与韩信追击，刘邦亦从hd北上攻打襄国，汉军南北夹击，攻破襄国，杀掉了赵王歇。项羽遣骑兵渡河争夺赵地，被汉军击退。燕王臧荼降汉。 楚汉之争(2) 荥阳成皋战线 汉三年十二月（公元前205年12月-前204年1月），韩信与张耳留下在赵国继续作战，刘邦返回荥阳。此前英布被随何策反，项羽派龙且攻打英布，英布战败，与随何回到了荥阳。刘邦召见英布，派英布重返九江，收聚数千人归汉，刘邦也离开荥阳，从成皋南下，到宛县（今河南南阳）、叶县一带迎接英布，给英布增兵，一起回到成皋。 刘邦据守荥阳，开始修筑甬道，由敖仓运输粮食至荥阳。与项羽对峙，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项羽率军数次攻夺甬道，汉军粮食短缺，于是刘邦向项羽要求和议，荥阳以西归汉，以东归楚。项羽打算接受，范增认为优势在握，如果放虎归山，必成后患。所以项羽率军加紧围攻荥阳城。刘邦认为范增是个大碍，所以给予陈平四万斤黄金，要他去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君臣关系。项羽中计，削其兵权，范增大怒而告老回乡，于途中病故。 为了打破荥阳对峙的僵局，刘邦派靳歙与灌婴攻打楚军的粮道。靳歙切断了楚军从荥阳至襄邑的粮道，灌婴切断了楚军阳武至襄邑的粮道，命令靳歙与灌婴离开荥阳，越过梁地，与彭越联合，攻打楚国后方的鲁县（今山东曲阜），鲁县与齐国交界，又与彭越毗邻，是楚国的北部门户，战略意义重大。 由于调走了灌婴与靳歙两支汉军精锐，刘邦在荥阳与项羽艰难对峙。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六月，韩信与张耳已平定赵国的反抗余波，南下至河内修武，接应刘邦。七月，刘邦令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等人守荥阳，离开荥阳北渡黄河，来到修武，命令张耳镇守赵国，拜韩信为相国，韩信请封张耳为赵王，刘邦同意。 刘邦调集原属韩信与张耳的军队，打算回到荥阳支援前线作战。此时项羽以荥阳发起猛烈进攻，周苛等人死守荥阳，八月，周苛以魏豹是反复无常之人，难与一起守城，于是杀了魏豹，周苛不能抵挡项羽的进攻，当月荥阳被攻陷，周苛宁死不降楚，被项羽所杀，韩王信被项羽俘虏。刘邦欲回到荥阳与项羽交战，郑忠劝谏刘邦，避开项羽的锋芒，驻扎在河内小修武，不与项羽交战，刘邦采纳。 此时，灌婴与靳歙在鲁县打败了项冠，得知荥阳已失，靳歙南下攻打楚国腹地以牵制项羽，灌婴率骑兵返回前线增援，在燕县（今河南延津东北）打败楚将王武，又在白马津打败楚将桓婴，过白马津渡黄河，到达河内与刘邦会合，护送汉王刘邦南渡黄河回到洛阳，此时项羽又攻破了成皋，到达洛阳附近的巩县，双方在巩县交战，楚军大败，不能继续西进。 刘邦在巩县遏制了楚军的攻势后，乘胜追击，意图夺回成皋，楚军坚持皋险要，汉军攻之不下，刘邦打算放弃进攻成皋，退守巩县与洛阳。谋士郦食其劝阻刘邦，不要退却，并向刘邦说明敖仓的重要性，放弃成皋与荥阳就意味着放弃敖仓。此时楚军后方受到靳歙的牵制，不能全力攻打敖仓，劝刘邦务必加紧进攻成皋，收复荥阳，坚守敖仓。并自请出使齐，劝说齐王田广降汉。 刘邦非常赞同郦食其的建议，让他出使齐国，同时派遣灌婴往hd调回一部分韩信镇守赵地之军回到前线，坚守敖仓，并以灌婴接任周苛的御史大夫之职。 郦食其不辱使命，以三寸之舌成功劝说齐王归降。齐王同意归降于汉，撤去历城的守军，示无反意，并与郦食其纵酒庆祝。 靳歙在鲁县打败项冠后，攻打楚国的腹地，此时攻克了缯县（今属山东苍山县）、郯县、下邳（今江苏邳县）、蕲县、竹邑，几乎包围彭城。如果不出意外，平定了楚国后方的靳歙再从东面进攻，加上彭越的配合，攻打项羽的背后，据守荥阳与成皋的项羽必将被汉军包抄，夺回荥阳与成皋指日可待。但此时发生了一件令刘邦意想不到的事：韩信从灌婴口中得知刘邦已失荥阳与成皋，洛阳危急，并且齐国已被郦食其说降，韩信为了自己当齐王，在蒯通的蛊惑下，擅自攻打齐国撤去防守的历城，齐王大怒，以为是郦食其出卖了他，将郦食其烹杀，急忙派齐军再次防守历城，韩信不能攻下。 刘邦得知韩信攻打齐国，齐国叛汉，被迫抽调汉军主力以武力平定齐国，派灌婴、曹参、傅宽、蔡寅、陈涓、冷耳、柴武、王周等汉将赴齐助韩信攻打齐国。这样一来，失去荥阳与成皋的不利局面雪上加霜，攻打楚国后方的靳歙也不得不放弃进攻，回到巩县抵挡项羽。齐王不得已向宿敌楚国求援，项羽为壮大自己考虑，也派龙且率20万楚军支援齐国。 项羽占据成皋天险，与汉军在巩县对峙，如果汉军再失巩县，洛阳也将不保。所幸敖仓还在汉军的掌控下，刘邦派人坚守巩县的同时，命令周勃、程黑、郭蒙等坚守敖仓，刘邦自己则驻军河内小修武（今属河南焦作），指挥全局，依黄河北岸驻守，封锁黄河渡口，以阻止楚军攻入河内平原，为了重新取得战略上的优势，汉军必须夺回成皋。但汉军的主力都用于攻打齐国了，兵力不够，为了补充兵源，调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刘邦派使者发往燕国，请求援助，燕王臧荼派温疥与昭涉掉尾率燕军助汉。彭越在梁地，可以对项羽的后方发起进攻，牵制项羽，使项羽不能首尾相顾。刘邦又命令刘贾与卢绾率领二万人渡过白马津，与活跃于楚军后方的彭越军配合，烧掉楚军的粮草。在燕县以西打败楚军，攻占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等17座城池，项羽亲自攻打彭越与刘贾，留大司马曹咎守成皋，临行前嘱部将曹咎谨守成皋，遇汉军挑战，切勿应战，只须阻止其东进即可。 汉四年十月（前204年11-12月），刘邦乘项羽东去兵力薄弱之机，反攻成皋。初时，成皋楚军坚守不战。刘邦数次遣人到阵前辱骂，终于激怒曹咎，率部出击。汉军乘楚军半渡汜水之时，全力反击，斩杀了曹咎，再次夺回成皋，并俘虏了前塞王司马欣与翟王董翳。乘胜进至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并包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以东。项羽急忙从睢阳回救，汉军鉴于兵力不足，暂时无力彻底消灭楚军，于是见好就收，据险坚守。（注：汜水在成皋以东，汉军从西边进攻成皋，必是先破成皋，后渡汜水，《项羽本纪》的记载可能有误） 汉军再次收复成皋后，据险坚守，双方在广武山（今河南荥阳东北）再次形成对峙。 此时灌婴、曹参等赶赴齐国助韩信攻破了历城、临淄，齐王田广逃到高密。项羽所派增援齐国的二十万楚军也被汉军消灭，楚将龙且被汉军阵斩，齐国全境也被汉军平定。汉四年（公元前203年）二月，韩信自立为齐王。 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羽患之。于是置刘邦的父亲太公于鼎镬上，告诉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今天不赶快投降，我就烹煮了你父亲），刘邦却回答道：“吾与汝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项羽见无济于事，只好作罢。 又有一次，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却笑着拒绝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并向项羽宣布他的十条罪状。项羽恼怒之下，用暗箭偷偷射向刘邦，正中刘邦胸部，刘邦受伤，回到成皋养病。 项羽终究无力挽回楚国的颓势，战争的优势已完全向汉方倾斜。刘邦病好后，他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命令樊哙守广武，周勃守敖仓，带上在汜水之战俘虏的前塞王司马欣，回到关中，将司马欣在他的原都城栎阳枭首，置酒慰问关中父老，四日后，带领关中兵又回到广武。 韩信东征 安邑之战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八月，魏王豹踞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反汉归楚，威胁汉军侧翼。刘邦先派郦食其游说未成，即命韩信率军进攻。九月，韩信突袭安邑，生擒魏豹，灭魏国。 安邑之战，汉魏两军使用的兵力不大，是个规模比较小的战役，但是对当时战局则起了极大影响。汉军凭着占领魏属的河东、太原等郡，可以经略赵代，进攻燕齐，形成从北面包围楚国的优越战略态势。 汉军统帅韩信于安邑之战中，采用了与对三秦作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同样的诡诈手段，又一次成功地获得了全战役的彻底胜利。韩信用一部兵力阳渡临晋，主力暗渡夏阳的手法，引诱轻举妄动的魏豹，把主力调集到蒲坂以西地区，造成了魏王豹的错觉，巧妙地掩护了自己渡河的真实意图，使数万大军顺利渡河成功。 汉军渡河急进，奇袭安邑要地，一战全歼敌人，突出地展示了韩信军事指挥的卓越才能。 九月，魏王豹率军迎击，但遭到大败，魏王被俘虏，刘邦令其为将助守荥阳。 楚汉之争(3) 乌江自刎 参见：乌江自刎 是夜项羽抛弃大部队率800余骑兵趁夜突围南逃，天明后刘邦方才发觉，遂派灌婴率数千骑兵追击。 楚军渡过淮河后只剩下百余骑，逃至阴陵（今ah定远县西北）时因迷路，问路一田父，田父诓骗而左行，结果陷于沼泽，致使汉军追上。 至东城（今ah定远县境内）时，仅剩下28骑，项羽自度难以脱身，却依然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逃至乌江（今长江，位于今ah和县东北乌江镇）时，乌江亭长力劝项羽过江，以图东山再起，项羽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渡江。 接着在力杀汉军数百人后，自刎而死。 战争影响 西汉建立 楚汉之争是由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演变而来的，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民战争虽然胜利地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但曾经是农民战争领袖的刘邦和项羽，却不得不走封建统治的老路，遂转变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者。在这场角逐中，项羽具有强烈的旧贵族意识，不善于用人，不能重建统一王朝。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战胜了项羽，登上了西汉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汉朝。 长期统一 汉王刘邦统一天下后，便以“汉”为国号，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并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又经汉武帝一朝，达到了西汉的巅峰时期。楚汉战争造就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后历王莽短暂篡国后又进入东汉时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达400余年的长期统一局面，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 战争评价 楚汉战争历时4年多，战地之辽阔，规模之巨大，用兵韬略之丰富，前所未有，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楚汉战争最终实现了西汉王朝的大一统，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项羽摒弃秦朝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分封制，恢复战国时期的封建割据，疆土分裂，天下不能真正统一，埋藏战争隐患。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为什么项羽失败了?项羽不会知人善任，不信任手下，不爱听意见，又吝于封赐，不会识别和笼络人才，以致韩信、陈平、英布等先后归汉，不善于团结利用反汉同盟，致使魏王豹、代相夏说、赵王歇与楚各自为战，魏、代、赵国相继灭亡。且刚愎自用、优柔寡断，不会抓准时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好哄。他嗜杀残暴，坑杀20万秦兵、屠掠咸阳、弑杀义帝，大失人心。时有人谏言建都关中，他不听而烹杀谏者，误中陈平离间计，致使谋士范增愤而告退。平定齐国叛乱后，杀戮过重以致齐地复叛。不都关中，放弃形胜之地。他分封不公，导致诸侯叛乱，疲于应付。又封秦朝三个降将于关中，因曾坑杀20万秦兵，三秦王在关中很难立足，以至汉军得以轻松平定三秦。 名将韩信在战争中显示了其卓越的统帅才能。先定魏王豹之战、再破代、攻赵、降燕、伐齐，最后在垓下全歼楚军，其还定三秦之战暗渡陈仓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井陉之战拔帜易帜、背水一战；潍水之战以水冲敌、半渡而击；垓下之战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韬略之丰富，用兵之灵活，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的篇章，亦为历代兵家所推敬借荐。 大事年表 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农历） 大事 公元前207年 汉元年十月 刘邦进至灞上，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汉元年十一月 刘邦灞上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 汉元年十二月 鸿门宴； 项羽火烧咸阳宫，屠咸阳。 汉元年正月 项羽尊楚怀王熊心为义帝，徙义帝于江南，都郴 汉元年四月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十八诸侯王，封刘邦为汉王； 诸侯就国； 韩信离楚归汉。 汉元年七月 项羽杀韩王成； 汉王拜韩信为大将； 田荣使彭越攻杀济北王田安。 汉元年八月 九江王英布杀害义帝熊心； 汉军暗渡陈仓进攻三秦，楚汉战争开始； 雍王章邯与汉军战，不利，退保废丘； 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降汉； 燕王臧荼击杀辽东王韩广； 项羽立郑昌为韩王； 赵佗自立为南越王，称南越武王。 汉二年十一月 汉立韩王信为韩王 公元前205年 汉二年一月 项羽攻齐王田荣，荣兵败走平原县，为平原人所杀； 项羽立田假为齐王。 汉二年三月 汉王自临晋渡河，西魏王豹降汉； 魏豹将兵从，下河内地，掳殷王司马卬； 田假为田荣弟田横所败，奔楚，为项羽所杀； 田横立荣子田广为齐王。 汉二年四月 彭城之战，汉军大败； 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背汉归楚，殷王司马卬战死； 彭越率兵附汉。 汉二年五月 京索之战 刘邦进至荥阳，筑甬道以取敖仓之粟。 汉二年六月 刘邦立刘盈为太子； 汉军淹废丘，雍王章邯自杀。 汉二年八月 魏王豹复归附楚国。 汉二年九月 安邑之战，韩信破魏兵，曹参擒魏王豹； 陈豨、韩信破代兵，擒代丞相夏说于阏与。 汉三年十月 刘邦出荥阳，北上攻破hd； 井陉之战，韩信破赵兵； 汉三年十一月 刘邦与韩信会襄国，灭赵王歇； 燕国降汉。 公元前204年 汉三年十二月 刘邦返回荥阳，九江王英布归汉。刘邦南至宛县、叶县迎接英布，俱至成皋； 楚军侵夺汉军运粮甬道； 郦食其献计汉王立六国之后，为张良所阻； 陈平说汉王行反间，亚父范增辞归，病死于道。 汉三年六月 汉将灌婴、靳歙、傅宽离开荥阳，攻打鲁县； 汉三年七月 刘邦与滕公出荥阳，至修武，夺韩信、张耳军，驻守河内。 汉三年八月 汉周苛、枞公杀魏王豹，项羽拔荥阳，杀周苛、枞公，韩王信被俘； 项羽再破成皋； 灌婴、靳歙破项冠于鲁下，靳歙攻楚后方；灌婴回河内，送刘邦回洛阳，大破项羽于巩县； 临江王共敖薨，子共尉继位。 汉三年九月 汉王使郦食其入齐都临淄说齐王田广归汉。 韩信攻打齐国，齐王杀郦食其，刘邦派曹参、灌婴助韩信； 汉四年十月 汉军破历城、临淄，齐王田广走高密，项羽派龙且援齐； 燕军助汉，汜水之战楚军大败，曹咎、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自杀； 汉军夺取成皋，成皋之战结束； 汉四年十一月 潍水之战，汉军大败楚军，龙且被杀； 齐王田广逃亡途中不久亦被杀，后田横自立为齐王； 汉立张耳为赵王，是为赵景王。 公元前203年 汉四年二月 汉立韩信为齐王。 汉四年七月 汉立英布为淮南王 汉四年九月 项羽率兵东归 汉五年十月 固陵之战，楚军钟离昧战败阳夏被夺 汉五年十一月 陈下之战，汉军大败楚军；楚大司马周殷、陈县县令利几降汉 公元前202年 汉五年十二月 垓下之战，楚军被消灭，楚汉战争结束； 楚地陆续平定，项羽原封地鲁最后一个降汉； 汉军破临江王共尉，擒杀之。 汉五年一月 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 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 立建成侯、魏相国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 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 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张耳如故。 汉五年二月 汉王即皇帝位； 封无诸为闽越王。 汉五年五月 兵皆罢归家 汉五年六月 大赦天下 汉五年七月 燕王臧荼反； 故齐王田横至洛阳自杀； 赵王张耳薨，子张敖嗣位。 汉五年九月 燕王臧荼为高帝所虏 相关成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亡秦、亡秦三户、一饭千金、胯下之辱、破釜沉舟、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背水一战、拔帜易帜、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解衣推食、萧何月下追韩信、推陈出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楚河汉界、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独当一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原逐鹿、略不世出、居常鞅鞅、百战百胜、作壁上观、勋冠三杰、一决雌雄、沐猴而冠、约法三章 不赏之功、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十面埋伏、伐功矜能、出尔反尔、鸟尽弓藏、锦衣夜行、衣锦还乡、战无不胜、国士无双、半渡而击 置之死地而后生、功高震主、人心难测、无颜见江东父老、取而代之、江东父老、先发制人、付之一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都江堰水利工程 公元前256年，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都江堰市西侧的岷江上，距成都56公里。该大型水利工程现存至今依旧在灌溉田畴，是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其以年代久、无坝引水为特征，是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这项工程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部分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鱼嘴分水堤四六分水）、自动排沙（鱼嘴分水堤二八分沙）、控制进水流量（宝瓶口与飞沙堰）等问题，消除了水患。1998年灌溉面积达到66.87万公顷，灌溉区域已达40余县。人们为了纪念李冰父子，建了一座李冰父子庙，称为二王庙。 中文名 都江堰水利工程 建立时间 公元前256年 类型 水利工程 工程构成 鱼嘴分水堤、飞沙堰、宝瓶口 开创人 李冰 历史 由来 秦蜀郡太守李冰建堰初期，都江堰名称叫“湔堋”，这是因为都江堰旁的玉垒山，秦汉以前叫“湔山”，而那时都江堰周围的主要居住民族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做“堋”，所以都江堰就叫“湔堋”。 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县，因县得名，都江堰称“都安堰”。同时，又叫“金堤”，这是突出鱼嘴分水堤的作用，用堤代堰作名称。 唐代，都江堰改称为“楗尾堰”。因为当时用以筑堤的材料和办法，主要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即用竹笼装石，称为“楗尾”。 直到宋代，在宋史中，才第一次提到都江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关于都江这一名称的来源，《蜀水考》说：“府河，一名成都江，有二源，即郫江，流江也。”流江是检江的另一种称呼，成都平原上的府河即郫江，南河即检江，它们的上游，就是都江堰内江分流的柏条河和走马河。《括地志》说：“都江即成都江”。从宋代开始，把整个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工程概括起来，叫都江堰，才较为准确地代表了整个水利工程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在位期间，蜀郡郡守李冰率领蜀地各族人民创建了都江堰这项千古不朽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最伟大之处是建堰两千多年来经久不衰，都江堰工程至今犹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灌区范围的扩大，从1936年开始，逐步改用混凝土浆砌卵石技术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加固，增加了部分水利设施，古堰的工程布局和“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方略没有改变，都江堰以其“历史跨度大、工程规模大、科技含量大、灌区范围大、社会经济效益大”的特点享誉中外、名播遐方，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都江堰水利工程成为世界佳水资源利用的典范。 事件 司马迁考察都江堰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时，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了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功绩。后人在其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处建西瞻亭、西瞻堂以示纪念。 诸葛亮设兵护堰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张陵传道青城山 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张陵从洛阳越秦岭到鹤鸣山修道，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七月一日，率弟子来青城山结茅传道。张陵在青城一带山区传道13年，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在青城山羽化，葬第三混元顶。青城山成为天师道的发祥地，常道观被称为“仙都众奥之妙，福地会昌之域，张天师羽化处焉”。历代龙虎山的天师多来青城山朝拜祖庭，为汉天师张陵扫墓。在天师洞旁有一颗古银杏树，要七八个个大汉才能把它围住，在sc省乃至全国的极其罕见，据说这个古银杏树是张陵亲手种的。 马可·波罗游历都江堰 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陕西汉中骑马，行20余日抵成都，游览了都江堰。后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说：“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 李希霍芬考察都江堰 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1833-1905)来都江堰考察，以行家的眼光，盛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美世界各地无与伦比。曾于1872年在《李希霍芬男爵书简》中设专章介绍都江堰。李希霍芬是把都江堰详细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1872年，李希霍芬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 背景 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李白在《蜀道难》这篇着名的诗歌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人或成鱼鳖”的感叹和惨状，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大支流，流经的四川盆地西部是中国多雨地区。发源于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岷山南麓，分为东源和西源，东源出自弓杠岭，西源出自郎架岭。两源在松潘境内漳腊的无坝汇合。向南流经sc省的松潘县、都江堰市、ls市，在yb市汇入长江。全长793公里，流域面积133，500平方公里。平均坡度4.83‰，总水量年均150亿m3左右。岷江发源于岷山弓杠岭和郎架岭，全长735公里，流域面积14万平方公里；全河落差3560米，水力资源1300多万千瓦。 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都江堰以上为上游，以漂木、水力发电为主；都江堰市至乐山段为中游，流经成都平原地区，与沱江水系及众多人工河网一起 组成都江堰灌区；乐山以下为下游，以航运为主。岷江有大小支流90余条，上游有黑水河、杂谷脑河；中游有都江堰灌区的黑石河、金马河、江安河、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等；下游有青衣江、大渡河、马边河、越溪河等。主要水源来自山势险峻的右岸，大的支流都是由右岸山间岭隙溢出，雨量主要集中在雨季，所以岷江之水涨落迅猛，水势湍急。 岷江出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是地道的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厉害。成都平原的整个地势从岷江出山口玉垒山，向东南倾斜，坡度很大，都江堰距成都50km，而落差竟达273m。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 都江堰的创建，又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战国时期，刀兵峰起，战乱纷呈，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渴望中国尽快统一。适巧，经过商鞅变法改革的秦国一时名君贤相辈出，国势日盛。他们正确认识到巴、蜀在统一中国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相司马错语）。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战国末期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峨的李冰为蜀国郡守。李冰上任后，首先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 都江堰有效的管理保证了整个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椽”和“都水长”负责维护堰首工程；蜀汉时，诸葛亮设堰官，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水经注·江水》）。此后各朝，以堰首所在地的县令为主管。到宋朝时，制定了施行至今的岁修制度。 古代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宋朝时，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明代以来使用卧铁代替石马作为淘滩深度的标志，现存三根一丈长的卧铁，位于宝瓶口的左岸边，分别铸造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和1927年。 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54，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58：‘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126，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128，窅然丧其天下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137，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人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逍遥游与出师表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54，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58：‘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126，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128，窅然丧其天下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137，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人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前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46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后出师表》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5。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7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9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14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5月至10月秦国率军在赵国的长平（今sx省晋城高平市西北）一带同赵国军队发生的战争。 秦、赵两国因争夺上党，而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从秦国出兵使韩国割让上党到秦国获胜，耗时三年。而长平之战仅仅持续了5个月，赵军最终战败，秦国获胜进占长平，此战共斩首坑杀赵军约45万。 此战是秦、赵两国之间的战略决战。秦国数战连胜，致使赵军损失惨重，战场上的局面对赵国极其不利。秦见赵国固守不战，便派间谍散布廉颇投降的谣言并扬言秦不怕廉颇，怕的是赵奢（曾大败秦国）之子赵括。赵括遵照赵王意图，变更了廉颇的防御部署及军规，更换将吏，组织进攻。秦国暗中任命名将白起为统帅，白起针对赵括急于求胜的弱点，采取了佯败后退、诱敌脱离阵地，进而分割包围、切断赵军粮道，予以歼灭的作战方针，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 赵国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长平之战是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至此秦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见战国历史分期）。此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 2020年7月15日山西高平市南王庄村发现疑似长平之战尸骨坑。 《史记·秦本纪》：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 《史记·赵世家》：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七月，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余万皆阬之。 《吕氏春秋》：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竭。——（从秦国出兵使韩国割让上党到秦国获胜，耗时三年。）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战争背景 时代背景 战国时期，范雎觐见秦昭襄王阐述其秦一统天下的战略。范雎认为，只有做到“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才能真正消化所取得的领地，主张“远交近攻”策略。这一策略得到秦昭王的积极推行，并任范雎为相。 “远交近攻”策略即先把斗争重点放在离秦国较近的韩赵魏三家，而暂时对较远的齐楚置之不顾。 “远交近攻”这一策略不仅巩固了秦国所攻取的土地，还破坏了东方诸侯国的“合纵联盟”，加快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秦国背景 秦国位于赵国的西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秦国最初的领地在秦（ts市），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秦穆公时，秦国开始参与中原争霸，逐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秦昭王时，秦国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垂沙之战，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两国，扫平秦军东进之路；鄢郢之战，获得了楚国大量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观津。 赵国背景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国君的祖先原为赵侯，战国初期，韩国、赵国、魏国三国的国君，被周天子承认，完成了三家分晋的最后一步，成为战国时期的新兴国家。 赵国自周赧王九年（前306年）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以来，国势较盛，军力较强，对外战争胜多负少。赵武灵王更亲自乔装使者入秦，考察秦国地形，意图于九原出击绕开函谷关攻灭秦国。 战争起因 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年），秦军越过韩国进攻赵国，被赵将赵奢击败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北）。这时，魏人范雎入秦，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秦昭王根据“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攻魏，然后转向韩国。 周赧王五十三年（前262年），秦国攻打并占领了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把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 韩桓惠王十分惊恐，派阳城君到秦国谢罪，请求献出上党的土地以求秦国息兵上党郡郡守冯亭不愿降秦，同上党郡的百姓谋划利用赵国力量抗秦，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 赵国的国君赵孝成王和平阳君赵豹商议此事，平阳君主张不接受上党郡，他认为冯亭不将上党交给秦国，是想嫁祸给赵国，接受它带来的灾祸要比得到的好处大的多。 长平之战(2) 赵孝成王又召见平原君赵胜和赵禹商议，二人劝赵孝成王接受冯亭的上党郡，他们说：“发动百万大军作战，经年累月的攻打，也攻不下一座城池。如今坐享其成得到十七座城池，这是大利，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赵孝成王说：“好。” 赵孝成王又问平原君：“接受上党的土地，秦国必定派武安君白起来进攻，谁能来抵挡?”平原君回答说：“别人难与白起争锋。廉颇勇猛善战、爱惜将士，野战不如白起，但是守城完全可以胜任。” 于是，赵孝成王听从了平原君赵胜的计谋，封冯亭为华阳君，派平原君去上党接收土地，同时派廉颇率军驻守长平（今sx省晋城高平市），以防备秦军来攻。 赵国接受上党，引起秦国的不满，秦国决定出兵攻赵。 战争经过 攻占上党 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1年）初，秦昭王派兵攻占了韩国的缑氏（今河南偃师市南）和纶氏（今hen省登封市西南），以威慑韩国。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初，秦昭王又命令左庶长王龁率领军队攻打并占领了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亡到赵国境内，赵国的军队在长平（今sx省晋城高平市）接应上党的百姓。长平之战前的上党之战结束。 廉颇败退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农历四月，长平之战爆发，秦将王龁向长平的赵国军队发动进攻，赵孝成王命令廉颇迎战，廉颇率军对秦军展开进攻。赵国军队击伤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国军队的侦察兵斩杀了赵军的裨将茄（音：加，裨将的名）。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农历六月，秦将王龁率军进攻，攻破赵军阵地，击败赵将廉颇，斩杀赵军四名都尉，赵国的两个重要据点二樟城和光狼城均被秦军攻占。 赵军连败，赵将廉颇率军败退至丹河东岸，修筑壁垒，赵军自此怯缩不战。因此，赵孝成王对于廉颇畏惧秦军、久拖不决颇为不满，几次派人责备廉颇。 赵国议和 当赵军初战失利时，赵孝成王与楼昌、虞卿等商议，想亲自率领部队与秦军决战。楼昌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不如派地位高的使臣去秦国议和。而虞卿则认为如果秦国决心攻打赵国，和议难成，不如派遣使者携带珍宝去楚国、魏国活动，使秦国畏惧各国的合纵抗秦，这样和议才有成功的可能。但是赵孝成王采纳了楼昌的建议，派郑朱前去秦国议和。虞卿一再劝谏，说“郑朱入秦，秦王与范睢必定隆重接待，以示天下。楚国、魏国以为赵国已经议和，必定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之不救赵国，则议和不能成功，议和不成，赵军必败。” 孝成王最终没有采纳虞卿的谏议，郑朱到了秦国求和。秦国为了麻痹赵国，防止各国合纵，并争取时间，加强军事准备，以便给赵军以严重的打击，果然利用赵国求和的机会，对赵国使者郑朱殷勤接待，有意向各国宣传秦、赵已经和解，借以防止各国出兵救赵。于是赵国的处境更加孤立。 两军换帅 赵孝成王早已恼怒廉颇的军队数次战败，又反感廉颇怯缩不战，秦国丞相范雎又派人携带千金到赵国施行反间计，并散布传言说：“廉颇很容易对付，秦国最害怕的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 赵王决定换将，当时李牧还年青，尚未出头。名将乐毅弃燕投奔赵国不久，被封于观津，其心未附。赵王则将秦国的反间计信以为真，立刻把赵括找来，问他能不能打退秦军。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如今来的是王龁，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要是换上我，打败他不在话下。”于是不顾蔺相如和赵括母亲的谏阻，派赵括去接替廉颇为主将。 秦昭王得知赵括代替廉颇担任主将后，为能彻底击败赵国、能一战定乾坤，暗地里调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改命王龁担任尉官副将，同时令军中严守换帅秘密，有走漏消息的格杀勿论。 白起用计 在赵括出兵进攻秦国军队的时候，白起命令秦军佯装战败溃退，赵括不知道秦国已经暗地里用名将白起换下了王龁，就命令赵国的军队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的营垒，但是赵国的军队无法攻破秦军的营垒。 白起命令一支2万5千人的部队突袭到赵军出击部队的后方，截断赵军的后路，又命一支5千人的骑兵部队插入赵军与营垒之间，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只孤立的部队，同时切断赵军的粮道。 白起又派出轻装精兵向赵军发动多次攻击，赵军数战不利，赵括发现已经中计被围，被迫下令全军停止进攻，就地建造壁垒，转为防御，择机突围。 秦昭王得知赵军主力的粮道被截断，就亲自到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及附近地区），加封当地百姓爵位一级，并征调河内郡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集中到长平战场，拦截诸国的援军和粮运。 军获胜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农历九月，赵军主力已经断粮四十六天，大量赵军士兵或饿死或因突围不成而死亡，士兵们开始相互残杀为食。赵括将剩余的赵军组织成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了四、五次后仍不能突围。 战，剩下的士兵向秦将白起投降。白起说：“赵国士兵反复无常，如果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再生事端。”于是白起命令秦国军队将赵国降军全部活埋，只留下年纪尚小的240名士兵放回赵国。 长平之战，秦国军队前后斩杀赵国士兵及赵上党民众45万人，赵国上下一片震惊。 战争评价 《史记·索隐》：赵任马服，长平遂阬。[26] 《通典》：长平之战，血流漂卤。[27] 《法言义疏》：蚩尤之乱，不过于此矣。 蔡泽：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28] 王东满诗云：当年血战染长平，功过至今不厌评。竖子无情杀降卒，赵王有恨愧书生。两千余载一词训，四十万魂同日坑。天令斯文蒙此辱，中华始幸有同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