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 第1章 前言 翻开历史的长卷，黔东大地的红色记忆如同一簇永不熄灭的星火，穿透岁月的云雾，照亮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在这片山峦起伏、溪流奔涌的土地上，以印江为核心，涵盖铜仁市德江、沿河、石阡、松桃、江口等县，及重庆酉阳、秀山等地的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曾在1934年书写下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一书的付梓，不仅是对这段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与致敬。 九十余年前，当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霾笼罩黔东，当贫苦百姓在苛捐杂税与战火硝烟中艰难求生，红三军的到来如破晓的曙光，为印江、德江、沿河、石阡、松桃、江口等黔东诸县及毗邻的酉阳、秀山地区带来希望。红军战士以坚定的信仰为火炬，在印江西北部村落、德江乌江河畔、沿河山谷间点燃土地革命的燎原之火——从印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到红二、六军团在木黄的伟大会师，从黔东独立师在梵净山的浴血游击到沿河、酉阳群众踊跃筹粮支前，每一个历史瞬间都凝聚着黔东各族革命者的赤诚与热血。这些故事不仅是印江人民抗争精神的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在黔川边区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注脚。 黔东的革命历史，是多元文化土壤中绽放的精神之花。在印江、松桃、石阡等多民族聚居区，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同胞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交融共生，形成包容开放的文化底色；酉阳、秀山的巴蜀文化与黔东民俗在此碰撞，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气质。当革命号角响起，印江的土家族油茶、松桃的苗族刺绣、酉阳的山民歌谣，都化作反抗压迫的力量——各族群众用双手缝制军装草鞋、以方言传唱革命标语、靠肩挑背驮运送物资，在印江、德江、沿河等地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民鱼水情。这种跨越省域、融合多民族智慧的精神共鸣，让黔东革命斗争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与持久的生命力。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但革命精神永不褪色。今天，我们编纂此书，不仅为还原印江、德江、沿河、石阡、松桃、江口及酉阳、秀山等地的革命史实，更希望通过鲜活的故事，让年轻一代触摸信仰的温度：在印江木黄会师的旧址、德江神兵起义的故地、沿河苏维埃政府的遗址中，感悟“为人民奋斗”的初心力量。黔东苏维埃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昭示着：唯有始终与印江、沿河等黔东诸县及酉阳、秀山的人民同心同德，才能汇聚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这种精神传承，早已融入脱贫攻坚的山乡巨变，注入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更将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焕发时代光芒。 愿这本承载着黔东（印江、德江、沿河、石阡、松桃、江口）与川东南（酉阳、秀山）革命记忆的着作，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我们以史为鉴，从印江神兵的抗争、木黄会师的壮阔、梵净山游击的坚韧中汲取智慧，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续写属于黔东与川东南大地的壮丽新篇。 第2章 红三军撤出洪湖根据地 在风云激荡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三军的命运跌宕起伏，其经历的每一段征程都充满了艰辛与传奇。这一切，要从那支充满壮志豪情的红二军团说起。 1927年，南昌起义的枪声如划破夜空的惊雷，震动了华夏大地。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派贺龙、周逸群同志奔赴湘鄂西地区。他们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要在这片土地上燃起革命的烽火。到达湘鄂西后，他们迅速组织起湘鄂边前敌委员会，深入群众，发动并领导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武装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中国工农革命第四军也宣告成立，成为了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时光来到1930年2月，鄂西地区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革命武装顺势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这两支英勇的部队，如同两颗闪耀的星星，在历史的天空中逐渐靠拢。同年7月4日，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陡湖堤胜利会师。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两支队伍合为一体，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担任军团总指挥，他那坚定的眼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让战士们充满了信心；周逸群出任政委，他以坚定的信仰和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为部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孙德清担任参谋长，他凭借着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敏锐的战略眼光，为作战出谋划策；柳直担任政治部主任，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提升部队的凝聚力。红二军团下辖二、六两军（四军改为二军），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六军军长是黔东思南县人旷继勋，政委为段德昌。此时，整个军团拥有一万余人，士气高昂，军威赫赫。两军会师后，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洪湖、湘鄂边、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相互连接，组成了广袤的湘鄂西根据地。同时，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也宣告成立，标志着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根据地的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30年下半年，“立三路线”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革命的天空。其执行者取代了周逸群同志对二军团的领导，在“左”倾冒险主义“夺取长沙，攻占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错误战略的支配下，红二军团脱离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踏上了攻打设防坚固的湖南省城长沙的艰难征程。长沙城高墙厚，敌人防守严密，红二军团在这场战斗中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在湘鄂边的杨林市作战中，红二军团不幸失利，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在鄂西一带辗转作战长达半年之久，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931年2月，历经磨难的红二军团终于到达湖北长阳县枝柘坪进行休整。在这艰难的时刻，部队进行了缩编，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简称红三军）。下辖三个师，原红二军编为第七师，红六军编为第八师（后来又将洪湖地区的革命武装编为第九师）。贺龙担任红三军军长，邓中夏出任政委，汤慕禹担任参谋长。从这一刻起，红三军的番号正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它承载着革命的希望，也肩负着沉重的使命。此后，红三军的番号一直沿用到1934年10月，直到与红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才恢复为红二军团的番号。 在红三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下，到1932年初，湘鄂西苏区迎来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时期。苏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发展到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区域，主力红军连同地方武装扩展到三万人以上。根据地内，百姓安居乐业，积极支持红军的斗争，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这种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敌人对洪湖根据地发动了多达四次的残酷“围剿”。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仅仅进攻洪湖根据地的兵力就达到了十万之多。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红军将士们毫不畏惧，奋起抵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众我寡，红三军被迫撤到湘鄂边，洪湖根据地最终沦陷，百姓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夏秋，蒋介石再次集结百万之师，在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派遣大量兵力向湘鄂边疯狂围攻。红三军将士们虽拼死血战，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但终究难以抵挡敌人的凶猛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再次陷落。红三军再次失去了依托，部队人数锐减到3000人，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被迫在湘鄂川黔边界展开游击斗争。 这一系列的挫折，究其主要原因，是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影响。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同年2月，党中央派夏曦同志到湘鄂西工作，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统一领导湘鄂西的党、政、军事务。夏曦在“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彻底失败、敌军大举围攻洪湖中心区域之际，又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使得红军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处处被动挨打。最后，洪湖根据地就这样葬送在这种保守的战略手里。夏曦同志命令红三军仓促突围，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转战，行程七千余里，于1933年初艰难地到达湘鄂边。此时，红三军已从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余人，部队元气大伤。 更为严重的是，夏曦同志为了进一步推行其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他取消了红三军各师师部，把全军编成五个团，由军委分会（主席夏曦）直接指挥，这实际上取消了红三军军部，也排斥了军长贺龙同志对部队的领导。贺龙同志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的领导对于红三军至关重要，而夏曦的这一做法，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指挥和战斗力。此外，夏曦同志所推行的王明路线对湘鄂西苏区造成的最大破坏，是在1932年春夏、1932年底、1933年春、1933年春夏，连续进行了四次肃反扩大化。在肃反过程中，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干部被错杀，这些干部都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牺牲，严重地削弱了红军自己的力量，使得红三军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更加艰难。最终，这一系列错误导致了湘鄂西根据地的全部丧失，红军不得不辗转作战，寻找新的根据地，以保存革命的火种。 红三军进入黔东的印江 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界的活动，引起了各地官吏豪绅的极大恐慌。他们如同惊弓之鸟，纷纷向上呼吁，请求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四川、贵州、湖南等省军阀刘湘、王家烈、何健、徐源泉等，也迭电国民党中央告急。蒋介石得知情况后，于1934年1月由南昌行营电令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主持“会剿”。一时间，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缩小，险恶的斗争形势日益压缩了红三军的活动范围。在这危急时刻，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红三军不得不离开湘鄂川黔边，再度进行军事转移，进入川黔边境活动。 连年的南北转战，让红三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部队减员严重，武器装备匮乏，战士们疲惫不堪。但在这艰难的处境中，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才能为革命提供坚实的依托。1934年5月9日，红三军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战斗——智夺彭水。在这次战斗中，红三军的将士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一举歼灭敌人一营，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这一战，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让战士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当时，红三军准备就地建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根据地。然而，彭水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背山面水，易攻难守”，如果在此建立根据地，一旦敌人进攻，红三军很容易陷入绝境。1934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红三军决定乘胜西渡乌江，向黔东进军。1934年6月1日，红三军凭借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成功攻占黔东重镇沿河县城。占领沿河后，部队本应暂时休整，恢复体力。但沿河县城分距乌江两岸，背靠大山，形势与彭水相似，不利于扼守。而且，黔军李成章旅，付恒忠部，川军达凤岗旅，湘军周燮卿旅正向沿河进逼。在这紧急关头，红三军当机立断，决定抢在川湘之敌尚未形成包围圈之前甩开敌人。1934年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出敌不意向南直下，经酉阳的龙池、唐家溪，松桃的猫山、麻阳，印江的鸡母溪进抵刀坝。印江县伪县长张廷泽得知红军进入县境，吓得魂飞魄散，便弃城仓惶逃至思南。刀坝是印江、沿河、松桃、酉阳、秀山五县交界的小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北进可到酉阳的南腰界，西经凉风岭可到沿河的小井，东经来安营可达松桃的火烧桥，南下经木黄即可进入印江梵净山。红三军来到刀坝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应群众的要求，红军处决了刀坝伪区长李天治，为民除害，大快人心。还派兵到来安营捉拿伪区长陈文澜，虽未成功，但也让当地的反动势力闻风丧胆。红三军的到来，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犹如春风化雨，让“神兵”斗争重新焕发生机，摆脱了受官吏、豪绅利用和封建迷信支配的地位，得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红三军进入印江时，部队规模已大幅缩减，只有两个师（七师、九师），三个团，共三千多人。当时的组织序列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夏曦；红三军军长是贺龙，他始终坚定地带领着部队，在艰难中寻找出路；政委是关向应，他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为部队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谋长是汤福林；第七师师长是卢冬生，政委是朱绍田；第九师师长是钟炳然，政委是廖汉生。他们肩负着革命的重任，在印江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征程，为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第3章 红三军由川入黔 黔东北的神兵运动 1933年，黔东发生罕见大旱，印江沙子坡集市上米价卖到一块光洋一升(合9斤)，真是“米珠薪桂”。六井山中，不少农户飘粒无收，而县、区催粮逼款的差役仍然三天两头登门上户敲诈勒索，还要招待酒饭和大烟。当地农民怕他们如怕活阎王一般，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奔往他乡另找生路。这时从外面传来了闹“神兵”的消息，以反对政府、军队的苛捐杂税为目，提出“三灭”(灭兵、灭捐、灭税)的口号，共同过太平日子。印江最先建立神坛的是中六井溪的天池坪，创始者是印江天池坪李天保。神坛既立， 男女老少，纷纷加入。 继天池坪神坛之后，六井溪的村寨纷纷邀请他们前去传道，设坛。于是，先后设立了神坛。这些地方成了“神兵:的天下。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成了印江各神坛的始主，具有相当的威望。此外，宁家坪佛主宁国学，由于生性耿直， 办事能力强，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李、宁二人均为印江神坛中较有影响的领导人物。 到了1934年初，印江神坛进入“全盛时期”，拥有“神兵”约四、五千人，特别在西区、北区，神兵的影响举足轻重。 各地神坛，都带着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其组织形式大体相同，公推出一个“佛主”之后，下面即遍设“神将”。 冠以“文武观音”，“吕洞宾\"，“何仙姑”、“穆英”、“杨氏七郎”、“七姐妹”、“搜山虎”等称号。 练功练符的男女神兵，不准同房。要求斋戒沐浴，虔诚礼拜。 男女“神兵”都制备了打仗用的家什。男的佩符、耍刀、舞叉，若遇出阵就喝神水。女的佩符，挂镜、执剪刀， 茅草。据说剪断茅草就是剪掉仇人的头颅。佛主是神坛内的最高权威，一切事宜概由佛主作主，说一不二。 神坛不分男女老少，统统接收。入坛者，有农民，有手工业者，有小商小贩，有下台的官吏，有地方豪绅，有失意的旧军官.....。其组织成分复杂。 然而，“神兵”的主体是广大穷苦农民，国民党的苛政逼迫他们揭竿而起，在“灭兵、灭捐、灭税”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以神坛为组织形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为了严肃纪律，神坛还制定了“四禁”:禁烟、禁酒、禁色、 禁盗。入坛者须在佛坛前下跪起誓:“不贪色，不贪利，如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印江宁家坪神坛，包括宁家坪、蒋家寨、卢塘头等几个寨子，入坛者约三、四百人，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加入神坛的农民，白天从农，晚上练武，一遇政情，呜锣集合，聚众出击。地方大事，概由神坛作主，生杀定夺，悉听佛主。于是，各地神坛，酷似地方权力机关，俨若“政府”。而国民党的地方官吏一-乡长、镇长、保董、阊长、邻长，则权威尽失，自行解体。 各地神兵的蜂起，令反动当局惊恐万状，斥之为“神匪”。 地方官吏，仓惶呈报云:“神匪发生，打倒乡阔、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国民党当局，始则派出区、乡民团弹压，继则调遣各县驻军进击，后则动用正规军队“围剿。面对地方团练和军队的洋枪洋炮，“神兵”不畏强暴， 凭借着大刀、梭标、火枪等原始武器，奋不顾身，越战越勇，多次击败放人，攻城宰吏，开仓济贫，威名大振。 印江神兵”与地方民团、军阀部队前后作战十余次。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活动居1933年底在何家青宅坝与黔军廖怀忠部打仗，整个六井溪流域的“神兵”以及沙子坡的“神兵”都出动了。“神兵”打仗十分英勇，蒋家寨的蒋人。正酣战间，却被桑树林的官军伏兵冲散了“神兵”后队，前锋又不断有人中弹，队伍被迫退出山沟，理茯在城墙脚下的官军主力，便全线扑向“神兵”大队。沿途哉死的“神兵”不下百人。在西门坝留下的尸首，以妇女居多，她们都一手执剪刀，一手执茅草，次第倒在血泊之中。“神兵”败时，官军穷追不舍，直上大石墩，径取六井溪。官军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天池坪等地的民房袜烧毁不少。 至此，“神兵”第二次攻城又告失败。 六井溪“神兵”再次受挫后，无处容身，只得逃到德、 沿交界的地方暗中设坛，又聚集了几百人潜心练功，伺机复仇。这时，周继尧旅已调离印江，由原驻沿河的察刚部接防。黎部也有不足百人的一队“神兵”，黎刚一到印江，就听说六井“神兵”不久将破城复仇的风声，即把他的“神兵”队调到中坝驻扎，并派出一连人巡回侦察，还把板溪任永俊的团防调来协助。三月初十，六井神兵果然又出动攻打印江县城。十一日正午，六井“神兵”与黎刚的“神兵” 相遇，两下冲杀，未分胜负。黎刚即派出精锐部队和任永俊的团队从两侧包抄，六井“神兵”不支败走，浩途死者甚多。黎刚部旋即开到六井山寨去搜捕\"神兵”，血洗山寨，惨不忍睹。 1934年正月上旬，沿河谯家铺伪区长张云佩率民团准备一举踏平白石溪、照东岩等神坛。印江六井溪“神兵” 闻报后，一千多人驰援，结果“神兵”获胜，张云佩被两个十几岁的神兵“搜山虎”突裴砍死，其尸体被砍为几大块祭旗。 印江“神兵”的浴血斗争，集中地体现了广大农民反抗暴政的大无畏精神。印江县沙子坡麻竹园神坛开设较晚，1933年腊月13才立坛，腊月23便参加攻打县城。来年正月，又参加第二次扑城，在战斗中，无数“神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4年春夏之交，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剿， 印江的“神兵”斗争趋于失败，“神兵”首领和骨干纷纷躲进深山老林，各地神坛渐行瓦解。国民党军队对“神兵”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广大“神兵” 群众被骂为“神匪，遭到了残酷迫害。1934年公历2 月初4日，黔军胡团长和刀坝民团陈品山等匪徒穹到池坝， 把耕牛、财物抢劫一空，还烧了一百多栋房子，整个村庄顿成瓦砾。何家庄、瓦场坝两个村寨也被烧房三十多栋，瓦场坝仅余民房三间。“神兵”死难者前后共达二百余人。轰轰烈烈的神兵斗争，就这样悲壮的失败了。 归根结底，“神兵\"的性质就是农民起义。它体现了广大农民与反动政府势不两立的反抗精神。它虽然薇着宗教迷信的色彩，采取了教、政、军合一的神坛原始形式，但其起义性质不变，在很大程度上动员，唤起、组织了“神兵”的斗争，既为红三军在黔东“扩红”提供了兵源，又在客观上为黔东特区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当“神兵”运动进入低潮时，突然传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进入黔东，并攻占了沿河县城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群情振奋。“神兵”众首领公推冉少波为代表寻找红三军求援。他走小井，出阳，奔南腰界，投到了红三军，要求红三军给“神兵”报仇。 红三军收编“神兵” 1934年6月15日(古历五月初四)，约摸吃早饭时光，红三军由刀坝经合水坡、岩桑坪、石板沟、胡家坝、 池坝等地来到了沙子坡。红三军在沙子坡先后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部分神坛首领会议和万寿宫群众大会。 红三军一到印江沙子坡后，立即向六井溪一带的神坛佛主发出信函，并派专人送达，逖请他们来沙子坡晤谈。印江神坛元老，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就曾受到红军的邀请，宁家坪神坛佛主宁国学在古历五月初四天下午便有人来通知他去沙子坡。六月十六日(古历五月初五)，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了主要由印江各神坛佛主参加的神坛首领会议。这次会议，使红三军与黔东“神兵”斗争发生了直接联系。并在印江沙子坡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告神坛书”赞扬了“神兵”的英勇斗争精神。公开宣告:“我们与你们站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接着，“告神坛书”剖析了“神兵”的利弊得失，并指出“神兵”斗争失败的原因:第一，“神兵”只是以反抗派款子为目的，没有推翻国民党的计划:第二，“神兵”只是组织神坛，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第三，“神兵”没有代表工农劳苦贫民一致的政治纲领，常常混入投机取巧的豪绅与反动政府妥协，使“神兵”的事业中途停止和失败；第四，各地“神兵”没有联合。“告神坛书”给“神兵”指出了今后的出路:建立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组织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最后，“告神坛书”满腔热情地呼吁: “我们希望各地神坛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商一切， 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 神坛首领会议结束后，各首领立即赶回去通知所属神兵于次日到沙子坡参加大会。6月17日(农历五月初六)红三军在沙子坡万寿宫召开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与会者大多数都是“神兵”。宁国学还效法古人箪食壶浆以迎仁义之师之举，特意送了一只羊子慰劳红三军。万寿宫墙上贴着很多标语:“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打倒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穷人不还富人钱”，“红军不拉夫，军才拉夫”，红三军是“打富济贫”的人民军队，号召广大群众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神兵”代表冉少波也在会上讲了话。开会当天，沙子坡满街都是枪枝，人们都围拢去看稀奇。特别是其中的“神兵”群众，他们用原始的武器基——刀叉和黔军的洋枪洋炮对抗，曾经吃了大亏，因而有的人便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红军战士不但不加阻止，反而把机匣拆开给大家着，有的甚至还把着他们的手传授射击技术。这就像通了电流一-样，把红军战士和劳苦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了。很多群众感慨地说:国民党的军队哪个敢去看呀，红军队伍硬是不同，不少人要求参红三军。红三军针对“神兵”群众的思想水平和觉悟程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等通俗，明了的鼓动性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与“神兵”的“三灭”口号相对接近， 易于被广大“神兵”群众接受和拥护。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采取收编的形式，把“神兵”编为黔东纵队，冉少波任纵队师长(又称司令)，直属红三军军部领导。 印江“神兵”，在收编过程中，大致分别归入了下述几个系统:大部编入黔东纵队，并组成了印江独立团。此外， 还有部分“神兵”分别参加了德江独立团，沿河独立团和川黔边独立团。 黔东纵队共一千多人，下辖三个支队，一个特务队，纵队设有管理科等机构。第二支队以印江“神兵”为主编成`印江独立团。对于其余各地“神兵”中有影响的首脑人物，大都适当加以任用。特别是对黔东纵队，更是实行教育、改造、循序渐进的原则。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不少“神兵”染上了吸鸦片的劣习。红三军不是简单地下令禁止，而是采用逐日减量、限期禁戒的办法加以杜绝。鉴于“神兵”缺乏近代军事训练，作战时基本上没有要他们打硬仗，恶仗，对于“神兵”的违纪行为和不良习惯，红三军决不无原则迁就，而是耐心教育，启发觉悟，严肃纪律。黔东纵队战士，人人都会唱《红军纪律歌》。同时，红三军还严厉地惩办了一些严重违反纪律者，其中包括第二支队长张中贵、大队长吴国成等人(张、吴二人都是由保董而佛主神将的投机分子)。通过教育、改造，黔东“神兵”这支原始落后的农民武装，终于走上了工农红军武装斗争的康庄大道。红三军得到了较大补充。入黔时，只有七、九两师所辖的三个团，共三千三百余人。黔东苏维埃特区创立以后，制定并通过了《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在“印德沿三县动员了三千多人参加红三军”。 1934年10月下旬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将黔东立师整编为一个正规团，正式列入红三军建制。据初步调查，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除留一部分人坚持地方斗争以外，印江县当年参加红三军并跟随贺龙转战湘西的有五百多人。但现在还幸存并担负各级党政领导的老红军战士，已经为数不多了。 第4章 创建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 德江枫香溪会议 1934 年 6 月 15 日，红三军历经艰难险阻，抵达沙子坡。彼时，革命形势严峻，何去何从成为摆在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面前的紧迫问题。贺龙和关向应同志围绕如何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怎样争取活跃于当地的“神兵”力量，以及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意见交换。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们提出在枫香溪（当时属沿河，现今划归德江）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分局书记夏曦经过审慎思考，同意了贺、关二人的意见。 6 月 19 日，夏曦、贺龙、关向应从沙子坡出发，前往枫香溪。他们肩负着革命的重大使命，主持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会议选址在枫香溪土豪王焕恩家，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宅，即将见证红三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 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始，与会者们神情严肃，对黔东地区的群众基础和敌人力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印江、沿河发动苏维埃运动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十分必要，这将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会议最终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其一，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使革命力量能够在此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其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红军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其三，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基层，发动广大群众，让革命的火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当天晚上，红三军干部会议紧接着召开。关向应同志在会上详细传达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精神，激昂的话语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瞬间振奋了在场干部的精神。他们纷纷表示，将坚决贯彻会议精神，为实现革命目标而不懈奋斗。会后，红三军迅速行动起来，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很快得以恢复。同时，成立了车党委会，向各师、团派出了党代表，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积极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到这一年的 9 月为止，全军党、团员人数达到了 463 人，为红军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革命力量。 为了开辟黔东特区，加强地方工作，红军从各级干部中精心抽调了 100 多人，组织了一个兼具工作队和战斗队性质的干部大队（即军委分会的宣传队）。在枫香溪，干部大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训。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群众工作方法和军事技能，为即将开展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集训结束后，干部大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奔赴黔东各地。他们深入农村、山区，与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与此同时，红军又从各师、团警卫部队中抽调了部分人员和枪支，组成若干个小分队，分赴黔东各县。这些小分队成为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黔东特区的创立过程中，红三军于 6 月中下旬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告。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之条例》，旨在剥夺地主豪绅的不义之财，将其分配给贫苦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告了红军的宗旨和目标，展示了红军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决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为农民协会的组织和活动提供了指导，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对革命政权的建设和运行进行了规范。这些文告、文件的发布，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黔东人民前行的道路，对安定民心、鼓舞士气，号召黔东人民起来革命，瓦解敌人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枫香溪会议以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热潮，在黔东地区轰轰烈烈地掀起。到 8 月上旬，特区范围内已建立了 17 个区政权，67 个乡政权。同时，还建立了特区的地方武装——黔东独立师。枫香溪会议，无疑是红三军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红三军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从此，在红三军的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立黔东特区 黔东特区（又称“黔东苏区”），是红三军在被迫离开湘鄂西苏区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立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它涵盖了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以及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六县的部分地域，纵横二百华里，人口十万以上。其中，印江、沿河两县是黔东特区的主要区域，其次是松桃、酉阳、秀山。尽管黔东特区仅存在了 5 个多月，但它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如同璀璨的星辰，在梵净山地区开花结果，革命精神更是发扬光大，世代相传，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时，创立黔东特区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 首先，黔东人民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高昂的斗争情绪。黔东山区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长期以来，兵匪横行，官府横征暴敛，豪富强取豪夺。在重重残酷压榨下，广大人民生活极其贫苦，挣扎在温饱线上。多数人渴望通过革命改变这种悲惨的生活状况，过上幸福的日子。早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黔东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以“灯花教”的宗教形式为掩护，高举义旗，发动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武装斗争，即号军起义。号军起义首先在思南爆发，随后迅速波及各县。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印江人王茂兰及安太然等人，在印江袁家湾举起义旗，以台市为号。此后，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般蜂起，或以白巾为号，或以黄巾为号，聚众十数万，统称为“号军”。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波及半个贵州，声势浩大，采取飘忽作战的策略，多次击败官军。“号军”坚持斗争长达 13 年之久，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到了民国年间，黔东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时有发生。特别是 1932 年以后，黔东的务川、印江、德江、沿河等地兴起了“神兵”运动，其发展迅猛，人数众多。1934 年初，印江“神兵”两次夺城，吓得印江县城内的官吏豪绅胆战心惊。黔东“神兵”的英勇斗争，震惊了贵州军阀政府。伪政府调集正规军队，对“神兵”实施进剿。在优势敌人的残酷镇压下，“神兵”最终失败了。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失败，而是积极待机再起。为了寻求支援，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四川酉阳一带寻找红三军，请求红军增援，为他们报仇雪恨。由此可见，黔东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为扩大红军队伍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黔东地区的政情较为薄弱。黔东地处贵州的边远山区，基本上属于桐梓系军阀王家烈的势力范围。但在军阀混战的复杂局势下，王家烈面临着诸多困境。他对内要对付本省的其他军阀，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地盘；对外要防范湖南湘西土着军阀陈渠珍的侵扰，同时还要警惕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等人的觊觎。由于兵力分散，王家烈尽管将主力部队进行了重点布防，仍深感兵力不足。在黔东地区，主要是反动的地方政府和为数不多的团防武装，以及一些来往不定的“杂牌”部队。相比之下，王家烈在黔东地区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军事力量空虚。红三军进入黔东以后，只进行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整个军事形势相对稳定。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有利于红三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 最后，黔东地理位置重要，具有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它地处湘鄂川黔四省要冲，山岳连绵，草深林密，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地形险要。西靠天险乌江，东有印江梵净山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这种地理环境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便于红军回旋和固守。此外，大革命前，贺龙同志曾在黔东活动，在当地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还拥有一些熟悉的社会关系。这些都为红三军在黔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有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 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 1934 年 7 月 21 至 22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隆重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意义非凡，标志着黔东人民的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建立。 正当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时，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历经千辛万苦，带来了党中央 5 月 6 日发出的指示信和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中央在指示信中指出：“因交通断绝，在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法了解你们的情况，不能和你们交换意见和给你们指示。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损失。自从你们的代表来此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来研究与检查你们的工作。但是你们没有给我们充分的材料，使我们不能详细和具体了解你们的情况。xx同志只给我们一个一般的口头报告，而且有许多重要的问题，他也完全不明白。虽然如此，我们认为有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的必要……”信中对湘鄂西分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明确要求必须停止这一错误行为。 8 月初，湘鄂西分局在黔东召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指示和决议。分局成员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一致表示完全接受党中央的批评。并于 8 月 4 日通过了《湘鄂酉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湘鄂西分局对 1933 年 1 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回顾与检讨，尤其是在“清党”和“肃反”问题上进行了深刻反思。决议中指出：“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与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造成了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根本错误”。决议接着说：“以肃反来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取消了党内的教育，将党内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且可以争取与挽救过来的同志，也只用简单的上层的军事行政手段，将他们肃掉，造成党内恐怖与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现象”。至此，进行了将近三年的错误肃反才得以停止，原拟将要进行的“第五次”肃反也被取消。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逐步得到消除，为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为了有效地发展和巩固黔东特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粉碎贵州军阀的围剿，中央分局在决议中提出了几项重要的战斗任务：一是“红三军恢复成为二军团，组织一万工农参加红军来扩大我们的力量”，“加强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训练”，以提升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二是“解决政治军事干部的大批培养问题”，为革命事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三是加强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四是“建立和加强保卫局”及“苏维埃的司法系统”，维护苏区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第二次黔东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时，还强调了开展白区工作，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斗争，组织城市工人运动，开展反帝运动等，扩大革命的影响力，团结更多的力量。 1934 年 9 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又在酉阳南腰界召开会议。这是继 8 月 4 日分局会议后，在黔东特区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形成了 9 月 15 日向党中央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报告着重对四次肃反的经过和湘鄂边苏区的丢失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检讨，对红三军和黔东苏区的现状及面临的任务作了及时的总结，制定了进一步发展苏区的计划。这次分局会议，对红三军的思想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红三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会议结束后，将冉少波率领的“神兵”部队——“黔东纵队”和其它几个独立团，正式改编为黔东独立师，进一步加强了特区的武装力量。 湘鄂西中央分局于 8、9 月份召开的两次会议，制定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黔东苏区的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力的具体措施。然而，由于 10 月下旬六军团的到来，以及两军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上述计划未能全部付诸实现。但这些努力为后来革命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确立建政纲领 中共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以后，为了推动黔东特区的政权建设，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6 月 23 日颁布了《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25 日颁布了《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方法》。红三军也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加上 6 月 18 日由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等，构成了在黔东各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建政纲领。 《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共 8 章 21 条，内容全面而细致。在第 1 章“总则”中明确规定：“我们务农为生的农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反对地主及豪绅官吏军阀国民党政权的压迫，要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是雇农（靠帮工维生的人）、苦力贫农（种田不够吃，还要帮人做工的人）、中农（不请长工不收租稞，年成好还有余粮剩米的农民）的一个大联合。不要地主富农参加”。这一规定明确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和组成人员，为其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第二章“斗争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农协的八条斗争纲领：“1、不完还地主租稞。2、不借还富人的债，取高利借贷。3,反抗一切苛捐杂税（门牌捐、月捐、鸦片捐、屠宰捐、枪捐等），取消收税机关。4、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财产衣物，分给贫苦农民。5、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6、释放被官府捕去的农民。7、逮捕和惩办一切官吏豪绅（区长保董）及税收人员。8、组织农民自卫队，武装自己，保护身家”。这些纲领反映了农民的迫切需求，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在第六章“农民协会的纪律”中，规定了五条严格的纪律：1不准反心，泄漏秘密，投降敌人。2下级服从上级。3打土豪，要平分，不准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钱。4不准仇杀工人农民。5不准奸淫放火。并且还作出了“信教自由”的规定，体现了农民协会的纪律性和包容性。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全文如下：红军的任务是在川、黔、湘、鄂一带创建苏维埃区域，实现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而斗争。兹将苏维埃要点郑重宣布于下： 1、推翻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中国民族独立。 2、打倒卖国祸国殃民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消灭剥削和压迫民众的保甲制度。 3、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府。 4，没收地主阶级大财主的土地为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5、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 6、增加工人之工资，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 7、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 8、分给士兵的土地和发给回家的川资。 9、解除敲磕民众剥削民众的团防武装。 《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对于各级政权的机构设置、任务、纪律等，作了详细的规定。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共十二条：1分田。2分粮。3取消捐税。4抗债。5肃反、逮捕和惩办土豪劣绅官吏及破坏工农革命之反革命分子。6增加工资。7释放犯人。8武装自己。9优待红军及其家属。10联络士兵。联络国民党士兵，举行士兵暴动，参加苏维埃革命。?组织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准备召集工农兵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工农民众之民主政权。 革命委员会组织法的“总则”规定：“在某一地方，工农群众斗争已经发展到武装的阶段，即可建立革命委员会为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政权机关，不容许国民党官吏、区长、乡长、豪绅混入”；“革命委员会，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不容许地主富农参加”；“革命委员会，是民主的机关，各委员要由工农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公举。果委员不为自己的工人农民阶级谋利益，群众可以随时撤销他的职务”。组织法还规定了各级革委的任期：“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政权机关，负有筹备组织苏维埃之责。从其成立之日起，乡革委至多不得过一个月，区革委不得过两个月，县革委不得过三个月”。 在这些建政纲领的指导下，黔东特区各地积极行动起来，先后建立了雇农工会、农民协会、游击队和自卫队。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区、乡的临时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1934 年7 月21 日至22 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又于1934 年7 月印发了《乡苏维埃》的小册子，力图把黔东特区的政权建设不断引向巩固和深入——从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苏维埃政府。 《乡苏维埃》共七章。第一章的标题是：“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苏维埃即是代表会议的意思。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即是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对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一共作了五条规定：“1以消灭封建剥削，彻底地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2以彻底地改善工人生活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作标准。3规定经济政策，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4以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统一中国为目的。5以保障工农劳苦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绝对禁止剥削者的自由与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 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乡苏维埃》也作了明确的阐述：“苏维埃是领导革命行动的斗争机关和暴动机关”，“苏维埃是一个专政的权力机关，苏维埃是国家的政权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工农专政，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压迫地主阶级的机关。政权的内容，就包括法律、监狱、军队、警察及政府机关等等。红军就是苏维埃所指挥的军队。 显而易见，《乡苏维埃》所体现出来的建政原则，已经上升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高度，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华。可惜由于敌人的进剿，环境的险恶，以及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东进湘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等种种原因，黔东特区终于陷落，而苏维埃政权这种较高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没有得到完全实现。 实际上，黔东区的政权建设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措施，并没有完全按照《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和《乡苏维埃》的规定行事。《革命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革委会分乡、区、县、特区四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实际只分乡、区、特区三级，省略了县革委这个层次。按照革命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革委会负筹备组织苏维埃之责。可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黔东特区大部份没有建立乡革命委员会，而是直接建立乡苏维埃政府，省略了先建立乡革委然后筹备乡苏维埃政府这个步骤。1934 年9 月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明确：“在红军占领的区域，我们才去的时候，群众还跑兵，经过宣传以后，群众才回家，我们就去组织农民小组。组织以后就开群众大会成立乡苏维埃……大约快的七、八天，迟的两星期，我们就可以将驻地范围建立乡苏维埃……。”至于区级苏维埃政府，除了德江县张家湾区以外，其余十六个区都还尚未建立。成立特区苏维埃政府的计划也没有能够付诸实现。 红军干部指导建政 中共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以后，红三军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干部大队，分赴黔东各地，具体指导政权建设。鉴于当时的紧张环境，黔东特区的建政工作与过去湘鄂西苏区的建政工作有所不同。过去湘鄂西苏区的建政酝酿时间长一些，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各种群众团体建立也比较广泛，因而群众基础比较深厚。而黔东特区的建政，要求急，酝酿时间很短（多则半个月，少则几天），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加上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团体成立得不很普遍（有的地方虽有组织，并无很多实际活动），因此群众基础较差。在红军武装占领以后，建政的特点是，派遣红军干部深入各地，分工包片，用最快的速度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和建立武装（游击队、自卫队），双管齐下，并亲自参加政权班子，直接指导各项工作。 黔东特区最先建立的政权是沿河县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红三军于6 月19 日抵达枫香溪，在短暂的7 天筹备后，6 月26 日便召开了工农兵群众大会，成立了区革命委员会。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是由红军代表陈芝兰、袁风林，吴正卿协助成立的。鉴于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是黔东特区的第一个民主政权，具有典型示范的性质，因而贺龙同志也出席了该区的工农兵群众大会，亲自指导。会上，制定了《沿河县第五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这个“斗争纲领”公开宣告：“沿河县第5 区工农群众，因受不了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压迫，我们实行工农兵的苏维埃民主革命。因此于1934 年6 月26 日在枫香溪召开工农兵群众大会，组织区革命委员会，并决议斗争的行动纲领16条，以求得我们工人农民士兵初步的利益与解放。”同时，大会还通过了《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枫香溪区革委成立后，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各地建立政权的热情，紧接着，各地的区、乡政权也相继建立。据湘鄂西分局当年向中央的报告记载：“到1934 年的8 月上旬为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黔东特区范围内一共建立了17 个区革委、100 多个乡苏维埃政府。”黔东大地，第一次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在各级革命政权相继建立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于1934 年7 月21 日至22 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到会的有印江、沿河、德江三县选出的代表和红军代表135 人，其中雇农及手艺工人55 人，贫农25 人，中农8 人，士兵4 人，其他7 人，小商4 人，红军代表32 人。大会选举孙秀亮、秦育清等组成主席团。会上，首先由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同志致词。 夏曦致词全文如下： “同志们： 今天有沿河、德江、印江的工人农民游击队和红军的代表来举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在贵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是我们工人农民出头的日子！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们致以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今天我们来开会，就是要推翻旧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成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我们自己的政府就是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全世界上，苏维埃革命完全胜利的就是苏联，即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维埃革命成功，现在不过17 年。他们工人农民的生活，在全世界上算是头一等了；在苏联，已经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富农了；农民组织在集体农庄之内；工人每天只做七小时工作，他们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苏维埃革命，现在还不过七年。在开始的时候，不过几百人的农民游击队，到现在全国有了将近百万铁的红军，有了六分之一的中国的领土。在江西、福建、四川、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陕西、甘肃、贵州12 省内，都有了苏维埃领土。最大的苏区是中央苏区，有福建、江西、粤赣、闽浙赣四省。还有川陕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湘鄂西等苏区。在1931 年10 月1 日，就举行过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华苏维埃领土内，农民已经分得了土地，工人已经增加了工资，改良了待遇，苛捐杂税也取消了，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农生活，完全有天堂地狱之别。 苏维埃革命是什么人提倡的呢？不是菩萨神仙，也不是皇帝，是共产党所提倡的。共产党在俄国发生，有三、四十年，在中国成立也有15 年了；共产党是什么人的党呢？就是无产阶级的党。它是代表工农利益的党。就是一些做工的人所组织的。原来做工的人，受不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所以才组织共产党，来反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自从中国共产党1927 年9 月提出实行苏维埃革命以来，全中国的工农群众，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创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认为只有苏维埃才是工农民众唯一的解放的道路。 我们贵州的老百姓，比任何地方的人，还要穷还要苦。因为受着法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王家烈、犹国才、毛光翔的压迫剥削，已经水深火热了！我们老百姓天天都在那里想一个出头的日子，你们一定想出一个皇帝、一个真命天子来救你们。同志们！这就想错了！我们中国原先不是有一个宣统皇帝？现在他还是在做皇帝。但是他把我们中国东北四省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引导日本帝国主义来灭亡我们中华民族。所以现在的皇帝是靠不住了！并且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个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宣统皇帝！ 你们看见没有皇帝来救你们，七想八想就靠菩萨神仙来救你们。你们就当“神兵”、立神坛，有神兵神将，口称打不进杀不进。大家开起神坛来反抗苛捐杂税，本来这就是农民反抗地主豪绅统治的革命斗争的一种原始式。这一个革命斗争后来被反革命国民党军队将“神兵”打毁了！打也打得进，连房子也烧去了许多。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实际上就是豪绅地主对我们农民抗税斗争的进攻和摧残。在这个斗争中神坛内的人，就分成两部份了：一部份人他本身是地主豪绅，他就去投靠反革命，他就去招安，他与敌人妥协一致的压迫我们工农群众；另一部分人，则是工农群众和代表工农的领袖。他们一方面受着军阀的压迫，另外一面，又受着这一部分神坛内反叛出去的地主豪绅的出卖。所以，他们的出路，只有继续着这一反地主豪绅、反军阀的斗争，才有出路！ 现在参加我们红军的，主要是这一部分群众和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神兵”领袖。这是农民斗争由“神兵”的形式进入苏维埃运动的具体过程。在尖锐的阶级对立的形势下，工农群众是完全团聚在苏维埃革命的战线上了。 但是我们要问，“神兵”是为什么失败的呢？有的说：因为没有枪。这是一个经验，知道要使用新式武器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因。神兵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领导斗争的有一部分地主豪绅，幻想地主阶级的改良与地主豪绅妥协，出卖群众的利益，这是斗争真正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坚固的组织，没有近代的军事训练，还是失败的次要原因。 至于菩萨，原不过是人的幻想，哪里有菩萨呢？如果有菩萨，为什么还是打得进、杀得进呢？为什么连房子都保不住呢？并且反革命军队来了连菩萨也吓跑了！可见如果真正有菩萨，他是胆小如鼠的纸老虎哩！“神兵”还有一点应批评的，就是对于不信神的人的歧视，如果这个人没有参加神坛，就是他是穷人也要歧视。这就破坏了我们阶级团结，逼着一部份没有加入神坛的工农集团在区长，乡长、土豪劣绅势力之下去了，这也是“神兵”斗争失败原因之一。 你们神坛有很多菩萨附身，托人说话。但是从来也没有菩萨讲过，要分田给穷人，要增加工人工资。可见真有菩萨，也不一定是为穷人谋利益啊！俗话说：“有钱可以通神”，菩萨也可以被有钱的收买。可见菩萨也是靠不住的了！还是要靠自己救自己。 现在你们找着一条光明的大路了：就是组织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成立工人农民的红军。我们有了政府，有了红军，我们就有了权利打倒压迫我们的一切敌人。这就是自己救自己。 现在你们要立刻进行三件大事： 一、实行土地革命。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拿来彻底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二、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坚决同地主富农作斗争。并要同一切破坏苏维埃革命之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三，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一万人的游击队，三千人参加红军。这样我们有了革命的武力，可以压倒一切！我们大胆的照着苏维埃革命的道路上前去，紧紧的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我们一定可以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 我们高呼：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 夏曦致词完毕，红三军代表钟子廷也在大会上致词如下： “同志们： 我代表工农红军第三军全体指挥员战士，向大会致革命的敬礼！ 今天我们举行黔东特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最光荣的一天！这是苏维埃运动在贵州胜利的开始。我们工农红军，是苏维埃中国的保卫者，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我们要用我们最后一滴血，来保护你们的利益、保护你们已经分得的土地。希望你们多动员群众参加红三军，很快的完成党所提出的动员三千人参加红三军的任务！我们的口号就是到前线去消灭王家烈军阀，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我们高呼：中国工农红军万岁！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代表大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听了夏曦和钟子廷的致词，全体代表鼓掌欢呼，情绪高涨，万分振奋。随后讨论了土地、武装等重要问题。各位代表对于每一问题均积极发言，各抒己见，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案： 一、没收土地和公布分配土地条例。 二、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 三、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 四、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 五、关于肃反问题决议。 六、关于苗族自治问题决议 通过上述决议案之后，大会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了宁国学、冉云、夏安、刘本玉、孙秀亮、陈正国、邓吉星、夏曦、费龙、关向应、卢冬生、李佛如、朱少田、钟炳然等八十人为委员。以罗亨举、孙秀亮、符公高、秦育清、陈正国、张均望、胡昌进、黎光富、汤福林等32 人为常务委员。孙秀亮任主席，秦育清、陈正国任副主席；田兴才、王顺邦任土地部长，汤福林、张均望任军事部长，孙永臣任劳工部长，李之兰任经济部长，罗亨举、黎光富任政治保卫局长。现在尚有记载的20 余名委员中，印江县就有宁国学＜韩家乡宁家坪人＞、陈正国＜韩家乡四坳口人)、冉云＜即冉少波、何家乡冉家坡人＞，夏国安＜沙子坡麻竹园人＞等四人。“选举完毕，各委员宣布就职。当时会场空气异常热烈。掌声雷动，高呼口号而散”。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是黔东人民的临时民主政权。当时特区人民习惯上都把特区革命委员会称为“省政府”。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人员，以印江、沿河、德江三县推选出来的农民代表为主体。特别是主要领导成员，多数是本地农民。三名正副主席中，除秦育清副主席是红三军干部外，主席孙秀亮系沿河县白石溪农民，另一名副主席陈正国是印江县四坳口人。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机关设在沿河县白石溪的土地湾。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后来又曾先后迁到沿河县的铅厂坝、瓦场坝、山羊岭、皂角池及照东岩等地。 对黔东特区的估价 红三军自1932 年秋退出洪湖苏区时起，基本上都是过着流动的游击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四处转战。虽然多次企图建立新苏区，但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没有根据地，红三军没有可靠的后方，打了仗伤病员无处安置，人员减少又得不到适时补充，疲劳时得不到一个安定的休息场所，革命事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了黔东区，便结束了这种艰难的状态。红三军在黔东特区这个时期，补充了一千多名新战士，队伍得到了壮大，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休整。加上“肃反”的停止，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构的重建，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保证了黔东地区革命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正如贺龙同志后来回忆说：“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有了这块根据地，红三军才得以休整，补充了人员，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也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 黔东特区的建立，还为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示范和鼓舞。其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等一系列实践，让广大民众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使革命的火种在黔东大地深深扎根，激发了更多人投身革命的热情。 从经济建设方面来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努力改善苏区的经济状况。通过打土豪没收的财物，一部分用于充实红军的物资储备，一部分则分配给贫苦百姓，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同时，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使得苏区的粮食产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此外，还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采取措施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促进了物资的流通，活跃了苏区的经济。 在文化教育方面，黔东特区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红军干部和当地进步人士仍努力开展扫盲运动，创办夜校、识字班等，向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通过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教唱革命歌曲、表演红色戏剧等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着重要举措。黔东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特区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参与革命。在政权建设中，吸纳了不少少数民族代表，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地方事务的管理中来，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使各民族在革命的旗帜下紧密相连，共同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奋斗。 黔东特区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云贵高原上建立的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为后来红军在该地区的活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英勇奋斗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了中国革命精神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和敬仰。 印江县境内的建政情况 黔东特区时期，印江县的西区、北一区和北二区（即现在的峨岭区、板溪区和天堂区）的部分区域属于根据地范围。大致涵盖今天沙子坡、凉水、韩家、花园、庙坪、刀坝、兰克等七个乡的全部，毛寨、何家、杉树、天堂、坪底、溪等六个乡的部分地域，以及原属印江西区的袁家湾、上坝（现在的德江县袁长乡和上坝乡），都在特区的版图之内。 在红军干部的具体指导下，1934年七、八两个月内，印江县境内掀起了建政热潮，先后建立了四个区革委，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在筹备建立区、乡政权时，各地通常首先建立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和少年先锋队等群众团体，为政权建设筑牢根基。同时，为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黔东特区的政权建设打破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省界、县界限制，将相邻地域划在一起，以便统一领导。 1. 旧寨坝区革委 旧寨坝区革委，是印江县成立最早的区政权，由红三军干部张均望、冯启云、陈家其等人协助，于1934年7月中旬建立。旧寨坝本是沿河县一个不到30户人家的小寨，与印江县宁家坪仅隔着两丈多宽的六井溪河。为方便领导，黔东特区将旧寨坝等地划入印江管辖，并将旧寨坝区命名为“印江县第一区”。其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印江县凉水、韩家两个乡的大部分，以及沿河县旧寨坝、龙洞湾、照东岩等五、六个村寨。 -主要干部构成： -主席：陈尚质（印江县凉水乡卢塘头人），他出身贫苦，对当地百姓的艰难生活感同身受，凭借自身的热情和领导能力，积极投身革命政权的建设与管理。 副主席：杨光明（沿河县龙洞湾人），协助主席开展各项工作，为区革委的稳定运行贡献力量。 土地部长：王焕林（印江县韩家乡木棚人），负责土地分配等重要工作，致力于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改善生活。 肃反部长：杨伯昌（印江县韩家乡人），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维护革命秩序。 游击大队长：邓吉星（老红军）、蒋培二，带领游击队员保卫区革委的安全，与敌人展开斗争。 常驻红军代表：冯启云、陈家齐，他们凭借丰富的革命经验，为区革委的工作提供专业指导，是区革委工作的核心引领者。 下辖乡政权：旧寨区下辖七个乡苏维埃政府，各乡政权在区革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 凉水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任美忠（印江凉水溪人） 副主席：包汉臣（印江包家寨人） 游击中队长：任世友（原印江枫香堡人，现属沿河境） 瓦房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蒋正廷（印江县凉水公社蒋家坝人） 龙洞湾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张着成（沿河旧寨坝人） 副主席：王万清（沿河人） 游击中队长：杨通虎 自卫中队长：何春茂（沿河旧寨坝人） 照东岩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谯名方（沿河人） 副主席：黎开昌（沿河人） 文书：陈光权 四坳口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杨景光（印江韩家罗白寺人） 文书：吴六章（印江韩家红家屋基人） 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恩、吴天银、吴老章、田海成、何代昌 自卫大队长：王醒堂 常驻红军代表：冯启云 石坪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胡焕廷（印江韩家乡人） 副主席：李洪顺 游击中队长：梅永魁、李天皇 自卫中队长：王醒福 邱家寨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袁义书（印江韩家乡人） 副主席：张着成（恩南塘头人，当时在邱家寨烧砖瓦） 游击中队长：吴大科 自卫中队长：袁长禄 由于四坳口、邱家、石坪等三个乡政府距区政府所在地旧寨坝较远，为便于领导，后来在四坳口设立分区。由红军代表冯启云（群众称为冯到官）常驻四坳口，就近指导工作。同时，四坳口乡在机构设置上规模更大，一般乡只设自卫队中队部，而四坳口乡设立了自卫大队部。经现有可靠资料查实，邱家寨乡政府当时被命名为“印江县第一区第四乡苏维埃政府”，石坪乡政府被命名为“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 2. 官塘区革命委员会 因区革委机关设在沙子坡的官塘而得名，由红军干部彭治龙、徐正清及张均望等人协助，于1934年8月初成立。办公地点先后设在官塘李运敖、李仁陶、李华周家里。 主要干部构成： 主席：黄光裕、夏国安（先为黄光裕，后由夏国安继任） 副主席：王顺民 文书：李白陶、陈德银（李先陈后） 游击大队长：梁银星 常驻红军代表：徐正清 下辖乡政权： 官塘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何树珍、鲁金山（先为何树珍后为鲁金山） 副主席：任永方 文书：杨金龙 红花园乡苏维埃政府：设在何帮福家里。 主席：吴胜茂 文书：铁世恩 游击中队长：吴德高 乡代表：吴胜勤、王玉廷 池坝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孟和清 游击中队长：江云汉 自卫中队长：万太钱 罗南溪区革命委员会 因区政府设在罗南溪而得名，1934年8月上旬由红军干部易吉山、毕国元等协助成立。办公地址先设在毛坝，后迁到罗南溪。 主要干部构成： 主席：田中问 副主席：张着宣 文书：杨通纯 游击大队长：张羽朋 常驻红军代表：易吉山，负责全盘工作，政治、宣传、军事工作一肩挑，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推动区革委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下辖乡政权： 罗南溪乡苏维埃政府：设在大寨陈志泽家。 主席：陈正光 副主席：杨光郁 文书：杨通煜 乡代表：张宗福 游击中队长：杨光荣 下寨坝乡苏维埃政府：设在田中海家。 主席：刘兴忠 游击中队长：田庆福 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黄前兆 副主席：郑老进 游击中队长：郑少南 来安营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陈永举 乡代表：陈槐安 喻家岩区革命委员会 因区政府设在庙坪喻家岩而得名，由红军干部何启佐、邓参谋等人协助，于1934年7月底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康正凡家。 主要干部构成： 主席：何启佐、王之维（何调走后由王继任） 副主席：任恩普、卢奎现 游击大队长：杨银山（老红军） 常驻红军代表：何启佐、邓参谋 下辖乡政权： 刀坝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李维清 文书：饶景秀 乡代表：周宗仁 游击中队长：李天福 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黄廷章 文书：杨秀品 游击中队长：杨秀章、夏月成（杨秀章因贪污被撤职由夏继任） 坨寨乡苏维埃政府：设在赵佐金家。 主席：任文忠 文书：陈开国 乡代表：黄朝学 游击中队长：王世焕 副中队长：赵佐怀 桂溪口乡苏维埃政府：设在何德洪家。 主席：何德洪 副主席：任贞恒 文书：任永杰 游击中队长：任贞贤 除此以外，当时属于印江西区管辖的袁家湾、上坝也建立了袁家湾、上坝两个乡苏维埃政府，这两个乡苏维埃政府属德江县张家湾区革命委员会管辖。区革委主席冉隆贵，副主席冉茂清当时也属印江人。 黔东特区时期，印江县境内的政权建设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1. 民主选举产生领导成员：红军干部到达一个地方后，首先召开穷苦人会议，或邀集骨干开“诸葛亮”会，成立雇农工会或农民协会，发掘和培养积极分子，为建政储备干部。1934年8月上旬，红三军来到兰克寨后，动员穷人到下寨坝苦竹林开会，会议持续近一天，当场组织了农民协会，选举郑老进担任农会主席，后来郑老进还当选为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建立群众团体方面，旧寨坝区成绩突出，各乡普遍成立了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和少年先锋队，还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区、乡政权的负责人，均由群众选举产生。旧寨坝区为推选出席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专门在瓦房场召开各乡苏维埃代表参加的群众大会。红军干部张均望首先说明当选代表应具备的条件，然后经过公议，一致推选陈正国、王焕林、吴希堂、杨槐昌等人为代表。结果，陈正国在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区政府副主席。 2. 红军代表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区、乡政权酝酿和准备时间短，本地干部来不及培训，派驻到各区的红军代表成为关键人物。原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杨光明说：“当时我们又不懂些什么，完全是由红军干部冯启云，陈家其掌火”。罗南溪区的红军代表易吉山，负责全盘工作，政治、宣传、军事工作一肩挑。原喻家岩区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廷章说：“区府有个红军代表叫何启佐，我们不知道乡政府的工作怎么办，都听他指挥” 。红军代表凭借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为印江县境内的政权建设指明方向，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印江县境内的革命政权在红军代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积极践行各项革命政策，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面貌。在土地革命方面，各乡苏维埃政府严格执行土地分配政策，深入调查土地占有情况，将地主豪绅的土地没收，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举措不仅使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改善了生活条件，更激发了他们对革命的拥护和支持，许多农民主动加入红军或地方武装，为保卫革命果实而战。 在经济建设上，区、乡政权积极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发动群众开垦荒地，兴修小型水利设施，提高农业产量。同时，鼓励发展手工业，支持农民从事编织、木工等手工业生产，并协助建立小型合作社，促进物资交流和经济循环。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根据地物资短缺的问题，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实力。 在军事斗争方面，各乡的游击队和自卫队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承担起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骚扰敌人等任务。他们熟悉当地地形，与群众联系紧密，为红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与敌人的多次战斗中，印江县的地方武装不断成长壮大，逐渐成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此外，革命政权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利用庙宇、祠堂等场所开办学校，让贫苦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孩子们的革命意识和爱国情怀。一些地方还组织了识字班，帮助成年人学习文化，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革命觉悟。 印江县境内的建政实践，是黔东特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整个黔东地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基层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黔东特区的革命成果，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生命力。尽管后来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印江县境内的革命政权遭受了严重破坏，但它们所留下的革命精神和宝贵经验，成为了激励后人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在革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奋斗。 第5章 创建黔东特区苏维埃根据地 特区的武装力量 1934年，红三军踏上黔东大地，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自进入黔东起，红三军积极扩充革命力量，除收编部分神兵、吸纳穷苦农民加入红军外，还广泛开展地方武装建设工作，组织起游击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逐步构建起一套完善的三级武装力量体制，即正规红军——县独立团（游击队）——乡村自卫队。 其中，独立团作为地方武装的中坚力量，由若干支游击队组成，实行大队、中队、分队、班的序列编制。在保卫和巩固苏区的战斗中，正规红军无疑是核心主力，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独立团和自卫队则紧密配合，从侧翼和后方提供支持，共同为苏区的安全保驾护航。 1934年6月17日，印江沙子坡万寿宫前，人声鼎沸，一场群众大会正在热烈举行。贺军长站在台上，目光坚定，向广大农民发出号召，呼吁大家踊跃参加红军，同时表示，不愿离开家乡的农民也可就地加入游击队，为革命贡献力量。这一号召如同一把火炬，点燃了农民们心中的革命热情，许多人纷纷响应，投身到革命队伍中。 仅仅六天后，即6月23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这份章程犹如一盏明灯，为各地建立地方武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性纲领。其内容涵盖多个关键方面： 总则：明确工农自卫队是工人农民保护身家生命的自卫军事系统，是纯粹的工人和农民阶级武装，坚决不容许地主富农混入其中。工农自卫队遵循自愿原则组织，但在当地工农群众大会通过决议的情况下，十六岁至四十岁的男子需全员参加。而且，工农自卫队主要在本乡服务，以防御和消灭敌人进攻、保护革命区域为使命，不被抽调强迫参加红军，其服务、放哨、守卡、操练等活动均以不影响农时、不耽搁农事为原则，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 任务区分：工农自卫队承担着多项重要任务。一是配合红军进攻反革命军队，协同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二是防守要道要卡，把控关键地理位置，防止敌人渗透；三是仔细盘查行人，严密防范奸细混入苏区，确保革命阵营的安全；四是断绝敌人粮食及交通，从物资和交通上削弱敌人实力；五是建筑碉堡工事，加强苏区防御设施建设。 组织系统：组织系统严密有序，分为班——分队——中队——大队——区队——支队——纵队。具体编制如下，每乡设立一个中队部，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又分为三班。每班人数在5人至10人之间，由此每中队人数共50至100人。三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部，大队人数辖150人至300人，归区队部管辖。每区设置一个区队，辖三个以上的大队，总人数达500人至1000人；三个大队以上设立一个支队部，辖1500人至3000人，归县纵队部管辖；每县设立一个纵队部，管理三个以上支队，总人数可达5000至人。如此严谨的组织架构，确保了工农自卫队能够高效运作，发挥最大效能。 纪律：自卫队作为军事组织，纪律严明。规定如下，如有违犯，将由大家公议处置。包括必须服从命令，确保行动统一；不准勾结敌人，保持革命立场坚定；打火线时不准临阵退却，要有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打土豪所得要平分，严禁私自拿取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维护群众利益；不准仇杀工人农民，牢记革命宗旨；不准奸淫放火，保持良好的革命形象。 按照此章程规定，工农自卫队具有鲜明的群众性，队员不离开本地乡土，以不妨碍农时为原则开展自卫活动，其性质与我国现行的民兵制度极为相似，是一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革命武装力量。 1934年7月21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夏曦同志在会上发表讲话，激情澎湃地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一万人的游击队，三千人参加红军。这样我们就有了强大的革命武力，可以压倒一切敌人！”这一号召得到了全体代表的热烈响应。大会通过的《关于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作出规定： -印江、德江、沿河三县动员三千人参加红军，因为红三军是创造、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的坚强柱石，强大的红军力量是苏区稳定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县组织一万人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活跃在苏区范围以及敌人后方和侧面，广泛发动游击战争，游击战争能够有效扰乱敌人部署，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县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工农红色自卫队作为后方的守卫部队，肩负着巩固苏区的重大责任，他们守护着苏区的每一寸土地，保障着苏区人民的生活安宁。 由此可见，游击队属于较为精悍的地方武装力量，他们机动性强，随时能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并且以整个黔东特区为作战区域，在革命战争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为了实现集体领导，提升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和协同作战能力，红三军先后成立了印江、沿河、德江、川黔边和黔东等五个独立团。各地的游击队分别列入独立团的建制，由各独立团统一指挥，实现了地方武装力量的整合与优化，使各游击队能够在统一领导下，更加高效地开展战斗和各项革命活动。 印江独立团成立于1934年7月下旬，团长兼政委由张均望担任，他经验丰富、能力出众，在地方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受群众信任；副团长为宁国学，他同样为印江独立团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力量。 此外，红三军还收编了印江、德江、沿河三县的一千多名“神兵”，将他们组成黔东纵队，由冉少波任司令，直接归军部领导。这些“神兵”在加入革命队伍后，经过训练和战斗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力量，为黔东地区的革命事业增添了新的活力。 1934年9月底，湘鄂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军事整编，将黔东纵队和几个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任命贺炳炎为师长，冉少波为副师长。至此，黔东人民不仅拥有了自己的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还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地方武装——黔东独立师。这支队伍的诞生，标志着黔东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整合和壮大，为保卫黔东苏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军事保障。 印江各地的游击队和自卫队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每乡要组织30至50人以上参加游击队”。这一决议如春风吹遍印江大地，凡是建立了民主政权的区、乡，都积极响应号召，普遍组织起了人数不等的游击队。据现有调查材料证实，印江游击队的组织序列严谨有序，区为大队，乡为中队，一个或二、三个自然村寨为分队，分队下面辖班，大队上面则归属独立团统一领导。 目前已知的印江游击大队有：旧寨坝游击大队，活跃于上六井溪的白沙溪、照东岩、旧寨坝、生猫坝一带，大队长由老红军邓吉星担任，他作战经验丰富，在当地群众中威望颇高；六井溪游击大队，活动于中六井溪的卢塘头、蒋家寨、宁家坪、四坳口、石坪、邱家寨一带，大队长为蒋培二，他带领队员们在这片土地上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沙子坡游击大队，大队长由池坝人梁银星担任，下辖马家庄、池坝、大路槽、红花园等数支游击队，他们在沙子坡周边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喻家岩游击大队，由红军干部杨银山担任大队长，下辖刀坝、风谷岭、胡家坝等数支游击队，杨银山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带领队员们屡立战功；罗南溪游击大队，由红军代表易吉山等人协助成立，陡溪道坨人张羽朋担任大队长，下辖杨树湾、陡溪等数支游击队，在川黔边地区与敌人进行顽强战斗。 上述五个游击队中，六井溪、沙子坡、喻家岩三个大队由印江独立团节制，在印江独立团的统一指挥下，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罗南溪大队受川黔边独立团领导，在川黔边地区发挥着重要的游击作战作用；旧寨坝游击大队则归黔东独立团指挥，与黔东独立团的其他部队一起，共同保卫黔东苏区。 根据当时的规定，成立游击大队需经红三军军部或师部批准，且会颁发委任状，以确保游击大队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沙子坡游击大队长梁银星便是从设在沿土地湾的特区政府领回大队长委任状的，这一委任状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整个沙子坡游击大队的信任和期望。 在各乡及各个村寨，游击中队、分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马家庄、池坝、新寨、韩家、风谷岭、王家屋基、青寨、洪溪、香树坪、潘家玻、罗南溪、刀坝、来安营、陡溪、构树湾、兰克、下寨坝、堆柴堡、黄泥堡、侯家沟、桃子坪、鸡母溪、瓦屋、生基湾、冉家坡等地，都积极组织了游击队。 目前已知的游击中队、分队有：凉水乡游击中队长任世友，他带领队员们在凉水乡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保卫家乡；龙洞湾乡游击中队长杨春虎，在龙洞湾乡与敌人进行英勇周旋；石坪乡游击中队长梅永魁、李天皇，他们组织队员们为保卫石坪乡的安全而努力战斗；邱家寨乡游击中队长吴大科，带领队员们守护着邱家寨的和平；红花园乡游击中队长吴德高，在红花园乡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池坝乡游击中队长江云汉，为池坝乡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罗南溪乡游击中队长杨通茂、陈志祥，在罗南溪乡带领队员们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下寨坝乡游击中队长田庆福，保卫着下寨坝乡的安宁；兰克寨乡游击中队长郑少南，在兰克寨乡积极组织游击活动；刀坝乡游击中队长李天书，带领队员们在刀坝乡打击敌人；风谷岭乡游击中队长李秀章、夏月成，在风谷岭乡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胡家坝乡游击中队长胡天良，为保卫胡家坝乡的安全而奋斗；坨寨乡游击中队长王世焕，在坨寨乡组织游击活动；桂溪口乡游击中队长任贞贤，带领队员们为桂溪口乡的革命事业努力拼搏；瓦房游击分队长陈发荣，在瓦房地区积极开展游击工作；生基湾游击分队长佘龙勋，为生基湾的安全保驾护航；罗南溪游击分队长杨光荣，在罗南溪地区与敌人展开战斗；张家寨游击分队长张宗廷，保卫着张家寨的和平；猫岩游击分队长戴世福（后因违纪被红三军处决），他的违纪行为给革命队伍带来了不良影响；喻家岩游击分队长王新礼，在喻家岩地区积极参与游击活动；红木树游击分队长何定能，带领队员们为红木树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构树湾游击分队长谭绍成，在构树湾乡组织游击活动；冉家坡游击分队长冉少前，在冉家坡地区与敌人进行斗争；侯家沟游击分队长侯守林，保卫着侯家沟的安全；大路槽游击分队长杨裕昌，在大路槽地区积极开展游击工作；黄土坝游击队长冉汉贞，在黄土坝乡组织游击活动。 在这些游击队中，绝大多数是红三军的地方工作队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地方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组织起一支支英勇的游击队。但也有少数游击队是当地穷苦农民主动要求建立的，他们渴望摆脱压迫，追求自由和幸福，自发地组织起来投身革命。1934年6月下旬，红三军刚刚离开沙子坡不几天，马家庄农民汪岱廷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主动前往枫香溪寻找红军，请示成立游击队的事宜。贺龙军长亲自接见了他，被他的热情和决心所打动，当即批准了他的要求，并给他写了一张表示支持的字条。汪岱廷如获至宝，回来后把贺军长的字条给穷苦农民们传看，大家深受鼓舞，情绪高涨，几天之内便建立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汪岱廷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为保卫家乡、打击敌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陡溪茶元农民张羽乔、张羽林、张着礼等人于7月上旬到白石溪投奔红三军。红军干部了解他们的来意后，布置他们回来暗中组织游击队。他们满怀使命感，回来后积极串联了茶元、杨柳、干木堆、道坨、梨子树等地的四十余个农民。8月中旬，红三军派了一个班前来参加他们游击队的成立大会，红军任命张羽朋为大队长，该游击队属川黔边独立团领导。二六军团会师后，张羽朋领导的游击队编为黔东独立师川黔边独立团第三连，张羽朋任连长。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跟随部队转战各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游击队的装备极为简陋，只有少数人拥有枪支，且每枪仅有几发子弹，多数人只能扛着梭标、马刀和火枪等简陋武器。然而，尽管装备如此之差，他们的纪律却相当严格。红军要求各地工农武装，必须牢牢记住“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的宗旨，时刻保持坚定的立场，做到公私分明，绝不允许违犯纪律，贻害人民。人人几乎都会唱《红军纪律歌》，每逢行军打仗，队伍开拔之前照例要唱这首歌，歌词如下： 服从革命命令，听从官长指挥，虽再艰难困苦，坚定革命意志。以求得最后胜利，无有命令誓不退却。 严守阶级纪律，拥护工农利益，虽再饥寒交迫，不要扰害贫民。我们都是工农出身，不要忘却阶级纪律。 打土豪要归公，严禁私自没收，无论一行一动，牢记团体利益。刻苦自励，严格遵守，时常注意不要贪污。 红军工农武装，工农革命先锋，发展群众斗争，组织最为紧要。组织严密指挥统一，严防富农混入组织。 我们目前任务，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势力，杀尽土豪劣绅。许多工农尚未了解，努力宣传扩大影响。 对于那些不服教育，执意违犯纪律者，一经查实，立即严肃处理。罗南溪乡游击中队长杨通茂因受贿包庇土豪劣绅，严重违反了革命纪律，被红军处决于来安营；红花园乡游击中队长吴德高，风谷岭乡游击中队长杨秀章，也因贪污问题而被撤职。正是由于红军、游击队纪律严明，执法如山，才赢得了黔东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欢迎，人民群众纷纷支持和拥护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资和情报等支持。 同时，红三军和各级政权还特别警惕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及其代理人混入游击队。徐汉章曾混入印江游击队并窃取了中队长职务，充当反动派的奸细。他的行为严重危害了革命队伍的安全，后经查出，被特区政府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为了支援战争和打土豪的需要，旧坝区大多数乡都分别成立了担架队，运输队。担架队和运输队基本上都由自卫队员充任，他们不辞辛劳，默默奉献，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其次，官塘区也积极参与其中，沙子坡自卫队曾多次参加红军打土豪，搞给养的活动，他们勇敢地与土豪劣绅作斗争，为红军筹集物资。此外，自卫队还担负了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为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代耕田地等任务。自卫队在从沙子坡到消水坑一线设立了哨棚七个，一旦发现敌情，便以放鞭炮、鸣锣为号，或以放倒“消息树”、收拢“消息伞”等方式传递情报，确保苏区能够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做好防御准备。有一次，敌侦探马龙头潜入苏区活动，被了望哨发现，锣声敲响后，自卫队迅速行动，立即四面包围，成功活捉并处死了马龙头，消除了潜在的威胁。女自卫队员任修福，以卖黑豆子和葵花子为掩护，先后深入到敌占区域的毛寨、板溪、杉树侦察敌情。有一次贺军长曾问她怕不怕，任修福坚定地回答说：“年轻八轻的怕哪样！”贺军长连声称赞：“好、好，积极、积极！”为了让参加红军、游击队的人员安心在外打仗，免除后顾之忧，自卫队还实行了代耕制度。如自卫队员张华安就负责为张华阳和王理树代耕十五挑面积的田土，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战斗中。 自卫队实行大队、中队、分队、班的序列编制，一般一个乡编为一个中队，各级组织人数不等。据现有资料记载，旧寨坝区四坳口乡自卫大队第一中队，全中队共七十一人，编为三个分队，六个班，他们在保卫家乡、维护苏区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尚未建立乡级民主政权，但红军势力已经影响所及的地方，也有建立自卫队的情况。比如何家乡天池坪，就曾由黔东独立团团长秦贞全批准，建立了天池坪自卫队，队长由神坛佛主李天保担任。尽管这一地区民主政权尚未完全建立，但红军革命思想的传播，已让当地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进行自我保卫的重要性。天池坪自卫队成立后，便在当地开展站岗放哨、维护治安等工作，成为革命力量在该地区的延伸。 印江各地的游击队，曾配合红军主力，在黔东战场上纵横驰骋，英勇打击敌人，奋力保卫苏区。沙子坡汪岱廷所在的游击队，曾先后参战六七次。例如，在配合红七师攻打德江宛平三角山时，游击队充分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提前为红军侦察敌情，引导红军主力顺利进军，在战斗中，队员们冲锋在前，与红七师紧密配合，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协助红九师痛击木黄民团张鹏飞时，游击队员们充当先锋，巧妙地扰乱敌人的防线，为红九师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参加攻破松桃玛瑙山战斗时，他们不畏艰险，与红军战士并肩作战，为攻克这座坚固的堡垒贡献了力量；与红七师一道大败国民党学生军于沙子坡，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士气。 罗南溪游击大队，在川黔边独立团的指挥下，先后参加了二战木黄、周攻玛瑙山、强攻大冉家祠堂、攻袭沿河，转战梵净山等系列战斗。在大石墩战斗中，敌人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顽强固守，我军正面进攻几次都未能奏效。关键时刻，有一个游击队员机智勇敢地从另一个山头迂回到敌人背后，突然开火，打得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我军乘势强攻，终于取得了胜利。有一次，印江一支游击队与敌人在板溪王家岭背后的半山腰发生了遭遇战，扛红旗的队员走在最前面，敌尖兵突然逼近身前，持枪喝令，情况万分危急。这个队员急中生智，敏捷地把大旗一晃，蒙住了对方的脑袋，敌人赶紧乱抓。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手起刀落，将敌人砍杀在地。 在保卫黔东特区的斗争中，印江不少的游击队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1934年8月，沙子坡游击大队分队长孙志安、李华周带领十七名队员到毛寨打给养，归途中在消水坑休息时，被保董何祝彬及其民团鸣锣包围，全部被捉。当天便被毛寨民团杀害了五人，分别是分队长李华周（官塘人）、队员黄朝廷（小郎坝人）、唐开林（花园冉家堡人）、尹之和（桂花人）、陈老二（竹园青杠林人）。有的队员还被处以酷刑——上刁杆，不两天饱受折磨的十余个队员又被解送思南。最后只剩下官塘李伯陶侥幸生存下来，其余的人都先后死在敌人的狱中。兰克乡游击队中队长郑少南、队员杨正准去安家坝打给养时，途中遭安永成匪队伏击，当场牺牲。瓦房游击分队长陈发荣，在长担土作战不幸牺牲。生基湾游击队员宣再青，在保卫特区政府的瓦杨坝战斗中，英勇献身。喻家岩游击队员王国为，于1934年9月的一天为喻家岩区革命委员会执勤警戒时，不幸被反动民团袭击，以身殉职。至于在红军主力转移湘西以后，被地主清乡队残酷杀害的游击队员，为数更多。他们为了革命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展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印江独立团始末 印江独立团是在六井溪、沙子坡等地的游击队不断涌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六井溪一带神坛较多，当地农民多为“神兵”，因此在六井溪一带的游击队中，“神兵”加入的比例不小。1934年7月，由红三军地方工作队张均望同志具体协助，军部参谋长汤福林主持，在印江县胡家坝土豪胡天长家院坝召开了印江独立团成立大会。当时，胡家坝的院坝里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各地游击队员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独立团下辖两个中队、四个分队和一个特务队。此外，六井溪、沙子坡、喻家岩三个游击大队也由印江独立团统一调度，一时间，独立团人数一度达到500余人，成为黔东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武装力量。 印江独立团团长兼政委由红三军地方工作队张均望同志担任。张均望曾先后指导过旧宗坝、官塘两个区的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在当地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他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需求，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为地方政权和武装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副团长由宁国学担任。宁国学系印江县宁家坪农民，又是神坛佛主，在六井溪一带的10几个佛主中，其威望和办事才干均属上乘。由他担任副团长，自然便于对独立团中的“神兵”进行领导，能够更好地团结和发挥这部分力量的作用。 印江独立团成立后，曾先后参加过多次战斗。在打击白军、镇压土豪劣绅、保卫苏区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34年10月上旬，谷子已经收割完毕。印江独立团一部决定前往下六井溪一带打给养，以解决部队的物资短缺问题。第二天，印江独立团一行200余人（其中战士一百二、三十人，运输队员八十余人），由张均望、宁国学带队，浩浩荡荡向杨家坪进发。当独立团满载而归，顺坡而下，行至烂坝沟时，突遇敌情。只听见一阵锣响，周围山头到处呼应，枪声喊声连成一片，原来是黔军李成章旅戴玉堂团某部与当地民团，企图把我军围歼于烂坝沟。烂坝沟地势险要，四周环山，我军处于不利地形。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独立团奋起英勇还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但由于敌人兵力众多，且占据有利地形，更兼我军子弹奇缺，我军伤亡较大，牺牲了40多人。张均望团长亲自断后，掩护大队撤走。后来，两军短兵相接，张均望奋力杀敌，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的牺牲激励着其他队员继续奋勇战斗，最终突出重围。 印江独立团在烂坝沟战斗之后，红三军便将印江独立团编入黔东独立团，由秦贞全团长统一指挥。后来又随秦团长一道，在红军主力转移湘西以后，仍转战在梵净山麓，坚持黔东根据地的最后斗争。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保卫黔东根据地的革命成果，进行了最后的努力。 印江独立团从7月下旬成立，到10月编入黔东独立团为止，历时3个来月。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在黔东特区的斗争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印江独立团的战士们，凭借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为黔东地区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第6章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土地革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旨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民生问题的关键举措，更是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积极性，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强大动力。红三军肩负着革命的使命，辗转到达印江这片土地后，迅速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念，发动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如熊熊烈火般在印江大地燃烧起来。 早在红三军刚刚踏入印江之际，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务委员会便高瞻远瞩，发布了《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之条例》。这一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条例，对土地革命期间的财产处置问题做出了清晰且明确的规定： 1. 在红军经过或占领的区域，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可予以没收，但中农贫农的财产受到绝对保护。这一规定，旨在精准打击封建剥削阶级，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避免革命行动对普通民众造成伤害。 2. 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在没收范围之内。这一举措稳定了区域内的商业秩序，避免因革命行动对正常的商业经营造成冲击，为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3. 对于地主经营的商业，除了其粮食可以没收外，商店的货物则不予没收。这既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又保留了商业发展的活力，展现了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和科学性。 4. 官田、学田及教堂的粮食财产，可以进行没收。这些土地和财产长期被封建势力或宗教团体控制，没收它们，有助于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 5. 没收所得的东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分给群众，改善他们的生活；另一部分则发给红军，以保障军队的物资需求，为革命事业的持续推进提供物质支持。 1934 年7 月21 日至22 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印江隆重召开。会议结合黔东地区的实际情况，专门制定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对黔东特区的土地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政策规划，为土地革命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首先对哪些人的土地财产应予没收做出了明确界定： 1. 拥有土地却自己不耕种，专门雇佣长工耕种，或者将土地租给他人耕种的人，被认定为地主。地主的土地将被完全没收，且不留给本人田地。这一规定直击地主阶级的经济根基，彻底打破了他们对土地的垄断。 2. 区长、乡长、镇长等基层封建政权的代表人物，他们利用职权欺压百姓，其土地也被完全没收，不给本人留田，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在基层的势力。 3. 自己拥有土地且亲自参与劳作，但同时还雇佣一两个长工的人，或者自己拥有土地，一半自己耕种，一半租给别人耕种的人，被定义为富农。富农的土地同样需要没收后再进行分配。不过，在被没收土地后，富农可以分得质量较坏的土地，但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体现了革命政策对不同阶层的区别对待。 4. 寺庙的常熟田，除了留出一部分用于敬冲香火外，其余大部分也要没收，但清明祭祖所用的土地不予没收，这一规定在尊重宗教习俗的同时，合理分配了寺庙的土地资源。 5. 公田、学田，属于国家或社会的部分，也须没收，将这些公共土地资源纳入重新分配的范畴，确保土地资源的公平利用。 6. 在没收和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不会被动摇，中等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同样不被没收。不仅如此，如果他们的土地较少，还会分配土地给他们，充分保障了中农和贫农的利益。 条例还对哪些人有权参加分配土地做出了明确规定： 1. 所有被没收的土地，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即苏维埃），立即由贫农与中农进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者，无论男女，都同样享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体现了革命的平等性和公正性。 2. 流氓盗窃之人，只要他们声明以后务农劳作，不再盗窃抢劫，也会分给他们土地，给予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3. 在白军（军阀军队）里当兵的士兵，也会分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回家种田，脱离反动军队，投身到革命建设中来。 4. 经营贸易的商人或作坊的老板，无权分得土地，这一规定明确了土地分配的对象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5. 红军作为工农群众利益的坚定扞卫者，与国民党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无论本地人还是外籍人，都要分给他们好的土地。雇农苦力也应该分给好田，但需要向贫农中农做好解释工作，征得大众的同意，体现了对革命功臣的尊重和照顾。 6. 红军是创造、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的中流砥柱，在分配土地时，每乡要给来自黔东苏区以外地方的红军战士，分给十个人的土地，为红军战士解决后顾之忧。 7. 工农阶级中的衰老残痴以及孤寡，无法自己劳动且没有家属可靠的人，也应分得土地，他们可以委托他人耕种或出租，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 为了确保分配土地时的公平、公正，避免出现纠纷和混乱，《条例》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定： 1. 分配范围以一乡为单位，地主的土地在哪个乡，就归哪个乡的人分配。贫农中农的土地，不论其位于哪个乡，都不能被没收或强行交换，明确了土地分配的地域界限，避免了跨区域的矛盾和纠纷。 2. 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土地的同时，必须彻底消灭口头和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中与这些财产和土地相关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债务无效。严禁农民部分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债务，不准秘密还租。对于贫农中农之间以土地抵当的情况，若抵当给贫农中农，原主可无条件收回土地；若无法收回，当主可另分土地，或原主另分土地，具体由乡代表会议进行处理，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契约和债务关系。 3. 如果贫农中农故意以多报少，企图多分土地，将受到处罚，不分给他们土地，维护了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和严肃性。 4. 在土地没有分配以前，已经栽种了庄稼（且属于贫农中农）的土地，如果以后分给别人，应由分得土地的人出价赔补，保护了原耕种者的劳动成果。 5. 如果苏维埃工作人员在分配土地中，为地主保留土地，为富农保留好土地，或者将好土地分给自己，须由群众公议进行处罚，防止革命队伍内部出现腐败和不公现象。 6. 为了严防地主富农的破坏和反攻倒算，如果地主富农抢夺已经没收土地的收获品，或者向贫农中农索租债，苏维埃将以最严厉的法律进行制裁，保障了土地革命成果不被破坏。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共计二十五条，它充分体现了党的“依靠贫雇农，打击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尽管由于当时的环境局限，并没有正式划分出地主、富农、雇农、贫农、中农等明确的阶级成分，但按照《条例》对土地占有情况的规定，各阶级的界限在实际操作中大体分明。 印江的土地革命，是在各级革命政权相继建立，游击队、自卫队纷纷组织起来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各级区、乡政权作为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发挥着组织、协调和指导的重要作用；游击队、自卫队则作为武力后盾，为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安全保障，抵御了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盘踞在各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如同沉重的顽石，长期压迫在印江农民的头上。为了让农民群众摆脱压迫，挺直腰杆，红三军对土豪劣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为农民群众撑腰打气，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心理，勇敢地起来反抗。曾经不可一世的豪绅官吏，在革命的浪潮中威风扫地。有的匆忙跑进县城“避难”，有的逃到外地“躲灾”，还有的低声下气，哀求宽大处理。 1934 年6 月9 日（古历4 月28 日），红三军首次抵达印江刀坝，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伪区长李天治，并将其带到来安营处决，打响了打击反动势力的第一枪。同一天，红三军还派兵前往毛坝，捉拿伪区长陈文澜，虽然陈文澜逃匿未获，但这一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反动势力。8 月10 日（古历7 月初1），红三军再次来到刀坝一带，成功捕获伪区长严循德，并在来安营召开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公审大会，吸引了2000 多人参加。贺龙同志站在一张高桌子上，发表了简洁有力的讲话。讲话结束时，贺龙同志提高嗓音，大声问道：“大家说，严循德该杀不该杀？”话音刚落，现场人声鼎沸，群众齐声高呼“该杀”。贺龙军长跨前一步，大手有力一挥，斩钉截铁地宣布：“严循德罪大恶极，非杀不可！”几名红军战士立即将严循德推赴刑场，执行斩决。来安营土豪陈献廷，家中拥有谷田数百挑，平日里倚仗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红三军一到，他便与其子陈锡山藏入岩洞，妄图逃避惩罚。红三军和游击队巧用稻草、辣椒烟熏洞穴，不到两个小时，陈氏父子便被成功擒获。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陈氏父子在猫猫湾被处决。古历8 月，红三军在沙子坡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池坝恶霸地主万永思、万太广父子。沙子坡伪镇长郭裕清，勾结官匪，为非作歹；袍哥大爷张云昌，鱼肉乡里，民愤极大，均被黔东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处以极刑。沙子坡土豪尹恒昌，因对抗土地革命，企图越狱逃跑，最终被枪毙于高梁坡。凉水伪乡长陈锡芝，瞿家坡保董瞿树堂，安家坝土豪安为川，天堂土豪黎昌岩、徐三，也先后被红军镇压。沿河县白石溪土豪张中应，其父是伪区长，土地革命兴起后，他外出逃匿，最终被印江红花园自卫队员何代扬、吴德夫捉住，送交特区政府严厉惩处。那些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助纣为虐的走狗爪牙，其中的顽劣分子也受到了严厉打击。 除了被处决的土豪劣绅，被没收土地、财物的土豪劣绅数量更多。据沙子坡、毛寨、刀坝、来安营、六井溪、木黄、张家坝等地的不完全统计，红三军和游击队、自卫队先后打击了袁德顺、袁义成、任鼎山、任凤生、吴六生、王玉文、王根五、王吉甫、陈文澜、张怀芝、袁长禄、吴希志、郭裕清、张云昌、尹恒安、曾茂顺、张子玉、李天治、严循德、张冠治、张洪飞、王玉龙、陈锡芝、傅万湘、任志洲、安永成、杨胜培、李天海、何增贵、周福仁、周经义、吴六位、祝仁康、田兴龙、田妹五、袁中如、袁达三、吴世全、李兴中、李作文等数十户（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仅沙子坡游击队和自卫队就多次配合红三军开展打土豪行动。第一次打白果坪袁义成，第二次打毛寨任凤生家，由李佰陶带路，出动了一百多人。第三次打毛寨伪区长任本吩，同样去了一百多人。此外，洪家屋基的吴六生，火烧溪的王玉文、王根五、王吉甫等土豪，都曾被沙子坡游击队杀猪、出谷。在惩治土豪劣绅的过程中，除了民愤极大的予以杀掉，一般主要是没收其家产，分掉其田地。没收得来的财产，一部分留作军用，为红军的战斗和生活提供物资支持；一部分分给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当时的打土豪行动，对于红三军而言，口号是“打土豪、抓给养”；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口号则是“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的风暴如汹涌的浪潮，迅速席卷黔东大地。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声震山岳，极大地振奋了农民的精神，长了农民的威风。昔日耀武扬威的土豪劣绅，不得不低头认罪，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革命的浪潮在梵净山久久激荡，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正义洪流，奔腾向前，一泻千里。 对于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做出了如下详细规定： 1. 将被没收的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 有劳动能力者分一股，确保有劳动能力的农民能够获得足够的土地，发挥其生产积极性。 - 老少无劳动力者二人分一股，照顾了缺乏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 贫农中农自己已有一定私有土地的，少分土地，避免土地分配的过度不均。 - 雇农或贫农中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的，多分土地，让最贫困的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改善生活。 - 如雇贫农中孤老或有老年与小孩过多者，经乡代表会同意，可以三人当两人计算，体现了分配政策的灵活性和人性化。 2. 分土地的每一份或一股的标准，是通过精确计算人口和土地得出的： - 人口计算：统计少地无地的贫农中农人口数量；统计被没收土地的富农人口数量；在计算人口时，要区分有劳动力者和无劳动力者的数量，为合理分配土地提供准确的数据依据。 - 土地计算：统计被没收的田地数量（贫农中农从地主那里佃来的土地，仍作为被没收的土地）；统计贫农中农的私产数量；以土地总数除以人口总数，得出每一劳动力可分的田数，即劳动分地标准；那些自己有土地，够吃够用的中农，其人口与土地不列入分配数目之内，保证了分配的针对性。 3. 没收与分配的土地具体步骤： - 各乡各村召集农民大会，详细报告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让农民群众充分了解土地革命政策，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 乡代表会议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并动员雇农小组、贫农团、党与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积极参与，形成广泛的群众查田运动，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 在调查地主富农土地之后，为了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再对贫农中农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登记，全面掌握土地和人口信息。 - 代表会议定期计算分地标准，确保分配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 依据分地标准与各家人口，实地分割土地，保证分配的公平公正。 - 乡村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重点审查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雇农贫农中农是否真正得到实际利益，接受群众的监督。 印江各地的土地分配，基本上都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当时区、乡政权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开展土地没收和土地分配工作。各乡都成立了评议小组，由乡政府干部、自卫队长、乡苏维埃代表和农会负责人共同组成。在召集农民大会的基础上，首先仔细查田地面积，再认真计算人口，进行造册登记，而后开会确定划分标准，最后实地分田。分田过程中，逐丘插牌，落实到户。牌子用木竹制成，上面清晰地写着某某人分得田土积多少挑及四周抵界，确保土地分配的清晰明确。以沙子坡为例，在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一共召开了三次农民积极分子会议，每次约有二、三十人参加。评议委员由区政府主席夏国安、副主席王顺民、红军代表徐委员、文书陈德银、乡政府主席鲁金山和自卫队长等人组成。自卫队骨干张华安也参与过评议工作。他们没收了尹恒昌、曾广四、郭裕清、张云昌、尹福林、傅万湘、张华宣、任百陶等豪绅的土地。当时沙子坡是以旧行政区划——甲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由于各甲的土地和人口数量存在差异，所以分配土地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任修福家五口人，分得谷田25挑，包谷土6挑，还分得被子、衣裳等财物。而官塘区文书陈德银，全家五口人均分得谷田5挑面积，土还未进行分配。 印江当时凡属于黔东特区的地域内，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打土豪”的内容，在印江主要有三项：一是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为民除害；二是没收其财产田地，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三是扣留人质，勒令其亲属限期赎取，群众形象地将这一做法称为“捉肥羊。 这后一种“捉肥羊子”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豪劣绅的经济实力，也补充了革命队伍的物资。风谷岭乡游击队曾成功扣押庙坪土豪田满，责令其家属限期用几十块大洋赎取，尽管后来因故赎取未能实现，但这一行动给当地土豪劣绅敲响了警钟。刀坷游击队也曾将一些豪绅扣押于乡政府，通过罚款赎取的方式，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同时获取了一定的资金，用于支持革命活动。 在土地革命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土豪劣绅、旧时官吏及其代理人妄图蒙混过关，以“积极”的伪装混入各级政权机构。沙子坡的何树珍，家中拥有一百多挑谷子，在当地算得上是财主。红三军初到之时，他心怀不轨，伪装积极，骗取信任，窃取了官塘乡政府主席的职务。然而，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革命的矛头指向了他。当分配土地触及到他的利益时，他原形毕露，抗拒分配自己的土地。按照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地洗刷出去”，红三军果断将何树珍清洗出革命队伍。同样，包庇、袒护土豪劣绅的夏国富、任永昭也受到了严肃处理，这一系列行动，纯洁了革命队伍，保障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印江土地革命呈现出如下状况： 沙子坡：1400余人踊跃参加土地革命，其中自卫队员32人。他们积极参与打土豪行动，共打击8户土豪。经过合理分配，平均每人分田土面积4挑，折合约0.67亩。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当地干部和群众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确保了土地分配的公平公正，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 四坳口：1210人投身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5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约合0.91亩。当地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评议小组等方式，顺利完成了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工作，让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红花园：1200人参与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30名自卫队员冲锋在前。打土豪5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同样约合0.91亩。红花园的土地革命，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许多农民积极加入自卫队，保卫革命成果。 新寨乡（黄土坝）：1200余人响应革命号召，30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的开展保驾护航。打土豪3户，平均每人分田土面积5挑，即0.83亩。新寨乡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注重宣传教育，让农民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意义，提高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青宅：1210人参加土地革命，自卫队员30人。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青宅通过细致的土地调查和人口统计，确保了土地分配的精准性，得到了农民的广泛认可。 胡家乡：1420人参与土地革命，36名自卫队员积极参与各项工作。8月间，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达1.00亩。胡家乡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合理调整分配方案，使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池坝：986人投身土地革命，34名自卫队员为当地的土地革命贡献力量。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半，约1.08亩。池坝通过开展查田运动，准确掌握了土地和人口情况，为土地的公平分配奠定了基础。 何家乡：15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积极作为。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半，1.08亩。何家乡在土地革命中，加强了对干部的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能力，确保了土地革命的顺利推进。 南家：1490人参与土地革命，34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南家通过建立监督机制，防止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出现腐败和不公现象，保障了农民的权益。 坨纂：1160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其中。打土豪4户，只有青球坝、中寨分过土地，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半，0.75亩。坨纂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通过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克服了困难，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 桂溪口：1240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桂溪口通过组织农民学习土地革命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政策水平，确保了土地革命的有序进行。 洪溪：14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积极参与。仅范亚宅分过土地，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洪溪在土地革命中，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了广大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兰克寨：14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土地革命工作。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兰克寨通过开展文化活动，宣传土地革命的成果，营造了良好的革命氛围。 来安营：1260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的开展提供保障。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来安营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相互学习借鉴经验，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 罗南溪（大寨）：1580人参加土地革命，36名自卫队员发挥积极作用。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罗南溪通过建立土地分配档案，详细记录了土地分配的过程和结果，为后续的工作提供了参考。 刀坝：13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参与其中。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半，0.75亩。刀坝在土地革命中，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益，让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风谷岭：98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贡献力量。打土豪4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风谷岭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注重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鸡母溪（现叫勤俭）：13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28名自卫队员参与土地革命工作。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0.66亩。鸡母溪在土地革命中，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瓦房：20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26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保驾护航。打土豪4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0.66亩。瓦房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妇女的作用，许多妇女积极参与土地分配和农业生产，展现了妇女的力量。 尚坪：14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其中。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尚坪在土地革命中，通过开展民主选举，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为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当门坡：1380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游击队员每人分田面积7挑半，1.25亩。当门坡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大坝：1360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土地革命工作。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游击队员每人分田面积7挑半，1.25亩。大坝在土地革命中，通过发展副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袁家湾（原属印江）：1820人参加土地革命，34名自卫队员积极参与。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1.00亩。袁家湾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通过加强对革命成果的宣传，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中来。 根据上述粗略统计，土地革命时期印江范围内打土豪143户，人以上参加了土地革命。人均分田面积一般为5挑，合0.83亩，多的达7挑半，合1.25亩，最少的为4挑，合0.66亩。 需要注意的是，参加土地革命的人数是指除掉官吏匪盗、土豪劣绅之外的农民及其它劳动者人数。由于土地占有情况的不同，并非人人都能分得土地，也不可能都分得相同数量的土地。打土豪户数是苏维埃辖区内在土地革命期间所打的户数，并不包括游击队外出活动时杀猪分谷及分了浮财的土豪户数。 土地革命，在黔东是一场具有开创性的革命运动，它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通过土地革命，农民群众认清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明白了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摆脱压迫，获得幸福生活。黔东特区的各项工作，也因土地革命的开展而蓬勃发展起来。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到处呈现着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景象。 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沙子坡当年流传着一首民谣：“金枫子，开红龙，分田分土我们穷人要当家，团结起来力量大，打倒土豪和恶霸。”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后的喜悦心情，也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这场土地革命不仅改变了印江农民的命运，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其历史意义深远而重大，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 第7章 黔东人民积极参加红军游击队 在风云激荡的1934年，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红三军，踏入黔东大地，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掀起层层波澜。 彼时，红三军进入黔东活动的消息，像一阵狂风，令豪绅官吏惊恐万分。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匆忙成立了“反共委员会”“剿匪后援会”等反动组织与武装力量，妄图抵挡这股革命的洪流。不仅如此，他们还操弄舆论工具，四处造谣污蔑，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的猛兽”，造谣红军“一烧二杀”“共产共妻”。 黔东地区，群山巍峨，道路险峻，交通极为不便，消息传播迟缓，知识文化落后，封建迷信与愚昧思想弥漫。民众本就对红军毫无了解，再加上长期遭受兵匪的祸害，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竟一时迷惑了部分群众，让他们对红军充满恐惧与误解。 1934年5月，红三军从四川彭水向黔东进军。这一路上，他们肩负着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使命。战士们不辞辛劳，沿途散发《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等传单，传单上的文字如同一把把火炬，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他们张贴革命标语，让革命的火种播撒在黔东大地上。这些标语和传单，向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地宣传着红军的宗旨：中国工农红军，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更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使命，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而战，为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战。 红军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不拉夫、不扣船，哪怕请人带路、雇船渡河，也会郑重地给予工资，充分尊重民众的劳动；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更不要求民众办招待，绝不增加百姓的负担；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分发给群众并供给军用外，绝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坚决反对白军和土匪焚烧房屋、抢夺民众财物的暴行；借了门板、稻草、锅碗必定归还，如有损失照价赔偿，红军驻军之处，老百姓甚至能吃红军的饭；不进人家内房，坚决抵制白军中调戏和强奸妇女的恶劣行径，保护妇女的尊严与安全；全力保护商人营业，保障商船和行商的安全，买卖公平，按照时价交易；悉心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守护文化的火种；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确保信息的传递；不乱杀人，除了那些被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吏豪绅，绝不逮捕和杀戮工农群众；解除武装的白军官兵，会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并且保护军阀军队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家属财产，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 每到一处，红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们说话和气，与百姓交流时满面春风；买卖公平，绝不占百姓一丝便宜。他们还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打富济贫，将从豪绅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穷苦大众。同时，在街头巷尾书写标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就这样，红三军以实际行动，慢慢消除了群众心中的疑惧。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支军队大不同”。原本满心恐惧、四处“避乱”的群众，纷纷放下心来，返回家园。很快，“仁义之师”的赞誉在黔东大地不胫而走，“打富济贫的队伍来了”的消息，迅速传遍黔东山区的每一个角落。 1934年农历5月初4日，晨光微熹，红三军首次抵达沙子坡，正是百姓吃早饭的时候。先头部队与民团任锡坤部猝然遭遇，民团平日里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可一碰上红军，瞬间土崩瓦解，一触即溃。然而，枪声一响，部分群众因受反动宣传的蒙骗，惊恐万分，急忙外逃藏匿。战士们见状，心急如焚，赶忙大声呼喊：“老乡，不要怕，我们同穷人是一家”“我们是打富济贫的队伍，我们爱的是穷人”。部队驻扎下来后，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凡是借住的民房，必定事先征得房主同意，绝不仗势强占。军部驻扎在文世忠家，贺军长的床铺安置在文家堂屋的左角，煮饭就借用文家的锅灶。那几天，文家老小六口人与贺军长等一同吃饭，贺军长坚决不让文家开钱。有一次，文世忠上坡干活未回，军部还特地为他留下饭菜，饭菜冒着热气，就像红军对百姓的关怀，暖人心扉。文世忠觉得全家“白吃”实在过意不去，便抓了些酸菜送给红军，可管理人员坚持不收，最后实在拗不过，只好付钱买下。5月初8日清晨，红三军即将离开沙子坡，军部人员把文家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洁有序，管理员还诚恳地请文世忠仔细查点一下，看是否有东西被整坏或失落，这般细致入微的举动，让文世忠感动不已。 红三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对待百姓就像对待亲人一般。他们常常热情款待卖柴卖菜的穷苦农民，让这些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尊重与温暖。没过几天，沙子坡一带的农民不仅不再害怕红军，还满心欢喜地把洋芋、四季豆挑到官塘去卖给红军。红军除按市价购买外，还会招待这些农民吃饭。司务人员热情地说：“老乡，你尽管吃，不要怕”。朴实的话语，让农民们心里暖乎乎的，因而有些农民开玩笑说：“红军做的是赔本生意”，看似玩笑，实则饱含着对红军的喜爱与认可。 关心民众，热爱工农，这是红军战士的本色。他们把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经常主动帮助群众劳动。无论是栽秧、栽苕、薅包谷，还是挑水、推磨、舂碓，战士们样样都干，从不喊累。有一次，印江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张均望路过红木树和小角庄半坡，看到农民在栽秧，他二话没说，卷起裤脚就下田帮忙。张团长一边熟练地劳作，一边耐心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群众看着张团长忙碌的身影，心疼不已，一再叫他休息。张均望却笑着说：“红军和穷人是一家，自家人受点累没有啥”，简单的话语，道出了红军与百姓的深厚情谊。 8月中旬，红三军开往木黄一带，相机歼敌。当地群众不明真相，纷纷躲藏起来，满心都是恐惧与不安。阳坝农民王永成的耕牛在慌乱中无法带走，他满心绝望，心想耕牛落在当兵的手里，不是被杀就是被卖。可几天后回家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不但牛还在，而且依然油光水滑，毛色发亮。原来，这是红军战士天天精心喂养的结果，战士们每天按时给牛喂食、饮水，像照顾自己的宝贝一样照顾着它。地茶农民杜万年听说有军队来了，赶紧隐蔽，丢下一窝猪崽无人料理。老杜满心以为这些猪崽非饿死不可，结果非但未死，还吃得圆滚滚的，活蹦乱跳。这都是红军战士的“功劳”，他们细心地照顾着这些猪崽，让杜万年的担忧化为乌有。木黄农民王文安的柴火被红军战士烘烤衣服烧掉了一部分，待他回来揭开锅盖一看，不禁惊呆了：锅里放有一堰米，还有一张纸条，大意是说米抵柴价，深表歉意。纸条上的字迹工整，话语诚恳，饱含着红军对百姓的愧疚与尊重。新业农民周永连家的粮食被红军吃了一些，他却在罐子里发现了几银元，这银元是红军对百姓的补偿，也是红军纪律的见证。“啊，红军，你们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无数群众发出了敬佩的心声，这心声汇聚成一股暖流，流淌在黔东大地。 红三军对于“赤贫”的温饱问题，更是倍加关心。他们常常主动登门上户，把粮食、衣物送给穷人，给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送去生活的希望。关向应同志也亲自参与这项工作，他不辞辛劳，走街串巷，把温暖送到每一个贫困家庭。对于个别暂时胆小怕事、不敢公开去分领地主浮财的“赤贫”，红三军还采取了晚上悄悄送达的办法，在夜幕的掩护下，把财物送到这些贫困百姓的家中，赢得了这些“干老官”（方言，指赤贫）的衷心爱戴。一次，一位战士用被条统子装着一大包稻谷给毛寨农民任大和家送去。任大和推辞说：“你们要打仗，没有粮食不行”。红军战士以为他还有顾虑，忙耐心解释说：“老乡，你不要怕，这粮食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血汗，现在从土豪劣绅手里夺回来了，应该吃的”。任大和只好感激地收下了，他的眼中满是感动的泪花。还有一次，一位红军手里提着一只装满铜钱的长统袜子，走过任大和家门口，伸手抓了一把铜钱，点了点塞在任大和的手里，说道：“不要怕，这钱是分给你们的”。看着红军战士离去的背影，任大和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热泪是对红军的感激，也是对新生活的期待。 凡红三军足迹所至，到处都刷写着保护工农、除暴安民的标语。在兰克兴隆香树坪，当年红九师政治部写下的“红军是工人和农人的军队”“红军不拿工人农人一针一线”“红军是替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军队”“红军是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还农民的军队”“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等标语，历经岁月的洗礼，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些标语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百姓前行的道路。在刀坝滚基坪一座龙门上，至今还隐约可见一条标语：“红军不拉夫，不筹饷、不要农民办招待”。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政治部制”。正因为如此，印江各族人民都把红军视为“救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无比热爱，进而踊跃参加红军，他们纷纷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了国家的未来，与红军并肩作战。 红三军纪律严明，深得民心，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连国民党官吏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组织异常严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豪富教士，而于贫苦农工，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巷、门窗户壁、当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现就该党一切行动观之，大有赤化黔北之势”。这是反动势力发出的绝望哀鸣，也是红三军伟大功绩的见证。 红三军进入印江后，很快就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可喜局面。这种鱼水深情，在每一个故事中得以体现，在每一次互动中得以升华。 红军每次出征，各族人民总是热情高涨，送水送饭，主动为红军带路，帮军队运送物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红军的支持与拥护。在沿河白石溪的一次战斗中，为了配合红军作战，印江县第一区（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六十多岁的陈尚质同志，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带领一支数十人的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扑向战场运送伤员。每一次往返，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但陈尚质和担架队的成员们毫不畏惧，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伤员安全送回。陈尚质的儿子陈正修，打听到白军企图包围红军的情况后，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突围出去给红军报信，后不幸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用自己的热血，诠释了对红军的忠诚，对革命的信仰。十多岁的陈正廷，不顾年小体弱，晚上在相距四十华里的崎岖山路上来回传递消息，山路崎岖难行，夜晚漆黑一片，但陈正廷没有丝毫退缩，他的坚持，使各地红军突围脱险，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红军初到印江，对地形不熟，当地农民便积极主动地为红军带路。新业上寨农民吴远柔曾给红军带路到木黄，他熟悉每一条山路，每一个弯道，在他的带领下，红军顺利抵达目的地。木黄冯汉清曾为红军带路从芙蓉坝到达秀山边界，他不辞辛劳，一路奔波，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张家坝农民袁再甲、戴世光等人，也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路上梵净山，他们的勇敢和奉献，让红军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每逢发现敌情，红军战士总是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印江地处黔东边陲，山地复杂，岩洞繁多。当时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逃乱”，或土匪藏匿抗拒我军，大都是躲在岩洞里，情况十分复杂，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为此，凡是发现岩洞里有人，红军决不贸然开枪。而是首先展开宣传喊话：“穷人兄弟们不要怕，我们是打富济贫的红军，你们出来吧，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温暖的话语，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岩洞里人们恐惧的内心。1934年9月下旬，罗南溪游击队配合红九师在木黄阳坝与黔敌李成章部作战，游击队员谭绍成臀部中弹负伤，红军代表易吉山不顾个人安危，二话没说将谭绍成背到二里多远的卫生点上药，当时战场上弹雨横飞，十分危险，但易吉山心中只有战友的安危，他的举动，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让谭绍成感动不已。 在游击区域的木黄，也涌现出了人民群众舍生冒险救护红军伤员的动人事迹。1934年8月上旬，红三军初到地荼坝，农民文万顺、文官平父子由于误信反动宣传，急忙跑到乌溪“避难”，后来听说红军纪律严明、打富济贫，方返回了家园。通过短暂几天的接触，文氏父子加深了对红军的认识。九月下旬，红三军再次来到木黄，与黔敌李成章部激战。在贺军长亲自指挥下，红军从岩口坪突围，经地荼向松桃方向转移。几天以后，文氏父子到“十二碓窝”割冬秧青。突然发现在一堆秧苞草里藏着一个人。经过探问，才知道是红军的重伤员，姓吴，四川重庆人，因伤势太重随部队转移不便，领导上给了一些药品和干粮，让他自己设法就地养伤。看着红军伤员那沉重的伤势和痛苦的表情，文万顺心头一热，深表同情，立刻叫文官平回去悄悄拿来一钵米饭。红军伤员由于伤口疼痛，只吃了一小半。文万顺又对伤员同志说：“这个地方的匪首张晏渭是个座地虎。现在你先藏在草堆里，等天黑以后，我再来背你。你千万要小心，否则连我们都危险。”伤员连声说：“谢谢，谢谢，我死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傍晚，文万顺包了一碗饭给伤员同志送去，并把他背到磨槽湾的岩洞里藏匿。文家老少利用秋柴割草的机会，坚持早晚给伤员送饭，不久，又把红军伤员先后转移到烟囱顶岩洞和破岩洞里。待伤员的伤势有些好转时，文万顺便把伤员同志藏到自家的厢房楼上。住了七、八天后，因张晏清匪部时常骚扰掠夺，伤员同志十分不安，对文氏父子说：“万一被发现，死我一个人倒无所谓，只怕要连累你们主人家，我还是早走为好”。他还把文万顺的名字和住址记在纸上，表示有朝一日再来报恩。文万顺一再挽留。又过了一些日子，伤员同志的伤势大为好转，执意要离开文家，去找部队。文家为了给伤员送行，特地打了糍粑，炒了干粮，送给他在路上充饥。这份情谊，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红军与百姓的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差不多已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还健在的一些老人，每当忆及当年亲如鱼水的军民关系时，总是赞不绝口，津津乐道。那些感人的故事，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在他们的记忆中闪耀，永不磨灭。 贺龙将军在印江，更是成为一段传奇佳话。在红三军还未进入印江之前，贺龙的故事，便在部分群众中有所传闻。人们对这位传奇人物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1934年6月9日，贺龙将军率领红三军进入印江刀坝，6月15日又抵达沙子坡。随着红三军的旗帜所指，贺龙的名字更是人人皆知、处处传扬。贺龙，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早先，在群众的想象中，觉得贺龙军长一定是个全副戎装、马弁成群、警卫森严、气派不凡的“大官”。6月17日，在沙子坡万寿宫群众大会上，贺龙同志发表了讲话。这时与会群众终于目睹了贺军长的形象：身材健壮，盘子脸，嘴唇上蓄有一溜黑胡子、身穿粗布衣服、脚着水草鞋、四十来岁的普通人。“啊，这就是贺龙！”“军长就是这个样子？！”不少群众倍感惊异。对于贺军长那湖南腔调的讲话，人们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可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这些新鲜词儿，人们听懂了，这些话语说到了穷人的心坎上。大家心里顿感亲切，对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贺军长的形象，与百姓心中的想象截然不同。 贺龙住在沙子坡街上文世忠家堂屋，和他同住的，还有年仅十岁的外甥。在日常相处中，贺龙同志态度和蔼，没有丝毫官架子，还十分擅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迅速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闲暇时，他最爱同群众围坐在一起，促膝谈心。他讲的那些故事，从自己的革命经历，到对未来生活的展望，桩桩件件，都让群众听得入迷。谈家常时，他对群众的生活琐事关怀备至，哪家孩子上学难，哪家老人看病愁，他都默默记在心里，想尽办法帮忙解决。 有一天，贺龙听说女游击队员任修福生了儿子，取名“向狗崽”，满心疑惑，便好奇询问缘由。任修福无奈地解释：“穷人家娃儿，取个贱名好养活。”贺龙听后，轻轻摇头，认真地说：“如今穷人就要翻身做主人，得取个响亮又有希望的名字。”任修福夫妇一听，满心欢喜，连忙拜托贺龙取名。贺龙爽快答应，思索片刻后，用红纸端端正正写下“向朝勇”三个字，寓意孩子向着朝阳，勇敢前行，还贴心地送上十余斤猪肉作为贺礼。这份礼物，承载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馈赠，更是对新生命、对穷苦家庭未来的深深祝福。 红三军首次进驻沙子坡时，农民张华安腿部生疮，行动极为不便。一天，贺龙路过，看到张华安艰难的样子，立刻主动上前，亲切地与他攀谈起来，询问他的过往经历。得知张华安过去一直给人帮工，生活困苦，贺龙心里满是心疼。随后，贺龙热情地拉着他，前往官塘红军医务室上药、包扎，还细心叮嘱他三天后再来换药。当时张华安并不知道这位热心的中年红军就是贺龙军长。几天后，当他得知真相时，内心无比震撼，逢人便激动地讲：“贺军长没有一点官架子，心里真真切切装着我们穷苦人呐！” 在红三军的革命征程中，每一位战士、每一个将领，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与黔东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铸就了一段永不磨灭的红色传奇。这段历史，成为黔东人民心中永恒的记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美好生活、为了民族复兴，奋勇拼搏，砥砺前行 。它见证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也成为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篇章，时刻提醒着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8章 枫香溪会议 1934年的贵州，连绵的武陵山脉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苍翠的山峦间弥漫着潮湿的雾气。蜿蜒的山道上，红三军战士们背着磨得发亮的步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在荆棘丛生的小径上艰难跋涉。彼时的中国革命正处于至暗时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阴霾尚未散去，红三军被迫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在黔东的崇山峻岭中寻找新的生机。就在这片看似沉寂的土地上，一场改变红军命运的重要会议——枫香溪会议，正悄然酝酿。 一、隐秘召开的转折会议 枫香溪小镇深藏在群山环抱之中，狭窄的青石板街道仅能容两人并肩通过，鳞次栉比的吊脚楼沿着山势错落分布。司令部设在小镇深处一座略显破败的木楼里，斑驳的木门和褪色的窗棂，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1934年6月的一个清晨，潮湿的空气里还带着露水的寒意，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位重要领导人在此秘密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会议。 当时的红三军建制残缺，政治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整个政治部仅有四名年轻干事协助工作，他们白天要跟随部队转移，夜晚蜷缩在油灯下整理文件，困了就用凉水冲把脸。夏曦作为中央党代表，承担着决策重任，却因之前执行“左”倾路线备受争议。黄新远作为政治部秘书，每日穿梭在简陋的办公室与部队驻地之间，传递着重要文件；而我作为军事秘书，负责收集情报、绘制地图，见证着那段艰难岁月。如今，黄新远已退休定居长沙，每当他回忆起司令部里昏暗的油灯、斑驳的墙壁，以及夏曦紧锁的眉头，眼中依然会泛起泪光。 二、革命火种的培育 部队驻扎枫香溪期间，这里成了红色革命的摇篮。小镇四周的山峦既是天然屏障，也限制了物资流通。战士们只能住在老乡的谷仓里，睡在稻草堆上，吃着掺着野菜的糙米饭。但艰苦的环境并未磨灭大家的斗志，反而催生了新的希望——干部大队在此成立。 干部大队的训练场地就在小镇外的一片空地上，那里原本是村民晒谷的场所，如今成了战士们学习的课堂。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学员们已经整齐列队。训练课程紧张而充实，既有《步兵操典》的理论讲解，也有实弹射击、战术演练；既有政治理论学习，也有群众工作方法讨论。杨秀山当时只是个年轻战士，却展现出过人的领悟力。他在训练中总是第一个到达场地，最后一个离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学习心得。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七师担任宣传队长，后来一步步成长为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干部大队毕业典礼的那天，小镇热闹非凡。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挂着用红布书写的“干部大队毕业典礼”横幅。夏曦、关向应亲自到场，为学员们颁发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如同火种，被撒向各个部队，他们教战士们读书识字、宣讲革命道理，让思想政治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 三、制度革新与力量重塑 枫香溪会议之后，红三军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革。在部队制度建设上，重新恢复了连有指导员、团有政治委员、师有宣传队的传统。七师作为试点单位，率先展开制度落实工作。我担任七师师委书记，肩上的担子陡然加重。白天，我要深入连队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夜晚，与各团政委商讨工作方案，常常忙到深夜。 杨秀山带领的宣传队成了七师的“文艺轻骑兵”。他们自编自演话剧《穷人的出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露地主剥削的本质；创作歌曲《跟着红军闹革命》，在田间地头传唱。樊哲详带领的另一支宣传队，则擅长绘制宣传画，他们用石灰水在墙壁上画出红军战士英勇战斗的场景，引得老乡们驻足观看。这些制度的恢复，让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的士气高涨，战斗力显着提升。 四、迷雾中的决策与争议 关于枫香溪会议的具体内容，对我来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由于严格的参会制度，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位分局委员能够进入会场。会议期间，司令部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异常紧张。卢冬生作为七师师长，只能在门外焦急等待会议结果，他曾向我感慨：“真希望能进去为部队说说话。” 后来听闻，会议讨论了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党组织活动等重要议题。但夏曦在会上的态度引发诸多争议，他虽支持建立根据地，却仍坚持一些“左”倾观点。会后，部队在执行决议时出现分歧，这也为后来南腰界会议埋下伏笔。 那段时间，文件的起草与传递成了大难题。樊详学常常熬夜撰写文件，他的桌子上堆满了泛黄的纸张，煤油灯的黑烟把墙壁都熏黑了。谭友林负责印刷，他用简陋的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制文件，手指被油墨染得漆黑。这些珍贵的文件，承载着部队的决策与希望，通过交通员秘密传递到各个部队。 五、黔东大地上的红色浪潮 红三军的足迹踏遍黔东大地。在沿河，战士们帮助老乡收割庄稼，与他们同吃同住，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在德江，宣传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含着泪说：“红军是我们的大恩人！”在印江、江口、松桃，以及与贵州相邻的酉阳、秀山，部队收编“神兵”、建立地方武装。那些曾经占山为王的“神兵”，在红军的教育下，明白了革命的意义，纷纷加入红军队伍。 九师师部驻扎的祠堂，成了指挥作战的核心枢纽。祠堂的梁柱上挂着军事地图，八仙桌上堆满了情报资料。深夜，油灯下，指挥员们围坐在一起，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祠堂外，战士们警惕地站岗放哨，月光洒在他们的钢枪上，闪烁着清冷的光芒。 六、争议与希望并存的岁月 1934年8、9月间，南腰界会议的召开，让部队内部的矛盾彻底爆发。会议现场气氛剑拔弩张，团政委、师宣传队长等二十余人参加会议。贺龙拍着桌子，声音洪亮：“再这样下去，部队就要散了！”夏曦却固执己见，涨红着脸争辩，会议多次陷入僵局。尽管这次会议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如同一声惊雷，让大家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才能走出困境。 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的传递过程充满惊险。那位勇敢的交通员将决议用黑墨水写在白衬衫上，扮成商人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他曾遭遇土匪抢劫，衬衫被撕破，却死死护住写有决议的衣角；在关卡被敌人盘查时，他机智应对，最终将珍贵的文件送到部队手中。友生同志负责接收文件，他小心翼翼地将字迹拓印下来，连夜呈报给上级。这份决议，为部队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黔东的日子里，部队严格执行编制规定。在沿河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突然袭击，一位年轻的排长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他倒下的瞬间，手中还紧握着步枪，眼睛望向部队转移的方向。这场战斗虽然激烈，但因编制限制，部队指挥有序，最终成功突围。战士们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眼泪，继续踏上征程。 如今，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枫香溪的青石板路依然蜿蜒，祠堂的飞檐依然翘立。那场会议如同破晓的曙光，照亮了黔东革命的道路。红三军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在这片土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理想和信念奋勇前行。 第9章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木黄烽火：黔东热土上的红色传奇 在广袤的黔东大地上，有一座名为木黄的小镇，它静卧于印江东陲，犹如一颗镶嵌在群山之间的明珠。木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与松桃、江口、秀山县接壤，四通八达的地势使其成为交通枢纽与战略要冲，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片土地承载着非凡的意义，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黔东特区的战略前哨 黔东特区时期，风云变幻，木黄成为红三军极为重要的游击区域。彼时，国民党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力量，不断对黔东地区进行“围剿”，而木黄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红三军抵御敌人、巩固根据地的前沿阵地。红三军以木黄为依托，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让革命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 一战木黄：红军巧杀“回马枪” 1934年8月的黔东大地，暑气未消，局势却如暴风雨前的天空般压抑。8月22日，红九师一部肩负着为部队筹集给养的重任，从松桃火烧桥出发，朝着木黄行进。战士们身着破旧却整齐的军装，步伐坚定，他们知道，此次任务关系着部队的生存与发展。23日，队伍顺利抵达地茶坝。 然而，敌人的行动也在悄然展开。早在22日，黔敌廖怀忠师副师长黎刚就率领一个团，鬼鬼祟祟地从梵净山窜到了木黄。黎刚此人心狠手辣，一到木黄，便露出贪婪的獠牙，限令伪区长杨子江筹集军饷。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却敢怒不敢言。当黎刚得知红军抵达地茶坝的消息后，他自恃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狂妄地想要与红军主力一决高下，眼中满是轻视与不屑。 8月24日，黎部倾巢而出，朝着地茶坝进发。红军早已洞悉敌人的狂妄与轻敌，为了“诱敌深入”，在冲子湾前沿阵地仅布置了少量兵力进行阻击。战斗打响，枪炮声划破了宁静的空气，硝烟弥漫。红军战士们英勇作战，但按照计划，交战不久后便佯装“一触即溃”，主力迅速向松桃红石板撤退。黎刚见红军“败退”，以为胜利在望，得意忘形地挥兵“乘胜追击”。红军且战且退，又退往岩柯坝。就这样，黎刚带着他的部队大摇大摆地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回驻木黄。 木黄伪区长杨子江听闻黎刚“凯旋”，急忙组织百姓，强令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夹道“欢迎黎师长”。街道上，黎刚骑着高头大马，得意洋洋、神气十足，杨子江等人则在一旁点头哈腰，恭维不迭。当晚，木黄镇上的伪政府内，大摆筵席，为黎刚“庆功”“洗尘”。匪徒们划拳打牌，行令喝酒，丑态百出，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半夜三更。酒足饭饱后，一个个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睡去，连基本的岗哨都很少布置，整个木黄镇沉浸在一片松懈与混乱之中。 而此时，红军在岩柯坝稍事休息，战士们虽然疲惫，但眼神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们趁着月色，悄无声息地连夜返回地茶一带隐蔽起来，并严密封锁消息，如同潜伏在黑暗中的猎豹，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机。 第二天拂晓，东方泛起鱼肚白，红九师与黔东纵队兵分三路，直指木黄。第一路从师家坡出发，朝着肚土奔去，然后下到岩口坪，占领干田嘴、燕子岩，目的是堵住敌人向乌罗、金厂方向的退路；第二路从石槽水出发，经大湾坡，下到昔阳坝，防止敌人向新场方向逃跑；第三路则直接向木黄奔去，三路大军如同三把利刃，对黎部形成了夹击之势。 当天（25日）正值木黄赶场，热闹的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红军先头部队巧妙地混同赶场的人群进入木黄。此时，大部分敌人还在睡梦中酣然大睡，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突然，枪声大作，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街上顿时惊乱起来。敌人从梦中惊醒，惊慌失措，有的连枪都顾不上拿，便急忙向老寨、梵净山方向逃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慌乱地奔跑，红军战士们为了保护群众的安全，只好一面朝天放枪，一面向群众喊话：“老乡们，不要乱跑！” 追至老寨，群众和敌兵基本上分离开了，红军这才有目的地向敌人射击。敌人更加慌乱，如同惊弓之鸟，有的想渡河逃命。就在这时，从关千岩包抄上来的一路红军恰好赶到，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哭爹喊娘，惨叫声回荡在山谷之间。只见一个女人策马狂奔，试图逃脱，只听一声枪响，那女人摇晃了一下，倒入田中，后来据说这是黎刚的老婆。战斗继续推进，追至洞沟坡时，红军俘获了敌第三营营长及土兵百余人，击毙敌人20多人。黎刚在混乱中也险些丢了性命，他的皮大衣被红军缴获，狼狈不堪。而木黄伪区长杨子江也被红军生擒。这一仗，打得黎刚丢盔弃甲，威风扫地，此后再也不敢和红军正面接触。 二战木黄：岩坪“突围”破敌军 黔东特区的蓬勃发展，红军在战斗中的接连胜利，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击在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心头上，令他大为震惊。1934年9月，他调集重兵，对黔东特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一时间，黔东大地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 黔敌廖怀忠部移驻松桃，杨畅时部集结于乌江西岸，李成章部从思南向德江、印江一线进攻，柏辉章部驻铜仁一带。此外，川敌达凤岗旅于九月下旬进占沿河县城，湘敌周燮卿旅又向沿河小井逼近。红军陷入了北有川军、东有湘军、西南有黔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宛如被困在铁桶里的猛虎，形势万分危急。敌人妄图与红军主力决战，将红三军消灭或挤出黔东，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 进攻黔东特区的主力是王家烈的嫡系李成章部。早在9月上旬，杨昭卓旅及周相魁、戴玉堂等团分别进占黔东特区重镇谯家铺、来安营、刀坝等地。杂牌军姜兴尧部也窜入枫香溪、张家湾一带。地方反动势力更是嚣张跋扈，沿河、印江等地的“军民联合剿共委员会”“剿匪后援分会”等反共组织迫不及待地向伪军政要员发出“快邮代电”，叫嚣着“恳颁明令，不分畛域，协同积极进剿”。一时间，黔东大地重兵云集，剑拔弩张，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印江作为黔东特区的主要区域之一，自然成为了敌人重点“进剿”的目标。9月上旬，王家烈嫡系旅长杨昭卓率部抵达印江，指挥部就设在伪县政府内。黔东北“八县民众联合剿共指挥部”总指挥陈廉矩（思南人）更是亲自赴印江，敦促敌人加紧行动，妄图一举消灭红军。 面对着敌人来势汹汹的进攻，黔东特区的党、政、军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到反“围剿”的战斗中。为了动员广大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特区政府大约在9月下旬召开了黔东特区各区乡苏维埃联席会议。会议气氛庄重而热烈，代表们各抒己见，最终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向特区人民群众发出了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动员令。一时间，黔东大地群情激昂，广大群众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支援红军，为保卫家园、保卫革命果实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红三军采取了外线作战和“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先是集中兵力，分别在枫香溪、谯家铺、来安营、刀坝等地，迎头痛击进犯之敌，狠狠挫伤敌人的锐气，然后迂回作战，寻机歼敌。9月27日，红七师及黔东纵队进入木黄一带活动，然而，行踪不幸被黔敌李成章部发觉。李成章立即调集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包围。敌人拼命抢占了木黄东侧的老寨，堵住了红军往梵净山方向撤退的道路；一部分敌人和地方反动武装也火速向木黄西侧的地茶坝推进，抢占岩口坪高地，对红军形成了夹击之势，妄图把红三军围歼于木黄。 木黄地处丛山峡谷之中，四周高山耸立，地形狭窄，易攻难守，部队难以展开，对红军十分不利。再加上敌人突然逼近，很多战士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形势变得异常危急。关键时刻，贺龙军长当机立断，命令黔东纵队和黔东、川黔边等独立团接替红七师主力坚守昔阳坝阵地。这些战士们深知责任重大，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死死拖住从合水方向而来的援敌和向地茶推进的敌人。 约摸早饭时分，昔阳坝的战斗打响了，激烈的枪炮声震耳欲聋。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被包围，便全力向昔阳坝增援。而这一切，都在贺龙军长的妙计之中。贺龙亲自指挥红七师主力抢涉木黄河，向着敌人侧翼兵力薄弱的岩口坪发起猛攻，试图强行突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岩口坪位于将军山的中部，地势险要，两边是陡峭的悬崖绝壁，犹如刀削一般，只有中间四进部分有一条盘旋而上的羊肠小道，约有一华里多长，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山脚下的木黄河波涛汹涌，成为了天然的屏障，使得岩口坪关隘更加易守难攻。红军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奋力强攻。然而，敌人占据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疯狂地向红军射击。红军前几次强攻都未能成功，死伤的战士不断增多，鲜血染红了木黄河水。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贺军长冷静沉着。他亲临前线，仔细观察地形，分析敌人的部署。经过深思熟虑，他组织了一个精悍的“尖刀连”，再次向岩口坪发起进攻。“尖刀连”的勇士们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前赴后继，奋勇向前。他们攀爬陡峭的山崖，躲避敌人的枪林弹雨，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山顶推进。终于，勇士们攀上了悬岩，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守敌，成功夺取了岩口坪关隘。 敌人不甘心失败，急忙调集兵力，妄图以优势兵力夺回岩口坪阵地，将红军压制在木黄河谷，进行围歼。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士们凭借顽强的斗志和无畏的勇气，越过岩口坪，占领了将军山高地。随后，红军向在岩口坪和地茶坝一带的敌人发起反攻。战场上，喊杀声震天，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勇猛无比，打得敌人丢盔卸甲，抱头鼠窜。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红军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取得了二战木黄的辉煌胜利，彻底粉碎了黔敌李成章部妄图以优势兵力围歼红军的阴谋。 取得胜利后，红军继续按照“避实就虚”的战术，当天晚上从地茶翻过红石板，到达岩柯坝，然后又经松桃火烧桥、甘龙口，到达西阳县的南腰界进行休整。 二战木黄，是黔东特区时期规模较大、力量悬殊的一次战斗。红军正规主力只有红七师一千多人，而敌人则是王家烈的嫡系劲旅，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战斗从午时至亥时，长达十个小时，红军战士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凭借着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战术，最终取得了胜利。经此一战，黔敌精心策划的“围剿”红三军的计划宣告彻底破产，红军在黔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迎来了新的转机，也为后来的革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木黄这片土地，永远铭记着红军战士们的英勇与牺牲，他们的事迹将永载史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奋勇前行。 第10章 贺捷生的寄养岁月:动荡年代的特殊成长轨迹 贺捷生，这位承载着贺龙将军血脉与期望的女儿，于1935年11月1日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呱呱坠地。当时，贺龙正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战场上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拼杀，刚刚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新生命的啼哭，如同黑暗中的一缕曙光，为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岁月增添了一抹无比珍贵而温暖的色彩。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这位身经百战、铁骨铮铮的贺龙将军，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温柔笑容，满心欢喜与疼爱都倾注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之上。 然而，喜悦的氛围尚未完全消散，严峻的现实便如乌云般迅速笼罩而来——长征即将开始。在那个极其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下，红军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物资匮乏，路途艰险，带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踏上这样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征程，其艰难程度难以想象。贺龙与妻子蹇先任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与痛苦之中，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深思熟虑，他们最终决定先将女儿暂时寄养在一户亲戚家中。在他们的设想里，女儿能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避开战争的硝烟，平安健康地成长。于是，他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亲戚前来接走孩子，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饱含着对女儿未来安稳生活的期盼。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亲戚却始终没有出现。贺龙看着怀中天真可爱、懵懂无知的女儿，内心满是不舍与无奈。一边是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坚定使命，他深知自己肩负着带领红军队伍突破重围、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的重任；一边是对女儿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作为父亲，他又怎能忍心将幼小的女儿置于未知的危险之中。在痛苦的抉择中，军人的坚毅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最终占据了上风，贺龙咬着牙做出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带着未满月的女儿一起踏上长征之路。 这一决定无疑是大胆且充满挑战的。党组织在得知贺龙的想法后，也陷入了激烈的讨论。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风险，但同时也被贺龙对女儿的深情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所深深打动。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党组织破例同意小捷生参加长征。就这样，小小的贺捷生成为了长征队伍中最特殊的一员，跟随红军队伍，开启了那段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 在长征途中，贺捷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恶劣的自然环境，陡峭的雪山、泥泞的草地、湍急的河流，时刻威胁着她的生命；敌人的围追堵截，枪林弹雨不时呼啸而过，让她在襁褓中就与死神无数次擦肩而过。但她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战火与风雨的洗礼中努力成长。战士们用自己的身躯为她遮风挡雨，贺龙和蹇先任更是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保护她的安全上。这段特殊的经历，也成为了她生命中一段刻骨铭心、难以磨灭的记忆，塑造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底色。 时光悄然流转，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神州大地陷入了更为残酷的战火之中。贺龙临危受命，即将带领部队东渡黄河，深入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为保卫祖国、抵御外敌而浴血奋战。与此同时，贺捷生的母亲蹇先任也接到组织的重要安排，即将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样风云变幻、局势紧张的形势下，年幼的贺捷生一时之间成为了贺龙夫妇难以安置的“难题”。 为了女儿的安全与未来，贺龙经过慎重而周全的考虑，决定将她托付给自己最为信任的两位部下——秦光远和瞿玉屏。在托付之时，贺龙紧紧握住两位战友的手，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地向他们叮嘱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其一，待贺捷生懂事之后，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在贺龙心中，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只有通过学习，女儿才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拥有更多的选择，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真正有用的人；其二，孩子的姓氏可以随养父，但“捷生”这个名字绝对不能更改。“捷生”这个名字，不仅是对女儿出生时战斗胜利的纪念，更承载着贺龙对女儿深深的爱与殷切的期望，它是父女之间情感联结的重要纽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的珍贵印记。 贺捷生先是跟随第一位养父秦光远来到贵州铜仁居住。初到铜仁，这座陌生的城市对于年幼的贺捷生来说，既充满了新奇，又让她感到不安。但秦光远就像一位温暖的守护者，对她无微不至地悉心照料。在铜仁的几个月里，秦光远将全部的父爱都倾注在贺捷生身上，为她遮风挡雨，给她讲故事，哄她入睡，让她在动荡的岁月中感受到了难得的温暖与安宁。 然而，当时的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由于身份的特殊性，秦光远不幸暴露，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为了保护贺捷生的安全，经过多方的紧急安排，她不得不被转到第二位养父瞿玉屏家居住。瞿玉屏在见到贺捷生的那一刻，便下定决心要将她视如己出。为了全心全意地抚养贺捷生，他甚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再生育。在瞿玉屏心中，贺捷生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他要将所有的爱都给予这个孩子。 瞿玉屏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让贺捷生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特意请来教师夫妇作为专职家庭教师。在那个物资匮乏、教育资源稀缺的年代，瞿玉屏想尽办法为贺捷生创造学习的条件。教师夫妇认真负责，精心教导贺捷生学习知识，从识字读书到诗词歌赋，从算术运算到历史地理，贺捷生在知识的海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养分，不断茁壮成长。 出于对贺捷生安全的极度担忧，瞿玉屏对她的出行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很少让她单独出门。贺捷生的童年时光，大多是在瞿家的院子里和书房中度过的。虽然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自由地在外面玩耍，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小伙伴们嬉戏打闹，但她在两位养父的关爱与教导下，逐渐养成了坚韧、独立的性格。在知识的陪伴下，她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而充实，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与向往。 就这样，贺捷生在养父们的悉心呵护与关爱下，在相对安稳却又充满未知的环境中度过了14个春秋。14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心怀梦想的少女。14岁那年，她的母亲蹇先任历经千辛万苦，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对女儿深深的思念，从湘西踏上了寻找女儿的漫长旅程。一路上，蹇先任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阻碍，终于在瞿玉屏家中找到了日思夜想的女儿。 重逢的那一刻，母女俩紧紧相拥，泪水夺眶而出，所有的思念、牵挂、委屈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彻底的释放。母女俩相拥而泣，诉说着分别多年的思念之情，回忆着曾经的点点滴滴。之后，贺捷生被送到父亲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所在地重庆。在重庆，贺捷生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父亲的威严与慈爱。贺龙虽然忙于军务，但只要有时间，就会陪伴在女儿身边，给她讲述革命故事，教导她做人的道理。 贺捷生深受父亲革命精神的感染，在她的心中，早已种下了一颗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种子。不久后，怀着对父母的崇敬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向往，她毅然决定投身军旅，继承父母的革命事业，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奋斗征程。从那一刻起，贺捷生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在军队这个大熔炉中，不断磨砺自己，继续书写着属于她的精彩人生篇章，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 。她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在动荡年代中关于爱、坚韧与传承的传奇，激励着无数人在困境中奋勇前行。 第11章 奉命东进湘西开辟根据地 1934年10月24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熠熠生辉的重要节点。红二·六军团在木黄胜利会师，彼时的中国大地，正被白色恐怖的阴霾所笼罩，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红军，妄图将革命的火种彻底扑灭。而此次会师，无疑为革命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无数革命者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 会师后，局势依旧严峻。为了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为中央红军长征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契机，贺龙、夏曦、关向应、任弼时、肖克、王震等两军领导人经过彻夜商讨，反复权衡利弊，最终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创建新的根据地。这一决策犹如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 然而，黔东根据地的坚守同样至关重要。经过深思熟虑，领导人们决定将黔东独立师留下，以梵净山为坚实依托，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竭尽全力保住黔东根据地。这一任务艰巨而光荣，黔东独立师肩负着革命的希望与重任。 早在9月底，红三军便已着手整合力量，将黔东纵队和沿河、黔东、川黔边、德江等四个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贺炳炎，这位身经百战、英勇无畏的将领出任师长，冉少波担任副师长。他们带领着这支部队，在黔东地区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成为了当地百姓心中的希望之光。到了10月下旬，随着形势的变化，黔东独立师又进行了一次重要整编，被正式改编为一个正规团，纳入红三军建制，其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两军会师后，为了更好地坚持黔东根据地的斗争，又一次重新组建黔东独立师。新的独立师汇聚了六军团部分指战员、伤病员以及地方游击队的力量，虽然人数约七百余人，但个个斗志昂扬，满怀革命热情。王光泽，这位有着坚定信念和卓越领导能力的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出任师长，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段苏权担任政治委员。同时，为了统一领导黔东根据地的各项斗争，还建立了中共黔东特委，段苏权同志担任特委书记。此时的黔东独立师，条件极为艰苦，武器装备严重匮乏，全师仅有重机枪一挺，步枪三百余支，而且弹药奇缺，每支枪平均只有四、五发子弹。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吓倒英勇的战士们，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浩浩荡荡地挺进湘西，踏上了新的征程。与此同时，黔东独立师也离开了南腰界，向着西南方向迂回前进。他们一路跋山涉水，经过甘家堡、土门等地，最终到达特区中心区域的铅厂坝一带。在这里，他们巧妙地伪装成主力部队，频繁出击，迷惑、牵制敌人。他们的行动如同一颗颗钉子，牢牢地钉在敌人的心脏地带，让敌人如坐针毡，极大地减轻了主力部队东进的压力。 11月8日，独立师一部在枫香溪与黔军狭路相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毫不畏惧敌人的炮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当晚他们不得不退至耳当溪。9日，战斗的硝烟尚未散去，独立师又与敌人在沿河印山堡激战。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战士们毫不退缩，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战斗技巧，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拼杀。在基本完成了迟滞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的艰巨任务之后，黔东特委清醒地认识到敌我力量的悬殊差距，经过紧急商议，决定：独立师撤到梵净山，利用那里的天险地势，保存实力，谋求发展。11月10日，特委迅速通知各部到沙子坡集中。马吉山率领的川黔边独立团、秦真权率领的黔东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接到通知后，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赶到沙子坡。11日，独立师主力在王光泽、段苏权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梵净山的艰难征程。他们经酸菜坝、洪溪、天堂、岩槽到达木黄，途经天堂时，成功逮捕了土豪黎宏昌和徐三，这两个土豪平日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对他们恨之入骨。战士们将他们带到木黄燕子岩，依法予以处决，并将他们的财产分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纷纷对红军表达感激与支持。随后，部队再经木社、锅厂、芙蓉坝、坪所、亚盘岭等地，向着梵净山奋勇进发。13日，他们终于抵达梵净山脚的张家坝、滥泥坳、洞德寺等地，14日又顺利进至梵净山腹地护国寺一带，至此，部队安营扎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师部驻扎在护国寺，这里成为了指挥战斗的核心枢纽；川黔边独立团驻大园子，他们肩负着保卫侧翼的重要任务；黔东独立团驻烂泥拗，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来袭；德江独立团驻苏家坡，严密防守着各个要道。 此外，在独立师主力于沙子坡集中，向梵净山转移时，由特区政府副主席秦育清率领的特区保卫队、红军伤病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二百余人，从沿河出发，实行转移。他们一路风餐露宿，艰难前行，行至印江茅草盖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秦育清神情严肃，在讲话中说：“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敌人正在疯狂追击我们，大家要多带点干粮，想尽一切办法到南腰界去追赶大部队。”于是，每个人都迅速行动起来，准备了一大包莓谷饭，这些莓谷饭成为了他们接下来艰难旅程中的重要口粮。11月17日，秦育清率部经印江梯子岩、胡家坝到达来安营。然而，不幸的是，在塘房坳他们遭遇了毛坝伪区长陈文澜带领的“清乡队”的夹击。敌人凭借着熟悉的地形和优势兵力，对我军发起了猛烈攻击。在激烈的突围战斗中，当场有二十多名战士壮烈牺牲，还有二十四名战士不幸被俘。这些被俘的战士遭到了敌人的残酷折磨，最终有二十一人被残忍杀害。突围而出的剩余队伍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前行，经苦竹坝辗转到达松桃化口坪和秀山坝芒。然而，在各地反动武装的重重拦截下，我军损失惨重，除极少数战士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生存技能成功脱险外，其余同志全部遇难，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赞歌。 悲壮的一页 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后，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积极备战，准备痛击进犯之敌。战士们深知，梵净山将是他们坚守革命阵地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在苏家坡、烂泥坳等地，战士们不顾疲劳，日夜挖掘简易战壕，这些战壕虽然简陋，但却凝聚着战士们的心血和对胜利的渴望。他们还砍伐树木，将其横七竖八地放置在道路上，以此拦截敌人的进攻。为了解决弹药奇缺的困难，部队充分发挥智慧，搬运了部分鞭炮工具上山，战士们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大鞍炮。这些大鞍炮虽然威力有限，但在战斗时，配合着鞭炮的响声，却能壮大声势，迷惑敌人，让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独立师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没收了大园子、苏家坡、团龙等地土豪劣绅的财产，将大部分粮食财物搬运上山，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他们还将一些浮财分给当地穷人，让百姓们感受到了红军的温暖和关怀。百姓们看到红军为他们着想，纷纷主动为红军提供帮助，有的为红军送水送饭，有的为红军传递情报，军民鱼水情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我军初入梵净山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对群众进行了欺骗和蒙蔽，很多群众都对红军心存疑虑，纷纷躲藏起来。虽然当时的环境异常险恶，战争一触即发，但战士们仍然没有放弃发动群众的宣传工作。他们不辞辛劳，用石灰在墙壁、岩石上书写了大量的标语，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政策。大园子农民田兴文一家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藏医一空，只有田母在屋照管一切。独立师几名战士征得田母的同意后住进其家，他们对田母十分和气、热情，耐心地问她家有多少田、多少土，向她详细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劝她动员亲人尽快返回家园，还主动帮助她做一些家务。战士们的模范行为，如同一股暖流，渐渐融化了田母心中的坚冰，也打消了部分群众原先的疑虑，赢得了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主动与红军接触，为红军提供各种帮助，这为独立师在梵净山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独立师到梵净山不久，黔敌李成章部便如恶狼般随即跟踪进逼。印江反共东防大队长张汉如和缠溪民团大队长任伦也像两条恶犬，配合白军频频袭击我军，几乎每天都有战事发生。15日，红军独立师在苏家坡与张汉如匪霸民团展开激战。战士们端起手中的武器，向着敌人猛烈射击，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无畏。同日，又在关口岭与黔军刘营长接火，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战斗异常激烈。16日，我军与黔军在交流塘对峙，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和枪战，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21日，两军又激战于滥泥拗，战士们在战壕中顽强抵抗，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他们的身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但依然坚守阵地。23日，李成章部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集结重兵，分三路向我军发起疯狂进攻：一路从慕龙上枫香坪至团龙，妄图从侧翼突破我军防线；一路从永义经张家坝到滥泥坳，正面强攻我军阵地；一路从江口翻越龙门坳到苏家坡，试图切断我军退路。我军面对数倍于己之敌，毫不畏惧，英勇抗击。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战斗技巧，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人攻占师部驻地——护国寺的企图难于得逞。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兼之我军弹药将尽，无力粉碎敌军重重围攻。同时，我军伤亡也比较严重。钟林寺一战，我军战士与敌近战，他们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死伤十余人，一颗子弹竟从段苏权政委的帽檐边惊险地掉下。王立寿连长也在苏家坡壮烈牺牲，情况异常危急。为了跳出绝境，保存革命实力，王光泽、段苏权遂决定退出梵净山，向桃松方向突围，东进湘西会合红军主力。于是，独立师便于24日撤离阵地，经拜佛台、棉絮岭、大尖峰，金刀峡，越过海拔二千五百米的印江梵净山山顶，到达马槽河。在马槽河，独立师处决了印江环岩村土豪张老喜、张思瑞，这两个土豪平日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红军的行动为当地百姓铲除了一大祸害。在转移过程中，我军多次遇到黔军和民团的堵截。在拜佛台，林朝志连长不幸牺牲，他为了保护战友，奋勇冲向敌人，最终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我军伤亡、被俘十数人。在茶店，警卫连连长王湘甫带领的一个排，几乎全部被俘，敌人将他们残忍地关押起来，进行残酷的折磨。此外，还在独立师主力从护国寺一线撤离时，驻守在苏家坡下前沿阵地帝母庙里的数十名战士，由于被敌包抄分割，未能赶上部队，除十几人顺河沟冲上大水溪不知去向外，其余均死伤或被俘。据当地农民袁再甲、张思文回忆，他们亲自目击的死难战士便有十三人。被俘的战士大都押送印江县城，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梵净山的保董甲长，土豪劣绅戴泽奎，戴泽林，柴老章、柴全忠、苏文效等，也纠集乡丁四处搜捕，捉拿独立师伤病员和掉队战士。大湾土豪吴世昌等人抓获了两名战士，将他们捆在护国寺的柱头上，进行残酷的刑讯。吴世昌杀气腾腾地问：“你们要分田地，是要我的方方田，还是要哪丘田？”说罢挺刀向一个战士刺去，吴的儿子也挥刀乱砍。这个红军战士便惨死于吴氏父子的屠刀之下，他的英勇和不屈让敌人感到恐惧，也让当地百姓深感悲痛。 我军越过梵净山脚的马槽河，基本上跳出了李成章部的包围圈。然后又经松桃的寨英、普觉，到孟溪打了伪区公所和厘金局。他们的行动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敌人的要害，让敌人胆战心惊。途经大路河时，又与当地民团展开战斗，成功击退敌人。11月26日，独立师进至秀山梅江，遭民团袭击，段苏权政委不幸负伤，左脚关节被打碎，黔东独立团秦团长也挂了彩。师部通讯班战士李通贞等迅速将段政委背下，由王光泽师长妥善安顿在当地山洞里养伤。部队当即退回松桃杉木坳宿营。27日，我军在松桃乜架又遇杨卓之的保安团和苗族反动武装袭击，川黔边独立团团长马吉山在战斗中阵亡，他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每一位战士。德江独立团也伤亡惨重。经此挫折，部队减员很大，只剩三百余人。28日，独立师余部进入酉阳县境。行至太平坝附近，突遇峨溶乡长文代章和永兴乡长刘九河带领的民团阻击，我极度疲惫的独立师与以逸待劳的优势之敌展开了浴血奋战。战士们虽然疲惫不堪，但他们依然顽强抵抗，与敌人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然而，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迫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师长王光泽在战斗中被俘，押至川军田冠五旅部。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尊严，最终被杀害于酉阳县龙潭镇巫家坡，时年三十一岁。他的牺牲让全体战士悲痛万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大家继续前进。仅有黔东独立团团长秦真权，曾任旧寨坝游击大队长的红军干部邓吉屋等十几人冲出重围，胜利到达湘西，投入红军主力的怀抱。而秦团长的妻子张氏（枫香溪人）原本随军行动，也因此而流落失散，她的遭遇让人为之叹息。 独立师余部战士，约一百人，被俘至秀山县城。其中包括原在印江县罗南溪区政府指导工作的红三军干部易吉山等人。这些红军战俘在秀山关押了四十八天，还被敌人照了所谓“集体相”，敌人妄图以此来羞辱红军，但红军战士们却昂首挺胸，展现出了不屈的精神。后经四川省主席刘湘批示，分别予以发落。也还有少数战士，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潜伏在岩石草丛之中，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生存，历尽艰险，最终返回了家乡。他们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体现了红军战士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信念。 对于黔东独立师在川河盖的失败，川军旅长田冠五喜出望外，高兴异常，急忙编造“战功”飞报蒋介石，以邀功讨赏。然而，他的这种行为却掩盖不了黔东独立师的英勇和牺牲。黔东独立师虽然失败了，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起到了牵制、吸引大量敌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湘西的战略作用。1934年10月下旬，我二·六军团木黄胜利会师以后，贵州军阀王家烈，湖南军阀李觉，广西军阀廖磊匆匆会面于石阡，确定将“追剿”之责，全交黔军。王家烈决定追击我军“出黔境百里之外”，并布署九个团分别从合水、火烧桥、寨英三路追击。川敌达凤岗旅也已从沿河小井出动，向木黄平洞口推进。因此，二·六军团主力仍面临着敌人重兵跟追的威胁。而独立师在黔东的艰苦斗争，则使红军主力摆脱了敌人的尾追，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为我军胜利发动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无数革命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黔东特区的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光辉的一页。他们的事迹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12章 红色根据地的浴血斗争 1934年，红二、六军团转移湘西后，黔东大地瞬间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原本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山乡，此刻被乌云重重包裹，腥风血雨肆意弥漫，仿佛坠入了无尽的深渊。随着黔军李成章、杨昭卓部的铁蹄无情践踏，各地的土豪劣绅也如同嗅到血腥的恶狼，纷纷露出狰狞面目。他们迫不及待地组织起“清乡队”（即“还乡团”），这些反动武装在乡间横行霸道，发出“一人当红军，全家都诛灭”的反革命叫嚣，其声音中充满了仇恨与残忍，妄图将革命的火种彻底扑灭。 在反动势力的操控下，一场惨绝人寰的阶级大报复在黔东各地疯狂展开。他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曾经拥护革命、支持红军的特区人民进行残酷反扑。尤其是对于红军干部、地方政府和游击队领导成员，他们的报复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六井溪、沙子坡、红溪一带，曾因闹“神兵”被反动派诬蔑为“神匪之区”，后来又因红军在此活动被斥为“红匪区域”。这里的游击队员，头顶着两顶莫须有的“帽子”，成为了反动派重点迫害的对象。无数游击队员被抓捕、折磨，甚至失去生命。而普通群众也未能幸免，他们被反动派勒索，需用十二块光洋才能换取一张所谓的“良民证”，以此来躲避飞来横祸。国民党当局将这些地区划为“劝化宣抚”区域，还委任了一系列反动官吏：陈尚廉为西区区长，张冠治为宣抚委员兼清乡大队长，区府驻张家寨；任凤生为北一区区长，郭均安为宣抚委员，任邑梅为清乡大队长，区府驻毛寨。在众多土豪劣绅、反动官吏中，毛坝伪区长陈文澜、区大队长陈文会、刀坝区大队长安永成、西区清乡大队长张冠治、毛寨伪区长任凤生、沙子坡马家庄联保主任傅万湘、坪底清乡队长任志周等人最为凶残，他们双手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成为了黔东人民心中的恶魔。 1934年6月9日（古历4月28日），红三军首次抵达印江县刀坝，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当天便派兵到来安营毛坝捕捉伪区长陈文澜，可惜未能将其抓获。土地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陈文澜心中充满恐惧，带着区大队长陈文会、区公所助理陈跃庭、司爷张崇龙等人仓皇逃进印江县城“避难”，妄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当年9月，黔军杨昭卓旅进剿刀坝，陈文澜等人如同狐假虎威的恶犬，跟在黔军后面返归故里。回到家乡后，陈文澜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吸取之前的教训，开始疯狂招兵买马，网罗各地亡命之徒，迅速着手组织反革命武装。他还在来安营狮子山营盘构筑工事，将这里打造成残害革命群众的据点。 11月中旬，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红三军干部秦育清率领的特区保卫队、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约200多人，从沿河出发，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踏上了寻找红军主力的艰难征程。队伍经印江县的茅草盖、梯子岩、胡家坝、安家坝等地，抵达来安营，准备前往酉阳一带。然而，当队伍行至下寨坝时，被安永成匪部发觉。安永成立即带领匪众跟踪追击，陈文澜匪部闻讯后，立刻敲锣召集匪兵，陈文会也急忙率领匪众迎头拦截，与后面尾追的安匪形成了夹击之势。伪乡长梁一之，匪首陈沛然、陈文藻也率领“清乡队”迅速赶到，一时间，我军陷入了四面包围之中。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奋勇抵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一番激战，大部分战士成功突围，但我军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当场牺牲20多人，还有24名伤病员和战士不幸被俘。陈文会接到陈文澜“抓到的红军，全部杀掉”的命令后，露出了凶残的本性，他挥舞着马刀，残忍地砍杀我被俘红军4名，匪兵陈文见也紧跟其后，砍杀5名。剩余的15人被押至狮子山营盘，陈文会命人将3个年龄较大的被俘红军（其中一个叫马医官）捆在树上，其余12人分别关押在吴永清家苕坑里和搭斗下。丧心病狂的陈文见先将捆绑在树上的1个红军砍杀于营盘门边。当天晚上，陈文见、陈文桥等匪众又将马医官和另一个被俘红军的手脚捆住，平悬在树上，在下面点火烘烤，还用烧红的杠炭烫烙他们的胸膛和腹部。两位红军战士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最终被活活折磨而死。次日早晨，陈文澜命张崇龙、彭善初写好“祭文”“契书”，备好供果，然后将关在苕坑里的8名被俘红军押到猫猫湾陈文澜之子陈茂龙的坟前（陈茂龙此前被我军镇压）。他逼迫8名战士跪成一排，亲自持马刀割破他们的头皮，用迷信钱纸蘸取鲜血，摆在坟前，进行所谓的“挂红祭坟”。张崇龙、彭善初高喊“三献礼”，朗读“祭文”“契书”，陈文澜随后烧化沾满红军鲜血的“纸钱”。还未等纸钱烧完，他便举起马刀砍杀1名被俘战士，陈文会也跟着砍杀一人。余下的6人被带回，与原关在搭斗下的4名战士一起关在苕坑内。这10名被俘红军，后来除3名幸免外，其余7人被陈文会、陈文见、陈文全、叛徒郑玉章、郑传龙等人押至双眼坑杀害。陈文见在坑边率先砍杀1人，其余6人被匪徒们一个一个地推入深坑。至此，陈文澜及其“清乡队”前后残杀我被俘红军21人，他们的暴行令人发指，欠下了累累血债。 红木树自卫队员何代杨，不幸落入沿河白石溪“清乡队”张万超、张龙湘等人的魔掌。这些匪徒为了折磨何代杨，想出了极其残忍的手段——“点天灯”。他们敲开何代杨的头盖骨，灌入桐油，插上灯草，然后点火焚烧。熊熊烈火在何代杨的头顶燃烧，他痛苦地挣扎、惨叫，其状惨不忍睹。但即便在如此残酷的折磨下，何代杨也没有向敌人屈服，展现出了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刚离开，红花园伪乡长黄茂怀、土豪黄吉庭、黄庭才和“清乡队”便迫不及待地袭击了坨寨乡苏维埃政府。3名红军代表被捕，其中包括女同志丁兰英。乡丁们将两个男红军的手脚捆住，用穿心抬的方式把他们抬到高洞河边，两端搁在石头上，在下面点火烘烤。两位男红军在烈火中痛苦地扭动身躯，最终被活活烧死，随后尸体被抛入河中。匪徒黄朝良还不放心，追到河中又朝着尸体狠狠戳了几刀。丁兰英同志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卑鄙的敌人竟以四块光洋的价格将她卖给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为妻。但丁兰英坚贞不屈，誓死不从，她寻找机会，巧妙地逃离了男方家门，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达酉阳农村安家落户，继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前照，被安水成匪部捉住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敌人用打鞋底的锥子一下一下地刺他，这种酷刑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却能让人在长时间内承受巨大的痛苦。黄前照痛楚难熬，几度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最终还是惨死于敌人的毒手。在此之前，兰克乡游击中队长郑少南，率队到中坝沟筹集给养时，遭到安水成的伏击，不幸牺牲。他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障队伍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刀坝白猫岩农民戴世西一家，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地主老财易太义、杨胜松的土地。然而，土地革命的成果却引来了地主的疯狂报复。易太义、杨胜松勾结匪首任贞顺，派匪兵任贞元、银高二到戴世西家烧杀抢掠，将其家抢劫一空。在这场浩劫中，戴世西的三哥戴世六、四哥戴世秀当场被杀害，父亲戴友才也被抓走。几天后，戴友才也被杀害于双河口四园子。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摧毁。 坨寨农民王世焕、赵佐怀，曾任游击分队正副队长，他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被“清乡队”杀害于白岩河坝。赵佐怀的妻子得知敌人还要满门抄斩，惊恐万分，连忙背起年仅三岁的儿子逃进深山躲藏。一家人被迫四处离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赵佐怀的母亲因长期悲愤郁结，最终双目失明，她的遭遇令人痛心不已。 坪底侯家沟农民侯世农、侯守林父子及侯世觉（世农之哥），曾参加红军游击队，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后来，三人同时被溪伪区长张伯清、任锡坤等“清乡队”杀害于封神塘河坝。“清乡队”不仅残忍地杀害了他们，还烧毁了侯家的房子，赶走耕牛二头，将侯家的财物洗劫一空。侯家瞬间家破人亡，这是反动派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据调查，凉水、陡溪、沙子坡等地还有十多名游击队员被地主“清乡队”杀害。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知情人已经离世，死难人数难以完全统计清楚，不知道还有多少革命群众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而被“清乡队”折磨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更是不计其数。 兰克构树湾农民谭绍成，曾参加黔东独立师，转战至酉阳川河界。作战失利后，他机智地脱险回到家乡。然而，伪区长陈文澜却派人将谭绍成及其父亲和伯父三人捉住。他们遭到一顿毒打后，陈文澜又勒令其交三百六十吊铜钱才肯放人。谭家为了救人，不得不卖田当物，凑足了钱交给敌人。但“清乡队”却背信弃义，只放出了谭绍成的父亲和伯父，将谭绍成继续拘押。为了逼迫谭绍成交出所谓的“情报”，匪徒们对他施用了三种酷刑：一是“猴子扳桩”，将他的身体固定在特殊的装置上，使其痛苦不堪；二是“灌辣椒水”，把他的脚后跟和耳朵用蓑衣针穿通，用绳子将身子绑在长板凳上，倒立起来，然后把烧热的辣椒水一壶一壶地往鼻孔里灌，一连灌了七八壶，谭绍成被呛得当场昏死过去；三是“打风摆柳”，把他倒悬在树上，乡丁们站在四面用鸳鸯棒抽打，他的身体左右晃荡，犹如风吹杨柳一般。在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折磨后，谭绍成在一个乡丁的帮助下，才逃出虎口，侥幸捡回一条命。 永义农民袁焕章，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过路，这本是一件正义之举，却为他带来了灾难。保长戴泽奎派人将他抓去，对他进行捆绑吊打，甚至砍掉了他一个手指。袁焕章还被罚款五百吊铜钱，为了交罚款，他不得不卖房、卖地、卖耕牛，最后才被“释放”回家。他的生活从此陷入了绝境，这一切都源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 沙子坡农民任栋成，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豪尹怀昌家一头耕牛。红军走后，尹怀昌的儿子尹超权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夺回了耕牛，还将任栋成打得半死。任栋成在绝望中，吞服烟土自杀而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剥夺。在“清乡队”的淫威之下，无数革命群众为了躲避迫害，被迫背井离乡。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岗帮人为生，八年后才敢回到家乡；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庭章，在思南等地流浪了七年；该乡游击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了十二年。仅红木村四十余户农民，就有十二户被驱逐。这样的悲惨故事，在黔东大地比比皆是，诉说着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在“清乡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搜捕下，不少红军干部、地方政权领导成员和游击队干部不幸落入敌手，其中包括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大约140余人。这些同志先被关押在印江县城，后来又被解送伪省会贵阳。在押送途中，宁国学同志被敌人残忍枪杀于石阡，他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极少数叛徒。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妥协告密，或卖友求荣，或充当内奸，或倒戈相杀，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谢委员就是因叛徒梁银星的出卖而牺牲。梁银星是池坝人，曾任游击大队长，被傅万湘带领的“清乡队”捉住后，贪生怕死，选择了变节投降。为了“戴罪立功”，他秉承傅万湘的旨意，充当内奸，诱捕了夏国安、徐正清、谢委员三位同志。更恶劣的是，他还亲自动手，与乡丁张绍怀一起毒打夏国安主席。三位同志在第二天便被杀害于马家庄一个消坑里，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疾首。原四坳口乡冷草岩苏维埃代表吴天银，自卫中队长吴天位、吴天明，主动与毛寨区“清乡队”接洽，还置办酒席款待“清乡队”头目谭习之、陈国安等人。他们背叛了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良民”和“红人”。旧寨坝区政府肃反部长杨伯昌被害，就是吴天银等人出卖并协助捉拿的结果。这些叛徒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并没有让革命人民屈服，他们对革命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大批红军文献。这些文献是革命的珍贵遗产，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解放后，他们将这些文献捐献给国家，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黔东特区的文物资料中，大部分都是从印江县搜集而来，其中又以韩家乡保存的数量最多。贵州省博物馆1977年9月编印的《贵州现代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一册》共刊载黔东特区文献资料14件，其中有13件就是在印江县搜集的。一些珍贵文献，如《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都是印江县风岩、架井田的革命群众冒险保存下来的。原旧寨坝区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一人就保存了6件，原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思捐献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巧妙地保存了原“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一枚。这些文物的保存，充分体现了印江人民对苏维埃革命的深切怀念与无限忠诚。 公元1934年，沿河县水田坝火烧宅的孔朝庭任农会主席。红军走后，他被黄仁佑抓去拷问：“你强（抢）黄仁佑多少粮食？多少物件？”孔朝庭坚定地回答：“没有强（抢）。”黄仁佑又问：“红军有多少？”孔朝庭说：“人多我数不清楚”。面对“枪有多少”的逼问，孔朝庭依然不卑不亢地回应。黄仁佑恼羞成怒，对他进行捆绑吊打，逼他承认参与抢劫。孔朝庭宁死不屈，黄仁佑便要他赔偿八十元光洋。孔朝庭为了坚守革命立场，不惜倾家破产。他的身体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半后便离开了人世。在临终前，他还嘱咐儿子孔永安要好好读书，坚决不向反动派投降，一定要等到红军回来，为他伸冤报仇。孔朝庭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的忠诚，他的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公元1936年4月3日，红三军当年曾在印江县花园公社农民何瑞开家的板壁上写下两条标语，一条是“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落款是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另一条是“保护‘神兵’家属，反川军拉夫送粮！”落款是红三军政治部。红军走后，地主“清乡队”下令何瑞开等人擦掉标语。 何瑞开深知这些标语承载着红军的信念与对百姓的承诺，是革命精神的象征，绝不能让反动派得逞。他冒着生命危险，砍来一堆柴草，小心翼翼地将标语遮挡起来。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这堆柴草不仅遮挡住了反动派的目光，更守护住了革命的希望火种。每当夜深人静，何瑞开就会悄悄移开柴草，凝视着墙上的标语，回忆起红军在时的点点滴滴，心中的革命信念愈发坚定。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1975年，贺龙同志的女儿贺捷生来到印江征集红军文物。何瑞开得知消息后，心中激动不已，他知道守护多年的革命文物终于有了更好的归宿。他郑重地将那面写有标语的木板取下，交到贺捷生手中。如今，这两条珍贵的标语连同木板被收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那段波澜壮阔革命历史的见证。它们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黔东人民与红军之间深厚的情谊，以及黔东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坚守革命信仰的伟大精神。 在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里，黔东大地虽然被黑暗笼罩，但革命的星火从未熄灭。无数革命群众在苦难中坚守，在绝境中抗争。他们有的隐姓埋名，在深山老林中躲避反动派的迫害，却依然心系革命；有的暗中传递消息，为那些幸存的红军战士和革命同志提供帮助；还有的省吃俭用，将家中仅有的物资留给需要的革命力量。 一些失去亲人的孩子，在长辈的教导下，从小就对革命充满向往。他们年纪虽小，却懂得为革命保守秘密，还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大人们做一些传递信件、放哨等工作。这些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革命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他们坚信终有一天，光明会重新照亮黔东大地。 而那些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和曾经的革命理想。他们在异地他乡顽强生存，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动态。他们相互扶持，组建起一个个小小的“革命团体”，传播革命思想，积蓄革命力量。每当有关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他们都会无比振奋，渴望着有朝一日能跟随红军打回家乡，重新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尽管反动势力的迫害十分残酷，革命队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黔东人民始终团结在一起，与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革命的意志是无法被摧毁的，只要心中有信仰，就一定能战胜黑暗，迎来黎明的曙光。这段充满血与泪、抗争与坚守的历史，成为了黔东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追求正义与自由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第13章 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的建成 1979年7月1日，盛夏的阳光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炽热的气息，却丝毫掩盖不住印江木黄镇人民心中那股难以抑制的澎湃热情。中共印江县委与印江县革委会精心筹备，在这片浸染着红色记忆的土地上，举行了一场意义非凡的揭幕典礼大会，共同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胜利建成。 清晨，木黄镇的街道便热闹起来，人们身着盛装，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通往将军山的道路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仿佛每一个角落都在诉说着对红军先辈的敬仰与追思。当大会开始的那一刻，整个木黄镇仿佛被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氛围所笼罩，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回溯，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战火纷飞却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红军会师时的豪迈场景，如同一幅幅鲜活的画卷，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 回溯历史，时间拨回到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壮丽大幕。这声枪响，不仅是对反动统治的有力反抗，更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有勇气、有决心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不惜一切代价奋起抗争。 随后，贺龙、周逸群等一批坚定的革命者，肩负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光辉榜样，毅然踏上了前往洪湖地区的征程。洪湖地区地势复杂，湖泊纵横，这里的人民长期遭受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生活苦不堪言。贺龙、周逸群等人深知，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必须与当地人民群众紧密相连。他们深入乡村，走进百姓家中，倾听人民的疾苦，宣传革命思想，动员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与敌人展开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开辟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创建了红二军团。红二军团的诞生，如同一颗闪耀的红星，照亮了洪湖地区的天空，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给深受压迫的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无数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和严峻挑战。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这股错误思潮如同汹涌的恶浪，无情地冲击着革命的航船，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红军在军事指挥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导致战斗连连失利，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不断缩小，红军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红二军团也在这股逆流中艰难前行，不得不进行缩编，改为红三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三军被迫从洪湖地区踏上了向川黔边界转移的艰辛征程。 这是一段充满艰难困苦的旅程，红三军将士们翻山越岭，穿越荒无人烟的地区，面临着饥饿、疾病和敌人的围追堵截。但即便面对如此困境，在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坚定率领下，红三军将士们的革命信念坚如磐石。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智慧，于1934年5月，成功挺进黔东，并建立起黔东特区。黔东特区的建立，为红军提供了一个新的落脚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红军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黔东特区成为了革命的新据点，也为后来的会师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就在黔东特区的革命形势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的率领下，也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他们奉命从湘赣根据地毅然突围西征，这是一次充满危险和挑战的征程。一路上，他们穿越崇山峻岭，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与敌人展开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在湘江战役中，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红军将士们浴血奋战，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防线，许多战士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水。但他们没有退缩，继续坚定地向前挺进。在漫长的征途中，他们克服了饥饿、寒冷和疾病的困扰，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到达了印江木黄。 这一刻，历史在此定格，红二、六两军团在印江木黄镇胜利会师。当两支队伍的战士们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当欢呼声和呐喊声响彻云霄，这一刻，所有的疲惫和艰辛都化作了胜利的喜悦。这时，红三军也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这一会师，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汇聚，为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两军会师后，迅速成立了由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的指挥机构。在新的领导集体带领下，他们高瞻远瞩，经过深入分析和研究，制定了坚守黔东、挺进湘西的战略方针。在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着敌人的疯狂反扑和围剿。但红军将士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在陈家河战斗中，红军巧妙设伏，一举歼灭大量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忠堡战斗中，红军将士们不怕牺牲，勇猛冲锋，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围堵。他们在这片新的革命热土上，用鲜血和生命扞卫着革命的果实，有力地配合了中央工农红军的胜利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让红军的丰功伟绩能够世世代代被传颂，让后人永远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学习和发扬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印江县委、县革委毅然决定在木黄修建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1977年12月10日，在凛冽的寒风中，这个承载着无数人期望与敬意的工程破土动工。修建过程中，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建筑工人们不畏严寒酷暑，日夜奋战在工地上。他们精心挑选每一块砖石，认真对待每一道工序，每一次挥汗如雨，每一次精心雕琢，都饱含着他们对红军的敬仰之情。许多当地的群众也自发地加入到建设中来，为工地运送物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大家齐心协力，只为早日建成这座纪念碑，向红军先辈们致敬。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建设，1979年7月1日，这座凝聚着无数人心血的纪念碑终于落成。它高高矗立在长满青松翠柏、风景秀丽的将军山上，碑高14.2米，底座宽7米，厚7.1米，稳稳地扎根于大地，仿佛是红军精神的象征，坚不可摧。16级台阶通向纪念碑，象征着红军走过的艰难历程和不断向上的奋斗精神。周围护以栏杆，整个碑基共占地162.5平方米，其保护范围为166.5亩。碑的造型独具匠心，仿若两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在岁月的长河中猎猎作响，这不仅象征着红军的团结与胜利，更象征着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它将永远飘扬在人们的心中。纪念碑上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的亲笔题字：“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十九个笔力苍劲雄厚的大字，仿佛带着历史的厚重与力量，镶嵌在碑体上，熠熠生辉，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隆重的落成典礼在木黄镇举行，这一天，木黄镇热闹非凡，宛如一片欢乐的海洋。省内外一些单位纷纷发来贺电、贺信，字里行间都表达着他们对这一重要时刻的祝贺与敬意。中央有关部门和四川、湖南苏区的代表，省内有关单位和印江县、区、公社的代表及当地干部、群众两万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曾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苦的岁月，对红军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心前来；还有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是革命精神的未来传承者。 人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脸上洋溢着激动与自豪。现场载歌载舞，身着民族盛装的演员们，用欢快的舞蹈和嘹亮的歌声，表达着对红军的崇敬和对革命胜利的喜悦。舞蹈中，他们的动作刚劲有力，仿佛再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身姿；歌声中，那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诉说着对红军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这个盛大的大会上，铜仁地委副书记宋希同、印江县委书记罗正铭、省文化局副局长田宾、木黄区委贺光禄同志和老红军池怛昌、老游击队员李通贞，以及修建纪念碑工人代表周西龙等先后讲了话。老红军池怛昌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哽咽地回忆起当年与战友们并肩战斗的场景，那些艰苦的岁月、激烈的战斗，仿佛就在昨天。他用朴实的语言，讲述着红军战士们如何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如何在饥寒交迫中坚守信念。他的话语，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印江县委书记罗正铭则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修建纪念碑的重要意义，他强调，这座纪念碑不仅是对历史的纪念，更是一座精神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修建纪念碑工人代表周西龙也激动地分享了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他表示，能够参与这座纪念碑的建设，是他一生的荣幸，他会将红军精神融入到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到会的作家、诗人、摄影工作者，他们也被现场的热烈氛围所感染。作家们纷纷表示，要用手中的笔，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讲述红军的故事，传承红军的精神；诗人们激情澎湃，即兴创作诗歌，赞美红军的伟大功绩；摄影工作者们则不停地按下快门，用镜头记录下这珍贵的时刻，他们都决心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这座纪念碑的落成，不仅仅是对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更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它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汗水。它将永远矗立在将军山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红军先辈们一样，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第14章 老红军卢仁槐忆战友 在革命战争的连天烽火中，无数同志将热血洒在长征路，抛于八年抗日战争的战场，以及三年解放战争的硝烟里。可惜，岁月流逝，我已记不清那些光荣牺牲同志的姓名，也模糊了他们英勇就义的地点，这成为我心中难以言说的遗憾。 如今，我还能清晰忆起的，只有池恩荣、杨隆云（原名杨隆昌）两位烈士牺牲时的情形。 老红军回忆录之一：池恩荣烈士 池恩荣同志，贵州印江县板溪区人，与我同年出生。1934年11月，红二军团缩编后，我们同在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三营七连二排担任班长，我是五班班长，他是六班班长，并且我们在同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池恩荣同志，在湖南省板里源的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35年夏天，我红二方面军围攻湖南省龙山县时，蒋介石急忙从各处调兵遣将，增援被围困在龙山县的敌军。其中，蒋介石的一个整编师（下辖三个旅）进犯速度极快，距离龙山县仅有一百多华里。我红二方面军主力当机立断，放弃攻打龙山之敌，改为迂回并连夜急行军，准备消灭这股增援之敌。 我们三营七连作为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的尖兵连，而我们二排则是尖兵排，与增援的敌人相对急进。敌军通过飞机侦察，得知我军弃城转而打援的计划，原本急速前进的敌军便放缓了速度。敌机在我军前进的上空不断地盘旋侦察，还时不时地进行扫射，一方面试图阻止我军前进，另一方面则为地面上的敌军传递消息。 我们七连见状，当机立断，立刻轻装，扔掉背包和米袋，不顾敌机的疯狂扫射，朝着前方的山口全力奔去。我军主力部队也迅速跑步登上右侧的高山。就在我们七连二排刚刚登上板里源山口时，敌人的一个尖兵营，正漫山遍野地朝着板里源山口搜索而来。我们七连迅速向山口的两侧展开，隐蔽在草丛之中，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机。三营的八连和九连也紧紧靠近七连，隐蔽休息。营教导员和各连政治指导员分头深入部队，进行战斗动员。 三营营长田华堂同志来到我们二排前沿阵地，仔细选好出击地点后，对我们连长和排长严肃地说道：“隐蔽好，把敌人放近点再打！”二排排长随即向我们各班下达命令：“准备好手榴弹，先别开枪，用手榴弹狠狠揍敌人！”七连的5挺轻机枪和三营的5挺重机枪全部架设在我们二排的左侧，等待着特别指令，随时准备射击。七连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来到我们二排前沿，小声而坚定地对同志们说：“同志们，共产党员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消灭这股敌人！看看谁消灭的敌人最多！看看谁缴获敌人的枪最多！看看谁捉的俘虏最多！”同志们小声却满怀斗志地回应道：“对，来一场缴枪比赛！” 敌人的尖兵连越逼越近，两架敌机依旧在我们上空侦察扫射。敌人的尖兵连开始鸣枪进行武装侦察，但我们继续隐蔽，按兵不动。敌人进到200米时，我们没有开火；进到100米，我们仍然没有行动；进到50米，我们还是潜伏着。当敌人距离我们大约20米的时候，连长、排长齐声高呼：“打！”刹那间，我们的手榴弹如冰雹般纷纷出手，落入敌群，接连爆炸。紧接着，又是两轮手榴弹投出，敌人的尖兵连瞬间就被打得溃不成军！5挺轻机枪和3挺重机枪同时怒吼起来，强大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的后续部队。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乱作一团。巨雷般的爆炸声、机枪声和步枪声，在板里源山沟里震耳欲聋地回响着。 我们二排率先跳出阵地，冒着弥漫的手榴弹硝烟，勇猛地冲上山坡，与敌人的后续部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紧接着，我们七连的一排、三排也跟着冲下山坡，与敌人短兵相接。田华堂营长率领八连和九连同样冲下山坡，与兵力两倍于我们的敌人在山坡上展开了殊死决斗！战斗进入白热化，敌我双方枪中的子弹很快耗尽，来不及重新装填子弹，大家只能用刺刀、枪托展开近身拼搏。 六班班长池恩荣同志英勇无畏，接连刺死两个敌人。在刺杀第三个敌人时，由于用力过猛，刺刀穿透了敌人的肚子，一时难以拔出。就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另一个顽敌趁机向他扑来。池恩荣同志反应敏捷，迅速抽出手榴弹，巧妙避开敌人的刺刀，顺手一把抓住敌人，用手榴弹狠狠砸在敌人的头部，敌人当场倒地。然而，后面的敌人又潮水般地冲了上来，他徒手与两个顽敌展开殊死搏斗。他奋力一锤，将一个敌人打晕在地，又与另一个敌人扭打在一起。就在这时，后面赶来的敌人朝池恩荣同志开了一枪，池恩荣同志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我在两位战友的掩护下，趁机抽身装上子弹，接连三枪，击毙了三个敌人，为池恩荣同志报了仇。转身时，我看到我们的田华堂营长正与敌人扭打在一起，他们两人都没开枪，只是用手中的驳壳枪在对方身上乱砸。我眼疾手快，顺手一枪，打中敌人的大腿，敌人顿时无力支撑，应声倒地，我又补了一枪，结果了这个家伙的性命。后来审问俘虏才知道，他就是敌人尖兵连的营长。 战斗结束后，我问田营长：“你为什么不开枪？”他说：“枪里子弹打完了，来不及装子弹，枪成了个空家伙，多亏你这个神射手解了我的围。”（我的枪法在200米之内，百发百中，是我们七连的特等射手。） 我军主力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从我们营右侧的板里源山上，朝着前进中的敌人主力部队猛烈压下去，一下子就把敌人截成了几段，展开了猛冲猛打的攻势。敌人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最后只好向我军缴械投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歼灭了敌军师的大部，敌师长在与我军的战斗中被击毙，部分残敌向来路仓皇溃退。这场战斗，除了死伤的敌人，我军还活捉了4000余人，缴获敌人的迫击炮、轻重机枪、长短枪及弹药不计其数。 池恩荣同志死得光荣，死得英勇，他用生命践行了使命，没有辜负家乡人民的殷切重托！ 池恩荣同志永垂不朽！ 第15章 老红军回忆录之二 在那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印江、沿河、德江等县的广大农民深陷苦难的深渊。抓兵派款如同沉重的枷锁，无情地套在百姓脖颈；高额的赋税与征粮，更是将贫苦大众逼入绝境。干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踏上“神兵”之路。印江县的宁家坪、邱家寨、天池坪等村落，沿河县的旧寨坝、殷家坝、白沙溪等地，数千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他们高举反抗大旗，以血肉之躯对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卫邻里，保乡亲；打官府，破豪门；杀贪官，除劣绅”，这激昂的口号响彻黔东大地，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反抗意志。 沙子坡一带的“神兵”更是勇猛无畏，他们向印江县城发起进攻，成功赶跑伪县长，开仓放粮，让百姓们得以吃上一口饱饭。这场起义，如同平地惊雷，让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坐立不安。然而，敌人的反扑也随之而来。伪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国民党匪军，如同豺狼虎豹般涌入黔东。他们所到之处，清乡毁寨，大肆屠杀。未满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残忍地刺死在襁褓之中，村庄被付之一炬，鸡犬不留。“三光”政策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土地，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光明的到来，渴望有一支队伍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 1934年6月的一天，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对门山上突然传来“牛吃麦子罗”的呼喊，这是乡亲们传递白匪军来袭的暗语。一时间，人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离。陈正国也准备回家拿些东西后躲进山里，可刚一转身，就看到三个背枪的人。他们的打扮与白匪军截然不同，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开口便是“老乡！不要怕，我们也是穷人”。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涌入陈正国的心田。但看到他们手中的枪，陈正国心中又不免产生疑虑。他不安地回到家中，拿出几件烂衣裳和一升荞麦，送到三人面前，以为他们是来索要东西的。三人见状先是一愣，随后笑着说道：“老乡，我们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你们把东西拿回去放好吧！”这句话让陈正国惊讶不已，他从未见过如此不抢百姓东西的“军队”。 带着满心的疑惑，陈正国大胆询问：“你们究竟是那样军队？”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贺龙率领的红军！”“贺龙”这个名字，陈正国早有耳闻，但红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他却一无所知。在短暂的沉默中，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红军战士，发现他们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白匪军的凶神恶煞。正当陈正国想给他们弄点水喝时，转身却发现他们已经放下背包，挽起裤脚，下到田里帮乡亲们插秧去了。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陈正国，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认定红军和百姓就是一家人。他迫不及待地跑进山里，将红军帮助插秧的事告诉乡亲们，大家听后纷纷放下心来，欢欢喜喜地回到村子。从这一天起，贺龙领导的红军在黔东的村村寨寨扎下了根。 这支红军队伍，正是红三军。他们于1934年5月初，从四川彭水西渡乌江，踏上了贵州的土地。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历经艰辛，先后经过后坪县（现属沿河县）的塘、务川县的干河坝、发科场、德江县的泉口司，最终抵达沿河县的思渠等地。5月21日，红三军进入沿河县县城西岸；6月1日，成功占领沿河县城；3日到达沿河县三区的沙子场；4日抵达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黔东地区的“神兵”听闻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便派冉少波为代表，热情地迎接红军前往印江县。 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经过龙池、唐家溪、松桃县的麻阳、印江的鸡母溪，来到四区刀坝。6月15日，又从刀坝场出发，途经合水坡、岩桑坪、青石板、池坝、小郎坝、红花园等地，顺利抵达印江三区的沙子坡。当天晚上，红军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派人前往德江县六区的龙塘，抓住了罪大恶极的伪乡长、大土豪覃礼坤。覃礼坤仗着叔叔覃茂松（伪贵州省财粮厅官员）的权势，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16日，红军将覃礼坤押到沙子坡，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群众大会。贺龙军长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鼓励大家不要迷信神灵，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属于自己的队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贺龙军长坚定地表示，红军会坚决为大家撑腰。这番话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在场的群众热血沸腾，掌声经久不息。各地的“神兵”纷纷来到沙子坡，强烈要求加入红军和游击队。旧寨坝的“神兵”在宁国学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后来被改编为印江独立团。会后，覃礼坤被押往德江枫香溪，最终在尔当溪花花桥边被枪毙。这个恶霸的伏法，让百姓们拍手称快，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怨气终于得以释放。 自红三军来到黔东，这片山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旗在各个村落高高飘扬，革命的歌声响彻云霄。红军所到之处，百姓们夹道欢迎；红军离开时，身后留下的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钱人听闻红军到来，吓得仓皇逃窜；而干人们则欢呼雀跃，纷纷聚拢到红军身边。“红军到，干人笑，山笑水笑人欢笑，寒冬过去春天到”，这句民谣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景象。 1934年6月19日，贺龙军长和夏曦主席在德江县枫香溪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随后，红三军迅速组织了地方工作队，分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深入群众之中，宣传革命道理。在沿河县旧寨坝乡，红军张均望、冯琪云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张均望同志耐心地向大家讲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什么是苏维埃。虽然这些新名词对于百姓们来说有些陌生，但大家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腰杆子似乎比以往更硬了。 会后，旧寨坝乡开始选举乡苏维埃代表，杨正思、吴儒章、吴天贵等人当选。同时，成立了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杨景光担任主席，吴儒章任书记，王堂为自卫队长。在张均望同志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乡亲们逐渐明白了工农大众革命的意义，认识到只有成立工农自己的政府，组织起工农自己的武装，才能真正实现翻身解放。苏维埃，这个代表着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在百姓们心中扎下了根。 一天，张均望同志从军部开会归来，在旧寨坝的瓦屋（大坝）再次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了枫香溪会议确定建立“黔东特区”的重要决议，并动员大家推选贫农代表，前往沿河白石溪参加大会。旧寨坝乡推选了陈正国、王焕林、吴希堂、杨槐昌等人。当他们到达白石溪时，红三军军部已经开拔前往长岗岭。于是，大会改在铅厂坝王家大院举行。 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来自沿河、德江、印江三县的一百多名代表，以及三十几位红军代表，共计135人汇聚一堂。大会选举陈正国、孙秀亮、秦育清等代表组成主席团。夏曦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他向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和各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工农民众唯一的出路。他号召贵州黔东的广大农民，要摒弃对“神坛”和“神兵”的依赖，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革命，组织工农民众民主政府，坚决打倒地主豪绅、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夏曦主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二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三是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建3万人的自卫队、1万人的游击队，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争取黔东苏维埃的胜利。 红军代表钟子廷（钟山）也在会上发言，他强调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始终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希望大家积极发动群众，让三千人加入红军。会上，代表们还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等六个重要决议。随后，“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夏曦等80人当选为委员；汤福林参谋长、孙秀亮、秦月清、张均望等32人当选为常委，孙秀亮任主席，秦育清和陈正国任副主席。 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最初在白石溪下寨张贯芝家办公，不久后迁至土地湾田兴宗家，这里成为了革命工作的重要据点。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黔军王家烈的部队以及地主武装杨通选、杨通红、杨通南、晏克武等，趁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之机，频繁袭击特区革命委员会。在敌人的骚扰下，特区革委被迫多次迁移，先后迁至铅厂坝、瓦场坝、谯家、皂角池、山羊岭、照东岩等地。在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6 - 7月间，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 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各区、乡纷纷组织起自卫队、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革命组织。一时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四个县的十万农民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这在黔东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标志着黔东人民从此走上了当家作主的道路。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他们迅速制定了三省“会剿部署”，黔军李成章、蒋丕绪，川军达凤岗，湘军周矮子（周燮卿）等部，频繁进犯特区。8月12日，黔军蒋丕绪所属的傅衡中旅，从湘西回到沿河县城。他们趁红军主力在印江、松桃等地活动，派黄富安占领了淇滩镇。淇滩镇是重要的军事重镇，战略位置十分关键，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深知绝不能让敌人得逞。他亲自赶到沿河四区水田坝，召集九师师长钟炳然、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开会，果断决定由九师配合沿河独立团，消灭这股敌人。当时，沿河独立团大部分兵力远在距淇滩一百八十里的松桃县永安州（火烧桥），但接到命令后，战士们毫不迟疑，连夜急行军，一夜之间就赶到了沿河五区的甘溪上坝。贺炳炎团长随即召开各连队负责人会议，详细布置战斗任务。 8月15日，沿河独立团在九师部分兵力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向淇滩进发。这天恰逢淇滩赶场，担任前锋的甘溪游击队，在政委、老红军王子龙同志的率领下，如离弦之箭般从狼溪迅速冲向淇滩场。当部队到达淇滩后街时，淇滩鸡市场的敌人看到红旗，误以为红军主力来了，吓得四散奔逃。眼看敌人就要被游击队包围缴械，却不知是谁走火开了一枪。敌人一听是火药土枪的声音，判断这只是游击队，并非红军主力，便立刻掉头反扑。王子龙同志和四个游击队员冲到马鞍桥边时，不幸遭到敌人排枪射击，壮烈牺牲。敌人疯狂地发起冲锋，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 就在这危急时刻，驻在天官井的九师和后续的沿河独立团吹响了冲锋号，激昂的号声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鼓舞着我军的士气。敌人顿时慌了手脚，开始漫无目的地胡乱开枪。匪军营长黄富安万万没想到我军大部队来得如此之快，一时间指挥混乱，敌人阵脚大乱，纷纷向淇滩口溃逃。黄富安第一个抢着上船，被沿河县独立大队长廖云清的通讯员一枪打掉大圆盘帽，落入乌江。黄富安吓得赶紧缩进船舱，狼狈不堪。通讯员见他这副模样，忍不住大笑起来，可就在他站起来向敌人喊话，劝其缴械投降时，不幸被敌人击中，英勇牺牲。小战士的牺牲让广大红军和游击队员悲愤交加，他们高呼着“为死难的小同志报仇”，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冲杀声、枪炮声与乌江的浪涛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敌人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如同惊弓之鸟四处逃窜。没有渡过江的敌人，被击毙百余人，黄富安也成了光杆司令，独自一人逃往沿河县城。这次战斗，我军缴获敌人百余支枪，傅衡中吃了败仗后，吓得放弃沿河县城，逃往务川。淇滩之战，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黔东特区的安全。 秋天，枫叶红似火，山区的稻谷还未收割。为了解决特区内部物资和粮食供给的困难，8月22日，军部命令红九师一部前往印江木黄一带筹集给养。没想到，在这里正好碰上黔军廖怀忠师的副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部队从老山（梵净山）向木黄开来。这无疑是一个歼敌的绝佳机会，贺龙军长当机立断，一面命令九师做好迎敌准备，一面派特区政府组织后勤保障工作。 8月23日，红军开往地茶坝一带，密切观察敌军的行动。24日，黎刚果然率军前来攻打地茶坝的红军。为了诱敌深入，红军主动与敌人交战，假打一阵后，佯装败退，向松桃八区岩柯坝撤退。黎刚见红军“败退”，误以为红军徒有虚名，不堪一击，便大胆地进入木黄宿营。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军部还派出黔东纵队师前去配合九师作战。 25日清晨，九师与纵队师分别从地荼坝、岩坝出发，沿着山路，经销口山，迅速向木黄推进。当天，木黄正好赶场，街上人来人往。为了避免伤害群众，红军战士们朝天放枪。此时，黎刚的队伍还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后，顿时乱作一团。木黄对面的将军山、后面的观音山上，红旗招展，漫山遍野都是红军的身影。敌人惊慌失措，连枪都顾不上拿，就从床上爬起来，朝着新业、老寨方向拼命逃窜，企图躲进梵净山。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洞沟坡。这次战斗，我军俘获敌军第三营营长以下百余人，击毙敌人二十余人，还缴获了黎刚的皮大衣，黎刚本人也险些丧命，被打得丢盔弃甲。经此一战，黎刚再也不敢与红军正面交锋。 红军主力在印江等地活动期间，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伪团总冉瑞廷认为有机可乘，便带着残部卷土重来。他回到南腰界后，丧心病狂地杀害了留守在那里的红军工作人员、伤病员、游击队员及其家属，还勾结晓景、大龙一带的大土豪、团防傅润芝，将晓景游击大队长王廷方抓走。他们先是残忍地将王廷方杀害，然后开肠剖肚，掏出心肝“祭祖”，其行径令人发指。 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罪大恶极的冉瑞廷。红军在印江木黄打败黎刚后，贺龙军长立即命令九师于8月26日晚连夜赶到松桃八区永安州宿营，27日休整一天。同时，调七师一部前往四川秀山县边境坝苎一带，防止秀山方面的大土豪杨卓芝、殷仲卿前来增援冉瑞廷。特区政府也接到命令，调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行动。8月28日拂晓，九师一部分兵力配合纵队师和游击队，兵分三路，从火烧桥出发，向南腰界挺进。当先头部队到达岭岭坡时，敌人哨兵发现了情况，但不清楚红军的兵力，只能盲目开枪。冉瑞廷的儿子冉崇侯听到枪声，急忙带人前来增援。然而，敌人还没爬上岭岭坡，就被红军包抄截断，冉崇侯见势不妙，掉头向南腰界逃窜，还胁迫部分群众一起躲进了老巢冉家祠堂，妄图负隅顽抗。 冉家祠堂位于大坝场一片滥田中央，只有一条小路相通，四周是坚固的石砌围墙，易守难攻。考虑到里面还有被胁迫的群众，红军决定先将其团团围住，开展政治攻势。特区政府派人到祠堂下喊话，向里面的人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能够瓦解敌军。在政策的感召下，部分群众从后门逃了出来。 冉家祠堂内，敌人早已断粮，仅有的三头牛也被杀了煮汤，最后连跑进祠堂的四只猫都成了腹中之物。即便如此，敌人仍在负隅顽抗。红军深知，这样长久围困下去，虽能拖垮敌人，但也会极大地牵制自身力量，影响革命的整体布局。 为了早日攻破匪巢，红军先是尝试用迫击炮轰击，但由于炮弹受潮，均未爆炸。无奈之下，战士们从火烧桥抬来一门“将军炮”，精心架设好后，装填了满满两洗脸盆的土火药和铁砂子。然而，因火药装填过量，一点火，炮筒瞬间爆炸，还致使一名战士受伤。钟师长心急如焚，赶忙派人请来杨清云木匠，重新打造了三门土炮。 直到九月，贺龙军长再次下达死命令，务必攻破冉家祠堂！各部队迅速做好进攻准备。白天，敌人防守严密，那条唯一通向祠堂的小路被机枪火力严密封锁，强攻难以奏效，红军决定趁夜发动偷袭。为解决夜间总攻的照明问题，部队先是拆除了冉瑞廷家的房子，当地群众也纷纷送来大量干柴。战士们在冉家祠堂四周堆起高高的柴堆，并浇上煤油，只等总攻信号一响，便点燃柴堆照亮战场。 师里精心挑选了96名身强力壮、作战勇猛的大汉，他们每人携带大刀和手榴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悄无声息地摸到冉家祠外围墙脚下埋伏起来，屏息凝神，等待总攻号令。夜幕深沉，万籁俱寂，祠堂内时不时传出敌人的低语声，四周只有秋虫在草丛中发出微弱的鸣叫。红军各部队按照计划，三柱香时分开始做饭，四柱香时分，嘹亮的号声划破夜空，总攻正式开始！霎时间，祠堂四周的柴堆被点燃，熊熊烈火冲天而起，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三门土炮齐声轰鸣，“轰！轰！轰！”三道火光如利剑般射向敌阵，冉家祠堂的屋顶被轰掉一大片，碎石瓦砾纷纷掉落。敌人被突如其来的炮击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地四处乱窜。 紧接着，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响，祠堂的围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早已埋伏在墙下的96名勇士，迅速将手雷扔进围墙内，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头顶浸湿的棉絮，从缺口处勇猛冲入，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与此同时，外面的大部队也如潮水般冲入围墙大门，投入战斗。喊杀声、兵器碰撞声在祠堂内外回荡，战士们怀着满腔怒火，奋勇杀敌。经过一夜的激战，直到9月13日拂晓，红军终于将祠堂内的匪徒全部歼灭。冉崇侯恶贯满盈，企图趁乱逃跑，最终被乱刀砍死在大门前的刺篱笆边。这场战斗，红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二十几位同志负伤，红军三连赵连长在冲向冉家祠堂的独路上，不幸中弹，光荣牺牲。但冉家祠堂的攻克，彻底铲除了这股反动势力，为当地百姓报了仇，也让黔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更加稳固。 攻破冉家祠堂后，贺龙军长率领部队开往沿河县中界坝，特区政府人员则回到沿河县白石溪。大家一方面忙着安置伤员，精心照料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治疗伤痛；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地方组织，扩大革命力量。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川、湘、黔三省的敌军再次联合起来，向“黔东特区”发起猛烈进攻，妄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姜兴尧部窜入德江枫香溪、张家湾一带，不过此前该部已被黔东纵队师、独立团和游击队重创，暂时不足为惧。但王家烈的嫡系部队李成章却率领杨昭卓、周相魁、戴玉堂等部抵达印江县沙子坡，准备与其他敌军会合，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当杨昭阜部进至谯家铺时，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不得不退回德江、印江县境一带。 9月23日，川军达凤岗旅占领沿河县城；湘军第三十四师第三旅周矮子也向晓景发起进攻。一时间，黔东地区乌云密布，形势变得异常严峻。面对敌军的来势汹汹，贺龙军长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他一方面传令特区政府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确保部队的物资供应，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将战火引到特区中心之外，决定采用外线作战的策略。贺龙军长指挥部队主动撤向木黄，他还时常在木黄河边钓鱼，看似悠闲，实则是在观察地形，精心挑选合适的战场，等待时机，诱敌深入，以便将敌人一网打尽。同时，他命令七师主力转移到松桃岩柯坝，九师主力转移到松桃永安州，黔东纵队师则配合红军主力在外线灵活作战，寻找战机，准备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9月25日，陈正国跟随夏曦主席带领红七师二十五团、沿河独立团，从白沙溪出发前往印江沙子坡，成功打垮了由遵义调来增援的黔军学生队（士官生）。随后，部队经由杉树坳、板溪等地，顺利到达木黄。9月27日，木黄的局势愈发紧张。黔军李成章率领五个团从西、南两个方向步步逼近，戴玉堂团也已经抵达合水。此时的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北有川军达凤岗旅，东北有湘军周矮子，西南又有黔军重兵把守，仿佛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面对如此困境，夏曦主席主张从木黄撤进梵净山，以保存实力。但贺龙军长坚决反对，他深知这一仗关乎红三军的声誉，更关系到黔东特区的生死存亡，绝不能退缩，必须主动出击。然而，这一仗该如何打，成为了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贺龙军长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应该采取“杀鸡给猴看”的策略，先集中力量打击李成章这股最主要的敌人。他分析道，川军虽然占领了沿河县城，但距离木黄较远，最快也需要两天时间才能赶到，而且孤军深入，行动迟缓；湘军与王家烈之间矛盾重重，周矮子绝不会轻易出兵支援李成章。只要能够抓住时机，打败黔军，川军和湘军必然会不战自退。于是，贺龙军长亲自制定作战方案，决定采用避实就虚、调虎离山、分进合击的战术，给敌人致命一击。 战斗开始前，红军先由纵队师向印江四区刀坝场发起佯攻，制造主力进攻的假象；七师则装作进攻合水的样子，然后假装败退，撤至距木黄三里的营阳坝埋伏起来；与此同时，纵队师迅速从刀坝场返回，准备参与后续战斗。敌人果然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9月28日，李成章的五个团相继进入木黄，朝着营阳坝集结。当敌人全部钻进红军预先布置好的“口袋”时，一声清脆的进攻号音响起，战斗正式打响！一时间，枪声大作，埋伏在四周的红军战士如猛虎下山般，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 贺龙军长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他目光如炬，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的变化。当看到战机成熟时，他一手提着长枪，一手紧握短枪，亲自带领一手枪连，率领红七师主力迅速撤出战斗，转而由黔东纵队师接替，坚守阵地，死死拖住敌人。战斗异常激烈，枪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在整个战场上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被他们包围，不断向营阳坝增兵。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贺龙军长早已率领七师主力，从松桃岩柯坝迂回到敌人背后，对其形成了包围之势。与此同时，红九师也从外线迅速迂回到木黄，占领了各个山头的制高点。当敌人发现中计，想要撤退时，已经为时过晚。贺龙军长率领红七师如神兵天降，从岩坝杀了回来。原本企图包围红军的敌人，此刻反而陷入了红军的反包围之中，顿时阵脚大乱，四处逃窜。李成章见势不妙，只得率领残部从合水狼狈退到印江县城。这场战斗，红军消灭敌人二百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史称“木黄大捷”。 战后，夏曦主席感慨地说：“真是侥幸呀！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精妙的打法哩！”贺龙军长则哈哈大笑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这个打法，还是在洪湖时跟周逸群政委学的，每次遇到战斗，我就回想起他对红军游击战术总结的四句话：‘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我捣。’多年来，我就是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打了不少胜仗。”木黄大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也让黔东特区的军民信心倍增，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地位。 木黄大捷后，贺龙军长率领部队回到了南腰界，夏曦主席和特区秦育清副主席也连夜赶回沙子坡，第二天才回到土地湾。然而，此时的黔东人民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红三军刚来黔东时，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连基本的食盐都难以保证。一个人长期缺盐，四肢无力，严重影响生产生活。贺龙军长心系百姓，为了解决食盐问题，他派侦察员将经常往返龚滩、彭水做小生意的傅怀忠接到长岗岭。贺龙军长见到傅怀忠后，亲切地询问：“彭水一带熟不熟悉，有位龚渭清大爷你认识吗？”傅怀忠回答道：“彭水一带我经常去，龚大爷不仅认识，还是我的拜把弟兄。”贺军长听后十分高兴：“龚大爷也是我的好友，这次请你来，就是想托你带个信去，请他给我们买点盐巴来。”傅怀忠爽快地答应：“军长，只要你信得过我，放心，我一定能办到！”不久，傅怀忠果然从彭水龚大爷那里运来20包盐巴，足足有4千斤，这不仅解决了特区群众的吃盐难题，也保障了部队的食盐供应。 但红军初到黔东，由于与当地气候不适、水土不服，许多战士都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当时缺医少药，战士们的病情难以得到有效医治。红三军在彭水时，曾在福音堂抓获一个洋人，缴获了十几担西药。可惜，这些珍贵的药品在运往南腰界时，被冉瑞廷抢走。乡里的土方子只能用“千里光”“黄莉叶”等草药为战士们止泻，效果十分有限。而伤员们也急需药物治疗，贺龙军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得再次委托傅怀忠前往彭水，向龚大爷求助。龚大爷收到贺军长的信后，想尽办法，不仅找来社会好友资助，还典当了自己的家产，购置了二十几担中、西药。他通过各种关系，在酉阳、秀山两县商会办好发货单和通行证，亲自押运这批药品，日夜兼程运往“黔东特区”。 当龚大爷一行走到沿河县沙子区永淹坨时，眼看就要进入特区范围，他一时大意，放松了警惕。坐在轿子里押着药担子，沿着大路前行。不料，被沙子区伪区长袁仲英、团防田朋道发现。敌人见到这么多药材，又得知是运往“红区”，认定是给红军的物资，便残忍地将龚大爷枪杀，把二十几担中、西药运到沿河县城，送给土匪司令杨畅时邀功请赏。同时，还将傅怀忠抓进了监狱。 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怒火中烧，发誓一定要为龚大爷报仇，夺回药材，救出傅怀忠。于是，在木黄战役结束后，贺龙军长决定第三次攻打沿河县城。为了便于指挥战斗，将军部迁至淇滩的天官井，并召集区、乡苏维埃政府人员和群众代表，共同商讨作战方案。要渡过乌江攻打沿河县城，船只必不可少，但沿江的船只早已被杨匪弄到西岸。贺龙军长当机立断，让天官井乡苏维埃代表杨光模带领群众寻找船只。大家不辞辛劳，在小河坝、照州坝、曾子坝等地找到了3只小船，后来又在小河口打捞起1只，总共凑齐4只船。 接着，贺龙军长进行作战部署，命令九师开往沿河城东岸，对西岸的杨匪形成威胁，牵制敌人兵力；命令沿河独立团从淇滩发起主攻；黔东纵队师和黔东独立团则配合作战。10月13日，天刚蒙蒙亮，乌江上下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这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了绝佳的掩护。红军两百名战士借着浓雾的掩护，悄然渡过乌江，过江后又成功夺得敌人的两只大船。随后，沿河独立团、黔东纵队师在淇滩渡口顺利渡江。部队首先攻打严家桥，迅速占领了彭家、沙坨、斯溪等渡口，紧接着分兵两路，对沿河城形成合围之势。 此时，杨畅时还在城里的“九重堂”悠闲地吸着鸦片烟。当他得知红军分多路进攻，即将兵临城下时，顿时惊慌失措，带着众匪向黑水方向狼狈逃窜。红军进攻迅猛，杨畅时为了保命，丢弃马匹，只身逃亡。战斗结束后，杨畅时的大花骡子也成了红军的战利品。此次战斗，红军不仅全歼杨畅时匪部，缴获枪支三百余支，成功救出傅怀忠，还夺回了二十几担珍贵的中、西药。此外，还缴获了大量物资和装备。为了进一步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红军将沿河、黔东、川黔边、印江、德江等五个独立团与黔东纵队师进行整编，成立了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同志担任师长。从此，黔东人民不仅拥有了自己的革命政权，更有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他们将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实现革命的最终胜利而奋勇拼搏，黔东地区的革命事业也由此迈向了新的征程。 老红军回忆录之三 1934年（甲戌年）农历五月初四清晨，红三军的队伍如同一股红色的洪流，从刀坝向沙子坡挺进 。这片土地上，百姓们的生活长期被土豪恶霸压榨，覃礼坤便是其中臭名昭着的一个。他在当地横行霸道，与冉少波结下深仇。冉少波势单力薄，难以抗衡，听闻红军为穷苦百姓谋福祉，便前去寻求帮助，盼望着红军能为这黑暗的地方带来曙光。 当晚，红三军便派出行动小组前往龙塘抓捕覃礼坤。次日，覃礼坤被押解着路过沙子坡，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看着这个曾经作威作福的恶霸被红军制服，眼中满是敬畏与喜悦。 五月初八，红军继续踏上征程，途径四坳口、冯家屋基，又经枫香溪、长岗岭、南腰界、刀坝、来安营、火烧桥，最终抵达木黄。一路上，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向百姓宣传革命思想，播下了红色的火种。 六月，张均望、冯其云等人来到旧寨坝开展工作。张均望担任独立团团长，宁国学为副团长。他们深知发动群众是革命的根基，于是一到旧寨坝，便马不停蹄地组织群众开会，选举代表。本乡的杨正恩、吴努章、吴开宣被推选出来，代表乡亲们发声。随后，一场盛大的民众大会在旧寨坝的瓦屋（即大坝）召开。会上，张均望强调要推选贫苦农民作为代表，以切实保障底层百姓的利益。于是，陈正国、王焕林、吴希堂、杨槐昌等人在众人的信任目光中被临时选定，肩负起代表旧寨坝乡亲前往白石溪参加会议的重任。 然而，当代表们匆匆赶到白石溪时，红军部队已经开拔至长岗岭。他们又即刻前往铅厂坝，代表大会最终在这里举行。大会由夏曦主席主持，秦育清在会上详细阐述了红军的各项政策，让代表们深刻认识到红军是为人民谋解放的队伍。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都领到了珍贵的文件，这些文件承载着革命的希望与嘱托。王焕林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将文件保存起来，这一存，便是一段见证历史的岁月。 在这次大会上，还进行了特区政府领导的选举。孙秀亮众望所归，当选为特区主席，陈正国、秦育清当选副主席。随后，特区政府在土地湾正式设立，一个为百姓服务、致力于土地革命的红色政权就此诞生。 旧寨坝的区政府也于六月顺利成立，陈尚直担任区主席，杨必光为副主席，王焕林出任土地部长。区政府成立后，迅速在四坳口成立乡政府，杨景光担任乡主席，王醒堂为自卫队长，吴努章担任书记。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其中最让百姓们欢呼雀跃的便是土地分配。六月，土地改革的春风吹进了旧寨坝，农民们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十月初，冯其云等人从淫家寨出发，途经印江的沙子坡。在炉塘头和汪家寨停留时，红军战士们为当地百姓发放草鞋，一双双草鞋不仅温暖了百姓的脚，更温暖了他们的心。 在战斗的岁月里，陈正国曾跟随夏曦主席前往杉树坳一带，与印江学生队展开激烈战斗。战斗结束后，他们从杉树坳经板溪抵达木黄，红三军军部就驻扎在木黄街上。此时，九师前往木社筹集给养，却遭遇白军从木社、乌罗司、地茶、陈家沟等地的四面包围。 紧急关头，贺龙军长亲自指挥七师，精心挑选出一个连作为尖兵，向地茶街方向突围。战斗持续了很久，形势异常严峻。贺龙军长身先士卒，手持一支手枪和一支步枪，挽起袖子，与尖兵连一同冲锋陷阵。在他的带领下，红军战士们士气大振，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然而，战斗结束后，部队不得不分散撤离，军部先行撤退，夏曦主席和秦团长则连夜赶回沙子坡，直到第二天才抵达土地湾。 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战斗局势紧张时，也不得不向沙子坡撤退，时间大概在十月初。陈正国返回省政府时，区政府的同志们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然而危险却悄然降临。大约在农历九月十七、十八日，白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陈正国不幸被白军抓捕。一同被抓的还有135人，其中有13名贵州老乡，其余122人来自江西、湖南。他们被押解到印江关押了18天，随后又被转送至贵阳，在贵阳又被囚禁了7天，之后竟被强行编入国民党军队。直到第二年六月，陈正国才得以遣送回家，结束了这段艰难的囚禁生涯。 周仁杰重访木黄:忆往昔，话发展 1983年4月23日，春光明媚，微风轻拂。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同志，怀揣着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深切眷恋与无尽怀念，从松桃启程，一路奔赴木黄。这位曾在烽火硝烟中担任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参谋长的老红军，虽已历经岁月的沧桑，但眼神中依旧闪烁着坚毅与炽热的光芒。刚一抵达木黄，他那熟悉而又略显疲惫的身影便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县、区领导同志早已在此等候多时，满怀热忱地迎接着这位英雄的归来。 周老一踏上这片土地，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缓缓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木黄的气息全部吸入肺腑。当他再度睁开眼时，眼眶微微泛红，深情地说道：“我离开木黄已经49年了，这49年，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这里。今天，终于又喝上木黄的水了。”在他的心中，木黄绝非一个普通的地方，这里承载着他青春的热血与奋斗的记忆，是革命历程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周老的思绪飘回到了往昔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回忆起，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经历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残酷战斗。那一天，天空阴霾密布，枪炮声震耳欲聋，敌人的包围圈如铁桶一般越缩越小。红六军团的战士们浴血奋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一轮又一轮的疯狂进攻，然而，终因敌众我寡，部队损失惨重。战斗结束后，战场上硝烟弥漫，到处是残垣断壁和战士们的遗体，鲜血染红了土地。而国民党军队更是如恶狼一般，紧紧咬住红六军团不放，千方百计地阻拦他们与红二军团会合。 周老边说边将两个拳头有力地合在一起，着重强调道：“当时的会师意义重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目光坚定，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首先，我们成功地将两支分散的力量汇聚一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就像两把利刃，原本各自为战，如今合为一体，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各个击破的险恶阴谋。这是力量的汇聚，更是信念的凝聚。”他稍作停顿，眼中流露出对革命战友的深切怀念。“其次，有了这片根据地，部队便有了缓冲的空间。就像在惊涛骇浪中的航船，找到了避风的港湾。在这里，我们能获得必要的物资补充，像食物、草鞋等。这些看似普通的物资，在当时可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士们有了食物，才能有力气战斗；有了草鞋，才能继续行军。再者，也为安顿伤员找到了安稳之地。那些受伤的战友，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们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这里，他们能得到悉心的照料，让我们能安心踏上长征之路。所以，这次会师对于二、六军团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是我们革命征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还回忆起，五十一团是跟随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首长率领的大队伍，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木黄的。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从未有过丝毫退缩。 交谈间，周老满含关切地询问：“我们红军来木黄时，这里有多少人？”县委书记罗正铭同志立刻恭敬地答道：“有300多人。”周老微微点头，紧接着又问：“那现在有多少人呢？”罗书记微笑着回应：“1100多人。”周老不禁感叹：“发展真快啊！”他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语重心长地说：“计划生育工作一定要抓好，必须紧抓不懈。人口的合理增长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随后，他又关心地询问群众的生活状况，罗书记详细汇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变化情况。周老听得十分认真，不时点头表示肯定，还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 当天下午，周老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坚持步行上山，前往参观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途中，他感慨时光飞逝：“我在木黄会师的时候才22岁，风华正茂，一心只想着革命。如今都71岁了，岁月不饶人啊。”但他的步伐依旧坚定有力，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历史的长河中。到达纪念碑前，周老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地端详着王震同志的题字以及碑上的简介，那些文字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记忆的大门。他还特意让工作人员拍照留念，想要将这一珍贵的时刻永远保存下来。他绕着碑身缓缓走了两圈，每一步都充满了深情与敬意。他俯瞰木黄全境，如今的木黄早已焕然一新，不再是当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小镇。随后，他拿起望远镜，仔细查看当年红六军团从梵净山前往木黄的路线。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回忆，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部队艰难行军的场景。之后，周老与大家一同在纪念碑前合影，将这一珍贵时刻定格。 下山途中，周老俯身用手捧起两捧泉水，一饮而尽，赞道：“木黄的水真好呀，清甜可口，这是家乡的味道。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喝到！”罗正铭同志热情相邀：“欢迎下次再来。木黄永远是您的家。”周老当即回应：“等你们木黄会师陈列馆修好了，我一定来。”他语重心长地叮嘱道：“目前农民群众生活还不算富裕，你们一定要多关注，努力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时刻牢记，我们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肖克重访印江木黄老区 1984年1月2日，岁末年初的时节，空气中还弥漫着新年伊始的气息。下午5时55分，印江的天空被落日余晖染成了橙红色，就在这一刻，肖克同志抵达了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县委、县人大常委、县政府、县政协以及人武部的负责同志们早已等候多时，他们怀着崇敬与热忱，迎接这位在革命岁月中有着卓越功勋的老革命家。 肖克同志的到来，让整个印江县城都仿佛被注入了一股特殊的活力。大家簇拥着他，眼中满是敬重与亲切。虽然旅途劳顿，但肖克同志的精神矍铄，他微笑着与每一位迎接他的同志握手，那坚定有力的握手，传递着温暖与力量，仿佛在诉说着往昔并肩作战的情谊。 第二天，也就是1月3日，木黄这个名字在肖克同志心中激荡起层层波澜。50年前的烽火岁月，在他的记忆中从未褪色，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清晰。如今，对木黄的深切思念如潮水般涌来，让他再也按捺不住。尽管窗外风雪交加，严寒刺骨，但肖克同志毅然决定驱车前往木黄。 汽车缓缓启动，行驶在蜿蜒的道路上。一路上，银装素裹的世界映入肖克同志的眼帘，连绵起伏的山峦被白雪覆盖，宛如一条白色的巨龙蜿蜒盘旋。然而，肖克同志的思绪并不仅仅停留在这美丽的雪景上，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他指着板溪，关切地问道：“这里有少数民族没有？”张朝仙同志连忙回答：“这里有土家族、苗族和其他民族四、五种。”肖克同志微微点头，神情庄重地说：“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党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党的民族政策至关重要，这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基石。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实现国家的繁荣发展，就一定要高度重视民族团结问题。各民族就像一家人，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国家才能蒸蒸日上。” 当车路经陡溪时，肖克同志看到路边一群年轻人，他们穿着时尚的现代服装。他感慨地说：“他（她）们不爱穿民族服装，这是由于十年动乱，民族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那时候，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都被压抑、被摒弃。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得到了落实，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让各民族的文化瑰宝重新焕发光彩。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我们要珍视它、传承它。”稍作停顿，肖克同志接着说：“你们建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时间，我觉得最好以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的时间10月24日为好。这不仅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更是各民族团结奋斗的象征。以这个日子为契机，能够让大家铭记历史，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共同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努力。” 10时30分，汽车缓缓驶入木黄。这个曾经见证了伟大会师的小镇，如今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宁静而庄重。10时40分，肖克同志迈着坚定的步伐，步行前往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一路上，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当肖克同志看到王震同志为会师纪念碑的题字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高兴地说：“写得好！王震同志的字苍劲有力，就像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的气势一样，充满力量。”看过石碑简介后，他认真地思考了片刻，缓缓说道：“情况基本准确，有些小毛病无伤大雅。这段历史是我们党和军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去铭记和研究。”随后，肖克同志兴致勃勃地提议大家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他站在纪念碑前，身姿挺拔，眼神中透露出对往昔岁月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许。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交汇。 路过碑亭工程时，肖克同志停下脚步，仔细端详着碑亭和雄伟的纪念碑，认真地说：“这儿有王震同志提字，碑很雄伟，它承载着我们那段光辉的历史。周围就不要修别的了，保持这份庄重和肃穆，让后人能够更纯粹地感受当年会师的伟大意义。” 肖克同志继续前行，来到了木黄街上。正值赶集，街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他看到一位老年妇女杨秀珍，便亲切地上前与她攀谈起来。肖克同志微笑着说：“红军来木黄时，你们很苦，我们也苦。那时候，大家都在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奋斗。现在你们好了，我们也好了。”杨秀珍激动地回答：“我们现能过上好日子，全靠共产党，要感谢党、感谢红军。没有你们当年的浴血奋战，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肖克同志听后，欣慰地点点头，他深知，人民群众的支持是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肖克同志走到当年红六军团政治部时，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作短暂停留。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回忆，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在这里忙碌的身影。他缓缓说道：“政治部宣传部长是段苏权同志，副部长是李朴同志。他们都是优秀的革命同志，为了宣传革命思想，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接着，肖克同志走进纪念馆。当他看到有一张照片有人无名时，立刻说道：“这是蔡树书同志，抗日战争时任129师政治部主任。他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当肖克同志看到木黄会师时中华苏维埃纸币5角钱时，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高兴地说：“这是中央在瑞金印的。那时候，由于我们还没有掌握政权，货币很难流通。但是老百姓愿意要这钱，这说明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会回来的。老百姓真好呀！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坚强后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才能坚持下来，取得最后的胜利。” 肖克同志走进二·六军团两军领导人原住址，仔细地打量着每一处角落。他回忆说：“基本保持原样，各自住屋是准确的。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当年的记忆。那时候，我们在这里商讨战略，规划未来，为了革命的胜利日夜操劳。” 当天中午12时40分，肖克同志来到木黄区委二楼会议室稍事休息。短暂休息后，他便关切地询问了木黄区委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他认真倾听着汇报，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对木黄的发展充满了关心。 之后，肖克同志又走到五甲，看了当年六军团下山的地方。他站在那里，久久凝视，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部队艰难行军的场景。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梵净山的海拔高度、森林覆盖面积和上梵净山的路线。听完介绍后，肖克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梵净山是名山，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特别是森林要保护好。森林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教育群众多栽树，爱护环境，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享受到这片美丽的自然风光。” 肖克同志深入村寨，与群众亲切交谈。他来到徐妞良老人家中，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说：“红军时代，天天打仗，你们支持我们粮食，感谢你们和这一带的老百姓。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不可能取得胜利。”徐妞良老人激动地回答：“没有红军打天下，我们穷人也没有今天。你们是我们的大恩人。”肖克同志还特意走访了孤寡老人，他坐在老人身边，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勉励老人们保重身体，过好晚年。他的关怀如冬日暖阳，温暖着每一位老人的心。 回到木黄区委后，肖克同志认真地说：“纪念馆缺二军团的内容，补上这一部分就好了。二·六军团的会师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只有完整地展现这段历史，才能让后人更好地理解我们革命的艰辛和伟大。” 下午4时，肖克同志结束了在木黄的行程，回到了县城。他参观了民族展览馆，馆内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展品让他流连忘返。随后，肖克同志召开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认真回答了地、县党史办提出的有关党史的几个问题。他的回答条理清晰，充满了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让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都深受启发。 1984年1月4日上午8时，地县各级领导齐聚一堂，热情欢送肖克同志。肖克同志感慨地说：“我满载苏区人民深情厚意，离开了印江。谢谢同志们和苏区人民，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次回到印江，看到这里的变化，我感到无比欣慰。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党的领导下，把印江建设得更加美好。”说完，肖克同志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眼神中满是不舍与期待。汽车缓缓启动，肖克同志透过车窗，向大家挥手致意，直到印江县城渐渐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李立回忆红六军团西征入黔 1934年，中国革命处于艰难的转折时期，红六军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征程。其目的十分明确，那便是寻找红二军团（当时名为红三军）实现会师。这一会师意义重大，不仅关乎两支队伍的力量整合，更对整个革命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这一刻起，红六军团踏上了一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道路，而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为革命的胜利积聚着力量。 红六军团从黔东南地区踏入贵州大地，一路历经艰难险阻。当他们抵达黄平旧州时，一场战斗就此展开。旧州城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经过激烈的交锋，红六军团成功打开了这座城池。在城中，他们遇到了一位法国神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部队决定让他跟随队伍一同前行，而这位神父也因此开启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一直随红军队伍到达了桑植。 打下旧州之后，红六军团继续朝着既定目标前进，顺利抵达石阡。石阡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里，红六军团稍作停留，住了一个晚上。然而，与红二军团的联系却未能成功建立，原因是红二军团当时没有电台，在那个通讯极度依赖电台的年代，这无疑给两支队伍的会师增添了极大的困难。但红六军团并未因此退缩，他们毅然决然地继续前行。 在过了石阡的一个镇子（整理者注：可能是甘溪）时，一场意外的遭遇战打破了行军的平静。当时，红六军团准备在此宿营，却未曾料到敌人也企图在这个镇子宿营。狭路相逢，战斗一触即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整整激战了一个下午。这场战斗异常激烈，枪林弹雨交织，喊杀声震耳欲聋。红六军团的战士们英勇奋战，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他们最终撤出了战斗。 撤出战斗后的红六军团，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他们朝着梵净山进发，一路上，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战士们在荆棘丛生的山林中艰难跋涉。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旅程，他们走了一天一夜，体力几近耗尽，累到了极点。夜晚的山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只能用马灯照明，或是点燃竹子，借助那微弱的火光摸索前行。在这关键时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位当地的老头，在他的带领下，才得以在这茫茫山林中找到前行的方向，继续朝着与红二军团会师的目标迈进。 在部队艰难行军的过程中，李达同志带领了一部分队伍成功与红二军团会师。这一消息让红六军团全体战士备受鼓舞，也为两支队伍的最终会合奠定了基础。贺龙、夏曦同志得知红六军团的情况后，立刻派人前来接应。终于，红六军团抵达了印江木黄，在这里，他们与红二军团实现了期盼已久的会师。这一刻，战士们欢呼雀跃，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历经千辛万苦的两支队伍，终于汇聚在了一起，革命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会师后的第二天，部队来到了南腰界。在这里，一场盛大的祝捷大会隆重召开。经过长途跋涉和激烈战斗，红六军团出发时的1万人，此时只剩下5千来人，但他们的士气却丝毫未减。加上红二军团的几千人，两支队伍合起来有万把来人。这次会师和祝捷大会，不仅是对过去战斗的总结，更是对未来革命征程的展望，让战士们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然而，短暂的休整之后，部队又要踏上新的征程。两天后，他们再次出发，目标是前往湖南开辟新的苏区。出发前，组织上做出了重要的战略安排，叫段苏权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原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这部分留下来的部队，肩负着艰巨的任务，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战斗，为革命保存力量，牵制敌人。 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经酉阳向龙山进发，目标直指永顺。一路上，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翻山越岭，穿越河流，向着新的战略目标坚定前行。1934年11月10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红六军团成功打开了永顺。这一胜利意义非凡，让红军在湘西地区立住了脚，为后续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红军在湘西地区扎下了根，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张铚秀重访老区:忆往昔、寄厚望 1986年6月16日，阳光洒满了印江这片红色的土地。中共中央委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秀同志，这位曾在革命烽火中担任红六军团四十九团三营连长的老战士，怀着对往昔岁月的深切怀念，从遵义启程，抵达印江。他的到来，受到了铜仁地委和印江县委、人大、政府、人武部等单位领导的热烈欢迎，大家怀着崇敬与热忱，早早等候，迎接这位革命前辈的归来。 张司令员一下车，便能感受到印江人民的热情，也看到了这座小城的崭新风貌。他感慨万千，说道：“我离开木黄已经四十多年了，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印江的建设、人民的生活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他的眼中满是欣慰与感慨，往昔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他回忆起那段艰难而又辉煌的革命岁月：“我们在石阡甘溪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当时形势极为严峻，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部队被冲散了，损失比较大。”他的神情变得凝重，仿佛又回到了那场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我们没有被困难打倒，迅速调整队伍，努力与二军团取得联系。六军团从石阡、江口出发，翻越梵净山，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到达木黄。”梵净山的山路崎岖陡峭，战士们在艰难的行军途中，不仅要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追击。但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向着木黄前进。 “两军领导人在木黄汇合时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司令员继续说道，“这次会议讨论了一些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十分关键。从木黄到南腰界再到湖南，后来革命的发展也充分证实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在那次会议上，领导人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为后续的行动指明了方向，为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月17日，张司令员在众人的陪同下前往木黄。一路上，他的心情愈发激动，对这片土地的熟悉感也越来越强烈。到达木黄后，在地、县、区领导的陪同下，他首先来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前。他的目光庄重而专注，仔仔细细地看着纪念碑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处细节。看完纪念碑简介后，他不住地点头称赞：“写得好！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二、六军团的真实情况。”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夏曦同志应该把他加进去。他执行王明‘左’的路线犯了错误，两军在木黄会师后，组织上叫他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虽然他犯过错误，但他在后来也为革命做了许多努力，这段历史不应被忽略。” 随后，张司令员参观了木黄会师会址。他缓缓走进会址，抚摸着那些历经岁月的桌椅、墙壁，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红军战士们在此奋斗的身影。他感慨地说：“很多老同志都想来这儿看看，留念这儿，他们想写回忆录，记录下那段难忘的历史。你们要搞些木黄会师纪念品，比如梵净山玉带石等。老同志们来一趟不容易，到此地能购点纪念品，也算是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老同志的理解和对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视。 在参观木黄鱼泉河时，张司令员停下脚步，望着清澈的河水，问道：“这水里有鱼吗？”县人大副主任张朝仙同志回答：“有鱼。”司令员听后，语重心长地说：“鱼靠水，我们红军依靠人民，人民需要红军，这是鱼水情的关系。”他的眼神坚定而温和，“我们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搞好各项工作，加强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他深知，人民是革命的根基，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才能让国家繁荣昌盛。 接着，张司令员与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询问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教育医疗等情况，认真倾听大家的汇报，不时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他鼓励当地干部要勇于创新，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带领人民走上富裕之路。他还特别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印江的长远发展提供支撑。 在离开木黄之前，张司令员再次来到会师纪念碑前，久久伫立。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往昔战友的怀念，也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他对身边的人说：“木黄会师是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见证了红军的坚韧与团结。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后代子孙都能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张司令员的木黄之行，不仅是一次对革命历史的回顾，更是一次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他的话语和行动，激励着印江的干部群众，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努力奋斗。他带着对印江人民的祝福和期望离开了，但他留下的革命精神和谆谆教诲，将永远铭刻在这片土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奋勇前行。 作家陈靖的印江之行 1987年3月3日，阳光柔和地洒在黔东大地，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深深敬意与追寻，南京军区炮兵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老红军陈靖率领的“重走长征路”写作小组一行5人，在省地有关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历经跋涉，经松桃抵达印江。这段旅程，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一次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他们的到来，在印江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激起了层层波澜。 当陈靖一行到达当年红二·六军团会师地——印江木黄时，热烈的氛围瞬间点燃了整个小镇。当地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满怀热忱，早早地聚集在街头，夹道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激动与崇敬，眼中闪烁着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彩旗飘扬，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仿佛要将这份热情传递给每一个人。陈靖老红军虽然一路风尘仆仆，舟车劳顿，但他丝毫没有显露出疲惫之色，内心的激动早已战胜了身体的倦意。当天，他便兴致勃勃地前往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馆参观。 走进会师纪念馆，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陈靖老红军的目光在这些展品上缓缓扫过，时而驻足凝视，时而微微点头，那些熟悉的场景和故事，如同电影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放映。他的思绪被拉回到了几十年前，那时的他，也是一名年轻的战士，怀揣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长征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血与火的记忆；每一幅照片，都记录着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与牺牲。参观过程中，陈靖老红军不时向身边的人讲述着当年的一些细节，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怀念和对那段历史的深情。 随后，陈靖老红军来到木黄会师纪念碑前，庄重地瞻仰这座象征着革命团结与胜利的丰碑。纪念碑高高耸立，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庄严而肃穆。碑身上的文字，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红二·六军团会师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功绩。陈靖老红军站在碑前，神情凝重，久久伫立，向革命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往昔岁月的深切怀念，也是对革命精神的永恒敬仰。之后，陈靖老红军欣然提笔，题下了“会师柏”等字，这些字迹苍劲有力，饱含着他对木黄会师这段历史的深刻感悟和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 4日，印江县委精心主持召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座谈会。会议室内，气氛热烈而融洽。陈靖老红军首先对他这次“重征”计划和意图作了详细介绍。他满怀激情地说道，这次重走长征路，就是要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将长征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他希望通过自己和写作小组的努力，用文字和作品将长征的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激励后人在新时代继续砥砺前行。县委书记严天华、县长戴振华分别就印江建设与党史的基本情况向陈靖老红军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汇报。他们详细介绍了印江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党史研究和革命遗址保护等工作中的进展。陈靖老红军认真倾听，不时提问，对印江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5日，陈靖老红军为印江县城区一千多名干部、群众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会场内座无虚席，大家都怀着崇敬和期待的心情，聆听这位老红军的教诲。陈靖老红军深情地回忆起当年长征与印江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他说，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印江人民给予了红军无私的支持和帮助，这份情谊，他永远铭记在心。接着，他满怀期望地对印江人民提出了几点希望：“要改革，要创新；要前进，要发展”。他强调，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印江要紧跟时代步伐，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要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印江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他的话语如同一股暖流，流淌在每一位听众的心中，激励着大家为建设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6日，在铜仁地区和印江县领导同志的陪同下，陈靖老红军前往当年“神兵”活动的中心区域，也是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二军团）战斗过的地方，黔东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印江沙子坡一带。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留下革命先辈们的足迹和热血。陈靖老红军一路上感慨万千，他回忆起当年在这里战斗的场景，那些英勇无畏的战士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到达沙子坡后，陈靖老红军亲切地看望了老区人民。他与当地群众一一握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老区人民看到陈靖老红军，都激动不已，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纷纷围拢过来，向陈靖老红军讲述着这些年的生活变化和对红军的思念之情。 随后，陈靖老红军与当年曾参加过“神兵”、游击队，苏维埃政权工作过的部分群众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座谈。座谈会上，老人们回忆起当年的革命岁月，感慨万千。他们讲述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陈靖老红军认真倾听着每一个故事，不时与老人们交流互动，对他们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正是有了像他们这样的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和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大家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 时光匆匆，转眼已到中午。沙子坡群众怀着不舍的心情，欢送陈靖一行离开印江，前往沿河、德江等地。他们站在路边，挥手告别，眼中满是眷恋和祝福。陈靖老红军也向群众们挥手致意，他表示，这次印江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会将印江人民的热情和对革命历史的尊重铭记在心。他希望印江能够越来越好，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陈靖老红军的印江之行，不仅让当地干部群众深刻感受到了长征精神的伟大力量，也为印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他的到来，如同一场及时雨，滋润着这片红色的土地，激励着印江人民在传承革命精神的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而他和“重走长征路”写作小组的旅程还在继续，他们将带着印江人民的祝福和期望，继续追寻长征的足迹，将革命精神传播得更远、更广。 段苏权回访印江 1983年11月16日上午9时许，一辆汽车缓缓驶入印江沙子坡。车上坐着的是中央军事学院政委段苏权同志，他曾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黔东特委书记兼黔东独立师政委 ，此番故地重游，往昔的峥嵘岁月在他心中翻涌。 段苏权同志在沙子坡稍作休息后，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原黔东独立师师部住地，那是沙子坡街上傅洪云家。如今傅洪云已不在人世，段苏权见到傅洪云的老伴严纯英，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与严纯英亲切交谈，回忆着当年在师部的点点滴滴，对傅洪云一家在艰难岁月里给予红军的支持表达深深的感激。 随后，段苏权又来到原红三军军部贺龙同志住过的地方——文世忠家。文世忠热情地迎接了他，两人相谈甚欢。段苏权感慨地说：“你们苏区人民对红军支持很大，有贡献，要感谢你们。”文世忠连忙摆手，脸上洋溢着质朴的笑容，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年贺军长扎在我家，与我们一起吃饭。有一次我上坡回来晚了，军长还专门为我留着饭，使我很受感动。”贺军长对群众的关怀，至今仍让文世忠难以忘怀，也让段苏权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他深知，正是有了这样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红军才能在艰难的岁月里不断前行。 之后，段苏权特意去看望了黔东根据地女老游击队员任修福老人。任修福见到段苏权，激动得热泪盈眶，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她高兴地唱起红军教她的歌：“金凤子开红花......”歌声虽有些沧桑，却充满了力量，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段苏权带头鼓掌，掌声中饱含着对任修福老人的敬意，也饱含着对那段革命岁月的深深怀念。 中午，段政委同沙子坡健在的游击队员李通贞、任修福、文世忠、张华安、陈德银等同志共进午餐。餐桌上，大家欢声笑语，回忆着过去的战斗经历，分享着这些年的生活变迁。饭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镜头定格下这珍贵的一刻，成为了对那段历史的永恒见证。 11月17日上午，在县委会议室，一场座谈会正在进行。戴振华同志向段政委汇报有关“神兵”和黔东独立师在印江活动的史料。段政委认真聆听，不时点头，随后他陷入回忆，缓缓说道：“红军未来之前，‘神兵’力量就比较大，对革命要求也迫切。红三军从湘鄂西突围后，选在印江、沿河、德江、松桃、酉阳、秀山交界处建立根据地。红军需要‘神兵’，‘神兵’依靠红军，所以发展很快，不少‘神兵’加入了红军、游击队、自卫队，建立了苏维埃区、乡政府，创立黔东特区，进行了土地革命。”在那段艰难的革命历程中，“神兵”与红军紧密合作，共同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奋斗，他们的付出和贡献，段苏权始终铭记在心。 根据黔东独立师转战梵净山的进军路线，段政委从县城出发，前往印江梵净山麓的张家坝乡（原为大土乡）寻故。这里曾是独立师激战过的地方，当年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红军战士们英勇战斗的身影仿佛仍在眼前。段苏权凭吊了烈士墓，他神情庄重，缓缓献上花圈，表达对烈士们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他站在墓前，久久凝视，心中默默诉说着对战友们的思念。之后，他欣然命笔，书写了“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梵净山战斗纪念碑”。他回忆起当时独立师打算以梵净山为中心坚持长期斗争，却发现周围驻有重兵，只好改变计划，决心靠向主力的情况。那段艰难的决策过程，如今想来仍历历在目，也让他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 次日清晨，段政委登梵净山，到达苏家坡。闻讯赶来的群众将他团团围住，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位曾经的老首长。段政委同群众热烈交谈，他满怀感激地说：“当年你们无私地支援红军，感谢你们的支持。”柴老仙激动地说：“见到老首长还健在，我们非常高兴，苏区人民想念你们。”段政委微笑着回应：“谢谢！希望你们很快富起来。”一句简单的话语，饱含着他对苏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11时许，段政委来到护国寺。他环顾四周，仿佛看到了当年独立师驻扎在此的场景。他向大家介绍：“当时我们独立师有700多人，师部驻护国寺，黔东独立团驻烂泥坳，川黔边独立团驻大园子，德江独立团驻苏家坡。11月23日晚，敌人进攻烂泥坳。我们撤退到苏家坡。24日敌人攻打护国寺，师部转移到钟灵寺，我与王师长在前线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独立师面临着敌人的强大攻势，但战士们毫不畏惧，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与敌人浴血奋战，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 11月19日上午8时，段政委一行经板溪、天堂到木黄。到达木黄后，段政委看着这片熟悉的土地，感慨地说：“我们独立师是从沙子坡经天哨，木黄进梵净山的。”他参观了红三军政治部和红二·六军团会师旧址，走进两军领导人原住过的寝室，心中波澜起伏。他说：“贵州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人民受苦很深，革命要求强烈，红三军、红六军、中央红军都先后到贵州来过，穷人需要红军，红军需要人民，贵州人民对发展壮大红军是有贡献的。具体说，一是遵义会议、二是四渡赤水、三是木黄会师，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木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使两支红军队伍团结在一起，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注入了强大动力。 中午12时许，段政委在红二、六军团会师旧址挥毫题词：“黔东特区为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合创造了条件。两军会师于木黄，保持和壮大了力量，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三军胜利完成了长征。”他的题词，既是对那段历史的高度概括，也是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之后，他在会师旧址与县、区乡的各级负责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 下午2时许，段政委观看了六军团政治部，他指着现在的合作饭店（祝歼朋家）说：“木黄会师时，我们六军团政治部住在这里，楼上楼下全部扎满。”木黄会师后，段苏权同志任独立师政委，王光泽任师长。他回忆起独立师的任务：“独立师从沙子坡经木黄到梵净山，也驻在这里。当时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保护主力转移，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独立师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他们不畏艰险，顽强战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11月20日7时，段政委即将离开印江。送行的人群早已等候在路边，大家纷纷与他握手道别，眼中满是不舍。段苏权与送行人员依依惜别，他的心中同样充满了眷恋。此次回访印江，重走当年的红色足迹，让他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决心。他知道，这段历史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它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老红军杨光模的传奇人生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以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壮丽篇章。杨光模，这位土家族的英雄儿女，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苦难童年：在黑暗中挣扎求生 1907年，杨光模诞生在沿河县淇滩乡天宫井的一个土家族赤贫之家。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对他格外严苛，半岁时，父亲不幸离世，只留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用那柔弱却坚韧的双肩，独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他长大。 因家境贫寒，杨光模无力踏入学堂半步。年仅12岁，他便不得不告别童年的纯真，开始给富贵人家放牛。每天，他赶着牛群在山间穿梭，饿了就啃一口自带的干粮，渴了就喝一口山间的清泉。然而，这看似简单的劳作，却充满了艰辛与屈辱。 每日上山归来，他还得喂猪、操持各种杂活。稍有差池，便会遭到主人的打骂。那一声声呵斥，如冰冷的寒风，刺痛着他幼小的心灵。但为了生存，他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 终于，不堪折磨的他，怀着一丝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只身逃往德江，渴望能在那里寻得一线生机。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财主的儿子挥舞着棒子，将他无情地驱赶出来，他的希望瞬间破灭。 无奈之下，杨光模返回家乡。此时的他，已无计可施，只能凭借着自己的背脚苦力，一步一步地在山间小道上负重前行；或是精心打制草鞋售卖，换来那微薄的收入；又或是在年关时节，走街串巷说春讨饭，勉强维系着艰难的生计。在那漫长的二十余载岁月里，他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深渊，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不知何时才能迎来黎明的曙光。 投身革命：点燃信仰的火炬 1934年5月，红三军如同一股炽热的洪流，涌入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一带，拉开了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大幕。这股红色的力量，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夜空，也照亮了杨光模前行的道路。 此时的杨光模，早已在苦难中磨砺出了坚韧的意志和对压迫的满腔愤怒。他毫不犹豫地勇挑重担，出任天宫井乡苏维埃主席。从此，他踏上了一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革命之路。 为了发动群众，杨光模不辞辛劳，挨家挨户地走访。他用朴实而真挚的语言，向乡亲们讲述着革命的道理，描绘着未来美好的蓝图。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群众被发动起来，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他还大力组织游击武装，亲自挑选那些勇敢无畏的青年，耐心地教导他们战斗的技巧和策略。在他的带领下，游击武装逐渐壮大，成为了红军的得力助手。 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在他的推动下，开展得轰轰烈烈。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被拉下了神坛，广大贫苦群众分到了土地和财物，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而杨光模，也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成为了首批被吸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他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心中的信仰之火被彻底点燃，从此，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入党之后，杨光模的革命意志愈发坚定。八月十五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淇滩打响。杨光模带领着游击队，协同红三军主力与沿河独立团，如猛虎般冲向敌人。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无畏，喊杀声在山谷间回荡。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一举消灭了黔军付衡中旅一个营，取得了重大胜利。 紧接着，他又率队参与第二次攻占沿河的战斗。战前，敌人为了阻止红军的进攻，将沿河至淇滩各渡口的船只全部拉至乌江西岸封锁。红军面临着船只短缺的难题，这无疑给进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关键时刻，杨光模临危受命。他深知任务的艰巨和重要性，没有丝毫犹豫，连夜赶赴曾子坝、兆渡坝。在那漆黑的夜晚，他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坚定的信念，四处寻找船只。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寻得了三只木船。然而，其中一只木船漏水，这可急坏了杨光模。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迅速找来棉絮，将漏洞仔细地扎好。就这样，他为红军解决了船只的难题，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古历八月十五日，夜色如墨，红九师在游击队的密切支援下，趁着夜色将木船划出小河，在小河与乌江汇合处的沙坨渡口强渡乌江。战士们悄无声息地靠近敌人，当距离足够近时，他们如雷霆般发起攻击。敌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顿时乱作一团。在红军的猛烈进攻下，敌军败退，我军乘胜追击，成功第二次占领沿河县城。这一战，有力地巩固和拓展了黔东根据地，而杨光模的名字，也在这片土地上被人们传颂。 坚守斗争：在烽火中砥砺前行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两军团决定东进湖南，发动湘西攻势，同时重组黔东独立师，坚守黔东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主力从南腰界出发东征后，黔东独立师在特委书记兼政委段苏权、师长王光泽的率领下返回苏区，与特区保卫队、政府工作人员及各游击队共同抵御进犯之敌。杨光模带领着天宫井游击队，编入沿河独立团，再次投身到保卫红色政权的神圣战斗中。 黔东独立师在沿河印山堡、袁家湾等地与敌激战后，川、黔两省敌军以数十倍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苏区合围。形势万分危急，仿佛一张巨大的黑色罗网，正逐渐向独立师收紧。 特委当机立断，决定独立师采取外线作战，向梵净山转移。杨光模接到命令后，即刻随部队从瓦厂坝向印江沙子坡集结。11月10日，独立师离开沙子坡，向梵净山进军。 梵净山，山势险峻，林深草密。杨光模随独立师进入梵净山护国寺一带后，迅速投入备战。他与战士们一起挖掘战壕，那坚硬的土地在他们的锄头下逐渐被翻开，一道道战壕在山间蜿蜒。他们还构筑简易工事，砍伐树木截断主要道路，在各险要隘口堆积滚石，每一项工作都进行得紧张而有序。同时，他还下山筹备给养，为部队的生存提供保障。 一天，师长王光泽组织一百人下山到昔土坝筹集给养。当时红军战士报名者有九十三人，尚缺七人。杨光模看到这一情况，毫不犹豫地主动请缨，挑选了六名游击队员，带队出发。 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于半夜抵达昔土坝。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家土豪的粮仓，开始装粮。然而，就在这时，被敌人发觉了。杨光模沉着冷静，他协助战士们装好粮食，自己最后才装了一袋约七八升的粮食。 在返回的途中，经过一条小河沟时，敌人追了上来。黑暗中，一把马刀突然砍向杨光模的手臂，顿时鲜血直流。他的手一松，粮食掉落。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不顾伤口的剧痛，拼命将粮食扛上肩，继续追赶队伍。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都要把粮食带回去，保障部队的生存。 到达部队驻地后，王师长亲自检查他的伤口，发现手臂上的伤口大口子连骨头都露了出来，赶忙让军医上药包扎。看着杨光模坚毅的神情，王师长心中充满了敬佩。 后来，敌人进犯，独立师在苏家坡、交流塘、烂泥坳等地连续击溃敌人进攻。敌军不甘失败，调集两千多人向护国寺合围。而此时，独立师兵力仅五百多人，敌众我寡，形势十分严峻。 独立师退至钟灵寺设伏，经过一天激战，消灭敌军百余人，我军亦伤亡二十多人。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杨光模与团政委胡宏升并肩作战。然而，不幸的是，政委中弹，脚部受伤。 杨光模毫不犹豫地背起政委，在山路上艰难地奔跑。他的脚步沉重而坚定，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政委背到安全的地方。他背着政委跑了十多里山路，因政委伤势过重、流血过多，最终还是牺牲了。杨光模悲痛欲绝，但他强忍着泪水，带着三位同志将政委掩埋后才离开。 独立师撤离梵净山，向湖南转移寻找主力红军。途经江口、松桃、秀山境时，在松桃迓驾附近的石号坡，遭遇当地反动民团袭击。混乱中，杨光模与部队失散。但他凭借着机智和勇敢，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和盘查，于1934年底回到沿河。 此时的黔东苏区，正遭受敌人残酷的蹂躏。天宫井的反动头目扬言要杀害杨光模。他有家不能归，只好在山洞中躲藏。那漫长的岁月里，山洞成为了他的栖身之所。乡亲们劝他暂且外出躲避，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妻室儿女，逃到德江县泉口司的芦统溪。在那里，他帮人做工、说春、做背脚，艰难地求生，这一躲，就是整整十三年。 迎接曙光：在新时代续写辉煌 1948年，革命的烽火燃遍全国，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摇摇欲坠。杨光模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期待。他知道，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 终于，在这一年，他回到了家乡，在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迎接新的曙光。解放后，杨光模焕发出蓬勃的革命青春。他担任村农会主席，带领乡亲们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 在清匪反霸的斗争中，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天晴下雨、刮风下雪，他都带着民兵四处追捕匪首杨通贤、余国州。他们翻山越岭，不畏艰险，将敌人逼得无处藏身。在他的努力下，最终这些匪首被解放军捉拿归案，为当地的百姓消除了心头大患。 在土地改革中，他耐心地向乡亲们解释政策，帮助他们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看着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他感到无比的欣慰。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杨光模先后担任初级社、高级社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一心扑在生产上，与社员们齐心协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带领大家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在他的带领下，农田的产量不断提高，社员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他还精心保护和发展沿河“四宝”之一的桐棬经济林木。他深知这些林木对于当地经济和生态的重要性，因此，他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组织社员们进行种植和养护。在他的努力下，桐棬经济林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 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出席地、县先进生产者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获得表彰。这些荣誉，是对他辛勤付出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 三十多年来，杨光模不断以红军在黔东的英勇斗争事迹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青年和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坐在教室的讲台上，或是站在操场的主席台上，用那朴实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红军与苏区人民同生死、共命运，建立苏维埃政权直至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深情和坚定，激励着青年和学生们热爱党、热爱并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祖国。 同时，他始终身体力行，为群众做好事。他看到村里的桥坏了，便组织大家一起搭桥修路；看到有患病的妇女无钱医治，他便四处奔走，为她们筹集医药费；看到小学生过河困难，他便亲自背他们过河。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老代表”“新雷锋”。 他还经常为群众调解民事纠纷，无论是邻里之间的争吵，还是家庭内部的矛盾，他都耐心倾听，公正调解。在他的努力下，村里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少，邻里关系越来越和谐，为民族团结不懈努力、默默奉献。 然而，岁月不饶人，长期的劳累让杨光模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1985年1月，他因劳累成疾，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当这个消息传来，乡亲们无不悲痛万分。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与这位战斗一生的老共产党员、乡苏维埃主席、红军老战士依依作别。 杨光模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他的一生，是为了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了人民幸福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坚定的信仰，什么是伟大的担当。他的故事，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老游击队员的红色回忆 在1934年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天，德江“神兵”遭遇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敌人的残酷围攻，让我们在木叶水（枫香坝）陷入绝境，曾经的战斗豪情在枪林弹雨中被无情打压，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然而，即便身处如此艰难的境地，我们心中对正义与生存的渴望从未熄灭。我，张羽耀，带着三百多名顽强的“神兵”兄弟，奋力突出重围，向着未知却满是希望的方向前行——沿河枫香，那里，有红军的消息。 一路的逃亡与奔波，充满了艰辛与挑战。饥饿如影随形，疲惫爬满了每一个人的脸庞，但我们相互扶持，坚定地朝着沿河枫香迈进。终于，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们抵达了目的地，看到了那支传闻中纪律严明、为百姓谋福祉的队伍——红军。 红三军得知我们的到来，热情地杀猪招待我们。那一刻，看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们这些在生死边缘挣扎许久的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红三军头儿面带和蔼的笑容，对我们说道：“你们‘神兵’到这里来，就有靠山了，就有衣穿饭吃了。” 他的话语，如同春日里的暖阳，驱散了我们心中长久以来的阴霾。接着，又认真地说：“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富济贫’的军队。” 这简单的话语，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让我们对红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与红三军的交流中，我们逐渐了解到红军的理念与宗旨。他们所追求的，是广大贫苦人民的幸福，是推翻压迫、实现公平正义的伟大理想，这与我们“神兵”一直以来反抗压迫的初衷不谋而合。我们“神兵”大多来自贫苦农民，深知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那些年，我们在神坛的旗帜下，以简陋的武器与微薄的力量，试图对抗区、乡、闾长和保警兵的压迫，喊出“灭丁、灭捐、灭粮”的口号，可终究因势单力薄而遭受挫折。而如今，红军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红军的队伍，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他们所到之处，帮助百姓解决困难，宣传革命思想，深受群众的拥护与爱戴。看着红军战士们忙碌的身影，听着百姓们对红军的称赞，我们越发觉得，加入红军，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于是，我们“神兵”正式编入了纵队师，直属红三军军部领导。从那一刻起，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神兵”，而是成为了红军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肩负起了更重大的使命。 编入红军后，我们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军事训练。红军的教官们耐心地教导我们如何使用新式武器，如何进行战术配合，如何在战场上更好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曾经，我们“神兵”使用的武器不过是铁刀铁叉、剪刀花帕，战斗方式也较为原始。而现在，我们接触到了先进的军事知识，这让我们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同时，红军还组织我们学习政治理论。通过学习，我们深刻理解了共产党的伟大理想，明白了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反抗眼前的压迫，更是为了实现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这种思想上的洗礼，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坚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红军的领导下，我们参与了一系列的战斗与行动。每一次战斗，我们都紧密地与红军战友们配合，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勇拼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他们总是冲在最前面，用自己的身躯为我们抵挡敌人的炮火。而我们“神兵”，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逐渐成为了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队伍。 我们还跟随红军深入乡村，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向百姓宣传红军的政策，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发动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看着百姓们眼中对我们信任与期待的目光，我们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共同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时光荏苒，那段融入红军的岁月，成为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记忆。从曾经的“神兵”，到如今的红军战士，我们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们不再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个体，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勇往直前的革命力量。这段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不懈努力。 木黄之战:红军的智勇传奇 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1934年农历七月的那个炎夏，注定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彼时，红九师奉军部的庄严命令，踏上了前往木黄的征程，他们肩负着使命，要在这片土地上书写属于红军的辉煌篇章。 黔军廖怀忠部下的旅长黎刚，在听闻红军即将抵达木黄的消息后，如临大敌。黎刚此人，在当地也算是有些恶名，他凶狠狡诈，对红军的到来充满了恐惧与敌意。他急忙召集所部宋朝清、张泽深、余冠周三位团长，这三人皆是沿河县人，平日里跟着黎刚为非作歹。他们迅速集结起一千余人马，于七月十四日，从松桃的乌罗一带浩浩荡荡地开往木黄。 木黄，这个宁静的小镇，一时间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黎刚将兵力精心布置在木桶、燕子岩、甘田嘴、普子坳以及木黄街上等关键地方，妄图凭借这些据点，像坚固的堡垒一般，阻止红军的前进。他的算盘打得啪啪响，自以为如此严密的布防，足以让红军望而却步。 七月十五日，骄阳似火，红军战士们却毫无惧色，他们从松桃的永安乡（火烧桥）红石板翻山下到地茶坝。黎刚的部队得到消息后，迅速前往地茶阻击。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此打响，双方的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了整个地茶坝。黎部的营长杨通选，更是带着人马从乌溪的普子坳出发，爬上老垄沟，下到岩口坪，赶到地茶助战。红军战士们虽然英勇无比，但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经过三小时的激战，还是选择了边战边退，撤回红石板。 黎刚的部队见红军撤退，顿时欢呼雀跃，他们错误地认为红军是因为力量薄弱，抵挡不住才败走的。于是，他们得意洋洋地撤回木黄，准备好好庆贺一番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当天下午，木黄镇上的富户豪绅以及政府官员们，在得到黎部击退红军的“胜利”消息后，也都兴高采烈。他们纷纷派人送粮送酒，前往黎部军营庆功。黎部官兵们更是得意忘形，晚餐时狂喝滥饮，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毫无后顾之忧地酣然入睡，完全没有做任何防备。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红军的撤退只是佯装不敌，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迷惑敌人的计策。红军退回红石板后，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迅速派人前往木黄侦察。当得知黎部如此松懈的情况后，红军的将领们果断决策，决定趁夜发动进攻。 下半夜，月黑风高，正是行动的好时机。红军战士们从红石板悄然出发，他们衔枚疾走，纪律严明，沿途不发出一点声响，不惊动一只鸡犬。部队行至地茶后，迅速分兵三路，如三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向木黄发起了包围进攻。 其中一支队伍，沿着岩口坪前进，翻老垄沟，下普子坳，直扑木黄街后的观音山，从左翼发起进攻，如同一只迅猛的猎豹，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另一支队伍，从岩口坪右边翻关阡岩岭上，下白水溪，走火步石，经合江寺外，过田家林，从右翼进攻木黄，像一把隐藏在黑暗中的利刃，随时准备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而正面的一支队伍，则从岩口湾下，循地茶赶场大路，直冲木黄街上的场口，他们如同勇猛无畏的雄狮，要在正面战场上撕开敌人的防线。 红军的部署十分精妙，只给敌人留下新业乡木社这条退路，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敌人紧紧罩住。天刚破晓，红军出其不意地发起总攻。刹那间，枪声大作，喊杀声四起。黎部官兵们还沉浸在醉梦中，被这突如其来的枪炮声惊醒，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睡眼惺忪，还没来得及拿起武器，就陷入了极度的惊慌失措之中。 黎刚听到枪声，酒意瞬间全无，他像一只惊弓之鸟，赶紧从老寨往木社方向没有枪声的地方逃窜。这个狡猾的老狐狸，只率数十人从黄泥堡退过田家寨，到大水井，走新林坡，上马鞍山，下太阴沟，爬玉屏山，过凉亭坡，经平楼坝，一路狼狈不堪，直到麻阳寨才稍事休息。 而红军的右翼队伍，更是英勇无比。他们循木社至木黄的大河堤脚前进，以大河堤脚作为天然的战壕，对退往木社方向的溃军大队人马进行侧面冲击。战士们喊着激昂的口号，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尸横遍野。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黎刚的部队几乎全军覆灭，红军缴获了无数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大获全胜。 当黎刚在麻阳寨集中清点人数时，才发现自己的部队已不足两百人，与之前的千余人马相比，力量悬殊巨大，根本无法再战。他深知保命要紧，于是从新业翻过永义，出印江，灰溜溜地返回沿河。 黎刚回到沿河后，一蹶不振。曾经的嚣张跋扈早已消失不见，他如同一只斗败的公鸡，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不久之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下台，新任主席顾祝同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一切非正式编制的杂色部队全部取缔，不许再建立。黎刚的残部自然也未能幸免，被无情地解散。曾经不可一世的黎刚旅，就这样在历史的洪流中烟消云散。 然而，黎刚的命运并没有就此终结。据民国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在沿河甘溪乡任中心学校校长的杨炽昌回忆，黎部营长杨通选曾告诉他，黎刚最终死于晏克武的板斧之下。原来，黎刚在沿河时，与当地的豪绅们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1938年，土豪刘施奇、张泽深（原为黎部团长）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他们将黎刚诱至沿河县的毛田坪杨仁夫家，谎称县长有信给他，让他拆看。黎刚毫无防备，正当他低头看信时，背后突然窜出义勇队长晏克武，手持板斧，猛地向黎刚的头顶用力劈下。这个长期与人民为敌的地方反动头目，终于在这场狗咬狗的斗争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木黄之战，虽然只是红军漫长战斗历程中的一场小规模战斗，但它却充分展现了红军的机智与勇敢。红军战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战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更坚定了红军战士们的信心，让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无畏无惧。同时，它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心中永远的传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老红军李通贞的红色记忆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些记忆如璀璨星辰，永不磨灭。对于老红军李通贞而言，那段跟随红三军、参与创建黔东苏区的经历，便是他生命中最熠熠生辉的篇章。 1934年，民国23年古历5月初4日，红三军的身影出现在了沙子坡。那时的李通贞，年仅15岁，却早已怀揣着对革命的向往与热忱。他在1933年古历12月13日，便毅然加入了“神兵”。加入“神兵”后的第三天，李通贞便随队伍前往印江攻打黎刚部队，然而，战斗的结果并不如人意，“神兵”战败了。到了第二年古历2月，“神兵”的力量基本瓦解。就在李通贞感到迷茫之际，红三军来了，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 冉少波率几个神兵人员在彭水找到红三军，红军给出了包容而开放的政策：“神兵”愿意参加红军的就参加红军，愿意参加游击队的就参加游击队。古历5月初8，李通贞和父亲李仁陶（后来在湖南壮烈牺牲）在沙子坡正式参加红军，开启了他们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5月11日，他们踏上前往枫香溪的路途，随后队伍又辗转至白石溪晓景，6月抵达南腰界，再从南腰界到龙池、麻阳。在麻阳攻打玛瑙山后，部队来到来安营。7月上旬，他们抵达松桃县中谷坡、火烧桥、甘龙，之后由甘龙回南腰界攻打冉瑞廷匪部。击败冉瑞廷后，部队又前往晓景、李溪，上卜山，过家担河，出高洞庙，再到艾口、坝茅、白水。8月上旬，从白水到平洞口、冷水溪、山羊溪、甘龙，接着又由来安营、叶家湾，再到枫香溪、石家察、新场。在新场，他们与王家烈部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8月中旬，从新场转到木黄，在木黄又同王家烈的部队杨昭卓部激战一番，随后从地荼到岩河坝经甘龙回南腰界。在南腰界，李通贞所在的部队改编成独立师，独立师肩负起保卫黔东苏区的重任。此后，他们在淇滩与杨畅时匪部展开作战。 8月21日，部队从淇滩出发，先后经过甘溪、扇子坨、土门、谯家。27日晚，在谁家与王家烈部队展开殊死搏斗。28日晚上，王家烈的部队杨昭卓匪兵紧追不舍，将他们追到铅厂坝、秤坨坳、吴家寨。29日，在苦竹坝与周矮子的部队战斗后，退到俞家岩，过安家坝，再到来安营、岩柯坝，随后上花果山开会讨论决定寻找二、六军团大部队。第二天，在平洞口终于见到大部队。两支队伍胜利会合后又转到甘龙口回南腰界。在南腰界，盛大召开了二·六军团木黄会师联欢会。此时，李通贞所在的独立师又分别编入七、九两师，他被编到九师三营三连，连长是王相普，后来三连又编入黔东独立师特务连。黔东独立师师长是王光泽，政委是段苏权。 大约是古历9月份，李通贞所在的部队与二·六军团依依惜别，主力前往湖南，他们则又回到渔家。然而，危险并未远去，川军刘湘派部队紧追不舍，面对严峻形势，他们支持不住，只好回到沙子坡。在沙子坡，他们集中三个独立团（印江独立团未及时赶到，后在来安营遭陈文澜匪部阻击），等待省政府撤来沙子坡。等了一天，省政府的人却未出现，情况万分紧急，他们只好从沙子玻经天堂到木黄嗨水洞，又由啕水洞到巴山。在烂泥坳与江口的柏辉章部队展开激战。当晚，师部驻扎在护国寺，柏匪又追了上来，由于枪弹不足，部队无奈从护国寺退到茶店，在这期间，王相普的特务连被敌军俘虏了一个排，连长王相普也不幸被俘。后来，他们下马潮河到落满、快场，再到寨英、普觉、孟溪。在孟溪攻打区公所，到大路河、烂桥攻打团防，在梅江攻打区公所，战斗中，段苏权政委的脚不幸中弹，晚上部队只好退到杉木坳。第二天到达逻驾，却又遭到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追打，部队伤亡惨重，马团长壮烈牺牲。第三天到达川河界时，又被杨卓芝、罗启江两匪围困攻击，王光泽师长也从此与部队分离，下落不明。李通贞则被抓到秀山关押了48天才被释放，回到家中后，他开始学习打铁，可那段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始终在他心中回荡。 由于红军到来后，李通贞便参军离开了家乡，对地方的一些情况了解有限。但他回来后，经常与官塘乡主席王顺民（1981年病逝）交流，从而知晓了不少当地的情况。官塘区政府就设在李通贞家中。古历6月以前，黄光裕担任区主席，夏国安在南腰界受训一个多月回来后，便接任区主席一职，副主席是徐委员，秘书是陈德银，徐委员主要负责掌握政治工作。区政府设有游击队，当时没有中队编制，只有分队。大队长是梁银星，副大队长的名字李通贞已记不清楚，具体有几个分队也不太清楚，只知道红木树、沙子坡、天堂区石塘各有一个游击队。 古历6月份左右，轰轰烈烈的分田地运动展开了。田地首先分给那些一贫如洗的穷人，比如沙子坡街上的向国光、任修福夫妻二人，他们穷得一无所有，自然成为首批受益者。其次才分给那些田土不足5挑的人家。红军打土豪主要针对大户土豪，当时沙子坡街上的大户有尹恒昌（即尹怀安），他家有100多挑谷子，曾茂胜、张云昌各有田土200来挑。分田时，会按每人5挑给这些大户留下足够的田地，其余的则全部拿来分给穷人。分田时还要插上写有名字和土地数量的牌牌。李通贞也参与了南腰界的分土地工作，那时他年纪尚小，主要负责召集穷人来开会。开会时，领导会向群众讲话，他则和群众一起去插牌牌，见证着土地重新分配，为穷苦百姓带来生活的希望。 郭裕清和张云昌作为土豪，他们的相关材料收集有着严格的流程。先是由地方政府——乡政府收集群众反映的情况，再上报区政府，区政府汇总后上报军部，当时军部就是最高机关。军部批准后，再交地方处理。这个过程陈德银、汪岱廷十分清楚。张云昌是袍哥大爷，郭裕清是镇长，他们平日里鱼肉乡里，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在麻竹园开会时，徐委员宣布对他们进行逮捕，随后由游击队的李国太（已去世）、陈正清（已去世）将二人捆绑起来，并负责押送到白石溪省政府，最终，张、郭二人被省政府执行枪毙。尹恒昌是被红军捉去的，李通贞还为红军带了路。捉去后，尹恒昌被关在军部管理科，关了3个多月，红军要求他拿出300块光洋才肯放他。在被押送回沙子坡途中，行至井深坳时，被花园游击队杀掉。师团捉去的人关在军部管理科，地方押送去的也关在那里，一屋一屋地关押着，常常一关就是二、三十人，大部队撤退时，这些人被交给省政府。当时省政府和独立师在一起，遇到情况紧急时，便会请示上级如何处理。曾有18个土豪（他们来自沿河、甘龙等地）抗拒不交钱，王光泽师长批示将他们杀掉，最终这18个土豪被押在关塘坳执行枪决。 印江参加红军的人数众多，古历5月中旬，包括大部队在内有好几百人，具体准确数字李通贞已记不清。他所在的分队要送名册到军部领菜金，所以他清楚自己所在分队有36人。当时的编队是以“神兵”的神坛为单位进行的，神坛规模大的，人数就多些；神坛小的，人数相应就少些。李通贞当时就在独立师特务连任战士，跟随师部行动，后来在师部担任通信员，吃饭都和师部的同志们在一起，那段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的日子，成为他一生的珍藏。 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牺牲经过 王光泽，1903年11月1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吴集镇。1928年，他来到现湖南省茶陵县腰陂乡龙陂村梅树下村民组刘龙妹处，同年投身革命队伍。入伍前，他掌握篾匠、木工技艺，凭借勤劳与智慧谋生。1930年春，腰陂成立苏维埃政府，王光泽崭露头角，担任乡工会主席，同年6月出任赤卫队长。1931年4月起，他先后任腰陂区警卫连副连长、连长 。1932年，升任茶陵县独立营营长 。1933年，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王光泽任团长，同年该部编入红军第六军团，改称五十三团，他续任团长，并兼任茶陵、永新、莲花、宁岗四县边区指挥部司令员，在革命战斗与队伍领导中不断积累经验、彰显军事才能与领导智慧。 黔东独立师组建历程 1934年6月，红三军（原红二军团 ）挺进黔东，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期间，成立印江、德江、沿河、川黔边和黔东五个独立团，收编印江、德江、沿河三县一千多名神兵，组建黔东纵队 。至9月底，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将黔东纵队与几个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师长贺炳炎，副师长冉少波，此为黔东独立师前身 。10月下旬，该独立师整编为正规团，列入红三军建制 。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撤离黔东特区，向湘西挺进 。为坚持黔东特区根据地斗争、发展革命力量，大军撤离前，由红六军团部分指战员、伤病员和地方游击队重新组建黔东独立师，王光泽由五十三团团长转任独立师师长，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段苏权任政治委员，继续领导当地革命斗争，自此开启了王光泽在黔东独立师更为艰巨且光辉的革命征程。 掩护主力与战斗过程 1934年10月29日，黔东独立师肩负起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湘西的重任。王光泽同志凭借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意志，率部以梵净山为核心阵地，顽强坚持斗争。他巧妙地牵制敌人，成功完成掩护任务，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四川军阀刘湘、贵州军阀王家烈误将王光泽所率独立师当作红军主力，纠集重兵，以铁壁合围之势凶猛扑来，妄图一举歼灭。王光泽与政委段苏权沉着冷静，临危不惧，率三个团、六百余人枪迅速转移至梵净山护国寺一带，精心部署，严阵以待。 从11月15日起，独立师先后与黔军李成璋部、印江张汉如反共东防大队、缠溪民团展开激烈战斗。在每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都英勇无畏，凭借顽强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多次成功打退敌人进攻。然而，敌人数量众多，攻势凶猛，独立师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选择转移。 转移途中的困境与战斗 在向松桃、秀山转移途中，独立师遭遇诸多艰难险阻。政委段苏权不幸脚骨受伤，在这危急时刻，勇敢的红军战士李通贞（印江沙子波镇人，离休干部 ）挺身而出，毅然背负段苏权，艰难前行，确保其安全转移。部队在王光泽的坚定指挥下，继续朝着松桃、秀山方向艰难撤离。 当部队行至松桃乜架，即将进入四川秀山境内时，遭遇杨卓之匪部的突然阻击。此前经历梵净山战役，部队本就疲惫不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伤亡愈发惨重。段苏权与部队失去联系，川黔边境独立团团长马吉山等同志也不幸牺牲。但王光泽并未被困难吓倒，他率领余部约二百余人，继续向秀山的川河盖方向奋勇前进。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眷顾这支饱经磨难的队伍。王光泽等人又与川军二十一军田冠五直属二旅狭路相逢，双方随即展开了长达四小时的激烈激战。战斗中，黔东独立师被敌人截为两部，形势愈发危急。王光泽率百余人且战且退，退至上川时，部队已弹尽粮绝。1934年11月23日，天刚蒙蒙亮，田冠五旅趁机包围上川。为保存部队实力，王光泽当机立断，下令将独立师余部化整为零，分散突围。敌人未能找到主力，只好悻悻而归。当晚，王光泽孤身一人，冒着绵绵细雨和凛冽寒风，继续在艰难的革命道路上前行，他的身影虽显孤独，却无比坚毅，彰显着一名共产党人不屈的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被捕经过 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与转移后，王光泽师长孤身一人，在寒风中艰难前行，来到了秀山县涌洞村吴荣友家。吴荣友听闻他是被打散的红军，没有丝毫的惊慌与畏惧，反而展现出了质朴而坚定的善良。他迅速行动起来，先是找来桐子叶生火，那跳跃的火苗，仿佛是黑暗中希望的象征，烘干了王光泽湿透且满是泥泞的衣物。接着，他将家中仅有的一点包谷面，小心地和着红薯煮成糊糊，那是他能拿出的全部心意，为饥肠辘辘的王光泽提供了温暖的饱腹感。 第二天白天，为了确保王光泽的安全，吴荣友将他藏在牛棚的稻草底下，那稻草散发着淡淡的泥土清香，却也为他遮风挡雨。夜晚降临，吴荣友又拿出自己仅有的一套衣裤，眼神中满是真诚，让王光泽改装成农民模样，背上背兜，装上几斤红薯，为他准备了路上的食物，然后默默地送他朝湖南花垣方向走去。 然而，命运在此时却露出了残酷的一面。1934年11月25日，当王光泽走到秀山境内的土王庙处时，遭遇了匪徒吴老九的抢劫搜查。吴老九上下打量着王光泽，见他衣着朴素，并无油水可捞，便认定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贫民百姓，正准备放他离去。可就在这时，一个失散的红军战士路过，他或许是在漫长的寻找中太过激动，又或许是对师长的思念太过浓烈，竟大声叫道：“王师长，你在这儿！” 这一声呼喊，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打破了原本的安宁，也暴露了王光泽同志的身份。吴老九等匪徒一听他是师长，立刻露出了贪婪与凶狠的嘴脸，当即将王光泽扣押下来，送到了乡公所。田冠五得知王光泽被捕后，仿佛看到了加官进爵的机会，立刻将王光泽接到龙潭镇田的旅部，然后迫不及待地向南京发报，向蒋介石报功请赏，一场残酷的审讯与折磨就此拉开帷幕。 狱中坚贞与牺牲 田冠五满心以为，面对威逼利诱，王光泽会屈服。他先是好言相劝，许以高官厚禄，妄图用荣华富贵腐蚀王光泽的意志；见此招不灵，又露出狰狞面目，对他施以酷刑，试图从肉体上摧毁他。但王光泽同志就像一座屹立不倒的钢铁长城，坚贞不屈。他的眼神中透着对敌人的蔑视，一次次痛斥田冠五的卑鄙行径，尽管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却从未有过一丝动摇。 1934年12月20日，蒋介石电令刘湘，要将王光泽师长训明后就地处决。刘湘于12月21日又电令龙潭的田冠五执行。12月25日晚上，王光泽师长被反绑在椅子上，身体虚弱却依旧挺直脊梁。田冠五假惺惺地走到他面前，说道：“王师长，你在这里很不安全，刘军长（刘湘）来电要我们把你护送到重庆去。” 王光泽同志愤怒地回应：“杀就杀吧，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如同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彰显着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 田冠五为了掩盖其丑恶的真面目，命令部下为王光泽师长松绑，还把一件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王光泽厌恶地扔掉大衣，继续痛斥敌人的罪行。敌人无奈，在天将黎明时，将王光泽师长抬到龙潭镇邹家坡甘家土（现青华乡花秋村）的一棵泡桐树下。此时的王光泽，没有丝毫的畏惧，他望着东方渐白的天空，仿佛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临刑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声音响彻云霄，那是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也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庄严宣誓。随后，敌人的枪声响起，王光泽师长英勇就义，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激励着无数后来人继续为了理想和正义而奋斗。 1982年3月，酉阳县人民政府依据一位目击农民提供的线索，在王光泽同志牺牲的泡桐树下挖出其遗骸及一副一斤六两重的脚镣。4月，王光泽师长的遗骸被移至龙潭陵园，当地立纪念碑，以缅怀这位革命先烈。 一个老游击队员的回忆 在历史的长河中，1934年的黔东地区宛如一片被战火点燃的土地，红军的英勇奋斗与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交织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画卷。 红军在黔东特区的活动及根据地建设 1934年古历五月初四，那是一个对于黔东百姓而言意义非凡的日子。红三军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从刀坝方向浩浩荡荡地开来，驻扎于沙子坡、池坝、大路槽等地，每一步都仿佛在这片土地上烙下了革命的印记。 红三军来到此地后，一项重要的举措便是收编“神兵”。这些“神兵”原本是当地民众为了抵御土匪、保卫家园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有着朴素的反抗精神和对正义的渴望。红军以其真诚的态度和崇高的理想，将这些“神兵”纳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让他们找到了真正为人民而战的方向。 随着红三军的到来，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也在这片土地上应运而生。特区政府设在白石溪，当地百姓怀着对革命政权的信任和期待，亲切地称其为“贵州省政府”。这个根据地的范围颇为广阔，辖官塘、旧寨坝、喻家岩、罗南溪四个区，以及池坝、凉水、红花园等18个乡。在这片土地上，红色的政权如同一颗茁壮成长的幼苗，开始生根发芽。 为了更好地保卫根据地和开展革命斗争，相应的区游击大队和乡游击中队也相继成立。在官塘区，这里辖官塘、池坝、红花园三个乡，麻竹元人夏国安凭借着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对革命的忠诚，担任了官塘区苏维埃委员会主席。池坝人梁言星，又名梁八一，成为了官塘区游击队大队长。而徐正清和谢某这两位外地的红军干部，则肩负起了官塘区的政治工作重任。 他们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黔东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书写下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土豪劣绅”“穷人不还富人钱”“把土地分给穷人”等振奋人心的标语。这些标语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当地农民心中的革命热情。在红军的宣传鼓动下，那些长期以来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们，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曙光，纷纷踊跃加入到红军和游击队中去。他们拿起武器，勇敢地向土豪劣绅发起挑战，积极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一时间，黔东地区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红色的旗帜在这片土地上高高飘扬，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红军主力撤离与反动势力反扑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同年古历九月，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并与红六军团在木黄胜利会师。为了更好地牵制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做出了撤离黔东、向湘西挺进的战略决策。 红军主力的离开，对于黔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反动势力，仿佛嗅到了血腥味道的野兽，伺机而动。他们迅速组织起清乡队、还乡团，将罪恶的目光投向了那些留在原地继续坚持斗争的红军干部和游击队。 马家庄的恶霸地主傅万湘，就是沙子坡地方的反动头目之一。他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对红军和革命政权更是恨之入骨。红军主力开走后不久，他便迫不及待地与池坝地主张正荣商议，谋划着如何捉拿负责官塘区政治工作的徐正清和谢某两位委员。他们的阴谋如同毒瘤一般，在黑暗中逐渐酝酿展开，一场针对红军干部的迫害行动即将上演。 反动势力的阴谋策划 傅万湘和张正荣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为了实现他们罪恶的目的，绞尽了脑汁，利用起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来实施阴谋。傅万湘率先出主意，他深知张正荣与梁言星都是本地人，有着一定的联系，便让张正荣去拉拢梁言星。 张正荣细细盘算着，他知晓梁言绪与梁言星是叔伯弟兄，而且梁言绪又是自己堂侄张进友的亲外甥。于是，一个阴险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型。他打算通过张进友来说通梁言绪，然后让梁言绪去劝说梁言星投降，进而出卖徐、谢两位委员和夏国安主席。为了让梁言星就范，他们甚至以性命相威胁，妄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逐步进行着。张进友被成功拉拢，他按照张正荣的吩咐，去劝说梁言绪。梁言绪在张进友的劝说下，也不得不参与到这场阴谋中来。他将傅万湘、张正荣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梁言星，并劝说梁言星投降，出卖自己的同志。 梁言星的背叛与行动 梁言星，这个曾经投身革命的人，在敌人的威胁面前，却表现出了令人不齿的懦弱。他因怕死而答应了出卖徐、谢和夏国安，还可怜巴巴地请求梁言绪帮忙说情保命。梁言绪看着这个懦弱的堂弟，心中或许也有过一丝不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他对梁言星说：“有我舅爷在里面，一定保得住你。今晚你同我到舅爷家，通知张正荣到我舅爷家来，我们商量一下。” 当晚，梁言星便随梁言绪到了张家寨张进友家。张正荣见到梁言星后，便迫不及待地对他说：“傅万湘要你设法帮忙将徐、谢、夏三人捉获，你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你明天回游击队队里去，对徐、谢、夏三人说，土地堂杨辛卯出卖游击队，约他们率游击队明晚上到土地堂捉杨辛卯。我们的人在杨辛卯家等候。”梁言星唯唯诺诺地答应了下来，并在第二天回到游击队队部后，将张正荣教他的话如实对徐、谢、夏三人说了。 然而，他们的阴谋并非天衣无缝。土地堂人姜云汉，作为苏维埃池坝乡游击队中队长，以及彭家的彭大能，他们了解杨辛卯一家为人本分，根本不会做出出卖游击队的事情。于是，他们建议第二天到石槽水任国臣大富家打给养。徐等人经过商议，一致赞同了姜云汉、彭大能的建议。 第二天傍晚，徐等人率领着几名游击队员到官塘李国安家做饭，打算吃过饭后再去石槽水。就在开饭的时候，梁言星借口去放哨，出门后便一口气跑到土地堂，向在杨辛卯家等候的张正荣等人报信。他的这一背叛行为，彻底将徐、谢、夏三人推向了危险的境地。 徐、谢委员和夏主席被捕遇害 梁言星的报信，让张正荣等人如同闻到血腥味的恶狼一般，迅速行动起来。张正荣、张士龙、张士臣、张法宏、孟文忠、孟绍怀加上梁言星，一共八个人匆忙跑到官塘。梁言星作为叛徒，先进了屋。徐委员看到他，还亲切地说：“队长，快吃饭了出发。”然而，话音未落，梁言星便抢步上前，死死抱住了徐委员。 张正荣等人也在此时冲进了屋，他们如同凶神恶煞一般，急速扑向谢委员和夏主席，并大声呼喊：“本地人，不关你们的事！”徐、谢委员和夏主席完全没有料到梁言星会叛变，他们毫无防备，而在场的游击队员们也因为事起仓促，吓得不敢帮忙。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徐、谢二位委员和夏主席很快就被张正荣等人捉住并捆绑了起来。 随后，张正荣等人将徐、谢、夏三人立即送往马家庄，交给了傅万湘。傅万湘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立即派傅万德、儿子傅以显等人将夏主席、谢委员、徐委员残忍杀害，然后将他们的尸体丢进了马家庄的棕粑坑。这一暴行，让黔东地区的百姓们悲痛不已，也让人们对反动势力的仇恨更加深刻。 谢委员的后续遭遇 然而，命运似乎在这一刻展现出了一丝残酷的仁慈。实际上，谢委员并没有被击中要害，他为了蒙蔽敌人，机智地装死。敌人将他们三人杀了丢到坑里后，便扬长而去。当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那个时期的马家庄、池坝、沙子坡一带，都长着黑压压的森林，豺狗成群。谢委员身负重伤，又没有武器，他不敢在黑夜里爬出坑而脱离虎口，只好静静地等待着天明。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谢委员便强忍着疼痛，艰难地爬出了棕粑坑。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走了二三里路，来到了酸草坝。然而，命运却再次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万万没有料到，在酸草坝会遇上一个叫麻老文的人。这个麻老文起得特别早，原本是上坡割牛草的，他在坡上见到了谢委员这个血糊糊的人，竟然吓得牛草都未割一根，便返回寨子，伙同寨上的几个人将谢委员又送到了马家庄傅万湘的手里。 傅万湘见谢委员还活着，又派人将谢委员带到坑边。然而，就在敌人还未动手的时候，英勇的谢委员展现出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勇气，他毅然自己跳下坑摔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扞卫了革命的尊严，也让敌人感受到了他的不屈和无畏。 对梁言星的处理 时光流转，到了1957年肃反运动的时候，梁言星的罪行终于被查明。虽然他曾经一度投身革命，但在关键时刻，他经不住考验，出卖了革命同志，致使夏主席、谢委员等惨遭杀害。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革命事业，给黔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最终，梁言星受到了应有的审查和处理。而在这场肃反运动中，还有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惩处。徐委员惨死于清乡队头目傅万湘之手；张正荣、张法宏、孟绍怀、孟文忠已死，虽然无法再追究他们的罪责，但他们的罪恶行径却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梁言绪、张士臣、张士龙三人皆被判刑三年，在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他们为自己曾经的错误付出了代价；麻老文，这个协助反动势力的人，也被判反革命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段历史，是黔东地区革命斗争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和革命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反动势力的凶残和丑恶。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传承和弘扬革命先辈们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大土豪张观志的清乡罪行 在历史的漫漫征途中，总有一些人因一己私利，背离正义与光明，沦为反动势力的爪牙，张观志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所作所为，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罪恶印记。 张观志，印江杉树坳乡何家片区大寨村人，出身塾师。在解放前，他凭借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曾任老六井乡联保主任、乡民代表主席、仓储积谷保管委员会主任等职，成为了何家地方有名的大土豪。他平日里享受着富足的生活，却对广大穷苦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 1934年古历五月，红三军来到印、沿、德三县交界的花园、沙子坡、谯家铺、六井溪、枫香溪等地，在这里建立起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到来，如同破晓的曙光，给当地的“神兵”和穷人带来了希望。他们号召“神兵”和穷人参加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旨在让广大穷苦百姓摆脱压迫，争取自由幸福的生活。“神兵”和穷人纷纷响应，踊跃投身到革命斗争中。然而，张观志却因自身的土豪身份，在这场革命中利益受损。他对红军的到来和穷人的革命恨得咬牙切齿，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组织起地方反动势力，伺机与红军作对，妄图阻挡革命的浪潮。 张观志的反动行径令人发指。他曾率领地主武装，在烂坝沟设下埋伏。当时，印江独立团部分队员正前往大石墩杨家坪抓捕杨区长，他们怀揣着革命的理想和使命，却没想到张观志这个阴险的敌人早已在暗中等待。这场伏击十分惨烈，红军地方干部、印江独立团团长张均望不幸牺牲。张均望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而张观志却在自己的罪恶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1934年古历九月中下旬，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并与肖克、王震、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在木黄会师，随后挥师湘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军主力开走之后，张观志觉得反攻倒算的机会来临了。他头顶着国民党政府授予的清乡主席头衔，组织起还乡团，开始了臭名昭着的“清乡”行动。他带着由土豪劣绅组成的队伍，如同恶狼一般挨村挨家进行搜查。他勒令曾参加过红军游击队或为红军游击队带过路的人购买“良民证”，并扬言否则就杀头示众。所谓“良民证”的价格，完全是根据人家产的多少来定。许多穷苦百姓根本拿不出钱和财物来购买，这些无辜的人便惨遭张观志的杀害。对于那些闹革命最积极的村寨，张观志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他的手段极其残忍，所到之处，百姓们无不胆战心惊。 张观志的暴行罄竹难书。大寨村的张云安，早年因家贫举家搬到韩家坪求生居住。红三军到来时，张云安一家刚搬回大寨，看到红军为穷人谋福利，张云安毅然参加了游击队。然而，红军主力开走后，张观志率还乡团捉到了张云安。在张观志眼里，张云安不过是一块待宰的羔羊。他见张云安穷，榨不出油水，便残忍地将他拉到竹坪后岩上杀害，然后扔下半山，任其抛尸露骨。张云安的弟弟张云生，见哥哥被杀，惊恐万分，害怕自己也遭毒手，只能速速逃命他乡，从此不知下落。亲房中的弟兄张云白得知张云安的悲惨遭遇后，含泪收尸安葬。张云安的妻子失去丈夫后，生活无以为继，只好另嫁他人，而他们的小孩则由张云白抚养，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张云安的父亲张麻冬无依无靠，张云白眼见不忍，主动承担起赡养的义务。 不仅如此，张观志还率还乡团在邱家寨杀害了符东山等四人，在皂东岩杀害了游击队长田应流。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将田应流队长的首级抬到各处示众，一直抬到凉水溪才扔掉，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毛骨悚然。在石塘溪，他又杀害了两位不知名的老人。在这次“清乡”过程中，张观志就像一个贪婪的恶魔，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发泄着对红军的不满。他所到之处，无论钱粮被褥、牛羊猪鸡以及其他贵重财物，首先被他一抢而光，然后便是无情的杀戮。同时，他还借“清乡”的机会敲诈勒索，大发横财。 然而，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印江县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成立，张观志这个罪恶累累的反动分子终于被捉拿问罪。他站在正义的审判席前，曾经的嚣张跋扈早已消失不见。最终，他在正义的枪口下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为他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张观志的故事，是反动势力妄图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典型写照，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以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真理。 血雨腥风中的抗争与悲怆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1934年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年份。贺龙将军率领红三军宛如一股正义的洪流，途经安营并驻扎于毛坝。他们怀揣着为穷人谋福祉的坚定信念，积极宣传共产党那振奋人心的政策——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谋翻身、求解放。这一政策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黑暗中挣扎的穷苦百姓的心灵，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改变命运的可能。 陡溪大院的张钟全、张钟亮等七人，正是被这束光照亮的人。他们长期生活在贫困的深渊中，饱受饥寒交迫之苦，对命运的不公有着切肤之痛。当听到红军的宣传后，他们内心深处渴望改变的火焰被瞬间点燃。他们深知，只有紧紧跟随红军的步伐，才能摆脱这无尽的苦难。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积极为红军提供当地贫富情况的详细线索。他们凭借着对当地的熟悉，深入各个角落，收集着那些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百姓的证据。同时，他们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游击队，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加入游击队后，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密切监视着地主豪绅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有任何不利于革命的迹象，他们便会及时向组织汇报。他们的存在，有力地打击了大土豪的嚣张气焰，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红三军离开后，以张德成（绰号苗子四）为首的五户地主，对游击队员们恨之入骨。这些地主平日里享受着剥削百姓带来的富足生活，他们的财富和地位都是建立在穷苦百姓的痛苦之上。红军的到来和游击队员们的行动，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害怕失去手中的特权，害怕被清算。于是，这些地主凑在一起，商议着如何报复游击队员。他们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对抗这些勇敢的游击队员，于是决定用金钱来驱使他人为他们卖命。他们商议凑钱，以重金收买中陡溪人、匪首张晏清的骨干严茂明、严循知等人，并许下杀掉一个游击队员赏钱五百吊（即五千个铜元）的重赏。 见钱眼开的严茂明，在听到这样丰厚的报酬后，心中的贪婪被彻底激发。他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全然不顾道义和良知。在当年农历八月初五凌晨，他网罗了一群地痞、打手，足有七八十人。这些人背着长枪，手持长矛或刀斧，气势汹汹地奔赴大院。在张德成的暗中指挥下，严匪一伙迅速将整个村寨包围起来。他们鸣枪警告村民，不准有任何乱动，随后便开始了残忍的搜查。 张钟全全家首先被搜查。当时，张钟全与其九岁的小孩还在睡梦中，被突然的嘈杂声惊醒。他们还未来得及穿好衣服，就被匪徒们粗暴地拉出屋子。刽子手李世灿毫不留情地将父子俩砍死在屋当头，鲜血染红了那片土地。张钟亮听到惨叫声后，意识到危险来临，急忙从后门逃跑。他拼命地跑，跑到晒花堡时，被严茂明发现。严茂明对着他连开三枪，幸运的是没有打中。但严茂明并不打算放过他，追上去将他抓下来，按在门坎上残忍地砍头。张钟应被砍死在晒花堡，张钟宝被砍死在堂屋，张钟品惨死于打蕨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多名游击队员惨遭杀害，反动势力的凶残行径令人发指。 严茂明等土匪在杀害游击队员后，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恶行。在短短不到两个钟头内，他们将村寨的财物洗劫一空。他们如同恶狼一般，有的牵牛，有的赶猪，有的拿衣物，有的扛粮食，把能抢走的东西都席卷而去，然后扬长而去。张钟位藏在猪圈板底、张着清躲在竹丛中，凭借着一丝幸运才幸免于难。 死难家属们面对亲人的离世和家财被抢的双重打击，悲痛欲绝。他们失去了最亲近的人，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因为家中的钱财都被抢光了，根本没钱购置棺材。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用稻草掩埋亲人的尸体，这是何等的凄凉与无奈。随后，为了躲避土匪的进一步迫害，他们只能四处逃生。 张钟全遗下一儿一女，妻子严氏为了孩子的生存，将儿子抱给张钟贵抚养，自己则带着女儿改嫁顾家沟。张钟亮的妻子陈氏带着一儿一女改嫁黎家窝牟家，然而却遭到牟的虐待。不到一年，三娘母便讨饭到松桃乌罗边江，改嫁李吉成。1948年，又把儿子抱给乌罗张家院子一个寡母作孙。张钟应的妻子带着儿子逃往朗溪泡木寨椅子山，甚至改姓杨，只为了能在这乱世中求得一丝安宁。其余两家也带着小孩往思南方向逃去，从此音信全无。 张着勋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时，泪水忍不住流淌。他说父亲张钟全被害后，母亲把他抱给张钟贵，但却得不到善待。三月后又逃到二姑爷家，依然待不下去，最后才逃到舅爷家。可是舅爷家也很穷，养不起他，最后只好将他抱给严循学舅爷作儿。直到解放后土改时，他才得以回家。回家时，家中父辈两弟兄的遗产仅剩下一个石擂钵。他感慨地说，若不是共产党，自己根本回不了家。 这段历史，是革命时期无数悲惨故事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了反动势力的凶残和无情，也让我们看到了百姓在苦难中的挣扎与无奈。同时，它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在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与幸福，继续为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印江神兵:动荡岁月中的抗争传奇 在黔东大地的历史长卷中，印江“神兵”的故事犹如一段激昂而悲壮的乐章，奏响了穷苦大众反抗压迫的强音。这段历史，承载着人民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也见证了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 苦难催生抗争：“神兵”兴起的时代背景 印江神坛主要分布于六井溪，这里地处印江县城西北，是一片与沿河、德江接壤的高山区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此地山多田少，农业生产条件极为艰苦，收成微薄，农民们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缺吃少穿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遭遇灾害，更是雪上加霜，百姓们纷纷四处逃荒要饭，流离失所。 1933年，印江遭遇大旱，这场天灾让本就脆弱的农业生产陷入绝境。沙子坡集市上，大米价格飙升至一块光洋一升（合8斤），这对大多数本就颗粒无收的农户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然而，祸不单行，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县、区催粮逼款的差役频繁上门敲诈勒索。他们不仅索要钱粮，还要求主人家招待大烟酒饭，农民们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压迫下，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种残酷的现实，不仅让农民们义愤填膺，就连村里的保长甲长也对政府的不作为和压迫行为深感不满。就在此时，“神兵”的消息从外面传来。“神兵”以反对政府、军队的背捐杂税为目的，提出了“灭兵、灭捐、灭粮”的“三灭”口号。这一口号，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广大受苦人民的内心，契合了他们对太平日子的渴望，于是“神兵”运动迅速在这片土地上兴起。 星星之火燎原：“神兵”神坛的创立与发展 印江中六井溪天池坪农民李天保，在得知德江闹“神兵”的消息后，毅然踏上了前往德江稳坪拜师学艺的道路。他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希望，渴望学到能够帮助乡亲们摆脱苦难的本领。1933年初，李天保学成归来，他在家乡建立了第一个“神坛”。这个神坛的出现，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抗争之火，当地男女老少纷纷入坛。 此后，六井溪的村村寨寨纷纷前来邀请李天保前去安坛授法练“神兵”。每到一处，李天保都认真传授，使得安坛的地方成为了“神兵”的活动据点。随着神坛在各地的建立，“神兵”的力量逐渐壮大。李天保作为天池坪神坛坛主，因其率先创立神坛且威望颇高，成为了印江各路神坛的始祖。 与此同时，宁家坪神坛坛主宁国学也在“神兵”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宁国学曾任保长，他生性耿直，办事颇有能力，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的加入，为“神兵”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李天保与宁国学，成为了印江各路神坛的关键领导人物，他们引领着“神兵”运动不断发展，为后续的抗争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神秘组织力量：神坛的组织特征与“神兵”纪律 各地神坛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却有着独特而严密的组织形式。在神坛中，公推出一个“佛主”作为领袖，佛主在神坛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一切事情概由佛主作主，说一不二。佛主之下，还设有“神将”若干，他们有着诸如“文武观音”“吕洞宾”“何仙姑”“穆桂英”“杨氏七郎”“七姐妹”“搜山虎”等神秘的称号。 入坛者需要在佛坛前跪下起誓：“不贪色、不贪利，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这一誓言，约束着入坛者的行为，也体现了神坛对道德和纪律的重视。入坛者的成分十分复杂，既有广大贫苦农民，他们是神坛的主体力量，也有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下台官吏，甚至还有少数地方豪绅、失意军官等。这些人白天各自从事着自己的职业，务农或从商，而到了晚上，便会参加拜坛、练功。 在练功期间，男女“神兵”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得同房，要求斋戒沐浴，虔诚礼拜。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获得神秘的力量，增强自身的战斗力。男女“神兵”都制备有打仗用的武器，男子佩符，手持刀、叉等；女子则佩符，挂镜，手执剪刀、茅草，据说剪断茅草敌人的头颅就会落地，这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也反映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若遇出阵打仗，“神兵”们就要喝神水，以此来鼓舞士气，坚定战斗的信念。 “神兵”的战斗口号是“灭兵、灭捐、灭粮”，这简洁有力的口号，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反抗压迫的决心。而他们的纪律则是“禁烟、禁酒、禁色、禁盗”，这些纪律的制定，旨在保证“神兵”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一旦遇有敌情，便鸣锣集合，聚众出击，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力。 抗争浪潮汹涌：印江神坛的鼎盛及“神兵”运动影响 到了1934年初，印江神坛迎来了全盛时期，拥有“神兵”约四五千人，尤其是在西区、北区，“神兵”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各地“神兵”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起，这一现象让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将“神兵”斥之为“神匪”，地方官吏们仓惶上报：“神匪发生，打倒乡闾，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从这些言辞中，可以看出“神兵”运动对国民党统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当局的高度紧张。 这种紧张局势，也预示着“神兵”与国民党反动势力之间必将展开一场激烈的对抗，为后续“神兵”三次攻打印江县城等行动埋下了伏笔。 浴血奋战不屈：“神兵”与国民党武装的对抗 面对国民党地方团练和军队的“围剿”，“神兵”们毫不畏惧。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大多是大刀、梭标、火炮等落后装备，但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与装备先进枪炮的敌人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激战。 1933年底，在何家青宅坝与黔军廖怀忠部的作战中，整个六井溪流域的“神兵”和沙子坡一带的“神兵”都出动了。战斗中，“神兵”们作战十分英勇，蒋家的蒋香林更是表现突出，他用马刀一连砍死两个敌军官，然而，在激烈的拼杀中，他的刀把断了，最终自己也壮烈牺牲。虽然这次“神兵”打了胜仗，但也付出了牺牲二十多人的惨痛代价。 “神兵”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以1933年底至1934年夏先后三次攻打印江县城为高潮。每一次攻城，都是“神兵”们为了争取自由、摆脱压迫而进行的英勇尝试，尽管过程充满艰辛，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首战风云初起：第一次攻城情况 1933年古历腊月上旬，六井溪“神兵”开始着手准备攻城。他们首先采取行动撵走正在当地催粮、逼税、办案的官差，限定这些压迫百姓的人在一个时间内出境，然后再计划攻打县城。 攻城的消息传出后，印江县城顿时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人们传言“神兵”刀枪不入，这让官绅们束手无策，惊恐万分。县长宦泽民急忙去找驻军旅长周继尧商议应对之策，商议的结果是选择撤退。宦泽民回到县衙后，紧急通知各科室停止办公，准备撤退。县城的街道上，通宵都是人来人往，一片骚动不安的景象。 “神兵”们定于古历腊月18日攻城，并张贴告示安抚百姓：“良民百姓别惊慌，神兵只杀官差恶人。”腊月16日，恰逢印江县城赶场，但由于“神兵”即将攻城的消息，赶场的人寥寥无几。此时，驻军正准备撤出县城，驻扎在西门肖家院子里的周继尧，也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听说“神兵”专杀留东洋头的人，县府不少官员争先剃头，街上也有许多人用剪刀剪发，整个县城弥漫着紧张和恐惧的氛围。 激战血洒征程：第二次攻城的经过与失败 古历腊月18日，攻城的日子终于到来，天空阴沉，仿佛也在为这场战斗而默哀。拂晓时，城内就有不少人开始搬家下乡躲避，宦泽民下令全部机关职员和群众撤出城外，周继尧的部队也在拂晓时出动，布置在西门坝一带。 下午一时许，大石墩、阁老寨一带，白旗翻舞，人声滚滚，“神兵”们分三路直奔西门坝而来。到达西门坝汇合之后，他们挥舞着刀叉，呼喊着“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的口号，向着县城冲去。然而，当他们的队形刚刚散开，就被埋伏在西门坝的官兵一阵排子枪射击，数人瞬间倒地。 但“神兵”们并未因此而退却，他们仍然挥舞着刀叉，跳跃着前进，寻找官兵砍杀，砍伤了数名官兵。然而，正在激战之时，“神兵”队伍的后面被桑树林中的伏兵冲散，前面又不断有人中弹，队伍被迫向山沟方向撤退。而早就埋伏在城墙脚下的官军主力，见“神兵”乱了阵脚，全部出动扑向“神兵”。 这一场战斗，“神兵”们遭遇了重大挫折，沿途战死的不下百人。在西门坝留下的“神兵”尸首，妇女居多，她们一手执剪刀，一手执茅草，次第倒在血泊之中。“神兵”败退后，官军穷追不舍，直上大石墩，径取六井溪。官军所到之处，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天池坪等地的民房被烧毁不少，“神兵”的第二次攻城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重整旗鼓再战：第三次攻城的筹备与行动 六井溪“神兵”二次攻城失败后，他们并没有被打倒，而是逃到德江、沿河、印江三县交界的地方，暗中设坛，聚集了几百人潜心练功，伺机复仇。此时，周继尧旅已调离印江，由驻沿河的黎刚部接替。黎刚到印江后，听说“神兵”不久又要攻城的风声，便把他养的“神兵”调在中坝驻扎，还派出一连兵巡回侦察，同时把板溪任永俊的团防调来助战。 古历三月初十，“神兵”果然再次出动攻打印江县城。十一日中午，战斗正式展开，六井溪“神兵”与国民党旅长黎刚的神兵在印江中坝相遇交战。“神兵”们怀着满腔的仇恨和坚定的信念，奋勇向前，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 悲壮抗争落幕：第三次攻城失败及后续惨状 然而，在这次战斗中，黎刚派兵和任永俊的民团从两侧包抄夹击，“神兵”们虽然英勇抵抗，但最终还是不敌败走，沿途死者甚多。黎部追至六井溪，进行了残酷的血洗山寨行动，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同年古历二月初四，黔军胡团长和刀坝民团陈品山等率军到沙子坡，进攻池坝“神兵”。他们不仅把池坝的耕牛、财物抢劫一空，还烧了一百多栋民房，将整个村子变成了瓦砾。何家庄、瓦场坝两个村子也未能幸免，被烧房三十多栋，瓦场坝仅剩民房三间，一片凄惨景象。 印江“神兵”三次攻城共死伤二百余人，这次沉重的打击使得“神兵”活动进入了低潮。但他们的抗争精神，却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激励着后来的人们继续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 曙光引领前行：请红三军为死难者报仇 就在“神兵”活动陷入低潮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原红二军团）进入黔东，并攻占了沿河县城。这个消息传来，振奋了人心，让“神兵”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德江“神兵”众首领推选印江何家坡（现属杉树乡）人冉少波（稳坪神坛头目）为代表，带领几名“神兵”日夜兼程寻找红三军求援。1934年6月12日，冉少波在印江刀坝见到红三军，向红三军请求为“神兵”报仇，诉说了“神兵”们在反抗斗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和牺牲。 6月15日，冉少波带红三军到达沙子坡。红三军到沙子坡后，即向六井溪一带神坛的佛主发出信函，邀请他们到沙子坡会晤。16日，各坛佛主来到沙子坡参加会议。同日，红三军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书中指出：“我们相信神坛内的同志，必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因为大多数都是农民……”，承认“神兵”活动是农民起义，体现了广大受苦群众与反动政府势不两立的反抗精神。 17日，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了有几千群众、“神兵”参加的万人大会。号召广大“神兵”、群众参加红军，共同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美好新生活而努力。冉少波代表“神兵”也在会上讲了话，表达了“神兵”们对红军的信任和追随的决心。 革命力量融合：万人大会后的转变与新生 在沙子坡召开的万人大会，成为了“神兵”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神兵”们前进的道路，动员了广大“神兵”和群众加入红军，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冉少波代表“神兵”的发言，则表达了“神兵”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此次大会后，千余“神兵”深受鼓舞，他们纷纷加入红军、游击队。这些“神兵”们带着对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投身到革命队伍中。他们的加入，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一支中坚力量。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继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推动当地革命进程、反抗国民党统治注入了强大动力，促进了革命力量的整合与壮大。 印江“神兵”的故事，是一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牺牲与希望的历史。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不畏强敌，浴血奋战。虽然他们的抗争经历了诸多挫折，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值得铭记。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黔东革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激励着后人不断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烽火岁月中的红军烈士 烽火岁月中的英烈传奇：张均望的革命征程 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总有一些身影如璀璨星辰，虽历经岁月洗礼，却依然熠熠生辉。张均望，便是这样一位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中，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壮丽篇章的英雄人物。他身材不高，却怀揣着巨大的力量，一身武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成为守护正义与理想的利刃。 1934年6月，骄阳似火，大地被炙烤得仿佛要燃烧起来。张均望毅然决然地跟随红三军，从四川踏入贵州的土地。这片土地，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既承载着百姓的苦难，也孕育着革命的希望。七月的一天，阳光洒满印江北路现天堂镇所辖的胡家坝大土豪胡天长家的院坝。在红三军军部参谋长汤福林的主持下，一场意义非凡的大会在这里召开，印江独立团宣告成立。张均望被任命为团长，而来自现沙子坡镇宁家坪、极具威望的神坛佛主宁国学担任副团长。 独立团的成员中，多数人都参加过“神兵”暴动。他们在生活的压迫下奋起反抗，对自由和公平有着强烈的渴望，作战时更是无比勇敢。在张均望和宁国学的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成为打土豪分田地、巩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身影活跃在黔东大地上，给当地的贫苦百姓带来了生活的希望，让地主豪绅闻风丧胆。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弹药奇缺成为独立团面临的巨大难题。每一颗子弹都无比珍贵，仿佛是战士们生命的延续。在这样的困境下，张均望和他的战友们依然毫不退缩，坚定地与敌人展开斗争。 1934年8月底，暑气尚未消散，张均望率领独立团百多名游击队员，配合红三军主力攻打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之反动团总冉瑞廷的武装。冉瑞廷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妄图负隅顽抗。南腰界地势险要，冉家祠堂更是易守难攻，犹如一座坚固的堡垒，阻挡着革命的脚步。但张均望和游击队员们毫不畏惧，他们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白天，炽热的阳光照射在大地上，与战火的硝烟交织在一起；夜晚，月色下的战场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游击队员们趁着夜色，悄悄靠近敌人，寻找着进攻的机会。经过数天的艰苦战斗，终于在九月中旬，他们成功攻下冉家祠堂。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员们的士气，也让周边地区的反动势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张均望率领着疲惫却充满胜利喜悦的队伍回到喻家岩短暂休整。战士们虽然满身疲惫，但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他们在喻家岩的简陋住所里，稍作休息，恢复体力，为下一次战斗养精蓄锐。然而，短暂的宁静很快被打破。十月上旬，他们离开喻家岩，驻扎到小龙坝。一天，田湾方向突然传来枪声，如同划破宁静夜空的惊雷。据情报得知，是晏克武、黎刚的散兵在那里骚扰百姓。张均望心急如焚，百姓的安危在他心中重于一切，他立即率领队伍追击。他们一路疾行，翻过红木，越过茅草界，却未见敌人的踪影。但张均望并没有就此放弃，他深知敌人的狡猾，决定临时改变计划，前往何家庄柿子坪捉拿地方反动头子之一的联保主任张观志。 然而，当他们赶到何家庄柿子坪时，张观志早已闻风而逃。游击队员们虽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气馁。当晚，他们便在何家庄住下。张均望深知任务的艰巨，他召集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第二天到大石墩杨家坪捉拿杨区长的方案。昏暗的灯光下，张均望神情严肃，仔细地分析着地形和敌人的情况，与干部们商讨着每一个细节。会议结束后，小队长们迅速通知队员早点休息，准备第二天的行动。 第二天凌晨，鸡才叫头遍，游击队员们便纷纷起床。简陋的厨房里，炊事员们匆忙地准备着早饭。由于时间紧迫，饭煮得有些夹生，但游击队员们没有丝毫抱怨，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战斗需要他们保持充足的体力。吃过早饭，队员们迅速集合。除了宁国学和负责后勤服务工作的游击队员外，百多名游击队员在张均望的率领下，摸黑出发。 游击队员们对这条路并不熟悉，但他们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考虑到杨区长家大业大，有不少财产和粮食，这些正是贫苦百姓急需的物资。于是，出发前他们通知当地老百姓，说要东西要粮食就同游击队到杨家坪杨区长家去拿。消息传开，沿途村寨的老百姓纷纷响应，与游击队同往的有二三百人，队伍浩浩荡荡，仿佛一条奔腾的河流，向着杨家坪涌去。 队伍由老百姓带路，从何家庄出发。当他们走到盘石山时，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接着，他们经过烂坝沟，过石门坎，终于在恰是吃早饭的时候到达杨家坪。杨区长家的厨房里，饭煮得很多，菜也十分丰盛，显然是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了充足的准备。杨家坪的老百姓知道是红三军领导的游击队来打富济贫，纷纷热情地招呼着游击队员和老百姓：“要吃饭就快点吃，吃了要拿什么快点拿了走，以防杨区长的武装包围袭击。”此时，杨区长已经被眼疾手快的游击队员成功捉拿住。 然而，危险正悄然逼近。杨区长的武装，正是地方反动头目之一的联保主任张观志的队伍。张观志手下有几十百把人，武器精良，子弹充足，远比游击队的装备要好得多。这支武装原本就驻扎在杨区长家，据说是六井溪芦塘人陈士虎和一个姓曾的人跑到杨家坪向杨区长告了密。所以，张观志的武装在得知消息后，未来得及吃早饭就迅速疏散开，然后悄悄埋伏在游击队返回时的必经之路——烂坝沟的重要关口。而当时，张均望和游击队员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还沉浸在即将为百姓带来物资的喜悦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 老百姓们赤手空拳，满怀期待地想要分得一些生活物资。游击队员们虽有百多人，但只有二三十条枪，子弹更是少得可怜，平均每人只有几发。他们当时估计，凭借队伍的庞大威武，一般的地方武装不敢轻易来惹。然而，这是他们在判断上的一个失误。同往的老百姓和游击队员们都没有吃杨区长家的饭，捉到杨区长后，老百姓们有的拿粮食，有的搬财物，还抬了杨区长家的一头肥猪，押着杨区长，队伍沿着原路返回。 当走在前面的老百姓和押杨区长的大多数游击队员进入烂坝沟时，突然，枪声大作，埋伏于坡上林中的张观志武装发起了突然袭击。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游击队员和老百姓，瞬间，几名游击队员倒在了血泊中。烂坝沟的路很窄，上面是山坡，林深木茂，便于敌人隐藏；下面是悬崖，一旦失足，便会粉身碎骨。老百姓们见状，惊恐万分，纷纷丢了手中的粮食、财物等，拼命往前跑。游击队员们奋起还击，但由于子弹太少，还击片刻后就再也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也只好避其火力，寻找隐蔽的地方躲避。杨区长也无人押解了，他因年纪大，双手被捆着，只能坐在石门坎一大田边，无法逃脱。 走在后面的游击队员有姜云汉、彭大能、杨昌义、梁言柱四人，张均望和梁言名更在其后。姜云汉等人走到烂坝沟，发现前面路上丢满了粮食、财物，却不见游击队和老百姓的踪影，他们立刻意识到前面的队伍遭到了袭击。然而，他们手中虽有枪，却没有子弹，在这危急时刻，他们只好往坡上跑，躲到树林里面，观察动静。 不一会儿，梁言名同张均望一起来到了烂坝沟。姜云汉等人怕暴露目标，不敢大声叫喊，提醒他们前面发生了情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当张均望和梁言名走到烂坝沟路边有竹林的地方时，他们才发现前面情况不妙。张均望突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拿着一支枪，他判断这个小孩可能是敌人的岗哨，为了夺取武器，增加战斗的力量，他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抢枪。小孩惊慌失措，大声叫喊起来。就在这时，埋伏在附近的地主武装听到叫喊声，纷纷向张均望开枪。张均望躲避不及，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之中，英勇牺牲。 梁言名见张均望牺牲了，心中悲痛万分，又十分慌张，急忙爬上坡，钻进树林里。后来，他在树林里碰上了姜云汉等人，他们一起绕道返回何家庄找宁国学。 张均望团长在烂坝沟英勇牺牲的噩耗传来，整个独立团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但革命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红三军将该团人马编入黔东独立团，由秦贞全团长指挥。后来，红二、六军团会师木黄，挥师湘西，黔东独立团又被编入王光泽师长、段苏全政委领导的黔东独立师。他们肩负着掩护主力转移和坚持在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在黔东的土地上继续书写着革命的壮丽篇章，为黔东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张均望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铭刻在黔东人民的心中，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他的故事，就像一首激昂的战歌，在岁月的长河中久久回荡，让人们永远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铭记那些为了理想和信念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们。 神兵风云:民国黔地的热血抗争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腊月的寒风如同一把把利刃，刮过黔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六井溪的神坛之上，神秘的氛围弥漫开来。数名身着独特服饰、被尊称为“神将”的人物，怀揣着某种神秘的使命，踏上了前往沙子坡的道路。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动员当地民众安坛练“神兵”，在那个动荡不安、百姓饱受苦难的年代，为民众寻得一丝希望与力量。 彼时的沙子坡，宛如一座被黑暗笼罩的小镇。毛寨区的一名区丁，正如同往常那般，在沙子坡乡场上狐假虎威地追捐索款。他的身影在街头晃荡，每到一处，百姓们都面露惧色，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命运的转折却在不经意间降临。这几名“神将”恰好路过，看到区丁的恶行，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他们本就为反抗压迫而来，怎容得这般欺压百姓的行为。于是，在一阵激烈的冲突中，“神将”们凭借着自身的果敢与力量，将区丁砍死于沙子坡场上。而与区丁一同作恶的张华宣，这个负责收捐税的沙子坡当地人，也未能逃脱正义的制裁，倒在了“神将”们的刀下。 同一天，“神将”们听闻沙子坡街上的王礼江，经常与毛寨区里的人勾结往来，协助区里抓丁派款，鱼肉百姓。为了给这个恶霸一个警告，“神将”们找到了王礼江，割去了他嘴角的一块肉。这一系列举动，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沙子坡及其周围村寨激起了千层浪。百姓们在震惊之余，心中也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他们纷纷意识到，或许这些“神兵”便是他们摆脱苦难的希望。于是，各地纷纷派人前往六井溪宁家坪，恳请神坛佛主宁国学到寨里安坛，教练“神兵”。 腊月下旬，池坝保长孟守坤为了满足池坝百姓的愿望，也派出了使者前往宁家坪。第二天中午，宁国学带着十几个“神将”，在众人的期盼中来到了池坝。宁国学，这位五十多岁的佛主，身材高大魁梧，脸庞圆润，三须胡子彰显着他的威严与神秘。他们扛着一面如同晒席般大小的黄旗，每个人头包黄帕子，腰系黄带子，行走之间虎虎生风，仿佛真的是天神下凡。 宁国学等人一抵达池坝，便立刻展开行动。他们让孟守坤保长派人从水井里挑来一挑干净水，放置在孟守坤保长家的堂屋里。随后，宁国学开始传授拜坛练“神兵”的方法。愿意拜坛练“神兵”的人，每人手中捧着一柱香，虔诚地跪在地上，朝着放水桶的方向，拜请天上仙神赐爵授法。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一柱香，香烟起，迎接玉皇大帝下凡保凡民；二柱香，香烟起，迎接天上七仙姐，请你下凡无别事，传授仙法救凡民……”念完之后，“神将”将折成封的黄纸点燃，让纸灰掉进两桶清水中，这便成了所谓的“神水”。跪拜的人拜一会儿后，便喝下这种“神水”，接着再拜再喝，喝了再拜，如此循环往复。 池坝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压迫的反抗之心，当天就按照宁国学佛主传授的方法行动起来。他们先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大旗，插在拜坛地点，然后纷纷跪地跪拜，迎请天上仙神。第一天参加拜坛的人就多达百余人。为了感谢宁国学佛主授法“打救”村民，池坝人凑钱买杀了一头特别大的肥猪，摆下丰盛的宴席，热情款待宁国学及其随行的“神将”。在宴席上，宁国学佛主对同席的几百村民说道：“池坝安了神坛了，从今天起，官家的捐款就不要出了；但大家要诚心诚意敬神，坛上不能断香烟（即要经常拜坛），要忌狗肉，烧香拜坛前要洗手，天天在坛上拜诵，天上神仙便会下凡封官赐爵……”这些话语，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给池坝百姓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和勇气。 第二天，宁国学佛主又受胡家坝人之请，率领随从“神将”前往胡家坝安坛授法。自此，池坝神坛每天香烟缭绕，百姓们怀着虔诚的心，期待着神灵的庇佑和力量的赐予。 随着时间的推移，拜坛的人越来越多。池坝村民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宽敞的场所，便将坛移到了杨氏宗祠里面。同时，他们在宗祠的大门上贴上了一副对联：“天上仙神救苦难；地下诸佛保平安。”在宗祠里，每天都有两百人左右参加拜坛。大家沉浸在对“神兵”力量的信仰之中，甚至连生产也无人顾及了。 在杨氏宗祠拜了几天后，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张家寨的张进礼突然跳起，仿佛有神附体一般，自称受仙神委托为佛主。万家的万太义也跟着跳起来，对拜坛的众人宣称：“我是玉皇大帝派我下凡来保凡民。”于是，万太义便成了众人眼中的“玉皇大帝”。之后，张家寨的张进武又跳起来说自己是“关夫子”；孟守银、梁言善二人则自称“搜山虎”。又过了两天，长岭上杨贵林的妻子文贵弟、何家何相之的女儿何银香等女子，也自称“七仙女”。就这样，隔一两天便有人自封为下凡的各种“神”“仙”，“神将”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参加拜坛者都要经历一种特殊的考验——滚刺条（男人需光着身子滚）。起初，很多人身上被刺伤，鲜血直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似乎真的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庇护，无论怎么滚都不会受伤流血了。滚完刺条后，他们又开始试着用刀砍身子。如果遇到打仗，要参战还得先过“刀关”，也就是试刀。由一个力气最大的“神将”执刀，砍参战者两边手弯处、两大腿和胸肚等地方，若未被砍进，则被准予参战。战前，参战者还要喝一碗“神水”，以求神灵保佑。 民国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几，谯家区区长张云佩调集了几百荷枪实弹的民团，妄图一举扑灭白石溪、皂东岩等地的“神兵”。宁家坪神坛佛主宁国学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六井溪神坛千余“神兵”前往参战。池坝神坛接到宁国学佛主的通知后，百姓们纷纷响应，要求参战者众多。然而，经过严格的试刀关筛选，只有一百名“神兵”获得了参战资格。这次试刀由杨胜贤执刀，他在当时力气最大，自封周仓大将军。杨光富和李xx二人第一刀便被砍进皮肉，流了不少血，未能通过试刀，只能遗憾地留在后方。 这次参战的“神兵”，除了宁国学率领的六井溪、沙子坡、池坝等坛的千多人外，还有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率领的“神将”，总共约两千人，队伍浩浩荡荡，声势十分浩大。他们怀着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向着白石溪进发，仿佛要将黑暗的压迫彻底粉碎。 张云佩区长看到“神兵”队伍如此浩大，心中不禁感到心虚胆怯。他赶紧率领民团抢占了易守难攻的白石溪营盘，驻扎下来，等待“神兵”进攻。李佛主、宁佛主率领各路“神兵”将营盘团团围住。待靠近营盘后，所有“神兵”便整齐地跪于地上，将刀放于胸前地面，然后双手一合，作揖拱手，口中念念有词，念着封枪法、破枪法等口诀，同时大声喊道：“令公令婆，大显威严；西天佛主，满堂神圣；观音老母，降下仙童；喊起就起，顺风而起，若还不起，钢刀宰你下凡体，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去白印印。” 营盘里的民团见状，慌忙开枪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弥漫。一些“神兵”不幸被打死打伤，池坝神坛去的小龙坝人黄某某，一个十几岁的青年，被打中踝关节，疼得在地上喊爹叫娘，大哭不止。但未被打中的“神兵”仍然毫不畏惧，继续跪着求神请仙，念封枪法、破枪法。民团见“神兵”们如此顽强，更加慌张，赶忙抬来土炮，朝着若无其事的“神兵”开炮。这一下，“神兵”死伤众多，队伍大乱，纷纷撤退。池坝“神兵”只好背着负伤的黄某某，无奈地返回了池坝。 然而，“神兵”们并没有被这次失败所吓倒。隔了几天，德江稳坪神坛的“神兵”得知印江天池坪李天保佛主和宁家坪宁国学佛主所率“神兵”与张区长民团交战失败的消息后，毅然前来助战。池坝神坛接到宁国学佛主的通知后，再次派出“神兵”百余前往，与各路神坛的“神兵”汇合于彭家寨，准备再次攻打张区长民团把守的白石溪营盘。 稳坪神坛派来的百多名“神兵”，全光着身子，下身穿一条短裤，个个威风凛凛，仿佛真的是天神下凡。他们跪在地上，齐声念着封枪法、破枪法等咒语。对方民团见状，慌忙开枪。奇怪的是，这次民团的枪竟然打不响。民团以为“神兵”们真的得到了神的帮助，顿时乱作一团，四处寻找退路。各路“神兵”见民团乱了阵脚，喊一声“起”便一呼而起，手执刀叉，如猛虎般杀向营盘。民团抵挡不住，只好各顾其命，狼狈逃遁。“神兵”们乘胜追击，一把火烧了营盘，然后追着砍杀敌人。这一仗，“神兵”大获全胜，声威大震，信心倍增。池坝“神兵”凯旋回坛，他们对神坛的信仰更加虔诚，操练也更加刻苦，期待着下一次战斗的胜利。 二月二十几，形势再次发生变化。省正规军、印江保安队和刀坝陈丙山指挥的胡营长武装共千余人马，浩浩荡荡地杀到胡家坝。他们如狼似虎般，杀了几个神坛头目，还烧了几间民房。宁国学佛主听说胡家坝神坛有难，立即率领六井溪神坛的“神兵”，加上池坝神坛的“神兵”，共三百余人，匆匆赶到胡家坝增援。然而，当他们赶到时，省军等武装已撤往刀坝。宁国学看到胡家坝神坛几位头目被杀，几间民房被烧，心中怒火中烧。他决定率“神兵”分兵几路，直捣刀坝，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他们一路从苦竹园去，一路从岩桑坪去，一路从白杨垭去。从白杨垭去的“神兵”先赶到了刀坝。他们等不及另两路“神兵”赶到，便急急向敌人开战。然而，这一次符咒似乎失去了效力，一开战便有十几个“神兵”被打死，伤者众多，他们只好无奈地撤退。从岩桑坪、苦竹园去的两支“神兵”队伍赶到后，继续与敌人战斗，但结局依然一样。由于伤亡较多，他们也不得不撤退到池坝。在这一战中，宁国学佛主的肩膀被子弹击中受伤，只有从稳坪来的“唐三藏”未挂彩。 三月初三天，陈丙山手下的胡营长率武装三百多人，经过胡家坝来攻打池坝神坛。池坝神坛闻听胡营长来犯的消息，一方面派人迅速到宁家坪通风报信，请求增援，另一方面组织力量进行狙击。胡营长的武装来攻打池坝，必须从老鹰岩下面的路上经过，再过灵官庙。池坝百多“神兵”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手执刀、土炮等武器，抢占了这两个地方的制高点，架好土炮，还准备了不少作武器用的大石墩子，打算凭借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迎击敌人。 胡营长的人马从胡家坝过河后，发现老鹰岩有“神兵”守卡（守卡“神兵”未隐蔽）。于是，他们经过次岩寨子到朱文焕的大田里集合，然后组织向老鹰岩发起了第一次冲锋。第一次进攻失败后，他们又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但都未能得逞，反而伤了一些人。胡营长见硬攻不下，便心生一计，派一个排从郭家寨后面的山梁子翻过，下杉树山梁子，绕到老鹰岩守卡“神兵”的背后进行突然袭击。 守卡的“神兵”没料到胡营长会派人绕道从背后夹攻，一时阵脚大乱。正面的胡营长趁机组织力量再次进攻，又是开枪射击，又放火烧山。那时的山上积有很厚一层多年枯朽的草木，着火后便熊熊燃烧起来。火借风威，很快形成一片火海，向守卡“神兵”扑来。多数“神兵”见形势对自己不利，无心再守，慌忙以未燃的树木藤草作掩护潜逃。仅有胆子最大的孟守程、涂双龙、何祖恩等四人临危不惧，还守着卡子，继续往土炮里装灌火药、耙齿，点燃土炮引线向围攻的胡军开炮。但最后一炮刚装好，还未点燃引线，四人即被背后包抄袭来的胡军开枪打死。老鹰岩就这样失守了。灵观庙守卡的“神兵”见老鹰岩失守，胡军气势汹汹，于是不战而退。池坝“神兵”大败。除孟守程等四人被敌人开枪打死外，还有十多个“神兵”被烧死烧伤。 胡营长率人马冲进池坝村。在此之前，听到胡营长来犯池坝的消息，池坝人一方面组织还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万一失守该怎么办。于是，开战前他们便派人将所有的牛、羊、马赶到矮子槽隐藏起来。守卡失败后，胡营长的人有从矮子槽到池坝的，见了牛、羊、马，便驱赶着往胡家坝方向而去，最后到了刀坝；仅有粮食未被发现。胡营长的人冲进池坝寨子前，池坝的男女老少全躲进了附近茂密的森林中。胡营长抓不到一个人，恼羞成怒，下令点火烧了部分民房，然后上了沙子坡。沙子坡的张大爷等头面人物见池坝受挫，不敢得罪胡营长，于是放鞭炮恭恭敬敬地迎接他。 宁国学佛主是胡营长的人上沙子坡后才得知消息的。闻听到池坝神坛有难，他立即率领六井溪“神兵”翻山杀向沙子坡。胡营长见满山遍野的“神兵”吼叫着杀来，心中惊恐万分，不敢迎战，慌忙率人马退走。宁国学佛主见胡营长人马退走，未率“神兵”追击，而是返回了六井溪。只有凉水神坛部分“神兵”趁势追下池坝。凉水“神兵”追至池坝时，胡营长的人马已出寨往灵观庙走。这时，凉水人任贞操点燃土炮引线，向远去的胡营长开了一炮。胡营长被这一炮惹恼，率人马杀回马枪追打“神兵”。凉水“神兵”知道抵挡不住，急急退上沙子坡回凉水。胡营长也不再追，进池坝村放了几把火，将第一次放火未燃的民房点燃，然后出村从灵观庙回去。 凉水“神兵”走了之后，躲藏在附近森林中的池坝男女老少都怕胡营长再次返回，不敢进寨救火。等胡营长的人远去好一会了，大家才出林进寨。此时，整个村寨几乎被烧光，只剩下杨光润家一间房子未燃，损失惨重。 自此，池坝神坛以悲剧划上了句号。不久之后，六井溪、沙子坡、天池坪等地的神坛也相继结束了它们的历史。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深深地烙印在当地百姓的心中，成为他们在那个黑暗年代里，为了自由和尊严而抗争的见证。而这一切，都源自曾参加过“神兵”的池坝人杨光润的回忆，让后人得以知晓那段热血与悲壮交织的岁月。 红六军团战士在途经缠溪时遇难 1934年古历九月，红六军团肩负着寻找红二军团的使命，踏上了印江缠溪这片土地。行进至缠溪时，遭遇了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的疯狂袭击。这些反动势力如同盘踞在暗处的恶狼，对红军虎视眈眈。面对敌人的进攻，六军团的红军将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英勇还击。激烈的战斗在缠溪的土地上展开，枪炮声震响山谷，硝烟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红军将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袭击，然而，在战斗的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由于战斗的激烈和长途跋涉的艰辛，部分红军战士因饥饿、疲劳和病魔的侵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渐渐跟不上大部队的步伐。这些掉队的战士，就像迷失在黑暗中的羔羊，被地方反动势力视为可乘之机。而反动势力的残忍与暴虐，也在此时暴露无遗，他们对这些掉队的红军战士展开了疯狂的搜捕和屠杀，一场场悲剧在缠溪的各个角落悄然上演。 乡长代润芝的恶行 在缠溪打杵场，一位体衰病重的红军战士不幸掉队。他拖着沉重的身躯，艰难地隐蔽在茂密的树林中。每一分每一秒对他来说都是煎熬，饥饿、病痛和疲惫如影随形。直到夜幕降临，四周的一切都被黑暗笼罩，他才敢小心翼翼地爬出树林，一步一步地朝着许家寨的庙爬去。此时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向庙里的人寻求一丝生存的希望。 庙里的和尚张老怀和田志修，看到这位病得连路都走不动的红军战士，心中顿时生出慈悲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帮助红军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伸出援手，冒险将红军战士隐藏在庙内的神龛脚下。他们每天都会偷偷地给红军战士送些食物和水，关心着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尽快恢复体力。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这位可怜的红军战士。第二天，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保和乡公所得知了庙里藏有红军的消息。乡长代润芝，这个心狠手辣的反动分子，立刻命令闾长史正举、安钟宗等人围庙搜查。他们如同一群恶犬，在庙里四处翻找，最终将这位红军战士搜查了出来。代润芝没有丝毫的怜悯，他恶狠狠地命令史正举把红军战士带到石坎田河沙坝。在那里，随着一声枪响，这位来自江西的红军战士，年轻的生命就此消逝，而他的姓名，也随着他的离去，被永远地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 当天下午，厄运再次降临。民团团丁严纯清等人在打杵场街上，又发现了一位同样行走无力的红军病号。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其捉拿，并请示乡长代润芝。代润芝依旧是那副冷酷无情的模样，下令派代仁亮将这位红军拉到石坎田河沙坝杀害。据代仁亮说，这位红军说话带着外地口音，根本听不懂。当让他写字时，他便在手板上划了“江西”二字，或许，他也是来自江西的热血青年，怀揣着革命的理想，却不幸倒在了反动势力的枪口之下。 两位无名无姓的红军战士惨遭杀害后，他们的尸体被无情地摆在石坎田河沙坝上。几天过去了，那两具冰冷的尸体，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无人问津。终于，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曝尸荒野，便用泥沙将他们掩埋。那座简单的双人合葬“坟”，成为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最后的归宿。然而，命运对他们的磨难还未结束，在几次洪水的冲刷下，那座“坟”连同他们的遗骨，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他们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但他们的故事，却永远地留在了缠溪人民的心中。 土匪的残忍杀戮 红军大部队经过缠溪冷水溪大坳后的次日早上，宁静的山间被两声枪响打破。两名掉队的红军战士，在这个清晨遭遇了灭顶之灾。在大坳的焦园湾，土匪田兴发像一只饥饿的秃鹫，发现了其中一位红军战士。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半点的人性，当场就将这位红军战士残酷地杀害。鲜血染红了焦园湾的土地，也刺痛了每一个善良人的心。 而另一位红军战士，因为极度的疲惫和饥饿，已经无力再行走，只能躺在大路旁，渴望能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可是，命运并没有眷顾他，土匪朱春廷发现了他。朱春廷满心好奇与歹意，甚至拉上口述人何宗印，说是一同去看个究竟。当他们走近，看到这位红军战士身上除了一床破旧却依旧鲜艳的红色军毯外，没有粮食，没有枪弹，身上的衣服更是破破烂烂，满是征战的痕迹。这位红军战士开口说话，可那陌生的口音让人根本听不懂，也没人知道他的姓名。短暂询问后，朱春廷便狠心地将他拉到一个坑边，随着一声枪响，这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倒在了地上，生命戛然而止。 青树湾的生死挣扎 红军大部队在缠溪住宿一夜后，便继续踏上征程。然而，有三位红军战士因伤病，留在了小坪中岭坡杨四爷家。在杨四爷家的这三四天，他们努力调养身体，渴望能尽快追上大部队。杨四爷一家虽然生活贫困，但他们对红军战士充满了敬意和同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着他们。 一天，杨四爷的老婆为了给红军战士补充营养，咬咬牙，拿着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去买了些鸡和蛋。可这平常的举动，却被甲长胡成玉看在眼里。胡成玉心里犯起了嘀咕：杨四爷家向来穷困，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他顿觉可疑，便鬼鬼祟祟地来到杨四爷家查看。这一查，竟发现了藏在屋内的红军。 胡成玉急忙向乡兵队长潘立芝报告。潘立芝一听，立刻如临大敌，迅速召集了二三十名壮丁，将杨四爷家的房子团团围住，妄图捉拿红军。屋内的三位红军战士，听到外面的嘈杂声，瞬间明白危险来临。他们眼神坚毅，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奋力冲杀。激烈的战斗在小院内外展开，喊杀声、枪炮声震耳欲聋。经过一番浴血奋战，两位红军战士成功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去。但名叫谢志友的红军战士，却不幸被敌人抓住。 潘队长等人将谢志友和杨四爷老婆捆起来，对他们进行毒打，还恶狠狠地说杨四爷私通红军，要将其家产一律充公。随后，他们又将两人捆到潘立芝家，再次悬起来毒打一顿。杨四爷老婆不堪折磨，最终自缢而死。而谢志友，则被吊在潘桃家的屋檐边，整整一个星期。在这漫长的七天里，谢志友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最后，他被拉到青树湾堰沟田外，由双龙桥朱云清开枪打死。这位坚强的红军战士，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的忠诚。 乡保警队的暴行 缠溪乡保警队长代世清和保警队员蔡绍华，在罗场迷库村后面的林坳地方，发现了一位掉队的红军战士。他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立刻跟踪追击。最终，蔡绍华执枪，在村坳口将这位红军战士活活打死，并将其尸体埋在和尚帽地方。这位红军战士，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的家人或许还在远方苦苦等待他的归来，却不知道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红六军团经过缠溪时，总计有六位掉队战士遭地方反动势力残害。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的精神却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那段黑暗的历史。解放后，人民政府为牺牲的红军战士修建了烈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对六位烈士的纪念，更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它时刻提醒着人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不断奋斗，砥砺前行。 第16章 红六军团奉命西征入黔 1934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北大门广昌失守后，红军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事实上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很难实现。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准备。1934年7月23日，命令刚刚组成的红六军团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推广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并对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规定：红六军团由遂川县黄坳上下地域敌军力量薄弱处，自行选择突破地段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区发展，并向北与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取得联系。决定肖克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并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与部分党政干部随军行动；组成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西征行动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要求每日必须将行军路线和宿营用电台报告总部。 红六军团接受先遣任务后，进行了战略转移的紧张准备。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政委员会对转移部署作了缜密的研究，确定了突围方向、钳制方向和留守武装，制订了一套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战略策略。8月7日下午，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西进的征途。连日迅速突破敌人封锁线，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同时传达了中革军委命令及转移任务，宣布行军纪律，进一步做了战斗动员。 红六军团的神速突围，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敌人妄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桂东、汝城之间。红六军团分析了敌情，遂放弃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8月12日晚越过郴宜公路，绕桂阳，20日占领新田，23日抵达湘江东岸，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决定放弃由零陵强渡湘江的计划，折转东南，向阳明山地区前进，酌情建立根据地。到达该地后，由于地形和敌情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于是放弃计划，进入白果市，跳出了四倍于己之敌的包围。又急转南下，通过与敌辗转周旋，渡过潇水，顺利进行了湘桂交界的永安关战斗，破坏尾追的湘、桂军3个师的截堵计划，进入广西灌阳以北地区。9月4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乘虚渡过湘江，占领了西延县城。 9月8日，红六军团在西延接到中革军委训令：令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岗山等地打击敌人，最少坚持到9月20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转移至湘西北地域，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在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大量敌人，直接配合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行动。当日，红六军团由车田出发西进，10日到达城步，意取城步、绥宁、武岗地区立足，但未成功。14日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的湘敌，在小水遭敌第五十五旅突然袭击。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集结靖绥以北；红六军团又迅速改变计划，夺路南下，17日乘虚取通道城，18日进入靖县的新厂地区。红六军团根据敌情，组织了新厂战役，使敌人不敢轻易尾追。红军从容地西进。 9月19日，红六军团兵分两路，进入贵州。通过锦屏、黎平，进入苗、侗两族聚居地清水江流域。 这时，湖南军阀何键派李觉率领6个团、广西军阀白崇禧派廖磊率9个团，均已进入锦屏地区。贵州军阀王家烈也积极参加“会剿”，急令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率第一、六两团，在湄潭、余庆之间的乌江北段箐口一带严密扼守；又派驻铜仁及思南的柏辉章和李成章部沿江口、印江、思南一线防堵红三军，阻止红三军南进与红六军团会合。王家烈还组织第二十五军军部指挥所，任命刘明杰为参谋长，并亲赴马场坪督战。 红六军团从剑河南嘉堡、锦屏河口等处渡过清水江后，原计划再北上抢渡 阳河，向铜仁、江口方向进军，以便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但由于八卦河涨大水，桂军又由锦屏逼进，湘军也赶至 阳河南岸。红六军团便改道西向黄平，绕过 阳河，寻找敌空隙，再北上向铜仁、江口前进。9月26日，红十八师在剑河县的大广一带遭湘、桂敌军夹击，五十四团受到损失，团长赵雄牺牲。五十四团分别编入第五十二、五十三团。六军团迅即撤出 ，于30日进到黄平县属瓮谷陇地区。这时湘敌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及桂军第十九师已由 水以北地区赶来，分别在施秉、镇远、三穗一线布防；黔敌第四、五、六3个团配置在施秉、黄平一线；桂敌第二十四师及湘敌补充第一纵队也西进尾追。敌人企图以湘、桂、黔三省主力阻止红六军团于 阳河南岸，前后夹击，将红军歼灭于镇远以南， 阳河、清水江之间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决定迅速摆脱敌人。10月1日，红六军团在黄平、施秉间突破黔敌王天锡第四团的堵截，分兵两路抢渡大沙河。一路经罗朗、太翁铺攻占了老黄坪（旧州），4日又攻占了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另一路经金坑、牛大场进入余庆县的龙溪一带，到达乌江南岸。此时，乌江北岸之守敌较薄弱，有利于红军活动，红六军团准备西渡乌江。 甘溪遭遇战 1934年10月4日，正当红六军团准备西渡乌江时，在猴场接到中革军委10月3日令：“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一日十三时半电令，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此日，军委又两次致电六军团，不准渡江向西行动，“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然而，此时的桂敌并没有向南开动。红六军团在进入猴场之前，王家烈见合围之势已经形成，遂令王天锡去湘、桂敌间，面商“会剿”具体办法。王天锡即到施秉的新城烂桥，与李觉、廖磊会商，决定：湘军由镇远向石阡城推进；桂军由施秉向石阡县路腊、大地方（现均属镇远）等地分股逼近；黔军进军黄平。企图三面合击，截断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道路，并妄图压迫红六军团在乌江狭小地区歼灭之。敌人已料到红六军团必经余庆、石阡去和红三军会合，以湘、桂两军主力进到石阡、镇远大地方地区拦截；同时，以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纵队及黔军一部由南向北压迫。 对于上述情况，红六军团完全不知道。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决定掉头向东北方向进发，打算经石阡进入江口。行军序列是：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红十七师担任前卫，辖第四十九团（团长吴正卿、政委晏福生）、五十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五十一团（团长金成忠、政委苏杰）3个团；军团直属部的政治部、通讯连、侦察连、国家保卫局及供给部、卫生部、红军随营学校和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团长张振坤、政委余导群）随后；红十八师直属部及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政委李笑岩）担任后卫。 10月5日，红六军团分两路从余庆龙溪经大涵洞、老羊坡、沙坝苕平沟、勤洞坡等地进入石阡河坝场。前卫进入走马坪（聚凤）、葛容（国荣）一线，后卫经马家屯、 向甘溪方向进发；军团部到达马扶堰、铺溪、晒溪一带；后卫从马家屯、宝龙至走马坪一带。此时，湘敌李觉率6个团，在石阡县长兼民团指挥李采书、副指挥张俊之等引导下抵达石阡县城，并在白沙、本庄一带布防；李采书复派侦察队及民团引桂敌廖磊9个团由大地方进入铁厂（坪山）、坪贯一线；黔敌王家烈部亦至余庆，并在石阡边境紫荆关、龙溪及龙塘、白沙等地进行围堵。石阡民团探知红六军团已达走马坪、马扶堰，向甘溪方向进军时，将红六军团进军情况专人飞报桂敌，廖磊即率桂军主力连夜从铁厂、坪贯等地向甘溪进扑。 10月7日拂晓前，红六军团按照前进序列继续东进，准备当日在甘溪休息，再利用夜晚越过石阡、镇远大道路进入江口。此时桂敌第十九师由石阡民团带路到达白岩河至甘溪平望聚集，寻找红军作战。上午10时，红五十一团三营营长周球保（后改名为周仁杰）率部到达甘溪镇东街头，派侦察队长王志坚率20余便衣先至街头侦察，前卫部队陆续抵达，号房宿营，埋锅造饭，准备休息。但此时桂敌第十九师的前哨已至甘溪东北平望一带。侦察便衣在镇西2公里的娃林坳，发现有敌探接近甘溪，迅速行动，将敌兵挟持，紧接着，又出现敌探2名，并挟持农民袁老五带路向甘溪镇赶来。由于侦察兵误认为此系当地土匪民团，立即上前抓捕了为首1名，其余2人仓皇回逃。经审讯得知遭遇桂敌主力，立即向前卫指挥员李达报告敌情。这时，敌人陆续出现，并向北面的白虎山、寨面坡（群宝山）等高地攀登。红五十一团前卫仓促在北街展开迎击，就地抵抗，团部则率一部分兵力抢占了南街的青龙嘴高地。刚进入西街的四十九团一营也就地展开抗击，团部上青龙嘴高地。红五十团则抢占了羊东坳高地，掩护镇上的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但敌人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后，两侧及后面之敌不断增援。红军处于不利的低谷地带，随即采取强攻，在红五十团掩护下，经过激烈战斗，连续攻下了三座山头，将敌人的合围圈撕开一道缺口。敌人遭红军抗击后，其主力一部占领白虎山和寨面坡高地，一部以强大火力掩护，分两路向红军进攻。西路敌人利用小河沟隐蔽向街接近，袭占红四十九团一营的阵地，切断了五十一团和主力部队的联系。红军一机枪手见敌人从沟中扑来，用一张木桌作掩体，猛射来敌，打死8人，伤10余人，最后英勇牺牲。敌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猛攻东街红五十一团阵地。五十一团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给红六军团主力部队以机动，争取了必要的时间。一红军战士身负重伤，被七八个敌人包围，为坚守阵地，忍痛伏于荆棘中，待敌四面包抄逼近时，高举两枚手榴弹，扑向敌群，同归于尽。 桂敌正面进攻受阻后，其主力分两路向龙角屯和羊东坳迂回，企图侧击在运动中的红军主力部队。 当红军在青龙嘴的阵地遭敌人火力压制时，前卫指 五十一两团团部的机关人员及机枪连，由甘溪东面的杜脑山高地向石阡大地方转移。此时，行进在红岩一带的军团主力，仍不知甘溪发生了突变，直到发现敌人主力迂回攻击军团主力时，才判断出全军的险恶处境。为争取主动，军团首长果断地派出红军随营学校及五十三团一部分兵力抢占龙角屯和老菜土，抗击敌人。下午5时，红六军团主力在政委王震率领下，从红岩大土村南的老林、山里头、赶场坝、黄毛路、包溪等地向大地方转移。红五十、五十一团则经四方堰、蛇岭、尧上、小塘、天塘、白岩山到雨二山等地。红五十团接替抗击任务，占领老菜土和羊东坳等地，掩护红五十一、四十九团及红校等部队，后约下午6时向主力部队方向转移。途中，一部从大石凳一带转移至堰坎沟过枧槽时，因枧槽断裂，敌人趁机射击，百多名红军战士和伤员牺牲。这时，敌人也占领了羊子峪和老鹰岩，切断了红五十团与主力的联系。于是，红五十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率部机动地撤出阵地，西经桐木坪、白岩沟，转向南行，经四方堰、三关冲一带时，由于林密路窄，弃掉辎重和牲口，向大地方寻找军团主力。 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直及五十二团，根据军团命令随主力行动，遂以本师改充前卫，于下午5时折回走马坪宿营。但后卫也发现追敌，遂由右侧高山临时开路，以一昼夜行军，到达包溪。桂敌由大路抄击红军。8日，红十八师与追敌对峙半日，后紧随主力行动。9日，军团尖兵在路腊遇桂敌，缴获驳壳枪6支，是日晚在高山对峙。 在大地方行动的红五十团、五十一团，在雨二山南面的中坨垅进行整编，五十一团营长周球保提为团参谋长。 二、军团主力突围 甘溪战斗，红六军团主力被敌截为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严重。为保存有生力量，军团决定采取灵活的游击战，寻机突围，争取通过石（阡）镇（远）大道，与红三军会合。 10月10日，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在镇远、施秉交界处给中革军委发电，报告甘溪战斗“我军前后减员约六、七百人。伤病员枪支极多，行军笨重，平地需四时，山地需六时至十时，遇敌需掩护，四、五时才能通过，因而人员、弹药、精力消耗极大（弹药很缺）”，而“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在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战斗十分不利，应速转至苏区附近，避免零碎的无益消耗。”，建议从12日起，由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肖克率十七师，分两路纵队，“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然而，中革军委不同意六军团分成两个梯队分头行动的建议，10月13日复电，强调兵力应“集结使用”，“不应渡乌江北进，或由现地域一直北进，仍应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军委规定的任务。”当晚六军团主力进至施秉白垛，与湘敌战斗，11日转战至黑溪、紫荆关一带，于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这一带山高路险，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一天难吃上一餐饭，指战员没有鞋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战斗，加上疾病不断侵袭，部队历尽艰辛，减员极大。中央代表任弼时身患疟疾，为减轻战士负担，很少坐担架，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抱病指挥全军行动。肖克、王震、李达、张子意等军团领导，在这场险恶的环境中，保持昂扬的革命斗志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临危不乱，沉着指挥部队作战。全军干部战士团结一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0月12日，军团主力及十八师五十二团复经走马坪向本庄界牌进军，击溃本庄区常练民团，并进占本庄，计划从河闪渡过乌江，因遇黔敌堵截，渡江未成。13日，军团前卫红十八师五十二团在师长龙云率领下，从本庄三口坳等地向瓮溪司（现属思南）进发，是日夜，军团部在瓮溪司街上宿营，五十二团在都司坝宿营，一部至龙塘边境。军团计划从龙塘至板桥渡过石阡河。14日，前卫进占板桥，发现湘敌已在此堵截，五十二团在茅坝（离主力2公里，离板桥1公里左右）扎营。15日，军团主力在朱家坝宿营。五十二团与黔敌李成章部接火，又受湘、黔增援敌军阻击，战斗激烈。红六军团主力决定从石阡南撤向甘溪方向转移，由龙塘朱家坝、甘家寨等地出发，经龙塘关口、十二山至鄢家箐一带时，遇湘敌第五十五旅唐伯寅团、第三十二旅胡达部和黔敌阻截，退敌继续向白沙、葛容方向前进。 10月16日，红六军团由朱家坝南撤经核桃湾到关口、十二山等地，击溃湘黔敌人的阻截，经柏杨至分水，然后第三营重占葛容。前卫由马扶堰反背的岩头坡到达甘溪，主力从葛容出发，由农民周永芝带路，经媒人坳到葛容至牛皮沟，17日上午7时抵甘溪。后卫一部也于当晚抵达。中午，旋经挂榜山、山里头、卧水等地，到达干河坝、河口等地，前卫到达石阡县城南15公里的马桑坪。军团一营于下午6时到达石镇大道。这时，湘敌第六十三师成铁侠部、第三十二旅胡达部分两路向老黄沟的红六军团夹击。红军顽强抵抗，当晚10时左右，红六军团主力在马桑坪一戴姓老猎户的引导下，从绝壁走坳溜沟，终于冲出绝境，通过了石镇大道。 10月18日，红六军团主力由尧寨、小鸡公，进至冷家榜宿营。军团部住屯上，其余部分住达林土、岩统屯、土塘、对门寨等地。在达林土，由农民杨老祥、杨文瀚父子带路，向公鹅方向进发。在此，向中革军委报告通过石镇大道及今后行动的情况。19日晨，主力从冷家榜出发，经羊里坪、马安于梁上到花桥的营盘坳、龙溪沟等地。在石固楠桥凯峡河击溃堵截的湘敌。20日，在公鹅拗击退湘敌一一〇团和黔敌柏辉章部四一〇团的阻击，顺利通过石江大道，复经江口新罗、茶寨等地，兼程向铜仁的印江方向前进。 甘溪战斗是红六军团西征战史上最为悲壮的战斗。在大敌合围突遭袭击，地形生疏情况不明的严峻形势下面前，全体指战员坚韧不拔，浴血奋战，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依靠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分别冲出包围，主力突围，军团的领导集体无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种子。正如后来，肖克为石阡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题词：“牺牲决胜勇当长征先遣队，浩气长存信是中华好男儿”。 困牛山悲壮激战 为打破敌人10余日的围追堵截，红十八师五十二团800余人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领下，担负起掩护红六军团主力突围的重任，继而，与湘黔之围敌和地方民团激战，发生了悲壮的困牛山战斗。 10月15日，红六军团主力过跳礅河进入石阡的川岩坝，沿桐梓坪、川硐、十二山梁子、朱家坝一线前进，准备宿营板桥，拟渡石阡河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前卫五十二团行进至板桥附近即遇敌阻，速据守茅坝，与驻守板桥的黔敌李成章部和湘敌第五十五旅刘建文团交战。主力则夜宿龙塘的朱家坝、董家槽、核桃湾、甘家寨一带，并设警于十二山梁子的螃蟹井、潘家沟等处。黔敌万式炯部和思南文家店区民团尾追而来，湘敌第五十五旅唐伯寅团和独立第三十二旅胡达部分别由龙洞和石阡县城前往龙塘围堵，黔敌王天锡第五、六、十三团和柏辉章部也赶赴龙塘拦截，红军陷入了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包围之中。红六军团决定突围南撤葛容再进甘溪，跨过石镇大道出石阡。令担任前卫的红十八师五十二团改为后卫，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五十二团800余人承担掩护任务，阻击敌人。 10月16日拂晓，金国礼等带路，军团主力从朱家坝南撤，沿核桃湾、关口、晏家湾、柏杨寨、二塘、葛荣一线前进，17日重抵甘溪。后卫五十二团在朱家坝一带完成掩护任务后，也向葛容、甘溪方向转移，跟进军团主力。16日中午，行至地处十字路口的关口大田处，遭到增援的湘黔敌军迫击炮、机枪的猛烈攻击以及民团的穿插伏击，截断了五十二团同军团主力的通道。此时，军团主力刚过，相距仅约2里。为拖住敌军，保证军团主力顺利南撤，红五十二团作出了暴露自己，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的决策，在突破关口后立即改道向西去川岩坝困牛山的大路，成功地将大部敌军引向了困牛山。 红五十二团突破关口，兵分三路：一路（30多人）沿主力方向前进；一路（大部分）经十二山梁子、楠木窝、孙家山等 处上困牛山；一路经鄢家箐、溜沙坡、十二山梁子、老鹰沟、川岩沟、红籽坳、干河沟、水井坡等上困牛山。在关口大田被截断的另一部分红军，退回核桃湾后，部分沿思南塘头的大路前进，部分翻过螃蟹井，与设警于螃蟹井和潘家沟的红军一起，经老鹰沟从川岩坝上困牛山。几路红军上困牛山后，沿山梁子向西南方向前进，准备走老君山、晏家湾去葛荣跟上军团主力。 红五十二团在关口大田突破阻击该走困牛山后，湘敌唐伯寅、胡达部以及龙塘民团以为发现红军主力，紧追不舍，黔敌柏辉章、王天锡部也分别在晏家湾、甘溪槽一线拦截，思南三间地周光荣民团赶去熊洞坡，凭借黑滩河峡谷阻击红军。这样，围追堵截之敌全被红五十二团拖住，400余名红军陷入了困牛山重围。 困牛山一面临河，两面悬崖峡谷，四周高山包围，地形险恶。是川岩坝南去晏家湾到葛荣、白沙的必经之地。由于地形不熟，途中部分红军误食桐油拉肚子，又怕误伤被裹胁在敌军中的百姓，致使红军不便展开战斗。师长龙云带200多红军战士从陡壁荆丛中逐个下营盘垴到三步跳，顺河沟突围，当夜在蒙人湾和老君山半山腰宿营。断后的100多名红军在鼎罐堡展开阻击战，敌人不断向红军下压，16日下午约4时，在虎井沟约500米长一段，红军寡不敌众，许多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宁愿殉难，不愿当俘虏，集体跳崖，壮烈牺牲。红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在激战中阵亡。有20余名红军趁夜色突围，分别经谢家坡、干田湾、观音寺等地去晏家湾，朝军团主力方向前行。 10月17日拂晓，龙云所率200多名红军，突破封锁，分路经晏家湾去葛荣追赶主力。其中一路约100多人，由涂三元带路，经桐子湾、大山垴、丝梨坳、晏家湾去葛荣；另一路约30多人，经大山垴、丝梨坳、晏家湾去葛荣。在与敌周旋中，两路有30余名红军在白杆滩因伤病掉队，其中10多名被张云之等群众收养掩护，后又护送寻找主力。找主力。龙云率领突围红军战士追赶军团主力的途中，又多次遭到敌人阻击，10月25日左右转战到岑巩县龙颈坳一带，与黔敌金祖典团及何吉安民团激战，龙云负伤，27日在民团搜山时被俘，被解送王家烈处，复押送湖南，12月在长沙被军阀何键杀害。红五十二团指战员大部阵亡或失散，少部至江口德旺与主力会合。 红五十二团在困牛山与敌激战中“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场面惨烈，“战士们英勇顽强，与敌奋战几昼夜，终因众寡悬殊，最后弹尽粮绝，失败（未能打退敌人）”。从全局上看，虽然全团“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 ，但拖住了大部围追堵截之敌，确保了红六军团主力南撤途中安全，转移成功，得以前行至印江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困牛山战斗是红六军团长征史上悲壮的战斗之一，红军战士集体跳崖壮举，惊天地，泣鬼神，是中国工农红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红三军与敌人几次较大规模的激战 玛瑙洞战斗 在松桃县麻阳与印江县刀坝的交界之处，屹立着海拔1476米的玛瑙山。半山腰的玛瑙洞，犹如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洞内空间极为宽敞，能轻松容纳两千多人。深入洞内，孔穴相互交错，道路错综复杂，仿佛一个神秘的迷宫。四周皆是陡峭险峻的悬崖峭壁，仿佛是大自然为守护洞穴而设下的天然屏障，仅有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蜿蜒通向洞口，地势之险要，不言而喻。 那是在8月，红三军主力肩负着开辟苏区的重要使命，来到了松桃、印江毗连地区，并进驻麻阳、天堂一带。然而，麻阳当地的大土豪、反动区长胡兴魁，长期以来在这一方土地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肆意欺压百姓，犯下了数不清的恶行。听闻红三军即将到来，他惊恐万分，却仍妄图负隅顽抗。在红三军抵达之前，他匆忙纠集起当地的一众土豪劣绅，甚至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胁迫部分群众一同躲进了玛瑙洞。仗着玛瑙洞的天险地势，胡兴魁嚣张至极，口出狂言：“这玛瑙洞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就算贺龙长了翅膀，也休想飞进洞来！”他以为凭借这天然的险要地势，就能阻挡红军的脚步，与红军对抗到底。 58月7日，战斗的号角正式吹响。当地的群众对红军满怀信任与支持，他们深知红军是为了给百姓谋幸福、除恶霸而来。于是，纷纷主动为红军带路，还时刻留意着敌人的动向，及时向红军报告敌情。然而，战斗一开始便遭遇了难题，玛瑙洞的小路口被敌人布置的几支土枪、土炮牢牢封锁。担任主攻任务的川黔边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尽管战士们英勇无畏，连续两天发起进攻，却始终未能攻克。 面对这样的困境，红军并没有气馁。经过仔细观察和商讨，最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部队精心挑选了12名身体素质过硬、攀爬技能娴熟的战士。他们悄悄来到洞口顶上的悬崖处，将绳索紧紧捆在腰间，一个接一个地顺着悬崖缓缓吊下。在接近洞口的关键时刻，红军的机枪开始猛烈射击，为这12名战士提供火力掩护。战士们瞅准时机，纷纷投出手中的手榴弹，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成功炸掉了洞口的土炮。紧接着，突击队员们如猛虎般迅猛地冲入洞内，与洞内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近身搏斗。在红军战士们的英勇奋战下，最终一举攻占了玛瑙洞，将胡兴魁的土着武装百余人尽数消灭，其中有不少敌人被当场击毙。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信心，更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谯家铺反击战 9月4日，黔敌5个团的兵力向黔东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柏辉章部从思南向枫香溪和谯家方向移动，姜兴尧部则包围特区政府所在的张家湾、袁家湾一线。此时，红三军主力南下，留守特区政府的部分指战员，在夏曦率领下，迅速从铅厂坝、土地湾、谯家铺、皂角池、枫香溪赶来阻击姜兴尧部，在张家湾一带与敌发生激战。红三军虽有400多人，但绝大多数是新兵和游击队员，武器装备也差，经过3天的英勇激战，击溃了姜兴尧部。当返回谯家之时，柏辉章部又尾追过来。夏曦立即召集秦子开、唐参谋研究，确定把所有武装人员和干部撤到离谯家铺9里以外的老蛙池，并召开了战斗紧急动员会。 13日晚，特区政府军事部长汤福林和夏曦分别带领人员朝左、右边山上进发，向谯家铺靠拢，秦子开则率一部分精锐部队从中间穿插。柏辉章部当晚到达谯家一带，分别在左边的清龙林和右边的莽虎林设防，主力放在谯家铺中间地带的官路坎，司令部驻谯家铺场北面的黑神庙，同时在谯家铺南面龙王宫庙及耳当溪、印山坎一带分别设防。14日深夜，红军三股力量分别接近谯家铺。左路在清龙林击敌后，继续向谯家铺场口逼进；中路的秦子开率领尖刀排，通过当地游击队员田兴贵、田兴长作向导，迅速前进到官路坎，插进场口，也击溃敌人；右路的也向敌猛烈进攻。经过黑神庙一战的反复冲杀，红军击溃敌1个营，缴获了6匹马驮着的枪支弹药，活捉柏辉章的参谋长和司务长。战斗中，红军吴排长英勇牺牲。 二战木黄 9月23日，川敌达凤岗旅又占沿河县城，湘敌周燮卿旅向晓景进发。贺龙决定采用外线作战，诱敌深入战术消灭之。命令黔东纵队撤到印江县的木黄，红七师主力转移到岩窠坝，红九师主力转移到火烧桥，互为犄角之势，待机破敌。 25日，夏曦率红七师二十五团、沿河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由白石溪出发前往沙子坡，打垮了从遵义调来的黔军学生队（士官生）后，经杉树坳、板溪达木黄。此时，木黄的形势非常严峻。黔军李成章率5个团从西、南方向红军逼近，戴玉堂团已达合水，红军处于北有川军，东有湘军，西南有黔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夏曦主张避敌锋芒撤入梵净山，贺龙坚决不同意，认为此战关系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存亡，决定利用敌军矛盾，先打黔军。 他亲自拟定作战方案，采取避实就虚，调虎离山，分进合击的战术打击敌人。黔东纵队向印江四区刀坝发起佯攻，然后火速撤回木黄。红七师则作出向合水推进之势，然后退至距木黄5里处的夕阳坝埋伏。 28日，李成章部5个团果然从思南向德江、印江一线倾巢出动，浩浩荡荡地经合水大路而来，一部抢占木黄东侧的老寨，企图堵住红军往梵净山的退路，一部火速向木黄西侧的地茶坝推进，拼命抢夺岩口坪高地，企图对红军主力夹击，同时阻击从刀坝赶来的援军。趁敌人尚未准备就绪，贺龙命令黔东纵队接替红七师主力坚守夕阳坝阵地，拖住向地茶坝推进的敌人，贺龙则亲率红七师抢渡木黄河，越过岩口坪，占领了将军山高地，红九师也从火烧桥回师木黄，占领了木黄与老寨之间的观音山，形成了对敌人的反包围之势。经过激战，消灭敌人200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战后，达凤岗旅撤离沿河县城退至黑獭堡，周燮卿旅则止于龚滩、龙潭，李成章带着残部经合水、朗溪退守印江县城。 此战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的信心。事后，夏曦说：真是侥幸呀！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哩！贺龙说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这个打法，还是在洪湖时跟周逸群政委学的，每次遇到战斗，我就回想起他对红军游击战术总结的四句话：“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我搞”。的确，多年来我靠这样的战术打了不少胜仗。 再取沿河 在川敌达凤岗旅放弃沿河县城后，沿河土着武装杨畅时部乘虚进驻县城。此时，沙子团总田明道抢劫了运往黔东特区的20余担药材，杀害了押运药材的彭水开明人士、贺龙好友龚渭清，抓捕了协助龚渭清押送物资的傅怀忠。为打通川东和黔东的商路，同时替龚渭清报仇，救出傅怀忠，贺龙决定再打沿河县城。 10月上旬，红九师和沿河独立团，接受了西渡乌江消灭杨畅时部的命令。沿河天宫井乡苏维埃代表杨光模带领群众在小河坝、照州坝、曾子坝、小河口等地寻得3只小船，作为渡江工具。接着，兵分两路，经水田坝、三岔、小路坝向淇滩方向和沙坨渡口方向挺进。当从晓景进至沿河东岸水田坝时，因乌江涨水，相持几天后，改由淇滩渡江，同时调红九师开往县城东岸牵制西岸之敌。 10月13日，红军借着晨雾的掩护，先行渡江200多人，拔掉西岸的哨卡，又夺得2只大船，在沿河独立团主攻，黔东纵队和黔东独立团配合下，全军陆续渡过乌江。先攻下严家寨，接着又抢占彭家渡、沙坨、斯溪等渡口，然后兵分两路奔袭沿河西城。杨畅时闻知红军兵临城下，仓惶败退，在黑水被全歼。红军缴枪300余支，救出傅怀忠，夺回了药材。同时，红军又在苏家铺击溃湘军周燮卿旅1个团。川军为保存实力，自守防地，按兵不动。由此，黔、湘、川三省敌军联合进攻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黔东地方武装在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和实际锻炼，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9月底，组建由黔东纵队和各独立团一部分合编的红三军黔东独立师，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任命贺炳炎为师长，熊仲卿为政委，冉少波为副师长，使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向正规化的红军迈进了一大步，红三军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扩充，这是根据地军事建设的重大成果。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周围军阀恐慌，加速了他们的崩溃”，这为以后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正是由于“有了红三军的宝贵的战斗经验与英勇的传统，黔东、黔北、川东一带工农 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的拥护”，因此，黔东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相呼应，亦即是与中央苏区相配合”。 第17章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重大意义 甘溪激战后，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下，红六军团主力迂回转战于石阡、余庆、施秉、镇远一带，经过10多天的艰苦奋战，于10月19日到达石阡、江口边界的板桥山，与尾追之敌激战后进入江口县境。经平寨、油麻坪、大洞坝至沙坪、黑塘一带宿营。驻守铜仁的蒋丕绪部探知肖克部向江口方向移动，急电江口县长郑铸成率队堵截。红六军团前哨部队在罗江拱桥边与郑铸成带领的团队2千余众隔河对峙一夜。20日凌晨，红军经烂店子、燕子洞、沙岭、茅坪、板溪、石家寨、茶寨、格佑寨到德旺宿营。由于部队极度疲劳，伤病员多，行动迟缓。红军通过江口时，非战斗减员30多名，大都因病、伤掉队后被地方团队、乡丁、歹徒杀害。 10月21日，红六军团经甘沟、漆树坪、阴家槽越过苗王坡，到达印江县缠溪宿营。23日，经大坳寺、枫香坪、官寨、慕龙，宿落坳一带。24日，红三军主力先期到达印江木黄，在木黄水府宫墙上书写了“热烈欢迎胜利西征而来的战友！”的大幅标语。是日上午11时许，红六军团主力经落坳、三甲抵达木黄，与在此迎候的贺龙、关向应所率部队胜利会师。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与红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肖克、王震在水府宫亲切相见。 红六军团经过近3个月的远征苦战，部队受到很大削弱，官兵极度疲劳，非常需要休息与支援。同样，红三军长期受着“左”倾错误的危害，又与中央失去联系，单独坚持战斗，在政治上、军事上也非常需要帮助。因此，两军会师，双方领导人会见时，紧握双手，百感交集，相致慰问，语重心长。由于形势紧迫，加之木黄地处崇山峡谷之中，地形不利，不可久留。随即，任弼时、肖克向中革军委发出红二、六军团已胜利会师的电报，两军领导人任弼时、肖克、王震和贺龙、关向应在水府宫召开了紧急会议。贺龙介绍了黔东地形、敌情和根据地建设的情况；肖克介绍了红六军团艰难的征战经历。会上，两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已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困难，需要各路红军的支持，而处于重要战略侧翼的红军主力，只有红二、六军团。两军团会师后，应自觉地共同承担直接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一历史任务。会议围绕是巩固地建立以梵净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黔、川、湘开展斗争，还是往湖南永顺方向发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初步定下了会师后的发展方向这一重大问题。同时，为便于指挥和行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会后，两军团迅速转移，红二军团一部于木黄外线防堵敌人，两军主力向松桃石梁场进发。红六军团经岩溪口、鸟巢、新民进入石梁；红二军团另一部则由芙蓉坝、锅厂以及良天坡、木桶、枫坳、岩溪口、鸟巢、平洞口、棋盘渡等地进入石梁。黔东独立师及特区保卫队日夜兼程赶到石梁作好迎接准备。红二军团及黔东独立师政治部在张家祠堂、简家祠堂墙上刷写了“打倒国民党!”“庆祝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等大幅标语。石梁一带的人民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同迎候在这里的红二军团一部设立茶水站，组织作坊加工大米。仅刘其富一户就加工军米3000多斤。红二军团警卫营政委王立忠奉命率警卫人员、游击队员，警戒于石梁关隘。先行到达的贺龙、关向应率队在石梁场口凉桥边迎接红六军团。随即，红二军团在简家大田举行了热烈盛大的欢迎仪式。两军团的指战员相互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久久不愿分开。鉴于六军团的处境，贺龙指示二军团要尽一切可能照顾、保障好六军团，并要求六军团抓紧三件事：第一是睡觉和吃饭；第二是洗澡、理发和洗衣；第三是打草鞋，好好地恢复体力，整理组织，继续战斗。1 根据贺龙指示，红二军团为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置了马匹，为全体指战员装备6天以上的粮食和每人送给草鞋两双，表达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此时，“两军指战员政治情绪及阶级友爱提高到了极点”。 1934年10月24日的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木黄胜利会师，无论是军事上或是政治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一，木黄会师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迫切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后，在近80多天的艰苦转战中，行程5千余里，与优势敌军顽强奋战，战胜了湘、粤、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历尽艰难险阻，付出重大牺牲，但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并完成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交付的战略任务，“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然而，红六军团因长途跋涉，部队极度疲劳，减员很大，处境艰难，特别是经历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迫切需要休整。木黄会师为红六军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休整机会和场所。在红二军团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负责人执行“左”倾错误方针，导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丢失，红军无根据地依托，干部损失也大，特别是夏曦在红三军内部进行多次“肃反”，取消了各级政治机关，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政工干部缺乏。虽然通过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使党和红军的工作有了正确的转变，但尚未得到彻底转变。会师后，使红二军团与中央中断两年的联系得到恢复。同时，木黄会师，为进一步解决红二军团沉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党的领导问题、思想建设问题等创造了条件。两军都希望会师。两军会师后，彻底摆脱了各自的困境，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二，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发展湘鄂川黔边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受挫、部队减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与红二军团会师，而按中革军委的电令，单独地向湖南凤凰、乾城一带前进，将受到湘敌的猛击，既无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整个部队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会师后两军团若分开行动，也难以很好地完成这一重任。因此，两个军团不能分开也不同意分开。两军指战员不仅思想上、感情上倾近、向往、依存，而且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因此，“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三，木黄会师使两军团形成一个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会师后，两军在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紧急形势和任务面前，有着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目标，组成一个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两军领导人把加强革命团结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看作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两军在各方面进行了相互支援。六军团着重从政治上给二军团以巨大支援，抽调一批政治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到二军团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力量；而二军团则抽调了一批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到六军团工作，使两军团的力量得到很好的整合。红二军团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给六军团筹粮、送盐、配马、补充武器弹药，给予尽可能的保障。两军团领导人成为团结的模范，为各级干部和整个部队作出了表率，两支队伍，八千子弟，会师后在艰苦独立作战的困难环境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在执行创造新苏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并肩战斗，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从木黄会师到以后长征胜利，都没发生重大原则分歧，“团结得象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正是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7月，在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受命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在人民军队征战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四，木黄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无胜利可能的情况下，中央准备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7月，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中央派红六军团西征，主要是达到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的目的；是年10月中旬，当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时，红六军团的这次奉命西进就带有探路的性质，中央红军长征最初即是按照原定计划，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实际上起到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木黄会师，或者会师后两军团单独而不是集中统一行动，都不能完成这一重任。两军团会师后，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军团主力主动地发起湘西攻势，打乱敌军部署，成功地将“追剿”中央红军的敌军重兵吸引到自己身上，并迅速地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牵制敌人的新的战略支撑，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的危急关头，得以及时地转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从而使中国革命揭开新的一页。 第五，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坚持和发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积累了在党领导下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有益经验。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在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下，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反对削弱党的领导和解散政治机关等“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教育，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两个军团之间不仅互相交流干部，相互补充武器弹药，而且交流革命斗争经验，使两个地区成长的部队，很快形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团。并发扬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播下革命火种。以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部队的政治领导、思想工作以及军事工作更加健全，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开展，成功地粉碎十数倍于己之敌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两军会师后士气大振，军纪严明，团结友爱，群情鼎沸，部队面貌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新的变化。这次会师，客观上为完成新的战斗任务，为更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保证。 总之，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是团结的会师，胜利的会师，开拓进取的会师，是模范的会师。 第18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拓展 木黄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坚强战斗集体，随即挺进湘西新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在以段苏权为书记的中共黔东特委的领导下，以王光泽为师长的黔东独立师为主体，为策应主力红军东进，坚守黔东革命根据地，以梵净山为依托，开展殊死的保卫战，付出了重大牺牲。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在黔东地区的玉屏、万山、铜仁、江口、石阡、思南等地，再燃革命烽火，并开创了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开展系列革命活动，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革命影响更加扩大。 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一、红二、六军团创造新苏区方针的制定 （一）中央红军长征至湘粤桂边时的形势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由江西瑞金突围，经会昌、信丰、大庾向湖南转移，与敌苦战周旋于湘粤桂边境。而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与潇水之间。为了摆脱困境，中央红军从情势上需要红二、六军团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此时，由于红六军团的到来，黔东革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因根据地开辟时间不长，粮食缺乏，兵员和物资补充有困难，且地域狭小，不利于红军大兵团迂回作战。川黔边中共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地形复杂，情况不明，也不利于红军向川黔方向发展。到底向何处发展？怎样才能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呢？红二、六军团领导层冷静地分析、判断，最后认为：湖南湘西一带，地处敌人翼侧，有武陵山脉作依靠，进可威胁沅陵、常德，以至长江的交通，退可凭借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据险固守，生息发展。如能在澧水和沅水流域上游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有利于钳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湘西原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是红二军团活动过的地区，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人民革命要求强烈；加之贺龙在这一地区亲友多，地方势力多畏服，陈渠珍部也有所畏避，红军只要不触及其利益，“剿贺”一般都采取两面态度。况且，湘西各派势力关系复杂，矛盾很大；驻军只有陈渠珍部和四五个地方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寄食于陈门下的杂牌军如杨其昌、车鸣骥等4个师，约4000多人，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红军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 （二）合成一个战略单位及部队整编 1934年10月24日木黄两军领导人会议后，当天在松桃县石梁，任弼时、贺龙、夏曦对两军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研究，决定实施木黄会师时提出的战略决策，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积极行动，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向敌人兵力空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永顺、桑植和龙山地区进军，造成威胁沅陵、常德等重要城市和长江水上交通的局面，更多地钳制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并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新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局面。红二、六军团只有8千多人，若两军单独行动，力量薄弱，不仅不能完成上述任务，还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10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从松桃县石梁去酉阳县南腰界的途中，正式将两军团行动计划报告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10月27日，两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接着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两军团今后的战斗任务。随后，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也作了讲话，鼓励指战员英勇奋斗，打开新的局面，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同日，鉴于夏曦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等错误，且“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肖克、任弼时、王震电请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建议撤销夏曦的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贺龙任分革军委会主席，肖克、任弼时副之。 此时，国民党军廖怀忠、李成章部已进到根据地东侧的松桃乌罗。红二、六军团如直接向湖南凤凰、乾城前进，必然会受到黔敌侧击。且湘敌又在松桃、秀山之间布防，敌第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湘黔边境的茶洞阻截；松桃木岩河船少水急，敌人防守严密。由于历史原因，凤凰、乾城和松桃东部一带，系苗族、土家族聚居地，且受军阀陈渠珍控制。陈握有重兵，武器多且精良，凭借上千座碉堡和长达百多里的边墙，以抵御外部进入。红二、六军团进取此道，无必胜把握，于是制定了“袭取四川酉阳，进入湘鄂边地区，占领永（顺）、保（靖）、龙（山）、桑（植）”1 的战役计划。 根据集中统一向湘西进军的方针，红二、六军团进行了整编、调整。经中革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随六军团行动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代表任弼时任二军团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改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后为甘泗淇）。同时，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后为冼恒汉），参谋长韩克西，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后为郭鹏），政委袁任远（后为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明，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红六军团仍由肖克、王震任军团长和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夏曦）。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第五十三团。两军会师后，恢复和健全了红二军团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部队的力量得到了整合。作为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贺龙和任弼时，从大局出发，为整合、提高两军团的战斗力，将原红六军团的政治部改为红二军团的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新的政治部，先后从六军团抽调100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充实政工干部队伍。从二军团中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六军团任基层军事指挥员，同时把红二军团原来被夏曦无端关押的干部全部解脱，重新分配工作。因此，两军会师后，经过整编、调整，成为一个团结战斗集体，虽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由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在两军的威信都很高，因而实际上形成了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 挺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黔东革命根据地，从南腰界出发，实施东进的战略计划，开始湘西攻势。在酉阳龙山道上的蚂蝗井时收到中革军委10月26日的复电。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自）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经过再三考虑，两军团向中革军委提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为了甩开敌军，红军由南腰界挥师北上，首先进攻川东的酉阳。10月30日，分兵两路，互相策应，将敌军西调，乘虚迅速地通过了酉阳县城。11月3日，东出四川，经湖北的来凤进入湖南的龙山县境。7日，一举攻占了湘西北咽喉之地永顺县城，取得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两军团在永顺城休整1周后，退出永顺。16日，取得十万坪（龙家寨）战役的胜利，毙敌1000多人，俘敌2000多人，缴枪2200余支，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吸引并巧妙把湖南、湖北的大批敌军调动过来，大大减轻了正在湖南苦战的中央红军的压力。17日，重占永顺，后又乘胜占领桑植、大庸、保靖、慈利等县广大地区，从而，不仅实现了占领永、保、龙、桑的战略计划，击溃了敌军15个团，消灭了4、5个团的有生力量，而且打乱了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根据党中央电示，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在大庸县永定镇成立，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等为委员。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两军团由贺、任统一指挥。同时还成立了临时政权机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12月1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后，领导湘鄂川黔边各族人民，开展各项建设工作，从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任弼时在1935年1月6日的报告中指出：“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具有极大意义。”1 至此，以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一、中共黔东特委成立和黔东独立师重新组建 1934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实施东进湘西战略计划的同时，两军团领导人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实现两军团的会师起了重要作用；要发展、扩大根据地的范围，在湘鄂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仍然是基础。它有梵净山这个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有经过革命锻炼的根据地干部和战斗考验的地方武装，是红二、六军团东进的战略后方。因此，在红军主力离开后，黔东特区仍应“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2 为此决定： 首先，建立中共黔东特区委员会，负责领导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成员由红军干部及印江、沿河、松桃等县地方干部组成，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段苏权任特委书记。第二，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会同各区、乡游击队，坚持黔东斗争。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担任独立师师长，段苏权兼任政委。新成立的黔东独立师辖3个团：第一团以原黔东独立团为主体，团长秦贞全；第二团由原德江独立团组成，团长潘xx；第三团由原川黔边独立团改编，团长马吉山。独立师总人数700余人，其中地方独立团500多人，红六军团留下的伤病员200多人。武器有重机枪16挺，轻机枪2挺，步枪300余支。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派第五师达凤岗旅和田冠五所率的独立旅驻守川黔边境；割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派周燮卿旅向南腰界急进。当红二、六军团向湘西挺进时，达凤岗部已进至沿河晓景一带，周燮卿部抵达川黔边境南腰界、晓景一带。黔敌傅衡中旅及达凤岗部已向沿河城方向开动。王家烈声称要把红军“追出黔境百里以外，与川、湘友军围剿。”1 并率特务团到达思南，任命刘民杰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团（团长戴玉堂）、第三团（团长周相魁）、第十团（团长宋华轩）进至松桃红石板一线；另一路由前敌指挥王天锡率第五团（团长李维亚）、第六团（团长刘鹤鸣）、第九团（团长罗习斌）进至印江天堂至松桃火烧桥一线，以第十三团（团长袁锦文）驻印江刀坝。面对于己十余倍敌军兵力围攻的态势，黔东特委和重组的黔东独立师，把巩固、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作为实施红二、六军团东进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把如何牵制敌人，策应军团主力东进作为最紧迫的战斗任务。独立师成立后，当即从南腰界出发，大张旗鼓地挥师向西南方向前进，吸引敌军，掩护红军主力向湘西进军。 二、以梵净山为依托的游击保卫战 （一）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守战 在红三军开辟黔东特区之前，国民党湘、鄂、川、黔当局在重庆成立了“剿共联防指挥部”，将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划为重点“剿共”、“防共”区。各省建立了团防机构，四川成立了民防总指挥部。刘湘还“价拨”了1万多支枪械给酉、秀、黔、彭四县，仅酉阳一县就有8千人枪。贵州则成立了全省保卫团，各县、区成立团防指挥部。湘、鄂两省亦建立了相应的民团组织。敌人施行所谓“军团合一”（即军队与民团合一）。“剿共联防指挥部”由刘湘任总指挥，贵州的保卫团由王家烈兼理。各地民团的头子多为反动军队中的大小头目。如铜仁、松桃、江口、省溪（即万山）民团指挥杨德村，原是黔军第一师的参谋长；思南、石阡、印江、沿河民团指挥周世勋曾是黔军旅参谋长。许多又是土匪头子，如青溪县的保卫团队长蒋云青、彭德胜就是当地着名的匪首。“军团合一”实质上就是兵匪合一。在独立师回到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这伙熟悉情况和地形的民团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围攻独立师。这样一来，包围红军的敌军：北面，川敌达凤岗部2个团于晓景一线，湘敌周燮卿部控制南腰界至晓景一带；西面，黔敌第三师第到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这伙熟悉情况和地形的民团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围攻独立师。这样一来，包围红军的敌军：北面，川敌达凤岗部2个团于晓景一线，湘敌周燮卿部控制南腰界至晓景一带；西面，黔敌第三师第四旅杨畅时部控制从沿河至土地坳各要地；东面，川敌田冠五旅及秀山杨卓之民团在龙潭、清溪一带，以及松桃的李成章、王天锡两部6个团和驻刀坝的第十三团共7个团；南面，黔敌姜兴尧1个团驻德江张家湾一带。敌人四面围攻，紧缩包围，妄图压迫留守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于狭小地域消灭之。 自红三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后，川、湘、黔敌军趁根据地一些区、乡军力空虚之机，又一次进行大规模“围剿”。根据地不断被敌占领，红色区域越来越小，从方圆200余里缩小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30里，人口3万余”，仅剩下12个区的范围。“地方武装扩大的3000名新战士，缩小了一半。”在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后，黔东苏区大部分区域已被敌军占领。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带领的各区、乡游击队，在瓦厂坝、铅厂坝、白石溪、谯家一带中心区活动，处境十分困难。因此，中共黔东特委决定坚决迎击来犯之敌，保卫苏区，同时，更多地牵制“追剿”红军主力之敌。 10月29日，独立师从南腰界出发，返回黔东苏区中心区，进入沿河晓景、三合、铅厂坝一带。11月初，在淇滩、沙子坡、小河场一带抗击川黔敌军从北面和西面的进攻，在土门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杨通显1个营。之后，黔敌又从西北、西南发起进攻，独立师、游击队在枫香溪、袁家湾、张家湾、印山堡等地与黔军激战，新组建且装备低劣的独立师及游击队，不畏强敌，勇猛拼杀，以游击战术克敌制胜，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基本完成了滞敌，掩护军团主力转移的任务。王家烈得知黔军在黔东苏区接连受挫，急令尾追红二、六军团的黔军速返黔东，与川、湘敌军“围剿”独立师。这样，敌军兵力达到10多个团，加上返回根据地的反动民团，近万余人。“敌人还控制了四周的县城和小场镇，严密监视群众，不准与独立师和游击队联系，使独立师、游击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 天大的困难难不倒红军，难不倒独立师。11月8日，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赶到沿河县瓦厂坝，召集附近苏维埃政府及游击队负责人开会，下达分头行动，保卫苏区，牵制敌人，策应军团主力东进的战斗任务。11月10日，由于川敌达凤岗旅又占沿河晓景，特区政府和黔东独立师面临左右夹击之势，于是决定各部转移到印江沙子坡集中，然后转入梵净山打游击。 独立师主力转移梵净山后，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转入深山密林进行游击活动，利用有利时机不断袭击敌人，与梵净山的斗争遥相呼应，打乱了敌军追击红二、六军团的部署。敌报称：“近因残匪（指红二、六军团）离黔东未远，尚在湖南龙山里耶，军队恐匪窜回，悉驻防边地防堵，军方内顾不遑，而沿河境内游击队数百仍得啸聚山林……”。在松桃的田坝一带，由伍永孝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集中在荞子湾洞内，转入地下斗争。不久受到浑泉民团袭击。敌人大肆搜捕流散红军和游击队员，伍永孝等只得分散转移梵净山区隐蔽。印江、沿河、德江的游击队在敌人分割包围和不断“清剿”中顽强地坚持了2个多月，尽管后来黔东革命根据地终被敌人占领，但是，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并未中止。敌人妄图用最短的时间占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计划未能得逞。黔东特区的革命红旗巍然屹立。 （二）以护国寺为中心的游击战 独立师与优势的敌人苦战了10多个昼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六军团的东进。由于连续战斗，指战员极度疲乏，弹药奇缺，加之敌人四面封锁，给养困难，形势更加不利。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中心步步进逼，如果再与强敌周旋，不仅独立师实力消耗更大，而且难于摆脱敌人包围。因此，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的领导层进一步商讨了行动计划，决定采取外线作战，向梵净山转移，以有利的地形为依托，开展游击战。各区、乡游击队留在本地坚持活动，独立师从外线将敌人引开，减轻根据地的压力，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作出以下部署：瓦厂坝附近的区、乡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留在根据地内继续活动；独立师各部迅速到印江沙子坡集中。行动之前，布置两支后卫部队：以第一团（黔东独立团）担任左翼后卫，阻止黔敌姜兴尧和杨畅时的追击；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等率领的黔东特区保卫队和特区机关工作人员为右翼后卫，以防川、湘敌人的追击，掩护主力撤后跟上独立师，向梵净山前进；对重伤病员，也作了适当安置。 11月10日，黔东独立师主力在师长王光泽、政委段苏权率领下，从印江沙子坡出发，经酸菜、洪溪到达天堂。在此打了2户土豪，把没收的财物分给了群众。11日，进抵木黄。12日，独立师经木社、锅厂、芙蓉坝、坪所、亚盘岭进入梵净山西麓的张家坝、烂泥坳、洞佛寺等地。13日，到达护国寺一带。进入梵净山后，师部驻护国寺，第三团（川黔边独立团）驻守大园子，第二团（德江独立团）驻守苏家坡，第一团（黔东独立团）完成阻击任务后也顺利到达，驻守张家坝、烂泥坳一带。为防止敌人从东面偷袭，保卫师部的安全，警卫连分别向茶店、钟灵寺、凤凰山、马槽河一带派出警戒。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位于印江、江口、松桃三县结合部。是着名的佛教圣地。这里峰峦叠嶂，古木参天，地形复杂。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曾以此为屏障开展斗争，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这里进可攻，退可守，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师决定以护国寺为中心，开辟游击区，寻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的斗争相呼应。 独立师在梵净山立足后，积极备战，在各交通要隘和各团驻地构筑了简易工事，挖战，垒掩体，用树木设立路障，还准备了雷石等自卫武器。为解决弹药缺乏的困难，特地搬来制作鞭炮的工具，赶制了一批炮仗，待战斗时点燃爆响，迷惑敌人，以壮声威。与此同时，组织精干队伍筹备粮草，解决部队给养。由于护国寺座落在梵净山的中间地带，群众主要以耕种山地、打猎和采集山货为生，粮食本来就十分缺乏，加上已进入初冬时节，储备粮食就成为独立师最重要而又最紧迫的任务。独立师除了在苏家坡、大园子、团龙等地打土豪外，先后组织几批征粮队下山征粮。由于白天行动目标太大，征粮队都在晚上进行，往返百多里，既要偷越敌人的封锁线，又要对付当地民团，要得到一批粮食上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师长王光泽亲自组织了100人的征粮队，一次在夕土坝（永义）的征粮中，牺牲战士18人。尽管如此，独立师在几天的时间里还是征集了上万斤粮食。 在独立师备战期间，敌人已完成了“围剿”的部署。李成章部在印江民团东防大队长张汉如和缠溪民团大队长任纶也的配合下，从印江永义经张家坝向独立师进攻；柏辉章部纠集江口苗王（德旺）区区长梅克金，带领该区的乡丁、壮丁从金盏坪经狮子岩向护国寺进攻，同时在梵净山东侧的马槽河、回香坪一线布防以截断独立师的退路，妄图将独立师困死于护国寺一带。从11月中旬开始，敌人不断进犯。15日，独立师在苏家坡与张汉如民团作战，同时又在关口岭与黔军刘营接火；16日交战于交流塘；21日激战于烂泥坳。敌人的几路进攻都被独立师一一击退。 独立师主力转移到梵净山的同时，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陈正国和沿河独立团政委胡宏升等率领的特区保卫队、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200余人，在完成掩护任务后，11月15日从白石溪出发，拟到沙子坡随独立师之后撤向梵净山，经枫香园时遭敌伏击，牺牲8人。遂改道入川去湘寻找军团主力。在印江茅草盖，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秦育青说：“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大家要多带点干粮，到南腰界追赶大部队去。”16日，经小狼坝、梯子岩、胡家坝、安家坝等地向来安营前进。在胡家坝遭民团拦截，损失不小。行至下寨坝时，又遭印江北上区民团大队长安永成部的跟踪追击，北下区区长陈文澜闻讯后，命区大队长陈文会率队拦击，还鸣锣为号，聚众围攻，前后夹击，情况危急。这时，有的战士提出点火烧房以转移敌人的目标，便于突围，被秦育青等断然否决，表示宁可全部牺牲，也万万不能烧毁一间民房。是夜，趁敌人停滞不前之时，冲出包围。进入来安营的塘房坳，又遭当地土豪陈沛然、陈文藻所率民团与陈文澜部的合围，胡宏升及20多名战士当场牺牲，24人被俘，其中21人不久被敌惨杀。由于前进道路被阻，遂决定沿川黔边的秀山、松桃进入湘西。这样，辗转经松桃的岩柯坝、化稿坪、椿木坪，进入秀山县境的百岁、坝芒一带，沿途又遭张云梯民团的拦截，大部失散，秦育青、李庚开等60余人被俘，最后到达坝芒的红军李政委、女红军张吉兰等干部战士，在岩粪坨的一山洞里全部落入敌手，除少数战士脱险外，全部遇难。 11月23日，“围剿”红军的黔军李成章部第二团和印江民团近2000人，分三路同时向驻守在苏家坡、大园子、护国寺的黔东独立师主力进攻。一路从磨龙上枫香坪至团龙；一路从江口苗王翻越龙门坳到苏家坡；一路从永义、张家坝抵烂泥坳。独立师第一团在敌人正面攻击，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主动撤离烂泥坳，退至山腰的帝母庙，敌军又集结重兵向帝母庙的阵地发起冲锋，一团英勇反击，坚守阵地，不少战士壮烈牺牲。此时，另两路敌军占领了大园子、苏家坡后，对帝母庙阵地实施合围，截断了一团的退路和与独立师主力的联系。独立师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只好分散突围，在突围中，除部分阵亡或被俘外，其余退守护国寺。这里地势开阔，不易歼敌，特委书记段苏权与独立师师长王光泽研究决定放弃护国寺，撤至地势险要的钟灵寺。撤退中，与敌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但独立师亦损失严重，仅师部通讯班就伤亡5人，连长王立寿牺牲，战斗后，不少战士失散。这时，独立师只剩下了不到300人的队伍，入冬后的梵净山大雪即将来临，红军战士尚身穿单衣，敌人又封锁了下山的要道，给养极度困难，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而黔军柏辉章部一路从江口苗王推进到梵净山脚的坝梅寺一带，另一路从松桃向寨英急进，江口县的民团也上山配合“清剿”，对独立师又成包围之势。独立师再一次面临生死抉择。此期间，根据地中心区已被敌人占领，游击队均已转入深山密林中，独立师已是孤立无援。由于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黔东，东进湘西已27天，黔东独立师掩护主力，牵制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冲出绝境，保存革命力量，中共黔东特委决定，独立师应抢在黔军合围部署就绪之前，撤出梵净山向松桃方向突围，到湘西寻找主力部队。 黔东独立师突围 （一）石号坡战斗 11月24日，黔东独立师实施突围。部队在段苏权、王光泽率领下，经拜佛台、棉絮岭、大尖峰、金刀峡，越过梵净山顶峰进入江口县境，又经回香坪、鱼坳、马槽河、瓦溪到达快场，其间在马槽河处决了土豪张老喜、张思瑞；然后由凯岩、凯文抵松桃县落满、寨英一带。捉住了柏辉章部到此催办军粮的两名副官，了解到孟溪未驻有正规军，只有区队防守，敌情相对薄弱，当即进占普觉，封锁消息。26日凌晨，出敌不意地袭击了孟溪区公所，缴获步枪14支，子弹200多发，还搜出一面国民党旗帜。为了迷惑敌人，部队打着这面旗帜，顺利到达大路。驻大路民团30多人以为是“省军”过境，不及提防，被一举吃掉，同时活捉厘金局1名卡员，根据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地处决，平了民愤。接着，进入四川省秀山县境。秀山驻兰桥的敌军听闻独立师到来，慌忙逃跑，部队顺利占领兰桥，同时向邑梅派出侦察员，掌握敌情。邑梅（梅江）是秀山重镇，驻有杨志鹏保警中队30多人，镇公所乡丁10多人，企图拦击。部队迅速占领镇外的制高点飞山庙，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中队向县城溃逃。独立师政委苏权在率领师部通讯班冲入邑梅镇时，被埋伏于街边的乡丁放枪打穿右踝骨，骨头碎裂，不能行走，通讯员李通珍迅速将他背离阵地隐蔽。独立师攻占邑梅后，处决了盐商吴二毛，将没收的盐巴分给了穷人。 11月27日，王光泽率领部队折向西南，从枞树岭、芭蕉溪等地进入松桃县的净岘，通过瓦厂、五里牌、九龙，拟从迓驾进入湘西。但途中于张坝堰受到伪区长姚雨珍和民团龙海清等土豪武装的追击，至新庄，天黑下雨，后卫遭尾追的民团袭击，5名战士牺牲。先头部队抵达迓驾附近的石号坡，又受到民团麻秀成部拦截，前后之敌形成了对独立师的夹击。此地山大坡陡，路险林密。由于天已黑，细雨淋沥，雾罩浓弥，隐藏在密林中的敌人不断射击，竭力阻止独立师东进。尾追之敌渐渐逼进，处境十分不利。第三团团长马吉山率领一个排担任阻击任务，掩护主力前进。经过几小时英勇激战，因敌众我寡，地形生疏，弹药耗尽，战斗失利。马吉山和20多名战士牺牲，第二团潘团长失散不明。鉴于敌情和任务，王光泽流着眼泪，命令干部和战士将段苏权抬出战场，到老百姓家中隐藏疗伤，自己率部继续前进，进入秀山县的雅江，半夜到达化溪，虽然粒米未进，但为不惊动老百姓，部队在阶檐、院坝宿营。 （二）川河盖遭遇战 11月28日拂晓，独立师经龙井坳、红岩，沿星子岩的悬崖峭壁而上进入川河盖高地。川河盖位于川湘边界，常年云雾迷漫，多股团匪长期占据在此，各霸一方，搜刮民财，老百姓苦不堪言。独立师冒着大雾疾进，准备以最快速度进入湖南境内，行至大板场时，突遭民团文代章、刘九河的拦截，同时杨卓之部又追至。独立师仓促应战，战斗中，大部被敌冲散，余部沿周家沱、一碗水、干坝子一线退至龙家寨。为有利突出重围，师长王光泽决定分两路突围：一路由第一团团长秦贞全带领，一路由王光泽率领。两部在迂回行进中，多次遭到肉塘土匪王尊禄、涌洞乡团防军的袭击，秦贞全、邓吉星等几十人先后进入湖南的保安、保靖的野猪坪一带，向永顺方向前进，终于找到了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王光泽率领的一部被敌人冲散，在部队整体撤出已属不能的情势下，王光泽决定部队化整为零，潜伏转移湘西。王光泽在老百姓帮助下，化装成农民向湘西转移，在上川路上,因口音差异,被敌发现,不幸被俘。 王光泽,湖南省衡山县吴集乡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靠帮工维持一家九口人的生活,经常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不满四岁的弟弟病饥而死,刚出生的妹妹无法养活忍痛送给他人。王光泽幼年时帮地主看牛,后投靠舅父学木工手艺,出师后在攸县做木工活,帮助家庭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黑暗的社会深恶痛绝。1922年到县周围乡镇做木工活时,受到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投身革命。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苏维埃政权,被选为腰陂乡苏维埃政府工会主席、赤卫队长,1931 年腰陂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区警卫连后担任副连长、连长,1932 年调任茶陵县警卫营营长。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任团长。不久,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为五十三团,继任团长。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时,率部随军转战进入贵州。在与敌人作战中,他指挥沉着,不畏艰险,身先士卒,深受战士们爱戴。被俘后,被送到酉阳龙潭田冠五旅部关押。敌人捉到了红军师长,欣喜若狂,一方面邀功请赏,另一方面软硬兼施,妄图逼供诱降。王光泽坚贞不屈,每次审讯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革命的道理，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敌人的一切企图未能得逞。同年12月21日,川军总司令刘湘向田冠五传蒋介石命令:“就地枪决”。临难时,王光泽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等口号,敌人慌忙朝他口中开枪,两颗门牙被打掉,最后壮烈牺牲,年仅 31 岁。 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与强敌进行了1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既要同于己十几倍之敌作战,又要对付地方反动势力的骚扰,还要筹集军需粮饷,在这些斗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牵制了追击红二、六军团主力之敌。此期间,红二、六军团主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深人到湖南中部和西部,积极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在龙家寨大捷后,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这段悲壮历史,段苏权这样说: 回顾坚持黔东斗争的这段历史,虽然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而未能继续坚持住根据地斗争的原因:敌人在“围剿”红三军和追击六军团的过程中,各路敌军已调往黔东,云集于该地区,形成了包围；第二,黔东独立师刚组建即与各区、乡游击队连续投入战斗,毫无喘息之机,敌人四面封锁并轮番进攻,使我粮食极度困难和消耗我军战斗力；第三,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川、湘军阀配合下决心不让我在黔东立足,避免贵州“沦为江西第二”,投入了大量兵力,并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民团和土匪的勾结,使本来还属于统治薄弱的黔、湘、川边,形成了强大的反动力量；第四,黔东独立师的力量较小,采取外线作战后,未能引开大量敌人,使敌得以紧缩包围,攻占黔东苏区；第五,黔东特区窄小。正如贺老总在南腰界会师大会上向六军团战友们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来这里是找后方的,后方是有啊!可没想到就在脚板上,在草鞋底下。”总之,处在革命低潮,红军长征生死存亡的时刻,留下少数武装和伤病员建立根据地,实践证明大都是不成功的。1 在中共黔东特委的领导下,黔东革命根据地以独立师为主体的坚守斗争,出色地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的任务,使两军会师后能较快地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黔东人民对英雄的独立师充满崇高敬意,对英烈寄托无限哀思。2 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斗争 (一)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 红二、六军团主力和黔东独立师先后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和各地土豪劣绅纷纷返回根据地,杀气腾腾地组织“清乡队”,叫嚣“一人当红军,全家都诛灭”,“凡参加游击队不投案自首的,隐藏红军伤员不报的,分得衣物田产不如数退还的,给红军带路联系不说的,一律斩尽杀绝”,实行“房屋烧光,人畜过刀”的血腥屠杀。敌人一方面在舆论上掩人耳目,划原根据地区为所谓“劝化宣抚”区域，另一方面却采取“点天灯”、“猴子扳桩”、“灌辣椒水”、“打风摆柳”、“破头尖”等残暴手段，杀戮红属，镇压群众，大批红军伤病员、苏维埃干部、支红分子等惨死于敌人的屠刀和酷刑之下。 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等率领的特区保卫队、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200多人，在转移途中于印江来安营与毛坝区长陈文澜等匪部战斗失利，24名战士被俘，其中9人被敌人当场用马刀活活砍死，15人被投入狮子山营盘关押。关押期间，2名被吊在树上，用烧红的炭火烙胸膛和腹部折磨而死；8名被逼跪在被红军镇压的陈文澜之子陈茂龙的坟前，刽子手将他们的头皮割破，用流出的鲜血蘸在“钱纸”上搞“挂红祭坟”而死，另2名在拷打中被杀，仅3人幸存。受害者均被沉尸消坑。沿河县淇滩区游击队员蔡海生，在与“还乡团”的战斗中，因腿部受伤被俘，敌人开膛破肚，将内脏挂在树上，让鸟叼吃。甘溪乡苏维埃主席兰辅廷的头颅被“还乡团”砍掉后悬挂在树上示众。毛田坪原是200多户的大村寨，被国民党“别动队”烧毁100户，10多个苏维埃基层干部被剜眼、割耳、剖腹掏心。印江红木树自卫队员何代扬落入白石溪“清乡队”的魔掌后，被敌人敲开头盖骨，灌上桐油、灯草，点火焚烧，名曰“点天灯”，其痛苦之状，惨不忍睹。兰克寨乡苏维埃主席黄前兆被敌人用锥子活活刺死。枫香溪区保卫队长王邦俊，因叛徒出卖被捕，大地主王观品用刺刀戳穿他的两只手心和两肩锁骨,在押送黔军刘翰吾旅部途中,王邦俊英勇不屈,于枫香溪街头就义,敌人将他的心肝掏出,舌头割掉,暴尸荒野。许多乡苏维埃干部和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就这样惨死于敌人屠刀之下。 敌人不仅杀害根据地干部,而且连家属也不放过,有的被满门杀绝,有的即或幸免于难,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松桃永安土地堂苏维埃代表田应中一家三口,被区长田素贞杀绝。印江坨寨游击队副队长赵佐怀被“清乡队”杀害,妻子背着3岁的儿子逃进深山老林躲藏,母亲悲愤郁结,双目失明。坪底侯家沟游击队员侯世农父子被杀后,房子被烧,耕牛和财物遭洗劫。为了免遭屠杀,不少群众被迫逃亡他乡。印江红木树40余户农民,有12户被逼逃亡。白色恐怖笼罩整个黔东。 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清乡队”的严密搜捕下,一批批根据地干部和红军伤病员落人敌手。其中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140多人被捕后解送贵阳,宁国学在途中被杀害于石阡；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旧寨坝区革委会肃反部部长杨伯昌等,被俘后遭敌严刑逼供,威武不屈,壮烈牺牲；黔东独立师在川河盖战斗失利,被俘80多人关押在秀山县监狱,受尽了折磨。在这种险恶情况下,有的苏维埃干部不得不暂避他乡。印江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冈帮人为生,8年后才敢返乡；风谷岭乡苏维埃主席黄廷章,在思南等地流落了7年；游击队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12年；德江县长堡乡游击队员熊崇学为免遭土豪报复,在外躲避6年后回家,但仍遭当地土豪砍伤,押到火岩门狮子口活活推下坑中摔死；黔东特区革委会委员刘本玉从监狱逃出,历尽艰辛回到家乡湖北荆门。黔东军民为保卫根据地,配合红二、六军团主力行动,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歌。在根据地创建和保卫过程中,黔东军民付出了重大牺牲。1 (二)军民誓死保卫革命成果 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根据地人民英勇不屈。一些红军伤员在临刑前,高喊“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只要干人得解放,为了革命死也乐!”表现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视死如归的革命品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苏维埃代表孔朝廷,被“清乡队”队长黄仁佑抓去,逼他供出红军情况和交出武器,他“死都不认”,遭到严刑吊打,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因伤势过重含恨而死。他给儿子孔永安留下了一份遗嘱: “民国甲戌年,水田坝火烧宅孔朝廷任农会主席。红军去后,孔朝廷被黄仁佑吊(抓去),考(拷)问朝廷:红军有多少人? 孔朝廷说:人多我数不清楚。又问:枪有多少? 孔朝廷说:枪有的是。黄仁佑说:将孔朝廷捆去吊打！孔朝廷死都不招认。孔朝廷身体受伤，已不得好了。孔永安，你今后要好好读书，我红军队武（伍）很多，等到我红军队武（伍）回来，你一定要替我伸冤报酬（仇）。孔永安，你要与土毫（豪）彻底斗争下台（到底）。” 孔朝廷对儿子的临终嘱咐，表现了一位苏维埃干部爱憎分明，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也代表了千千万万坚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爱护工农红军，红军热爱根据地人民。在创建根据地时期，军民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在战斗中，军民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红军转移后，军民同生死，共患难。黔东独立师在梵净山坚守斗争中，不少群众为部队侦察敌情，传递消息，煮饭、打草鞋，积极协助生产火药。农民简才英（女）在帮助制火药时不幸失火烧死。在部队撤离黔东特区时，有的随军行动，女游击队员张国云一家母女三人随队伍行走，被敌打散后流落他乡。根据地人民为保护红军伤病员，有的献出了生命，有的流落他乡。沿河枫香园游击分队队长符公章，将在保卫“省政府”战斗中负重伤的8名红军战士保护起来，抬到家里疗伤，精心照料，亲如手足，面对反动军队的大搜捕、大屠杀，不顾危险将他们转移到深山癞子岩隐藏起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全部落入敌手，7名同志惨遭杀害，仅女红军贺咏珍幸存下来。为此，他被抄家、毒打，在当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逃到余庆县，靠帮人求生。一部分红军伤病员在根据地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终于逃离虎口,重返部队。黔东特委书记、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在秀山邑梅负伤后得到车田村李木富的救护,将他藏在半月形的小山洞里,用草药医治,经过20多天的养息,渐有好转。为了寻找主力,段苏权决定离开,临行前,当地木匠师傅苏士华特地做了两根拐杖相送。段苏权靠沿途乞讨回到茶陵养伤,后到了延安,继续新的革命征途。 根据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了大量革命文献。沿河彭家山游击大队长彭德英、彭仕国把红军发的委任状一直保存了下来。印江风岩、架井田的群众保存了一批最珍贵的文献,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14件。其中,旧寨坝区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就保存了6件；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恩收藏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珍藏了“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1枚。沿河田坝的群众保存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通告·黔字第一号》、《通告·黔字第二号》及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政治教材之一的《苏维埃建设》等材料。印江木黄的农民密藏了苏维埃货币,德江泉口乡田景怀将红军赠送的衣服珍藏了近20年。红二、六军团会师时,在松桃石梁写下“庆祝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打倒国民党”的大幅标语,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当地老百姓擦掉,石梁群众用巧妙的方法盖住标语,骗过了敌人,使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下来,成为革命历史的见证。根据地流传着许许多多革命歌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群众在心里,或是在茫茫的黑夜,默默地记着、唱着,使《贺除害》、《红军是天兵天将》、《莫忘红军恩情多》等数十首歌谣得以流传下来,他们怀念与红军的鱼水深情,追思火热的革命年代。 斗争的烈火在继续燃烧。经过革命锻炼的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当敌人象野兽般地扑来时,他们拿起棍棒、大刀和长矛同敌人拼杀到底。松桃县关子门6名游击队员,在队长符公荣带领下,坚持斗争,被敌人围困在鸡毛塘的山洞里,敌人在冲杀和诱降无效的情况下,采用火攻,全体队员宁死不屈,集体赴难,壮烈牺牲。大土坪乡苏维埃副主席杨光顺,当土豪郎金波纠集几十人枪包围他家时,以一支鸟枪和一门土炮在屋里据守,机智勇敢地对付敌人,后逃离家乡,寻找红军。德江杨昌波、熊兴仁等不畏强暴,在长堡乡的土溪一带再办神坛,重建革命武装,“张贴布告”,“向邻捕杀(国民党)区乡长”,1使惊魂未定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沙子坡游击大队长蔡海华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沿河、松桃、秀山一带,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 第19章 红二、六军团黔东再播革命火种 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 一、誓师突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则面临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通信已中断数月。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会议，根据中革军委8个多月前所指示的“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必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能采取此种步骤”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精神，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数十倍于己之敌不断逼进，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根据地已不可能再继续固守，如在敌包围外线作战，原有根据地附近的地理条件和敌军的兵力部署情况，也不利于红军主力活动。会议确定突围远征，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实行战略转移，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贵州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向贵州转移，向西南方向突围是去黔东的捷径，但在龙山、永顺一线，敌人布置了7个多师的重兵防堵，不利红军通过。于是决定选择敌人防御力量比较薄弱的东南方向迂回突围,以声东击西的方法,迷惑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实施湘中战役,并争取在此富饶地区补充人力、物力、财力,然后再南下湘中,向贵州转移。11月初,红二、六军团集结桑植县,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将地方独立团组成第五师和第十六师,并确定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坚持根据地斗争,向西佯攻,尽量吸引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突围,如斗争条件确实不利或红二、六军主力继续西进,则可向黔东转移,与主力会合。这次突围,从战略转移方针的确定到行动前的准备,以及时间和方向的选定,完全是一次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和积极主动的行动。 11月18日,红二、六军团总部下达突围命令。19日上午分别在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红二、六军团2万余人从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20日黄昏,以出敌不意的神速行动,在大庸、溪口之间的张家湾一带,强渡澧水,一举突破了湘敌李觉经营已久的澧水防线,连夜向南急进,于21日到达离澧水140里的沅江渡口洞庭溪,迅速全歼渡口两岸守敌,又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沅江封锁线,进驻沅陵桥梓坪一带。然后兵分三路,直插湘中,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六军团东渡资水,到23日,先后占领了新化、蓝田(今涟源)、锡矿山等地；红二军团于27日进占辰溪、浦市、溆浦等县,从而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 红二、六军团长驱直入湘中,威逼长沙,打乱了敌人妄图“聚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的计划,震动了敌人,迫使蒋介石重新调兵遣将,将原在湘黔、湘鄂防线上的守军撤离,重新将第十师、第十九师、第十六师、第六十三师等部编为第四纵队,以李觉为纵队司令,指挥各部,“围剿”红军；并调集樊崧甫、汤恩伯、郭汝栋等纵队及陶广纵队2个师,采用正面追击、两翼迂回的战术,妄图将红二、六军团限制和消灭在沅江和资水之间。 红二、六军团在湘中经过一周的休整,扩充了近万名新战士。在敌人主要“追剿”部队7个师接近的情况下,主动退出湘中,按预定计划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 12月11日,红军主力从溆浦出发,佯向东南急进,造成再渡资水之态,把追击的国民党军全部吸引了过去。当敌人拥向资水边上时,红军却调头回师向西,于12月21日进到高沙、洞口地区。红二、六军团在瓦屋塘遭敌堵截,遂改道南取武阳,直奔绥宁以北竹舟江、麻塘,然后进入黔阳地区。12月27日,红军从江西街渡口渡过清水江(沅江上游),北进芷江。 二、便水战役 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进抵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把追击和迂回的敌人全部甩到了后面,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沅江、资水“围歼”红军的计划。为了实现“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红二、六军团决定在芷江、晃县之间组织便水战役。1月2日,红二、六军团前四师,由芷江上坪、门楼坳进入晃县的波州、曹家溪、新店坪、马三桥、兴隆坳、龙塘坪,占领龙溪口。这时,两军团决定一部分兵力西取晃县及黔东的玉屏以作为临时后方,并以少数部队向北活动,以迷惑敌人,主力则集中于波州、龙溪口地区,寻机反击尾追之敌。 1月3日,红二军团直属部由芷江三里桥、新店坪、波州,到达玉屏县新店。一部从晃州、岩坳、龙塘坪至龙溪口。红五师及十六师到达晃州后,渡过舞水占领玉屏县兴隆街,分驻于兴隆街、塘湾、长乐坪及县城附近。红六军团部分到达晃县后,驻于波州、暮山坪、瓦屋坡、曹家溪、白土、苗冲等地。此时,樊崧甫纵队之先头部队,才进榆树湾,郭汝栋主力尚远在麻阳附近,均距红军有4日路程。汤恩伯纵队在金座停止推进,准备回宝庆防范广西军阀。尾追红军之敌,仅为湘敌李觉、陶广两个纵队,但其主力亦距红军二三天路程,只有第十六师章亮基部最靠前,已从芷江向晃县前进。这个师只4个团,且疲惫而孤立。1月4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集齐龙溪口总指挥部开会,决定在便水打击尾追之敌第十六师,为实现在湘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打开新的局面。同时,红五师沿新修公路经贵州大龙、大鱼塘前进,下午4时进占黔东玉屏县城,一个前哨小分队进抵青溪县的羊坪。另一个小分队从玉屏县城出发,往晃县的黄雷乡小銮塘一带侦察,预防陶广纵队绕凉伞对红军进行包抄袭击。同时,驻龙溪口的红军派一小分队往 北活动,经洞坡进入玉屏县田心坪(今田坪)。在田心坪街上打了2户土豪,当日返回龙溪口。 1月5日,章亮基第十六师4个团从芷江竹坪铺、冷水铺一带向晃县伸进。红十六师、十七师从波州从河铺地区出发,沿公路回击,进至芷江的牛屎坑、上坪一带,与敌前卫2个团遭遇,展开激战。红二军团四、六师从晃县龙溪口、龙塘坪、兴隆街、兴隆坳等地出发,经大湾罗、木垛溪,再过贵州省溪县(今万山特区)的深冲、力坳、龙塘、大榜和湖南芷江的仲黄坪,傍晚进到涧溪,并分兵两路:一路向新店坪、便水急进,拟控制新店坪、便水浮桥,阻敌增援,不意与敌第九十五团接触。另一路则迂回到敌九十二团右翼,准备截断上坪与新店坪敌之联络。战斗打响,激战一整夜。6日,敌第十九、六十三两师相继增援赶到,红六军团五十一团虽然从右翼插入敌人纵深地区,开展攻坚战,但由于缺乏后续力量支援,撤回原阵地坚持战斗。到15时,战斗仍无进展,于是红二、六军团先后撤离战斗,向黔边转移。这次战斗取得重大胜利,毙俘敌人近千人,但红军也受到很大伤亡,红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十一团长覃耀楚牺牲。 便水战役中,当地人民给予了红军部队大力支援。省溪县横坡刘元生等帮助红军抬伤员、运弹药、送饭菜。战斗结束后,红六师从湖南仲黄坪返回省溪大榜、龙塘、力坳,自雷打坡入晃县；红四师从湖南马路坡进入省溪,经黄道司、老院子、板栗湾、瓦寨等地到晃县,同时还有部分红军由省溪黄道司经白屋场上标杆岭入高楼坪的羊尾舟、高楼坪、鸭林寨、新庄、大坪、老山口至铜仁的牛场坡、大坪场。红军所到之处张贴“打倒蒋介石”、“红军打富救贫”等大量标语，进行革命宣传。 三、玉屏田心坪战斗 1月6日，红五师驻玉屏的1个营于凌晨奉命撤回大鱼塘。7日，红二、六军团趁章亮基部受到沉重打击不敢冒进的时机向黔东进军，红十六师及红校从晃县的龙溪口出发，经洞坡进入田心坪。 田心坪位于玉屏县东北隅，历属铜仁、江口、思南、印江商旅食宿之栈口。红二、六军团由湘入黔转移去江口，这是必经之地。时黔敌蒋在珍1个师驻守铜仁，湘敌郭汝栋囤兵麻阳，离铜仁85公里，道路崎岖，不易增援。蒋在珍孤军守城，离田心坪尚有40多公里，若倾巢注入田心坪防线，又怕红军从松桃入铜仁，迫使他兵力分散，防线拉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要进取铜仁是很容易的。但是，红军的任务是向石、镇、黄进行战略转移，扫除转移道路上的障碍，才能顺利实现目标，因此，红军入黔第一仗就是拿下田心坪。 田心坪守敌有李昌荣团1个营。红十六师师长周球保把攻打田心坪据点的任务交给四十七团。同时派便衣侦察由麻阳进入省溪县的漾头、瓦屋、敖寨、金星场，与省溪纵队会合，做出攻打省溪县城和铜仁县城的态势，迫使蒋在珍师主力不敢离开铜仁。敌人中计，敌军情报告说:“江日龙溪口之匪一路由高楼坪向省溪县城进逼,一路经田心坪向我取包围之势”,“更有匪便衣队三四百,绕我省溪后方之金家场”。 红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政委刘礼年、参谋长朱世伯接受任务后,对敌情作了分析,进行了作战分工。由朱世伯带领二营正面攻击；覃国翰率一营左翼包围。红军到达马家冲时,在马家坳、黑岩脑遭到阻击,红军以猛烈的火力攻破敌阵地后,进击田心坪街头的营盘凸,敌人溃逃,红军又分两路猛打猛冲,一路以朱世伯带领主攻田心坪街上,同时用少数兵力沿枞山坡脚经老砂坑、赶场坝至大屯坡背后,切断敌人向省溪逃遁的退路；一路以覃国翰率领从马家坳绕桃树坪、刘家垅往油房背迂回,堵截往铜仁溃退之敌。在一个上午的激战中,敌军李昌荣团损失惨重,1个营几乎被全歼。红四十七团参谋长朱世伯壮烈牺牲。四十七团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为打开红军前进通道首立其功。国民党的日报表记载:“我蒋师驻省溪之李团,鱼日派兵一营向田心坪游击,当在该处与匪激战,李团长闻讯即率兵一营前往增加,激战至阳辰,踞玉屏之伪五师赶至加入,因寡众悬殊,李团遂绕道撤回,固守省溪城……,我李团一营亦伤亡官兵二百余名,第三营伤亡官兵百余,并阵亡团部副官谢孝一员。” 田心坪战斗之时,红二军团直属队和红四师从晃县进抵玉屏县的汪家溪、田冲一带。红六师在晃县马鬃岭与敌陶广纵队的先头部队遭遇,激战后转移到龙溪口,固守碉堡,准备阻击来犯之敌。红五师横渡舞水到趴角垅和罗家寨宿营。当日晚,红六军团两个师在田心坪、小江口一带宿营。同时,组织群众打击了当地的土豪劣绅。红二军团直属队和四师在汪家溪演戏,宣传红军宗旨和打富济贫的革命道理。 1月8日,红六师兵分两路:主力进入田冲与前卫部队会合；1个团经洞坡、田心坪绕道团山,过六马河经竹寨,再过车坝河抵前光屯。至此,红二、六军团全部撤离晃县进入玉屏县境。同时,红五师从趴角垅出发,与当日从汪家溪出发的红二军团直属队和红四师在田冲会合后,经田心岩冒寒过河。当日,红五师及红二军团直抵朱家场,击毙了负隅顽抗的土豪郑尔昌和其子郑道生(朱家场区长)。在青山坳活捉了朱家场区班丁徐长生,为民除了害。 在便水战斗期间,红军进入玉屏酒店塘砂厂(汞矿),把当时在砂厂拣砂和坑底抽水的一些湘黔边境穷苦青年视为亲兄弟,在红军的动员下,他们互相邀约,先后有50多人参加了红军。红军进驻玉屏时,刘兰亭等17名青年参加红军。在玉屏期间,打了田心坪街上的熊老长、王万顺等30多户土豪,并将几万斤粮食和许多衣物分给穷苦农民和城镇贫民,对少数贫困户,红军还直接把衣物、粮食送到他们家中。同时传播革命真理,宣传抗日,写下了“打倒土豪分田地”、“打倒日本”、“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民众要想安居乐业,必须打倒土豪劣绅”等10余条革命标语。 四、经铜仁进驻江口 1月8日,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由田心坪、小江口经烂泥坳、瓮袍进入铜仁县的牛场坡。在牛场坡小街两旁的民房板壁上,写下了“打富救贫”、“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等标语。后经张海屯、包缅、田坝到达大坪场。在包缅附近与敌柏辉章部遭遇,击退敌人后,宿营大坪场、田坝。并打开了两户大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红二军团六师抵前光屯、赶场坝、木弄,红四师抵岑巩县的龙鳖。同日,红六军团十六师进入江口县境,经龙阳、翁岩坝、四保、清水塘、凯文至野猪冲一带宿营。9日晨经大冲口、崔家坡等地到望城坡,组织向江口县城发起进攻,上午9时占领江口县城,师部驻扎磨湾。同日,红二军团一部从岑巩羊桥、廖家坪进入江口县境,经民和的腊岩、金银窝出岑巩平牙、凯阳屯,也进入江口县。1月10日,红十六师分兵太平,攻打秦家屯；红十七师进驻凯德,分兵洪坪打土豪,攻打林家洞,又进兵坝盘、坝黄开展宣传、扩军等活动。 五、红十八师归建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部署突围转战时,确定红十八师3000多人留守根据地,坚持战斗,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红十八师在“游击专家”张振坤师长兼政委的指挥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向保靖方向发起猛烈攻击,把敌人吸引到西北方向,成功地策应了主力部队取东南方向突破澧、沅封锁线。当敌人发觉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意图后,即调李觉师、钟光仁师和新三十四师以及团防队、土匪武装等数十个团10多万人包围了红十八师。红十八师英勇善战,巧与周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战斗,先后经湖南的洗车沟、湖北的咸丰、四川的酉阳,于1936年1月7日进入贵州松桃县关子门,夜宿甘龙口。8日,经火烧桥、石梁、印江张家坝、团龙进入江口县的坝梅,夜行军经堰边溪、军屯至德旺一带宿营。9日,接到军团部电令“前往江口归建”。10日,经茶寨、红石梁、官坝、苗匡至太平宿营,11日前往江口磨湾归建。肖克、王震等率队前往太平迎接红十八师。归建的指战员,又见到了阔别的首长和同志们,他们拥抱在一起,用欢呼和泪水,表达着相互的思念、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他们终于又团聚了。 红十八师在留守根据地,掩护主力突围转战中付出了很大牺牲。红十八师从1935年11月17日起告别军团首长和同志们,以抱定牺牲的决心去开辟新的战场,他们处处暴露自己,把大批敌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历经54天,身经数十次战斗。待掩护主力跳出包围圈后,历尽艰辛回归主力。到江口归建时,原3000余人减至600多人。军团部决定将十八师缩编为红六军团五十三团。1月12日,军团领导人在磨湾设宴欢迎胜利归建的红十八师全体指战员。当天红十七师向闵家场进发,师部驻扎小溪村。13日,红十六师、红校及军团部开向闵家场一带休整。18日,红六军团经闵家场、小溪、观音塘、张家寨、狗脚屯、平寨向石阡县前进,当日抵石家场宿营。 红十六、十七师在经过铜仁时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活动,写下许多标语和条幅。“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莫招嫌,下等之人跟我走,将来肉里困来酒里眠。”“坛坛装米是自家人,扁桶装米是敌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并分了杨伯安、刘松云等大地主的浮财给百姓。 红六军团在江口休整期间,开展了宣传、扩军等革命活动。建立了磨湾游击队,队长向老清,40余人；老街(闵孝老街)游击队,队长雷世登,23人。打了10多个洞屯,打土豪70余户,所得财物除部分留作军需外,全部分发给穷人；打开土豪粮仓,把谷子分给穷人。红军还在驻地办起饭菜招待穷人。同时,积极开展扩红,宣传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官兵平等,当红军光荣,还教唱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打得土豪平半分。”闵家场是水陆码头,是黔东的一个重要集镇,来往客商甚多,红军在闵家场的活动很快就传播到四面八方,几十里外的青壮年闻讯后赶来,200余人参加了红军。当地群众积极为红军当向导,抬伤病员,缝制衣服等,吴满妹为红军做草鞋,红军赠送一只铜电筒；万金堂为红军做了7双布鞋,红军给了7块银元。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邓老必、詹斌娃、杨连生等一批支红积极分子。 创建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 一、分路进入石阡县城 1月10日,红二军团分两路向石阡挺进:一路从江口县闵家场经张家寨、狗脚屯等地进入石阡县公鹅、陡山坝到达石家场；一路从晃县龙溪口经玉屏朱家场、江口岗溪屯、岑巩平庄等地进入石阡,经五德黑溪水,花桥的云盘坳、乌苞洞、欧家湾进入石家场。红五、六师在石家场宿营。红二军团直陆续进入石家场,驻平坝、黄家、李家、陈家、蒲草塘等村寨。红四师兼程前进,经栏桥、凯峡、花桥等地向石阡进军。红五师到正冲、栏桥一带。红军驻石家场期间,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打土豪活动,将刘占臣、刘直清等10多户土豪的谷物、财产分给当地贫苦农民,在街头和蒲草塘,分别处决了反动区长、保长。红军还在石固街上刷写“打倒薛岳”、“红军是扶助苗族僮(侗)族解放的武装”等标语。石家场、泥塘等地部分农民参加了红军。 1月11日拂晓,红二军团四、六师及主力一部,分三路合围直取石阡县城:东路由五老山后至哨楼口,南路由枫香边境到黄麻塘、三百步,西北一路由坪地至沙坝、邱家坡、孙家寨等地,几面夹攻,一举占领了石阡县城,并捕获戴望远镜,直接指挥石阡保安团对抗红军的德籍侦探耿友华,在天主教堂中搜出秘密地图及侦探器材。红军进城后,驻扎于天主教堂、文庙、学校及原国民党县衙等地。同时在城南郊的三角庄、高楼,河西的挂榜山、伍家院、岩脚屯、任家山、板猫寨、新寨、平猫寨、高寨,北郊的上、下来潮、梁家嘴、杜家寨、新场、雷家屯、下寨,东北面的平地、沙坝、摩罗、北塔、孙家寨、荆竹、梁家坡、冉家坡、邱家坡等村寨驻扎。其中红二、六军团总部、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国家保卫部及司令部直属单位驻天主教堂及其附近。红六军团司令部及其所属单位,后亦驻天主教堂内及上、下河街。当日下午,贺龙从石固经花桥到达石阡县城,住天主教堂内右侧楼房(今北楼)。 1月12日,红二军团直属机关和红六师直由石家场出发到达石阡县城。红五师留花桥,布置了5天工作计划,师部及所属单位、红校等分别驻罗家寨、梁家寨、坡背、寨坪、田坝、白岩山及等村寨,进行打土豪及扩军休整。13日,红二军团独立营到石阡城北新场。红二军团司令部任命汤福林为红四师参谋长。14日,红六师师长郭鹏率红十七团的2个营到坪山、大地方等地侦察敌情和地形。红六军团在凯德以南与敌李觉纵队战斗。 1月15日,红六军团从江口闵家场经张家寨、狗脚屯等地向石阡进发。16日,总部命各师调军政学生成立教导营,17日,又令红六军团进入石阡。18日,红五师及所属游击队,奉命从花桥出发到石阡县城,驻天主教堂及城内外。同时郭鹏师长所率2个营回城,独立营也奉命从新场回城。红岩、甘溪之湘敌李必藩第二十三师1个团到达中坝,驻吴家湾的红四师十八团在李国平引导下,星夜赶往中坝,与敌激战至来沙坡一带。红六军团一部奉命在石家场以西待命。1月19日,红六师一部离开石阡向关口坪、二塘等方向进发,击溃在农口坪堵截的地主武装曾云焕部。红四师派出工作组到洋溪及荆竹建立游击队,打土豪。 红二、六军团从1月10日进入石阡境内,驻扎14天,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是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出发转移,历经百战,行程数千里,两个多月来得以进行的一次时间较长的休整,它使部队在政治、组织、军事等各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整顿和提高。部队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军民缝制军装、干粮袋等,建立12支红军游击队,扩红800多人,还在石阡建立了临时修械厂,修造枪支、弹药等。这对于长征中再次进入贵州境内的红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次休整部队,养精蓄锐的宝贵时机。 二、红二、六军团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为了振作精神,统一思想步调,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1936年1月13日,红二、六军团政治部在石阡县城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较大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以上军政干部参加。任弼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会议对当时全国政治形势以及中国苏维埃运动和民族革命形势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对远征的意义及胜利作了一个估计；提出了加紧准备战斗,以战斗的胜利创造新的根据地及加紧扩大红军的动员以充实部队的任务；对部队中的政治情绪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查,对不正确的倾向给了一些打击。1 这次会议精神很快向基层作了传达。通过这次会议,部队政治情绪得到提高,军事经验得到总结,组织纪律得到整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上下形成共识。为了配合这次会议,各部在万寿宫、禹王宫、寿福寺及驻地,分别召开系列文艺晚会,战士的疲劳消除了。在此期间,红二、六军团政治部还整顿了各部队的政治组织,加强了各部的政治干部配备,成立了教导营,其中,政治干部就有1个连。这次会议对于指导各部在石阡及至以后一段时间,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红军在石阡的革命活动 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进入石阡后,活跃地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进行扩大红军的动员,订出扩红计划,分配地区进行扩红突击。……组织了抗日救国义勇军(都争取加入了红军)、抗日大同盟。1广泛传播党和苏维埃政策,特别是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 抗日革命宣传。红军在石阡写下的标语较多,其中就有不少是宣传抗日的,如:“打倒日本!”、“对日宣战!”、“开展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同时,还印发漫画传单,宣传抗日。其中有幅漫画上一中国人用绳子牵着一个俯首躬腰狼狈不堪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画中说明:“活捉帝国主义者洋人一名,偿大洋两千元!”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打击。红军政治部在寿福寺进行了以原第十区区长陈鸣皋的剥削罪行为题材的化装演出；还在万寿宫为新战士举行文艺联欢晚会,以舞蹈的形式反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的革命激情,这种革命宣传,不仅消除了红军战士的疲劳,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政治影响。 打土豪分浮财。“打富济贫”是红军动员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的革命口号。红军入境,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是贫苦家庭,秋毫无犯,不随便入宅,用一颗针或一捆草,就物论价,买卖公平。若是土豪劣绅、官僚恶霸,一般是没收其财产；罪恶重民愤大的,一经捉回,通过揭露其罪恶后,即予严厉惩处,以平民愤。红军所到之处,宣传组织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将其财米谷物,除留少数为部队给养外,大部分救济贫苦群众,从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了广大劳苦大众。在县城就打了张俊之、夏明安、余润生等数十户土豪。在城郊,红军派出工作组或组织游击队到附近村寨开展扩军和打土豪活动。同时,红军还在县城的武官衙门、寿福寺、花桥罗家寨等地,将从土豪家中搜出的肥猪及准备过年的丰盛食物,办成酒席,连日不断地招请过往农民、工人及街道贫民。专门赈济穷人,贫苦群众和红军亲如一家。这也成为动员群众很有效的办法之一。贺龙与军团直机关人员在石阡温泉洗浴时,赠送棉衣给一位群众御寒,传为美谈。 保护民族工商业。红军在发动群众打土豪期间,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县城,当了解到几家民族工商业户时,为避免当作土豪抄收,特在蔡、崔、周等几家商店门口,贴上保护字条,写上“不准打·苏”或“此系小本经营,不准打·苏”等字样。凡贴有此类字条的商店,即使老板出走,家中财物也完好无损,无人进扰。中街一个开百货店并兼代写对联的周xx,在红军到来时全家外逃,红军查明周确属民族工商业户后,便对其亲邻廖钟鑫等人说:“你们知道周老板在哪里,带个信叫他回来,我们红军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当红军离开几天后,周回来时发现店内的货物整整齐齐,丝毫未动,柜中放的各种粮食仍是原样,在一堆冰糖上发现一张纸条,上写“老板,我们用了你冰糖二两,现给报酬在此”。并将报酬物品放在抽屉内。关在鸡棚内的一只母鸡,不仅还在棚内,10余天后竟还活着,藏在楼梯下地洞中的一只山羊仍在洞内,但早已饿死,周深受感触。1月23日,红军某部在河坝、龙溪一带与敌作战,当晚驻守在山羊坡附近的部队宿营煮饭时,一阵大风把炊事员插在群众芭茅壁上的蜡烛吹倒,一时起火抢救不及,烧了余文榜、张炳轩两户茅屋。红军当即向主人道歉,并赔偿了90块银元,余、张两户用此款重新修起了两座大木房。红军执行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使各界群众深受感动。 建立革命武装。红军各部利用在石阡休整的机会,在广泛开展各项革命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了扩充红军,建立游击队的工作。红二、六军团在进入石阡县境内的石固、花桥、龙川,进而延伸至中魁、甘溪,以及后来离开县城沿人群、枇杷、白沙、聚凤、马屯、河坝场等地进军途中,都相继开展了扩军工作。建立了坡背、平坡等12支游击大队和汤山镇邱家坡、中坝河西2支游击队,有1000余名队员。其中以城郊龙川、花桥、中坝等地较为普遍。各游击武装的大队长或队长分别是:坡背封玉臣,平坡赵南庭,田坝孙云恩,罗家寨罗绍清,白岩湾张海山、聂文秀(副),洋溪彭德云、毛满满(后),荆竹杨光辉、肖来生(队长),万安杨秀银,龙地坝杨玉清,邱家坡吴满弟,河东赵玉珍,高魁杨树清、冯光忠(副),河西肖光岩,龙洞张玉清、曾念兹(副)。“争取游击队整批加入红军是较艰苦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在长途远征中,这种工作受到了一些限制。我们在石阡……这种扩红方式是收到了一些效果的”,因而红军在石阡期间“扩大了八百名新战士补充部队”。1 建立临时修械厂。红二、六军团在石阡休整期间,司令部修械处在县城北门及坪桥等地设立了临时修械处,修造枪支。1月13日左右,在北门城外邱宅,建立修械厂,进行枪支零件的打磨、修理和装配枪支武器。还在坪桥铁匠铺杨通明家设立打造枪支的施工场,派出技术人员尹xx一同加工,将枪支零件送北门邱宅加工后装配,有时红军将缴获来的废枪直接运来维修。为此,红军特送杨通明大米200斤,国华绨衣料一段,菜油10余斤,并将所剩的200多斤废枪壳,作为偿还打铁用的炭火送与他。红军修械厂的战士还在城内一些铁炉房加工武器。 其间,红军还组织群众和后勤等部门一起,就地加工赶制军装。如在城内土豪方宅、吴家湾、中坝河西各驻地,组织集体缝制军衣,打草鞋等,除补充红军战士的服装外,对在石阡新招收的游击队员,普遍发给帽子、布草鞋及干粮袋等。红军对于帮助缝制军装的群众,除招待饭食,给予一定报酬外,还赠送一些实物用具,其中赠万安的李太彬家谷米和铜茶罐1个,油1瓶；给城内杜西云家棉絮2床,镜1架,衣服数件；给中坝河西妇女余芝芬等人各10余吊铜板等。此外,各驻地红军每天还组织战士学习政治、文化课本,坚持部队操练,练习刺杀等作战技术。 四、红二、六军团负责人会议 在红二、六军团进占石阡、江口后,敌人为防止红军由湘黔边北进再回到原来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对兵力重新作了部署:第十九师由镇远调岑巩地区,会同李觉纵队进行跟追；樊崇甫、郭汝栋两纵队由湘西绕至红军东北,经麻阳、铜仁与驻玉屏、岑巩的第八师取得联系,以第九十三师向思南方向截击,陶广纵队由湘西北开拔,第九十二师、新三十四师在沿河、秀山、永绥、保靖地区布防,阻止红军北进；在西面,郝梦龄纵队到后坪、思南地区,沿乌江两岸防堵；第二十三师固守余庆、龙溪地区,掩护贵阳方向。敌人企图乘红军向北运动时,将红二、六军团消灭于乌江以东松桃以西地区。如不得逞,则向南压迫,迫使红军与广西军阀作战。而广西军阀已有防备,已将部队向黔桂边境集中,并派一部分兵力进到贵州南部独山地区,作好了御红军于广西之外的准备。这样,红二、六军团实际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重大行动,1月19日,在石阡天主教堂召开了两军团负责人会议,史称石阡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负责人参加。会议总结了红二、六军团长征转移以来的工作,对当时的敌我形势进行了分析。 会议认为,由于“便水反击敌人未能给敌以决定意义之打击,开展新的有利战斗局势”,“敌依据原有碉线(已成碉网地区)已成包围逼进形势,我军处在狭小地区渐成被动局势”,“以石阡为中心地带内,粮食缺乏,居民稀少,地形不利进行运动战”,因此,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已不现实,军委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态……”。会议决定,撤离石阡地区,转移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活动,以争取在贵州西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并下达了3天的行军计划。会议结束后,当晚还在万寿宫等地举行文艺联欢晚会和会餐,欢迎石阡入伍的新战士。 从石阡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的革命活动看,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确定了坚持在长江南岸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为红军的下步行动指明了方向。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成为长江南岸——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红二、六军团突围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后,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最初是确定向石阡、江口、镇远、黄平方向转移,在湘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在石阡一段时间开展工作,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及军委指示,确定了在长江南岸活动的总方针,并果断地放弃了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尔后,继续向西,开辟了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在川黔滇边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直至同年3月底。因此,石阡会议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二、六军团的中心目标是“坚决的在云贵川广大地区以战争的胜利来创造新的根据地,政治机关一般的是在这一任务下进行工作……在盘县最后的一晚,党和军分会最后决定坚决北渡金沙江,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而我们亦从此结束了长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在长江南岸活动的总方针确定之后,鉴于之前的战斗失利及贵州山区的复杂,石阡会议又强调,继续向西移动的同时,要落实“在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的军事作战方针,以后又再次强调“在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暂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东向湘黔边转移。”2由于宣传贯彻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精神,做群众工作,进一步统一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特别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红二、六军团上下充满了“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决定在长江南岸活动”的信心和斗志,在艰苦环境中屡创敌军,红军有生力量不仅未削弱,而且有新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 1月20日,红二、六军团及大部分游击队共2万余人,在石阡县城大桥下兰家坝,召开了继续长征誓师大会,挥师西进,20天内,连克黔东南、黔南、贵阳、安顺等城,强渡乌江天险鸭池河。2月3日进占黔西,2月6日解放大定,2月9日占领毕节,开展黔大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3月31日,在盘县,红二、六军团决定放弃在川滇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进军云南,挥师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结束在贵州的革命活动,步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第20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红三军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经红三军和黔东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而共同创建起来的。这块独立完整的根据地的开辟过程,不仅反映了创建根据地的艰巨性,而且也体现了一定的特殊性。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不仅为湘鄂西失败后转战千里、损失巨大的红三军创造了休整、发展的条件,使自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后,艰苦奋斗、屡遭挫折的红六军团能有目标地向黔东进发,得以实现同红三军胜利会师,并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而且为红二、六军团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红军征战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黔东军民创造了一整套基本经验,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培植了独特的黔东革命精神,给黔东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一、根据地的内涵及特点 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各项建设工作便随之展开,形成了开辟根据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主要抓了党政建设和武装斗争,开展了土地革命、民族工作、统战工作、反“围剿”斗争,抓了财政金融、交通邮电、商业贸易等经济工作,发展文教、卫生等事业。黔东革命根据地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建立、发展和壮大,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党的建设在逐步克服“左”倾错误影响过程中得到恢复和加强,是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红三军入黔时,部队的各级党、团组织早已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解散,当时全军登记在册只有4名党员。尽快恢复红三军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成为根据地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前提条件。枫香溪会议后,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下,恢复建立了军党务委员会、军政治部和团以上的政治机关,大部分党员经过重新登记,恢复了党籍。在恢复军队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基础上,又从根据地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在此期间,停止了在红三军中的错误“肃反”，党组织成为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为加强苏区党的建设，还制发了“关于共产党组织在秘密环境下的活动方式”等文件，并为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作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以后，又成立了中共黔东特委，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艰苦的坚守斗争。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进一步弘扬。 （二）从实际出发，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体现了根据地民主建政的特色 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红军干部，以“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指导，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主要采取先组织农民小组，由小组选出代表，再由代表选出总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乡苏维埃政权，凡一乡之事，均由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苏维埃政府执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红三军还采取办短期训练班等形式，培养苏维埃干部，积累政权建设经验。17个区、100多个乡革命政权的逐步建立，使黔东贫苦人民政治上翻身当家做主人，特别是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云贵地区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产生了重大革命影响。 （三）加强革命武装建设，努力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是根据地宝贵的建军经验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与其他根据地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一是重新恢复军队中的党、团组织，重建政治机关和政治制度，很快消除了军内因“肃反”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的阴影，开展了党、团员重新登记和发展党、团员工作，提高了军队的政治素质。二是改造具有迷信色彩的“神兵”队伍，组建地方武装，并适时过渡为红军正规部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红军到达黔东后，随即提出与以农民为主体的“神兵”武装建立革命的联合，对其进步头领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对混入“神兵”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清洗、镇压，对代表工农群众的“神兵”领袖则加以重用。在团结、改造“神兵”武装，建立游击队基础上，成立了沿河、印江、德江、黔东、川黔边5个独立团，组建成红三军黔东独立师，标志着地方武装向正规红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三是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团的力量随之进行整合，从红二军团中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到红六军团任基层指挥员，又从红六军团中抽调一批干部到红二军团担任政工干部，使这两支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红军队伍力量得到整合和加强。四是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重新组建的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承担了策应军团主力进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保卫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四）较为彻底地实行给黔东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土地革命，是根据地的显着特点 根据黔东地区大部分土地被地主豪绅分割占有的状况,以及黔东人民对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并渴望得到土地的强烈要求,红三军在黔东印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及相关文告,大力宣传苏维埃土地革命,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又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在党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的指引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地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推翻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 (五)制定和实施符合黔东实际的民族政策,是根据地各族人民共同求解放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第一次实施了党的民族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专门作出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联合苗族,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司等剥削阶级的压迫,帮助苗族组建游击队,成立乡苏维埃,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使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并为各族人民所拥护。在党的正确引导和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许多苗族、土家族等各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献身革命,为黔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民族政策的实施和民族工作的开展,消除了长期以来封建反动统治造成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在黔东这个多民族聚居、杂居区建立起一种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根据地范围内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氛围。 (六)武装建设的开展和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成为根据地迅速扩大和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地建立了以红军为主体,地方游击队、保卫队为补充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些革命武装力量在黔东人民的配合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开展了艰苦的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国民党川、湘、黔三省军阀计10多个团兵力的联合“围剿”下,红三军领导机关在认真分析敌情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的指示,各区、乡苏维埃召开联席会议,形成了《关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在反“围剿”中采取“避实就虚”、“分进合击”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保卫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和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胜利成果。 (七)统筹兼顾,服务战争,服务群众,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是根据地完整性的重要标志 黔东革命根据地重视发展工业、交通、邮电等事业,加强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发展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在苏区具体工作中,提高工人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武装保护交通,保护当地邮局和邮差的安全、保证邮件畅通；保护合法的商业贸易,成立消费合作和粮食合作社，保障根据地食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废除旧的苛捐杂税，建立了崭新的累进税制度，减轻人民的负担；创办苏维埃小学，使苏维埃公民享受文化教育的平等权利；组建红军医院，还义务为根据地群众治病，根据地人民第一次享受了公益医疗卫生保障。各项事业建设有声有色，相互促进，全面发展。 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方式取得的。在全国数十个革命根据地中，除部分着名的地域较广的根据地外，大部分是一些小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就是其中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云贵地区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规模虽然不大，存在时间也不太长，但在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时期却发挥了重大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革命之火，点燃了云贵地区乃至西南地区的革命烈火，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坚持农村“工农武装割据”正确道路，保存和发展了革命有生力量 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湘鄂川边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未果。”1 由于部队电台丢失，基本上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重大问题及重大军事行动，无法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党中央的指示也难以迅速到达并加以贯彻落实；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连续四次的“肃反”扩大化，使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撤消政治机关的严重程度，广大党员和红军干部长期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中，革命事业遭受重创。为彻底摆脱这一困境，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新苏区的决定，将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切实转入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上来，按照“工农武装割据”的要求，开展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党和红军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地方工作等有了根本转变。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项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既保存和发展了湘鄂西以来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也开创了革命事业的新局面。“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2 (二)为红军创造了休整和发展的条件,促进了人民军队建设,提高了红军的军政素质 红三军自退出洪湖苏区以后,由于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长期处于流动和游击状态,连续奔波作战得不到休整,特别是伤病员无法安置,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给养非常困难,常常缺吃少穿,濒临绝境。在黔东开辟了根据地,红三军才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才能够得到休整。红军在黔东期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黔东人民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子弟兵,积极支持红军队伍建设,将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去当红军,仅几个月的时间,红军在黔东地区就吸收4000余名新战士,队伍壮大改变了初到黔东时那种“枪多人少”的现象。红三军在黔东期间重视军队干部建设,开办红军干部培训班,一批批红军干部通过培训和锻炼,被提拔到党、政、军各领导岗位,担负起指挥部队战斗、保卫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等重任。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注意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以开办红军学校,举办流动训练班和办《红星报》等形式,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从而达到提高部队整体素质的目的。红军与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对敌,部队的战斗力、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都得到很大提高。“肃反”扩大化的停止,部队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构的重建等等,这些都是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后的重大转变。历史证明，“黔东苏区的建立，对红三军来说是万分必要的。……它的意义是重大的。”1 （三）实现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进入贵州，意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在石阡甘溪突与湘、桂、黔敌军遭遇，部队被截成三段，各部虽然分别冲出重围，但处境相当困难。在这种严峻情况下，继续寻找黔东苏区，成为红六军团各部的重要目标和迫切期望。贺龙、关向应亲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黔东苏区各族人民积极筹备粮草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终于实现了两军于印江木黄的胜利会师，使红六军团终于得到一个落脚点。如果没有黔东特区这块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红三军的主动接应，红六军团的处境是不可想象的。贺龙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意义”时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都丢光了，很狼狈。我给他们营以上干部都配上了马，发了七八挺轻机枪。”2 会师后，两军形成了一个战略突击单位，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相机发动了湘西攻势，牵制了敌军很大一部分兵力，从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使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 （四）黔东的革命实践和持续斗争，为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曾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由于种种原因条件不具备，未能付诸实施。经历若干挫折后，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黔东苏区的重大决策，并成功地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有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木黄实现胜利会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离开黔东革命根据地东征，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将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不仅是红军主力开辟湘鄂川黔新苏区的战略支撑，而且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所形成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为后来新根据地的迅速开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坚持斗争，黔东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更是直接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五）在云贵地区首举苏维埃红旗，锻炼了黔东人民，播撒了革命火种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黔东各族人民为建设根据地和保卫红色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红军主力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后，黔东军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作出了重大牺牲。这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来源于党和红军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黔东人民心中。后来，当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踏入这块红色土地时，很快就掀起新的革命风暴，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范围进一步拓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敢于斗争，勇于革命的地方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黔东各族人民在党的南方局和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武装，发扬当年红军开辟根据地的革命精神，继承根据地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民族独立和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继续革命，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不懈斗争。为黔东的解放，为当家做主人，黔东各族儿女谱写了壮丽的历史新篇章。 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 一、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红军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严格执行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惩治贪污蜕化行为，保持革命队伍纯洁、巩固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与黔东人民同甘共苦，促进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继承和发扬了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不畏牺牲的豪情壮志 红军在黔东宣传革命理论，革命真理在黔东一经传播，就坚定了黔东人民的革命信念。波澜壮阔的“神兵”斗争走上了革命道路，“神兵”转变成革命战士。傅怀忠受贺龙的重托，转运盐巴和药材到苏区，途中落入敌手，至死不屈，被誉为“特别交通员”。红军女游击队员贺咏珍与敌周旋中，在森林里吃树皮草根，坚持战斗半个月。反动势力卷土重来，毁房逐民，滥杀无辜，企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根据地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沿河水田坝乡苏维埃代表孔朝廷被敌抓去吊打，坚贞不屈，在遗书中教育其子“要与土豪彻底斗争下去……红军坚决不投敌人的降，等红军回来，你一定要替我伸冤报仇。”革命正气凛然。 （二）群众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密切 红军是创建根据地的主力军，群众纪律是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军民关系的基础。红三军在黔东的各次战斗中，从不毁坏民房，误伤群众，特别强调：烦劳群众的事情给以酬金，部队驻军不要民众办招待，市场交易中公平买卖，按时价付款。群众耳闻目睹，感受到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自觉地摆脱反动宣传的影响，陆续返回居住地，参加革命活动。红军和苏维埃干部积极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关心特别困难群众的生活，赠送衣被和其他日用品，平时款待卖柴卖菜的群众，而群众也愿意把黄瓜、四季豆等蔬菜挑到红军驻地进行交易。看到伤病员的痛苦，老百姓送来草药、药方。干群关系融洽，军民鱼水情深。为配合红军作战，印江县第一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尚质，年已六十多岁，仍率领数十名群众组成担架队，亲临战场运送伤员，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军民的鱼水情。 （三）巩固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 黔东历史上，苗族人民深受“赶苗夺业”迫害，而“毕兹卡”（土家人）也被赶入山林，数十万少数民族人民受到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把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作为政府的一个根本工作方针，在《关于苗族问题决议》里就明确指出要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嫌隙，建立亲密的联合，共同反抗土司的压迫等任务。贺龙、关向应等红军领导人亲自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沿河土家族工商业户深受鼓舞，自愿筹资支援红军建设。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更是根据地长期性的工作。松桃严家坡区10个乡苏维埃政府中，苗族干部占了干部总数的40%。土家族歌谣《十杯酒》中唱到“到处成立苏维埃，革命成功万万代”。红军写下的“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等标语，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有力见证。 （四）同甘共苦，艰苦创业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艰苦的环境中开辟的，根据地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顽强苦斗。黔东人少、地少，老百姓很穷，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给养。军民通常有粮吃干饭、粮少吃稀饭，无粮吃野菜，红军把有限的浮财分给群众，而老百姓把上山采摘的野菜捐给红军。军民甘苦与共。地方的游击队、自卫队边打仗，边耕种，还要为红军家属割谷、为群众代耕等，印江天堂就有一支专为红军提供粮草、保障作战需要的给养队。群众深信红军是“为穷人找饭吃，找衣服穿”的军队，是“干人”（穷人）的队伍，因而自愿献铜铁支持红军作修理枪械用，有的群众还帮子弟兵打草鞋、送铺草。军民十分亲近。经过红军干部艰苦工作，地方武装迅速得到发展。如沿河独立团就是红军干部贺炳炎带领干部大队的一个班到沿河上坝，深入做群众工作，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努力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五）严厉惩治贪污蜕化，保持革命队伍纯洁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令，加强干部组织纪律、形势政策等教育，建设一支纯洁的革命队伍。财政经济工作中严禁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或中饱私囊，贪污、盗窃财物，犯者重罪。打土豪所获的财物要交公，这是一条铁的纪律。个别红军干部或游击队长因偷拿一匹布，私扣一斤粮，暗藏一只手镯，数量虽少，但触犯法令，被依法惩处。如红花园乡游击中队长吴德高、风谷岭乡游击中队长杨秀章，因贪污被撤职。一般来说，发现有贪污盗窃行为者，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启发其革命阶级觉悟，或在公众曝光，发挥群众的革命权力，进行批判处理；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职，或处以极刑。同样，为确保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巩固革命队伍的阶级团结，对革命队伍内的蜕化变质分子绝不姑息。特区征粮部长方锡之与敌勾结，出卖特区情报、罗南溪乡游击中队长杨通茂包庇土豪劣绅、一战士因丧失革命斗志，与一个有钱财的寡妇姘居等，均遭到严惩。 创建根据地的基本经验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既是黔东革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又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成为黔东人民的宝贵财富。 （一）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 千百年来，黔东各族人民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进行过无数次的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农民起义斗争，虽然打出的旗帜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主体都是由贫苦农民组成，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农民起义既有反抗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面，也有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一面。由于斗争的目的仅仅局限于反抗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仅仅为取得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而没有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远大目标；采取以信奉上帝，依托鬼神，靠搞封建迷信活动等落后方式组织群众，而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制定代表工农劳苦大众长远利益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确立为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奋斗目标，更没有建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等，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黔东农民斗争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193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及党所领导的红三军来到黔东，就担负起领导黔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红军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颁布各种纲领及法律法规，指导和推动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充分体现了党和红军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使黔东人民的革命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标志着黔东人民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黔东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打倒了土豪劣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实行工农专政，广大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反抗封建剥削阶级统治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是黔东农民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开始。 （二）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走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革命事业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纲领和革命目标以后，还要靠人民大众共同行动起来，将目标变为现实。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黔东各族人民与红军表现出空前的阶级团结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经过党和红军的教育，黔东人民懂得了革命必须拥有工农自己的武装、靠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认识到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和土豪劣绅等少数人之所以敢于压迫广大的劳苦大众，就是因为他们有反动军队作后盾，有官府撑腰，各自都豢养一批地方武装对民众进行镇压。黔东人民吸取先辈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受红军革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工农武装队伍，方能把土豪劣绅打倒。因此，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军独立团、游击队和自卫队等地方工农武装。地方工农武装一般由红军干部担任政治委员，制定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军事训练，制定严格的纪律，配合红军作战，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为根据地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红军在帮助黔东人民建政建军的过程中，与黔东人民结下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之情。黔东人民爱护红军、拥护红军，纷纷把青壮年送到部队当红军，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甚至用生命保护红军。在此期间形成的军民鱼水情，不仅解决了黔东人民拥有自己武装的问题，而且解决了红军自身的发展壮大的问题，红军与黔东地方武装密切配合，成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柱石，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发挥了黔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重大革命影响。 （三）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团结、教育和引导群众，由各族人民当家做主人 在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建立了黔东历史上崭新的人民政权，即各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是革命的胜利成果。苏维埃运动采用人民政权形式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黔东革命根据地苏维埃运动在黔东乃至整个云贵地区都是史无前例的，根据地人民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从不理解到逐步理解直至深信不疑，这是黔东人民政治信仰的一个质的飞跃。苏维埃制度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确立后，根据地人民迸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充分运用政治权利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出孙秀亮、陈正国、秦育青等工农兵优秀代表人物，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黔东人民拥护苏维埃制度，以实际行动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各项主张，为建设和保卫根据地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扞卫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成果。在黔东苏维埃革命中，涌现出一批优秀军政干部和英雄人物，他们不仅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说明，人民的政权得由人民自己去创造、建立，人民的政权靠人民自己去维护、扞卫，人民只有掌握了自己的武装，才能组建成自己的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穷苦人民才能当家作主，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彻底解放。 黔东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红军与黔东人民在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培植和孕育了黔东人民引以为豪的黔东革命精神。其内涵主要有：不怕牺牲、敢于胜利；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奋发图强；依靠群众、为民谋利。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革命精神，激励黔东人民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黔东革命老区精神成为鼓舞黔东人民继承革命传统，为“富民兴铜”大业勤奋工作，努力拼搏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一）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 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黔东人民和红军指战员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企图消灭红三军的图谋。当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国民党调集湘、桂、川、黔军队协同“围剿”苏区，妄图将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苏区军民共同奋战，前仆后继，进行上百次战斗，虽然付出两千多军民牺牲的沉重代价，但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与“围剿”，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中，黔东人民尤其要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发扬红军当年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积极投身各项改革中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为黔东经济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红军部队在没有固定给养供应的情况下，军民没有几天吃过饱饭，红军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薪水，更没有购置家产，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了几千红军战士的衣食住行和各级苏维埃政权的正常运转，红军帮助群众种地收割，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社会环境、人民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黔东人民仍然要倡导艰苦奋斗精神，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革命传统，发扬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做到居安思危、戒奢尚俭。 （三）团结协作、奋发图强的精神 红三军之所以能在黔东建立根据地，所依靠的是一种团结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黔东人民永远忘不了：在红六军团石阡甘溪战斗失利后，贺龙亲率大军长途跋涉百里外接应，两军团会师后，贺龙代表黔东军民，为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备了马匹等等动人的故事。黔东人民永远也忘不了：红军为百姓挖穷根，而百姓自己吃野菜、树皮，把仅有的粮食送到红军军营的一幕幕感人的情景。因为有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各民族团结，才有根据地的巩固和拓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中，黔东人民仍然需要发扬团结协作精神，树立大局观念和中心意识，站在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协调关系，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互相支持、团结协作，摒弃各自为政和只顾局部的狭隘思想，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相互信任、互相支持、奋发图强、齐心协力做好工作。 （四）依靠群众、为民谋利的精神 在黔东苏维埃运动中，红军与人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红三军帮助人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人民拥护红军，自觉为红军护理伤病员，传送情报，纷纷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当红军。全面推进黔东小康社会，每个党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坚持了群众路线，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才能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提炼出来，变成我们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才能使人民增产增收，推进黔东小康社会、和谐铜仁建设。 英勇的黔东军民创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培植了黔东革命精神，这笔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激励老区各族人民阔步前进。 第21章 在黔东特区根据地战斗过的少将以上老红军名录 贺 龙 1896 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湖南桑植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时任红三军军长，红二军团军团长。1914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两次驻军黔东。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 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员。是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 年 5 月率领红三军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领导了黔东苏维埃政权建设、黔东独立师的创建、土地革命运动、苏区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是年 10 月长征先遣的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1935 年 11 月率红二、六军团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任弼时 1904 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湖南湘阴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920 年 8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 5 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初回国。此后，曾任团中央总书记，中央委员，中共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等职。1931 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 3 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11 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1933 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1934 年 7 月奉命率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 10 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后，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35 年 11 月与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长征。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 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1950 年 10 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夏 曦 1901 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益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时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1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到湖南自修大学附属补习学校任教，其间，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干部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三届中央委员。1924 年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1927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不久，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1931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受派赴洪湖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红三军政委。是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 年 5 月与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年10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湘鄂川黔军事委员会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11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2月途经贵州毕节时溺水牺牲。 关向应 1902年生，满族，中共党员，辽宁金县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1924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入上海大学读书。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年底任青年团山东省委书记。1927年5月后被派往中共河南省委工作，不久调上海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0年调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1月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是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5月与贺龙、夏曦率红三军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是年10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后任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后参加领导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与任弼时、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长征。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训处主任、政治委员。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7月病逝于延安。 肖 克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嘉禾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之一，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南宜章黄沙堡游击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第十二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1934年6月任红六军团军团长，随即受命率红六军团9000余人西征，同年10月在黔东革命根据地与红二军团会师，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与领导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率部长征，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4年1月，在中顾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任上视察黔东革命老区，为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和甘溪阵亡烈士纪念碑题词。 王 震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之一，时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中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队支队长、湘东独立一师师政治委员、红八军代政治委员、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率红六军团长征先遣到达黔东，与红二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后，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治委员，兼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北松滋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黔东独立师师长兼沿河独立团团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排长、连长、连政治委员，红三军手枪大队大队长、营长，湖北独立团团长。1934年5月，参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黔东独立师师长兼沿河独立团团长，是年10月红二、六军团印江木黄会师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任湘鄂川黔独立师师长，红二方面军第五师、第六师师长，红二军团新编第五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冀中军区第三支队、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三军分区、江汉军区、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五旅、晋绥军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 达 190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陕西眉县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参谋长。1925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西北军排长、连长。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边独立一师参谋长、第三团团长，红十七师参谋长兼十三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1934年10月，作为长征先遣的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后，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参谋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太行军区、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甘泗淇 190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宁乡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委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红十八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与战斗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军团会师后，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晋绥军区政治部、晋绥野战军、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廖汉生 1911年生，土家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桑植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湖南桑植苏区游击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代表，湖北鹤峰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934年5月，红三军进驻黔东时任红九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红二、六军团印江木黄会师后，任红六师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六师政治委员。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独立第二旅，襄南地委，江汉军区，晋北野战军，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一野战军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政治委员兼青海省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第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于1983年10月和1984年10月，先后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纪念馆”和“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室”题写匾额。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部分老红军名录 廖汉生 1911年生，土家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桑植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湖南桑植苏区游击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代表，湖北鹤峰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934年5月，红三军进驻黔东时任红九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红二、六军团印江木黄会师后，任红六师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六师政治委员。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独立第二旅，襄南地委，江汉军区，晋北野战军，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一野战军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政治委员兼青海省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第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于1983年10月和1984年10月，先后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纪念馆”和“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室”题写匾额。 王恩茂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干事、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湘鄂川黔、川滇黔省委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来到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湘鄂赣军区、中原军区三五九旅、吕梁军区、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南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11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任上重返黔东革命老区视察。 杨秀山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北沔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七师总支书记。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政治部宣传员，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宣传队长、七师总支书记。1934年5月，随红三军进入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同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后，历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一团、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副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骑兵营、三五八旅、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一野战军第四师、第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高级系班主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院校部副部长，总参军校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后勤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周仁杰 原名周球保，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1929年参加茶陵地方游击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二十三师机炮连连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第十六师师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一旅旅长，热河军区第十七旅旅长，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三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三十三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副军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3年5月，在中顾委委员任上专程视察了黔东革命老区。 朱辉照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政治委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巡视员、团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独立第一旅、晋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延安中央党校、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晋绥军区政治部、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一野战军三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军委民航局局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转连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四十九团团长、第十七师师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模范师师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团长、旅参谋长，南下第二支队司令员，三五九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师长兼合江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副军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长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军长兼粤东军区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余立金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北大冶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政治部、教导总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华中党校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余秋里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吉安赤卫大队分队长、中队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军大学第四分校连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政治保卫队队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红二军团团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军委直属政治处、总政治部，八路军一二〇师、晋绥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冼恒汉 1911年生，壮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广西田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党总支部书记、五十一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委员、第四师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师政治部，独立第一旅、三五八旅，晋绥野战军政治部、第一纵队政治部，第一野战军一军、七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顿星云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连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第四十六团班长，红三军第二十三团排长、连长，第七师十九团连长，红二军团总指挥部作战科科员，第四师十二团营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七一四团，延安军政学院，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独立第四旅，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一野战军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政治委员，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晏福生 1904年生，中共党员，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醴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委员。1923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任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四十九团特派员；红六军团四十九团政治委员、第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十六师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三五九旅、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十八师、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郭 鹏 190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醴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六军第九团班长、排长、连长，红十八军第五十二团营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五十一团团长，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历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湖南抗日救国军、中原军区三五九旅、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一野战军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长，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黄新廷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北洪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九师连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连长、营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参谋长、团长。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三五八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旅长，西北野战军一师师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彭 林 原名彭栋才，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政治委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兵工厂政治委员、红六军团保卫局局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六师副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随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军委分会、浙江吴兴县抗日游击队、中共浙西特委、新四军金肖支队、新四军第一纵队二旅、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第三野战军三十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公安部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旅顺基地政治委员，海军航空兵部政治委员，海军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谭家述 1909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参谋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东独立第一师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二十二师师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任红六军团参谋长。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教员。1939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高炮指挥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军校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朱绍田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桑植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军部警卫班长，警卫营政治委员，第四师、第九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1934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三支队、冀中军区第六支队、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延安温家沟兵工厂、中原军区第三军分区，晋绥军区第五旅政治部、第十军分区、第十旅，第一野战军十九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师政治委员，解放军第五十文化速成中学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段苏权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政委、中共黔东特委书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是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转战湖南后，受命担任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治委员，留守黔东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长达两个多月，身负重伤，在伤未 痊愈的情况下，经过千辛万苦找到部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热河军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冀热察军区、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东北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军长，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1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来到黔东革命老区，并前往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地视察。 王绍南 190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师司令部参谋，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以后历任红二方面军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教导团队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三军分区、江汉军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晋绥军政干部学校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 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第一步兵学校校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副主任、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全国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洪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等职，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供给部、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中共襄北地委社会部、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鄂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第四军分区政治部，鄂豫陕军区、豫西军区、河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邓家泰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荆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八师政治宣传员、第二十四团政治处宣传组组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司令部文书。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司令部、大青山骑兵支队、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绥蒙军区、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一野战军三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参谋长、参谋长，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甘祖昌 190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工人连副科长、补充团政治处主任、红六军团供给部材料科科长等职。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供给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供给部、晋绥军区三五九旅供给部、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第一野战军二军后勤部、第一兵团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兼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左 齐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团俱乐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司令部、七一七团、七一八团、南下支队后勤部、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一野战军二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南疆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左 爱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十七师五十团营政治教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警备第一旅政治部、第一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政治部、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一旅、第一野战军四军十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政治委员，海军学校管理部部长、海岸炮兵部部长，第一海军学校校长，海军学院副院长，福建基地政治委员，海军工程学院政治委员，海军学院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龙炳初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保卫局侦察员，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教导团特派员，红六军团第四十九团政治处干事。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第四支队，南下支队第三大队，第九团，西北野战军第五师十五团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天水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朱绍清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华容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十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师六旅、四旅、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 林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沔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警卫连排长，第七师十二团连长、营长等职，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江汉军区第一团、山东军区警备第二旅、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华东军区警备第五旅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苏南军区参谋长、江苏军区副参谋长，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刘子奇 1900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独立第五师十三团政治委员兼团长、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六军团十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师二十旅、牡丹江军区、东北军区独立第八师、安东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郴州军分区司令员，湖南军区参谋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月生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巡视员，红二方面军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独立第一旅二团、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七一四团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工兵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工程兵工程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工程兵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苏宏道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江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湘鄂川黔省政府特务队队长，红二军团第六师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团、军区骑兵团、晋绥野战军独立四旅十三团、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四旅十团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陕西省军区宝鸡军分区司令员，陕西省兵役局副局长，陕西省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务部部长、副教育长，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高级系主任，军事学院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李 贞 1908年生，女，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平江、吉安县委军事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妇女学校、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晋绥军区政治部、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第一位女将军。 李 信 190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宣传部部长、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教导团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政治部、三五九旅政治部、牡丹江军区、合江军区政治部、一六〇师、四十八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总干部部一部部长，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国防科学工作部部长，总参谋部三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 真 191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卫生部医务科政治指导员。193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七一八团，冀中军区特务团卫生队，冀中人民自卫军卫生部，冀中军区警备旅卫生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卫生部，冀察军区卫生部，察哈尔军区察南军分区政治部，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政治部，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政治委员，工程兵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4年秋，远在北京，为甘溪战斗纪念碑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题词。 李 铨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特务团政治委员，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七一七团，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解放旅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4年10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中共伊犁区委书记，伊犁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文清 1910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松滋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连长、营长。1934年5月率部随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红二军团五师十五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雁北军区第二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二野战军三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川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肖友明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攸县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攸县红军游击队干事，攸县少共县委书记、巡视员、工作团团员，红六军团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长征。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七一九团、绥德警备区、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大队、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中原军区第三五九旅特务团、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六旅十七团、西北野战军第六师十七团、晋绥军区军政干校大队、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兵团师副政治委员，防空军师政治委员，空军师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长、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肖荣昌 191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六军团无线电队报务员，军委二局报务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军委二局报务训练班、一科、三科、二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部，中原军区司令部，军委二局一处，晋绥军区司令部，西北军区司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二局局长，军委三部一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局长，三部副部长兼后勤部部长，总参谋部三部顾问。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别祖后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营军需，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没收委员会主任，第六师供给部粮秣员、供给主任。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团供给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九军分区贸易局副局长，银行经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纵队供给部副部长，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后勤部部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务部部长、后勤学院物资保障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后勤部部长，铁道兵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何家产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上犹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省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巡视员，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营特派干事，红六军团五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疆军区骑兵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田军分区司令员，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参谋长，福州军区参谋长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何维忠 190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平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供给部部长、军团供给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长征。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供给部，南下支队供给部，晋绥军区后勤部，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西北军区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西南军区财务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副部长，总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余光文 190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平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赣独立二师连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四团特派员，师特派员，红六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兼侦察部部长，红六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管理处处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十八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务部部长、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顾问。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余致泉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吉水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排长、连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晋绥军区三五八旅七一八团、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一〇八团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副师长兼参谋长，步兵第十一师师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后勤部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宋庆生 1910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的斗争，任红三军供给部文书、科员。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冀中军区独立第三支队供给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供给部、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供给部、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供给部、第一野战军三军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技术部部长、后勤部部长，装甲兵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 和 191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大庸分区桑庸独立营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四师十一团特派员，第五师十三团特派员。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一纵队一大队、冀中军区警备旅第一团、晋绥军区总兵站、晋绥军区后勤部政治部、西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政治委员、部长，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张铚秀 191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副连长，第十八师五十三团连长，第十六师四十六团营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新一团、第七师五十六团，皖江军区含和支队，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第九纵队二十六师，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八十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6月，在昆明军区司令员任上专程视察了黔东革命老区。 陈 浩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十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第六师十七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第三分校训练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晋绥军区独立第四旅政治部、补充第五旅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云开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泰和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司令部译电员，第五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游击第一支队政治委员，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晋南工作团、三五九旅炮兵营、晋西北独立第一团、雁北支队、雁北军分区、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副主任。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陈外欧 1910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第十七师四十九团营长，特务团参谋长，第十六师参谋长，军团教导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野战军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校教育长，西北军区第一通信学校校长，军委测绘局局长兼测绘学院院长，国家测绘总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华堂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七师警卫营排长，红六军团特务团连长，第四十六团营长，第五十一团参谋长，特务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胶东军区第三军分区、胶东军区第六师、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野战军三十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南京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陈志彬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茶陵县儿童局书记，湘赣省保卫局秘书，红六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秘书。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保卫局、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热河第二十二旅、热东军分区、热河独立第八师、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政治部、湖南军区长沙军分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湖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范子瑜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大庸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川黔省财政部巡视员、财产科科长等职，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供给部、独立第一旅供给部、师供给部、晋西北军区供给部、晋绥军区供给部、晋南军区后勤部、西北军区晋南办事处、第一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兵团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第二物资计划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范忠祥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排长，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4年5月随红三军进驻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一支队、特务团，晋绥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第五军分区，华北军区独立第五旅，第一野战军七军二十一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员，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欧阳家祥 1909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通信主任，五十一团团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第十六师参谋长，红六军团侦察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冀察热辽军区热辽军分区、热河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军区空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第二十兵团参谋长、防化学兵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 章 190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万载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副营长、代营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军团政治部政治教导队队长兼政治委员、红六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政治锄奸科、军法处，三五九旅供给部，鄂北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留守处、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留守处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驻兰州办事处主任，新疆军区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坤山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沔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第四师十二团排长、代连长，师警卫连副连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晋绥军区雁北支队、塞北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第一野战军一军一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吉林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金忠藩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七一八团、七一九团，南下一支队第一大队、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支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十七团、第一野战军二军六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兵团师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长庚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卫生部部长，第六师卫生部部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卫生处、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卫生处、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晋绥军区卫生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检查室主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国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则盛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大队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五十一团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供给部出纳科科长。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供给部、晋绥军区后勤部、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供给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东海舰队后勤部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家美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潜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营特派员，第十团特派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晋察冀军区宋支队第三十四大队、骑兵大队、冀东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司令部、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第八地区队、冀热辽军区第二十二旅、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辽西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辽西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胡登高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特科队区队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机枪连连长，第十七师五十团副营长、营长，补充团参谋长、代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军事学院、东北军政大学第一支队、东北军区卫生部、第四野战军卫生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庆积 1909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连指导员、团侦察参谋、营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师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东满军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三旅、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八师、江西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辽宁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振新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副排长，湘鄂川黔军区第二军分区干部大队分队长，游击队政治委员，独立团连指导员，干部大队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第四十九团政治处总支书记、营教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支队、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晋绥军区三五九旅政治部、第一野战军五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野战军师政治委员、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炮兵系政治委员兼工程系军械科学研究所政治委员、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夏耀堂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军需股长，师经理处粮秣科科长，红二军团第六师供给部部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独立第二旅供给部、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供给部、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唐金龙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汉川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排长，第二十一团副连长、连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营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独立第二旅四团、晋绥军区三五八旅、独立第二旅、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三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战车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唐健伯 190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四川金堂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西独立师第一团文书，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八师教导团技术书记、第七师师部书记、红二军团第四师司令部作战侦察参谋、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参谋长，教导大队参谋训练队队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处、新四军第五师参谋处、中原军区参谋处、吕梁军区和晋中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晋绥军区南下工作团参谋长、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川西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器材部部长、工程兵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陶汉章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进贤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教员、主任教员，湘鄂川黔军区红军学校第六分校教务主任，红二军团教导营副营长、营长，庆阳步兵学校校长兼教员。参加了长征。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冀中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华北军政大学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 厚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安福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九团副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第四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绥蒙军区骑兵第一团、骑兵第四支队、骑兵第二团、绥蒙军区绥东军分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绥蒙军区盟军分区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平地泉军分区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黄忠学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警卫营书记，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代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政治处、师政治部组织部、三五八旅教导营、晋绥军区第九军分区、第一野战军七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海军青岛基地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海舰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 飞 1914年生，土家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永顺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四师政治部统计干事、青年干事。参加了长征。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司令部、苏鲁豫支队三大队、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司令部、海边支队、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九师、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九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教导团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彭清云 191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六师四十七团营政治教导员，第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二十八师十四团、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六〇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部三部政治委员、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富九 191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无线电报务员、红二军团报务主任、红六军团电台队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军委二局前方工作队、晋察冀军区第二局、华北军区二局、中南军区二局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技术部一局局长兼政治委员、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董家龙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荆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卫生队护士长、第九师医务处处长、红三军卫生部医生、红二军团第五师卫生部部长。1934年5月随红三军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在医药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和依靠黔东百姓，利用中草药挽救了许多红军和百姓的生命。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卫生部医生。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旅卫生部、江汉军区卫生部、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第一野战军一军后勤部卫生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后勤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傅传作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便衣队队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连长、副营长，第四师十二团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独立第一旅二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独立第一旅、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七旅、第一野战军一军一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祥煌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潜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直属通信营、山西神池县委、一二〇师政治部、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政治委员、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第五十七速成中学校长、军政治委员、雷达工程学院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廖述云 191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卫生部司药、总支书记、卫生队队长、所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三五八旅八团、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西南军区工兵纵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工程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谭天哲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司令部译电员、机要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鄂北军分区第二团、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卫生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联合学校第三分校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厦门水警区政治委员、福建基地政治委员、海军学院政治部主任、海军学院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谭友林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江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随红三军进入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政治部青年干事、独立营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六师十七团政治委员、第五师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四支队、豫东游击支队、第四师六旅、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东北民主联军第十二纵队、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工程兵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樊哲祥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公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5月随红三军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文印股股长、宣传队队长、宣传科科长，红三军司令部参谋。现留存黔东的一些红军标语出自其手。参与创办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星报》。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三五八旅七一四团、晋绥军区司令部、绥蒙军区、华北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军训处处长、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颜文斌 191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排长，第五十一团连副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四旅、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魏天禄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其间任红三军第七师二十五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第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师、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华中军区直属队、华东野战军后方办事处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吴淞要塞区副政治委员、淞沪基地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部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魏国运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监利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其间任红三军第七师二十六团、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军委总参谋部、中原军区司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部部长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平化 190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炎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同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宣传部、三五八旅政治部、一二〇师独立二旅、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晋绥军区政治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等职。1985年10月，在中顾委委员任上视察了黔东革命老区。 陈靖 1918年生，苗族，中共党员，贵州瓮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4年9月参加先期长征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后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指导员、教导员、文工团团长、摄影科长、宣传科长、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在炮兵旅、师政治部、特种兵政治部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军区防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炮兵顾问等职。业余从事历史撰写工作，创作了系列电影剧本、纪实文学、散文等作品。进行了达百万字的长征系列创作，有《重走长征路简集》《重走长征路集叶》《寻根溯源录》等。其中《诗言史》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徐向前等的好评并题词。1984年至1994年间，在重走长征路中，4次来到黔东革命老区，凭吊战友，慰问父老乡亲，先后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40多场，听众数万人次。 卢冬生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湘潭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七师、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随周恩来、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1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随周逸群、贺龙到湘鄂西发动群众，组建工农红军，参加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28年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被派到湖南帮助重建省委机关。并两次将中央指示和文件送到湘鄂边。先后担任红四军司令部手枪连连长、警卫营营长。1930年7月任红二军团第二十团团长。1932年担任独立师政委，1933年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是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5月率部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年7月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同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担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率部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后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2月受命赴莫斯科学习。1941年9月被派到远东地区八十旅工作。1945年8月被任命为松江军区司令员，同年12月牺牲。 王光泽 190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衡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黔东独立师师长。1926年投身工农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赤卫队队长、警卫连副连长、连长。1932年任茶陵警卫营营长。1933年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该团编入红六军团后任团长。1934年8月率部随任弼时、肖克、王震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西征。同年10月，在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后，任黔东独立师师长，受命在红二、六军团东进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后，与中共黔东特委书记、独立师政委段苏权一起，领导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继续坚持斗争。此后，指挥部队开展积极、主动、有效的游击战，与敌周旋，打击敌人。经过1个多月的不间断战斗，吸引住敌军大批兵力，完成了策应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的任务。在部队且战且退，弹尽粮绝，战士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待部队突围后，孤身一人化装前往湖南，途经秀山时于12月21日被抓。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坚贞不屈，被敌捆在木椅内，抬至酉阳县龙潭镇荒坡上秘密枪杀。就义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等口号，英勇牺牲，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冉少波 又名冉云，1903年生，土家族，贵州印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副师长。1924年到湘军当兵。1926年8月参加北伐，1927年到四十军与四十四军联合开办的军官教导队和讲习所受训。1928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1929年5月毕业，先后在湖南芷江、新晃、贵州天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任铜仁车鸣骥教导师武术教官。1932年10月回家乡组建独立营，提出“一打仗主二打官，不与穷人啥相干”的口号，缴了县长和公安局的枪。1933年6月沿河谯家、上坝和印江、德江稳坪等地民团围攻冉家坡，独立营失败。同年冬化名张羽峰到德江稳坪领导“神兵”运动。“神兵”与敌斗争失败后，于1934年6月率“神兵”投奔贺龙，改编为红三军直辖的“黔东纵队”，任司令。同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是年9月任黔东独立师副师长。在攻打玛瑙洞，奔袭淇滩，围攻大坝，二战木黄，倒马坎激战等战斗中立下战功。为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是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后调任红二军团司令部参谋、侦察二科科长等职。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学校教官，尽心尽职为红军培养军事人才。1935年4月在湖南省永顺县塔卧被错杀，时年32岁。1987年7月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为其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孙秀亮 原名孙孝义，1901年生，土家族，中共党员，贵州沿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年以前，先后到沿河谯家和思南求学。1920年在本村教私塾3年，1928年后随父往返秀山等地经商。1933年加入冉少波等组建的“神兵”队伍，任沿河“神兵”独立连连长。1934年6月率部投奔红三军。同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席，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做了大量艰苦的组织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挺进湘西后，奉命率黔东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游击队、自卫队坚守根据地，与敌展开殊死的斗争。同年12月被叛徒出卖，就义于沿河县沙坨乌江渡口，时年33岁。 陈正国 1892年生，土家族，贵州印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以帮工为生，为人正直，仗义疏财，在家乡很有影响。后参与组织黔东“神兵”，被推为副佛主。1934年6月，率部参加红三军，在红军干部张均望的教育帮助下，积极筹建苏维埃政权，组织游击队、自卫队，被选为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10月，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挺进湘西后，奉命与黔东独立师一起坚持根据地斗争，在与敌多次战斗后，转移梵净山。11月中旬，敌人围攻护国寺，独立师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撤离梵净山。其间被国民党“清乡团”抓捕，押往贵阳，投入监狱，后释放回家。1962年在家病逝。 第22章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黔东英烈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四周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的喜庆时刻，铜仁地区党史资料丛书《黔东英烈传》第一集应运而生，它宛如一份承载着敬意与怀念的珍贵礼物，郑重地奉献给每一位心怀家国、铭记历史的同志。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踏上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征程。无数优秀儿女挺身而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为代价，为新中国的诞生铺就了一条血与火的道路。在那烽火连天的战场，在那暗潮涌动的地下斗争，在那艰苦的建设一线，他们的身影从未缺席。他们所展现出的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如同一座巍峨的灯塔，在茫茫黑暗中指引着前进的方向；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让他们在面对枪林弹雨、生死考验时，毫无畏惧，勇往直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便身处绝境，也能让他们保持对胜利的憧憬和对未来的希望；而革命的胆略与智慧，则使他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一次次化险为夷，赢得胜利。这些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我们从事党史资料征研工作，为这些英烈立传，不仅仅是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与斗争经历，更是将他们的英雄业绩铭刻在革命的光辉史册之上。这一举措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这些真实而生动的记录，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到党的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与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能科学地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智慧，为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这些英烈的精神，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强大力量源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用革命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象我们前辈那样，象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永不止步。 黔东地区，无疑是一片具有深厚革命光荣历史的红色热土。这里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斗争经验，展现出了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 早在大革命时期，黔东人民便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贺龙、周逸群等革命先驱的引领下，积极投身革命浪潮。他们怀着满腔的热血与对光明的渴望，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广阔的战场上，为了推翻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随后，他们又义无反顾地参与到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中国革命的新征程揭开了序幕。这一时期，黔东人民的革命热情如星星之火，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燃起，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来到了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县。红军与当地人民紧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这是在云贵高原上树立起的第一面红色政权的旗帜，它象征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希望，也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紧接着，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抵达黔东。苏区人民以无比的热情和坚定的行动，迎接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的胜利会师。这一会师，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更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在红二、六军团撤离黔东后，苏区人民在特委段苏权同志的领导下，与黔东独立师一起，顽强地坚持根据地斗争。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为红军的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以及策应中央红军长征，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 1936年元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经过玉屏、铜仁、江口、石阡等县。黔东人民怀着深厚的情谊，如同迎接久别的亲人一般，为红军提供了各种支持与帮助，使得红军能够顺利北上抗日。这份军民鱼水情，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期间，党在思南、德江、松桃等县先后建立了地下组织。这些地下党组织犹如黑暗中的火种，领导着各族同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通过宣传抗日思想、组织群众集会、开展游击斗争等多种方式，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凝聚起了强大的抗日力量。革命的火种在黔东各县迅速蔓延，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此后，地下党组织及领导下的游击武装与人民解放军紧密配合，他们在战场上相互支援、协同作战，为黔东的解放谱写了一曲曲激昂慷慨的战歌。在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无数黔东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换来了黔东地区的新生，也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黔东地区历次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优秀人物。他们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 周逸群烈士，作为贵州青年运动的先驱、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领导者，在革命的早期，他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组织能力，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他更是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和军事指挥者之一，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他运筹帷幄，为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后，他投身湘鄂西地区，成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探索革命的道路，为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旷继勋烈士，为创建红六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军事指挥上有着非凡的才能，带领着红军队伍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同时，他为开拓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也立下了不朽功勋。在不同的革命根据地，他都积极推动土地革命，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肖次瞻烈士和熊大瀛烈士，作为思南地下党的创始人，他们在黑暗的岁月里，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他们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为思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他们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李光庭烈士，作为中共贵州省工委军事小组负责人，他肩负着重要的军事领导责任。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他精心策划、组织军事行动，为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智慧和勇气，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王光泽烈士，在红军苏区的斗争中，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他毫不退缩，始终坚守在战斗的第一线。他带领着红军战士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为保卫苏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壮烈牺牲。他的英勇事迹，成为了红军精神的生动写照。 还有那些在抗日前线英勇献身的炳焜烈士等众多英烈，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此外，朱亚、董啸嵋等同志，他们在黔东解放以及铜仁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了地区的发展、人民的幸福，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黔东英烈传》第一集，精心介绍了这十八位烈士和党史人物的光辉事迹。他们，仅仅是黔东地区众多英烈中的杰出代表。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无名英雄，他们同样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的故事，或许没有被详尽地记录下来，但他们的精神，与这些有名的英烈一样，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敬仰。 我们深深地怀念这些英烈，他们的高尚品德，如忠诚、勇敢、无私、奉献等，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的光辉业绩，是我们砥砺前行的动力源泉；他们的革命精神，更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我们要传承他们未竟的事业，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以坚定的信念、饱满的热情、不懈的努力，为振兴中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拼搏。我们要让这些英烈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勇前行。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和整理黔东地区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其他烈士和党史人物的事迹。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精神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传承和弘扬。我们坚信，在英烈精神的鼓舞下，黔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必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迈进。 农会主席杨光模 在世纪之交的1907年，杨光模诞生于沿河县淇滩乡天宫井的一个土家族赤贫家庭。半岁时父亲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贫困使他无法接受教育。十二岁起，他就为发财人家看牛，归来后还得喂猪、做杂活，稍有差错便遭打骂。 这般折磨让年少的杨光模不堪忍受，他前往德江求生，却又被财主儿子用棒子逼回。无奈返乡后，他靠背脚、打草鞋卖、说春讨饭艰难维生。在死亡线上挣扎二十多年，黑暗生活不见尽头，但他心中始终期盼着光明，而这光明就是后来的共产党。 1934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从四川彭水进入贵州黔东。红军历经后平、务川、德江，突破乌江天险，攻占沿河县城，之后南进小井，东出南腰界，转兵刀坝，在沙子坡与“神兵”首领会面，召开“神兵”大会，抵达枫香溪。 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沿河、印江一带开展苏维埃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后，红军抽调百余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三百余名武装工作人员深入村寨宣传发动群众。红军首次来到天宫井时，杨光模听闻红军代表宣传，明白红军是为穷苦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队伍，便怀揣信念投身革命。他协助红军代表走村串寨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几十人的游击队，天宫井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当选主席，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 淇滩是乌江南岸重镇，与天宫井相近。7月17日，红三军九师在钟炳然师长、廖汉生政委率领下占领淇滩，成立了淇滩区革命委员会。杨光模得知红军到来，激动不已，四处奔波组织乡亲腾房让屋、筹备粮草。一次，他借得稻谷四背（折合一二百二十多斤），与自卫队长杨光道将谷子加工成大米及时送至红军师部，获钟师长表扬。 红军在天宫井期间，杨光模带领游击队配合红军行动，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武装。一次侦察敌情时，发现小河对门焦坝有黔军杨畅时部三百多人，此地地势险要。红九师获情报后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战斗，挑选一百二十名战士组成突击队，杨光模主动参加并当向导，带领突击队分路包围敌人，敌人遭突袭溃逃，此战打死打伤敌人五十多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武器一百多件，他出色完成任务。 随着革命推进，黔东根据地扩大。7月21日，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这是贵州高原首个红色革命政权，苏区人民称“省政府”。随后，黔东特区党、团工作委员会成立，发展党、团员，建立基层组织。 期间，红九师为党团组织发展开展工作，杨光模作为党员发展对象，经与红军干部多次谈话，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便积极要求入党，坚定表示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久，他正式入党。 这年7月末，杨光模经红九师推荐并获批准，出席中共黔东特区工委在“省政府”召开的党员会，会议由夏曦主持，有沿河、印江、德江等县六名党员参加。两天会议中，他聆听夏曦讲革命形势、学党课，领会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结束时领到党员学习证件，激励他继续奋进。 入党后杨光模革命意志更坚定。8月15日，他带领游击队配合红三军主力和沿河独立团袭击洪滩敌人，消灭黔军付衡中旅一个营，后又参与第二次攻占沿河战斗。战前敌人拉走船只封锁渡口，钟师长将找船任务交给他，他连夜找到三只木船，扎好漏水船只交给红军。古历8月15日，红九师在游击队支援下强渡乌江，击败敌人，第二次占领沿河县城，巩固发展了黔东根据地。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东进湖南，重组黔东独立师坚持黔东根据地斗争。黔东独立师在段苏权和王光泽率领下返回苏区，杨光模带领天宫井游击队编入沿河独立团参战。黔东独立师在多地与敌激战，后因敌人重兵包围，特委决定向梵净山转移，杨光模随部集中并进军梵净山。 杨光模随独立师进入梵净山护国寺一带后，和战士们挖战壕、筑工事、砍树拦截道路、堆积滚石、下山打给养。一次师长组织一百人下山打给养，缺七人，杨光模主动参加并挑选六名队员带队。半夜到达昔土坝打开土豪粮仓装粮时被敌人发觉，他帮战士装粮，自己最后扛粮离开，途中手臂被敌人砍伤，仍不顾剧痛扛起粮食追赶队伍，与同志汇合。到达驻地后，师长检查其伤口并让军医包扎，此次行动虽有人员损失，但为部队准备了粮食，打破敌人封锁。 此后敌人进犯，我军在多地击溃敌人进攻，敌人不甘失败又调集两千多人合围护国寺，独立师退至钟灵寺伏击，激战一天消灭敌军百余，自身伤亡二十多人，杨光模与团政委胡宏升战斗时，政委中弹脚断，他背政委跑十多里，终因伤势过重政委牺牲，他掩埋政委后继续战斗。 独立师撤离梵净山向湖南转移找主力红军，途经多地时在石号坡遭反动民团袭击，杨光模与部队失散，后于1934年底回到沿河。此时黔东苏区被敌人蹂躏，天宫井反动头目扬言杀他，他有家不敢回，躲进山洞，后听从乡亲劝告逃到德江县泉口司的芦统溪，靠帮人、说春、背脚生活十三年，期间革命信念从未动摇。1948年革命烽火燃遍全国，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将垮台，便回到家乡迎接新曙光。 解放后，杨光模担任村农会主席，带领乡亲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无论天气如何，都带着民兵追捕匪首，将其捉拿归案，维护地方稳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先后任初级社、高级社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心扑在生产上，与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保护发展桐棬经济林木，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获表彰。 三十多年来，杨光模常以红军黔东斗争事迹和自身经历给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述革命先辈与苏区人民共患难建立政权的历程，勉励大家热爱党和祖国，为建设祖国出力。生活中他也身体力行做好事，搭桥修路、帮病妇治病、背小学生过河等，还调解民事纠纷，促进民族团结和谐，深受乡亲爱戴。 然而，长期劳累和艰苦斗争让杨光模身体不堪重负，1985年1月，他因劳累成疾医治无效离世。乡亲们悲痛送别这位老共产党员、乡苏维埃主席、红军老战士，他的革命精神和事迹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行，成为人们铭记和学习的榜样。 湖北籍红军英雄朱世伯 朱世伯，湖北洪湖地区人*，一九一二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时因家贫上不起学，每天只得拾柴放牛，做些辅助农活，在苦水里泡大。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派遣贺龙、周逸群来到他的家乡闹革命，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洪湖一带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这时期，朱世伯积极投入打土豪、分田地的火热斗争，受到了革命的锻炼。不久他哥哥由赤卫队正式编入红军，跟随贺龙离开洪湖，转战七千里，来到湘鄂边。接着，又进入黔东，与这里的人民共同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为黔东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从黔东苏区出发，挺进湘西。朱世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长期考验，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为培养红军干部在湖南永顺县塔卧成立了红军第四分校*，朱世伯被选拔到红校学习。由于他刻苦努力，在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好成绩。结业后分配到红六军团十六师四十六团二营担任营长。 一九三五年十月，他率领该营在桑植县洪家关保卫红军医院期间，认识了卫生员曾红林，不久，他俩结了婚，成为革命的伴侣。朱世伯因作战机智勇敢，指挥有方，由营长升任十六师四十七团参谋长。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红二、六军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桑植县刘家坪誓师，开始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转移。出发前，朱世伯的爱人曾红林调到军部工作。他俩随军团主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一九三六年元月，红二、六军团在湖南芷江、晃县间组织“便水战役”，朱世伯所在的团参加了这次战斗。便水一战按预定计划是要给尾追的国民党军李觉、陶广部以沉重打击。当我军从五十多里的龙溪口赶往便水，与敌章亮基部前卫一个师接触后，敌人越打越多，增到三个师，同时敌人又从南面进攻龙溪口，在龙溪口以南一、二十里地也发生了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迅速撤出了战斗。 便水战役刚结束，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在龙溪口开会研究下步行动部署。元月六日，上级命令四十七团为红六军团前卫，向贵州的黔东前进，攻打玉屏县田心坪敌新八师据点，为后续部队扫清道路。出发前，朱世伯与爱人曾红林握手告别。七日，部队从湖南晃县龙溪口出发经洞坡、孙家田、马家冲至马家坳时，部队即分两路，一路由朱世伯带二营正面攻击；一路由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率一营由左翼包围。在距田心坪五百米处，与国民党守敌蒋在珍部李昌荣团的前哨交火。战斗打得很激烈，持续约两小时，敌军被我军击伤数人后开始溃逃。朱世伯率领红军战士在乘胜追击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二十四岁。 朱世伯在担任红军团参谋长期间，总是亲临前线指挥。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他善于对部队管理教育，工作责任心强；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是党和红军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 黔东人民永远怀念朱世伯烈士！ 老红军安鸣皋谈神兵与红军 1934年7月，我正式投身红军队伍，从此踏上了一条满是血与火的革命征程。那时候，咱们德江地界上，前往枫香溪寻觅红军的人，主要分成两拨。一拨是秉持着抗丁、抗捐、抗粮宗旨的神兵，另一拨则是开展吃大户行动的农民暴动组织 。 在当时那个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苛捐杂税就像一道道沉重的枷锁，死死地套在老百姓身上，抓丁拉夫的事儿更是像豺狼一样，肆意践踏着穷苦百姓的生活，大家伙儿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艰难。神兵打出抗丁、抗捐、抗粮的旗帜，一下子就戳中了民众的痛点，对众多受压迫的人来说，就像在黑暗里看到了一丝光亮，自然吸引力十足，成了大家反抗不公的选择。可谁能想到，神兵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反动派立刻举起了屠刀，到处抓人、杀人、放火，好好的德江大地，被他们搅和得血雨腥风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儿上，听说枫香溪来了共产党领导的红三军，各地的神兵仿佛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纷纷朝着那边奔赴，投身到红军的怀抱里，我呢，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投身红军之后，我一开始是在神兵团锻炼，后来就编入了纵队师。师长冉少波、副师长张金殿，还有团长张羽让、副团长张金煌，这些领导们，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角色，打心底里让人敬重 。我们团下面设置了三个支队，一支队长是简祖德，二支队长为杜显贡，三支队长安明文，巧的是，安明文是我哥哥，我就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支队里担任通讯员。跟着队伍南征北战的日子里，我主要负责传递重要信息，虽说危险时刻都在身边打转，但我心里那使命感，那叫一个满当当。10月的时候，部队开拔到南腰界，和六军团会师，可没过多久，我们就面临着编散，大家只能各自踏上新的战斗轨迹 。 后来，二、六军团主力朝着湖南进发，一部分神兵和红六师十六团合编，组成了独立师，留下来坚守黔东的斗争。可后来听说，独立师遭到了王家烈部队的残酷围剿，被打得七零八落，好多同志都壮烈牺牲了。他们的热血洒在了黔东的土地上，就像春雨滋润大地一样，滋养着革命的火种，等着有朝一日重新燃烧 。 一起参军的战友特别多，那些难忘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在我脑子里从来就没褪色过 。张羽让、张金殿接到命令，带着队伍去新滩扩红，结果碰上当地反动武装疯狂袭击，不幸牺牲了。他们一心想着壮大红军力量，最后把自己的性命留在了异乡；冉少波到了湖南以后，因为对部队改编不满意，居然妄图带着部分人开小差，最后在湖南关里坪被处决了，革命队伍纪律就跟山一样，半点动摇都容不得；安明信原本在方面军总部工兵连当兵，可后来却跑回了家乡，把为革命奋斗的使命给扔了；安明全在战斗里英勇牺牲，安标清是漩家渡人，也在湖南高粱坪的战斗中血洒疆场；简佐先、柴平缝，都是岩上人，同样在战场上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 。 长征那一路，条件艰苦得没法说，伤病员没办法跟着军队继续走，只能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咱们德江的安天茂是台上人，安明月是板桶水人，他们都经历了这样的艰难时刻，而安世友更是在长征的路上，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到了陕北，西安事变前后，安明怀在四师十二团当通信员，因为年纪大了，被复员；安经海是高阡人，1939年的时候，在120师359旅716团2营当营长，在抗日的烽火里壮烈牺牲，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 。 这些过往的事儿，一桩桩、一件件，全是血与火的交融，荣与辱的交织，它们清清楚楚地见证了革命胜利到底有多不容易。现在把这些讲出来，就是想让后来的人知道，咱们如今的和平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热血、用生命换来的，得加倍珍惜，还要把革命精神好好传承下去，让红色基因一直延续，永远发光发热 。 周逸群之一 周逸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早年从事青年宣传工作和领导中国青年军人运动，卓着功劳；他与贺龙同志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和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与贺龙同志亲密合作，共同努力，创建和领导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创建和领导了洪湖赤卫队。1931年5月，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保卫洪湖苏区的英勇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青少年时代的进步思想 周逸群，学名立凤，贵州省铜仁县城关镇人，1898年7月23日诞生在铜仁城关大公馆路（现共同路十三号）一个“小康之家”。因父母早逝，从小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少年时代的逸群，从小聪慧，族叔周自炳先生很喜欢他，教他识字、读书。1905年，进入周自炳先生等人创办的城南小学学习。他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从不打闹，经常独立一旁，抄着双手，思考和消化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每期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逸群不仅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而且关心时局，爱憎分明。当时，铜仁有个外号叫“铁算盘”的财主郭铁珊，残酷地剥削帮工，激起了他心中的忿忿不平。于是他邀约同学编出顺口溜，讽刺郭铁珊的丑恶嘴脸。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日益加深，在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在思想上利用信仰和侵华作为侵华工具，腐蚀中国人民。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在铜仁设立了“福音堂”，他们披着教士的外衣，扯起慈善事业的招牌，进行侵略活动。逸群目睹洋人在自己家园横行霸道，蹂躏祖国大好河山，激起了他无比的愤怒。一次，他带领几个同学来到中南门“福音堂”门前，用石头砸烂了福音堂的玻璃窗。表现了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无畏精神。 1914年，逸群进入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第十期学习。在四年中学学习期间，他认真攻读，特别刻苦钻研中国历史。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写的一篇作文《诸葛亮辅汉于蜀论》被选为全校优秀文章，登于校刊《南明杂志》第一期上。发表在校刊上的还有《明太祖以布衣起兵论》等文，都受到师生们的好评。他关心时局的发展，向民众宣传反袁（世凯）斗争的胜利，对贵州政情有充分的了解。 逸群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春天回到故乡铜仁。这时正值铜仁教育会成立，周自炳先生为教育会长，逸群充任教育会会计。他忠于职守，办事认真，待人非常诚挚；遇事又敢作敢为，受到同事们的爱护和尊敬。这期间，他经常参加从事教育多年的族叔周自炳、周自谦先生对时局的家庭讨论。例如怎样拯救中国的问题，逸群在族叔的启发和教育下，大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次，他跋涉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大溪沟，与佃耕老农促膝谈心，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情他们的处境，批判吃人的封建土地制度，决心把家里的田产无偿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1919年3月，逸群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 当时，由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成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日本，逸群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告诉了人类出现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喜讯，并且谈到：要想达到我国人民向往的大同世界，即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体系，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体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苏俄之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逸群加入了留日学生会，积极带领中国留学生为保障学习和基本生活条件而斗争。一次，国内由于军阀混战，中止了留日学生生活费达数月之久，使同学们陷于困境。学生会选出逸群等十几个代表，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解决生活问题。经过说理斗争，迫使公使胡维德接受条件，答应借款解决，斗争取得胜利。 1922年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帝国主义勾结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九国公约”。宣称：“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政策，以实现瓜分中国的目的。“九国公约”一出笼，就遭到了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留日学生立即召开大会，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反对华盛顿会议。逸群废寝忘食，积极投入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会后，他被选为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团的成员，受留日学生的委托，回到祖国，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了广泛宣传。不久，他又回到日本。 这时，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周逸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立志投身中国革命的愿望非常迫切。于是他同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的贵州籍青年毛景周商量，决定回国从事革命的武装斗争。 1923年春，当毛景周在士官学校毕业时，逸群断然放弃了学习，两人一起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在上海，又进一步研究了到湘黔边一带去拉队伍的行动方针。这里“天高皇帝远”，都是地方军阀把持，如湖南凤凰的陈渠珍，就是赫赫有名的“湘西王”，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军阀之间互相火并，家乡铜仁连年发生战争，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逸群等来到湘黔边进行一系列兵运的联络工作，经过大半年的尝试，最后终于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党的直接领导，加之当时湘黔边地区党和群众的基础非常薄弱，没有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条件极不成熟。逸群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宣传革命以唤起民众，才能实现武装斗争的目的。从此，他着书立说，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 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 1924年初，逸群重返上海。当时，我国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好形势，对于从事革命宣传，唤起民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事业极为有利。逸群开始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其中刊于第一卷第五期的《革命与统一》一文，以充分的史实，论证了“革命”与“统一”的辨证关系，指出：“军阀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物”，“中国若不用革命的手段，把反革命派的势力根本铲除，中国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而且为要防制反革命派，革命以后，必要有相当的时间，由革命派专政”，这样，“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才能有真正的统一可言”。此文与发表在同一期上的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肖楚女《教育与革命》等文章紧密配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接着，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启发下，他联合了在上海的贵州进步青年李侠公等，组织“贵州青年社”，并创办《贵州青年》旬刊。5月，正式发表创刊宣言。《宣言》说： 我们对于政治，主张：1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2唤起民众底阶级的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3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在解决贵州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社会方面，主张：1打破一切的不平等的制度；2唤醒青年向上精神，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3促进“互助”、“团结”的美德，以训练团结生活。文化方面，主张：1积极灌输新思想，以唤起青年底知识欲；2改造因袭的人生观，使一般人得着“人的生活”；3铲除一切占据思想界底旧权威的黑暗势力；4促醒教育根本的注意点……。 逸群主办《贵州青年》，精力旺盛，特别具有埋头苦干精神。从采访、搜集素材到拟稿、编排、校对等工作，他都亲自动手。由于发行量有限，经费比较困难，除少量捐助外，大都靠逸群从家里寄钱来解决。而他自己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尤其对西南的政局，逸群有深刻的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创刊号上，他以“黔铁”笔名撰写的《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肯定了贵州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贵州人切不可以因为恨唐继尧滇军而走错路，去欢迎直系势力袁祖铭回黔驱滇。因为贵州“实在是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阀对抗，为着民国奋斗的”，“今天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联合努力革命的程期中，贵州既和西南各省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贵州人今日是不能让“任何反势力侵入，将它原有的个性摧残，使它的地位和精神，从此与它的环境永陷于矛盾和冲突的悲境”。 在《贵州青年》第六期上，逸群发表的《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论文，影响很大。文章以铁的事实，精辟地分析，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阐述了刘湘、赵恒惕代表精神附北派和刘存厚、袁祖铭代表实质附北派的具体表现。指出：“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加以攻击。”文章结论写道：“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但是在他们未驱逐附北的袁祖铭，与西南民主派合作移师声讨曹、吴及服从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命令之前，我们仍然是毫无疑义地攻击他们的附北行为。”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西南军阀的极度恐慌。他们为压制革命舆论，指使贵州的爪牙给《贵州青年》投匿名信，信中画了一枝手枪，进行无耻的威胁和恫吓。逸群面对敌人的卑劣行径，仍坚定不移地继续战斗。 逸群发表在《贵州青年》上的还有《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军人的头脑》等，这些文章像利剑般地刺向封建军阀，对西南的政局以深刻的影响，促使黔军进步官兵后来倒袁北伐。同时，也启发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政治觉悟。《贵州青年》成为当时唤醒贵州青年，向着黑暗势力冲锋陷阵的革命号角！ 《贵州青年》一问世，就得到了《中国青年》主办人之一的肖楚女的重视和支持。他在《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新刊批评”栏内，向全国广大青年介绍和推荐《贵州青年》，指出“是贵州人为了要求贵州前途底光明而办的”，并撰文对逸群《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说：“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 逸群在与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接触和交往中，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进一步靠拢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逸群到广州黄埔军校后不久，经鲁易和吴明（陈公培）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将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黄埔军校的革命活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党“一大”，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于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从全国各地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团员和先进农工青年到该校工作和学习。 这年秋天，周逸群怀着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信念，投笔从戎，立即奔赴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他从上海来到广州，见到了先期到达黄埔军校的李侠公，旧友重逢，畅叙情谊，逸群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七绝诗，表达他坚强的革命决心： 废书学剑走羊城， 只为黎元苦匪兵。 斩伐相争廿四史， 岂无白刃可亡秦？！ 10月，逸群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首先结识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开始了革命的亲密合作。这时，党在黄埔军校的组织是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第一期学生结业以后，党的特别支部进行了改选，组成新的特别支部。恩来与逸群俩同时担任了特别支部宣传干事。逸群一方面认真攻读革命理论，刻苦钻研军事技术；一方面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和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为了把黄埔军校的进步青年军人团结在党的周围，逸群与蒋先云、李劳工等共产党员于1924年底成立“火星社”。它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党的秘密革命团体，是效法列宁创办《火星报》而定名的。参加的成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逸群通过“火星社”，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进步力量，开展革命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在军校学生中影响很大。1925年初，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进行第二届选举，“火星社”发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竞选活动，结果逸群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日常工作。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因落选而狼狈不堪。 逸群来到黄埔军校，没有赶上开学典礼。听说孙中山先生主持了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讲到关于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实现民主革命而奋斗的主张。逸群深以不得见到和聆听中山先生的讲话为憾事，于是他和李侠公联名写信给中山先生，表达殷切求见的心情。几天后，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召见了他们。中山先生首先赞许逸群和侠公投奔广州参加革命的行动，特别是对逸群在日本庆应大学学习后又来当“武学生”给予很大的鼓励。接着，谈到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的道理，以及实行国民党改组的原由，痛斥了顽抗改组、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逸群平常沉默寡言，那天，他胸有成竹地向孙中山先生提出许多问题，其中提出：“中山先生决心北伐，目前北洋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势力大，革命军能够战胜吗？！”所先生不作答，反问逸群：“你说说？”逸群说：“光靠革命军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联合工农的力量，武装工农，才能取得胜利。”他滔滔不绝的讲话使中山先生连连点头，表示赞赏。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孙先生对他们说：“你们这些青年娃娃，不要以为我是大元帅，你们的前途是很远大的嘛！”“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身上！” 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为进一步加强党在革命青年军人中的团结，以“火星社”为基础，开始筹建更广泛的革命青年军人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1925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逸群是负责人之一。“青军会”的任务是“领导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向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进攻；深入一切军人群众，告诉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他们所受的痛苦；努力同农工群众联合，结成农工的严密的联合战线。以建设一个统一的坚固的国民革命政府，和有革命纪律的革命军”，“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为宗旨。1925年9月，第二期结业后，党派逸群担任“青军会”主席，专职从事青年军人的组织领导工作。 以党团员为骨干的青军会，开始只是在军校内发展会员，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扩大到驻粤的湘军讲武堂、滇军干校教导团、粤军宪兵营、鄂军讲武堂和部分海军中，并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例如，在四川工作的旷继勋曾派钟克容前往广州“青军会”联络，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仅八个月的时间，会员就发展到二万多人。成为当时革命青年军人中唯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 青军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军阀和巩固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逸群等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先后创办了《青年军人》、《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兵友必读》等刊物及小册子。这些革命刊物，成为党在宣传革命的统一战线、团结革命青年军人、打击敌人的重要宣传阵地。逸群紧密配合形势和任务，撰写了一些重要文章，发表在这些刊物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第一次东征战役中，逸群及时组织青军会会员参加战斗。他针对革命军人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在《青年军人》第五期上发表了《说牺牲》一文，阐述了东征的意义和如何正确理解牺牲精神。他说：“我们革命，是为要解放我们被压迫的民族，实现我们的主义，不是有意拿我们的头颅，去换什么‘烈士’的头衔的。”因此，“我们只看他是否恪守党的纪律，能否尽忠他的职务便可以知道他有无牺牲精神。”同时，青军会紧密配合军事进攻，组织政治宣传队，印发“青年军人联合会东征宣言”五万份，其他传单数十万份，宣传东征的意义和目的，鼓舞士兵英勇杀敌，动员各界群众支援东征，打倒军阀陈炯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中，逸群组织青军会向滇桂军士兵广泛散发《兵友必读》小册子，号召不为杨、刘利用，以免危害革命政府，并命令滇桂军中的青军会会员立即脱离叛军。这样，在青军会的强大政治宣传攻势配合下，叛军仅在一星期内就土崩瓦解。 五卅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革命力量。6月2日，青军会在广州与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逸群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五卅”及省港大罢工，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工人阶级的英雄业绩。他说：“中国现时之民族革命运动，以‘五卅’事件而充分证明劳动者的特殊势力，其不妥协精神，实远在各阶级之上。”并且指出：“中国民族革命之成功，必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后，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惟有中国的劳动阶级，有此决心，有此力量。”中国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同时，在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时候，逸群发表文章，用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相勾结，妄图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唤醒全国民众，“我们若想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独立，以后永远消灭国耻，首先就要肃清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军阀！”这就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一年中，青军会在党的统一战线正确方针指引下，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取得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逸群以精辟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这一历史功绩。他说：“中国青年军人运动，在总理逝世后的一年来的成绩，最重要的能使军人打破地方主义而从事全国军人的联合，进而谋工农兵的大联合。……现在青军会已能领导全中国的革命军人，无形中是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中心，我们要使革命势力发展到全国，则青年军人运动当与青年工农运动一样重视，因为他们三种群众，都是最受压迫而最能革命的。”当时称为“广州三杰”之一的张秋人也热情称赞青军会“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恽代英对青军会也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希望全国热心于军事运动的青年以他们为榜样，“把党与主义公开的或是秘密地输入军队中间去”，那么全国的军队“都可以变成象广州一样的革命军”。 青军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敌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爪牙王柏龄、缪斌、杨引之等一伙，经过反革命的策划后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们以宣传孙中山学说为幌子，宣扬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与黄埔军校的“西山会议派”分子互相勾结，用种种卑劣手段打击共产党员，偷窃共产党人文件，肆意攻击青军会，蓄意挑起事端，迫害青军会领导人。逸群面对现实，坚定地领导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天，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潘佑强、杨引之等人在广东中山大学遇到青军会一位负责人，即辱骂不休，并施以毒打，结果他们自己亦遭到了回击。经青军会的揭露，潘、杨两人在广州臭不可闻。1926年1月的一天，在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下，周逸群于广州大佛寺主持召开“西南革命同志会”。会前，得知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组织暗杀队，要破坏这个大会。逸群立即向区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作了充分准备，参加大会的负责同志都带上短枪，大会按时召开。以假面目出现的国民党右派何应钦应邀出席了大会，在主席台就座。但不等会开完，他就借口有事溜走了。紧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开始捣乱会场，何应钦的走卒、流氓王惠生跳出来叫喊：“这个会是共产党操纵的，大家不能听他们指挥，清除共产党！”并趁混乱之际，向主席台上的逸群开枪射击。逸群沉着应战，指挥青军会保卫人员进行反击。这些反动分子见有准备，不得不逃之夭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杀害青军会领导人周逸群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又利用反动文人，从政治上进行恶毒攻击，说什么“周逸群、张其雄实为周恩来手下最得力之……两将”，充分表现了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性。 在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枪击周逸群的时候，蒋介石却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对逸群等共产党员进行拉拢和收买。一天，他特别邀请逸群和蒋先云到他家作客。席间假心假意地询问逸群家庭情况，需要什么等等，并说有困难一定帮助解决，妄图用金钱、物资进行收买，当即被逸群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使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了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借口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了这两个组织。不久，蒋介石组织了一个直接在他卵翼之下的“黄埔同学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于1926年4月15日发表宣言，宣布解散。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之后，党派逸群参加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工作，担任中校宣传科长。他积极协助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出征北伐，做了大量的宣传准备工作。为此，国民党反共文人惊呼“张其雄、周逸群两人，把持政治训练部，……以致政治工作全部赤化。” 周逸群在广州时，经常把党中央主办的《向导》、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黄埔军校的《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以及介绍广东革命形势的信件，陆续寄给贵州铜仁等地亲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当时，贺龙率部驻扎在铜仁，读到了这些刊物和信件。后来贺龙回忆说：“这对于我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1926年5月，贺龙率部由铜仁开始出征北伐，黔东、黔东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参加贺龙部队达两千多人。 杏树湾的故事 在印江县刀坝附近，有个地方如今叫杏树湾，可从前，它的名字是内口湾。这名字的变迁背后，藏着一段满是温情与坚守的故事。 那是甲戌年端阳节，刀坝的土豪们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大鱼大肉，他们划拳行令，喝得面红耳赤，沉浸在奢靡的欢乐中。可突然，一个消息如惊雷般炸响：贺军长率领红三军从沿河方向过来了！这消息瞬间让土豪们慌了神，他们吓得腿软，仿佛末日来临。这些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家伙，生怕穷人们会响应红军，于是四处散布谣言，把红军说得比那臭名昭着的白军还不堪，逼迫大家赶紧去躲藏。内口湾虽不是热闹的街市，但十来户人家也被吓得不轻，纷纷往柜子岩的岩旮旯里钻。那两三天，雨下个不停，躲在岩洞里的老人和小孩，不少都生了病，可大家都被恐惧笼罩，不敢回寨子。 不久后，红军进寨了。他们的举动让人大感意外，没有进老百姓的屋子，而是静静地坐在各家屋檐下。一些红军战士主动上山，去劝说老乡们回来。他们帮着大家搬东西，沉甸甸的行李在他们手中似乎不算什么；他们背起娃娃，脸上满是温柔与耐心，让妇女和老人们能轻松地跟在后面。 寨子里有个叫杨万兴的老者，一开始，他满心担忧，生怕家里被弄得乱七八糟。可等他进寨一看，红军都守规矩地待在外面，没有进屋，什么东西都没乱碰。他家门前那棵大杏子树，此时杏子已经黄透，一个个又大又饱满，沉甸甸地把树枝都压弯了，像一张张弓。往年，他都会把杏子摘下来，拿到刀坝场去换米，可这次，他以为红军来了，杏子肯定保不住了。没想到，树上的杏子一颗都没少，地上掉落的，红军还小心地捡起，堆在树根旁，生怕踩着。他原本担心家里的猪会饿死，可到猪圈一看，猪正吃得欢快，原来是红军把吃不完的糊锅粑、盐菜倒进了猪食槽，猪吃得肚子圆滚滚的。这一幕让杨老者心里暖烘烘的，感动与惊喜交织，他觉得红军实在是仁义之师，于是赶忙和别家争抢着邀请红军到自己屋里去歇息，还叫幺儿上树打下一篮杏子，想让红军尝尝。 然而，红军却都推辞说不吃杏子。杨老者以为他们不喜欢，急忙说道：“这树杏子好得很，又甜又面，就跟吃砂糖一样，这一方都找不出比它更好的。”可红军还是婉拒了。老者感到奇怪，不禁问道：“未必你们怕犯忌？”红军听了，温和地笑起来，解释道：“是怕犯忌，我们红军就是不兴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老者着急了，说：“吃两颗杏子算啥子？又不是你们自己拿的，是我送的，你们要是不吃，可就见外了！”红军见老者如此诚恳，实在不好再拒绝，就提出用钱来换杏子，说要是老者不收钱，就坚决不吃。 最后，红军一人拿了两颗杏子，吃了之后，都连连称赞。杨老者听着，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还一个劲地劝大家多吃点。红军班长笑着说：“一颗杏子一片心，我们已经领了你老人家的深情厚意，不要再客气了。”接着，他又对战士们说：“这样好的杏子树，就这么一棵，太少了，要是能有很多棵，让更多的人都能吃到就好了。”于是，大家把杏子核都留了下来。 在这期间，红军积极地打土豪、分田地，为穷苦百姓撑腰，建立起了革命政权，对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好。红军班长看到杨老者家的房子破旧不堪，一下雨就漏，便带着红军帮忙修整。他们爬上屋顶，更换腐朽的木料；他们打扫庭院，把屋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杨老者在这过程中，看着忙碌的红军战士，心里暖融融的，进进出出，觉得眼睛都亮了，心情也格外舒畅，这样舒心的日子，他从前想都不敢想。 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一天，这班红军要开拔到别处去了。临走时，班长向杨老者借了把锄头，带着战士们在老者的屋前屋后、坎上坎下种下了许多杏子核，他们做得悄无声息，没跟老者透露半句，还了锄头就默默告辞离开了。 红军人虽然走了，但他们的关怀和温暖却深深留在了杨老者心里。从那以后，杨老者进进出出，总感觉红军还在身边，仿佛他们还在搀扶着他，帮他砍柴、担水。老者对红军的思念日益深切，逢人就打听红军的消息：他们到了哪里？打了多少胜仗？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这份牵挂，比惦记出门未归的儿子还要强烈。 到了冬天，红军都开到湖南去了。那些土豪恶霸一看红军走了，又嚣张起来。乡保甲长们像恶狗一样到处乱窜，叫嚷着凡是跟红军有牵连、分了土豪财物的，都要加倍偿还。还不上的，就用绳索吊，用杠子折磨，手段极其霸道。保董王癞皮更是可恶，他揪住杨老者，诬陷他拿杏子供给红军，还说红军给了他无数大洋，逼他交出来。杨老者气得朝他啐了一口，根本不想搭理他。王癞皮恼羞成怒，挥舞着文明棍，把杨老者打得爬不起来，还掀了他的板板房，把那棵杏子树也齐根砍了，把树枝拖回去当柴烧。老者看着被砍倒的杏子树，心痛得仿佛被撕裂，想到红军回来后再也吃不到自家的杏子，他伤心欲绝。为了不再看到那棵树桩，他带着幺儿到坡上搭了个茅草棚住下。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时常忍不住下坡来看看，每看一次，就忍不住哭一场。 第二年春天，杨老者惊喜地发现，旧屋基周围冒出了许多杏树苗。他一下子想起红军临走时借锄头的事，立刻明白这是红军亲人种下的希望。树桩周围还有许多树秧，想必是那些落在地上的杏子生根发芽长出来的。老者越看越高兴，眼里重新有了光亮，心里也充满了希望，他赶忙在旧屋基上搭了个棚棚，从坡上搬了回来。 时光流转，三四年过去了，那些树秧渐渐长成了大树。春天一到，满树繁花，像一片燃烧的云霞，香气飘散，引得十里八乡的蜜蜂都嗡嗡地赶来。到了杏子成熟的时候，它们黄澄澄的，吃起来跟以前那棵老树的杏子一样软糯香甜，甚至依老者说，还多了几分清香，吃在嘴里回味无穷。大家都纷纷来看，也都尝到了这甜美的果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杏子树是红军种下的，都觉得这是内口湾的福气，慢慢地，大家就把这里改名叫杏树湾。 王癞皮听说了这事，又起了坏心思，想把杏子树都砍掉。有人就吓唬他，说杨老者那棵老杏子树被砍后，天神都不答应，这才又长出这么多杏子树。谁要是再敢砍树，天神发怒，不仅他自己要遭雷打火烧，还会连累这一方百姓，到时候公鸡不打鸣，母鸡不下蛋，山崩地裂，庄稼也颗粒无收。迷信鬼神的王癞皮一听，吓得心惊肉跳，只好认栽，再也不敢找杨老者的麻烦，也不敢去碰那些杏子树了。 杨老者呢，从春天盼到夏天，从夏天盼到秋天，一年又一年，始终盼望着红军能回来。终于，到了一九五〇年，解放军九十五团来到了刀坝。杨老者看到老红军回来了，又吃到那些又大又甜、软糯香甜的杏子，那颗悬了多年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铜仁城关马元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一位奔波于湘、黔边区，传播革命真理，培养革命青年，为人民解放事业顽强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叫马元熊，在铜仁县川硐区的九股坡壮烈牺牲了。但是，他的名字，他的业绩，他的精神却永世长存。 马元熊，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城关复仁坳一个贫民的家庭。父亲马锦堂原籍石阡县人，以教书为职业迁来铜仁定居。生母田氏，在元熊周岁时病逝。元熊与姐元昭、元多赖继母杨氏抚养，家境贫寒，仅靠其父教书维持生活。 一九二四年，元熊六岁，入铜仁县城南小学（现逸群小学）读书。次年，慈父病逝，虽然家庭日趋艰难，但元熊自觉刻苦学习，一九三0年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一九三一年春，元熊考入铜（仁）、松（桃）、江（口）、省（溪）即万山四县联立中学。一九三三年毕业后，受聘任教于铜仁私立端模小学。 一九三八年国立第三中学在铜仁创立，元熊考入该校高中部后肄业。由于三中师生均系从江浙一带流亡来铜，在党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元熊积极参加进步教师刘苇等组织的进步读书活动和抗日宣传队，曾徒步八十余华里山路，深入到苗族集聚地区的牛郎、沙坝等村寨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同当地农民合影留念。 一九四〇年春，国立三中江口实验部与初中部学生揭发校长叶桐的贪污事件发生，叶桐扬言系“异党分子”煽动，要逮捕刘苇老师。刘苇星夜潜往贵阳，一九四〇年暑假到重庆十四中任教，并写信介绍马元熊赴该校高中部读书。在刘老师的培养下，元熊进步很快，一九四二年毕业之后，考入沙坪坝盘溪国立艺专学习油画。在此期间，他与同班学雕塑的同学李枫认识，经常与《新华日报》、南方局青委会负责人刘光、张黎群接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四四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 一九四五年七月，由当时《新华日报》工作的王匡石（现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通知马元熊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开会。会议由刘光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匡石、马元熊、张黎群、谢安禹（元熊的爱人）。会上刘光同志讲：“现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斗争很复杂”。在分析了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今后面临的任务以后，接着对马元熊说：“老马，你是铜仁人，人熟、情况熟，是不是回到铜仁去开展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王匡石同志插话：“根要牢牢扎到农民中去”。马元熊接受任务，从思想上作好了回铜的准备。 上级党的联系人张黎群指派马元熊、李枫二同志来铜仁做党的工作，临行前，他交待：两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以马元熊同志为主。组织决定到铜仁的任务是：（一）对铜仁地区的政治、经济、阶级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二）在湘、黔边区逐步建立党的组织，待时机成熟，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由于马元熊的岳父谢献廷是地方知名人士，在铜仁政界很有影响。因此，马元熊一回到铜仁就利用这一关系，找到了掩护自己身份的职业，被安排到县教育科任督学兼县中教师，李枫同志在教育科任科员兼铜仁师范美术教师。他们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先后到大兴、川硐、铜仁矿务局等处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调查。并在部分工人、农民及国民党旧职员中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道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李枫同志接上级党组织通知，返回重庆。元熊在送行时，请李枫同志转告张黎群同志：“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坚持斗争，请组织放心。” 二 为了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地下党组织关于逐步在湘、黔边区建立、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八月，元熊离别了家乡和妻子儿女，来到湖南省芷江县。在那里不久，经进步教师周子厚、廖少华的推荐，他先后到省立十中、私立宏济中学任教。在十中和宏济中学期间，他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进步力量的罪行。常借上课、开会或串门的机会，向师生宣讲“沂蒙山战局”、“重庆校场口事件”、“昆明学生运动”等，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启发师生的思想觉悟。同年，沅陵《辰州日报》主笔张毓亲，亲来芷江聘请周子厚去担任该报总编辑。马元熊知道后，耐心开导说：“培养几十个进步青年，走向进步，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去充当一家反动报纸的总编辑，这是给反动统治巩固基础，不应该，也不值得。”他还经常登门与周子厚促膝谈心，要求他在学生中多讲公道、正义、真理；多同最穷苦的工人、农民交朋友，经济上援助他们，政治上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在元熊的帮助下，周子厚对当时的政局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从而打消了去沅陵当总编辑的念头，决心同元熊一起继续从事教育。 一九四七年夏，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歼敌捷报频传，反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为配合全国学生反蒋运动，马元熊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唐平一、彭彩武、邱岚等学习高尔基的《在人间》、《母亲》，鲁迅的《狂人日记》，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进步书籍。他还号召同学们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学生彭彩武原来是专门学画山水画的，马元熊有目的地指导他看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鲁迅木刻选集》，并告诉他：画不仅供人欣赏，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揭露黑暗，讴歌光明，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他的帮助与指导下，彭彩武从山水画转学漫画，而且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一次，元熊在一堂美术课中，画一棵树，树上的果子写着“茀”，一支羽毛枯败的鸟盯着果子叫。他告诉学生：“这是蒋介石乞求美元”。在另一幅画中，他画一胸前挂面镜子的将官，镜子里骷髅成山，并题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诗句。十月十日，元熊借“双十”出刊的机会，组织进步学生唐平一、彭彩武、胡春梅、邱岚等人围绕他亲自设计《三毛游光明世界》的画刊内容，创作出四十幅漫画，特别引人注目的一幅是蒋介石手持大刀，尸横遍野。标题是：“看秦始皇的仁政！”漫画无情地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屠杀进步人士的滔天罪行。漫画在芷江南街口一贴出去，立即震动了全城，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也激怒了地方反动头目。国民党芷江县党部书记长李子良、杨沾源等一伙赶到现场，撕走漫画，砸烂刊板，扬言要“封闭宏济，查处异党分子”。湖南省教育厅还派专人调查“画刊事件”，并指令校长刘国一、教导主任陈一民追查主办画刊的学生唐平一、彭彩武，威逼唐、彭供出画刊的主谋者。为保护马元熊老师，唐、彭一口咬定无人指使，由学生会主办。后来，学校在省教育厅和地方反动头目的压力下，加紧迫害进步学生，无理开除了唐平一的学籍，不准彭彩武参加毕业考试，不发给毕业证书。 在这期间，马元熊为配合全国革命斗争形势，决心开展武装斗争。于是，他派教师张克光打入芷江的“互助社”，争取发展进步力量，与参议长邓海藩、杨永清、李庭章相抗衡，同时，对地方武装进行策反工作。根据马元熊的意见，张克光先后在罗卜田、木江冲一带发展“社员”五十六人，并搜集了不少敌伪情报。 “画刊事件”在芷江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引起了特务对马元熊的注意。进步教师周子厚、廖少华等对元熊的人身安全十分耽心，建议他离芷返铜暂时“避避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实行分散、隐蔽的原则，马元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一九四八年秋与段友萍经晃县回到铜仁。不久，他二人欣然接受私立“豫章中学”的聘请，马元熊任该校训导主任，段友萍任教师。 三 一九四九年初，马元熊接受私立“益州中学”聘请，出任教导主任，段为教师。当时，益州中学缺乏国文教材，他与段从培养进步青年出发，冒着危险，选编了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人的进步文章二十多篇，自出排板、印刷经费，汇编成册，取名为《药》。他在编后记中写道：“苦闷的根源来得很久很远，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种下了历史的因子……。当我走向湘黔的山程时，觉着这亘古蛮荒的绝塞里，权宜充着青年读物是含了毒素的‘剑侠’、‘释叉’、‘模范作文’和无名的冯、张、徐作品……。它们正啮着青年的灵魂，阉割了真理！历史的发展是没有走回头路的，眼前的五指更遮不住客观事实的存在……。生长在这亘古蛮荒的绝塞里的青年朋友们，由你们的智慧中所发出的苦闷正深深地啃啮着你们的灵魂，所以，这部‘药’，恐怕也只能作初服的药剂而已。”编后记虽只寥寥数语，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着革命热情，对青年寄予莫大的希望。 马元熊回到铜仁后，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与上级党组织未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毅力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在此期间，马元熊先后培养了陈建华、段友萍、陈超然、张盛文、谢士彦、谢尚均等人作为组建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并经常与他们秘密研究工作。同时，他写信给芷江的老战友，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为革命培养人才。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马元熊在给周子厚的信中写到：“准备输送十个进步青年，不告诉去处，只说去最艰苦的地方，准备吃大苦，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人选确定后，在芷江城候信，电到出发。旅费由你供给。”周子厚根据马元熊的要求，先后汇给他“法币”三百八十万元。同时，对简师二班学生黄雨祥、蒋国旺、周明玉、杨鸣珍、胡先煦、蒋光泰、卜志科等都一个一个地做了动员工作。农历元宵，马给周子厚拍去电报：“款收，人缓行。” 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一天晚上，马元熊同志以请客为名，在陈建华家楼上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建华、张盛文等），分析了铜仁保安团的调防情况，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会后，亲自到各地组织革命武装。 三月二十四日，马元熊完成任务后从大兴返回铜仁，途经川硐时，由于叛徒的出卖在李钰如家被保三团逮捕。 马元熊被捕后，关押在川硐乡公所的碉堡里。敌人采用猴子搬桩、悬吊“半边猪”、燃香烧背等酷刑，百般折磨他。马元熊同志始终威武不屈，未供一字。 敌人无计可施，决计对马元熊同志下毒手。当日下午，他被押往铜仁，在九股坡惨遭杀害，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一岁。马元熊遇难后，段友萍、谢士彦、陈建华、陈超然、陈万隆、张盛文等亦先后被捕，押到贵阳，关进监狱。贵阳解放时，段友萍被垂死挣扎的敌人活埋于贵阳郊区，谢士彦也惨遭杀害。 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马元熊生前的表现和事迹，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复仁坳烈士故居挂牌为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以资纪念。 活捉杨胜武 在沙子坡河坎，有个叫杨胜武的大土豪，他纠集了三十几条破枪，自封团长，整日里张牙舞爪，在当地作威作福、称霸一方。这家伙整人的手段层出不穷，在他的地盘上，无论谁家出了什么纠纷，都得由他来“断案”。就拿山羊吃麦子这事来说，经他一断，山羊就被判了死罪。杀了羊后，羊肝子炒来自己吃，还说能治他的眼疾；羊腰子给他小婆子吃，美其名曰补体；羊肉分给手下背枪的，说是吃了能跑得快跳得高；羊皮则拿给原告，让硝好了送来做皮褥子。要是当事人不服，先各打二十扁担，接着还要罚款。如此一来，他家大厅里时常闹得不可开交。时间一长，群众都看透了他的丑恶嘴脸，再有纠纷，都不再找他，也不让他知晓。可那些狐假虎威的爪牙，还背着枪四处生事，哪怕看到哪家猫抓了别家老鼠，都要把两家主人抓到团防局敲竹杠。群众对杨胜武恨之入骨。 红三军来到沙子坡后，四方乡里都燃起了革命的烈火。杨胜武在河坎待不住了，带着他的爪牙躲进箐林，还打着清乡的旗号，专门与游击队和乡政府作对。但他却十分惧怕红军，红军一来，他就躲起来；红军一走，他又跑出来继续为非作歹，牵牛打马，祸害百姓。群众迫切希望红军为他们除掉这个大害。红军深知杨胜武是地头蛇，若是大张旗鼓去抓他，容易打草惊蛇，必须用计才行。 终于，有一天，红军派人打探清楚，杨胜武从岩旮旯里偷偷溜回河坎老宅。红军当机立断，派出三名战士去收拾他。这三名红军战士换上长衫，把连枪藏在衣服里，装作一副见过世面、气宇轩昂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前往杨胜武家。他们的装扮让杨胜武的爪牙们误以为是有来头的人物，因此在进入河坎时，并未受到太多阻拦，径直朝着杨胜武的老宅走去。 杨胜武的勤务兵正在门外站岗，见有人前来，便上前询问。红军战士声称是杨司令（指彭水的大匪头杨昌时）有公事要找团总。勤务兵让他们稍等，要进去通报。红军战士则称公事紧急，等不得，便跟着勤务兵进了门。他们穿过穿堂，直接走进内室。进屋一看，杨胜武正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手里捧着一杆包镶玉的大烟枪，眯着眼，吞云吐雾地烧着烟泡。两名红军战士不等勤务兵开口，几步上前，猛地掀开帐子，大声说道：“贺军长有公事找你，马上过去一趟！” 杨胜武一听，抬眼瞧了瞧来人，满不在乎地说：“弟兄伙，不要开玩笑……”嘴上说着，手却悄悄往枕头边伸去，想摸枪。可他哪里料到，红军战士迅速撩起长衫，三支连枪赫然亮出，黑洞洞的枪口直指他。杨胜武瞬间脸色煞白，吓得魂飞魄散，动弹不得。红军战士一把掀开被子，伸手去抓他。可杨胜武光着身子，圆滚滚的肚子，四肢又滑不溜秋，刚抓住就滑脱了，反复几次。杨胜武在床上拼命挣扎，三滚两滚便滚到了地上，脑袋重重一磕，当场挞晕过去。红军战士们一拥而上，将他按住，拿一只臭袜子塞进他嘴里，把他四脚朝天捆起来，像抬死猪一样将他抬出房间，丢进猪圈下面的粪池里，随后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再说那个勤务兵，看到红军来捉杨胜武，站在一旁吓得浑身冰凉，头皮发麻，双脚像钉在地上一样挪不动，嘴巴也张不开，整个人呆若木鸡。等红军一走，他才回过神来，慌忙反手关好房门，像遭了雷击一样，惊恐地跳起来，连滚带爬地拱到床上，用三床被子把自己没头没脑地裹得严严实实，身子抖得床架子咯吱咯吱直响。等别人发现时，他眼睛直勾勾的，手也不听使唤，问他团长在哪里，他只是不停地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过一会儿就被活活吓死了。 后来，杨胜武被人从猪圈粪坑捞出来时，肚子早已烂穿，里面的心子又黑又臭，蛆虫在上面拱来拱去，那副惨状简直无法直视，臭气熏天，连狗都不愿靠近。 杨胜武死了，他的爪牙们也如鸟兽散。周围其他的反动势力听闻此事，都吓得夹着尾巴逃得远远的。 群众们奔走相告，都说红军是神兵天降，轻松活捉了作恶多端的杨胜武，把那些豺狼虎豹般的爪牙吓得屁滚尿流。从此，红军的威名在这一带传得更远，百姓们对红军也愈发信任和拥护。 游击队长李天保 李天保，于1902年出生在贵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大寨天池的一户农民家庭。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这个家庭里，李宗支育有四男二女，其他三个哥哥皆有文化，而李天保虽目不识丁，却天生有着一副侠义心肠，痴迷于习武打猎、玩狮舞龙、打锣薅草，还爱唱盘歌，遇到不平之事总要挺身而出。父亲见他如此，便请来游侠郭剑、杨锋教习武艺。寒来暑往三年间，李天保刻苦练习，将拳、掌、刀、枪、剑、绳、叉、棍以及飞檐走壁等功夫一一学会。师傅临别之际，郑重叮嘱他：有了这身本事，定要报效国家，伸张正义，切不可欺压百姓。李天保将这话铭记于心，这也成为他日后行事的准则。 1928 - 1929年，印江杉树乡六井溪一带雨水泛滥成灾，庄稼严重欠收，百姓们望着荒芜的田地，心中满是绝望。紧接着，1930 - 1932年又遭遇大旱，粮食几乎绝收，土匪、盗贼如野草般四处兴起，横行乡里。而政府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变本加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且不断加重，还以高额的禁烟罚金为底数，肆意摊派苛税，使得民不聊生。民团、官差更是如同恶狼，时常来村里牵猪赶牛、抢夺粮食，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心中充满了寒心与愤懑。 就在此时，李天保听闻德江大石板、龙桥硐有神将在为民除害，恰巧他在德江的侄儿已是神将一员。怀着保家卫国、拯救乡亲的强烈愿望，李天保毅然前往德江，学习神坛武功。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他学成回乡。为了让乡亲们相信神力与武功的力量，他在众人面前展示所学。只见他用脚巧妙地将叉从地上挑起，飞身上前抓住叉，在空中盘旋舞动，全身散发着斗大的圆光，人却稳如磐石。接着，他将叉倒杵在地上，叉尖朝天，双手紧握叉柄，身子倒立伸展到空中，还反肚皮横担在叉尖上，自如地转动几圈后，又突然飞下，仰躺在地，把叉尖稳稳栽到肚皮上，甚至还能叫别人爬到叉把顶上立倒人。练绳时，不管对方跑得多快，都能被他精准套住，而当别人试图捆住他时，绳子却自行垮开。他头戴黄布帽，端着一盆水在飞檐上下穿梭，盆中的水竟丝毫未洒。一条坚实的板凳，他轻轻一坐便断裂开来。他还能在堂屋里施展神奇的走壁飞行之术，绕着屋子连飞三圈。练剑时，只见光圈闪烁，风声呼呼作响；练刀枪棍斧时，他光着上身，任凭别人使劲砍，也只能在他身上留下个白印印，用土枪打他，也毫无损伤。据传，在练法力时，他喝下化过的一碗水，身子便能腾空跳起，让人拿刀砍，却怎么也砍不进。他将化碗水给大家喝，众人也都有了这般神奇的抵御能力。乡亲们看后，又惊又喜，对他充满了信任与期待。他向乡亲们激昂说道：“我学神将，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让天下太平。要打倒那欺压我们的区乡政府，免除这沉重的苛捐杂税，惩治那些贪婪的贪官污吏。我们要设立神坛，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如此一来，那些恶棍、土匪、贪官污吏就不敢再来欺负我们，苛捐杂税不用再交，天下太平了，大家就能过上好日子！”这番话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乡亲们心中的希望，消息传开后，众人无不欢喜雀跃。 1932年9月15日，在众人的期盼中，天池坪神坛正式成立。神坛设在武官李德天家堂屋里，院坝里高高树起一面大红旗，上面醒目地写着“天下太平”四个大字。李天保被尊为佛主，成为神坛的一把手，主舵全盘。怀印元帅李禄昌为二把手，负责撑坛谋策；统后元帅李禄厚为三把手，掌管带兵打仗与造兵器之事。还有黑虎星李禄渊、白虎星张中方担任护坛执法，搜山虎张羽鹏是佛主卫士，搜山虎李禄新为佛主信士，武魁李世英、文魁李世云等众多得力助手，更有七仙姐妹李大姐、李二姐、李满妹、张满妹、冉四妹、吴四妹、甘幺妹一同参与。自此，所有神将每日虔诚诵经、拜告、练功，功力日益精进，炉火纯青。他们高举“打倒区乡政府，免除苛捐杂税，惩办贪官，为民除害，只杀坏人，不杀好人，保家卫国，天下太平”的口号，这正义的呼声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人们纷纷响应。短短几天内，就有五百多人踊跃加入神将队伍。在练功时，李天保总是以身作则，每项功夫都亲自示范，耐心教导众人。 由于神将的主张明确且深得民心，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之人，都被吸引而来。富人们希望借此免税，穷人们则渴望能有口饭吃，人越聚越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何家庄、杨家寨、冉家坡、麻竹园、刀坝、兰克园、沙子坡、红花园、田家坪、照东岩、宁家坪等十多个神坛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皆由李天保等人一手操办。参加神坛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了四千八百多人，众人一致推选李天保为神坛大佛主，对他的指挥言听计从。 1932年秋，国民党李孝英残部一个连盘踞在烂栏木湾营盘，他们白天在营内聚众赌钱，吞云吐雾吸大烟，到了晚上便下山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实在忍无可忍的群众前来恳请神将出手相助，李天保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他精心部署，带领神将们与这股残匪展开激烈战斗。在战斗中，神将们勇猛无畏，如同猛虎下山，最终成功将土匪击退，保住了一方安宁，百姓们对神将们感恩戴德。 不久后，沿河县白石溪张泽生区长也来求助，希望神将协助剿匪。李天保再次调集神将，与张泽生联合攻打土匪。他亲自挑选二十名身手矫健的神将，从营盘后面的悬崖悄悄爬上，其余神将从前面发起猛攻。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二十人成功爬上悬崖，逼近营盘。就在这时，匪首恰好出营，被李孝英一枪打下营盘，营里顿时乱作一团。李天保抓住时机，带领众人冲入营盘，奋勇砍杀。土匪们除了被当场打死的，其余大多在慌乱中落下悬崖摔死。当地人得知土匪被剿灭，无不拍手称快。然而，张泽生区长见神将如此英勇善战，心生忌惮，竟和部下说：“神将要成气候了，必须早除！”回去后马上调兵遣将，对神将展开攻击，所到之处，牵猪赶牛、抢粮抢物，捉到神将就残忍杀害。旧宅坝、照东岩、宁家坪神坛的人匆忙赶来告急求援，李天保迅速调动六井溪和沙子坡的所有神将，云集白石溪。天刚亮，战斗便打响，经过一番激战，神将们成功活捉了张泽生。他们将张泽生的财产分给了穷苦百姓，剩下的骡马猪牛和食物则作为神将的给养。对于捉到的其他人，除了张泽生，神将们一概不杀，全部放回。经此一战，神将声威大振，成为百姓心中的守护者。 然而，神将在战斗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两次打印江均以失败告终。头次打印江，由于神将队伍刚刚组建，缺乏组织纪律，导致战斗失利。但李天保并未气馁，于1933年腊月23日，再次调集六井溪、沙子坡、刀坝等坛以及德江部分神坛的力量，二打印江。此次战斗，他进行了周密部署，上六井、沙子坡、刀坝等坛由宁国学指挥攻打北门，中六井神坛由他亲自指挥打西门，下六井神坛由李禄昌指挥打南门，德江五个宰坛由黎佛主指挥作为补充力量。战斗打响后，打西门和南门的队伍从堰塘、中坝进甲山后，与北门的队伍同时发起进攻，打南门的队伍还从文昌阁绕到南门，配合攻打。西路在堰塘接上火线后，政府军和民团纷纷败逃，神将们势如破竹，一路追至甲山，攻占了中寨口。此时，几千神将跪在坝上虔诚拜告，等候北路神将到来一同进攻。然而，就在即将发起总攻之时，探子来报县长已逃出东门，而政府军的枪声却愈发激烈。由于神将们长时间跪地，体力有所消耗，且此时看到攻打南门的怀印大元帅李禄昌被打倒，众人心中顿时慌乱，纷纷往回跑。政府军趁机反攻，神将们无奈败退，前头的撤到了转堡。李天保和黎佛主仍坚守在后方，指挥着后面的部队撤退。等神将全部上山后，他们才来到文昌阁，妥善埋好李禄昌的尸体，与大部队汇合后黯然往回走，两打印江彻底失败。 接连的失败并未让李天保放弃，为了神将的生存与发展，他开始寻求新的出路。1934年5月6日晚上，他派遣黑虎星李禄渊、搜山虎张羽鹏、神武将军冉少波等十二人前往兰克寨迎接贺军长。贺军长与李天保约定5月8日在沙子坡会面，二人在沙子坡万寿宫相谈甚欢，经过一番深入交流，谈妥了神将接受红军改编的事宜。事后，红军第七师第九师进驻天池坪，夏曦和贺军长来到天池坪召开会议，并在刁杆山堡向群众发表演讲。贺军长热情洋溢地说道：“这里是李佛主和冉司令官的家乡，是个好地方，是个难得的好地方。这里的人忠义爱国，更爱红军，红军也更爱这里的人民，红军和你们是一家人。”随后，贺军长在枫香溪下委任状，正式委任李天保任黔东纵队第一支队队长、黔东游击队队长、黔东苏维埃特区独立团团长等重要职务。 神将加入红军后，李天保和印江独立团积极投入战斗。他们三次攻打梅家坪地主杨胜海，为部队获取给养。一次在打完给养返回途中，走到烂坝时，队伍被敌人围住了坳口。危急时刻，李天保毫不畏惧，扛起一袋粮食就向前冲，试图为战友们打开一条突围之路，其余人则从山林中奋力突围。然而，此次战役异常惨烈，最终牺牲了十八人。此后，李天保还与夏曦一同打了杉树坳，和关向应打了青山，与贺军长并肩作战，攻打张家弯、袁家弯等。为了掩护红二、六军向湘西接应中央红军突围，李天保与张云豹等三人更是不顾危险，夜袭官庄铺。他们巧妙地利用地形和敌军之间的矛盾，使得住在西边的川、黔军队和东边的滇、湘军队相互打起来，东西四军又向住在当槽的中央军和地方民团开火，当槽的两军也向两边山发起攻击，一时间，三方六军陷入混战。这场混战一直持续到天亮，大家才发现原来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彼此都有不小的损伤。当天，部队又紧急派往小井和苦竹坝作战，全力掩护红三军军部安全撤离。 在长期的战斗中，李天保身先士卒，始终冲锋在前，不顾个人安危。然而，过度的疲劳和激烈的战斗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他不幸身患重病，卧床长达八个月之久，无法行动。渐渐地，与红军失去了联系。但他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到晚年后，印江自治县人民政府经过详细调查和认定，将他确定为失散红军，国家给予他关怀与照顾，保障了他的生活。李天保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一个怀揣侠义之心的民间武者，成长为为了百姓和革命事业英勇奋战的红军将领，他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木黄河上的钓鱼人 一九三四年秋天，红三军为了迎接红六军团西进，来到木黄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搞得热火朝天。贫苦农民正在兴高采烈欢庆翻身解放，土地回老家的时候，一天，国民党的匪师长黎刚带领他的一师喽啰兵，到木黄围剿红军来了。敌人仗着武器弹药充足，有蒋介石当后台，一到木黄就穷凶极恶地发起猛烈攻击。红军刚接上火没打几枪，就好象抵挡不住迅速撤到沙子坡一带去了。黎刚匪部马上占领了木黄。于是，才开始获得翻身解放的木黄穷苦农民们的心上，又重重地压上一块大石板！ 可黎刚这个匪师长也真老奸巨猾，他轻而易举地占领木黄后，并不乘“胜”追剿红军，而是驻扎木黄街上，成天接受地主、恶霸们的庸俗捧场，庆祝“胜利”，花天酒地，鬼混一气。因为黎刚这些人马，本来就是长期流窜湘黔边境的一支土匪，被贵州军阀廖怀中收编不久。现在加上地主还乡团的怂恿，他们的匪气就更加猖狂发作起来，经常用抓红军奸细为名，任意打家劫舍，抓鸡牵羊，见啥抢啥，搞得穷苦百姓家家户户锅底朝天，灶台冒不出烟。大家都急盼红军早日打回来，消灭这帮土匪。木黄街上的劳苦群众被迫得无法生活，一些人就只好在木黄河里打鱼糊口。 且说有个叫吴春和的中年老实农民，这天来到离街五里多远的昔阳坝河边钓鱼。因为这里鱼多好钓，又是红军、白军双方侦察人员经常出没之地，一般胆小的人都很少来，所以他来几次都获得丰收。 他今天仍象往常一样在河北岸甩下钓钩，忽见斜对岸也稳稳地坐着一个约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在钓鱼。仔细打量他，方方正正的脸盘上，浓眉大眼，嘴唇上横抹着一字胡。上身穿一件灰布汉衫，下身是一条黑裤子，挽着裤脚，足蹬一双粗水草鞋，背个粽粑叶斗笠。面前一根车车钓竿，用石头压着。那人双手放在膝盖上，默默地坐着，安详地注视着水面。那一身打扮，那沉着的架势，完全是一个有经验的本地钓鱼人。老吴虽是当地土生土长，尽是搜索记忆，却怎么也不认识这人。他心里闪过一念，莫非是红军的探子？四下里一望，再没第三人。于是断定，这么白日清光的，又在敌人眼皮底下，碰着窜来窜去的匪军就是要命的场合，若是个红军，也是绝不会大白天来这儿冒风险的。 吴春和安下心来钓鱼了。他也稳稳地坐下来，凝神注视着水面。一杆叶子烟工夫，只见对岸一字胡汉子，不是“呼”地扯起钓丝，就是唧唧咕咕的收线，接二连三地取鱼，换饵。他却一再起竿都是空的，心里不由嘀咕咕起来：今天真倒霉。钓了老半天还是空绊兜，怎么回去呢？原来他家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有个又病又饿的女人，每天就等着他钓鱼卖了买米回来。眼看太阳快落土，越发焦虑不安起来。这时，只见那一字胡汉子扯起鱼钩，一边取鱼，一边主动打招呼道：“老乡，你钓了多少？”一听这话，他心里很不自在，嘴上不说心头想，不晓得你用哪样食子把鱼都引过去了，你怕我不会钓？但见人家笑咪咪，很关切的样子，又觉得不搭白对不住人，就信口答道：“哎，今天我运气不好，象是闯到鬼一样，这鱼儿硬是不上我的钩啊！” 那一字胡听了，不仅毫不见怪，竟搁下钓竿踩水过河来了。他提起吴春和的绊兜一看：“噢……”点点头就不再说了。停了一下，他留神望了周围一眼，又问：“老乡，你贵姓？” “姓吴。” “家住哪里？” “木黄街上。” “家有几口人？” “三口” 。 “靠么子吃饭？” 老吴苦笑了一声说：“就凭这根鱼竿的把戏啊！”说罢，心酸愁地直摆脑壳。 一字胡汉子立即踩水过去，把他用柳条穿好的一串鱼，足有三斤重，全部拿上，又踩水过来，放入老吴的空鲊兜， 道：“时间不早了，快拿回去卖了买米回去吧！” 吴春和从来没想到世上有这么好的人，被弄得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哎呀，这啷格使得哟！”连忙伸手往兜里摸鱼，坚持要退还。一字胡汉子就双手按住鲊兜不让他掏。又笑着说：“这算么子，河里头野生的东西嘛。”老吴还是不肯接受。 他又笑着说：“这样吧，就算我们交个朋友，你哪天运气好了，钓得多了的时候，再还我行不行？”一片诚心感动得老吴不得不接受下来。 一字胡汉子说罢，便立即踩水过河去，拿起车竿，向这边扬扬手走了。 吴春和站在河边痴呆呆地望着，一直看着不见人影了，这才想起没问清人家姓名，只是觉得听那口音不是本地人，同前几天驻扎木黄的那些红军的口音差不多。 第三天天麻麻亮，吴春和又到昔阳坝，打算今天可能多钓些，除了买点米外还要还前天的账。到下午，果然一字胡也拿着他那车车钓竿来了。他向老吴笑一笑，也把钓鱼竿甩到了水里。今天果真轮到了他不走运，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才钓起三条鱼。老吴把自己的鲊兜抖了抖，估摸着除了还账，剩下的鱼卖了还可以买回够吃的米，就折了一枝 柳条，把鱼穿了一半。正要起身过去，那一字胡却三脚两步踩水过来，笑嘻嘻的说：“老吴，你要干么子呀？”吴春和双手捧起那串鱼，无限感激地说：“前天幸亏你老哥雪里送炭，要不，我一家三口真是揭不开锅呀！” 谁知那一字胡不仅不收，反而把他钓的三条鱼又塞进老吴绊兜里，笑道：“既然我们都是朋友了，还提那小意思干么子？”老吴过意不去，执意要还。他又耐心提醒说：“这河里打鱼的事你还保准天天都运气？黎刚那匪兵一天不走，你们就得下河为生，再碰着前天那运气，你一家三口把锅儿吊起？所以，钓得多的时候，还要想到钓不到的日子啊！” 一席话正说中了老吴的焦心事，于是两个钓鱼人促膝坐下。吴春和卷起两杆叶子烟，一人分一杆吸燃说：“老哥，不瞒你说，木黄街上的穷人们都在发愁，这日子难得拖下去啊，都巴望红军早一天能打回来就好了。” 一字胡立即关切地问道：“你看红军能回来吗？” “哎，这就难说了。”老吴有点失望地说，“原来红军打仗是很行的嘛，啷格这一回，同黎刚匪兵才接上火就退走了。昨天下午，另一股红军来打木黄，又被那些兵没打几枪就赶跑了，我估谙是不是红军里头那个包打胜仗的贺军长不在了”？ “唔，打仗就有胜败嘛。”一字胡一边抽烟一边挺认真地说：“古话讲，那叫兵家常事，哪个也保不准。至于你说的那个么子包打胜仗的贺军长，我看是闭着眼睛瞎吹的！” “嘿，你这个说法可是有来头的哩。”吴春和神秘地凑近他耳朵说：“就在黎刚占领木黄那天半夜里，我听到有几个当官的吃得醉熏熏的从区公所出来，边走边摆，说他们师长再三讲贺军长用兵诡计多端，好多中央军都吃大亏，叫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哩。” “哦，这两天又如何喃？”一字胡很注意地问道。 “嘿，昨天那股红军被他们打退后”，老吴忿忿地说，“那几爷崽更猖狂了，强迫老百姓送猪羊鸡鸭去犒劳。当官的都集中在区里吃酒划拳，不晓得还从哪里弄个女人去卖唱，吵了个通天亮”。老吴又向朋友悄悄说：“我还听到住在隔壁的那个马连长对一个叫张副官的讲，昨夜吃醉了，差点把师长密令每晚埋伏两个排在师部后面的大事忘了。那张副官说，那个捂着卵子过河，过份小心，完全是帮助贺军长长威风，自己吓自己，红军接连打败仗，还那么紧张干什么？” “他那两个排，天天夜里都埋伏在区公所后面吗？”一字胡又仔细问道。 “不清楚了。”吴春和很惋惜地说，“可惜狗日的每天夜里都要挨户查，不准少一个人，要不，我硬是要跑去找红军报告”！ “咦，你可要注意点哟！”一字胡连忙摆手制止道：“幸亏你这是对我摆的，要是叫黎刚的奸细听到报功，抓去就要杀脑壳啊！” “我晓得你是个良心人嘛。”老吴自信地笑道。 “我看”，一字胡把两人已经熄了的烟点燃，又继续说，“红军再大的本事，怕也不容易再打回木黄了。听说那黎刚带来的一师人马，有万把条枪哩”！ “那才真正是完全吹的！”老吴满有把握地肯定说：“成在木黄街上走动，他超过一千五百人我敢输脑壳！”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一字胡微笑着点点头，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你还要去卖鱼哩。” 吴春和也站起来准备走，忽然想起，还不知他叫啥，就问：“你究竟贵姓，老哥？” “复姓加贝，你以后就喊我加贝哥吧！” “那你搞哪样职业呢？” “你不是看见，同你一样的专门钓鱼吗？我一辈子就爱钓鱼！” “嗯，对头，我看你钓鱼是象蛮有经验的哩！”老吴挺认真地赞赏说。 “经验说不上，不过，我钓鱼的脾气是舍得下饵子，放长线。你说要得吗？”加贝哥笑嘻嘻地答道，于是，两人在一阵会心的哈哈声中分手了。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两个钓鱼朋友在木黄河上游碰见了，加贝哥问道：“几天不见了，这两天运气不错吧？” 吴春和急不可耐地一把拉他到一个大石头背后，又气又急地说：“哎，才气死人罗！我们左盼右盼，好不容易盼到昨天清早果然来一支红军打木黄了。” “哦，那就好了嘛，把那些土匪赶走了么？”加贝哥显得替朋友高兴的样子。 “唉，再别提了。还是红军被打跑了！”老吴气忿忿地说：“黎刚那龟孙，连打两仗，好象摸到红军弹药不足，经不住打的底子，竟放开胆子，亲自赤膊上阵。开始红军还攻得猛，乒乒乓乓打了一阵，又败下来了。那黎刚还骑着马督阵去追了十多里呢。” “后来呢？”加贝哥仔细听着。 老吴说，他亲眼见黎刚骑着匹高头大马回来，在木黄街上耀武扬威摆臭架势。那些土豪劣绅又是鞭炮，又是送猪羊去“慰劳”。他被拉夫抬东抬西到区公所，正碰见在开庆“功”宴，那黎刚被捧得昏昏然地说：“不是黎某自吹，那贺军长么，在那些中央军草包败将面前还可以，在我黎某面前……”他拍着胸脯道：“列位看见了，贺军长指挥的红军连败三阵！可见过去进剿红军不能建功，确是由于那些败将无能。要是早派我黎某率部进剿，嘿嘿……”他拍了拍肩膀，“这少将军阶早就换了”！ 加贝哥抽着烟听得入神，一个同他打扮差不多的青年走来喊他“大哥，该回去吃饭了。”老吴一听，怎么也是个湖南口音，又勾起他心里早已消失的怀疑，就问道：“加贝哥，你到底是干哪样的？我看你有点象个红军呢！” “真象吗？”加贝哥微微一笑：“哪些地方象呀？”那来喊他的青年也在一边直眨眼摆手。 老吴一看，心里已明白八、九分，马上变得十分紧张了：“哎呀，加贝哥，你们怎么能这样跑到老虎眼皮下来钓鱼呀，快走！快走！” 谁知加贝哥还是笑眯眯的纹丝不动地说：“这里的鱼多，好钓嘛。钓鱼人哪有怕危险的喃？”说完，才同那青年慢慢动身，边走边说。“我说不定哪天还要到你家里来拜访，听你好好介绍点钓鱼的经验哩。” 此后几天，老吴钓鱼的运气都不错，除卖了买米的以外，还剩下不少，炕了干鱼。他认为那加贝哥肯定是个红军了，就盼着哪一天能请他来喝杯酒，了却一番心意。 忽一天麻麻亮时，老吴还在梦中，只听得木黄周围山上，响起一阵炒豆似的激烈枪声。接着，就是冲锋号声，喊杀声，铺天盖地从木黄后面的老君山上压下来。等天色大亮了，枪声喊杀声平静下来了，木黄街头忽又爆发“红军回来了，土匪跨杆了”的热烈欢呼声和锣鼓、鞭炮声。老吴连忙翻身下床，提起一包干鱼就往外跑，想看加贝哥回来没有。只见街上人山人海，夹道欢呼跳跃，浩浩荡荡的红军纵队押着一大批黎刚匪军俘虏和枪枝弹药骡马驮子正在向外开走。忽见从红军队伍中的一匹枣红马上跳下来一位干部，个子敦敦实实，胸前挂着望远镜，背上一个很熟的粽粑叶斗笠，身后也跟一个很熟的青年战士，除了武器之外还背着一根缩短了的车车钓竿，似乎也在哪里见过。两人在一些老乡的指引下，竟然朝着他家门口走来。渐渐近了，老吴定睛一看，那两个全副武装的红军，就正是加贝哥和那个青年，便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加贝哥，你真回来啦！” “老吴弟！”加贝哥也亲热地迎过来，紧紧地拉住吴春和的手，互相激动地看着。 “他就是我们的贺军长！”那青年战士向老吴介绍说。 “哎呀，加……加贝哥！原来你就是贺军长！”老吴紧紧拉住贺军长激动得一时不知咋说了。 “吴老弟！”贺军长深深惋惜地说：“你看，我本来是说要来拜望你，听你好好传授钓鱼经验的，可现在事情实在忙得很，不得不来向你告别了。” 老吴听贺军长说着，看着眼前过不完的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又摸摸警卫员背上的那根车车钓竿，才一下恍然大悟了：“原来你说钓大鱼，是钓这些大鱼哟！钓得好！” 贺军长还是笑眯眯地道：“这些大鱼也是多亏你帮了大忙才钓到的嘛！”说完，扬扬手，向老吴告别而去。 老吴一直痴呆呆地站在街口上，直到贺军长的影子都望不见了，他才意识到准备请加贝哥尝尝的那包炕得香喷喷的干鱼还提在手里呢！连忙一趟子追到山坡上高声大喊：“加贝哥，加贝哥！” 可惜只有山谷尽力帮助他喊着长长的回音：加——贝——哥—— 我随父亲参加红三军 一、苦难岁月盼解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生产力低下、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贫苦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1930 年 5 月蒋、冯、阎军阀混战，让本就苦难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1932 年 6 月，蒋介石置外患于不顾，调集 50 万大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进攻革命根据地，湘西就有超 10 万兵力。当时党内“左”倾分子斗争失策，反“围剿”失败。但红三军指战员紧紧团结在贺军长周围，于湘鄂川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1934 年 5 月进军沿河创建苏区，我也在这期间投身红三军，开启革命征程。 二、投身红军寻希望 我老家在贵州省沿河县谯家铺乡皂角池村，1917 年古九月二十八日出生，祖辈务农，父亲陈占玉打铁为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乡高寒贫瘠，粮食产量低，全家靠父亲打铁维持生计，还得承受国民党拉兵派款、苛捐杂税，终年辛苦却难以温饱，读书更是奢望。这让我对压在穷人身上的“三座大山”满怀阶级仇恨，渴望翻身解放。 1933 年，德江、印江、沿河农民自发组织“神兵”，喊出“灭兵，灭捐、灭税（抗兵，抗粮，抗税）”口号，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宗旨，定禁烟、禁赌、禁色、禁盗、禁赌五禁规章，深受拥护。黔东大地神兵蜂起，设 40 多个神坛，一万多户参与，枫香溪、谯家铺、白石等乡尤为活跃。神兵在首领带领下，假神自励，持刀矛冲向军阀、团匪、棒匪，气势汹汹、势不可挡。我和父亲也加入，记得国民党谯家区长张泽生、副区长谯宗瑜伙同还乡团张元鹏（原贵州盐务局局长），带 30 多条枪去白石乡赵东岩镇压，结果张元鹏被砍死，团丁逃窜。神兵为民除害，长了穷人志气，让大家明白唯有拿起刀枪才能生存。 红三军到谯家铺时，国民党区乡长、乡丁和地主豪绅早已逃窜。我们见红军纪律严明、军容整齐，打土豪、分田地，与百姓亲如一家，标语口号说出穷人心声，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红军是为干人谋幸福的队伍！共产党万岁！” 我们还听闻红三军贺军长厉害，国民党对他又怕又恨，政委关向应、军委主席夏曦、参谋长汤福林也声名远扬。 一天，我和父亲打铁时，汤参谋长来到红炉旁交流。通过谈话，我们深知红军是穷苦百姓自己的队伍，汤参谋长动员我们参军。父亲决定不打铁了，带我们去枫香溪参加红军。在枫香溪，我们见到贺军长和夏主席，父亲被赋予在谯家铺组织游击大队、动员神兵、发展红军、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任务，还拿到谯家区游击大队长委任状和镰刀斧头红旗。 我和父亲满心欢喜回家，弟弟陈朝俊（仅 10 岁）也想当红军。我们打起红旗，不分昼夜在谯家铺、白石、铅厂坝动员穷人，不到十天，游击队发展到 120 多人。在汤参谋长领导下，我们打土豪、分土地，深受拥护。汤参谋长还派老红军帮我们组织队伍、站岗放哨，游击队士气高昂，在党的领导下过上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 1934 年 6 月，红军主力到南腰界，我们这支 120 多人的游击队被正式编为红三军四师十团。父亲分到军委会副官处，弟弟跟随父亲，我则进入军委会教导队当学员，学习军事与政治，那时我才 17 岁。从此，我与父亲、弟弟分开，各自奔赴革命工作，之后我踏上长征路，历经打国民党反动派、抗日、抗美援朝，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几十年。 三、亲人离散与重逢 1953 年抗美援朝回国后，我在东北安东市请假回谯家铺探亲，才知晓与父亲分开后的情况。夏主席和汤参谋长动员父亲、弟弟回谯家区建苏维埃政权。红三军与红六军团黔东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撤离黔东苏区向湘西进发，临行前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留在黔东坚持斗争、掩护主力。 黔东独立师集中区乡苏维埃游击队员，因遭敌人夹击，决定撤离沿河去印江沙子坡，后转入梵净山游击。父亲和弟弟随队员转移到梵净山，战斗中遭敌人伏击，队伍打散。敌人从父亲身上搜到本“四书”（父亲不识字），又见他带小孩，误以为是教书先生，才没抓走。后来父亲找队伍时，得知师政委段苏权重伤，师长王光泽被俘遇害，部队失散严重。无奈之下，父亲带弟弟逃到石阡本庄区，直到西安事变后，1937 年 9 月才回到谯家。漫长岁月里，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 1949 年解放。全家人感恩共产党、毛主席，是党和领袖引领穷人翻身，过上幸福生活。 四、战火洗礼显担当 - 初战谯家铺 1934 年 9 月初，贺军长、关向应率红三军七、九两师主力迎红六军，黔东苏区留下黔东独立师师长贺炳炎（沿河独立团团长 ）、川黔边独立团团长秦子开的两个团，加上我们教导队三个分队，还有红六军团先遣队会合的李达参谋长，在夏曦主席领导下，坚持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建设苏区。 贵州军阀王家烈派白辉章部到思南，向枫香溪、谯家铺逼近，妄图阻挠红军会师。教导队分队长吴开先让我去见汤福林参谋长，见面后我敬礼询问，参谋长客气让座，介绍敌情后问我对策，我答“同他打，消灭他”，还因是谯家铺人，称熟悉道路。参谋长认可，但强调需先摸清敌情，让我给分队长吴开先带路去枫香溪侦察。我欣然领命，敬礼保证完成任务。 我和吴开先换便衣，吃过中饭出发，9 月 12 日上午到谯家铺，恰逢赶场，人多却无异常。下午三点左右，白辉章部到枫香溪并向谯家铺推进，赶场群众纷纷逃离。我们五点左右返回铅厂坝住地汇报。夏曦主席主持军委紧急会议，决议转移铅厂坝、土地湾、谯家铺的游击队和留守红军到老鸹池。战士集中后，夏主席动员，强调此战对巩固苏维埃政权、迎接六军团的重要性，称老鸹池地形有利，必能击败白辉章。我们听后群情激昂，擦枪磨刀准备战斗。 9 月 13 日夜，我军分三路袭击白辉章：一路由汤福林参谋长带，沿左边老林登上，向谯家铺靠拢；二路归夏曦、李达参谋长，从右边上山，穿盘上向谯家铺进发；中路由贺炳炎、秦开宇团长率精锐，直插谯家铺。 白辉章 12 日到谯家铺后，布防一个连在左边青龙顶山，一个连在右边老虎林山，主力在中间野猫水和盘上，司令部设黑神庙，后勤部在玉皇庙，枪支弹药存放此处，这些是我们侦察所得。 我给汤参谋长带路从左翼逼近谯家铺，虽天黑，但路径因我放牛打柴常走而熟悉。接近时，遇上敌人巡逻兵，他边跑边喊“有人呀” 。汤福林首长令追上活捉，几个战士奋勇擒获。审问后，首长下令冲锋。中路、右翼相继打响，我毫无惧色，一心想多抓敌人、缴弹药，为家乡和红军争光。 冲到谯家铺街上，红军猛烈冲锋，杀声震天，敌人陷入混乱，溃不成军。有的被击毙，有的受伤惨叫，有的举枪投降，还有的赤裸钻床底。天明集合，首长宣布胜利，活捉白辉章的参谋长和特务长，俘虏几十名敌兵，缴获 200 多支四川造步枪、大量子弹、几匹驼马及其他物资。战士们欢呼雀跃。战斗总结会上，我因“人小胆大，不怕死，敢冲敢拼，缴获枪弹、抓俘虏”受首长表扬，“小铁匠不简单”的夸赞让我备受鼓舞。 - 再战龙家寨 1934 年 10 月 27 日，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召开会师庆祝大会，也是挺进湘西的誓师大会。我们到湖南后，先打永顺县城，当地保安大队听闻红军要来，早逃之夭夭，红军不费一弹进城。 在县城住两天后，贺军长召开战斗动员会，称敌人尾随，有敌师长周疤子及其兄弟周矮子，还有贵州军阀杨其昌，两师共三个旅。他指出不能在县城等敌人，此处地形不利于歼敌，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强调这是会师后首战，务必打赢、打出威风。当时红军士气高昂，对敌人满是愤恨，盼着敌军到来狠狠打击。 依首长安排，红军撤离永顺县城附近的龙家寨。这是个集镇，通集镇只有一条较宽道路，两边是杂竹茶树，山下路侧有条小河沟，河坝上稍平。六军团埋伏左边山上，二军团埋伏右边山上，静候周疤子、杨其昌部。 敌人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士兵们歪歪扭扭沿大路而来。待其进入火力圈，首长一声令下，猛烈射击响起，紧接着冲锋号吹，红军如猛虎从两山冲下。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死伤惨重，大批被俘，有的陷进水田，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少数跑得快的侥幸逃脱。敌人两个师就这样被消灭。 我当时是红十六团七连一排一班战士，已有战斗经验。对活捉的敌人，我迅速卸下其枪栓和子弹，让他们背空枪。此战我缴获几十支枪、几百发子弹，再次受到首长表扬。 （回忆人陈家深，贵州沿河谯家区人，1917 年出生。1934 年参加革命，1935 年 4 月入党。在部队历任警卫员、排长、正副连长、支队副、参谋长、营长、副指挥长、副科长、副团长等职。1955 年 5 月被授予中校军衔，同年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八一”“独立自由”“解放”勋章 。抗美援朝期间，获朝鲜授予的功勋章二枚。1958 年转业到西安冶金局地勘公司任副经理，1964 年调至贵州冶金地勘公司，历任副经理、经理、党委书记、第一书记，还当选贵州省五届人大常委，1983 年离休 。 陈家深的经历，是一部微缩的革命奋斗史，从苦难中奋起，投身红军为解放而战，历经长征、抗日、抗美援朝，在不同岗位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彰显了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坚守与对国家、人民的赤诚忠心，其故事激励后人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续写奋斗华章 ） 父亲许宗智的参军回忆 父亲许宗智离世已逾30年，他生于1886年，1959年冬在生产队割牛草时，于洞子口摔下悬岩，享年71岁。父亲生前常向家人和亲友讲述参加红三军的革命历程，那些过往，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家世居沿河山羊乡，以务农为业。父亲自幼放牛、割草，未曾上学，一生务农，还曾酿过几年酒。母亲蔡崇珍身体衰弱，疾病缠身，无法劳作，家中负担愈发沉重，经济陷入拮据。为养活家人，父亲不得已变卖家业，仅留下七挑田、四挑土、一间半栏，全家四口只能在伯父家一间半空房寄居。人多地少，收成微薄，为维持生计，父亲有时酿酒，有时打短工、做零工补贴家用，艰难时甚至要借债度日。尽管生活清苦，父亲却始终坚守正直，每晚饭后，他一边吸着草烟，一边训导我们：“穷要穷得干净，饿要饿得新鲜” ，这份质朴的气节，深深烙印在家庭记忆里。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挺进沿河。6月19日，部队抵达我们五区枫香溪，6月24日，李会堂、柳顺周、武学安、刘本玉等人占领周边区域，向群众宣传 “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大家参加红三军。红军部队纪律严明、为百姓谋福祉的优良作风，让乡亲们认定这是 “救星” 。父亲与本村寨陈再升等人商议后，首批自愿参加红三军，同行的有几十人。 7月中旬，在水井湾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山羊区政府，府址先设鲁家山鲁武举家，后迁至陈家大顶陈守凤保长家、木老岩陈伯洪保长家。大会推选何廷坤为主席，郭建铭、安德可为副主席，随后相继建立山羊、池塘、陈家寨、夹石和木老溪苏维埃乡政府。父亲被推选为山羊乡代表，协助组建山羊、池塘、陈家寨、夹石游击大队和山羊、池塘自卫队，积极投身地方革命政权与武装力量建设。 父亲参加红三军后，革命积极性高涨，带领红军、游击队、自卫队，四处奔走发动群众，开展 “打土豪、分田地” 运动，大力惩治恶霸。他率众将猫踏坪为非作恶、欺压群众的土豪黎建侯（又名黎刚，人称司令官 ）的岳母及40多名土豪、恶霸抓获关押。经审讯，对轻者罚款，重者没收财产，罪大恶极者则召开公判大会处决。在喻家坡癞蛤蟆，枪毙作恶多端、拒绝悔罪、绰号 “飞鸡母” 的安仲海；在谯家铺和皂角池，分别枪毙穷凶极恶的何朝义保长之弟何朝信，何开印乡长的狗腿子何正印、何三毛，以及土豪张着金；在山羊岭，枪毙何开印乡长的情报员何茂林。同时，没收张着金、杜承模、何开印、陈守凤等土豪恶霸的财产、粮食和土地，320户、1590名穷苦百姓分到胜利果实，共分得田8745挑，人均5.5挑，财产中的被桶子留给红军、游击队打草鞋，让群众切实享受到革命红利。 8月，局势严峻，阴云密布。第五区区长张羽盛于下旬率国民党地方武装攻打山羊红军游击队，父亲带领游击队顽强阻击，成功击退张羽盛。9月上旬，土豪黎建侯率地方反动武装偷袭苏维埃区政府，父亲参与红军游击队反击，因寡不敌众，被黎部劫走关押的未结案土豪恶霸。彼时，贵州军阀王家烈令白辉章率部进攻谯家红三军，后转攻沙子坡红三军，中旬，父亲奉命带游击队支援沙子坡红三军，白辉章部被击败，我军俘获12名敌士兵，押送黔东特区、省政府后，经夏曦安排转至枫香溪交秦育清副主席，教育后给每人一块大洋遣送回家。 11月下旬，红三军战略转移，撤离沿河，黔东特区独立师撤离谯家铺。驻山羊的红军带领苏维埃区政府干部和游击队员，尾随部队欲往四川酉阳南腰界，却未能追上。红军李会堂和郭建铭带领数十名干部、游击队员决定返回山羊，地方土豪劣绅和散兵游勇趁机反扑。红军、游击队员被迫白天隐蔽，夜晚赶路，李会堂、郭建铭因目标大，五夜行军才潜回山羊。艰苦环境中，医疗匮乏，李会堂在大盖头患痢疾去世，郭建铭募钱粮安葬，坟茔至今仍在。 张羽盛大肆搜捕苏维埃政府干部和游击队员，许多同志因寡不敌众，或从容就义、壮烈成仁；或被罚重金，变卖地产；陈守凤还乡后，被索要分去的粮食，因无力偿还惨遭毒打。他们四处搜捕父亲，扬言 “严办”，为避迫害，父亲带全家四口逃往泉口、三会一带流浪帮工，长达八年。逃亡途中，在捷克乡旋风岭，父亲跌下悬岩，腰背受损，从此脊背弯曲，直至晚年。 即便流落异乡，父亲仍坚持宣传红三军革命主张，鼓动群众与土豪、恶霸斗争。三会乡庙林有地头蛇秦老盘（人称 “秦老帅” ），作恶多端、草菅人命，父亲策动群众将其处死，秦老盘家人和属下欲捉父亲抵命，父亲急忙携全家返回山羊，与地下游击队员暗中活动，等待解放。 1949年初，一名外地生猪贩子常出没山羊岭，住在石墩头安民宗祠，暗中向父亲打听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和土匪官兵活动，二人成为挚友，相互照应，父亲起初不知其真实身份。1950年8月上旬，这位 “猪贩子” 身着戎装，带领解放军解放山羊岭，战士们称他 “排长”，原来他是潜伏在此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民解放军排长刘建业。父亲握着刘排长的手，笑得开怀，用手指着刘排长说：“我早就猜你不是普通人” ，说罢，刘排长也跟着父亲大笑，这段革命岁月里结下的特殊情谊，成为家族与时代的珍贵记忆。 （许国兴） 黔东苏维埃游击八大队 一、革命火种初燃 沿河县城东南，巍然屹立着雄伟高峻的红岩。其脚下分布着黄家岩、水田坝、斑鸟溪、庙树坝等十几个村寨，几百户人家傍着蜿蜒奔腾的白果河生活。时至今日，人们望岩涉水，仍会想起当年红三军来这里时，红岩儿女武装抗敌、迎接红六军团先遣队的可歌可泣故事。笔者走访赵昌顺（游击大队长 ）、黄修清（胡宏升政委警卫员 ）等8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与近百名红岩群众，结合史料、录音，整理如下： 30年代，红岩脚下村寨隶属水田坝乡，乡公所所在的水田坝大寨是沿河通往四川酉阳、秀山的必经集镇，逢农历四、九赶集时热闹非凡。此地背靠红岩、面临小河，对岸龙宝山、白果坪开阔，依山傍水、森林茂密，战略地位关键。但在反动势力统治下，社会黑暗，三个民国区长、两个民国乡长与14户土豪霸占全乡80%耕地，他们重租税、高利贷盘剥，勾结官匪，巧立名目派款派差、随意杀人，农民饱受剥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被迫背井离乡。 1934年6月红三军挺进沿河，军部驻晓景乡长冈岭村，师部设水田坝南面铅厂坝，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贫苦大众盼来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拍手称快，红岩似与太阳辉映更红。 乡公所对岸黄泥坡的赵昌顺，读过私塾，因家贫随父编篾货。他听闻红军驻谯家铅厂坝，偷偷前往。师长钟炳然、团长贺炳炎接见后，发现其有文化、有头脑且仇恨反动派，留他在红军学习五天。赵昌顺受革命启蒙，决心跟党和红军干革命，钟、贺遂派他回乡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赵昌顺回乡后，秘密串联黄玉成等多人，在猫洞关帝庙开会。他介绍红军情况、讲解革命道理，呼吁穷人建队伍、反土豪、建苏维埃。众人群情激昂，宣誓“紧跟红军闹革命，永远不变心，变心砍头不留情” 。 二、队伍发展与战斗 （一）游击队与苏维埃成立 1934年7月15日水田坝赶场日，水田坝游击队宣告成立，60多名穷苦人背大刀、扛长矛，劳苦群众扬眉吐气。贺炳炎团长到场，宣布水田坝游击队为苏维埃第八游击大队，任命赵昌顺为大队长等，部署缉拿逃亡地主、摸清反动乡团、为红军“索饷”、协助建乡苏维埃及开展土地革命等任务，与群众畅谈到深夜。 7月16日，大队部设国民党乡长赵昌明家并树红旗，胡政委设红军独立团团部，夏副官筹备乡苏维埃。7月20日赶场日，水田坝乡苏维埃成立大会召开，选举王齐书为乡苏维埃主席等，公布五条施政大纲，群众欢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鞭炮锣鼓声响彻山谷。 （二）斗争与发展 有了苏维埃和游击队，军民配合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土豪财产，除部队给养外全部分给贫农，游击队获群众拥护，半月内从60余人发展到150多人。 地主、富农勾结反动势力，造谣破坏，绑架暗杀游击队员与苏维埃人员，封锁苏区。游击队设卡放哨、侦察敌情、加紧训练。侦察到柏果树保董杨胜华勾结民团妄图破坏，夜间奔袭捕获，于赶场日砍头示众，反动民团收敛。 黄朝廷（黄三毛 ）作战勇猛，带动家人参军。一次执行任务遇敌黄司令官天宫井作恶，他一面报信一面奔袭，谎称增援接近敌哨，先发制人击退敌哨，乘势追击，赵昌顺率队增援，大败敌人，缴获弹药，游击队声威大震。 八大队还配合红军作战，参加黑水歼击杨畅时、枫香溪等战斗，三打淇滩场、重战沿河城，凭人熟地熟屡建功勋，流传歌谣“八大队，赵昌顺，敌人听了得一惊；白天不敢走大路，夜晚不敢点油灯” 。 （三）整训与编入红军 9月上旬，贺团长再次到水田坝整训八大队，严格军事训练，加强纪律作风教育。此间揭发大队副赵昌培为奸细，其供出埋枪及私藏鸦片金银，被贺团长正法；司务长孔朝科贪腐拒认罪也被正法。八大队整编为三个中队，廖云清任大队长等，10月初正式列入红军编制。 10月上旬，红三军贺军长视察水田坝，肯定工作，鼓励队员成真正红军战士，还钓鱼游泳、察看地形，嘱托守好红岩、水田坝阵地，因其是黔东苏区城墙与特区通川大门。 10月中旬，红六军团先遣队与红三军红岩会师，八大队随贺军长接应红六军团，后转回苏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进军湘西。 三、坚守与牺牲 红军主力撤离后，国民党调集三省正规军与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编入独立师的八大队与红军、各地游击队苦战月余，保苏维埃政府，完成使命，但弹药缺乏、给养困难。11月中旬，王家烈部进攻，独立师撤往梵净山，八大队任后卫掩护主力。12月中旬，胡政委等率队水田坝准备撤离，遭敌包抄，侦察员及时报信，部队过白果河遇伏，腹背受敌。胡政委沉着分三路突围，击退守敌，前往梵净山追独立师，途中屡遭伏击，大部未会合，余部300余人随秦团长入川找主力，坝芒遭夹击，仅王齐书等少数幸存，秦团长被俘后遭残忍杀害。 红岩人民遭疯狂迫害，红军伤病员、侦察员等被杀害，家属受酷刑，倾家荡产，但红岩儿女不屈，坚信红军会回来。水田坝乡苏维埃主席孔朝廷被俘后坚贞不屈，1936年3月临终前，向儿子孔永安留下遗嘱，嘱托其读书、伸冤报仇、与土豪斗争、立碑，体现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烈士鲜血未白流，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如红岩色彩，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 （赵中立 黄廷勇） 难忘的战斗岁月 1934年端午那天，红三军开进枫香溪，周边村寨议论纷纷，众人奔走相告红军是帮穷人翻身的队伍。我满怀激动，邀约本乡沈育普、何国志等十几个年轻人，前往枫香溪要求参加红军。红三军第七师师长卢冬生接见我们，欢迎加入，我们报名登记后，卢师长给一面红旗，命我任队长、沈治青任副队长，回谯家招募新兵。 投身红军 没几天招了几十人，队伍开赴白石溪，驻扎唐家。卢师长从新兵中选24人入机炮连，我也入选，编入秦（子开）团长的团。老战士带我们操练，姓樊的队长教唱《练兵歌》 ：“革命志士要勤劳，今日练兵最重要，枪支弹药保存好，临阵之时发炮要灵巧……红军隐蔽不怕打山炮，各营各连技术比他高”。 初战姜兴尧 我方侦察员报，国民党姜兴尧带兵到印江，妄图攻打土地湾，放言“几个红军崽崽不算啥”。夏曦主席迅速部署，秦团长带30名老红军打前锋，15个新兵（含我）殿后。岂料姜兴尧部队早埋伏枫香溪前张家湾，待红军主力过，从两山截击，我们措手不及。 15个新兵仅几条枪，余为梭标杆子，且无作战经验，敌人兵力超十倍。虽顽强抵抗，仍敌众我寡，15人战死13个，剩我与另一战士。前方红军遇敌后调头，秦团长率部占高地反攻，击败姜兴尧，还杀了其副官。战友牺牲，大家悲愤，将副官割死泄愤。战斗结束，我浑身狼狈，衣服撕得像“望山钱”，秦团长给裤子，红军战士给衣服，才得以换装。 夜袭谯家场 9月13日，贵州军阀白辉章来谯家攻苏维埃政府。夏曦主席召集会议，决定连夜奔袭，每人右臂挽三根稻草为标记，口令“进、出、革命军”，兵分三路：汤参谋由陈家深带路从左老林界下；秦团长由我带路从老鸹池直插；夏主席从右边上山穿堡上靠拢。 白辉章司令部设谯家场，主力分驻堡上、官路坎要道。我军弹药少，夏主席令少开枪、多放鞭炮迷惑敌。三支队伍冲锋，堡上、官路坎敌人死的死、逃的逃。战士们在小山堡点鞭炮，如机关枪响，敌人混乱。刘本玉在门缝一枪打倒敌人，激战一个多钟头后撤离，爬上白石山梁回望，敌人自相残杀、打得起劲。此役缴获多支步枪、24箱子弹、一挺机枪，俘敌一个营80多人。 征战与被俘 后我们参加红三军、红六军南腰界会师，合编为二、六军团，向湘西挺进，重建根据地，途中在晃州与当地军队交战。从南退出时，湘西军阀周矮子率旅穷追，为保实力，我们尽量避战，周矮子紧追不放，贺龙怒称“欺人太甚”，遂在大庸城与其激战两天两夜，打垮该旅。 战斗中我右脚受伤，为不拖累部队，与秦团长商量回家养伤，后寻主力。我与3名受伤战友归乡途中，被周矮子残部团长抓住，五花大绑欲杀头。我喊“吃海椒不怕辣，当红军不怕杀，要砍头就砍” 。审讯时，姓田的团长问我籍贯，我答贵州沿河谯家，又讲谯家田姓祖籍、祖宗安葬地及一支迁徙情况，田团长称同宗，悄悄放了我们。 回乡后的斗争 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湘西，贵州军阀杨昭卓部扑黔东根据地，谯家土豪劣绅组还乡团，搜捕红军与游击队员。我们4人返乡后不敢露面，却被区长魏春亭知晓，欲抓我杀头。我连夜跑铅厂找秦（贞权）团长，魏春亭抓不到人，抢光我家粮食，拖走80多岁祖母寿木、寿衣，放言“撞见就发落” 。祖母无奈求魏春亭母亲（我家与她家有亲戚）说情，魏春亭才停追捕。 找到秦团长后，我组织10多名青年，暗中侦察敌情、通风报信、掩护红军。一次，刘本玉、田兴武、赵副官等悄悄到谯家买米，赵副官牵马场口遇国民党武举谯文焕劫场，被砍死，刘本玉等人被困。我忙带他们躲田兴全家楼上，用大斗篷、大黄桶遮盖，避过搜捕。后几天，谯文焕四路搜捕，我趁黑将刘本玉等藏对门山洞，摸黑送饭。数日后搜捕松懈，他们逃往白石，古历十月去湘西找主力。1988年刘本玉来信，称离谯家后在秀山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折磨，九死一生逃回家乡湖北荆门。 如今我已85岁，想起往昔战斗岁月仍兴奋，梦中常与首长战友相聚。（田兴贵回忆） 从参加红三军到解甲归家 我是沿河县谯家区白石乡人，旧时光里，家庭被贫穷紧紧缠绕。父母亲满心期许，想尽办法要送我读书，盼着我将来能有出息，挣脱这穷苦的命运枷锁。可现实太过残酷，我才读了三年私塾，家中就无力再负担，无奈之下，只好放下书本，帮着家庭做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用稚嫩的肩膀，开始为生活添砖加瓦 。 1934年5月，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如一把利剑，由四川省彭水县的朗溪向南，气势如虹地进入沿河境内。6月1日，红军进驻沿河县城，中旬又一路挺进，到达铅厂、谯家铺、枫香溪一带。可地主恶霸乡长保长，惧怕红军带来的变革，四处造谣：“红军是红胡子，夺财抢物。”那时我虽已18岁，却因涉世未深，胆子小，听了这些谣言，心里满是骇怕 。 一天，我和同寨的6个青年小伙子在溪沟里洗澡，没一会儿，七八个陌生人走了过来，也加入洗澡的队伍。我们顿时慌了神，骇怕地准备躲开。可他们满脸笑容，轻言细语，那语气，就像对待亲人一般：“我们是红军，红军都是受苦受难的穷人，和穷人心连心，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呀。”说完，还亲切地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红军。这一番话，让我们心里暖烘烘的，原来红军不是传言中的“红胡子”，骇怕瞬间化作羡慕。6个人异口同声，都坚定地答应要参加红军。他们笑着指引：“真的想参加，就去谯家铺找红军部队报名。” 夜晚，我和杜胜贵、杜显魁、蒋奉荣、蒋奉华、邓扬吉凑在一起，把白天的事儿一说，大家都一拍即合：“要得！”第三天，我们6个怀揣着希望，奔赴谯家铺。找到王队长说明来意，王队长热情欢迎，让我们先加入游击队。队长信任我，让我当班长。从那以后，我们和游击队的同志同吃同住，一起走街串巷搞宣传。不过半个月，游击队就像春天的新芽，发展到40多名队员，队伍生机勃勃 。 7月的一天，4个红军战士带着我们，向着印山堡进发，目标是攻打谯玉廷保安队。我们没枪，没摸过枪，更没打过仗，刚听到谯玉廷保安队的枪声，游击队员就被冲散了。我们6个狼狈地跑回家，心里又气又愤，对谯玉廷保安队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报仇。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一致认为：只有找游击队，参加红军，才是出路！第二天，我们又回到谯家铺归队。王队长带着我们，继续发动青年人，游击队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壮大。我们四处搜集火枪，找来铁匠打造刀、矛，很快队员就扩充到100多个。一面大红旗竖起来，在红军同志带领下，我们往返于谯家铺一带打游击，还为部队背粮食。土地湾成立苏维埃政府后，队伍进行整顿，清除6个阶级异己分子，由我们班押送到土地湾苏维埃政府处理。打游击的日子里，土地革命运动也同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看到生活的新希望 。 10月，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十七师的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一部分，在水田坝与我们部队会师（我们当时是红三军七师二十六团 ）。我们从谯家铺出发，在龙头岩打了一仗，之后转移到四川省酉阳县的南腰界，在猫洞大田召开誓师庆祝大会，也就是挺进湘西誓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中央军委给二、六军团胜利会师的贺电。夜晚，两军团领导召开扩大会议，商讨战略，统一编制、指挥，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决定撤离黔东苏区，向湘西进发。那时我们属于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政委胡宏升。在南腰界改编充实正规部队时，我编入四师十团二营六连，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11月，部队行军途中，途经甘龙、秀山，在百岁、坝芒一带遭遇敌人伏击，不幸的是，宏升政委壮烈牺牲 。 部队继续向着花垣、保靖挺进，在永顺龙家寨又打了一仗，我们成功消灭尾追的周矮子、杨其昌两师的三个旅。我被编入一支步枪交班，班长宣布把枪发给我时，我第一次背上大枪，那种使命感，沉甸甸又滚烫烫。后来，我们打大庸、桃源、常德，转战陬溪、桑植、龙山、来凤、凤、沙市、里州一带，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倾力支援，我们也不负众望，打了许多胜仗。在常德休整时，我被选到电话班当班长，开启新的战斗岗位 。 1935年10月，从龙山出发，长征北上抗日的征程正式开启。我们从湖南西打进贵州玉屏，经江口、印江，在石阡休整一个星期，还捕获借名传教的洋人特务。当时我们喊出响亮口号：“打到贵阳城，活捉王家烈，过好旧历年，踏平云、贵、川！”从石阡出发，转渡乌江到大方，再从大方打到毕节进入云南。在云南，敌人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我们却仅凭双脚，一路走一路打，一仗接着一仗，硬生生打进西康，穿越大森林，在甘孜休整后，又踏上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路程 。 雪山之上，积雪皑皑，寒风似刀，刺骨地刮。同志们背靠背睡，手牵手走，彼此依靠，相依为命。行军时，有的同志衣服破了，肉露在外面，被雪风刮出一道道血口子，鲜血直流；有的掉进雪坑，挣扎着难以爬起；还有的，永远长眠在这洁白却残酷的雪山之上 。 草地里，野草莽莽，每一步都寸步难行。自然条件恶劣至极，生活处境艰苦得难以想象。别说吃肉，连一点油星子都见不着。同志们带的干粮早早吃完，只能挖草根、啃树皮，藏族人民摔丢的牛、羊皮，捡回来烧熟了，放在嘴里艰难嚼着。有时坐下休息，浑身没力气，连坐稳都难，只能直接睡在地上。草地地形奇特，四面高、中间低，进去了，一个月都难走出来。里面积满污泥雪水，深不见底，有的地方像安了弹簧，脚一踩就往下陷。下雨天，同志们从早到晚浑身湿淋淋，活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脚趾甲泡得发软，像肉糊一样，有时被挂掉一个或几个，自己都浑然不知 。 1936年10月，我们部队终于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爬雪山过草地的这段历程，像一场深刻的洗礼，革命斗争的熏陶、艰苦日子的磨炼，让我心里亮堂起来。我看清了，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才是穷人饥寒交迫、做奴隶当牛马的根源。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才能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从此，工作起来，我浑身是劲，越干越想干，越学越想学。首长看到我表现好，1938年提升我为电话排排长，后来又升为通讯连连长。我们部队长期驻守在西北 。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太多同志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崇高理想，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献出毕生精力和宝贵生命。我想把当年和我一起从沿河出发，后来牺牲的同志，一个个讲出来，以此表达我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一样，对他们深深的缅怀 ： - 张春怀，男，1907年生，沿河县钟南乡联合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五师十五团排长，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张时吉，男，1916年5月生，沿河县钟南乡联合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十团二营二连战士，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彭忠相，男，1904年1月生，沿河县钟南乡花果园上仓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三军战士，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彭忠润，男，1905年生，沿河县钟南乡花果园村烂湾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魏万兵，男，1919年生，沿河县钟南乡花果园村人。1934年6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魏万朋，男，1903年生，沿河县钟南乡花果园村人。1934年6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4年在江口梵净山牺牲。 - 侯占奎，男，1918年5月生，沿河县晓景乡河洞人。1934年6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5年在湖北狸山牺牲。 - 王孝芝，男，1916年10月生，沿河县白石乡联盟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生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纵队八旅六团副营长，1947年10月在陕西省榆林县牺牲。 - 陈水银，男，1913年2月生，沿河县白石乡梨树坪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6年在湖南省高梁坡牺牲。 - 杨桥昌，男，沿河县淇滩乡郎溪人。1934年4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在长征途中牺牲。 - 杨贤昌，男，沿河县上坝乡芭蕉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在长征途中牺牲。 - 谭凤相，男，沿河县毛田乡胡格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在陕北牺牲。 - 何廷仲，男，1913年生，沿河县甘溪乡土门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副班长，在长征途中牺牲。 - 田庆云，男，1885年生，沿河县白石乡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谯家区白石乡土地湾农会主席，1934年11月在白石土地湾牺牲。 上述十四位同志，参加红三军后，为中国革命和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他们的伟大精神，与天地共存，同日月争辉 。 1949年，解放青海后没过一个星期，我们部队集体转业到地方。我被分配到大通县当区长，1953年调到国营种羊场计划科任科长，后来又去农业生产队当队长。1954年3月，调任副场长，依旧管农业生产。1966年10月退休，1969年6月转回沿河，县里把我安置在和平镇三街，安享晚年。1970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当选为县革委委员。沿河民兵团修筑湘黔铁路时，我两次前往工地慰问。1981年5月，选为沿河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成为县政协委员。1987年8月，选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1990年7月，又选为第二届的代表、委员 。（杜胜能回忆） 黔东苏维埃特区政府副主席陈正国 在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沙子坡镇四坳口村，有一位在黔东革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陈正国。他于 1892 年出生在一个极其贫穷的土家族家庭，家境的贫寒让他从小便饱尝生活的艰辛。年幼的陈正国，看着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却依旧难以维持生计，深知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与无奈。但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他内心的善良与正义，反而铸就了他正直坚毅的性格。 陈正国以帮工为生，在劳作之余，他常常思索着如何改变家乡人民的命运。他为人正直，看到乡亲们遇到困难，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哪怕自己生活也并不宽裕，也会仗义疏财。久而久之，他在家乡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成为乡亲们信赖和敬重的人。 当时的黔东地区，人民深受封建地主、军阀的压迫，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兵”组织应运而生，这是当地民众为反抗压迫而自发形成的武装力量。陈正国积极参与到组织黔东“神兵”的工作中，凭借着自身的威望和能力，他被推举为副佛主。“神兵”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当地百姓反抗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与反动势力进行了多次斗争，试图为百姓争取一片生存的空间。 1934 年 6 月，对于陈正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率部参加了红三军。在红军干部张均望的教育和帮助下，陈正国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中。他深入乡村，向百姓宣传革命的道理，组织起游击队和自卫队，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贡献力量。在他的努力下，旧寨坝革命委员会成立，陈正国被推选为副主席。 同年 7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沿河铅厂坝召开的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黔东革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来自沿河、德江、印江等县的 135 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选举产生了特区革命委员会。陈正国凭借着在革命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和卓越贡献，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这次大会选举出了贺军长、关向应、夏曦等 80 名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孙秀亮、秦育清、张均望等 32 名常委，孙秀亮为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正国深感责任重大，他决心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为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9 月 25 日，陈正国随夏曦主席带领红七师二十五团、沿河独立团，从白沙溪出发攻打印江沙子坡。在战斗中，他们遭遇了由遵义调来增援的黔军学生队和省保安团。陈正国毫不畏惧，他与战士们并肩作战，鼓舞着大家的士气。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成功打垮了敌人，取得了保卫苏区木黄战役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也让陈正国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10 月，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挺进湘西。陈正国奉命与黔东特区独立师一起，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面临着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残酷围剿。但陈正国和战友们毫不退缩，他们凭借着对革命的忠诚和顽强的意志，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11 月中旬，敌人围攻护国寺，独立师在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撤离梵净山。 在这混乱的局势中，陈正国不幸被“清乡团”抓捕并投入监狱，随后被押往贵阳。在监狱里，陈正国遭受了种种折磨，但他始终坚守着革命的信念，没有向敌人屈服。直到次年 6 月，他才被释放回家。然而，此时的家早已物是人非。他的妻子任碧芝带着两个女儿为了躲避战乱和生存，前往德江、铅厂一带讨饭度日。在这艰难的流亡过程中，大女儿因病死亡，任碧芝也为生活所迫而改嫁。 回到家乡的陈正国，虽然经历了牢狱之灾和家庭的变故，但他对革命的热情和对家乡的热爱丝毫未减。他的友人十分关心他的生活状况，而他也没有被困境打倒，反而积极地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他把自己的树子捐出用于建学校，希望能为家乡培养更多的人才，把家产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期望他们能继续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陈正国老人。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起步到取得胜利的伟大历程。1957 年，陈正国在家中病逝，享年 65 岁。他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事迹和精神却永远留在黔东大地，激励着后人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他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先驱，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黔东人民的心中，成为那段波澜壮阔革命历史的不朽见证。 老红军宁正和 1918 年，宁正和出生在贵州印江一个普通的土家族家庭。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宁正和的家乡，虽然地处偏远的大山深处，也未能幸免地遭受着贫穷与苦难的侵袭。 宁家坪是一个宁静却又贫困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绕，交通极为不便。宁正和从小就目睹了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却依然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然而，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磨灭他内心的希望与勇气。在大山的怀抱中，他像一棵顽强生长的树苗，在风雨中逐渐成长。 少年时期的宁正和，常常听着长辈们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那些关于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传说，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渴望改变的种子。他看着家乡的人们在封建地主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艰难求生，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为改变这种现状做些什么。 1933 年，对于宁正和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在堂叔宁国学的率领下，他参加了神兵斗争。神兵斗争是当时在贵州等地兴起的一种农民自发的武装反抗运动，旨在反抗封建地主和军阀的残酷剥削与压迫。 宁正和怀着满腔的热血，跟随堂叔和其他神兵战士们一起，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他逐渐学会了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在战斗中保护自己和战友。虽然神兵斗争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取得全面的胜利，但这段经历却让宁正和深刻认识到了团结和斗争的力量，也为他日后正式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础。 1934 年 8 月，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宁正和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当他看到那一支纪律严明、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时，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激动与向往。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红军的行列，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艰辛但却无比光荣的革命道路。 加入红军后不久，宁正和便随红军主力进入湘西地区。在这片陌生而又充满挑战的土地上，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洗礼。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紧接着，宁正和迎来了他革命生涯中最为艰苦卓绝的考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长征途中，宁正和与战友们一起，翻雪山、过草地，面对饥饿、寒冷、疾病以及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勇往直前。 在翻越雪山时，刺骨的寒风如刀割般吹在脸上，稀薄的空气让人每走一步都喘不过气来。宁正和看着身边有的战友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他强忍着悲痛，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行。他深知，只有坚持下去，才能为革命保留希望的火种。 过草地时，茫茫草地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机。沼泽随时可能吞噬掉战士们的生命，而食物的极度匮乏更是让大家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宁正和与战友们相互扶持，寻找着可以食用的野菜，甚至啃食着皮带和草根。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他从未有过一丝退缩的念头，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跟着党，走出草地，完成革命的使命。 长征结束后，宁正和凭借着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和出色的领导能力，开始在部队中逐渐崭露头角。他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团长等职务。每一个岗位，他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对待，带领着战友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在战斗中，宁正和总是冲锋在前，他的勇敢和机智成为了战友们的榜样。有一次战斗中，部队遭遇了敌人的猛烈炮火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宁正和沉着冷静，迅速分析战场形势，带领着战士们巧妙地利用地形进行反击。他身先士卒，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为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在他的带领下，部队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宁正和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初心，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和训练，注重部队的纪律和团结。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的战斗力不断提升，成为了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钢铁之师。 新中国成立后，宁正和继续在部队中发光发热。他先后担任福州守备十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福州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在和平年代，他依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劲，致力于部队的建设和国防事业的发展。 1955 年，宁正和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这些荣誉是对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卓越贡献的肯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深知，这些荣誉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更是属于那些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在和平时期的工作中，宁正和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深入基层，关心士兵的生活和训练情况，积极推动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注重培养士兵的纪律意识和爱国精神，为国防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1988 年，中央军委授予宁正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是对他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再次褒奖。然而，宁正和并没有把这些荣誉当作炫耀的资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激励，激励自己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在生活中，宁正和是一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他从不居功自傲，对待身边的人总是真诚友善。无论是在部队中还是在生活中，他都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离休后，宁正和被组织上安置在贵州省军区后巢干休所。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依然心系国家和人民。他经常给年轻一代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希望他们能够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传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 1996 年 11 月 10 日，这位伟大的老红军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宁正和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从大山深处走出，历经战火的洗礼，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的事迹，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宁正和，这位走出大山的土家人，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什么是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懈奋斗。他的故事，将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传颂，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黔东纵队司令员冉少波 1903 年 1 月，冉少波诞生于贵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冉家坡一个贫苦的土家族家庭。他原名启昌，字绍文，号龙骧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黑暗深渊，军阀混战、列强肆虐，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冉少波在困苦中成长，年幼的他目睹着家人与乡亲们在贫困与压迫下的艰难挣扎，对改变命运、推翻不公的渴望在心底悄然扎根。 1925 年 4 月，为谋出路，冉少波投身湘军贺跃祖部。次年 8 月，他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与贺部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师一同，经湘阴、平江进入江西作战。这段经历，让他初尝战火，也见识到了革命力量的强大与正义。1927 年，他先后在国民革命军四十军与四十四军联合开办的军官教导队和讲习所受训，系统学习军事知识与技能。1928 年 4 月，冉少波凭借努力与天赋，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深造。在黄埔军校的时光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军事理论养分，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交流切磋，视野与军事素养得到极大提升。1929 年 5 月毕业后，他前往湖南芷江、新晃以及贵州天柱等地，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悄然播撒革命的火种。1931 年，他担任铜仁仁鸣翼旅武术教官，将自己的武艺倾囊相授，为培养军事人才贡献力量。 1933 年 4 月，冉少波回到家乡袁家湾。此时的家乡，依旧被封建地主与反动势力的阴霾所笼罩。冉少波决心改变这一切，他振臂一呼，组建独立营，并提出“一打财主二打官，不与穷人啥相干”的响亮口号。这一口号，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当地黑暗的夜空，迅速吸引了众多饱受压迫的穷苦百姓响应，队伍很快发展至三、四百人。 然而，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独立营中，副营长冉泽云违犯军纪，在众人的注视下，冉少波毅然决然地枪决了冉泽云，以严明的纪律树立起独立营的威严。随后，他将队伍带到枫香溪进行整训，日夜操练，提升队伍战斗力。为充实武器装备，冉少波“借”来了印江县长和沿河县剿共联防大队覃礼昆的枪。覃礼昆恼羞成怒，纠集保安团长张云鹏、谯家区长谯玉廷以及谯家、上坝、沙子三区民团八九百人，气势汹汹地围攻冉家坡。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冉少波沉着应对，但终因敌众我寡，独立营失败。他无奈潜离印江，踏上寻找红军的征程。期间，他还化名冉云，带着“警卫员”陈云武前往德江稳坪，领导神兵运动，继续为革命事业拼搏。 1934 年 5 月，神兵在德江县枫香溪张家祠堂遭敌人夜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神兵们奋起反抗，与敌人展开血战。冉少波带领着幸存者，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一路辗转来到印江刀坝，投奔从洪湖撤出的红三军。 6 月 15 日，冉少波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红军到沙子坡，并参加神坛佛主会议。6 月 17 日，在万寿宫群众大会上，红三军首长讲话完毕后，冉少波登上讲台，他目光坚定，声音洪亮地号召神兵参加红军、游击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台下的群众被他的激情所感染，纷纷响应。6 月 19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收编神兵建立根据地。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坚定的革命信念，冉少波被任命为黔东纵队司令员。 7 月，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张家祠堂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冉少波因其在革命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8 月，黔东纵队配合主力红军攻打马脑山。战斗中，冉少波指挥若定，排兵布阵巧妙得当。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最终出色完成战斗任务，受到嘉奖，获马一匹。8 月 15 日，冉少波率领纵队一夜急行军 180 里，奔袭淇滩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清、傅衡中旅、黄富安营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8 月 22 日，队伍转兵木黄，与红九师会合，继续为保卫和扩大根据地而战斗。 此后的战斗中，冉少波更是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智慧与勇气。他与战友们制定“诱敌深入”、“杀回马枪”等战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在新洲一战中，他们打垮进犯的敌人，俘虏副师长黎军，俘敌 80 多人，缴获枪支 150 支，子弹 2000 多发，取得木黄的重大胜利。 9 月，冉少波率部攻占秀山倒马坎，配合红三军展开“顺手牵羊(歼)羊(杨卓之)”行动。在围攻冉家坡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带着 95 名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奋勇登上冉家坡，冲入祠堂，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聚歼顽敌。14 日，他回师谯家铺，与沿河黔东独立团、谯家游击队大队、特区保卫队密切配合，对王家烈、杨昭焯部发起夹击。在夜袭薅坝的战斗中，他们成功吃掉敌人一个营，缴获 6 匹马驼的枪支弹药，俘虏敌人 80 余人。24 日，他在沙子坡令牌山设下埋伏，成功打败遵义学生军，一次次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26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组建黔东独立师，冉少波因其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和领导才能，被提升为副师长。28 日，黔敌劲旅李成章进犯木黄。冉少波临危不惧，指挥黔东独立师伪装成主力红军，死死咬住敌人。战斗中，他巧妙地运用地形与战术，带领战士们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毙敌 1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让冉少波在战火的考验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 月 13 日，黔东独立师配合红九师攻打沿河城。冉少波精心部署，指挥独立师先拿下淇滩镇，随后组织战士们寻找舢舨，渡过乌江，迅速控制彭家沙坨、斯溪等渡口，从水陆两路对杨畅时旅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全歼敌军，救出傅怀中，夺回二十几担中西药以及大批物资和武器装备。14 日，在淇滩，冉少波奉命将黔东独立师整编成一个团，正式列入红三军建制，实现了将“神兵”改编为正规红军的夙愿。 15 日，川、湘、黔敌军趁红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之机，大举进犯苏区。冉少波与师长贺炳炎率黔东独立师，与九师一部、特区保卫队、区乡游击队紧密配合，在龙池、晓井、任家寨、堰塘、大平盖一线，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一次次痛击敌人。21 日，白军三路夹击红军于苦竹坝。冉少波沉着冷静，指挥战士们利用山势险要的地形优势，构筑防线，顽强抵抗。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不断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与敌人展开殊死拼杀，一次次打退敌人，毙敌 100 余人。最终，因敌众我寡，部队撤到石渠，在随队筹备给养时，不慎误避六军团。 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后，冉少波调任红二军团司令部，担任参谋、侦察二科科长等职。在新的岗位上，他积极协助任弼时等首长工作，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与卓越的军事见解，为红军的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之后，他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教官，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红军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中。他精心备课，耐心教导，将自己的军事知识与战斗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为红军的发展壮大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然而，命运却在 1935 年 4 月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冉少波疑在湖南桃源被害，年仅 32 岁。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中国革命的天空，留下了璀璨而永恒的光芒。 1987 年 2 月，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为冉少波平反昭雪，恢复其政治名誉，他的英勇事迹被刊载于《解放军烈士传》第四集。冉少波，这位从贵州印江大山中走出的土家族英雄，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坚定信仰。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后人在追求正义与自由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他的英魂，将永远闪耀在黔东大地的上空，成为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不朽丰碑。 舍身赚敌送红军 一九三四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正逢木黄场期，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赶场的人。 在下街杂货摊子面前，只见两个背枪的人正抓住卖杂货的小贩，破口大骂，看样子只要小贩回一句话，立刻就会遭到一顿毒打。一个穿青洋布长衫的大个子，站在后面涨红了脸，一边骂一边装着制止那两个撒野的家伙。人们认得这人就是木良坝的张营长张树青，木黄地区一条出名的地头蛇。 几个好心人好说歹说劝走了张树青。一个花白胡子便埋怨小贩：“老福，你向来脾气好，咋个和他们吵起来了？有道是蚀财免灾嘛！” 那个叫老福的人正低头收拾乡丁甩在地上的货物，慢慢抬起头来：“哪是我要和他吵，哪场不被他们敲去点东西？今天才摆开摊子，张营长见我摆的一套玉石烟嘴，白铜烟杆脑壳，伸手就拿，价钱也不问，又是老规矩：‘嘿嘿，到我营盘去拿钱’。我说这是赊来的货，求赏几个现钱，以往拿的就不算钱了。他就说我方了他的面子，便要生事打人……” 许多人摇着头走开了，有的仍愤愤不平在议论。一个年青人怒冲冲的说：“他龟儿子光欺老实人，前头红军在这里时他却钻到裤裆里去了。” 王老福红着眼睛，铁青着脸，见侧边是熟人，低声地对青年人说：“我不是年纪大点，真该和红军走了，也免得再受他几爷崽的气。”他伸手抹了一下乱蓬蓬的络腮胡子，方正宽厚的脸上掠过一股少见的怒气，恨恨地叹息了一声。 这年头兵荒马乱，本来生意清淡，才一开张又被张树青闹了一场，王老福窝着一肚皮火。太阳才偏西就收捡摊子了。这时，忽见赶场的人们一下子乱起来，脸上一副惊喜神秘的样子。王老福一问，说街上来了红军了。 “红军！”自从贺军长走后近一个月来，叫王老福脑壳都想痛了。真的又来了吗？他正在怀疑，果见一队红军开过来，一边走一边笑眯眯的和两旁的人们打招呼。王老福看到在前面那个挂盒子枪的中年汉子惊喜得叫了起来：“老胡……老弟……胡连长……”胡连长也发现了他，一下跑过来抓住他的大手直抖：“老福哥，你好！”老福盯着胡连长的脸，活象个小孩子一样直傻笑，好一阵才清醒过来，笑着敲自己的脑壳：“你看我这人真老昏了，站着做哪样，到我家喝口水去！”胡连长爽快地答应了：“你先走，我把同志们安顿一下就来。” 他和胡连长是老相识了。三个多月前，贺军长初到这里，反动派造谣说红军来了要一烧二杀，多少有点家声的人家都跑了。这时老福正打摆子，躺在床上走不动。他想，反正病死也是死，叫人杀了也是死，穷人的命横竖不值钱……谁知红军来了，秋毫无犯，有一连人就住在他隔壁一家地主的房子里。就是这个胡连长，知道他病了就叫队伍上的卫生员给他看病，送来大米，病好了，又见他身体虚弱还拿来猪肉，叫他补养身体…… 如今一见到老胡就象久别的亲人，问这问那说个不完。最后，他说：“你们一走，那些地主恶霸又横起来了，现在不走了吧，可得好好整整他们。” 老胡笑着说：“现在还来不及整治他们，队伍有别的任务，而且今天就要马上走，以后会回来的。至于那些人迟早跑不掉……”接着详细告诉他，为了全国革命的需要，贺军长要暂时离开这地方。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团悄悄离开湖南，从四川边境又回到这里，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边来。他笑着说：“现在也完成任务了，但川军周矮子师却紧紧尾追我们不放。今天，我们团的主力在中途向北转移，叫我们继续把川军牵到芙蓉坝一带，途中设法甩掉他们。万一甩不掉，就拉进梵净山打游击……只是去芙蓉坝的道路和沿途情况都不熟悉，想找个可靠的人带路……”说罢望了王老福一眼。 王老福低头想了一歇：“哪阵走？”胡连长说：“估计不等太阳落坡周矮子就会撵到这里。我们马上就该走！” “我给你们带路！”王老福把烟杆插在腰里。 “你？”连长看他迟缓忠厚的样子有些担心。 “这一带我熟，连毛狗路我也不会错。走！”说着拿起一条带绳子的扁担扛在肩上，象出远门挑脚的模样，首先走出了门。 十月的天气晴朗凉爽。几条牛在收获后的田坝里自由自在地吃草，路旁的野菊花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王老福带着队伍走了六、七里地，连一个人影也未见着。在一个拐弯处才看到一个人。那人一看见队伍回身就跑。老福认出是挑脚的老伙计杨老三的儿子，忙把他叫住，说这是红军不要怕。小伙子见了王老福才站住了，满脸惊慌地说：“我还以为是川军哩！”一听这话胡连长马上警惕起来，忙问他：“什么川军？”小伙子见他们还不知道，惊奇地说：“哪样川军！刚才芙蓉坝来了好几百川军，你们不知道？”接着他告诉大家，他爹妈病得厉害，早饭后他去芙蓉坝找向先生要草药，拿了药刚打算走，忽然来了队伍，脚上一律穿着泡花的草鞋，说是川军，一来就四处放了哨，只准进不准出，他因爹病重，冒着死混到河对门的山上，才绕道逃出来的。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大家都搞懵了，知道是周矮子估计红军要到芙蓉坝，先分这股人抄近路埋伏起来，好前后夹攻。现在时间紧迫，改变原来计划也来不及了。几个连干部紧急商量了一阵也未想出个妥当的主意。王老福心里更是火烧火燎的。俗话说急中生智，胡连长忽然想起王老福刚才提到的木良坝那个“张营长”，并详细问清了周围的地形和张树青的情况，想了一阵，忽然想起一个主意说：“弄他们个狗咬狗，如何？”便把他的计划告诉大家。几个干部想一阵都说，好是好，就是难找这个耍狗的人。王老福机灵，立马明白过来，主动请缨，可大家考虑到他年纪大，又没经过大阵仗，弄不好误了事还会丢命。有人主张找个会说本地话的人化装去。王老福烟杆一摆，发火了，像教训人一样喊住他们的议论：“别看我不中用，以前给人挑担子，湖南、四川都闯过……要说险，上山弄柴还会掉下岩哩，你们为穷人不怕险，我这条命就那样值钱？”说着，用烟杆向前一指：“快走，再走两、三里路就是张树青的营盘了。你们别管他，他龟孙只有三十几条枪，见你们人多是不敢惹的。出了木良坝寨子不远，转过弯有一条上山的小路，你们从那上山，半山有个庙，就藏在那里等着，见下边打起来了就走。”说完不容人答腔，自个不慌不忙地往回走了。 川军师长周矮子根据沿途散场的老百姓答复，知道红军确已转入芙蓉坝已落进设下的圈套里，乐得屁都笑了出来。未到木黄，就命令他的前卫连轻装前进，务必在天黑前赶上红军。自己带着大队伍随后紧跟，准备在芙蓉坝一带打场大仗，消灭红军。 前卫连到了木黄街上，空荡荡没个人影，原来人们听说川军赶红军来了，怕打仗，不一刻都散光了。他们想抓人带路，砸了几家都没找到青壮汉子，连稍能走动的老人也没有，时间紧迫又不容他们慢慢搜寻。正闹得鸡飞狗走，束手无策之际，忽见有人扛着条长扁担向场口走来。川军一见喜出望外，“轰”地一下将他围住，不由分说抓着他就要他带路。来人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浑身吓得象筛糠一样。川军连长见他那傻乎乎的忠厚样子，怕把他吓坏了没人带路，忙喝开那群士兵，装着和气的样子，说：“你不怕，我们是四川周师长的队伍，你给我们带个路，给钱，到芙蓉坝就放你。” 来人听说还给钱，半信半疑的看了看这连长，无可奈何的车转身，带着他们走了。连长向旁边的人挤挤眼，得意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人就是王老福。一路上川军连长问这问那。王老福装着又傻又怕的样子，总是哼呀哈的。川军连长只弄清两点：王老福是给人挑东西到锅厂去了；前面木良坝寨口的营盘里住有红军，还有许多红军住在锅厂一带……具体想问个详细他又说不清楚了。 将近木良坝，太阳已落下山。周围莽莽苍苍的群山都隐在淡蓝色的暮霭里。一座百多丈高斧劈一样的石壁，像一块巨大的屏风挡住木良坝。转过石壁百十丈远的一座小山上，就是张树青的营盘。那连长把部队隐在石壁这边，只着十多个人观察营盘及周围的情况，只见营盘象一个庄园，用大块条石砌成围墙可容两三百人。石墙上开有垛口，垛口后面影影绰绰果然有拿枪的人。近处田坝里还放牧着几匹马。 周矮子的队伍追击红军十多天，一直没捞到一次仗打。他们认为红军远来疲惫，不敢接战，因此，连当兵的也骄横起来。他们原是才收编不久的土匪队伍，还保留着“绿林”习气。正当连长还在观察的时候，手下几个兄弟，一见马匹如苍蝇见血，不等命令就向马冲去，争着抓“财喜”。说时迟，那时快，忽然营盘左边的树林里，“砰砰”就是两枪。几个人一怔，还未弄清枪响方向，营盘里“啪啪”又是两枪。只见两个人手一扬，倒下去了，剩下的人一下趴到地上，向营盘里还起枪来。川军连长见打死了两个兄弟，一下红了眼，绷着两股青筋，立刻命令拐角处的队伍向营盘攻上去。一时枪声大作…… 且说张树青历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起先见红军 人多，他躲在营盘里屁也不放个。现在见这零零乱乱的十 多个人向他营盘指指点点，以为是掉队的红军，就有心吃 掉这十多杆枪，又见牵他的马，早就沉不住气了。正准备开 枪，又听到两声枪响，以为对方开枪了，头皮一炸，两声细 辩，瞄着牵马的人就是两枪。躲在垛口的人见他开枪，也打 了起来。 王老福果然见这边两条狗咬起来了，向破庙方向满意 地看了一眼，趁乱里回身就跑。刚转过山嘴，忽见一溜人马 迎面而来。前面的人已发现了他，大喝一声：“啥子人？”王 老福吃了一惊，知道碰上了川军大队，仗着地头熟，箭一样 向长满灌木的山上跑去。川军看清楚只是一个徒手的人， 派了两个人追。大部队向枪响的地方跑去了。 这里已近傍晚，看得不太清楚，追的两个人边打枪边吆 喝。王老福头也不回只顾跑。追的人怕有埋伏也不敢狠追。 跑着跑着，王老福忽然绊在树桩上，“啪”的一声摔了个仰 翻叉，只觉眼前金星乱冒，半天没挣扎起来。这时，跑在前面那个家伙，一见王老福倒下，便龇开一口黄牙，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看着只隔三四步远，只见王老福还是没爬起来，以为他摔重了，正准备丢了枪扑上去抓活的，冷不防王老福就地一滚，猛地跃起来。这个平时慈眉善目、动作迟缓的人，这时须发竖立，象一头发怒的猛虎挺直腰身，举起坨大的一块石头，奋力向这个兵的天灵盖砸去。只见那人沉重地哼了一声，还没来得及叫喊，便脑浆四溅，把一支枪摔在几步开外，滚了下去。后面追的那个也冲到眼前，见这模样不知所措，来不及放枪，便把带着刺刀的枪，向王老福刺来。老福向旁边一闪，那人刺了个空，由于用力过猛，向前冲出四、五步远。王老福顺手拣起先前那个兵丢的枪来，趁那人刚回过身，脚步未站稳，便像使扁担一样拦腰就是一枪托。那人躲闪不及被打翻在地，手里枪也丢了。老福正想再给他一下，不想那人拼着命翻起身来，一把抓住王老福的枪。两个人用力一扯，都倒在一堆，抱着滚打起来。那人看样子是个鸦片烟鬼，又黄又瘦，虽然比老福年轻，却不是老福对手。刚才又被重重击一下，翻滚几次，早没力气了。老福趁机骑在他背上，两只铁钳似的大手，紧紧掐住他颈项。只见那家伙双脚乱蹬，口吐白沫，唔唔几声两眼一翻就报销了。 这里天已擦黑，山风吹来，周围树叶发响。王老福突然觉得害怕起来，迷迷糊糊地一直向上爬，走不多远，黑影里跳出几个人来，低头喝了一声：“什么人？”老福心里一紧，脑壳里“嗡”的一声，心想这不完了。正准备要跑，对面又喊：“是老福哥吗？”老福这才看清是红军兄弟，几颗热泪流了出来，心里一松动，忽然觉得浑身酸困，眼睛一黑，差点晕倒。几个战士忙把他扶住。 原来胡连长怕川军不肯上钩，到了破庙就派了一个战斗小组利用树丛作隐蔽，摸到张树青营盘的右侧半山上。趁双方迟疑之际放了两枪，造成他们的错觉。这就是最先打响的两枪。 把战火点燃后，正准备后撤，忽听右手半山又响起枪声和吆喝声，便寻声过来侦察，不想正碰上王老福。当问清情况后，又惊又喜，两个战士拣了敌人的武器，便和王老福又摸回小庙来。 胡连长听了几个战士的报告，紧紧把王老福抱了起来。连长说：“谢谢你，老哥！谢谢你，吓着没有？”老福只是嘻嘻的傻笑：“我以前光知道挨他几爷崽打，光知道他们凶得可怕，怪不他们也是娘生父母养的，脑壳也禁不住家伙！”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王老福忙说：“笑啥样？还不快跟我走！” 一行人穿林过草急步上了山顶，凉风吹着征衣，对面山下的木黄河，映着闪闪星光，白天经过的村落山势，隐隐约约出现在眼下。这时背后的山下枪声象爆炒豆一样，还夹着几响迫击炮的爆炸声。战士们嘴角上闪出一丝讽刺的微笑，幽默地说：“让他们狠狠地咬。等他们弄清楚，我们已经归队了。” 王老福慢慢地往北边山下一指：“那就是你们白天来的路了。那边就是跳墩（地名），那边的路是熟路了，快追队伍吧，我不送了！”连长问：“你呢？”老福用手一指：“山上那边有我的亲戚，我去避两天风。”胡连长紧紧握住老福的手，看看他诚实多皱的脸，深情地说：“老哥，放心吧，我们一定回来看你！”老福低下头，声音颤抖地说：“我等着你们，你们来时有事还找我……”胡连长觉得老福粗糙的大手握得更紧了。几滴热泪滴在手背上。（收集整理:李墩礼） 旷继勋将军 旷继勋，原名大勋，号集成，1895年6月16日生于思南县大河坝区桂花乡庙塘湾的一个贫民家庭，出生不久全家迁往县城定居，祖籍江西吉安。父亲旷广明，号光甫，识文化，懂中医，靠赶乡场卖药维持全家生活；母亲姓熊，思南城关关仡寨人，是善于操持家务的劳动妇女。继勋姊妹七人。 他3岁时，因年景不好，父亲生意艰难，无法养活全家，由二姐拉着在思南城里讨饭度日，与二弟大猷替换穿一件衣裳。大姐迫于生活，14岁时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继勋从小好动，爱弹跳，会骑马，练就轻捷矫健的身躯。少时只读过3年私塾，辍学后随父亲串乡摆摊卖药，同时坚持自学，常手捧书本抽空诵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生活重担和社会磨炼，使他养成俭朴勤劳的美德和刚毅正直的性格，尤其是从父亲为穷人治病、送药济人之难的行动中受到启发教育，立志为贫苦人民做一番有益事业。 投身革命 1916年，全国民众掀起反对袁世凯称帝高潮。此前，旷继勋的舅父被诬为“通匪” 所杀，他发誓报仇雪恨，先后几次出走因家里发觉未成。这年，他趁川剧戏班回川之机，藏于船舱，顺乌江而下到达涪陵，随后加入川军赖心辉（德祥）部，自愿当最小的“二等兵”。因刻苦学习军事技术，作战机智勇敢，1920年升任连长，1923年升为营长。 此时，受五四运动影响，部队中常讲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赖心辉部营连下级军官，一般喜闻乐见时事，思想进步，但能接受党刊《向导》观点的，只有旷继勋一人。不久，旷继勋的上级很多晋了级，有的升任军长、旅长，行伍出身的几人也升了团长。很多人升官后军阀化，对讲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满意，而旷继勋在与同僚和好友议论中，第一个慷慨激昂地保证，他决不会军阀化，并努力学习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书刊。 因四川军阀派系多、矛盾大，互相争夺四川霸权，各部队动荡变化大。1925年，旷继勋所在旅脱离赖德祥部队，归四川督理杨森指挥。杨森发动统一四川之战，被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刘湘的联军击败，旷继勋所在旅又编入邓锡侯的江防军，任江防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后来江防军缩编，原第二师改编为第七混成旅，第四旅编为第二团，旷继勋任团长，驻防彭县、崇宁一带。 旷继勋团是第七混成旅主力团，旅长刘丹五是国民党左派，支持旷继勋的革命活动。当旷继勋从由武汉回部队的旅秘书、好友王文鼎处得知广东有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时，便和王于1925年冬，在全旅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旷分管财政，王管政治。在第一次执委会上，决定派监察委员钟克容（营长）和孙青松二人赴广东接头。旷继勋准备两份文件，一交钟、孙，是向广东革命政府接头的，一赠交钟克容，是向共产党接头、并请党派人来领导部队和分会的。在第三次执委会上，根据旷继勋等的提议，还决定办全旅下级军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班。旷继勋除担任讲授军事课外，还讲政治课，宣传革命道理。同时，旷继勋还团结当地进步分子，如董人宁（彭县）、蔡（宁）的团阀杨监于等进行斗争，在群众中影响颇好。 钟克容与孙青松1925年冬到广州后，经过半年多努力，与共产党组织接上头，钟并加入共产党。党组织决定派曾赴法勤工俭学留学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秦青川（又名谷、稻孙）和钟克容一起回彭县开展工作。1926年8月25日，秦青川和钟克容回到彭县旅部，受到刘丹五、旷继勋等的热烈欢迎。26日午后，旅长刘丹五主持该旅特别党部的欢迎会。28日中午，旷继勋宴请秦、钟二人，同时请了王文鼎等进步官佐作陪。席间大家畅谈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北伐战争等问题。旷表示决心把部队带成像叶挺独立团那样的“铁军”，为人民干一番事业。 秦青川到彭县后，负责第七混成旅政治部的工作，常和钟克容到各团，特别是到旷继勋团发表演说，上政治课。讲的题目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大意是说敌人有三个：帝国主义、军阀、劣绅土豪，朋友也有三个：工人、农民、及一般在政治上被压迫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打倒敌人只有把朋友联合一块，共同向敌人进攻；《我们青年军人目前应有责任》，大意说责任是要担负国民革命，要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现在的环境等，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民争自由、解放、独立等等。旷继勋听了许多演讲，看了不少进步书刊，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于1926年底由秦青川、王文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汉章（团长）等也陆续入党。此后，在七混成旅建立了党组织，中共四川省委也派了不少党员到该旅工作，该旅成了党掌握的一支可靠武装。省委和川四特委一些重要会议，都在该旅驻地召开，由旷继勋保障安全。旷继勋成为一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当时在军阀部队中的一些党员，尤其是当了团长、旅长的党员，有的意志不坚定，颓废堕落，自动退党或投降叛变。去广州找党的钟克容，1928年春被白色恐怖吓倒，回家务农。与旷继勋同时入党的团长王汉章，1929年春也丢下团职务，逃回成都。而旷继勋在白色恐怖中却更加坚定、沉着，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省委开展党的活动缺乏经费，他设法供给；党的机关，他设法保卫；凶恶的敌特，他设法除掉；不少暴露了而无法隐蔽的党员，省委都派到他的部队去安排工作。旷继勋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对马列主义真理，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保护了许多人，帮助党组织度过了困难时期。 武装起义与转战 旷继勋部这支党掌握的武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仍坚持革命斗争，令四川反动当局日益怀疑和不安，企图寻找机会整编和消灭这支队伍。1928年秋，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暗中支持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军阀组成“四川同盟军”，准备进攻盘踞下川东一带的军阀刘湘。李家钰、罗泽洲来省请兵参加，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江防军司令黄隐便决定派旷继勋所在的第七混成旅去参加下川东之战，企图既可攻打刘湘，又可借战争削弱或消灭该旅，若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也可趁机将其调走再设法消灭，这是一箭三雕的毒计。 旷继勋和该旅党的军委支向中共四川省委汇报请示。省委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本应反对军阀战争，去参战不符合党的军事原则，但不去参战会遭停发供给或强行整编，党的武装会受更大损失；从实际出发，如去参战采取失败主义，不帮军阀打，而是利用军阀打军阀，既可能在战争中保持和发展革命力量，也可支持川东农民运动，因此省委同意让第七混成旅去参加下川东之战。旷继勋遵照省委决定，发动部队讨论统一认识，全旅东下广安、合川配合李家钰、罗泽洲部队进攻重庆。1928年冬，进攻重庆战役失利，第七混成旅退驻李、罗防地。此时，旅长刘丹五把旅长职务交给旷继勋代理，回成都过新年后称病不返，此后第七混成旅一直由旷继勋代旅长。 旷继勋率部驻广安时，军阀罗泽洲请他到家赴宴，请教练兵方法。旷继勋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因做政治工作，官兵知道为革命牺牲，所以能勇敢善战。罗泽洲请旷继勋派人帮他做政治工作，旷继勋请示省委后派人到罗泽洲部队。 不久，旷继勋又率部移驻李家钰防区的蓬溪、射洪、蓬安镇一带。黄隐到简阳命令旷继勋旅开到成都整编，旷继勋识破其借整编打击革命力量的阴谋，拒绝听命。黄隐要旷继勋亲到简阳面谈，旷继勋只派副官敷衍。拒绝整编后，黄隐停发部队粮饷，官兵生活困难，同时李家钰、罗泽洲等频繁调动部队，妄图吃掉这支红色部队。 在部队危急情况下，旷继勋和该旅军支多次开会研究，向省委写报告要求批准起义，去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保存实力。省委批准报告，并派罗世文和朱三元参加领导起义工作。旷继勋等确定起义后行动计划：部队向下川东进发，在梁山（今梁平）农民运动配合下渡长江，进入湘鄂西与贺龙部会师；若不能打过长江，则回师东进，与王维舟、李家俊的游击队会合，到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立根据地。同时，从城里请来成衣工、刻字工、印刷工等，准备起义用的旗帜、臂章、帽花、标语等。 1929年6月29日，起义爆发。旷继勋指挥全旅4000多官兵到蓬溪牛角沟（今大石乡境），开全旅官兵大会，宣布起义，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大旗，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朱三元任前委书记。旷继勋身先士卒，率部转战蓬溪、西充、南部、营山、梁县、达县、梁平县之间，一路上打土豪、分浮财，建立政权，开仓济贫，克新镇，所向无敌，工农群众踊跃参军。红军按预定计划过渠河，经达县南岳场，7月30日进到梁平县虎城场、猫儿寨地区。敌军凭险堵截，后面追兵又到，红军寡不敌众，攻猫儿寨严重失利。 旷继勋请示省委部队失败后怎么办，省委指示“这次起义政治影响很大，军事上失败了政治上也是胜利的”，决定送旷继勋到苏联学习，派人从梁平县直送上船。旷继勋走后第二天，部队在达县万家坝碗厂沟、云雾山一带被敌人击散，部分党员辗转到其他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这次起义虽失败，但在四川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鼓舞了四川人民的革命斗志。 1929年8月，四川省委派刘披云陪同旷继勋去上海找党中央。他们从重庆乘轮船东下，旷扮作刘的表兄，装患重病，头包白布帕，贴膏药，睡在下铺，声称到上海治病。到上海后，刘披云找霍步青交四川省委介绍信，第二天党中央派人把旷继勋接走。 四川省委原定派旷继勋到苏联学习，但他到上海后，党中央鉴于党的机关常遭国民党敌特和青帮歹徒破坏，决定让他临时参加“打狗队”（也称红队）严惩敌人。旷继勋机智勇敢，会打双枪，百发百中。他周密侦察，在别人配合下，打死叛徒、铲共委员会主任白鑫，又在党的机关浴室里打伤青帮头子黄金荣。事后黄金荣写信表示，今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路。旷继勋的行动沉重打击了叛徒、特务和青帮流氓的反动气焰，有力保卫了党中央机关。 1929年冬，为发展洪湖地区革命形势，党中央派旷继勋到湖北江陵、当阳等地进行兵运工作。本要去苏联学习的旷继勋，坚决接受任务，经艰苦努力组织了三连白军士兵起义，进入洪湖地区参加红军。 在党的领导下，洪湖地区游击活动迅猛发展。1930年1月，在监利县西北汪家桥组成红六军。不久，军长孙德清到上海治病，党中央派旷继勋任红六军军长。2月，党中央指示贺龙指挥的红四军和旷继勋指挥的红六军开到洪湖地区合编为红二军团。旷继勋率红六军渡江南下，解放华容、石首、南县、安乡、津市、石门等县城，得知贺龙率红四军即将到达松滋、公安一带时，挥师向西接应，攻下公安县城。7月4日，红六军和红四军在公安县城胜利会师。7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红二军团，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红四军改称）军长，周逸群任军团政治委员，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任参谋长，旷继勋仍任红六军军长，段德昌任政委。两军共1万多人，5000多支枪。旷继勋指挥红六军由沙市附近的陵湖堤渡江东上，解放岳口、仙桃、天门、皂市、应城、京山、安陆等城镇，促进了洪湖、湘鄂边，荆（归）巴（东）兴（山）、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0年11月，旷继勋奉调回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11月下旬，又受党中央派遣，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他对频繁的工作调动胜任愉快，积极做出成绩。 12月，旷继勋、余笃山到达苏区，与鄂豫皖边临时特委书记曾中生和红十五军会合。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和红一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全军余人，由鄂豫皖临时特委直接领导。红四军成立后，旷继勋指挥部队，“在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前进攻，肃清苏区反动武装，打通苏区联系，配合并保障中央苏区的行动总原则之下”，“采取内线作战法，以飘忽战略乘着敌人不备，突破敌之包围，使敌人军事布置处于被动的地位，诱敌出阵而消灭之” 。 1931年1月26日，旷继勋指挥红军包围麻城北面磨角楼守敌第十三师的4个连，敌副师长朱怀庆率4团兵力来援，经3天战斗，红军攻克磨角楼，歼敌500余人，缴枪千余支，在“围城打援”战术上创造经验。 2月，旷继勋指挥红四军主力红十师、红十一师攻打战略要地新集（今河南省新县）。新集是敌人顽固堡垒，自鄂豫皖边开展土地革命后，附近各县地主豪绅和反动武装逃到新集顽抗，将鄂豫皖苏区分割成鄂豫边和皖西北两部分。红军曾两次攻打未克，此次旷继勋指挥部队先围住新集，亲自视察地形，决定从北面五六十米处，向围墙下挖坑道，用炸药炸开一丈多宽口子，红军勇猛冲杀，攻占新集，使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新集成根据地政治中心，此为红军战史上首次采用坑道作业爆破的成功战例。 新集战斗后，3月9日拂晓，旷继勋指挥红十一师主力，向刚抵双桥镇立足未稳的敌三十师（师长岳维峻）奔袭。部署为：十一师三十二团在双桥镇以北的三股垱监视敌人，三十团和三十一团两路由北向南实施正面突击，三十九团向双桥镇西南方向迂回包围，三十团、三十三团为预备队。红军和赤卫军将敌围住，战斗打响后10小时，将敌三十四师全部歼灭，俘敌师长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0余支，迫击炮14门，取得空前大捷。 旷继勋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提到：“我们在商城赤区将一军及第十五军混编后，即回黄麻，恢复赤区中心。前后与夏斗寅、吉鸿昌、赵观涛、岳维峻各部激战数次，掳获甚多，并击毙袁世英部之旅长侯镇华，俘虏岳维峻等。将进攻红军五师以上的白军逼成守势，而又极大地破坏了京汉路的铁轨，断绝敌人的交通，以响应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鄂豫皖苏区确取得相当的成功”。“惟干部人材太缺乏，整个工作上难免不有一些缺点，请中央多派一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前来帮助”，反映其向党请示汇报、积极争取党的领导的作风和品德。 坚持党性与蒙冤 旷继勋立党为公，坚持党性原则，与错误倾向作斗争，不计个人得失，不因受错误打击而放松革命工作。 1931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统治党中央，借口批判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排除异己，打击迫害抵制其错误的人。旷继勋认为立三路线及其残余应批判肃清，但不应伤害好同志。1931年4月15日，他在六安赤区金家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立三路线之残余，已将逐渐肃清，请勿虑及之。”这句话体现了他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不满与抵制。 党中央于5月31日复示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省委，认为旷继勋这段话存在严重错误，指责他不认识党内反错误路线斗争的意义和实质，不了解立三路线实质，缺乏无情斗争，要求他找鄂豫皖苏区中央局同志帮助以改正错误。实际上，历史证明错误在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而旷继勋坚持党性原则、抵制错误领导的精神难能可贵。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为控制各革命根据地领导权，于1931年4月12日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5月9日，张国焘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自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为副主席。张国焘对曾中生、旷继勋等百般挑剔，否定根据地成就，强令执行“左”倾政策，引起二人不满。6月28日，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国焘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过去成绩，以“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立三路线残余”为名“帮助”旷继勋，会后不久撤去他红四军军长职务，调任红十三师师长。旷继勋以大局为重，仍积极指挥红十三师，配合红四军主力作战，击退敌人进犯，拔除多处反动堡垒，保卫和巩固了根据地。 之后，旷继勋被派到皖西组建红二十五军。他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工作进展顺利。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在麻埠成立，他任军长兼独立师师长。11月7日，红二十五军与红四军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旷继勋仍任二十五军军长，率部转战皖西，在商南战役和苏家埠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 1932年5月，旷继勋率七十四师、七十五师解放霍丘县城。7月7日，敌重兵围攻霍丘。旷继勋根据地形和敌我情况，向张国焘汇报拟不一城一地之得失的作战意图，但张国焘强令他率仅四个连的教导团坚守县城。旷继勋精简老弱病员，加强防御，指挥部队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县城陷落。张国焘却以战败罪名撤销旷继勋红二十五军军长职务。旷继勋虽不满处分，但仍积极随部队作战。后来，他先后任红十二师师长、红十师代理师长，不久又调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 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途中，旷继勋和曾中生、余笃山等反对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和军阀主义作风。1932年12月9日，部队到达陕南城固县小河口时，他们商议派人到上海党中央告发张国焘错误，后改为曾中生书面陈述意见，要求停止西进，在川陕边建立根据地。张国焘佯装接受意见，实则怀恨在心，伺机迫害。 1932年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他积极筹备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土，还写信劝旧友起义。然而，信被查获，张国焘以“国民党改组派”“右倾”罪名逮捕旷继勋，并于1933年6月将其秘密处死于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 廉洁奉公与不朽功勋 旷继勋出身贫苦，深知劳动人民艰难，在党的教育下养成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自觉维护人民利益。 部队驻防崇宁、郫县时，军纪不好，马夫放马吃了农民庄稼还打骂农民，激起民愤，农民包围部队驻地。中共川西特委与旷继勋谈话后，他赶回郫县，接见农民代表赔礼道歉，接受合理要求，处理肇事人，加强部队纪律教育，提出“五不”要求：不拉夫，不扰民，不嫖，不赌，不吸鸦片，还通过召开士兵大会等方式保证纪律执行，官兵关系亲密，废除打骂制度，士兵可批评官长，部队纪律良好。 旷继勋率第七混成旅起义后，部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如在达县境内作战失利，部队饥饿疲劳，但仍不损害群众利益，掰农民玉米会留下铜元。 旷继勋以身作则，以叶挺的铁军为楷模。他同情穷苦人，在军阀部队时就为民仗义、不扰民。入党后，思想和行动更加自觉。大革命失败后，党经费困难，他办造纸厂为党和部队筹经费，还拿出积蓄交党费、维持官兵生活。他不置大家产，离开成都领导起义时，仅给家人留短期生活费和告别话，此后家人靠租房和党组织、朋友帮助生活。 事实证明，旷继勋是优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坚强战士，被张国焘谋害是冤案。1937年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时，毛泽东称“旷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做烈士待遇” 。他一生热爱党，服从党的领导，遵守纪律，全心干革命，能上能下，为创建红六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及开拓洪湖、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立下不朽功勋。 第23章 红三军入黔前的神兵运动 一、军阀混战下的黔东北苦难深渊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漫漫长河中，1911 - 1935年这段时期，军阀混战的阴霾笼罩大地，贵州地区成为了苦难的重灾区。统治贵州的军阀势力，先是以刘显世为首的兴义系登台，而后又演变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掌权。军阀派系之间为了权力与利益的纷争，如同汹涌的恶浪，将贵州人民卷入了无尽的痛苦深渊，黔东北各县的民众更是在这苦难的漩涡中被摔打得体无完肤。 黔东北地处黔省边隅，交通的闭塞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锁住了这里发展的脚步，文化的落后让民众在蒙昧中承受更多苦难，经济历来贫困的现状，使得生活本就艰难。而战争的连年不断，如同恶魔的爪牙，肆意撕扯着这片土地。部队往来频繁，所到之处，给民众带来的不是安宁，而是更多的纷扰。苛损杂税如同满天的乌云，压得民众喘不过气，官绅们乘势敲诈，把民众的血汗钱搜刮殆尽，歹徒也趁机劫掠，让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在这样的环境下，黔东北人民常年食不饱腹，衣不蔽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真可谓“政治不良，民不堪命” 。 天灾也如同不速之客，频繁降临。干旱使得田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洪涝让房屋被冲垮，家园毁于一旦；疾病丛生，肆虐的病魔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民众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夹击下，陷入了灾难的深渊，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二、神兵运动的孕育：困境中的迷茫与希望 深受军阀官僚剥削压迫的黔东北人民，由于文化落后，在面对如此沉重的苦难时，起初陷入了迷茫。他们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的“神仙”“皇帝”身上，幻想有救世主降临，拯救他们于水火。社会上谣传的“真命天子”之说，他们竟信以为真，满心期待着天下太平，能安居乐业。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朝盼夜盼，这些美好的愿望终究只是幻想，如同泡影般破碎。社会动乱愈发严重，苦难的泥潭越陷越深，民众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却又无力改变这残酷的现实。 当时，德江煎茶溪的廖百川先生，以笔为剑，作《纪乱诗》，真实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惨澹情景：“烽烟惨澹暗黔中，满目疮痍处处同。兵匪三年千里乱，乡邻十室九家空。忧民忧世头惊白，争地争城血染红……” 这诗句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着每一个关注黔东北苦难的人的心，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民众的悲惨遭遇。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极度的苦难中，黔东北人民终于觉醒，他们不堪忍受压迫和掠夺，毅然揭竿起义。由于文化落后，他们假托“神”的作用，组织起神兵，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反抗暴政。这一反抗的火种一旦点燃，便迅速蔓延，一地牵头，各地响应，处处闻风而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神兵运动在黔东北大地蓬勃兴起。 三、神兵运动的烽火征程 （一）神兵运动的宗旨与战斗精神 神兵运动有着明确的宗旨，那就是打倒乡闾，反抗政府，灭丁、灭粮、灭捐。其打击对象直指军阀部队、官僚豪绅，这些长期压迫民众的恶势力。神兵们作战时，展现出坚毅果敢、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的战斗口号“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 响彻云霄，平时练兵时喊出这口号，凝聚士气；战场上拼搏时喊出，震慑敌人。“闻其声而知其形”，这响亮的口号先声夺人，让军阀官僚、地主豪绅闻风丧胆。 （二）各地神兵的英勇抗争 正安神兵初起时，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占据安场一带，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成一统，让当地执政当局根本无力过问，成为了黔东北大地上一支不容小觑的反抗力量。 德江神兵更是多次进攻县城，他们如同勇猛的战士，驱赶军阀部队，撵走那些昏庸无能、鱼肉百姓的官吏，还自行委任县长，自主征收场镇税收、斗息，把权力从军阀官僚手中夺回，让军阀官吏们对他们无可奈何，只能望洋兴叹。 务川、印江的神兵也不甘示弱，他们两次三次地攻夺县城。在战斗中，他们凭借着旧式刀叉等落后武器，甚至在关键时刻徒手与持有钢枪火器的敌人浴血拼搏。他们毫不畏缩，哪怕面临强大的火力，也决不会退后一步，用血肉之躯诠释着反抗的决心。 在共同的利益面前，各地神兵互通消息，互相支援，联合对敌，上演了一幕幕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务川神兵听闻德江神兵在稳坪遭遇黎纲部队的镇压，迅速出兵支援，双方合力打垮了黎纲部队，让反动势力遭受重创；稳坪神兵得知泥池坝神兵在龙桥洞被沈久成部队欺压，立即伸出援手，在龙桥洞打垮了沈久成部队，扞卫了反抗的尊严；德江神兵也积极支援思南神兵，在英武溪共同抗击车鸣翼、廖怀忠部队，让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各县神兵团还配合沿河神兵团，在淇滩、沙子抗击杨畅时、黄福安部队，又在下坪抗击黎纲部队，之后更是深入四川酉阳南腰界，摧毁了土豪冉瑞廷精心构造的冉家祠堂堡垒，让反动土豪的嚣张气焰彻底熄灭。这些战斗，充分展现了神兵们英勇顽强、通力合作的精神，他们用实际行动向军阀官僚等恶势力宣告：黔东北人民不会屈服，反抗的力量不可阻挡。 四、神兵运动的起源探寻 （一）鄂西巴东的先声 关于神兵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虽然尚未能详实考究，但据现有资料可知，神兵最早出现在鄂西巴东。1927年，巴东神兵在中共巴东支部张华甫的教育收编下，组建为工农革命军鄂西独立师，成为了早期反抗势力的重要力量，为后续各地神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和精神指引。 1928年，鄂西黑洞的神兵受到贺龙同志的联合，他们与红军并肩作战，击败了红军周围的反动武装，还成功攻占鹤峰县城。之后，红军收编了这些神兵，组建两个特科大队，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然而，当地豪绅心怀不轨，煽动一部分群众武装“反水”，组成“白极会”“铲共团”，与红军作对。面对这种情况，红军采取了“杀尽老师，保护群众”的策略，成功将地主豪绅所操纵利用的神兵全部分化瓦解，既打击了反动势力，又保护了受蒙蔽的群众，维护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二）黔东北神兵的兴起与发展 黔东北神兵最早出现在正安。1930年，正安地区的王怀真、黄国安两大豪绅为了自身利益，相互仇杀，一时间正安地区陷入混乱。王怀真在争斗中死去，其弟王怀庆无奈逃奔四川。在回归途中，王怀庆遇到一回乡军官，该军官自称是“黑洞得道老师”，王怀庆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遂请其回正安组织神兵，希望借助“神”的力量改变正安的混乱局面，同时也试图在这股力量中为自己谋取利益。 当时，蒋在珍坐镇遵义，得知正安神兵兴起的消息后，派傅恒中旅在正安追剿神兵。傅恒中旅的追剿持续了两年多，许多神兵在追剿中流散，他们逃至务川猫门后，又重新组织神兵，继续反抗。在追剿过程中，有部分神兵因形势所迫，投入了德（江）务（川）交界地石梁坝土豪曾昭贵的部队，这也反映出当时神兵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后期，务德印沿思五县的神兵起事，其源头在于务川大坝。大坝人张羽勋从小孤贫，成人后为了生计参加背帮，长期在外走南闯北出卖劳力，见识过各地的苦难与不公。壬申年，他突然居家练神兵，至于他从何处学得此法，现已失传无法探求。但务川大坝神兵在他的组织下兴起后，迅速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传入德江稳坪。稳坪神兵首战过境军阀部队便取得胜利，这一胜利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传遍四方，吸引了众多民众趋赴参加神兵，使得神兵组织很快在全县发展起来。在稳坪、文新、潮砥、煎茶、城关、长丰、平原等区，凡人烟较为集中的村寨，几乎都设有神坛练神兵。据摸底统计，全县共有神坛48个，神兵达2万余人，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 德江神兵在兴起后，通过探亲访友的途径，将神兵运动传播到印江、思南、沿河等县与德江毗连地区，这些地区也纷纷设神坛练神兵。据沿河调查统计，喝过神水的人约有四五千，真当神兵的近两千人，神兵运动在黔东北及周边地区形成了燎原之势。 印江鹿井溪的神兵之起，也有着独特的故事。鹿井溪有人逃荒至四川酉阳龙潭镇，在那里遇到一姓晏的游方医生，这位医生擅长画符练神水之术，逃荒人便将其请回鹿井教练神兵，尊称其为祖师。鹿井神兵在祖师的指导下，首次攻夺印江县城，但遗憾失败。之后，这位姓晏的祖师又去务川搬来神将重练神兵，再次组织力量攻打印江城，虽然过程曲折，但也展现了神兵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从这些经历可以推测，这位游方医生毕竟不是四川人，或许是务川神兵中的一员，他的行动也为印江神兵运动的发展增添了神秘色彩和坚韧力量。 五、神兵内部的铁律与民心所向 （一）神兵的纪律约束 神兵内部有着铁一般的纪律，这是他们能够团结战斗、持续反抗的重要保障。凡愿参加神兵者，事先必须诚心诚意地到神坛内（也称佛堂）对神发愿，拈香盟誓：“不贪色、不贪利，倘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 。这庄严的誓言，让每一位神兵成员铭记在心，不敢有丝毫违犯。 在稳坪神兵打黎纲的战斗中，从马驮子内滚出白花花的光洋，面对如此诱人的财物，神兵们无人擅取一块，他们坚守着自己的誓言，把纪律看得比金钱更重要。黄坝神兵进德江城时，有一对男女神将违犯坛规，即便他们为神兵运动出过力，但回去后还是被神坛处死，以儆效尤。这种严格的纪律执行，确保了神兵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让民众看到了这是一支不同于军阀部队、官僚豪绅的正义之师。 （二）神兵的民心拥护 各路神兵进入德江城时，有着明确的行动准则，只扎庙宇、不扎民房，即使因人多必须住扎民房，也严令不许侵犯房主利益，若有违者，则当街当众惩罚。神兵入城后，对普通百姓秋毫无犯，他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让民众感受到这是为他们争取权益的队伍，因此民心大悦，纷纷支持神兵运动，为神兵提供物资、情报等支持，形成了军民一心反抗压迫的良好局面。 六、神兵运动的坚韧抗争与红色曙光 （一）面对镇压的不屈 神兵打倒乡闾，反抗政府的态度十分鲜明，不为利诱，不受威胁。雷鸣九部驻防德江时，委部属罗雨生任县长，罗雨生企图利用高登云与神兵首领张羽耀、张羽让的表亲关系，派高登云去稳坪当神兵区长，对神兵进行招抚，妄图瓦解神兵运动，但神兵们不为所动，招抚未能实现。史肇周部张明修妄图巧施诡计笼络神兵，然而神兵进城后，见官兵就杀，坚决不为张明修所利用，让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蒋在珍招安营长（后擢升团长）曾昭贵驻防德江时，被神兵围困三日，最后只能抱头鼠窜，狼狈不堪。 军阀部队对神兵的镇压是疯狂而残酷的。印江鹿井神兵攻印江城时，遭到驻军的残酷屠杀，西门坝上尸横遍地，惨不忍睹，而且死者绝大多数是徒手相拼的女神兵，她们为了反抗压迫，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鹿井神兵并没有因吃败仗而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反抗的决心。鹿井溪的民房被官兵烧毁100余幢，沿河被烧毁大小村寨13个，这些地区的神兵无家可归，但他们仍然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满心的仇恨，坚持对敌斗争到底，展现出了顽强的抗争精神。 （二）融入红军的新生 黔东北各地神兵面临军阀官僚武装的无情镇压，处于进退维谷之际，贺龙同志率领红三军从彭水进入黔东，如同黑暗中的曙光，给神兵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神兵首领冉少波等人听闻红军到来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们前往沿河晓井迎接红军，并且在印江沙子坡召开神兵群众大会，发布了告各县神坛书，向广大神兵和民众宣传红军的理念和宗旨，让大家看到了更光明的革命道路。 德江神兵首领张羽让、张金殿、张羽耀等在枫香坝张氏宗祠与敌决战后，毅然选择投奔红军，他们带着神兵队伍加入到红军的行列中，成为了革命的有生力量。红三军将这些神兵收编，先组建成纵队师，任命冉少波为师长，张金殿为副师长。师下辖神兵团，德江、印江、沿河、川黔边各为一团，团下辖支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编制。事后，凡流散的神兵得知消息后，也纷纷来投，都编入纵队师，壮大了红军队伍。 继后，纵队师又改编为黔东独立师，下设独立团，冉少波改任副师长。自此，黔东农民武装起来的一支支神兵队伍，光荣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征途。当年从神兵到红军的人，有的至今健在，他们在部队中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有的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也肩负重任、担任要职，他们都有着一段艰苦光荣的革命斗争史，这段历史见证了他们从反抗压迫的民间力量，转变为为国家、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队伍的伟大历程，也成为了黔东北地区革命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后世之人铭记历史，传承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大坝闹神兵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金竹乡大坝自然村，宛如一颗遗珠，镶嵌在务川与德江两县交界的边沿地带，与德江县农晨乡星光村紧紧接壤，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全村居民结构独特，除唐、何两户外，其余皆姓张，这种相对集中的姓氏分布，孕育出浓厚的宗族文化，也为后续神兵运动在当地的发展埋下了人文伏笔 。 民国《沿河县志》曾记载“神兵起于务川大坝”，民间亦广泛流传此说。为探寻这段历史真相，1987年10月，我们踏上了大坝的土地。当地村干张羽昌热情相助，不仅组织知情老人召开座谈会，还引领我们实地查看当年大坝神兵练武的场地。那些历经岁月侵蚀的场地，虽已不复往昔热闹，但透过老人们的讲述，一段关于勇气、抗争与信仰的故事，缓缓在时光中铺陈开来，我们遂整理成篇，以飨对这段历史饱含兴趣的读者。 1932年（民国21年，壬申年），大坝的平静被打破，一场以“神兵”为名的运动悄然兴起，且持续闹腾了3年之久。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是大坝村小竹园田弯寨的张羽勋。 张羽勋出身苦寒，父母双亡的他，在伶仃孤苦中长大成人。为谋生计，他加入“背帮”，常年南来北往，替人背运山货，以卖苦力维生。因头顶光秃，他乳名东林，浑名“癞子东林”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或许是生活的磨砺让他机缘巧合，他在外辗转间，不知于何时何地学会了一套画“神水”治病的妙法。 壬申年2月，张羽勋回到本村，开始专门以画“神水”治病为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治愈患者后，从不收取分文报酬。这份医者仁心，迅速在周边传开，远近村民纷纷慕名而来，求取“神水”。彼时，三十岁出头的他，因这一善举，在乡亲们心中渐渐有了特殊地位 。 民国时期，大坝有“忌戊”的传统风俗，相传办庄稼若不忌戊，会得罪土地，致种子无法生长或生长不良，戊日下地干活更是徒劳受罚，所以每到戊日，村民多居家休息。壬申年二月某一戊日（具体干支难考，或为戊寅、戊午、戊子、戊戌之一 ），张羽勋的人生迎来关键转折——他在庙树下“阴去”（迷信说法中，人的阳魂入阴司与鬼打交道）。寨中众人觉得稀奇，纷纷前去围观。 面对众人，张羽勋宣称自己是“佛主”，受上天差遣下凡救苦救难，称凡人喝其“神水”可治病。神奇的是，一些生病之人饮用后，病情果真好转。消息如长了翅膀，迅速传遍周围乃至外地，求“神水”者络绎不绝，队伍愈发壮大。 随着求治者增多，张羽勋除画“神水”，还增添了“跳神”仪式。他先用竹刀、木刀舞跳，后换真刀，喝口“神水”，大喊“砍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便挥刀乱砍。奇妙的是，他自砍不伤，旁人砍他也无法伤到分毫。这一神奇“武功”，让本寨及邻寨青年心生羡慕，纷纷暗中学艺 。 大坝的土地庙前，三棵高大繁茂的大油柿树（被称为“庙树” ）下，是一片宽阔草坪，成了好武者练武之地。在这里，练武场景惊险异常：有人将三尖牛角叉插于眼中，翻上叉尖，以肚脐顶中间叉尖打旋，皮肉竟毫发无损；有人仰身翻倒，手脚着地，挺出肚腹，任缅刀大力砍击，肚皮却如铜墙铁壁，刀弯而皮肉不伤。 见时机成熟，张羽勋宣布“我是在练神兵”，并构建起神兵体系。神兵中有诸多“神将”，名目繁多，“令公”“令婆”“二郎”“何仙姑”“文曲星”“太白星”等，皆称神仙附体，而张羽勋自任神兵将领，成为众人追随的核心。 某日，张羽勋再次“阴去”，归后告知众人“明天仙家要下凡，皇帝要登位”。次日，前来练武、观光“皇帝登位”的人较往常倍增。梅子坝大寨香树坝小寨的杨姓小孩，因在大坝村板栗林拣栗瓣，被张羽勋指为“皇帝”——这孩子肥头大耳、手长脚粗，十岁却无衣可穿，符合民间对“天选之子”的朴素想象。 神兵们听闻，蜂拥将孩子扶迎，藏于“令公”张着祥家楼上供养。张羽勋又抛出新说法：甘河黄羊坝藏有兵书宝剑，需“文曲星”官张钟银率神兵求取，称得此宝物，皇帝便可“坐朝”。于是，“太白星官”杨光前乘轿带路，前往寻宝。 据传，甘河黄羊坝盗牛山曾有草寇吴三桂，因反朝廷失败，将兵书宝剑埋藏于黄羊坝，路径分上、中、下十里，宝物藏于中十里。然“太白星官”误走下十里，途中腰中宝剑凭空掉落，他认为预兆不祥，遂退回。虽未寻得兵书宝剑，神兵们练神兵的热情未减。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练神兵承载着民众的双重期望：一是盼“皇帝登位”改朝换代，二是望保乡保境，免受外来侵犯。而张羽勋“神水”的灵验，也让远方求医者不断汇聚，进一步壮大了神兵运动的声势。 1933年（癸酉年）3月，德江县稳坪坨底人张羽耀慕名来大坝求“神水”治病，痊愈后，又恳请张羽勋传授画“神水”之法。因大坝姓张与坨底姓张同属怀远老祖子孙，张羽勋欣然授艺。 张羽耀归乡后，画“神水”治病同样灵验，求治者渐多。他又回到大坝，求张羽勋传授练神兵之法。张羽勋遂派十二个神将，随张羽耀前往稳坪练神兵。 恰在此时，黎司令官率人马途经稳坪，神兵遂与黎纲部队交战——这是神兵首战，竟大获全胜。战后，大坝神将带回消息：黎纲部队携带大量光洋与枪支，光洋散落路上，神兵却未捡拾分毫，尽显纪律与道义。 大坝寨曾任区长的张仲正，听闻消息后，认为可借神兵力量谋利，于是在第二次攻打黎纲时亲自参与。此次参战者一两百人，除大坝张羽勋、梅子坝杨佛主（本名傅炳章，随母改嫁改姓杨 ）等真神兵，木油坝惯匪头子赵国清也率人混入。 行军至青茶坝过河时，出现不祥征兆：船左渡、右渡皆无法通行。过河后，众人原计划扎营平岭坝，居高临下布阵。然刚到平岭坝，见坨底神兵已向稳坪场开进，赵国清沉不住气，不顾调度，率人冲下土地堡坡。 这坡从上到下是一级级石梯子路，坡脚地势开阔，已被敌兵占据。谁下完石梯，谁便与敌接战。神兵们全部下到坡脚，与黎纲部队激烈拼杀。混战中，张羽勋被敌包围按倒，刀砍不入、枪打不响，最终被敌人以刺刀捅屁眼残忍杀害。 张羽勋牺牲后，神兵们退至坨底，将其遗体安埋于寺嘴。他的儿子乳名书周（书名张学金 ），后来迁居德江县隆兴乡小地名猫上。 神兵从稳坪撤回大坝后，未及休整，张钟正区长又主张攻打务川县城。神兵一度打进务川天主堂，然因张钟正之子张着礼在柳塘河淹死，神兵仓促撤回。 驻务川的军阀部队（蒋三师，蒋丕绪部 ）跟踪追击，见忠山大林茂密，未敢贸然开战。张钟正以区长身份讲和，筹80块光洋作为敌军“夫马价”，敌军才同意退走。 黄坝神兵听闻官军将攻大坝，“玉皇大帝”覃茂斌率黄坝神兵赶来救援，当地惯匪头子黄彪也混入其中。在桐油沟，他们截住官兵交战。官兵持快枪，神兵用梭镖、大刀、牛角叉，终因武器悬殊不敌。官兵记恨神兵，重返大坝，意图剿灭。 大坝神兵见势不妙，躲入山林。官军找不到神兵，便放火烧毁张羽勋与张钟正家的房子。官军撤走后，大坝陷入内斗：张钟正认为自家房子被烧是神兵所致，强要撤张着祥房子抵偿，还将张着祥捆绑。张着祥不服，赴木油坝搬赵国清之人报仇，杀死张钟正及其手下8人。 就在大坝内斗不可收拾时，坨底神将张羽让等人投入红军，并派人来大坝招兵。神将张着文遂带领20多个神兵，前往岩上枫香溪投奔红军。张着文在红军中任连长，当年当过红军、现今健在的有张羽坤、孙茂堂、陈某某（姓名待考 ）三人，其中张羽坤是打完玛瑙山后返回的。 的故事，是特定历史时期黔东北民众抗争与探索的缩影。它源于民众对苦难的不甘、对安宁的渴求，虽带有迷信色彩，却蕴含着朴素的反抗精神与保家卫国情怀。 从张羽勋以“神水”“神兵”凝聚人心，到神兵与军阀部队的浴血奋战，再到部分神兵融入红军走上革命正轨，这段历史见证了民众从蒙昧抗争到寻找正确革命道路的历程。那些健在的红军老兵，更是这段历史鲜活的传承者，他们的经历，为研究地方革命史、民间抗争运动，提供了珍贵的一手素材，也让后人得以透过岁月迷雾，触摸先辈们抗争的温度与信仰的力量。 从神兵到红军浴血奋战十八年 我是从神兵到红军的。青少年时参加神兵，1934年参加红军，1952年转业地方，在军中戎马挥戈十八年整。这十八年，对我来说是不平凡的，细数我身上的伤疤，每一年平均两个还要多一点；现还活着，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比起成千上万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先烈，我又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为了不忘过去，缅怀革命先烈，以敦促自己，教育后代，重新回忆一下我十八年的战斗经历，是颇有意义的。 我是德江县稳坪区茅岭村人，青少年时参加过神兵，练过武术，接触过社会斗争。1934年贺龙同志率领红三军到黔东时，正是我们神兵组织被国民党部队打败，神兵们走投无路之日。社会斗争的历史推动着我必须朝前走，因此，我就跟当地参加神兵的人一起投奔了红三军。 我为什么要参加神兵呢？在旧社会，凡是受压迫的穷人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那沉重的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抓兵派款，压迫剥削，压得穷人总是抬不起头，翻不过身，喘不过气。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当地的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对穷人的统治和奴役更加凶狠，多数穷人都被榨得衣不蔽体，食不饱腹，求生不能，寻死不愿。“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穷人们就组织起神坛，藉迷信作掩护，操练武术，培养神将，发展神兵。1933年6月，德江全县神兵大起，以“除暴安良，打富济贫”为斗争口号，以“灭丁、灭粮、灭捐”为斗争纲领，打击对象是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由于神兵组织的斗争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参加。 我们寨子上的神兵是杨秀岚、杨秀安两兄弟为首成立神坛，组织起来的。杨秀岚为令公，杨秀安为令婆，令公令婆是神坛内部的职称。开始我们那支神兵只是在本寨团团转活动，以后还去过夹石、板桶水、木朗溪、五谷溪等地，神兵队伍曾发展到4、5百人。神兵们每天都要喝神水，阴神练武，口喊：“杀不进，砍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1933年冬，在我地望牌（万牌）河对门驻扎一支国民党的部队，神兵知道后，很快集合起来去攻打，将那个部队打得大败，死伤几百人。这次胜仗，是继稳坪场神兵打败黎纲部队之后的又一仗，当地的区乡保长被吓破狗胆，没参加神坛的人几乎全部跑光。 1934年初，由于神兵四起，印江、沿河、思南也有了神兵。闹神兵最厉害的是德江、印江两县。印江的神兵曾数次攻进印江县城，德江神兵占据县城，赶跑过县长，并自拥梅天休当县长，在城内开仓济贫，施行政事。神兵攻城破邑，国民党政府当局深感不安，四处调兵遣将攻打神兵。神兵中有的是区乡团长和土豪劣绅为了保家保命而混入神兵组织的，在国民党政府调兵镇压时，反水投敌了。真正的穷人当神兵所使用的武器是刀叉木棍，怎能敌得过敌人的洋枪洋炮，所以神兵活动终归失败了。 我是怎样参加红军的？正当神兵行将瓦解之际，碰巧来了红三军。红三军活动在沿河县的铅厂坝、谯家铺、枫香溪一带，在那里打富济贫，将那些有钱有势随意压迫老百姓的土豪除掉，将财主家的土地、财产分给穷人。神兵们得知这些情况，认为正合符神兵斗争的要求，便相约前去投奔红军。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红军的，时间是1934年6月。同我一起投红军的有杨胜利、杨胜流，还有瓦厂坡的杨承品和枫香溪参加红军队伍，被编入纵队师，大部分时间是打仗，在村子里、山坡上，昼夜跟敌人周旋，有时搞点训练。大约经过半年光景，我们一同参军的人都分散了。二六军团会师后，在酉阳南腰界整编，我被编入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团部当通讯员。后开往湖南，1935年春，在湖南永顺县交头寨跟敌人打了一仗，撤下阵地时，我与同时参军的杨胜流见过一面，此后不知他何时离开部队。一同参军的人一个也没见着过了。 1935年6、7月间，我被调到湘鄂川黔苏区独立团当班长，大概是十月份被提任排长。11月19日开始长征，我们部队从大庸出发，绕了几个圈，从湖南转到贵州，经铜仁、江口、石阡，而后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在大定打了一个大胜仗，在新场也打了一仗。1936年2月在大定城西北将军山打退了强敌的围攻。4月渡过金沙江，分成左右两路进军，爬过雪山，在四川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接着过草地，在草地大约走了将近一个月，下雨天气多，泥滥路滑，几乎天天有仗打，万里路上无人烟，生活艰苦到了极顶，拖得弹尽粮绝，吃皮带、嚼草根，红军损失的人不少。出草地后，过甘肃明县的腊子口，在古园县与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以后就在陕甘宁建立陕北苏区根据地。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时，我们部队从甘肃怀县的洪德镇开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建立联军，准备和胡宗南部决战。到西安后，我们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我被编入102师。“七·七”事变后，我部开往前线，在华北平原与日寇作战。我历任连长、营长、团长、侦察队长、情报科长、游击支队长（副师级）。1941年我被调保卫延安，在三五九旅警卫团一营任营长。1943年三五九旅南下，在大别山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包围中原，我们又突围回到延安。 我参军后，在长征中入党，在南征北战中负大小伤五十余次，重伤休息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达十四次，死去又复活达五次，所以现在成了二等甲级残废人。 解放后，1952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八师情报科长转业到地方，在兰州任甘肃财政厅人事处处长。以后担任过大生冶材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建筑机器厂厂长，工人医院院长，庆阳地区民委主任，庆阳地区工业局长。久在甘肃工作，1970年4月离休。 德江神兵加入红军后首战失利 在革命的烽火岁月里，神兵投身红军的征程中，新滩事件成为一段悲壮的记忆。 稳坪、杨河一带的神兵，怀揣着对革命的热忱，从木叶乡野牛坝奔赴印江，与冉少波领导的神兵会合，共计1800多人毅然投奔红三军。这支充满斗志的队伍，在枫香溪接受红三军收编，组建为纵队师，直属于红三军司令部 。冉少波（印江人）被任命为师长，张金殿（稳坪人）任副师长，张羽让（稳坪人）担当独立团团长，张金煌（木叶人）为副团长。独立团成员皆为德江人，分为三个支队，一支队长简祖德（下坪人）、二支队长杜显贡（石灰溪人）、三支队长安明文（桶井乡人），他们摩拳擦掌，准备为革命大干一场。 为强化纵队师领导，红三军从老红军中抽调冉隆文、徐承鹏担任政治委员。随后，军部决定扩大兵源，抽派徐承鹏、张金殿、张羽让带领张金和、杨承和、张伯诚、张羽进、张金才、张羽辉、田贵、安明焕等十一人，奔赴稳坪新滩扩红。队伍装备参差不齐，除张金殿、张金才（警卫）各持短枪，张金和（警卫）、田贵（副官）带单支毛塞枪外，其余人手持大刀，却难掩革命豪情。他们从徐家岩出发，途经沿河县苟家、石灰、廖园、谢家渡、下坪等地，一路吸纳三百多热血志士，张金和等四人因队伍壮大被提为副官，引领新战士前行。 七月十六日，队伍抵达新滩，派人前往文化乡金盆、木朗等地，向地主豪绅“打给养”。然而，木朗、毛岭之敌早有预谋，七月二十日下午纠集民团，妄图对付红军。张伯诚、张金才、张金和率32人前往催给养，陷入数百敌人夹击。敌人分两股包抄，一股从谭家屋基追至马鬃岭、王井垭、老鹰石到玉石堡；另一股从南井沟截击，将红军围困在老鹰石槽坳。战斗惨烈，八名红军战士（田贵、简子珍、杜林贵、杜执松、简美余、简祖丰、张金举、张金甲 ）英勇牺牲，张金和等八人被俘，遭关押于山羊洞，革命火种暂遇风雨。 七月二十一日黎明，敌人趁虚而入，夺取船只、设好哨卡，对驻新滩的红军师部四面包抄突袭。顿时，枪声、喊杀声交织，七名红军战死，两人被俘，余部被迫突围。徐承鹏政委在新滩后半坡岩下被俘，被押至河沙坝，遭受残忍折磨，敌人用纤藤灼烧其身体，还逼游击队员张金声割下他的头颅；张金殿副师长在滩头被擒，先挨刀砍，后遭火枪射杀，幸得舅父杨承泰担保，才免被割头；张羽让团长在新滩下竹林被追，于河沙坝先被捅刀推下河，捞起后又被砍头。徐承鹏、张羽让的头颅被送县城悬杆，张伯诚、杜显贡、张羽尧等同志，或遭牛角叉杀害，或被逼跳河遭枪击，鲜血染红新滩。 当天下午，军阀德江县政府接到“捷报”，给木朗、毛岭民团发奖旗（木朗由陈义昌保管、毛岭由杨秀林保管 ），奖肥猪、烧酒，召集“有功者”稳坪街“亮团”示威，丑恶嘴脸尽显。而打给养遇袭当天，徐承鹏曾送信军部求援，援军行至白石溪，闻知全军受损，无奈撤回，新滩的悲壮，成为革命路上一道深刻的伤痕，却也让红军战士的意志愈发坚定，激励后来者继续为理想奋战 。 沿河县的晓井神兵 在黔东地区的革命历程中，晓井神兵是一段不可忽视的记忆。“神兵”最初发源于务川大坝，历经三年时光，逐渐向四方传播开去。它的火种首先落在德江稳坪下四房（龙底），随后，又在沿河的五谷、板场、夹石、毛田、枫溪，以及印江属何家大寨、鹿井溪、天池坪、瓦厂坪、杨家乡、沙子坡、红花园、麻竹园等地燃起。 1932年冬至1933年夏，沿河境内已设立11个神坛，佛主有杜执炳、安忠海（山鸡母）、吴国成等11人。佛主之下，细分出“英烈侯”“总管大王”“桓侯将军”“白虎星”“黑虎星”“何仙姑”“七仙姐”“黎山老母”等诸多角色 。在沿河县境，约有四五千人参与“吃神水”，可真正参与训练活动的，尚不足两千人。“神兵”操练时，喊着独特口号：“封枪法、扎枪法、包天罗帕混天绫，移山倒海起海水，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带着浓郁的神秘色彩与战斗信念。 经过训练，到1933年秋，毗邻各县涌现出一支支声势浩大的神兵队伍。德江神兵率先逼近县城，吓得旧县长逃离，他们拥护梅天休担任县长。受此影响，印江、务川的神兵首领也纷纷带领队伍进攻县城。沿河神兵于1933年古历腊月11日，在上坝三尖角与保安大队交锋，取得胜利，还杀死国民党县长肖华尚和敌军团长张西明。此后，神兵兵分三路向县城挺进，一路抵达洪渡，一路进驻水田坝，一路攻入沙子坡。 旧政府慌了手脚，急忙调集廖怀忠部何团长和保安大队，凑出一个半团的兵力，对神兵展开堵击围剿。腊月13日至18日，沙子坡神兵战败，石登头、火石堡、里户（野夫）坪等地，未及时躲避的村寨民房，被官兵烧毁57栋，3个村寨被全毁，8名神兵被打死，20人受伤，30多人挂彩。经此一役，神兵难以立足，组织被冲散，士气消沉，众人纷纷埋名隐姓，躲藏起来。当地乡保趁机落井下石，抓捕神兵，肆意吊打勒索，不少神兵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 1934年5月10日，转机出现。红三军从彭水县城南坨西渡乌江，5月31日占领沿河县城西岸，6月1日渡江占领东岸，6月3日抵达晓井。印江神兵首领冉少波派宁国学等人到晓井联络红军，称沙子坡有众多神兵神将，愿接受改编，欢迎红军前往。6月14日，红军抵达沙子坡与冉少波会面，商谈改编条件：神兵仍由神头统领，红军派政治干部，归军司令部直接领导。6月16日，冉少波集合六七百人在沙子坡开大会，正式接受改编。红军首长发表讲话，还发布《告神兵书》。6月19日，红军进驻枫香溪，吴国成、安宗海各自带领100多人前来接受整编。 神兵被编成纵队，冉少波任师长，宁国学为团长，安宗海任副团长，下设大队、中队、分队。红军为其发放枪弹、配给给养，对神兵团关怀备至、耐心教育。然而，冉少波旧习气难改，无法与士兵同甘共苦，同年10月，红军虽看不惯，仍耐心帮助、教育他。后来，红军将黔东纵队师与印江独立团、德江独立团、沿河独立团、川黔边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配合红军主力多次作战，屡获胜利。神兵经红三军收编与教育改造，多数人踏上革命正道，在黔东革命的画卷里，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厚重一笔 。 沿河神兵团概述 在黔东大地的岁月长河中，1932年，沿河神兵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应运而生，迅速发展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农民武装力量。这股力量深深扎根于土家族聚居的沿河地区，彼时，百姓们深受苛捐杂税的压迫，生活苦不堪言。于是，沿河神兵以反对苛捐杂税为鲜明宗旨，喊出了“灭兵、灭款、灭捐”这一激昂且极具号召力的口号。每一位战士在作战时都勇猛无畏，他们的身影穿梭在枪林弹雨中，就似一把把锋利的利刃，直直刺向反动势力的心脏。其中，“冉少波神兵团”更是声名远扬，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融入红军，成为抗敌征程里一支锐不可当的劲旅。 “神兵”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他们虔诚地坚信“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入坛仪式举行时庄重而肃穆，参加者一手稳稳端着一碗清水，一手虔诚地拈着一柱香，立下誓言：“一不贪财，二不贪利，若贪财贪利，香头落地，人头亦落地。”他们以这种近乎决绝的方式，将队伍的纪律性牢牢凝聚起来。内部还严格遵守“禁色、禁赌、禁烟”三禁，从各个方面规范着成员的行为。神兵团的架构清晰明了，为首的称作神头，会被封为“英烈侯”或“侯主” ，首领之下还设有“穿白小将”“大元帅”等职位，整个神兵团的运转有序而高效。1933年，沿河县的五谷溪、板场坝、鹿井溪、田家坝、山羊岭、白石溪、殷家坝等地，陆续燃起了神兵的星星之火，并且这股火焰迅速蔓延至晓井、中界、大龙桥一带。冉少波兵团在这片土地上十分活跃，他们每到一处便开展“吃大户”行动，将那些剥削百姓的土豪劣绅的财物分发给穷苦大众。然而，这一行动极大地触动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与土豪劣绅的利益，引来了他们的疯狂镇压。但神兵们并未因此退缩，反而抗争之火越燃越旺。 1934年6月1日，贺军长、关向应等率领红三军浩浩荡荡地挺进沿河县城东岸。红三军士气高昂，接连攻克沙子、中界、大龙桥等地，以雷霆之势一举拿下沿河县第三区晓井区公所，随后便在杨家堡建立起第三区革命委员会。冉少波听闻红军是打富济贫的正义之师，是真正为百姓谋出路的队伍，他认定这是改变现状的希望，于是果断率神兵奔赴红军阵营。神兵融入红军后，经历了党的政治主张、政策学习与军事训练的全方位洗礼，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与蜕变。冉少波因表现出色，被任命为红三军司令部直属纵队师师长，副首领宁国学担任独立团团长，张由旺则担任团政治委员，自此开启了一段全新的革命征程。 同年6月中旬，红三军抵达印江沙子坡后，召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群众大会。贺军长肯定了“神兵英勇斗争的可贵之处” ，同时也一针见血地点明“缺少共产党领导是神兵失败的主要原因”。他站在台上，目光坚定，言辞恳切地呼吁神兵与红军联合起来，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这番话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众人前行的道路。会后，众多神兵受到感召，纷纷奔赴沙子坡报名加入红军。不久之后，沙子坡、刀坝、枫香溪、铅厂坝等地相继建立起红军独立团，革命力量如滚雪球般持续壮大。 冉少波领导的黔东纵队师，以神兵为骨干力量组建而成。在红三军的统一指挥下，与印江、德江、沿河、川黔边等独立团紧密协同作战。这支由2200余将士组成的队伍，士气高昂，斗志昂扬。他们与周燮卿、杨昭卓等国民党军队多次交锋，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毫不畏惧，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战斗能力，屡获大捷。他们用热血与勇气，在黔东革命史上书写下了壮丽的篇章，成为了革命征程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务川县的神兵运动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黔地军阀混战，山河破碎，务川县金竹乡大坝村被阴霾笼罩。乡人张羽勋，因秃头被唤“癞子东林”，于附近山洞开启一段跌宕故事。彼时，世乱年荒如恶魔肆虐，百姓在苛捐杂税、兵祸饥荒里苦苦挣扎，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迫剥削，对太平生活的渴望，化作心底强烈的变革呼声。 张羽勋瞅准时机，在山洞化神水治病。他宣称神水有灵，饮后能得神灵护体，刀砍不进、枪打不透，砍击处仅留白印。还自封“大佛主”，扬言可封神将、练神兵，扛起抗捐、抗粮、抗丁大旗，矛头直指乱世政权。苦难中的百姓，如在黑暗中抓住救命稻草，纷纷信以为真。一时间，务川、德江毗邻地带，神坛如雨后春笋，百姓踊跃练神兵，不多时便聚集二三百人，成为乱世中一股特殊力量。 古历五月，夏荒露头，庄稼盼雨，百姓盼活。梅子坝、沙坝、桃子坝等地，数百神兵在四合头赵国清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向县城。队伍似黑色洪流，裹挟着百姓对世道的愤怒与求生的急切。县长娄聘三闻讯，吓得魂飞魄散，慌不择路逃去新寨躲藏。 神兵军师覃辉培进城后，速贴安民告示，称神兵只为保境安民，让百姓安心度日，又在城隍庙设神坛练兵。神头陈云春、张云相等人，扮作“玉皇大帝”“王灵官”“马元帅”“孙悟空”，在老城坝耍刀弄叉，高呼“打不进、杀不进”，刀光闪烁，威风凛凛。他们还到衙门大堂、街巷表演，引得众人围观，后又去甘河黄扬坪岩洞“取天书宝剑”，放言要“打坐天下”，欲改天换地。但县城给养难继，神兵遂各自归乡，可娄县长仍怕生乱，派铁绍元区长去覃、黄二坝招安。铁绍元自认在神兵里干儿子多，觉此行安全，贸然前往，却遭神兵抵制——百姓造反决心坚定，岂会认封建官僚当干爹？铁绍元被活活扭死，手节也被砍断，尸体运回县城，家人哭声震天，令人唏嘘。 下半年，黔军第三师蒋丕绪派付恒中旅长带营部驻城。付恒中听闻神兵“刀枪不入”，内心发怵，每晚用大石抵门，城中街巷摆满桌子、石头、原木，严防夜袭。一日，神兵真来攻城，由赵国清指挥，兵分两路：沙溪神头彭香二、周矫等率队从柳塘河、虎踞关攻南门；陈云春、张云相领人从焦岩渡、二龙坡扑东门。付恒中部早有防备，在城南伍家岩架重机枪、迫击炮，钟家坡布防连队，邹绍武带人马去东门夹击。 神兵队伍黄旗猎猎，杀声震城，女神兵扮“何仙姑”，摇花帕装仙女。前锋围天主堂，找传教士算账，正砍后门时，伍家岩重机枪突响，一神兵中弹倒地，鲜血飞溅，队伍瞬间后撤。付恒中认定神兵“打得进、杀得进”，下令追击，邹绍武东路抄袭，十余神兵被俘。付恒中在老操坝残忍杀三人、割两人耳，余下释放。这场混乱，在枪炮、喊杀与血泪中，暂告段落，却给务川小城，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也让“世乱年荒 神兵大起”的故事，在岁月里久久回响，诉说着民国年间百姓的苦难与抗争。 卢仁槐对冉少波的回忆 冉少波同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过一定的工作，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我军长征时期，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对他不信任，甚至把他杀掉了。从现在看来，他完全是冤杀，应该给予平反昭雪。 冉少波是贵州印江何家乡冉家坡人，从小就有志气，还很年青时就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虽然在国民党军队中作过事，但对国民党有不同的看法，因而返乡。贵州人民本来就很穷困，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军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巧立各种苛捐杂税的名目，成年累月榨取人民的血汗，这样一来贵州人民就更穷。勤劳勇敢的印江、德江人民为了生存，组织起农民自己的革命武装——“神兵”，组织起来抗击刮（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冉少波同志返回家乡，参加神兵，向国民党反动军政府展开抗捐抗税的武装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 一九三四年夏，贺军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转战到贵州的沿河、印江一带时，在中国共产党黔东特区党委的领导下，冉少波同志和神兵群众一起参加了红三军。贺军长命令以这支部队为基础，组建红三军纵队师，任命冉少波为纵队师师长，熊仲卿任政治委员。 各地神兵和农民青年，闻知冉少波同志已参加了红三军，并当了师长，于是各县神兵打着黄旗（神兵的队旗）成群集队地参加了红三军的纵队师，有的直接参加了红三军的主力部队。不到几个星期，纵队师便成了一支近万人的队伍，整个红三军的主力部队也壮大起来了。 在纵队师和红军主力部队的壮大过程中，有一部分神兵群众和农民青年认为冉少波是本地人，不会远走；而红三军主力部队是到处为家，会远走，所以很多人都很愿意参加纵队师。这就是当时人们参加红军的思想情况。后来经过党的教育，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才逐步得到提高，懂得了要想翻身求解放，永远不受压迫和剥削，就得不怕远离家乡干革命的道理。从此，人们才真正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红军战士。 一九三四年秋，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贺军长领导的红三军会师。两军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为红二军团。随即，红二、六军团组建为红二方面军。贺军长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红二方面军的政治委员，肖克同志为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兼任六军团的军团长，关向应同志为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王震同志为六军团的政治委员。 一九三四年秋，红二军团的三个师，缩编为两个师。纵队师被撤销，改编为独立师。冉少波任副师长，贺炳炎任师长，熊仲卿任政委。不久，独立师被撤销，其部队人员分别编入红二军团的四师和六师。我们第一支队编入四师十二团三营。副支队长张明同志和我都到三营七连任班长，张明同志牺牲于湖南大庸县大厚坪战斗中。独立师被撤销后，冉少波被调到红二军团军团部另行分配工作。 不久，红二方面军（陆军）红校在湖南永顺塔卧成立，冉少波同志被调到该校任军事教官。 为了响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号召，红二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秋到一九三六年初，从湖南省石门县出发，开始两万里长征。进入贵州省的石阡县向云南挺进，翻越西康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过草地进入甘肃、陕西省。于陕北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大会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后，红二方面军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一带休整时，我才知道冉少波在湖南湘鄂川黔苏区的塔卧被杀掉。 现在回忆起来，我想起一件事情。我们部队转战湘西后，在反击国民党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时，组织上为了轻装上阵，就动员家属、小孩和小战士疏散回家。当时我也是被动员回家的，我坚决不回家，多次要求留下上战场，最后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师政治部对我说，你就不回去了。这时，组织上决定把冉少波家两个小孩送出苏区，让他们回家。 我认为冉少波同志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他是反蒋拥共的。第一、冉少波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虽然在国民党军队作过事，但对国民党有不同看法，因而返乡；第二、冉少波同志回乡后，参加神兵同国民党军政府进行抗捐抗税的武装斗争；第三、冉少波同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黔东苏区党委的领导和号召下，他坚决率队参加了贺军长领导的红三军，并任红三军纵队师师长。纵队师改编为独立师后仍任副师长；第四、独立师解散后，人员全部充实到四师和六师，冉少波同志毫无怨言；第五、冉少波同志由师长降为副师长，副师长免去后调军部，又调红校，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高高兴兴地去工作。从上述五点，我认为冉少波同志是好人，不是坏人；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他的被杀纯属冤杀，完全是“左”的错误路线所杀害。红三军在黔东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展壮大红军力量，这与“神兵”及冉少波同志是分不开的，他是有贡献的。 由于事隔几十年，冉少波同志的死因是很难查清的，我很赞同中央军委和中顾委中一些老同志的意见，抓紧给他们平反。 另外，王恩茂同志（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当年是二方面军的秘书长，据说他有几本日记，凡是二方面军在各次战斗中牺牲的营以上的干部他都有记载。对冉少波的死，他是否知道，他的日记对编写二方面军的军史可提供很重要的材料。 （卢仁槐同志是一位老红军战士，陕西省地质矿产局原局长、局党组成员，现已离休） 英武溪的神兵活动 民国二十二年，军阀混战的阴霾笼罩大地，各地秩序崩坏。豪绅们拥兵自重，只要纠集数十人、凑几支土枪，就能自立师团名号。彼时，宋华轩建起师部，赵孔昭（思南县赵家坝赵万邦之父 ）成立团部，田应齐也于思南英武溪仙坝乡小井组建营部，我在营部任文书。 九月初八，部队开赴德江县城驻扎。恰逢史肇周（师长 ）率部从湖南凤凰开来，驻防思南、德江、凤冈三县。师长宋华轩、团长赵孔昭遭史肇周劫走，唯独田应齐因与史交好，营部被收编为独立营。史部驻凤冈，团长张明修（现住凤冈县，地址不详 ）随留守指挥长驻德江。 张明修到稳坪朝祖，当地张姓群众称怀远将军显圣，庙内几桶蜂子成了“神蜂”，宣称烧香化纸祭拜，蜂才不蜇人。百姓纷纷持香备纸前往，络绎不绝。张姓群众借机造势，称张明修是张姓子孙，要拥护其扩大队伍，还用白布染黄缝制大旗，烧香祭拜。一时之间，德江城内神兵神将遍地，“唐三藏”“何仙姑”“铁拐李”“七姊妹” 等神只名号，成了众人追捧的封号。 到十月初，德江城大寺坝（现德江县文化馆 ），每日数百面大黄旗招展，晒席般大小，明纸数十张，还杀猪祭旗。祭毕，众人回住地人堂屋，点燃一两包香，据说咬嚼燃香能烧不痛不伤；手持关刀拜祭后抵在肚子上，用锤打也刺不进去。人群在街巷疯狂奔走，喊着“打不进、杀不进” ，闹腾月余，越传越神，思南城内也人人知晓，东华乡罗兴让、熊寿世、王配和等人，都跑去投奔学练神术。 冬月十五，田应齐营长回家嫁女，只带四人返乡，部队留驻德江。此时，廖怀忠部一营驻英武溪街，营长周光明横征暴敛。当地周绅（原名周贤相 ）与田应齐有仇，趁其返乡人少，急函报周光明。周派一排人枪，于冬月十六日拂晓，由周绅带路包围田应齐家，捉获田应齐，搜刮钱财，牵连送礼亲朋，牵走骡马数十匹，后田家用钱赎回。田应齐被捆至英武溪周营部，遭吊打勒索，需一千二百光洋才放人。 田应齐之父田兴隆，因接连受累，经济枯竭，于冬月十七日安排家中煮米五斗（每斗八十五斤 ），前往德江联络神兵，欲劫回儿子。 冬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时，稳坪神兵假称拥护张团长来德江，城内部队全去北馆坎迎接，正中神兵之计。赶场天里，神兵涌入留守指挥部（上场王少阶家 ），部队有枪难施展，“突击连”（纯手榴弹营 ）遭神兵刀镖砍杀五十余人。三连连长田正坤耳聋，卧床烧大烟时，被神兵按床砍头。顷刻间，部队营房被占，城外哨卡部队溃散。我与副营长田应懿、田兴隆手无兵器，身着便衣，呆立人群，吓得魂飞魄散。天黑后借宿同学冯胜初家，夜里因神兵禁住军人，又摸去亲戚处，天明才离德江。行至角水，找到本营第一连田应龙残部三十余人，一同空手归家。 田应齐仍被囚英武溪周营，田兴隆不死心，腊月初七联络二百余神兵，初八拂晓分三路进攻周营：一路经大石梁（距英武溪乡办公处一华里 ），一路过塘池头（仙坝乡双源大队 ），一路走蜘蛛坝（英武溪乡属 ）。第一路攻至街上，杀周营士兵十余人；第二路打到大树子周光明宿舍（田应齐被押处 ），周光明惊逃，下令各连退往高地。看守押田应齐转移，行至梨子台（煎茶 ）洗脸时，周营士兵见神兵散乱，乱枪反击，神兵溃败。值班兵将田应齐带至英武溪街，在大桥河坝将其砍成五块“五马分尸”，悬头示众，田应齐命丧于此。 德江县路青乡黄子良，七十一岁，从戎十余年，曾参与蒋丕绪师在正安县剿灭神兵。他提及，民国十九年，正安王怀直、黄国安两大豪绅，争权夺利、互图吞并。王势弱，黄居岩洞难接近。王借联姻之计，让儿子于民国二十年正月，入洞杀死黄国安；黄之子守英复仇，又杀王怀直。王之弟怀庆惧祸，投四川刘湘买枪不成，联络袁祖铭部返乡军官（名不详 ），借“磁铁双刀自动” 骗民众，组织神兵。蒋部追剿两年，部份神兵逃至务川县猫门，被恶霸申尚斌收容，助其为恶。民国二十一年，蒋部续剿，申尚斌被蒋属团长傅恒忠捕杀，剩余神兵逃至德江县细沙溪土豪曾昭贵处，曾昭贵借驻防部队，软硬兼施瓦解神兵，自此神兵组织渐消匿。 （陈其治） （注：因原文为回忆性史料，扩写时保留历史叙述逻辑与细节，补充场景、心理等描写，还原时代氛围 。 ） 德江沙溪、黄坝的神兵运动 德江县文新区的黄坝乡，是德江北面伸入务川县大山区的一个边远乡。这个乡的居民与务属人民历来友好结，历史上凡发生重大事件，他们都互相支援。 1932年，务属荆竹乡大坝村小竹园张羽规为首起神兵，在雁家坡大洞里设神坛练兵，反抗当时贵州军阀政府苛派军工粮款，黄坝的人民深受感动。黄坝距大坝仅十五公里，中间有山舟坝、沙子溪、龙洞坪、定塘沟等村寨，由于互通婚姻及赶场来往接触关系，不论那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是联通的。大坝神兵第一次去稳坪突袭黎纲得胜，黄坝的群众就跟大坝一样闹起神兵来了。因为这支神兵的神坛是设在庙坝五神庙内，外地人称为庙坝神兵。庙坝神兵曾配合大坝神兵第二次去稳坪打黎纲，他们从大坝出发，星夜兼程，经肖家坝、李家湾、大石板、汪家坝，黄家堡、梅林寺、石桥、安家宅、香树园、在新坑坝宿营；第二天由新坑坝出发，经清茶坝，上火炮顶，下平岭坝，到达稳坪。刚下平岭坝就与黎纲部队接战，张羽规被黎纲的兵包围活捉，刀砍不进，枪打不死，敌人是用杆子刀从肛门捅进去捅死的。黎纲的兵被神兵杀死不少，有个冉营长也被神兵宰了。这一仗回来，庙坝神兵愈闹愈有劲。曾与驻务川的蒋三师（蒋丕绪部傅恒中）和驻德江的张团长（史肇周部团长张明修）打了好几次仗。 庙坝神兵，是覃坝村覃茂武、覃茂斌，覃茂富和务属申家湾覃耀富等率先闹起来的。有一天，他们四人在老虎口山林边解枋板，中午太阳大，躺在树荫下草地上歇凉，先感觉手脚发麻，后来浑身抖颤，说是神灵附体，用木匠斧头砍肚皮、皮肉不伤，他们就去覃庙对门庙坝五神庙内设神坛练神兵。覃茂武称“玉皇大帝”，覃茂斌称“黑神天子”，覃茂富称“王灵官”，覃耀富称“水府三官”。附近龙坝、黄坝，申家湾、万山、滥坭塘等村，德务两属的群众都纷纷前去参练神兵，凡年满十二岁的都练得起神，称“鸿钧道人”的就是刚满十二岁的覃xx，人们称他是神童。当时神兵确实神气，用杆子（梭镖）抵腰劲，皮无伤而刀却抵弯了。参加练神兵的越闹越多，用酸汤杆（草药名虎杖）汁水染黄布，缝成晒席宽大的旗帜，称为神旗。神旗上大书特书“玉皇大帝”四字，竖在五神庙前迎风招展，神兵们就在神旗下练武，齐声喊出“大风吹来团团转，小风吹来一展平……”“杀掉狗官，打进长安”“改朝换国、安帮定国！”等口号。 庙坝神兵配合大坝神兵远征稳坪打黎纲归来，声势闹大了，“玉皇大帝”就下令叫覃坝寨上覃直之当“神兵军师”。覃直之又名覃辉培，他父亲是满清时候的捐功秀才，家里有两三百挑谷子的田产，覃直之在贵阳读书时，家里供给不上，是姓覃的族众集资帮助把书读出来的。因此，“玉皇大帝”要他当军师，他就不推辞。 大坝神兵第二次打黎纲回来，不久又去打务川县城，遭到驻务川的蒋三师（蒋丕绪）抵抗，神兵在河里淹死的多，务川南二区区长陈元春的妹弟也淹死了。蒋三师追击神兵来到大坝，想扑灭神兵，陈元春调庙坝的神兵去支援大坝神兵抗击蒋三师，“玉皇大帝”主张三天后再去，陈元春急于要去，去到大坝神降不来，吃了败仗。蒋三师心毒手狠，放火烧毁大坝的庙当门，小竹园（又名荒田）两个寨子，才退回务川城。庙坝神兵又联络各地神兵去打蒋三师，将蒋三师打跑了。长安坝神坛“张四姐”（名王彩云）约庙坝神兵和长安坝神兵一起去打德江，“张四姐”神通广大，手执一张花帕子，称为“包天罗帕”，舞动“包天罗帕”可以封枪。去打德江时，神兵分阴兵和阳兵两种，降得起神的为阴兵，降不来神的称阳兵。不论是阴兵还是阳兵，都服从“玉皇大帝”调度。到了德江，见穿军装的兵就杀，见军队的鸡冠旗就砍，杀死驻德江城的张团长的兵很多，张团长的兵退进万寿宫，神兵包围万寿宫，敌兵在围墙内朝围墙外乱摔手榴弹，神兵一点也不害怕。，说也奇怪，摔出来的手榴弹一颗也没爆炸。神兵杨章华头上受了伤，“玉皇大帝”喷些神水在他头上，没用其他药，就好了。神兵将张团长打跑了，县长也被吓跑了，“玉皇大帝”封梅天休当县长。 神兵是有纪律的，参加神兵的人首先就要在神坛前拈香盟誓：“不贪色，不贪利、倘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也落地。”务属石朝乡杉板村滥坭塘有个名叫黄彪的，原先拖匪，在德务边境抢劫，抢过雁山，抢过客商，后来参加曾昭贵的队伍当过连长。因滥坭塘与黄坝邻境，他见黄坝神兵闹起势了，就来投神兵。他为人凶暴残忍，蛮不讲理，去打德江城时，他发出“谁要不去，回来将他全家诛灭”的大言裹胁了一些不是神兵的人跟着去，在去打德江期间，神兵不想钱财，黄彪则掳掠钱财。他又与女将“x仙姑”勾勾搭搭干暧昧事，违犯神坛纪律，回来后，被神兵将他二人宰了。 石梁坝曾昭贵是蒋三师第八团团长，人称他为曾八团。他的部队打渭洲，打细沙溪区长李俊（当时德江西一区区署设沙溪），打沿河官州冉乡长，都出名。他的队伍在大河边被另一支军阀部队打垮后，就来黄坝假投神兵，窥探神兵虚实，企图招神兵去补充他的兵员，其阴谋被“玉皇大帝”识透，要砍掉他，他就打夜工跑掉了。他回去向蒋三师告密，蒋三师亲率部队来黄坝打神兵，他们辱骂神兵是神匪，诬蔑这个地方是“火毒递师”，只有动火烧，才能平服，纵火烧毁覃坝、黄坝、人坝、三层岩四大寨的民房，覃坝人坝两寨全被烧光，黄坝仅剩两家天主教徒黄宏轩、黄宏德的房屋未被烧。 以后，军阀政府到处捉“神匪”，庙坝的神兵就偃旗息鼓了。 国民党区长高登云谈神兵 一、德江神兵初起：稳坪点燃星火 德江神兵的故事，最早从稳坪燃起。稳坪神兵率先向黎纲势力发难，交锋中，不仅缴获其大烟与大洋，还击毙营长冉伯祥，打得黎纲败退，一路逃向沿河 。 稳坪神兵首领张羽耀，从务川请来大佛主张羽勋助力对抗黎纲后，全县掀起设坛练神兵的风潮。不过几日，木朗溪涌现 “七仙姑”、茅岭诞生 “杨令婆”、野牛坝冒出 “齐天大圣” 等神将，稳坪下四房一带，顺理成章成为神兵的坚实根据地，神兵势力如藤蔓般，在德江大地迅速蔓延 。 二、神兵与官府的博弈：高登云上任 （一）局势棘手，临危受命 神兵起事，剑指区乡团长与土豪劣绅。当时稳坪属德江第八区，区长张宇安成了神兵 “眼中钉”，被指名诛杀。张宇安暗地进城，请求县长调兵剿办，可县长深知黎纲大部队刚在稳坪折戟，县里兵力单薄，剿办之事，实在难办 。 神兵喊出 “抗丁、抗粮、抗捐” 口号，追随者日增，区乡团长们纷纷叫嚷 “神兵不好招呼”。各地神兵涌入县城，县长无力治理。恰逢高登云，身为同善社交际、四排恩职（天恩 ），还做生漆生意，常与王少垓往来。一日，高登云到王少垓家，撞见新任县长罗雨生和驻军营长曾昭贵，正为稳坪神兵的事犯难。高登云顺口一句 “神兵是一股魔风，有什么招呼不住？！”，罗雨生听后，当下决定委他去当第八区区长，让其治理稳坪神兵 。 高登云胆子大，应下这事儿。罗雨生让书记写好委任信，次日，高登云便独身前往稳坪 。 （二）凭借亲缘，初定局面 高登云敢一人赴稳坪，因母亲姓张，外祖父住稳坪下四房，而神兵首领张羽耀，是他姑表弟兄。借着这层亲缘，他直接找张羽耀会面，表明来意：“我来主管区里公事，当你们神兵的区长，你们支持不？” 说着，掏出委任信。张羽耀爽快回应：“你来当区长，我们供你招呼。” 随后，安排他在尧先二爷（张尧先 ）家食宿 。 因神兵愿听高登云调遣，他很快把神兵和乡团长捏合到一块，本以为局面渐稳，没成想，罗雨生暗中谋划进攻稳坪神兵，打算从牛渡滩、水桶口、剑石坡三路进兵，次日拂晓在稳坪汇合 。 三、化解兵祸：周旋与调停 （一）获知险情，紧急交涉 稳坪神兵侦察到罗雨生的计划，全集中到稳坪街上凉厅商议对策，还派四个神兵通知高登云参会。当时高登云正要吃早饭，饭都没让吃，就被催去凉厅。到了才知，原区长张宇安和几个乡团长也在，张宇安告知：“明天县里要分三路攻稳坪，咋办？” 高登云应下进城交涉，让众人筹钱，还说 “制止不住，就通知你们躲避” 。 众人凑了二十块大洋，高登云带着连夜进城，直奔县衙见罗雨生，质问：“你委我招呼神兵当区长，暗地又派兵打，咋不让我知道？” 又故意虚张声势：“稳坪神兵知晓计划了，四路口子都守着，你们去打要吃亏。” 罗雨生问计，高登云让召曾昭贵来商量 。 曾昭贵到后，高登云硬着头皮说：“你听我的，我给二十块大洋当茶金，你不进攻，神兵就不进城，城里能安宁。我保证去稳坪筹饷，按期送进城供你们用，免得失兵损将。” 曾昭贵答应，随即通知各路停止进军，一场兵祸暂息 。 高登云回稳坪，把情况告知神兵，自此，神兵更信他、听他招呼 。 四、神兵进城：冲突与反复 （一）首次围城，中计撤退 没过多久，各地神兵联合进城，两千多人把曾昭贵部队围在城区两级小学，一围就是三天。后来曾昭贵突围，冲杀中打死些神兵，双方各自撤退。原来，这是县长罗雨生和保卫团副监敖云堂的诡计，故意调神兵进城 “操练”，想让神兵和曾昭贵两败俱伤，好一网打尽 。 （二）二次进城，调停得安 约一个月后，神兵第二次进城。此次因凤冈史肇周派张明修率兵一营来德江，想笼络神兵。张明修先去稳坪找张羽耀，认家族、结弟兄，还到枫香坝张氏宗祠朝见，妄图收买神兵攻打思南县。正巧沙溪 “玉皇大帝”“何仙姑” 也到德江，几方神兵汇聚，突袭张明修团部，杀七人、捆押十一人 。 罗雨生见势不妙，又找高登云调停。张羽耀听高登云的，放了被捆押的兵，高登云还劝走张羽耀、送走张明修，县城才又恢复平静 。 五、神兵掌权与后续：兴衰波折 （一）神兵委官，劝离得安 大概又过一个多月，几千神兵再进城，城内百姓逃得一空。神兵选梅天休当县长，给他穿特制黄袍，前呼后拥迎进县政府，在大堂登位，几千神兵入衙参拜，恭贺禄位高升。梅天休承诺 “虔诚为神兵办事”，名气就此传开。最终，还是靠高登云做工作，劝走神兵，县城才回归往日秩序 。 （二）镇压与转向：投身红军 罗雨生扑灭神兵之心不死，瞒着高登云，暗地调兵偷袭枫香坝祠堂里的神兵，打死不少人。稳坪神兵被镇压，张羽耀、张羽让、张金殿带部分神兵躲避，后来直奔岩上枫香溪找红三军。张金殿当上副司令，张羽耀、张羽让做了团长 。 沿河谢家湾有山羊洞，地主们听闻红军来，躲进洞内。张羽耀带一百多人配合红军攻洞，洞内有滚木擂石，神兵攻正面，红军打两侧，成功攻破，缴获若干箱大洋、大烟和皮衣。之后红军派他们去新滩，遭茅岭杨承禹率乡团偷袭，张羽让、张金殿牺牲，还赔上一个老红军性命。红军大部队撤离后，张羽耀留下保卫根据地当团长，后在梵净山被廖怀忠部队抓住，在酉阳、沿河等县监狱关了几年，最终归来 。 六、神兵 “神性” 揭秘与人魔之辨 神兵本是人，并非真神。稳坪亮团时，有个叫 “齐天大圣” 的神将，自称 “怀远将军” 后代，同路神兵称他 “添耕祖”。他在稳坪场端碗水，让身旁人望太阳，众人盯着太阳目不转睛，他喝口水朝天喷，称 “天仙下凡”，众人见水珠似星星、现彩虹，就信了他是神。王少垓表示不信，被 “齐天大圣” 发现，大喝一声，吓得王少垓浑身发抖，不敢再乱说话 。 高登云能招呼神兵，因他是 “天恩”，懂分辨人魔的理论，神兵信神，他与之交谈话语投机，便获信任。比如 “玉皇大帝” 进城打张明修时，有广西客商姓陈，住刘治隆家，做参、茸、燕、桂等贵重药材生意，神兵在柏杨嘴见他挑药担子，说他是魔，抓去要砍。高登云得知后，赶紧找 “玉皇大帝”，让其刀下留人，解释姓陈的是好人不是魔，救了他性命，日后姓陈的对高登云感恩不已 。 神兵安明相的回忆 神兵，起于务川大坝，传到长安坝。打黎纲时，张羽耀、张羽让们去长安坝把神兵接来稳坪。 当时稳坪是德江北区（又称第八区），张宇安当区长。过往稳坪的军队，这批去了那批来，都缠着区长要粮要款，老百姓负担特别重。下四房坑里神兵起事，在稳坪打了黎纲之后，声名大震。接着稳坪四境到处闹神兵，芋岭杨胜岚，野牛坝张羽进、深溪梁纯权、方家山，国家寨，中溪西有人闹神兵。凡是闹神兵的村寨，区公所就不敢派他们的款，纵然派，他们也拒不交纳。板桶水属六保（闾），安明文当保董，六保的地面很宽，东面管过新滩河东，面管至三角塘。有两次被派款很重，第一次是100块洋钱，一石米，第二次是50块洋钱，8斗米。老百姓出不起，区公所又紧逼硬要，安明文无法交差，就去茅都接神将“令公”杨秀岚、“令婆”杨秀安来板桶水建坛，组织神兵。当时当神将的有下列人员： 英烈侯：安明文 左将军：安天观 右将军：安天栋 统兵元帅：安明武（统阴兵）安高鹏（统阳兵） 玉皇大帝：安海清 先天玉皇：安国民 观音佛主：安明相 大观音：安明清 二观音：安天灿 神坛建立后，用白土布镶成晒席宽那么大幢旗帜，加耗子染成黄色，由神将用茅草笔写上“英烈侯”三字，称为神，竖立在神坛外面。黄色神旗迎风招展，招引热血青年入坛当神兵。神兵们白天办庄稼，晚上跳神、练刀。练刀喊为砍凡体，有神附体则砍不进，杀不进，不诚心诚意，神不附体，就砍得进，杀得进。 板桶水神兵起来后，区公所再也不来催款了。新滩有个外来老板叫刘炳钩，他有一帮米，是四只船载每船400条口袋，共有1600口袋，码在新滩，等船转运。他听说何团长和黎纲要来抢他这帮粮食，就请神兵去替他保粮，何团长，黎纲都没敢来抢。 神兵去打思南时，板桶水神兵走至海溪沟前面葡萄岩，听说牛渡滩的神兵吃败仗，就撤回来了。 打思南回来后，当时军阀政府调部队要扑灭神兵，何团长素德江，虎视耽耽。印江县冉家坡人冉少波，原来是蒋丕绪部下的营长，原驻紫务川，红军路过务川时宣传红军的主张，他内心信服，就脱离蒋三师，想投红军。他带着勤务兵陈云伍来到板桶水，找安明文联系，在这里参加了神兵。 神兵驻紮在枫香坝张氏宗祠内，何团长（何应林）派的龚营长带兵夜袭枫香坝，将神兵包围在祠堂内。神兵力死战，板桶水神兵有安明堂、安维观牺牲，方家山、野牛坝两支神兵也有人牺牲。冉少波和陈云伍由张氏宗祠上突围，带着安明清、安正龙，安明武、安国伍、安月青过河（乌江）去找红军。在刀坝找到红军，向红军说明兵要求参加红军。贺龙将军表示欢迎，发给他们20两烟，20块洋钱，叫他们回来接神兵。板桶水神兵去参加红军的人计有： 英烈侯 安明文（安质彬） 统兵元帅 安明武 观香佛主 安明相 神 兵 安正龙 安明槐 安明棫 安明高 （安鸣皋） 安明元 安明贵 安明友 付显明 安明全 高阡神兵参加红军的有：安维轩、安维海、安维道、安维举、杨先寿、朱xx、安明庭等。 神兵去到枫香溪，贺龙军长在枫香溪召开大会，任命冉少波为纵队师师长，张金殿为副师长。纵队师下辖两个支队一个团： 一支队长安明文 二支队长张亚新、胡少清 神兵团长张羽让在枫香溪的联欢会上，安明清表演翻牛角叉，刘再佳表演砍凡体，称蛮山大将，用梭镖抵腰劲，翻檬子棒等绝技。会后，这支神兵驻扎白石溪。贺龙军长在晚井鼓励这支神兵中的小青年说，“大家好好干，以后要打土豪，分田地、分房屋”。 冉少波和上坝龙塘覃家（覃礼琨）有隔阂，当地余小礼是覃家的女婿，在杨井坪设埋伏截红军的军饷（20两洋烟，20块光洋），我们和余小礼打过一仗，又去长堡团防局打姜兴尧部。 神兵参加红军后，在练兵中，原参加过军阀部队的个别人不受约束，多次违犯红军纪律，受到严惩。木叶水竹角张金龙，板桶水安明全都是因此被处决的。张金富处决于大龙场，安明全处决于火烧桥。 神兵团奉命到新滩、茅岭、木朗溪一带扩红、打给养、茅岭杨胜亮、杨承禹，木朗溪陈昌吉（浑名王光光），西流水简祖衡（玉贵）等齐团截杀神兵团，稳坪场神兵田贵在老鹰石被团丁用獠刀砍死，红军政委徐承鹏在新滩河边狮子石前被楠木园刘光荣（浑名黄牯）用船上的纤藤烧裤裆而烧活活死。神兵团长张羽让落水，被抓上船舷砍了头。副师长张金殿与新滩人有亲戚关系，先被拉来拉去，最后亦被杀死。 新滩受挫后，张羽耀代理神兵团团长，在南腰界打冉家祠堂，冉瑞廷之子冉崇侯和他的女儿用土砖垒贴祠堂周围，枪炮打不进。最后是挑选神兵组成敢死队冲进去的。几十个敢死队员，只有王家山冉崇珍负伤。神兵在木黄与柏辉章、黎纲、曹师长诸队伍都打过仗。 红军在松桃甘龙口背面石梁地方迎接肖克军长，吴炳炎师长带着我们去的红军主力转移湘西，王光泽当我们师师长，将部队开进梵净山，驻扎护国寺。安明廷任前站副官，负责打房地，是在梵净山被打垮回来的。我是特务队的班长，后又当副排长，部队在梵净山被打垮，与部队失去联络，就回家了。 潮砥区神兵运动概述 在黔东大地的岁月长河里，潮砥区神兵的故事，如一段带着烟火与硝烟的特殊记忆，在历史褶皱中静静铺陈。 潮砥区，曾有三座影响深远的神坛。大寺顶神坛，佛主张仕英坐镇；龙桥洞神坛，佛主毛万富主事；野马阡神坛，佛主简泽安把关。神坛如磁石，短短时间内，分坛便如星子散落村村寨寨，神兵力量疯狂生长。参与神兵的，多是本村本寨男女老少，偶尔邻寨也会共设神坛，抱团取暖。 神兵内部，层级分明。神将名目繁多，佛主、统兵元帅，薛仁贵、八郎弟兄等传说人物“下凡”，何仙姑、七仙姑等神话角色“助阵”，给队伍蒙上神秘面纱。日常里，神兵白天务农，维持生计，夜晚则聚于神坛“练武降神” 。练武场边，观者如堵，热闹非凡，常常通宵达旦，众人废寝忘食。一旦村寨遇侵扰，本村或邻寨神兵便合力出击，他们为的是对抗拉兵派款、抗捐抗粮，守护自家利益，在乱世中挣得一丝生存空间。 潮砥区神兵，根在稳坪。1933年到1934年春，是其发展高潮，而后渐入尾声。恰在此时，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抵达枫香溪，印江冉家坡神将冉少波率部投奔，被收编为神兵团，不少神兵也直接加入红军或游击队。红三军撤离前，对神兵团改编，这批力量随主力转战湘鄂西，踏上长征路。德江老红军杨光学，原是杨河乡老寨神坛八郎弟兄，在枫香溪参军，为革命立功，受百姓敬重，成为神兵投身革命的生动注脚。 红三军离开黔东后，袁成开、杨光华带着红军游击队坚守，重新组织神兵，枫香溪张宗生还打造马刀支援。可形势严峻，神兵活动转为秘密。1935年四月初二，袁成开在杨河蔡家祠被沿河反动民团团首张羽昌杀害，神兵组织随之消散，一段抗争史暂告段落。 潮砥区神兵，曾有三次大规模战斗。1933年冬，长堡、楠木神坛联手大寺顶神坛攻打印江，行至袁场与印江交界处，遭姜兴尧连队伏击，无奈撤回；1934年二月，印江堰塘、大田神兵被李小英部队袭击，德江野马阡、带子、水吞牛等地神坛集千余神兵支援，他们身系棕绳为记，日夜赶路奔赴堰塘，虽浴血奋战，终因武器悬殊败退，水吞牛神兵王朝明脚板中弹致残，伤痛成了战斗的印记；1934年三月，潮砥、稳坪神兵联合，数千人兵分数路攻印江城，喊着“打下印江，去占长沙”的口号，傍晚抵城。驻守的宋华轩部队，初闻神兵“封枪”传说，临阵又听“打不进，杀不进” 呐喊，见神兵舍命猛冲，便藏于暗处，待其逼近再开枪。神兵以大刀、长矛对抗步枪、机关枪，仍前赴后继，一批倒下一批又上，坚持到天明，终因武器差距惨败。 回望神兵兴衰，武器原始是硬伤，更关键的是组织松散、训练缺失，靠降神迷信提振士气。时隔半世纪，当年幸存老人仍将失败归为“没降来神” ，这是历史局限下的认知偏见，却也折射出他们在苦难中对力量的迷茫渴望。 潮砥区神兵的故事，是乱世中百姓求生存、谋抗争的缩影，带着热血与悲壮，在历史书页里，诉说着过去的挣扎与奋进，供后人品味那段复杂的岁月。 鹿井神兵三次进攻印江县城 在印江西北，有一片毗邻沿河、德江两县的高山地区，名为鹿井。这里荒山遍布，耕地稀缺，收成微薄，居民们大多过着缺吃少穿的艰苦日子，每逢灾年，逃荒便成了常态。 1933年，大旱肆虐，鹿井颗粒无收，可县里催粮逼款的差役，依旧三天两头登门骚扰。鹿井百姓对官差避之不及，年富力强者纷纷逃离家乡另谋出路。有人逃往四川，在酉阳龙潭镇遇见一位画符水治病的江湖医生，听闻其宣称“喝了神水，有神护体，不怕刀枪，不怕官差” 。于是，众人将这位晏姓医生接回鹿井，安置在天子坪巨户李伯昌家，拜其为师学艺。晏医生到鹿井后，设神坛、广收徒，画符炼水，入坛者日益增多。鹿井山梁子的上、中、下三个大村寨，各设神坛，分别由宁国学（上鹿井 ）、李天保（中鹿井 ）、刘代禄（下鹿井 ）统领信众，晏医生自称祖师，节制各坛。各坛需炼七七四十九天符水，期满便“撑官”，先撵催粮逼税的官差，再逐县城县官，口号是“炼好符水，赶走官差，过太平日子” 。 炼满四十九天，神兵宣布限催粮、逼款、办案的官差一个时辰内出境。差头覃树凡贪财舞弊拖延，被神坛关押，后经干亲家担保释放。覃树凡连夜回县城报信，县长宦泽民震怒，与驻军旅长周继尧连夜谋划应对。周旅本欲撤离，经宦泽民恳请，答应暂留。宦泽民紧急通知各署科停办公、准备撤退，县城顿时风声鹤唳，官绅惶惶。县公署派侦察，周旅布阵，可神兵未立即进城。 鹿井神兵定腊月十八日破城，贴告示“良善百姓勿怕，神兵只杀官差恶人” 。腊月十六日印江赶场，人迹寥寥，驻军欲撤，周继尧坐骑备鞍拴在城墙柳树，警卫森严，县公署官员因传神兵专杀东洋头，争相剃光头，百姓也忙着剪发。 十八日天未亮，百姓便搬家下乡，县公署人员、驻军皆撤出，县城一片萧索。午后一时，神兵从大石墩前转堡扑城，周继尧派轻装营伏于西门坝田坎，主力守南门桥，拟不敌则撤往思南。神兵进至转堡坡脚，分路奔袭西门坝，先头部队举巨旗、一步一拜，见敌即呼啸“杀” ，猛扑进城。周继尧急派一连士兵迎击，神兵舞刀叉、勇猛冲锋，官军胆怯逃窜。神兵大队续进，杀声震天，周继尧调预备队火力反冲，神兵以肉体抗枪弹，难支而退。过河后分散爬坡，官军凭河坎射击，转鞍道尸骸枕藉，周继尧收兵割取田坝死尸首级。 首次受挫后，晏祖师外出搬兵，总坛由宁国学主持，鹿井青壮年集中上鹿井操练，立誓报仇，还添置弩炮、火药枪、将军炮，严守要隘。甲戌年元宵节后，晏祖师从务川搬来8名武艺高强的“神将”，神兵精神大振，加紧操练、制备弹药。 正月二十二日夜，神兵再出动，消息传至县城，十三日晨城郊百姓扶老携幼往南乡躲避，城内慌乱，宦泽民令全体撤出，周继尧派哨兵守大石墩、架便桥备撤，还将一营兵力布于西门坝。下午一时，大石墩哨兵鸣枪三响，西门坝官军匍匐田坎或隐身草垛埋伏。神兵进至大石墩、阁老寨，分三路奔西门坝，坝上会合后，挥刀叉呼喊“打不进，杀不进” 冲锋。前锋神兵砍伤数敌，官军放排枪，数名神兵倒地，桑林官军冲散神兵后队，前锋中弹退入山沟。城墙脚官军反攻，神兵边战边退，因军械差，至大石墩枪械难响，仍奋勇拼杀，伤亡惨重，年长者、妇幼也遭难，西门坝百姓房屋几近烧光，尸骸中妇女居多，持菜刀、梭镖，女神兵因怕剪刀断草符，喊“杀”入阵。 三次攻城受挫，神兵撤离家乡，聚于德江、沿河交界操练，欲再攻印江。此时周继尧派黎纲继任，接防的黔军部队听闻神兵搬兵报仇，黎纲布阵，以大部兵力守中坝，调侯之担团丁协防，派侦察兵巡逻。三月初十日，神兵攻印江，十一日正午与黎纲中坝部队遭遇，冲杀未分胜负，黎纲派精锐与侯部包抄，神兵不支撤退。黎纲部搜捕鹿井山区，几乎踏遍地域，神兵无家可归，只能游击。直至红三军到沙子坡，宁国学才率神兵投奔红军，这段抗争与辗转的故事，就此融入革命洪流 。 袁廷礼组织渡滩闹神兵的回忆 民国年间，贵州大地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毛光翔、犹国才、王家烈之流为争统治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的部队所到之处，随意委任县官，只为大肆搜刮兵、工、粮、饷。地方官像无根浮萍，随着军阀部队的进退频繁更替，区乡保长们则趁机浑水摸鱼、大发横财。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惨遭荼毒，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即便如此，仍有胆壮志坚的青年，决心奋起反抗这黑暗世道。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牛渡滩归属德江县东区。时任区长张xx，贪污舞弊行径恶劣至极，把百姓的血汗视作囊中之物。部分正义青年联名向县公署控告，满心期待能讨回公道，谁料县公署全然不顾百姓疾苦，不仅对控告坐视不理，反倒要捉拿控告者。我身为参与控告的一员，在家已无容身之地，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逃避。 这时，听闻宛（稳）坪一带闹神兵，他们勇猛无畏，把黎纲的部队打得丢盔弃甲，还喊出“神兵杀尽天下无敌，要去坐长沙”的豪迈口号。10月22日，我奔赴稳坪坨底，投奔神将张金殿，在他那儿参坛学法练神。经过一月苦练，“神”降于我身，自此肉身似有“神力”，砍不进、杀不进，还能翻铁叉，更习得画“神水”之法，被封为“佛主”。 带着这份“神力”与使命，我回到晨溪干田设神坛、练神兵。不到一个月，便集结起一百多神兵。神坛招募神兵，有着严格仪式：先砍香盟誓，誓词掷地有声——“不贪色，不贪利，如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 。砍香后，众人饮神水。神水的制作，需“佛主”降神后，以水桶贮水，右手握香点燃，朝水桶画紫微讳和井字讳（漤、畀 ），边画边念咒语：“玉皇大帝，观音佛主，令公令婆，尼山老母，大显威灵。” 神兵饮下神水，齐齐朝神坛跪拜，同声念诵神明名号，而后高喊佛号与祈福之语。待“神降临”，神兵自喊“起”，起身时周身麻木颤抖，接着以马刀自砍胸脯、肚皮、手腕，演练“神力” 。演练完毕，拍胸膛三掌“回神”，整套仪式才算完成。 我们神坛也立下铁规：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不许践踏群众庄稼，三不调戏妇女，四是借东西必还。对外，喊出“打倒军阀、贪官、恶霸、土豪！杀尽天下无敌手！我们要去坐长沙！”的激昂口号，誓要扫尽世间不公。 神兵队伍里，有神将名目，像玉皇大帝、佛主、尼山老母等，皆由降神后“自报”而来。武器是大刀、铁叉、梭标、马刀这类冷兵器，标帜是宽如晒垫的正方形黄旗，旗上大书神将名号，神兵则在腰部拴红布带为标识。练兵时各自解决口粮，外出作战由当地供给给养。 当年腊月初七日（1934年1月21日 ），晨溪干田神兵奔赴思南英武溪大树子，与军阀车鸣镳的部队交锋。神兵们以刀叉对枪械，展开惨烈拼杀，毙敌百人左右，可我坛神将“杨八郎”袁廷智、“杨大郎”袁廷信、“杨六郎”袁朝礼，在血战中英勇捐躯——袁朝礼是我亲叔，廷智、廷信是同胞兄弟，痛失亲人战友，我肝肠寸断。第三天，“老佛主”张金殿联合各地神兵再攻思南，在英武溪大树子二次战斗。敌军持洋枪、经正规训练，神兵多是临时汇合的农民，神将也缺指挥经验，虽凭勇猛死战，终因实力悬殊战败。 此战之后，县区乡间（保 ）地方官污蔑神兵为“神匪”，四处搜捕残害。所幸，时隔三月，贺龙将军率红三军抵达岩上枫香溪，领导农民打土豪。我神兵老佛主张金殿、张羽让投身红军，当上干部后，来信委任我为游击中队长。可我因料理安葬在大树子牺牲的胞叔与胞兄弟，错失良机，没能跟上队伍。为躲军阀捉拿，我四处逃亡，直至德江县长钱文蔚发布“凡是神兵入红三军的，一律不许既往”的布告，才敢归家务农，重拾平淡生活。 （按：袁廷礼老人现年74岁，这篇资料是文史办特约他撰写，结合其此前两份申请书综合整理而成 。——编者 ） 神兵活动威慑当局 德江神兵四起，大大震撼军阀执政当局，他们诬蔑神兵为“神匪”，怕死者弃职外逃，顽固者飞文呈报，区报县，县报省，惶惑不已。从旧政档案中摘刊有关神兵活动资料十三篇，以资佐证。 （一）杨西堂 吴景唐向县长报告 ……窃职宦家乡因去岁天灾流行，“神匪”发生，打倒乡闾，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幸而大军压境，剿办“神匪”，按地清乡，蒋部派队由乌家乡出发，至流渡滩乡，沿乡勒索清乡费，军无纪律，烧杀淫掳，所过为墟。职以地处偏隅、民间贫苦，安能遭此蹂躏。随举代表前往流渡乡向军队接洽，交涉清乡费壹佰伍拾元，有据礼凭。具肃清“神将”结。军队不能到地，以免招祸，送礼犒赏一切费用去洋叁拾元。其实，名虽投诚，神将实强，不敢摊民间。兼之时间迫促，一时难筹，不得也由职三人以私人名义向外挪借，每月每元认息洋一角以救眉急，俟平静后，呈报政府向民间摊派归还。…… 区长 杨西堂 助理 吴景唐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 日 （二）杨昌选 曾吉安给县长的报告 事由：兹为“神匪”首魁申毛狮（申尚斌）于昌选区内蹂躏已非一日，复于本年十月十一日，区民陈宪忠家被抢，弟媳喜培，该匪遂觊觎伊家贺客礼仪丰盛，率队前往劫掳罄尽。逃回报，即飞令调曾副区长吉安防堵要隘，以便截击。复派丁于各地侦查踪迹，以便调练进剿。该匪于十二日至深溪沟，十三日至南超坝，十四日到达杉树坝，被吉安率民练阻住去路，不能前进；遂乘潜潜逃至蒋家坪一带，恣行掳抢，复被吉安率练追击，联合务邑乡长王美喜首先扼其要路，然后重兵猛攻，击毙“贼匪”数人，该“匪”遂不敢冲锋，退入民舍，以为负隅之计。民练遂纵火焚舍，“贼”遂逃出。安即大呼各路前进，发枪枪击，敢战士有提刀杀入敌阵者，遂大溃“贼众”。此役赖钧长之威德，民丁用命，共击毙“匪徒”二十余人，烧死二人，活捉二人即于五龙口场枪决。“匪首”申毛狮率丁十余人突围逃去，随派丁于各处侦“匪”行踪。民丁负伤三人，其一人重伤，死生未卜，均在调治。战后，查民练提得单支枪三支，刀矛三十余件，被条三床。务邑王乡长提夹板枪一支，被条一床。 以上各情，理合报告。 德江县县长 台前 仰祈鉴核施行 第六区区长 杨昌选 副区长 曾吉安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于第六区区公所 （三）黎志诚给县长的报告 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事由：窃职二区，地当“共匪”游击队不时出现，搕抢滋扰，兼天旸饥馑xx之秋，每次筹缴正款及应付杂用款项，几致束手无策，艰窘万分。前次 钧长拨与宋旅（宋华轩）部丁粮款及烟罚金，前九月六日宋旅部派喻副官（喻德修）来区调查“共匪”情形……，黎监印次子黎少成前随吴指挥（吴济民）至袁（场）至印（江）剿“共”转家，……十二日，三区被“共匪”抢劫，唐、宋、喻副官等寅夜渡河至何！ 职家道难撑，才力薄弱，叩恳钧长俯准辞职，另委贤能接替办理，以免遗误要公，则职不胜沾感之至。 谨呈 县长 喻德修 第二区区长黎志诚（印） （四）蔡瓒给县长的报告 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古历九月十九日 事由：窃职等自奉 一、钧长委令维持区务以来，矢勤矢慎，未敢少懈。现区僻处东隅，毗邻沿印，时与共党接触。于此七月十九日卯刻，又遭印江支队游击队长宋兴华、罗克刚统率党徒二百余人突来米溪乡掳抢。职等当率常练队与民练前去鏖战二小时，获胜，攻退，上岩而去。晨刻，沿属游击队长余学礼及职区下坪乡队长杨昌波率领党徒三百余人复来剪滩乡掳抢，职等复战三小时，将党攻退原穴。下坪乡抢去该乡民众十余家而去，该党将该乡民练黎华老一名阵亡。该党神出鬼没，时来抢夺民众。职区土溪、下坪两乡附和杨昌波者甚众，危险万端。又遭干旱，全区颗粒无收，民众恐慌。恳请 钧长设法营救，以维现状。 二、职区每次攻共，实力薄弱，值此糜烂极顶之际，非劝区内富户量力购买快枪，不足以资镇慑。拟请 钧长命令采买，以维治安。 三、（略） 四、今日印江驻军开一营与民练约三百余人，于午后抵袁家弯攻共，合并报告。 所有报告各缘由，理合呈请 钧长查核，分别令遵 谨呈 德江县县长 第三区区长 蔡 瓒 助理员 张云虎 （五）冉行标给县长的报告 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冬月十二日 于第三区公所 事由：窃职区有张鸿歧、杨昌波、张中（宗）国、冉老七、熊兴仁及沿属傩佛主（熊再盛）等，自去年盲学神民反对政府以来，直到今年上春刚被大军解决，继又附入“赤匪”勾结抢杀，危害善良无算。近被大军将“赤匪”大队扑灭，该“匪”等又以“三期普渡、阴阳两利”神坛名义盘踞土溪乡杨家山、平洞，以“赤匪”之余逆云城开（袁成开）主持，每日藉神诵经搔扰，向邻捕杀区乡长。今日午前杨期天，率党百余人，每人肩负小黄旗两张。各带武器前来长堡捕杀，张贴布告。职亲赴长堡与蔡瓒、姜兴文等组织地方秩序，拟约十三日开区务会议，该党见其未动，乘时前来攻击。当姜昭春闻知，调集团队前来补助，与职等所带之常练队将党胁退，未遂枪杀。此种党徒，曾经迭报在案，若不报请 钧长设法解决，将来东岸八乡蔓草难图，不知伊于胡底。理合飞报，钧长作主维持，令遵。 呈 县长 喻德修 附呈神兵布告二张（缺） 第三区区长冉行标（印） （六）覃端辅给县长的报告 河西江防队呈请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废历十一月十八日夜 于第三区河西江防队呈 事由：窃职案于废历十一月十七日捧读区长冉行标送来国历十二月十五日 钧长命令开：“查‘共匪’朱毛已窜入静境之老鸹庙也，仰该区长火速派民工于河西各渡口挖掘战壕工事，限一星期筑成，违则枪决不贷。”等因。奉此，查此令系联名饬办，计该即日已将逾限，事关防共，未敢宕延，即转令晨溪乡务于二十日工作，得民工十八人，每名食米二碗，薪金二百文，各同照工筹发给。惟白果乡长文正矩诣亲祝寿不题，职直令各闾召集会议，有花盖巡门长陈尚义不到，条令不接，反言职‘无端生事扰民，“共匪”何在’。如前称述 县长谕令冉区长所派石米未缴，不出，故未筹备。区长令催，言奉令叫已派照收，下次须报核准再派。信言累我与民受物、逼迫归怨，其命多虚，不认办理等情。由去丁返述，正值会众期，度抛势之际，众闻疑视，不言而散。查情，民众赴 府恳求，该地富户两家外，十佘户果无人同往来聆 钧谕。区长自委新乡长邓明勋率丁各处严厉勒索来，果道如之。然系熟虚伊实，莫明所问。理足无可辩答，忍未与较。俯思谤辱，职亦无防。而于掘壕要务，难不因之破坏，比例不前。区长以属河西、东岸各乡米派原令交职，工作未成，责无旁贷。是不敢隐，据实情节预报 钧长鉴查。当兹多（事）之秋，一令不行百令阻，非恳作主儆惩，不足以全威信而收成效。查该民每必亲赶大堡贩运，敢求签拘。或饬由职捕解讯，看如何之处，恭候指令祗遵。谨呈 德江县县长 第三区河西江防队长 覃端辅 民国二十四年 元 月 （七）傅明堪等攻剿彭桥坝神兵后向德江县政府的报告 呈 为呈报事 于九月十日 钧长命令开：“仰该区长速集常练壮丁将境‘神’‘土’两匪限五日肃清，如力不逮，飞报本府，或请煎茶驻军协同剿灭，无使蔓延，为要，此令。”等因。奉此，职即复令该区第七中队长李世仁并该地乡长张尚礼速集壮丁，严密防堵。并由职派妥探前往该地密查“神匪”行动情势。职于本月十三日下午协同常练队长陈占鳌率常练壮丁两队夜行至彭家（桥）坝，将“神匪首”严少清之巢穴死围。将拂晓时，该“神匪”三十余人敢于拒捕，各持刀枪标杆直冲出门，即与职兵死战数小时，当被职兵击毙“神匪”数名，职兵重伤五名，职左手亦受长刀杀伤。其余“神匪”均在巢穴内死守不出，职兵用枪向“神匪”巢穴内射击数百枪，“神匪”等亦用枪抵御多时。因彼此枪击之火力太甚，而“神匪”巢穴之火忽燃，又因该“神匪”驻扎“匪首”严少清家竟是一户，又系半节草房，遂延烧已尽。该“神匪”视火力迫甚，一同推出，又被职兵击毙数名、烧死数名，约共十六名。但不知该“神匪”等之姓名。至职所受重伤之兵，以迎医调治也，但不卜存亡。并乞 钧长指示此次受伤以及出力之兵如何抚恤？以资鼓励，而利将来。所耗之子弹约共六十余夹，如何补助？特将此次击匪缘由，理合具文连同受伤之兵名单一纸呈请 钧长鉴核备案，指令祗遵，实为公便。 谨呈 德江县主席喻 附呈职所受伤之兵名单一纸 职傅明堪 周厚荣 代泽膏 计开受伤官兵列左： 傅明堪、傅兴明、陈云舟、冯 英、肖树云、杨少奎…… （八）傅明堪、周厚元、代泽膏给县政府的报告 报告 修筑煎茶万寿宫、周家院营房事、俯祈县府鉴核 窃查煎茶溪铺店五十余家，纯系经营为业，以济生活之资。又兼地方孔道，为行商往来之住所。然“神共两匪”不时出没，非驻军镇慑，不足以保持治安。前奉戴团长面谕，饬职速将煎茶万寿宫、周家院子两处修理完竣，以便驻军。……旋又准十七团三营营副官公函开：“本部奉令驻扎此间，各官兵久住民房，有隘商民贸易，对于本部管理训练诸多不便，着即通知四区公所即日雇工将万寿宫、周家院子两处补修完善，以便移驻为要”。……修理经费五千余元……，祈 钧长鉴核，统筹何款归还，仰祈令。谨呈 德江县政府 喻德修 职 傅明堪 周厚元（印） 戴泽膏 （九）熊兴堂向县政府申诉 申诉 具诉陈民熊兴堂，年四十五岁，住德江第三区土溪乡土地熊家坝、农业。 为怀壁贻祸，避暗投明事缘。民世居熊家坝，聚族百余户，民国来耕凿相安。近遭“共匪”盘距毗连之徐家岩，安旗同寨之熊兴江为大队长，中队长熊伯屏，分队长熊兴才、熊崇正，总代表熊崇亮，联合“匪首”李祖恩，将民田产瓜分，害民奔逃不屋，流离四方，民之受累于“共匪”也，惨无天日。而区长冉行标又虎踞大寺顶，一班蛇蝎区丁、朝暮鱼肉良儒，于阴七月三十日抢一次，又于八月初一日抢二次，于二十三日抢三次。皂白不分，家如水洗。名为区长，实为“共匪”联络。且于阴九月十四日侦民搬于河西，傍晚逐睡，督丁套民，要民烟亲家邓朝田出主承担，倾家自约，存伊恶区手，勒民要。今年大旱后，略得毛谷六挑，合市斗一石零，已倾缴伊巢穴伙食。民之受害于区公所又如此。民痛定思痛，遭此时间，进退为谷。既于“共匪”受尽无许压迫，更于本地区长被了无厌吞噬。 但伊恶区声言飞诬民以投大逆“共匪”，如不与之办好，将来必害民人财两空，鸡犬不留，方遂其意。贻祸不知胡底。民不予缕析陈明，以昭清浊，伊恶区鬼蜮多端，将来不知何等毒计陷害。为此，万不得已，谨叩陈阁前，亟恳怜悯矜夺，准予注案。一面追还邓姓承担字约，俾脱圈套。沾感施行。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 日呈 〔喻德修批示〕：准予备案，待候查确，再为核夺。 喻德修十月二十七日（印） 按：以上十篇资料，原载《党史资料》第23期（中共德江县委党史办编），本刊作了转载。——编者 （十）梅应昭向省报告县两级小学校舍被毁情况（摘录） 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 去年八月，“神匪”肇事。先是由务属大坝传入本县边境，被其妖妄之术，以抗粮抗捐为口号；乡间愚氓，迭受苛捐杂税压迫，一经传染，任是至亲骨肉不能劝止；故转瞬间延遍四乡。嗣因廖部黎纲旅长在稳坪场被“神匪”打败，死伤官兵极多。雷部（雷鸣九）所委县长罗雨生及保卫团副监敖云堂反调北区神兵来城操演，奖以毛巾、洋袜、绵耳草鞋等物，一时举市若狂，各处神兵风起，纷纷来城拜庙玩刀，肆无忌惮。县府及地方负责人既纵之于前不能制止。于后，突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务德两属“神匪”裹胁约两千余人入城攘据，将县府及职局与县立男女两等小学校卷宗文件扯毁，每场捐款也被霸收，地方陷于无政府者弥月。事后，职局收拾文件，仅余十之二三，县府则片纸俱无矣。曾昭贵率招安部队来城驻防，各“神匪”聚众围攻，曾部因无城可守，以县级两级小学屋宇宏敞，有围墙可资抵御，即令移入。本年元月二十九日率众攻扑，曾部被围在内，日拆校舍为炊监之用，堂堂校舍，尽成败片颓垣。…… 注：梅应昭是当时德江县教育局长。 （十一）沿河邮局长代德初呈报件摘抄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该匪用其愚民主义，处处牢笼无产阶级，联络神匪（系务、德、思、沿、川边之无业农民、流痞之乌合，以抗捐、抗税相号召，奉神立坛，妖术惑众，曾以政府为难，扰乱务川、德江、沿河数次，后被军队解决，时出时没，情势甚伟，约有三、四千人），并宣传白军士兵参加红三军。以故，神匪归者络绎不绝，闻风而响应者各地皆是。军队方面大都采取守势，不敢迎击。因此，共匪到达刀坝、凉风岩后，依山据要，将从容于造子弹、备粮秣、训神兵。本月二十日，该匪已向思、沿道上移动，盘踞枫香溪、谯家铺、耳当溪等地。”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枫香溪、谯家铺一带，纵横三十里内，均系神、共势力。此地背山临河（乌江），绕越不能。” “再查共匪势力，自经神匪参入，已成燎原之势。” “思南廖怀忠部，沿河付衡中旅，松桃周燮卿、皮德沛、雷鸣九、杨其昌等部，及省中调来的剿共部队（到湄潭间），大部各守门户，毫无联络。时将一月，讫未出击。一旦共匪部署完毕，各地神兵必然暴动，军队不遑兼顾，必遗共匪活动之机会，沿河多事可为予卜。” （十二）思南邮局长孙德荣呈件摘抄： 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红军已遍扎思、沿段间，自隔思南城三四十里之大田、黄土坎，一直至沿河二十里之淇滩一带，所扎之间，红军神匪遍地皆是。” （十三）印江县长罗秉权呈件摘抄： 公元一九三四年二月 “去冬，西北区神匪乘机烧杀淫掳，阅时四月，惨状难堪。共匪于夏初率人枪数千，勾结神匪蔓延各县，如德、松、务、石、酉、秀等县受祸固深。我县西北东区之袁家弯、塘坝、鹿井溪、沙子坡、毛寨、杉树坳等地大遭其害。” 红三军致各县神坛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 亲爱的神兵同志们： 你们受不了苛捐杂税的剥削，起来反抗万恶的军阀和区长豪绅，我们对于你们这种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表示万分的敬意！ 我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有百万以上的工农红军，为了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工农红军第三军，现在正在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交界数十县游击，企图发动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推翻军阀豪绅的统治，争取工人农民自己利益和权利。因此，我们很愿意与你们站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 可是我们看见过许多神兵英勇的斗争，总是觉得神兵失败的可惜。因为神兵在历史上还没有成功过。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第一、神兵只是以反抗派款子为目的，没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的计划。但是反动政府不推翻，苛捐杂税是不能取消的。神兵既没有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的计划，所以常常遭受国民党军阀军队严重的压迫。 第二、神兵只是组织神坛，没有自己组织的政府；没有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怎能与反动政府的军队抵抗？ 第三、神兵没有代表工农劳苦贫民一致的政治纲领来作斗争的目标，来巩固自己的联合，常常混入投机取巧的豪绅与反动政府妥协，跑去招安，使神兵的事业中途停止和失败。 第四、神兵没有象苏维埃一样有全中国的联合，各地神兵没有联络。 因为有了这些弱点和缺点，所以神兵牺牲了很大的力量，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全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出现了新的斗争方法，这就是苏维埃革命。 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和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苏维埃革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 第二、苏维埃革命是彻底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维护工人农民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和士兵； 第三、苏维埃由大家举出代表成立自己的政府，并且组织工人农民的军队——就是红军。 第四、苏维埃是工农贫民士兵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坚固的联合团体，最为坚固，并且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苏维埃联合。 同志们：你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出神兵斗争的方法与苏维埃革命的方法的区别，这就是神兵容易失败，我红军猛烈发展的原因吧！因此，神兵当中的先进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四川黔江、彭水的联英会，湖北黔 的神兵，现在参加我们红三军的已经有一千多人了。他们并且自己起来组织红军游击队，保护自己的地方。 印江、务川、德江、沿河一带神坛的同志们！我们非常愿意帮助你们得到伟大的胜利，我们诚意的希望你们来参加苏维埃革命。我们以为你们要得到胜利，只有立即做到下列各事： （一）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委员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神坛应该赞助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的一切行动，完全拥护工人农民自己的利益。 （二）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铲除豪绅军阀，保护身家。 （三）组织革命委员会为统一领导机关。 （四）彻底反对豪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不招安，不妥协。 （五）信教自由，保护神坛和不信神者的自由。 我们相信神坛内的同志，必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即有出身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只要赞助工农群众斗争的发展，亦必可与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希望各地神坛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商榷一切。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 贺 夏 关 卢 同启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 采访神兵活动资料拾零 姜司镇高登贤讲：稳坪神兵起于民国二十一年冬月，是张羽耀去务川大坝提神水回来设坛起事的。打曾昭贵是稳坪神兵。打张团长是黄家坝（现属黄坝乡）神兵，带头人是黄彪，他有枪，能指挥得动人。神兵中称玉皇大帝的是覃直之的帮工。覃直之有才学，当军师。 县粮食局何继尧讲：覃直之又名覃辉培，德江城区小学第九期毕业生，有文才。黄彪是黄家坝的小股土匪头子，后来被钱文蔚县长抓来杀了。 姜司镇许昌卫讲：起神兵那年，我还在读小学，闹神兵最凶的是深溪和长安坝。深溪以黎纯谅为主，号称统兵元帅。长安坝以张羽扬为主，亦称统兵元帅。 长安坝神兵进城，刚到覃家坳，驻军张团长（张明修）亲自去迎接，刚走至水井坎（现蒲家池上边），有的神兵就先进城了。神兵举黄旗、裹黄巾。进城后，见鸡冠旗（张明修团部的军旗）就砍，见穿军装的就杀。张明修的兵退入万寿宫，神兵包围万寿宫。张团的兵从万寿宫内扔手榴弹出来不炸，张明修未敢回城就逃走了。 姜司镇董永才讲：闹神兵整整闹了一年，从民国二十二年冬开始，到二十三年冬才停息。神兵进城，专扎寺庙，不扎民房。主要打官兵，不杀老百姓。稳坪神兵首领张金殿自称“怀远将军”，面蓄三水胡，腰扎大布腰带，手执大刀，进城时威风凛凛。长安坝神兵首领是张羽扬。进城时有女神将，称“何仙姑”、“张七姐”、“张四姐”。场口张云锦家有一姑娘在朗溪保岩吃长素，当时亦是女神将。女神将身穿黄袍，披扎观音坐莲的红巾，骑着高头大马，十分威风。打曾昭贵时，起初神兵身上确实打不进，杀不进，枪打是个黑印印，刀砍是个白口口。后来，曾昭贵的兵用狗血抹子弹打，就打进了。去打思南，是长安坝和枫香坝两支神兵联合去的。 稳坪铁坑张青云讲：张金殿原先是黔军十七团李团长委任的营长，张金洛是副营长。后来张金殿在张金滕区长手下当区员，张宇安当副营长。张羽让原是张金滕区长手下的保董，张宇安当区长后，叫张鹏之当保董，取消了张羽让，张羽让对张宇安不满。张羽让当神将后，自称“怀远将军”，他将宝剑抛在神旗上，可以粘在旗上不掉落下来。坨底肖在奎、新场上冯大锐是“黑虎星”，会翻叉，不怕用大刀砍肚皮。去打思南时，铁坑白果树张东喜臀部被子弹打穿，跛着回来，喷上神水，用黄表纸贴上就好了。 堰塘乡吴兴诠讲：南客寨神兵首领是史秀良，称“佛主”，他的神水，人吃后平然兴奋，想蹦想跳。带着神兵去打思南时，官田坝神兵自称“雷神菩萨”，被敌人子弹打掉阴茎和睾丸，还能回抓撕捉饭吃。 神兵没有统一的统率，你出来你大，我出来我大，稳坪神兵保张团长（张明修），黄家坝神兵则打张团长。张团长的兵向南客寨逃奔，神兵追到黎家堡桥上砍死了两个。 南客乡光辉村吴顺禄讲：史秀良在稳坪坨底学练神兵回来后，就在其父史义顺堂屋里设神坛（又称佛堂）练神兵。去打思南时，牺牲在碗水山坝小凤门一家民宅前油菜田内。“佛主”一死，神兵们就撤回来了。打张团长时，稳坪的神兵最勇猛，史德洪亲眼看见一女神将追赶敌人至黎家堡桥边，将敌人砍死。据说女神将是张七姐，被砍死的是官军的连长。 牛渡滩场上五位七旬老人讲：打思南是张团长（张明修，永兴人）联络神兵去的，原因是英武溪区长田应齐（鲜家坝人）被廖怀忠部队抓去了，他父亲田兴隆来搬兵去救援。张团长联络稳坪神兵，稳坪神兵又联络各地神兵。仗打败后，田应齐被砍头，其尸体被敌兵抛在英武溪桥下，又用火烧毁。 牛渡滩区长文明庠与神兵作对，当地文正玉的母亲是野牛坝张姓姑娘，因野牛坝神兵在他家住过，文明庠去抓“神匪”，强派他出款，将他家百多挑谷子的田搞完了。文正玉怕文明庠，把家搬到野牛坝去了。中坝神将戴仁法自称“唐三藏”，带领神兵杀文明庠，文明庠跑脱，将其老婆杀死。后又带着神兵去打思南。 稳坪xxx讲：张羽耀浑名连冬三，人们称乾三爷。去务川医好病，学会练神兵法术回来，途经獭在岭，碰见 ·119·水桶口的人将下四房的牛偷走了，他追回了被盗走的牛。回到坨底就办神坛。神兵起事后，在枫香坝祖祠里齐团，打进了德江城。后来他参加红军，任黑杀团团长，打五保谢家渡时，被敌活捉，送去沿河县城关押，后又释放回家，解放后病故。 县中医医院师宋文钊讲：冉少波身体魁梧，据说是黄埔军毕毕业生（另有人说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他可以托一盆洗脸水腾越地面，将脸盆端放在屋檐上。1933年蒋丕绪委吴香涛为团长，吴部驻扎印江。冉少波在吴香涛部领营长公事，在袁家湾场上设营招兵。他很武赎，有个兵违抗他的命令，被他亲手枪毙。他的副营长也是被他枪毙的。当时，袁场一带是覃梦松们覃家的天下，他偏敢与覃家作对。他暗地派人将覃梦松的大哥（麻三老爷）绑架来索款，因此与覃家结下冤仇。他手下有个丁连长，原先是覃家的人，有一、二十条枪，他时常防备丁反水。袁场覃家勾结枫香溪覃姓围攻冉少波，冉少波打败外逃。后来参加神兵，带神兵回袁场报覃家的仇，杀死覃梦松的侄儿覃礼琨夫妇（张香二）。 木叶乡信用社张玉梅讲：木叶乡金庄坝张金才现健在，他由神兵参加红军后，同张羽让们去新滩扩红，被茅岭民团包围，是新滩安国江保下来的。不然也被杀害了。（按：《德江文史资料》第一辑《德江神兵始末初考》中谈张金才已牺牲，应予更正） 桶井乡塘坝村冉隆恩讲：沿河夹石乡熊家山岭冈上熊连华当过神兵的统兵元帅，带领熊家山神兵在火石堡下面桥边和国民党官军打过仗，现年82岁了。 姜司镇高登贤，稳坪乡铁坑村张毓成都说，凤冈绥阳人穆瀛洲号称旅长，来过德江，他部队内亦有神兵，执红旗，包红帕，称为单刀会，旗上大书“佛门弟子大会道”。高登贤说，穆瀛洲扎刘治隆家，派他的“神兵”在城郊杜家宅打过本地神兵。苏羊场申毛师也带神兵打过德江，未能进城而返。 （张 幼 孚）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 在印江木黄镇那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上，静静矗立，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1977年12月10日，正式破土动工 。它选址于木黄镇海拔1000余米的将军山半山腰，四周是茂密的松柏林，距离木黄镇政府仅两华里。当时，根据县委（时称县革委 ）分工，我作为县革委副主任，肩负起抓纪念碑修建工作的重任，具体由县第二建筑公司承建。 纪念碑坐北向南，设计独具匠心。其碑高14.62米，这一数字有着深刻寓意：“14”暗含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师时间首末两位数，“62”则代表第六、第二军团 。为打造这座纪念碑，省文化厅、省设计院、省博物馆派人，会同曾参与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设计的刘复辛先生，奔赴印江木黄现场勘察。他们细致考量当地环境、历史意义，返回省里后精心设计施工图纸。碑座选用当地最坚硬的石灰石，坚实稳固；碑心取料自梵净山黑色板岩，质朴而厚重。碑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19个大字，庄重醒目。碑身以砖砌成，三面用水刷石装饰，简洁大气。碑顶端矗立着两面红旗，东西两侧饰有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图案，鲜明展现出革命属性，彰显着红军精神。 修建工作历时近两年，期间，为请王震同志为纪念碑题词，我给贺捷生（贺龙将军长女 ）写信，恳请她帮忙联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原红六军团政委 ）。幸得贺捷生同志助力，王震副总理于1978年9月2日在北京为纪念碑题字。之后，贺捷生将题字交由在北京开会的印妇联同志带回，1979年7月1日，纪念碑终于竣工落成，成为木黄镇红色地标，供后人瞻仰缅怀。 然而，岁月无情。由于长期日晒雨淋，二十多年后，纪念碑碑身水刷石脱落严重。中共印江县委督查室以《印江督查专报》形式向省委督查室反映。省委督查室高度重视，将专报呈送省委书记钱运录。钱运录书记阅后当即批示，安排时任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与省委常委、副省长龙超云共同负责维修事宜，足见对纪念碑的重视。 王三运书记和龙超云副省长接到批示，迅速召集省财政厅、省文化厅负责人研究。他们派人赴印江木黄现场实地察看，评估损坏程度与维修需求。很快，二十万元专项经费下拨印江，用于纪念碑维修，由县文广局组织实施。2003年，维修工作完成，碑身改用梵净山优质花岗岩贴面，坚固美观且更耐风化，其余部分保留原样，让历史痕迹与新的保护举措相融。 ，从修建到历经岁月后的修缮，每一步都凝聚着对革命历史的敬重与传承。它是红色精神的物质载体，见证着那段烽火岁月，也将继续在时光中，向一代又一代来访者讲述红二、六军团会师的伟大意义，传递不朽的革命精神，成为印江乃至全国红色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重要阵地，激励着人们铭记历史、砥砺前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永续传承、熠熠生辉。（张朝仙） 第24章 黔东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法律依据 一、《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 黔东革命根据地政权机构分特区、区、乡三级。特区和区建立革命委员会，乡一级政权建立乡苏维埃政府。关于政权组织的概况，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一份报告中说，“苏维埃的组织，现在仅成立乡的一级，十个公民举代表一人，每乡有三个总代表，现在照中央苏区办法改造并进行建立各区的苏维埃，现在是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1 革命委员会，按照1934年6月23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组织实施。该草案规定： (1)在某一地方，工农群众斗争已经发展到武装的阶段，即可建立革命委员会为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 (2)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政权机关，不容许国民党官吏、区长、乡长、豪绅混入。 (3)革命委员会，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不容许地主、富农参加。 (4)革命委员会，是民主的机关，各委员要由工农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公举。如果委员不为自己的工人农民阶级谋利益，群众随时可以撤销他的职务。 (5)革命委员会，要为实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法令而斗争；规定当地斗争的具体行动纲领。 (6)革命委员会，可直接组织红军、游击队及自卫队和政治保卫队。 (7)县、区革命委员会应组织监狱及保卫队，有处决反革命分子之权。乡革命委员会可逮捕豪绅反革命分子，经过工农群众大会，亦有处决反革命罪犯之权。 (8)革命委员会之产生方法分两种：1.由当地的共产党、青年团、工会、农协各团体开会选举出来；2.由当地工农群众开大会选举出来。 (9)革命委员会分乡、区、县、特区等级。 (10)乡革命委员会选举委员七人至十一人，内设主席一人，自卫队队长一人。 (11)区革命委员会选举委员九人至十一人，内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设土地部、肃反部、自卫队区队部。设政治保卫队十人至十五人。 (12)县革命委员会选举委员二十一人至三十人。内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设土地部、劳动部、经济财政部、肃反部、文化宣传部、军事部、秘书处各部，设政治保卫队三十人。 (13)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政权机关，负筹备组织苏维埃之责。从其成立日起，乡革委至多不得过一个月，区革委不得过两个月，县革委不得过三个月。 (14)为巩固革命的政权，特规定纪律如下：1.不准反心、泄漏机密、勾结敌人，如犯者处死刑；2.不准抢挑工人、农民的财产，如犯者处死刑；3.不准借公报私，仇杀工人、农民，如犯者重罪；4.不准强奸妇女和放火，犯者重罪；5.不准侵吞公款，犯者重罪。 …… 该草案规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开展分田、分粮，取消捐税、抗债、增加工资、惩办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及反革命，组织自卫队，优待红军家属，瓦解敌军，保护工农集会、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保护革命“神兵”及其家属，帮助雇农工会、农民协会的发展，以及扩红等。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制定的《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中又增加了取消区长、镇长、乡长、闾长、邻长的制度；没收区长、镇长、乡长的土地财产；取消行斗行秤，由区革委设公斗公秤，不抽税等内容。其他区革命委员会都先后参照枫香溪区革委的斗争纲领，制定出本区的斗争纲领。 二、乡苏维埃 1934年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印发的《乡苏维埃》文件，对苏维埃的性质、任务、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乡苏维埃政府隶属区革命委员会，有委员7至11名，内设主席1名，副主席1至2名，自卫队长1名。其工作内容是： (1)乡苏维埃要坚决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 (2)乡苏维埃要坚决执行苏维埃的劳动法。…… (3)乡苏维埃要坚决执行苏维埃的经济政策。…… (4)乡苏维埃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 (5)乡苏维埃要发展群众的武装组织。1.要发展红色自卫队；2.要发展少年先锋队。 (6)乡苏维埃要发展肃清苏区内的豪绅运动。1.要把豪绅反动分子逮捕起来；2.要把与反动分子有关系的地主及反动家属驱逐出境；3.苏维埃自卫队、游击队中不许有地主、富农和反动分子参加；4.要禁止地主、富农、商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 (7)乡苏维埃要发动工农群众反地主反富农的斗争。1.帮助雇农工会；2.乡苏维埃要以贫农团为自己的柱石。有重要问题，先召集贫农团会议，以便团结贫农、中农与地主、富农作坚决的斗争；3.在各方面要注意保护中农利益，团结中农在自己的周围。 该文件还指出，乡苏维埃“要反对保甲制度（区长、乡长、镇长的制度）的残余”，“要反对改组派的破坏阴谋与官僚主义”。在黔东特区苏维埃政权建设之初，力图把特区的政权组织从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苏维埃政府，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大部分乡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是成立农民小组，由小组按每10个人推举代表1名，每乡再选出3名总代表，组成乡苏维埃，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凡一乡中的事，经代表会议决定，然后实行。 三、政权建设的步骤和方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步骤和方法，一是先行试点，摸索经验。开始时，先在枫香溪一带搞试点，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和雇农工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两个区的革委以后，已经有了一地就直接组织农民小组，这种小组都举有代表，以后就转变成为苏维埃。”1 这种做法，既大大加快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步伐，也使区、乡政权的领导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保证了其革命性；二是发挥红军地方工作队干部的骨干作用。由于区、乡政权酝酿和准备时间较短，本地干部缺乏经验，派驻各区的红军干部成为政权建设工作的骨干。红军干部、战士及群众骨干，经过短期学习后，立即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始建立政权的第一步工作。但是，由于群众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红军来到时隐蔽起来。例如，工作队刚到淇滩的时候，群众不敢接近红军，但经过一段时间宣传红军的纪律，讲解党的政策，群众觉悟提高了，很快组织了一个雇农小组，并以这个小组为骨干，深入发动和团结群众，在淇滩镇就建成了农民协会。同时，成立了淇滩区苏维埃政权。贺炳炎团长派分队长王绍南为该区的红军代表。这样由点到面开展工作，沿河及其附近各县许多区、乡的建政工作，很快就普遍开展起来。分瑞总结说，苏维埃工作的快慢，“主要的是依据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与质量。有的区域，是成立了游击队，以后才派人去组织群众，或者因为神兵关系，群众已来参加红军，该地还没有实行土地革命，主要的是干部以前准备不充分，在开展地方工作，红军成为发动地方工作的骨干。”1 同时，为了加强苏维埃权力机关的工作，红三军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采取办短期流动培训班的形式，培训地方工作人员。1934年8月，红三军军委会在酉阳县南腰界办了一期政治训练班，吸收了各地选送的进步学生150人参加，通过培训，到9月中旬，已派出40人到各级苏维埃工作，充实了苏维埃的干部队伍，促进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保障了土地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黔东苏维埃政权建设，是随着根据地革命斗争实践需要而发展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面临许多建设工作，根据地又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因此，政权建设如何适应各种斗争形势的需要，是黔东苏维埃革命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种新的考验。1934年9月初，黔、川、湘三省敌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黔东革命根据地面临可能被敌人占领的危险。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在被敌军占领的苏区苏维埃运动的策略和斗争方式”发出黔字第二号通告，要求“以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回答反革命的进攻，来配合红军的主力革命战争的动员。”即：发动游击战争，瓦解敌军和民团，保卫秋收，坚壁清野；在群众工作比较落后的区域，组织方式要适应斗争的需要，组织贫农团来领导斗争；组织自卫队、挺进队；区、乡由革命委员会领导各寨的贫农团、游击队，区游击大队、乡自卫队内组织挺进队、先锋队、冲锋队、夜袭队开展斗争；建立交通网，在妇女儿童中组织侦探队，号召他们做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这个通告，是加强黔东苏维埃运动的又一重要指导性文件。这对于从思想上提高根据地军民对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从行动上动员和组织群众，做好对敌斗争的一切准备，以增强各级苏维埃对敌斗争力量，促进黔东苏维埃运动的更大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25章 黔东苏维埃特区政权的建立 一、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苏维埃政权 1934年6、7月间，沿河县境内建立了谯家、白石溪、铅厂坝、淇滩、上坝、茶园头、山羊岭、晓景等8个区革命委员会及28个乡苏维埃政府。 （一）沿河县境内区、乡苏维埃政权 1. 谯家区革命委员会 6月下旬，由红三军干部刘本玉等协助成立，书记刘本玉兼，主席谯晨尿，副主席谯启主、殷荣幸，宣传委员苏光永，土地委员谯茂荣。办公地点设田兴寨。 下辖3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6月成立）： - 谯家乡（设韩家寨，曾迁耳当溪、后坛等地）：主席田兴乾，副主席谯茂荣 - 印山乡（设彭正和家）：主席刘正刚，副主席谭显应，代表谭凤昌 - 韩家乡（设谯开和家）：主席谯开相，副主席田兴志 2. 白石溪区革命委员会 7月成立，主席符公高，副主席孙秀林。办公地点设田兴国寨。 下辖3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7月成立）： - 白石乡（设张家寨）：主席张荣清，副主席杨老三 - 符家乡：主席符公直，副主席黎万银 - 照东乡（设白河溪）：主席谯明芳，副主席黎开昌，书记陈光权，代表陈本安 3. 铅厂区革命委员会 7月上旬成立，主席杨正清，副主席何应奎、罗书林，书记谢龙光、柳仁义。办公地点设杨正清家。 下辖2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7月成立）： - 铅厂乡（后迁瓦厂坝）：主席罗书林，副主席谢龙光，代表黄仁焕 - 沙坎乡（设谢光齐家）：主席谢光江，副主席杨通伦 4. 淇滩区革命委员会 7月上旬，由红三军干部王子龙等协助成立，主席蔡永寿，副主席杨光华、杨义昌，书记崔兰亭。办公地设淇滩会馆，后迁铜鼓池。 7月间，同时成立5个乡苏维埃政府： - 淇滩乡（先设狼溪，又迁天池盖、火烧宅、黄土坝等地，后与区革委驻地一起）：主席肖世富，副主席杨通贵，书记崔照青，代表王永顺 - 天宫井乡：主席杨吉臣，副主席杨通才，书记杨光清，代表杨光模 - 檬子（狼溪）乡：主席杨义昌，副主席杨永清 - 梅子乡：主席杨通珍 - 水田（蛟岩）乡：主席王其书，副主席赵炳荣，代表孔朝廷 5. 上坝区革命委员会 7月成立，主席李正堂，副主席杨昌礼。办公地点设米行丁金邦家。 7月间并成立3个乡苏维埃政府： - 上坝乡（设朱天瑞家）：主席李国保，副主席杨汉昌 - 里户乡（设陈文禄家）：主席陈文银，副主席蔡世美 - 芭蕉乡（设三佛庙）：主席杨再勋，副主席杨光通，乡代表杨必光 6. 茶园头区革命委员会 7月成立，主席王国义，副主席陈芝兰，办公地点设王国尤家。 7月间成立4个乡苏维埃政府： - 田坝乡（先后在王顺林、王时槐家办公）：主席兰辅廷，副主席杨建成 - 杜家宅乡（设谭凤禄家）：主席谭德芳，副主席谭德凤，书记何天俊，土地代表谭德光、谭德义、何天才 - 毛田坪乡（设杨义昌家）：主席何正祥，副主席何廷发 - 水田乡（设汪家的杨全光家）：主席杨通水，副主席赵老五 7. 山羊岭区革命委员会 7月，由红三军干部李佩堂等协助成立，主席何廷坤，副主席郭建铭、安德可，财政委员张羽罗。办公地点先设鲁家山，后迁车老岩。 7月间成立5个乡苏维埃政府： - 山羊乡（设车腊岩）：主席安德全，副主席安忠华 - 池塘乡（设张一鸣家）：主席张德发，副主席张羽举 - 陈家寨乡（设陈清禄家）：主席陈清芝，副主席陈清林 - 夹石乡（设冯仁鲜家）：主席冯祖发，副主席冯仁恩 - 木老溪乡（设郭本之象）：主席张宗仁，副主席张若朝 8. 晓景区革命委员会 6月成立，主席陈兴才，副主席杨国。办公地点设庙堂。 在6月晓景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基础上，7月又成立2个乡苏维埃政府： - 晓景乡：主席陈光兴，副主席陈兴芝，土地委员陈本芳 - 七重乡：主席杨通才 - 中界乡：主席侯再劳，副主席田海清 （二）德江县境内区、乡苏维埃政权 1934年6、7月间，德江县境内建立了枫香溪（时属沿河）、徐家岩、张家湾等3个区革命委员会及11个乡苏维埃政府。 1. 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 6月26日成立，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区革命委员会，由红三军干部李芝兰、袁凤林、吴正清等协助成立。贺军长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红军战士、枫香溪红色姊妹团表演节目。大会通过《沿河县第五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对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具师范、指导意义。 区革委会主席冉瑞仁，副主席王廷虎、王顺礼，文书王显阳。办公地点设在王廷杨家。 下辖3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6月下旬成立）： - 枫香溪乡：主席王廷虎 - 龙塘乡：主席覃礼书，副主席王治恩、覃顺礼 - 丝茅坝乡：主席宋兴堂 2. 徐家岩区革命委员会 7月初，由红三军干部邓吉星等人协助成立，主席李祖恩，副主席王凤廷，文书杨昌全，土地委员刘宝登。办公地点设白家岩冉隆华家。 下辖2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7月成立）： - 杨河乡：主席杨昌武，副主席周文政 - 行溪乡：主席袁家术 3. 张家湾区革命委员会 7月初，由红三军干部袁凤林、何金浦等协助成立，主席冉隆贵，副主席冉茂清、张炳邦。办公地点设金盆水张金堂家。 7月间，成立了6个乡苏维埃政府（原计划建立12个）： - 张家湾乡：主席熊成云 - 上坝乡：主席冉启贵 - 金盆水乡：主席刘世昌 - 下寨坝乡：主席冉隆怀 - 立阳坝乡：主席雷应高 - 袁家湾乡：主席邓朝洪 此外，德江县境内还有潮砥、红坳、楠木、长堡、新滩、木叶、新庄、文化等游击区，红三军及游击队在此打给养、扩红，未建政分田。 （三）印江县境内区、乡苏维埃政权 1934年7、8月间，印江县境内建立了旧寨坝、官塘、罗南溪、喻家岩等4个区革命委员会和18个乡苏维埃政府。下辖沙子坡、凉水、韩家、花园、庙坪、刀坝、兰克、毛寨、何家、杉树、天堂、坪底、陡溪等地。 1. 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 7月中旬，由红三军干部张均望、冯启云、陈家其等人协助建立。旧寨坝本是沿河县小寨，因与印江县宁家坪隔河，划印江管辖，命名“印江县第一区”。主席陈尚质，副主席杨光明，土地部长王焕林，肃反部长杨伯昌。 下辖7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7月成立，其中照东岩乡苏维埃已列人前白石溪区革委记述）： - 凉水乡：主席任美忠，副主席包汉臣 - 瓦房乡：主席蒋正廷 - 龙洞湾乡：主席张着成，副主席王方清 - 四坳口乡：主席杨景光，文书吴六章，代表杨再思等人 - 石坪乡：主席胡焕廷，副主席李洪顺 - 邱家寨乡：主席袁义书，副主席张着成（思南县塘头人） 因四坳口、邱家寨、石坪距区政府远，在四坳口设分区，红军代表冯启云常驻指导，该乡设自卫队大队部，一般乡设自卫队中队部。 2. 官塘区革命委员会 8月初，由红三军干部彭治龙、徐正清、张均望等人协助成立。主席黄光裕、夏国安（后），副主席王顺民，文书李白陶、陈德银，常驻红军代表徐正清。办公地点先后设李运敖、李仁陶、李华周家。 下辖3个乡苏维埃政府： - 官塘乡：主席何树珍、鲁金山（后），副主席任永方，文书杨金龙 - 红花园乡：主席吴胜茂，文书铁世恩，乡代表吴胜勤、王玉廷，办公地点设何邦福家 - 池坝乡：主席孟和清 3. 罗南溪区革命委员会 8月初，由红三军干部易吉山、毕国元等协助成立。主席田中问，副主席张着宣，文书杨通纯，常驻红军代表易吉山。办公地点设毛坝，后迁罗南溪。 下辖4个乡苏维埃政府： - 罗南溪乡：主席陈正光，副主席杨光郁，文书杨通煜，乡代表张宗福，办公地点设陈志泽家 - 下寨坝乡：主席刘兴忠，办公地点设田中海家 - 兰克寨乡：主席黄前兆，副主席郑老进 - 来安营乡：主席陈永华，乡代表陈槐安 4. 喻家岩区革命委员会 7月底，由红三军干部何启佐、邓参谋等人协助成立。主席何启佐、王之维（后），副主席任恩普、卢奎现，常驻红军代表何启佐、邓参谋。办公地点设康正凡家。 下辖4个乡苏维埃政府： - 刀坝乡：主席李维清，文书饶景秀，乡代表周宗仁 - 风谷岭乡：主席黄廷章，文书杨秀品 - 坨寨乡：主席任文忠，文书陈开国，乡代表黄朝学，办公地点设赵佐金家 - 桂溪口乡：主席何德洪，副主席任贞恒，文书任永杰 二、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处于边远且系少数民族地区的松桃、酉阳、秀山等县，是苗、土家、汉族聚居地。1934年6月初，红三军进驻酉阳县南腰界，在“忠烈祠”开积极分子会，布置打土豪、建政权。枫香溪会议后，贺龙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酉阳、秀山、松桃等地，发动群众、组游击队、建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影响。 1. 松桃县境内部分政权 1934年7月，红三军干部从传统、赵伯文、黄家文、李焕开、姜昌枝、严茂初等人，到松桃县麻阳、甘龙、永安等苗汉杂居地建政，20多天建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和10个乡苏维埃政府。 - 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8月成立，主席郎永奎（未到职，后由从传统代理），副主席胡兴奎（苗族）。区革委驻胡关子家，1个月后随川黔边独立团团部转移至天堂莫饶安家办公。 - 下辖乡苏维埃政府（8月或7月成立 ）： - 麻阳乡：主席胡吉安，副主席胡弥才、胡弥龙，代表刘应奎等9人，设老寨胡建发家，辖麻阳、费家沟等多地 - 猫山乡：主席罗明宏，副主席杨光勋，代表郎世西等11人，辖猫山、岑扎等多地 - 坝木乡：7月成立，主席陈本武，副主席罗国恩，代表胡建鹏等7人，设罗春台家，辖坝木、篾稿等多地 - 天堂乡：8月成立，主席莫景明，副主席冉瑞君，代表严老春（女）等7人，设莫饶安家，辖天堂、柜子屯等多地 - 钟鼓坡乡：8月成立，主席阮绍昭，副主席杨平安，代表梅相廷等9人，设田儒阶家，辖钟鼓坡、土地塘等多地 - 黄泥堡乡：8月成立，主席余昌流，副主席田景棋，代表高春生等9人，设田景树家，辖黄泥堡、大坪等多地 - 五官坝乡：8月成立，主席龚汉章，副主席胡启高，代表黄守才等9人，设龚汉章家，辖五官坝、屯田等多地 - 寨地乡：8月成立，主席李志清，副主席冉正开，代表罗老廷等7人，设李吉二家，辖寨地、大面坡等多地 - 浑泉乡：7月成立，主席田兴让，副主席陈炳清，代表米氏（陈炳清妻）等7人，设田景波家，辖浑泉、小王江等多地 - 大土坪乡：8月成立，主席郎永本，副主席杨光顺，代表胡弥祯等7人，设胡弥云家 2. 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 1934年8月1日成立，到会群众7千多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全体成员出席成立庆祝大会，夏曦主持，贺龙讲话，号召搞好土地改革、建革命武装、发展生产。大会推选陈显朝（缝纫工人）任主席，陈元富为副主席，池宽成、罗汝仲、周廷湘等为委员，文书刘应儒。区革委设在余家桶子（与红三军司令部同一幢房）。 辖4个乡苏维埃政府： - 南腰界乡苏维埃政府：7月初，在树林湾成立，辖楠木菁、红岩坪等寨，主席杨通科，副主席田化南、冉崇角，委员周焕廷等人，妇女代表甘老银、张老凤，设欧廷柱家 - 大坪盖乡苏维埃政府：7月初，在土门陈汝栋家成立，辖土门、张家坪等多地，设白溪口，主席陈汝先，副主席冉政廷，书记陈阳贵，代表张成厚 - 龙池乡苏维埃政府：7月中旬，在龙池场上成立，辖山羊溪、易家坝等多地，主席罗汝仲，副主席王芝明，委员田正国等人，代表王金绪，设龙泉寺 - 南山（唐家溪）乡苏维埃政府：7月初，由红军代表杨贵保等协助在垮土湾祠堂成立，辖唐家溪、山公田等多地，主席刘兰成，副主席任建元，委员曾朝伟、吴永和等人，文书李金光 （四）秀山县境内部分政权 1934年初，红三军由湖南龙山县进入四川秀山县（今属重庆市）东部游击；8月，贺龙率红七师主力经松桃火烧桥入秀山西部，战后派小分队发动群众、培训积极分子；9月，红九师一部在秀山活动；10月，红七师1个团进驻秀山峻岭黄柏坳，红六军团一部经秀山留伤病员。期间，秀山境内组织自卫队、打土豪50多户，在红军干部帮助下，建3个乡苏维埃政府： - 枷当河乡：主席刘国本 - 坝芒乡：主席杨再拔，副主席饶易光 - 巴盘乡：主席黄治安，副主席卢显富 第26章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省政府)的诞生 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区、乡革命政权逐步建立，群众广泛发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1934年7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第四区铅厂坝的张家祠堂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 会场氛围：会堂门口贴“斧头劈出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对联，山乡喜气洋洋，四周山头红旗招展。 - 参会人员：沿河、德江、印江等县代表及红军代表共135人（雇农及手艺工人55人、贫农25人、中农8人、士兵4人、其他7人、小商4人、红军32人 ），酉阳、秀山代表未到会。 - 组织架构：选举孙秀亮、秦育青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夏曦主持。 - 重要发言： - 红三军代表钟子廷致词：称大会是最光荣一天，标志苏维埃运动在贵州胜利开始。 - 红三军贺军长：介绍黔东特区形势，赞扬革命斗争成就。 - 夏曦讲话：强调推翻旧政府，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府；阐明共产党代表工农利益，要求立刻做三件事——实行土地革命（地主豪绅土地由贫农、中农均分 ）、组织雇农工会等与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斗争、工农武装（3万自卫队、1万游击队、3千红军 ），呼吁团结共产党争取黔东苏维埃胜利。 - 大会决议：要求“为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而斗争，集中一切力量争取革命战争胜利” ，酝酿代表成分统计、讨论夏曦报告后，通过《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等六项决议。 - 选举结果：7月22日，选出宁国学、冉云（冉少波）等80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罗亨举等32人为常务委员。推选孙秀亮为主席，秦育青（红军干部）、陈正国为副主席；田兴才、王顺帮任土地部部长，汤福林、张均望任军事部部长，孙永臣任劳工部部长，李芝兰任经济部部长，罗亨举、黎光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选举毕，委员就职，会场紧张、掌声雷动、高呼口号而散。 - 庆祝活动：红军宣传队演歌曲、话剧；枫香溪红色姊妹团演花灯剧、民间小调；当地及附近村镇民间艺人演花灯戏、傩戏等2。 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 -政权性质与地位：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联县政府、“省政府” ），办公地设沿河县白石溪土地湾，是代表黔东特区各族人民利益的最高行政机关，工农民主联合性质革命政权。其成立标志黔东各族人民首获自己的政权，工农大众获管理国家事务权利，成为社会主人；也标志纵横200余里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 政权组成特点：由军队和地方优秀人物组成、有威信的领导机构，体现于代表成分与领导成员组成。 - 主席孙秀亮：沿河县谯家区铅厂乡大竹园人，幼时家贫、13岁成孤儿，以帮人拖硫磺矿为生，受红三军宣传队员启发参加革命，懂共产党、红军为穷人谋解放，随红军动员群众，展现无产者革命坚定性与领导才能。 - 副主席陈正国：印江县韩家乡四坳村人，帮工为生、正直有威信，曾参加“神兵”任副佛主，跟红军闹革命后立场坚定、斗争英勇、为群众办事，后与秦育青坚守根据地中心区，保卫红色政权。 - 后续工作与发展： 黔东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加快政权建设与革命武装建设，党和红军领导人分工：夏曦留守苏区；贺龙率红军主力到沿河多地活动，派覃实安部入酉阳县南腰界；红九师部分入松桃、秀山等地开拓黔川边斗争。至7月底，红三军基本控制黔东大部分地区，苏区发展、地方武装加强1。 - 革命影响与呼应： 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是红三军与黔东人民需要，从红军转战无立足点到游击根据地发展，说明胜败关键在政策与依靠、发动群众决心。 黔东苏区内革命斗争影响扩大到毗邻县，如思南县多地贴“欢迎红军”等标语、文告，群众受影响与豪绅斗争；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入思南县境宿营、打土豪等，留伤病员养伤并继续革命工作，这些斗争虽受敌军封锁制约，但与苏区内红军活动呼应配合。 第27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 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目标，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土地，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心任务。红三军进入黔东以后，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广泛宣传实行土地革命的目的、意义，并在枫香溪等17个区和70多个乡进行土地革命运动的实践。1934年7月，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颁布以《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为主的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明确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范围、标准和方法。这是党领导农民在黔东苏区几个县的范围内实施土地制度变革的第一次尝试，它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土地变革的政策不断调整，更加符合黔东农村实际。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经过红三军与黔东人民的共同努力，黔东革命根据地范围内的大部分农村都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土地革命取得重大的成果，它不仅改变了统治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地主经济，满足了黔东人民渴望获得土地的迫切要求，使广大贫苦农民第一次当家做主人，而且解放了长期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保障了革命斗争的胜利。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实践为党早期认识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实践经验，在黔东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节 黔东的社会状况及土地分布情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代表国民党政府和地主势力的大小军阀统治着贵州，以国民党政府为代表的新军阀，在盘剥人民时所采用的手段比旧军阀更加残暴，黔东的广大穷苦农民备受军阀、地方官僚和地主豪绅的多重压迫。 早在1923年12月，留守德江县城的黔东支队长陈守模，肆意蹂躏百姓，拆公校毁私房。1933年1月19日，思南匪首杜光华率匪军数百人进入德江县城，四街纵火。是年7月13日，印江城内发生火灾，驻守县城的黔军吴湘涛部非但不去扑救，反而趁火打劫，抢掳财物。黔东民众怨声载道，对兵匪之患深恶痛绝。军阀混战愈烈，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军饷、赋税就越重。在农民不堪苛捐杂税重负的情况下，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又将各种税费层层加码，从中渔利。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数不胜数。据资料记载，1934年初红军到达黔东之前，黔东各地的苛捐杂税就有烟苗税、活猪牛税、屠宰税、斗称税、印花税、大、小摊贩，地方捐、国历捐、门牌捐、红灯捐、铁矿捐、禁烟罚金款、枪款、刀款、子弹款、壮丁款等数十种。各种苛捐杂税榨干了黔东人民的血汗，部分穷苦农民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只能携老带幼，举家外出逃荒要饭，部分在当地有点声望的殷实富户，也被繁重的苛捐杂税盘剥得倾家荡产。印江县宁家坪农民宁国学的两个本家亲戚，因交不起捐税，被国民党政府爪牙抓去“上滚筒”，将骨头都压碎了，造成终身残废。在遭受官匪盘剥的同时，黔东的天灾也频繁降临。1933年印江大旱，导致各地的物价猛涨，沙子坡集市上的米价卖到1块银元1升（合9市斤），六井溪一带的庄稼颗粒无收，在当地农民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国民党县衙催粮催款的差役却三天两头登门上户敲诈勒索，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生活极端困难，只能靠剥树皮挖草根度日。黔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黔东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海拔在500——1000米之间，西部地貌为岩溶山原，在山原中分布的河谷带以峡谷形式嵌入，呈现出山高谷深的地形地貌，相对高差为200——300米，境内以山地为主，其次是丘陵、坝子等，平地极少，耕地仅占总面积的21%，水田占耕地面积的52%，旱地占48%。在封建土地制度的桎梏下，黔东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为封建地主豪绅分割占有。仅以地处川黔边的酉阳县南腰界为例，在红三军进入黔东前，当地共有土地亩，在这仅有的耕地中，地主豪绅等剥削阶级就占据了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91.5%，贫苦农民占1070亩，仅占全部耕地的8.5%。在黔东广大农村，除极少数自耕农外，大多数贫苦农民为雇农、赤贫，常年靠给地主当长工或租地主的土地耕种，生活极其困难。在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地主的双重压迫下，黔东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情绪日益高涨，有着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渴望得到土地的强烈要求。为改变少数地主豪绅占据多数土地的不合理现状，黔东人民从未停止过推翻封建统治，变革土地所有制的斗争。 第二节 土地革命的实践及成果 一、土地革命的宣传与动员 土地革命主要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革命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基础，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能否实现。为此，必须争取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雇农的支持，孤立占农村人口小部分的地主富农。要达到这一直接目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实行土地变革，满足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而要推翻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那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贫苦农民，以革命手段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然后按照土地革命的法律法规将没收的土地分给农民。 红三军在进入黔东的途中，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宣传苏维埃革命运动。1934年5月8日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阐明红三军的任务是“在川、黔、湘、鄂一带创造苏维埃区域，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宪法而斗争。”其中指出：“没收地主阶级及大财产（主）的土地，为贫农、中农平均分配。”“分给士兵土地和发给回家的川资。”6月13日，在开赴沙子坡、枫香溪一带的途中，红三军政治部翻印了《苏维埃建设》文件，宣传中华苏维埃全国《土地法》，指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斗争，是把农民从数千年封建地主豪绅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没收并分配这些剥削者的土地给农民。16日，红三军领导人贺龙等在印江沙子坡群众大会上，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的方式，就为什么要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向群众作了广泛而细致的宣传，分析了“神兵”斗争失败的原因，指出“神兵”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必须把斗争的目标转移到反帝反封建和土地革命苏维埃革命方面来。党主要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来争取下层的群众，维护工人农民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和士兵。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立即从各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训练大队，集中在枫香溪进行了短期训练，然后分赴各地做地方工作。20日，红三军在印江县三区韩家乡等地编印了《红军户口册》，户口册上除了写明各户总人口、姓名、年龄，是否劳动以及经济状况外，还注明谁参加红军或游击队，谁是苏维埃代表，以便分配土地时给予红军、游击队、苏维埃代表优先照顾。 红军在深入群众开展地方工作中，宣传了有关苏维埃土地法的主要内容：一是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代价地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立即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权。二是没收一切反革命组织及敌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的财产与土地。三是没收一切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动产与不动产，如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由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或使用。四是消灭口头的及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这些财产与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通过对苏维埃土地法的宣传，使广大贫苦农民懂得了自己才真正是土地的主人，要改变现有土地分配不合理的状况，把土地从地主豪绅手中夺回来，必须进行土地革命，这样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开展土地革命不仅是广大劳苦农民的根本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土地革命就是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从宣传形式看，主要以布告、歌曲、标语、口号等形式宣传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明确指出：“在红军经过或占领的地方，对地主豪绅粮食、财产予以没收。但是中农、贫农的财产绝对保护。”“对于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没收。”“凡官田、学田及教堂的粮食、财产不没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宣传的苏维埃要点有：“没收地主阶级及大财产（主）的土地，为贫农中农平均分配。”“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增加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分给士兵土地和发给回家的川资。”红军在黔东宣传土地革命方针、政策时，还结合民风民俗，编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歌、顺口溜等，如《发展苏维埃》、《分田歌》等。根据地人民在山歌中唱道：“正月里来是新春，红军发了土地证。四四方方一张纸，圆圆巴巴碗大个印。坡土层层我耕种，大田方方等我耕。穷人分田感谢党，红军恩情比海深。”“四杯酒，味道长，穷人苦处红军记心上，打了土豪分田地，干人家里谷满仓。”“打倒土豪分田地，从此有了米下锅，干人吃得饱鼓鼓，天天歌唱红军哥。”“今年就是甲戌年，大家实行来分田，消灭豪绅和地主，巩固苏区万万年。”标语有：“佃户不完地主课，穷人不还富人钱，拥护苏维埃政府！”“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穷人起来打土豪，分粮食、分衣服、分土地！”“实行土地革命，保护土地革命，保护来往行商！”“白军士兵要使家里老母孩子有饭吃，只有参加土地革命！”通过广泛宣传动员，使黔东人民认识到土地革命是为穷人谋利益，是穷人自己解放自己的一项重要斗争。在红三军宣传动员下，各族人民纷纷自觉投入到土地革命运动中，为争取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斗争。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红军在黔东各地广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分地分粮”等主张，特别是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后，“消灭地主阶级”、为“土地归农民而战”等号召，更加鼓舞人心，极大地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 战争年代最重要的任务是夺取战争的胜利。在战争条件下制定土地革命的政策及法律法规，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土地革命运动适应战争的需要，也就是说，要通过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支持者，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后盾。为此，在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和法律法规时，必须考虑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雇农的利益，孤立占农村少部分的地主、富农。为达到这一目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土地革命实际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红军首先在沿河县第五区小范围内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制定了《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提出了“分田、分粮、抗债”等革命措施，以求得“工人、农民、士兵初步的利益与解放。”在斗争的政治纲领及总方针的指导下，制定了黔东苏区第一部土地革命的法规《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没收和分配土地草案出台后，在黔东革命根据地引起很大反响，根据地人民纷纷要求在当地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和广大贫苦农民盼望早日获得土地等要求，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召开黔东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使一个土地革命高潮在黔东大地迅速掀起。 1934年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按照会议的议程，讨论通过了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等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这些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产生，目的是废除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践证明，只有调动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发展生产力，农民的贫困才能得到解决，贫苦农民只有能吃上饭，才能体会到土地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 （一）《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 1934年6月26日，沿河县第五区（枫香溪区）召开工农兵群众大会，组织区革命委员会，并通过了《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以求得我们工人、农民、士兵初步的利益与解放。”主要内容有： 1. 没收田产，取消捐税，抗债，增加工人工资。《纲领》指出：“分田。没收地主、区长、镇长、乡长的土地，由雇农、贫农、中农平均分配，永远不纳租课。”“分粮。没收地主、区长、镇长、乡长的粮食，分给没有饭吃的人吃。”“取消捐税。烟酒税、活猪牛税、屠宰税、斗积税、印花税金，大小摊捐、地方捐、年猪捐、税契捐、国历捐、门牌捐、红灯捐、铁矿洞捐，禁烟罚金款、枪款、刀款、子弹款、壮丁款、百货厘金等一律取消，并解散收税机关，惩办收税人员，欠的捐税不准再收。”“抗债。地主的债，本利一律不还，并要焚毁借据契约。穷人该穷人的债要还，利息减轻。买卖赊欠要还。”“增加工资。散工工资照旧日例每天加一百，最低三百文，最高五百文。长工工资照旧例加二成，比如百串钱一年增加二十串。” 2. 取消旧政权制度和行斗行秤，没收土地财产。提出“取消区长、镇长、乡长、闾长、邻长的制度，建立工农兵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惩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破坏工农革命之反革命分子。”强调“工人、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教、信神之自由，帮助雇农工会、农民协会之发展，保护革命的神兵及其家属。”“区长、镇长、乡长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闾长要他把薪水退出来。”“取消行斗行秤，由区革命委员会设公斗公秤，不抽税。” 3. 建立工农武装，优待红军，鼓励参加红军，瓦解敌军。提出“武装自己，组织自卫队保卫自家（从十六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均参加自卫队。”“优待红军（参加红军的分好田，帮助参加红军的家属耕田）。帮助阵亡的红军家属耕田，并抚恤参加红军的儿子读书，不要学费。对于红军伤兵、病兵，大家设法医治。”瓦解敌军，“解放士兵，号召在军阀军队内当兵的回家，并分给以土地和工作。” （二）《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 《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颁布后，根据斗争纲领提出的“没收区长、乡长、镇长、地主的土地，由雇农、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的首要任务，区革命委员会于次日开会，商定一个没收和分配土地的统一的办法，制定了《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6月28日正式宣布本《条例》交各地农民大众公议执行。此《条例》是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以来的第一个有关土地革命的法规，比较具体地提出了怎样没收土地，没收谁的土地，怎样分配所没收的土地，以及妥善处理与土地有关的契约、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的方案。 1. 没收土地的范围和原则。“区长、乡长、镇长的土地完全没收，不给他本人留田。”“地主的土地完全没收，不给他本人留田。”“富农的土地，亦须没收予以分配。不过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土地，但是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没收一切反革命组织及白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及积极参加者（比如民丁大队长这些人）的财产与土地。但贫农、中农非自觉的被勾引而反对苏维埃，经苏维埃认可者，可作例外。”“寺庙的常费田，除留一部分作敬神香火之用，其余大部分亦须没收。清明祭祖田不没收。”“公田、学田，属于国家或社会的，亦须没收。”“中等农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并不没收，并且少了还要分土地给他。” 2. 怎样分配所没收的土地。“所有被没收的土地，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即苏维埃），立即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者，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得土地权。流氓盗窃之人，经过他自己声明，以后务农为业，不盗不抢，亦须分给以土地。在白军（军阀军队）里当兵士的，亦须分以土地，并要他回家种田。经营贸易的商人或小作坊的老板，无权分得土地。”“红军是为工农群众利益，与国民党帝国主义作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本地人参加红军，分给以好的土地。雇农苦力应该分给他们以好田，但须向贫农、中农解释，得到大众同意。”“乡苏维埃须酌留十挑谷的公田，以其收入为苏维埃办事之用。”“将被没收的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平均分配。有劳动能力者分一股。老少无劳动能力者二个分一股。贫农、中农本已有点私有土地的少分。雇农或贫农、中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者多分。如贫农中孤老或有小孩过多者，经乡代表会同意，可以三个当二个计算。” 3. 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具体步骤。(1)各乡召集农民大会，报告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2)乡代表会议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中农、雇农的土地、人口；(3)代表会议定期计算分地标准；(4)根据分地标准与各家人口，去实际分割土地；(5)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注意审查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了，是否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实际的利益。“分配土地时，不必更动农民住处。但是富农占有的好的土地，应该没收分配给贫农、雇农，强迫富农换庄。土地分配完结后应将界址分插标记，并由区苏维埃发给土地登记证，以便管业。登记证不取丝毫手续费。”“分配的范围，以半乡或一乡为范围(半乡管半乡或一乡管一乡)，地主之土地，在那乡归那乡人分。贫农、中农不问他人在何乡，他的土地不能没收或强迫交换。” 4. 分配土地的计算方法。“计算土地时，应该计算他的收获量、位置和收获品种类的价格，将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中等为标准。计算收获品以包谷及大谷为标准。大约可得干包谷一斗二升之地，相当于大谷一挑之地(论挑均以百碗的斗为标准)”。分地的每一份或一股的标准，是由计算人口和土地得来的。人口计算方面：(1)少地无地的贫农、中农人口有多少；(2)被没收土地的富农人口有多少；(3)计算人口时，注意有劳动力者若干，无劳动力者若干。土地计算方面：(1)被没收的田地有多少，包括贫农、中农从地主那里佃来的土地，仍作为被没收的土地；(2)贫农、中农的私产若干。最后以土地数目除以人口数目，即得出每人可分得的土地。 5. 废除契约与债务，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土地。同时，必须消灭口头的及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这些财产与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严禁农民部分的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的债务，不准秘密还租。”“没收一切封建（地）主、军阀、豪绅的动产与不动产，如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富农在分得土地后，多余农具牲畜亦须没收，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或分给工农群众之机关使用。牲畜、农具可由贫农、中农按组按户分配或设犁牛站公管公用。” 6. 严肃土地分配的纪律。在分配土地中，“如果贫农、中农对于自己私产以多报少，企图多分土地者，应该处罚，不分土地给他。”“如果苏维埃工作人员在分配土地中保留地主的土地或保留富农的好土地，或将好土地分给自己，须由群众公议处罚。”“凡贫农、中农之土地抵当与贫农、中农者，或由原主无条件收回，当主另分田地，或原主另分田地，由乡代表会议处理。”“在土地没有分配以前，已经栽种了的庄稼（是贫农、中农种的），如果以后分给别人，应由分得的人出价赔补。” （三）《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 1934年7月，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夏曦主持。夏曦在讲话中阐明了开展苏维埃革命，建立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及其军队的重要意义，其中提出“实行土地革命，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拿来彻底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的重要任务。参会的130多名代表就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形成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的决议案，并选举田兴才、王顺帮为土地部长。《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以下简称《特区条例》）与《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区条例》）相比较，虽然两者有一些条款大致相同，但反映的土地革命情况却有较大的区别。《区条例》制定在前，是红军刚进入黔东时制定的，属粗线条的土地革命试点方案，且适用范围仅是沿河县的一个区。《特区条例》则是在黔东革命根据地进入成熟时期，在经过一些试点基础上由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一部法律文件，内容比较详实，从22条增加到26条，符合黔东地区的实际，因而成为指导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 关于制定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的依据。《特区条例》首先指出：“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根据中华苏维埃的土地法，规定一个没收和分配土地的统一办法，并且要交工农群众公议执行。”说明了本法令的合法来源，并强调土地政策必须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反映工农群众的意愿。也就是说，本条例是依据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并结合黔东实际的一部地方性法规。 2. 关于农村阶级的划分标准。《特区条例》指出：“本已有土地（即有方）本已不办或是专请长年办，或是租给别人办，这种人叫地主。”“本已有土地（有的是租来的），本已有土地，还要请一个或两个长年，这种人叫富农。本已有土地，本已办一半，租给人家办一半，这种人也是富农。”“专靠种田不够生活，还要做散工苦力赚钱生活的人，叫做贫农”。这些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根据“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抑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的土地革命政策提出来的，符合黔东这个农业经济地区实际，有利于战争年代对农村各阶层的分析，按照这个标准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也符合广大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 3. 关于没收土地的范围。《特区条例》明确规定：“地主的土地完全没收”，“富农的土地，亦须没收与分配。不过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土地，但是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区长、乡长、镇长的土地，完全没收。”一切反革命组织者的土地亦没收。“寺庙的常熟田，除留一部分作敬神香火之用，其余大部分亦须没收。”“公田、学田，属于国家或社会的亦须没收。”酌留公田作苏维埃办事之用。还规定：“没收一切封建地主军阀豪绅的动产与不动产，如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富农在分得土地后，多余农具、牲畜亦须没收。”实施没收土地的政策，反映了革命战争的特点，基本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 4. 关于没收土地的分配原则。吸收《区条例》的办法，重申：所有被没收的土地，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立即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者，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得土地权；流氓盗窃之人，经过他自己声明，以后务农为业，不盗不抢，亦须分给以土地；敌军兵士亦须分给以土地，并且要他回家种田；经营贸易的商人或小作坊的老板，无权分得土地。《特区条例》特别规定：红军战士“无论本地人或外籍人，均须分给以好的土地”，“在没收和分配土地中，不更动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中等农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并不没收，并且少了还要分配土地给他。”这些分配土地的原则，保证了广大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在分配土地中须“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这就避免了在分配土地中草率从事和用行政命令指手为界的简单行为。根据地始终依靠广大民众共同搞好土地革命。 5. 关于分配土地的标准。《特区条例》在贫农、中农平均分配土地上与《区条例》的规定一致。从“红三军是创造巩固发展黔东苏区的柱石”的重要作用考虑，条例强调在分配土地中，除了要分给红军战士以好的土地外，“每乡给红三军（黔东苏区以外的地方的人）战士，分给十个人的土地。”“每乡须酌留红军公田十挑至二十挑，为将来外籍人参加红军时分配之用。”这种按人口和劳动力混合分配土地的规定，既考虑到革命斗争的需要，同时又考虑到各阶层对土地的占有量，还考虑到充分利用土地、发展农业经济等问题，突出了革命与生产两个重点，使打仗与建设统一起来。 6. 关于土地面积的计算。《特区条例》与《区条例》基本相同，但补充了一条，“那些自己有土地，够吃够用的中农，他的人口与土地就不列入分配的数目之内。”这种分配土地的计算方法，根据土地的数量和产量进行综合折算，然后按人口和劳动力进行合理分配，不失为一种科学的土地计算方法，在特区政权刚开创不久，能如此周密合理地对土地分配方式进行设计，可见特区政府对土地革命这个关系根据地生存的大事非常重视。 7. 关于土地分配单位。《特区条例》肯定了《区条例》的实践经验，确定以一乡而不是以半乡为单位分配，即“以乡为范围（一乡管一乡）”，确定分配土地的领域，避免了在土地分配中因地域和土地所有权不一致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同时也界定了各乡苏维埃的责任范围，使其在管辖范围内统筹土地革命工作，制定土地分配细则，掌握土地革命的主动权。 8. 关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步骤。《特区条例》与《区条例》作了大致相同规定，强调每乡必须“分村”召集农民大会报告分配土地的条例。并作了重要规定：乡代表会议首先要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并动员雇农小组、贫农团、党与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积极参加，成为群众的查田运动。”“在调查地主、富农土地以后，为了土地能够平均分配，再将贫农、中农的土地和人口登记”，然后计算分地标准，实际分配土地，分村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可见，《特区条例》所规定的分配土地步骤，条理清楚，可操作性强，在具体执行中建立群众的监督机制，维护了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有序进行。 9. 关于土地革命的纪律。《特区条例》重申了《区条例》的严格规定，指出没收与分配土地是一场阶级斗争，“在没收与分配的当中，地主、富农必然隐瞒土地，企图避免没收。乡苏维埃应依靠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的力量，坚决地同地主、富农作斗争。因此，必须保证雇农工会与贫农团一切组织行动的自由。因为这些组织是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基本柱石。”苏维埃除动员雇农工会、贫农团查田外，“必须以村（寨）为单位，经常召集群众大会，去发动群众的查田分田运动。”“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的洗刷出去。”“如果地主、富农抢夺已经没收之土地之收获品，或地主、富农向贫农、中农索租索债，苏维埃应以最严重的法律制裁之。”这些铁的纪律，有力地制止了部分地主、富农妄图隐瞒土地的阴谋，同时儆诫苏维埃执行分配土地的工作人员，要大公无私地开展工作，否则将受到纪律的处罚，从而为土地革命工作顺利健康进行提供了保障。 （四）《农村工人保护条例》 农村工人即农工，具有一定生产技能，在农村为雇农从事简单的农机具制造，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等工作。他们往往受雇于人，以出卖劳动来换取工钱维持生计。保护农工的合法利益，是土地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规定了工作时间、工资、雇工方法、待遇等内容，在土地的问题上，《条例》第七章“雇工与土地”中规定：革命前的雇工均须分给以好的土地，并分给以耕牛、耕具。雇工没有房子住的，须分给以好的房子。因为革命以后，地主豪绅逃走，雇工失业的，苏维埃政府除分给土地外，并须设法救济他的粮食。在革命期间，不许地主、富农无故辞退雇工，如果辞退雇工，须支付包括3个月工资、伙食之辞退金。 （五）《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 工农红军是与反动武装势力作坚决斗争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创造巩固发展苏维埃的坚强柱石。对于红军及其家属，在精神上予以慰藉、物质上给予特别帮助，是巩固红军作战决心及勇气的重要措施。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特颁布《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作为进行这一工作的基础，并且要求与不遵守优待红军法令者作斗争。主要内容如下： 1. 在分田地上要优先照顾红军。《条例》首先指出：“分给红军战士以好的田地。凡红军战士、指挥员，无论本地是否建立了苏维埃或为反动统治的区域，均须分得上等的好田。每乡还须留红军公田，作为以后参加红军的白军士兵或其他地方人参加红军之用。” 2. 组织群众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土地。《条例》要求各地苏维埃政府要“组织代排队和收割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解决红军家属的耕田收割问题，是优待红军工作的中心的一个，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以解决红军家属缺乏劳动力之困难。特别是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要帮助红军家属做活。” 3. 在税费、生产资料分配、教育等方面对红军家属优先。《条例》指出：“对红军家属免税。苏维埃的土地税、营业税，对红军家属则一律免除。”“消费合作社实行廉价。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对红军家属买油盐布匹，实行廉价百分之五。”“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耕牛、耕具，尽先给红军家属分配。”“红军的儿子，应该尽先给以教育，有进列宁小学的优先权利。”“苏区邮政局对于红军家信（由前方寄回家的，由家庭寄到前方去的）一律免费。” 4. 苏维埃政府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条例》强调：“在红军驻扎区域，特别是作战区域，必须发起慰劳运动，送给红军草鞋、小菜，帮助红军洗衣。”“对于红军伤病战士均须随时帮助。组织担架队运输伤病兵，组织伤病兵休息处，准备茶水饮食，一直使伤病兵从前方到后方，都得到群众的帮助。并组织群众办的疗养所，帮助伤病兵及红军家属找医生、找药品，并号召群众，为了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救济。”“对于阵亡的红军家属，必须永久替他代耕，必须募捐救济。对于他的儿子，完全受到免费的教育。” 三、土地革命的步骤和方法 红三军进入黔东时，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发了《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等纲领性文件，用以指导根据地建设。在1934年7月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后，随着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三军共同组织的工作队，深入开展地方工作，实施《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等政策法令。在执行土地革命政策过程中，各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相应的补充规定，在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正确指导下，黔东革命根据地绝大多数区域的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过程，归纳起来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宣传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后，由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共同组成的宣传队，深入各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所到之处，宣传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之粮食、财产之条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及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等，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政府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召开有广大贫苦农民参加的诉苦会，宣传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作用及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等相关规定，揭露封建制度下土地关系的黑暗性及地主豪绅剥削压迫农民的残酷性。在诉苦会上，发动群众历数恶霸地主、豪绅污吏压迫农民的种种罪行。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黔东广大贫苦农民从被压迫、被剥削中迅速觉醒，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旗帜的指引下，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争取农民自己的正当权益，为翻身做土地的主人而斗争。 2. 建立土地革命的领导机构，组织专业指导队伍。黔东革命根据地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土地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为准确把握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使土地革命工作全面展开，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土地革命领导机构和专门管理机关，即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下辖的土地部，选举田兴才、王顺帮为土地部部长。在特区土地部成立后，特区各县，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也成立了相应的分配土地专门机构，县设立土地部或土地委员会，区设立土地科，县、区分配土地专门机构一般由7人组成。乡设立土地委员会或由农会直接领导分配土地工作，大部分乡的土地委员会由5人组成，少数乡虽未设立土地委员会，分配土地的职能由乡农会代为执行。各村未设置专门的分配土地机构，其职能由贫农团执行。在已成立乡苏维埃政府中，普遍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工农兵代表民主选举产生，每10个公民选出代表1人，每乡设3个总代表，凡是该乡有关土地分配的大小事宜，必须先经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然后才贯彻执行。在土地分配中，注重专业队伍的培训，以红军干部为宣传骨干，土地革命积极分子为主力，分配到根据地各处，以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政府为单位组织培训班，学习土地革命文件和有关分配土地的法律法规，讨论本地土地革命中的具体事宜。沿河县第五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根据斗争纲领及苏维埃土地法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参会代表通过学习土地法和制定条例的过程，明确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作用和前途，掌握了斗争的政策、法规，之后回到各自所在的乡、村，指导土地革命具体工作，成为该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专业队伍。这种以会代训培训业务骨干的作法，后被其它一些苏维埃政府效仿，为推动黔东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发挥了一定作用。 3. 调查摸底，弄清土地革命的底数。即以乡为单位对现有的土地进行调查摸底。由于没有计算土地面积的准确标准，只能按每年某块土地的大概粮食收获量来衡量，在具体估算中，旱地以收获包谷粒数量用“斗”、“升”为单位进行换算，稻田以收获谷物多少以“担”为单位进行换算。如《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中规定：“计算土地时，应该计算他的收获量、位置和收获品种类的价格，将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中等为标准。计算收获品以包谷及大谷为标准，大约可得干包谷一斗二升之地，相当大谷一挑之地。”各乡由乡代表会议将下派到各村的干部分成若干工作组，分别到各村调查地主、富农的人口和土地。为提高土地调查的准确性，各调查组在调查中充分发挥党团组织、雇农小组、贫农团、少先队、农会和妇代会的监督作用，主动吸收各种组织的代表参加，使土地调查摸底工作成为群众性的查田运动。在查清各村地主、富农所拥有的土地以后，为了达到公平合理分配土地的目的，调查组又对中农和贫农的土地、人口情况进行逐户登记，在弄清各村全部土地的基础上，乡苏维埃召开代表会议，讨论确定土地分配方案。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中，一般是以全乡总面积除以全乡总人口数，所得之数就是该乡每人应分得的土地数，然后结合劳动力和优抚对象实际，由代表会议制定初步土地分配方案交由党团骨干和贫农代表会集体评议、认定，最后进行张榜公布。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前提下，才以村为单位按方案进行土地分配。在对土地进行调查摸底过程中，因有广大群众和各群团骨干的参与，客观上挫败了部分地主、富农企图隐瞒土地的阴谋，为合理分配土地打好了基础。 4. 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根据调查来的各阶层占有土地数量及家庭财产状况，经过贫农代表会议评议，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然后按所划分的阶级成分，对不同阶级的土地、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当时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对地主的田地实行没收政策，没收的土地分给贫农、雇农，对中农、富农不分田地，对地主分坏田地，对地主的粮食也是实行没收政策。把一部分粮食赈济雇农、贫农、佃农，一部分粮食作为红军部队的给养。对中农不分粮或少分粮，对富农实行筹粮政策，要富农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也是一部分赈济雇农、贫农、佃农，一部分作为红军部队的给养。对中农既不分田、也不分粮，因为中农是自耕农，既有田地，又有粮，基本是自给自足，只是在没收地主的衣物等方面分给中农一部分。归纳起来，总的一句话，就是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1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同时召集群众大会，当众烧毁地主、富农以前剥削农民，强制农民签订的各种契约、高利贷借据，以及地主、富农所有的账本。这样做的结果，保护了贫农、雇农基本阶层的利益，从根本上保护了社会生产力，保护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特别是保护了贫雇农阶层的生产积极性。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对于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支持当时的土地革命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5. 实施对土地的分配，插牌落实到户。在摸清土地底数的前提下，各乡以召开代表会议的方式，按照当地的土地和人口计算分配土地的标准，然后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分配土地的方案，待方案通过后按照各家各户应分土地情况进行土地分配，对所分土地进行划界插牌，牌子上面写有分得土地农民的姓名、田土座落、地名、田土名称、四周抵界、丘亩数等，最后写上苏维埃土地代表的名字。分配土地结束后，还要由乡苏维埃分土地的干部负责审查清理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了，雇农、贫农、中农是否得到了实际利益。对根据地当时分配土地情况，沿河县晏章成等农民后来回忆说：“我们乡是六月（农历）间分的田土，分田土的时候都由省政府的人掌握开会，不论人口，无地的农民大概每家分得10挑，分好了就在地里插上竹签，上面写着分得人的姓名和田土的挑数。”1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各乡苏维埃大都以乡计算平均分配土地数量，在本乡行政区域内不分男女老幼按人平均分配土地，具体分配时考虑到劳力和抚恤对象等因素，采取在原耕种的土地上进行适当调整的办法，不足部分按照土地的远近、肥瘦进行搭配补平，当分配方案确定后，就到实地进行踏勘，确定土地界线，当场插牌、登记造册，随后发给各户土地证。《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在没收和分配土地中，不应动摇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中等农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并不没收，并且少了还要分土地给他。”“工农阶级中之衰老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靠的人，应分得土地，可委托人耕种或出租。”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根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中“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的政策精神，按汉族农民的标准分给少数民族农民同样多的土地。 6. 在分配土地中优待红军家属，瓦解国民党反动武装。在有关土地革命实施细则中规定：“红军是为工农群众利益，与国民党、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无论本地人或外籍人，凡红军战士、指挥员，无论本地是否建立了苏维埃或为反动统治的区域，均须分得上等的好田。每乡还须留红军的公田，作为以后参加红军的白军士兵或其他地方人参加红军之用。”1因此，在分配土地中，不仅“每乡给红军（黔东苏区以外的地方的人）战士分给10个人的土地”，而且以分给土地的政策瓦解国民党反动地主武装和教育当地的地痞流氓。《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中指出：“破坏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和地主的武装。我们苏区内有人在外当兵的，当军官的，我们号召他们回家来参加苏维埃革命。尚未回家的，我们现在就分配他们以好田好地。”“即是别县别省的人，他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也要号召他们来参加苏维埃革命，也要给他分配田地”。在《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中，对地痞流氓用分配土地的办法令其改邪归正，条例指出：“流氓盗窃之人，经过他自己声明，以后务农为业，不盗不抢，亦须分给以土地。”“在白军里当兵士的，亦须分给以土地，并且要他回家种田。” 7. 打击土豪，镇压恶霸地主。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特区革命委员会在苏区范围内，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镇压恶霸地主运动。沿河县第五区龙塘湾恶霸地主覃礼坤，其叔是国民党贵州省政府财政厅厅长，他依仗其叔的权势，组织一支反动武装，在当地敲榨勒索，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红军到黔东后，在镇压恶霸地主时首先抓了覃礼坤，在枫香溪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清算了他的罪恶，处决了这个恶棍，然后由农民协会组织没收了他的财产、粮食和田土。在短短几个月中，仅沿河县白石溪就打了张中宝、蒋奉仁等50多户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分了他们的田地。枫香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就立即分了王焕恩、王焕奎、王焕然等地主约700多挑谷子的田。淇滩区天宫井乡分了杨通俊、杨通贵、王永涛3户地主所拥有的200多挑谷的田。在红军的大力支持下，各地的分田热潮高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胆子大了，南腰界区大坪盖贫农陈海四说：以前红军帮我分田土，我不敢要，现在我敢要了，我说，我是个干人，要分大地主陈守举的大田！。相继，印江县打土豪、地主145户，松桃打土豪、地主52户，斗争高潮不断掀起。 8. 开展查田运动，惩处隐瞒土地的地主、富农。在解决土地问题当中，有的地方发现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有遗漏或隐瞒行为，这一现象引起了苏维埃政府的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根据地开展第二次查田运动。通过深入细致的查田工作，结果又查出地主隐瞒分散的大量土地，各地将查出的田土进行再分配，增加了每个农民分得土地的数量。沿河是白石溪乡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每个劳动力分得5挑零5升，经二次查田，每个劳动力达到6挑。有的地方也查出了地主分散隐藏下来的粮食和财物，南腰界区红岩一个地主，在土地分配时把家财转移隐藏，经过知情的长工揭发，并给红军游击队密谈，将隐藏的财物抄出来分给了群众。为什么要进行二次查田，湘鄂西中央分局在一份报告中分析指出，“土地问题之没有彻底解决，主要的原因，是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而是至（自）上而下的方式。现在已极力纠正这个错误，发动广大的群众查田运动。”1 四、土地革命的成果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政策统一，行动迅速，范围广泛，成果显着。据不完全统计，在73个乡苏维埃范围内，10万余人参加了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约600户，其中426户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被没收分配，共没收分配土地余挑，200多户的土地未来得及分配，只没收分配了其他财产。68个乡分配了土地，平均每人分得5挑（即1亩）以上的有58个乡，不足5挑的仅10个乡。根据对枫香溪、张家湾、上坝、金盆水、杨河等11个乡的调查，参加分土地的就有人，打土豪60户，每人平均分的5挑半。酉阳县南腰界等4个乡作过分配土地的准备，有的村寨摘了牌，但只分了正黄熟的谷子，没有分配土地。印江县宁家坪农民宁国学全家7口人，原来只有3亩大田和2亩旱地，正常年景收获的粮食勉强能糊口，灾荒年则要以糠菜成讨饭过日子，在土地革命中全家分得10亩好地，一头耕牛，两床棉被，一架水车，还有铣口、犁耙等农具，生活有了保障。根据他人民说出了心里话：“红军来了，穷人的骨头也重了几斤！”为表达土地回老家的喜悦心情，他们在自编的山歌中高兴地唱道：“门前喜鹊叫喳喳，千年土地回老家，红军给我来撑腰哟，翻身的穷人笑哈哈！”湘鄂西中央分局对土地革命成果作了这样的总结：“在这个区域，土地都已经没收或分配了。没收和分配的原则是根据全国苏维埃土地法，将豪绅、地主完全没收；富农土地是照全家，多余的土地没收，分配以坏的土地；中农的土地没有动摇，少地亦予以没收，分配以坏的土地；红军家属及雇工均分得上等地，较普遍的劳动力要加三分之一；红军的老战士每乡分配十个得到土地。除此以外，每乡还有红军公田（约十挑至二十挑）及苏维埃公田（约十挑至二十挑）。”1在实行土地革命中，苏区部分区域的工人也增加了工资，“淇滩市镇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五十文至百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增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1 在根据地中心区沿河、德江、印江县及松桃县土地革命取得显着成果同时，与松桃毗邻的酉阳县的南腰界、大坪盖、唐家溪3个乡及秀山县的苏区，已没收和分配了地主、土豪的财产，并作好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准备，但由于时间关系未进行分配，其中南腰界等乡已打土豪10多户，没收土地5000余挑；秀山县打土豪57户。 之后的1936年1月间，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长征进入黔东时，在江口、石阡两县范围内从事革命活动有较长时间，除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组织外，还进行打土豪，分浮财的活动，其中在江口县的双江、闵孝、德旺、太平、官和、民和、坝盘、怒溪、桃映等9个乡（镇）打土豪76户；在石阡县的花桥、汤山、中坝、龙意、白沙、本庄、龙塘、大沙坝、枫香、石固、青阳、坪山、龙井、坪地场、甘溪、国荣、聚凤、河坝等18个乡（镇）打土豪100余户。由于战事紧迫，未来得及进行土地分配，但扩大了红军的革命影响。 对黔东革命根据地来说，土地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推动了黔东历史的进步，推动了黔东社会的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土地革命的过程，是无产阶级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过程，黔东人民谱写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新篇章。由于土地革命的胜利，封建势力被摧毁，党真正地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黔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 第28章 土地革命的特点和意义 一、土地革命的特点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红三军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后新开辟的根据地，黔东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与湘鄂西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相比较，既有许多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色。黔东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吸收湘鄂西地区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黔东实际，创造了一些土地革命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与其他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为党形成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都做出重要贡献。 黔东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主要经验有： 1. 颁布执行了符合黔东实际的较为完整的土地革命法令法规。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土地革命法规。这一法规对如何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宣传、组织土地革命队伍、如何实行土地分配、怎样进行查田运动等都作了具体要求和详细规定。从执行情况看，这些措施在实践过程中证明是正确可行的。它既对土地革命运动起到原则指导作用，同时又从实践上规范了土地革命运动全过程，使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进展快，秩序好，影响大，效果佳。 2. 制定了先试点、后铺开的正确工作措施和方法。 在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前，红三军组织了一批精干工作队，分别在淇滩、白石溪、谯家、甘溪、晓景、韩家、沙子坡、喻家岩、四坳口、枫香溪、严家坡等12个重点乡进行了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然后将参加过试点工作的红军和地方干部分配到各乡、区，对土地革命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这样从整体上防止和避免了土地革命工作的盲目性。 3. 组织了各种宣传队，并展开强有力的宣传攻势。红军所到之处，一方面书写大量标语，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地主，分田分粮！”“为土地归农民而战！”等，分别派人到各处演讲，鼓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另一方面召开较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和各方代表参加的“谷担会”，宣传和介绍土地革命的目的、意义和作法，使之在根据地内外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势不可挡的土地革命群众运动声势。 4. 坚持标准和方法，把准方向，抵“左”防右。土地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让“耕者有其田”。在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初期，正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的顶点，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提出：消灭地主、富农，限制孤立中农，“平分一切土地”。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法规和实践中，没有照搬套这种提法，而是根据黔东的实际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的口号，在土地革命实践中，只没收地主、反动官僚的土地和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中农的土地没有动摇，少地的中农还分得土地，避免了扩大没收范围和把农民土地打乱平分的“左”倾错误，保证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在当时“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点的时候，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者能较正确地处理土地革命中的具体问题，是难能可贵的，是具政策眼光和创造性的。 二、土地革命的意义 实行土地革命“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1黔东革命根据地在短短的8个多月中，先后在贵州省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石阡、江口和四川省的酉阳、秀山（现属重庆市）等县进行了土地革命。这场革命，是群众性的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包括贫农、雇农、手工业者、游民等在内的农村广大群众，不仅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压榨，而且每人均分得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这是黔东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土地革命的胜利，对黔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土地革命的胜利使广大劳动者获得解放。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土地革命的胜利，广大穷苦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能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得到充分的调动，而土地等生产资料在他们手中得到充分的利用。黔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军来了，穷人的骨头都重几斤！朴实的语言，记载了黔东土地革命运动这段历史，同时饱含着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和对红军及苏维埃的赞颂。苗族同胞在传统对歌中唱道：“阿哥阿妹在对歌，快些唱啊别啰嗦。改日相会喝喜酒，莫忘红军恩情多。”土家儿女在花灯戏中唱道：“五月里来五月五，各区乡寨分田土。千年铁树开了花，乾坤倒转太阳出。”黔东各族人民用放烟火、舞龙灯、扭秧歌等民间艺术形式尽情欢庆土地革命的胜利。生产力的解放，为根据地的开拓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土地革命的胜利，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土地革命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使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土地革命后，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恢复速度很快，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土地革命前的历史最好水平。当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属于自己的土地以后，激发出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纷纷准备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准备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在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支援根据地建设；他们亲身感受到土地革命给自己带来了实惠，在斗争会上斗地主时出了多年的怨气，今后该如何在分得的土地上出力。因此，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奴役剥削，获得土地的广大穷苦农民，劳动热情倍增，无论男妇老幼，都积极投入农业生产，按照苏维埃政府的安排干好农活。一是加强田间管理。在红军到来之前，地主豪绅的土地都种有庄稼，这些土地分给农民后，地里的庄稼就是农民自己的了，于是农民起早贪黑灌水、施肥、除草、松土，为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二是适时抢收了所分得土地里已成熟的洋洋芋春荞、大大麦小麦等夏收作物，并及时抢种上晚稻、包包谷红薯、秋荞等秋收作物。三是为使较早分得土地的农民能及时播种，红军各部队从打得的给养中选出种子发放到各区、乡、村农户，农户有了种子便抢季节播种，使各村寨少有荒田空土。四是当现有耕地全部播种之后，农户又发挥潜力扩大种植面积，在荒坡上开垦出一片片新地，就连荆棘丛生之地也刀耕火种了高粱、小米、荞荞麦农作物。五是在春播时节，红军、游击队派出兵力配合苏维埃政府组织“代耕队”，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和红军家属耕作，乡苏维埃和村贫农团还组织了“犁牛队”，帮助缺少耕牛的农户耕地打耙。此外，根据黔东地区十年九旱的气候规律，红三军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就近帮助农民新修或维修沟渠、水塘等水利设施，确保农民增产增收。土地革命的胜利，对以农业为主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来说，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土地革命的胜利，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经济基础，增强了根据地自身的经济实力。土地革命打破了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确立了劳动人民所有制形式，使地主阶级经济基础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使苏维埃“发展收集粮食”和“对外贸易的流通，特别是粮食的调剂，储蓄与收集，与金融的活泼”1成为可能。其间，敌军为扰乱根据地秩序和破坏根据地经济建设，常突袭根据地，特别是在庄稼快成熟的时节，常出来抢收根据地农民生产的粮食，农民为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日夜守护在庄稼地里，敌军未及靠近即被发现，鸣锣相告，使敌人很难得手。到粮食收割时节，根据地人民“组织大批的割谷队”，在游击队武装掩护下，“抢夺秋收，保卫秋收”，坚决“将我们分得地主田地内的粮食，我们自己的田地的谷子都抢回来割去”，“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将粮食油盐锅碗被盖都搬到山上洞子去”。2正是土地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削弱了敌人的经济力量，从整体上增强了根据地自身的经济实力。 4. 土地革命的胜利，为扩大红军和保护革命果实打下了基础。对苏区来说，只有在解决土地问题后才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够解决扩红问题。土地革命极大地削弱了豪绅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力量，扩大了红军和苏维埃的革命影响，就是农民很快认识到工农红军与军阀进行的战争，实质就是农民与地主的战争，是“保卫土地粮食归农民”的战争，为保护自己已经分得的属于自己的土地踊跃参加红军。可以说，土地革命的胜利是粉碎敌人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的重要条件。 总之，土地革命的胜利，带来了黔东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土地的充分利用。在土地革命期间，虽然战事频繁，但农民仍积极进行生产，特别是在分配土地较早、环境比较稳定的地区，红军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垦荒种粮，农业生产仍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翻身的农民不忘党和红军的恩情，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纷纷组建游击队和自卫队，踊跃参战，为保卫土地革命果实而斗争，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黔东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革命，使农民从经济上真正得到实惠，翻身农民进而认识到红军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从而自觉支持红军，为夺取战争胜利作贡献。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中，由于受到当时严酷斗争环境和革命紧迫形势的影响，加上土地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在具体工作中缺乏工作经验，无法做到细致、深入、全面，必然会产生一些不足和失误。主要表现在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侵犯了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有的地方对农村中的工商业保护措施不力，在处理地主豪绅时没有完全按《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办，个别地方发生乱杀现象。发生这一错误和偏差的原因，主要是“左”倾错误的影响和缺乏土地革命经验。尽管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还存在问题和偏差，在分配土地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根据地大部分地方先后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这是黔东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都不能做到的，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才能实现。这是黔东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 第29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建设 黔东革命根据地在建设主力红军的同时，组建了黔东纵队、游击队、独立团、自卫队等不同层次的地方工农武装。这些土生土长的红色武装的壮大和游击战争的发展，是建立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前提。由于正确地处理了游击战争的任务、革命武装与群众的关系，使红军在游击战中集中机动作战的能力不断增强，在红军外线作战时，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保卫后方，为开辟、扞卫和发展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4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力挺进湘西后，由地方武装组建而成的黔东独立师为保卫根据地、策应主力东进更是付出了巨大牺牲。 第一节 加强革命武装建设的基本措施 革命武装是保卫和发展黔东苏区，保障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重要前提和条件。根据地在建立、发展革命武装问题上，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遵循红军建军的宗旨及根据地武装游击战争的原则 红三军政治部制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指出，红军“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也就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任务，就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而战，为了土地归农民而战争。”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对根据地革命武装的建设，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指出“红三军是创造巩固发展黔东苏区的柱石”；在苏区周围，在敌人后方和侧面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从游击队发展，培植出红军的独立营、独立团、师，以增厚地方武装的力量”；工农红色自卫队是“后方的守卫部队”，“苏区的铜墙铁壁”，“保卫苏区最坚固的堡垒”。并提出了在印江、德江、沿河三县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组织1万人的游击队、3万人的自卫队的任务。此《决议》贯穿建设工农革命武装的阶级路线，体现了游击战争时期的武装原则和特点。随着地方武装的迅速建立和发展，红三军从各独立团、游击队中吸收一部分纳入红军，还直接从农村青年中吸收一批。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区的地方武装分为三种：1红军独立团；2游击队；3赤卫队与少先队。红军独立团已经组织，有吸收新参加的战士约千余人……除独立团以外，还有独立的游击大队约十个，吸收的新战士约400人。至于自卫队，则大部分乡苏均已建立，能够放哨守卡，但是还没有进行军事训练”。 第二，实施《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 《条例》规定：“分给红军战士以好的田地”；“组织代耕队和收割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消费合作社实行廉价”；“红军家属免税”；“红军子女有进入列宁小学的优先权”等。1934年9月初，为更好地组织反“围剿”战争，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强调，“应实际地开展优待红军的运动，最要紧的就是目前秋收的时候，帮助红军家属割谷！在分配土地的当中，红军及红军家属实际地得到好的土地……依据征求参加红军战士的成绩，来考查我们每个乡苏区革命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因此，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活动，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各独立团、游击队推荐优秀动员编入红军，很快形成了一个扩红热潮。红三军各连队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枪多人少”的现象得到改变。在秋收大忙的9月，一批批青年参加红军后，各地的苏维埃政府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组织人力物力为红军家属割谷抢收。在分配土地中，各地苏维埃政府贯彻执行《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强调“红军是为工农群众利益，与国民党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无论当地人或外籍人，必须分给以好的土地。”这些特殊的优待措施，把红军提高到“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持红军作战，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军事斗争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加强红军和游击队的政治培养和军事训练 红军是革命队伍，除了打仗外，还承担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枫香溪会议后，由于恢复了红三军中的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培训工作开展起来。在南腰界创办了红军学校，红三军政委关向应任校长，贺龙、夏曦亲自任教；在土地湾开办了两期红军和地方干部训练班，培训学员400余人，设立军事、政治、文化课，还有唱歌课。为加强红军指战员的政治形势教育，还将原《战士的话》小册子，改为《红星报》。通过加强政治军事训练，红军和游击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战斗力明显增强。“红军成为发动地方工作的骨干，现军政治部有地方工作训练班，各师有宣传部，还有流动宣传队，从红军中调去参加苏维埃工作的约100人，参加独立团的游击队的约近300人。”1此外，根据地以庆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大好时机，首先在土地湾、枫香溪、爱沙坝、沙子坡、喻家岩、刀坝、甘溪、上坝、淇滩等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宣传活动，然后逐渐扩展到苏区其他地区。同时，与征募红军运动结合起来，大力宣传中央苏区的工农生活、红军的胜利和扩大红三军，巩固黔东苏区的意义，使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形势教育，扩大了视野，坚定了建设、保卫根据地的信心，推动了扩大红军运动的顺利进行。 1 引自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 第二节 红军及地方工农武装的发展 一、红三军的发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三军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4年5月红三军进驻黔东之初，辖第七、第九两个师。第七师师长卢冬生，副师长庹万鹏，政委方理明（常德善），参谋长韩克西，下辖第二十五团、第二十六团；第九师师长钟炳然，政委廖汉生（朱绍田），下辖第二十七团、第二十八团。由于之前的“肃反”和长期游击，部队减员后未能补充，红三军竟出现“枪多人少”现象。枫香溪会议后，立即建立了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并恢复红军中的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7月下旬收到中共中央5月指示信，接受了中央的批评，停止了在红三军中长达2年多的错误“肃反”，取消了原拟要进行的第五次“肃反”，使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逐步消除。红三军在加强内部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扩大红军的革命影响，使红军力量得到壮大。红三军在黔东这段时期，补充了4000余名新战士，队伍扩大了，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休整。 二、黔东纵队 红三军除吸收苏区青年参加红军外，还大胆地收编“神兵”，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黔东纵队。黔东纵队是以“神兵”为主体的黔东革命根据地第一支地方武装。1934年6月下旬成立，主要由“神兵”首领冉少波等领导的德江隐坪“神兵”和印江“神兵”组成，它直属红三军军部领导，由红军干部负责政治工作，配合红军行动，为红军输送了不少优秀的干部战士。它的成立，也是红军干部大队进一步对“神兵”指导和改造的结果。干部大队深入各地神兵，向“神兵”进行宣传，给“神兵”讲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意义，讲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先后收编印江沙子坡和德江枫香溪等地的“神兵”，将他们临时组建为特科大队，直接受红三军司令部领导。对那些开明的和进步的“神兵”头目，委以任用；对个别被地主豪绅收买并为其服务的头目，则以武力解决。之后，要求参加红军的“神兵”越来越多，发展成为黔东纵队。1 黔东纵队下辖3个支队，4支游击大队，共1500多人。纵队司令冉少波，政委熊仲卿，副司令张金殿。一支队队长张金殿（兼）、安明文；二支队队长李天保（因病，后由张忠贵代理）；三支队队长张亚新、胡少清。 黔东纵队中尤其是来自“神兵”的战士，在根据地创建、保卫斗争中，表现了英勇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共黔东特委书记、黔东独立师政委段苏权这样评价：由深受压迫的以农民为主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官府的“神兵”，倾向革命，红三军入黔时，他们成为可靠的同盟军，积极支援，开创了黔东特区；当其加入革命队伍，接受改编成红军和游击队后，始终坚持斗争；在坚持黔东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尽管敌情如此严重，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中共黔东特委周围，与黔东独立师一道，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与几十倍于己的敌人追堵“围剿”斗争达1个月之久，付出了重大牺牲，我们将永远记下他们的历史功绩！1 1 参见段苏权：《在坚持黔东斗争的岁月里》。 三、红军独立团 红军独立团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地方武装力量。1934年6月至7月，在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上，先后建立沿河、印江、德江和黔东4个独立团，同年8月又建立川黔边独立团。5个独立团共2000余人，由红三军直接领导，配合红军作战。为了向各独立团输送合格的兵员，在独立团辖区范围内先后建立了游击大队。同年9月底，独立团与黔东纵队合编为黔东独立师。到1934年10月，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发展到4000余人。 - 沿河独立团：1934年6月底建立，团长贺炳炎，政委胡宏升。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派贺炳炎带领1个班的红军工作队到沿河县的上坝、甘溪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枫香溪、淇滩、沙子、上坝、甘溪田坝、毛田坪、杜家宅、水田坝（汪家）、梨子水、甘溪黑獭子等10支游击大队，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沿河独立团。 - 印江独立团：1934年7月下旬，由印江县宁家坪神坛佛主国学和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带领的一支“神兵”，以及六井溪、官塘（沙子坡）、喻家岩3支游击大队组成。团长张均望（红军干部）兼政委，副团长宁国学。 - 德江独立团：1934年7月，由德江德坪、坨底神坛佛主张羽让、张羽耀带领的一支“神兵”和丝茅坝、耳当溪、徐家岩等游击大队组建而成，又称“神兵团”。团长张羽让、谢恩举（后），政委徐承鹏（红军干部），副团长张羽耀、张金煌。下辖3支大队：一支队队长简祖德，二支队队长杜显贡，三支队队长安明文。 - 黔东独立团：1934年7月建立，团长秦贞全（秦子开），政委刘本玉，由沿河、印江、德江毗连地区的铅厂坝、谯家铺、白石溪、土地湾、山羊岭、桂家寨、印山坝、陈家寨等12支游击大队组成。该独立团主要驻扎于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白石溪、铅厂坝和谯家铺一带，担负着保卫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任务。 - 川黔边独立团：1934年8月，由印江县的罗南溪、松桃县的麻阳、酉阳县的南腰界等地的游击大队组成。团长覃实安，政委马吉山。下辖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等游击大队。川黔边独立团成立后，先后在淇滩、大石墩、玛瑙洞、谯家铺、倒马坎、大坝祠堂等地，配合红三军主力参加了大小20多次战斗，为拓展和保卫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红军独立团在配合红军作战，扩红、保卫根据地等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重大牺牲。 1934年8月，德江独立团在扩红中，发生了“新滩事件”。是月上旬，在松桃麻阳玛瑙洞战斗结束后，经贺龙军长批准，黔东纵队副司令张金殿，德江独立团团长张羽让、政委徐承鹏率领11人的扩红队伍从徐家岩出发，奔赴德江稳坪一带扩红。一路上，沿河的苟家、石灰、廖园、谢家渡、下坪等地青年踊跃参军。数日内扩红300多人，编成2个临时支队。25日到达德江的新滩。新滩面临滔滔乌江，背靠陡峭的大山，地势险恶，易攻难守。这支红军队伍以新滩为中心，在新滩及附近的金盆、木朗、毛岭等地继续扩红和打给养，并准备向稳坪发展。28日，一支32人的扩红队伍去木朗、毛岭打给养途中，遭到敌人夹击，当场牺牲8人，被俘8人。29日拂晓，新滩被敌人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红军分散突围。张金殿、张羽让、徐承鹏等在突围中被敌人捉住，壮烈牺牲。扩红来的新战士大部分失散。这次扩红共牺牲14人，被俘15人。新滩事件后，德江独立团一部分分别编入黔东纵队和黔东独立团。 同年9月，黔东革命根据地进入反“围剿”最艰苦时期。印江独立团担负的任务更加艰巨，既要配合红军打击从印江方向进攻苏区之敌，防守沙子坡这个通往黔东特区革委会驻地的重要通道，保卫苏区南大门；又要保障红军的粮食供给。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团长张均望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组织一支征粮队。这支征粮队由120多名独立团战士和80多名运输队员组成。张均望、宁国学亲自率领，于10月12日从何家的团龙出发，经石门坎、烂坝沟，到杨家坪打给养。征粮队打开了土豪杨世昌家的粮仓，没收其粮食。杨世昌事先得知，慌忙向驻印江的黔军李成章旅戴玉堂团密告。当天，征粮队在返回驻地途中，于烂坝沟受到黔军和民团的拦击。敌人凭借险隘，居高临下，以猛烈的机枪扫射，切断征粮队前后道路。团长张均望组织指挥冲锋3次，均未能打退敌人，红军损失严重。突围中，张均望等19人壮烈牺牲，被俘3人亦惨遭杀害。烂坝沟战斗后，印江独立团建制被撤销，兵员编入黔东独立团。 四、游击大队 主要活动在沿河县境内的游击大队（续） - 彭家山游击大队：7月成立，红三军九师师长钟炳然、政委朱绍田委任彭德英为大队长，下辖3支中队，共90余人，队伍比较精干，经常活动于彭家山、淇滩、枫香溪等地。 - 水田坝（汪家）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先为黄修亚（后犯军纪被处决，由副大队长杨正良代理）。下辖3支中队：一中队队长杨正良，二中队队长杨少安，三中队队长杨正惠，共130人。 - 上坝游击大队：6月底建立，大队长丁洪友（后叛变），副大队长杨洪昌（后为大队长），红军代表李登月。下辖3支中队：一中队队长蔡华章，二中队队长杨令光，三中队队长杨华宣。共120人。这个大队战斗力强，后部分队员与老红军一起改编为特务连。 - 甘溪田坝游击大队：6月底建立。大队长杨胜高（因叛变被镇压，由副大队长王顺安接任），副大队长王顺安、杨儿昌，红军代表陈芝南。下辖3支中队：一中队队长王顺安，三中队队长兰献珍。共140人。 - 沙子坡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蔡海华，副大队长蔡海生，政治委员胡宏升。下辖3支中队。 - 甘溪黑獭子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为徐焕章（因通敌被镇压，由石美良接任），副大队长石美良、冉隆权。下辖7支中队，共250人。活动于甘溪、三壶坪、钟岭山、火炭溪、彭家山、桃子坪、高升坝、斑竹园、朱家坝等地。 - 毛田坪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杨平昌。下辖4支中队：一中队队长何廷绪，二中队队长何廷启，三中队队长何朝树，四中队队长谭启仁。共200余人。活动于毛田坪、桑木岔、雄水坡、白鹤、白果、磨香地、王家坝、坝上等地。 - 杜家宅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何荣昌，副大队长张仲珍。下辖2支中队：一中队队长张着犹，二中队队长周振汉。共90余人。活动于白果坝、桐子园等地。后编入甘溪游击大队。 - 梨子水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赵昌顺，副大队长杨通坤，红军代表廖云清。下辖3支中队。这个大队后来编入淇滩游击大队，其3支中队改编为3个分队：一分队队长黄海仁（保卫特区革命委员会时在瓦场坝牺牲），二分队队长杨通坤（在川河盖战斗后掉队逃往泉口司），三分队队长黄仁礼（在梵净山作战时牺牲）。这个大队作战勇敢，且善于夜战，使敌人闻风丧胆，民谣传道：“梨子大队赵昌顺，敌人听了吃一惊，白天不敢走大路，夜晚不敢打个盹。” 主要活动在印江县境内的游击大队 - 官塘（沙子坡）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梁银星，下辖马家庄、池坝、大路槽、红花园等数支游击队。 - 喻家岩游击大队：7月底成立，大队长由红三军干部杨银山担任。下辖刀坝、凤谷岭、胡家坝等数支游击队，活动于大小溪、香树坪、老龙塘、潘家坡、任坨屯、郭家寨等地。 - 六井溪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蒋培二，活动于中六井溪的卢塘头、蒋家寨、宁家坪、四坳口、石坪、邱家寨一带。 - 罗南溪（合水坡）游击大队：由红军代表易吉山等协助于7月底建立，大队长张羽鹏（后被国民党杀害于印江城）。辖3个支队：杨树湾支队，支队长杨通哉、陈老祥，队员80余人；陡溪支队，支队长张羽鹏，队员100余人；刀坝支队，支队长杨银山，队员90余人。 主要活动在德江县境内的游击大队 - 丝茅坝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宋兴堂，共120余人，活动于丝茅坝、黄土坎、枫香溪等地。 - 耳当溪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何永清，共100余人。 - 龙塘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罗克刚，共100余人，活动于野马菁、廖家坝、张家湾、金盆水、小溪沟、上坝、袁家湾等地。后来组成德江独立团时，罗克刚调任连长，大队长由薛恒山继任。 - 徐家岩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熊兴江，活动于徐家岩一带。 主要活动在根据地中心区域的游击大队 - 铅厂坝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高一文（红军）、黎秀松（在德江张家湾作战中牺牲，后由副大队长王顺举继任），红军代表周仙山。下辖3支中队，共200余人。活动于瓦场坝、铅厂坝、生基坪、沙子坡、卢家坪等地。 - 谯家铺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黎光玉、谯广悦（后），副大队长谯文福。下辖3个中队，共220人，活动于谯家铺、皂角池、韩家等地。 - 白石溪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原为方锡之，后因通敌被处决，由副大队长胡安献接任，下辖3个中队，共230人。活动于张家、孙家、胡色嘴、涂家等地。 - 土地湾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杨通智，后由副大队长田兴珍接任，政治委员胡昌进。下辖3个中队，共90余人。 - 山羊岭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李青梅，副大队长李会堂，政委李佩堂，队员250余人。活动于池塘、苟家、陈家寨、山羊岭、车龙岩等地。 - 桂家寨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谯晨风，副大队长何邦中（在张家湾战斗中牺牲）。 - 印山坝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刘世礼（牺牲）、马文武，副大队长吴庆洪，政治委员黎光富。 - 陈家寨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陈清梅。 - 夹石落寨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冯仁刚，副大队长冯大权。 - 石灰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杜显贡，副大队长吴应春。 - 池塘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张万珍（后因叛变被处决）。 - 旧寨坝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吴国仕、唐树洪，副大队长任永丰，红军代表邓吉星。活动于印江县上大井溪的白沙漠、照东岩、下寨坝、生猫坝一带。 主要活动在川黔边的游击大队 - 南腰界游击大队：6月底由红军代表覃实安等协助建立，大队长池宽成，副大队长符公荣。这支游击大队包括楠木箐、香田坝、红岩坪、大坝场、柏杨坳、厚木耳、甘家堡、田坝等8支游击分队，共100余人。游击队成立不久，就打了杨光少、陈良图等10多户土豪。 - 唐家溪游击大队：7月初由红军代表覃实安、江绍之、汤福林等协助建立，大队长吴永发（后被敌杀害），副大队长吴永启。包括唐家溪、垮土湾、高石、孙家坝等4支游击分队，共80余人。战斗力较强，与红军一道在川黔边战斗20余次。 - 大坪盖游击大队：6月底由红军代表陈世清等协助建立，大队长陈良玉（后在龙溪河边被敌杀害）。包括大坪盖、土门、白溪口等3支游击分队，共40余人。 - 龙池游击大队：7月上旬由红军代表陈世清等协助建立，大队长周廷湘。有队员30余人。包括龙池、山羊溪、易家坨、大坡等4支游击分队。建立后，就打了罗金仁、欧松廷等10余户土豪。 - 麻阳土溪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黄绍阳，辖3支游击队：大土坪游击队，队长李明许，副队长胡见然，队员30余人，活动于大土坪、猫山、客店坳、篾梳、茶园、大树湾、花果坪、土溪等地。9月，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麻阳老寨游击队，队长罗国栋，副队长胡伯四，队员20余人，后与严家坡、陡坎子、小沟、麻阳胡街的游击队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土溪游击队，队长黄福胜（后因与国民党营长欧松廷勾结，贪污大烟等物被处决），队员60余人。 1934年7月，在松桃境内成立的3支游击队，编入川黔边独立团。坝木游击队，队长吕志坤（同年8月被土豪杀害），副队长吕志向，队员30余人；黄泥堡游击队，队长陈华富，副队长陈树南，队员28人；关子门游击队，由川黔边的施家、天台、关子门、陆坪等地的游击队联合组成，队长符公荣，队员40余人。同时，还建立2支游击大队，3支游击队，其组建情况是： - 严家坡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李满山。队员160余人。辖3个支队：钟鼓坡支队（与印江瓦屋、大田游击队联合组成），支队长陈发荣（在长担土作战牺牲），队员42人。活动于前寨、吴家树、交坪、篾稿、坝木及麻阳一部分地方。后编入黔东纵队；寨地支队，支队长罗名贵，副支队长李守芬、冉崇全，队员76人；天堂支队，支队长莫顺江（后叛变被杀，由陈文轩继任队长），副支队长郑永昌，队员50余人。寨地和天堂游击支队后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 - 岩柯坝游击大队：8月成立，大队长彭学校，副大队长胡正达，队员100余人。辖3个中队：一中队队长胡成连，二中队队长钟世春，三中队队长杨志清。这个游击大队包括岩窠坝、克月坡、化稿坪、喻家沟、杨家沟、晏家山、邱树堡、斜板沟、何家铺、望排、赵家沟、枣子坪、官庄、红石板、叶家寨、凯梭、凯场溪、地稳等地的游击队。 - 猫山游击队：7月成立，队长罗国周，副队长郎永定，队员60余人。后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四连；张家湾游击队。7月成立，队长陈本规（1937年5月被土豪杀害），副队长陈本信，队员60余人，后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四连；田坝游击队，7月成立，后与浑泉游击队合并。队长伍永孝，副队长田庆凤，队员60余人。后编入黔东独立师警卫连。 此外，印江沙子坡、喻家岩、罗南溪，以及松桃麻阳的游击大队，除松桃一部分编入黔东纵队和红七师外，其余均编入川黔边独立团。 五、黔东独立师 黔东独立师是在黔东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根据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于1934年9月底在沿河县淇滩由黔东纵队和沿河、德江等独立团组建而成，隶属红三军领导，任命贺炳炎为师长，熊仲卿为政委，冉少波为副师长。它的建立，标志着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建设有了长足发展，苏区的游击武装向正规化的红军迈进了一大步，并为红三军的扩充准备了后备力量。同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后，重新组建了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 第30章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的 保卫组织 一、《关于肃反问题决议》的基本内容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阶级的专政机关。黔东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四面封锁、白色恐怖笼罩之中，除建立革命的武装组织以抵抗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外，从苏维埃建设初期始，就注重加强根据地内部武装保卫工作，同苏区内及与苏区有联系的地主豪绅势力破坏活动作斗争，促进苏维埃政策、法令贯彻执行，保护广大工农群众利益与土地革命胜利成果。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委托特区革命委员会“制定详细具体的肃反条令颁布执行” ，根据地由此从“肃反”特殊需要出发，开展保卫工作及司法建设。 “肃反”目的是废除“剥削、奴役工农群众的旧制度”，“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富农完全剥夺他们政治上的一切权利与自由”；手段是用苏维埃政权专政形式，“对于一切企图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一切反革命活动，采用极严肃、极坚决的手段来镇压”；实现形式是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之参加与拥护，对于被反革命影响之下层工农群众，苏维埃政府必须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以阶级的利益和团结，使他们从地主豪绅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府反对工农分子的仇杀与报复和赤白对立的现象”。 “肃反”斗争具体内容：逮捕反革命政权系统的军阀官僚及反革命武装组织者；严厉镇压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的，有散布谣言、帮反革命军队侦探消息、隐藏反革命分子、武装抗拒苏维埃和红军等反革命活动者；剥夺苏区内地主富农及雇有工人、店员的作坊老板一切政治自由与权利，责令其遵守苏维埃法律和秩序；在苏维埃政府内设立政治保卫局组织系统；建立苏维埃政府司法机关系统，同破坏苏维埃秩序分子作斗争；实行赤色戒严，检查、追究来往苏区行迹可疑之人。 从“肃反”目的和工作内容看，保卫、自卫工作是“肃反”斗争重要部分，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服务。 二、保卫组织系统的建立 《关于肃反问题决议》规定，保卫组织是同反革命斗争的专门权力机关，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乃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实际集中履行司法机关主要职责，其成立体现根据地苏维埃权力机关建设加强。 湘鄂西中央分局将加强保卫工作领导作为党的重要任务，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最忠实最可靠的干部”任保卫工作，在保卫系统内开展严厉思想斗争与阶级斗争教育训练，还强调“保卫局和司法机关的工作紧密配合起来”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也重申保卫工作要重调查研究、重证据，处决坏分子须经群众公判。 红三军政治保卫工作由汪公剑、谷志标、黄新远、秦德峰等人负责。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时，相继建16个区保卫队、72个乡自卫队，有保卫、自卫人员2200余人，形成较完整保卫系统。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设政治保卫局，下设政治保卫队、侦察（交通）队、审判和监狱（囚房），政治保卫队是保卫局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特区政治保卫局局长罗享举、黎光富，审判长秦育青（兼），特区保卫队队长李xx ，侦察（交通）队队长肖美成（红军）。各区革命委员会内设政治保卫队，多在1934年7月成立，部分队长：旧寨坝区王少忠；枫香溪区（6月成立）王官寿；张家湾区罗克刚；淇滩区杨道光；山羊岭区陈再生、张着先；铅厂坝区樊承忠、柳仁义；甘溪区杨昌南；白石溪区何国志；六井溪区王醒奎；上坝区杨胜奎 。 各乡苏维埃政府设工农自卫队（赤卫队）。自卫组织在“肃反”斗争中，除承担保卫重要职责，还有繁重任务。1934年6月23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规定： 1. 工农自卫队是工人农民保护身家生命的自卫军事组织； 2. 是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武装，不容许地主富农参加； 3. 系自愿组织，但经当地工农群众大会决议可决定，16 - 40岁男子均须参加； 4. 只在本乡服务，防御、消灭敌人进攻及保护革命区域，不抽调强迫参加红军，服务、放哨、守卡、操练以不妨碍农时、不耽搁做活为原则； 5. 任务区分：配合红军进攻反革命军队、消灭敌人；防守要道要卡；盘查行人、严防奸细；断绝敌人粮食及交通；建筑碉堡工事； 6. 组织系统分为班—分队—中队—大队—区队—支队—纵队； …… 7. 自卫队是军事组织，应训练军事纪律，规定纪律：服从命令；不准勾结敌人；打火线不准临阵退却；打土豪要平分，不准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不准仇杀工人农民；不准奸淫放火 。 自卫队随农村群众工作开展迅速发展，成为支援红军作战和保卫红色割据政权重要力量。1934年6月至8月，黔东特区大部分乡苏维埃建自卫队，部分分队长：枫香溪乡王官寿、王邦俊；丝茅坝乡王治武；晓景乡陈春生；石坪乡王显福；邱家寨乡长毛油；池坝乡万太钱；三合乡袁修烈；蛟福（水田）乡黄修培；铅厂乡王荣松；淇滩乡王安才；天宫井乡杨道光；上坝乡杨德昌、田荣清；芭蕉乡杨碧光；甘溪田坝乡杨华昌；谯家乡谯辰；印山乡谭显维；龙洞湾乡任贞阳；照东岩乡黎荣坤；山羊乡陈永生；池塘乡张着先；杜家宅乡何进开；毛田坪乡杨平昌；水田乡杨泽光；庙堂坝王太奇；白石溪乡田兴珍；符家乡黎邦和；檬子乡杨必昌；瓦房乡赵朝坤；苟家乡杜牛二；麻阳乡胡弥照、胡弥太；猫山乡邱永判、阳通书 。 直接参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干部王绍南回顾：许多山村贫苦农民派代表上门，要求红军成立政权和自卫组织闹革命、求翻身……有根据地和赤卫队、游击队，主力打仗无后顾之忧，休整、安置伤病员便利，士气旺、办法多，赤卫队普遍建立有力支持主力红军斗争，部队成员获大量补充，这些人员成分好、热情高，使部队壮大、质量提升，如获新血液 。 三、保卫及自卫工作的特殊贡献 各级自卫、保卫组织在巩固、发展苏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斗争中，担负艰巨繁重任务，作出特殊贡献： （一）保卫军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安全 为提升保卫人员政治与业务素质，红三军在沿河土地湾和酉阳山腰界办党校与政治训练班，培训后编入红军，不少人到军部、师部任警卫。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作为苏区最高行政机关，其正常运转对根据地革命与建设至关重要，保卫工作关键。特区政府机关初在白石溪下寨张贯芝家办公，后长期在土地湾田兴宗家办公，因黔军王家烈部队和地方武装杨通选、杨通仁、杨通南、晏克武等趁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袭击，又转移至铅厂坝、山羊岭、皂角池、照东岩和瓦厂坝等地，每次安全转移靠特区保卫队与黔东独立团、当地游击队、自卫队团结战斗。 （二）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 《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地洗刷出去” 。为保障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区、乡自卫组织承担调查地主、富农及土豪劣绅土地财产，看管保护没收成果，抓捕看押坏人任务。如枫香溪区保卫队坚决镇压破坏土地革命、畏罪潜逃及搞颠覆的反革命分子。反“围剿”中，自卫队与游击队配合，为抢收、保卫秋收，掩护割谷队坚壁清野，设法解除敌人武装，“不准他们出来送讯（信），不准他们出来买小菜，坚决用群众力量反对劫掠群众财产粮食” 。 （三）清除内奸，纯洁革命队伍 保卫工作除对敌，还强化内部保卫防范，让革命队伍更纯洁、有战斗力。混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窃据征粮部长的方锡之，暗通敌人、秘集红军情报，特区保卫队侦破并报特区政治保卫局严惩；对混入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的坏人，经群众揭露后，依《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清洗；对贪污、私分胜利果实的蜕化变质分子，清退财物并交苏维埃政府严肃处理。 （四）放哨守卡，维护地方治安 各乡苏维埃自卫队平时昼夜在交通要道站岗守卡、盘查行人，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如印江沙子坡自卫队在庙坝当门坎到消水坑设7处哨卡棚，曾活捉潜入苏区敌探“马笼头”；沿河淇滩天宫井自卫队员抓捕敌军杨畅时部两名特务；枫香溪自卫队查获驻沿河敌军傅衡中旅情报及反动传单，打乱敌军部署。 （五）侦察敌情，筹备军饷，支援前线 枫香溪区革委组织交通队，负责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出色完成红军任务；印江女自卫队员任修福以卖黑豆子、葵花子掩护，深入敌人占领的毛寨、板溪、杉树侦察，获贺龙军长赞扬。自卫队员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实行代耕制度。印江沙子坡自卫队多次参与红军打土豪、打给养，天堂一带组“给养队”为红军征粮，各地自卫组织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不少队员牺牲。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且主力东进湘西后，各级保卫及自卫组织配合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独立师撤离、敌人占领根据地，活动才渐停息。 第31章 根据地的党组织建设(略)及统战工作 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领导者，为了把这块根据地建设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下的完整的各项事业正常发展的地方苏维埃政府，除了实施根据地党政建设、革命武装建设、财政经济建设和实行土地革命等重大工作外，还开展了统一战线、民族团结、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密、司法及商业等各项事业。 一、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的变化其内容有所不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是贺龙率先开创的。它为建立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取人心，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二是凝聚力量，解决力量对比的问题。黔东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主要有工商业者、开明士绅、富农、没有血债的地主、宗教界人士、黔东“神兵”等民间帮会和国民党军队中下层军官、士兵及地方民团。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其黔东地区特色。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创造黔东苏区》一文中指出：“那时，不晓得统一战线这个词，我们叫‘拉关系’、‘挖墙角’。当时部队不大，打土豪不是普遍地打，只打罪大恶极的，打老百姓痛恨的。打了土豪，晚上悄悄地把粮食、衣服、铜元等送到贫雇农家里。对小地主、富农，没惊动他们，打击面窄。封建势力叫我们分化了一部分……敌人内部有矛盾就分化它，同我们有关系的就拉过来。对团防，我们写信，说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你打我，就消灭你！不少团防给我们送枪、子弹，将我们掉队的人员送回来。……我们就是采取打、拉、分去对付敌人，开展工作。”这段话，形象而深动地总结了黔东苏区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 二、统一战线在黔东苏区的实践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具体体现在处理阶级关系、土地问题、经济利益、民间武装和帮会等等方面。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阶级关系 黔东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响亮地提出“打倒卖国祸国殃民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消灭剥削和压迫民众的保甲制度”，“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联合中农，实行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的土地革命”，组织“反帝大同盟”。 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在民主建政方面，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首先废止了国民党的地方各级政权的权力，宣布废除保甲制度，派出工作组在纵横200余里内广泛开展工作，组织广大农民组成农民协会，组织了贫农团和雇农工会，联合中农，抑制富农，集中力量把斗争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特别是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但是，地主、富农只要不反对工农苏维埃政府，不再剥削人，都可以回家住，同时还保护他们的安全。通过这一斗争策略，极大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敌人，充分地鼓励和调动了最广大人民大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推动了苏维埃运动在黔东的发展进程。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土地问题 黔东特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所制定和颁布执行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贯穿着统一战线思想。《条例》提出了“为了土地和秋收，为了农民而战”的口号。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根据地区域内的8个县，近100个乡，10多万人参加了土地革命，打土豪约680户，其中426户的土地被没收分配，还没收了部分豪绅的财产，同时“消灭口头的与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这些财产及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 。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收回了自己开垦出来的而被地主豪绅霸占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从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统一战线思想在处理土地关系问题中的运用，即依靠雇农、贫农，对中农采取保护政策，团结中农，对富农采取分坏田等抑制政策，这就团结了农村大多数农民，孤立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经济问题 在1934年6月13日红三军政治部翻印的《苏维埃建设》中明文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苏维埃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苏区范围内取消了一切强加在劳苦大众身上的苛捐杂税，同时取消了一切高利贷，穷人不还富人钱，焚毁了借据契约，解散了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机关，惩办了税收人员，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苏维埃政府筹集经费时，把主要目标放在地主和大商身上，对一般商人和富农，实行适量捐献，对其他阶层，实行公平、合理负担。这些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揭示了黔东苏区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实质。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民间武装和帮会问题 - 关于处理黔东“神兵”的问题：为了把“神兵”引上革命的道路，壮大红军队伍，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国民党军队对“神兵”的进攻，实际是豪绅地主对农民抗税斗争的进攻和摧残。但神坛内部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本身就是豪绅地主分子或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去投靠反革命，他们去招安，他们与敌人妥协一致的来压迫我们工农群众” ，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对象；另一部分人则是工农群众或代表工农群众的领袖，他们一方面受着军阀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着神坛内部地主豪绅的叛卖，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同盟者和可以争取的力量。因此，对“神兵”的政策是：对那些开明的进步的，号召、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并加以任用，对个别地主豪绅和为其服务的，则加以武力解决。红三军到印江沙子坡后，贺龙亲自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在红军的感召下，许多“神兵”当即参加了红军，几天之内，红军吸纳了以冉少波为首的一大批“神兵”，组建了以“神兵”为主体的黔东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委任冉少波为纵队司令，不久，黔东纵队整编为红三军黔东独立师，任命冉少波为副师长。经过教育，绝大多数“神兵”成了名符其实的红军战士，这支队伍为扩展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 关于处理与“袍哥”的关系问题：“袍哥”是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这个组织在川东和黔东都有较大影响。贺龙在1922年驻军酉阳龙潭时就与“袍哥”组织的“大爷”有来往。1924年驻军铜仁后，与家住彭水的“袍哥大爷”龚渭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龚的人品和性格十分赏识，二人结拜为兄弟。1934年，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黔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老百姓吃盐难的问题成了首要难题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为使苏区人民能吃上盐，贺龙首先想到“袍哥大爷”龚渭清。他修书一封，派一位与龚大爷也是拜把兄弟的名叫傅怀忠的商人送往彭水。龚大爷阅过贺龙的亲笔信，非常高兴，因为赫赫有名的贺军长又回来了。他不动声色，暗自筹划完成贺龙托付之事。不久，远在黔东的贺龙，收到了龚大爷托付傅怀忠押送苏区的4000斤盐巴，一下子解决了苏区军民吃盐问题。缺医少药，是苏区的又一难题。由于黔东环境恶劣，战士水土不服，泻肚、生疮，红三军战斗力受到影响。为能解决这一难题，贺龙再次请“袍哥”龚大爷相助，派傅怀忠持信去彭水。龚大爷得到贺军长的信后，除找社会上一些好友支助外，典当了自己的家私，买了几十担中、西药，还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酉阳、秀山的商会，开好了发货单和通行证，并亲自押运，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运往黔东特区。走到沿河县沙子区水淹沱，眼看就要到苏区范围了，龚大爷为了加快速度，早一点见着相别10年的贺龙军长，坐在轿子里，押着药担子，弃小路而走大路，不幸被子区反动区长袁仲英率团防截住，抢走了全部药材，枪杀了龚渭清，押着傅怀忠和药材到沿河县城向国民党驻军司令杨畅时请功。贺龙得到消息后，决心为龚渭清报仇雪恨，攻占沿河城，消灭杨畅时，救出傅怀忠，把药材夺回来。10月13日，红九师和黔东独立师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神不知鬼不觉占领了沿河县城周围的重要位置，然后突然发起进攻，全歼杨畅时部，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救出了傅怀忠，夺回了全部药材。 统一战线政策在宗教问题上的运用 统一战线政策也运用在宗教问题上。大力宣传红军“信教自由，保护神坛和信神者的自由”等主张。红三军在打下彭水县城后，捉到一个天主教的美国神甫，他十分害怕红军杀他。贺龙就向他宣传红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进入黔东后，这个神甫主动地给红军医病照相，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6年红二、六军团长征再入黔东时，党的统战工作更加深入。肖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中说：“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阡休整时，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弼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夏曦……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 第32章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群团组织建设 一、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与蓬勃开展的群众工作分不开的。各种群众团体的建立以至建政、建军工作的成效，也是深入发动群众的结果。 首先，提高干部思想政治觉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群众纪律是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能不能始终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是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关键。1934年初，红三军一进入黔东，就大量张贴告示，散发传单，阐明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宣传红军十大纪律：不拉夫，不扣船，请人带路，雇船请，均重给工资；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不要民众办招待；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粮食财产发给群众和供给军用外，红军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坚决反对敌军和土匪焚烧房屋抢劫民众财物的办法；借了门板、稻草、锅碗要还原处，损失了要赔偿；不进百姓的内房，坚决反对敌军中调戏和强奸妇女的现象；保护商人营业，保护商船航行商，买卖按照时价；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不乱杀人，除了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吏豪绅外，绝对不逮捕和杀戮工农群众；解除武装的敌军官兵，发给路费回家，并保护军阀军队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家属、财产。经过培训后的红军宣传队，以讲演、出布告等方式宣传不交租、不纳税的政策，把部队粮食直接送到群众家，打收缴获的布匹、衣服等送给穷苦之人，还帮助百姓种田、修缮房屋、喂猪等，亲近群众的同时，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老根据地群众斗争成果，使群众感受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阀部队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开始不了解红军的“群众还跑兵”转变为拥护红军，自发起来成立组织，开展斗争。由于执行了群众纪律，苏区所需的物资、粮食等尽量不向群众征收，而是外出打给养，规定专打豪绅，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不准出售所获物，不准牵走耕牛。这些纪律看似简单，实则深入人心，连反动政权人员也不得不惊叹，红军“内部组织异常完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是以“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其次，照顾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休养民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长时期的军阀盘踞，黔东广大群众最迫切需要的是经济利益即土地问题。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为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热情。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根据地施行《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等，废除了原国民党政权的一切苛捐杂税和旧的社会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大大减轻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压力。革命是工农群众自己的事业，战争和建设都需要付出和牺牲。尽管根据地困难重重，但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除了规定的负担外，绝不随意征收粮食、油盐、稻草，不轻易要求农民为苏维埃背粮、砍柴、守哨卡，向农民摊派所需经费。虽然“在部队当中最感困难的，是给养问题”，但“给养的搬运，完全由战士负担，由每连派差事出去搬给养，甚至出去搬给养由部队掩护，差事达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搬。”对规定的负担考虑群众的承受力，力求合理。例如，在颁发土地登记证时不准收取任何手续费。农民协会会员缴纳会费时，无力支付者可不出，规定苦力负载重量，日行路程。为服从战争大局，颁布了《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发动苏区群众组织代耕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生病时募捐救济等，解除了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积极创建苏区。由于比较公平合理，有效地调动了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 第三，发扬根据地军民主人翁精神，加强民主监督。土地革命后，根据地军民直接获得了经济利益，政治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各项建设工作，根据地党内、军队内、政府内形成了一种民主团结、相互监督的氛围。打给养是红军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为防止对群众利益的侵犯，规定了打给养的“三不准”：不准拿穷人的东西，错拿了要坚决退还并赔礼道歉；不准私自出售打给养所得财物，所得分给穷人或部队自用；不准牵耕牛，以考虑被打户生产所需。苏维埃政策法令规定，对侵吞财物、滥用公款的腐化行为，一经发现严厉制裁。印江红花园乡、风谷岭乡的游击中队长吴德高、杨秀章等，因贪污被撤职，德江文化乡杨秀凯因私自出卖打给养时所获的几床被盖，隐藏大洋1块，受到严厉制裁。政策透明度高，强调“公议执行”、“公议处罚”，财务收支和预算都要定期向农民公布，作出报告，听取群众的意见，使政府和干部的行为规范，防止违规违纪。 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成为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一环，其取得卓越成效的原因：一是坚持了代表广大革命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各级干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党的群众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苏维埃各项工作，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真正代表和维护了群众利益。在正确的群众观的指导下，相信和依靠包括“神兵”在内的各族群众，党的阶级基础发展了，党的群众基础扩大了，适应了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有力地调动了军民奋勇创建根据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各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注重宣传和调查研究，注重公平合理，注重政策透明度，一旦发现有不切实际甚至损害群众利益、挫伤群众积极性的地方，及时迅速纠正，尤其是在财政经济建设上有完备的制度和规章，在廉政肃贪上有十分强硬的措施；三是树立了党和红军的形象和威信。群众往往是从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来认识和评价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名干部的，黔东人民深受苛捐杂税和军阀混战之苦，红军所制定的纪律和特区颁布的政策法令，针对性强，执行也严格，通过不断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逐步树立了党和红军革命为民的形象和威信。 二、各种群众团体的建立 群众团体是区、乡革命政权建立前发动、组织群众的一个重要方式，在革命政权建立后，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助手。黔东革命根据地非常重视群众团体的建设和发挥它们的作用。组织群众的方式有两种：“（1）是组织游击队同着红军行动；（2）是组织农民协会（斗争纲领是抗租抗税抗债与反对国民党政权，发动土地革命，会员是雇农贫农中农。这是苏维埃政权没有建立之前白区组织农民群众的一个方式。）、雇农工会。在这一个地方群众斗争发动以后，就组织革命委员会和建立苏维埃。……已经建立特区党工作委员会、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群众组织，各乡大部分建立有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的工作亦已开始。” 1934年6月18日，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对农民协会的性质、斗争纲领、纪律、与其他革命团体的关系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第一条 我们务农为生的农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反对地主及豪绅官吏军阀国民党政权的压迫，要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农民协会。 第二条 农民协会，是雇农（专门做长工的人）、苦力贫农（种田不够吃，还要帮人做工的人）、中农（不请长工不收租稞，年成好还有余钱剩米的农民）的一个大联合。不要地主富农（请长工或兼收稞的人）参加。 第三条 农民协会，是保护我们雇农、贫农、中农利益的一个团体，我们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同反动政府军队豪绅地主妥协。 第四条 农民协会，保护我们农民雇工的日常利益；一直到得到土地和政权为目的。 第五条 我们农民协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要同地主豪绅作斗争，我们斗争的纲领如下：1. 不还地主租稞；2. 不借富人的债，取消高利借贷；3. 反抗一切苛捐杂税（门牌捐、月捐、阿片捐、屠宰税、枪捐等），取消收税机关；4. 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财产衣物，分给贫苦的农民；5. 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6. 释放被官所捕去的农民；7. 逮捕和惩办一切官吏豪绅区长（保董）及收税人员；8. 组织农民自卫队，武装自己，保护身家。 第六条 农民协会的会员，并不是个个农民都要加入。加入农民协会，要有下列几个条件，并且要是志愿的。 …… 第十三条 农民自卫队，在夜晚或暇时须学习军事技术及遵守纪律。 第十四条 农民协会，为了要使大家齐心合意，坚持到底，规定纪律五条，大家遵守，如有违犯，任凭大众公意处罚。1. 不准反心，泄漏秘密，投降敌人；2. 下级服从上级；3. 打土豪，要平分。并不准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4. 不准仇杀工人农民；5. 不准奸淫放火。 …… 第十七条 因为农民协会是一个革命的团体，凡是反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之革命的团体，我们都与联合。 第十八条 因为国民党已经叛变群众，我们完全拥护苏维埃政府和红军。 第十九条 雇农工会，可以整个加入农民协会，在村协会之下，组织雇农小组。 第二十条 士兵是武装了的农民，应该欢迎他们加入，并且组织士兵小组。 第二十一条 我们主张信教自由，凡是信神的、不信神的、信教的、不信教的农民，均可加入协会。” 随着农民协会的建立，各乡苏维埃大部分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和农妇代表会（9月初开始筹建工作）等群众组织。其中贫农团是农民协会的中坚力量，雇农小组在贫农团中起领导作用，主要帮助乡苏维埃政府执行苏维埃一切法令和政策，如土地法、劳动保护法、经济政策等，并团结中农，保护雇农、贫农、中农的利益，与地主、富农作斗争。 除以上群众团体外，根据地还建立了以下重要群众团体（部分）： 共青团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1934年7月，在建立中共黔东特区工委的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首先在特区革委机关、区乡干部中发展团员20名，并以此为骨干，积极筹建团的基层组织。有青年团员196名。是年9月，为适应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需要，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猛烈的发展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的教育”等要求，黔东青年不仅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奔赴前线作战，而且他们又以实际行动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师。由于之后红二、六军团东进湘西，未能实施10月召开黔东特区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建立健全特区各级团组织的工作计划。 中华少年先锋队黔东特区总队。1934年8月组建，由黔东特区革委会经济部长李芝兰负责领导开展工作。总队长何邦祥，副总队长王国平。从7月开始，在根据地中心的部分区、乡又建立了少先队的基层组织。其中7月建立了枫香溪区、谯家区少先队，卢绍安、杨光昌分别任队长。8月建立的区少先队，其队长分别是：铅厂区胡昌进（副队长文呈相）；旧寨坝区吴国仕；白石溪区黎邦和；淇滩区杨胜广；上坝区杨胜奎；茶园头区廖承生。同年7月，建立了谯家乡少先队，队长陈立瑜。8月建立的乡少先队，队长分别是：白石溪乡倪加齐；里户乡杨胜平；芭蕉乡何应贵；天宫井乡杨胜宣。 湘鄂西中央分局对群众团体建设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把党的全部群众工作视为党最大的主要依靠，发展黔东各种革命团体。在是年9月部署反“围剿”战争时，提出进一步扩大少先队的编制、“发展雇农、苦力、手艺工人的经济斗争”、“猛烈的发展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加强党在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建立白区的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发动他们分粮、秋收斗争、抗税斗争，以至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组织城市中的工人的阶级斗争与红军的胜利相配合，主要的是乌江的船夫与思南、印江、松桃、铜仁、江口、沿河、酉秀、龚滩、彭水、涪州各市镇”等要求。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苏维埃运动中，各群众团体在教育和团结各界各族革命群众，动员革命青年参加红军，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作战，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工作等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比如，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在土地革命中负责组织查田、评产、分配土地和财物；少先队负责递送情报，盘查坏人等；农妇会动员妇女照顾和安置伤病员及后勤服务工作，枫香溪、白石溪等地的农妇会还组织妇女到临时的红军医院当护士，为红军伤病员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工作，包扎伤口、换药、洗绷带、洗衣裳和被褥，给重病员喂饭、服药等等。不少红军伤病员在她们的精心护理下，很快得到康复。黔东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体现了红军与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深情。 第33章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政建设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是在继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坚实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作为新开辟的重要革命区域，其财政经济建设面临着艰巨而关键的任务，首要便是完成两大根本使命。其一，全力筹集军需物资，为军队提供稳固的后勤保障，确保红军能够灵活、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在战斗中获取胜利；其二，大力支持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保障根据地各项建设的财政支出，让苏区成为红军坚不可摧的立足之地与可靠的大后方 。为达成这两大核心任务，黔东革命根据地在财政经济建设进程中，逐步构建起了一套完整且独具特色的财经工作体系，涵盖指导方针、组织机构、工作措施及制度纪律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财政经济工作机构 （一）红三军经理处 为适应既作战又建设的复杂环境，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形成了两个关键序列，其中红三军经理处便是红军极为重要的财政机关。它肩负着四大主要任务：其一，精准贯彻执行军部关于财政、后勤的各项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代军部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与措施，确保财政工作的方向正确且具有可操作性；其二，严格按照“统筹统支”的科学原则，对全军的军资、军需进行全面管理与合理调配，保障资源在军队各部门间的均衡分配；其三，积极组织军需品的筹集工作，通过打土豪、打给养、开展贸易、执行征发等多种手段，不断扩大军需储备，为红军的作战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四，对全军各级财经机构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确保整个军队财政体系的规范与高效运行。 经理处拥有一支规模达400多人的专业工作队伍，经理由陆金山担任，主要成员包括江奇、陈希云、杜世兴等众多经验丰富的干部。经理处下辖总务科、粮秣科、保管科、会计科以及监护大队、运输大队。其中，总务、粮秣、保管和会计四科，承担着全军财、粮、物从收存、管理，到预算、审批、调拨和监督的全流程职能，是军队财政运作的核心部门。而监护大队则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单位，它承担着保管红三军钱币以及金银、珠宝、食盐等贵重物品的重要职责。监护大队在经理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直接对军部负责并汇报工作情况。该大队对所保管的物品并无支配权，仅依据军首长和经理处签发的文件，准确、如数地调拨物品。正因如此，它实际上成为了红三军在黔东时期的“流动金库”，即便在急行军时，也能凭借临时抽调的人员和40多匹专用骡马，保障贵重物资的安全转移与妥善管理，周胜才和杜世兴先后担任大队长，带领这支特殊队伍出色地完成任务。 （二）苏维埃政府的二委二部 黔东苏维埃政权的财经机构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和区乡苏维埃政府的没收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经济部和劳工部构成。没收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自红三军进入黔东便应运而生并迅速开展工作，它们沿用了湘鄂西苏区时的称谓，承载着历史的经验与使命。而经济部、劳工部则是在1934年7月召开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的新机构，这些部门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共同支撑起苏维埃政权的财经工作。 没收委员会由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夏曦兼任，其主要职能是深入调查苏维埃辖区内及附近地区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家庭经济状况，精准确定和批准在“打土豪”和“打给养”行动中打击的对象与顺序，从而为苏区筹集经费、粮秣和物资，为根据地的经济运转提供重要支撑。粮食委员会作为专门从事粮食征集、管理和调剂的综合部门，肩负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关键任务，由吴永启负责，保障着红军和根据地群众的粮食供应。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经济部于1934年7月设立，李芝兰任部长，随后，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也相继设立该机构。经济部负责制定苏维埃政府财政税收和经济发展政策，并组织实施，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起着规划与引领作用。劳工部同样于1934年7月设立，由孙永臣任部长，它是集工会组织、劳工工资、劳工福利、社会保险等职能于一身的管理机关，致力于保障工农群众的劳动权益，但区、乡苏维埃政权内未设立该机构 。 二、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基本方针 （一）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伴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逐步开展并走上正轨。红三军进入黔东后，贺龙、夏曦、关向应等决策者，深刻认识到财政经济工作对于政权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基础性、前提性重要地位，迅速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这些法规主要体现在《苏维埃建设》《乡苏维埃》《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等重要文献之中。 根据地在制定财政经济政策、法规时，指导思想清晰明确，严格遵循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苏维埃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 。 根据这些原则，1934年6月13日，红三军政治部在枫香溪翻印的《苏维埃建设》指出：“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乡苏维埃》中提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规定经济政策，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以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统一中国为目的；以保障工农劳苦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苏维埃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 。 黔东革命根据地财经工作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具有三个显着特征。其一，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坚决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大力“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切实“保障工农利益，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其二，具有强烈的斗争性和明确的目标，以“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统一中国”为奋斗方向；其三，具有鲜明的利益观，始终把工农利益置于首位，通过发展经济，全力支持革命战争，保障战争胜利，让劳苦群众真正获得翻身解放 。 （二）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 1934年6月13日，红三军政治部翻印的《苏维埃建设》明确规定了黔东革命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 在工业方面，为保障中国完全独立，苏维埃政府将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如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实行国有，以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垄断；对于中国企业及手工业，在当时条件下仍保留于旧业主手中，不急于实行国有，而是通过工厂委员会及工会实行工会监督生产，确保企业生产符合工农利益；同时，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特别注重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包括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的企业等，为红军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 在商业方面，苏维埃政府保证商人自由经营，不干涉正常的商品和市场关系，但严禁商人投机倒把与抬高价格。一旦遇到商人怠工、经济封锁，或是影响基本民众主要生产品的供给，以及因红军需用等情况，政府将规定必须物品的最高限度价格，并对贸易进行监督，以保障苏维埃区域必需商品的稳定供给。此外，银币的输出必须得到该地苏维埃的允许，以此维护根据地的金融稳定。 在税收与经济建设方面，明确取消苛捐杂税，减轻民众负担。在土地税征收上，主要向富农征收，中农少收，贫农免收，对红军家属一律免除土地税和营业税，体现了对不同阶层的区别对待和对红军家属的关怀。同时，大力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经济建设，将提高生产力、普遍建立合作社、促进对外贸易流通，特别是做好粮食的调剂、储备与收集以及活跃金融，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 这些方针具有六大特点：一是突出了苏区财经工作在苏维埃运动中的“最重要”位置，将其视为政权稳固和战争胜利的关键；二是明确了财经工作目的，即“改善工农生活”，“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将群众利益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三是规定了基本任务，涵盖发展工农业生产、抓好贸易流通、储备粮物、活跃金融等多个方面，构建起全面的经济发展框架；四是确定了税收对象，实行“取消苛捐杂税”，“主要向富农征收（对地主实行没收其财产政策），中农少收，贫农免收”的差异化税收政策；五是指明开展财政经济建设的基本力量为广大群众，强调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六是规定了发展财政经济工作的根本措施，即调动全社会力量，“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 实践充分证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全面、正确且有效。在发展苏区经济方面，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在增强财政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税收和物资筹集，充实了财政收入；在稳定苏区秩序上，保障了物资供应和市场稳定；在保障战争供给方面，为红军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后盾；在支持苏维埃政权建设和改善劳苦大众生活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革命事业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 （一）战争缴获 战争缴获，既是当时红军装备的主要来源，也是财政的主要来源。红三军进入黔东后，国民党派遣4个师的兵力，对黔东革命根据地实施“围剿”。根据地军民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组织大、小战斗近百次，几乎百战百胜。每次胜利都使红军增加了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和财政收入。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攻克彭水县城，消灭川军鲜少华1个营，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子弹余发和大量物资。当时的《川报》载：彭城于庚午被陷，……鲜营长及连排士兵、队员、民丁，多数阵亡，并拉去副委员长宁相如及绅商数十人，公、私损失数十万元以上。116日，红军攻下青塘园大土豪杨和顺、杨和亭的庄园，缴获步枪、手枪30余支，军用骡马8匹，谷子1000余担，肥猪2头。之后，红三军又攻下黔江县城，毙敌50余人，俘敌14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5挺，迫击炮3门。同年8月，又攻取国民党松桃县永安区公所盘据的一个山洞，缴获3挑铜板，2挑大烟。数日后，红军又取得洪滩大捷，歼敌1个营，缴枪100余支，子弹6000余发。二战沿河，红军全歼杨畅时部，缴枪300余支，骡马6匹，夺回药材20余担，盐巴4000多斤，还缴获大批物资。8月14日，一战木黄，败黎刚团，缴枪150余支。8月30日，破杨卓之在倒马坎构筑的“40里防线”，俘敌70多人，缴枪30多支，获库粮多厅。每次缴获，除武器、粮食外，还有金银、元宝、鸦片、食盐和布匹。除武器、鸦片以外的其他物品，部分发给了当地百姓，部分留着军用。总之，红三军在黔东的战争缴获，累计折算成银元在百万以上，约占当时根据地财政收入的40%。 （二）没收 没收，既是黔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征收的特殊手段，同时又是财政的重要来源。20世纪30年代的黔东，落后、单一的农业经济决定财政来源的单一和困难。为了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在接受广大劳动人民和开明士绅捐助之外，临时使用“没收”这种特殊手段。 所谓没收，就是用强制手段将土豪劣绅多年来靠残酷剥削和巧取豪夺敛聚起来的财物收归苏维埃政权所有。没收的主要对象：国民党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包括粮食、食盐、布匹、金银珠宝、枪支弹药、土地等等。 没收成果显着，据调查统计：在酉阳县南腰界，没收团防头子冉瑞廷、区长张云梯、地主土豪杨少光等10余家谷子余担，其他财物堆几大屋子；在德江泉口司，没收联保主任田维贤步枪20余支，谷子100余担；黔东独立师攻打邑梅时，将土豪劣绅吴二毛盐号全部没收，仅食盐就有近万斤；在印江县，打土豪145户，没收粮食余斤，银元2000多块，土布100多匹；在松桃县，打土豪52户，没收地主土豪稻谷10万余斤，银元、铜板20余挑；在秀山县，打土豪57户，没收食盐近万斤，粮食5万多斤；在沿河县，打土豪171户，没收粮食10多万斤，银元、铜板近30挑；在德江县，打土豪59户，没收粮食8万余斤，银元1000多块；在石阡县，打土豪100余户，没收粮食20余万斤，银元多块；在江口县，打土豪76户，没收许多粮、油、盐、布。 没收的财物，当场拿出部分救济贫苦百姓，剩余部分，统一造册，上交财政。 （三）征发 征发，是财政征收的一种临时措施。征发的对象是根据区域内没有血债的富户。实行征发政策的目的，是为补充群众基本生活和革命战争需要，抑制富农发展。这项工作是从1934年夏开始的，但实行的时间不长。征发数额限制在征发户经济实力一定比例之内，总是留有余地。征发后还发给被征发证，不允许重复征发。征发工作由苏维埃政府组织进行，所得钱粮全部列入财政收入。征发对象印江县南克富户张华宣回忆：“苏维埃政府来通知，征发我家大洋30块，我们如数交纳后发给我‘征发证’，此后再没有被征发过。”苏维埃政府在酉阳县南腰界，一次征发几十家富户，获稻谷上千担，一下子缓解了红军粮食困难问题。 （四）打给养和捉“肥羊” 打给养，是苏维埃筹集财政的主要手段之一。打击的对象是苏区以外的土豪劣绅。一般步骤为：没收委员会派人到苏区以外百里之内的白区侦察，然后确定打击目标和时间，由地方苏维埃组织搬运队，部队派出小分队护送，由给养副官带队前往。在打给养中执行的纪律是“四不准”和“一必须”，即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不准私分或隐瞒，不准私自出卖打给养所得物资，不准牵耕牛；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集体行动。“四不准”和“一必须”是打给养中铁的纪律，违者军法从事。如在德江县毛岭的一次打给养中，一战士隐瞒床单一床，悄悄出售后被处以极刑。打给养所得财物全部造册登记，贵重物品上交军部，其余作收入账后分配给附近部队、苏维埃政府和穷苦百姓。当时打给养很普遍，从敌方资料也可看出，《沿河县志·前事·红三军》中记载：“红三军因神匪（神兵）之请求，乃移驻沿属之枫香溪及谯家铺一带，二十六日至沿三十里之淇滩及天宫井一带征收粮食。……自红军移驻谯家铺后，时派出游击队四出征收拉肥。”可见当时打给养影响之大。 捉“肥羊”，是根据地创建初期一种财政征收特殊手段。其作法是派遣小分队到苏区以外地区将土豪劣绅当家人或国民政府重要官员捉来，令其家人用钱来赎回。如在酉阳境内抓了一名叫莫二老爷的大土豪，带到沿河后，由他写信给家中，送来50支枪和5箱子弹赎回；在印江，抓来一名地主，他自己写信回家，送来300块光洋赎回；在石梁抓了一个前清秀才，家人送来200块光洋赎回。这种筹款方式，虽然不规范，不稳定，但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也的确行之有效，一定程度解决了财政上的一些困难。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这种手段即行终止。 （五）工业收入 工业收入，在黔东苏区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创建的根据地，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支援前方战事，必须积极发展工业。黔东苏区工业有三类：一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自己创办的工厂；二是扶持农民创办的工厂；三是地方原有的作坊。在这三类中，第一类产品未进入市场销售，不是直接创收，而是从节省开支上间接增收。红军在枫香溪、沙子坡、香树坪、南腰界、汤山镇等地先后建立了军械修理厂，制造马刀、梭镖、修理枪支、改装子弹、制造火药、炸药、手雷和缝制军服等等。红军在沙子坡大路曹建有一个较大的兵工厂，这一带的铁匠全部集中在这里，既炼铁、铸铁，又打造刀、戟。谈起这个厂的规模时，当地的老百姓说：“每到晚上，工厂的炉火映红了半边天。”第二类，主要是在苏维埃政府支持下开办的煤厂、水银厂、石灰厂、榨油厂，它直接为红军修械厂服务，为苏维埃政府提供储备品和供给品。1934年8月到10月间，红军在南腰界雇了近百人专门开采冶炼汞。产出水银全部交由监护队封存。第三类则是分散在民间的诸如造纸、纺织、染布等作坊。这第二、三类虽可直接提供税收，但为了鼓励和推动工业发展，苏维埃对这些工厂采取免税和少征的政策，所以实际财政收入甚微。 （六）农业收入 农业税是苏区当年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后，广大贫雇农都分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解放，促进了农业的较快发展。农村经济有了较稳固的基础，因而，苏维埃政府也就有了固定的农业税收入。农业税源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苏维埃公田收入；二是红军公田收入；三是土地税；四是统一的累进税。 苏维埃公田收入，指土地革命中，按《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乡苏维埃须酌留十挑谷的公田，以其收入为乡苏维埃办事之用。”土地革命中所留公田的政策得到了落实。在17个区和7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中，共留公田900余挑，按每挑收谷100斤计算，可收入稻谷近10万斤。这是根据地的一大财源，也是较稳定的收入。 红军公田收入，指按土地革命政策“每乡须酌留红军公田十挑至二十挑”给黔东以外地区的红军战士，“每乡分给十个人的土地。”这一政策，大多数区乡落到了实处。照此计算，根据地内留红军公田约有3500挑，可提供30来万斤稻谷的农业税，这也是根据地内的一大财源。 土地税，在当时虽然列为一个税目，但实际征收很少。苏维埃规定，土地税“主要向富农征收，中农少收，贫农免收，”“红军家属一律免除。”征收标准，每挑谷子征1 - 2碗谷税，据统计，根据地内土地税总额折谷约斤。 统一的累进税，是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实行的一种基本税收制度。它的内容是：把经营者的财产税、副业工商税和土地税合并在一起按一定比例交纳。其基本税则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以各阶层公平、合理负担为原则。农业收益与土地财产均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税本，凡拥有土地者，均须负担土地财产税，凡经营农业者，均须负担农业收益税，两种税本分计合征。自耕农的税本中应扣除生产耗费，佃农的税本中则扣除生产耗费和地租。红军和红属免征；二是税本以常年产量和收益计算；三是为减轻人多地少的农民负担，征税时以公斗为计税单位；四是一般副业按其收益作税本计征，苏维埃为鼓励副业发展，征税很少；五是累进税实施前做好土地丈量、产量评估、产权明确。统一的累进税只在土地革命运动进行最早且苏维埃政权稳固的区、乡开展，没有全面实施。但作为一种崭新的税制在黔东提出并初步实施，对调动根据地人民革命积极性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七）商业收入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封锁，苏维埃政府对商业贸易征税采取区别征缴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繁荣，活跃了根据地经济。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厉行保护贸易，对于奢侈品经营和消费，征税极重，以限制奢侈之风流行；对苏区内急需品，则免征进口税，对苏区的特产则免其出口税，以保证苏区经济发展为目的。具体政策：一是吸食鸦片收重税；二是屠宰税，按屠宰量征缴；三是营业税，凡进口食盐、布匹、棉花、粮食、中西药、耕牛、仔猪、煤油及军需品都免征税，小商小贩一律不纳税，固定商店按月包干缴税。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办起了自己的商店，把战争缴获和罚没中的部分民用物品放到商店直接出售。通过办商店，既促进了流通，方便了群众，还筹集了资金。沿河、印江、酉阳分别开设了苏维埃商店，秀山办了一个“川黔旅社”。这些商业收入全部上交财政。 苏维埃政府在商业界采取的这些优惠政策，虽然税收少了一些，但以少量的税收换取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培植了较大的潜在经济效益。就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与苏维埃政府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沿河县邮局向省局呈报中说：红军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备极笼络，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人心归附，如下倾。” （八）劳动组织收入 割谷队收入。割谷队的任务是保卫秋收，保证把粮食收回家，部分补充红军的粮食供应。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二号》指出：“我们要抢夺秋收，保卫秋收，将我们分得地主田地内的粮食，我们自己的田地的谷子都抢回来，我们把粮食运到山上岩洞子里收藏起来，不要让敌人割去。我们组织大批的割谷队，把自卫队、游击队来武装掩护。”按照这一通告，区、乡苏维埃迅速组织了割谷队，做到了庄稼成熟一块，抢收一块。苏区抢收任务完成后，还到敌占区收割土豪劣绅的谷子。割谷队既为老百姓抢收了粮食，也补充了红军的粮食供给，这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开荒队收入。为能多种多收粮食，一些有条件的乡苏维埃组织了开荒队，这些开荒队，砍出一片片荆棘丛生坡地，种上了荞麦、小米，使苏区增收了部分粮食。 （九）筹款 为着巩固、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战争的胜利，根据地内进行了统一的筹款。为使筹款能规范有序地进行，红三军印发了《筹款须知》。 《筹款须知》指出：“在未夺取政权以前，正当斗争过程中，红军无论哪项经费都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去筹集，而且我们的筹款绝不能离开阶级立场，增加劳苦群众或小资产阶级的负担以致脱离群众。恰恰相反，历来事实上也证明了我们的筹款阶级斗争工作都不单是解决了红军的本身的经济问题，更是摧毁了豪绅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发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指出，“现在斗争日益开展，红军日益扩大，经费也要同时增加，特别是我们要在此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实际地准备将来与敌人持久斗争的经费，因此，目前我们丝毫不能妈（马）糊（虎），而要用最大力量动员群众，充分利用过去的经验，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还指出：“中国现时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建筑在帝国主义支配和封建剥削穷人上面。故目前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铲除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主要任务。所以，共产国际在苏维埃的经济政策里，首先提醒我们在施行经济政策上一列（律）不要忘记这一项。” 《筹款须知》规定：“1.筹款的主要目标是地主与大商，其次是中商、富农。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以及我们筹款目的既均如上述，因此，我们筹款目标要确定在封建基础的地主身上。同时，因为大商人也是剥削阶级，且拥有极丰腴的经济基础，所以大商人也是我们的筹款目标，其次中商（三十元以上为中商）、富农也属筹款对象。不过，富农是封建阶级，捐款应比中商还要重。2.对地主叫罚，财产要没收，对商人、富农叫捐，财产不没收。” 依照这样的筹款原则，黔东革命根据地内筹款主要有三种途径：统战筹集、内部筹集和捐助。 1、统战筹集 统战筹集，是黔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一个特色。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地方上的开明绅士采取团结的政策，通过他们筹集钱、粮、物。红军在酉阳召开开明士绅和“伙老二”1人员会议，动员他们出钱出粮，支持红军和苏维埃，一次就筹集到银元上千块。秀山的开明绅士陈老广，先后向苏维埃提供粮食3万斤。二是贺龙利用旧时关系，在国统区和地方军阀间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些进步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例如：根据地缺盐，贺龙就请开明商人傅怀忠持自己的亲笔信去彭水找有名的“袍哥大爷”2龚渭清帮忙。龚渭清见信，二话不说，即出资买4000斤盐巴和一些药品交傅怀忠运到南腰界送给贺龙。不久，龚渭清得知贺龙的兵水土不服，腹泻、头昏，主动找社会好友帮忙，并典当了自己的家私，筹集800多块银元，买了28担药品和一些盐亲自送往黔东，不幸被敌人在半路拦截并杀害。贺龙得知后，派出精锐部队，为龚渭清报了仇，并收回这批货物。又如：川军师长杨其昌3，是贺龙北伐时的拜把兄弟，其时受派驻黔东“围剿”红军，贺龙派侦察员送去一封信，请他支持一点枪支弹药。不几天，红军一部即与杨其昌的一个团“接上了火”，冲杀声、枪声不断，说也怪，真刀真枪的，双方却没有伤亡。原来，双方枪都是朝天打，杨其昌部巧妙地为红军送来了一批武器弹药。 2、内部筹集 内部筹集，是苏维埃政府在苏区范围内组织的军用物资筹集活动，主要筹集钢铁、军鞋和药品。苏区军民积极响应苏维埃的号召，将自己家中废钢、废铁捐献出去，由军械所制造出一件件武器，铁匠高师张宗森在红三军军械所服务半年之久；许多百姓主动上山采药，无偿地送到红军驻地；裁缝师傅王永清专为红三军制作党旗、军旗，俞佐芳率许多妇女专为红军缝制、缝补衣服；许多村组织了妇女制鞋队，专为红军制做布鞋；红军内部，发动官兵自打草鞋，在迎接红六军团到来时，红三军各师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送给六军团战友作见面礼。红三军在黔东时期，自己所打的草鞋和群众捐献的草鞋，累计在10万双左右。以上各项若折算成币，也是一笔大数。 人力筹集也是内部筹集的一项内容。在战事频繁的时候，为了保证军粮供给，苏维埃组织了大批人力义务给红军加工军粮。例如1934年10月，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为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在松桃县石梁组织200多人的军粮加工队，每天加工大米多斤，连续加工5天，除供红二、六军团会师后8000多人食用外，还保证了两军团战士随身携带的10万多斤粮食。枫香溪苏维埃组织裁缝为红军加工军旗、军服；南腰界银匠刘兴阳用自己的银子加工300多只口哨送红军，许多百姓主动上前线救伤员……若付这些费用，其数目也不小，从财政的角度说，这也是一笔收入。 （十）增收节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红军和各级苏维埃都采取了增收节支、开源节流的措施，以保证将每个铜板用在最需要的事业上。苏维埃政府号召，为革命战争节约每一个铜板。苏维埃工作人员，一般不拿工资，不吃公饭。下班后，除了紧急情况和另有公事，都回家吃饭。区、乡苏维埃政府机关有1000多名干部，从财政的角度讲，这支队伍不领工资，不吃公饭，实质是保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也可列为收入计算。红军各部队和区、乡苏维埃自卫队所需钱粮，则实行定额配给制，不得超标，不准浪费。为了节约，记录本两面写，字迹密密麻麻的；召开会议，油灯只在记录员面前放一盏；红军医院，相当数量的药品都是组织人员从梵净山上采集制作的；轻伤员被当地土医师接走，既治伤、护理，还管饭。凡是不花钱，自己能办的事尽量自己办，例如：红三军在南腰界时，贺龙带头，建起了篮球场、单杠、双杠等体育设施。由于节支，黔东革命根据地省下大笔经费，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压力。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支出 （一）军费开支 购置武器装备支出。购置武器装备是红军的一项较大支出。红三军从洪湖苏区撤出以后，由于流动作战，兵员损失大，武器装备既落后又缺乏，特别是弹药紧缺。为了迅速扩大红军队伍，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就在大会上宣布：“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组织1万人的游击队和3万人的自卫队。”新扩充的红军和组建的自卫队都需要武器。这些武器来源，除战争缴获外，靠苏维埃政权筹集银元去敌占区购买。购销武器弹药具有高风险，军火商或军阀以谋利为目的，要价太高，而红军为得到武器装备只有不惜血本。红三军驻南腰界时，花了一大笔钱，通过关系从重庆购得一批武器弹药。 军队伙食支出。军队的伙食供给也是财政开支的一个较大项目。红三军开进黔东之初，实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哪个部队打给养收获多，这个部队的伙食支出就稍多一点。如红九师在攻打秀山民团胜利后，缴获了很多银元和大烟。经请示军部同意，参战官兵每人发了两块大洋作为津贴。当时在苏区流传一句顺口溜：“军住民房吃各家，生活排长统一开他。”从总体情况看，此时部队生活标准很低且不固定，军队伙食收支是否正常，取决于战争缴获和没收浮财的多少。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红军有了“家”，渐趋于稳定，实行了“统一财政，统筹统支”，主力红军以连为单位，地方武装以分队为单位，苏维埃工作人员以乡为单位开伙，每个伙食单位由生活排长按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造册到经理处领取菜金。伙食标准每人每天3钱盐，5分钱菜金，1斤2两粮。从这些数字中可见，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简朴，但从黔东革命根据地整体而言，红军、地方游击队、自卫队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累计1万余人，一天则需开支伙食费三四千块大洋，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红军公务支出。公务支出，即是办公开支，如干部培训、开会、制发文件以及一些日常的或者特殊的必须开支。红三军办的干部培训班，办了数十期，主要培训区、乡苏维埃领导者和土地革命的指导者，每期三五十人不等，所需培训费用全作军队公务支出。当时一切从节俭出发，开支控制很严。从战士到军长，凡需公务开支都要经过经理处批准，个人不能任意提高标准。如：打下沿河县城后，贺龙的警卫员为方便首长夜间行动，提出领两对电池，保管人员只认批条不认人，硬是等经理处批条到手后才发了货。当时，会议记录本、首长笔记本都是在街上买来纸自己装订的。损坏群众的东西，照价赔偿，赔偿款列入公务支出。其付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付款，如红军队伍在印江一农民家用了点菜和米，付给2块大洋；在塘坝元布坨用了一农户一缸酸菜，付给铜板10枚；用了另一家2桶包谷，付川板12块。二是以物易物，如红七师机炮连在秀山一农户家写下这样的留言条：“老板，我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大葱，烧了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又如红军留在木黄杨正明家的留言条上写：“杨老板，红三军在你家吃了九个鸡蛋，海椒七撮，油三两，盐四钱，共还你谷子一箩，在灶后边。”公务支出中还有一项较大的开支，那就是宣传费用。红军每到一地都注重宣传，其声势和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购买笔墨纸张和石灰等用品花了不少钱。以石梁乡张家祠堂墙上的“打倒国民党”标语为例，仅这条标语就用石灰数百斤，还磨了十多斤黄豆的豆浆掺和。 扩红支出。扩充红军队伍，无疑需要增加开支，因为，需要奖励参军者，同时要优抚红属，还要增加人头开支。奖励新兵是有明文规定的，视其家庭经济情况而定，一般奖励银元5至10块不等，家庭殷实的5块，贫困的或8块，或10块。地方苏维埃还给予红属免税和子女上学免费等优抚。沿河籍老红军冉洪章回忆：“我参加红军时，部队奖励我六块现大洋。”此外，红军队伍扩大后，吃的、穿的、配备武器等费用支出加大。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黔东4000多青年参加了红军，参加游击队和自卫队的人数近万人。由此可见，扩红支出数目不小。 俘虏遣返支出。俘虏遣返，要发一定数量的遣返费，这是当时红军的政策。而遣返费的数量则要视当时的财力而定。按红军的政策，被俘者愿跟红军的就吸收为红军，想回家的，一律发给路费。如倒马坎战斗，俘敌74人，全部遣返回家，每人发给3块银元作路费。遣返费也有以实物充抵的。如在南腰界遣返一名敌军副官，他不要大洋而要鸦片，于是发给他一点鸦片作遣返费。 红军津贴支出。红军津贴支出是军费支出中的一个比较小的项目，红军不分官兵，在经济待遇上一律平等。但是，由于财政收入不稳定，津贴也没有保证。红军坚定的革命意志，靠的不是津贴，而是对革命事业的信念。据当年在黔东革命根据地专管钱粮的老红军周胜才回忆，仅红三军4000多主力部队每月发放津贴3000块银元。照此计算，红三军在黔东战斗7个月，累计支出津贴多块银元。 军队所雇零散工工资支出。为了军事的需要，红军雇请了不少工人和零散工：修械所辖各兵工厂的手艺师（工），炊事员、担水工、船工、向导等等。其工资执行了1934年6月红三军在枫香溪翻印的《劳动法》和7月22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实施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规定：“所有工厂劳动者通常的工作时间，依照本条例规定，不得超过八小时，”“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不得用货物），每半月交付一次（不得超过半月并禁任何方式的积欠），直接交给工人本人。”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50文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兵工厂工人的工资标准，实行等级工资制，即按工种、技术、劳动强度、工作量，区别对待，标准各异。带有一定危险性又属技术工种的，如制造火药、炸弹等，工资就高一些，每月20至30块银元；枪械师、缝纫师，每月15至25块银元，其他工人3至10块不等。各工种加班，加发加班工资，还发劳保用品。兵工厂雇请的工人人数不少，仅印江大路曹兵工厂就有近百名。每月支付这些工人的工资、福利要超1万块银元。所雇船工，大多属临时的，1934年5月31日，红军强渡乌江，攻占沿河县城，雇请张献富等40名船工，渡红军过乌江，这些船工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乌江中，红三军占领县城后，给每个船工发5至10块银元作工钱，其中一名叫“牛塆木匠”的受了伤，红军另多付他20块银元治伤。 （二）苏维埃政府支出 政府工作人员工资支出。根据地内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具体到人数额不大，但累计起来则是一笔大数。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是这块根据地最高行政机关，有领导成员80人，常务委员32人，设有主席、副主席，下设两个委员会、四个部和一个局，建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70多个乡苏维埃，工作人员1000多人，苏维埃自卫队人数更多。特区革命委员会从支援革命战争，减轻财政压力出发，规定了工资标准：不论上级下级，不分官与兵，一律为每人每月1至2块银元。按照这一规定，每月应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2000多块，但实际支出要少得多，因为其中一些干部领取工资后即捐献给了政府，据南腰界苏维埃副主席陈元富回忆：“我区苏维埃干部仅7个人，脱产的只有3人，每人每月领‘袁大头’1块。” 政府公务支出。政府公务支出主要指办公费、会议费、培训费、宣传费和勤杂工工资。当时《乡苏维埃》中明文规定：“乡苏维埃只开支纸、笔、墨、茶等小的办公费，由区苏维埃发给。”除此之外，还要开支各种会议费，参会人员没有误工补贴，但参会人的生活、茶水费是苏维埃统一支付的。如秀山的巴盘乡农协会开了一次“农村盛会”，每户来一人，还邀请了外地的代表，摆席10多桌，开了两天两夜，接送客人还放铁炮。还有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开碰头会、积极分子联席会、各乡代表会、总结会等。每次开会，人数最少也有一桌，多的10多桌。还有红军领导人主持召开地方民主人士座谈会，如1934年农历重阳节，贺龙在枫香溪摆了八桌酒饭，请根据地内80岁以上的老人赴席，表示红军敬老尊贤。这给苏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区、乡苏维埃公务支出中还有干部培训费用，仅“土地革命骨干培训班”，各区、乡都先后办了几期。 （三）文化教育事业支出 发展教育支出。红三军进入黔东后印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中规定：“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贺龙下了一道命令：“学校不准驻军。”红军所到之处不扰民，不驻校，老百姓放心让孩子上学，根据地范围内的学校从未停过课，为了发展教育，苏维埃政府从财政中拨出专款维修学校，使原先破旧、漏雨的教室、露天无栏的厕所得到维修。据统计，当年苏维埃政府为学校拨款1200多块银元。沿河县一些乡苏维埃政府中还成立“义务教员委员会”，规定从“打给养”中提取10%作为办学专门经费，同时对红军的子女实行免费入学，对适龄儿童提倡义务教育。贺龙特别关心学校，驻南腰界时，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要求红军尽可能地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红军利用休息时间，为南腰界学校建起了篮球场、单杠、双杠和跳马等体育设施。红军撤离时，贺龙军长送一套油印设备给南腰界学校。 创办红军学校支出。为了巩固根据地，补充红军干部和发展革命事业，《乡苏维埃》指出：“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黔东革命根据地内建有一所红军学校，当时称“红军大学”。办学经费由经理处核拨。校址先后设在枫香溪和南腰界，专门培训红军干部和苏维埃地方积极分子。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政治系统在一次肃反中就被破坏了的，……在清党的过程当中，准备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可是在党的组织解散后，这个工作又停顿了，一直到现在才全部恢复了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工作，但还是不健全”。为了补充政治干部，建了随营学校，在学校受训的“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从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抽调100多人受训，队长刘开绪，指导员汤成功。红三军司令部迁到南腰界后，随营学校也迁至南腰界。因苏区发展的需要，学校不断扩大招生，关向应为校长，李佛如为副校长，贺龙、夏曦、关向应经常亲自登台讲课。红军学校共培训红军骨干和苏维埃积极分子400多人，财政拨款2000多块银元。 创办《红星报》和编印教材支出。《红星报》是红三军在黔东创办的唯一一张报纸，1934年6月在枫香溪创办。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报纸以前是‘战士的话’，出小册子，现在改为单张，名‘红星’。”钢板刻印，纸张用黔东名产“皮纸”，油墨自己调制，每期印数100至200份。《红星报》社经费由经理处统一开支。此外，还编印和翻印了许多教材，如《苏维埃小书》、《乡苏维埃》、《苏维埃建设》等等，累计支出近千块银元。 （四）医疗卫生事业支出 采购药品、医疗器械支出。由于是新开辟的苏区，黔东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白手起家，又由于敌人对苏区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实行“围剿”和封锁，缺医少药既是普遍现象，又特别严重。为了红军和老百姓的健康，特别是为使红军伤病员早日康复，首先在枫香溪建立了红军医院，这所红军医院，创办于1934年6月，是年8月迁至南腰界。为了解决医院缺医少药的问题，一方面在当地购买或接受当地百姓捐赠的中草药，另一方面派出“交通”到外地高价购进西药，贺龙还通过一个外国人从武汉购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财政支付了一笔为数不少的医疗卫生费用。 伤病员安置性医疗支出。红军医院建起后，重危病人得到相对较好的治疗。但是，由于医院规模小，医护人员少，无力收治轻伤病人，于是采取安置性治疗办法，即把较轻的伤病员分散寄托在老百姓家医治，视其伤病情况实行经费包干制，包治疗，包护理，包吃饭，还管营养。有30块银元一个的，也有50块、100块银元一个的，但也有老百姓不收钱，义务医治、护理的。据时任红九师供给部部长兼红军医院院长的董家龙回忆：“1934年8月，南腰界红军医院共收治伤病员1000多人。其中近半数是寄托在老百姓家治愈的。在红军医院附近百姓家治疗的，老乡护理，我们派医生巡回诊治。离医院远的，主要寄托在懂点医疗人家，我们根据百姓家庭经济状况付给治疗费，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多付点，百块大洋一个，经济状况好的，少付点，30块、50块大洋不等。”由此可见，根据地内伤病员医疗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民间医疗支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十分注重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对老百姓的防病治病问题，财政拨出专款为老百姓防病治病，穷苦老百姓到红军医院看病一律不收钱。在南腰界，一个姓冉的农民长了疮，本地医生久治不愈，红军医生为他开了刀，病很快治好了，并未收取任何费用。印江凉水井一农民的独生子发高烧，眼看就要不行了，背着小孩跑了10多里请红军医生诊治，董家龙亲自诊治，用上进口针药，五天痊愈，一分钱不收，这位农民硬要叫小孩拜董家龙为干爹。如此事例，举不胜举，红军为老百姓治病，面广人多，其开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五）赈灾、优抚、赠送和其他支出 赈灾、优抚支出。红军到来之前，兵祸和天灾给黔东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从财政中专门列出赈灾款项，使根据地范围内的灾民都能顺利度过难关。1934年5月，红军攻下青塘园大土豪的庄园后，得知这一带因上年天旱，秋粮收成不足五成，农民生活困难，特别是麻青、里基坪犹甚。红军用70多匹骡马运去140多袋粮食分给农民。6月，贺龙率部途经印江沙子坡一小山寨，得知几户百姓的房子被土匪烧掉，无栖身之处，贺龙亲率红军帮助搭茅草棚，每户还发救济款20多块银元。7月，南腰界大地主兼团防头子冉瑞廷趁红军撤离之机，窜回老家，杀害了几十个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劫掠砸毁了财物，使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生活十分困难。红军返回后，贺龙立即叫经理处政府拨款对这些家属进行优抚。8月，贺龙行军途中看到当地一农民患病而死，留下孤儿寡母四人，因无钱安葬死者哭成一团，马上带人前去慰问，临行时，送给这家人银元10块，大米80斤。红军在黔东期间，赈灾范围广，救济面大，虽然具体到每户每人不算很多，但累计起来则是一笔大数，这是根据地用财政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的典型事例。 奖励和赠送支出。奖励，是弘扬正气、激励先进的一种手段，它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而物质的就需要开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工作之外，还辅以物质奖励来激励苏区军民同仇敌忾，共击敌人，同建苏区，这些奖励有战功奖、先进奖、劳模奖等。战功奖，是将物资和现金直接奖给立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战事频繁，战果累累，立功受奖的人很多。1934年9月，红军二战木黄，国民党军副师长黎刚差点被活捉，红三军在南腰界总结大会上，参战部队每连奖二人，奖品是大号牌香烟1包，银元2块。同年8月，黔东纵队副司令张金殿在配合红军主力攻打麻阳玛瑙洞的战斗中立了功，受到红三军军部嘉奖，贺龙亲自授给张金殿骡马1匹，所部步枪12支。 赠送支出。赠送，主要是指对统战对象和帮助过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老百姓的赠送。1934年5月底，沿河县商会和一些开明绅士抬着礼物到红军驻地慰问红军，贺龙当即拿出一些红军物品回赠他们，既表达红军和百姓一家亲，同时表现红军严格执行“不拿群众东西”的纪律，还树立了红军文明之师的形象。在根据地内，对于穷人的赠送特别普遍，几乎村村寨寨都有。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每见家境穷困的人，都给予大力帮助，或送米，或送钱，或送衣物。这类赠送，对于获赠者个人而言数目不大，但获赠人员太普遍，累计起来就是一笔大数。当人们感受到红军是人民子弟兵后，总是以各种不同形式支持、帮助红军及苏维埃政府，为了表达对这些老百姓的谢意，同时增进红军和百姓的鱼水之情，红军获得帮助时又以礼物相送。石阡县汤山镇铁匠杨通明，用娴熟的打铁技术帮助红军修枪，红军送给他大米3挑，食油2桶，国华绨布1匹。江口县双江镇吴满妹、蒋灵英、陈宏志等数十人，为红军煮饭、补衣、带路，都分别得到红军赠送的诸如银质针筒、毛毯、布匹和铜茶壶等赠物。总之，赠送支出累计数量很大，从财政角度看，它是一笔支出，对于自身供给都十分困难的红军及苏维埃政府来说，无疑是加大了困难，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却十分重大，它向世人昭示：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红军是文明之师，红军有铁的纪律，红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红军和老百姓永远心连心，鱼水情。 其他支出。其他支出，主要指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和补助农村各种协会组织的支出。在沿河铅厂坝，红军拨款为10几户农民积极分子修水车和修水渠，这些积极分子全身心投入苏维埃建设。此外，根据地内先后成立了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等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拨出专款支持他们开展工作。这笔开支虽然不多，但这些组织受到鼓舞，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工作，对推进苏维埃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制度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确定了“统一的累进税，废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一切田赋、丁粮、厘金、苛捐杂税等。”苏区的一切经费负担原则上都加在剥削阶级身上。由于认真贯彻了上述的财税政策，加强了财税管理，严肃了财税纪律，有力地防止了营私舞弊现象。发展了苏区经济，保障了财政供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达到了休养民力的目的。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和财务管理水平，努力节约经费开支，加强财税制度的管理，达到货尽其流，物尽其用，人尽其力，更好地为根据地建设服务，黔东苏区的各级财务机关实施了预算、决算、贮藏和审计等制度。 （一）预、决算制度 在当时物资非常缺乏、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和苏维埃干部都很重视管家理财的工作，把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作为己任。根据财务往来情况，制订了结算制度。据当年曾任红三军经理处粮秣科科长兼红三军司令部机关司务长的陈恒久回忆：“从机关到连队都经常对一切经济往来，财产物资等进行全面的结算和清理，坚持一旬一报，同时制发了《月份支出预算书》和《分科目收支对照表》以及《总计账科目表》。在决算中，多余的部分逐级上交，凡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以及战争缴获的财物，是哪一家的，哪个单位交来的都要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记账，一个月满了，收支多少要有决算，逐级上报，同时编制下月预算，没有预算就不给拨款。为了便于计算收支和记账，在内部，对那些没收、征发的物品，除粮食不作价外，其它如盐、油、煤油、布匹规定了作价办法，即盐、油在五斤以上，煤油整缸的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减价三分之一，不足五斤的油、盐和整缸煤油、整匹的布均不作价，由经理处分配。”又据老红军贺文玳说：“部队和游击队把打土豪和战争缴获来的东西，都交经理处或没收委员会统一保管，记账。管钱、管物各是一班人。动用司部首长批条到经理处领取钱物。经理处只起个保管的作用。各级财经机关都有结算账簿和收支账，记账是用毛笔。如果账、物不符，就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由于建立了预、决算和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有力地加强了现金、实物的管理，1934年7月后，苏区的财经工作，基本上克服了混乱现象，较好地实现了财经的统一。但是，因战事频繁，人员增减无定，财源难测，预算往往不能实现，计划与实际总是有差别，这是客观情况的必然，因而更增加了苏区财经机关和财税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二）贮藏制度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使新创建起来的根据地得到巩固与发展，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贮藏工作，正是为了解决粮草先行和吃饭的问题 根据地的贮藏工作，分为粮食物品贮藏和金银钱币的贮藏两大类。 粮食贮藏。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0日在《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指出：“粮食的收集储藏，是争取革命战争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在现实情形之下，必须收集和储藏一定数额的粮食，来保证红军战时的给养，才能使红军主力在战略上不受粮食的牵制。如果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扩大苏区这个任务可以达到的。党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为了发展收集粮食的群众运动而斗争。”这个指示充分说明了贮藏粮食的重要性。当年曾任红三军经理处分粮秣员的陈芳烈回忆说：“红三军在黔东的时候，红三军经理处的粮秣科长是王玉林，运输队长是周胜才，职能是专管部队的粮食供给，大概是一匹骡子要负责一个连队。地方苏维埃政府设有粮食委员会，辖粮食储藏所、粮食调查统计处、粮食运输队和种子储藏所。其职能分别为：集中粮食，在适当的地方储藏粮食，注意粮食的节约；调查统计苏区生产粮食的多少及所需的粮食量，规定禁止粮食出口的办法；集中组织人员骡马布袋及运输工具，搞好运输工作，按季节收藏各种粮食种子，发展再生产。贮藏粮食的政策是：尽可能地把没收、征发、捐献、购买的粮食集中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坚决反对瞒藏粮食的行为，禁止粮食出口，在动员广大群众自动捐粮的同时坚决反对用命令式要群众捐献。其目的是保证农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民生活有所提高，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没收地主的粮食。”据老红军肖庆云1说：“在黔东，储粮的方法，除了每个战士有二个米袋之外，还设有军用粮库、地方粮库和临时粮库。”又据老游击队员冉隆昌说：“红三军在枫香溪、沙子坡、火烧桥、南腰界等地都设有军用粮库。南腰界军用粮库设于地主罗秀书家，开始规模不大。随着党、政、军机关及军械所、医院等单位迁驻南腰界，粮库逐渐扩大，木仓装满以后又用围席囤粮。每天100多匹骡马的运输队源源不断的把临时粮库的粮食运往南腰界。到1934年10月底，凡区革命委员会驻地都设有储藏所，大约计储粮10万斤。苏维埃地方政府也都根据储粮数目多少各自设立粮食仓库。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有白石溪、土地湾、沙子坡、枫香溪、唐家溪等地的粮库，唐家溪粮库由挽杆堡祠堂改建而成，共3间，储粮约3万来斤，由苏维埃粮食委员会吴永启负责管理，任务是保证路过的红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苏维埃用粮的供给，多余的部分运往南腰界军用粮库储藏。为了运输和供给的方便，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在一些交通要道设立了临时仓库，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有木黄、石梁、龙池等十来处。石梁临时仓库是为接待六军团而专门设立的，先后从木黄等地运来200来担稻谷和大米存入临时仓库中，为了保证六军团到来后有足够的粮食供给，石梁人民全体动员，在一周之内，将全部稻谷加工成大米。这个临时仓库保证了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食用和随身携 带的粮食供给。龙池临时粮库，设于龙池长丹土，仓库一共储藏二万来斤，是红军干部临时建立起来的。筹集起来的粮食陆续由运输队运往南腰界军用粮库储藏。这样解决了当时苏区的粮食困难，为六军团的到来提供了粮食保证。” 物品贮藏。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红军在黔东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人民生活物品十分奇缺，特别是文化用品、电池、西药等更为困难。根据这种情况，苏维埃政府制定了统一的贮藏制度，凡属军用品，以及生活必需品，都统一购买，集中在经理处保管，根据需要进行分配供给，但重点是保证战争的胜利和促进生产的发展以及首长工作的需要。 金银钱币的贮藏。这项工作是由经理处负责，由经理处成员兼会计科科长陈希云和经理处成员兼监员兼监护大队队长周胜才（后杜世兴）具体管理。仅监护大队，就有1个营的兵力，数十匹骡马，监护大队的人都配有长枪、手枪和匕首。从湘鄂西没收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开办的洋行和反动传教士的财产以及攻打黔江、彭水、沿河等地没收军阀地主的贵重物资都归监护大队管理，它 当于全军的金库，随时跟军部行动。监护大队的指战员枪不离身，人不离货。当年曾任监护大队队长的杜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维老红军说：“我领导的监护大队，是一个营的编制，这些兵个个身强力壮，军事技术过硬，且人人有一绝活，他们擒拿武功高强。是贺老总亲自挑选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管全军的贵重物资，其中有黄金、白银、银元、铜板、布匹、纸币、贵重药材、金银首饰、玉器珠宝等。由我经手保管的金银中，就有大致40来公分长，30来公分宽，10来公分高的6个铁皮小箱，有四个装的是黄金、二个装的是珠宝。”其他贵重物资如银元、白银等都是分类装袋，专人看管，平时建有严格的账目、清单。行军前由陈希云清点数目，固定骡马，一路同行。监护大队所管理的物资，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如要动用，需经军部首长批准，同时有经理处经理签字，由负责人、经办人同时到场才能支付。 （三）审计制度 红三军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了加强对财税的管理，经理处、经济部及没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受首长的委托，对有关单位的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对搞得好的进行表扬，做错的及时指出纠正，对那些贪污浪费，以权谋私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老红军李文清少将回忆说：“红军在黔东时期，缺少搞经济工作的人员。有个姓谭的俘虏，他是常德人，会打算盘，会做生意，就叫分在经理处当会计。在一次审计工作中，发现他用公款吃喝，受到了撤职查办处理。”通过审计工作，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杜绝了侵吞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公款的违法行为，提高了业务人员的素质。同时克服那种只注重收入不重视支出的错误思想和那种只重视发展生产不重视经营管理的错误作法，以及只重视战争轻视战士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经纪律 “红军不拿农民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公”，“损失（群众的财物）要赔偿”，“买卖按照时价”，1是红三军在黔东时期铁的纪律。1934年5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第三条明确规定：“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粮食财产给群众和供军用外，红军不拿农民一针一线，坚决反对白军和土匪领袖焚烧房屋抢劫民众财物的办法。”同年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的《乡苏维埃》第七章规定：对“贪污腐化，侵吞和滥用公款的”人员要进行纪律和法律的制裁。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上述精神，制定了一系列财经纪律和惩办违反财经纪律的措施。 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1934年6月23日在《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的“纪律”中规定：“不准抢掠工人农民的财产，犯者处死刑；……不准侵吞公款，犯者重罪……；不准派工人农民的款，不准征收粮食油盐。经费从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中开支一部分，每月要有决算公布。”尔后，为了严肃纪律，杜绝财经收支中的不良现象发生，根据地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多次强调：统一财政，反对贪污浪费是筹集革命战争经费不可分离的工作；各级党部要重视财政工作，加强对财政机关的领导，以保证财政的统一与环绕党的政治任务适合革命战争的需要；建立财政的预、决算制度，则是加强财政的计划管理，实现财政统一的前提与保证。明确规定：实行预、决算制度，各级机关的用费和地方武装（独立团、营、游击队），也必须有预、决算。在财政机关整个计划和规定之下，实行审查批准开支。以后一切没有预、决算的用费，财政机关都不能负责认账和拨款。乡、区筹得员会的现金不应保留，应集中到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经理处统一管理。若要开支，须经经理处批准，方能发给。一切自由动用公共款子和各自保留公共的款子，都是破坏财政的统一，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这些财税政策和纪律的制定和实施，为顺利开展统一财政的斗争，推进财政工作的开展，加强财税管理提供了纪律保障。 在执行财经纪律的政策方面，红三军领导人以身作则，为全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老红军孟子厚在回忆他担任红三军经理处监察委员会委员工作时说：“在黔东，有一次贺龙对我说：‘他们下边那么多钱，都是经理发的吗？我就不信，你去给我查去。’我拿着上方宝剑到各师去查，发觉各师除了经理处发给的钱外，还把接受各商会的捐款，打土豪没收的款都作为小金库没有上交。当查到黔东独立师贺炳炎师部时，发现搞了两本账。我就向贺老总作了汇报。贺老总亲自找贺炳炎师长谈话 说：‘你要把钱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贺炳炎师长笑着说：‘贺总指挥，你们经理处发的钱又少，我在路上准备一点钱，你让我带着，困难的时候，我就少找上级的麻烦，为何不可呢？我绝不会把它占为己有的。’贺龙用命令的口气说：‘不管怎样，一定要交。’贺炳炎师长只好老老实实全部上交了。其他师、团见到贺龙同志这样认真，就把所存小金库全部交了出来。”红军领导人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有力地推动了财经纪律的贯彻执行。 财经纪律的实施 为了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解决穷苦百姓的生活困难等事业上，红三军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财经纪律的实施过程中采取了惩治贪污、惩治逃税豪绅、惩罚土豪、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奖励先进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一）惩治贪污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加以发扬光大。同时，对贪污浪费的行为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深恶痛绝，一再明令重申：“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1 为了严肃财经纪律，红三军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翻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罪恶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作为教育党员、红军官兵和苏维埃干部遵守革命纪律，规范革命行为的重要内容之一。《办法》规定： “（1）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2）凡犯第一条各项之一者，除第一条各项规定的处罚外，将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3）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照第一、二条处治之。（4）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之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1934年4月19日，又翻印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在节省运动的指示》，其中指出：“从节省运动中去反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斗争中，来肃清混入苏维埃及军事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为改善苏维埃及军事机关的组织与工作而斗争。”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上述精神，把惩治贪污浪费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在具体要求和作法上指出：“我们除了统一财政，在根本上杜绝贪污浪费的源泉外，还应当消灭已经产生出来的贪污浪费现象及破获隐藏着贪污的事件。首先要开展反贪污浪费的群众斗争，把中央政府关于反贪污浪费的命令，在群众中广泛的宣传和解释。抓住一个贪污浪费分子及其具体事实，以严厉打击来教育群众，把混进我们队伍中的贪污分子洗刷出去。同时各级财政机关，应立即组织经济审查委员会，审查过去各机关及地方武装中的一切账目，在群众中公布。审查的对象是：地主豪绅的罚款，富农、商会的捐款，没收祠堂、庙宇的款子和各种开支。并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破获的一切贪污案件。坚决不让一个钱落到贪污分子的肮脏手里，使我们筹集的一切经费都能集中用到革命战争上，争取战争的胜利。”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又根据这些法规制定了一些补充规定，提出“打土豪要归公。惩办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及反革命”，“各级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所需要的物资，必须用钱或物资进行购换；对一切隐藏豪绅地主反革命财产的人一律交保卫局公审；个人一概不得擅自征发，违者以革命纪律惩办。”1 这些法规性的文件颁发到红三军各级军事单位及各级苏维埃政府，广为宣讲，并派人督促实施。据当年唐家溪苏维埃干部刘应学回忆：“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地内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运动。如我们唐家溪苏维埃文书李金忠，作风恶劣，品质败坏，生活腐化，他利用职权记假账，从中贪污光洋7块，经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撤职后交保卫局判处死刑。还有南腰界游击队员秦登仲，在打土豪时匿藏财产，进行贪污，也被保卫局处以极刑。”在枫香溪革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打给养”中，一位战士私自出卖旧棉被一床，隐藏大洋1块，经理处查出后送保卫局处以极刑。又如黔东纵队特务连在一次“打给养”中得鸦片八钱。因数量太少，经连长同意平分给了八个人，规定不得吸食，只准拿回司令部兑换成钱。其中一个战士将分得的一钱拿去经理处兑换现金，经理处发觉不足一钱，马上派人追查。该连长申辩：因数太少，又没有戥子称，仅凭估计分的。结果经理处的人马上把八人的鸦片收回一称，分毫不差，该连长并作了深刻的检讨，方才作罢。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还发动群众揭发清洗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不纯分子。对那些犯盗窃错误的个别人，也进行了批评教育，关禁闭和撤职处理。经过一系列的惩治贪污浪费的斗争，严肃了财经纪律，打击了犯罪分子，纯洁了队伍，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一大批廉洁奉公，克勤克俭的模范干部涌现出来，他们为贯彻落实苏区的各项政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惩办逃税豪绅 苏区内尚未肃清的豪绅地主与反革命分子，有意识地采取非法手段，不按《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纳税，利用伪造或涂改凭证、账册、报表以及转移资产或收入等手段，隐匿应纳税项目、数量、金额，故意违反财经纪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了打击反革命的违法行为，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对那些采用各种非法手段，进行“逃税”或“避税”的豪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一举攻克了彭水县城，各商会都按政策纳了税，唯独国民党的县长何本根和征收局长蒲良成、副局长王春如、财政局长王泽互相勾结，利用手中权力进行非法活动，把财政的钱作为私用，甚至违反税收法规，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偷税、逃税、避税和抗税。根据他们的罪行，红三军抄了何本根的家，没收了一批财产，逮捕了蒲良成、王春如和王泽。追回了部分公款和税款，并把他们押到贵州省沿河县的塘坝财神庙公审后执行枪决。据当年曾任南腰界苏维埃文书的刘应儒说：“南腰界街上的豪绅顾廷献开药号，经常做桐油生意和米生意，但从不纳税，还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说甲年连年大旱是‘洪羊浩劫’，经保卫局批准，谷志标参谋长亲自逮捕他，同时抄了他的家，追回了税款。”8月31日，在酉阳腴地处决了抗税的国民党酉阳县政府总务科长李简清、庶务马达之，抄了偷税的豪绅姚绍孝、王辉白的家。另外，黔东特区和各级苏维埃还经常派人到各地市场巡视、检查，外查偷税、漏税，内查税收人员有无贪污受贿行为。一旦发现，严厉惩处。据印江游击队员冉崇修回忆：“有一个乡苏维埃税务员在晓景收税，因他不识字，一次在收一所住宿旅馆的税，找别人帮忙填了税票，税票上填的是一吊，而实收是二吊，被巡视员发觉了，经反复说明和核实，方才了事。”同时，苏区政府还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税务宣传，教育商人不要瞒关漏税。凡苏区内需要的商品就不能出关，苏区用不着的商品可以出关，但一定要到经济部领取税票登记。根据苏区的需要来定税率。反复强调宣传，有偷税、漏税者一经查出，除追缴应纳税款外，另加纳一倍税金，二次查出，纳三倍税金，三次查出，没收全部商品。经过税法宣传和惩办逃税豪绅，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纳税意识，基本保证了苏区财税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惩罚土豪 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第二条指出：“这一战争，更因为秋收而紧迫。地主豪绅无论如何是不愿土地归农民，秋收归农民的。反革命军队更要掠夺秋收，解决他们的粮食。因此地主豪绅勾结反革命军队进到苏区，来夺取农民的秋收，企图把农民饿死。因此，这一战争是农民的生死的斗争，是为着粮食土地归农民的战争，是保卫秋收的战争。”同时在第七条指出：“坚决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将敌军的手足斩断，坚决的严肃的开展肃反斗争，要将豪绅地主反动领袖完全消灭，彻底消灭这一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消灭敌军的耳目，并且要坚决同他们的走狗奸细作斗争。”苏维埃政府根据黔东苏区复杂斗争实际，毫不手软地对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地主豪绅给予了坚决的惩罚。据老游击队员冉崇富回忆说：“仅在南腰界一地，就惩罚了冉瑞廷、张步青、杨澄清、邹学良、罗金仁、罗汝祥、罗秀书等30多家土豪，没收的稻谷装满了红三军的军用仓库。还有大量的桐油、鸦片烟、银元和布匹。”经过惩罚土豪的斗争，有力地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社会基础，为缓解黔东苏区的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当年流传在黔东的“云开太阳照，富豪无处逃，官绅财佬嗷嗷叫，贺龙的红军专门打富豪”的歌谣，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记载。 （四）反对浪费，厉行节约 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之一。红三军的领导干部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总是坚持节衣缩食并用模范行为给广大干部、战士作表率，他们为革命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吃苦在前，不搞特殊，在生活待遇上和战士一样，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衣，有福同享，有祸共当。贺龙军长经常是穿一身青土布对襟衣，一双草鞋，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关向应穿着也一样朴素，他几乎没有被子，临睡时就铺些稻草，一条破军毯既作披衣又是被子。在群众中，难以分清他们谁是领导，谁是战士和农民。 据老红军向轩回忆：“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是红军的阶级本色，视一切浪费行为为可耻。曾记得，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时我才七八岁，经常跟随在大舅贺龙军长的身边。有一次，我吃红苕饭吐红苕皮，并悄悄地把我进的洋芋挑出来扔了，恰巧被关向应政委发觉，他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还耐心地教我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还经常见到贺军长、关政委和夏主席把掉在饭桌上的饭捡起来吃，甚至连他们的工作本，正面用了又用背面，一个信封要用四次。”老红军董家龙少将也回忆说：“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开办的医院，平均每天都要开出中药百多付，为了减少财政的负担，我们医务人员和南腰界的草药医生采取了自采、自种、自制的办法解决了药物的供求矛盾，为苏区财政节约了大笔经费。”当年任红三军经理处粮秣科长兼司令部司务长的陈恒久说：“1934年9月，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全开了土豪兼反动民团头子冉瑞廷，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我为贺军长等几个领导加了几个菜。开餐时，贺军长一看，脸色一沉，很严肃地问我：‘谁要你办这么多菜？’我说，几个月来，你东征西战，与战士们同吃同战斗，人都拖瘦了，如今打了胜仗，我为军长改善一下生活，因此，我没有向您请示。谁知军长一听，更火了，‘你还记得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纪律吗？才打一个小胜仗，就给我加菜，合符红军纪律的哪一条，战士吃什么。我命令你，把菜端出去，让战士们吃，以后再不许给我搞特殊’。”细微之处见精神，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使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干部及广大苏区群众中得到发扬光大。 （五）奖励先进 在整个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中，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红军克服经济困难，倾囊相助，涌现出许多捐钱捐粮捐物的先进人物。 南腰界有一个叫罗碧秀的新媳妇，红三军临时医院设在她家。她亲眼看见红军伤病员受伤病折磨的痛苦，深表同情，卖掉了结婚时仅有的手饰给红军战士筹集药费治病，还用自家制做的酸米酒治愈了一班战士的痢疾。为了感谢罗碧秀对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贺龙亲自登门拜访，并拿了两块大洋奖励她。据南腰界街上的老人傅命愚回忆：“红军来后，取消了名目繁多的捐税，实行了‘统一累进税’，给商户吃了‘定心丸’，保护了商业者的利益。我们街上的傅命安、李元清、罗秀岱等绕过敌人的关卡，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把苏区的桐油等土特产运往常德、龚滩等地，换回药品、食盐、煤油、纸烟、食糖等日用物资，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利润，同时依法交纳了税款，也为苏区解决了物资困难，受到了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奖励和表扬。红三军在全军上下开展了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的活动。总之，在红三军最困难的时候，苏区人民把自己本就不多的粮食捐献给红军，把省吃俭用的鸡蛋、辣椒、油盐捐献给红军伤病员，反映出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深厚的阶级感情。 五、严肃财经制度和纪律的意义 黔东革命根据地财经制度及纪律的实施有其重大的意义。 首先，统一了财经工作，形成了从发展生产，计划供给到财税征收与财政支出政策的一致性和严肃性，克服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最初财经混乱的现象，维护了黔东苏区的财经的完整，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第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广大劳苦群众得到了实惠，劳动积极性得到很大的调动，从而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第三，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限制了富农的发展。 第四，在根据地内根除了乱摊费用的行为，保护了穷苦百姓的利益，使根据地人民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穷人，跟着红军走才能得解放”的道理，有力地推动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苏区的各项建设。 第五，纠正了少数干部存在的特殊化思想，挽救了一批干部，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另外，依法惩处了贪污盗窃的犯罪分子，严肃了革命纪律，纯洁了队伍。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是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进行的，取得了很大成就，保证了支援革命战争和红军的供给，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使来之不易的有限钱财，保证用于革命战争的急需，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使黔东革命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 第34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民族政策 一、根据地及其周边的民族结构 黔东革命根据地，地处黔、川（渝）、鄂交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2 居住着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等2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大，且各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化习俗。这些少数民族中，苗族还有自己的语言。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特别深重，苗族同胞饱受反动政府和军阀推行的“赶苗夺业”暴政的压榨，他们是黔东各民族中受苦最深，遭遇最惨的民族。在苦难的日子里，为了民族的生第七章 统战、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他事业的发展生存，他们铸就了顽强的反抗精神。早在清朝咸丰年间，松桃猫山苗民举起义旗，聚众数千，反抗清王朝的暴政。他们攻营汛，杀官兵，打得清军顾此失彼，狼狈不堪。这次苗民暴动，虽然被清军镇压下去，但是反抗精神则根深蒂固地留在广大苗族人民的脑海里，直到1934年，这里一直没有“净化”过。北伐时期，贺龙部队曾驻防黔东，与松桃苗族同胞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为以后贺龙所率工农红军在苗族地区开展苏维埃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颁布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族解放工作。早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的主张；192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又提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1931年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第七号电——关于宪法原则要点》中又强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这些方针政策在黔东苏区得到大力贯彻和实施。 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在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时，结合黔东实际，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把民族工作问题特别对苗族工作问题摆在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同等重要位置。1934年7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把苗族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交大会研究，大会作出了六项决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议，其中一项就是《关于苗族问题决议》。 《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指出：“黔东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完全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关于少数民族的态度，特别反对国民党军阀白崇禧、王家烈、陈渠珍等对于苗族的屠杀。因此对居住在贵州、湖南、四川境内之苗族，决定以全力帮助他们得到解放与自由。”代表会议宣布执行以下的政治纲领：“联合苗族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之土司等的压迫；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国家的土地（如屯田）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文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住居在苏区的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 从《决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受苦受难的苗族群众，是红军联合的对象，是革命的同盟军。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解放与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期民族政策的核心和目的，也是红军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一项任务和目标。要使苗族同胞获得彻底的解放和自由，“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文化”既是苏维埃政府的任务，也是苗族同胞自己的任务。千百年来，黔东苗族在长期劳动和人际交往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但由于他们处在原始的生活状态下，没有能力去创造自己的文字。“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成了黔东苗族同胞的千古憾事。《决议》把使用苗族文字、发展苗族文化作为红军和苏维埃的一项任务提出，表明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尊重少数民族，并真心实意地帮助，使之真正成为一个独立于各民族之林的民族，无疑深得苗族同胞之心，深得黔东各族人民之心。因此，这一任务的提出，对于实现黔东“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民族的界限和嫌隙”，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正是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体现。 三、《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实施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颁布后，在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首先，红军宣传队在根据地范围内书写和张贴了大量的标语。“实行民族平等”、“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和屠杀”、“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等标语到处可见。松桃苗族自治县永安乡一农户的墙上至今还完整地保留了“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等标语。红军践行了“全力帮助苗族得到解放与自由”的诺言。其次，红军所到之处，尊重苗族风俗习惯。参与对歌时，遵循苗家“同姓不对歌”习俗，“恭喜嫁娶，多送粮食、祝贺添丁，多带鸡酒”的习俗，红军驻地及其附近适逢举行“农涅”、“颇果”、“然绒”等苗家特有的祭祀活动，苏维埃都要派代表前往恭贺。红军行军过寨，始终遵照贺龙军长发布的“途经苗寨不准开枪，不准随意进门”命令，成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表率，苗汉人民实现了“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的局面。第三，帮助苗族同胞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自卫组织。红军派出姜昌芝、李庚开、黄家文等干部到苗族聚居地，经过短暂时间的发动，成立了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和猫山、寨地、大土坪、麻阳、天堂、坝木、钟鼓坡、黄泥堡、浑泉、五官坝等10个乡苏维埃，并在这些地方成立了游击队和自卫队，实现了“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和“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的目标。 第四，组织苗家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在土地革命运动的旗帜下，苗家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土地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严格执行了苏维埃颁布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在苗族聚居地打土豪52户，没收土地挑，每人平均分得土地5至7挑不等，苗家贫苦农民从地主土豪那里收回了自己开垦的土地，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的目标。第五，选拔培养苗族领导干部。“政治路线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各级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之际，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非常明确地指示，在苗族聚居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要从当地苗族同胞中推举担任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特区革命委员会任命苗族农民郎永章担任主席，苗族农民胡兴奎担任副主席，所辖10个乡苏维埃政权中，苗家工农优秀分子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就有34人，占这里干部总数的50%以上。另外，所成立的猫山、浑泉等游击队，多数队员是苗族青年，而田坝、岩柯两支游击队，队长、副队长是优秀苗族青年，且全部队员都是苗族青壮年，这些地方建立的苏维埃自卫队的干部和队员，绝大多数是苗族。实现了“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的目标。第六，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红军在军事行动中，得到当地少数民族支持和帮助。1934年8月7日，贺龙决定消灭对苗族地区苏维埃政权有极大威胁的盘踞在玛瑙洞的反动区长及其武装。玛瑙洞处在玛瑙山山腰，洞深且宽，还有岔洞，能容下2000多人，周围还可周旋，反动区长胡兴魁裹胁了40多个群众，妄图凭借自己有100多人武装和天险，且战且躲，扰袭苏区。为了用最小的代价消灭胡兴魁武装，红七师主攻部队找来当地苗族同胞作向导，苗族同胞详实介绍了山上、洞中的情况后，红军选派精悍战士由洞口中顶悬索吊人炸掉洞口，进而占领洞口，搜索前进，一举全歼了守敌，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 这次胜利是红军和当地苗族同胞并肩战斗的结果。贺龙在战斗胜利后站在玛瑙山上感慨地说：“民族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啊！” 四、《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重大影响 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总结工作指出：“开展苗族中的工作，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人，这就要求党用最大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为了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包括分立权）而斗争，发展他们中间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土司贵族与高利贷者，密切的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络起来，组织苗族红军与苗族苏维埃共和国，指出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与各个民族间真正的和平与自由。”由此可见，《决议》的颁布与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决议》的颁布，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黔东的具体体现，是黔东各族人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千百年来深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获得翻身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决议》规定了苗族同胞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各项权利，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苗族工作，而且为黔东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地的开创与拓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对于黔东各民族创建苏维埃政权，跟着红军闹革命发挥第七章 统战、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他事业的发展了指导作用。虽然《决议》的内容是关于苗族的问题，但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是同样的，提出“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苏维埃在帮助苗族的同时，按照《决议》的精神，也帮助了黔东土家、侗等其他少数民族。 《决议》规定了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及其他地位问题。少数民族只有有了政治地位，才谈得上翻身解放；只有有了土地，才谈得上经济地位，也才能挖掉穷根；只有有了自己的武装，才能保卫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只有有了文化，才能保证本民族的文明与发展，乃至独立于各民族之林。 《决议》忠实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指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的《报告》指出：“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 由此可见，帮助少数民族“得到解放与自由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贯主张和始终坚持的民族政策，同时又是全力奋斗的工作目标。《决议》是黔东第一个关于苗族问题的法规，它在黔东破天荒地提出苗族及黔东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和根本前途，使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苗族问题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仅在苗族中产生影响，而且在黔东内外黔东革命根据地史的广大地区和所有民族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35章 黔东苏维埃根据地其他事业的发展 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苏区财政十分困难和战争环境下，通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不懈奋斗，也都有所发展。 1934年5月11日，红三军刚刚踏进黔东，就印发《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提出“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6月25日，由军委会颁布的《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组织方法》中规定：“出报纸、组织俱乐部、工人学校是工会的经常生活”。6月26日发布的《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指出：“工人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教、信神之自由”；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的《乡苏维埃》中要求：“乡苏维埃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一号》要求各级苏维埃“建立一种能够公开的组织或团体以团结群众，例如，俱乐部，学校，甚至是各种行会等等。……在群众中去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发动革命的斗争。……同时，我们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只要是有群众团集的地方，即令他是守旧的人如神会神坛……，我们党必须参加进去，在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组织的工作，发动他们的革命斗争。”等等。 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这些指示、要求表明，文化教育事业是苏维埃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特别是通过总结湘鄂边失败的深刻教训，在黔东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化工作的任务，指出“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由此可见，革命文化和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黔东革命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 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发展文化教育的指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具体地说，抓了以下七项工作：第一，红三军从军直属机关中抽出一百多名干部，各师警卫部队中抽出部分指战员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县进行宣传；其次，组成以樊哲祥等为队长的宣传队分赴各地，在醒目处书写大量的标语、口号。标语、口号中，除常见的外，还有一些用汉字巧妙组合成的画，如“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幅，竟是一幅癞皮狗形象的壁画；第三，在南腰界等地创办了红军小学，在教学过程中结合黔东实际编印了《苏维埃小书》等教材，广招贫苦农民子弟人学；第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黔东各地有每逢喜庆事都要跳花灯，吹唢呐或对歌的风俗，苏维埃政府因势利导，组织进行民间娱乐。例如，在攻打玛瑙洞胜利的当晚，红军同麻阳老寨百姓举行了庆祝活动，吹唢呐，跳花灯和唱山歌，一直到深夜。群众文娱活动不断得到发展，红军和当地百姓共同创作了不少山歌，非常流行的有《瓦解敌军歌》、《红军歌》、《十杯酒》、《红旗飘扬》、《一把扇子》、《贺龙红军来黔东》、《红军恩情比海深》、《发展苏维埃》、《练兵歌》、《沿河有条乌江河》等数十首；第五，开办了训练当地工农干部的训练班，还在红三军中建立了干部训练大队，培养了大批为党的路线坚决斗争的政治、军事干部。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军委会办了政治训练班，学生百五十人，尽是苏区本地的，已训练了一个多月，可派出四十人工作。”对红军指挥员的培训，“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部、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现在军政治部有地方工作部，有地方工作训练班，各师有宣传队，连有流动宣传队”；第六，完成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下达的“建立党报、组织党报编辑部”的任务，创办了《红星报》。《红星报》是在小册子“战士的话”的基础上创办的，单张，虽然出版时间未作严格规定，但每周都要出二至三期，每期油印100至200份，内容十分丰富，编排灵活，除刊载苏区建设情况外，还有连环画连载，寓政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深得苏区军民喜爱。第七，编印了诸如《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组织方法》、《农村工人保护条例》等等上百份文件和法律法规。这些文化、教育上的举措，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起到发动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推动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的特殊作用。 二、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开创与发展 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建设。不仅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政策，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农村工人保护条例》，指出“本条例经特区革命委员会公布后执行。凡违犯本条例者，须受到苏维埃法律之制裁。”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共九章四十四款，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了政策规定。劳动时间问题，其中规定：所有劳动者通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作额外时间之工作，须得额外工资”，“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十四岁至十六岁之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每日半小时至一小时休息”，“农村工人，每月须有四天休息。”关于工资问题，《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规定：“农村工人之工资，不得少于由劳动委员会规定之绝对最低工资额（较革命前须增加百分之二十）”。“苦力工人之工资额，须较普通工人高三分之一。”“农忙时额外工作，须得双薪”，“工人因必要的假期，如在选举时参加职工大会和会议，出席苏维埃大会等，不得克扣工资”。还规定：“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每半月交付一次，直接交给工人本人。”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对女工作出专门规定：“禁止女工作举重或作危险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两个月，工资照发”，“怀孕、哺乳小孩的女工，严格禁止做险工”，哺乳期“每二小时可休息半小时来哺小孩，不扣工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提出女工与男工同工同酬，“女工青年与成年男工做同样的工作，得同样的工钱。”“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扫荡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为妇女争取平等经济地位，奠定了法律基础。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对工人的学习、培训作出规定：“在工会与雇主所定之集体合同，应规定特殊条文，由厂方供给设立工厂学校或商铺学校，以提高十四岁至十八岁青年工人的训练程度，并给他们普通教育。至于富农商人雇用之雇工牧童，则须津贴其纸笔书籍之费用”，同时，要求雇主发给雇工劳保用品，规定“雇主每年应发给雇工棉衣一套，夹衣一套，单衣两套，袜子两双，鞋子两双，手巾、帽子、斗笠等”。 关于社会保险问题，《农村工人保护条例》提出：“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从特别贮备的基金中拿出一部分付给工人”。要建立社会保护基金制度。“社会保护基金，由雇主支付”，“社会保护所有责任，与执行社会保护法，由劳动委员会经过他的社会保险局来进行”，“所有被雇用工人，都可以得到社会保险优恤。”“在革命的期间，不许地主富农无故辞退雇工，如果辞退雇工，须支付包括三个月工资伙食之辞退金。”此外，还特别规定：“苏维埃法律保证职工会的行动自由，宣布并领导罢工权，交涉并规定合同权等，并津贴雇农工会相当的经费，拨给雇农工会好的房屋”。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部门——劳工部。区、乡苏维埃率先在特区工厂商店进行了贯彻落实，部分区、乡苏维埃派出干部深入私人工厂、作坊和店铺进行了宣传、贯彻落实。劳工部的干部深入到区、乡苏维埃对《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苏区内的工商企业中实行了等级工资制，按工种、劳动强度、工作量和技术熟练程度确定工资，半月发放一次，现金支付。同时较革命前增加了工人的工资。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说：虽然“劳动法的执行，还没有系统的执行，不过，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挑水工人，每担水由50文增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 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关注劳苦大众的疾苦，在《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提出：对“普通病、失业、残废、母亲与婴儿、死葬、医药”等实行优恤，注意“安全卫生的保护方法”，“雇工所得疾病，应由雇主出资治疗，病假中不得克扣工资”，提出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在促进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面，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建立红军医院，解决苏区缺医的难题。1934年6月红三军进驻枫香溪后，立即建立了枫香溪红军医院，后随红三军军部迁至南腰界。红军医院无论是在枫香溪还是在南腰界，除收治红军伤病员外，还收治劳苦百姓伤病员，许多时候还派医生背着药箱上门为老百姓治病，当然，由于医生较少，不可能大量出诊，但红军泽及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枫香溪、沙子坡、土地湾、南腰界，至今还流传着红军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红军医生董家龙因为治好农民子女的病，不知当了多少农家子女的“干爹”。为老百姓治病不收钱，不收礼，不吃请，不留个人真名，老百姓从红军医生身上认识了红军，认定“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因而，积极支持革命，踊跃参加红军，热忱地为苏维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快，红军和老百姓建立起了鱼水关系。 第二，财政拨出专款，购置药品和医疗器械，解决苏区少药的难题。黔东边远贫困，医疗卫生十分落后，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和封锁，根据地内药品特别是西药奇缺，许多疑难重病，医生已经确诊，但没有药，眼睁睁地看着伤病员病情恶化甚至死亡。贺龙得知后，即命令各级苏维埃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财政的支撑下，不惜代价进口药品。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派出一些干部化装成商人到敌占区购买药品，还通过减税免税和奖励的措施，发动进步商人到苏区附近地区分散采购药材，红三军派出红军战士化装潜去敌占区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贺龙军长还通过统战对象和“老关系”筹集药品。这些办法的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先后分散从酉阳、秀山购进了大批药品，其中不乏紧缺药品，如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红军通过关系，从武汉购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贺龙军长的老关系——“袍哥大爷”龚渭清筹集到一批药材送给贺龙军长，为此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大批药品和器械的进口，大大地缓解了苏区缺医少药带来的困难。 第三，群策群力，利用梵净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草药解救伤病员的痛苦。梵净山的中草药治愈了千千万万黔东人民的病。当红三军在老百姓中树起“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形象后，这些乡土医生自告奋勇地为苏维埃服务。他们带领群众上山源源不断地采来中草药，一篓篓送到红军医院，还有一些乡间名医和红军医生一起为军民服务。在南腰界，参加红军医院工作的乡土医生多时竟达六七十个，他们有的处方，有的配药，有的煎药，有的护理，使一个个伤员病愈出院。的确，梵净山周围的乡土医生和梵净山中药材为根据地医疗卫生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拓宽医疗渠道，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红军初到黔东，因水土不服，不少官兵呕吐、泻肚、生干疮，许多农家有治疗这些疾病的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一些农民还掌握正骨、消毒的土良方。红军医院床位有限，为了减轻红军医院压力，同时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红三军军长贺龙指示，依靠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将患有这类疾病的伤员寄托在有医治能力的农家治疗，这些农家在苏维埃管理下，担负起对病人护理、治疗和生活照料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给予他们适当的报酬。通过这一途径，许多较轻的病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自己的岗位。 四、保密事业的开创 作为一块新的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必然会遭到敌人的进攻和破坏，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刺探军情，因此，保密工作就被提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 1934年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一号》作出明确的规定：要“建立秘密的交通机关，这种交通机关，有专门的系统，担任交通工作的人，不参加其他工作”，“共产党是永远不应该停止同敌人斗争的。如果放弃秘密工作的准备，如不能使党在秘密条件之下继续活动，继续进行革命的斗争，结果在敌人压迫之下便陷于狼狈的逃跑。现在黔东苏区的许多工作同志，只学会公开的方式（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完全没有决心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革命的工作，所以不学习秘密的工作方式，以及公开与秘密的联系……这便是白区工作停顿……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必须遵照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所提出的“整个环境，要求各国共产党及时准备秘密环境的干部，严重的组织反奸细的斗争，把严格的秘密方法，和最大限度的保证最好的群众关系结合起来，克服秘密组织自身组织上和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通告·黔字第二号》又强调：“革命委员会要组织秘密的交通网和侦探队”，“组织挺进队、先锋队、冲锋队、夜袭队、肃反队来进行各种斗争。” 湘鄂西中央分局这些指示得到了落实。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保卫局，局长由罗亨举、黎光富担任。主要承担三项任务：一是防奸防特；二是巩固红军队伍；三是保卫苏维埃政府安全。它“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以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1 按照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印发的《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中“革命委员会，可直接组织红军、游击队及自卫队和政治保卫队”的规定，红军部队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红三军设政务科（又称锄奸队），其工作主要由江琪、谷志标等负责，师、团、营设政治特派员。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政治保卫队，确定了交通员，并“实行候补人制度，书记、组织、宣传均有候补人”。担任保卫职能的部门，履行密切监视“苏区周围反动势力的组织以及他的走狗，与他们影响的下属群众”1和清除内奸、镇压反革命，鼓动群众斗争的任务。政治保卫机关有一套工作制度，比如：不开党员大会，只开小组会；党的指导，以不用文件为原则，只口头指导；区委支部，不保存党员名单、名册；担任交通工作的人，不参加其他工作；侦探工作发动妇女、儿童来做；“党加强党对于保卫局的领导”；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可疑情况，追查到底等等。这些措施，对于迅速安全传达根据地党的指示，保障党、红军和苏维埃组织的安全，对于有效粉碎敌人的破坏，击退敌人的进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建立司法系统 在黔东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初期，特别是在进行土地没收和分配之后，地主豪绅失去了政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剥削制度、土地和财产，他们必然作垂死挣扎，除了根据地周围国民党军阀武装进攻苏区外，还千方百计组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动力量对苏区的各项建设进行破坏和打击。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肃反问题决议》，该《决议》决定成立司法机关，提出：“苏维埃政权对于一切企图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一切反革命的活动，采用极严肃、极坚决的手段来镇压，以保障群众的利益……苏维埃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司法机关系统。”1934年9月10日作出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又指出：“应该建立苏维埃的司法系统，无情的严厉的同破坏苏维埃法律与秩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必须以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一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司法机关中阶级的路线与可靠的领导干部，将保卫局和司法机关的工作紧密联系与配合起来。” 《关于肃反问题决议》规定了司法机关的职责：逮捕“反革命政权系统军阀官僚豪绅及反革命武装之组织者”；严厉镇压“一切以推翻苏维埃政权帮助国民党帝国主义为目的之反革命活动（例如散布谣言、帮助反革命军队侦察消息、隐藏反革命分子、以武装抗拒苏维埃和红军）”；教育“苏区内之地主富农及雇有工人、店员的作坊老板……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和秩序”；司法机关“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以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 根据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立即开始司法机关系统的组建和司法业务的展开。首先明确了领导人，即由政治保卫局局长罗亨举负责，红三军军委会派黄新远和吴德峰参加工作，红军内由江琪、谷志标负责，黄新远、吴德峰也参加其中工作；第二，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设立了监房，收监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送来的犯罪嫌疑人；第三，组织了专门的审判队伍，罗亨举、黎光富分别担任初审员，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为终审员；第四，审判实行二级终审制。一般轻的案件，初审即定，重大案件，特别是有重罪犯、拟执行处决的，必须报经特区革命委员会终审；第五，审判十分重视证据，每审一案，都要求人证、物证齐全并经现场勘察，有的案件，经过了两三次复查才定下来。红三军对违反军令者也实行二级终审，较重以上案件，均须报经军部核审后方能执行。1934年7月间，沙子坡自卫队逮住了有血债且与苏维埃为敌的潜逃的原乡长郭书清，自卫队员想把他当场枪毙以平民愤，特区革命委员会知道后立即制止，指示乡苏维埃将此人暂时收监，立案调查，待搜集证据，整理材料后举行公捕、公审。取证完毕后，在麻竹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逮捕，并押至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土地湾监房。经特区革命委员会复查、终审，鉴于该罪犯血债累累，证据确凿，将其押回沙子坡执行处决。 1934年8、9月间，敌军黎刚师奔袭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土地湾，虽然在半路就被红军打败，但从敌人的偷袭行动中，红军怀疑内部出了奸细，经查，奸细就是混进红军队伍的征粮部长方锡之。他与敌副团长肖素芝、敌乡长孙秀亭暗中勾结，将“省政府驻地在土地湾，只百十人，二十来条枪”的军情送达黎刚师部。初审时，方锡之矢口否认，并振振有词地把这一罪名转嫁到忠诚于苏维埃事业的几名干部身上。当审判员把他如何与肖、孙勾结，情报内容和与敌军师长黎刚接头地点、联络方式等等证据摆出来时，方锡之才脸色突变，软瘫在地。经公审，奸细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司法工作开展以后，还挖出了混进革命队伍的杨洪定、杨昌凡、兰献珍、刘兴元等反革命分子。此四人属地主，都有百多挑谷子的田产，设法混进红军队伍中，杨昌凡当了甘溪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兰献珍当了分队长，杨洪定当了副官。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于是他们暗中与敌区长敖朝聘勾结，写信向敖表达“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心。此案破获后，在上坝开了公审大会，红九师师长钟炳然、政委廖汉生亲自参加了公审大会。会上，按照《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二十二条关于“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的洗刷出去”的规定，杨洪定被判处死刑，处决于长岗岭，其他三人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司法系统的建立和司法工作的开展，虽然时间不很长，但工作量大，破获了大小数十个案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在社会中影响极大，受教育的面很宽，起到了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击和震慑敌人的作用。这项工作，为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扞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推动商业的发展 红三军和黔东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苏区的商业发展，把推动和繁荣商业作为粉碎敌人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的一项重要目标来抓，主要措施有五项： 第一，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商业的政策。1934年6月，红军进入黔东不久，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印江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之粮食财产之条例》规定：“对于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没收。地主经营商业的，除他粮食予以没收外，对于他商店的货物不没收。”此后不久发布的《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中又重申了这些政策。与此同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中明文指出：红军的任务主要有九项，“五、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七、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这些政策的出台，使商界先前因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引起的恐慌心理逐渐解除，商界民心逐渐归附到苏维埃政权一方。 第二，认真实施“保护商业”的政策。为能很好地落实苏维埃的商业政策，红军所到之处，书写和张贴了“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商人自由营业”和“买卖公平”等等标语，红军内部还进行“三不准”教育，即不准随意进入商店，不准私拿商店商品，不准强买强卖。苏维埃政府还派人提锣上街，边敲边宣传这些政策和纪律。苏维埃政府保护商人自由，从不干涉经营的商品和市场的关系，但禁止商人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保护商人自由经商，自由营业。有一次，一位商人担心其商品运输中不安全，提请红军保护，红军马上派出一个班护送。这件事在苏区商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苏区范围内商品运输畅通无阻，邮政商路也从未中断。苏维埃政府还用减免税收的政策促进商业发展，凡是进口食盐、布匹、粮食、中草药、西药、耕牛、仔猪、煤油等一律免税，一般小商小贩买卖减税，商家获得不少利益。 第三，创建国有商店。在此基础上，为了及时供应群众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粮食等等，苏维埃政府办起了国有商店。这项措施既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还增加了财源，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些店内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战争缴获和罚没的部分物品，这些物品正是群众所需的，价格定得十分低，社会反映好。德江枫香溪、印江沙子坡、沿河土地湾、酉阳南腰界先后办了“红军商店”，秀山县办了一个“川黔旅社”，办得很红火。 第四，为调动店员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十分关心店员的生活。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布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规定，商人雇用的雇工，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如果加班，应付加班工资，“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每半月交付一次，直接交给工人本人”。对于青年店员，雇主应提高其训练程度，“并给他们普通教育”，雇主“须津贴其纸笔书籍之费用”，还规定，老板不得虐待店员。 第五，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红军和苏维埃以礼待商会，不派款，还保护正常商业活动。红军第一次攻打下沿河时，沿河商会代表各商家给红军送去200块银元慰问金，贺龙指示，宴请了商会代表并送上红军礼物以表谢意。在苏区政策的感召下，大多数个体商户按苏维埃政策诚实经营，为稳定和发展商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为了鼓励他们，苏维埃政府给了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上，130余名代表中，商界就分配了4名，并如期出席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苏区463名党、团员中，小商8名，学徒8名。商界人士第一次参与了苏区政权，这是商界的殊荣。 红三军和苏维埃政府所制定和践行的这些措施，在商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它安定了商界民心，调动了商家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进步，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为粉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36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及反围剿综述 武装斗争是创建、发展、保卫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红三军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既使贵州军阀王家烈极度恐慌，也震惊了川、湘、鄂之敌。1934年6、7月，由于军阀各守门户，未能对根据地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8月，黔敌迫于形势，命令驻黔北部队进行骚扰。与此同时，根据地内的残余反动武装也蠢蠢欲动，一些不甘失败的土豪劣绅与国民党残余势力互相勾结，进行暗杀红军地方干部，袭击苏维埃政府，袭占苏区重镇，封锁交通要道以阻止苏区进购食盐和医药等破坏活动，妄图颠覆红色革命政权。为彻底地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残余势力，保障根据地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地方工农武装的积极配合下，红三军与敌人在淇滩、冉家祠堂、玛瑙洞、木黄、倒马坎等地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激战，取得胜利。贺龙还亲自制定战略战术，指挥红三军灵活机智地打击敌人。此后，9、10月间，黔、川、湘之敌不甘失败，联合“围剿”黔东革命根据地，又遭惨败。黔东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工农武装割据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处于鼎盛时期。 一、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开展情况 1、玛瑙洞战斗 玛瑙山位于松桃县麻阳与印江县刀坝交界处，海拔1476米，半山腰的玛瑙洞，洞内宽敞可容纳2千多人，洞深处孔穴交错，道路莫测，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崎岖山路通向洞口。8月，红三军主力在松桃、印江毗连地区开辟苏区，进驻麻阳、天堂一带。麻阳大土豪、反动区长胡兴魁，独霸一方，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在红三军到达之前，纠集当地土豪劣绅，并胁迫部分群众躲进玛瑙洞。扬言“踞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玛瑙洞，贺龙就是插翅也难飞进洞来”，妄图凭借天险与红军顽抗到底。贺龙决定攻打玛瑙洞，消灭胡兴魁。 8月7日战斗打响。当地群众积极带路，并不时报 告敌情，由于小路口被几支土枪、土炮封锁，担任主攻任务的川黔边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两天试攻不下。最后，挑选了12名战士攀登洞口顶上的悬崖，再用绳索捆腰一齐吊下，接近洞口时，在红军机枪的配合下，以猛烈的手榴弹炸掉洞口土炮，然后突击队员冲入洞内，一举攻占了玛瑙洞，消灭胡兴魁土着武装百余人，其中击毙土豪3人，活捉劣绅10多人，尼姑赵玉兰因私通胡兴魁，策划“反共防共”，在群众要求下被处决；胡兴魁趁乱之机钻入溶洞隐匿而逃脱。这次战斗的胜利，是红军与苗、土家族等人民共同配合，团结战斗的结果。麻阳反动武装被消灭后，这一地区的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 2、奔袭淇滩 淇滩镇是乌江东岸的一个重要集镇，距沿河县城30余里，是食盐的转运集散地。当红军占领淇滩并在此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后，敌人时有骚扰。趁红三军主力在印江、松桃等县活动之际，黔军傅衡中旅由湘西回到沿河县城。8月12日，杨畅时团黄富安营突然占领淇滩镇，企图阻止红军北返，并切断苏区盐道。 贺龙得到情报后，亲自赶到沿河四区水田坝，召集红九师师长钟炳然、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开会，决定由红九师一部配合沿河独立团坚决把这股敌人吃掉。贺炳炎传达了军部“打过淇滩镇，重占沿河城”的命令。14日，沿河独立团从距淇滩180里的松桃火烧桥星夜赶到沿河五区的甘溪坝上坝，在红九师一部配合下，兵分两路到达淇滩附近的天宫井、上坝，15日拂晓进入阵地。 守军闻讯，即令史绍舟、宋朝清团在乌江南岸布防，扼守从彭家渡口至深沟子一带，并隐蔽船只，妄图凭借天险阻击红军。16日，正逢淇滩镇赶场。老红军王子龙率甘溪游击队为前锋，乔装成小贩潜入淇滩场内，机智地消灭了敌人三处步哨。上午9时左右，敌哨兵发现红军进袭，进行反扑。王子龙和4名游击队员员在马鞍桥边遭到敌人排枪射击，当即牺牲。此时，贺炳炎率沿河独立团向敌发起进攻，由上坝左翼方向穿插杨武坡至新寨，打掉敌人的机枪阵地。同时，黎子水八大队在赵昌顺带领下，凭借地形熟悉，直插淇滩镇，上坝、甘溪游击队则由狼溪至田坝直插淇滩场。秦子开指挥连队从右翼袭击敌人后卫。在三面夹击之下，激战1天，敌人夺路朝彭家渡口溃逃。此战，全歼黄富安营，俘敌80余人，缴枪70余支，不少敌兵溺死乌江，傅衡中部被迫放弃沿河城，逃回务川。 3、首战木黄 为了解决特区物资和粮食的困难，8月22日，红三军军部指令红九师一部前往印江县木黄打给养，恰遇黔军黎刚率部从梵净山开往木黄寻找红军主力作战。贺龙一面命令红九师作好迎战准备，一面要特区政府组织好后勤。23日，红军开往地茶坝一带，观察敌军的行动。24日，敌人奔向阳地茶坝攻打红军。红军采取“诱敌深入”战术，速向松桃八区岩柯坝撤退，黎刚部中计进驻木黄。此时，黔东纵队受命前来配合红九师。25日晨，红九师与黔东纵队一部在岩柯坝兵分两路，一路复出地茶坝，一路直经锁口山，出敌不意地形成夹击之势，并速向木黄进发。时逢木黄赶场，红军战士怕误伤群众，朝天鸣枪，睡梦之中的敌人在惊慌之中向新业、老寨方向逃窜，企图逃进梵净山。红军乘胜追击，在洞沟坡俘获敌第三营营长及士兵百余人，毙敌80余人，缴枪150余支。缴获黎刚的皮大衣，黎刚也险些丧命。此后，黎刚部再也不敢同红军正面接触。 4、倒马坎激战 倒马坎位于秀山县西南，大山重叠，道路陡峭，地势险要，是与松桃、沿河、酉阳等县毗连的交通要道。8月，红三军在川黔边发展苏区。秀山团防头子杨卓之为防红军占领秀山，派重兵把守倒马坎一线。贺龙决定打破杨卓之倒马坎防线，把主攻任务交给红七师。8月30日，在卢冬生师长的率领下，红七师从松桃火烧桥大本营出发向倒马坎进军，途中兵分两路：左翼部队控制倒马坎左侧制高点老营盘，右翼部队控制倒马坎右侧制高点老鹰嘴，形成夹击之势。这天，红军四连战士在连长冉瑞才的率领下，夹在赶场人群中潜入坝芒，然后出其不意地捣毁敌前沿指挥所，接着抢占狮子背。下午4时，红军全线出击，直冲倒马坎守敌。敌军遭到夹击，纷纷溃逃，红军又追至四坳口。这次战斗消灭杨卓之保安团，俘敌40多人，缴枪30余支，为开辟秀山、酉阳大片游击区奠定了基础。 5、围攻大坝 红军主力西进印江、德江活动时，酉阳县南腰界团总冉瑞廷错估形势，率领残部窜回南腰界，杀害了留守于此的红军代表、伤病员及其家属，并勾结沿河县晓景团总傅润芝残忍地杀害了晓景区革委的负责人冉正廷和晓景游击大队队长王廷芳。得此消息，贺龙令红九师前往歼敌。 8月26日，红九师在木黄打败黎刚部后赶到火烧桥宿营，经过1天的休整。28日，红九师一部配合黔东纵队和游击队，兵分三路向南腰界进发。同时，红七师一部向川黔边界坝芒警戒，以防秀山大土豪杨卓之、殷仲卿增援。在红军强大攻势下，冉瑞廷之子冉崇侯率众匪被迫退缩在大坝场的老巢冉家祠堂内，并诓骗一些群众进去，妄图以群众为人质负隅顽抗。冉家祠堂坐落在一片烂田中央，祠堂四周有坚固的石砌围墙，只有一条小径可通，易守难攻。加之匪徒挟持了100多名群众在里面，不宜强攻。于是，红军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开展政治攻势，并在余家桶子外墙上写下了“打倒冉瑞廷，替为革命而牺牲的群众复仇！消灭冉匪武装，武装工农自己！”的巨幅标语。通过宣传和政策攻心，一部分群众陆续逃出。相持半月后，红军决定夜间偷袭。9月12日晚，红军在围墙周围烧了几堆大火，照得四周通明，挑选的96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举着大刀和手榴弹，借着火光，在机枪的掩护和土炮的轰击下，冲进围墙，部队一举端掉了匪巢。战斗中红军三连赵连长牺牲。 经过这几次大的战斗，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配合更加紧密，战斗力更加增强。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9月15日的报告中总结说，“红军在创造黔东苏区的过程中，战斗情绪与军事技术也相当提高了，最近几次与敌人接触，已经取得几次的胜利。”同时，敌人也加紧调整兵力，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作出又一部署。 二、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苏区方针、任务的制定 红三军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通过连续进击，基本上肃清了苏区内部敌军据点，扩大了游击区，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扩大根据地的决定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4年8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酉阳县南腰界余家桶子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结合第五次反“围剿”这个“党当前最战斗的紧急任务”，根据会议的决定，红三军一方面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东出湘西，在湘鄂川边恢复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以形成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大局面。19月，分局在此又召开会议，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丧失以来，特别是从洪湖转战到湘鄂川边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扩大苏区的方向和目标。 分局认为：“黔东根据地的创造，可以使黔东、黔北、川东、川南、湘西、鄂川边几十个县游击区域迅速的发展苏维埃运动，可以使鄂川边的游击战争配合着更快的发展，可以创造成为一个湘鄂川黔边最大的苏区，造成推动恢复湘鄂边和湘鄂西全部苏区的基础。”“所有这全部革命斗争的成绩和红三军在这时期政治上、军事上长足的进步（政治机关的全部恢复，党的威信大大的提高，党团员增加了百数人，军事技术的提高）与英勇的胜利，已经使我们解决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但是，根据地也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因为红军的扩大，粮食衣服物资上的准备，军事技术的提高，以及因为工作的开展，经常感觉干部的困难，然而只有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红军的扩大，才是战胜我们一切困难的基础。我们要战胜困难，只有更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我们群众工作的范围，更加彻底的实施苏维埃一切政策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我们现实的困难是粮食，苏区小了，又遭天旱，收成只有一半，这种困难，主要从扩大苏区解决，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猛烈的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加入斗争。” 分局指出，“在全党领导全苏区及全中国的工农群众，进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任务中，……要坚决的创造湘鄂川黔边苏区，首先是争取苏维埃的首先胜利，……毫无疑义的，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争取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首先胜利，……因此党必须加紧的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2，这就是分局提出的“湘鄂川黔边区党的主要的战斗任务”，即： （1）、 “为了扩大红军而斗争，这是第一等重要任务。……必须将红三军恢复成为二军团……加强红军中地方武装中的政治工作，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这是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 （2）、 “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彻底的实行苏维埃政策，布尔什维克的自下而上的组织群众，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二。” （3）、“开展白军白区工作，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三。” （4）、“开展苗族中的工作。” （5）、“开展川东苏区以与鄂川边打成一片，用最大力量去发展川东、酉阳、黔江的游击战争，以与鄂川边区游击战争打成一片，以开展鄂川边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 （6）、“准备一批干部去建立、恢复湘鄂边，恢复洪湖的工作。” 根据这一方针，分局确定了“党的组织革命战争中本身的组织任务”。 分局关于扩大根据地方针任务的制定，是根据红军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一个积极的可行的方针，在黔东特区党和苏维埃各级组织中得到逐步实施。仅在9、10月，分局为此做了大量工作。随着红军中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重建，发展了部分新党员，又增加了1000多名新战士。此后，由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两军的迅速东进，在黔东革命根据地需要实施的如地方党和苏维埃的建设等工作尚未完成，然而，扩大根据地后的重要目标——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实现。 三、根据地反“围剿”斗争部署及重大胜利 正当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贯彻落实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时，国民党黔、川、湘三省军事当局秉承蒋介石“派劲旅入黔穷追”、“不分畛域，协同会剿，以期全歼”的旨意，于9月初调集10多个团的重兵对黔东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廖怀忠部移驻松桃，杨畅时部集结于乌江西岸，李成章部3个团从思南向德江、印江一线进攻，柏辉章第二师4个团驻铜仁一带。此外，川军达凤岗、田冠五旅和湘军周燮卿旅，则分别从东西两侧逼进，形成了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地方反动势力如沿河、印江等县的“剿共后援分会”、“军民联合剿共委员会”等组织，也妄图就此一举将红军彻底消灭。此时，根据地内又遭到不同程度的旱灾，军民的生活更是处于艰难之中。 在特区根据地生死存亡关头，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给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并转各区各乡苏维埃各独立团各游击队的指示》等战斗令，号召青年上前线，消灭军阀王家烈，保卫黔东特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这一指示，召开各区、乡苏维埃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指出根据地的发展使我们已具有争取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和群众基础。同时，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了《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一战争是农民的生死的斗争，是为着粮食土地归农民的战争，是保卫秋收的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这不简单是一个军事的技术与力量问题，这是工人农民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决战。这一决战胜利的关键性，主要的应该决定于群众的力量，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人数与战斗力”。为使苏区“全部的生活转入革命战争的状态”，提出以下要求： - “(甲)首先号召群众‘到前线去’，组织消灭王家烈的冲锋营，争取印江、争取思南的冲锋营和少年模范营，动员成批的工农群众到前线来参加革命战争。在这一动员当中，二支队，三支队，各独立团游击队，应该用种种的方法，来扩大一倍。为了系统的进行这个工作，在黔东革命委员会内组织一个动员委员会，有系统的进行这个工作。 - (乙)组织群众去夺取秋收保卫秋收的斗争。这个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使秋收为农民得到，和消灭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并集中一部分粮食来保障红军的给养。 - (丙)广泛的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在敌人后方侧翼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断绝他的交通，夺取他的辎重，破坏他的警戒，用群众的游击战争将印江之敌铁桶一样的包围起来！游击队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就在于坚决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将敌军的手足斩断。 - …… - (庚)努力扩大苏区，特别是酉、秀、松、沿与沿河西岸的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土地革命的进行，只有广大的发动群众将印江、思南包围起来。 - (辛)无论在苏区在白区，要建立党的支部、青年团支部、工会、贫农团或农民委员会。 - (壬)要准备秘密状态之下的干部和学习公开与秘密联系的方式(建立交通网侦探网)，准备在无论任何变化之下都能进行革命的斗争。 - (癸)加强独立团和游击队的政治军事领导，发展他们胜利的进攻，改正那种麻木软弱的现象与失败情绪和不做政治工作不做群众工作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分局还强调指出，要“大批的培养训练本地的能够为革命斗争到底的干部，这是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保卫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动员令下达后，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支前，发动群众配合部队夺取地主的秋收，派出部队打给养，加速干部培养，等等，黔东军民信心百倍地做好了迎击来犯之敌的准备。 1、谯家反击战 9月4日，黔敌5个团的兵力向黔东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柏辉章部从思南向枫香溪和谯家方向移动，姜兴尧部则包围特区政府所在的张家湾、袁家湾一线。此时，红三军主力南下，留守特区政府的部分指战员，在夏曦率领下，迅速从铅厂坝、土地湾、谯家铺、皂角池、枫香溪赶来阻击姜兴尧部，在张家湾一带与敌发生激战。红军虽有400多人，但绝大多数是新兵和游击队员，武器装备也差，经过3天的英勇激战，击溃了姜兴尧部。当返回谯家之时，柏辉章部又尾追过来。夏曦立即召集秦子开、唐参谋研究，确定把所有武装人员和干部撤到离谯家铺9里以外的老蛙池，并召开了战斗紧急动员会。 13日晚，特区政府军事部长汤福林和夏曦分别带领人员朝左、右边山上进发，向谯家铺靠拢，秦子开则率一部分精锐部队从中间穿插。柏辉章部当晚到达谯家一带，分别在左边的清龙林和右边的莽虎林设防，主力放在谯家铺中间地带的官路坎，司令部驻谯家铺场北面的照神庙，同时在谯家铺南面龙王宫庙及耳当溪、印山堡一带分别设防。14日深夜，红军三股力量分别接近谯家铺。左路在清龙林击敌后，继续向谯家铺场口逼进；中路的寨子开率领尖刀排，通过当地游击队员田兴贤、田兴长作向导，迅速前进到官路坎，插进场口，也击溃敌人；右路的也向敌猛烈进攻。经过黑神庙一战的反复冲杀，红军击溃敌1个营，缴获了6匹马驮着的枪支弹药，活捉柏辉章的参谋长和司务长。战斗中，红军吴排长英勇牺牲。 2、二战木黄 9月23日，川敌达凤岗旅又占沿河县城，湘敌周燮卿旅向晓景进发。贺龙决定采用外线作战，诱敌深入战术消灭之。命令黔东纵队撤到印江县的木黄，红七师主力转移到岩坝场，红九师主力转移到火烧桥，互为犄角之势，待机破敌。 25日，夏曦率红七师二十五团、沿河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由白石溪出发前往沙子坡，打垮了从遵义调来的黔军学生队（士官生）后，经杉树坳、板溪达木黄。此时，木黄的形势非常严峻。黔军李成章率5个团从西、南方向红军逼近，戴玉堂团已达合水，红军处于北有川军，东有湘军，西南有黔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夏曦主张避敌锋芒撤入梵净山，贺龙坚决不同意，认为此战关系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存亡，决定利用敌军矛盾，先打黔军。 他亲自拟定作战方案，采取避实就虚，调虎离山，分进合击的战术打击敌人。黔东纵队向印江四区刀坝发起佯攻，然后火速撤回木黄。红七师则作出向合水推进之势，然后退至距木黄5里处的夕阳坝埋伏。 28日，李成章部5个团果然从思南向德江、印江一线倾巢出动，浩浩荡荡地经合水大路而来，一部抢占木黄东侧的老寨，企图堵住红军往梵净山的退路，一部火速向木黄西侧的地茶坝推进，拼命抢夺岩口坪高地，企图对红军主力夹击，同时阻击从刀坝赶来的援军。趁敌人尚未准备就绪，贺龙命令黔东纵队接替红七师主力坚守夕阳坝阵地，拖住向地茶坝推进的敌人，贺龙则亲率红七师抢渡木黄河，越过岩口坪，占领了将军山高地，红九师也从火烧桥回师木黄，占领了木黄与老寨之间的观音山，形成了对敌人的反包围之势。经过激战，消灭敌人200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战后，达凤岗旅撤离沿河县城退至黑獭堡，周燮卿旅则止于龚滩、龙潭，李成章带着残部经合水、朗溪退守印江县城。 此战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的信心。事后，夏曦说：真是侥幸呀！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哩！贺龙说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这个打法，还是在洪湖时跟周逸群政委学的，每次遇到战斗，我就回想起他对红军游击战术总结的四句话：“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我搞”。的确，多年来我靠这样的战略战术打了不少胜仗。1 3、再取沿河 在川敌达凤岗旅放弃沿河县城后，沿河土着武装杨畅时部乘虚进驻县城。此时，沙子团总田明道抢劫了运往黔东特区的20余担药材，杀害了押运药材的彭水开明人士、贺龙好友龚渭清，抓捕了协助龚渭清押送物资的傅怀忠，为打通川东和黔东的商路，同时替龚渭清报仇，救出傅怀忠，贺龙决定再打沿河县城。 10月上旬，红九师和沿河独立团，接受了西渡乌江消灭杨畅时部的命令。沿河天宫井乡苏维埃代表杨光模带领群众在小河坝、照州坝、曾子坝、小河口等地寻得3只小船，作为渡江工具。接着，兵分两路，经水田坝、三岔、小路坝向淇滩方向和沙坨渡口方向挺进。当从晓景进至沿河东岸水田坝时，因乌江涨水，相持几天后，改由淇滩渡江，同时调红九师开往县城东岸牵制西岸之敌。 10月13日，红军借着晨雾的掩护，先行渡江200多人，拔掉西岸的哨卡，又夺得2只大船，在沿河独立团主攻，黔东纵队和黔东独立团配合下，全军陆续渡过乌江。先攻下严家寨，接着又抢占彭家渡、沙坨、斯溪等渡口，然后兵分两路奔袭沿河西城。杨畅时闻知红军兵临城下，仓皇败退，在黑水被全歼。红军缴枪300余支，救出傅怀忠，夺回了药材。同时，红军又在苏家铺击溃湘军周燮卿旅1个团。川军为保存实力，自守防地，按兵不动。由此，黔、湘、川三省敌军联合进攻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黔东地方武装在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和实际锻炼，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9月底，组建由黔东纵队和各独立团一部分合编的红三军黔东独立师，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任命贺炳炎为师长，熊仲卿为政委，冉少波为副师长，使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向正规化的红军迈进了一大步，红三军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扩充，这是根据地军事建设的重大成果。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周围军阀恐慌，加速了他们的崩溃”，这为以后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正是由于“有了红三军的宝贵的战斗经验与英勇的传统，黔东、黔北、川东一带工农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的拥护”，因此，黔东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相呼应，亦即是与中央苏区相配合”。 第37章 建国后黔东苏区各县基本情况概述 黔东苏区，在革命战争年代书写了壮丽篇章。随着人民政府的成立，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开启了新的发展征程。人民政府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敬重与对人民的承诺，在黔东大地播撒希望，让曾经的苏区旧貌换新颜，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重塑黔东，续写属于新时代的辉煌。 政权巩固与基层治理革新 （一）人民政府架构完善 人民政府成立后，迅速构建起适应黔东发展的行政架构。在原黔东苏区地域，划分合理的行政区域，设立从地区到县、乡、村的完整行政体系。地区级政府统筹规划，协调各县资源调配与发展方向；县级政府深入落实政策，根据本县特色如沿河的航运优势、印江的生态资源等，制定针对性发展举措；乡级政府成为连接县与村的桥梁，积极传达政策、收集民意；村级组织则扎根基层，协助开展各项工作，让人民政府的治理触角延伸至每一寸土地，保障政策落地生根。 （二）基层民主建设推进 大力推行基层民主，在黔东苏区各村寨，建立村民委员会，让村民自主参与基层事务管理。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有责任心、懂发展、能代表群众利益的村民代表，组成村委会。村民大会成为表达民意的重要平台，涉及村寨发展规划、集体资产处置、民生项目建设等事务，都通过民主讨论、投票决策。例如在松桃某苗族村寨，村民们通过民主商议，决定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从项目策划到收益分配，全程参与，既保障了村民权益，又激发了大家建设家乡的热情，让基层治理充满活力，彰显人民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三）干部队伍建设与作风转变 人民政府重视黔东苏区干部队伍建设，选拔一批本地优秀人才与外派骨干力量结合。开展定期培训，提升干部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让他们熟悉黔东历史与现实需求，掌握现代农业、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等知识。同时，强化作风建设，推行深入基层“驻点办公”制度，干部定期到村寨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群众疾苦，解决实际问题。如德江的干部在驻点期间，帮助村民解决灌溉水渠修缮问题，保障农田用水，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信任，巩固人民政府在黔东苏区的执政根基。 经济发展：从苏区底蕴到现代腾飞 （一）农业根基重塑与产业升级 黔东苏区人民政府深知农业是发展基础，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升级。在沿河、思南等产粮区，推广高产、抗灾农作物品种，建设现代化灌溉设施，改善农田水利条件。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利用黔东多民族聚居、气候多样优势，在苗族聚居的山地发展茶叶、中药材种植，土家山寨推广生态养殖。例如，印江依托山区气候，打造茶叶产业带，从茶叶种植、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布局，政府扶持建设茶叶加工厂，举办茶叶文化节，提升“黔东茶”品牌知名度，让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农民收入增加，让农业从单纯的粮食生产向多元、高效、品牌化发展，筑牢经济发展根基。 （二）工业起步与特色产业培育 基于黔东苏区丰富的矿产资源与红色旅游资源，人民政府推动工业与特色产业发展。在矿产资源富集的铜仁等地，合理开发矿产，建设环保型矿场与加工企业，注重资源可持续利用，避免过度开发。同时，借助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修复黔东革命根据地旧址如枫香溪会议旧址、木黄会师旧址等，打造红色旅游线路，配套建设酒店、餐饮、文创商店等。此外，发展民族特色手工业，支持苗绣、土家织锦等传统技艺传承，建立手工艺品合作社，对接市场需求，让民族手工艺品走向全国，成为黔东苏区工业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亮点，激活经济增长新引擎。 （三）商贸流通与市场活力激发 人民政府加强黔东苏区商贸基础设施建设，修建现代化农贸市场、物流园区。在各县建设大型综合市场，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农产品、工业品顺畅流通。引入电商平台，开展“电商进苏区”活动，培训农民与商户电商运营技能，让黔东的茶叶、手工艺品、特色农产品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同时，举办黔东苏区商贸洽谈会，吸引外地企业投资合作，促进内外贸易交流。如秀山借助地理位置优势，打造边区商贸物流中心，辐射周边地区，让黔东苏区从封闭的山区经济逐步走向开放、活力的现代商贸格局，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社会民生：幸福生活新画卷 （一）医疗卫生体系构建与健康保障 人民政府在黔东苏区构建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县乡两级建设标准化医院、卫生院，配备先进医疗设备与专业医护人员。开展“医疗下乡”活动，城市医院与苏区基层医疗机构结对帮扶，定期派专家坐诊、培训乡村医生。同时，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扩大医保覆盖范围，简化报销流程。在偏远村寨，建立流动医疗站，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如在梵净山周边苗族村寨，流动医疗站定期上门为村民体检、诊疗，有效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提升黔东苏区群众健康水平，让“病有所医”成为现实，绘就民生幸福底色。 （二）教育振兴与人才培育 重视教育是人民政府改变黔东苏区发展面貌的关键举措。加大教育投入，改造老旧学校，建设现代化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在各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适龄儿童入学权益，特别是关注少数民族儿童教育，开设民族文化特色课程，传承民族文化。发展职业教育，根据黔东产业需求，开设农业技术、旅游服务、民族工艺等专业，培养实用型人才。同时，开展成人教育与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如松桃职业学校培养的民族工艺人才，成为苗绣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让教育为黔东苏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点亮未来希望。 （三）社会保障与民生兜底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黔东苏区开展低保精准识别、动态管理，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低收入家庭、受灾群众住房问题。开展就业帮扶，设立公益性岗位，举办招聘会，与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与就业输送。对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建立关爱服务体系，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服务等。如沿河的残疾人康复中心，为残疾人提供免费康复训练与辅助器具，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人民政府用社会保障编织起民生兜底安全网，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安全感。 文化传承与创新：红色基因与民族文化交融 （一）红色文化传承弘扬 黔东苏区是红色文化富集地，人民政府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建设红色文化纪念馆、展览馆，系统展示黔东革命历史。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通过专题讲座、红色故事分享会、文艺演出等形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组织编写黔东苏区红色文化教材，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培养青少年爱国爱乡情怀。同时，支持红色文化研究，成立学术机构，邀请专家学者挖掘整理黔东革命历史资料，打造红色文化研究高地，让红色文化成为黔东苏区文化标识与精神动力源泉。 （二）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 黔东苏区聚居多民族，人民政府加大民族文化保护力度，对苗、土家、仡佬等民族的语言、服饰、建筑、民俗等进行普查、记录与传承。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如在土家摆手舞发源地，建设传承基地，培养传承人，举办摆手舞大赛等民俗活动。支持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将民族元素融入旅游商品、生活用品设计，提升民族文化经济效益。同时，推动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举办多民族文化节，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互赏，让民族文化在保护中发展，成为黔东苏区文化繁荣的特色名片。 （三）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以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为依托，人民政府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创意园区，吸引设计师、艺术家入驻，开发红色主题文创产品、民族特色工艺品。打造文化演艺产业，编排以黔东革命历史、民族生活为题材的舞台剧、歌舞剧，如《黔东烽火》《苗岭欢歌》等，在本地演出同时，推向全国舞台。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文化直播、短视频创作，宣传黔东苏区文化魅力，让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双赢。 生态建设：绿色苏区的可持续之路 （一）生态保护与修复 人民政府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黔东苏区生态保护。对梵净山等自然保护区严格管理，划定生态红线，打击非法砍伐、捕猎等行为。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在山区、河岸、公路沿线种植树木，恢复森林植被。对矿区生态进行修复，治理尾矿库、废弃矿坑，恢复土地生态功能。如在铜仁某矿区，通过覆土造林、修建生态湿地，让曾经的“生态伤疤”变为绿色景观，守护黔东苏区的绿水青山，为可持续发展奠定生态基础。 （二）生态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生态与农业、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农业，推广有机种植、养殖，生产绿色农产品，打造生态农业品牌。发展生态旅游，依托梵净山、乌江画廊等生态资源，建设生态旅游景区，开发徒步、康养、摄影等旅游项目。如在江口，围绕梵净山发展生态民宿、森林康养基地，让游客亲近自然，体验生态之美，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让绿色成为黔东苏区发展的鲜明底色。 （三）生态意识培育与全民参与 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在学校、社区、企业普及生态知识，举办环保志愿者活动，让黔东苏区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建立生态保护奖惩机制，对环保先进个人、企业进行奖励，对破坏生态行为严肃处罚。鼓励群众参与生态监督，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让生态建设成为黔东苏区人民的自觉行动，保障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交通基建：打通发展动脉 （一）公路网络编织 人民政府大力推进黔东苏区公路建设，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成为建设目标。在山区架桥铺路，突破地形限制，如在德江、印江等县，修建盘山公路、隧道，连接偏远村寨与外界。建设农村公路养护体系，保障公路畅通。公路网络的完善，让黔东的农产品能及时运出，游客能便捷进入，极大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区域发展效率，使曾经的交通死角变为发展热土。 （二）铁路与水运升级 推动铁路建设，接入全国铁路网，让黔东苏区与外界联系更紧密。铁路的开通，促进资源外运与产业引入，如秀山借助铁路枢纽优势，发展物流产业。同时，整治乌江等水运河道，建设现代化码头，恢复水运活力，发展内河航运，运输大宗货物如矿石、农产品等，形成公、铁、水联运的综合交通体系，打通黔东苏区发展的“大动脉”，为经济腾飞注入交通动力。 （三）交通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交通基建完善促进黔东苏区区域协同发展，沿交通干线形成产业带、城镇带。如沿高速公路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带，沿线乡镇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沿铁路建设工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城镇在交通节点发展壮大，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格局，让黔东苏区各地区在交通助力下，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提升整体发展水平。 城乡面貌：旧貌换新颜的蜕变 （一）城镇建设提质 人民政府对黔东苏区城镇进行改造升级，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市民广场、公园、图书馆等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打造特色城镇风貌。如铜仁古城改造，保留历史建筑与民族特色，融入现代商业、文旅功能，让古城焕发新生。城镇规划注重生态与文化融合，建设绿色生态城镇，提升城镇宜居性与吸引力，让黔东苏区的城镇成为安居乐业、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 （二）乡村振兴与美丽村寨建设 开展乡村振兴行动，建设美丽村寨。在黔东苏区乡村，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治理污水、垃圾，打造干净整洁的村寨环境。建设乡村文化广场、健身设施，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特色村寨，如苗族风情寨、土家传统村落，保留民族建筑风格与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沿河某土家村寨，通过改造民居、挖掘民俗文化，成为网红旅游打卡地，村民收入大幅提升，实现乡村从“脏乱差”到“美富康”的蜕变，展现人民政府推动城乡均衡发展的成效。 （三）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探索 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乡村居民享受与城镇相近的教育、医疗、文化服务。建立城乡产业协同机制，城镇企业与乡村合作社合作，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如印江县城企业与乡村茶叶合作社合作，加工销售茶叶，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互补、融合发展的新局面，让黔东苏区城乡共赴美好未来。 结语 人民政府成立后的黔东苏区，在岁月流转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政权巩固到经济腾飞，从民生改善到文化繁荣，从生态保护到交通畅达，从城乡蜕变到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凝聚着人民政府的努力与黔东人民的奋斗。这片承载红色基因的土地，正以崭新的姿态拥抱新时代，续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未来，黔东苏区将继续在人民政府引领下，传承革命精神，发挥自身优势，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不断突破，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行，让红色苏区的新变化持续绽放光彩，成为中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典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黔东力量 。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印江自治县基本情况概述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宛如一颗镶嵌在贵州省东北部的璀璨明珠，隶属于铜仁市。其在历史、地理、民族、经济等诸多领域，都展现出独特而迷人的魅力，是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印江自治县地处东经108°17′ - 108°48′，北纬27°35′ - 28°28′之间 ，在贵州的地理版图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东与松桃苗族自治县、江口县毗邻，南与石阡县相接，西与思南县、德江县交界，北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相连，是连接贵州东西部的关键节点，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在地形地貌方面，印江处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显着特征，山地、丘陵是主要的地形类型。气势磅礴的梵净山山脉贯穿县境东部，宛如一条巨龙横卧于此，其主峰凤凰山海拔高达2572米，是印江境内的最高峰。凤凰山巍峨壮观，山顶云雾缭绕，时而清晰可见，时而隐匿于云海之中，宛如仙境。站在山顶俯瞰，连绵起伏的山脉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东部山区峰峦叠嶂，峡谷幽深，众多溪流在山间奔腾而下，形成了许多壮观的瀑布和深潭。西部则多为丘陵和平坝，地势相对平缓，田野阡陌纵横，村庄星罗棋布，呈现出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 印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8c，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冬季，都不会出现极端的气温，让人感觉舒适自在。夏季，当其他地方酷暑难耐时，印江却有着凉爽的微风；冬季，这里也不会过于寒冷，依然能感受到一丝温暖。年平均降水量在1100 - 1300毫米之间，充足的降水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无霜期长达282天左右，农作物能够获得足够的生长时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这样优越的气候条件，不仅适宜农业生产，也非常适合人们居住生活，使得印江成为一个宜居的地方。 印江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矿产资源方面，拥有锰矿、石材矿等多种矿产。其中，石材矿是当地的优势资源，储量巨大，且品种繁多、质地优良。印江的石材纹理独特，色彩丰富，可用于建筑装饰、工艺品制作等多个领域。锰矿的储量也相当可观，为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水资源同样丰富，境内河流众多，主要有印江河、车家河等。这些河流蜿蜒流淌，不仅为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孕育了丰富的渔业资源，各种鱼类在河中畅游，为人们提供了美味的食材。同时，河流周边形成了独特的水生态环境，河岸绿树成荫，水草丰美，吸引了众多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栖息。此外，印江的森林资源也十分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茂密的森林宛如绿色的海洋，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境内生活着多种珍稀动植物，如珍贵的黔金丝猴，它们活泼灵动，在林间跳跃嬉戏；还有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珙桐，每到开花时节，满树的花朵犹如白鸽展翅，美丽而壮观。 二、历史文化 印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历史发展轨迹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楚黔中地，深受楚文化的熏陶，在文化、风俗等方面与楚地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秦代，印江归属于黔中郡，开始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与外界的交流逐渐增多。汉代，隶属武陵郡，在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唐代，设置思王县，归属于思州，县制的设立标志着印江在行政区域划分上更加明确。宋代，依然属于思州。到了元代，正式设立印江县，这是印江作为县级行政区划的开端，从此，印江在历史的舞台上开始以独立的县级行政单位展现自己的风采。明清时期，印江隶属思南府，在这几百年间，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名人，修建了众多古建筑，为印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印江县，设立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印江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和支持，也为印江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印江是一片浸染着红色基因的土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34年，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实现了胜利会师，这一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木黄会师旧址如今依然保存完好，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旧址内的建筑风格古朴，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每一块砖瓦、每一根梁柱都见证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与坚韧。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庄严肃穆，高耸入云，上面镌刻着的文字记录了会师的重要时刻和红军战士们的丰功伟绩。这些红色遗迹成为了印江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和学生前来参观学习，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精神，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印江聚居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土家族的摆手舞是其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舞蹈动作粗犷豪放，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摆手舞表演中，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土家族服饰，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手舞足蹈，动作整齐划一，生动地展现了土家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傩堂戏是土家族的一种传统戏剧形式，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演员们戴着各种造型奇特的面具，通过唱、念、做、打等表演形式，演绎着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神灵的敬畏。苗族刺绣更是艺术瑰宝，其针法细腻，图案精美，色彩鲜艳。苗族妇女们用一针一线，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美的追求融入到刺绣作品中，每一幅刺绣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三、人口与民族 截至[最新人口普查年份]，印江自治县常住人口约[x]万人，在铜仁市内人口规模处于中等水平。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镇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就业机会逐渐增多，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数量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人口分布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也对农村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印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土家族、苗族是主要的少数民族。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处，共同创造和传承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在民族节日方面，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成为了各民族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平台。土家族的过赶年是其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比汉族的春节要提前一天或几天。在过赶年这一天，土家族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丰盛的美食，如腊肉、香肠、血豆腐等。人们穿着传统的土家族服饰，聚集在一起，举行祭祀祖先、跳摆手舞、唱山歌等活动，热闹非凡。苗族的四月八也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这一天，苗族同胞们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举行盛大的集会。在这些节日里，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参与、相互欣赏，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与和谐。 四、经济发展 农业作为印江的基础产业，近年来围绕特色农业不断发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印江的茶叶产业发展尤为突出，“梵净山翠峰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称号。“梵净山翠峰茶”外形紧直、显毫，犹如一根根翠绿的玉针；香气嫩香持久，让人闻之心旷神怡；滋味鲜醇回甘，饮后唇齿留香。为了推动茶叶产业的发展，印江不断扩大茶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小规模种植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产业化种植。同时，注重茶叶种植技术的提升，引进先进的种植理念和管理模式，确保茶叶的品质。在加工环节，建立了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采用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工艺，对茶叶进行精细加工，提高茶叶的附加值。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印江已初步形成了完整的茶叶产业链条。除了茶叶产业，生态畜牧养殖、食用菌种植等产业也蓬勃发展。生态畜牧养殖采用绿色环保的养殖方式，注重动物的健康和产品的质量，养殖的畜禽肉质鲜美，深受消费者喜爱。食用菌种植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种植的香菇、木耳等食用菌品质优良，产量不断提高，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印江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依托当地丰富的石材矿产资源，石材加工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工业的支柱之一。印江的石材加工企业不断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石材加工的精度和效率。其石材产品涵盖装饰板材、工艺品等多个品类，装饰板材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领域，以其精美的纹理和优良的品质，为建筑物增添了独特的魅力；石材工艺品造型别致，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些石材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定份额，还远销国外，为印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围绕农产品加工、民族工艺等特色工业也在不断发展。茶叶加工企业对本地茶叶进行深加工，开发出了多种茶叶产品，如袋泡茶、茶饮料等，进一步拓展了茶叶的市场空间。民族工艺企业深入挖掘和传承民族传统技艺，将土家族、苗族的文化元素融入到产品设计中，生产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刺绣工艺品、木雕摆件等，这些产品深受游客和消费者的喜爱，也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随着梵净山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印江的文旅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印江充分依托梵净山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木黄会师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精心打造了多条旅游线路，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在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建设了一批高档次的度假酒店和独具特色的民宿。度假酒店设施齐全，服务周到，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住宿环境；民宿则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让游客能够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印江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节、红色旅游活动等。民俗文化节上，土家族摆手舞、苗族芦笙舞等精彩的表演轮番上演，让游客领略到了印江独特的民族风情；红色旅游活动通过参观木黄会师旧址、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等红色景点，让游客重温革命历史，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精神。此外，电商服务业在印江也逐渐兴起。当地政府积极搭建电商平台，开展电商培训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电商人才。通过电商平台，印江的农产品、工艺品等能够直接销售到全国各地，拓宽了销售渠道，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服务业的多元化发展。 五、社会事业 印江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教育视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不断加大教育投入，致力于改善办学条件。在学前教育方面，新建和扩建了多所幼儿园，提高了学前教育的普及率，让更多的幼儿能够接受优质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了学校标准化建设，无论是城市学校还是农村学校，都配备了完善的教学设施和设备，如多媒体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同时，注重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通过教师交流、支教等方式，促进城乡教师队伍的均衡发展，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以上。印江民族中学、印江中等职业学校等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印江民族中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学成绩优异，为高等院校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印江中等职业学校紧密结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开设了多个专业，如茶叶加工、旅游服务、民族工艺等，培养了众多适应本地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学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医疗卫生领域，印江构建了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县级医院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通过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如ct扫描仪、核磁共振仪等，提高了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加强与上级医院的合作，邀请专家来院坐诊、手术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提升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能够开展多种疑难病症的诊治。乡镇卫生院实现了标准化建设，医疗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显着增强。卫生院配备了常用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能够为乡镇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预防保健服务。村卫生室实现了全覆盖，每个行政村都有一所卫生室，配备了基本医疗设备和乡村医生。乡村医生扎根基层，为村民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如常见疾病的诊治、健康咨询、预防接种等。此外，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较高水平，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让群众能够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基础设施建设是印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印江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公路网络日益发达。实现了县乡公路油路化、通村公路硬化，无论是县城到乡镇，还是乡镇到村庄，都有宽敞平坦的公路相连，方便了居民的出行和农产品的运输。高速公路穿境而过，进一步缩短了印江与外界的时空距离，提升了区域交通便利性，加强了印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交流。同时，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水利方面，修建了多个水利工程，如水库、灌溉渠道等，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了农业灌溉和居民生活用水的需求。电力供应能力不断提升，电网改造工程持续推进，确保了电力的稳定供应，满足了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用电需求。通信网络实现了全覆盖，4g、5g网络广泛应用，互联网走进了千家万户。网络的普及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如网上购物、在线学习、视频通话等，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印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 六、风景名胜 梵净山是印江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也是印江的一张亮丽名片。它是中国着名的佛教圣地和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梵净山以其独特的地质地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壮丽的自然风光而闻名遐迩。山上的蘑菇石是梵净山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它造型奇特，上大下小，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历经亿万年的风雨侵蚀依然屹立不倒，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拍照留念。红云金顶更是梵净山的精华所在，它直插云霄，在阳光的照耀下，云雾缭绕，宛如一座金色的仙山。金顶上建有两座寺庙，分别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两寺之间由一座天桥相连，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梵净山还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生长着许多珍稀植物，如珙桐、冷杉等；生活着黔金丝猴、云豹等珍稀动物。游客来到梵净山，不仅可以欣赏到壮丽的自然风光，还能开展生态旅游和科普教育活动，了解大自然的奥秘。 木黄会师纪念馆是为了纪念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而修建的，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教育价值。纪念馆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物、图片和文字资料，生动地再现了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历史背景、过程和重大意义。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军战士们的雕像，他们神情坚毅，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英勇事迹。馆内陈列着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如红军战士们使用过的枪支、弹药、衣物、信件等，这些文物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图片和文字资料详细地介绍了会师的经过和历史意义，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木黄会师纪念馆成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每年都有大量的党员干部、学生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大圣墩·映美湖景区集自然风光、休闲娱乐、民俗文化体验为一体，是印江旅游的又一亮点。景区内的大圣墩索道是一大特色，乘坐索道缓缓上升，游客可以俯瞰印江县城全景和周边的美丽自然风光。印江县城的高楼大厦、街道小巷、公园绿地尽收眼底，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映美湖湖水清澈见底，湖边绿树成荫，风景如画。游客可以在湖边漫步，欣赏湖光山色，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也可以乘坐游船，在湖面上荡漾，享受悠闲的时光。此外，景区还会定期举办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如土家族摆手舞表演、苗族芦笙演奏等，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到民俗文化活动中，深入体验印江的民族风情。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自然的馈赠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自然的馈赠下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在时代的浪潮里不断探索前行，正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在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印江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推进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修复项目。通过多年的努力，森林覆盖率持续攀升，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减少了水土流失，增强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开展中药材种植、食用菌培育、生态养殖等产业，不仅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还为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例如，在梵净山周边地区，许多农户利用林下资源种植天麻、黄精等中药材，在保护森林生态的同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印江在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上也取得了显着成效。县城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道路宽敞整洁，公园、广场等公共设施不断完善。同时，注重城市文化特色的塑造，将土家族、苗族的文化元素融入到城市建筑、景观设计中，使城市既充满现代气息，又保留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在乡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施了农村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污水治理等工程，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一些村庄依托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打造了一批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村民们通过开办农家乐、民宿，销售农产品、手工艺品等，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生活水平得到了显着提高。 在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领域，印江积极探索新的模式和途径。一方面，加大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建立了多个民族文化传承基地，培养了一批民族文化传承人，对土家族摆手舞、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进行系统的传承和保护。同时，收集、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化资料，编纂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文化书籍，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印江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注重文化创新，将现代元素与传统民族文化相结合，开发出了许多具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例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土家族傩堂戏、苗族芦笙舞等传统艺术形式进行创新编排，通过舞台表演、网络直播等方式进行传播，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到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中，创造出了一批具有印江特色的文化作品，提升了印江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印江积极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加强与周边地区以及国内外其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文化旅游节、农产品展销会等活动，搭建起对外交流的平台，展示印江的特色文化和优质产品，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投资者。同时，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了一批优质企业落户印江，为印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与其他地区开展合作交流，引进先进的理念、技术和人才，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例如，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农业技术研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与发达地区的医院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专家来印江开展学术讲座、技术指导，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展望未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完善社会事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加强文化建设，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信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印江必将成为黔东北一颗更加璀璨夺目的明珠，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沿河自治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华夏大地的西南边陲，贵州省东北角、铜仁市北部、乌江下游的这片土地上，镶嵌着一颗耀眼的明珠——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它不仅有着“黔东北门户，乌江要津”的美誉，更是一座融合了自然美景、历史文化与民族风情的魅力之城。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一）位置境域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地处北纬28°12′45″—29°05′23″ ，东经108°03′49″—108°37′53″ 。其南北长98.28千米，东西宽53千米，县域面积2483.51平方千米。从地图上看，它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雄踞在贵州高原的东北边缘。北部、东部分别与重庆市彭水、酉阳县接壤，西北部与遵义务川县毗邻，是黔、渝、湘、鄂边区物资的集散地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贵州与周边省市的重要节点，在区域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贾往来、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见证了无数的商贸繁荣与文化交流，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和文化印记。 （二）地形地貌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处在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东北边缘斜坡、大娄山脉与武陵山脉交错地带。其地势呈现西北部和东南部高，中部低的态势，由西北、东南向中部乌江河谷倾斜，形成了南宽北窄的狭长地带。境内地形复杂多样，既有巍峨高耸的山峰，又有深邃幽静的峡谷，还有广袤肥沃的河谷平原。最高峰是位于县西北角塘坝乡鱼溪困龙山驾鹰岩，海拔1462米，它宛如一位巨人，俯瞰着这片土地，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最低点在县北部洪渡镇王坨村乌江出境处，海拔225米 。全县山峰众多，平均每平方千米3.6座，岩溶地貌显着，峰丛、峰林、溶沟等岩溶个体星罗棋布。这些奇特的地貌景观，是大自然历经数亿年精心雕琢的杰作，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也为地质学家提供了天然的研究样本。 （三）气候条件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热，雨量充沛，温度高，霜期短，但日照不足。多年平均气温17.5c ，1月平均气温6.3c ，7月平均气温28.2c 。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四季都充满生机与活力。无霜期年平均311天，年均日照时数1191小时 ，年平均降水量1166.5毫米 。降水分布上县北部多于南部，全年最多为西南风，多年平均风速0.8米每秒。温和的气候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高，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同时，充沛的降水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使得这里成为贵州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 （四）自然资源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丰富，犹如一座天然的宝库。矿产资源种类繁多，重晶石储量70万吨，铅锌矿石储量153万吨，铁矿储量871万吨，谯家烟煤查明储量2306万吨 。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水能理论蕴藏量9786.68万千瓦，可开发建站72处，装机容量4170.87万千瓦 。乌江作为这里的母亲河，不仅孕育了灿烂的文明，还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一座座水电站的建立，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脊椎动物有85科309种，陆栖寡毛类动物有2科3属19种 。这里是生物多样性的天堂，各种珍稀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构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自然画卷。 二、历史文化 （一）历史沿革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活动。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老的先民们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和文物，见证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春秋属楚，战国一度入秦，后又归楚，秦代属黔中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历经了多次朝代更迭和行政区划的调整，每一次变革都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蜀汉置汉复县，沿河县分属汉复和万宁。唐时先置务川郡，后改思州，沿河属之。元置沿河佑溪长官司，元、明、清时期县城均为土司驻地，民国三年改为沿河县。1934年，在沿河境内建立10个区、30个乡苏维埃政府，这片土地成为了革命的热土，无数革命先烈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12月29日，沿河解放，1986年设沿河土家族自治县，2011年属地级铜仁市。 （二）红色文化 1934年，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枫香溪（后划归德江）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决定以沿河为中心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在沿河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在这片土地上，红军战士们与当地群众并肩作战，开展了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沿河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如今，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成为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三）民族文化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是土家族聚居区，民族风情浓郁。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传承着独特的文化习俗。喝油茶汤是土家族的传统饮食习俗，一碗热气腾腾的油茶汤，不仅能驱散冬日的寒冷，还蕴含着浓浓的乡情。吃灰豆腐也是土家族的特色，灰豆腐独特的口感和制作工艺，体现了土家族人民的智慧。民族歌舞丰富多样，土家山歌曲调优美、情感真挚，涵盖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2009年“土家山歌”被列为贵州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沿河被授予“中国土家山歌之乡”称号 。土家花灯是春节演出的民间传统戏剧，表演极具艺术性和观赏性，已被列入贵州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还有土家族打镏子、半边鼓等独特的民族音乐形式，其中打镏子音域宽广、节奏感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外，土家傩堂戏由傩仪、傩戏、傩技三部分组成，傩戏被称为戏剧的“活化石” ，它承载着土家族的信仰和历史，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人口与民族 （一）人口数量 2024年末全县户籍人口69.51万人 ，常住人口40.85万人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分布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城镇人口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这不仅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加大了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同时，也积极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二）民族构成 除土家族外，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还居住着苗族、侗族、仡佬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和谐共处，共同传承和发展着多元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各民族在节日庆典、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同时又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每年的民族节日，如土家族的摆手节、苗族的芦笙节等，各民族同胞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展现了民族团结的和谐画面。 四、经济发展 （一）农业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发展态势良好，形成了生态茶、生态果蔬、生态畜牧渔业、生态特色林业等主导产业。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茶叶品质优良，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深受消费者喜爱。生态果蔬实现规模化种植，供应周边市场，不仅丰富了人们的餐桌，也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生态畜牧渔业采用科学养殖方式，提升产品质量，打造了一系列绿色、健康的畜牧渔业产品。生态特色林业如油茶等产业也在逐步发展壮大，油茶不仅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还能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二）工业 以“清洁能源”为首位产业，建材产业、农特产品加工业为优势产业。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大力发展水电等清洁能源项目，一座座水电站如明珠般镶嵌在乌江之上，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稳定的能源支持。建材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各类建筑材料，满足了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建筑需求。农特产品加工业将本地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如茶叶加工、果蔬罐头制作等。通过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这些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产品畅销国内外。政府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三）服务业 旅游业发展迅速，依托乌江百里画廊、麻阳河黑叶猴保护区等自然景观，以及红色文化遗址、土家民族文化，打造了多条旅游线路，吸引了大量游客。游客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壮丽的自然风光，感受独特的民族文化，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现代物流等服务业也在不断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乌江航道上的东风、洪渡2座500吨级码头，促进了水上运输和物流的发展，使得货物能够更加便捷地运输到各地。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对服务业的投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五、社会事业 （一）教育 重视教育事业，不断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教育体系逐步完善。拥有多所中小学，注重素质教育和特色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近年来，累计完成10所公办幼儿园建设，新增园舍面积平方米，投入资金6244万元，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1980个（城区 990 个、乡镇 990 个）；完成义务教育学校扩容建设9所，新增校舍面积平方米，投入资金5356万元，新增学位3400个（城区1800个、乡镇1600个）。还顺利完成县第二完全小学、黄土镇初级中学整体搬迁；同时，规划投资1亿余元，启动建设沿河思源实验学校小学部、沿河第十一完全小学、沿河民族中学教学楼及学生宿舍、客田镇第二幼儿园等项目。该批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城区小学学位270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90个、普通高中学位1250个及寄宿生床位600个。职业教育也在不断发展，与当地产业对接，为经济发展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二）医疗卫生 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县级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医疗技术不断提升，能够开展多种疑难病症的诊治。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现标准化建设和全覆盖，配备基本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高，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政府还加强了对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同时，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实现医疗信息共享，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三）基础设施 交通方面，已形成公路、水路运输网络，乌江航道的码头建设提升了水运能力，公路实现了县乡公路油路化、通村公路硬化 ，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日益紧密。全县公路通车里程5458.6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条115公里、国道2条133公里、省道3条300.8公里、县道28条689.7公里、乡道73条998.4公里、村道1495.7公里、通组公路1756公里，村村通油路(水泥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保障了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需求，城乡供水供电稳定，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5g网络广泛应用。政府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持续改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条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六、风景名胜 （一）乌江百里画廊 乌江流经沿河境内132千米 ，集雄、奇、险、秀为一体，两岸景色壮美，有“乌江百里画廊”之称，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 。乘船游览其中，仿佛置身于一幅山水画卷之中，两岸奇峰罗列，怪石嶙峋，江水碧绿如镜，清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这里的景色随季节变化而各异，春天，两岸山花烂漫，如诗如画；夏天，绿树成荫，清凉宜人；秋天，红叶满山，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宛如仙境。无论何时前来，都能领略到它独特的魅力。 （二）麻阳河黑叶猴保护区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的栖息地和多种珍稀动植物宝库，也是世界最大的黑叶猴种群分布地 。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原始，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开展生态旅游和科普教育的理想之地。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黑叶猴的生活习性，欣赏到它们灵动的身姿。同时，还能看到各种珍稀植物，如珙桐、红豆杉等，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保护区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严格限制游客数量，确保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不受破坏。 （三）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 位于谯家镇白石土地湾，1934年为贺龙等红三军领导驻地 。这里见证了黔东特区革命政权的建立，通过历史文物、图片等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走进旧址，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精神。这里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如红军战士使用过的武器、生活用品等，它们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历史，激励着人们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德江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祖国西南的贵州东北部，铜仁市西部，武陵山与大娄山交汇之处，有一座闪耀着独特魅力的城市——德江县。它宛如一颗镶嵌在山水之间的璀璨明珠，素有“傩戏之乡”“天麻之乡”“奇石之乡”的美誉。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德江正以蓬勃的姿态迈向未来。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一）位置境域 德江县介于东经107°36′ - 108°28′，北纬28°00′ - 28°38′之间。其东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壤，南与思南县为邻，西南接遵义市凤冈县，西依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北插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之间，东北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毗邻，总面积2072平方千米 。这种独特的区位，使其成为连接黔渝湘鄂四省（市）边区的重要节点，在区域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承载着物资流通与文化传播的重任，见证了无数的商贸繁荣与文化交流，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和文化印记。 （二）地形地貌 德江县处在云贵高原东北部阶梯状斜缓坡面上，整体地势呈现为西北部高、中部较缓、东部稍低的波状起伏斜面。这里的地形以山地为主，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90.8% 。乌江以东为武陵山系，乌江以西为娄山山系，两大山系在此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地形风貌。境内最高峰羊角脑位于沙溪乡覃坝村夏家山，海拔1534米，它高耸入云，宛如一位巨人，俯瞰着这片土地，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最低点位于望牌乌江出境处，海拔319米 。德江的地形地貌不仅塑造了壮丽的自然景观，还对当地的气候、生态和人文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复杂的地形为动植物提供了多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同时，也使得当地的农业生产和交通建设面临一定的挑战，但勤劳智慧的德江人民因地制宜，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山地农业和交通网络。 （三）气候条件 德江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水热同季，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多年平均气温16.1c ，1月平均气温5.2c ；7月平均气温26.2c 。这样宜人的气候，使得德江四季都充满生机与活力。年平均日照时数1045小时 ，年平均降水量1230.7毫米 ，降雨集中在4 - 9月。温和湿润的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品质优良，产出的农产品口感鲜美、营养丰富。同时，丰富的降水也滋养了茂密的森林，使得德江的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愈发优美。 （四）自然资源 德江县自然资源丰富，犹如一座天然的宝库。已探明地下有铁、铅、锌等金属矿藏，萤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藏。其中煤炭储量2351万吨 ，萤石储量30万吨 ，硅石储量58.5万吨 ，装饰大理石储量8000万立方米 。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水资源可利用总量4.86亿立方米 ，乌江作为德江的母亲河，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还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为水电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县有林地11万公顷，森林保有量19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3.57% ，茂密的森林不仅是大自然的绿色屏障，还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护区。此外，德江的中药材资源也十分丰富，天麻、金银花、金丝皇菊、铁皮石斛、红丹参等名贵中药材多达600余种，其中德江天麻天麻素含量高达0.36％ - 1.3％，远高于国家标准，2007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成为德江的一张亮丽名片。 二、历史文化 （一）历史沿革 德江县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属巴国南境。那时候，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辛勤的劳作，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明。秦代，属巴郡；汉代，属武陵郡；隋代，置务川县，德江属之；唐代，置思王县，后改为安化县。元至元十五年置水特姜长官司，明万历三十三年改置安化县，民国三年（1914年）更名德江县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德江历经了多次朝代更迭和行政区划的调整，每一次变革都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1934年6月，贺龙率红三军在枫香溪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从此，德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革命先辈们在这里浴血奋战，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德江人民。 （二）红色文化 枫香溪会议会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德江红色文化的核心象征。1934年红三军在此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黔东革命的道路。这里留存有众多革命文物，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它们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如今，枫香溪会议会址已成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物、图片等展示，深入了解红三军在德江的革命历程，感受革命先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精神。 （三）民族文化 德江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土家、苗、仡佬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德江傩堂戏被誉为“中国戏剧活化石”，它有着独特的戏剧元素、鲜明的表演形式和古老的传统韵味，上刀山、下油锅、开红山等傩技绝活令人称奇。2008 - 2016年间，德江县连续三次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傩戏之乡” ，傩堂戏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更是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信仰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先的敬仰。德江炸龙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火龙节”齐名的“水龙节”，寄托着土家儿女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 。其中德江水龙节起源于清末民初的民间耍草龙习俗，最早为农历六月初六祈雨仪式，已传承百余年，2019年被列入贵州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每到水龙节，德江的大街小巷都会热闹非凡，人们舞着水龙，相互泼水祝福，场面十分壮观。此外，还有土家哭嫁、土家山歌、土家摆手舞、土家刺绣等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 。土家哭嫁是土家族姑娘出嫁时的独特习俗，通过哭嫁歌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对亲人的不舍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土家山歌则是土家族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创作的歌曲，歌词质朴，旋律优美，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百态；土家摆手舞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动作简洁有力，节奏明快，展现了土家族人民的热情奔放和团结协作精神；土家刺绣则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图案，展现了土家族妇女的心灵手巧和审美情趣。 三、人口与民族 （一）人口数量 2022年末，德江县户籍人口有55.62万人 。近年来，德江县人口总体保持稳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镇人口占比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这不仅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德江政府加大了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同时，也积极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二）民族构成 德江县居住着土家、苗、仡佬等18个民族 。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德江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在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中，各民族共同参与，展现出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例如，在土家族的摆手节、苗族的芦笙节、仡佬族的吃新节等节日里，各民族同胞们身着盛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庆祝。他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传承和发展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德江独特的文化景观。这种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不仅丰富了德江的文化内涵，也为德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四、经济发展 （一）农业 德江县是农业大县，获中国绿色生态天麻之乡、国家花椒种植标准化示范区称号，是全省十大肉牛发展重点县之一 。德江天麻以其高含量的天麻素（天麻素含量高达0.36％ - 1.3％，远高于国家标准）而闻名遐迩，2007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德江复兴猪”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德江形成了生态茶、生态果蔬、生态畜牧渔业、生态特色林业等主导产业，农产品逐渐向品牌化、规模化发展。在生态茶产业方面，德江注重茶叶品质的提升，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加工设备，打造出了一系列优质茶叶品牌，产品畅销省内外。生态果蔬产业实现了规模化种植，采用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生产出的果蔬新鲜可口、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生态畜牧渔业采用科学养殖方式，注重动物的健康和福利，提升了产品质量，打造了绿色、健康的畜牧渔业产品。生态特色林业如花椒、油茶等产业也在逐步发展壮大，花椒产业已成为德江的特色产业之一，花椒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逐年增加，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出口到国外。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德江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积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二）工业 德江县以“清洁能源”为首位产业，建材产业、农特产品加工业为优势产业 。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大力发展水电等清洁能源项目，一座座水电站如明珠般镶嵌在乌江之上，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稳定的能源支持。同时，积极探索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动能源产业多元化发展。建材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各类建筑材料，满足了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建筑需求。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了建材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农特产品加工业将天麻、茶叶、果蔬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附加值。例如，天麻深加工产品有天麻粉、天麻酒、天麻含片等，不仅方便了消费者的食用，还提高了天麻的经济价值。茶叶加工企业不断创新，开发出了多种口味和档次的茶叶产品，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政府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鼓励企业加强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促进工业产业升级。 （三）服务业 德江县旅游业发展迅速，依托乌江风光、喀斯特地貌、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打造了多条旅游线路。乌江流经德江49公里，两岸风光秀丽，白果坨国家湿地公园、新滩梦屿等景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欣赏乌江的壮美景色。五彩洋山河旅游景区、武陵陶缘休闲度假区为aaaa级景区 ，五彩洋山河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峡谷幽深，溶洞奇特，五彩河洞穴奇观令人称奇，是探秘自然景观的好去处；武陵陶缘休闲度假区则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体验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德江还将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融入旅游线路中，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德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也在不断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德江的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政府积极推动物流园区建设，完善物流配送网络，提高物流效率；同时，鼓励企业开展电子商务业务，拓展销售渠道，促进了当地产品的流通和销售。 五、社会事业 （一）教育 德江县拥有铜仁学院乌江学院、贵州工程职业学院、贵州智能工程技师学院3所高校，是黔东北唯一的高校县 。从学前教育到中小学教育，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质量逐步提升。德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十三五”以来，全县累计投入18.67亿元，新建学校(园)47所，实施幼儿园改造工程321个，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改薄”工程443个。德江一中、德江二中、德江职校实现整体搬迁，第三高级中学、贵州工程职业学院、乌江学院建成投用。乡镇中小学、幼儿园办学条件极大改善，初步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备教育体系。目前，全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232所。其中，幼儿园97所，小学93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初级中学2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5所，完全中学1所，普通高中6所，中等职校1所，高等学校3所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德江推出“强师工程”，通过特岗招聘、公开招考、人才引进等多种渠道，招聘教师1397人 。同时，加强教师培训，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聘请省内外教育专家68人，派出教师参加“国培计划”“省培计划”529人次 。培育了一批特级教师、省级教学名师、省级黔灵名师、省级名校长、省级乡村名师、省级骨干、市级黔灵名师、市级名校长、市级名班主任、市级名师、市级骨干教师 。德江还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职业教育与当地产业紧密结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例如，贵州工程职业学院开设了与德江主导产业相关的专业，如建筑工程技术、电子商务、旅游管理等，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前景。 （二）医疗卫生 德江县拥有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三级乙等中医医院、二级甲等妇保院各1所 ，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了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德江县人民医院以首批县域三级医院等级评审总得分第一名(881.26分)达到贵州省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 ，自主培养了3个医学博士和70个硕士研究生 ，神经外科获批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心血管内科正在申报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 ，还成功开展了被称为“心脏介入皇冠级手术”的主动脉夹层手术 ，是全省首家开展冠脉急诊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县级医院 。同时，德江县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高，有效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为了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德江县人民医院还建成了全省县级医院的首个放疗中心 。在提升县域医疗水平方面，德江县正推进15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和23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成功开展新技术新项目200多项 。德江县民族中医院创建三甲医院今年10月份已经接受评审，以目前的成绩来看，三级甲等中医院没有问题 。此外，德江县还加强了公共卫生服务，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实施重大疾病防控专项行动，着力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建设，破解疾病预防控制编制和人才短缺短板，提升突发急性传染病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三）基础设施 在交通方面，杭瑞、沿德、德务、德余四条高速贯通县境 ，乌江航运可上达贵阳下驱长江，铜仁德江机场正加紧建设，水陆空综合交通网络逐步形成 。便捷的交通网络不仅方便了居民的出行，也促进了德江与外界的经济交流和文化合作。在水利方面，德江县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保障了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需求。在电力方面，不断完善电网建设，确保城乡供电稳定可靠。在通信方面，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5g网络广泛应用，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通信服务，也为电子商务、智能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德江政府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持续改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条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六、风景名胜 （一）五彩洋山河旅游景区 五彩洋山河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峡谷幽深，溶洞奇特，五彩河洞穴奇观令人称奇。这里的峡谷两岸悬崖峭壁，奇峰罗列，谷底溪水潺潺，清澈见底。溶洞内钟乳石琳琅满目，形态各异，在灯光的映照下，五彩斑斓，宛如仙境。游客可以沿着峡谷步道漫步，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可以深入溶洞，探索神秘的地下世界。洞内石笋、石柱、石幔等景观造型逼真，有的如仙人指路，有的似飞禽走兽，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创造力。景区内还设有观景台、休息区等设施，方便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此外，景区每年还会举办溶洞文化节、峡谷探险活动等，吸引了众多探险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成为德江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二）枫香溪会议会址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枫香溪会议会址是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会址建筑群古朴庄重，保留了当年的建筑风貌。走进会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青砖灰瓦的传统民居，这里曾经是红三军领导决策的重要场所。院内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如红军战士使用过的枪支、弹药、生活用品，以及会议记录、文件等。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让人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934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通过历史文物、图片、文字资料等展示，游客可以深入了解红三军在德江的革命历程，感受到革命先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精神。会址周边还设有红色文化广场、纪念馆等配套设施，定期举办红色文化讲座、革命故事宣讲等活动，使其成为了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党员干部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三）贵州德江白果坨国家湿地公园 地处乌江沿岸的贵州德江白果坨国家湿地公园，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公园内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河流、沼泽、滩涂等景观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这里是众多珍稀鸟类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游客可以看到白鹭、鸳鸯、野鸭等水鸟在水面上嬉戏觅食，还能偶遇小灵猫、刺猬等野生动物在林间穿梭。公园内修建了观景栈道、观鸟台、科普展览馆等设施，游客可泛舟乌江，欣赏沿岸自然风光，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也可以沿着栈道漫步，近距离观察湿地生态环境，了解湿地的生态功能和保护意义。每到春秋两季，公园内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踏青赏花、休闲度假。同时，公园还开展了湿地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活动，让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增强环保意识，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生态家园。 （四）新滩梦屿 新滩梦屿位于乌江德江段，是镶嵌在乌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江水清澈，两岸青山连绵起伏，风光秀丽迷人。岛屿四周碧水环绕，岛上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宜人。新滩梦屿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宁静的氛围，成为了人们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的理想之地。游客可以乘坐游船环岛游览，欣赏乌江两岸的美景，感受江风拂面的惬意；也可以登上岛屿，漫步在林间小道，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祥和。岛上还设有特色民宿、农家乐等，游客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如乌江鱼、傩乡麻饼、灰豆腐等，体验浓郁的乡土风情。此外，新滩梦屿还会举办乌江文化节、民俗表演等活动，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深入了解德江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 （五）武陵陶缘休闲度假区 武陵陶缘休闲度假区是德江的又一aaaa级景区，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体验项目吸引着大量游客。度假区内青山环抱，绿水潺潺，茶园、果园、花海错落有致，宛如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这里依托当地丰富的陶土资源，打造了以陶艺体验为主题的特色项目。游客可以亲自参与陶艺制作，在陶艺师傅的指导下，拉坯、塑形、上釉、烧制，制作出属于自己的陶艺作品，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除了陶艺体验，度假区还设有休闲垂钓区、亲子采摘园、户外拓展基地等娱乐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在休闲垂钓区，游客可以享受钓鱼的乐趣，放松身心；亲子采摘园里，游客可以带着孩子采摘新鲜的水果，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户外拓展基地则为喜欢挑战自我的游客提供了攀岩、速降、丛林穿越等刺激的项目。度假区内还配套建设了高品质的酒店、餐厅等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舒适便捷的住宿和餐饮服务，让游客在这里度过一段愉快难忘的休闲时光。 德江县，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正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事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光旅游、投资兴业。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德江将继续绽放光彩，成为黔东北大地上一颗更加耀眼的明珠，向着建设经济强县、文化名县、生态美县的目标不断迈进，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松桃自治县基本情况概述 松桃苗族自治县，地处贵州省东北部梵净山东麓，位于黔、湘、渝两省一市交界之处，仿若一颗镶嵌在西南边陲的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古有“地接川楚，位遏三湘，实黔东门户”之美誉，其县域总面积达3409平方千米 ，凭借连接大西南与长三角、珠三角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处于重庆、长沙、贵阳4小时经济圈交汇点的优势，区位条件得天独厚，在区域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截至2023年末，全县户籍人口72.72万人，常住人口46.51万人 ，近年来常住人口虽有一定变化，但仍保持着自身独特的人口结构特征。以苗族为主的26个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68.1%，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交融发展，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了松桃地域发展的独特标识，成为松桃文化的重要底色。 松桃苗族自治县文化底蕴深厚，苗族文化源远流长，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流淌着千年的记忆与智慧。苗族傩戏被誉为“戏剧活化石”，其表演形式古朴神秘，从古老的祭祀仪式演变而来，承载着苗族先辈们对天地自然、祖先神灵的敬畏与崇拜，每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传承着千年的文化记忆，为研究苗族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活态资料。 “上刀梯”“下火海”等苗族绝技绝活，是苗族人民坚韧豪情的生动体现。表演者赤脚上刀梯，刀刃锋利却如履平地，下火海时，脚掌踏过熊熊炭火，毫无惧色，展现出苗族人民勇敢无畏的精神品质，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和过人的勇气，征服观众，也向世人展示着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苗家花鼓舞节奏激昂明快，舞者们身着绚丽的苗族服饰，手持花鼓，动作矫健有力，在激昂的鼓点中，尽情释放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彰显出苗族人民乐观向上、充满活力的生活态度。滚龙艺术气势雄浑，舞动时，巨龙在人群中穿梭腾跃，威风凛凛，展现出苗族人民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成为苗族文化的象征之一。 苗族刺绣工艺精湛绝伦，针法细腻、色彩斑斓，凝聚着苗族妇女的智慧与心血。其花鼓系列产品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被国家外交部指定为外交用品，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展现苗族风情的重要载体；鸽子花系列产品被联合国指定为和平礼品，寓意着和平与友好，让苗族刺绣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凭借这些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瑰宝，松桃先后获评“贵州花鼓艺术之乡”“中国滚龙艺术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民间绝技文化艺术之乡”等称号，成为传承和弘扬苗族文化的重要基地。 在自然禀赋方面，松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春温秋爽，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热量丰富，全年平均气温16.5c ，最热的7月份日均27.3c，最冷的一月份日均气温4.3c，无霜期293天 ，年降水量1378.3毫米，平均年雨日为183天 ，平均日照数为1228小时。这样宜人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居民的生活和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松桃的森林覆盖率达63.43%，生态环境优美宜人。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梵净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巍峨壮丽，气势磅礴，拥有奇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生态资源。山上植被茂盛，珍稀动植物种类繁多，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财富；其金顶拔地而起，直插云霄，云雾缭绕时，仿若仙境，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登山揽胜、探秘自然。南方长城历史悠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它见证了古代的军事防御和民族交流，城墙蜿蜒于山水之间，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苗王城古朴神秘，始建于明洪武初年，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分为东城和西城，原有城墙2000余米，城内有11条巷道，巷道内有11道寨门 ，是湘、黔、渝边界上保存较好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建筑为一体的苗疆古寨 。这里曾是苗民长官司驻地，经过几十代苗王的经营，成为东部苗族南长城外围的王者之城 ，宣德至嘉靖年间，这里爆发了五代苗王领导的苗族起义，苗王城成为起义大本营 。如今，苗王城依然保留着古老的建筑风格和浓郁的苗族风情，古寨内巷道建有石墙，并和城内错落有致的吊脚楼院墙连为一体，形成了具有防御能力的城堡；歪门邪道是古寨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体现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和独特审美；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欣赏到苗族拦门酒、对情歌、长桌宴等传统习俗，以及上刀山下火海、口舔红铁、仙人合竹、枪尖舞蹈等惊、险、奇的苗族绝技，深入感受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桃花源如诗如画，充满宁静祥和的田园气息，这里山水相依，桃花盛开时，落英缤纷，仿佛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让人流连忘返。潜龙洞是武陵山脉最高海拔的古溶洞群，也是几十亿年前罕见地生长于白云岩石层中的古溶洞群 ，现已探出1481米，其中厅堂9个，最大的潜龙厅有一万平方米，洞内景观奇特，石笋、钟乳石琳琅满目，石笋密度居亚洲第一，被中法洞穴专家称之为“地下桂林” ，是国家最好的溶洞之一，游客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的地下世界。腊尔山红石林造型独特，1500亩丹霞石林或嵯峨嶙峋，或形如楼阁，或状如宝塔，陡峭险峻，气势雄伟，令人震撼，这些奇特的石林景观是大自然历经亿万年雕琢而成的杰作，吸引着众多地质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赏。 松桃的矿产资源同样富集，已探明具有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有20余种 。其中锰矿已探明储量7.32亿吨，远景储量达10亿吨以上，占全国储量的四分之一，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素有“锰都”之称，主要分布在县境中西部地区，呈层状、透镜状缓倾斜产出，矿层厚度极值在0.5 - 9.0米，一般为1 - 3米，品位一般为17% - 22%，个别为15%左右 ，主要有大塘坡锰矿床、大屋锰矿段、杨立掌锰矿段等多个矿床（点），为海相沉积中型至小型碳酸锰矿床 。页岩气初步探明储量在1万亿立方米以上，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此外，石煤、石灰岩储量都在1万亿 - 2万亿吨以上，且便于开采 ，还有斑墨玉和带白玉大理石，经地质部门勘查取样检验，其抗压强度、光洁度等各项指标均达到和超过出口标准 。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松桃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农业方面，松桃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全县总耕地面积110.2万亩 ，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农业基础，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优质花生生产基地县”“全国茶产业体系科技示范县”等 。近年来，松桃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畜禽、油茶百亿级产业为主导，蔬果菌、茶叶、中药材等为补充，构建起农业全产业发展体系 。在粮食种植上，不断优化种植品种和技术，粮食体系稳步提升，2023年粮食种植面积57.84万亩，同比增长6.4% ，粮食产量19.19万吨，同比增长10.5% ，稻谷产量11.46万吨，同比增长25.4% ；油料作物、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发展是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核心任务之一，2023年松桃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6.49亿元，同比增长4.5% ，总量位列全市第二，增速居全市第三 ，彰显出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三次产业协同并进，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第一产业增加值46.7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3.81% ，增长率达到4.9%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4.9%，居全市第一 。在农业方面，农业产值万元，增长5.1% ，粮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结构持续优化；林业产值.17万元，增长7.6% ，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牧业产值万元，增长3.6%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61万吨，同比增长11.3% ，生猪出栏73.08万头，同比增长8.4% ；渔业产值万元，增长7.2% ，渔业养殖技术不断提升；养殖牧渔服务业产值万元，增长4.4% ，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服务保障。 第二产业增加值40.8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0.80% ，增长4.7% 。工业方面，全年全县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2.0% ，轻工业实现产值万元，重工业实现产值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中，铁合金产量6.96万吨，同比增长17.0% ，精制茶794.73吨，同比增长114.1% ，工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建筑业实现增加值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8.06亿元，增速25.1% ，居全市第三 ，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为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产业增加值108.8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5.39% ，增长4.2%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亿元，同比增长4.4% ，居全市第四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分别同比增长6.8%、8.6%、15.1%、10.7% ，市场活力不断增强；营利性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47.3% ，居全市第一 ，新兴服务业态蓬勃发展。旅游产业更是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23年共接待旅游人数613.52万人次，同比增长20.1% ，其中接待入境旅游人数0.0153万人次，同比增长178.2% ，实现旅游总收入60.94亿元，同比增长28.1%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长。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本级）达到5.58亿元，同比增长19.5% ，居全市第三 ，为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推动了地方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在居民收入方面，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元和元 ，分别增长4.4%、8.9%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增长11.9%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增长7.6% ，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日益活跃，消费结构也在逐步优化升级，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带动了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社会事业发展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松桃苗族自治县在社会事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教育领域，2023年末全县拥有各级各类学校272所（含教学点），涵盖从学前教育到中等职业教育等各个阶段，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教育选择 。学生总数人，教职工总数人 ，各类学校总占地面积约为430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为185万平方米 ，教学环境不断改善，教育资源不断优化配置，教育质量逐步提升，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医疗卫生事业持续进步，全县有卫生医疗机构580个，包括县级医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 ，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卫生机构床位2858张，卫生机构从业人员4021人，卫生技术人员3559人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1205人，注册护士2354人 ，基本满足了居民日常就医需求，为居民的身体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健全，不断扩大覆盖范围，提升保障水平。2023年末，全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累计人数人，同比增长2.5%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人，参合率96.53% ；参加失业保险累计人数人，同比增长21.6% 。年末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包括城市和农村低保人群 ，为困难群众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全县有福利院1个，床位200张，集中供养人数21人；敬老院16个，床位788张，集中供养人数519人 ，为特殊群体提供了生活保障和关爱服务，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交通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松桃已构建起公路、铁路、高铁、航空“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 。公路方面，渝湘、包茂、杭瑞、松从、沿印松高速等穿境而过，县乡公路四通八达，连接着各个乡镇和村庄；铁路方面，渝怀铁路复线为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高铁方面，沪昆高铁、铜吉高铁的建设和运营，大大缩短了松桃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航空方面，铜仁凤凰机场改扩建、湖南湘西机场新建，为松桃的对外交流和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方便了居民出行，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加强了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协同发展。 松桃苗族自治县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它既有深厚的苗族文化底蕴，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蓬勃发展的经济；既有完善的社会事业保障，又有便捷的交通网络。在未来的发展中，松桃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加强区域合作，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让这颗镶嵌在黔东北的明珠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石阡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梯级大斜坡地带，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南部，有一座充满魅力的小城——石阡县。它宛如一颗遗落在山水之间的明珠，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彩。这里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的现代活力，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 一、自然地理：山水相依的生态家园 （一）地理位置 石阡县经纬度范围为东经107°44''55\"——108°33''47\"，北纬27°17''15\"一27°42''52\" ，地处重要的地理节点。它东邻江口、岑巩县，南接镇远、施秉县，西接凤冈、余庆县，北靠印江、思南县 。县境内东西最大间距达86.6千米，南北间距为47.6千米，总面积2173平方千米 。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黔东地区交通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各方的要道，承载着商贸往来与文化传播的使命。周边各县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石阡独特的文化氛围。 （二）地形地貌 石阡全县地势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龙川河如一条蜿蜒的玉带，自南向北贯穿全境 。县内最高海拔为1869.3米，最低海拔为388.3米，相对高差达1481米 。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塑造出丰富的景观类型。这里不仅有连绵起伏的低山丘陵，还有宁静祥和的山间小盆地和蜿蜒曲折的河谷阶地 。在地貌成因分类上，岩溶地貌占据主导，全县岩溶地貌分布广泛，溶斗、溶洼、溶盆、暗河、落水洞等景观星罗棋布，面积多达1486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68.4% 。东部、南部和西部以低中山为主的山地地貌，山峦叠嶂，峰林如聚；西南部为山地山原地貌，地势较为高亢；中北部沿龙川河一带为丘陵河谷地貌，地势平缓，土地肥沃；西北部沿余庆河西岸为低山丘陵槽谷地貌，景色秀丽。 （三）气候特征 石阡县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全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无霜期长 。年均气温为17.2c，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27.1c，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5.7c 。年均降雨量1113.9毫米，最大降雨量为1577.2毫米，最小降雨量为772.1毫米 。多年年均日照为1069.8小时，最大风速为14米每秒，主导偏南风和东北风风向，无霜期为305天 。这样宜人的气候条件，使得石阡四季都充满生机，无论是春日的繁花似锦，还是冬日的温暖如春，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温和湿润的气候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石阡的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品质优良，产出的农产品口感鲜美、营养丰富。 （四）自然资源 石阡县自然资源丰富，犹如一座天然的宝库。矿产资源种类繁多，有重晶石、钒矿、铅锌矿、黑滑石、铁矿、煤、大理石等10多种 。其中，石材资源储量大、品质优、品种多，储量达15亿立方米，多达22个品种，石阡红、蜘蛛米黄等11个品种达到国家a类装饰材料标准 ，中国石材协会授予石阡“中国石材产业基地”称号 。石阡温泉更是一大特色资源，已知的自然出露热矿泉18处28个出露点，总流量65升\/秒，最高水温55c 。经科学鉴定，水中富含硒、锶、氡、偏硅酸、锌等20余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水质完全符合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饮用水标准，是全国罕见的饮、浴热矿泉，系国际饮用、医疗双达标矿泉水，是世界少有、中国独有的优质水源地 ，石阡也因此获得“中国温泉之乡”“中国矿泉水之乡”的美誉 。农产品资源同样丰富，“云雾茶”“碧龙茶”“坪山翠芽”“百花苦丁茶”“黄花菜”“松花皮蛋”“泡辣椒”“豆腐乳”等特色农产品闻名遐迩 。此外，石阡县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69.74% ，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佛顶山，这里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丰富。 二、历史沿革：岁月沉淀的文化印记 （一）先秦时期 石阡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父系氏族公社中晚期尧舜时代，在整个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时期，皆有文字记载 。当时，石阡为梁州之南裔，荆州之西鄙 。战国时期，楚将庄蹻从石阡侵略至且兰，使之成为楚巫黔中地 。庄蹻率领百濮族大迁徙入滇，一部分在牂牁河的乌江流域定居，成为当地的土着先民 。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也为石阡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秦汉至南北朝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石阡境内西部设置夜郎县，属于象郡 。两汉时期，石阡东部为武陵郡西缘，西部属于牂柯郡地 。南北朝时期，粱武帝天监年间（502年——519年），汉武陵郡西边的地方分给了南阳郡，治领建昌县 。侯景叛乱后，在武陵，东牂柯郡之间经常有夜郎流民聚居，于是梁设立了夜郡，隶属于武州 。陈时，废除了建昌县，建立了南阳郡 。在这一时期，石阡经历了多次行政区划的调整，不同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三）隋唐至宋元 隋开皇元年（581年），南阳郡被废除，在石阡设立寿州 。开皇十八年（598年），寿州改名为充州 。唐武德四年（621年），重新设立夜郎县 。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立夷州 。宋大观三年（1109年），又重新设立都上县 。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一1270年），设立石阡军民长官司在治所 。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三日，葛彰葛商长官司地发生地震，长官司署迁到河坝场 。泰定三年（1326年），思州土官田仁担任思州宣慰使，领导石阡，葛彰葛商等22长官司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石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四）明清时期 洪武五年（1372年），重修元朝筑建的本庄戴家坝“千工堰”，在石壁凿堰通水，使得附近的高低坝田都能得到灌溉 ，这一水利工程的修建，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立石阡府，分别管辖龙泉县以及石阡、苗民、葛彰葛商3个长官司 。石阡府的设立，标志着石阡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一年后，石阡府设置儒学，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天顺三年（1459年），石阡府费广获得四川乙卯科解元，次年庚辰科又中进士，充任御史，他的名字入载民国《中国人名大辞典》 ，这显示出石阡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5名江西商人在石阡县修建了万寿宫，这座融合中原文化与黔东风情的建筑瑰宝，不仅是江西商帮在石阡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石阡与外界文化交流的见证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知府陆郯撰写《重修玉皇阁记》，记述了僧人黎大恩的活动 。清康熙二年（1663年），废除葛彰葛商长官司 。乾隆七年（1742年），石阡府分别设立7里 。道光二年（1822年），知府夏修恕捐赠自己的俸禄修缮从思南至石阡的驿道 ，改善了交通条件，促进了地区间的交流。清咸丰五年（1858年），此地爆发红号军反清起义事件，这一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与变革 。清宣统二年（1910年），法国丁神父到石阡传教，在天主堂设立“保婴医馆” 。一年后，石阡府在城外的泗王庙中设立警察公所 ，这些事件体现了当时石阡在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受到的外部影响。 （五）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县知事陈德昌将石阡县划为6个区，即城区、小鸡公、本庄、王家寨、龙洞、大地方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建立石阡县立初级中学，为当地培养了大量人才 。一年后，国民党改组贵州省政府，实行行政督察区，石阡划归到铜仁行政督察区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建立石阡县民众教育馆，推动了民众文化教育的普及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阡实行新县制，设置乡镇保甲 ，进一步完善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进入石阡县城，石阡解放 。1950年，石阡县人民政府成立，将18个乡镇划为3个区域分辖，设立区公所 。1967年3月19日，石阡的“三一九”派夺取县党大权，石阡开始“文化大革命”，一个月后成立“石阡县革命委员会” 。1998年石阡县被评定为革命老区 ，其在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认可。2008年，石阡县被贵州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为农村改革试点单位 ，积极探索农村发展的新路径。2016年1月1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石阡县的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调整后，汤山镇变成设置汤山街道和泉都街道，将中坝镇设置为中坝街道，将河坝场乡设置为河坝镇，总共3个街道、6个镇、1个乡、9个民族乡 ，进一步优化了行政管理体制。2022年4月，石阡县入选2022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 ，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三、民族风情：多元融合的文化盛宴 （一）民族构成 石阡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居住着仡佬、侗、苗、土家等12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4% 。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石阡的乡村，常常能看到不同民族的村落相邻而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关系。例如，在一些传统节日里，各民族同胞会共同参与庆祝活动，分享各自的美食和文化习俗。 （二）民族文化 1. 仡佬族文化：仡佬族是石阡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之一，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仡佬毛龙节是仡佬族的重要节日，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毛龙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独特，在节日期间，人们舞动毛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仡佬族的敬雀节也别具特色，在这一天，人们会举行祭祀活动，表达对鸟类的敬畏和感恩之情 。仡佬族的情歌更是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歌词质朴，旋律优美，是仡佬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重要方式 。 2. 侗族文化：侗族的“悄悄年”是石阡侗族独特的习俗。在春节期间，侗族同胞会举行各种神秘而有趣的活动 。他们会悄悄地准备年货、打扫房屋，在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举行简单而庄重的祭祀仪式 。此外，侗族的鼓楼建筑也是其文化的重要象征，鼓楼造型独特，工艺精湛，是侗族人民聚会、议事的重要场所 。 3. 苗族文化：苗族的芦笙舞是石阡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苗族同胞在重大节日和庆典活动中，会身着盛装，跳起欢快的芦笙舞 。芦笙舞动作优美，节奏明快，展现了苗族人民的热情奔放和对生活的热爱 。苗族的刺绣工艺也十分精湛，苗族妇女用她们灵巧的双手，在布料上绣出各种精美的图案，这些刺绣作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艺术品 。 4. 土家文化：土家摆手舞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动作简洁有力，节奏明快 。在摆手节期间，土家族同胞会聚集在一起，跳起摆手舞，祭祀祖先，祈求平安 。土家的吊脚楼建筑也独具特色，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既美观又实用 。 （三）民族节日 1. 石阡仡佬毛龙节：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至十五期间举行，是仡佬族祭祀祖先、祈求平安和丰收的盛大节日 。节日期间，人们举行庄重的祭龙仪式，随后舞龙队伍走街串巷，进行舞龙表演 。毛龙造型独特，由龙头、龙身、龙尾组成，龙身一般用竹篾编制，外糊彩纸 。舞龙者身着传统服装，动作矫健，龙在他们的舞动下，时而腾飞，时而盘旋，场面十分壮观 。 2. 侗族“悄悄年”：春节期间，侗族同胞从腊月二十九开始，就悄悄地准备过年 。他们不贴春联，不放鞭炮，一家人静静地度过除夕夜 。初一早上，晚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会给晚辈压岁钱 。从初二开始，侗族同胞会走亲访友，互相拜年，交流感情 。在“悄悄年”期间，侗族同胞还会举行各种传统活动，如唱侗歌、演侗戏等 。 3. 苗族芦笙节：苗族芦笙节是苗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一般在农历正月十六至二十期间举行 。节日期间，苗族同胞身着盛装，聚集在芦笙场上 。芦笙手们吹奏着芦笙，苗族青年男女则围绕着芦笙手，跳起欢快的芦笙舞 。芦笙舞有多种形式，如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等，动作优美，节奏明快 。此外，芦笙节上还会举行斗牛、斗鸡、赛马等传统活动，场面热闹非凡 。 四、经济发展：蓬勃兴起的产业格局 （三）服务业繁荣 1. 旅游业 石阡县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石阡温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石阡旅游的核心品牌之一，这里的温泉历史久、分布广、流量大、水质优 。城南温泉群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是全国唯有、世界少有的既可洗浴，又能直接饮用的天然矿泉温泉。景区内，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与氤氲热气相映成趣，游客不仅能在温泉池中放松身心，享受温泉带来的舒适与健康，还可参观温泉博物馆，了解石阡温泉的千年历史。 佛顶山景区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生态环境原始而优美。这里生长着珙桐、红豆杉等珍稀植物，栖息着黑叶猴、林麝等濒危动物。山间溪流潺潺，飞瀑流泉随处可见，徒步栈道穿梭于林海之间，是户外爱好者徒步探险、亲近自然的绝佳之地。每年春夏之交，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开放，将佛顶山装扮成花的海洋，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赏。 仙人街景区凭借世界上最大的天然仙人石板仙街和最长的空中船型玻璃悬廊等奇观声名远扬。天然石板街长约2公里，宽10 - 30米，表面平整光滑，仿佛仙人特意铺设；高悬于百米悬崖之上的玻璃悬廊，宛如一艘即将启航的巨轮，游客行走其上，不仅能体验惊险刺激，更可俯瞰脚下的壮丽峡谷风光，将千山万壑尽收眼底。 楼上古寨完整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小青瓦、封火墙、雕花窗，处处彰显着古朴典雅的韵味。古寨遵循“北斗七星”布局而建，巷道纵横交错，犹如迷宫。这里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座院落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是研究古代建筑和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每逢传统节日，古寨中还会上演傩戏、花灯戏等民俗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尧上仡佬族文化村保留着浓郁的仡佬族文化风情。村口的在此可以参与“敬雀节”“毛龙节”等传统节庆活动，品尝油茶、灰豆腐等仡佬族特色美食，学习制作仡佬族刺绣、竹编等手工艺品，深度体验仡佬族的民俗风情和生活智慧。 2. 现代服务业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石阡的现代服务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在交通物流领域，石阡已构建起“高速 + 铁路 + 航空”立体交通网络。沪昆高铁、安江高速、江瓮高速穿境而过，极大缩短了石阡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规划建设中的黔北（德江）机场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石阡的交通便捷性。物流产业也随之崛起，多个现代化物流园区相继建成，整合了农产品运输、石材配送、旅游商品流通等业务，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石阡县积极打造电商产业园，培育本土电商企业和网红达人。通过“电商 + 农产品”模式，将石阡苔茶、松花皮蛋、泡辣椒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在政府的扶持下，许多农户开设了自己的网店，直播带货成为农产品销售的新潮流。2023 年，全县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2亿元，电商产业带动了3000 余人就业。 金融服务不断完善，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在石阡设立分支机构，推出针对农业、旅商业银行色金融产品，为企业和农户提供融资支持。同时，保险、证券等金融业态也日益丰富，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筑牢了金融防线。 五、社会事业：幸福民生的坚实保障 （一）教育事业 石阡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构建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在学前教育阶段，全县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60余所，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3% 。农村幼儿园推行“集团化办园”模式，城区优质幼儿园与乡村幼儿园结对帮扶，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例如，石阡县实验幼儿园定期选派骨干教师到乡镇幼儿园开展教学指导，捐赠教具玩具，提升乡村学前教育质量。 义务教育阶段，石阡全面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实施“全面改薄”工程，累计投入资金8亿余元，新建、改造中小学教学楼、宿舍楼、运动场等基础设施。所有乡镇学校均配备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实验室和图书室。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实施“名师工程”，每年选派200余名教师到省内外名校跟岗学习，同时引进优秀教育人才100余人。2023年，全县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5%，中考、高考成绩逐年攀升，石阡中学本科上线率连续五年位居铜仁市前列。 职业教育特色鲜明，石阡县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了茶叶加工、旅游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等特色专业，与县内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实行“订单式”培养。学校建设了茶叶实训基地、电商直播基地等实训场所，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为企业骨干，为石阡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医疗卫生 石阡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县级层面，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拥有核磁共振、64排ct等先进医疗设备，能开展心脏介入、脑肿瘤切除等复杂手术；县中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了省级重点专科3个，在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等领域成效显着。 乡镇卫生院实现标准化建设全覆盖，每个卫生院均配备了dr、彩超等基本医疗设备，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能力。村级卫生室“一村一室”达标率100%，乡村医生定期接受业务培训，能够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推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患者在医院即可完成医保报销，极大方便了群众就医。同时，积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三）文化事业 石阡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均达到国家二级馆标准。县文化馆每年举办各类文艺培训50余期，培训群众3000余人次；图书馆藏书量达20万余册，开通了24小时自助借阅服务，方便群众随时阅读。博物馆收藏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文物1200余件，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向公众展示石阡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基层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实现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每个村都配备了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和健身器材，成为村民休闲娱乐、文化广场的好去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等活动年均开展200余场次，极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效显着，建立了县级非遗保护中心，设立非遗传承基地12个。每年组织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培养非遗传承人200余人。石阡仡佬毛龙节、说春等非遗项目多次走出国门，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大放异彩，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四）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建设日新月异，除了高速公路和铁路的贯通，县域内实现了“组组通”硬化路，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800余公里。实施“四好农村路”建设工程，对县乡道路进行提质改造，部四好农村路了白改黑。农村客运班线覆盖所有行政村，群众出行更加便捷。 水利设施不断完善，实施了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工程，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 。完成了龙底江、包溪等中小河流治理，新建和加固病险水库12?龙底江??防灾减灾能力显着增强。 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建成了110千伏变电站3座、35千伏变电站7座，实现了城乡供电一体化。实施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全面解决了农村低电压问题，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了充足电力保障。 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网络覆盖所有行政村，5g网络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全面铺开。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99%以上，群众能够及时获取各类信息，享受现代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 六、生态保护：绿水青山的守护之路 石阡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作为县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禁止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配备专业的护林队伍，运用无人机巡护、红外监测等科技手段，加强对野生动植物无人机。近年来，保护区内的黑叶猴种群数量从最初的50余只增长到80余只，珍稀植物群落得到有效恢复。 全县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和石漠化治理工程，“十三五”以来，累计完成营造林25万亩，治理石漠化面积50平方公里。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项目，引导农民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中药材、食用菌等，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目前，石阡的森林覆盖率已从2015年的65%提升至69.74%，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全面推行河长制，县、乡、村三级河长定期开展巡河工作，整治河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问题。实施龙川河、余庆河等重点流域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人工湿地、生态护岸，改善河道水质。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关闭取缔保护区内的污染企业和养殖场，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石阡还积极发展生态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在农业领域，推广绿色种植、养殖模式，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在工业领域，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入驻，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举措，石阡正向着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稳步迈进，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金山银山。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玉屏自治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关键地带，贵州省东部的铜仁市南部，有一座散发着独特韵味的小城——玉屏侗族自治县。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黔东大地的璀璨明珠，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一、自然地理：山水相依的生态画卷 （一）地理位置 玉屏侗族自治县地处东经108°34′ - 109°09′，北纬27°08′ - 27°31′之间 。它的东面和南面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紧紧相连，西面与镇远、岑巩两县毗邻而居，北面和东北面则与万山区相依相伴 。全县总面积516.6平方公里 ，东西距离36千米，南北长42千米 。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贵州与湖南的重要纽带，素有“黔楚咽喉”“黔东门户”的美誉 。这里是交通的要冲，沪昆高铁、铜玉城际铁路、株六复线铁路、沪昆高速、铜大高速、320国道、201省道如一条条脉络，穿境而过，构建起便捷的交通网络，让玉屏东可出两湖，西进滇黔，南下粤桂，北连川渝 ，极大地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 （二）地形地貌 玉屏侗族自治县处于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态势 。全县以低山、丘陵、坝地三种地貌类型为主 。低山地区山峦起伏，峰林错落，山间植被茂密，郁郁葱葱；丘陵地带地势相对平缓，绵延的山丘上分布着层层梯田，每至春夏，绿意盎然，秋季则金黄一片，充满了田园的诗意；坝地平坦开阔，土壤肥沃，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河流蜿蜒其间，灌溉着这片富饶的土地 。玉屏的山脉虽不似名山大川那般巍峨雄伟，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灵秀之气，如一道道绿色的屏障，守护着这片土地；河流清澈见底，水质优良，其中?阳河作为干流，汇集了龙江河、车坝河、野鸡河等众多支流 ，它们或奔腾湍急，或潺潺流淌，为玉屏增添了灵动的气息。 （三）气候特征 玉屏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春季气温多变，绵绵细雨如丝，滋润着大地，唤醒沉睡的万物，田野间、山林里，嫩绿的新芽破土而出，绽放出勃勃生机；夏季炎热但光照充足，降雨集中，雨热同期的气候条件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稻田里的水稻茁壮成长，果园中的果实挂满枝头；秋季天高气爽，阳光柔和，漫山遍野的金黄与翠绿交织，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冬季无严寒，无霜期长，平均为297天 ，即使在寒冷的冬日，也能感受到丝丝暖意 。年平均日照为1252.7小时，4 - 9月占68.39% ，阳光充足，为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了足够的能量 。年平均气温为16.4c，最冷月1月，均温5.0c ，人们无需在冬日里忍受刺骨的严寒；最热月7月，均温27.3c ，没有酷热难耐的煎熬 。一般年降水量1100 - 1200毫米，4 - 10月降雨多 ，充沛的降水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 。一年四季中东风频率最大，其次为东北风，历年平均风速为1.0米\/秒 ，微风轻拂，带来清新的空气和舒适的感受。 （四）自然资源 1. 矿产资源：玉屏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犹如一座天然的宝藏库 。重晶石、石灰石、大理石等储量可观 。重晶石是玉屏的重要矿产之一，其品质优良，广泛应用于化工、医药等领域 ；石灰石是建筑材料的重要原料，为当地的建筑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大理石纹理美观，质地坚硬，可用于雕刻、装饰等，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带动了当地工业的发展，还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 。 2. 水资源：境内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 。?阳河作为主要河流，常年水质达2类以上 ，清澈的河水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优质的饮用水源，还支撑着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 。此外，玉屏还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为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依托丰富的水资源，玉屏在水电开发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座座水电站如明珠般镶嵌在河流之上，将水能转化为电能，为地区发展贡献力量 。 3. 生物资源：玉屏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5.9% ，茂密的森林是众多生物的家园 。这里生长着各种珍稀植物，如银杏、珙桐等 ，它们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是大自然赋予玉屏的珍贵财富 。野生动物种类也繁多，有穿山甲、锦鸡等 ，它们在山林间自由穿梭，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在山林深处，还蕴藏着丰富的野生菌类资源，每至雨后，各种蘑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成为当地居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此外，玉屏的油茶、黄桃等经济作物种植广泛，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还形成了独特的田园风光 。 二、历史沿革：岁月沉淀的文化脉络 （一）先秦时期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玉屏这片土地隶属楚黔中地 。当时，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侗族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他们以农耕、渔猎为生，与自然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 。虽然地处偏远，但楚文化的影响也逐渐渗透到这里，与当地文化相互交融，为玉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秦汉至南北朝 秦朝时期，玉屏隶属黔中郡 ，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汉朝时，玉屏隶属武陵郡无阳县 ，在这一时期，中原文化进一步传播到玉屏，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三国时期，玉屏隶属武陵郡?阳县 ，战火纷飞的年代，玉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当地的侗族人民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家园，传承着民族文化 。南北朝时期，玉屏置西平阳县，求东牂柯郡 ，频繁的政权更迭和行政区划调整，使得玉屏的文化更加多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 。 （三）隋唐时期 隋朝时期，玉屏隶属沅陵郡龙标县 。唐朝时，隶属奖州渭溪县 ，这一时期，侗族中的上层人物、酋长或首领开始归附于中央王朝 。唐王朝在“峒区”开始设立州郡，建立羁縻政权，任命当地的大姓首领为刺史 。这种统治方式既尊重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又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 。在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下，玉屏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手工业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 （四）宋元时期 宋朝时期，玉屏置平溪峒隶沅州麻阳县 。侗族的首领们先后归附封建王朝，向朝廷进贡地方特产，朝廷则让他们世袭土官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诚州十峒首领杨通宝向宋朝“纳土”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首领向光普投宋，被封为古州（今新晃和玉屏境内）刺史 ；大观二年（1108年），靖州西道杨再立献土地，周围三千余里，户四千五百，人一万一千 ，朝廷皆封他们为刺史官职，但并未给他们刺史的权力 。元朝时期，侗族地区的统治沿袭了唐宋以来的“羁縻”政策 。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征服“九溪十八峒”，侗族地区的土官们大部分归附元朝，朝廷“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立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置野鸡坪蛮夷长官司，隶属思州安抚司 ；元至元二十七年，设置平溪等处蛮夷长官司，隶属番民总管府 。在宋元时期，玉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新的发展，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 （五）明清时期 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江阴侯吴良收服五开（今贵州黎平县）和古州（今贵州黎平西北和锦屏一带）等侗族地区，得到223峒，人口多人 。朱元璋对于归附的土官均原官授职 。设置务程龙鳖坪岳溪长官司（司署设长岭） ，同年，野鸡坪长官司与黄道溪长官司合并，名为黄道溪蛮夷长官司（司署设茅坡寨） 。明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1390年4月15日），设置平溪卫，隶属湖广都司 ，二十五年，务程龙鳖坪岳溪长官司并入黄道溪长官司（司署设武陵坪） 。1414年，明王朝设立黎平、新化二府，委任流官直接管辖土司，侗族地区出现“土流并治”的统治局面 。吴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失败后，明朝在侗族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屯、堡等军事机构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平溪卫改属贵州，明万历三十一年还隶湖广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的统治仍然因袭明代的“土流并存”，但土司的实权已趋削弱，均受到流官的节制 。裁卫指挥设守备隶湖广都司辰沅靖道 。清雍正五年二月初五（1727年），改隶贵州省思州府 ，同年闰三月三十日（1727年），兵部复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改平溪卫为玉屏县 。1729年，黎平知府张广泗，“以金币贿生苗假道入省，因密记其道里、山川、险阻形势，陈清大帅购募通事，统兵剿抚，略定其地” ，平定了雷公山周围的苗侗地区后，在榕江和剑河分别增设古州厅和清江厅 。通过改土归流，侗族基本上被纳入了流官的统治范围 。清乾隆三十五年九月（1770年10月），改隶铜仁府 ；清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复隶思州府 。明清时期，玉屏的政治制度逐渐完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也日益兴盛 。 （六）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2年（1913年），玉屏隶黔东（镇远）道 ；民国12年，直隶贵州省 ；民国24年，隶第九（铜仁）行政督察区 ；民国26年，隶第一（镇远）行政督察区 ；民国32年，改隶第六（铜仁）行政督察区，直至解放 。在中华民国时期，玉屏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民族文化依然顽强地传承着 。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1月7日，玉屏解放，隶铜仁地区 。1958年12月29日，并入铜仁县 ；1961年8月18日，恢复玉屏县 ；1966年2月，将县隶属万山区划出，设立万山特区 ；1968年9月，改万山特区为万山区，复隶玉屏县 ；1970年8月，恢复万山特区 。1983年9月7日，经国务院（83）国函字182号文件批复，撤销玉屏县，建立玉屏侗族自治县 ；1984年11月7日，召开庆祝大会，自治县正式成立 。此后，玉屏侗族自治县在党的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三、民族风情：多元融合的文化盛宴 （一）民族构成 玉屏侗族自治县是一个以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 ，此外，还居住着汉族、苗族、土家族等多个民族 。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走在玉屏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不同民族的人们穿着各具特色的服饰，交流着不同的语言，却都洋溢着同样的热情与友好 。在乡村，不同民族的村落相邻而居，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帮助，共同传承和发展着民族文化 。 （二）民族文化 1. 建筑文化：侗族的建筑风格独特，鼓楼、风雨桥是其代表性建筑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通常建在村寨的中心位置，是侗族人民聚会、议事、娱乐的场所 。鼓楼造型多样，有多层楼阁式、密檐式等，一般为木质结构，不用一钉一铆，全靠榫卯连接，工艺精湛，体现了侗族人民高超的建筑技艺 。风雨桥则是一种集桥、廊、亭为一体的建筑，不仅具有交通功能，还可供人们休息、避雨、遮阳 。桥上的彩绘、雕刻精美绝伦，展现了侗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玉屏的侗乡风情园，就保存着多座古老的鼓楼和风雨桥，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 2. 音乐舞蹈：侗族大歌是侗族音乐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东方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它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民间合唱形式，歌声悠扬婉转，和声美妙和谐，歌词内容丰富，涵盖了历史、传说、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 。演唱时，歌者们通过默契的配合，将不同的声部交织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音乐效果 。侗族的舞蹈也别具特色，如芦笙舞、哆耶舞等 。芦笙舞是在芦笙的伴奏下进行的舞蹈，舞者们手持芦笙，边吹边跳，动作矫健有力，节奏明快 ；哆耶舞则是一种集体舞蹈，人们手拉手围成圆圈，边唱边跳，气氛热烈欢快 。每逢重大节日，玉屏的侗族同胞都会举行盛大的歌舞表演，展示民族文化的魅力 。 3. 传统手工艺：侗族的传统手工艺丰富多彩，如刺绣、编织、木雕、竹雕等 。侗族刺绣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图案而闻名，绣品色彩鲜艳，针法细腻，图案多为花鸟鱼虫、神话传说等，寓意吉祥美好 。编织工艺包括竹编、藤编等，编织出的竹篮、藤椅等生活用品不仅实用，而且造型美观 。木雕和竹雕则是将木材和竹子雕刻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展现了侗族人民的艺术创造力 。在玉屏，有许多手工艺人传承着这些古老的技艺，他们开设手工作坊，制作和销售手工艺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侗族的传统手工艺 。 （三）民族节日 1. 赶坳：赶坳是玉屏侗族的传统节日，也是青年男女社交、恋爱的重要场合 。每年农历的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等特定日子，侗族青年男女们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指定的山坳 。他们在坳上对歌、跳舞、游戏，展示自己的才艺和风采 。在对歌过程中，男女青年们通过歌声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若情投意合，便会互赠信物，定下终身 。赶坳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侗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它促进了侗族青年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维系着民族的情感纽带 。 2. 萨玛节：萨玛节是侗族祭祀祖先“萨玛”的盛大节日 。“萨玛”在侗语中意为祖母，是侗族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女神 。节日期间，侗族同胞们身着传统服饰，举行庄重的祭祀仪式 。他们献上祭品，祈求萨玛保佑村寨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祭祀结束后，人们会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队伍中有人抬着萨玛的神像，其他人则手持彩旗、花伞，载歌载舞 。萨玛节体现了侗族人民对祖先的敬仰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经济发展：蓬勃兴起的产业格局 （一）农业发展 黄桃果实饱满，色泽金黄，口感脆甜多汁，富含维生素c、纤维素等营养成分。通过建设标准化黄桃种植基地，采用科学的栽培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玉屏黄桃的产量和品质不断提升。每到黄桃成熟季，漫山遍野金黄一片，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体验，线上线下销售火爆，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生猪养殖方面，依托温氏、德康等龙头企业，推进生猪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打造集种猪繁育、生猪养殖、饲料加工、屠宰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建成多个现代化生猪养殖小区，引入先进的养殖设备和环保处理系统，实现了生猪养殖的高效化、绿色化发展，年出栏生猪达30万头以上，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同时，玉屏积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优美的田园风光，打造了一批乡村旅游示范点。在油茶林、黄桃果园周边配套建设观光步道、休闲凉亭、农家乐等设施，游客不仅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品尝地道的侗家美食，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例如，在茶花泉景区，游客可以漫步于万亩油茶林，欣赏洁白的油茶花，参与油茶果采摘、榨油等农事活动；在黄桃种植基地，亲子采摘游、黄桃美食节等活动精彩纷呈，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的良性互动。 （二）工业进步 玉屏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聚焦新型建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型建材产业依托当地丰富的石灰石、大理石等资源，重点发展装配式建筑、新型墙体材料等领域。玉屏经开区内的建材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生产的高性能混凝土、节能型墙体材料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周边省市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例如，部分企业采用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加工到成品产出的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玉屏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积极承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引进了一批从事智能终端、电子元器件生产的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这些企业生产的手机配件、智能穿戴设备等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和外贸渠道销往国内外市场。同时，园区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 装备制造业以汽车零部件、机械装备制造为重点发展方向。当地企业与国内知名汽车品牌建立合作关系，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底盘部件等产品，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为汽车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持。此外，玉屏还鼓励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升级，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先进技术，推动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在政策扶持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带动下，玉屏工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增加值持续增长，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三）服务业繁荣 1. 旅游业 玉屏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以侗乡风情园为核心景区，集中展示侗族的建筑、民俗、歌舞等文化元素。园内鼓楼高耸，风雨桥横跨碧水，侗族特色民居错落有致，游客可以参观侗族文化博物馆，了解侗族的历史发展和民俗风情；欣赏精彩的侗族大歌、芦笙舞表演；品尝油茶、腌鱼、酸汤等侗家美食，沉浸式感受侗族文化的魅力。 ?阳河景区以其秀丽的山水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河水蜿蜒曲折，两岸青山如黛，奇峰异石林立，乘船游览其中，仿佛置身于一幅山水画卷。景区内还设有观景台、游船码头等配套设施，游客可登高远眺，领略山水全景；也可乘坐游船，近距离观赏两岸的自然风光。此外，玉屏还推出了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茶花泉、马溪村等乡村旅游点串联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农事活动、采摘新鲜果蔬、入住特色民宿，感受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旅游品牌的持续打造，玉屏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年接待游客量突破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40亿元以上。 2. 现代服务业 在交通物流领域，玉屏凭借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积极打造黔东物流枢纽。依托沪昆高铁玉屏东站、玉屏火车站等交通节点，建设了大型综合物流园区。园区内仓储、运输、配送等功能齐全，配备现代化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货物的高效流转。吸引了多家知名物流企业入驻，开通了直达全国各地的物流专线，为当地农产品外销、工业产品运输提供了便捷的物流服务。同时，玉屏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建设冷链仓储设施，保障生鲜农产品的运输和储存质量，促进了特色农产品的跨区域销售。 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玉屏县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建成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物流配送等一站式服务。通过举办电商培训班、开展直播带货活动等方式，培养了一批本土电商人才。鼓励企业和农户开设网店，销售玉屏黄桃、茶油、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借助抖音、淘宝等电商平台，玉屏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不断拓宽，线上销售额逐年增长。此外，金融、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也在转型升级，各类商业综合体、特色商业街不断涌现，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消费选择，推动了服务业的繁荣发展。 五、社会事业：幸福民生的坚实保障 （一）教育事业 玉屏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构建了覆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方面，通过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目前，全县公办幼儿园覆盖率达55%，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超过95%。各幼儿园注重特色办园，融入侗族文化元素，开展民族歌舞、传统手工艺等特色课程，让幼儿从小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义务教育阶段，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累计投入资金数亿元，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为所有学校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建设智慧教室、实验室、图书室等功能教室，实现了“班班通”多媒体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特岗教师招聘、教师交流轮岗、专业培训等方式，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全县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96%以上，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城乡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在职业教育领域，玉屏中等职业学校围绕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开设了电子信息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等专业。学校与县内企业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推行“订单式”培养模式，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企业就业，就业率达98%以上。同时，学校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面向社会人员开展电商、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了大量实用型人才。 （二）医疗卫生 玉屏构建了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县级层面，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引进了核磁共振、ct等先进医疗设备，开展了心脏介入、微创手术等新技术项目；县中医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了多个省级重点专科，在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等领域成效显着。 乡镇卫生院实现标准化建设全覆盖，配备了dr、彩超等基本医疗设备，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通过实施乡村医生定向培养计划，充实乡村医生队伍，并定期组织乡村医生参加业务培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村级卫生室实现“一村一室”，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 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推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简化报销流程，方便群众就医。同时，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文化事业 玉屏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均达到国家三级馆标准，为群众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县文化馆每年开展各类文艺培训、展览、演出等活动200余场次，培养文艺骨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图书馆藏书量达15万余册，开通了数字图书馆服务，方便群众随时随地阅读；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反映玉屏历史文化的文物，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展示玉屏的发展历程和民族文化特色。 基层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实现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每个村都建有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和健身设施，成为村民休闲娱乐、学习交流的好去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非遗展演”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年均演出300余场次。同时，玉屏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立了非遗传承基地，培养了一批非遗传承人，侗族大歌、玉屏箫笛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铁、公、空”立体交通网络。沪昆高铁、铜玉城际铁路穿境而过，玉屏东站每天有多趟高铁列车往返，实现了与贵阳、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快速通达；沪昆高速、铜大高速纵横交错，县乡道路全部实现油路或水泥路硬化，通村公路覆盖率达100%，农村公路“组组通”工程全面完成，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同时，玉屏通用机场正在规划建设中，未来将进一步提升交通枢纽地位。 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实施了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工程。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以上，保障了群众的饮水安全；通过河道整治和堤防建设，提高了防洪抗灾能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建成了110千伏、35千伏变电站，完成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实现城乡供电一体化，满足了居民生活和产业发展用电需求。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网络覆盖所有行政村，5g网络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全面铺开，光纤宽带入户率达90%以上，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生态保护：绿水青山的守护之路 玉屏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阳河流域，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各级河长定期开展巡河工作，加强河道管护。实施?阳河生态修复工程，开展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生态补水等工作，改善河道水质和生态环境。通过整治，?阳河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河道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鱼类资源逐渐丰富，白鹭等水鸟重返河道栖息。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持续推进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工程。“十三五”以来，全县累计完成营造林1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50%提升至55.9%。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重点保护银杏、珙桐等珍稀植物和穿山甲、锦鸡等野生动物。同时，严厉打击非法采伐、盗猎等违法行为，守护好玉屏的绿色生态屏障。 在工业发展中，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杜绝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入驻。引导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加强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治理。玉屏经开区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和集中供热系统，实现园区企业污染物集中处理和能源高效利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资源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玉屏的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第1章 前言 翻开历史的长卷，黔东大地的红色记忆如同一簇永不熄灭的星火，穿透岁月的云雾，照亮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在这片山峦起伏、溪流奔涌的土地上，以印江为核心，涵盖铜仁市德江、沿河、石阡、松桃、江口等县，及重庆酉阳、秀山等地的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曾在1934年书写下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一书的付梓，不仅是对这段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与致敬。 九十余年前，当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霾笼罩黔东，当贫苦百姓在苛捐杂税与战火硝烟中艰难求生，红三军的到来如破晓的曙光，为印江、德江、沿河、石阡、松桃、江口等黔东诸县及毗邻的酉阳、秀山地区带来希望。红军战士以坚定的信仰为火炬，在印江西北部村落、德江乌江河畔、沿河山谷间点燃土地革命的燎原之火——从印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到红二、六军团在木黄的伟大会师，从黔东独立师在梵净山的浴血游击到沿河、酉阳群众踊跃筹粮支前，每一个历史瞬间都凝聚着黔东各族革命者的赤诚与热血。这些故事不仅是印江人民抗争精神的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在黔川边区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注脚。 黔东的革命历史，是多元文化土壤中绽放的精神之花。在印江、松桃、石阡等多民族聚居区，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同胞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交融共生，形成包容开放的文化底色；酉阳、秀山的巴蜀文化与黔东民俗在此碰撞，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气质。当革命号角响起，印江的土家族油茶、松桃的苗族刺绣、酉阳的山民歌谣，都化作反抗压迫的力量——各族群众用双手缝制军装草鞋、以方言传唱革命标语、靠肩挑背驮运送物资，在印江、德江、沿河等地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民鱼水情。这种跨越省域、融合多民族智慧的精神共鸣，让黔东革命斗争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与持久的生命力。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但革命精神永不褪色。今天，我们编纂此书，不仅为还原印江、德江、沿河、石阡、松桃、江口及酉阳、秀山等地的革命史实，更希望通过鲜活的故事，让年轻一代触摸信仰的温度：在印江木黄会师的旧址、德江神兵起义的故地、沿河苏维埃政府的遗址中，感悟“为人民奋斗”的初心力量。黔东苏维埃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昭示着：唯有始终与印江、沿河等黔东诸县及酉阳、秀山的人民同心同德，才能汇聚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这种精神传承，早已融入脱贫攻坚的山乡巨变，注入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更将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焕发时代光芒。 愿这本承载着黔东（印江、德江、沿河、石阡、松桃、江口）与川东南（酉阳、秀山）革命记忆的着作，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我们以史为鉴，从印江神兵的抗争、木黄会师的壮阔、梵净山游击的坚韧中汲取智慧，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续写属于黔东与川东南大地的壮丽新篇。 第2章 红三军撤出洪湖根据地 在风云激荡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三军的命运跌宕起伏，其经历的每一段征程都充满了艰辛与传奇。这一切，要从那支充满壮志豪情的红二军团说起。 1927年，南昌起义的枪声如划破夜空的惊雷，震动了华夏大地。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派贺龙、周逸群同志奔赴湘鄂西地区。他们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要在这片土地上燃起革命的烽火。到达湘鄂西后，他们迅速组织起湘鄂边前敌委员会，深入群众，发动并领导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武装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中国工农革命第四军也宣告成立，成为了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时光来到1930年2月，鄂西地区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革命武装顺势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这两支英勇的部队，如同两颗闪耀的星星，在历史的天空中逐渐靠拢。同年7月4日，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陡湖堤胜利会师。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两支队伍合为一体，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担任军团总指挥，他那坚定的眼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让战士们充满了信心；周逸群出任政委，他以坚定的信仰和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为部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孙德清担任参谋长，他凭借着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敏锐的战略眼光，为作战出谋划策；柳直担任政治部主任，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提升部队的凝聚力。红二军团下辖二、六两军（四军改为二军），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六军军长是黔东思南县人旷继勋，政委为段德昌。此时，整个军团拥有一万余人，士气高昂，军威赫赫。两军会师后，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洪湖、湘鄂边、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相互连接，组成了广袤的湘鄂西根据地。同时，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也宣告成立，标志着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根据地的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30年下半年，“立三路线”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革命的天空。其执行者取代了周逸群同志对二军团的领导，在“左”倾冒险主义“夺取长沙，攻占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错误战略的支配下，红二军团脱离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踏上了攻打设防坚固的湖南省城长沙的艰难征程。长沙城高墙厚，敌人防守严密，红二军团在这场战斗中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在湘鄂边的杨林市作战中，红二军团不幸失利，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在鄂西一带辗转作战长达半年之久，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931年2月，历经磨难的红二军团终于到达湖北长阳县枝柘坪进行休整。在这艰难的时刻，部队进行了缩编，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简称红三军）。下辖三个师，原红二军编为第七师，红六军编为第八师（后来又将洪湖地区的革命武装编为第九师）。贺龙担任红三军军长，邓中夏出任政委，汤慕禹担任参谋长。从这一刻起，红三军的番号正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它承载着革命的希望，也肩负着沉重的使命。此后，红三军的番号一直沿用到1934年10月，直到与红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才恢复为红二军团的番号。 在红三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下，到1932年初，湘鄂西苏区迎来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时期。苏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发展到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区域，主力红军连同地方武装扩展到三万人以上。根据地内，百姓安居乐业，积极支持红军的斗争，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这种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敌人对洪湖根据地发动了多达四次的残酷“围剿”。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仅仅进攻洪湖根据地的兵力就达到了十万之多。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红军将士们毫不畏惧，奋起抵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众我寡，红三军被迫撤到湘鄂边，洪湖根据地最终沦陷，百姓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夏秋，蒋介石再次集结百万之师，在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派遣大量兵力向湘鄂边疯狂围攻。红三军将士们虽拼死血战，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但终究难以抵挡敌人的凶猛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再次陷落。红三军再次失去了依托，部队人数锐减到3000人，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被迫在湘鄂川黔边界展开游击斗争。 这一系列的挫折，究其主要原因，是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影响。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同年2月，党中央派夏曦同志到湘鄂西工作，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统一领导湘鄂西的党、政、军事务。夏曦在“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彻底失败、敌军大举围攻洪湖中心区域之际，又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使得红军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处处被动挨打。最后，洪湖根据地就这样葬送在这种保守的战略手里。夏曦同志命令红三军仓促突围，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转战，行程七千余里，于1933年初艰难地到达湘鄂边。此时，红三军已从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余人，部队元气大伤。 更为严重的是，夏曦同志为了进一步推行其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他取消了红三军各师师部，把全军编成五个团，由军委分会（主席夏曦）直接指挥，这实际上取消了红三军军部，也排斥了军长贺龙同志对部队的领导。贺龙同志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的领导对于红三军至关重要，而夏曦的这一做法，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指挥和战斗力。此外，夏曦同志所推行的王明路线对湘鄂西苏区造成的最大破坏，是在1932年春夏、1932年底、1933年春、1933年春夏，连续进行了四次肃反扩大化。在肃反过程中，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干部被错杀，这些干部都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牺牲，严重地削弱了红军自己的力量，使得红三军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更加艰难。最终，这一系列错误导致了湘鄂西根据地的全部丧失，红军不得不辗转作战，寻找新的根据地，以保存革命的火种。 红三军进入黔东的印江 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界的活动，引起了各地官吏豪绅的极大恐慌。他们如同惊弓之鸟，纷纷向上呼吁，请求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四川、贵州、湖南等省军阀刘湘、王家烈、何健、徐源泉等，也迭电国民党中央告急。蒋介石得知情况后，于1934年1月由南昌行营电令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主持“会剿”。一时间，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缩小，险恶的斗争形势日益压缩了红三军的活动范围。在这危急时刻，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红三军不得不离开湘鄂川黔边，再度进行军事转移，进入川黔边境活动。 连年的南北转战，让红三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部队减员严重，武器装备匮乏，战士们疲惫不堪。但在这艰难的处境中，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才能为革命提供坚实的依托。1934年5月9日，红三军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战斗——智夺彭水。在这次战斗中，红三军的将士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一举歼灭敌人一营，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这一战，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让战士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当时，红三军准备就地建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根据地。然而，彭水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背山面水，易攻难守”，如果在此建立根据地，一旦敌人进攻，红三军很容易陷入绝境。1934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红三军决定乘胜西渡乌江，向黔东进军。1934年6月1日，红三军凭借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成功攻占黔东重镇沿河县城。占领沿河后，部队本应暂时休整，恢复体力。但沿河县城分距乌江两岸，背靠大山，形势与彭水相似，不利于扼守。而且，黔军李成章旅，付恒忠部，川军达凤岗旅，湘军周燮卿旅正向沿河进逼。在这紧急关头，红三军当机立断，决定抢在川湘之敌尚未形成包围圈之前甩开敌人。1934年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出敌不意向南直下，经酉阳的龙池、唐家溪，松桃的猫山、麻阳，印江的鸡母溪进抵刀坝。印江县伪县长张廷泽得知红军进入县境，吓得魂飞魄散，便弃城仓惶逃至思南。刀坝是印江、沿河、松桃、酉阳、秀山五县交界的小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北进可到酉阳的南腰界，西经凉风岭可到沿河的小井，东经来安营可达松桃的火烧桥，南下经木黄即可进入印江梵净山。红三军来到刀坝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应群众的要求，红军处决了刀坝伪区长李天治，为民除害，大快人心。还派兵到来安营捉拿伪区长陈文澜，虽未成功，但也让当地的反动势力闻风丧胆。红三军的到来，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犹如春风化雨，让“神兵”斗争重新焕发生机，摆脱了受官吏、豪绅利用和封建迷信支配的地位，得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红三军进入印江时，部队规模已大幅缩减，只有两个师（七师、九师），三个团，共三千多人。当时的组织序列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夏曦；红三军军长是贺龙，他始终坚定地带领着部队，在艰难中寻找出路；政委是关向应，他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为部队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谋长是汤福林；第七师师长是卢冬生，政委是朱绍田；第九师师长是钟炳然，政委是廖汉生。他们肩负着革命的重任，在印江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征程，为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第3章 红三军由川入黔 黔东北的神兵运动 1933年，黔东发生罕见大旱，印江沙子坡集市上米价卖到一块光洋一升(合9斤)，真是“米珠薪桂”。六井山中，不少农户飘粒无收，而县、区催粮逼款的差役仍然三天两头登门上户敲诈勒索，还要招待酒饭和大烟。当地农民怕他们如怕活阎王一般，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奔往他乡另找生路。这时从外面传来了闹“神兵”的消息，以反对政府、军队的苛捐杂税为目，提出“三灭”(灭兵、灭捐、灭税)的口号，共同过太平日子。印江最先建立神坛的是中六井溪的天池坪，创始者是印江天池坪李天保。神坛既立， 男女老少，纷纷加入。 继天池坪神坛之后，六井溪的村寨纷纷邀请他们前去传道，设坛。于是，先后设立了神坛。这些地方成了“神兵:的天下。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成了印江各神坛的始主，具有相当的威望。此外，宁家坪佛主宁国学，由于生性耿直， 办事能力强，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李、宁二人均为印江神坛中较有影响的领导人物。 到了1934年初，印江神坛进入“全盛时期”，拥有“神兵”约四、五千人，特别在西区、北区，神兵的影响举足轻重。 各地神坛，都带着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其组织形式大体相同，公推出一个“佛主”之后，下面即遍设“神将”。 冠以“文武观音”，“吕洞宾\"，“何仙姑”、“穆英”、“杨氏七郎”、“七姐妹”、“搜山虎”等称号。 练功练符的男女神兵，不准同房。要求斋戒沐浴，虔诚礼拜。 男女“神兵”都制备了打仗用的家什。男的佩符、耍刀、舞叉，若遇出阵就喝神水。女的佩符，挂镜、执剪刀， 茅草。据说剪断茅草就是剪掉仇人的头颅。佛主是神坛内的最高权威，一切事宜概由佛主作主，说一不二。 神坛不分男女老少，统统接收。入坛者，有农民，有手工业者，有小商小贩，有下台的官吏，有地方豪绅，有失意的旧军官.....。其组织成分复杂。 然而，“神兵”的主体是广大穷苦农民，国民党的苛政逼迫他们揭竿而起，在“灭兵、灭捐、灭税”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以神坛为组织形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为了严肃纪律，神坛还制定了“四禁”:禁烟、禁酒、禁色、 禁盗。入坛者须在佛坛前下跪起誓:“不贪色，不贪利，如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印江宁家坪神坛，包括宁家坪、蒋家寨、卢塘头等几个寨子，入坛者约三、四百人，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加入神坛的农民，白天从农，晚上练武，一遇政情，呜锣集合，聚众出击。地方大事，概由神坛作主，生杀定夺，悉听佛主。于是，各地神坛，酷似地方权力机关，俨若“政府”。而国民党的地方官吏一-乡长、镇长、保董、阊长、邻长，则权威尽失，自行解体。 各地神兵的蜂起，令反动当局惊恐万状，斥之为“神匪”。 地方官吏，仓惶呈报云:“神匪发生，打倒乡阔、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国民党当局，始则派出区、乡民团弹压，继则调遣各县驻军进击，后则动用正规军队“围剿。面对地方团练和军队的洋枪洋炮，“神兵”不畏强暴， 凭借着大刀、梭标、火枪等原始武器，奋不顾身，越战越勇，多次击败放人，攻城宰吏，开仓济贫，威名大振。 印江神兵”与地方民团、军阀部队前后作战十余次。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活动居1933年底在何家青宅坝与黔军廖怀忠部打仗，整个六井溪流域的“神兵”以及沙子坡的“神兵”都出动了。“神兵”打仗十分英勇，蒋家寨的蒋人。正酣战间，却被桑树林的官军伏兵冲散了“神兵”后队，前锋又不断有人中弹，队伍被迫退出山沟，理茯在城墙脚下的官军主力，便全线扑向“神兵”大队。沿途哉死的“神兵”不下百人。在西门坝留下的尸首，以妇女居多，她们都一手执剪刀，一手执茅草，次第倒在血泊之中。“神兵”败时，官军穷追不舍，直上大石墩，径取六井溪。官军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天池坪等地的民房袜烧毁不少。 至此，“神兵”第二次攻城又告失败。 六井溪“神兵”再次受挫后，无处容身，只得逃到德、 沿交界的地方暗中设坛，又聚集了几百人潜心练功，伺机复仇。这时，周继尧旅已调离印江，由原驻沿河的察刚部接防。黎部也有不足百人的一队“神兵”，黎刚一到印江，就听说六井“神兵”不久将破城复仇的风声，即把他的“神兵”队调到中坝驻扎，并派出一连人巡回侦察，还把板溪任永俊的团防调来协助。三月初十，六井神兵果然又出动攻打印江县城。十一日正午，六井“神兵”与黎刚的“神兵” 相遇，两下冲杀，未分胜负。黎刚即派出精锐部队和任永俊的团队从两侧包抄，六井“神兵”不支败走，浩途死者甚多。黎刚部旋即开到六井山寨去搜捕\"神兵”，血洗山寨，惨不忍睹。 1934年正月上旬，沿河谯家铺伪区长张云佩率民团准备一举踏平白石溪、照东岩等神坛。印江六井溪“神兵” 闻报后，一千多人驰援，结果“神兵”获胜，张云佩被两个十几岁的神兵“搜山虎”突裴砍死，其尸体被砍为几大块祭旗。 印江“神兵”的浴血斗争，集中地体现了广大农民反抗暴政的大无畏精神。印江县沙子坡麻竹园神坛开设较晚，1933年腊月13才立坛，腊月23便参加攻打县城。来年正月，又参加第二次扑城，在战斗中，无数“神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4年春夏之交，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剿， 印江的“神兵”斗争趋于失败，“神兵”首领和骨干纷纷躲进深山老林，各地神坛渐行瓦解。国民党军队对“神兵”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广大“神兵” 群众被骂为“神匪，遭到了残酷迫害。1934年公历2 月初4日，黔军胡团长和刀坝民团陈品山等匪徒穹到池坝， 把耕牛、财物抢劫一空，还烧了一百多栋房子，整个村庄顿成瓦砾。何家庄、瓦场坝两个村寨也被烧房三十多栋，瓦场坝仅余民房三间。“神兵”死难者前后共达二百余人。轰轰烈烈的神兵斗争，就这样悲壮的失败了。 归根结底，“神兵\"的性质就是农民起义。它体现了广大农民与反动政府势不两立的反抗精神。它虽然薇着宗教迷信的色彩，采取了教、政、军合一的神坛原始形式，但其起义性质不变，在很大程度上动员，唤起、组织了“神兵”的斗争，既为红三军在黔东“扩红”提供了兵源，又在客观上为黔东特区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当“神兵”运动进入低潮时，突然传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进入黔东，并攻占了沿河县城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群情振奋。“神兵”众首领公推冉少波为代表寻找红三军求援。他走小井，出阳，奔南腰界，投到了红三军，要求红三军给“神兵”报仇。 红三军收编“神兵” 1934年6月15日(古历五月初四)，约摸吃早饭时光，红三军由刀坝经合水坡、岩桑坪、石板沟、胡家坝、 池坝等地来到了沙子坡。红三军在沙子坡先后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部分神坛首领会议和万寿宫群众大会。 红三军一到印江沙子坡后，立即向六井溪一带的神坛佛主发出信函，并派专人送达，逖请他们来沙子坡晤谈。印江神坛元老，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就曾受到红军的邀请，宁家坪神坛佛主宁国学在古历五月初四天下午便有人来通知他去沙子坡。六月十六日(古历五月初五)，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了主要由印江各神坛佛主参加的神坛首领会议。这次会议，使红三军与黔东“神兵”斗争发生了直接联系。并在印江沙子坡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告神坛书”赞扬了“神兵”的英勇斗争精神。公开宣告:“我们与你们站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接着，“告神坛书”剖析了“神兵”的利弊得失，并指出“神兵”斗争失败的原因:第一，“神兵”只是以反抗派款子为目的，没有推翻国民党的计划:第二，“神兵”只是组织神坛，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第三，“神兵”没有代表工农劳苦贫民一致的政治纲领，常常混入投机取巧的豪绅与反动政府妥协，使“神兵”的事业中途停止和失败；第四，各地“神兵”没有联合。“告神坛书”给“神兵”指出了今后的出路:建立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组织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最后，“告神坛书”满腔热情地呼吁: “我们希望各地神坛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商一切， 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 神坛首领会议结束后，各首领立即赶回去通知所属神兵于次日到沙子坡参加大会。6月17日(农历五月初六)红三军在沙子坡万寿宫召开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与会者大多数都是“神兵”。宁国学还效法古人箪食壶浆以迎仁义之师之举，特意送了一只羊子慰劳红三军。万寿宫墙上贴着很多标语:“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打倒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穷人不还富人钱”，“红军不拉夫，军才拉夫”，红三军是“打富济贫”的人民军队，号召广大群众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神兵”代表冉少波也在会上讲了话。开会当天，沙子坡满街都是枪枝，人们都围拢去看稀奇。特别是其中的“神兵”群众，他们用原始的武器基——刀叉和黔军的洋枪洋炮对抗，曾经吃了大亏，因而有的人便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红军战士不但不加阻止，反而把机匣拆开给大家着，有的甚至还把着他们的手传授射击技术。这就像通了电流一-样，把红军战士和劳苦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了。很多群众感慨地说:国民党的军队哪个敢去看呀，红军队伍硬是不同，不少人要求参红三军。红三军针对“神兵”群众的思想水平和觉悟程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等通俗，明了的鼓动性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与“神兵”的“三灭”口号相对接近， 易于被广大“神兵”群众接受和拥护。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采取收编的形式，把“神兵”编为黔东纵队，冉少波任纵队师长(又称司令)，直属红三军军部领导。 印江“神兵”，在收编过程中，大致分别归入了下述几个系统:大部编入黔东纵队，并组成了印江独立团。此外， 还有部分“神兵”分别参加了德江独立团，沿河独立团和川黔边独立团。 黔东纵队共一千多人，下辖三个支队，一个特务队，纵队设有管理科等机构。第二支队以印江“神兵”为主编成`印江独立团。对于其余各地“神兵”中有影响的首脑人物，大都适当加以任用。特别是对黔东纵队，更是实行教育、改造、循序渐进的原则。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不少“神兵”染上了吸鸦片的劣习。红三军不是简单地下令禁止，而是采用逐日减量、限期禁戒的办法加以杜绝。鉴于“神兵”缺乏近代军事训练，作战时基本上没有要他们打硬仗，恶仗，对于“神兵”的违纪行为和不良习惯，红三军决不无原则迁就，而是耐心教育，启发觉悟，严肃纪律。黔东纵队战士，人人都会唱《红军纪律歌》。同时，红三军还严厉地惩办了一些严重违反纪律者，其中包括第二支队长张中贵、大队长吴国成等人(张、吴二人都是由保董而佛主神将的投机分子)。通过教育、改造，黔东“神兵”这支原始落后的农民武装，终于走上了工农红军武装斗争的康庄大道。红三军得到了较大补充。入黔时，只有七、九两师所辖的三个团，共三千三百余人。黔东苏维埃特区创立以后，制定并通过了《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在“印德沿三县动员了三千多人参加红三军”。 1934年10月下旬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将黔东立师整编为一个正规团，正式列入红三军建制。据初步调查，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除留一部分人坚持地方斗争以外，印江县当年参加红三军并跟随贺龙转战湘西的有五百多人。但现在还幸存并担负各级党政领导的老红军战士，已经为数不多了。 第4章 创建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 德江枫香溪会议 1934 年 6 月 15 日，红三军历经艰难险阻，抵达沙子坡。彼时，革命形势严峻，何去何从成为摆在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面前的紧迫问题。贺龙和关向应同志围绕如何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怎样争取活跃于当地的“神兵”力量，以及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意见交换。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们提出在枫香溪（当时属沿河，现今划归德江）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分局书记夏曦经过审慎思考，同意了贺、关二人的意见。 6 月 19 日，夏曦、贺龙、关向应从沙子坡出发，前往枫香溪。他们肩负着革命的重大使命，主持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会议选址在枫香溪土豪王焕恩家，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宅，即将见证红三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 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始，与会者们神情严肃，对黔东地区的群众基础和敌人力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印江、沿河发动苏维埃运动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十分必要，这将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会议最终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其一，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使革命力量能够在此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其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红军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其三，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基层，发动广大群众，让革命的火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当天晚上，红三军干部会议紧接着召开。关向应同志在会上详细传达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精神，激昂的话语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瞬间振奋了在场干部的精神。他们纷纷表示，将坚决贯彻会议精神，为实现革命目标而不懈奋斗。会后，红三军迅速行动起来，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很快得以恢复。同时，成立了车党委会，向各师、团派出了党代表，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积极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到这一年的 9 月为止，全军党、团员人数达到了 463 人，为红军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革命力量。 为了开辟黔东特区，加强地方工作，红军从各级干部中精心抽调了 100 多人，组织了一个兼具工作队和战斗队性质的干部大队（即军委分会的宣传队）。在枫香溪，干部大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训。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群众工作方法和军事技能，为即将开展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集训结束后，干部大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奔赴黔东各地。他们深入农村、山区，与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与此同时，红军又从各师、团警卫部队中抽调了部分人员和枪支，组成若干个小分队，分赴黔东各县。这些小分队成为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黔东特区的创立过程中，红三军于 6 月中下旬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告。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之条例》，旨在剥夺地主豪绅的不义之财，将其分配给贫苦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告了红军的宗旨和目标，展示了红军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决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为农民协会的组织和活动提供了指导，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对革命政权的建设和运行进行了规范。这些文告、文件的发布，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黔东人民前行的道路，对安定民心、鼓舞士气，号召黔东人民起来革命，瓦解敌人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枫香溪会议以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热潮，在黔东地区轰轰烈烈地掀起。到 8 月上旬，特区范围内已建立了 17 个区政权，67 个乡政权。同时，还建立了特区的地方武装——黔东独立师。枫香溪会议，无疑是红三军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红三军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从此，在红三军的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立黔东特区 黔东特区（又称“黔东苏区”），是红三军在被迫离开湘鄂西苏区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立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它涵盖了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以及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六县的部分地域，纵横二百华里，人口十万以上。其中，印江、沿河两县是黔东特区的主要区域，其次是松桃、酉阳、秀山。尽管黔东特区仅存在了 5 个多月，但它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如同璀璨的星辰，在梵净山地区开花结果，革命精神更是发扬光大，世代相传，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时，创立黔东特区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 首先，黔东人民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高昂的斗争情绪。黔东山区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长期以来，兵匪横行，官府横征暴敛，豪富强取豪夺。在重重残酷压榨下，广大人民生活极其贫苦，挣扎在温饱线上。多数人渴望通过革命改变这种悲惨的生活状况，过上幸福的日子。早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黔东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以“灯花教”的宗教形式为掩护，高举义旗，发动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武装斗争，即号军起义。号军起义首先在思南爆发，随后迅速波及各县。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印江人王茂兰及安太然等人，在印江袁家湾举起义旗，以台市为号。此后，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般蜂起，或以白巾为号，或以黄巾为号，聚众十数万，统称为“号军”。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波及半个贵州，声势浩大，采取飘忽作战的策略，多次击败官军。“号军”坚持斗争长达 13 年之久，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到了民国年间，黔东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时有发生。特别是 1932 年以后，黔东的务川、印江、德江、沿河等地兴起了“神兵”运动，其发展迅猛，人数众多。1934 年初，印江“神兵”两次夺城，吓得印江县城内的官吏豪绅胆战心惊。黔东“神兵”的英勇斗争，震惊了贵州军阀政府。伪政府调集正规军队，对“神兵”实施进剿。在优势敌人的残酷镇压下，“神兵”最终失败了。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失败，而是积极待机再起。为了寻求支援，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四川酉阳一带寻找红三军，请求红军增援，为他们报仇雪恨。由此可见，黔东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为扩大红军队伍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黔东地区的政情较为薄弱。黔东地处贵州的边远山区，基本上属于桐梓系军阀王家烈的势力范围。但在军阀混战的复杂局势下，王家烈面临着诸多困境。他对内要对付本省的其他军阀，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地盘；对外要防范湖南湘西土着军阀陈渠珍的侵扰，同时还要警惕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等人的觊觎。由于兵力分散，王家烈尽管将主力部队进行了重点布防，仍深感兵力不足。在黔东地区，主要是反动的地方政府和为数不多的团防武装，以及一些来往不定的“杂牌”部队。相比之下，王家烈在黔东地区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军事力量空虚。红三军进入黔东以后，只进行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整个军事形势相对稳定。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有利于红三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 最后，黔东地理位置重要，具有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它地处湘鄂川黔四省要冲，山岳连绵，草深林密，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地形险要。西靠天险乌江，东有印江梵净山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这种地理环境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便于红军回旋和固守。此外，大革命前，贺龙同志曾在黔东活动，在当地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还拥有一些熟悉的社会关系。这些都为红三军在黔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有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 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 1934 年 7 月 21 至 22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隆重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意义非凡，标志着黔东人民的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建立。 正当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时，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历经千辛万苦，带来了党中央 5 月 6 日发出的指示信和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中央在指示信中指出：“因交通断绝，在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法了解你们的情况，不能和你们交换意见和给你们指示。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损失。自从你们的代表来此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来研究与检查你们的工作。但是你们没有给我们充分的材料，使我们不能详细和具体了解你们的情况。xx同志只给我们一个一般的口头报告，而且有许多重要的问题，他也完全不明白。虽然如此，我们认为有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的必要……”信中对湘鄂西分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明确要求必须停止这一错误行为。 8 月初，湘鄂西分局在黔东召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指示和决议。分局成员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一致表示完全接受党中央的批评。并于 8 月 4 日通过了《湘鄂酉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湘鄂西分局对 1933 年 1 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回顾与检讨，尤其是在“清党”和“肃反”问题上进行了深刻反思。决议中指出：“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与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造成了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根本错误”。决议接着说：“以肃反来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取消了党内的教育，将党内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且可以争取与挽救过来的同志，也只用简单的上层的军事行政手段，将他们肃掉，造成党内恐怖与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现象”。至此，进行了将近三年的错误肃反才得以停止，原拟将要进行的“第五次”肃反也被取消。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逐步得到消除，为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为了有效地发展和巩固黔东特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粉碎贵州军阀的围剿，中央分局在决议中提出了几项重要的战斗任务：一是“红三军恢复成为二军团，组织一万工农参加红军来扩大我们的力量”，“加强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训练”，以提升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二是“解决政治军事干部的大批培养问题”，为革命事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三是加强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四是“建立和加强保卫局”及“苏维埃的司法系统”，维护苏区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第二次黔东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时，还强调了开展白区工作，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斗争，组织城市工人运动，开展反帝运动等，扩大革命的影响力，团结更多的力量。 1934 年 9 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又在酉阳南腰界召开会议。这是继 8 月 4 日分局会议后，在黔东特区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形成了 9 月 15 日向党中央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报告着重对四次肃反的经过和湘鄂边苏区的丢失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检讨，对红三军和黔东苏区的现状及面临的任务作了及时的总结，制定了进一步发展苏区的计划。这次分局会议，对红三军的思想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红三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会议结束后，将冉少波率领的“神兵”部队——“黔东纵队”和其它几个独立团，正式改编为黔东独立师，进一步加强了特区的武装力量。 湘鄂西中央分局于 8、9 月份召开的两次会议，制定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黔东苏区的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力的具体措施。然而，由于 10 月下旬六军团的到来，以及两军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上述计划未能全部付诸实现。但这些努力为后来革命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确立建政纲领 中共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以后，为了推动黔东特区的政权建设，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6 月 23 日颁布了《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25 日颁布了《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方法》。红三军也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加上 6 月 18 日由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等，构成了在黔东各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建政纲领。 《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共 8 章 21 条，内容全面而细致。在第 1 章“总则”中明确规定：“我们务农为生的农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反对地主及豪绅官吏军阀国民党政权的压迫，要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是雇农（靠帮工维生的人）、苦力贫农（种田不够吃，还要帮人做工的人）、中农（不请长工不收租稞，年成好还有余粮剩米的农民）的一个大联合。不要地主富农参加”。这一规定明确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和组成人员，为其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第二章“斗争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农协的八条斗争纲领：“1、不完还地主租稞。2、不借还富人的债，取高利借贷。3,反抗一切苛捐杂税（门牌捐、月捐、鸦片捐、屠宰捐、枪捐等），取消收税机关。4、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财产衣物，分给贫苦农民。5、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6、释放被官府捕去的农民。7、逮捕和惩办一切官吏豪绅（区长保董）及税收人员。8、组织农民自卫队，武装自己，保护身家”。这些纲领反映了农民的迫切需求，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在第六章“农民协会的纪律”中，规定了五条严格的纪律：1不准反心，泄漏秘密，投降敌人。2下级服从上级。3打土豪，要平分，不准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钱。4不准仇杀工人农民。5不准奸淫放火。并且还作出了“信教自由”的规定，体现了农民协会的纪律性和包容性。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全文如下：红军的任务是在川、黔、湘、鄂一带创建苏维埃区域，实现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而斗争。兹将苏维埃要点郑重宣布于下： 1、推翻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中国民族独立。 2、打倒卖国祸国殃民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消灭剥削和压迫民众的保甲制度。 3、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府。 4，没收地主阶级大财主的土地为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5、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 6、增加工人之工资，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 7、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 8、分给士兵的土地和发给回家的川资。 9、解除敲磕民众剥削民众的团防武装。 《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对于各级政权的机构设置、任务、纪律等，作了详细的规定。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共十二条：1分田。2分粮。3取消捐税。4抗债。5肃反、逮捕和惩办土豪劣绅官吏及破坏工农革命之反革命分子。6增加工资。7释放犯人。8武装自己。9优待红军及其家属。10联络士兵。联络国民党士兵，举行士兵暴动，参加苏维埃革命。?组织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准备召集工农兵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工农民众之民主政权。 革命委员会组织法的“总则”规定：“在某一地方，工农群众斗争已经发展到武装的阶段，即可建立革命委员会为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政权机关，不容许国民党官吏、区长、乡长、豪绅混入”；“革命委员会，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不容许地主富农参加”；“革命委员会，是民主的机关，各委员要由工农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公举。果委员不为自己的工人农民阶级谋利益，群众可以随时撤销他的职务”。组织法还规定了各级革委的任期：“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政权机关，负有筹备组织苏维埃之责。从其成立之日起，乡革委至多不得过一个月，区革委不得过两个月，县革委不得过三个月”。 在这些建政纲领的指导下，黔东特区各地积极行动起来，先后建立了雇农工会、农民协会、游击队和自卫队。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区、乡的临时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1934 年7 月21 日至22 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又于1934 年7 月印发了《乡苏维埃》的小册子，力图把黔东特区的政权建设不断引向巩固和深入——从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苏维埃政府。 《乡苏维埃》共七章。第一章的标题是：“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苏维埃即是代表会议的意思。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即是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对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一共作了五条规定：“1以消灭封建剥削，彻底地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2以彻底地改善工人生活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作标准。3规定经济政策，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4以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统一中国为目的。5以保障工农劳苦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绝对禁止剥削者的自由与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 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乡苏维埃》也作了明确的阐述：“苏维埃是领导革命行动的斗争机关和暴动机关”，“苏维埃是一个专政的权力机关，苏维埃是国家的政权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工农专政，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压迫地主阶级的机关。政权的内容，就包括法律、监狱、军队、警察及政府机关等等。红军就是苏维埃所指挥的军队。 显而易见，《乡苏维埃》所体现出来的建政原则，已经上升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高度，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华。可惜由于敌人的进剿，环境的险恶，以及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东进湘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等种种原因，黔东特区终于陷落，而苏维埃政权这种较高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没有得到完全实现。 实际上，黔东区的政权建设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措施，并没有完全按照《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和《乡苏维埃》的规定行事。《革命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革委会分乡、区、县、特区四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实际只分乡、区、特区三级，省略了县革委这个层次。按照革命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革委会负筹备组织苏维埃之责。可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黔东特区大部份没有建立乡革命委员会，而是直接建立乡苏维埃政府，省略了先建立乡革委然后筹备乡苏维埃政府这个步骤。1934 年9 月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明确：“在红军占领的区域，我们才去的时候，群众还跑兵，经过宣传以后，群众才回家，我们就去组织农民小组。组织以后就开群众大会成立乡苏维埃……大约快的七、八天，迟的两星期，我们就可以将驻地范围建立乡苏维埃……。”至于区级苏维埃政府，除了德江县张家湾区以外，其余十六个区都还尚未建立。成立特区苏维埃政府的计划也没有能够付诸实现。 红军干部指导建政 中共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以后，红三军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干部大队，分赴黔东各地，具体指导政权建设。鉴于当时的紧张环境，黔东特区的建政工作与过去湘鄂西苏区的建政工作有所不同。过去湘鄂西苏区的建政酝酿时间长一些，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各种群众团体建立也比较广泛，因而群众基础比较深厚。而黔东特区的建政，要求急，酝酿时间很短（多则半个月，少则几天），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加上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团体成立得不很普遍（有的地方虽有组织，并无很多实际活动），因此群众基础较差。在红军武装占领以后，建政的特点是，派遣红军干部深入各地，分工包片，用最快的速度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和建立武装（游击队、自卫队），双管齐下，并亲自参加政权班子，直接指导各项工作。 黔东特区最先建立的政权是沿河县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红三军于6 月19 日抵达枫香溪，在短暂的7 天筹备后，6 月26 日便召开了工农兵群众大会，成立了区革命委员会。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是由红军代表陈芝兰、袁风林，吴正卿协助成立的。鉴于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是黔东特区的第一个民主政权，具有典型示范的性质，因而贺龙同志也出席了该区的工农兵群众大会，亲自指导。会上，制定了《沿河县第五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这个“斗争纲领”公开宣告：“沿河县第5 区工农群众，因受不了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压迫，我们实行工农兵的苏维埃民主革命。因此于1934 年6 月26 日在枫香溪召开工农兵群众大会，组织区革命委员会，并决议斗争的行动纲领16条，以求得我们工人农民士兵初步的利益与解放。”同时，大会还通过了《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枫香溪区革委成立后，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各地建立政权的热情，紧接着，各地的区、乡政权也相继建立。据湘鄂西分局当年向中央的报告记载：“到1934 年的8 月上旬为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黔东特区范围内一共建立了17 个区革委、100 多个乡苏维埃政府。”黔东大地，第一次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在各级革命政权相继建立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于1934 年7 月21 日至22 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到会的有印江、沿河、德江三县选出的代表和红军代表135 人，其中雇农及手艺工人55 人，贫农25 人，中农8 人，士兵4 人，其他7 人，小商4 人，红军代表32 人。大会选举孙秀亮、秦育清等组成主席团。会上，首先由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同志致词。 夏曦致词全文如下： “同志们： 今天有沿河、德江、印江的工人农民游击队和红军的代表来举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在贵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是我们工人农民出头的日子！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们致以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今天我们来开会，就是要推翻旧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成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我们自己的政府就是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全世界上，苏维埃革命完全胜利的就是苏联，即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维埃革命成功，现在不过17 年。他们工人农民的生活，在全世界上算是头一等了；在苏联，已经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富农了；农民组织在集体农庄之内；工人每天只做七小时工作，他们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苏维埃革命，现在还不过七年。在开始的时候，不过几百人的农民游击队，到现在全国有了将近百万铁的红军，有了六分之一的中国的领土。在江西、福建、四川、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陕西、甘肃、贵州12 省内，都有了苏维埃领土。最大的苏区是中央苏区，有福建、江西、粤赣、闽浙赣四省。还有川陕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湘鄂西等苏区。在1931 年10 月1 日，就举行过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华苏维埃领土内，农民已经分得了土地，工人已经增加了工资，改良了待遇，苛捐杂税也取消了，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农生活，完全有天堂地狱之别。 苏维埃革命是什么人提倡的呢？不是菩萨神仙，也不是皇帝，是共产党所提倡的。共产党在俄国发生，有三、四十年，在中国成立也有15 年了；共产党是什么人的党呢？就是无产阶级的党。它是代表工农利益的党。就是一些做工的人所组织的。原来做工的人，受不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所以才组织共产党，来反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自从中国共产党1927 年9 月提出实行苏维埃革命以来，全中国的工农群众，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创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认为只有苏维埃才是工农民众唯一的解放的道路。 我们贵州的老百姓，比任何地方的人，还要穷还要苦。因为受着法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王家烈、犹国才、毛光翔的压迫剥削，已经水深火热了！我们老百姓天天都在那里想一个出头的日子，你们一定想出一个皇帝、一个真命天子来救你们。同志们！这就想错了！我们中国原先不是有一个宣统皇帝？现在他还是在做皇帝。但是他把我们中国东北四省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引导日本帝国主义来灭亡我们中华民族。所以现在的皇帝是靠不住了！并且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个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宣统皇帝！ 你们看见没有皇帝来救你们，七想八想就靠菩萨神仙来救你们。你们就当“神兵”、立神坛，有神兵神将，口称打不进杀不进。大家开起神坛来反抗苛捐杂税，本来这就是农民反抗地主豪绅统治的革命斗争的一种原始式。这一个革命斗争后来被反革命国民党军队将“神兵”打毁了！打也打得进，连房子也烧去了许多。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实际上就是豪绅地主对我们农民抗税斗争的进攻和摧残。在这个斗争中神坛内的人，就分成两部份了：一部份人他本身是地主豪绅，他就去投靠反革命，他就去招安，他与敌人妥协一致的压迫我们工农群众；另一部分人，则是工农群众和代表工农的领袖。他们一方面受着军阀的压迫，另外一面，又受着这一部分神坛内反叛出去的地主豪绅的出卖。所以，他们的出路，只有继续着这一反地主豪绅、反军阀的斗争，才有出路！ 现在参加我们红军的，主要是这一部分群众和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神兵”领袖。这是农民斗争由“神兵”的形式进入苏维埃运动的具体过程。在尖锐的阶级对立的形势下，工农群众是完全团聚在苏维埃革命的战线上了。 但是我们要问，“神兵”是为什么失败的呢？有的说：因为没有枪。这是一个经验，知道要使用新式武器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因。神兵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领导斗争的有一部分地主豪绅，幻想地主阶级的改良与地主豪绅妥协，出卖群众的利益，这是斗争真正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坚固的组织，没有近代的军事训练，还是失败的次要原因。 至于菩萨，原不过是人的幻想，哪里有菩萨呢？如果有菩萨，为什么还是打得进、杀得进呢？为什么连房子都保不住呢？并且反革命军队来了连菩萨也吓跑了！可见如果真正有菩萨，他是胆小如鼠的纸老虎哩！“神兵”还有一点应批评的，就是对于不信神的人的歧视，如果这个人没有参加神坛，就是他是穷人也要歧视。这就破坏了我们阶级团结，逼着一部份没有加入神坛的工农集团在区长，乡长、土豪劣绅势力之下去了，这也是“神兵”斗争失败原因之一。 你们神坛有很多菩萨附身，托人说话。但是从来也没有菩萨讲过，要分田给穷人，要增加工人工资。可见真有菩萨，也不一定是为穷人谋利益啊！俗话说：“有钱可以通神”，菩萨也可以被有钱的收买。可见菩萨也是靠不住的了！还是要靠自己救自己。 现在你们找着一条光明的大路了：就是组织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成立工人农民的红军。我们有了政府，有了红军，我们就有了权利打倒压迫我们的一切敌人。这就是自己救自己。 现在你们要立刻进行三件大事： 一、实行土地革命。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拿来彻底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二、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坚决同地主富农作斗争。并要同一切破坏苏维埃革命之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三，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一万人的游击队，三千人参加红军。这样我们有了革命的武力，可以压倒一切！我们大胆的照着苏维埃革命的道路上前去，紧紧的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我们一定可以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 我们高呼：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 夏曦致词完毕，红三军代表钟子廷也在大会上致词如下： “同志们： 我代表工农红军第三军全体指挥员战士，向大会致革命的敬礼！ 今天我们举行黔东特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最光荣的一天！这是苏维埃运动在贵州胜利的开始。我们工农红军，是苏维埃中国的保卫者，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我们要用我们最后一滴血，来保护你们的利益、保护你们已经分得的土地。希望你们多动员群众参加红三军，很快的完成党所提出的动员三千人参加红三军的任务！我们的口号就是到前线去消灭王家烈军阀，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我们高呼：中国工农红军万岁！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代表大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听了夏曦和钟子廷的致词，全体代表鼓掌欢呼，情绪高涨，万分振奋。随后讨论了土地、武装等重要问题。各位代表对于每一问题均积极发言，各抒己见，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案： 一、没收土地和公布分配土地条例。 二、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 三、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 四、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 五、关于肃反问题决议。 六、关于苗族自治问题决议 通过上述决议案之后，大会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了宁国学、冉云、夏安、刘本玉、孙秀亮、陈正国、邓吉星、夏曦、费龙、关向应、卢冬生、李佛如、朱少田、钟炳然等八十人为委员。以罗亨举、孙秀亮、符公高、秦育清、陈正国、张均望、胡昌进、黎光富、汤福林等32 人为常务委员。孙秀亮任主席，秦育清、陈正国任副主席；田兴才、王顺邦任土地部长，汤福林、张均望任军事部长，孙永臣任劳工部长，李之兰任经济部长，罗亨举、黎光富任政治保卫局长。现在尚有记载的20 余名委员中，印江县就有宁国学＜韩家乡宁家坪人＞、陈正国＜韩家乡四坳口人)、冉云＜即冉少波、何家乡冉家坡人＞，夏国安＜沙子坡麻竹园人＞等四人。“选举完毕，各委员宣布就职。当时会场空气异常热烈。掌声雷动，高呼口号而散”。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是黔东人民的临时民主政权。当时特区人民习惯上都把特区革命委员会称为“省政府”。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人员，以印江、沿河、德江三县推选出来的农民代表为主体。特别是主要领导成员，多数是本地农民。三名正副主席中，除秦育清副主席是红三军干部外，主席孙秀亮系沿河县白石溪农民，另一名副主席陈正国是印江县四坳口人。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机关设在沿河县白石溪的土地湾。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后来又曾先后迁到沿河县的铅厂坝、瓦场坝、山羊岭、皂角池及照东岩等地。 对黔东特区的估价 红三军自1932 年秋退出洪湖苏区时起，基本上都是过着流动的游击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四处转战。虽然多次企图建立新苏区，但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没有根据地，红三军没有可靠的后方，打了仗伤病员无处安置，人员减少又得不到适时补充，疲劳时得不到一个安定的休息场所，革命事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了黔东区，便结束了这种艰难的状态。红三军在黔东特区这个时期，补充了一千多名新战士，队伍得到了壮大，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休整。加上“肃反”的停止，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构的重建，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保证了黔东地区革命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正如贺龙同志后来回忆说：“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有了这块根据地，红三军才得以休整，补充了人员，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也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 黔东特区的建立，还为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示范和鼓舞。其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等一系列实践，让广大民众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使革命的火种在黔东大地深深扎根，激发了更多人投身革命的热情。 从经济建设方面来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努力改善苏区的经济状况。通过打土豪没收的财物，一部分用于充实红军的物资储备，一部分则分配给贫苦百姓，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同时，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使得苏区的粮食产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此外，还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采取措施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促进了物资的流通，活跃了苏区的经济。 在文化教育方面，黔东特区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红军干部和当地进步人士仍努力开展扫盲运动，创办夜校、识字班等，向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通过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教唱革命歌曲、表演红色戏剧等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着重要举措。黔东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特区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参与革命。在政权建设中，吸纳了不少少数民族代表，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地方事务的管理中来，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使各民族在革命的旗帜下紧密相连，共同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奋斗。 黔东特区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云贵高原上建立的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为后来红军在该地区的活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英勇奋斗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了中国革命精神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和敬仰。 印江县境内的建政情况 黔东特区时期，印江县的西区、北一区和北二区（即现在的峨岭区、板溪区和天堂区）的部分区域属于根据地范围。大致涵盖今天沙子坡、凉水、韩家、花园、庙坪、刀坝、兰克等七个乡的全部，毛寨、何家、杉树、天堂、坪底、溪等六个乡的部分地域，以及原属印江西区的袁家湾、上坝（现在的德江县袁长乡和上坝乡），都在特区的版图之内。 在红军干部的具体指导下，1934年七、八两个月内，印江县境内掀起了建政热潮，先后建立了四个区革委，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在筹备建立区、乡政权时，各地通常首先建立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和少年先锋队等群众团体，为政权建设筑牢根基。同时，为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黔东特区的政权建设打破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省界、县界限制，将相邻地域划在一起，以便统一领导。 1. 旧寨坝区革委 旧寨坝区革委，是印江县成立最早的区政权，由红三军干部张均望、冯启云、陈家其等人协助，于1934年7月中旬建立。旧寨坝本是沿河县一个不到30户人家的小寨，与印江县宁家坪仅隔着两丈多宽的六井溪河。为方便领导，黔东特区将旧寨坝等地划入印江管辖，并将旧寨坝区命名为“印江县第一区”。其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印江县凉水、韩家两个乡的大部分，以及沿河县旧寨坝、龙洞湾、照东岩等五、六个村寨。 -主要干部构成： -主席：陈尚质（印江县凉水乡卢塘头人），他出身贫苦，对当地百姓的艰难生活感同身受，凭借自身的热情和领导能力，积极投身革命政权的建设与管理。 副主席：杨光明（沿河县龙洞湾人），协助主席开展各项工作，为区革委的稳定运行贡献力量。 土地部长：王焕林（印江县韩家乡木棚人），负责土地分配等重要工作，致力于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改善生活。 肃反部长：杨伯昌（印江县韩家乡人），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维护革命秩序。 游击大队长：邓吉星（老红军）、蒋培二，带领游击队员保卫区革委的安全，与敌人展开斗争。 常驻红军代表：冯启云、陈家齐，他们凭借丰富的革命经验，为区革委的工作提供专业指导，是区革委工作的核心引领者。 下辖乡政权：旧寨区下辖七个乡苏维埃政府，各乡政权在区革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 凉水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任美忠（印江凉水溪人） 副主席：包汉臣（印江包家寨人） 游击中队长：任世友（原印江枫香堡人，现属沿河境） 瓦房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蒋正廷（印江县凉水公社蒋家坝人） 龙洞湾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张着成（沿河旧寨坝人） 副主席：王万清（沿河人） 游击中队长：杨通虎 自卫中队长：何春茂（沿河旧寨坝人） 照东岩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谯名方（沿河人） 副主席：黎开昌（沿河人） 文书：陈光权 四坳口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杨景光（印江韩家罗白寺人） 文书：吴六章（印江韩家红家屋基人） 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恩、吴天银、吴老章、田海成、何代昌 自卫大队长：王醒堂 常驻红军代表：冯启云 石坪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胡焕廷（印江韩家乡人） 副主席：李洪顺 游击中队长：梅永魁、李天皇 自卫中队长：王醒福 邱家寨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袁义书（印江韩家乡人） 副主席：张着成（恩南塘头人，当时在邱家寨烧砖瓦） 游击中队长：吴大科 自卫中队长：袁长禄 由于四坳口、邱家、石坪等三个乡政府距区政府所在地旧寨坝较远，为便于领导，后来在四坳口设立分区。由红军代表冯启云（群众称为冯到官）常驻四坳口，就近指导工作。同时，四坳口乡在机构设置上规模更大，一般乡只设自卫队中队部，而四坳口乡设立了自卫大队部。经现有可靠资料查实，邱家寨乡政府当时被命名为“印江县第一区第四乡苏维埃政府”，石坪乡政府被命名为“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 2. 官塘区革命委员会 因区革委机关设在沙子坡的官塘而得名，由红军干部彭治龙、徐正清及张均望等人协助，于1934年8月初成立。办公地点先后设在官塘李运敖、李仁陶、李华周家里。 主要干部构成： 主席：黄光裕、夏国安（先为黄光裕，后由夏国安继任） 副主席：王顺民 文书：李白陶、陈德银（李先陈后） 游击大队长：梁银星 常驻红军代表：徐正清 下辖乡政权： 官塘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何树珍、鲁金山（先为何树珍后为鲁金山） 副主席：任永方 文书：杨金龙 红花园乡苏维埃政府：设在何帮福家里。 主席：吴胜茂 文书：铁世恩 游击中队长：吴德高 乡代表：吴胜勤、王玉廷 池坝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孟和清 游击中队长：江云汉 自卫中队长：万太钱 罗南溪区革命委员会 因区政府设在罗南溪而得名，1934年8月上旬由红军干部易吉山、毕国元等协助成立。办公地址先设在毛坝，后迁到罗南溪。 主要干部构成： 主席：田中问 副主席：张着宣 文书：杨通纯 游击大队长：张羽朋 常驻红军代表：易吉山，负责全盘工作，政治、宣传、军事工作一肩挑，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推动区革委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下辖乡政权： 罗南溪乡苏维埃政府：设在大寨陈志泽家。 主席：陈正光 副主席：杨光郁 文书：杨通煜 乡代表：张宗福 游击中队长：杨光荣 下寨坝乡苏维埃政府：设在田中海家。 主席：刘兴忠 游击中队长：田庆福 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黄前兆 副主席：郑老进 游击中队长：郑少南 来安营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陈永举 乡代表：陈槐安 喻家岩区革命委员会 因区政府设在庙坪喻家岩而得名，由红军干部何启佐、邓参谋等人协助，于1934年7月底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康正凡家。 主要干部构成： 主席：何启佐、王之维（何调走后由王继任） 副主席：任恩普、卢奎现 游击大队长：杨银山（老红军） 常驻红军代表：何启佐、邓参谋 下辖乡政权： 刀坝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李维清 文书：饶景秀 乡代表：周宗仁 游击中队长：李天福 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黄廷章 文书：杨秀品 游击中队长：杨秀章、夏月成（杨秀章因贪污被撤职由夏继任） 坨寨乡苏维埃政府：设在赵佐金家。 主席：任文忠 文书：陈开国 乡代表：黄朝学 游击中队长：王世焕 副中队长：赵佐怀 桂溪口乡苏维埃政府：设在何德洪家。 主席：何德洪 副主席：任贞恒 文书：任永杰 游击中队长：任贞贤 除此以外，当时属于印江西区管辖的袁家湾、上坝也建立了袁家湾、上坝两个乡苏维埃政府，这两个乡苏维埃政府属德江县张家湾区革命委员会管辖。区革委主席冉隆贵，副主席冉茂清当时也属印江人。 黔东特区时期，印江县境内的政权建设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1. 民主选举产生领导成员：红军干部到达一个地方后，首先召开穷苦人会议，或邀集骨干开“诸葛亮”会，成立雇农工会或农民协会，发掘和培养积极分子，为建政储备干部。1934年8月上旬，红三军来到兰克寨后，动员穷人到下寨坝苦竹林开会，会议持续近一天，当场组织了农民协会，选举郑老进担任农会主席，后来郑老进还当选为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建立群众团体方面，旧寨坝区成绩突出，各乡普遍成立了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和少年先锋队，还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区、乡政权的负责人，均由群众选举产生。旧寨坝区为推选出席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专门在瓦房场召开各乡苏维埃代表参加的群众大会。红军干部张均望首先说明当选代表应具备的条件，然后经过公议，一致推选陈正国、王焕林、吴希堂、杨槐昌等人为代表。结果，陈正国在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区政府副主席。 2. 红军代表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区、乡政权酝酿和准备时间短，本地干部来不及培训，派驻到各区的红军代表成为关键人物。原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杨光明说：“当时我们又不懂些什么，完全是由红军干部冯启云，陈家其掌火”。罗南溪区的红军代表易吉山，负责全盘工作，政治、宣传、军事工作一肩挑。原喻家岩区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廷章说：“区府有个红军代表叫何启佐，我们不知道乡政府的工作怎么办，都听他指挥” 。红军代表凭借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为印江县境内的政权建设指明方向，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印江县境内的革命政权在红军代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积极践行各项革命政策，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面貌。在土地革命方面，各乡苏维埃政府严格执行土地分配政策，深入调查土地占有情况，将地主豪绅的土地没收，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举措不仅使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改善了生活条件，更激发了他们对革命的拥护和支持，许多农民主动加入红军或地方武装，为保卫革命果实而战。 在经济建设上，区、乡政权积极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发动群众开垦荒地，兴修小型水利设施，提高农业产量。同时，鼓励发展手工业，支持农民从事编织、木工等手工业生产，并协助建立小型合作社，促进物资交流和经济循环。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根据地物资短缺的问题，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实力。 在军事斗争方面，各乡的游击队和自卫队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承担起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骚扰敌人等任务。他们熟悉当地地形，与群众联系紧密，为红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与敌人的多次战斗中，印江县的地方武装不断成长壮大，逐渐成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此外，革命政权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利用庙宇、祠堂等场所开办学校，让贫苦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孩子们的革命意识和爱国情怀。一些地方还组织了识字班，帮助成年人学习文化，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革命觉悟。 印江县境内的建政实践，是黔东特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整个黔东地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基层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黔东特区的革命成果，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生命力。尽管后来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印江县境内的革命政权遭受了严重破坏，但它们所留下的革命精神和宝贵经验，成为了激励后人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在革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奋斗。 第5章 创建黔东特区苏维埃根据地 特区的武装力量 1934年，红三军踏上黔东大地，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自进入黔东起，红三军积极扩充革命力量，除收编部分神兵、吸纳穷苦农民加入红军外，还广泛开展地方武装建设工作，组织起游击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逐步构建起一套完善的三级武装力量体制，即正规红军——县独立团（游击队）——乡村自卫队。 其中，独立团作为地方武装的中坚力量，由若干支游击队组成，实行大队、中队、分队、班的序列编制。在保卫和巩固苏区的战斗中，正规红军无疑是核心主力，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独立团和自卫队则紧密配合，从侧翼和后方提供支持，共同为苏区的安全保驾护航。 1934年6月17日，印江沙子坡万寿宫前，人声鼎沸，一场群众大会正在热烈举行。贺军长站在台上，目光坚定，向广大农民发出号召，呼吁大家踊跃参加红军，同时表示，不愿离开家乡的农民也可就地加入游击队，为革命贡献力量。这一号召如同一把火炬，点燃了农民们心中的革命热情，许多人纷纷响应，投身到革命队伍中。 仅仅六天后，即6月23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这份章程犹如一盏明灯，为各地建立地方武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性纲领。其内容涵盖多个关键方面： 总则：明确工农自卫队是工人农民保护身家生命的自卫军事系统，是纯粹的工人和农民阶级武装，坚决不容许地主富农混入其中。工农自卫队遵循自愿原则组织，但在当地工农群众大会通过决议的情况下，十六岁至四十岁的男子需全员参加。而且，工农自卫队主要在本乡服务，以防御和消灭敌人进攻、保护革命区域为使命，不被抽调强迫参加红军，其服务、放哨、守卡、操练等活动均以不影响农时、不耽搁农事为原则，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 任务区分：工农自卫队承担着多项重要任务。一是配合红军进攻反革命军队，协同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二是防守要道要卡，把控关键地理位置，防止敌人渗透；三是仔细盘查行人，严密防范奸细混入苏区，确保革命阵营的安全；四是断绝敌人粮食及交通，从物资和交通上削弱敌人实力；五是建筑碉堡工事，加强苏区防御设施建设。 组织系统：组织系统严密有序，分为班——分队——中队——大队——区队——支队——纵队。具体编制如下，每乡设立一个中队部，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又分为三班。每班人数在5人至10人之间，由此每中队人数共50至100人。三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部，大队人数辖150人至300人，归区队部管辖。每区设置一个区队，辖三个以上的大队，总人数达500人至1000人；三个大队以上设立一个支队部，辖1500人至3000人，归县纵队部管辖；每县设立一个纵队部，管理三个以上支队，总人数可达5000至人。如此严谨的组织架构，确保了工农自卫队能够高效运作，发挥最大效能。 纪律：自卫队作为军事组织，纪律严明。规定如下，如有违犯，将由大家公议处置。包括必须服从命令，确保行动统一；不准勾结敌人，保持革命立场坚定；打火线时不准临阵退却，要有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打土豪所得要平分，严禁私自拿取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维护群众利益；不准仇杀工人农民，牢记革命宗旨；不准奸淫放火，保持良好的革命形象。 按照此章程规定，工农自卫队具有鲜明的群众性，队员不离开本地乡土，以不妨碍农时为原则开展自卫活动，其性质与我国现行的民兵制度极为相似，是一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革命武装力量。 1934年7月21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夏曦同志在会上发表讲话，激情澎湃地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一万人的游击队，三千人参加红军。这样我们就有了强大的革命武力，可以压倒一切敌人！”这一号召得到了全体代表的热烈响应。大会通过的《关于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作出规定： -印江、德江、沿河三县动员三千人参加红军，因为红三军是创造、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的坚强柱石，强大的红军力量是苏区稳定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县组织一万人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活跃在苏区范围以及敌人后方和侧面，广泛发动游击战争，游击战争能够有效扰乱敌人部署，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县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工农红色自卫队作为后方的守卫部队，肩负着巩固苏区的重大责任，他们守护着苏区的每一寸土地，保障着苏区人民的生活安宁。 由此可见，游击队属于较为精悍的地方武装力量，他们机动性强，随时能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并且以整个黔东特区为作战区域，在革命战争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为了实现集体领导，提升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和协同作战能力，红三军先后成立了印江、沿河、德江、川黔边和黔东等五个独立团。各地的游击队分别列入独立团的建制，由各独立团统一指挥，实现了地方武装力量的整合与优化，使各游击队能够在统一领导下，更加高效地开展战斗和各项革命活动。 印江独立团成立于1934年7月下旬，团长兼政委由张均望担任，他经验丰富、能力出众，在地方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受群众信任；副团长为宁国学，他同样为印江独立团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力量。 此外，红三军还收编了印江、德江、沿河三县的一千多名“神兵”，将他们组成黔东纵队，由冉少波任司令，直接归军部领导。这些“神兵”在加入革命队伍后，经过训练和战斗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力量，为黔东地区的革命事业增添了新的活力。 1934年9月底，湘鄂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军事整编，将黔东纵队和几个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任命贺炳炎为师长，冉少波为副师长。至此，黔东人民不仅拥有了自己的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还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地方武装——黔东独立师。这支队伍的诞生，标志着黔东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整合和壮大，为保卫黔东苏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军事保障。 印江各地的游击队和自卫队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每乡要组织30至50人以上参加游击队”。这一决议如春风吹遍印江大地，凡是建立了民主政权的区、乡，都积极响应号召，普遍组织起了人数不等的游击队。据现有调查材料证实，印江游击队的组织序列严谨有序，区为大队，乡为中队，一个或二、三个自然村寨为分队，分队下面辖班，大队上面则归属独立团统一领导。 目前已知的印江游击大队有：旧寨坝游击大队，活跃于上六井溪的白沙溪、照东岩、旧寨坝、生猫坝一带，大队长由老红军邓吉星担任，他作战经验丰富，在当地群众中威望颇高；六井溪游击大队，活动于中六井溪的卢塘头、蒋家寨、宁家坪、四坳口、石坪、邱家寨一带，大队长为蒋培二，他带领队员们在这片土地上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沙子坡游击大队，大队长由池坝人梁银星担任，下辖马家庄、池坝、大路槽、红花园等数支游击队，他们在沙子坡周边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喻家岩游击大队，由红军干部杨银山担任大队长，下辖刀坝、风谷岭、胡家坝等数支游击队，杨银山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带领队员们屡立战功；罗南溪游击大队，由红军代表易吉山等人协助成立，陡溪道坨人张羽朋担任大队长，下辖杨树湾、陡溪等数支游击队，在川黔边地区与敌人进行顽强战斗。 上述五个游击队中，六井溪、沙子坡、喻家岩三个大队由印江独立团节制，在印江独立团的统一指挥下，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罗南溪大队受川黔边独立团领导，在川黔边地区发挥着重要的游击作战作用；旧寨坝游击大队则归黔东独立团指挥，与黔东独立团的其他部队一起，共同保卫黔东苏区。 根据当时的规定，成立游击大队需经红三军军部或师部批准，且会颁发委任状，以确保游击大队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沙子坡游击大队长梁银星便是从设在沿土地湾的特区政府领回大队长委任状的，这一委任状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整个沙子坡游击大队的信任和期望。 在各乡及各个村寨，游击中队、分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马家庄、池坝、新寨、韩家、风谷岭、王家屋基、青寨、洪溪、香树坪、潘家玻、罗南溪、刀坝、来安营、陡溪、构树湾、兰克、下寨坝、堆柴堡、黄泥堡、侯家沟、桃子坪、鸡母溪、瓦屋、生基湾、冉家坡等地，都积极组织了游击队。 目前已知的游击中队、分队有：凉水乡游击中队长任世友，他带领队员们在凉水乡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保卫家乡；龙洞湾乡游击中队长杨春虎，在龙洞湾乡与敌人进行英勇周旋；石坪乡游击中队长梅永魁、李天皇，他们组织队员们为保卫石坪乡的安全而努力战斗；邱家寨乡游击中队长吴大科，带领队员们守护着邱家寨的和平；红花园乡游击中队长吴德高，在红花园乡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池坝乡游击中队长江云汉，为池坝乡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罗南溪乡游击中队长杨通茂、陈志祥，在罗南溪乡带领队员们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下寨坝乡游击中队长田庆福，保卫着下寨坝乡的安宁；兰克寨乡游击中队长郑少南，在兰克寨乡积极组织游击活动；刀坝乡游击中队长李天书，带领队员们在刀坝乡打击敌人；风谷岭乡游击中队长李秀章、夏月成，在风谷岭乡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胡家坝乡游击中队长胡天良，为保卫胡家坝乡的安全而奋斗；坨寨乡游击中队长王世焕，在坨寨乡组织游击活动；桂溪口乡游击中队长任贞贤，带领队员们为桂溪口乡的革命事业努力拼搏；瓦房游击分队长陈发荣，在瓦房地区积极开展游击工作；生基湾游击分队长佘龙勋，为生基湾的安全保驾护航；罗南溪游击分队长杨光荣，在罗南溪地区与敌人展开战斗；张家寨游击分队长张宗廷，保卫着张家寨的和平；猫岩游击分队长戴世福（后因违纪被红三军处决），他的违纪行为给革命队伍带来了不良影响；喻家岩游击分队长王新礼，在喻家岩地区积极参与游击活动；红木树游击分队长何定能，带领队员们为红木树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构树湾游击分队长谭绍成，在构树湾乡组织游击活动；冉家坡游击分队长冉少前，在冉家坡地区与敌人进行斗争；侯家沟游击分队长侯守林，保卫着侯家沟的安全；大路槽游击分队长杨裕昌，在大路槽地区积极开展游击工作；黄土坝游击队长冉汉贞，在黄土坝乡组织游击活动。 在这些游击队中，绝大多数是红三军的地方工作队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地方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组织起一支支英勇的游击队。但也有少数游击队是当地穷苦农民主动要求建立的，他们渴望摆脱压迫，追求自由和幸福，自发地组织起来投身革命。1934年6月下旬，红三军刚刚离开沙子坡不几天，马家庄农民汪岱廷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主动前往枫香溪寻找红军，请示成立游击队的事宜。贺龙军长亲自接见了他，被他的热情和决心所打动，当即批准了他的要求，并给他写了一张表示支持的字条。汪岱廷如获至宝，回来后把贺军长的字条给穷苦农民们传看，大家深受鼓舞，情绪高涨，几天之内便建立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汪岱廷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为保卫家乡、打击敌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陡溪茶元农民张羽乔、张羽林、张着礼等人于7月上旬到白石溪投奔红三军。红军干部了解他们的来意后，布置他们回来暗中组织游击队。他们满怀使命感，回来后积极串联了茶元、杨柳、干木堆、道坨、梨子树等地的四十余个农民。8月中旬，红三军派了一个班前来参加他们游击队的成立大会，红军任命张羽朋为大队长，该游击队属川黔边独立团领导。二六军团会师后，张羽朋领导的游击队编为黔东独立师川黔边独立团第三连，张羽朋任连长。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跟随部队转战各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游击队的装备极为简陋，只有少数人拥有枪支，且每枪仅有几发子弹，多数人只能扛着梭标、马刀和火枪等简陋武器。然而，尽管装备如此之差，他们的纪律却相当严格。红军要求各地工农武装，必须牢牢记住“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的宗旨，时刻保持坚定的立场，做到公私分明，绝不允许违犯纪律，贻害人民。人人几乎都会唱《红军纪律歌》，每逢行军打仗，队伍开拔之前照例要唱这首歌，歌词如下： 服从革命命令，听从官长指挥，虽再艰难困苦，坚定革命意志。以求得最后胜利，无有命令誓不退却。 严守阶级纪律，拥护工农利益，虽再饥寒交迫，不要扰害贫民。我们都是工农出身，不要忘却阶级纪律。 打土豪要归公，严禁私自没收，无论一行一动，牢记团体利益。刻苦自励，严格遵守，时常注意不要贪污。 红军工农武装，工农革命先锋，发展群众斗争，组织最为紧要。组织严密指挥统一，严防富农混入组织。 我们目前任务，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势力，杀尽土豪劣绅。许多工农尚未了解，努力宣传扩大影响。 对于那些不服教育，执意违犯纪律者，一经查实，立即严肃处理。罗南溪乡游击中队长杨通茂因受贿包庇土豪劣绅，严重违反了革命纪律，被红军处决于来安营；红花园乡游击中队长吴德高，风谷岭乡游击中队长杨秀章，也因贪污问题而被撤职。正是由于红军、游击队纪律严明，执法如山，才赢得了黔东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欢迎，人民群众纷纷支持和拥护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资和情报等支持。 同时，红三军和各级政权还特别警惕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及其代理人混入游击队。徐汉章曾混入印江游击队并窃取了中队长职务，充当反动派的奸细。他的行为严重危害了革命队伍的安全，后经查出，被特区政府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为了支援战争和打土豪的需要，旧坝区大多数乡都分别成立了担架队，运输队。担架队和运输队基本上都由自卫队员充任，他们不辞辛劳，默默奉献，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其次，官塘区也积极参与其中，沙子坡自卫队曾多次参加红军打土豪，搞给养的活动，他们勇敢地与土豪劣绅作斗争，为红军筹集物资。此外，自卫队还担负了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为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代耕田地等任务。自卫队在从沙子坡到消水坑一线设立了哨棚七个，一旦发现敌情，便以放鞭炮、鸣锣为号，或以放倒“消息树”、收拢“消息伞”等方式传递情报，确保苏区能够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做好防御准备。有一次，敌侦探马龙头潜入苏区活动，被了望哨发现，锣声敲响后，自卫队迅速行动，立即四面包围，成功活捉并处死了马龙头，消除了潜在的威胁。女自卫队员任修福，以卖黑豆子和葵花子为掩护，先后深入到敌占区域的毛寨、板溪、杉树侦察敌情。有一次贺军长曾问她怕不怕，任修福坚定地回答说：“年轻八轻的怕哪样！”贺军长连声称赞：“好、好，积极、积极！”为了让参加红军、游击队的人员安心在外打仗，免除后顾之忧，自卫队还实行了代耕制度。如自卫队员张华安就负责为张华阳和王理树代耕十五挑面积的田土，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战斗中。 自卫队实行大队、中队、分队、班的序列编制，一般一个乡编为一个中队，各级组织人数不等。据现有资料记载，旧寨坝区四坳口乡自卫大队第一中队，全中队共七十一人，编为三个分队，六个班，他们在保卫家乡、维护苏区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尚未建立乡级民主政权，但红军势力已经影响所及的地方，也有建立自卫队的情况。比如何家乡天池坪，就曾由黔东独立团团长秦贞全批准，建立了天池坪自卫队，队长由神坛佛主李天保担任。尽管这一地区民主政权尚未完全建立，但红军革命思想的传播，已让当地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进行自我保卫的重要性。天池坪自卫队成立后，便在当地开展站岗放哨、维护治安等工作，成为革命力量在该地区的延伸。 印江各地的游击队，曾配合红军主力，在黔东战场上纵横驰骋，英勇打击敌人，奋力保卫苏区。沙子坡汪岱廷所在的游击队，曾先后参战六七次。例如，在配合红七师攻打德江宛平三角山时，游击队充分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提前为红军侦察敌情，引导红军主力顺利进军，在战斗中，队员们冲锋在前，与红七师紧密配合，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协助红九师痛击木黄民团张鹏飞时，游击队员们充当先锋，巧妙地扰乱敌人的防线，为红九师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参加攻破松桃玛瑙山战斗时，他们不畏艰险，与红军战士并肩作战，为攻克这座坚固的堡垒贡献了力量；与红七师一道大败国民党学生军于沙子坡，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士气。 罗南溪游击大队，在川黔边独立团的指挥下，先后参加了二战木黄、周攻玛瑙山、强攻大冉家祠堂、攻袭沿河，转战梵净山等系列战斗。在大石墩战斗中，敌人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顽强固守，我军正面进攻几次都未能奏效。关键时刻，有一个游击队员机智勇敢地从另一个山头迂回到敌人背后，突然开火，打得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我军乘势强攻，终于取得了胜利。有一次，印江一支游击队与敌人在板溪王家岭背后的半山腰发生了遭遇战，扛红旗的队员走在最前面，敌尖兵突然逼近身前，持枪喝令，情况万分危急。这个队员急中生智，敏捷地把大旗一晃，蒙住了对方的脑袋，敌人赶紧乱抓。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手起刀落，将敌人砍杀在地。 在保卫黔东特区的斗争中，印江不少的游击队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1934年8月，沙子坡游击大队分队长孙志安、李华周带领十七名队员到毛寨打给养，归途中在消水坑休息时，被保董何祝彬及其民团鸣锣包围，全部被捉。当天便被毛寨民团杀害了五人，分别是分队长李华周（官塘人）、队员黄朝廷（小郎坝人）、唐开林（花园冉家堡人）、尹之和（桂花人）、陈老二（竹园青杠林人）。有的队员还被处以酷刑——上刁杆，不两天饱受折磨的十余个队员又被解送思南。最后只剩下官塘李伯陶侥幸生存下来，其余的人都先后死在敌人的狱中。兰克乡游击队中队长郑少南、队员杨正准去安家坝打给养时，途中遭安永成匪队伏击，当场牺牲。瓦房游击分队长陈发荣，在长担土作战不幸牺牲。生基湾游击队员宣再青，在保卫特区政府的瓦杨坝战斗中，英勇献身。喻家岩游击队员王国为，于1934年9月的一天为喻家岩区革命委员会执勤警戒时，不幸被反动民团袭击，以身殉职。至于在红军主力转移湘西以后，被地主清乡队残酷杀害的游击队员，为数更多。他们为了革命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展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印江独立团始末 印江独立团是在六井溪、沙子坡等地的游击队不断涌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六井溪一带神坛较多，当地农民多为“神兵”，因此在六井溪一带的游击队中，“神兵”加入的比例不小。1934年7月，由红三军地方工作队张均望同志具体协助，军部参谋长汤福林主持，在印江县胡家坝土豪胡天长家院坝召开了印江独立团成立大会。当时，胡家坝的院坝里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各地游击队员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独立团下辖两个中队、四个分队和一个特务队。此外，六井溪、沙子坡、喻家岩三个游击大队也由印江独立团统一调度，一时间，独立团人数一度达到500余人，成为黔东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武装力量。 印江独立团团长兼政委由红三军地方工作队张均望同志担任。张均望曾先后指导过旧宗坝、官塘两个区的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在当地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他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需求，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为地方政权和武装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副团长由宁国学担任。宁国学系印江县宁家坪农民，又是神坛佛主，在六井溪一带的10几个佛主中，其威望和办事才干均属上乘。由他担任副团长，自然便于对独立团中的“神兵”进行领导，能够更好地团结和发挥这部分力量的作用。 印江独立团成立后，曾先后参加过多次战斗。在打击白军、镇压土豪劣绅、保卫苏区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34年10月上旬，谷子已经收割完毕。印江独立团一部决定前往下六井溪一带打给养，以解决部队的物资短缺问题。第二天，印江独立团一行200余人（其中战士一百二、三十人，运输队员八十余人），由张均望、宁国学带队，浩浩荡荡向杨家坪进发。当独立团满载而归，顺坡而下，行至烂坝沟时，突遇敌情。只听见一阵锣响，周围山头到处呼应，枪声喊声连成一片，原来是黔军李成章旅戴玉堂团某部与当地民团，企图把我军围歼于烂坝沟。烂坝沟地势险要，四周环山，我军处于不利地形。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独立团奋起英勇还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但由于敌人兵力众多，且占据有利地形，更兼我军子弹奇缺，我军伤亡较大，牺牲了40多人。张均望团长亲自断后，掩护大队撤走。后来，两军短兵相接，张均望奋力杀敌，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的牺牲激励着其他队员继续奋勇战斗，最终突出重围。 印江独立团在烂坝沟战斗之后，红三军便将印江独立团编入黔东独立团，由秦贞全团长统一指挥。后来又随秦团长一道，在红军主力转移湘西以后，仍转战在梵净山麓，坚持黔东根据地的最后斗争。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保卫黔东根据地的革命成果，进行了最后的努力。 印江独立团从7月下旬成立，到10月编入黔东独立团为止，历时3个来月。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在黔东特区的斗争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印江独立团的战士们，凭借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为黔东地区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第6章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土地革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旨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民生问题的关键举措，更是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积极性，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强大动力。红三军肩负着革命的使命，辗转到达印江这片土地后，迅速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念，发动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如熊熊烈火般在印江大地燃烧起来。 早在红三军刚刚踏入印江之际，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务委员会便高瞻远瞩，发布了《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之条例》。这一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条例，对土地革命期间的财产处置问题做出了清晰且明确的规定： 1. 在红军经过或占领的区域，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可予以没收，但中农贫农的财产受到绝对保护。这一规定，旨在精准打击封建剥削阶级，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避免革命行动对普通民众造成伤害。 2. 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在没收范围之内。这一举措稳定了区域内的商业秩序，避免因革命行动对正常的商业经营造成冲击，为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3. 对于地主经营的商业，除了其粮食可以没收外，商店的货物则不予没收。这既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又保留了商业发展的活力，展现了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和科学性。 4. 官田、学田及教堂的粮食财产，可以进行没收。这些土地和财产长期被封建势力或宗教团体控制，没收它们，有助于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 5. 没收所得的东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分给群众，改善他们的生活；另一部分则发给红军，以保障军队的物资需求，为革命事业的持续推进提供物质支持。 1934 年7 月21 日至22 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印江隆重召开。会议结合黔东地区的实际情况，专门制定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对黔东特区的土地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政策规划，为土地革命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首先对哪些人的土地财产应予没收做出了明确界定： 1. 拥有土地却自己不耕种，专门雇佣长工耕种，或者将土地租给他人耕种的人，被认定为地主。地主的土地将被完全没收，且不留给本人田地。这一规定直击地主阶级的经济根基，彻底打破了他们对土地的垄断。 2. 区长、乡长、镇长等基层封建政权的代表人物，他们利用职权欺压百姓，其土地也被完全没收，不给本人留田，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在基层的势力。 3. 自己拥有土地且亲自参与劳作，但同时还雇佣一两个长工的人，或者自己拥有土地，一半自己耕种，一半租给别人耕种的人，被定义为富农。富农的土地同样需要没收后再进行分配。不过，在被没收土地后，富农可以分得质量较坏的土地，但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体现了革命政策对不同阶层的区别对待。 4. 寺庙的常熟田，除了留出一部分用于敬冲香火外，其余大部分也要没收，但清明祭祖所用的土地不予没收，这一规定在尊重宗教习俗的同时，合理分配了寺庙的土地资源。 5. 公田、学田，属于国家或社会的部分，也须没收，将这些公共土地资源纳入重新分配的范畴，确保土地资源的公平利用。 6. 在没收和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不会被动摇，中等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同样不被没收。不仅如此，如果他们的土地较少，还会分配土地给他们，充分保障了中农和贫农的利益。 条例还对哪些人有权参加分配土地做出了明确规定： 1. 所有被没收的土地，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即苏维埃），立即由贫农与中农进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者，无论男女，都同样享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体现了革命的平等性和公正性。 2. 流氓盗窃之人，只要他们声明以后务农劳作，不再盗窃抢劫，也会分给他们土地，给予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3. 在白军（军阀军队）里当兵的士兵，也会分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回家种田，脱离反动军队，投身到革命建设中来。 4. 经营贸易的商人或作坊的老板，无权分得土地，这一规定明确了土地分配的对象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5. 红军作为工农群众利益的坚定扞卫者，与国民党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无论本地人还是外籍人，都要分给他们好的土地。雇农苦力也应该分给好田，但需要向贫农中农做好解释工作，征得大众的同意，体现了对革命功臣的尊重和照顾。 6. 红军是创造、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的中流砥柱，在分配土地时，每乡要给来自黔东苏区以外地方的红军战士，分给十个人的土地，为红军战士解决后顾之忧。 7. 工农阶级中的衰老残痴以及孤寡，无法自己劳动且没有家属可靠的人，也应分得土地，他们可以委托他人耕种或出租，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 为了确保分配土地时的公平、公正，避免出现纠纷和混乱，《条例》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定： 1. 分配范围以一乡为单位，地主的土地在哪个乡，就归哪个乡的人分配。贫农中农的土地，不论其位于哪个乡，都不能被没收或强行交换，明确了土地分配的地域界限，避免了跨区域的矛盾和纠纷。 2. 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土地的同时，必须彻底消灭口头和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中与这些财产和土地相关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债务无效。严禁农民部分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债务，不准秘密还租。对于贫农中农之间以土地抵当的情况，若抵当给贫农中农，原主可无条件收回土地；若无法收回，当主可另分土地，或原主另分土地，具体由乡代表会议进行处理，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契约和债务关系。 3. 如果贫农中农故意以多报少，企图多分土地，将受到处罚，不分给他们土地，维护了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和严肃性。 4. 在土地没有分配以前，已经栽种了庄稼（且属于贫农中农）的土地，如果以后分给别人，应由分得土地的人出价赔补，保护了原耕种者的劳动成果。 5. 如果苏维埃工作人员在分配土地中，为地主保留土地，为富农保留好土地，或者将好土地分给自己，须由群众公议进行处罚，防止革命队伍内部出现腐败和不公现象。 6. 为了严防地主富农的破坏和反攻倒算，如果地主富农抢夺已经没收土地的收获品，或者向贫农中农索租债，苏维埃将以最严厉的法律进行制裁，保障了土地革命成果不被破坏。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共计二十五条，它充分体现了党的“依靠贫雇农，打击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尽管由于当时的环境局限，并没有正式划分出地主、富农、雇农、贫农、中农等明确的阶级成分，但按照《条例》对土地占有情况的规定，各阶级的界限在实际操作中大体分明。 印江的土地革命，是在各级革命政权相继建立，游击队、自卫队纷纷组织起来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各级区、乡政权作为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发挥着组织、协调和指导的重要作用；游击队、自卫队则作为武力后盾，为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安全保障，抵御了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盘踞在各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如同沉重的顽石，长期压迫在印江农民的头上。为了让农民群众摆脱压迫，挺直腰杆，红三军对土豪劣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为农民群众撑腰打气，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心理，勇敢地起来反抗。曾经不可一世的豪绅官吏，在革命的浪潮中威风扫地。有的匆忙跑进县城“避难”，有的逃到外地“躲灾”，还有的低声下气，哀求宽大处理。 1934 年6 月9 日（古历4 月28 日），红三军首次抵达印江刀坝，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伪区长李天治，并将其带到来安营处决，打响了打击反动势力的第一枪。同一天，红三军还派兵前往毛坝，捉拿伪区长陈文澜，虽然陈文澜逃匿未获，但这一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反动势力。8 月10 日（古历7 月初1），红三军再次来到刀坝一带，成功捕获伪区长严循德，并在来安营召开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公审大会，吸引了2000 多人参加。贺龙同志站在一张高桌子上，发表了简洁有力的讲话。讲话结束时，贺龙同志提高嗓音，大声问道：“大家说，严循德该杀不该杀？”话音刚落，现场人声鼎沸，群众齐声高呼“该杀”。贺龙军长跨前一步，大手有力一挥，斩钉截铁地宣布：“严循德罪大恶极，非杀不可！”几名红军战士立即将严循德推赴刑场，执行斩决。来安营土豪陈献廷，家中拥有谷田数百挑，平日里倚仗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红三军一到，他便与其子陈锡山藏入岩洞，妄图逃避惩罚。红三军和游击队巧用稻草、辣椒烟熏洞穴，不到两个小时，陈氏父子便被成功擒获。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陈氏父子在猫猫湾被处决。古历8 月，红三军在沙子坡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池坝恶霸地主万永思、万太广父子。沙子坡伪镇长郭裕清，勾结官匪，为非作歹；袍哥大爷张云昌，鱼肉乡里，民愤极大，均被黔东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处以极刑。沙子坡土豪尹恒昌，因对抗土地革命，企图越狱逃跑，最终被枪毙于高梁坡。凉水伪乡长陈锡芝，瞿家坡保董瞿树堂，安家坝土豪安为川，天堂土豪黎昌岩、徐三，也先后被红军镇压。沿河县白石溪土豪张中应，其父是伪区长，土地革命兴起后，他外出逃匿，最终被印江红花园自卫队员何代扬、吴德夫捉住，送交特区政府严厉惩处。那些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助纣为虐的走狗爪牙，其中的顽劣分子也受到了严厉打击。 除了被处决的土豪劣绅，被没收土地、财物的土豪劣绅数量更多。据沙子坡、毛寨、刀坝、来安营、六井溪、木黄、张家坝等地的不完全统计，红三军和游击队、自卫队先后打击了袁德顺、袁义成、任鼎山、任凤生、吴六生、王玉文、王根五、王吉甫、陈文澜、张怀芝、袁长禄、吴希志、郭裕清、张云昌、尹恒安、曾茂顺、张子玉、李天治、严循德、张冠治、张洪飞、王玉龙、陈锡芝、傅万湘、任志洲、安永成、杨胜培、李天海、何增贵、周福仁、周经义、吴六位、祝仁康、田兴龙、田妹五、袁中如、袁达三、吴世全、李兴中、李作文等数十户（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仅沙子坡游击队和自卫队就多次配合红三军开展打土豪行动。第一次打白果坪袁义成，第二次打毛寨任凤生家，由李佰陶带路，出动了一百多人。第三次打毛寨伪区长任本吩，同样去了一百多人。此外，洪家屋基的吴六生，火烧溪的王玉文、王根五、王吉甫等土豪，都曾被沙子坡游击队杀猪、出谷。在惩治土豪劣绅的过程中，除了民愤极大的予以杀掉，一般主要是没收其家产，分掉其田地。没收得来的财产，一部分留作军用，为红军的战斗和生活提供物资支持；一部分分给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当时的打土豪行动，对于红三军而言，口号是“打土豪、抓给养”；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口号则是“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的风暴如汹涌的浪潮，迅速席卷黔东大地。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声震山岳，极大地振奋了农民的精神，长了农民的威风。昔日耀武扬威的土豪劣绅，不得不低头认罪，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革命的浪潮在梵净山久久激荡，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正义洪流，奔腾向前，一泻千里。 对于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做出了如下详细规定： 1. 将被没收的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 有劳动能力者分一股，确保有劳动能力的农民能够获得足够的土地，发挥其生产积极性。 - 老少无劳动力者二人分一股，照顾了缺乏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 贫农中农自己已有一定私有土地的，少分土地，避免土地分配的过度不均。 - 雇农或贫农中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的，多分土地，让最贫困的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改善生活。 - 如雇贫农中孤老或有老年与小孩过多者，经乡代表会同意，可以三人当两人计算，体现了分配政策的灵活性和人性化。 2. 分土地的每一份或一股的标准，是通过精确计算人口和土地得出的： - 人口计算：统计少地无地的贫农中农人口数量；统计被没收土地的富农人口数量；在计算人口时，要区分有劳动力者和无劳动力者的数量，为合理分配土地提供准确的数据依据。 - 土地计算：统计被没收的田地数量（贫农中农从地主那里佃来的土地，仍作为被没收的土地）；统计贫农中农的私产数量；以土地总数除以人口总数，得出每一劳动力可分的田数，即劳动分地标准；那些自己有土地，够吃够用的中农，其人口与土地不列入分配数目之内，保证了分配的针对性。 3. 没收与分配的土地具体步骤： - 各乡各村召集农民大会，详细报告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让农民群众充分了解土地革命政策，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 乡代表会议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并动员雇农小组、贫农团、党与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积极参与，形成广泛的群众查田运动，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 在调查地主富农土地之后，为了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再对贫农中农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登记，全面掌握土地和人口信息。 - 代表会议定期计算分地标准，确保分配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 依据分地标准与各家人口，实地分割土地，保证分配的公平公正。 - 乡村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重点审查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雇农贫农中农是否真正得到实际利益，接受群众的监督。 印江各地的土地分配，基本上都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当时区、乡政权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开展土地没收和土地分配工作。各乡都成立了评议小组，由乡政府干部、自卫队长、乡苏维埃代表和农会负责人共同组成。在召集农民大会的基础上，首先仔细查田地面积，再认真计算人口，进行造册登记，而后开会确定划分标准，最后实地分田。分田过程中，逐丘插牌，落实到户。牌子用木竹制成，上面清晰地写着某某人分得田土积多少挑及四周抵界，确保土地分配的清晰明确。以沙子坡为例，在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一共召开了三次农民积极分子会议，每次约有二、三十人参加。评议委员由区政府主席夏国安、副主席王顺民、红军代表徐委员、文书陈德银、乡政府主席鲁金山和自卫队长等人组成。自卫队骨干张华安也参与过评议工作。他们没收了尹恒昌、曾广四、郭裕清、张云昌、尹福林、傅万湘、张华宣、任百陶等豪绅的土地。当时沙子坡是以旧行政区划——甲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由于各甲的土地和人口数量存在差异，所以分配土地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任修福家五口人，分得谷田25挑，包谷土6挑，还分得被子、衣裳等财物。而官塘区文书陈德银，全家五口人均分得谷田5挑面积，土还未进行分配。 印江当时凡属于黔东特区的地域内，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打土豪”的内容，在印江主要有三项：一是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为民除害；二是没收其财产田地，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三是扣留人质，勒令其亲属限期赎取，群众形象地将这一做法称为“捉肥羊。 这后一种“捉肥羊子”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豪劣绅的经济实力，也补充了革命队伍的物资。风谷岭乡游击队曾成功扣押庙坪土豪田满，责令其家属限期用几十块大洋赎取，尽管后来因故赎取未能实现，但这一行动给当地土豪劣绅敲响了警钟。刀坷游击队也曾将一些豪绅扣押于乡政府，通过罚款赎取的方式，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同时获取了一定的资金，用于支持革命活动。 在土地革命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土豪劣绅、旧时官吏及其代理人妄图蒙混过关，以“积极”的伪装混入各级政权机构。沙子坡的何树珍，家中拥有一百多挑谷子，在当地算得上是财主。红三军初到之时，他心怀不轨，伪装积极，骗取信任，窃取了官塘乡政府主席的职务。然而，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革命的矛头指向了他。当分配土地触及到他的利益时，他原形毕露，抗拒分配自己的土地。按照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地洗刷出去”，红三军果断将何树珍清洗出革命队伍。同样，包庇、袒护土豪劣绅的夏国富、任永昭也受到了严肃处理，这一系列行动，纯洁了革命队伍，保障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印江土地革命呈现出如下状况： 沙子坡：1400余人踊跃参加土地革命，其中自卫队员32人。他们积极参与打土豪行动，共打击8户土豪。经过合理分配，平均每人分田土面积4挑，折合约0.67亩。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当地干部和群众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确保了土地分配的公平公正，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 四坳口：1210人投身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5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约合0.91亩。当地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评议小组等方式，顺利完成了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工作，让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红花园：1200人参与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30名自卫队员冲锋在前。打土豪5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同样约合0.91亩。红花园的土地革命，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许多农民积极加入自卫队，保卫革命成果。 新寨乡（黄土坝）：1200余人响应革命号召，30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的开展保驾护航。打土豪3户，平均每人分田土面积5挑，即0.83亩。新寨乡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注重宣传教育，让农民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意义，提高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青宅：1210人参加土地革命，自卫队员30人。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青宅通过细致的土地调查和人口统计，确保了土地分配的精准性，得到了农民的广泛认可。 胡家乡：1420人参与土地革命，36名自卫队员积极参与各项工作。8月间，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达1.00亩。胡家乡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合理调整分配方案，使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池坝：986人投身土地革命，34名自卫队员为当地的土地革命贡献力量。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半，约1.08亩。池坝通过开展查田运动，准确掌握了土地和人口情况，为土地的公平分配奠定了基础。 何家乡：15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积极作为。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半，1.08亩。何家乡在土地革命中，加强了对干部的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能力，确保了土地革命的顺利推进。 南家：1490人参与土地革命，34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南家通过建立监督机制，防止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出现腐败和不公现象，保障了农民的权益。 坨纂：1160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其中。打土豪4户，只有青球坝、中寨分过土地，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半，0.75亩。坨纂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通过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克服了困难，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 桂溪口：1240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桂溪口通过组织农民学习土地革命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政策水平，确保了土地革命的有序进行。 洪溪：14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积极参与。仅范亚宅分过土地，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洪溪在土地革命中，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了广大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兰克寨：14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土地革命工作。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兰克寨通过开展文化活动，宣传土地革命的成果，营造了良好的革命氛围。 来安营：1260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的开展提供保障。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来安营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相互学习借鉴经验，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 罗南溪（大寨）：1580人参加土地革命，36名自卫队员发挥积极作用。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罗南溪通过建立土地分配档案，详细记录了土地分配的过程和结果，为后续的工作提供了参考。 刀坝：13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参与其中。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半，0.75亩。刀坝在土地革命中，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益，让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风谷岭：98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贡献力量。打土豪4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风谷岭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注重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鸡母溪（现叫勤俭）：13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28名自卫队员参与土地革命工作。打土豪8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0.66亩。鸡母溪在土地革命中，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瓦房：20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26名自卫队员为土地革命保驾护航。打土豪4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4挑，0.66亩。瓦房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妇女的作用，许多妇女积极参与土地分配和农业生产，展现了妇女的力量。 尚坪：14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其中。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0.83亩。尚坪在土地革命中，通过开展民主选举，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为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当门坡：1380人参加土地革命，32名自卫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0.91亩，游击队员每人分田面积7挑半，1.25亩。当门坡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大坝：1360人参加土地革命，30名自卫队员参与土地革命工作。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5挑半，游击队员每人分田面积7挑半，1.25亩。大坝在土地革命中，通过发展副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袁家湾（原属印江）：1820人参加土地革命，34名自卫队员积极参与。打土豪6户，平均每人分田面积6挑，1.00亩。袁家湾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通过加强对革命成果的宣传，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中来。 根据上述粗略统计，土地革命时期印江范围内打土豪143户，人以上参加了土地革命。人均分田面积一般为5挑，合0.83亩，多的达7挑半，合1.25亩，最少的为4挑，合0.66亩。 需要注意的是，参加土地革命的人数是指除掉官吏匪盗、土豪劣绅之外的农民及其它劳动者人数。由于土地占有情况的不同，并非人人都能分得土地，也不可能都分得相同数量的土地。打土豪户数是苏维埃辖区内在土地革命期间所打的户数，并不包括游击队外出活动时杀猪分谷及分了浮财的土豪户数。 土地革命，在黔东是一场具有开创性的革命运动，它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通过土地革命，农民群众认清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明白了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摆脱压迫，获得幸福生活。黔东特区的各项工作，也因土地革命的开展而蓬勃发展起来。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到处呈现着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景象。 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沙子坡当年流传着一首民谣：“金枫子，开红龙，分田分土我们穷人要当家，团结起来力量大，打倒土豪和恶霸。”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后的喜悦心情，也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这场土地革命不仅改变了印江农民的命运，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其历史意义深远而重大，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 第7章 黔东人民积极参加红军游击队 在风云激荡的1934年，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红三军，踏入黔东大地，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掀起层层波澜。 彼时，红三军进入黔东活动的消息，像一阵狂风，令豪绅官吏惊恐万分。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匆忙成立了“反共委员会”“剿匪后援会”等反动组织与武装力量，妄图抵挡这股革命的洪流。不仅如此，他们还操弄舆论工具，四处造谣污蔑，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的猛兽”，造谣红军“一烧二杀”“共产共妻”。 黔东地区，群山巍峨，道路险峻，交通极为不便，消息传播迟缓，知识文化落后，封建迷信与愚昧思想弥漫。民众本就对红军毫无了解，再加上长期遭受兵匪的祸害，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竟一时迷惑了部分群众，让他们对红军充满恐惧与误解。 1934年5月，红三军从四川彭水向黔东进军。这一路上，他们肩负着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使命。战士们不辞辛劳，沿途散发《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等传单，传单上的文字如同一把把火炬，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他们张贴革命标语，让革命的火种播撒在黔东大地上。这些标语和传单，向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地宣传着红军的宗旨：中国工农红军，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更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使命，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而战，为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战。 红军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不拉夫、不扣船，哪怕请人带路、雇船渡河，也会郑重地给予工资，充分尊重民众的劳动；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更不要求民众办招待，绝不增加百姓的负担；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分发给群众并供给军用外，绝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坚决反对白军和土匪焚烧房屋、抢夺民众财物的暴行；借了门板、稻草、锅碗必定归还，如有损失照价赔偿，红军驻军之处，老百姓甚至能吃红军的饭；不进人家内房，坚决抵制白军中调戏和强奸妇女的恶劣行径，保护妇女的尊严与安全；全力保护商人营业，保障商船和行商的安全，买卖公平，按照时价交易；悉心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守护文化的火种；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确保信息的传递；不乱杀人，除了那些被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吏豪绅，绝不逮捕和杀戮工农群众；解除武装的白军官兵，会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并且保护军阀军队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家属财产，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 每到一处，红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们说话和气，与百姓交流时满面春风；买卖公平，绝不占百姓一丝便宜。他们还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打富济贫，将从豪绅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穷苦大众。同时，在街头巷尾书写标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就这样，红三军以实际行动，慢慢消除了群众心中的疑惧。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支军队大不同”。原本满心恐惧、四处“避乱”的群众，纷纷放下心来，返回家园。很快，“仁义之师”的赞誉在黔东大地不胫而走，“打富济贫的队伍来了”的消息，迅速传遍黔东山区的每一个角落。 1934年农历5月初4日，晨光微熹，红三军首次抵达沙子坡，正是百姓吃早饭的时候。先头部队与民团任锡坤部猝然遭遇，民团平日里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可一碰上红军，瞬间土崩瓦解，一触即溃。然而，枪声一响，部分群众因受反动宣传的蒙骗，惊恐万分，急忙外逃藏匿。战士们见状，心急如焚，赶忙大声呼喊：“老乡，不要怕，我们同穷人是一家”“我们是打富济贫的队伍，我们爱的是穷人”。部队驻扎下来后，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凡是借住的民房，必定事先征得房主同意，绝不仗势强占。军部驻扎在文世忠家，贺军长的床铺安置在文家堂屋的左角，煮饭就借用文家的锅灶。那几天，文家老小六口人与贺军长等一同吃饭，贺军长坚决不让文家开钱。有一次，文世忠上坡干活未回，军部还特地为他留下饭菜，饭菜冒着热气，就像红军对百姓的关怀，暖人心扉。文世忠觉得全家“白吃”实在过意不去，便抓了些酸菜送给红军，可管理人员坚持不收，最后实在拗不过，只好付钱买下。5月初8日清晨，红三军即将离开沙子坡，军部人员把文家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洁有序，管理员还诚恳地请文世忠仔细查点一下，看是否有东西被整坏或失落，这般细致入微的举动，让文世忠感动不已。 红三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对待百姓就像对待亲人一般。他们常常热情款待卖柴卖菜的穷苦农民，让这些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尊重与温暖。没过几天，沙子坡一带的农民不仅不再害怕红军，还满心欢喜地把洋芋、四季豆挑到官塘去卖给红军。红军除按市价购买外，还会招待这些农民吃饭。司务人员热情地说：“老乡，你尽管吃，不要怕”。朴实的话语，让农民们心里暖乎乎的，因而有些农民开玩笑说：“红军做的是赔本生意”，看似玩笑，实则饱含着对红军的喜爱与认可。 关心民众，热爱工农，这是红军战士的本色。他们把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经常主动帮助群众劳动。无论是栽秧、栽苕、薅包谷，还是挑水、推磨、舂碓，战士们样样都干，从不喊累。有一次，印江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张均望路过红木树和小角庄半坡，看到农民在栽秧，他二话没说，卷起裤脚就下田帮忙。张团长一边熟练地劳作，一边耐心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群众看着张团长忙碌的身影，心疼不已，一再叫他休息。张均望却笑着说：“红军和穷人是一家，自家人受点累没有啥”，简单的话语，道出了红军与百姓的深厚情谊。 8月中旬，红三军开往木黄一带，相机歼敌。当地群众不明真相，纷纷躲藏起来，满心都是恐惧与不安。阳坝农民王永成的耕牛在慌乱中无法带走，他满心绝望，心想耕牛落在当兵的手里，不是被杀就是被卖。可几天后回家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不但牛还在，而且依然油光水滑，毛色发亮。原来，这是红军战士天天精心喂养的结果，战士们每天按时给牛喂食、饮水，像照顾自己的宝贝一样照顾着它。地茶农民杜万年听说有军队来了，赶紧隐蔽，丢下一窝猪崽无人料理。老杜满心以为这些猪崽非饿死不可，结果非但未死，还吃得圆滚滚的，活蹦乱跳。这都是红军战士的“功劳”，他们细心地照顾着这些猪崽，让杜万年的担忧化为乌有。木黄农民王文安的柴火被红军战士烘烤衣服烧掉了一部分，待他回来揭开锅盖一看，不禁惊呆了：锅里放有一堰米，还有一张纸条，大意是说米抵柴价，深表歉意。纸条上的字迹工整，话语诚恳，饱含着红军对百姓的愧疚与尊重。新业农民周永连家的粮食被红军吃了一些，他却在罐子里发现了几银元，这银元是红军对百姓的补偿，也是红军纪律的见证。“啊，红军，你们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无数群众发出了敬佩的心声，这心声汇聚成一股暖流，流淌在黔东大地。 红三军对于“赤贫”的温饱问题，更是倍加关心。他们常常主动登门上户，把粮食、衣物送给穷人，给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送去生活的希望。关向应同志也亲自参与这项工作，他不辞辛劳，走街串巷，把温暖送到每一个贫困家庭。对于个别暂时胆小怕事、不敢公开去分领地主浮财的“赤贫”，红三军还采取了晚上悄悄送达的办法，在夜幕的掩护下，把财物送到这些贫困百姓的家中，赢得了这些“干老官”（方言，指赤贫）的衷心爱戴。一次，一位战士用被条统子装着一大包稻谷给毛寨农民任大和家送去。任大和推辞说：“你们要打仗，没有粮食不行”。红军战士以为他还有顾虑，忙耐心解释说：“老乡，你不要怕，这粮食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血汗，现在从土豪劣绅手里夺回来了，应该吃的”。任大和只好感激地收下了，他的眼中满是感动的泪花。还有一次，一位红军手里提着一只装满铜钱的长统袜子，走过任大和家门口，伸手抓了一把铜钱，点了点塞在任大和的手里，说道：“不要怕，这钱是分给你们的”。看着红军战士离去的背影，任大和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热泪是对红军的感激，也是对新生活的期待。 凡红三军足迹所至，到处都刷写着保护工农、除暴安民的标语。在兰克兴隆香树坪，当年红九师政治部写下的“红军是工人和农人的军队”“红军不拿工人农人一针一线”“红军是替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军队”“红军是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还农民的军队”“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等标语，历经岁月的洗礼，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些标语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百姓前行的道路。在刀坝滚基坪一座龙门上，至今还隐约可见一条标语：“红军不拉夫，不筹饷、不要农民办招待”。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政治部制”。正因为如此，印江各族人民都把红军视为“救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无比热爱，进而踊跃参加红军，他们纷纷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了国家的未来，与红军并肩作战。 红三军纪律严明，深得民心，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连国民党官吏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组织异常严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豪富教士，而于贫苦农工，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巷、门窗户壁、当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现就该党一切行动观之，大有赤化黔北之势”。这是反动势力发出的绝望哀鸣，也是红三军伟大功绩的见证。 红三军进入印江后，很快就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可喜局面。这种鱼水深情，在每一个故事中得以体现，在每一次互动中得以升华。 红军每次出征，各族人民总是热情高涨，送水送饭，主动为红军带路，帮军队运送物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红军的支持与拥护。在沿河白石溪的一次战斗中，为了配合红军作战，印江县第一区（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六十多岁的陈尚质同志，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带领一支数十人的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扑向战场运送伤员。每一次往返，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但陈尚质和担架队的成员们毫不畏惧，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伤员安全送回。陈尚质的儿子陈正修，打听到白军企图包围红军的情况后，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突围出去给红军报信，后不幸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用自己的热血，诠释了对红军的忠诚，对革命的信仰。十多岁的陈正廷，不顾年小体弱，晚上在相距四十华里的崎岖山路上来回传递消息，山路崎岖难行，夜晚漆黑一片，但陈正廷没有丝毫退缩，他的坚持，使各地红军突围脱险，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红军初到印江，对地形不熟，当地农民便积极主动地为红军带路。新业上寨农民吴远柔曾给红军带路到木黄，他熟悉每一条山路，每一个弯道，在他的带领下，红军顺利抵达目的地。木黄冯汉清曾为红军带路从芙蓉坝到达秀山边界，他不辞辛劳，一路奔波，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张家坝农民袁再甲、戴世光等人，也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路上梵净山，他们的勇敢和奉献，让红军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每逢发现敌情，红军战士总是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印江地处黔东边陲，山地复杂，岩洞繁多。当时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逃乱”，或土匪藏匿抗拒我军，大都是躲在岩洞里，情况十分复杂，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为此，凡是发现岩洞里有人，红军决不贸然开枪。而是首先展开宣传喊话：“穷人兄弟们不要怕，我们是打富济贫的红军，你们出来吧，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温暖的话语，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岩洞里人们恐惧的内心。1934年9月下旬，罗南溪游击队配合红九师在木黄阳坝与黔敌李成章部作战，游击队员谭绍成臀部中弹负伤，红军代表易吉山不顾个人安危，二话没说将谭绍成背到二里多远的卫生点上药，当时战场上弹雨横飞，十分危险，但易吉山心中只有战友的安危，他的举动，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让谭绍成感动不已。 在游击区域的木黄，也涌现出了人民群众舍生冒险救护红军伤员的动人事迹。1934年8月上旬，红三军初到地荼坝，农民文万顺、文官平父子由于误信反动宣传，急忙跑到乌溪“避难”，后来听说红军纪律严明、打富济贫，方返回了家园。通过短暂几天的接触，文氏父子加深了对红军的认识。九月下旬，红三军再次来到木黄，与黔敌李成章部激战。在贺军长亲自指挥下，红军从岩口坪突围，经地荼向松桃方向转移。几天以后，文氏父子到“十二碓窝”割冬秧青。突然发现在一堆秧苞草里藏着一个人。经过探问，才知道是红军的重伤员，姓吴，四川重庆人，因伤势太重随部队转移不便，领导上给了一些药品和干粮，让他自己设法就地养伤。看着红军伤员那沉重的伤势和痛苦的表情，文万顺心头一热，深表同情，立刻叫文官平回去悄悄拿来一钵米饭。红军伤员由于伤口疼痛，只吃了一小半。文万顺又对伤员同志说：“这个地方的匪首张晏渭是个座地虎。现在你先藏在草堆里，等天黑以后，我再来背你。你千万要小心，否则连我们都危险。”伤员连声说：“谢谢，谢谢，我死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傍晚，文万顺包了一碗饭给伤员同志送去，并把他背到磨槽湾的岩洞里藏匿。文家老少利用秋柴割草的机会，坚持早晚给伤员送饭，不久，又把红军伤员先后转移到烟囱顶岩洞和破岩洞里。待伤员的伤势有些好转时，文万顺便把伤员同志藏到自家的厢房楼上。住了七、八天后，因张晏清匪部时常骚扰掠夺，伤员同志十分不安，对文氏父子说：“万一被发现，死我一个人倒无所谓，只怕要连累你们主人家，我还是早走为好”。他还把文万顺的名字和住址记在纸上，表示有朝一日再来报恩。文万顺一再挽留。又过了一些日子，伤员同志的伤势大为好转，执意要离开文家，去找部队。文家为了给伤员送行，特地打了糍粑，炒了干粮，送给他在路上充饥。这份情谊，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红军与百姓的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差不多已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还健在的一些老人，每当忆及当年亲如鱼水的军民关系时，总是赞不绝口，津津乐道。那些感人的故事，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在他们的记忆中闪耀，永不磨灭。 贺龙将军在印江，更是成为一段传奇佳话。在红三军还未进入印江之前，贺龙的故事，便在部分群众中有所传闻。人们对这位传奇人物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1934年6月9日，贺龙将军率领红三军进入印江刀坝，6月15日又抵达沙子坡。随着红三军的旗帜所指，贺龙的名字更是人人皆知、处处传扬。贺龙，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早先，在群众的想象中，觉得贺龙军长一定是个全副戎装、马弁成群、警卫森严、气派不凡的“大官”。6月17日，在沙子坡万寿宫群众大会上，贺龙同志发表了讲话。这时与会群众终于目睹了贺军长的形象：身材健壮，盘子脸，嘴唇上蓄有一溜黑胡子、身穿粗布衣服、脚着水草鞋、四十来岁的普通人。“啊，这就是贺龙！”“军长就是这个样子？！”不少群众倍感惊异。对于贺军长那湖南腔调的讲话，人们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可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这些新鲜词儿，人们听懂了，这些话语说到了穷人的心坎上。大家心里顿感亲切，对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贺军长的形象，与百姓心中的想象截然不同。 贺龙住在沙子坡街上文世忠家堂屋，和他同住的，还有年仅十岁的外甥。在日常相处中，贺龙同志态度和蔼，没有丝毫官架子，还十分擅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迅速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闲暇时，他最爱同群众围坐在一起，促膝谈心。他讲的那些故事，从自己的革命经历，到对未来生活的展望，桩桩件件，都让群众听得入迷。谈家常时，他对群众的生活琐事关怀备至，哪家孩子上学难，哪家老人看病愁，他都默默记在心里，想尽办法帮忙解决。 有一天，贺龙听说女游击队员任修福生了儿子，取名“向狗崽”，满心疑惑，便好奇询问缘由。任修福无奈地解释：“穷人家娃儿，取个贱名好养活。”贺龙听后，轻轻摇头，认真地说：“如今穷人就要翻身做主人，得取个响亮又有希望的名字。”任修福夫妇一听，满心欢喜，连忙拜托贺龙取名。贺龙爽快答应，思索片刻后，用红纸端端正正写下“向朝勇”三个字，寓意孩子向着朝阳，勇敢前行，还贴心地送上十余斤猪肉作为贺礼。这份礼物，承载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馈赠，更是对新生命、对穷苦家庭未来的深深祝福。 红三军首次进驻沙子坡时，农民张华安腿部生疮，行动极为不便。一天，贺龙路过，看到张华安艰难的样子，立刻主动上前，亲切地与他攀谈起来，询问他的过往经历。得知张华安过去一直给人帮工，生活困苦，贺龙心里满是心疼。随后，贺龙热情地拉着他，前往官塘红军医务室上药、包扎，还细心叮嘱他三天后再来换药。当时张华安并不知道这位热心的中年红军就是贺龙军长。几天后，当他得知真相时，内心无比震撼，逢人便激动地讲：“贺军长没有一点官架子，心里真真切切装着我们穷苦人呐！” 在红三军的革命征程中，每一位战士、每一个将领，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与黔东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铸就了一段永不磨灭的红色传奇。这段历史，成为黔东人民心中永恒的记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美好生活、为了民族复兴，奋勇拼搏，砥砺前行 。它见证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也成为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篇章，时刻提醒着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8章 枫香溪会议 1934年的贵州，连绵的武陵山脉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苍翠的山峦间弥漫着潮湿的雾气。蜿蜒的山道上，红三军战士们背着磨得发亮的步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在荆棘丛生的小径上艰难跋涉。彼时的中国革命正处于至暗时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阴霾尚未散去，红三军被迫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在黔东的崇山峻岭中寻找新的生机。就在这片看似沉寂的土地上，一场改变红军命运的重要会议——枫香溪会议，正悄然酝酿。 一、隐秘召开的转折会议 枫香溪小镇深藏在群山环抱之中，狭窄的青石板街道仅能容两人并肩通过，鳞次栉比的吊脚楼沿着山势错落分布。司令部设在小镇深处一座略显破败的木楼里，斑驳的木门和褪色的窗棂，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1934年6月的一个清晨，潮湿的空气里还带着露水的寒意，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位重要领导人在此秘密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会议。 当时的红三军建制残缺，政治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整个政治部仅有四名年轻干事协助工作，他们白天要跟随部队转移，夜晚蜷缩在油灯下整理文件，困了就用凉水冲把脸。夏曦作为中央党代表，承担着决策重任，却因之前执行“左”倾路线备受争议。黄新远作为政治部秘书，每日穿梭在简陋的办公室与部队驻地之间，传递着重要文件；而我作为军事秘书，负责收集情报、绘制地图，见证着那段艰难岁月。如今，黄新远已退休定居长沙，每当他回忆起司令部里昏暗的油灯、斑驳的墙壁，以及夏曦紧锁的眉头，眼中依然会泛起泪光。 二、革命火种的培育 部队驻扎枫香溪期间，这里成了红色革命的摇篮。小镇四周的山峦既是天然屏障，也限制了物资流通。战士们只能住在老乡的谷仓里，睡在稻草堆上，吃着掺着野菜的糙米饭。但艰苦的环境并未磨灭大家的斗志，反而催生了新的希望——干部大队在此成立。 干部大队的训练场地就在小镇外的一片空地上，那里原本是村民晒谷的场所，如今成了战士们学习的课堂。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学员们已经整齐列队。训练课程紧张而充实，既有《步兵操典》的理论讲解，也有实弹射击、战术演练；既有政治理论学习，也有群众工作方法讨论。杨秀山当时只是个年轻战士，却展现出过人的领悟力。他在训练中总是第一个到达场地，最后一个离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学习心得。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七师担任宣传队长，后来一步步成长为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干部大队毕业典礼的那天，小镇热闹非凡。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挂着用红布书写的“干部大队毕业典礼”横幅。夏曦、关向应亲自到场，为学员们颁发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如同火种，被撒向各个部队，他们教战士们读书识字、宣讲革命道理，让思想政治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 三、制度革新与力量重塑 枫香溪会议之后，红三军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革。在部队制度建设上，重新恢复了连有指导员、团有政治委员、师有宣传队的传统。七师作为试点单位，率先展开制度落实工作。我担任七师师委书记，肩上的担子陡然加重。白天，我要深入连队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夜晚，与各团政委商讨工作方案，常常忙到深夜。 杨秀山带领的宣传队成了七师的“文艺轻骑兵”。他们自编自演话剧《穷人的出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露地主剥削的本质；创作歌曲《跟着红军闹革命》，在田间地头传唱。樊哲详带领的另一支宣传队，则擅长绘制宣传画，他们用石灰水在墙壁上画出红军战士英勇战斗的场景，引得老乡们驻足观看。这些制度的恢复，让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的士气高涨，战斗力显着提升。 四、迷雾中的决策与争议 关于枫香溪会议的具体内容，对我来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由于严格的参会制度，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位分局委员能够进入会场。会议期间，司令部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异常紧张。卢冬生作为七师师长，只能在门外焦急等待会议结果，他曾向我感慨：“真希望能进去为部队说说话。” 后来听闻，会议讨论了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党组织活动等重要议题。但夏曦在会上的态度引发诸多争议，他虽支持建立根据地，却仍坚持一些“左”倾观点。会后，部队在执行决议时出现分歧，这也为后来南腰界会议埋下伏笔。 那段时间，文件的起草与传递成了大难题。樊详学常常熬夜撰写文件，他的桌子上堆满了泛黄的纸张，煤油灯的黑烟把墙壁都熏黑了。谭友林负责印刷，他用简陋的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制文件，手指被油墨染得漆黑。这些珍贵的文件，承载着部队的决策与希望，通过交通员秘密传递到各个部队。 五、黔东大地上的红色浪潮 红三军的足迹踏遍黔东大地。在沿河，战士们帮助老乡收割庄稼，与他们同吃同住，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在德江，宣传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含着泪说：“红军是我们的大恩人！”在印江、江口、松桃，以及与贵州相邻的酉阳、秀山，部队收编“神兵”、建立地方武装。那些曾经占山为王的“神兵”，在红军的教育下，明白了革命的意义，纷纷加入红军队伍。 九师师部驻扎的祠堂，成了指挥作战的核心枢纽。祠堂的梁柱上挂着军事地图，八仙桌上堆满了情报资料。深夜，油灯下，指挥员们围坐在一起，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祠堂外，战士们警惕地站岗放哨，月光洒在他们的钢枪上，闪烁着清冷的光芒。 六、争议与希望并存的岁月 1934年8、9月间，南腰界会议的召开，让部队内部的矛盾彻底爆发。会议现场气氛剑拔弩张，团政委、师宣传队长等二十余人参加会议。贺龙拍着桌子，声音洪亮：“再这样下去，部队就要散了！”夏曦却固执己见，涨红着脸争辩，会议多次陷入僵局。尽管这次会议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如同一声惊雷，让大家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才能走出困境。 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的传递过程充满惊险。那位勇敢的交通员将决议用黑墨水写在白衬衫上，扮成商人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他曾遭遇土匪抢劫，衬衫被撕破，却死死护住写有决议的衣角；在关卡被敌人盘查时，他机智应对，最终将珍贵的文件送到部队手中。友生同志负责接收文件，他小心翼翼地将字迹拓印下来，连夜呈报给上级。这份决议，为部队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黔东的日子里，部队严格执行编制规定。在沿河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突然袭击，一位年轻的排长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他倒下的瞬间，手中还紧握着步枪，眼睛望向部队转移的方向。这场战斗虽然激烈，但因编制限制，部队指挥有序，最终成功突围。战士们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眼泪，继续踏上征程。 如今，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枫香溪的青石板路依然蜿蜒，祠堂的飞檐依然翘立。那场会议如同破晓的曙光，照亮了黔东革命的道路。红三军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在这片土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理想和信念奋勇前行。 第9章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木黄烽火：黔东热土上的红色传奇 在广袤的黔东大地上，有一座名为木黄的小镇，它静卧于印江东陲，犹如一颗镶嵌在群山之间的明珠。木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与松桃、江口、秀山县接壤，四通八达的地势使其成为交通枢纽与战略要冲，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片土地承载着非凡的意义，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黔东特区的战略前哨 黔东特区时期，风云变幻，木黄成为红三军极为重要的游击区域。彼时，国民党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力量，不断对黔东地区进行“围剿”，而木黄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红三军抵御敌人、巩固根据地的前沿阵地。红三军以木黄为依托，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让革命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 一战木黄：红军巧杀“回马枪” 1934年8月的黔东大地，暑气未消，局势却如暴风雨前的天空般压抑。8月22日，红九师一部肩负着为部队筹集给养的重任，从松桃火烧桥出发，朝着木黄行进。战士们身着破旧却整齐的军装，步伐坚定，他们知道，此次任务关系着部队的生存与发展。23日，队伍顺利抵达地茶坝。 然而，敌人的行动也在悄然展开。早在22日，黔敌廖怀忠师副师长黎刚就率领一个团，鬼鬼祟祟地从梵净山窜到了木黄。黎刚此人心狠手辣，一到木黄，便露出贪婪的獠牙，限令伪区长杨子江筹集军饷。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却敢怒不敢言。当黎刚得知红军抵达地茶坝的消息后，他自恃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狂妄地想要与红军主力一决高下，眼中满是轻视与不屑。 8月24日，黎部倾巢而出，朝着地茶坝进发。红军早已洞悉敌人的狂妄与轻敌，为了“诱敌深入”，在冲子湾前沿阵地仅布置了少量兵力进行阻击。战斗打响，枪炮声划破了宁静的空气，硝烟弥漫。红军战士们英勇作战，但按照计划，交战不久后便佯装“一触即溃”，主力迅速向松桃红石板撤退。黎刚见红军“败退”，以为胜利在望，得意忘形地挥兵“乘胜追击”。红军且战且退，又退往岩柯坝。就这样，黎刚带着他的部队大摇大摆地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回驻木黄。 木黄伪区长杨子江听闻黎刚“凯旋”，急忙组织百姓，强令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夹道“欢迎黎师长”。街道上，黎刚骑着高头大马，得意洋洋、神气十足，杨子江等人则在一旁点头哈腰，恭维不迭。当晚，木黄镇上的伪政府内，大摆筵席，为黎刚“庆功”“洗尘”。匪徒们划拳打牌，行令喝酒，丑态百出，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半夜三更。酒足饭饱后，一个个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睡去，连基本的岗哨都很少布置，整个木黄镇沉浸在一片松懈与混乱之中。 而此时，红军在岩柯坝稍事休息，战士们虽然疲惫，但眼神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们趁着月色，悄无声息地连夜返回地茶一带隐蔽起来，并严密封锁消息，如同潜伏在黑暗中的猎豹，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机。 第二天拂晓，东方泛起鱼肚白，红九师与黔东纵队兵分三路，直指木黄。第一路从师家坡出发，朝着肚土奔去，然后下到岩口坪，占领干田嘴、燕子岩，目的是堵住敌人向乌罗、金厂方向的退路；第二路从石槽水出发，经大湾坡，下到昔阳坝，防止敌人向新场方向逃跑；第三路则直接向木黄奔去，三路大军如同三把利刃，对黎部形成了夹击之势。 当天（25日）正值木黄赶场，热闹的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红军先头部队巧妙地混同赶场的人群进入木黄。此时，大部分敌人还在睡梦中酣然大睡，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突然，枪声大作，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街上顿时惊乱起来。敌人从梦中惊醒，惊慌失措，有的连枪都顾不上拿，便急忙向老寨、梵净山方向逃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慌乱地奔跑，红军战士们为了保护群众的安全，只好一面朝天放枪，一面向群众喊话：“老乡们，不要乱跑！” 追至老寨，群众和敌兵基本上分离开了，红军这才有目的地向敌人射击。敌人更加慌乱，如同惊弓之鸟，有的想渡河逃命。就在这时，从关千岩包抄上来的一路红军恰好赶到，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哭爹喊娘，惨叫声回荡在山谷之间。只见一个女人策马狂奔，试图逃脱，只听一声枪响，那女人摇晃了一下，倒入田中，后来据说这是黎刚的老婆。战斗继续推进，追至洞沟坡时，红军俘获了敌第三营营长及土兵百余人，击毙敌人20多人。黎刚在混乱中也险些丢了性命，他的皮大衣被红军缴获，狼狈不堪。而木黄伪区长杨子江也被红军生擒。这一仗，打得黎刚丢盔弃甲，威风扫地，此后再也不敢和红军正面接触。 二战木黄：岩坪“突围”破敌军 黔东特区的蓬勃发展，红军在战斗中的接连胜利，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击在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心头上，令他大为震惊。1934年9月，他调集重兵，对黔东特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一时间，黔东大地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 黔敌廖怀忠部移驻松桃，杨畅时部集结于乌江西岸，李成章部从思南向德江、印江一线进攻，柏辉章部驻铜仁一带。此外，川敌达凤岗旅于九月下旬进占沿河县城，湘敌周燮卿旅又向沿河小井逼近。红军陷入了北有川军、东有湘军、西南有黔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宛如被困在铁桶里的猛虎，形势万分危急。敌人妄图与红军主力决战，将红三军消灭或挤出黔东，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 进攻黔东特区的主力是王家烈的嫡系李成章部。早在9月上旬，杨昭卓旅及周相魁、戴玉堂等团分别进占黔东特区重镇谯家铺、来安营、刀坝等地。杂牌军姜兴尧部也窜入枫香溪、张家湾一带。地方反动势力更是嚣张跋扈，沿河、印江等地的“军民联合剿共委员会”“剿匪后援分会”等反共组织迫不及待地向伪军政要员发出“快邮代电”，叫嚣着“恳颁明令，不分畛域，协同积极进剿”。一时间，黔东大地重兵云集，剑拔弩张，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印江作为黔东特区的主要区域之一，自然成为了敌人重点“进剿”的目标。9月上旬，王家烈嫡系旅长杨昭卓率部抵达印江，指挥部就设在伪县政府内。黔东北“八县民众联合剿共指挥部”总指挥陈廉矩（思南人）更是亲自赴印江，敦促敌人加紧行动，妄图一举消灭红军。 面对着敌人来势汹汹的进攻，黔东特区的党、政、军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到反“围剿”的战斗中。为了动员广大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特区政府大约在9月下旬召开了黔东特区各区乡苏维埃联席会议。会议气氛庄重而热烈，代表们各抒己见，最终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向特区人民群众发出了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动员令。一时间，黔东大地群情激昂，广大群众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支援红军，为保卫家园、保卫革命果实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红三军采取了外线作战和“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先是集中兵力，分别在枫香溪、谯家铺、来安营、刀坝等地，迎头痛击进犯之敌，狠狠挫伤敌人的锐气，然后迂回作战，寻机歼敌。9月27日，红七师及黔东纵队进入木黄一带活动，然而，行踪不幸被黔敌李成章部发觉。李成章立即调集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包围。敌人拼命抢占了木黄东侧的老寨，堵住了红军往梵净山方向撤退的道路；一部分敌人和地方反动武装也火速向木黄西侧的地茶坝推进，抢占岩口坪高地，对红军形成了夹击之势，妄图把红三军围歼于木黄。 木黄地处丛山峡谷之中，四周高山耸立，地形狭窄，易攻难守，部队难以展开，对红军十分不利。再加上敌人突然逼近，很多战士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形势变得异常危急。关键时刻，贺龙军长当机立断，命令黔东纵队和黔东、川黔边等独立团接替红七师主力坚守昔阳坝阵地。这些战士们深知责任重大，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死死拖住从合水方向而来的援敌和向地茶推进的敌人。 约摸早饭时分，昔阳坝的战斗打响了，激烈的枪炮声震耳欲聋。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被包围，便全力向昔阳坝增援。而这一切，都在贺龙军长的妙计之中。贺龙亲自指挥红七师主力抢涉木黄河，向着敌人侧翼兵力薄弱的岩口坪发起猛攻，试图强行突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岩口坪位于将军山的中部，地势险要，两边是陡峭的悬崖绝壁，犹如刀削一般，只有中间四进部分有一条盘旋而上的羊肠小道，约有一华里多长，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山脚下的木黄河波涛汹涌，成为了天然的屏障，使得岩口坪关隘更加易守难攻。红军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奋力强攻。然而，敌人占据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疯狂地向红军射击。红军前几次强攻都未能成功，死伤的战士不断增多，鲜血染红了木黄河水。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贺军长冷静沉着。他亲临前线，仔细观察地形，分析敌人的部署。经过深思熟虑，他组织了一个精悍的“尖刀连”，再次向岩口坪发起进攻。“尖刀连”的勇士们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前赴后继，奋勇向前。他们攀爬陡峭的山崖，躲避敌人的枪林弹雨，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山顶推进。终于，勇士们攀上了悬岩，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守敌，成功夺取了岩口坪关隘。 敌人不甘心失败，急忙调集兵力，妄图以优势兵力夺回岩口坪阵地，将红军压制在木黄河谷，进行围歼。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士们凭借顽强的斗志和无畏的勇气，越过岩口坪，占领了将军山高地。随后，红军向在岩口坪和地茶坝一带的敌人发起反攻。战场上，喊杀声震天，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勇猛无比，打得敌人丢盔卸甲，抱头鼠窜。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红军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取得了二战木黄的辉煌胜利，彻底粉碎了黔敌李成章部妄图以优势兵力围歼红军的阴谋。 取得胜利后，红军继续按照“避实就虚”的战术，当天晚上从地茶翻过红石板，到达岩柯坝，然后又经松桃火烧桥、甘龙口，到达西阳县的南腰界进行休整。 二战木黄，是黔东特区时期规模较大、力量悬殊的一次战斗。红军正规主力只有红七师一千多人，而敌人则是王家烈的嫡系劲旅，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战斗从午时至亥时，长达十个小时，红军战士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凭借着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战术，最终取得了胜利。经此一战，黔敌精心策划的“围剿”红三军的计划宣告彻底破产，红军在黔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迎来了新的转机，也为后来的革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木黄这片土地，永远铭记着红军战士们的英勇与牺牲，他们的事迹将永载史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奋勇前行。 第10章 贺捷生的寄养岁月:动荡年代的特殊成长轨迹 贺捷生，这位承载着贺龙将军血脉与期望的女儿，于1935年11月1日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呱呱坠地。当时，贺龙正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战场上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拼杀，刚刚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新生命的啼哭，如同黑暗中的一缕曙光，为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岁月增添了一抹无比珍贵而温暖的色彩。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这位身经百战、铁骨铮铮的贺龙将军，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温柔笑容，满心欢喜与疼爱都倾注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之上。 然而，喜悦的氛围尚未完全消散，严峻的现实便如乌云般迅速笼罩而来——长征即将开始。在那个极其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下，红军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物资匮乏，路途艰险，带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踏上这样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征程，其艰难程度难以想象。贺龙与妻子蹇先任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与痛苦之中，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深思熟虑，他们最终决定先将女儿暂时寄养在一户亲戚家中。在他们的设想里，女儿能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避开战争的硝烟，平安健康地成长。于是，他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亲戚前来接走孩子，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饱含着对女儿未来安稳生活的期盼。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亲戚却始终没有出现。贺龙看着怀中天真可爱、懵懂无知的女儿，内心满是不舍与无奈。一边是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坚定使命，他深知自己肩负着带领红军队伍突破重围、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的重任；一边是对女儿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作为父亲，他又怎能忍心将幼小的女儿置于未知的危险之中。在痛苦的抉择中，军人的坚毅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最终占据了上风，贺龙咬着牙做出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带着未满月的女儿一起踏上长征之路。 这一决定无疑是大胆且充满挑战的。党组织在得知贺龙的想法后，也陷入了激烈的讨论。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风险，但同时也被贺龙对女儿的深情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所深深打动。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党组织破例同意小捷生参加长征。就这样，小小的贺捷生成为了长征队伍中最特殊的一员，跟随红军队伍，开启了那段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 在长征途中，贺捷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恶劣的自然环境，陡峭的雪山、泥泞的草地、湍急的河流，时刻威胁着她的生命；敌人的围追堵截，枪林弹雨不时呼啸而过，让她在襁褓中就与死神无数次擦肩而过。但她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战火与风雨的洗礼中努力成长。战士们用自己的身躯为她遮风挡雨，贺龙和蹇先任更是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保护她的安全上。这段特殊的经历，也成为了她生命中一段刻骨铭心、难以磨灭的记忆，塑造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底色。 时光悄然流转，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神州大地陷入了更为残酷的战火之中。贺龙临危受命，即将带领部队东渡黄河，深入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为保卫祖国、抵御外敌而浴血奋战。与此同时，贺捷生的母亲蹇先任也接到组织的重要安排，即将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样风云变幻、局势紧张的形势下，年幼的贺捷生一时之间成为了贺龙夫妇难以安置的“难题”。 为了女儿的安全与未来，贺龙经过慎重而周全的考虑，决定将她托付给自己最为信任的两位部下——秦光远和瞿玉屏。在托付之时，贺龙紧紧握住两位战友的手，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地向他们叮嘱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其一，待贺捷生懂事之后，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在贺龙心中，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只有通过学习，女儿才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拥有更多的选择，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真正有用的人；其二，孩子的姓氏可以随养父，但“捷生”这个名字绝对不能更改。“捷生”这个名字，不仅是对女儿出生时战斗胜利的纪念，更承载着贺龙对女儿深深的爱与殷切的期望，它是父女之间情感联结的重要纽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的珍贵印记。 贺捷生先是跟随第一位养父秦光远来到贵州铜仁居住。初到铜仁，这座陌生的城市对于年幼的贺捷生来说，既充满了新奇，又让她感到不安。但秦光远就像一位温暖的守护者，对她无微不至地悉心照料。在铜仁的几个月里，秦光远将全部的父爱都倾注在贺捷生身上，为她遮风挡雨，给她讲故事，哄她入睡，让她在动荡的岁月中感受到了难得的温暖与安宁。 然而，当时的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由于身份的特殊性，秦光远不幸暴露，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为了保护贺捷生的安全，经过多方的紧急安排，她不得不被转到第二位养父瞿玉屏家居住。瞿玉屏在见到贺捷生的那一刻，便下定决心要将她视如己出。为了全心全意地抚养贺捷生，他甚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再生育。在瞿玉屏心中，贺捷生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他要将所有的爱都给予这个孩子。 瞿玉屏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让贺捷生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特意请来教师夫妇作为专职家庭教师。在那个物资匮乏、教育资源稀缺的年代，瞿玉屏想尽办法为贺捷生创造学习的条件。教师夫妇认真负责，精心教导贺捷生学习知识，从识字读书到诗词歌赋，从算术运算到历史地理，贺捷生在知识的海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养分，不断茁壮成长。 出于对贺捷生安全的极度担忧，瞿玉屏对她的出行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很少让她单独出门。贺捷生的童年时光，大多是在瞿家的院子里和书房中度过的。虽然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自由地在外面玩耍，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小伙伴们嬉戏打闹，但她在两位养父的关爱与教导下，逐渐养成了坚韧、独立的性格。在知识的陪伴下，她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而充实，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与向往。 就这样，贺捷生在养父们的悉心呵护与关爱下，在相对安稳却又充满未知的环境中度过了14个春秋。14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心怀梦想的少女。14岁那年，她的母亲蹇先任历经千辛万苦，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对女儿深深的思念，从湘西踏上了寻找女儿的漫长旅程。一路上，蹇先任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阻碍，终于在瞿玉屏家中找到了日思夜想的女儿。 重逢的那一刻，母女俩紧紧相拥，泪水夺眶而出，所有的思念、牵挂、委屈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彻底的释放。母女俩相拥而泣，诉说着分别多年的思念之情，回忆着曾经的点点滴滴。之后，贺捷生被送到父亲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所在地重庆。在重庆，贺捷生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父亲的威严与慈爱。贺龙虽然忙于军务，但只要有时间，就会陪伴在女儿身边，给她讲述革命故事，教导她做人的道理。 贺捷生深受父亲革命精神的感染，在她的心中，早已种下了一颗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种子。不久后，怀着对父母的崇敬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向往，她毅然决定投身军旅，继承父母的革命事业，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奋斗征程。从那一刻起，贺捷生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在军队这个大熔炉中，不断磨砺自己，继续书写着属于她的精彩人生篇章，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 。她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在动荡年代中关于爱、坚韧与传承的传奇，激励着无数人在困境中奋勇前行。 第11章 奉命东进湘西开辟根据地 1934年10月24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熠熠生辉的重要节点。红二·六军团在木黄胜利会师，彼时的中国大地，正被白色恐怖的阴霾所笼罩，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红军，妄图将革命的火种彻底扑灭。而此次会师，无疑为革命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无数革命者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 会师后，局势依旧严峻。为了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为中央红军长征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契机，贺龙、夏曦、关向应、任弼时、肖克、王震等两军领导人经过彻夜商讨，反复权衡利弊，最终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创建新的根据地。这一决策犹如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 然而，黔东根据地的坚守同样至关重要。经过深思熟虑，领导人们决定将黔东独立师留下，以梵净山为坚实依托，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竭尽全力保住黔东根据地。这一任务艰巨而光荣，黔东独立师肩负着革命的希望与重任。 早在9月底，红三军便已着手整合力量，将黔东纵队和沿河、黔东、川黔边、德江等四个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贺炳炎，这位身经百战、英勇无畏的将领出任师长，冉少波担任副师长。他们带领着这支部队，在黔东地区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成为了当地百姓心中的希望之光。到了10月下旬，随着形势的变化，黔东独立师又进行了一次重要整编，被正式改编为一个正规团，纳入红三军建制，其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两军会师后，为了更好地坚持黔东根据地的斗争，又一次重新组建黔东独立师。新的独立师汇聚了六军团部分指战员、伤病员以及地方游击队的力量，虽然人数约七百余人，但个个斗志昂扬，满怀革命热情。王光泽，这位有着坚定信念和卓越领导能力的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出任师长，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段苏权担任政治委员。同时，为了统一领导黔东根据地的各项斗争，还建立了中共黔东特委，段苏权同志担任特委书记。此时的黔东独立师，条件极为艰苦，武器装备严重匮乏，全师仅有重机枪一挺，步枪三百余支，而且弹药奇缺，每支枪平均只有四、五发子弹。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吓倒英勇的战士们，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浩浩荡荡地挺进湘西，踏上了新的征程。与此同时，黔东独立师也离开了南腰界，向着西南方向迂回前进。他们一路跋山涉水，经过甘家堡、土门等地，最终到达特区中心区域的铅厂坝一带。在这里，他们巧妙地伪装成主力部队，频繁出击，迷惑、牵制敌人。他们的行动如同一颗颗钉子，牢牢地钉在敌人的心脏地带，让敌人如坐针毡，极大地减轻了主力部队东进的压力。 11月8日，独立师一部在枫香溪与黔军狭路相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毫不畏惧敌人的炮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当晚他们不得不退至耳当溪。9日，战斗的硝烟尚未散去，独立师又与敌人在沿河印山堡激战。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战士们毫不退缩，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战斗技巧，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拼杀。在基本完成了迟滞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的艰巨任务之后，黔东特委清醒地认识到敌我力量的悬殊差距，经过紧急商议，决定：独立师撤到梵净山，利用那里的天险地势，保存实力，谋求发展。11月10日，特委迅速通知各部到沙子坡集中。马吉山率领的川黔边独立团、秦真权率领的黔东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接到通知后，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赶到沙子坡。11日，独立师主力在王光泽、段苏权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梵净山的艰难征程。他们经酸菜坝、洪溪、天堂、岩槽到达木黄，途经天堂时，成功逮捕了土豪黎宏昌和徐三，这两个土豪平日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对他们恨之入骨。战士们将他们带到木黄燕子岩，依法予以处决，并将他们的财产分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纷纷对红军表达感激与支持。随后，部队再经木社、锅厂、芙蓉坝、坪所、亚盘岭等地，向着梵净山奋勇进发。13日，他们终于抵达梵净山脚的张家坝、滥泥坳、洞德寺等地，14日又顺利进至梵净山腹地护国寺一带，至此，部队安营扎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师部驻扎在护国寺，这里成为了指挥战斗的核心枢纽；川黔边独立团驻大园子，他们肩负着保卫侧翼的重要任务；黔东独立团驻烂泥拗，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来袭；德江独立团驻苏家坡，严密防守着各个要道。 此外，在独立师主力于沙子坡集中，向梵净山转移时，由特区政府副主席秦育清率领的特区保卫队、红军伤病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二百余人，从沿河出发，实行转移。他们一路风餐露宿，艰难前行，行至印江茅草盖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秦育清神情严肃，在讲话中说：“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敌人正在疯狂追击我们，大家要多带点干粮，想尽一切办法到南腰界去追赶大部队。”于是，每个人都迅速行动起来，准备了一大包莓谷饭，这些莓谷饭成为了他们接下来艰难旅程中的重要口粮。11月17日，秦育清率部经印江梯子岩、胡家坝到达来安营。然而，不幸的是，在塘房坳他们遭遇了毛坝伪区长陈文澜带领的“清乡队”的夹击。敌人凭借着熟悉的地形和优势兵力，对我军发起了猛烈攻击。在激烈的突围战斗中，当场有二十多名战士壮烈牺牲，还有二十四名战士不幸被俘。这些被俘的战士遭到了敌人的残酷折磨，最终有二十一人被残忍杀害。突围而出的剩余队伍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前行，经苦竹坝辗转到达松桃化口坪和秀山坝芒。然而，在各地反动武装的重重拦截下，我军损失惨重，除极少数战士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生存技能成功脱险外，其余同志全部遇难，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赞歌。 悲壮的一页 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后，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积极备战，准备痛击进犯之敌。战士们深知，梵净山将是他们坚守革命阵地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在苏家坡、烂泥坳等地，战士们不顾疲劳，日夜挖掘简易战壕，这些战壕虽然简陋，但却凝聚着战士们的心血和对胜利的渴望。他们还砍伐树木，将其横七竖八地放置在道路上，以此拦截敌人的进攻。为了解决弹药奇缺的困难，部队充分发挥智慧，搬运了部分鞭炮工具上山，战士们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大鞍炮。这些大鞍炮虽然威力有限，但在战斗时，配合着鞭炮的响声，却能壮大声势，迷惑敌人，让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独立师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没收了大园子、苏家坡、团龙等地土豪劣绅的财产，将大部分粮食财物搬运上山，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他们还将一些浮财分给当地穷人，让百姓们感受到了红军的温暖和关怀。百姓们看到红军为他们着想，纷纷主动为红军提供帮助，有的为红军送水送饭，有的为红军传递情报，军民鱼水情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我军初入梵净山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对群众进行了欺骗和蒙蔽，很多群众都对红军心存疑虑，纷纷躲藏起来。虽然当时的环境异常险恶，战争一触即发，但战士们仍然没有放弃发动群众的宣传工作。他们不辞辛劳，用石灰在墙壁、岩石上书写了大量的标语，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政策。大园子农民田兴文一家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藏医一空，只有田母在屋照管一切。独立师几名战士征得田母的同意后住进其家，他们对田母十分和气、热情，耐心地问她家有多少田、多少土，向她详细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劝她动员亲人尽快返回家园，还主动帮助她做一些家务。战士们的模范行为，如同一股暖流，渐渐融化了田母心中的坚冰，也打消了部分群众原先的疑虑，赢得了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主动与红军接触，为红军提供各种帮助，这为独立师在梵净山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独立师到梵净山不久，黔敌李成章部便如恶狼般随即跟踪进逼。印江反共东防大队长张汉如和缠溪民团大队长任伦也像两条恶犬，配合白军频频袭击我军，几乎每天都有战事发生。15日，红军独立师在苏家坡与张汉如匪霸民团展开激战。战士们端起手中的武器，向着敌人猛烈射击，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无畏。同日，又在关口岭与黔军刘营长接火，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战斗异常激烈。16日，我军与黔军在交流塘对峙，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和枪战，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21日，两军又激战于滥泥拗，战士们在战壕中顽强抵抗，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他们的身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但依然坚守阵地。23日，李成章部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集结重兵，分三路向我军发起疯狂进攻：一路从慕龙上枫香坪至团龙，妄图从侧翼突破我军防线；一路从永义经张家坝到滥泥坳，正面强攻我军阵地；一路从江口翻越龙门坳到苏家坡，试图切断我军退路。我军面对数倍于己之敌，毫不畏惧，英勇抗击。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战斗技巧，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人攻占师部驻地——护国寺的企图难于得逞。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兼之我军弹药将尽，无力粉碎敌军重重围攻。同时，我军伤亡也比较严重。钟林寺一战，我军战士与敌近战，他们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死伤十余人，一颗子弹竟从段苏权政委的帽檐边惊险地掉下。王立寿连长也在苏家坡壮烈牺牲，情况异常危急。为了跳出绝境，保存革命实力，王光泽、段苏权遂决定退出梵净山，向桃松方向突围，东进湘西会合红军主力。于是，独立师便于24日撤离阵地，经拜佛台、棉絮岭、大尖峰，金刀峡，越过海拔二千五百米的印江梵净山山顶，到达马槽河。在马槽河，独立师处决了印江环岩村土豪张老喜、张思瑞，这两个土豪平日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红军的行动为当地百姓铲除了一大祸害。在转移过程中，我军多次遇到黔军和民团的堵截。在拜佛台，林朝志连长不幸牺牲，他为了保护战友，奋勇冲向敌人，最终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我军伤亡、被俘十数人。在茶店，警卫连连长王湘甫带领的一个排，几乎全部被俘，敌人将他们残忍地关押起来，进行残酷的折磨。此外，还在独立师主力从护国寺一线撤离时，驻守在苏家坡下前沿阵地帝母庙里的数十名战士，由于被敌包抄分割，未能赶上部队，除十几人顺河沟冲上大水溪不知去向外，其余均死伤或被俘。据当地农民袁再甲、张思文回忆，他们亲自目击的死难战士便有十三人。被俘的战士大都押送印江县城，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梵净山的保董甲长，土豪劣绅戴泽奎，戴泽林，柴老章、柴全忠、苏文效等，也纠集乡丁四处搜捕，捉拿独立师伤病员和掉队战士。大湾土豪吴世昌等人抓获了两名战士，将他们捆在护国寺的柱头上，进行残酷的刑讯。吴世昌杀气腾腾地问：“你们要分田地，是要我的方方田，还是要哪丘田？”说罢挺刀向一个战士刺去，吴的儿子也挥刀乱砍。这个红军战士便惨死于吴氏父子的屠刀之下，他的英勇和不屈让敌人感到恐惧，也让当地百姓深感悲痛。 我军越过梵净山脚的马槽河，基本上跳出了李成章部的包围圈。然后又经松桃的寨英、普觉，到孟溪打了伪区公所和厘金局。他们的行动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敌人的要害，让敌人胆战心惊。途经大路河时，又与当地民团展开战斗，成功击退敌人。11月26日，独立师进至秀山梅江，遭民团袭击，段苏权政委不幸负伤，左脚关节被打碎，黔东独立团秦团长也挂了彩。师部通讯班战士李通贞等迅速将段政委背下，由王光泽师长妥善安顿在当地山洞里养伤。部队当即退回松桃杉木坳宿营。27日，我军在松桃乜架又遇杨卓之的保安团和苗族反动武装袭击，川黔边独立团团长马吉山在战斗中阵亡，他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每一位战士。德江独立团也伤亡惨重。经此挫折，部队减员很大，只剩三百余人。28日，独立师余部进入酉阳县境。行至太平坝附近，突遇峨溶乡长文代章和永兴乡长刘九河带领的民团阻击，我极度疲惫的独立师与以逸待劳的优势之敌展开了浴血奋战。战士们虽然疲惫不堪，但他们依然顽强抵抗，与敌人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然而，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迫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师长王光泽在战斗中被俘，押至川军田冠五旅部。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尊严，最终被杀害于酉阳县龙潭镇巫家坡，时年三十一岁。他的牺牲让全体战士悲痛万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大家继续前进。仅有黔东独立团团长秦真权，曾任旧寨坝游击大队长的红军干部邓吉屋等十几人冲出重围，胜利到达湘西，投入红军主力的怀抱。而秦团长的妻子张氏（枫香溪人）原本随军行动，也因此而流落失散，她的遭遇让人为之叹息。 独立师余部战士，约一百人，被俘至秀山县城。其中包括原在印江县罗南溪区政府指导工作的红三军干部易吉山等人。这些红军战俘在秀山关押了四十八天，还被敌人照了所谓“集体相”，敌人妄图以此来羞辱红军，但红军战士们却昂首挺胸，展现出了不屈的精神。后经四川省主席刘湘批示，分别予以发落。也还有少数战士，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潜伏在岩石草丛之中，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生存，历尽艰险，最终返回了家乡。他们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体现了红军战士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信念。 对于黔东独立师在川河盖的失败，川军旅长田冠五喜出望外，高兴异常，急忙编造“战功”飞报蒋介石，以邀功讨赏。然而，他的这种行为却掩盖不了黔东独立师的英勇和牺牲。黔东独立师虽然失败了，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起到了牵制、吸引大量敌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湘西的战略作用。1934年10月下旬，我二·六军团木黄胜利会师以后，贵州军阀王家烈，湖南军阀李觉，广西军阀廖磊匆匆会面于石阡，确定将“追剿”之责，全交黔军。王家烈决定追击我军“出黔境百里之外”，并布署九个团分别从合水、火烧桥、寨英三路追击。川敌达凤岗旅也已从沿河小井出动，向木黄平洞口推进。因此，二·六军团主力仍面临着敌人重兵跟追的威胁。而独立师在黔东的艰苦斗争，则使红军主力摆脱了敌人的尾追，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为我军胜利发动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无数革命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黔东特区的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光辉的一页。他们的事迹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12章 红色根据地的浴血斗争 1934年，红二、六军团转移湘西后，黔东大地瞬间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原本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山乡，此刻被乌云重重包裹，腥风血雨肆意弥漫，仿佛坠入了无尽的深渊。随着黔军李成章、杨昭卓部的铁蹄无情践踏，各地的土豪劣绅也如同嗅到血腥的恶狼，纷纷露出狰狞面目。他们迫不及待地组织起“清乡队”（即“还乡团”），这些反动武装在乡间横行霸道，发出“一人当红军，全家都诛灭”的反革命叫嚣，其声音中充满了仇恨与残忍，妄图将革命的火种彻底扑灭。 在反动势力的操控下，一场惨绝人寰的阶级大报复在黔东各地疯狂展开。他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曾经拥护革命、支持红军的特区人民进行残酷反扑。尤其是对于红军干部、地方政府和游击队领导成员，他们的报复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六井溪、沙子坡、红溪一带，曾因闹“神兵”被反动派诬蔑为“神匪之区”，后来又因红军在此活动被斥为“红匪区域”。这里的游击队员，头顶着两顶莫须有的“帽子”，成为了反动派重点迫害的对象。无数游击队员被抓捕、折磨，甚至失去生命。而普通群众也未能幸免，他们被反动派勒索，需用十二块光洋才能换取一张所谓的“良民证”，以此来躲避飞来横祸。国民党当局将这些地区划为“劝化宣抚”区域，还委任了一系列反动官吏：陈尚廉为西区区长，张冠治为宣抚委员兼清乡大队长，区府驻张家寨；任凤生为北一区区长，郭均安为宣抚委员，任邑梅为清乡大队长，区府驻毛寨。在众多土豪劣绅、反动官吏中，毛坝伪区长陈文澜、区大队长陈文会、刀坝区大队长安永成、西区清乡大队长张冠治、毛寨伪区长任凤生、沙子坡马家庄联保主任傅万湘、坪底清乡队长任志周等人最为凶残，他们双手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成为了黔东人民心中的恶魔。 1934年6月9日（古历4月28日），红三军首次抵达印江县刀坝，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当天便派兵到来安营毛坝捕捉伪区长陈文澜，可惜未能将其抓获。土地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陈文澜心中充满恐惧，带着区大队长陈文会、区公所助理陈跃庭、司爷张崇龙等人仓皇逃进印江县城“避难”，妄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当年9月，黔军杨昭卓旅进剿刀坝，陈文澜等人如同狐假虎威的恶犬，跟在黔军后面返归故里。回到家乡后，陈文澜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吸取之前的教训，开始疯狂招兵买马，网罗各地亡命之徒，迅速着手组织反革命武装。他还在来安营狮子山营盘构筑工事，将这里打造成残害革命群众的据点。 11月中旬，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红三军干部秦育清率领的特区保卫队、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约200多人，从沿河出发，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踏上了寻找红军主力的艰难征程。队伍经印江县的茅草盖、梯子岩、胡家坝、安家坝等地，抵达来安营，准备前往酉阳一带。然而，当队伍行至下寨坝时，被安永成匪部发觉。安永成立即带领匪众跟踪追击，陈文澜匪部闻讯后，立刻敲锣召集匪兵，陈文会也急忙率领匪众迎头拦截，与后面尾追的安匪形成了夹击之势。伪乡长梁一之，匪首陈沛然、陈文藻也率领“清乡队”迅速赶到，一时间，我军陷入了四面包围之中。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奋勇抵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一番激战，大部分战士成功突围，但我军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当场牺牲20多人，还有24名伤病员和战士不幸被俘。陈文会接到陈文澜“抓到的红军，全部杀掉”的命令后，露出了凶残的本性，他挥舞着马刀，残忍地砍杀我被俘红军4名，匪兵陈文见也紧跟其后，砍杀5名。剩余的15人被押至狮子山营盘，陈文会命人将3个年龄较大的被俘红军（其中一个叫马医官）捆在树上，其余12人分别关押在吴永清家苕坑里和搭斗下。丧心病狂的陈文见先将捆绑在树上的1个红军砍杀于营盘门边。当天晚上，陈文见、陈文桥等匪众又将马医官和另一个被俘红军的手脚捆住，平悬在树上，在下面点火烘烤，还用烧红的杠炭烫烙他们的胸膛和腹部。两位红军战士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最终被活活折磨而死。次日早晨，陈文澜命张崇龙、彭善初写好“祭文”“契书”，备好供果，然后将关在苕坑里的8名被俘红军押到猫猫湾陈文澜之子陈茂龙的坟前（陈茂龙此前被我军镇压）。他逼迫8名战士跪成一排，亲自持马刀割破他们的头皮，用迷信钱纸蘸取鲜血，摆在坟前，进行所谓的“挂红祭坟”。张崇龙、彭善初高喊“三献礼”，朗读“祭文”“契书”，陈文澜随后烧化沾满红军鲜血的“纸钱”。还未等纸钱烧完，他便举起马刀砍杀1名被俘战士，陈文会也跟着砍杀一人。余下的6人被带回，与原关在搭斗下的4名战士一起关在苕坑内。这10名被俘红军，后来除3名幸免外，其余7人被陈文会、陈文见、陈文全、叛徒郑玉章、郑传龙等人押至双眼坑杀害。陈文见在坑边率先砍杀1人，其余6人被匪徒们一个一个地推入深坑。至此，陈文澜及其“清乡队”前后残杀我被俘红军21人，他们的暴行令人发指，欠下了累累血债。 红木树自卫队员何代杨，不幸落入沿河白石溪“清乡队”张万超、张龙湘等人的魔掌。这些匪徒为了折磨何代杨，想出了极其残忍的手段——“点天灯”。他们敲开何代杨的头盖骨，灌入桐油，插上灯草，然后点火焚烧。熊熊烈火在何代杨的头顶燃烧，他痛苦地挣扎、惨叫，其状惨不忍睹。但即便在如此残酷的折磨下，何代杨也没有向敌人屈服，展现出了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刚离开，红花园伪乡长黄茂怀、土豪黄吉庭、黄庭才和“清乡队”便迫不及待地袭击了坨寨乡苏维埃政府。3名红军代表被捕，其中包括女同志丁兰英。乡丁们将两个男红军的手脚捆住，用穿心抬的方式把他们抬到高洞河边，两端搁在石头上，在下面点火烘烤。两位男红军在烈火中痛苦地扭动身躯，最终被活活烧死，随后尸体被抛入河中。匪徒黄朝良还不放心，追到河中又朝着尸体狠狠戳了几刀。丁兰英同志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卑鄙的敌人竟以四块光洋的价格将她卖给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为妻。但丁兰英坚贞不屈，誓死不从，她寻找机会，巧妙地逃离了男方家门，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达酉阳农村安家落户，继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前照，被安水成匪部捉住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敌人用打鞋底的锥子一下一下地刺他，这种酷刑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却能让人在长时间内承受巨大的痛苦。黄前照痛楚难熬，几度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最终还是惨死于敌人的毒手。在此之前，兰克乡游击中队长郑少南，率队到中坝沟筹集给养时，遭到安水成的伏击，不幸牺牲。他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障队伍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刀坝白猫岩农民戴世西一家，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地主老财易太义、杨胜松的土地。然而，土地革命的成果却引来了地主的疯狂报复。易太义、杨胜松勾结匪首任贞顺，派匪兵任贞元、银高二到戴世西家烧杀抢掠，将其家抢劫一空。在这场浩劫中，戴世西的三哥戴世六、四哥戴世秀当场被杀害，父亲戴友才也被抓走。几天后，戴友才也被杀害于双河口四园子。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摧毁。 坨寨农民王世焕、赵佐怀，曾任游击分队正副队长，他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被“清乡队”杀害于白岩河坝。赵佐怀的妻子得知敌人还要满门抄斩，惊恐万分，连忙背起年仅三岁的儿子逃进深山躲藏。一家人被迫四处离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赵佐怀的母亲因长期悲愤郁结，最终双目失明，她的遭遇令人痛心不已。 坪底侯家沟农民侯世农、侯守林父子及侯世觉（世农之哥），曾参加红军游击队，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后来，三人同时被溪伪区长张伯清、任锡坤等“清乡队”杀害于封神塘河坝。“清乡队”不仅残忍地杀害了他们，还烧毁了侯家的房子，赶走耕牛二头，将侯家的财物洗劫一空。侯家瞬间家破人亡，这是反动派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据调查，凉水、陡溪、沙子坡等地还有十多名游击队员被地主“清乡队”杀害。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知情人已经离世，死难人数难以完全统计清楚，不知道还有多少革命群众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而被“清乡队”折磨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更是不计其数。 兰克构树湾农民谭绍成，曾参加黔东独立师，转战至酉阳川河界。作战失利后，他机智地脱险回到家乡。然而，伪区长陈文澜却派人将谭绍成及其父亲和伯父三人捉住。他们遭到一顿毒打后，陈文澜又勒令其交三百六十吊铜钱才肯放人。谭家为了救人，不得不卖田当物，凑足了钱交给敌人。但“清乡队”却背信弃义，只放出了谭绍成的父亲和伯父，将谭绍成继续拘押。为了逼迫谭绍成交出所谓的“情报”，匪徒们对他施用了三种酷刑：一是“猴子扳桩”，将他的身体固定在特殊的装置上，使其痛苦不堪；二是“灌辣椒水”，把他的脚后跟和耳朵用蓑衣针穿通，用绳子将身子绑在长板凳上，倒立起来，然后把烧热的辣椒水一壶一壶地往鼻孔里灌，一连灌了七八壶，谭绍成被呛得当场昏死过去；三是“打风摆柳”，把他倒悬在树上，乡丁们站在四面用鸳鸯棒抽打，他的身体左右晃荡，犹如风吹杨柳一般。在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折磨后，谭绍成在一个乡丁的帮助下，才逃出虎口，侥幸捡回一条命。 永义农民袁焕章，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过路，这本是一件正义之举，却为他带来了灾难。保长戴泽奎派人将他抓去，对他进行捆绑吊打，甚至砍掉了他一个手指。袁焕章还被罚款五百吊铜钱，为了交罚款，他不得不卖房、卖地、卖耕牛，最后才被“释放”回家。他的生活从此陷入了绝境，这一切都源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 沙子坡农民任栋成，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豪尹怀昌家一头耕牛。红军走后，尹怀昌的儿子尹超权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夺回了耕牛，还将任栋成打得半死。任栋成在绝望中，吞服烟土自杀而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剥夺。在“清乡队”的淫威之下，无数革命群众为了躲避迫害，被迫背井离乡。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岗帮人为生，八年后才敢回到家乡；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庭章，在思南等地流浪了七年；该乡游击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了十二年。仅红木村四十余户农民，就有十二户被驱逐。这样的悲惨故事，在黔东大地比比皆是，诉说着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在“清乡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搜捕下，不少红军干部、地方政权领导成员和游击队干部不幸落入敌手，其中包括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大约140余人。这些同志先被关押在印江县城，后来又被解送伪省会贵阳。在押送途中，宁国学同志被敌人残忍枪杀于石阡，他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极少数叛徒。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妥协告密，或卖友求荣，或充当内奸，或倒戈相杀，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谢委员就是因叛徒梁银星的出卖而牺牲。梁银星是池坝人，曾任游击大队长，被傅万湘带领的“清乡队”捉住后，贪生怕死，选择了变节投降。为了“戴罪立功”，他秉承傅万湘的旨意，充当内奸，诱捕了夏国安、徐正清、谢委员三位同志。更恶劣的是，他还亲自动手，与乡丁张绍怀一起毒打夏国安主席。三位同志在第二天便被杀害于马家庄一个消坑里，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疾首。原四坳口乡冷草岩苏维埃代表吴天银，自卫中队长吴天位、吴天明，主动与毛寨区“清乡队”接洽，还置办酒席款待“清乡队”头目谭习之、陈国安等人。他们背叛了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良民”和“红人”。旧寨坝区政府肃反部长杨伯昌被害，就是吴天银等人出卖并协助捉拿的结果。这些叛徒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并没有让革命人民屈服，他们对革命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大批红军文献。这些文献是革命的珍贵遗产，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解放后，他们将这些文献捐献给国家，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黔东特区的文物资料中，大部分都是从印江县搜集而来，其中又以韩家乡保存的数量最多。贵州省博物馆1977年9月编印的《贵州现代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一册》共刊载黔东特区文献资料14件，其中有13件就是在印江县搜集的。一些珍贵文献，如《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都是印江县风岩、架井田的革命群众冒险保存下来的。原旧寨坝区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一人就保存了6件，原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思捐献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巧妙地保存了原“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一枚。这些文物的保存，充分体现了印江人民对苏维埃革命的深切怀念与无限忠诚。 公元1934年，沿河县水田坝火烧宅的孔朝庭任农会主席。红军走后，他被黄仁佑抓去拷问：“你强（抢）黄仁佑多少粮食？多少物件？”孔朝庭坚定地回答：“没有强（抢）。”黄仁佑又问：“红军有多少？”孔朝庭说：“人多我数不清楚”。面对“枪有多少”的逼问，孔朝庭依然不卑不亢地回应。黄仁佑恼羞成怒，对他进行捆绑吊打，逼他承认参与抢劫。孔朝庭宁死不屈，黄仁佑便要他赔偿八十元光洋。孔朝庭为了坚守革命立场，不惜倾家破产。他的身体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半后便离开了人世。在临终前，他还嘱咐儿子孔永安要好好读书，坚决不向反动派投降，一定要等到红军回来，为他伸冤报仇。孔朝庭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的忠诚，他的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公元1936年4月3日，红三军当年曾在印江县花园公社农民何瑞开家的板壁上写下两条标语，一条是“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落款是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另一条是“保护‘神兵’家属，反川军拉夫送粮！”落款是红三军政治部。红军走后，地主“清乡队”下令何瑞开等人擦掉标语。 何瑞开深知这些标语承载着红军的信念与对百姓的承诺，是革命精神的象征，绝不能让反动派得逞。他冒着生命危险，砍来一堆柴草，小心翼翼地将标语遮挡起来。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这堆柴草不仅遮挡住了反动派的目光，更守护住了革命的希望火种。每当夜深人静，何瑞开就会悄悄移开柴草，凝视着墙上的标语，回忆起红军在时的点点滴滴，心中的革命信念愈发坚定。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1975年，贺龙同志的女儿贺捷生来到印江征集红军文物。何瑞开得知消息后，心中激动不已，他知道守护多年的革命文物终于有了更好的归宿。他郑重地将那面写有标语的木板取下，交到贺捷生手中。如今，这两条珍贵的标语连同木板被收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那段波澜壮阔革命历史的见证。它们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黔东人民与红军之间深厚的情谊，以及黔东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坚守革命信仰的伟大精神。 在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里，黔东大地虽然被黑暗笼罩，但革命的星火从未熄灭。无数革命群众在苦难中坚守，在绝境中抗争。他们有的隐姓埋名，在深山老林中躲避反动派的迫害，却依然心系革命；有的暗中传递消息，为那些幸存的红军战士和革命同志提供帮助；还有的省吃俭用，将家中仅有的物资留给需要的革命力量。 一些失去亲人的孩子，在长辈的教导下，从小就对革命充满向往。他们年纪虽小，却懂得为革命保守秘密，还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大人们做一些传递信件、放哨等工作。这些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革命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他们坚信终有一天，光明会重新照亮黔东大地。 而那些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和曾经的革命理想。他们在异地他乡顽强生存，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动态。他们相互扶持，组建起一个个小小的“革命团体”，传播革命思想，积蓄革命力量。每当有关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他们都会无比振奋，渴望着有朝一日能跟随红军打回家乡，重新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尽管反动势力的迫害十分残酷，革命队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黔东人民始终团结在一起，与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革命的意志是无法被摧毁的，只要心中有信仰，就一定能战胜黑暗，迎来黎明的曙光。这段充满血与泪、抗争与坚守的历史，成为了黔东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追求正义与自由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第13章 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的建成 1979年7月1日，盛夏的阳光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炽热的气息，却丝毫掩盖不住印江木黄镇人民心中那股难以抑制的澎湃热情。中共印江县委与印江县革委会精心筹备，在这片浸染着红色记忆的土地上，举行了一场意义非凡的揭幕典礼大会，共同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胜利建成。 清晨，木黄镇的街道便热闹起来，人们身着盛装，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通往将军山的道路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仿佛每一个角落都在诉说着对红军先辈的敬仰与追思。当大会开始的那一刻，整个木黄镇仿佛被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氛围所笼罩，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回溯，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战火纷飞却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红军会师时的豪迈场景，如同一幅幅鲜活的画卷，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 回溯历史，时间拨回到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壮丽大幕。这声枪响，不仅是对反动统治的有力反抗，更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有勇气、有决心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不惜一切代价奋起抗争。 随后，贺龙、周逸群等一批坚定的革命者，肩负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光辉榜样，毅然踏上了前往洪湖地区的征程。洪湖地区地势复杂，湖泊纵横，这里的人民长期遭受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生活苦不堪言。贺龙、周逸群等人深知，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必须与当地人民群众紧密相连。他们深入乡村，走进百姓家中，倾听人民的疾苦，宣传革命思想，动员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与敌人展开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开辟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创建了红二军团。红二军团的诞生，如同一颗闪耀的红星，照亮了洪湖地区的天空，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给深受压迫的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无数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和严峻挑战。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这股错误思潮如同汹涌的恶浪，无情地冲击着革命的航船，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红军在军事指挥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导致战斗连连失利，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不断缩小，红军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红二军团也在这股逆流中艰难前行，不得不进行缩编，改为红三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三军被迫从洪湖地区踏上了向川黔边界转移的艰辛征程。 这是一段充满艰难困苦的旅程，红三军将士们翻山越岭，穿越荒无人烟的地区，面临着饥饿、疾病和敌人的围追堵截。但即便面对如此困境，在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坚定率领下，红三军将士们的革命信念坚如磐石。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智慧，于1934年5月，成功挺进黔东，并建立起黔东特区。黔东特区的建立，为红军提供了一个新的落脚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红军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黔东特区成为了革命的新据点，也为后来的会师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就在黔东特区的革命形势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的率领下，也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他们奉命从湘赣根据地毅然突围西征，这是一次充满危险和挑战的征程。一路上，他们穿越崇山峻岭，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与敌人展开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在湘江战役中，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红军将士们浴血奋战，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防线，许多战士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水。但他们没有退缩，继续坚定地向前挺进。在漫长的征途中，他们克服了饥饿、寒冷和疾病的困扰，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到达了印江木黄。 这一刻，历史在此定格，红二、六两军团在印江木黄镇胜利会师。当两支队伍的战士们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当欢呼声和呐喊声响彻云霄，这一刻，所有的疲惫和艰辛都化作了胜利的喜悦。这时，红三军也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这一会师，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汇聚，为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两军会师后，迅速成立了由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的指挥机构。在新的领导集体带领下，他们高瞻远瞩，经过深入分析和研究，制定了坚守黔东、挺进湘西的战略方针。在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着敌人的疯狂反扑和围剿。但红军将士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在陈家河战斗中，红军巧妙设伏，一举歼灭大量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忠堡战斗中，红军将士们不怕牺牲，勇猛冲锋，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围堵。他们在这片新的革命热土上，用鲜血和生命扞卫着革命的果实，有力地配合了中央工农红军的胜利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让红军的丰功伟绩能够世世代代被传颂，让后人永远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学习和发扬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印江县委、县革委毅然决定在木黄修建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1977年12月10日，在凛冽的寒风中，这个承载着无数人期望与敬意的工程破土动工。修建过程中，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建筑工人们不畏严寒酷暑，日夜奋战在工地上。他们精心挑选每一块砖石，认真对待每一道工序，每一次挥汗如雨，每一次精心雕琢，都饱含着他们对红军的敬仰之情。许多当地的群众也自发地加入到建设中来，为工地运送物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大家齐心协力，只为早日建成这座纪念碑，向红军先辈们致敬。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建设，1979年7月1日，这座凝聚着无数人心血的纪念碑终于落成。它高高矗立在长满青松翠柏、风景秀丽的将军山上，碑高14.2米，底座宽7米，厚7.1米，稳稳地扎根于大地，仿佛是红军精神的象征，坚不可摧。16级台阶通向纪念碑，象征着红军走过的艰难历程和不断向上的奋斗精神。周围护以栏杆，整个碑基共占地162.5平方米，其保护范围为166.5亩。碑的造型独具匠心，仿若两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在岁月的长河中猎猎作响，这不仅象征着红军的团结与胜利，更象征着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它将永远飘扬在人们的心中。纪念碑上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的亲笔题字：“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十九个笔力苍劲雄厚的大字，仿佛带着历史的厚重与力量，镶嵌在碑体上，熠熠生辉，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隆重的落成典礼在木黄镇举行，这一天，木黄镇热闹非凡，宛如一片欢乐的海洋。省内外一些单位纷纷发来贺电、贺信，字里行间都表达着他们对这一重要时刻的祝贺与敬意。中央有关部门和四川、湖南苏区的代表，省内有关单位和印江县、区、公社的代表及当地干部、群众两万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曾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苦的岁月，对红军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心前来；还有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是革命精神的未来传承者。 人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脸上洋溢着激动与自豪。现场载歌载舞，身着民族盛装的演员们，用欢快的舞蹈和嘹亮的歌声，表达着对红军的崇敬和对革命胜利的喜悦。舞蹈中，他们的动作刚劲有力，仿佛再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身姿；歌声中，那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诉说着对红军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这个盛大的大会上，铜仁地委副书记宋希同、印江县委书记罗正铭、省文化局副局长田宾、木黄区委贺光禄同志和老红军池怛昌、老游击队员李通贞，以及修建纪念碑工人代表周西龙等先后讲了话。老红军池怛昌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哽咽地回忆起当年与战友们并肩战斗的场景，那些艰苦的岁月、激烈的战斗，仿佛就在昨天。他用朴实的语言，讲述着红军战士们如何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如何在饥寒交迫中坚守信念。他的话语，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印江县委书记罗正铭则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修建纪念碑的重要意义，他强调，这座纪念碑不仅是对历史的纪念，更是一座精神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修建纪念碑工人代表周西龙也激动地分享了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他表示，能够参与这座纪念碑的建设，是他一生的荣幸，他会将红军精神融入到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到会的作家、诗人、摄影工作者，他们也被现场的热烈氛围所感染。作家们纷纷表示，要用手中的笔，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讲述红军的故事，传承红军的精神；诗人们激情澎湃，即兴创作诗歌，赞美红军的伟大功绩；摄影工作者们则不停地按下快门，用镜头记录下这珍贵的时刻，他们都决心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这座纪念碑的落成，不仅仅是对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更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它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汗水。它将永远矗立在将军山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红军先辈们一样，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第14章 老红军卢仁槐忆战友 在革命战争的连天烽火中，无数同志将热血洒在长征路，抛于八年抗日战争的战场，以及三年解放战争的硝烟里。可惜，岁月流逝，我已记不清那些光荣牺牲同志的姓名，也模糊了他们英勇就义的地点，这成为我心中难以言说的遗憾。 如今，我还能清晰忆起的，只有池恩荣、杨隆云（原名杨隆昌）两位烈士牺牲时的情形。 老红军回忆录之一：池恩荣烈士 池恩荣同志，贵州印江县板溪区人，与我同年出生。1934年11月，红二军团缩编后，我们同在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三营七连二排担任班长，我是五班班长，他是六班班长，并且我们在同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池恩荣同志，在湖南省板里源的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35年夏天，我红二方面军围攻湖南省龙山县时，蒋介石急忙从各处调兵遣将，增援被围困在龙山县的敌军。其中，蒋介石的一个整编师（下辖三个旅）进犯速度极快，距离龙山县仅有一百多华里。我红二方面军主力当机立断，放弃攻打龙山之敌，改为迂回并连夜急行军，准备消灭这股增援之敌。 我们三营七连作为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的尖兵连，而我们二排则是尖兵排，与增援的敌人相对急进。敌军通过飞机侦察，得知我军弃城转而打援的计划，原本急速前进的敌军便放缓了速度。敌机在我军前进的上空不断地盘旋侦察，还时不时地进行扫射，一方面试图阻止我军前进，另一方面则为地面上的敌军传递消息。 我们七连见状，当机立断，立刻轻装，扔掉背包和米袋，不顾敌机的疯狂扫射，朝着前方的山口全力奔去。我军主力部队也迅速跑步登上右侧的高山。就在我们七连二排刚刚登上板里源山口时，敌人的一个尖兵营，正漫山遍野地朝着板里源山口搜索而来。我们七连迅速向山口的两侧展开，隐蔽在草丛之中，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机。三营的八连和九连也紧紧靠近七连，隐蔽休息。营教导员和各连政治指导员分头深入部队，进行战斗动员。 三营营长田华堂同志来到我们二排前沿阵地，仔细选好出击地点后，对我们连长和排长严肃地说道：“隐蔽好，把敌人放近点再打！”二排排长随即向我们各班下达命令：“准备好手榴弹，先别开枪，用手榴弹狠狠揍敌人！”七连的5挺轻机枪和三营的5挺重机枪全部架设在我们二排的左侧，等待着特别指令，随时准备射击。七连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来到我们二排前沿，小声而坚定地对同志们说：“同志们，共产党员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消灭这股敌人！看看谁消灭的敌人最多！看看谁缴获敌人的枪最多！看看谁捉的俘虏最多！”同志们小声却满怀斗志地回应道：“对，来一场缴枪比赛！” 敌人的尖兵连越逼越近，两架敌机依旧在我们上空侦察扫射。敌人的尖兵连开始鸣枪进行武装侦察，但我们继续隐蔽，按兵不动。敌人进到200米时，我们没有开火；进到100米，我们仍然没有行动；进到50米，我们还是潜伏着。当敌人距离我们大约20米的时候，连长、排长齐声高呼：“打！”刹那间，我们的手榴弹如冰雹般纷纷出手，落入敌群，接连爆炸。紧接着，又是两轮手榴弹投出，敌人的尖兵连瞬间就被打得溃不成军！5挺轻机枪和3挺重机枪同时怒吼起来，强大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的后续部队。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乱作一团。巨雷般的爆炸声、机枪声和步枪声，在板里源山沟里震耳欲聋地回响着。 我们二排率先跳出阵地，冒着弥漫的手榴弹硝烟，勇猛地冲上山坡，与敌人的后续部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紧接着，我们七连的一排、三排也跟着冲下山坡，与敌人短兵相接。田华堂营长率领八连和九连同样冲下山坡，与兵力两倍于我们的敌人在山坡上展开了殊死决斗！战斗进入白热化，敌我双方枪中的子弹很快耗尽，来不及重新装填子弹，大家只能用刺刀、枪托展开近身拼搏。 六班班长池恩荣同志英勇无畏，接连刺死两个敌人。在刺杀第三个敌人时，由于用力过猛，刺刀穿透了敌人的肚子，一时难以拔出。就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另一个顽敌趁机向他扑来。池恩荣同志反应敏捷，迅速抽出手榴弹，巧妙避开敌人的刺刀，顺手一把抓住敌人，用手榴弹狠狠砸在敌人的头部，敌人当场倒地。然而，后面的敌人又潮水般地冲了上来，他徒手与两个顽敌展开殊死搏斗。他奋力一锤，将一个敌人打晕在地，又与另一个敌人扭打在一起。就在这时，后面赶来的敌人朝池恩荣同志开了一枪，池恩荣同志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我在两位战友的掩护下，趁机抽身装上子弹，接连三枪，击毙了三个敌人，为池恩荣同志报了仇。转身时，我看到我们的田华堂营长正与敌人扭打在一起，他们两人都没开枪，只是用手中的驳壳枪在对方身上乱砸。我眼疾手快，顺手一枪，打中敌人的大腿，敌人顿时无力支撑，应声倒地，我又补了一枪，结果了这个家伙的性命。后来审问俘虏才知道，他就是敌人尖兵连的营长。 战斗结束后，我问田营长：“你为什么不开枪？”他说：“枪里子弹打完了，来不及装子弹，枪成了个空家伙，多亏你这个神射手解了我的围。”（我的枪法在200米之内，百发百中，是我们七连的特等射手。） 我军主力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从我们营右侧的板里源山上，朝着前进中的敌人主力部队猛烈压下去，一下子就把敌人截成了几段，展开了猛冲猛打的攻势。敌人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最后只好向我军缴械投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歼灭了敌军师的大部，敌师长在与我军的战斗中被击毙，部分残敌向来路仓皇溃退。这场战斗，除了死伤的敌人，我军还活捉了4000余人，缴获敌人的迫击炮、轻重机枪、长短枪及弹药不计其数。 池恩荣同志死得光荣，死得英勇，他用生命践行了使命，没有辜负家乡人民的殷切重托！ 池恩荣同志永垂不朽！ 第15章 老红军回忆录之二 在那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印江、沿河、德江等县的广大农民深陷苦难的深渊。抓兵派款如同沉重的枷锁，无情地套在百姓脖颈；高额的赋税与征粮，更是将贫苦大众逼入绝境。干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踏上“神兵”之路。印江县的宁家坪、邱家寨、天池坪等村落，沿河县的旧寨坝、殷家坝、白沙溪等地，数千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他们高举反抗大旗，以血肉之躯对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卫邻里，保乡亲；打官府，破豪门；杀贪官，除劣绅”，这激昂的口号响彻黔东大地，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反抗意志。 沙子坡一带的“神兵”更是勇猛无畏，他们向印江县城发起进攻，成功赶跑伪县长，开仓放粮，让百姓们得以吃上一口饱饭。这场起义，如同平地惊雷，让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坐立不安。然而，敌人的反扑也随之而来。伪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国民党匪军，如同豺狼虎豹般涌入黔东。他们所到之处，清乡毁寨，大肆屠杀。未满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残忍地刺死在襁褓之中，村庄被付之一炬，鸡犬不留。“三光”政策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土地，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光明的到来，渴望有一支队伍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 1934年6月的一天，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对门山上突然传来“牛吃麦子罗”的呼喊，这是乡亲们传递白匪军来袭的暗语。一时间，人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离。陈正国也准备回家拿些东西后躲进山里，可刚一转身，就看到三个背枪的人。他们的打扮与白匪军截然不同，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开口便是“老乡！不要怕，我们也是穷人”。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涌入陈正国的心田。但看到他们手中的枪，陈正国心中又不免产生疑虑。他不安地回到家中，拿出几件烂衣裳和一升荞麦，送到三人面前，以为他们是来索要东西的。三人见状先是一愣，随后笑着说道：“老乡，我们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你们把东西拿回去放好吧！”这句话让陈正国惊讶不已，他从未见过如此不抢百姓东西的“军队”。 带着满心的疑惑，陈正国大胆询问：“你们究竟是那样军队？”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贺龙率领的红军！”“贺龙”这个名字，陈正国早有耳闻，但红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他却一无所知。在短暂的沉默中，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红军战士，发现他们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白匪军的凶神恶煞。正当陈正国想给他们弄点水喝时，转身却发现他们已经放下背包，挽起裤脚，下到田里帮乡亲们插秧去了。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陈正国，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认定红军和百姓就是一家人。他迫不及待地跑进山里，将红军帮助插秧的事告诉乡亲们，大家听后纷纷放下心来，欢欢喜喜地回到村子。从这一天起，贺龙领导的红军在黔东的村村寨寨扎下了根。 这支红军队伍，正是红三军。他们于1934年5月初，从四川彭水西渡乌江，踏上了贵州的土地。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历经艰辛，先后经过后坪县（现属沿河县）的塘、务川县的干河坝、发科场、德江县的泉口司，最终抵达沿河县的思渠等地。5月21日，红三军进入沿河县县城西岸；6月1日，成功占领沿河县城；3日到达沿河县三区的沙子场；4日抵达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黔东地区的“神兵”听闻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便派冉少波为代表，热情地迎接红军前往印江县。 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经过龙池、唐家溪、松桃县的麻阳、印江的鸡母溪，来到四区刀坝。6月15日，又从刀坝场出发，途经合水坡、岩桑坪、青石板、池坝、小郎坝、红花园等地，顺利抵达印江三区的沙子坡。当天晚上，红军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派人前往德江县六区的龙塘，抓住了罪大恶极的伪乡长、大土豪覃礼坤。覃礼坤仗着叔叔覃茂松（伪贵州省财粮厅官员）的权势，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16日，红军将覃礼坤押到沙子坡，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群众大会。贺龙军长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鼓励大家不要迷信神灵，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属于自己的队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贺龙军长坚定地表示，红军会坚决为大家撑腰。这番话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在场的群众热血沸腾，掌声经久不息。各地的“神兵”纷纷来到沙子坡，强烈要求加入红军和游击队。旧寨坝的“神兵”在宁国学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后来被改编为印江独立团。会后，覃礼坤被押往德江枫香溪，最终在尔当溪花花桥边被枪毙。这个恶霸的伏法，让百姓们拍手称快，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怨气终于得以释放。 自红三军来到黔东，这片山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旗在各个村落高高飘扬，革命的歌声响彻云霄。红军所到之处，百姓们夹道欢迎；红军离开时，身后留下的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钱人听闻红军到来，吓得仓皇逃窜；而干人们则欢呼雀跃，纷纷聚拢到红军身边。“红军到，干人笑，山笑水笑人欢笑，寒冬过去春天到”，这句民谣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景象。 1934年6月19日，贺龙军长和夏曦主席在德江县枫香溪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随后，红三军迅速组织了地方工作队，分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深入群众之中，宣传革命道理。在沿河县旧寨坝乡，红军张均望、冯琪云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张均望同志耐心地向大家讲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什么是苏维埃。虽然这些新名词对于百姓们来说有些陌生，但大家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腰杆子似乎比以往更硬了。 会后，旧寨坝乡开始选举乡苏维埃代表，杨正思、吴儒章、吴天贵等人当选。同时，成立了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杨景光担任主席，吴儒章任书记，王堂为自卫队长。在张均望同志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乡亲们逐渐明白了工农大众革命的意义，认识到只有成立工农自己的政府，组织起工农自己的武装，才能真正实现翻身解放。苏维埃，这个代表着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在百姓们心中扎下了根。 一天，张均望同志从军部开会归来，在旧寨坝的瓦屋（大坝）再次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了枫香溪会议确定建立“黔东特区”的重要决议，并动员大家推选贫农代表，前往沿河白石溪参加大会。旧寨坝乡推选了陈正国、王焕林、吴希堂、杨槐昌等人。当他们到达白石溪时，红三军军部已经开拔前往长岗岭。于是，大会改在铅厂坝王家大院举行。 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来自沿河、德江、印江三县的一百多名代表，以及三十几位红军代表，共计135人汇聚一堂。大会选举陈正国、孙秀亮、秦育清等代表组成主席团。夏曦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他向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和各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工农民众唯一的出路。他号召贵州黔东的广大农民，要摒弃对“神坛”和“神兵”的依赖，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革命，组织工农民众民主政府，坚决打倒地主豪绅、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夏曦主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二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三是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建3万人的自卫队、1万人的游击队，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争取黔东苏维埃的胜利。 红军代表钟子廷（钟山）也在会上发言，他强调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始终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希望大家积极发动群众，让三千人加入红军。会上，代表们还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等六个重要决议。随后，“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夏曦等80人当选为委员；汤福林参谋长、孙秀亮、秦月清、张均望等32人当选为常委，孙秀亮任主席，秦育清和陈正国任副主席。 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最初在白石溪下寨张贯芝家办公，不久后迁至土地湾田兴宗家，这里成为了革命工作的重要据点。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黔军王家烈的部队以及地主武装杨通选、杨通红、杨通南、晏克武等，趁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之机，频繁袭击特区革命委员会。在敌人的骚扰下，特区革委被迫多次迁移，先后迁至铅厂坝、瓦场坝、谯家、皂角池、山羊岭、照东岩等地。在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6 - 7月间，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 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各区、乡纷纷组织起自卫队、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革命组织。一时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四个县的十万农民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这在黔东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标志着黔东人民从此走上了当家作主的道路。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他们迅速制定了三省“会剿部署”，黔军李成章、蒋丕绪，川军达凤岗，湘军周矮子（周燮卿）等部，频繁进犯特区。8月12日，黔军蒋丕绪所属的傅衡中旅，从湘西回到沿河县城。他们趁红军主力在印江、松桃等地活动，派黄富安占领了淇滩镇。淇滩镇是重要的军事重镇，战略位置十分关键，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深知绝不能让敌人得逞。他亲自赶到沿河四区水田坝，召集九师师长钟炳然、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开会，果断决定由九师配合沿河独立团，消灭这股敌人。当时，沿河独立团大部分兵力远在距淇滩一百八十里的松桃县永安州（火烧桥），但接到命令后，战士们毫不迟疑，连夜急行军，一夜之间就赶到了沿河五区的甘溪上坝。贺炳炎团长随即召开各连队负责人会议，详细布置战斗任务。 8月15日，沿河独立团在九师部分兵力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向淇滩进发。这天恰逢淇滩赶场，担任前锋的甘溪游击队，在政委、老红军王子龙同志的率领下，如离弦之箭般从狼溪迅速冲向淇滩场。当部队到达淇滩后街时，淇滩鸡市场的敌人看到红旗，误以为红军主力来了，吓得四散奔逃。眼看敌人就要被游击队包围缴械，却不知是谁走火开了一枪。敌人一听是火药土枪的声音，判断这只是游击队，并非红军主力，便立刻掉头反扑。王子龙同志和四个游击队员冲到马鞍桥边时，不幸遭到敌人排枪射击，壮烈牺牲。敌人疯狂地发起冲锋，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 就在这危急时刻，驻在天官井的九师和后续的沿河独立团吹响了冲锋号，激昂的号声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鼓舞着我军的士气。敌人顿时慌了手脚，开始漫无目的地胡乱开枪。匪军营长黄富安万万没想到我军大部队来得如此之快，一时间指挥混乱，敌人阵脚大乱，纷纷向淇滩口溃逃。黄富安第一个抢着上船，被沿河县独立大队长廖云清的通讯员一枪打掉大圆盘帽，落入乌江。黄富安吓得赶紧缩进船舱，狼狈不堪。通讯员见他这副模样，忍不住大笑起来，可就在他站起来向敌人喊话，劝其缴械投降时，不幸被敌人击中，英勇牺牲。小战士的牺牲让广大红军和游击队员悲愤交加，他们高呼着“为死难的小同志报仇”，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冲杀声、枪炮声与乌江的浪涛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敌人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如同惊弓之鸟四处逃窜。没有渡过江的敌人，被击毙百余人，黄富安也成了光杆司令，独自一人逃往沿河县城。这次战斗，我军缴获敌人百余支枪，傅衡中吃了败仗后，吓得放弃沿河县城，逃往务川。淇滩之战，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黔东特区的安全。 秋天，枫叶红似火，山区的稻谷还未收割。为了解决特区内部物资和粮食供给的困难，8月22日，军部命令红九师一部前往印江木黄一带筹集给养。没想到，在这里正好碰上黔军廖怀忠师的副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部队从老山（梵净山）向木黄开来。这无疑是一个歼敌的绝佳机会，贺龙军长当机立断，一面命令九师做好迎敌准备，一面派特区政府组织后勤保障工作。 8月23日，红军开往地茶坝一带，密切观察敌军的行动。24日，黎刚果然率军前来攻打地茶坝的红军。为了诱敌深入，红军主动与敌人交战，假打一阵后，佯装败退，向松桃八区岩柯坝撤退。黎刚见红军“败退”，误以为红军徒有虚名，不堪一击，便大胆地进入木黄宿营。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军部还派出黔东纵队师前去配合九师作战。 25日清晨，九师与纵队师分别从地荼坝、岩坝出发，沿着山路，经销口山，迅速向木黄推进。当天，木黄正好赶场，街上人来人往。为了避免伤害群众，红军战士们朝天放枪。此时，黎刚的队伍还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后，顿时乱作一团。木黄对面的将军山、后面的观音山上，红旗招展，漫山遍野都是红军的身影。敌人惊慌失措，连枪都顾不上拿，就从床上爬起来，朝着新业、老寨方向拼命逃窜，企图躲进梵净山。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洞沟坡。这次战斗，我军俘获敌军第三营营长以下百余人，击毙敌人二十余人，还缴获了黎刚的皮大衣，黎刚本人也险些丧命，被打得丢盔弃甲。经此一战，黎刚再也不敢与红军正面交锋。 红军主力在印江等地活动期间，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伪团总冉瑞廷认为有机可乘，便带着残部卷土重来。他回到南腰界后，丧心病狂地杀害了留守在那里的红军工作人员、伤病员、游击队员及其家属，还勾结晓景、大龙一带的大土豪、团防傅润芝，将晓景游击大队长王廷方抓走。他们先是残忍地将王廷方杀害，然后开肠剖肚，掏出心肝“祭祖”，其行径令人发指。 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罪大恶极的冉瑞廷。红军在印江木黄打败黎刚后，贺龙军长立即命令九师于8月26日晚连夜赶到松桃八区永安州宿营，27日休整一天。同时，调七师一部前往四川秀山县边境坝苎一带，防止秀山方面的大土豪杨卓芝、殷仲卿前来增援冉瑞廷。特区政府也接到命令，调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行动。8月28日拂晓，九师一部分兵力配合纵队师和游击队，兵分三路，从火烧桥出发，向南腰界挺进。当先头部队到达岭岭坡时，敌人哨兵发现了情况，但不清楚红军的兵力，只能盲目开枪。冉瑞廷的儿子冉崇侯听到枪声，急忙带人前来增援。然而，敌人还没爬上岭岭坡，就被红军包抄截断，冉崇侯见势不妙，掉头向南腰界逃窜，还胁迫部分群众一起躲进了老巢冉家祠堂，妄图负隅顽抗。 冉家祠堂位于大坝场一片滥田中央，只有一条小路相通，四周是坚固的石砌围墙，易守难攻。考虑到里面还有被胁迫的群众，红军决定先将其团团围住，开展政治攻势。特区政府派人到祠堂下喊话，向里面的人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能够瓦解敌军。在政策的感召下，部分群众从后门逃了出来。 冉家祠堂内，敌人早已断粮，仅有的三头牛也被杀了煮汤，最后连跑进祠堂的四只猫都成了腹中之物。即便如此，敌人仍在负隅顽抗。红军深知，这样长久围困下去，虽能拖垮敌人，但也会极大地牵制自身力量，影响革命的整体布局。 为了早日攻破匪巢，红军先是尝试用迫击炮轰击，但由于炮弹受潮，均未爆炸。无奈之下，战士们从火烧桥抬来一门“将军炮”，精心架设好后，装填了满满两洗脸盆的土火药和铁砂子。然而，因火药装填过量，一点火，炮筒瞬间爆炸，还致使一名战士受伤。钟师长心急如焚，赶忙派人请来杨清云木匠，重新打造了三门土炮。 直到九月，贺龙军长再次下达死命令，务必攻破冉家祠堂！各部队迅速做好进攻准备。白天，敌人防守严密，那条唯一通向祠堂的小路被机枪火力严密封锁，强攻难以奏效，红军决定趁夜发动偷袭。为解决夜间总攻的照明问题，部队先是拆除了冉瑞廷家的房子，当地群众也纷纷送来大量干柴。战士们在冉家祠堂四周堆起高高的柴堆，并浇上煤油，只等总攻信号一响，便点燃柴堆照亮战场。 师里精心挑选了96名身强力壮、作战勇猛的大汉，他们每人携带大刀和手榴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悄无声息地摸到冉家祠外围墙脚下埋伏起来，屏息凝神，等待总攻号令。夜幕深沉，万籁俱寂，祠堂内时不时传出敌人的低语声，四周只有秋虫在草丛中发出微弱的鸣叫。红军各部队按照计划，三柱香时分开始做饭，四柱香时分，嘹亮的号声划破夜空，总攻正式开始！霎时间，祠堂四周的柴堆被点燃，熊熊烈火冲天而起，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三门土炮齐声轰鸣，“轰！轰！轰！”三道火光如利剑般射向敌阵，冉家祠堂的屋顶被轰掉一大片，碎石瓦砾纷纷掉落。敌人被突如其来的炮击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地四处乱窜。 紧接着，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响，祠堂的围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早已埋伏在墙下的96名勇士，迅速将手雷扔进围墙内，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头顶浸湿的棉絮，从缺口处勇猛冲入，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与此同时，外面的大部队也如潮水般冲入围墙大门，投入战斗。喊杀声、兵器碰撞声在祠堂内外回荡，战士们怀着满腔怒火，奋勇杀敌。经过一夜的激战，直到9月13日拂晓，红军终于将祠堂内的匪徒全部歼灭。冉崇侯恶贯满盈，企图趁乱逃跑，最终被乱刀砍死在大门前的刺篱笆边。这场战斗，红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二十几位同志负伤，红军三连赵连长在冲向冉家祠堂的独路上，不幸中弹，光荣牺牲。但冉家祠堂的攻克，彻底铲除了这股反动势力，为当地百姓报了仇，也让黔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更加稳固。 攻破冉家祠堂后，贺龙军长率领部队开往沿河县中界坝，特区政府人员则回到沿河县白石溪。大家一方面忙着安置伤员，精心照料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治疗伤痛；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地方组织，扩大革命力量。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川、湘、黔三省的敌军再次联合起来，向“黔东特区”发起猛烈进攻，妄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姜兴尧部窜入德江枫香溪、张家湾一带，不过此前该部已被黔东纵队师、独立团和游击队重创，暂时不足为惧。但王家烈的嫡系部队李成章却率领杨昭卓、周相魁、戴玉堂等部抵达印江县沙子坡，准备与其他敌军会合，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当杨昭阜部进至谯家铺时，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不得不退回德江、印江县境一带。 9月23日，川军达凤岗旅占领沿河县城；湘军第三十四师第三旅周矮子也向晓景发起进攻。一时间，黔东地区乌云密布，形势变得异常严峻。面对敌军的来势汹汹，贺龙军长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他一方面传令特区政府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确保部队的物资供应，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将战火引到特区中心之外，决定采用外线作战的策略。贺龙军长指挥部队主动撤向木黄，他还时常在木黄河边钓鱼，看似悠闲，实则是在观察地形，精心挑选合适的战场，等待时机，诱敌深入，以便将敌人一网打尽。同时，他命令七师主力转移到松桃岩柯坝，九师主力转移到松桃永安州，黔东纵队师则配合红军主力在外线灵活作战，寻找战机，准备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9月25日，陈正国跟随夏曦主席带领红七师二十五团、沿河独立团，从白沙溪出发前往印江沙子坡，成功打垮了由遵义调来增援的黔军学生队（士官生）。随后，部队经由杉树坳、板溪等地，顺利到达木黄。9月27日，木黄的局势愈发紧张。黔军李成章率领五个团从西、南两个方向步步逼近，戴玉堂团也已经抵达合水。此时的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北有川军达凤岗旅，东北有湘军周矮子，西南又有黔军重兵把守，仿佛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面对如此困境，夏曦主席主张从木黄撤进梵净山，以保存实力。但贺龙军长坚决反对，他深知这一仗关乎红三军的声誉，更关系到黔东特区的生死存亡，绝不能退缩，必须主动出击。然而，这一仗该如何打，成为了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贺龙军长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应该采取“杀鸡给猴看”的策略，先集中力量打击李成章这股最主要的敌人。他分析道，川军虽然占领了沿河县城，但距离木黄较远，最快也需要两天时间才能赶到，而且孤军深入，行动迟缓；湘军与王家烈之间矛盾重重，周矮子绝不会轻易出兵支援李成章。只要能够抓住时机，打败黔军，川军和湘军必然会不战自退。于是，贺龙军长亲自制定作战方案，决定采用避实就虚、调虎离山、分进合击的战术，给敌人致命一击。 战斗开始前，红军先由纵队师向印江四区刀坝场发起佯攻，制造主力进攻的假象；七师则装作进攻合水的样子，然后假装败退，撤至距木黄三里的营阳坝埋伏起来；与此同时，纵队师迅速从刀坝场返回，准备参与后续战斗。敌人果然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9月28日，李成章的五个团相继进入木黄，朝着营阳坝集结。当敌人全部钻进红军预先布置好的“口袋”时，一声清脆的进攻号音响起，战斗正式打响！一时间，枪声大作，埋伏在四周的红军战士如猛虎下山般，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 贺龙军长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他目光如炬，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的变化。当看到战机成熟时，他一手提着长枪，一手紧握短枪，亲自带领一手枪连，率领红七师主力迅速撤出战斗，转而由黔东纵队师接替，坚守阵地，死死拖住敌人。战斗异常激烈，枪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在整个战场上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被他们包围，不断向营阳坝增兵。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贺龙军长早已率领七师主力，从松桃岩柯坝迂回到敌人背后，对其形成了包围之势。与此同时，红九师也从外线迅速迂回到木黄，占领了各个山头的制高点。当敌人发现中计，想要撤退时，已经为时过晚。贺龙军长率领红七师如神兵天降，从岩坝杀了回来。原本企图包围红军的敌人，此刻反而陷入了红军的反包围之中，顿时阵脚大乱，四处逃窜。李成章见势不妙，只得率领残部从合水狼狈退到印江县城。这场战斗，红军消灭敌人二百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史称“木黄大捷”。 战后，夏曦主席感慨地说：“真是侥幸呀！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精妙的打法哩！”贺龙军长则哈哈大笑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这个打法，还是在洪湖时跟周逸群政委学的，每次遇到战斗，我就回想起他对红军游击战术总结的四句话：‘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我捣。’多年来，我就是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打了不少胜仗。”木黄大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也让黔东特区的军民信心倍增，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地位。 木黄大捷后，贺龙军长率领部队回到了南腰界，夏曦主席和特区秦育清副主席也连夜赶回沙子坡，第二天才回到土地湾。然而，此时的黔东人民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红三军刚来黔东时，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连基本的食盐都难以保证。一个人长期缺盐，四肢无力，严重影响生产生活。贺龙军长心系百姓，为了解决食盐问题，他派侦察员将经常往返龚滩、彭水做小生意的傅怀忠接到长岗岭。贺龙军长见到傅怀忠后，亲切地询问：“彭水一带熟不熟悉，有位龚渭清大爷你认识吗？”傅怀忠回答道：“彭水一带我经常去，龚大爷不仅认识，还是我的拜把弟兄。”贺军长听后十分高兴：“龚大爷也是我的好友，这次请你来，就是想托你带个信去，请他给我们买点盐巴来。”傅怀忠爽快地答应：“军长，只要你信得过我，放心，我一定能办到！”不久，傅怀忠果然从彭水龚大爷那里运来20包盐巴，足足有4千斤，这不仅解决了特区群众的吃盐难题，也保障了部队的食盐供应。 但红军初到黔东，由于与当地气候不适、水土不服，许多战士都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当时缺医少药，战士们的病情难以得到有效医治。红三军在彭水时，曾在福音堂抓获一个洋人，缴获了十几担西药。可惜，这些珍贵的药品在运往南腰界时，被冉瑞廷抢走。乡里的土方子只能用“千里光”“黄莉叶”等草药为战士们止泻，效果十分有限。而伤员们也急需药物治疗，贺龙军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得再次委托傅怀忠前往彭水，向龚大爷求助。龚大爷收到贺军长的信后，想尽办法，不仅找来社会好友资助，还典当了自己的家产，购置了二十几担中、西药。他通过各种关系，在酉阳、秀山两县商会办好发货单和通行证，亲自押运这批药品，日夜兼程运往“黔东特区”。 当龚大爷一行走到沿河县沙子区永淹坨时，眼看就要进入特区范围，他一时大意，放松了警惕。坐在轿子里押着药担子，沿着大路前行。不料，被沙子区伪区长袁仲英、团防田朋道发现。敌人见到这么多药材，又得知是运往“红区”，认定是给红军的物资，便残忍地将龚大爷枪杀，把二十几担中、西药运到沿河县城，送给土匪司令杨畅时邀功请赏。同时，还将傅怀忠抓进了监狱。 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怒火中烧，发誓一定要为龚大爷报仇，夺回药材，救出傅怀忠。于是，在木黄战役结束后，贺龙军长决定第三次攻打沿河县城。为了便于指挥战斗，将军部迁至淇滩的天官井，并召集区、乡苏维埃政府人员和群众代表，共同商讨作战方案。要渡过乌江攻打沿河县城，船只必不可少，但沿江的船只早已被杨匪弄到西岸。贺龙军长当机立断，让天官井乡苏维埃代表杨光模带领群众寻找船只。大家不辞辛劳，在小河坝、照州坝、曾子坝等地找到了3只小船，后来又在小河口打捞起1只，总共凑齐4只船。 接着，贺龙军长进行作战部署，命令九师开往沿河城东岸，对西岸的杨匪形成威胁，牵制敌人兵力；命令沿河独立团从淇滩发起主攻；黔东纵队师和黔东独立团则配合作战。10月13日，天刚蒙蒙亮，乌江上下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这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了绝佳的掩护。红军两百名战士借着浓雾的掩护，悄然渡过乌江，过江后又成功夺得敌人的两只大船。随后，沿河独立团、黔东纵队师在淇滩渡口顺利渡江。部队首先攻打严家桥，迅速占领了彭家、沙坨、斯溪等渡口，紧接着分兵两路，对沿河城形成合围之势。 此时，杨畅时还在城里的“九重堂”悠闲地吸着鸦片烟。当他得知红军分多路进攻，即将兵临城下时，顿时惊慌失措，带着众匪向黑水方向狼狈逃窜。红军进攻迅猛，杨畅时为了保命，丢弃马匹，只身逃亡。战斗结束后，杨畅时的大花骡子也成了红军的战利品。此次战斗，红军不仅全歼杨畅时匪部，缴获枪支三百余支，成功救出傅怀忠，还夺回了二十几担珍贵的中、西药。此外，还缴获了大量物资和装备。为了进一步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红军将沿河、黔东、川黔边、印江、德江等五个独立团与黔东纵队师进行整编，成立了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同志担任师长。从此，黔东人民不仅拥有了自己的革命政权，更有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他们将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实现革命的最终胜利而奋勇拼搏，黔东地区的革命事业也由此迈向了新的征程。 老红军回忆录之三 1934年（甲戌年）农历五月初四清晨，红三军的队伍如同一股红色的洪流，从刀坝向沙子坡挺进 。这片土地上，百姓们的生活长期被土豪恶霸压榨，覃礼坤便是其中臭名昭着的一个。他在当地横行霸道，与冉少波结下深仇。冉少波势单力薄，难以抗衡，听闻红军为穷苦百姓谋福祉，便前去寻求帮助，盼望着红军能为这黑暗的地方带来曙光。 当晚，红三军便派出行动小组前往龙塘抓捕覃礼坤。次日，覃礼坤被押解着路过沙子坡，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看着这个曾经作威作福的恶霸被红军制服，眼中满是敬畏与喜悦。 五月初八，红军继续踏上征程，途径四坳口、冯家屋基，又经枫香溪、长岗岭、南腰界、刀坝、来安营、火烧桥，最终抵达木黄。一路上，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向百姓宣传革命思想，播下了红色的火种。 六月，张均望、冯其云等人来到旧寨坝开展工作。张均望担任独立团团长，宁国学为副团长。他们深知发动群众是革命的根基，于是一到旧寨坝，便马不停蹄地组织群众开会，选举代表。本乡的杨正恩、吴努章、吴开宣被推选出来，代表乡亲们发声。随后，一场盛大的民众大会在旧寨坝的瓦屋（即大坝）召开。会上，张均望强调要推选贫苦农民作为代表，以切实保障底层百姓的利益。于是，陈正国、王焕林、吴希堂、杨槐昌等人在众人的信任目光中被临时选定，肩负起代表旧寨坝乡亲前往白石溪参加会议的重任。 然而，当代表们匆匆赶到白石溪时，红军部队已经开拔至长岗岭。他们又即刻前往铅厂坝，代表大会最终在这里举行。大会由夏曦主席主持，秦育清在会上详细阐述了红军的各项政策，让代表们深刻认识到红军是为人民谋解放的队伍。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都领到了珍贵的文件，这些文件承载着革命的希望与嘱托。王焕林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将文件保存起来，这一存，便是一段见证历史的岁月。 在这次大会上，还进行了特区政府领导的选举。孙秀亮众望所归，当选为特区主席，陈正国、秦育清当选副主席。随后，特区政府在土地湾正式设立，一个为百姓服务、致力于土地革命的红色政权就此诞生。 旧寨坝的区政府也于六月顺利成立，陈尚直担任区主席，杨必光为副主席，王焕林出任土地部长。区政府成立后，迅速在四坳口成立乡政府，杨景光担任乡主席，王醒堂为自卫队长，吴努章担任书记。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其中最让百姓们欢呼雀跃的便是土地分配。六月，土地改革的春风吹进了旧寨坝，农民们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十月初，冯其云等人从淫家寨出发，途经印江的沙子坡。在炉塘头和汪家寨停留时，红军战士们为当地百姓发放草鞋，一双双草鞋不仅温暖了百姓的脚，更温暖了他们的心。 在战斗的岁月里，陈正国曾跟随夏曦主席前往杉树坳一带，与印江学生队展开激烈战斗。战斗结束后，他们从杉树坳经板溪抵达木黄，红三军军部就驻扎在木黄街上。此时，九师前往木社筹集给养，却遭遇白军从木社、乌罗司、地茶、陈家沟等地的四面包围。 紧急关头，贺龙军长亲自指挥七师，精心挑选出一个连作为尖兵，向地茶街方向突围。战斗持续了很久，形势异常严峻。贺龙军长身先士卒，手持一支手枪和一支步枪，挽起袖子，与尖兵连一同冲锋陷阵。在他的带领下，红军战士们士气大振，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然而，战斗结束后，部队不得不分散撤离，军部先行撤退，夏曦主席和秦团长则连夜赶回沙子坡，直到第二天才抵达土地湾。 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战斗局势紧张时，也不得不向沙子坡撤退，时间大概在十月初。陈正国返回省政府时，区政府的同志们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然而危险却悄然降临。大约在农历九月十七、十八日，白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陈正国不幸被白军抓捕。一同被抓的还有135人，其中有13名贵州老乡，其余122人来自江西、湖南。他们被押解到印江关押了18天，随后又被转送至贵阳，在贵阳又被囚禁了7天，之后竟被强行编入国民党军队。直到第二年六月，陈正国才得以遣送回家，结束了这段艰难的囚禁生涯。 周仁杰重访木黄:忆往昔，话发展 1983年4月23日，春光明媚，微风轻拂。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同志，怀揣着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深切眷恋与无尽怀念，从松桃启程，一路奔赴木黄。这位曾在烽火硝烟中担任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参谋长的老红军，虽已历经岁月的沧桑，但眼神中依旧闪烁着坚毅与炽热的光芒。刚一抵达木黄，他那熟悉而又略显疲惫的身影便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县、区领导同志早已在此等候多时，满怀热忱地迎接着这位英雄的归来。 周老一踏上这片土地，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缓缓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木黄的气息全部吸入肺腑。当他再度睁开眼时，眼眶微微泛红，深情地说道：“我离开木黄已经49年了，这49年，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这里。今天，终于又喝上木黄的水了。”在他的心中，木黄绝非一个普通的地方，这里承载着他青春的热血与奋斗的记忆，是革命历程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周老的思绪飘回到了往昔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回忆起，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经历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残酷战斗。那一天，天空阴霾密布，枪炮声震耳欲聋，敌人的包围圈如铁桶一般越缩越小。红六军团的战士们浴血奋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一轮又一轮的疯狂进攻，然而，终因敌众我寡，部队损失惨重。战斗结束后，战场上硝烟弥漫，到处是残垣断壁和战士们的遗体，鲜血染红了土地。而国民党军队更是如恶狼一般，紧紧咬住红六军团不放，千方百计地阻拦他们与红二军团会合。 周老边说边将两个拳头有力地合在一起，着重强调道：“当时的会师意义重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目光坚定，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首先，我们成功地将两支分散的力量汇聚一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就像两把利刃，原本各自为战，如今合为一体，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各个击破的险恶阴谋。这是力量的汇聚，更是信念的凝聚。”他稍作停顿，眼中流露出对革命战友的深切怀念。“其次，有了这片根据地，部队便有了缓冲的空间。就像在惊涛骇浪中的航船，找到了避风的港湾。在这里，我们能获得必要的物资补充，像食物、草鞋等。这些看似普通的物资，在当时可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士们有了食物，才能有力气战斗；有了草鞋，才能继续行军。再者，也为安顿伤员找到了安稳之地。那些受伤的战友，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们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这里，他们能得到悉心的照料，让我们能安心踏上长征之路。所以，这次会师对于二、六军团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是我们革命征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还回忆起，五十一团是跟随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首长率领的大队伍，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木黄的。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从未有过丝毫退缩。 交谈间，周老满含关切地询问：“我们红军来木黄时，这里有多少人？”县委书记罗正铭同志立刻恭敬地答道：“有300多人。”周老微微点头，紧接着又问：“那现在有多少人呢？”罗书记微笑着回应：“1100多人。”周老不禁感叹：“发展真快啊！”他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语重心长地说：“计划生育工作一定要抓好，必须紧抓不懈。人口的合理增长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随后，他又关心地询问群众的生活状况，罗书记详细汇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变化情况。周老听得十分认真，不时点头表示肯定，还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 当天下午，周老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坚持步行上山，前往参观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途中，他感慨时光飞逝：“我在木黄会师的时候才22岁，风华正茂，一心只想着革命。如今都71岁了，岁月不饶人啊。”但他的步伐依旧坚定有力，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历史的长河中。到达纪念碑前，周老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地端详着王震同志的题字以及碑上的简介，那些文字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记忆的大门。他还特意让工作人员拍照留念，想要将这一珍贵的时刻永远保存下来。他绕着碑身缓缓走了两圈，每一步都充满了深情与敬意。他俯瞰木黄全境，如今的木黄早已焕然一新，不再是当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小镇。随后，他拿起望远镜，仔细查看当年红六军团从梵净山前往木黄的路线。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回忆，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部队艰难行军的场景。之后，周老与大家一同在纪念碑前合影，将这一珍贵时刻定格。 下山途中，周老俯身用手捧起两捧泉水，一饮而尽，赞道：“木黄的水真好呀，清甜可口，这是家乡的味道。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喝到！”罗正铭同志热情相邀：“欢迎下次再来。木黄永远是您的家。”周老当即回应：“等你们木黄会师陈列馆修好了，我一定来。”他语重心长地叮嘱道：“目前农民群众生活还不算富裕，你们一定要多关注，努力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时刻牢记，我们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肖克重访印江木黄老区 1984年1月2日，岁末年初的时节，空气中还弥漫着新年伊始的气息。下午5时55分，印江的天空被落日余晖染成了橙红色，就在这一刻，肖克同志抵达了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县委、县人大常委、县政府、县政协以及人武部的负责同志们早已等候多时，他们怀着崇敬与热忱，迎接这位在革命岁月中有着卓越功勋的老革命家。 肖克同志的到来，让整个印江县城都仿佛被注入了一股特殊的活力。大家簇拥着他，眼中满是敬重与亲切。虽然旅途劳顿，但肖克同志的精神矍铄，他微笑着与每一位迎接他的同志握手，那坚定有力的握手，传递着温暖与力量，仿佛在诉说着往昔并肩作战的情谊。 第二天，也就是1月3日，木黄这个名字在肖克同志心中激荡起层层波澜。50年前的烽火岁月，在他的记忆中从未褪色，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清晰。如今，对木黄的深切思念如潮水般涌来，让他再也按捺不住。尽管窗外风雪交加，严寒刺骨，但肖克同志毅然决定驱车前往木黄。 汽车缓缓启动，行驶在蜿蜒的道路上。一路上，银装素裹的世界映入肖克同志的眼帘，连绵起伏的山峦被白雪覆盖，宛如一条白色的巨龙蜿蜒盘旋。然而，肖克同志的思绪并不仅仅停留在这美丽的雪景上，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他指着板溪，关切地问道：“这里有少数民族没有？”张朝仙同志连忙回答：“这里有土家族、苗族和其他民族四、五种。”肖克同志微微点头，神情庄重地说：“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党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党的民族政策至关重要，这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基石。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实现国家的繁荣发展，就一定要高度重视民族团结问题。各民族就像一家人，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国家才能蒸蒸日上。” 当车路经陡溪时，肖克同志看到路边一群年轻人，他们穿着时尚的现代服装。他感慨地说：“他（她）们不爱穿民族服装，这是由于十年动乱，民族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那时候，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都被压抑、被摒弃。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得到了落实，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让各民族的文化瑰宝重新焕发光彩。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我们要珍视它、传承它。”稍作停顿，肖克同志接着说：“你们建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时间，我觉得最好以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的时间10月24日为好。这不仅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更是各民族团结奋斗的象征。以这个日子为契机，能够让大家铭记历史，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共同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努力。” 10时30分，汽车缓缓驶入木黄。这个曾经见证了伟大会师的小镇，如今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宁静而庄重。10时40分，肖克同志迈着坚定的步伐，步行前往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一路上，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当肖克同志看到王震同志为会师纪念碑的题字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高兴地说：“写得好！王震同志的字苍劲有力，就像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的气势一样，充满力量。”看过石碑简介后，他认真地思考了片刻，缓缓说道：“情况基本准确，有些小毛病无伤大雅。这段历史是我们党和军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去铭记和研究。”随后，肖克同志兴致勃勃地提议大家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他站在纪念碑前，身姿挺拔，眼神中透露出对往昔岁月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许。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交汇。 路过碑亭工程时，肖克同志停下脚步，仔细端详着碑亭和雄伟的纪念碑，认真地说：“这儿有王震同志提字，碑很雄伟，它承载着我们那段光辉的历史。周围就不要修别的了，保持这份庄重和肃穆，让后人能够更纯粹地感受当年会师的伟大意义。” 肖克同志继续前行，来到了木黄街上。正值赶集，街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他看到一位老年妇女杨秀珍，便亲切地上前与她攀谈起来。肖克同志微笑着说：“红军来木黄时，你们很苦，我们也苦。那时候，大家都在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奋斗。现在你们好了，我们也好了。”杨秀珍激动地回答：“我们现能过上好日子，全靠共产党，要感谢党、感谢红军。没有你们当年的浴血奋战，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肖克同志听后，欣慰地点点头，他深知，人民群众的支持是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肖克同志走到当年红六军团政治部时，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作短暂停留。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回忆，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在这里忙碌的身影。他缓缓说道：“政治部宣传部长是段苏权同志，副部长是李朴同志。他们都是优秀的革命同志，为了宣传革命思想，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接着，肖克同志走进纪念馆。当他看到有一张照片有人无名时，立刻说道：“这是蔡树书同志，抗日战争时任129师政治部主任。他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当肖克同志看到木黄会师时中华苏维埃纸币5角钱时，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高兴地说：“这是中央在瑞金印的。那时候，由于我们还没有掌握政权，货币很难流通。但是老百姓愿意要这钱，这说明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会回来的。老百姓真好呀！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坚强后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才能坚持下来，取得最后的胜利。” 肖克同志走进二·六军团两军领导人原住址，仔细地打量着每一处角落。他回忆说：“基本保持原样，各自住屋是准确的。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当年的记忆。那时候，我们在这里商讨战略，规划未来，为了革命的胜利日夜操劳。” 当天中午12时40分，肖克同志来到木黄区委二楼会议室稍事休息。短暂休息后，他便关切地询问了木黄区委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他认真倾听着汇报，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对木黄的发展充满了关心。 之后，肖克同志又走到五甲，看了当年六军团下山的地方。他站在那里，久久凝视，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部队艰难行军的场景。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梵净山的海拔高度、森林覆盖面积和上梵净山的路线。听完介绍后，肖克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梵净山是名山，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特别是森林要保护好。森林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教育群众多栽树，爱护环境，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享受到这片美丽的自然风光。” 肖克同志深入村寨，与群众亲切交谈。他来到徐妞良老人家中，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说：“红军时代，天天打仗，你们支持我们粮食，感谢你们和这一带的老百姓。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不可能取得胜利。”徐妞良老人激动地回答：“没有红军打天下，我们穷人也没有今天。你们是我们的大恩人。”肖克同志还特意走访了孤寡老人，他坐在老人身边，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勉励老人们保重身体，过好晚年。他的关怀如冬日暖阳，温暖着每一位老人的心。 回到木黄区委后，肖克同志认真地说：“纪念馆缺二军团的内容，补上这一部分就好了。二·六军团的会师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只有完整地展现这段历史，才能让后人更好地理解我们革命的艰辛和伟大。” 下午4时，肖克同志结束了在木黄的行程，回到了县城。他参观了民族展览馆，馆内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展品让他流连忘返。随后，肖克同志召开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认真回答了地、县党史办提出的有关党史的几个问题。他的回答条理清晰，充满了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让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都深受启发。 1984年1月4日上午8时，地县各级领导齐聚一堂，热情欢送肖克同志。肖克同志感慨地说：“我满载苏区人民深情厚意，离开了印江。谢谢同志们和苏区人民，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次回到印江，看到这里的变化，我感到无比欣慰。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党的领导下，把印江建设得更加美好。”说完，肖克同志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眼神中满是不舍与期待。汽车缓缓启动，肖克同志透过车窗，向大家挥手致意，直到印江县城渐渐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李立回忆红六军团西征入黔 1934年，中国革命处于艰难的转折时期，红六军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征程。其目的十分明确，那便是寻找红二军团（当时名为红三军）实现会师。这一会师意义重大，不仅关乎两支队伍的力量整合，更对整个革命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这一刻起，红六军团踏上了一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道路，而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为革命的胜利积聚着力量。 红六军团从黔东南地区踏入贵州大地，一路历经艰难险阻。当他们抵达黄平旧州时，一场战斗就此展开。旧州城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经过激烈的交锋，红六军团成功打开了这座城池。在城中，他们遇到了一位法国神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部队决定让他跟随队伍一同前行，而这位神父也因此开启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一直随红军队伍到达了桑植。 打下旧州之后，红六军团继续朝着既定目标前进，顺利抵达石阡。石阡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里，红六军团稍作停留，住了一个晚上。然而，与红二军团的联系却未能成功建立，原因是红二军团当时没有电台，在那个通讯极度依赖电台的年代，这无疑给两支队伍的会师增添了极大的困难。但红六军团并未因此退缩，他们毅然决然地继续前行。 在过了石阡的一个镇子（整理者注：可能是甘溪）时，一场意外的遭遇战打破了行军的平静。当时，红六军团准备在此宿营，却未曾料到敌人也企图在这个镇子宿营。狭路相逢，战斗一触即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整整激战了一个下午。这场战斗异常激烈，枪林弹雨交织，喊杀声震耳欲聋。红六军团的战士们英勇奋战，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他们最终撤出了战斗。 撤出战斗后的红六军团，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他们朝着梵净山进发，一路上，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战士们在荆棘丛生的山林中艰难跋涉。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旅程，他们走了一天一夜，体力几近耗尽，累到了极点。夜晚的山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只能用马灯照明，或是点燃竹子，借助那微弱的火光摸索前行。在这关键时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位当地的老头，在他的带领下，才得以在这茫茫山林中找到前行的方向，继续朝着与红二军团会师的目标迈进。 在部队艰难行军的过程中，李达同志带领了一部分队伍成功与红二军团会师。这一消息让红六军团全体战士备受鼓舞，也为两支队伍的最终会合奠定了基础。贺龙、夏曦同志得知红六军团的情况后，立刻派人前来接应。终于，红六军团抵达了印江木黄，在这里，他们与红二军团实现了期盼已久的会师。这一刻，战士们欢呼雀跃，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历经千辛万苦的两支队伍，终于汇聚在了一起，革命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会师后的第二天，部队来到了南腰界。在这里，一场盛大的祝捷大会隆重召开。经过长途跋涉和激烈战斗，红六军团出发时的1万人，此时只剩下5千来人，但他们的士气却丝毫未减。加上红二军团的几千人，两支队伍合起来有万把来人。这次会师和祝捷大会，不仅是对过去战斗的总结，更是对未来革命征程的展望，让战士们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然而，短暂的休整之后，部队又要踏上新的征程。两天后，他们再次出发，目标是前往湖南开辟新的苏区。出发前，组织上做出了重要的战略安排，叫段苏权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原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这部分留下来的部队，肩负着艰巨的任务，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战斗，为革命保存力量，牵制敌人。 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经酉阳向龙山进发，目标直指永顺。一路上，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翻山越岭，穿越河流，向着新的战略目标坚定前行。1934年11月10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红六军团成功打开了永顺。这一胜利意义非凡，让红军在湘西地区立住了脚，为后续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红军在湘西地区扎下了根，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张铚秀重访老区:忆往昔、寄厚望 1986年6月16日，阳光洒满了印江这片红色的土地。中共中央委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秀同志，这位曾在革命烽火中担任红六军团四十九团三营连长的老战士，怀着对往昔岁月的深切怀念，从遵义启程，抵达印江。他的到来，受到了铜仁地委和印江县委、人大、政府、人武部等单位领导的热烈欢迎，大家怀着崇敬与热忱，早早等候，迎接这位革命前辈的归来。 张司令员一下车，便能感受到印江人民的热情，也看到了这座小城的崭新风貌。他感慨万千，说道：“我离开木黄已经四十多年了，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印江的建设、人民的生活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他的眼中满是欣慰与感慨，往昔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他回忆起那段艰难而又辉煌的革命岁月：“我们在石阡甘溪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当时形势极为严峻，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部队被冲散了，损失比较大。”他的神情变得凝重，仿佛又回到了那场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我们没有被困难打倒，迅速调整队伍，努力与二军团取得联系。六军团从石阡、江口出发，翻越梵净山，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到达木黄。”梵净山的山路崎岖陡峭，战士们在艰难的行军途中，不仅要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追击。但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向着木黄前进。 “两军领导人在木黄汇合时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司令员继续说道，“这次会议讨论了一些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十分关键。从木黄到南腰界再到湖南，后来革命的发展也充分证实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在那次会议上，领导人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为后续的行动指明了方向，为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月17日，张司令员在众人的陪同下前往木黄。一路上，他的心情愈发激动，对这片土地的熟悉感也越来越强烈。到达木黄后，在地、县、区领导的陪同下，他首先来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前。他的目光庄重而专注，仔仔细细地看着纪念碑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处细节。看完纪念碑简介后，他不住地点头称赞：“写得好！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二、六军团的真实情况。”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夏曦同志应该把他加进去。他执行王明‘左’的路线犯了错误，两军在木黄会师后，组织上叫他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虽然他犯过错误，但他在后来也为革命做了许多努力，这段历史不应被忽略。” 随后，张司令员参观了木黄会师会址。他缓缓走进会址，抚摸着那些历经岁月的桌椅、墙壁，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红军战士们在此奋斗的身影。他感慨地说：“很多老同志都想来这儿看看，留念这儿，他们想写回忆录，记录下那段难忘的历史。你们要搞些木黄会师纪念品，比如梵净山玉带石等。老同志们来一趟不容易，到此地能购点纪念品，也算是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老同志的理解和对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视。 在参观木黄鱼泉河时，张司令员停下脚步，望着清澈的河水，问道：“这水里有鱼吗？”县人大副主任张朝仙同志回答：“有鱼。”司令员听后，语重心长地说：“鱼靠水，我们红军依靠人民，人民需要红军，这是鱼水情的关系。”他的眼神坚定而温和，“我们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搞好各项工作，加强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他深知，人民是革命的根基，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才能让国家繁荣昌盛。 接着，张司令员与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询问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教育医疗等情况，认真倾听大家的汇报，不时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他鼓励当地干部要勇于创新，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带领人民走上富裕之路。他还特别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印江的长远发展提供支撑。 在离开木黄之前，张司令员再次来到会师纪念碑前，久久伫立。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往昔战友的怀念，也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他对身边的人说：“木黄会师是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见证了红军的坚韧与团结。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后代子孙都能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张司令员的木黄之行，不仅是一次对革命历史的回顾，更是一次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他的话语和行动，激励着印江的干部群众，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努力奋斗。他带着对印江人民的祝福和期望离开了，但他留下的革命精神和谆谆教诲，将永远铭刻在这片土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奋勇前行。 作家陈靖的印江之行 1987年3月3日，阳光柔和地洒在黔东大地，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深深敬意与追寻，南京军区炮兵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老红军陈靖率领的“重走长征路”写作小组一行5人，在省地有关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历经跋涉，经松桃抵达印江。这段旅程，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一次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他们的到来，在印江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激起了层层波澜。 当陈靖一行到达当年红二·六军团会师地——印江木黄时，热烈的氛围瞬间点燃了整个小镇。当地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满怀热忱，早早地聚集在街头，夹道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激动与崇敬，眼中闪烁着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彩旗飘扬，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仿佛要将这份热情传递给每一个人。陈靖老红军虽然一路风尘仆仆，舟车劳顿，但他丝毫没有显露出疲惫之色，内心的激动早已战胜了身体的倦意。当天，他便兴致勃勃地前往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馆参观。 走进会师纪念馆，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陈靖老红军的目光在这些展品上缓缓扫过，时而驻足凝视，时而微微点头，那些熟悉的场景和故事，如同电影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放映。他的思绪被拉回到了几十年前，那时的他，也是一名年轻的战士，怀揣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长征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血与火的记忆；每一幅照片，都记录着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与牺牲。参观过程中，陈靖老红军不时向身边的人讲述着当年的一些细节，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怀念和对那段历史的深情。 随后，陈靖老红军来到木黄会师纪念碑前，庄重地瞻仰这座象征着革命团结与胜利的丰碑。纪念碑高高耸立，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庄严而肃穆。碑身上的文字，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红二·六军团会师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功绩。陈靖老红军站在碑前，神情凝重，久久伫立，向革命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往昔岁月的深切怀念，也是对革命精神的永恒敬仰。之后，陈靖老红军欣然提笔，题下了“会师柏”等字，这些字迹苍劲有力，饱含着他对木黄会师这段历史的深刻感悟和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 4日，印江县委精心主持召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座谈会。会议室内，气氛热烈而融洽。陈靖老红军首先对他这次“重征”计划和意图作了详细介绍。他满怀激情地说道，这次重走长征路，就是要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将长征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他希望通过自己和写作小组的努力，用文字和作品将长征的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激励后人在新时代继续砥砺前行。县委书记严天华、县长戴振华分别就印江建设与党史的基本情况向陈靖老红军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汇报。他们详细介绍了印江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党史研究和革命遗址保护等工作中的进展。陈靖老红军认真倾听，不时提问，对印江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5日，陈靖老红军为印江县城区一千多名干部、群众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会场内座无虚席，大家都怀着崇敬和期待的心情，聆听这位老红军的教诲。陈靖老红军深情地回忆起当年长征与印江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他说，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印江人民给予了红军无私的支持和帮助，这份情谊，他永远铭记在心。接着，他满怀期望地对印江人民提出了几点希望：“要改革，要创新；要前进，要发展”。他强调，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印江要紧跟时代步伐，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要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印江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他的话语如同一股暖流，流淌在每一位听众的心中，激励着大家为建设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6日，在铜仁地区和印江县领导同志的陪同下，陈靖老红军前往当年“神兵”活动的中心区域，也是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二军团）战斗过的地方，黔东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印江沙子坡一带。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留下革命先辈们的足迹和热血。陈靖老红军一路上感慨万千，他回忆起当年在这里战斗的场景，那些英勇无畏的战士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到达沙子坡后，陈靖老红军亲切地看望了老区人民。他与当地群众一一握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老区人民看到陈靖老红军，都激动不已，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纷纷围拢过来，向陈靖老红军讲述着这些年的生活变化和对红军的思念之情。 随后，陈靖老红军与当年曾参加过“神兵”、游击队，苏维埃政权工作过的部分群众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座谈。座谈会上，老人们回忆起当年的革命岁月，感慨万千。他们讲述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陈靖老红军认真倾听着每一个故事，不时与老人们交流互动，对他们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正是有了像他们这样的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和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大家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 时光匆匆，转眼已到中午。沙子坡群众怀着不舍的心情，欢送陈靖一行离开印江，前往沿河、德江等地。他们站在路边，挥手告别，眼中满是眷恋和祝福。陈靖老红军也向群众们挥手致意，他表示，这次印江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会将印江人民的热情和对革命历史的尊重铭记在心。他希望印江能够越来越好，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陈靖老红军的印江之行，不仅让当地干部群众深刻感受到了长征精神的伟大力量，也为印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他的到来，如同一场及时雨，滋润着这片红色的土地，激励着印江人民在传承革命精神的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而他和“重走长征路”写作小组的旅程还在继续，他们将带着印江人民的祝福和期望，继续追寻长征的足迹，将革命精神传播得更远、更广。 段苏权回访印江 1983年11月16日上午9时许，一辆汽车缓缓驶入印江沙子坡。车上坐着的是中央军事学院政委段苏权同志，他曾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黔东特委书记兼黔东独立师政委 ，此番故地重游，往昔的峥嵘岁月在他心中翻涌。 段苏权同志在沙子坡稍作休息后，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原黔东独立师师部住地，那是沙子坡街上傅洪云家。如今傅洪云已不在人世，段苏权见到傅洪云的老伴严纯英，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与严纯英亲切交谈，回忆着当年在师部的点点滴滴，对傅洪云一家在艰难岁月里给予红军的支持表达深深的感激。 随后，段苏权又来到原红三军军部贺龙同志住过的地方——文世忠家。文世忠热情地迎接了他，两人相谈甚欢。段苏权感慨地说：“你们苏区人民对红军支持很大，有贡献，要感谢你们。”文世忠连忙摆手，脸上洋溢着质朴的笑容，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年贺军长扎在我家，与我们一起吃饭。有一次我上坡回来晚了，军长还专门为我留着饭，使我很受感动。”贺军长对群众的关怀，至今仍让文世忠难以忘怀，也让段苏权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他深知，正是有了这样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红军才能在艰难的岁月里不断前行。 之后，段苏权特意去看望了黔东根据地女老游击队员任修福老人。任修福见到段苏权，激动得热泪盈眶，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她高兴地唱起红军教她的歌：“金凤子开红花......”歌声虽有些沧桑，却充满了力量，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段苏权带头鼓掌，掌声中饱含着对任修福老人的敬意，也饱含着对那段革命岁月的深深怀念。 中午，段政委同沙子坡健在的游击队员李通贞、任修福、文世忠、张华安、陈德银等同志共进午餐。餐桌上，大家欢声笑语，回忆着过去的战斗经历，分享着这些年的生活变迁。饭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镜头定格下这珍贵的一刻，成为了对那段历史的永恒见证。 11月17日上午，在县委会议室，一场座谈会正在进行。戴振华同志向段政委汇报有关“神兵”和黔东独立师在印江活动的史料。段政委认真聆听，不时点头，随后他陷入回忆，缓缓说道：“红军未来之前，‘神兵’力量就比较大，对革命要求也迫切。红三军从湘鄂西突围后，选在印江、沿河、德江、松桃、酉阳、秀山交界处建立根据地。红军需要‘神兵’，‘神兵’依靠红军，所以发展很快，不少‘神兵’加入了红军、游击队、自卫队，建立了苏维埃区、乡政府，创立黔东特区，进行了土地革命。”在那段艰难的革命历程中，“神兵”与红军紧密合作，共同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奋斗，他们的付出和贡献，段苏权始终铭记在心。 根据黔东独立师转战梵净山的进军路线，段政委从县城出发，前往印江梵净山麓的张家坝乡（原为大土乡）寻故。这里曾是独立师激战过的地方，当年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红军战士们英勇战斗的身影仿佛仍在眼前。段苏权凭吊了烈士墓，他神情庄重，缓缓献上花圈，表达对烈士们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他站在墓前，久久凝视，心中默默诉说着对战友们的思念。之后，他欣然命笔，书写了“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梵净山战斗纪念碑”。他回忆起当时独立师打算以梵净山为中心坚持长期斗争，却发现周围驻有重兵，只好改变计划，决心靠向主力的情况。那段艰难的决策过程，如今想来仍历历在目，也让他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 次日清晨，段政委登梵净山，到达苏家坡。闻讯赶来的群众将他团团围住，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位曾经的老首长。段政委同群众热烈交谈，他满怀感激地说：“当年你们无私地支援红军，感谢你们的支持。”柴老仙激动地说：“见到老首长还健在，我们非常高兴，苏区人民想念你们。”段政委微笑着回应：“谢谢！希望你们很快富起来。”一句简单的话语，饱含着他对苏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11时许，段政委来到护国寺。他环顾四周，仿佛看到了当年独立师驻扎在此的场景。他向大家介绍：“当时我们独立师有700多人，师部驻护国寺，黔东独立团驻烂泥坳，川黔边独立团驻大园子，德江独立团驻苏家坡。11月23日晚，敌人进攻烂泥坳。我们撤退到苏家坡。24日敌人攻打护国寺，师部转移到钟灵寺，我与王师长在前线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独立师面临着敌人的强大攻势，但战士们毫不畏惧，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与敌人浴血奋战，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 11月19日上午8时，段政委一行经板溪、天堂到木黄。到达木黄后，段政委看着这片熟悉的土地，感慨地说：“我们独立师是从沙子坡经天哨，木黄进梵净山的。”他参观了红三军政治部和红二·六军团会师旧址，走进两军领导人原住过的寝室，心中波澜起伏。他说：“贵州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人民受苦很深，革命要求强烈，红三军、红六军、中央红军都先后到贵州来过，穷人需要红军，红军需要人民，贵州人民对发展壮大红军是有贡献的。具体说，一是遵义会议、二是四渡赤水、三是木黄会师，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木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使两支红军队伍团结在一起，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注入了强大动力。 中午12时许，段政委在红二、六军团会师旧址挥毫题词：“黔东特区为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合创造了条件。两军会师于木黄，保持和壮大了力量，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三军胜利完成了长征。”他的题词，既是对那段历史的高度概括，也是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之后，他在会师旧址与县、区乡的各级负责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 下午2时许，段政委观看了六军团政治部，他指着现在的合作饭店（祝歼朋家）说：“木黄会师时，我们六军团政治部住在这里，楼上楼下全部扎满。”木黄会师后，段苏权同志任独立师政委，王光泽任师长。他回忆起独立师的任务：“独立师从沙子坡经木黄到梵净山，也驻在这里。当时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保护主力转移，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独立师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他们不畏艰险，顽强战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11月20日7时，段政委即将离开印江。送行的人群早已等候在路边，大家纷纷与他握手道别，眼中满是不舍。段苏权与送行人员依依惜别，他的心中同样充满了眷恋。此次回访印江，重走当年的红色足迹，让他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决心。他知道，这段历史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它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老红军杨光模的传奇人生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以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壮丽篇章。杨光模，这位土家族的英雄儿女，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苦难童年：在黑暗中挣扎求生 1907年，杨光模诞生在沿河县淇滩乡天宫井的一个土家族赤贫之家。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对他格外严苛，半岁时，父亲不幸离世，只留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用那柔弱却坚韧的双肩，独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他长大。 因家境贫寒，杨光模无力踏入学堂半步。年仅12岁，他便不得不告别童年的纯真，开始给富贵人家放牛。每天，他赶着牛群在山间穿梭，饿了就啃一口自带的干粮，渴了就喝一口山间的清泉。然而，这看似简单的劳作，却充满了艰辛与屈辱。 每日上山归来，他还得喂猪、操持各种杂活。稍有差池，便会遭到主人的打骂。那一声声呵斥，如冰冷的寒风，刺痛着他幼小的心灵。但为了生存，他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 终于，不堪折磨的他，怀着一丝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只身逃往德江，渴望能在那里寻得一线生机。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财主的儿子挥舞着棒子，将他无情地驱赶出来，他的希望瞬间破灭。 无奈之下，杨光模返回家乡。此时的他，已无计可施，只能凭借着自己的背脚苦力，一步一步地在山间小道上负重前行；或是精心打制草鞋售卖，换来那微薄的收入；又或是在年关时节，走街串巷说春讨饭，勉强维系着艰难的生计。在那漫长的二十余载岁月里，他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深渊，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不知何时才能迎来黎明的曙光。 投身革命：点燃信仰的火炬 1934年5月，红三军如同一股炽热的洪流，涌入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一带，拉开了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大幕。这股红色的力量，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夜空，也照亮了杨光模前行的道路。 此时的杨光模，早已在苦难中磨砺出了坚韧的意志和对压迫的满腔愤怒。他毫不犹豫地勇挑重担，出任天宫井乡苏维埃主席。从此，他踏上了一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革命之路。 为了发动群众，杨光模不辞辛劳，挨家挨户地走访。他用朴实而真挚的语言，向乡亲们讲述着革命的道理，描绘着未来美好的蓝图。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群众被发动起来，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他还大力组织游击武装，亲自挑选那些勇敢无畏的青年，耐心地教导他们战斗的技巧和策略。在他的带领下，游击武装逐渐壮大，成为了红军的得力助手。 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在他的推动下，开展得轰轰烈烈。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被拉下了神坛，广大贫苦群众分到了土地和财物，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而杨光模，也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成为了首批被吸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他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心中的信仰之火被彻底点燃，从此，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入党之后，杨光模的革命意志愈发坚定。八月十五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淇滩打响。杨光模带领着游击队，协同红三军主力与沿河独立团，如猛虎般冲向敌人。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无畏，喊杀声在山谷间回荡。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一举消灭了黔军付衡中旅一个营，取得了重大胜利。 紧接着，他又率队参与第二次攻占沿河的战斗。战前，敌人为了阻止红军的进攻，将沿河至淇滩各渡口的船只全部拉至乌江西岸封锁。红军面临着船只短缺的难题，这无疑给进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关键时刻，杨光模临危受命。他深知任务的艰巨和重要性，没有丝毫犹豫，连夜赶赴曾子坝、兆渡坝。在那漆黑的夜晚，他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坚定的信念，四处寻找船只。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寻得了三只木船。然而，其中一只木船漏水，这可急坏了杨光模。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迅速找来棉絮，将漏洞仔细地扎好。就这样，他为红军解决了船只的难题，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古历八月十五日，夜色如墨，红九师在游击队的密切支援下，趁着夜色将木船划出小河，在小河与乌江汇合处的沙坨渡口强渡乌江。战士们悄无声息地靠近敌人，当距离足够近时，他们如雷霆般发起攻击。敌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顿时乱作一团。在红军的猛烈进攻下，敌军败退，我军乘胜追击，成功第二次占领沿河县城。这一战，有力地巩固和拓展了黔东根据地，而杨光模的名字，也在这片土地上被人们传颂。 坚守斗争：在烽火中砥砺前行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两军团决定东进湖南，发动湘西攻势，同时重组黔东独立师，坚守黔东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主力从南腰界出发东征后，黔东独立师在特委书记兼政委段苏权、师长王光泽的率领下返回苏区，与特区保卫队、政府工作人员及各游击队共同抵御进犯之敌。杨光模带领着天宫井游击队，编入沿河独立团，再次投身到保卫红色政权的神圣战斗中。 黔东独立师在沿河印山堡、袁家湾等地与敌激战后，川、黔两省敌军以数十倍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苏区合围。形势万分危急，仿佛一张巨大的黑色罗网，正逐渐向独立师收紧。 特委当机立断，决定独立师采取外线作战，向梵净山转移。杨光模接到命令后，即刻随部队从瓦厂坝向印江沙子坡集结。11月10日，独立师离开沙子坡，向梵净山进军。 梵净山，山势险峻，林深草密。杨光模随独立师进入梵净山护国寺一带后，迅速投入备战。他与战士们一起挖掘战壕，那坚硬的土地在他们的锄头下逐渐被翻开，一道道战壕在山间蜿蜒。他们还构筑简易工事，砍伐树木截断主要道路，在各险要隘口堆积滚石，每一项工作都进行得紧张而有序。同时，他还下山筹备给养，为部队的生存提供保障。 一天，师长王光泽组织一百人下山到昔土坝筹集给养。当时红军战士报名者有九十三人，尚缺七人。杨光模看到这一情况，毫不犹豫地主动请缨，挑选了六名游击队员，带队出发。 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于半夜抵达昔土坝。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家土豪的粮仓，开始装粮。然而，就在这时，被敌人发觉了。杨光模沉着冷静，他协助战士们装好粮食，自己最后才装了一袋约七八升的粮食。 在返回的途中，经过一条小河沟时，敌人追了上来。黑暗中，一把马刀突然砍向杨光模的手臂，顿时鲜血直流。他的手一松，粮食掉落。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不顾伤口的剧痛，拼命将粮食扛上肩，继续追赶队伍。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都要把粮食带回去，保障部队的生存。 到达部队驻地后，王师长亲自检查他的伤口，发现手臂上的伤口大口子连骨头都露了出来，赶忙让军医上药包扎。看着杨光模坚毅的神情，王师长心中充满了敬佩。 后来，敌人进犯，独立师在苏家坡、交流塘、烂泥坳等地连续击溃敌人进攻。敌军不甘失败，调集两千多人向护国寺合围。而此时，独立师兵力仅五百多人，敌众我寡，形势十分严峻。 独立师退至钟灵寺设伏，经过一天激战，消灭敌军百余人，我军亦伤亡二十多人。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杨光模与团政委胡宏升并肩作战。然而，不幸的是，政委中弹，脚部受伤。 杨光模毫不犹豫地背起政委，在山路上艰难地奔跑。他的脚步沉重而坚定，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政委背到安全的地方。他背着政委跑了十多里山路，因政委伤势过重、流血过多，最终还是牺牲了。杨光模悲痛欲绝，但他强忍着泪水，带着三位同志将政委掩埋后才离开。 独立师撤离梵净山，向湖南转移寻找主力红军。途经江口、松桃、秀山境时，在松桃迓驾附近的石号坡，遭遇当地反动民团袭击。混乱中，杨光模与部队失散。但他凭借着机智和勇敢，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和盘查，于1934年底回到沿河。 此时的黔东苏区，正遭受敌人残酷的蹂躏。天宫井的反动头目扬言要杀害杨光模。他有家不能归，只好在山洞中躲藏。那漫长的岁月里，山洞成为了他的栖身之所。乡亲们劝他暂且外出躲避，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妻室儿女，逃到德江县泉口司的芦统溪。在那里，他帮人做工、说春、做背脚，艰难地求生，这一躲，就是整整十三年。 迎接曙光：在新时代续写辉煌 1948年，革命的烽火燃遍全国，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摇摇欲坠。杨光模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期待。他知道，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 终于，在这一年，他回到了家乡，在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迎接新的曙光。解放后，杨光模焕发出蓬勃的革命青春。他担任村农会主席，带领乡亲们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 在清匪反霸的斗争中，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天晴下雨、刮风下雪，他都带着民兵四处追捕匪首杨通贤、余国州。他们翻山越岭，不畏艰险，将敌人逼得无处藏身。在他的努力下，最终这些匪首被解放军捉拿归案，为当地的百姓消除了心头大患。 在土地改革中，他耐心地向乡亲们解释政策，帮助他们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看着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他感到无比的欣慰。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杨光模先后担任初级社、高级社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一心扑在生产上，与社员们齐心协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带领大家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在他的带领下，农田的产量不断提高，社员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他还精心保护和发展沿河“四宝”之一的桐棬经济林木。他深知这些林木对于当地经济和生态的重要性，因此，他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组织社员们进行种植和养护。在他的努力下，桐棬经济林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 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出席地、县先进生产者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获得表彰。这些荣誉，是对他辛勤付出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 三十多年来，杨光模不断以红军在黔东的英勇斗争事迹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青年和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坐在教室的讲台上，或是站在操场的主席台上，用那朴实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红军与苏区人民同生死、共命运，建立苏维埃政权直至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深情和坚定，激励着青年和学生们热爱党、热爱并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祖国。 同时，他始终身体力行，为群众做好事。他看到村里的桥坏了，便组织大家一起搭桥修路；看到有患病的妇女无钱医治，他便四处奔走，为她们筹集医药费；看到小学生过河困难，他便亲自背他们过河。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老代表”“新雷锋”。 他还经常为群众调解民事纠纷，无论是邻里之间的争吵，还是家庭内部的矛盾，他都耐心倾听，公正调解。在他的努力下，村里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少，邻里关系越来越和谐，为民族团结不懈努力、默默奉献。 然而，岁月不饶人，长期的劳累让杨光模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1985年1月，他因劳累成疾，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当这个消息传来，乡亲们无不悲痛万分。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与这位战斗一生的老共产党员、乡苏维埃主席、红军老战士依依作别。 杨光模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他的一生，是为了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了人民幸福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坚定的信仰，什么是伟大的担当。他的故事，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老游击队员的红色回忆 在1934年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天，德江“神兵”遭遇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敌人的残酷围攻，让我们在木叶水（枫香坝）陷入绝境，曾经的战斗豪情在枪林弹雨中被无情打压，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然而，即便身处如此艰难的境地，我们心中对正义与生存的渴望从未熄灭。我，张羽耀，带着三百多名顽强的“神兵”兄弟，奋力突出重围，向着未知却满是希望的方向前行——沿河枫香，那里，有红军的消息。 一路的逃亡与奔波，充满了艰辛与挑战。饥饿如影随形，疲惫爬满了每一个人的脸庞，但我们相互扶持，坚定地朝着沿河枫香迈进。终于，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们抵达了目的地，看到了那支传闻中纪律严明、为百姓谋福祉的队伍——红军。 红三军得知我们的到来，热情地杀猪招待我们。那一刻，看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们这些在生死边缘挣扎许久的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红三军头儿面带和蔼的笑容，对我们说道：“你们‘神兵’到这里来，就有靠山了，就有衣穿饭吃了。” 他的话语，如同春日里的暖阳，驱散了我们心中长久以来的阴霾。接着，又认真地说：“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富济贫’的军队。” 这简单的话语，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让我们对红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与红三军的交流中，我们逐渐了解到红军的理念与宗旨。他们所追求的，是广大贫苦人民的幸福，是推翻压迫、实现公平正义的伟大理想，这与我们“神兵”一直以来反抗压迫的初衷不谋而合。我们“神兵”大多来自贫苦农民，深知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那些年，我们在神坛的旗帜下，以简陋的武器与微薄的力量，试图对抗区、乡、闾长和保警兵的压迫，喊出“灭丁、灭捐、灭粮”的口号，可终究因势单力薄而遭受挫折。而如今，红军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红军的队伍，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他们所到之处，帮助百姓解决困难，宣传革命思想，深受群众的拥护与爱戴。看着红军战士们忙碌的身影，听着百姓们对红军的称赞，我们越发觉得，加入红军，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于是，我们“神兵”正式编入了纵队师，直属红三军军部领导。从那一刻起，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神兵”，而是成为了红军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肩负起了更重大的使命。 编入红军后，我们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军事训练。红军的教官们耐心地教导我们如何使用新式武器，如何进行战术配合，如何在战场上更好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曾经，我们“神兵”使用的武器不过是铁刀铁叉、剪刀花帕，战斗方式也较为原始。而现在，我们接触到了先进的军事知识，这让我们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同时，红军还组织我们学习政治理论。通过学习，我们深刻理解了共产党的伟大理想，明白了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反抗眼前的压迫，更是为了实现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这种思想上的洗礼，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坚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红军的领导下，我们参与了一系列的战斗与行动。每一次战斗，我们都紧密地与红军战友们配合，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勇拼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他们总是冲在最前面，用自己的身躯为我们抵挡敌人的炮火。而我们“神兵”，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逐渐成为了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队伍。 我们还跟随红军深入乡村，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向百姓宣传红军的政策，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发动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看着百姓们眼中对我们信任与期待的目光，我们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共同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时光荏苒，那段融入红军的岁月，成为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记忆。从曾经的“神兵”，到如今的红军战士，我们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们不再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个体，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勇往直前的革命力量。这段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不懈努力。 木黄之战:红军的智勇传奇 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1934年农历七月的那个炎夏，注定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彼时，红九师奉军部的庄严命令，踏上了前往木黄的征程，他们肩负着使命，要在这片土地上书写属于红军的辉煌篇章。 黔军廖怀忠部下的旅长黎刚，在听闻红军即将抵达木黄的消息后，如临大敌。黎刚此人，在当地也算是有些恶名，他凶狠狡诈，对红军的到来充满了恐惧与敌意。他急忙召集所部宋朝清、张泽深、余冠周三位团长，这三人皆是沿河县人，平日里跟着黎刚为非作歹。他们迅速集结起一千余人马，于七月十四日，从松桃的乌罗一带浩浩荡荡地开往木黄。 木黄，这个宁静的小镇，一时间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黎刚将兵力精心布置在木桶、燕子岩、甘田嘴、普子坳以及木黄街上等关键地方，妄图凭借这些据点，像坚固的堡垒一般，阻止红军的前进。他的算盘打得啪啪响，自以为如此严密的布防，足以让红军望而却步。 七月十五日，骄阳似火，红军战士们却毫无惧色，他们从松桃的永安乡（火烧桥）红石板翻山下到地茶坝。黎刚的部队得到消息后，迅速前往地茶阻击。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此打响，双方的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了整个地茶坝。黎部的营长杨通选，更是带着人马从乌溪的普子坳出发，爬上老垄沟，下到岩口坪，赶到地茶助战。红军战士们虽然英勇无比，但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经过三小时的激战，还是选择了边战边退，撤回红石板。 黎刚的部队见红军撤退，顿时欢呼雀跃，他们错误地认为红军是因为力量薄弱，抵挡不住才败走的。于是，他们得意洋洋地撤回木黄，准备好好庆贺一番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当天下午，木黄镇上的富户豪绅以及政府官员们，在得到黎部击退红军的“胜利”消息后，也都兴高采烈。他们纷纷派人送粮送酒，前往黎部军营庆功。黎部官兵们更是得意忘形，晚餐时狂喝滥饮，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毫无后顾之忧地酣然入睡，完全没有做任何防备。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红军的撤退只是佯装不敌，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迷惑敌人的计策。红军退回红石板后，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迅速派人前往木黄侦察。当得知黎部如此松懈的情况后，红军的将领们果断决策，决定趁夜发动进攻。 下半夜，月黑风高，正是行动的好时机。红军战士们从红石板悄然出发，他们衔枚疾走，纪律严明，沿途不发出一点声响，不惊动一只鸡犬。部队行至地茶后，迅速分兵三路，如三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向木黄发起了包围进攻。 其中一支队伍，沿着岩口坪前进，翻老垄沟，下普子坳，直扑木黄街后的观音山，从左翼发起进攻，如同一只迅猛的猎豹，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另一支队伍，从岩口坪右边翻关阡岩岭上，下白水溪，走火步石，经合江寺外，过田家林，从右翼进攻木黄，像一把隐藏在黑暗中的利刃，随时准备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而正面的一支队伍，则从岩口湾下，循地茶赶场大路，直冲木黄街上的场口，他们如同勇猛无畏的雄狮，要在正面战场上撕开敌人的防线。 红军的部署十分精妙，只给敌人留下新业乡木社这条退路，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敌人紧紧罩住。天刚破晓，红军出其不意地发起总攻。刹那间，枪声大作，喊杀声四起。黎部官兵们还沉浸在醉梦中，被这突如其来的枪炮声惊醒，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睡眼惺忪，还没来得及拿起武器，就陷入了极度的惊慌失措之中。 黎刚听到枪声，酒意瞬间全无，他像一只惊弓之鸟，赶紧从老寨往木社方向没有枪声的地方逃窜。这个狡猾的老狐狸，只率数十人从黄泥堡退过田家寨，到大水井，走新林坡，上马鞍山，下太阴沟，爬玉屏山，过凉亭坡，经平楼坝，一路狼狈不堪，直到麻阳寨才稍事休息。 而红军的右翼队伍，更是英勇无比。他们循木社至木黄的大河堤脚前进，以大河堤脚作为天然的战壕，对退往木社方向的溃军大队人马进行侧面冲击。战士们喊着激昂的口号，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尸横遍野。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黎刚的部队几乎全军覆灭，红军缴获了无数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大获全胜。 当黎刚在麻阳寨集中清点人数时，才发现自己的部队已不足两百人，与之前的千余人马相比，力量悬殊巨大，根本无法再战。他深知保命要紧，于是从新业翻过永义，出印江，灰溜溜地返回沿河。 黎刚回到沿河后，一蹶不振。曾经的嚣张跋扈早已消失不见，他如同一只斗败的公鸡，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不久之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下台，新任主席顾祝同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一切非正式编制的杂色部队全部取缔，不许再建立。黎刚的残部自然也未能幸免，被无情地解散。曾经不可一世的黎刚旅，就这样在历史的洪流中烟消云散。 然而，黎刚的命运并没有就此终结。据民国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在沿河甘溪乡任中心学校校长的杨炽昌回忆，黎部营长杨通选曾告诉他，黎刚最终死于晏克武的板斧之下。原来，黎刚在沿河时，与当地的豪绅们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1938年，土豪刘施奇、张泽深（原为黎部团长）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他们将黎刚诱至沿河县的毛田坪杨仁夫家，谎称县长有信给他，让他拆看。黎刚毫无防备，正当他低头看信时，背后突然窜出义勇队长晏克武，手持板斧，猛地向黎刚的头顶用力劈下。这个长期与人民为敌的地方反动头目，终于在这场狗咬狗的斗争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木黄之战，虽然只是红军漫长战斗历程中的一场小规模战斗，但它却充分展现了红军的机智与勇敢。红军战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战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更坚定了红军战士们的信心，让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无畏无惧。同时，它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心中永远的传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老红军李通贞的红色记忆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些记忆如璀璨星辰，永不磨灭。对于老红军李通贞而言，那段跟随红三军、参与创建黔东苏区的经历，便是他生命中最熠熠生辉的篇章。 1934年，民国23年古历5月初4日，红三军的身影出现在了沙子坡。那时的李通贞，年仅15岁，却早已怀揣着对革命的向往与热忱。他在1933年古历12月13日，便毅然加入了“神兵”。加入“神兵”后的第三天，李通贞便随队伍前往印江攻打黎刚部队，然而，战斗的结果并不如人意，“神兵”战败了。到了第二年古历2月，“神兵”的力量基本瓦解。就在李通贞感到迷茫之际，红三军来了，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 冉少波率几个神兵人员在彭水找到红三军，红军给出了包容而开放的政策：“神兵”愿意参加红军的就参加红军，愿意参加游击队的就参加游击队。古历5月初8，李通贞和父亲李仁陶（后来在湖南壮烈牺牲）在沙子坡正式参加红军，开启了他们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5月11日，他们踏上前往枫香溪的路途，随后队伍又辗转至白石溪晓景，6月抵达南腰界，再从南腰界到龙池、麻阳。在麻阳攻打玛瑙山后，部队来到来安营。7月上旬，他们抵达松桃县中谷坡、火烧桥、甘龙，之后由甘龙回南腰界攻打冉瑞廷匪部。击败冉瑞廷后，部队又前往晓景、李溪，上卜山，过家担河，出高洞庙，再到艾口、坝茅、白水。8月上旬，从白水到平洞口、冷水溪、山羊溪、甘龙，接着又由来安营、叶家湾，再到枫香溪、石家察、新场。在新场，他们与王家烈部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8月中旬，从新场转到木黄，在木黄又同王家烈的部队杨昭卓部激战一番，随后从地荼到岩河坝经甘龙回南腰界。在南腰界，李通贞所在的部队改编成独立师，独立师肩负起保卫黔东苏区的重任。此后，他们在淇滩与杨畅时匪部展开作战。 8月21日，部队从淇滩出发，先后经过甘溪、扇子坨、土门、谯家。27日晚，在谁家与王家烈部队展开殊死搏斗。28日晚上，王家烈的部队杨昭卓匪兵紧追不舍，将他们追到铅厂坝、秤坨坳、吴家寨。29日，在苦竹坝与周矮子的部队战斗后，退到俞家岩，过安家坝，再到来安营、岩柯坝，随后上花果山开会讨论决定寻找二、六军团大部队。第二天，在平洞口终于见到大部队。两支队伍胜利会合后又转到甘龙口回南腰界。在南腰界，盛大召开了二·六军团木黄会师联欢会。此时，李通贞所在的独立师又分别编入七、九两师，他被编到九师三营三连，连长是王相普，后来三连又编入黔东独立师特务连。黔东独立师师长是王光泽，政委是段苏权。 大约是古历9月份，李通贞所在的部队与二·六军团依依惜别，主力前往湖南，他们则又回到渔家。然而，危险并未远去，川军刘湘派部队紧追不舍，面对严峻形势，他们支持不住，只好回到沙子坡。在沙子坡，他们集中三个独立团（印江独立团未及时赶到，后在来安营遭陈文澜匪部阻击），等待省政府撤来沙子坡。等了一天，省政府的人却未出现，情况万分紧急，他们只好从沙子玻经天堂到木黄嗨水洞，又由啕水洞到巴山。在烂泥坳与江口的柏辉章部队展开激战。当晚，师部驻扎在护国寺，柏匪又追了上来，由于枪弹不足，部队无奈从护国寺退到茶店，在这期间，王相普的特务连被敌军俘虏了一个排，连长王相普也不幸被俘。后来，他们下马潮河到落满、快场，再到寨英、普觉、孟溪。在孟溪攻打区公所，到大路河、烂桥攻打团防，在梅江攻打区公所，战斗中，段苏权政委的脚不幸中弹，晚上部队只好退到杉木坳。第二天到达逻驾，却又遭到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追打，部队伤亡惨重，马团长壮烈牺牲。第三天到达川河界时，又被杨卓芝、罗启江两匪围困攻击，王光泽师长也从此与部队分离，下落不明。李通贞则被抓到秀山关押了48天才被释放，回到家中后，他开始学习打铁，可那段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始终在他心中回荡。 由于红军到来后，李通贞便参军离开了家乡，对地方的一些情况了解有限。但他回来后，经常与官塘乡主席王顺民（1981年病逝）交流，从而知晓了不少当地的情况。官塘区政府就设在李通贞家中。古历6月以前，黄光裕担任区主席，夏国安在南腰界受训一个多月回来后，便接任区主席一职，副主席是徐委员，秘书是陈德银，徐委员主要负责掌握政治工作。区政府设有游击队，当时没有中队编制，只有分队。大队长是梁银星，副大队长的名字李通贞已记不清楚，具体有几个分队也不太清楚，只知道红木树、沙子坡、天堂区石塘各有一个游击队。 古历6月份左右，轰轰烈烈的分田地运动展开了。田地首先分给那些一贫如洗的穷人，比如沙子坡街上的向国光、任修福夫妻二人，他们穷得一无所有，自然成为首批受益者。其次才分给那些田土不足5挑的人家。红军打土豪主要针对大户土豪，当时沙子坡街上的大户有尹恒昌（即尹怀安），他家有100多挑谷子，曾茂胜、张云昌各有田土200来挑。分田时，会按每人5挑给这些大户留下足够的田地，其余的则全部拿来分给穷人。分田时还要插上写有名字和土地数量的牌牌。李通贞也参与了南腰界的分土地工作，那时他年纪尚小，主要负责召集穷人来开会。开会时，领导会向群众讲话，他则和群众一起去插牌牌，见证着土地重新分配，为穷苦百姓带来生活的希望。 郭裕清和张云昌作为土豪，他们的相关材料收集有着严格的流程。先是由地方政府——乡政府收集群众反映的情况，再上报区政府，区政府汇总后上报军部，当时军部就是最高机关。军部批准后，再交地方处理。这个过程陈德银、汪岱廷十分清楚。张云昌是袍哥大爷，郭裕清是镇长，他们平日里鱼肉乡里，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在麻竹园开会时，徐委员宣布对他们进行逮捕，随后由游击队的李国太（已去世）、陈正清（已去世）将二人捆绑起来，并负责押送到白石溪省政府，最终，张、郭二人被省政府执行枪毙。尹恒昌是被红军捉去的，李通贞还为红军带了路。捉去后，尹恒昌被关在军部管理科，关了3个多月，红军要求他拿出300块光洋才肯放他。在被押送回沙子坡途中，行至井深坳时，被花园游击队杀掉。师团捉去的人关在军部管理科，地方押送去的也关在那里，一屋一屋地关押着，常常一关就是二、三十人，大部队撤退时，这些人被交给省政府。当时省政府和独立师在一起，遇到情况紧急时，便会请示上级如何处理。曾有18个土豪（他们来自沿河、甘龙等地）抗拒不交钱，王光泽师长批示将他们杀掉，最终这18个土豪被押在关塘坳执行枪决。 印江参加红军的人数众多，古历5月中旬，包括大部队在内有好几百人，具体准确数字李通贞已记不清。他所在的分队要送名册到军部领菜金，所以他清楚自己所在分队有36人。当时的编队是以“神兵”的神坛为单位进行的，神坛规模大的，人数就多些；神坛小的，人数相应就少些。李通贞当时就在独立师特务连任战士，跟随师部行动，后来在师部担任通信员，吃饭都和师部的同志们在一起，那段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的日子，成为他一生的珍藏。 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牺牲经过 王光泽，1903年11月1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吴集镇。1928年，他来到现湖南省茶陵县腰陂乡龙陂村梅树下村民组刘龙妹处，同年投身革命队伍。入伍前，他掌握篾匠、木工技艺，凭借勤劳与智慧谋生。1930年春，腰陂成立苏维埃政府，王光泽崭露头角，担任乡工会主席，同年6月出任赤卫队长。1931年4月起，他先后任腰陂区警卫连副连长、连长 。1932年，升任茶陵县独立营营长 。1933年，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王光泽任团长，同年该部编入红军第六军团，改称五十三团，他续任团长，并兼任茶陵、永新、莲花、宁岗四县边区指挥部司令员，在革命战斗与队伍领导中不断积累经验、彰显军事才能与领导智慧。 黔东独立师组建历程 1934年6月，红三军（原红二军团 ）挺进黔东，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期间，成立印江、德江、沿河、川黔边和黔东五个独立团，收编印江、德江、沿河三县一千多名神兵，组建黔东纵队 。至9月底，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将黔东纵队与几个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师长贺炳炎，副师长冉少波，此为黔东独立师前身 。10月下旬，该独立师整编为正规团，列入红三军建制 。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撤离黔东特区，向湘西挺进 。为坚持黔东特区根据地斗争、发展革命力量，大军撤离前，由红六军团部分指战员、伤病员和地方游击队重新组建黔东独立师，王光泽由五十三团团长转任独立师师长，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段苏权任政治委员，继续领导当地革命斗争，自此开启了王光泽在黔东独立师更为艰巨且光辉的革命征程。 掩护主力与战斗过程 1934年10月29日，黔东独立师肩负起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湘西的重任。王光泽同志凭借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意志，率部以梵净山为核心阵地，顽强坚持斗争。他巧妙地牵制敌人，成功完成掩护任务，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四川军阀刘湘、贵州军阀王家烈误将王光泽所率独立师当作红军主力，纠集重兵，以铁壁合围之势凶猛扑来，妄图一举歼灭。王光泽与政委段苏权沉着冷静，临危不惧，率三个团、六百余人枪迅速转移至梵净山护国寺一带，精心部署，严阵以待。 从11月15日起，独立师先后与黔军李成璋部、印江张汉如反共东防大队、缠溪民团展开激烈战斗。在每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都英勇无畏，凭借顽强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多次成功打退敌人进攻。然而，敌人数量众多，攻势凶猛，独立师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选择转移。 转移途中的困境与战斗 在向松桃、秀山转移途中，独立师遭遇诸多艰难险阻。政委段苏权不幸脚骨受伤，在这危急时刻，勇敢的红军战士李通贞（印江沙子波镇人，离休干部 ）挺身而出，毅然背负段苏权，艰难前行，确保其安全转移。部队在王光泽的坚定指挥下，继续朝着松桃、秀山方向艰难撤离。 当部队行至松桃乜架，即将进入四川秀山境内时，遭遇杨卓之匪部的突然阻击。此前经历梵净山战役，部队本就疲惫不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伤亡愈发惨重。段苏权与部队失去联系，川黔边境独立团团长马吉山等同志也不幸牺牲。但王光泽并未被困难吓倒，他率领余部约二百余人，继续向秀山的川河盖方向奋勇前进。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眷顾这支饱经磨难的队伍。王光泽等人又与川军二十一军田冠五直属二旅狭路相逢，双方随即展开了长达四小时的激烈激战。战斗中，黔东独立师被敌人截为两部，形势愈发危急。王光泽率百余人且战且退，退至上川时，部队已弹尽粮绝。1934年11月23日，天刚蒙蒙亮，田冠五旅趁机包围上川。为保存部队实力，王光泽当机立断，下令将独立师余部化整为零，分散突围。敌人未能找到主力，只好悻悻而归。当晚，王光泽孤身一人，冒着绵绵细雨和凛冽寒风，继续在艰难的革命道路上前行，他的身影虽显孤独，却无比坚毅，彰显着一名共产党人不屈的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被捕经过 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与转移后，王光泽师长孤身一人，在寒风中艰难前行，来到了秀山县涌洞村吴荣友家。吴荣友听闻他是被打散的红军，没有丝毫的惊慌与畏惧，反而展现出了质朴而坚定的善良。他迅速行动起来，先是找来桐子叶生火，那跳跃的火苗，仿佛是黑暗中希望的象征，烘干了王光泽湿透且满是泥泞的衣物。接着，他将家中仅有的一点包谷面，小心地和着红薯煮成糊糊，那是他能拿出的全部心意，为饥肠辘辘的王光泽提供了温暖的饱腹感。 第二天白天，为了确保王光泽的安全，吴荣友将他藏在牛棚的稻草底下，那稻草散发着淡淡的泥土清香，却也为他遮风挡雨。夜晚降临，吴荣友又拿出自己仅有的一套衣裤，眼神中满是真诚，让王光泽改装成农民模样，背上背兜，装上几斤红薯，为他准备了路上的食物，然后默默地送他朝湖南花垣方向走去。 然而，命运在此时却露出了残酷的一面。1934年11月25日，当王光泽走到秀山境内的土王庙处时，遭遇了匪徒吴老九的抢劫搜查。吴老九上下打量着王光泽，见他衣着朴素，并无油水可捞，便认定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贫民百姓，正准备放他离去。可就在这时，一个失散的红军战士路过，他或许是在漫长的寻找中太过激动，又或许是对师长的思念太过浓烈，竟大声叫道：“王师长，你在这儿！” 这一声呼喊，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打破了原本的安宁，也暴露了王光泽同志的身份。吴老九等匪徒一听他是师长，立刻露出了贪婪与凶狠的嘴脸，当即将王光泽扣押下来，送到了乡公所。田冠五得知王光泽被捕后，仿佛看到了加官进爵的机会，立刻将王光泽接到龙潭镇田的旅部，然后迫不及待地向南京发报，向蒋介石报功请赏，一场残酷的审讯与折磨就此拉开帷幕。 狱中坚贞与牺牲 田冠五满心以为，面对威逼利诱，王光泽会屈服。他先是好言相劝，许以高官厚禄，妄图用荣华富贵腐蚀王光泽的意志；见此招不灵，又露出狰狞面目，对他施以酷刑，试图从肉体上摧毁他。但王光泽同志就像一座屹立不倒的钢铁长城，坚贞不屈。他的眼神中透着对敌人的蔑视，一次次痛斥田冠五的卑鄙行径，尽管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却从未有过一丝动摇。 1934年12月20日，蒋介石电令刘湘，要将王光泽师长训明后就地处决。刘湘于12月21日又电令龙潭的田冠五执行。12月25日晚上，王光泽师长被反绑在椅子上，身体虚弱却依旧挺直脊梁。田冠五假惺惺地走到他面前，说道：“王师长，你在这里很不安全，刘军长（刘湘）来电要我们把你护送到重庆去。” 王光泽同志愤怒地回应：“杀就杀吧，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如同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彰显着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 田冠五为了掩盖其丑恶的真面目，命令部下为王光泽师长松绑，还把一件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王光泽厌恶地扔掉大衣，继续痛斥敌人的罪行。敌人无奈，在天将黎明时，将王光泽师长抬到龙潭镇邹家坡甘家土（现青华乡花秋村）的一棵泡桐树下。此时的王光泽，没有丝毫的畏惧，他望着东方渐白的天空，仿佛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临刑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声音响彻云霄，那是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也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庄严宣誓。随后，敌人的枪声响起，王光泽师长英勇就义，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激励着无数后来人继续为了理想和正义而奋斗。 1982年3月，酉阳县人民政府依据一位目击农民提供的线索，在王光泽同志牺牲的泡桐树下挖出其遗骸及一副一斤六两重的脚镣。4月，王光泽师长的遗骸被移至龙潭陵园，当地立纪念碑，以缅怀这位革命先烈。 一个老游击队员的回忆 在历史的长河中，1934年的黔东地区宛如一片被战火点燃的土地，红军的英勇奋斗与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交织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画卷。 红军在黔东特区的活动及根据地建设 1934年古历五月初四，那是一个对于黔东百姓而言意义非凡的日子。红三军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从刀坝方向浩浩荡荡地开来，驻扎于沙子坡、池坝、大路槽等地，每一步都仿佛在这片土地上烙下了革命的印记。 红三军来到此地后，一项重要的举措便是收编“神兵”。这些“神兵”原本是当地民众为了抵御土匪、保卫家园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有着朴素的反抗精神和对正义的渴望。红军以其真诚的态度和崇高的理想，将这些“神兵”纳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让他们找到了真正为人民而战的方向。 随着红三军的到来，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也在这片土地上应运而生。特区政府设在白石溪，当地百姓怀着对革命政权的信任和期待，亲切地称其为“贵州省政府”。这个根据地的范围颇为广阔，辖官塘、旧寨坝、喻家岩、罗南溪四个区，以及池坝、凉水、红花园等18个乡。在这片土地上，红色的政权如同一颗茁壮成长的幼苗，开始生根发芽。 为了更好地保卫根据地和开展革命斗争，相应的区游击大队和乡游击中队也相继成立。在官塘区，这里辖官塘、池坝、红花园三个乡，麻竹元人夏国安凭借着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对革命的忠诚，担任了官塘区苏维埃委员会主席。池坝人梁言星，又名梁八一，成为了官塘区游击队大队长。而徐正清和谢某这两位外地的红军干部，则肩负起了官塘区的政治工作重任。 他们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黔东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书写下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土豪劣绅”“穷人不还富人钱”“把土地分给穷人”等振奋人心的标语。这些标语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当地农民心中的革命热情。在红军的宣传鼓动下，那些长期以来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们，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曙光，纷纷踊跃加入到红军和游击队中去。他们拿起武器，勇敢地向土豪劣绅发起挑战，积极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一时间，黔东地区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红色的旗帜在这片土地上高高飘扬，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红军主力撤离与反动势力反扑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同年古历九月，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并与红六军团在木黄胜利会师。为了更好地牵制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做出了撤离黔东、向湘西挺进的战略决策。 红军主力的离开，对于黔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反动势力，仿佛嗅到了血腥味道的野兽，伺机而动。他们迅速组织起清乡队、还乡团，将罪恶的目光投向了那些留在原地继续坚持斗争的红军干部和游击队。 马家庄的恶霸地主傅万湘，就是沙子坡地方的反动头目之一。他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对红军和革命政权更是恨之入骨。红军主力开走后不久，他便迫不及待地与池坝地主张正荣商议，谋划着如何捉拿负责官塘区政治工作的徐正清和谢某两位委员。他们的阴谋如同毒瘤一般，在黑暗中逐渐酝酿展开，一场针对红军干部的迫害行动即将上演。 反动势力的阴谋策划 傅万湘和张正荣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为了实现他们罪恶的目的，绞尽了脑汁，利用起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来实施阴谋。傅万湘率先出主意，他深知张正荣与梁言星都是本地人，有着一定的联系，便让张正荣去拉拢梁言星。 张正荣细细盘算着，他知晓梁言绪与梁言星是叔伯弟兄，而且梁言绪又是自己堂侄张进友的亲外甥。于是，一个阴险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型。他打算通过张进友来说通梁言绪，然后让梁言绪去劝说梁言星投降，进而出卖徐、谢两位委员和夏国安主席。为了让梁言星就范，他们甚至以性命相威胁，妄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逐步进行着。张进友被成功拉拢，他按照张正荣的吩咐，去劝说梁言绪。梁言绪在张进友的劝说下，也不得不参与到这场阴谋中来。他将傅万湘、张正荣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梁言星，并劝说梁言星投降，出卖自己的同志。 梁言星的背叛与行动 梁言星，这个曾经投身革命的人，在敌人的威胁面前，却表现出了令人不齿的懦弱。他因怕死而答应了出卖徐、谢和夏国安，还可怜巴巴地请求梁言绪帮忙说情保命。梁言绪看着这个懦弱的堂弟，心中或许也有过一丝不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他对梁言星说：“有我舅爷在里面，一定保得住你。今晚你同我到舅爷家，通知张正荣到我舅爷家来，我们商量一下。” 当晚，梁言星便随梁言绪到了张家寨张进友家。张正荣见到梁言星后，便迫不及待地对他说：“傅万湘要你设法帮忙将徐、谢、夏三人捉获，你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你明天回游击队队里去，对徐、谢、夏三人说，土地堂杨辛卯出卖游击队，约他们率游击队明晚上到土地堂捉杨辛卯。我们的人在杨辛卯家等候。”梁言星唯唯诺诺地答应了下来，并在第二天回到游击队队部后，将张正荣教他的话如实对徐、谢、夏三人说了。 然而，他们的阴谋并非天衣无缝。土地堂人姜云汉，作为苏维埃池坝乡游击队中队长，以及彭家的彭大能，他们了解杨辛卯一家为人本分，根本不会做出出卖游击队的事情。于是，他们建议第二天到石槽水任国臣大富家打给养。徐等人经过商议，一致赞同了姜云汉、彭大能的建议。 第二天傍晚，徐等人率领着几名游击队员到官塘李国安家做饭，打算吃过饭后再去石槽水。就在开饭的时候，梁言星借口去放哨，出门后便一口气跑到土地堂，向在杨辛卯家等候的张正荣等人报信。他的这一背叛行为，彻底将徐、谢、夏三人推向了危险的境地。 徐、谢委员和夏主席被捕遇害 梁言星的报信，让张正荣等人如同闻到血腥味的恶狼一般，迅速行动起来。张正荣、张士龙、张士臣、张法宏、孟文忠、孟绍怀加上梁言星，一共八个人匆忙跑到官塘。梁言星作为叛徒，先进了屋。徐委员看到他，还亲切地说：“队长，快吃饭了出发。”然而，话音未落，梁言星便抢步上前，死死抱住了徐委员。 张正荣等人也在此时冲进了屋，他们如同凶神恶煞一般，急速扑向谢委员和夏主席，并大声呼喊：“本地人，不关你们的事！”徐、谢委员和夏主席完全没有料到梁言星会叛变，他们毫无防备，而在场的游击队员们也因为事起仓促，吓得不敢帮忙。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徐、谢二位委员和夏主席很快就被张正荣等人捉住并捆绑了起来。 随后，张正荣等人将徐、谢、夏三人立即送往马家庄，交给了傅万湘。傅万湘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立即派傅万德、儿子傅以显等人将夏主席、谢委员、徐委员残忍杀害，然后将他们的尸体丢进了马家庄的棕粑坑。这一暴行，让黔东地区的百姓们悲痛不已，也让人们对反动势力的仇恨更加深刻。 谢委员的后续遭遇 然而，命运似乎在这一刻展现出了一丝残酷的仁慈。实际上，谢委员并没有被击中要害，他为了蒙蔽敌人，机智地装死。敌人将他们三人杀了丢到坑里后，便扬长而去。当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那个时期的马家庄、池坝、沙子坡一带，都长着黑压压的森林，豺狗成群。谢委员身负重伤，又没有武器，他不敢在黑夜里爬出坑而脱离虎口，只好静静地等待着天明。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谢委员便强忍着疼痛，艰难地爬出了棕粑坑。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走了二三里路，来到了酸草坝。然而，命运却再次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万万没有料到，在酸草坝会遇上一个叫麻老文的人。这个麻老文起得特别早，原本是上坡割牛草的，他在坡上见到了谢委员这个血糊糊的人，竟然吓得牛草都未割一根，便返回寨子，伙同寨上的几个人将谢委员又送到了马家庄傅万湘的手里。 傅万湘见谢委员还活着，又派人将谢委员带到坑边。然而，就在敌人还未动手的时候，英勇的谢委员展现出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勇气，他毅然自己跳下坑摔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扞卫了革命的尊严，也让敌人感受到了他的不屈和无畏。 对梁言星的处理 时光流转，到了1957年肃反运动的时候，梁言星的罪行终于被查明。虽然他曾经一度投身革命，但在关键时刻，他经不住考验，出卖了革命同志，致使夏主席、谢委员等惨遭杀害。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革命事业，给黔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最终，梁言星受到了应有的审查和处理。而在这场肃反运动中，还有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惩处。徐委员惨死于清乡队头目傅万湘之手；张正荣、张法宏、孟绍怀、孟文忠已死，虽然无法再追究他们的罪责，但他们的罪恶行径却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梁言绪、张士臣、张士龙三人皆被判刑三年，在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他们为自己曾经的错误付出了代价；麻老文，这个协助反动势力的人，也被判反革命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段历史，是黔东地区革命斗争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和革命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反动势力的凶残和丑恶。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传承和弘扬革命先辈们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大土豪张观志的清乡罪行 在历史的漫漫征途中，总有一些人因一己私利，背离正义与光明，沦为反动势力的爪牙，张观志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所作所为，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罪恶印记。 张观志，印江杉树坳乡何家片区大寨村人，出身塾师。在解放前，他凭借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曾任老六井乡联保主任、乡民代表主席、仓储积谷保管委员会主任等职，成为了何家地方有名的大土豪。他平日里享受着富足的生活，却对广大穷苦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 1934年古历五月，红三军来到印、沿、德三县交界的花园、沙子坡、谯家铺、六井溪、枫香溪等地，在这里建立起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到来，如同破晓的曙光，给当地的“神兵”和穷人带来了希望。他们号召“神兵”和穷人参加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旨在让广大穷苦百姓摆脱压迫，争取自由幸福的生活。“神兵”和穷人纷纷响应，踊跃投身到革命斗争中。然而，张观志却因自身的土豪身份，在这场革命中利益受损。他对红军的到来和穷人的革命恨得咬牙切齿，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组织起地方反动势力，伺机与红军作对，妄图阻挡革命的浪潮。 张观志的反动行径令人发指。他曾率领地主武装，在烂坝沟设下埋伏。当时，印江独立团部分队员正前往大石墩杨家坪抓捕杨区长，他们怀揣着革命的理想和使命，却没想到张观志这个阴险的敌人早已在暗中等待。这场伏击十分惨烈，红军地方干部、印江独立团团长张均望不幸牺牲。张均望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而张观志却在自己的罪恶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1934年古历九月中下旬，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并与肖克、王震、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在木黄会师，随后挥师湘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军主力开走之后，张观志觉得反攻倒算的机会来临了。他头顶着国民党政府授予的清乡主席头衔，组织起还乡团，开始了臭名昭着的“清乡”行动。他带着由土豪劣绅组成的队伍，如同恶狼一般挨村挨家进行搜查。他勒令曾参加过红军游击队或为红军游击队带过路的人购买“良民证”，并扬言否则就杀头示众。所谓“良民证”的价格，完全是根据人家产的多少来定。许多穷苦百姓根本拿不出钱和财物来购买，这些无辜的人便惨遭张观志的杀害。对于那些闹革命最积极的村寨，张观志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他的手段极其残忍，所到之处，百姓们无不胆战心惊。 张观志的暴行罄竹难书。大寨村的张云安，早年因家贫举家搬到韩家坪求生居住。红三军到来时，张云安一家刚搬回大寨，看到红军为穷人谋福利，张云安毅然参加了游击队。然而，红军主力开走后，张观志率还乡团捉到了张云安。在张观志眼里，张云安不过是一块待宰的羔羊。他见张云安穷，榨不出油水，便残忍地将他拉到竹坪后岩上杀害，然后扔下半山，任其抛尸露骨。张云安的弟弟张云生，见哥哥被杀，惊恐万分，害怕自己也遭毒手，只能速速逃命他乡，从此不知下落。亲房中的弟兄张云白得知张云安的悲惨遭遇后，含泪收尸安葬。张云安的妻子失去丈夫后，生活无以为继，只好另嫁他人，而他们的小孩则由张云白抚养，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张云安的父亲张麻冬无依无靠，张云白眼见不忍，主动承担起赡养的义务。 不仅如此，张观志还率还乡团在邱家寨杀害了符东山等四人，在皂东岩杀害了游击队长田应流。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将田应流队长的首级抬到各处示众，一直抬到凉水溪才扔掉，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毛骨悚然。在石塘溪，他又杀害了两位不知名的老人。在这次“清乡”过程中，张观志就像一个贪婪的恶魔，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发泄着对红军的不满。他所到之处，无论钱粮被褥、牛羊猪鸡以及其他贵重财物，首先被他一抢而光，然后便是无情的杀戮。同时，他还借“清乡”的机会敲诈勒索，大发横财。 然而，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印江县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成立，张观志这个罪恶累累的反动分子终于被捉拿问罪。他站在正义的审判席前，曾经的嚣张跋扈早已消失不见。最终，他在正义的枪口下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为他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张观志的故事，是反动势力妄图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典型写照，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以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真理。 血雨腥风中的抗争与悲怆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1934年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年份。贺龙将军率领红三军宛如一股正义的洪流，途经安营并驻扎于毛坝。他们怀揣着为穷人谋福祉的坚定信念，积极宣传共产党那振奋人心的政策——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谋翻身、求解放。这一政策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黑暗中挣扎的穷苦百姓的心灵，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改变命运的可能。 陡溪大院的张钟全、张钟亮等七人，正是被这束光照亮的人。他们长期生活在贫困的深渊中，饱受饥寒交迫之苦，对命运的不公有着切肤之痛。当听到红军的宣传后，他们内心深处渴望改变的火焰被瞬间点燃。他们深知，只有紧紧跟随红军的步伐，才能摆脱这无尽的苦难。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积极为红军提供当地贫富情况的详细线索。他们凭借着对当地的熟悉，深入各个角落，收集着那些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百姓的证据。同时，他们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游击队，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加入游击队后，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密切监视着地主豪绅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有任何不利于革命的迹象，他们便会及时向组织汇报。他们的存在，有力地打击了大土豪的嚣张气焰，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红三军离开后，以张德成（绰号苗子四）为首的五户地主，对游击队员们恨之入骨。这些地主平日里享受着剥削百姓带来的富足生活，他们的财富和地位都是建立在穷苦百姓的痛苦之上。红军的到来和游击队员们的行动，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害怕失去手中的特权，害怕被清算。于是，这些地主凑在一起，商议着如何报复游击队员。他们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对抗这些勇敢的游击队员，于是决定用金钱来驱使他人为他们卖命。他们商议凑钱，以重金收买中陡溪人、匪首张晏清的骨干严茂明、严循知等人，并许下杀掉一个游击队员赏钱五百吊（即五千个铜元）的重赏。 见钱眼开的严茂明，在听到这样丰厚的报酬后，心中的贪婪被彻底激发。他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全然不顾道义和良知。在当年农历八月初五凌晨，他网罗了一群地痞、打手，足有七八十人。这些人背着长枪，手持长矛或刀斧，气势汹汹地奔赴大院。在张德成的暗中指挥下，严匪一伙迅速将整个村寨包围起来。他们鸣枪警告村民，不准有任何乱动，随后便开始了残忍的搜查。 张钟全全家首先被搜查。当时，张钟全与其九岁的小孩还在睡梦中，被突然的嘈杂声惊醒。他们还未来得及穿好衣服，就被匪徒们粗暴地拉出屋子。刽子手李世灿毫不留情地将父子俩砍死在屋当头，鲜血染红了那片土地。张钟亮听到惨叫声后，意识到危险来临，急忙从后门逃跑。他拼命地跑，跑到晒花堡时，被严茂明发现。严茂明对着他连开三枪，幸运的是没有打中。但严茂明并不打算放过他，追上去将他抓下来，按在门坎上残忍地砍头。张钟应被砍死在晒花堡，张钟宝被砍死在堂屋，张钟品惨死于打蕨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多名游击队员惨遭杀害，反动势力的凶残行径令人发指。 严茂明等土匪在杀害游击队员后，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恶行。在短短不到两个钟头内，他们将村寨的财物洗劫一空。他们如同恶狼一般，有的牵牛，有的赶猪，有的拿衣物，有的扛粮食，把能抢走的东西都席卷而去，然后扬长而去。张钟位藏在猪圈板底、张着清躲在竹丛中，凭借着一丝幸运才幸免于难。 死难家属们面对亲人的离世和家财被抢的双重打击，悲痛欲绝。他们失去了最亲近的人，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因为家中的钱财都被抢光了，根本没钱购置棺材。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用稻草掩埋亲人的尸体，这是何等的凄凉与无奈。随后，为了躲避土匪的进一步迫害，他们只能四处逃生。 张钟全遗下一儿一女，妻子严氏为了孩子的生存，将儿子抱给张钟贵抚养，自己则带着女儿改嫁顾家沟。张钟亮的妻子陈氏带着一儿一女改嫁黎家窝牟家，然而却遭到牟的虐待。不到一年，三娘母便讨饭到松桃乌罗边江，改嫁李吉成。1948年，又把儿子抱给乌罗张家院子一个寡母作孙。张钟应的妻子带着儿子逃往朗溪泡木寨椅子山，甚至改姓杨，只为了能在这乱世中求得一丝安宁。其余两家也带着小孩往思南方向逃去，从此音信全无。 张着勋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时，泪水忍不住流淌。他说父亲张钟全被害后，母亲把他抱给张钟贵，但却得不到善待。三月后又逃到二姑爷家，依然待不下去，最后才逃到舅爷家。可是舅爷家也很穷，养不起他，最后只好将他抱给严循学舅爷作儿。直到解放后土改时，他才得以回家。回家时，家中父辈两弟兄的遗产仅剩下一个石擂钵。他感慨地说，若不是共产党，自己根本回不了家。 这段历史，是革命时期无数悲惨故事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了反动势力的凶残和无情，也让我们看到了百姓在苦难中的挣扎与无奈。同时，它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在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与幸福，继续为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印江神兵:动荡岁月中的抗争传奇 在黔东大地的历史长卷中，印江“神兵”的故事犹如一段激昂而悲壮的乐章，奏响了穷苦大众反抗压迫的强音。这段历史，承载着人民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也见证了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 苦难催生抗争：“神兵”兴起的时代背景 印江神坛主要分布于六井溪，这里地处印江县城西北，是一片与沿河、德江接壤的高山区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此地山多田少，农业生产条件极为艰苦，收成微薄，农民们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缺吃少穿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遭遇灾害，更是雪上加霜，百姓们纷纷四处逃荒要饭，流离失所。 1933年，印江遭遇大旱，这场天灾让本就脆弱的农业生产陷入绝境。沙子坡集市上，大米价格飙升至一块光洋一升（合8斤），这对大多数本就颗粒无收的农户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然而，祸不单行，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县、区催粮逼款的差役频繁上门敲诈勒索。他们不仅索要钱粮，还要求主人家招待大烟酒饭，农民们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压迫下，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种残酷的现实，不仅让农民们义愤填膺，就连村里的保长甲长也对政府的不作为和压迫行为深感不满。就在此时，“神兵”的消息从外面传来。“神兵”以反对政府、军队的背捐杂税为目的，提出了“灭兵、灭捐、灭粮”的“三灭”口号。这一口号，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广大受苦人民的内心，契合了他们对太平日子的渴望，于是“神兵”运动迅速在这片土地上兴起。 星星之火燎原：“神兵”神坛的创立与发展 印江中六井溪天池坪农民李天保，在得知德江闹“神兵”的消息后，毅然踏上了前往德江稳坪拜师学艺的道路。他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希望，渴望学到能够帮助乡亲们摆脱苦难的本领。1933年初，李天保学成归来，他在家乡建立了第一个“神坛”。这个神坛的出现，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抗争之火，当地男女老少纷纷入坛。 此后，六井溪的村村寨寨纷纷前来邀请李天保前去安坛授法练“神兵”。每到一处，李天保都认真传授，使得安坛的地方成为了“神兵”的活动据点。随着神坛在各地的建立，“神兵”的力量逐渐壮大。李天保作为天池坪神坛坛主，因其率先创立神坛且威望颇高，成为了印江各路神坛的始祖。 与此同时，宁家坪神坛坛主宁国学也在“神兵”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宁国学曾任保长，他生性耿直，办事颇有能力，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的加入，为“神兵”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李天保与宁国学，成为了印江各路神坛的关键领导人物，他们引领着“神兵”运动不断发展，为后续的抗争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神秘组织力量：神坛的组织特征与“神兵”纪律 各地神坛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却有着独特而严密的组织形式。在神坛中，公推出一个“佛主”作为领袖，佛主在神坛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一切事情概由佛主作主，说一不二。佛主之下，还设有“神将”若干，他们有着诸如“文武观音”“吕洞宾”“何仙姑”“穆桂英”“杨氏七郎”“七姐妹”“搜山虎”等神秘的称号。 入坛者需要在佛坛前跪下起誓：“不贪色、不贪利，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这一誓言，约束着入坛者的行为，也体现了神坛对道德和纪律的重视。入坛者的成分十分复杂，既有广大贫苦农民，他们是神坛的主体力量，也有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下台官吏，甚至还有少数地方豪绅、失意军官等。这些人白天各自从事着自己的职业，务农或从商，而到了晚上，便会参加拜坛、练功。 在练功期间，男女“神兵”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得同房，要求斋戒沐浴，虔诚礼拜。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获得神秘的力量，增强自身的战斗力。男女“神兵”都制备有打仗用的武器，男子佩符，手持刀、叉等；女子则佩符，挂镜，手执剪刀、茅草，据说剪断茅草敌人的头颅就会落地，这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也反映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若遇出阵打仗，“神兵”们就要喝神水，以此来鼓舞士气，坚定战斗的信念。 “神兵”的战斗口号是“灭兵、灭捐、灭粮”，这简洁有力的口号，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反抗压迫的决心。而他们的纪律则是“禁烟、禁酒、禁色、禁盗”，这些纪律的制定，旨在保证“神兵”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一旦遇有敌情，便鸣锣集合，聚众出击，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力。 抗争浪潮汹涌：印江神坛的鼎盛及“神兵”运动影响 到了1934年初，印江神坛迎来了全盛时期，拥有“神兵”约四五千人，尤其是在西区、北区，“神兵”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各地“神兵”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起，这一现象让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将“神兵”斥之为“神匪”，地方官吏们仓惶上报：“神匪发生，打倒乡闾，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从这些言辞中，可以看出“神兵”运动对国民党统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当局的高度紧张。 这种紧张局势，也预示着“神兵”与国民党反动势力之间必将展开一场激烈的对抗，为后续“神兵”三次攻打印江县城等行动埋下了伏笔。 浴血奋战不屈：“神兵”与国民党武装的对抗 面对国民党地方团练和军队的“围剿”，“神兵”们毫不畏惧。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大多是大刀、梭标、火炮等落后装备，但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与装备先进枪炮的敌人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激战。 1933年底，在何家青宅坝与黔军廖怀忠部的作战中，整个六井溪流域的“神兵”和沙子坡一带的“神兵”都出动了。战斗中，“神兵”们作战十分英勇，蒋家的蒋香林更是表现突出，他用马刀一连砍死两个敌军官，然而，在激烈的拼杀中，他的刀把断了，最终自己也壮烈牺牲。虽然这次“神兵”打了胜仗，但也付出了牺牲二十多人的惨痛代价。 “神兵”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以1933年底至1934年夏先后三次攻打印江县城为高潮。每一次攻城，都是“神兵”们为了争取自由、摆脱压迫而进行的英勇尝试，尽管过程充满艰辛，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首战风云初起：第一次攻城情况 1933年古历腊月上旬，六井溪“神兵”开始着手准备攻城。他们首先采取行动撵走正在当地催粮、逼税、办案的官差，限定这些压迫百姓的人在一个时间内出境，然后再计划攻打县城。 攻城的消息传出后，印江县城顿时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人们传言“神兵”刀枪不入，这让官绅们束手无策，惊恐万分。县长宦泽民急忙去找驻军旅长周继尧商议应对之策，商议的结果是选择撤退。宦泽民回到县衙后，紧急通知各科室停止办公，准备撤退。县城的街道上，通宵都是人来人往，一片骚动不安的景象。 “神兵”们定于古历腊月18日攻城，并张贴告示安抚百姓：“良民百姓别惊慌，神兵只杀官差恶人。”腊月16日，恰逢印江县城赶场，但由于“神兵”即将攻城的消息，赶场的人寥寥无几。此时，驻军正准备撤出县城，驻扎在西门肖家院子里的周继尧，也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听说“神兵”专杀留东洋头的人，县府不少官员争先剃头，街上也有许多人用剪刀剪发，整个县城弥漫着紧张和恐惧的氛围。 激战血洒征程：第二次攻城的经过与失败 古历腊月18日，攻城的日子终于到来，天空阴沉，仿佛也在为这场战斗而默哀。拂晓时，城内就有不少人开始搬家下乡躲避，宦泽民下令全部机关职员和群众撤出城外，周继尧的部队也在拂晓时出动，布置在西门坝一带。 下午一时许，大石墩、阁老寨一带，白旗翻舞，人声滚滚，“神兵”们分三路直奔西门坝而来。到达西门坝汇合之后，他们挥舞着刀叉，呼喊着“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的口号，向着县城冲去。然而，当他们的队形刚刚散开，就被埋伏在西门坝的官兵一阵排子枪射击，数人瞬间倒地。 但“神兵”们并未因此而退却，他们仍然挥舞着刀叉，跳跃着前进，寻找官兵砍杀，砍伤了数名官兵。然而，正在激战之时，“神兵”队伍的后面被桑树林中的伏兵冲散，前面又不断有人中弹，队伍被迫向山沟方向撤退。而早就埋伏在城墙脚下的官军主力，见“神兵”乱了阵脚，全部出动扑向“神兵”。 这一场战斗，“神兵”们遭遇了重大挫折，沿途战死的不下百人。在西门坝留下的“神兵”尸首，妇女居多，她们一手执剪刀，一手执茅草，次第倒在血泊之中。“神兵”败退后，官军穷追不舍，直上大石墩，径取六井溪。官军所到之处，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天池坪等地的民房被烧毁不少，“神兵”的第二次攻城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重整旗鼓再战：第三次攻城的筹备与行动 六井溪“神兵”二次攻城失败后，他们并没有被打倒，而是逃到德江、沿河、印江三县交界的地方，暗中设坛，聚集了几百人潜心练功，伺机复仇。此时，周继尧旅已调离印江，由驻沿河的黎刚部接替。黎刚到印江后，听说“神兵”不久又要攻城的风声，便把他养的“神兵”调在中坝驻扎，还派出一连兵巡回侦察，同时把板溪任永俊的团防调来助战。 古历三月初十，“神兵”果然再次出动攻打印江县城。十一日中午，战斗正式展开，六井溪“神兵”与国民党旅长黎刚的神兵在印江中坝相遇交战。“神兵”们怀着满腔的仇恨和坚定的信念，奋勇向前，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 悲壮抗争落幕：第三次攻城失败及后续惨状 然而，在这次战斗中，黎刚派兵和任永俊的民团从两侧包抄夹击，“神兵”们虽然英勇抵抗，但最终还是不敌败走，沿途死者甚多。黎部追至六井溪，进行了残酷的血洗山寨行动，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同年古历二月初四，黔军胡团长和刀坝民团陈品山等率军到沙子坡，进攻池坝“神兵”。他们不仅把池坝的耕牛、财物抢劫一空，还烧了一百多栋民房，将整个村子变成了瓦砾。何家庄、瓦场坝两个村子也未能幸免，被烧房三十多栋，瓦场坝仅剩民房三间，一片凄惨景象。 印江“神兵”三次攻城共死伤二百余人，这次沉重的打击使得“神兵”活动进入了低潮。但他们的抗争精神，却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激励着后来的人们继续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 曙光引领前行：请红三军为死难者报仇 就在“神兵”活动陷入低潮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原红二军团）进入黔东，并攻占了沿河县城。这个消息传来，振奋了人心，让“神兵”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德江“神兵”众首领推选印江何家坡（现属杉树乡）人冉少波（稳坪神坛头目）为代表，带领几名“神兵”日夜兼程寻找红三军求援。1934年6月12日，冉少波在印江刀坝见到红三军，向红三军请求为“神兵”报仇，诉说了“神兵”们在反抗斗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和牺牲。 6月15日，冉少波带红三军到达沙子坡。红三军到沙子坡后，即向六井溪一带神坛的佛主发出信函，邀请他们到沙子坡会晤。16日，各坛佛主来到沙子坡参加会议。同日，红三军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书中指出：“我们相信神坛内的同志，必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因为大多数都是农民……”，承认“神兵”活动是农民起义，体现了广大受苦群众与反动政府势不两立的反抗精神。 17日，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了有几千群众、“神兵”参加的万人大会。号召广大“神兵”、群众参加红军，共同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美好新生活而努力。冉少波代表“神兵”也在会上讲了话，表达了“神兵”们对红军的信任和追随的决心。 革命力量融合：万人大会后的转变与新生 在沙子坡召开的万人大会，成为了“神兵”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神兵”们前进的道路，动员了广大“神兵”和群众加入红军，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冉少波代表“神兵”的发言，则表达了“神兵”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此次大会后，千余“神兵”深受鼓舞，他们纷纷加入红军、游击队。这些“神兵”们带着对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投身到革命队伍中。他们的加入，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一支中坚力量。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继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推动当地革命进程、反抗国民党统治注入了强大动力，促进了革命力量的整合与壮大。 印江“神兵”的故事，是一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牺牲与希望的历史。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不畏强敌，浴血奋战。虽然他们的抗争经历了诸多挫折，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值得铭记。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黔东革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激励着后人不断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烽火岁月中的红军烈士 烽火岁月中的英烈传奇：张均望的革命征程 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总有一些身影如璀璨星辰，虽历经岁月洗礼，却依然熠熠生辉。张均望，便是这样一位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中，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壮丽篇章的英雄人物。他身材不高，却怀揣着巨大的力量，一身武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成为守护正义与理想的利刃。 1934年6月，骄阳似火，大地被炙烤得仿佛要燃烧起来。张均望毅然决然地跟随红三军，从四川踏入贵州的土地。这片土地，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既承载着百姓的苦难，也孕育着革命的希望。七月的一天，阳光洒满印江北路现天堂镇所辖的胡家坝大土豪胡天长家的院坝。在红三军军部参谋长汤福林的主持下，一场意义非凡的大会在这里召开，印江独立团宣告成立。张均望被任命为团长，而来自现沙子坡镇宁家坪、极具威望的神坛佛主宁国学担任副团长。 独立团的成员中，多数人都参加过“神兵”暴动。他们在生活的压迫下奋起反抗，对自由和公平有着强烈的渴望，作战时更是无比勇敢。在张均望和宁国学的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成为打土豪分田地、巩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身影活跃在黔东大地上，给当地的贫苦百姓带来了生活的希望，让地主豪绅闻风丧胆。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弹药奇缺成为独立团面临的巨大难题。每一颗子弹都无比珍贵，仿佛是战士们生命的延续。在这样的困境下，张均望和他的战友们依然毫不退缩，坚定地与敌人展开斗争。 1934年8月底，暑气尚未消散，张均望率领独立团百多名游击队员，配合红三军主力攻打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之反动团总冉瑞廷的武装。冉瑞廷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妄图负隅顽抗。南腰界地势险要，冉家祠堂更是易守难攻，犹如一座坚固的堡垒，阻挡着革命的脚步。但张均望和游击队员们毫不畏惧，他们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白天，炽热的阳光照射在大地上，与战火的硝烟交织在一起；夜晚，月色下的战场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游击队员们趁着夜色，悄悄靠近敌人，寻找着进攻的机会。经过数天的艰苦战斗，终于在九月中旬，他们成功攻下冉家祠堂。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员们的士气，也让周边地区的反动势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张均望率领着疲惫却充满胜利喜悦的队伍回到喻家岩短暂休整。战士们虽然满身疲惫，但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他们在喻家岩的简陋住所里，稍作休息，恢复体力，为下一次战斗养精蓄锐。然而，短暂的宁静很快被打破。十月上旬，他们离开喻家岩，驻扎到小龙坝。一天，田湾方向突然传来枪声，如同划破宁静夜空的惊雷。据情报得知，是晏克武、黎刚的散兵在那里骚扰百姓。张均望心急如焚，百姓的安危在他心中重于一切，他立即率领队伍追击。他们一路疾行，翻过红木，越过茅草界，却未见敌人的踪影。但张均望并没有就此放弃，他深知敌人的狡猾，决定临时改变计划，前往何家庄柿子坪捉拿地方反动头子之一的联保主任张观志。 然而，当他们赶到何家庄柿子坪时，张观志早已闻风而逃。游击队员们虽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气馁。当晚，他们便在何家庄住下。张均望深知任务的艰巨，他召集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第二天到大石墩杨家坪捉拿杨区长的方案。昏暗的灯光下，张均望神情严肃，仔细地分析着地形和敌人的情况，与干部们商讨着每一个细节。会议结束后，小队长们迅速通知队员早点休息，准备第二天的行动。 第二天凌晨，鸡才叫头遍，游击队员们便纷纷起床。简陋的厨房里，炊事员们匆忙地准备着早饭。由于时间紧迫，饭煮得有些夹生，但游击队员们没有丝毫抱怨，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战斗需要他们保持充足的体力。吃过早饭，队员们迅速集合。除了宁国学和负责后勤服务工作的游击队员外，百多名游击队员在张均望的率领下，摸黑出发。 游击队员们对这条路并不熟悉，但他们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考虑到杨区长家大业大，有不少财产和粮食，这些正是贫苦百姓急需的物资。于是，出发前他们通知当地老百姓，说要东西要粮食就同游击队到杨家坪杨区长家去拿。消息传开，沿途村寨的老百姓纷纷响应，与游击队同往的有二三百人，队伍浩浩荡荡，仿佛一条奔腾的河流，向着杨家坪涌去。 队伍由老百姓带路，从何家庄出发。当他们走到盘石山时，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接着，他们经过烂坝沟，过石门坎，终于在恰是吃早饭的时候到达杨家坪。杨区长家的厨房里，饭煮得很多，菜也十分丰盛，显然是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了充足的准备。杨家坪的老百姓知道是红三军领导的游击队来打富济贫，纷纷热情地招呼着游击队员和老百姓：“要吃饭就快点吃，吃了要拿什么快点拿了走，以防杨区长的武装包围袭击。”此时，杨区长已经被眼疾手快的游击队员成功捉拿住。 然而，危险正悄然逼近。杨区长的武装，正是地方反动头目之一的联保主任张观志的队伍。张观志手下有几十百把人，武器精良，子弹充足，远比游击队的装备要好得多。这支武装原本就驻扎在杨区长家，据说是六井溪芦塘人陈士虎和一个姓曾的人跑到杨家坪向杨区长告了密。所以，张观志的武装在得知消息后，未来得及吃早饭就迅速疏散开，然后悄悄埋伏在游击队返回时的必经之路——烂坝沟的重要关口。而当时，张均望和游击队员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还沉浸在即将为百姓带来物资的喜悦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 老百姓们赤手空拳，满怀期待地想要分得一些生活物资。游击队员们虽有百多人，但只有二三十条枪，子弹更是少得可怜，平均每人只有几发。他们当时估计，凭借队伍的庞大威武，一般的地方武装不敢轻易来惹。然而，这是他们在判断上的一个失误。同往的老百姓和游击队员们都没有吃杨区长家的饭，捉到杨区长后，老百姓们有的拿粮食，有的搬财物，还抬了杨区长家的一头肥猪，押着杨区长，队伍沿着原路返回。 当走在前面的老百姓和押杨区长的大多数游击队员进入烂坝沟时，突然，枪声大作，埋伏于坡上林中的张观志武装发起了突然袭击。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游击队员和老百姓，瞬间，几名游击队员倒在了血泊中。烂坝沟的路很窄，上面是山坡，林深木茂，便于敌人隐藏；下面是悬崖，一旦失足，便会粉身碎骨。老百姓们见状，惊恐万分，纷纷丢了手中的粮食、财物等，拼命往前跑。游击队员们奋起还击，但由于子弹太少，还击片刻后就再也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也只好避其火力，寻找隐蔽的地方躲避。杨区长也无人押解了，他因年纪大，双手被捆着，只能坐在石门坎一大田边，无法逃脱。 走在后面的游击队员有姜云汉、彭大能、杨昌义、梁言柱四人，张均望和梁言名更在其后。姜云汉等人走到烂坝沟，发现前面路上丢满了粮食、财物，却不见游击队和老百姓的踪影，他们立刻意识到前面的队伍遭到了袭击。然而，他们手中虽有枪，却没有子弹，在这危急时刻，他们只好往坡上跑，躲到树林里面，观察动静。 不一会儿，梁言名同张均望一起来到了烂坝沟。姜云汉等人怕暴露目标，不敢大声叫喊，提醒他们前面发生了情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当张均望和梁言名走到烂坝沟路边有竹林的地方时，他们才发现前面情况不妙。张均望突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拿着一支枪，他判断这个小孩可能是敌人的岗哨，为了夺取武器，增加战斗的力量，他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抢枪。小孩惊慌失措，大声叫喊起来。就在这时，埋伏在附近的地主武装听到叫喊声，纷纷向张均望开枪。张均望躲避不及，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之中，英勇牺牲。 梁言名见张均望牺牲了，心中悲痛万分，又十分慌张，急忙爬上坡，钻进树林里。后来，他在树林里碰上了姜云汉等人，他们一起绕道返回何家庄找宁国学。 张均望团长在烂坝沟英勇牺牲的噩耗传来，整个独立团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但革命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红三军将该团人马编入黔东独立团，由秦贞全团长指挥。后来，红二、六军团会师木黄，挥师湘西，黔东独立团又被编入王光泽师长、段苏全政委领导的黔东独立师。他们肩负着掩护主力转移和坚持在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在黔东的土地上继续书写着革命的壮丽篇章，为黔东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张均望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铭刻在黔东人民的心中，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他的故事，就像一首激昂的战歌，在岁月的长河中久久回荡，让人们永远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铭记那些为了理想和信念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们。 神兵风云:民国黔地的热血抗争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腊月的寒风如同一把把利刃，刮过黔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六井溪的神坛之上，神秘的氛围弥漫开来。数名身着独特服饰、被尊称为“神将”的人物，怀揣着某种神秘的使命，踏上了前往沙子坡的道路。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动员当地民众安坛练“神兵”，在那个动荡不安、百姓饱受苦难的年代，为民众寻得一丝希望与力量。 彼时的沙子坡，宛如一座被黑暗笼罩的小镇。毛寨区的一名区丁，正如同往常那般，在沙子坡乡场上狐假虎威地追捐索款。他的身影在街头晃荡，每到一处，百姓们都面露惧色，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命运的转折却在不经意间降临。这几名“神将”恰好路过，看到区丁的恶行，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他们本就为反抗压迫而来，怎容得这般欺压百姓的行为。于是，在一阵激烈的冲突中，“神将”们凭借着自身的果敢与力量，将区丁砍死于沙子坡场上。而与区丁一同作恶的张华宣，这个负责收捐税的沙子坡当地人，也未能逃脱正义的制裁，倒在了“神将”们的刀下。 同一天，“神将”们听闻沙子坡街上的王礼江，经常与毛寨区里的人勾结往来，协助区里抓丁派款，鱼肉百姓。为了给这个恶霸一个警告，“神将”们找到了王礼江，割去了他嘴角的一块肉。这一系列举动，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沙子坡及其周围村寨激起了千层浪。百姓们在震惊之余，心中也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他们纷纷意识到，或许这些“神兵”便是他们摆脱苦难的希望。于是，各地纷纷派人前往六井溪宁家坪，恳请神坛佛主宁国学到寨里安坛，教练“神兵”。 腊月下旬，池坝保长孟守坤为了满足池坝百姓的愿望，也派出了使者前往宁家坪。第二天中午，宁国学带着十几个“神将”，在众人的期盼中来到了池坝。宁国学，这位五十多岁的佛主，身材高大魁梧，脸庞圆润，三须胡子彰显着他的威严与神秘。他们扛着一面如同晒席般大小的黄旗，每个人头包黄帕子，腰系黄带子，行走之间虎虎生风，仿佛真的是天神下凡。 宁国学等人一抵达池坝，便立刻展开行动。他们让孟守坤保长派人从水井里挑来一挑干净水，放置在孟守坤保长家的堂屋里。随后，宁国学开始传授拜坛练“神兵”的方法。愿意拜坛练“神兵”的人，每人手中捧着一柱香，虔诚地跪在地上，朝着放水桶的方向，拜请天上仙神赐爵授法。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一柱香，香烟起，迎接玉皇大帝下凡保凡民；二柱香，香烟起，迎接天上七仙姐，请你下凡无别事，传授仙法救凡民……”念完之后，“神将”将折成封的黄纸点燃，让纸灰掉进两桶清水中，这便成了所谓的“神水”。跪拜的人拜一会儿后，便喝下这种“神水”，接着再拜再喝，喝了再拜，如此循环往复。 池坝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压迫的反抗之心，当天就按照宁国学佛主传授的方法行动起来。他们先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大旗，插在拜坛地点，然后纷纷跪地跪拜，迎请天上仙神。第一天参加拜坛的人就多达百余人。为了感谢宁国学佛主授法“打救”村民，池坝人凑钱买杀了一头特别大的肥猪，摆下丰盛的宴席，热情款待宁国学及其随行的“神将”。在宴席上，宁国学佛主对同席的几百村民说道：“池坝安了神坛了，从今天起，官家的捐款就不要出了；但大家要诚心诚意敬神，坛上不能断香烟（即要经常拜坛），要忌狗肉，烧香拜坛前要洗手，天天在坛上拜诵，天上神仙便会下凡封官赐爵……”这些话语，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给池坝百姓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和勇气。 第二天，宁国学佛主又受胡家坝人之请，率领随从“神将”前往胡家坝安坛授法。自此，池坝神坛每天香烟缭绕，百姓们怀着虔诚的心，期待着神灵的庇佑和力量的赐予。 随着时间的推移，拜坛的人越来越多。池坝村民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宽敞的场所，便将坛移到了杨氏宗祠里面。同时，他们在宗祠的大门上贴上了一副对联：“天上仙神救苦难；地下诸佛保平安。”在宗祠里，每天都有两百人左右参加拜坛。大家沉浸在对“神兵”力量的信仰之中，甚至连生产也无人顾及了。 在杨氏宗祠拜了几天后，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张家寨的张进礼突然跳起，仿佛有神附体一般，自称受仙神委托为佛主。万家的万太义也跟着跳起来，对拜坛的众人宣称：“我是玉皇大帝派我下凡来保凡民。”于是，万太义便成了众人眼中的“玉皇大帝”。之后，张家寨的张进武又跳起来说自己是“关夫子”；孟守银、梁言善二人则自称“搜山虎”。又过了两天，长岭上杨贵林的妻子文贵弟、何家何相之的女儿何银香等女子，也自称“七仙女”。就这样，隔一两天便有人自封为下凡的各种“神”“仙”，“神将”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参加拜坛者都要经历一种特殊的考验——滚刺条（男人需光着身子滚）。起初，很多人身上被刺伤，鲜血直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似乎真的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庇护，无论怎么滚都不会受伤流血了。滚完刺条后，他们又开始试着用刀砍身子。如果遇到打仗，要参战还得先过“刀关”，也就是试刀。由一个力气最大的“神将”执刀，砍参战者两边手弯处、两大腿和胸肚等地方，若未被砍进，则被准予参战。战前，参战者还要喝一碗“神水”，以求神灵保佑。 民国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几，谯家区区长张云佩调集了几百荷枪实弹的民团，妄图一举扑灭白石溪、皂东岩等地的“神兵”。宁家坪神坛佛主宁国学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六井溪神坛千余“神兵”前往参战。池坝神坛接到宁国学佛主的通知后，百姓们纷纷响应，要求参战者众多。然而，经过严格的试刀关筛选，只有一百名“神兵”获得了参战资格。这次试刀由杨胜贤执刀，他在当时力气最大，自封周仓大将军。杨光富和李xx二人第一刀便被砍进皮肉，流了不少血，未能通过试刀，只能遗憾地留在后方。 这次参战的“神兵”，除了宁国学率领的六井溪、沙子坡、池坝等坛的千多人外，还有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率领的“神将”，总共约两千人，队伍浩浩荡荡，声势十分浩大。他们怀着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向着白石溪进发，仿佛要将黑暗的压迫彻底粉碎。 张云佩区长看到“神兵”队伍如此浩大，心中不禁感到心虚胆怯。他赶紧率领民团抢占了易守难攻的白石溪营盘，驻扎下来，等待“神兵”进攻。李佛主、宁佛主率领各路“神兵”将营盘团团围住。待靠近营盘后，所有“神兵”便整齐地跪于地上，将刀放于胸前地面，然后双手一合，作揖拱手，口中念念有词，念着封枪法、破枪法等口诀，同时大声喊道：“令公令婆，大显威严；西天佛主，满堂神圣；观音老母，降下仙童；喊起就起，顺风而起，若还不起，钢刀宰你下凡体，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去白印印。” 营盘里的民团见状，慌忙开枪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弥漫。一些“神兵”不幸被打死打伤，池坝神坛去的小龙坝人黄某某，一个十几岁的青年，被打中踝关节，疼得在地上喊爹叫娘，大哭不止。但未被打中的“神兵”仍然毫不畏惧，继续跪着求神请仙，念封枪法、破枪法。民团见“神兵”们如此顽强，更加慌张，赶忙抬来土炮，朝着若无其事的“神兵”开炮。这一下，“神兵”死伤众多，队伍大乱，纷纷撤退。池坝“神兵”只好背着负伤的黄某某，无奈地返回了池坝。 然而，“神兵”们并没有被这次失败所吓倒。隔了几天，德江稳坪神坛的“神兵”得知印江天池坪李天保佛主和宁家坪宁国学佛主所率“神兵”与张区长民团交战失败的消息后，毅然前来助战。池坝神坛接到宁国学佛主的通知后，再次派出“神兵”百余前往，与各路神坛的“神兵”汇合于彭家寨，准备再次攻打张区长民团把守的白石溪营盘。 稳坪神坛派来的百多名“神兵”，全光着身子，下身穿一条短裤，个个威风凛凛，仿佛真的是天神下凡。他们跪在地上，齐声念着封枪法、破枪法等咒语。对方民团见状，慌忙开枪。奇怪的是，这次民团的枪竟然打不响。民团以为“神兵”们真的得到了神的帮助，顿时乱作一团，四处寻找退路。各路“神兵”见民团乱了阵脚，喊一声“起”便一呼而起，手执刀叉，如猛虎般杀向营盘。民团抵挡不住，只好各顾其命，狼狈逃遁。“神兵”们乘胜追击，一把火烧了营盘，然后追着砍杀敌人。这一仗，“神兵”大获全胜，声威大震，信心倍增。池坝“神兵”凯旋回坛，他们对神坛的信仰更加虔诚，操练也更加刻苦，期待着下一次战斗的胜利。 二月二十几，形势再次发生变化。省正规军、印江保安队和刀坝陈丙山指挥的胡营长武装共千余人马，浩浩荡荡地杀到胡家坝。他们如狼似虎般，杀了几个神坛头目，还烧了几间民房。宁国学佛主听说胡家坝神坛有难，立即率领六井溪神坛的“神兵”，加上池坝神坛的“神兵”，共三百余人，匆匆赶到胡家坝增援。然而，当他们赶到时，省军等武装已撤往刀坝。宁国学看到胡家坝神坛几位头目被杀，几间民房被烧，心中怒火中烧。他决定率“神兵”分兵几路，直捣刀坝，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他们一路从苦竹园去，一路从岩桑坪去，一路从白杨垭去。从白杨垭去的“神兵”先赶到了刀坝。他们等不及另两路“神兵”赶到，便急急向敌人开战。然而，这一次符咒似乎失去了效力，一开战便有十几个“神兵”被打死，伤者众多，他们只好无奈地撤退。从岩桑坪、苦竹园去的两支“神兵”队伍赶到后，继续与敌人战斗，但结局依然一样。由于伤亡较多，他们也不得不撤退到池坝。在这一战中，宁国学佛主的肩膀被子弹击中受伤，只有从稳坪来的“唐三藏”未挂彩。 三月初三天，陈丙山手下的胡营长率武装三百多人，经过胡家坝来攻打池坝神坛。池坝神坛闻听胡营长来犯的消息，一方面派人迅速到宁家坪通风报信，请求增援，另一方面组织力量进行狙击。胡营长的武装来攻打池坝，必须从老鹰岩下面的路上经过，再过灵官庙。池坝百多“神兵”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手执刀、土炮等武器，抢占了这两个地方的制高点，架好土炮，还准备了不少作武器用的大石墩子，打算凭借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迎击敌人。 胡营长的人马从胡家坝过河后，发现老鹰岩有“神兵”守卡（守卡“神兵”未隐蔽）。于是，他们经过次岩寨子到朱文焕的大田里集合，然后组织向老鹰岩发起了第一次冲锋。第一次进攻失败后，他们又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但都未能得逞，反而伤了一些人。胡营长见硬攻不下，便心生一计，派一个排从郭家寨后面的山梁子翻过，下杉树山梁子，绕到老鹰岩守卡“神兵”的背后进行突然袭击。 守卡的“神兵”没料到胡营长会派人绕道从背后夹攻，一时阵脚大乱。正面的胡营长趁机组织力量再次进攻，又是开枪射击，又放火烧山。那时的山上积有很厚一层多年枯朽的草木，着火后便熊熊燃烧起来。火借风威，很快形成一片火海，向守卡“神兵”扑来。多数“神兵”见形势对自己不利，无心再守，慌忙以未燃的树木藤草作掩护潜逃。仅有胆子最大的孟守程、涂双龙、何祖恩等四人临危不惧，还守着卡子，继续往土炮里装灌火药、耙齿，点燃土炮引线向围攻的胡军开炮。但最后一炮刚装好，还未点燃引线，四人即被背后包抄袭来的胡军开枪打死。老鹰岩就这样失守了。灵观庙守卡的“神兵”见老鹰岩失守，胡军气势汹汹，于是不战而退。池坝“神兵”大败。除孟守程等四人被敌人开枪打死外，还有十多个“神兵”被烧死烧伤。 胡营长率人马冲进池坝村。在此之前，听到胡营长来犯池坝的消息，池坝人一方面组织还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万一失守该怎么办。于是，开战前他们便派人将所有的牛、羊、马赶到矮子槽隐藏起来。守卡失败后，胡营长的人有从矮子槽到池坝的，见了牛、羊、马，便驱赶着往胡家坝方向而去，最后到了刀坝；仅有粮食未被发现。胡营长的人冲进池坝寨子前，池坝的男女老少全躲进了附近茂密的森林中。胡营长抓不到一个人，恼羞成怒，下令点火烧了部分民房，然后上了沙子坡。沙子坡的张大爷等头面人物见池坝受挫，不敢得罪胡营长，于是放鞭炮恭恭敬敬地迎接他。 宁国学佛主是胡营长的人上沙子坡后才得知消息的。闻听到池坝神坛有难，他立即率领六井溪“神兵”翻山杀向沙子坡。胡营长见满山遍野的“神兵”吼叫着杀来，心中惊恐万分，不敢迎战，慌忙率人马退走。宁国学佛主见胡营长人马退走，未率“神兵”追击，而是返回了六井溪。只有凉水神坛部分“神兵”趁势追下池坝。凉水“神兵”追至池坝时，胡营长的人马已出寨往灵观庙走。这时，凉水人任贞操点燃土炮引线，向远去的胡营长开了一炮。胡营长被这一炮惹恼，率人马杀回马枪追打“神兵”。凉水“神兵”知道抵挡不住，急急退上沙子坡回凉水。胡营长也不再追，进池坝村放了几把火，将第一次放火未燃的民房点燃，然后出村从灵观庙回去。 凉水“神兵”走了之后，躲藏在附近森林中的池坝男女老少都怕胡营长再次返回，不敢进寨救火。等胡营长的人远去好一会了，大家才出林进寨。此时，整个村寨几乎被烧光，只剩下杨光润家一间房子未燃，损失惨重。 自此，池坝神坛以悲剧划上了句号。不久之后，六井溪、沙子坡、天池坪等地的神坛也相继结束了它们的历史。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深深地烙印在当地百姓的心中，成为他们在那个黑暗年代里，为了自由和尊严而抗争的见证。而这一切，都源自曾参加过“神兵”的池坝人杨光润的回忆，让后人得以知晓那段热血与悲壮交织的岁月。 红六军团战士在途经缠溪时遇难 1934年古历九月，红六军团肩负着寻找红二军团的使命，踏上了印江缠溪这片土地。行进至缠溪时，遭遇了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的疯狂袭击。这些反动势力如同盘踞在暗处的恶狼，对红军虎视眈眈。面对敌人的进攻，六军团的红军将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英勇还击。激烈的战斗在缠溪的土地上展开，枪炮声震响山谷，硝烟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红军将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袭击，然而，在战斗的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由于战斗的激烈和长途跋涉的艰辛，部分红军战士因饥饿、疲劳和病魔的侵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渐渐跟不上大部队的步伐。这些掉队的战士，就像迷失在黑暗中的羔羊，被地方反动势力视为可乘之机。而反动势力的残忍与暴虐，也在此时暴露无遗，他们对这些掉队的红军战士展开了疯狂的搜捕和屠杀，一场场悲剧在缠溪的各个角落悄然上演。 乡长代润芝的恶行 在缠溪打杵场，一位体衰病重的红军战士不幸掉队。他拖着沉重的身躯，艰难地隐蔽在茂密的树林中。每一分每一秒对他来说都是煎熬，饥饿、病痛和疲惫如影随形。直到夜幕降临，四周的一切都被黑暗笼罩，他才敢小心翼翼地爬出树林，一步一步地朝着许家寨的庙爬去。此时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向庙里的人寻求一丝生存的希望。 庙里的和尚张老怀和田志修，看到这位病得连路都走不动的红军战士，心中顿时生出慈悲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帮助红军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伸出援手，冒险将红军战士隐藏在庙内的神龛脚下。他们每天都会偷偷地给红军战士送些食物和水，关心着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尽快恢复体力。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这位可怜的红军战士。第二天，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保和乡公所得知了庙里藏有红军的消息。乡长代润芝，这个心狠手辣的反动分子，立刻命令闾长史正举、安钟宗等人围庙搜查。他们如同一群恶犬，在庙里四处翻找，最终将这位红军战士搜查了出来。代润芝没有丝毫的怜悯，他恶狠狠地命令史正举把红军战士带到石坎田河沙坝。在那里，随着一声枪响，这位来自江西的红军战士，年轻的生命就此消逝，而他的姓名，也随着他的离去，被永远地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 当天下午，厄运再次降临。民团团丁严纯清等人在打杵场街上，又发现了一位同样行走无力的红军病号。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其捉拿，并请示乡长代润芝。代润芝依旧是那副冷酷无情的模样，下令派代仁亮将这位红军拉到石坎田河沙坝杀害。据代仁亮说，这位红军说话带着外地口音，根本听不懂。当让他写字时，他便在手板上划了“江西”二字，或许，他也是来自江西的热血青年，怀揣着革命的理想，却不幸倒在了反动势力的枪口之下。 两位无名无姓的红军战士惨遭杀害后，他们的尸体被无情地摆在石坎田河沙坝上。几天过去了，那两具冰冷的尸体，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无人问津。终于，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曝尸荒野，便用泥沙将他们掩埋。那座简单的双人合葬“坟”，成为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最后的归宿。然而，命运对他们的磨难还未结束，在几次洪水的冲刷下，那座“坟”连同他们的遗骨，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他们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但他们的故事，却永远地留在了缠溪人民的心中。 土匪的残忍杀戮 红军大部队经过缠溪冷水溪大坳后的次日早上，宁静的山间被两声枪响打破。两名掉队的红军战士，在这个清晨遭遇了灭顶之灾。在大坳的焦园湾，土匪田兴发像一只饥饿的秃鹫，发现了其中一位红军战士。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半点的人性，当场就将这位红军战士残酷地杀害。鲜血染红了焦园湾的土地，也刺痛了每一个善良人的心。 而另一位红军战士，因为极度的疲惫和饥饿，已经无力再行走，只能躺在大路旁，渴望能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可是，命运并没有眷顾他，土匪朱春廷发现了他。朱春廷满心好奇与歹意，甚至拉上口述人何宗印，说是一同去看个究竟。当他们走近，看到这位红军战士身上除了一床破旧却依旧鲜艳的红色军毯外，没有粮食，没有枪弹，身上的衣服更是破破烂烂，满是征战的痕迹。这位红军战士开口说话，可那陌生的口音让人根本听不懂，也没人知道他的姓名。短暂询问后，朱春廷便狠心地将他拉到一个坑边，随着一声枪响，这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倒在了地上，生命戛然而止。 青树湾的生死挣扎 红军大部队在缠溪住宿一夜后，便继续踏上征程。然而，有三位红军战士因伤病，留在了小坪中岭坡杨四爷家。在杨四爷家的这三四天，他们努力调养身体，渴望能尽快追上大部队。杨四爷一家虽然生活贫困，但他们对红军战士充满了敬意和同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着他们。 一天，杨四爷的老婆为了给红军战士补充营养，咬咬牙，拿着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去买了些鸡和蛋。可这平常的举动，却被甲长胡成玉看在眼里。胡成玉心里犯起了嘀咕：杨四爷家向来穷困，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他顿觉可疑，便鬼鬼祟祟地来到杨四爷家查看。这一查，竟发现了藏在屋内的红军。 胡成玉急忙向乡兵队长潘立芝报告。潘立芝一听，立刻如临大敌，迅速召集了二三十名壮丁，将杨四爷家的房子团团围住，妄图捉拿红军。屋内的三位红军战士，听到外面的嘈杂声，瞬间明白危险来临。他们眼神坚毅，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奋力冲杀。激烈的战斗在小院内外展开，喊杀声、枪炮声震耳欲聋。经过一番浴血奋战，两位红军战士成功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去。但名叫谢志友的红军战士，却不幸被敌人抓住。 潘队长等人将谢志友和杨四爷老婆捆起来，对他们进行毒打，还恶狠狠地说杨四爷私通红军，要将其家产一律充公。随后，他们又将两人捆到潘立芝家，再次悬起来毒打一顿。杨四爷老婆不堪折磨，最终自缢而死。而谢志友，则被吊在潘桃家的屋檐边，整整一个星期。在这漫长的七天里，谢志友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最后，他被拉到青树湾堰沟田外，由双龙桥朱云清开枪打死。这位坚强的红军战士，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的忠诚。 乡保警队的暴行 缠溪乡保警队长代世清和保警队员蔡绍华，在罗场迷库村后面的林坳地方，发现了一位掉队的红军战士。他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立刻跟踪追击。最终，蔡绍华执枪，在村坳口将这位红军战士活活打死，并将其尸体埋在和尚帽地方。这位红军战士，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的家人或许还在远方苦苦等待他的归来，却不知道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红六军团经过缠溪时，总计有六位掉队战士遭地方反动势力残害。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的精神却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那段黑暗的历史。解放后，人民政府为牺牲的红军战士修建了烈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对六位烈士的纪念，更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它时刻提醒着人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不断奋斗，砥砺前行。 第16章 红六军团奉命西征入黔 1934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北大门广昌失守后，红军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事实上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很难实现。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准备。1934年7月23日，命令刚刚组成的红六军团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推广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并对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规定：红六军团由遂川县黄坳上下地域敌军力量薄弱处，自行选择突破地段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区发展，并向北与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取得联系。决定肖克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并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与部分党政干部随军行动；组成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西征行动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要求每日必须将行军路线和宿营用电台报告总部。 红六军团接受先遣任务后，进行了战略转移的紧张准备。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政委员会对转移部署作了缜密的研究，确定了突围方向、钳制方向和留守武装，制订了一套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战略策略。8月7日下午，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西进的征途。连日迅速突破敌人封锁线，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同时传达了中革军委命令及转移任务，宣布行军纪律，进一步做了战斗动员。 红六军团的神速突围，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敌人妄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桂东、汝城之间。红六军团分析了敌情，遂放弃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8月12日晚越过郴宜公路，绕桂阳，20日占领新田，23日抵达湘江东岸，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决定放弃由零陵强渡湘江的计划，折转东南，向阳明山地区前进，酌情建立根据地。到达该地后，由于地形和敌情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于是放弃计划，进入白果市，跳出了四倍于己之敌的包围。又急转南下，通过与敌辗转周旋，渡过潇水，顺利进行了湘桂交界的永安关战斗，破坏尾追的湘、桂军3个师的截堵计划，进入广西灌阳以北地区。9月4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乘虚渡过湘江，占领了西延县城。 9月8日，红六军团在西延接到中革军委训令：令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岗山等地打击敌人，最少坚持到9月20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转移至湘西北地域，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在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大量敌人，直接配合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行动。当日，红六军团由车田出发西进，10日到达城步，意取城步、绥宁、武岗地区立足，但未成功。14日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的湘敌，在小水遭敌第五十五旅突然袭击。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集结靖绥以北；红六军团又迅速改变计划，夺路南下，17日乘虚取通道城，18日进入靖县的新厂地区。红六军团根据敌情，组织了新厂战役，使敌人不敢轻易尾追。红军从容地西进。 9月19日，红六军团兵分两路，进入贵州。通过锦屏、黎平，进入苗、侗两族聚居地清水江流域。 这时，湖南军阀何键派李觉率领6个团、广西军阀白崇禧派廖磊率9个团，均已进入锦屏地区。贵州军阀王家烈也积极参加“会剿”，急令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率第一、六两团，在湄潭、余庆之间的乌江北段箐口一带严密扼守；又派驻铜仁及思南的柏辉章和李成章部沿江口、印江、思南一线防堵红三军，阻止红三军南进与红六军团会合。王家烈还组织第二十五军军部指挥所，任命刘明杰为参谋长，并亲赴马场坪督战。 红六军团从剑河南嘉堡、锦屏河口等处渡过清水江后，原计划再北上抢渡 阳河，向铜仁、江口方向进军，以便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但由于八卦河涨大水，桂军又由锦屏逼进，湘军也赶至 阳河南岸。红六军团便改道西向黄平，绕过 阳河，寻找敌空隙，再北上向铜仁、江口前进。9月26日，红十八师在剑河县的大广一带遭湘、桂敌军夹击，五十四团受到损失，团长赵雄牺牲。五十四团分别编入第五十二、五十三团。六军团迅即撤出 ，于30日进到黄平县属瓮谷陇地区。这时湘敌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及桂军第十九师已由 水以北地区赶来，分别在施秉、镇远、三穗一线布防；黔敌第四、五、六3个团配置在施秉、黄平一线；桂敌第二十四师及湘敌补充第一纵队也西进尾追。敌人企图以湘、桂、黔三省主力阻止红六军团于 阳河南岸，前后夹击，将红军歼灭于镇远以南， 阳河、清水江之间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决定迅速摆脱敌人。10月1日，红六军团在黄平、施秉间突破黔敌王天锡第四团的堵截，分兵两路抢渡大沙河。一路经罗朗、太翁铺攻占了老黄坪（旧州），4日又攻占了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另一路经金坑、牛大场进入余庆县的龙溪一带，到达乌江南岸。此时，乌江北岸之守敌较薄弱，有利于红军活动，红六军团准备西渡乌江。 甘溪遭遇战 1934年10月4日，正当红六军团准备西渡乌江时，在猴场接到中革军委10月3日令：“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一日十三时半电令，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此日，军委又两次致电六军团，不准渡江向西行动，“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然而，此时的桂敌并没有向南开动。红六军团在进入猴场之前，王家烈见合围之势已经形成，遂令王天锡去湘、桂敌间，面商“会剿”具体办法。王天锡即到施秉的新城烂桥，与李觉、廖磊会商，决定：湘军由镇远向石阡城推进；桂军由施秉向石阡县路腊、大地方（现均属镇远）等地分股逼近；黔军进军黄平。企图三面合击，截断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道路，并妄图压迫红六军团在乌江狭小地区歼灭之。敌人已料到红六军团必经余庆、石阡去和红三军会合，以湘、桂两军主力进到石阡、镇远大地方地区拦截；同时，以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纵队及黔军一部由南向北压迫。 对于上述情况，红六军团完全不知道。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决定掉头向东北方向进发，打算经石阡进入江口。行军序列是：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红十七师担任前卫，辖第四十九团（团长吴正卿、政委晏福生）、五十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五十一团（团长金成忠、政委苏杰）3个团；军团直属部的政治部、通讯连、侦察连、国家保卫局及供给部、卫生部、红军随营学校和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团长张振坤、政委余导群）随后；红十八师直属部及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政委李笑岩）担任后卫。 10月5日，红六军团分两路从余庆龙溪经大涵洞、老羊坡、沙坝苕平沟、勤洞坡等地进入石阡河坝场。前卫进入走马坪（聚凤）、葛容（国荣）一线，后卫经马家屯、 向甘溪方向进发；军团部到达马扶堰、铺溪、晒溪一带；后卫从马家屯、宝龙至走马坪一带。此时，湘敌李觉率6个团，在石阡县长兼民团指挥李采书、副指挥张俊之等引导下抵达石阡县城，并在白沙、本庄一带布防；李采书复派侦察队及民团引桂敌廖磊9个团由大地方进入铁厂（坪山）、坪贯一线；黔敌王家烈部亦至余庆，并在石阡边境紫荆关、龙溪及龙塘、白沙等地进行围堵。石阡民团探知红六军团已达走马坪、马扶堰，向甘溪方向进军时，将红六军团进军情况专人飞报桂敌，廖磊即率桂军主力连夜从铁厂、坪贯等地向甘溪进扑。 10月7日拂晓前，红六军团按照前进序列继续东进，准备当日在甘溪休息，再利用夜晚越过石阡、镇远大道路进入江口。此时桂敌第十九师由石阡民团带路到达白岩河至甘溪平望聚集，寻找红军作战。上午10时，红五十一团三营营长周球保（后改名为周仁杰）率部到达甘溪镇东街头，派侦察队长王志坚率20余便衣先至街头侦察，前卫部队陆续抵达，号房宿营，埋锅造饭，准备休息。但此时桂敌第十九师的前哨已至甘溪东北平望一带。侦察便衣在镇西2公里的娃林坳，发现有敌探接近甘溪，迅速行动，将敌兵挟持，紧接着，又出现敌探2名，并挟持农民袁老五带路向甘溪镇赶来。由于侦察兵误认为此系当地土匪民团，立即上前抓捕了为首1名，其余2人仓皇回逃。经审讯得知遭遇桂敌主力，立即向前卫指挥员李达报告敌情。这时，敌人陆续出现，并向北面的白虎山、寨面坡（群宝山）等高地攀登。红五十一团前卫仓促在北街展开迎击，就地抵抗，团部则率一部分兵力抢占了南街的青龙嘴高地。刚进入西街的四十九团一营也就地展开抗击，团部上青龙嘴高地。红五十团则抢占了羊东坳高地，掩护镇上的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但敌人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后，两侧及后面之敌不断增援。红军处于不利的低谷地带，随即采取强攻，在红五十团掩护下，经过激烈战斗，连续攻下了三座山头，将敌人的合围圈撕开一道缺口。敌人遭红军抗击后，其主力一部占领白虎山和寨面坡高地，一部以强大火力掩护，分两路向红军进攻。西路敌人利用小河沟隐蔽向街接近，袭占红四十九团一营的阵地，切断了五十一团和主力部队的联系。红军一机枪手见敌人从沟中扑来，用一张木桌作掩体，猛射来敌，打死8人，伤10余人，最后英勇牺牲。敌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猛攻东街红五十一团阵地。五十一团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给红六军团主力部队以机动，争取了必要的时间。一红军战士身负重伤，被七八个敌人包围，为坚守阵地，忍痛伏于荆棘中，待敌四面包抄逼近时，高举两枚手榴弹，扑向敌群，同归于尽。 桂敌正面进攻受阻后，其主力分两路向龙角屯和羊东坳迂回，企图侧击在运动中的红军主力部队。 当红军在青龙嘴的阵地遭敌人火力压制时，前卫指 五十一两团团部的机关人员及机枪连，由甘溪东面的杜脑山高地向石阡大地方转移。此时，行进在红岩一带的军团主力，仍不知甘溪发生了突变，直到发现敌人主力迂回攻击军团主力时，才判断出全军的险恶处境。为争取主动，军团首长果断地派出红军随营学校及五十三团一部分兵力抢占龙角屯和老菜土，抗击敌人。下午5时，红六军团主力在政委王震率领下，从红岩大土村南的老林、山里头、赶场坝、黄毛路、包溪等地向大地方转移。红五十、五十一团则经四方堰、蛇岭、尧上、小塘、天塘、白岩山到雨二山等地。红五十团接替抗击任务，占领老菜土和羊东坳等地，掩护红五十一、四十九团及红校等部队，后约下午6时向主力部队方向转移。途中，一部从大石凳一带转移至堰坎沟过枧槽时，因枧槽断裂，敌人趁机射击，百多名红军战士和伤员牺牲。这时，敌人也占领了羊子峪和老鹰岩，切断了红五十团与主力的联系。于是，红五十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率部机动地撤出阵地，西经桐木坪、白岩沟，转向南行，经四方堰、三关冲一带时，由于林密路窄，弃掉辎重和牲口，向大地方寻找军团主力。 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直及五十二团，根据军团命令随主力行动，遂以本师改充前卫，于下午5时折回走马坪宿营。但后卫也发现追敌，遂由右侧高山临时开路，以一昼夜行军，到达包溪。桂敌由大路抄击红军。8日，红十八师与追敌对峙半日，后紧随主力行动。9日，军团尖兵在路腊遇桂敌，缴获驳壳枪6支，是日晚在高山对峙。 在大地方行动的红五十团、五十一团，在雨二山南面的中坨垅进行整编，五十一团营长周球保提为团参谋长。 二、军团主力突围 甘溪战斗，红六军团主力被敌截为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严重。为保存有生力量，军团决定采取灵活的游击战，寻机突围，争取通过石（阡）镇（远）大道，与红三军会合。 10月10日，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在镇远、施秉交界处给中革军委发电，报告甘溪战斗“我军前后减员约六、七百人。伤病员枪支极多，行军笨重，平地需四时，山地需六时至十时，遇敌需掩护，四、五时才能通过，因而人员、弹药、精力消耗极大（弹药很缺）”，而“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在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战斗十分不利，应速转至苏区附近，避免零碎的无益消耗。”，建议从12日起，由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肖克率十七师，分两路纵队，“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然而，中革军委不同意六军团分成两个梯队分头行动的建议，10月13日复电，强调兵力应“集结使用”，“不应渡乌江北进，或由现地域一直北进，仍应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军委规定的任务。”当晚六军团主力进至施秉白垛，与湘敌战斗，11日转战至黑溪、紫荆关一带，于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这一带山高路险，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一天难吃上一餐饭，指战员没有鞋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战斗，加上疾病不断侵袭，部队历尽艰辛，减员极大。中央代表任弼时身患疟疾，为减轻战士负担，很少坐担架，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抱病指挥全军行动。肖克、王震、李达、张子意等军团领导，在这场险恶的环境中，保持昂扬的革命斗志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临危不乱，沉着指挥部队作战。全军干部战士团结一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0月12日，军团主力及十八师五十二团复经走马坪向本庄界牌进军，击溃本庄区常练民团，并进占本庄，计划从河闪渡过乌江，因遇黔敌堵截，渡江未成。13日，军团前卫红十八师五十二团在师长龙云率领下，从本庄三口坳等地向瓮溪司（现属思南）进发，是日夜，军团部在瓮溪司街上宿营，五十二团在都司坝宿营，一部至龙塘边境。军团计划从龙塘至板桥渡过石阡河。14日，前卫进占板桥，发现湘敌已在此堵截，五十二团在茅坝（离主力2公里，离板桥1公里左右）扎营。15日，军团主力在朱家坝宿营。五十二团与黔敌李成章部接火，又受湘、黔增援敌军阻击，战斗激烈。红六军团主力决定从石阡南撤向甘溪方向转移，由龙塘朱家坝、甘家寨等地出发，经龙塘关口、十二山至鄢家箐一带时，遇湘敌第五十五旅唐伯寅团、第三十二旅胡达部和黔敌阻截，退敌继续向白沙、葛容方向前进。 10月16日，红六军团由朱家坝南撤经核桃湾到关口、十二山等地，击溃湘黔敌人的阻截，经柏杨至分水，然后第三营重占葛容。前卫由马扶堰反背的岩头坡到达甘溪，主力从葛容出发，由农民周永芝带路，经媒人坳到葛容至牛皮沟，17日上午7时抵甘溪。后卫一部也于当晚抵达。中午，旋经挂榜山、山里头、卧水等地，到达干河坝、河口等地，前卫到达石阡县城南15公里的马桑坪。军团一营于下午6时到达石镇大道。这时，湘敌第六十三师成铁侠部、第三十二旅胡达部分两路向老黄沟的红六军团夹击。红军顽强抵抗，当晚10时左右，红六军团主力在马桑坪一戴姓老猎户的引导下，从绝壁走坳溜沟，终于冲出绝境，通过了石镇大道。 10月18日，红六军团主力由尧寨、小鸡公，进至冷家榜宿营。军团部住屯上，其余部分住达林土、岩统屯、土塘、对门寨等地。在达林土，由农民杨老祥、杨文瀚父子带路，向公鹅方向进发。在此，向中革军委报告通过石镇大道及今后行动的情况。19日晨，主力从冷家榜出发，经羊里坪、马安于梁上到花桥的营盘坳、龙溪沟等地。在石固楠桥凯峡河击溃堵截的湘敌。20日，在公鹅拗击退湘敌一一〇团和黔敌柏辉章部四一〇团的阻击，顺利通过石江大道，复经江口新罗、茶寨等地，兼程向铜仁的印江方向前进。 甘溪战斗是红六军团西征战史上最为悲壮的战斗。在大敌合围突遭袭击，地形生疏情况不明的严峻形势下面前，全体指战员坚韧不拔，浴血奋战，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依靠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分别冲出包围，主力突围，军团的领导集体无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种子。正如后来，肖克为石阡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题词：“牺牲决胜勇当长征先遣队，浩气长存信是中华好男儿”。 困牛山悲壮激战 为打破敌人10余日的围追堵截，红十八师五十二团800余人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领下，担负起掩护红六军团主力突围的重任，继而，与湘黔之围敌和地方民团激战，发生了悲壮的困牛山战斗。 10月15日，红六军团主力过跳礅河进入石阡的川岩坝，沿桐梓坪、川硐、十二山梁子、朱家坝一线前进，准备宿营板桥，拟渡石阡河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前卫五十二团行进至板桥附近即遇敌阻，速据守茅坝，与驻守板桥的黔敌李成章部和湘敌第五十五旅刘建文团交战。主力则夜宿龙塘的朱家坝、董家槽、核桃湾、甘家寨一带，并设警于十二山梁子的螃蟹井、潘家沟等处。黔敌万式炯部和思南文家店区民团尾追而来，湘敌第五十五旅唐伯寅团和独立第三十二旅胡达部分别由龙洞和石阡县城前往龙塘围堵，黔敌王天锡第五、六、十三团和柏辉章部也赶赴龙塘拦截，红军陷入了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包围之中。红六军团决定突围南撤葛容再进甘溪，跨过石镇大道出石阡。令担任前卫的红十八师五十二团改为后卫，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五十二团800余人承担掩护任务，阻击敌人。 10月16日拂晓，金国礼等带路，军团主力从朱家坝南撤，沿核桃湾、关口、晏家湾、柏杨寨、二塘、葛荣一线前进，17日重抵甘溪。后卫五十二团在朱家坝一带完成掩护任务后，也向葛容、甘溪方向转移，跟进军团主力。16日中午，行至地处十字路口的关口大田处，遭到增援的湘黔敌军迫击炮、机枪的猛烈攻击以及民团的穿插伏击，截断了五十二团同军团主力的通道。此时，军团主力刚过，相距仅约2里。为拖住敌军，保证军团主力顺利南撤，红五十二团作出了暴露自己，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的决策，在突破关口后立即改道向西去川岩坝困牛山的大路，成功地将大部敌军引向了困牛山。 红五十二团突破关口，兵分三路：一路（30多人）沿主力方向前进；一路（大部分）经十二山梁子、楠木窝、孙家山等 处上困牛山；一路经鄢家箐、溜沙坡、十二山梁子、老鹰沟、川岩沟、红籽坳、干河沟、水井坡等上困牛山。在关口大田被截断的另一部分红军，退回核桃湾后，部分沿思南塘头的大路前进，部分翻过螃蟹井，与设警于螃蟹井和潘家沟的红军一起，经老鹰沟从川岩坝上困牛山。几路红军上困牛山后，沿山梁子向西南方向前进，准备走老君山、晏家湾去葛荣跟上军团主力。 红五十二团在关口大田突破阻击该走困牛山后，湘敌唐伯寅、胡达部以及龙塘民团以为发现红军主力，紧追不舍，黔敌柏辉章、王天锡部也分别在晏家湾、甘溪槽一线拦截，思南三间地周光荣民团赶去熊洞坡，凭借黑滩河峡谷阻击红军。这样，围追堵截之敌全被红五十二团拖住，400余名红军陷入了困牛山重围。 困牛山一面临河，两面悬崖峡谷，四周高山包围，地形险恶。是川岩坝南去晏家湾到葛荣、白沙的必经之地。由于地形不熟，途中部分红军误食桐油拉肚子，又怕误伤被裹胁在敌军中的百姓，致使红军不便展开战斗。师长龙云带200多红军战士从陡壁荆丛中逐个下营盘垴到三步跳，顺河沟突围，当夜在蒙人湾和老君山半山腰宿营。断后的100多名红军在鼎罐堡展开阻击战，敌人不断向红军下压，16日下午约4时，在虎井沟约500米长一段，红军寡不敌众，许多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宁愿殉难，不愿当俘虏，集体跳崖，壮烈牺牲。红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在激战中阵亡。有20余名红军趁夜色突围，分别经谢家坡、干田湾、观音寺等地去晏家湾，朝军团主力方向前行。 10月17日拂晓，龙云所率200多名红军，突破封锁，分路经晏家湾去葛荣追赶主力。其中一路约100多人，由涂三元带路，经桐子湾、大山垴、丝梨坳、晏家湾去葛荣；另一路约30多人，经大山垴、丝梨坳、晏家湾去葛荣。在与敌周旋中，两路有30余名红军在白杆滩因伤病掉队，其中10多名被张云之等群众收养掩护，后又护送寻找主力。找主力。龙云率领突围红军战士追赶军团主力的途中，又多次遭到敌人阻击，10月25日左右转战到岑巩县龙颈坳一带，与黔敌金祖典团及何吉安民团激战，龙云负伤，27日在民团搜山时被俘，被解送王家烈处，复押送湖南，12月在长沙被军阀何键杀害。红五十二团指战员大部阵亡或失散，少部至江口德旺与主力会合。 红五十二团在困牛山与敌激战中“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场面惨烈，“战士们英勇顽强，与敌奋战几昼夜，终因众寡悬殊，最后弹尽粮绝，失败（未能打退敌人）”。从全局上看，虽然全团“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 ，但拖住了大部围追堵截之敌，确保了红六军团主力南撤途中安全，转移成功，得以前行至印江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困牛山战斗是红六军团长征史上悲壮的战斗之一，红军战士集体跳崖壮举，惊天地，泣鬼神，是中国工农红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红三军与敌人几次较大规模的激战 玛瑙洞战斗 在松桃县麻阳与印江县刀坝的交界之处，屹立着海拔1476米的玛瑙山。半山腰的玛瑙洞，犹如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洞内空间极为宽敞，能轻松容纳两千多人。深入洞内，孔穴相互交错，道路错综复杂，仿佛一个神秘的迷宫。四周皆是陡峭险峻的悬崖峭壁，仿佛是大自然为守护洞穴而设下的天然屏障，仅有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蜿蜒通向洞口，地势之险要，不言而喻。 那是在8月，红三军主力肩负着开辟苏区的重要使命，来到了松桃、印江毗连地区，并进驻麻阳、天堂一带。然而，麻阳当地的大土豪、反动区长胡兴魁，长期以来在这一方土地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肆意欺压百姓，犯下了数不清的恶行。听闻红三军即将到来，他惊恐万分，却仍妄图负隅顽抗。在红三军抵达之前，他匆忙纠集起当地的一众土豪劣绅，甚至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胁迫部分群众一同躲进了玛瑙洞。仗着玛瑙洞的天险地势，胡兴魁嚣张至极，口出狂言：“这玛瑙洞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就算贺龙长了翅膀，也休想飞进洞来！”他以为凭借这天然的险要地势，就能阻挡红军的脚步，与红军对抗到底。 58月7日，战斗的号角正式吹响。当地的群众对红军满怀信任与支持，他们深知红军是为了给百姓谋幸福、除恶霸而来。于是，纷纷主动为红军带路，还时刻留意着敌人的动向，及时向红军报告敌情。然而，战斗一开始便遭遇了难题，玛瑙洞的小路口被敌人布置的几支土枪、土炮牢牢封锁。担任主攻任务的川黔边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尽管战士们英勇无畏，连续两天发起进攻，却始终未能攻克。 面对这样的困境，红军并没有气馁。经过仔细观察和商讨，最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部队精心挑选了12名身体素质过硬、攀爬技能娴熟的战士。他们悄悄来到洞口顶上的悬崖处，将绳索紧紧捆在腰间，一个接一个地顺着悬崖缓缓吊下。在接近洞口的关键时刻，红军的机枪开始猛烈射击，为这12名战士提供火力掩护。战士们瞅准时机，纷纷投出手中的手榴弹，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成功炸掉了洞口的土炮。紧接着，突击队员们如猛虎般迅猛地冲入洞内，与洞内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近身搏斗。在红军战士们的英勇奋战下，最终一举攻占了玛瑙洞，将胡兴魁的土着武装百余人尽数消灭，其中有不少敌人被当场击毙。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信心，更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谯家铺反击战 9月4日，黔敌5个团的兵力向黔东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柏辉章部从思南向枫香溪和谯家方向移动，姜兴尧部则包围特区政府所在的张家湾、袁家湾一线。此时，红三军主力南下，留守特区政府的部分指战员，在夏曦率领下，迅速从铅厂坝、土地湾、谯家铺、皂角池、枫香溪赶来阻击姜兴尧部，在张家湾一带与敌发生激战。红三军虽有400多人，但绝大多数是新兵和游击队员，武器装备也差，经过3天的英勇激战，击溃了姜兴尧部。当返回谯家之时，柏辉章部又尾追过来。夏曦立即召集秦子开、唐参谋研究，确定把所有武装人员和干部撤到离谯家铺9里以外的老蛙池，并召开了战斗紧急动员会。 13日晚，特区政府军事部长汤福林和夏曦分别带领人员朝左、右边山上进发，向谯家铺靠拢，秦子开则率一部分精锐部队从中间穿插。柏辉章部当晚到达谯家一带，分别在左边的清龙林和右边的莽虎林设防，主力放在谯家铺中间地带的官路坎，司令部驻谯家铺场北面的黑神庙，同时在谯家铺南面龙王宫庙及耳当溪、印山坎一带分别设防。14日深夜，红军三股力量分别接近谯家铺。左路在清龙林击敌后，继续向谯家铺场口逼进；中路的秦子开率领尖刀排，通过当地游击队员田兴贵、田兴长作向导，迅速前进到官路坎，插进场口，也击溃敌人；右路的也向敌猛烈进攻。经过黑神庙一战的反复冲杀，红军击溃敌1个营，缴获了6匹马驮着的枪支弹药，活捉柏辉章的参谋长和司务长。战斗中，红军吴排长英勇牺牲。 二战木黄 9月23日，川敌达凤岗旅又占沿河县城，湘敌周燮卿旅向晓景进发。贺龙决定采用外线作战，诱敌深入战术消灭之。命令黔东纵队撤到印江县的木黄，红七师主力转移到岩窠坝，红九师主力转移到火烧桥，互为犄角之势，待机破敌。 25日，夏曦率红七师二十五团、沿河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由白石溪出发前往沙子坡，打垮了从遵义调来的黔军学生队（士官生）后，经杉树坳、板溪达木黄。此时，木黄的形势非常严峻。黔军李成章率5个团从西、南方向红军逼近，戴玉堂团已达合水，红军处于北有川军，东有湘军，西南有黔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夏曦主张避敌锋芒撤入梵净山，贺龙坚决不同意，认为此战关系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存亡，决定利用敌军矛盾，先打黔军。 他亲自拟定作战方案，采取避实就虚，调虎离山，分进合击的战术打击敌人。黔东纵队向印江四区刀坝发起佯攻，然后火速撤回木黄。红七师则作出向合水推进之势，然后退至距木黄5里处的夕阳坝埋伏。 28日，李成章部5个团果然从思南向德江、印江一线倾巢出动，浩浩荡荡地经合水大路而来，一部抢占木黄东侧的老寨，企图堵住红军往梵净山的退路，一部火速向木黄西侧的地茶坝推进，拼命抢夺岩口坪高地，企图对红军主力夹击，同时阻击从刀坝赶来的援军。趁敌人尚未准备就绪，贺龙命令黔东纵队接替红七师主力坚守夕阳坝阵地，拖住向地茶坝推进的敌人，贺龙则亲率红七师抢渡木黄河，越过岩口坪，占领了将军山高地，红九师也从火烧桥回师木黄，占领了木黄与老寨之间的观音山，形成了对敌人的反包围之势。经过激战，消灭敌人200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战后，达凤岗旅撤离沿河县城退至黑獭堡，周燮卿旅则止于龚滩、龙潭，李成章带着残部经合水、朗溪退守印江县城。 此战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的信心。事后，夏曦说：真是侥幸呀！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哩！贺龙说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这个打法，还是在洪湖时跟周逸群政委学的，每次遇到战斗，我就回想起他对红军游击战术总结的四句话：“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我搞”。的确，多年来我靠这样的战术打了不少胜仗。 再取沿河 在川敌达凤岗旅放弃沿河县城后，沿河土着武装杨畅时部乘虚进驻县城。此时，沙子团总田明道抢劫了运往黔东特区的20余担药材，杀害了押运药材的彭水开明人士、贺龙好友龚渭清，抓捕了协助龚渭清押送物资的傅怀忠。为打通川东和黔东的商路，同时替龚渭清报仇，救出傅怀忠，贺龙决定再打沿河县城。 10月上旬，红九师和沿河独立团，接受了西渡乌江消灭杨畅时部的命令。沿河天宫井乡苏维埃代表杨光模带领群众在小河坝、照州坝、曾子坝、小河口等地寻得3只小船，作为渡江工具。接着，兵分两路，经水田坝、三岔、小路坝向淇滩方向和沙坨渡口方向挺进。当从晓景进至沿河东岸水田坝时，因乌江涨水，相持几天后，改由淇滩渡江，同时调红九师开往县城东岸牵制西岸之敌。 10月13日，红军借着晨雾的掩护，先行渡江200多人，拔掉西岸的哨卡，又夺得2只大船，在沿河独立团主攻，黔东纵队和黔东独立团配合下，全军陆续渡过乌江。先攻下严家寨，接着又抢占彭家渡、沙坨、斯溪等渡口，然后兵分两路奔袭沿河西城。杨畅时闻知红军兵临城下，仓惶败退，在黑水被全歼。红军缴枪300余支，救出傅怀忠，夺回了药材。同时，红军又在苏家铺击溃湘军周燮卿旅1个团。川军为保存实力，自守防地，按兵不动。由此，黔、湘、川三省敌军联合进攻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黔东地方武装在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和实际锻炼，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9月底，组建由黔东纵队和各独立团一部分合编的红三军黔东独立师，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任命贺炳炎为师长，熊仲卿为政委，冉少波为副师长，使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向正规化的红军迈进了一大步，红三军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扩充，这是根据地军事建设的重大成果。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周围军阀恐慌，加速了他们的崩溃”，这为以后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正是由于“有了红三军的宝贵的战斗经验与英勇的传统，黔东、黔北、川东一带工农 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的拥护”，因此，黔东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相呼应，亦即是与中央苏区相配合”。 第17章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重大意义 甘溪激战后，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下，红六军团主力迂回转战于石阡、余庆、施秉、镇远一带，经过10多天的艰苦奋战，于10月19日到达石阡、江口边界的板桥山，与尾追之敌激战后进入江口县境。经平寨、油麻坪、大洞坝至沙坪、黑塘一带宿营。驻守铜仁的蒋丕绪部探知肖克部向江口方向移动，急电江口县长郑铸成率队堵截。红六军团前哨部队在罗江拱桥边与郑铸成带领的团队2千余众隔河对峙一夜。20日凌晨，红军经烂店子、燕子洞、沙岭、茅坪、板溪、石家寨、茶寨、格佑寨到德旺宿营。由于部队极度疲劳，伤病员多，行动迟缓。红军通过江口时，非战斗减员30多名，大都因病、伤掉队后被地方团队、乡丁、歹徒杀害。 10月21日，红六军团经甘沟、漆树坪、阴家槽越过苗王坡，到达印江县缠溪宿营。23日，经大坳寺、枫香坪、官寨、慕龙，宿落坳一带。24日，红三军主力先期到达印江木黄，在木黄水府宫墙上书写了“热烈欢迎胜利西征而来的战友！”的大幅标语。是日上午11时许，红六军团主力经落坳、三甲抵达木黄，与在此迎候的贺龙、关向应所率部队胜利会师。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与红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肖克、王震在水府宫亲切相见。 红六军团经过近3个月的远征苦战，部队受到很大削弱，官兵极度疲劳，非常需要休息与支援。同样，红三军长期受着“左”倾错误的危害，又与中央失去联系，单独坚持战斗，在政治上、军事上也非常需要帮助。因此，两军会师，双方领导人会见时，紧握双手，百感交集，相致慰问，语重心长。由于形势紧迫，加之木黄地处崇山峡谷之中，地形不利，不可久留。随即，任弼时、肖克向中革军委发出红二、六军团已胜利会师的电报，两军领导人任弼时、肖克、王震和贺龙、关向应在水府宫召开了紧急会议。贺龙介绍了黔东地形、敌情和根据地建设的情况；肖克介绍了红六军团艰难的征战经历。会上，两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已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困难，需要各路红军的支持，而处于重要战略侧翼的红军主力，只有红二、六军团。两军团会师后，应自觉地共同承担直接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一历史任务。会议围绕是巩固地建立以梵净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黔、川、湘开展斗争，还是往湖南永顺方向发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初步定下了会师后的发展方向这一重大问题。同时，为便于指挥和行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会后，两军团迅速转移，红二军团一部于木黄外线防堵敌人，两军主力向松桃石梁场进发。红六军团经岩溪口、鸟巢、新民进入石梁；红二军团另一部则由芙蓉坝、锅厂以及良天坡、木桶、枫坳、岩溪口、鸟巢、平洞口、棋盘渡等地进入石梁。黔东独立师及特区保卫队日夜兼程赶到石梁作好迎接准备。红二军团及黔东独立师政治部在张家祠堂、简家祠堂墙上刷写了“打倒国民党!”“庆祝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等大幅标语。石梁一带的人民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同迎候在这里的红二军团一部设立茶水站，组织作坊加工大米。仅刘其富一户就加工军米3000多斤。红二军团警卫营政委王立忠奉命率警卫人员、游击队员，警戒于石梁关隘。先行到达的贺龙、关向应率队在石梁场口凉桥边迎接红六军团。随即，红二军团在简家大田举行了热烈盛大的欢迎仪式。两军团的指战员相互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久久不愿分开。鉴于六军团的处境，贺龙指示二军团要尽一切可能照顾、保障好六军团，并要求六军团抓紧三件事：第一是睡觉和吃饭；第二是洗澡、理发和洗衣；第三是打草鞋，好好地恢复体力，整理组织，继续战斗。1 根据贺龙指示，红二军团为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置了马匹，为全体指战员装备6天以上的粮食和每人送给草鞋两双，表达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此时，“两军指战员政治情绪及阶级友爱提高到了极点”。 1934年10月24日的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木黄胜利会师，无论是军事上或是政治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一，木黄会师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迫切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后，在近80多天的艰苦转战中，行程5千余里，与优势敌军顽强奋战，战胜了湘、粤、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历尽艰难险阻，付出重大牺牲，但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并完成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交付的战略任务，“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然而，红六军团因长途跋涉，部队极度疲劳，减员很大，处境艰难，特别是经历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迫切需要休整。木黄会师为红六军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休整机会和场所。在红二军团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负责人执行“左”倾错误方针，导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丢失，红军无根据地依托，干部损失也大，特别是夏曦在红三军内部进行多次“肃反”，取消了各级政治机关，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政工干部缺乏。虽然通过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使党和红军的工作有了正确的转变，但尚未得到彻底转变。会师后，使红二军团与中央中断两年的联系得到恢复。同时，木黄会师，为进一步解决红二军团沉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党的领导问题、思想建设问题等创造了条件。两军都希望会师。两军会师后，彻底摆脱了各自的困境，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二，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发展湘鄂川黔边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受挫、部队减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与红二军团会师，而按中革军委的电令，单独地向湖南凤凰、乾城一带前进，将受到湘敌的猛击，既无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整个部队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会师后两军团若分开行动，也难以很好地完成这一重任。因此，两个军团不能分开也不同意分开。两军指战员不仅思想上、感情上倾近、向往、依存，而且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因此，“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三，木黄会师使两军团形成一个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会师后，两军在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紧急形势和任务面前，有着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目标，组成一个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两军领导人把加强革命团结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看作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两军在各方面进行了相互支援。六军团着重从政治上给二军团以巨大支援，抽调一批政治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到二军团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力量；而二军团则抽调了一批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到六军团工作，使两军团的力量得到很好的整合。红二军团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给六军团筹粮、送盐、配马、补充武器弹药，给予尽可能的保障。两军团领导人成为团结的模范，为各级干部和整个部队作出了表率，两支队伍，八千子弟，会师后在艰苦独立作战的困难环境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在执行创造新苏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并肩战斗，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从木黄会师到以后长征胜利，都没发生重大原则分歧，“团结得象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正是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7月，在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受命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在人民军队征战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四，木黄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无胜利可能的情况下，中央准备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7月，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中央派红六军团西征，主要是达到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的目的；是年10月中旬，当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时，红六军团的这次奉命西进就带有探路的性质，中央红军长征最初即是按照原定计划，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实际上起到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木黄会师，或者会师后两军团单独而不是集中统一行动，都不能完成这一重任。两军团会师后，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军团主力主动地发起湘西攻势，打乱敌军部署，成功地将“追剿”中央红军的敌军重兵吸引到自己身上，并迅速地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牵制敌人的新的战略支撑，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的危急关头，得以及时地转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从而使中国革命揭开新的一页。 第五，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坚持和发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积累了在党领导下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有益经验。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在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下，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反对削弱党的领导和解散政治机关等“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教育，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两个军团之间不仅互相交流干部，相互补充武器弹药，而且交流革命斗争经验，使两个地区成长的部队，很快形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团。并发扬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播下革命火种。以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部队的政治领导、思想工作以及军事工作更加健全，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开展，成功地粉碎十数倍于己之敌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两军会师后士气大振，军纪严明，团结友爱，群情鼎沸，部队面貌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新的变化。这次会师，客观上为完成新的战斗任务，为更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保证。 总之，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是团结的会师，胜利的会师，开拓进取的会师，是模范的会师。 第18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拓展 木黄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坚强战斗集体，随即挺进湘西新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在以段苏权为书记的中共黔东特委的领导下，以王光泽为师长的黔东独立师为主体，为策应主力红军东进，坚守黔东革命根据地，以梵净山为依托，开展殊死的保卫战，付出了重大牺牲。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在黔东地区的玉屏、万山、铜仁、江口、石阡、思南等地，再燃革命烽火，并开创了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开展系列革命活动，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革命影响更加扩大。 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一、红二、六军团创造新苏区方针的制定 （一）中央红军长征至湘粤桂边时的形势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由江西瑞金突围，经会昌、信丰、大庾向湖南转移，与敌苦战周旋于湘粤桂边境。而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与潇水之间。为了摆脱困境，中央红军从情势上需要红二、六军团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此时，由于红六军团的到来，黔东革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因根据地开辟时间不长，粮食缺乏，兵员和物资补充有困难，且地域狭小，不利于红军大兵团迂回作战。川黔边中共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地形复杂，情况不明，也不利于红军向川黔方向发展。到底向何处发展？怎样才能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呢？红二、六军团领导层冷静地分析、判断，最后认为：湖南湘西一带，地处敌人翼侧，有武陵山脉作依靠，进可威胁沅陵、常德，以至长江的交通，退可凭借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据险固守，生息发展。如能在澧水和沅水流域上游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有利于钳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湘西原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是红二军团活动过的地区，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人民革命要求强烈；加之贺龙在这一地区亲友多，地方势力多畏服，陈渠珍部也有所畏避，红军只要不触及其利益，“剿贺”一般都采取两面态度。况且，湘西各派势力关系复杂，矛盾很大；驻军只有陈渠珍部和四五个地方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寄食于陈门下的杂牌军如杨其昌、车鸣骥等4个师，约4000多人，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红军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 （二）合成一个战略单位及部队整编 1934年10月24日木黄两军领导人会议后，当天在松桃县石梁，任弼时、贺龙、夏曦对两军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研究，决定实施木黄会师时提出的战略决策，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积极行动，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向敌人兵力空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永顺、桑植和龙山地区进军，造成威胁沅陵、常德等重要城市和长江水上交通的局面，更多地钳制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并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新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局面。红二、六军团只有8千多人，若两军单独行动，力量薄弱，不仅不能完成上述任务，还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10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从松桃县石梁去酉阳县南腰界的途中，正式将两军团行动计划报告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10月27日，两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接着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两军团今后的战斗任务。随后，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也作了讲话，鼓励指战员英勇奋斗，打开新的局面，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同日，鉴于夏曦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等错误，且“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肖克、任弼时、王震电请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建议撤销夏曦的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贺龙任分革军委会主席，肖克、任弼时副之。 此时，国民党军廖怀忠、李成章部已进到根据地东侧的松桃乌罗。红二、六军团如直接向湖南凤凰、乾城前进，必然会受到黔敌侧击。且湘敌又在松桃、秀山之间布防，敌第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湘黔边境的茶洞阻截；松桃木岩河船少水急，敌人防守严密。由于历史原因，凤凰、乾城和松桃东部一带，系苗族、土家族聚居地，且受军阀陈渠珍控制。陈握有重兵，武器多且精良，凭借上千座碉堡和长达百多里的边墙，以抵御外部进入。红二、六军团进取此道，无必胜把握，于是制定了“袭取四川酉阳，进入湘鄂边地区，占领永（顺）、保（靖）、龙（山）、桑（植）”1 的战役计划。 根据集中统一向湘西进军的方针，红二、六军团进行了整编、调整。经中革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随六军团行动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代表任弼时任二军团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改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后为甘泗淇）。同时，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后为冼恒汉），参谋长韩克西，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后为郭鹏），政委袁任远（后为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明，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红六军团仍由肖克、王震任军团长和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夏曦）。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第五十三团。两军会师后，恢复和健全了红二军团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部队的力量得到了整合。作为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贺龙和任弼时，从大局出发，为整合、提高两军团的战斗力，将原红六军团的政治部改为红二军团的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新的政治部，先后从六军团抽调100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充实政工干部队伍。从二军团中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六军团任基层军事指挥员，同时把红二军团原来被夏曦无端关押的干部全部解脱，重新分配工作。因此，两军会师后，经过整编、调整，成为一个团结战斗集体，虽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由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在两军的威信都很高，因而实际上形成了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 挺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黔东革命根据地，从南腰界出发，实施东进的战略计划，开始湘西攻势。在酉阳龙山道上的蚂蝗井时收到中革军委10月26日的复电。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自）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经过再三考虑，两军团向中革军委提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为了甩开敌军，红军由南腰界挥师北上，首先进攻川东的酉阳。10月30日，分兵两路，互相策应，将敌军西调，乘虚迅速地通过了酉阳县城。11月3日，东出四川，经湖北的来凤进入湖南的龙山县境。7日，一举攻占了湘西北咽喉之地永顺县城，取得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两军团在永顺城休整1周后，退出永顺。16日，取得十万坪（龙家寨）战役的胜利，毙敌1000多人，俘敌2000多人，缴枪2200余支，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吸引并巧妙把湖南、湖北的大批敌军调动过来，大大减轻了正在湖南苦战的中央红军的压力。17日，重占永顺，后又乘胜占领桑植、大庸、保靖、慈利等县广大地区，从而，不仅实现了占领永、保、龙、桑的战略计划，击溃了敌军15个团，消灭了4、5个团的有生力量，而且打乱了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根据党中央电示，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在大庸县永定镇成立，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等为委员。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两军团由贺、任统一指挥。同时还成立了临时政权机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12月1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后，领导湘鄂川黔边各族人民，开展各项建设工作，从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任弼时在1935年1月6日的报告中指出：“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具有极大意义。”1 至此，以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一、中共黔东特委成立和黔东独立师重新组建 1934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实施东进湘西战略计划的同时，两军团领导人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实现两军团的会师起了重要作用；要发展、扩大根据地的范围，在湘鄂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仍然是基础。它有梵净山这个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有经过革命锻炼的根据地干部和战斗考验的地方武装，是红二、六军团东进的战略后方。因此，在红军主力离开后，黔东特区仍应“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2 为此决定： 首先，建立中共黔东特区委员会，负责领导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成员由红军干部及印江、沿河、松桃等县地方干部组成，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段苏权任特委书记。第二，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会同各区、乡游击队，坚持黔东斗争。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担任独立师师长，段苏权兼任政委。新成立的黔东独立师辖3个团：第一团以原黔东独立团为主体，团长秦贞全；第二团由原德江独立团组成，团长潘xx；第三团由原川黔边独立团改编，团长马吉山。独立师总人数700余人，其中地方独立团500多人，红六军团留下的伤病员200多人。武器有重机枪16挺，轻机枪2挺，步枪300余支。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派第五师达凤岗旅和田冠五所率的独立旅驻守川黔边境；割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派周燮卿旅向南腰界急进。当红二、六军团向湘西挺进时，达凤岗部已进至沿河晓景一带，周燮卿部抵达川黔边境南腰界、晓景一带。黔敌傅衡中旅及达凤岗部已向沿河城方向开动。王家烈声称要把红军“追出黔境百里以外，与川、湘友军围剿。”1 并率特务团到达思南，任命刘民杰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团（团长戴玉堂）、第三团（团长周相魁）、第十团（团长宋华轩）进至松桃红石板一线；另一路由前敌指挥王天锡率第五团（团长李维亚）、第六团（团长刘鹤鸣）、第九团（团长罗习斌）进至印江天堂至松桃火烧桥一线，以第十三团（团长袁锦文）驻印江刀坝。面对于己十余倍敌军兵力围攻的态势，黔东特委和重组的黔东独立师，把巩固、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作为实施红二、六军团东进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把如何牵制敌人，策应军团主力东进作为最紧迫的战斗任务。独立师成立后，当即从南腰界出发，大张旗鼓地挥师向西南方向前进，吸引敌军，掩护红军主力向湘西进军。 二、以梵净山为依托的游击保卫战 （一）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守战 在红三军开辟黔东特区之前，国民党湘、鄂、川、黔当局在重庆成立了“剿共联防指挥部”，将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划为重点“剿共”、“防共”区。各省建立了团防机构，四川成立了民防总指挥部。刘湘还“价拨”了1万多支枪械给酉、秀、黔、彭四县，仅酉阳一县就有8千人枪。贵州则成立了全省保卫团，各县、区成立团防指挥部。湘、鄂两省亦建立了相应的民团组织。敌人施行所谓“军团合一”（即军队与民团合一）。“剿共联防指挥部”由刘湘任总指挥，贵州的保卫团由王家烈兼理。各地民团的头子多为反动军队中的大小头目。如铜仁、松桃、江口、省溪（即万山）民团指挥杨德村，原是黔军第一师的参谋长；思南、石阡、印江、沿河民团指挥周世勋曾是黔军旅参谋长。许多又是土匪头子，如青溪县的保卫团队长蒋云青、彭德胜就是当地着名的匪首。“军团合一”实质上就是兵匪合一。在独立师回到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这伙熟悉情况和地形的民团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围攻独立师。这样一来，包围红军的敌军：北面，川敌达凤岗部2个团于晓景一线，湘敌周燮卿部控制南腰界至晓景一带；西面，黔敌第三师第到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这伙熟悉情况和地形的民团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围攻独立师。这样一来，包围红军的敌军：北面，川敌达凤岗部2个团于晓景一线，湘敌周燮卿部控制南腰界至晓景一带；西面，黔敌第三师第四旅杨畅时部控制从沿河至土地坳各要地；东面，川敌田冠五旅及秀山杨卓之民团在龙潭、清溪一带，以及松桃的李成章、王天锡两部6个团和驻刀坝的第十三团共7个团；南面，黔敌姜兴尧1个团驻德江张家湾一带。敌人四面围攻，紧缩包围，妄图压迫留守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于狭小地域消灭之。 自红三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后，川、湘、黔敌军趁根据地一些区、乡军力空虚之机，又一次进行大规模“围剿”。根据地不断被敌占领，红色区域越来越小，从方圆200余里缩小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30里，人口3万余”，仅剩下12个区的范围。“地方武装扩大的3000名新战士，缩小了一半。”在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后，黔东苏区大部分区域已被敌军占领。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带领的各区、乡游击队，在瓦厂坝、铅厂坝、白石溪、谯家一带中心区活动，处境十分困难。因此，中共黔东特委决定坚决迎击来犯之敌，保卫苏区，同时，更多地牵制“追剿”红军主力之敌。 10月29日，独立师从南腰界出发，返回黔东苏区中心区，进入沿河晓景、三合、铅厂坝一带。11月初，在淇滩、沙子坡、小河场一带抗击川黔敌军从北面和西面的进攻，在土门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杨通显1个营。之后，黔敌又从西北、西南发起进攻，独立师、游击队在枫香溪、袁家湾、张家湾、印山堡等地与黔军激战，新组建且装备低劣的独立师及游击队，不畏强敌，勇猛拼杀，以游击战术克敌制胜，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基本完成了滞敌，掩护军团主力转移的任务。王家烈得知黔军在黔东苏区接连受挫，急令尾追红二、六军团的黔军速返黔东，与川、湘敌军“围剿”独立师。这样，敌军兵力达到10多个团，加上返回根据地的反动民团，近万余人。“敌人还控制了四周的县城和小场镇，严密监视群众，不准与独立师和游击队联系，使独立师、游击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 天大的困难难不倒红军，难不倒独立师。11月8日，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赶到沿河县瓦厂坝，召集附近苏维埃政府及游击队负责人开会，下达分头行动，保卫苏区，牵制敌人，策应军团主力东进的战斗任务。11月10日，由于川敌达凤岗旅又占沿河晓景，特区政府和黔东独立师面临左右夹击之势，于是决定各部转移到印江沙子坡集中，然后转入梵净山打游击。 独立师主力转移梵净山后，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转入深山密林进行游击活动，利用有利时机不断袭击敌人，与梵净山的斗争遥相呼应，打乱了敌军追击红二、六军团的部署。敌报称：“近因残匪（指红二、六军团）离黔东未远，尚在湖南龙山里耶，军队恐匪窜回，悉驻防边地防堵，军方内顾不遑，而沿河境内游击队数百仍得啸聚山林……”。在松桃的田坝一带，由伍永孝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集中在荞子湾洞内，转入地下斗争。不久受到浑泉民团袭击。敌人大肆搜捕流散红军和游击队员，伍永孝等只得分散转移梵净山区隐蔽。印江、沿河、德江的游击队在敌人分割包围和不断“清剿”中顽强地坚持了2个多月，尽管后来黔东革命根据地终被敌人占领，但是，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并未中止。敌人妄图用最短的时间占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计划未能得逞。黔东特区的革命红旗巍然屹立。 （二）以护国寺为中心的游击战 独立师与优势的敌人苦战了10多个昼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六军团的东进。由于连续战斗，指战员极度疲乏，弹药奇缺，加之敌人四面封锁，给养困难，形势更加不利。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中心步步进逼，如果再与强敌周旋，不仅独立师实力消耗更大，而且难于摆脱敌人包围。因此，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的领导层进一步商讨了行动计划，决定采取外线作战，向梵净山转移，以有利的地形为依托，开展游击战。各区、乡游击队留在本地坚持活动，独立师从外线将敌人引开，减轻根据地的压力，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作出以下部署：瓦厂坝附近的区、乡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留在根据地内继续活动；独立师各部迅速到印江沙子坡集中。行动之前，布置两支后卫部队：以第一团（黔东独立团）担任左翼后卫，阻止黔敌姜兴尧和杨畅时的追击；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等率领的黔东特区保卫队和特区机关工作人员为右翼后卫，以防川、湘敌人的追击，掩护主力撤后跟上独立师，向梵净山前进；对重伤病员，也作了适当安置。 11月10日，黔东独立师主力在师长王光泽、政委段苏权率领下，从印江沙子坡出发，经酸菜、洪溪到达天堂。在此打了2户土豪，把没收的财物分给了群众。11日，进抵木黄。12日，独立师经木社、锅厂、芙蓉坝、坪所、亚盘岭进入梵净山西麓的张家坝、烂泥坳、洞佛寺等地。13日，到达护国寺一带。进入梵净山后，师部驻护国寺，第三团（川黔边独立团）驻守大园子，第二团（德江独立团）驻守苏家坡，第一团（黔东独立团）完成阻击任务后也顺利到达，驻守张家坝、烂泥坳一带。为防止敌人从东面偷袭，保卫师部的安全，警卫连分别向茶店、钟灵寺、凤凰山、马槽河一带派出警戒。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位于印江、江口、松桃三县结合部。是着名的佛教圣地。这里峰峦叠嶂，古木参天，地形复杂。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曾以此为屏障开展斗争，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这里进可攻，退可守，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师决定以护国寺为中心，开辟游击区，寻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的斗争相呼应。 独立师在梵净山立足后，积极备战，在各交通要隘和各团驻地构筑了简易工事，挖战，垒掩体，用树木设立路障，还准备了雷石等自卫武器。为解决弹药缺乏的困难，特地搬来制作鞭炮的工具，赶制了一批炮仗，待战斗时点燃爆响，迷惑敌人，以壮声威。与此同时，组织精干队伍筹备粮草，解决部队给养。由于护国寺座落在梵净山的中间地带，群众主要以耕种山地、打猎和采集山货为生，粮食本来就十分缺乏，加上已进入初冬时节，储备粮食就成为独立师最重要而又最紧迫的任务。独立师除了在苏家坡、大园子、团龙等地打土豪外，先后组织几批征粮队下山征粮。由于白天行动目标太大，征粮队都在晚上进行，往返百多里，既要偷越敌人的封锁线，又要对付当地民团，要得到一批粮食上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师长王光泽亲自组织了100人的征粮队，一次在夕土坝（永义）的征粮中，牺牲战士18人。尽管如此，独立师在几天的时间里还是征集了上万斤粮食。 在独立师备战期间，敌人已完成了“围剿”的部署。李成章部在印江民团东防大队长张汉如和缠溪民团大队长任纶也的配合下，从印江永义经张家坝向独立师进攻；柏辉章部纠集江口苗王（德旺）区区长梅克金，带领该区的乡丁、壮丁从金盏坪经狮子岩向护国寺进攻，同时在梵净山东侧的马槽河、回香坪一线布防以截断独立师的退路，妄图将独立师困死于护国寺一带。从11月中旬开始，敌人不断进犯。15日，独立师在苏家坡与张汉如民团作战，同时又在关口岭与黔军刘营接火；16日交战于交流塘；21日激战于烂泥坳。敌人的几路进攻都被独立师一一击退。 独立师主力转移到梵净山的同时，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陈正国和沿河独立团政委胡宏升等率领的特区保卫队、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200余人，在完成掩护任务后，11月15日从白石溪出发，拟到沙子坡随独立师之后撤向梵净山，经枫香园时遭敌伏击，牺牲8人。遂改道入川去湘寻找军团主力。在印江茅草盖，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秦育青说：“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大家要多带点干粮，到南腰界追赶大部队去。”16日，经小狼坝、梯子岩、胡家坝、安家坝等地向来安营前进。在胡家坝遭民团拦截，损失不小。行至下寨坝时，又遭印江北上区民团大队长安永成部的跟踪追击，北下区区长陈文澜闻讯后，命区大队长陈文会率队拦击，还鸣锣为号，聚众围攻，前后夹击，情况危急。这时，有的战士提出点火烧房以转移敌人的目标，便于突围，被秦育青等断然否决，表示宁可全部牺牲，也万万不能烧毁一间民房。是夜，趁敌人停滞不前之时，冲出包围。进入来安营的塘房坳，又遭当地土豪陈沛然、陈文藻所率民团与陈文澜部的合围，胡宏升及20多名战士当场牺牲，24人被俘，其中21人不久被敌惨杀。由于前进道路被阻，遂决定沿川黔边的秀山、松桃进入湘西。这样，辗转经松桃的岩柯坝、化稿坪、椿木坪，进入秀山县境的百岁、坝芒一带，沿途又遭张云梯民团的拦截，大部失散，秦育青、李庚开等60余人被俘，最后到达坝芒的红军李政委、女红军张吉兰等干部战士，在岩粪坨的一山洞里全部落入敌手，除少数战士脱险外，全部遇难。 11月23日，“围剿”红军的黔军李成章部第二团和印江民团近2000人，分三路同时向驻守在苏家坡、大园子、护国寺的黔东独立师主力进攻。一路从磨龙上枫香坪至团龙；一路从江口苗王翻越龙门坳到苏家坡；一路从永义、张家坝抵烂泥坳。独立师第一团在敌人正面攻击，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主动撤离烂泥坳，退至山腰的帝母庙，敌军又集结重兵向帝母庙的阵地发起冲锋，一团英勇反击，坚守阵地，不少战士壮烈牺牲。此时，另两路敌军占领了大园子、苏家坡后，对帝母庙阵地实施合围，截断了一团的退路和与独立师主力的联系。独立师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只好分散突围，在突围中，除部分阵亡或被俘外，其余退守护国寺。这里地势开阔，不易歼敌，特委书记段苏权与独立师师长王光泽研究决定放弃护国寺，撤至地势险要的钟灵寺。撤退中，与敌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但独立师亦损失严重，仅师部通讯班就伤亡5人，连长王立寿牺牲，战斗后，不少战士失散。这时，独立师只剩下了不到300人的队伍，入冬后的梵净山大雪即将来临，红军战士尚身穿单衣，敌人又封锁了下山的要道，给养极度困难，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而黔军柏辉章部一路从江口苗王推进到梵净山脚的坝梅寺一带，另一路从松桃向寨英急进，江口县的民团也上山配合“清剿”，对独立师又成包围之势。独立师再一次面临生死抉择。此期间，根据地中心区已被敌人占领，游击队均已转入深山密林中，独立师已是孤立无援。由于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黔东，东进湘西已27天，黔东独立师掩护主力，牵制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冲出绝境，保存革命力量，中共黔东特委决定，独立师应抢在黔军合围部署就绪之前，撤出梵净山向松桃方向突围，到湘西寻找主力部队。 黔东独立师突围 （一）石号坡战斗 11月24日，黔东独立师实施突围。部队在段苏权、王光泽率领下，经拜佛台、棉絮岭、大尖峰、金刀峡，越过梵净山顶峰进入江口县境，又经回香坪、鱼坳、马槽河、瓦溪到达快场，其间在马槽河处决了土豪张老喜、张思瑞；然后由凯岩、凯文抵松桃县落满、寨英一带。捉住了柏辉章部到此催办军粮的两名副官，了解到孟溪未驻有正规军，只有区队防守，敌情相对薄弱，当即进占普觉，封锁消息。26日凌晨，出敌不意地袭击了孟溪区公所，缴获步枪14支，子弹200多发，还搜出一面国民党旗帜。为了迷惑敌人，部队打着这面旗帜，顺利到达大路。驻大路民团30多人以为是“省军”过境，不及提防，被一举吃掉，同时活捉厘金局1名卡员，根据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地处决，平了民愤。接着，进入四川省秀山县境。秀山驻兰桥的敌军听闻独立师到来，慌忙逃跑，部队顺利占领兰桥，同时向邑梅派出侦察员，掌握敌情。邑梅（梅江）是秀山重镇，驻有杨志鹏保警中队30多人，镇公所乡丁10多人，企图拦击。部队迅速占领镇外的制高点飞山庙，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中队向县城溃逃。独立师政委苏权在率领师部通讯班冲入邑梅镇时，被埋伏于街边的乡丁放枪打穿右踝骨，骨头碎裂，不能行走，通讯员李通珍迅速将他背离阵地隐蔽。独立师攻占邑梅后，处决了盐商吴二毛，将没收的盐巴分给了穷人。 11月27日，王光泽率领部队折向西南，从枞树岭、芭蕉溪等地进入松桃县的净岘，通过瓦厂、五里牌、九龙，拟从迓驾进入湘西。但途中于张坝堰受到伪区长姚雨珍和民团龙海清等土豪武装的追击，至新庄，天黑下雨，后卫遭尾追的民团袭击，5名战士牺牲。先头部队抵达迓驾附近的石号坡，又受到民团麻秀成部拦截，前后之敌形成了对独立师的夹击。此地山大坡陡，路险林密。由于天已黑，细雨淋沥，雾罩浓弥，隐藏在密林中的敌人不断射击，竭力阻止独立师东进。尾追之敌渐渐逼进，处境十分不利。第三团团长马吉山率领一个排担任阻击任务，掩护主力前进。经过几小时英勇激战，因敌众我寡，地形生疏，弹药耗尽，战斗失利。马吉山和20多名战士牺牲，第二团潘团长失散不明。鉴于敌情和任务，王光泽流着眼泪，命令干部和战士将段苏权抬出战场，到老百姓家中隐藏疗伤，自己率部继续前进，进入秀山县的雅江，半夜到达化溪，虽然粒米未进，但为不惊动老百姓，部队在阶檐、院坝宿营。 （二）川河盖遭遇战 11月28日拂晓，独立师经龙井坳、红岩，沿星子岩的悬崖峭壁而上进入川河盖高地。川河盖位于川湘边界，常年云雾迷漫，多股团匪长期占据在此，各霸一方，搜刮民财，老百姓苦不堪言。独立师冒着大雾疾进，准备以最快速度进入湖南境内，行至大板场时，突遭民团文代章、刘九河的拦截，同时杨卓之部又追至。独立师仓促应战，战斗中，大部被敌冲散，余部沿周家沱、一碗水、干坝子一线退至龙家寨。为有利突出重围，师长王光泽决定分两路突围：一路由第一团团长秦贞全带领，一路由王光泽率领。两部在迂回行进中，多次遭到肉塘土匪王尊禄、涌洞乡团防军的袭击，秦贞全、邓吉星等几十人先后进入湖南的保安、保靖的野猪坪一带，向永顺方向前进，终于找到了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王光泽率领的一部被敌人冲散，在部队整体撤出已属不能的情势下，王光泽决定部队化整为零，潜伏转移湘西。王光泽在老百姓帮助下，化装成农民向湘西转移，在上川路上,因口音差异,被敌发现,不幸被俘。 王光泽,湖南省衡山县吴集乡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靠帮工维持一家九口人的生活,经常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不满四岁的弟弟病饥而死,刚出生的妹妹无法养活忍痛送给他人。王光泽幼年时帮地主看牛,后投靠舅父学木工手艺,出师后在攸县做木工活,帮助家庭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黑暗的社会深恶痛绝。1922年到县周围乡镇做木工活时,受到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投身革命。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苏维埃政权,被选为腰陂乡苏维埃政府工会主席、赤卫队长,1931 年腰陂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区警卫连后担任副连长、连长,1932 年调任茶陵县警卫营营长。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任团长。不久,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为五十三团,继任团长。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时,率部随军转战进入贵州。在与敌人作战中,他指挥沉着,不畏艰险,身先士卒,深受战士们爱戴。被俘后,被送到酉阳龙潭田冠五旅部关押。敌人捉到了红军师长,欣喜若狂,一方面邀功请赏,另一方面软硬兼施,妄图逼供诱降。王光泽坚贞不屈,每次审讯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革命的道理，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敌人的一切企图未能得逞。同年12月21日,川军总司令刘湘向田冠五传蒋介石命令:“就地枪决”。临难时,王光泽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等口号,敌人慌忙朝他口中开枪,两颗门牙被打掉,最后壮烈牺牲,年仅 31 岁。 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与强敌进行了1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既要同于己十几倍之敌作战,又要对付地方反动势力的骚扰,还要筹集军需粮饷,在这些斗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牵制了追击红二、六军团主力之敌。此期间,红二、六军团主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深人到湖南中部和西部,积极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在龙家寨大捷后,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这段悲壮历史,段苏权这样说: 回顾坚持黔东斗争的这段历史,虽然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而未能继续坚持住根据地斗争的原因:敌人在“围剿”红三军和追击六军团的过程中,各路敌军已调往黔东,云集于该地区,形成了包围；第二,黔东独立师刚组建即与各区、乡游击队连续投入战斗,毫无喘息之机,敌人四面封锁并轮番进攻,使我粮食极度困难和消耗我军战斗力；第三,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川、湘军阀配合下决心不让我在黔东立足,避免贵州“沦为江西第二”,投入了大量兵力,并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民团和土匪的勾结,使本来还属于统治薄弱的黔、湘、川边,形成了强大的反动力量；第四,黔东独立师的力量较小,采取外线作战后,未能引开大量敌人,使敌得以紧缩包围,攻占黔东苏区；第五,黔东特区窄小。正如贺老总在南腰界会师大会上向六军团战友们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来这里是找后方的,后方是有啊!可没想到就在脚板上,在草鞋底下。”总之,处在革命低潮,红军长征生死存亡的时刻,留下少数武装和伤病员建立根据地,实践证明大都是不成功的。1 在中共黔东特委的领导下,黔东革命根据地以独立师为主体的坚守斗争,出色地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的任务,使两军会师后能较快地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黔东人民对英雄的独立师充满崇高敬意,对英烈寄托无限哀思。2 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斗争 (一)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 红二、六军团主力和黔东独立师先后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和各地土豪劣绅纷纷返回根据地,杀气腾腾地组织“清乡队”,叫嚣“一人当红军,全家都诛灭”,“凡参加游击队不投案自首的,隐藏红军伤员不报的,分得衣物田产不如数退还的,给红军带路联系不说的,一律斩尽杀绝”,实行“房屋烧光,人畜过刀”的血腥屠杀。敌人一方面在舆论上掩人耳目,划原根据地区为所谓“劝化宣抚”区域，另一方面却采取“点天灯”、“猴子扳桩”、“灌辣椒水”、“打风摆柳”、“破头尖”等残暴手段，杀戮红属，镇压群众，大批红军伤病员、苏维埃干部、支红分子等惨死于敌人的屠刀和酷刑之下。 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等率领的特区保卫队、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200多人，在转移途中于印江来安营与毛坝区长陈文澜等匪部战斗失利，24名战士被俘，其中9人被敌人当场用马刀活活砍死，15人被投入狮子山营盘关押。关押期间，2名被吊在树上，用烧红的炭火烙胸膛和腹部折磨而死；8名被逼跪在被红军镇压的陈文澜之子陈茂龙的坟前，刽子手将他们的头皮割破，用流出的鲜血蘸在“钱纸”上搞“挂红祭坟”而死，另2名在拷打中被杀，仅3人幸存。受害者均被沉尸消坑。沿河县淇滩区游击队员蔡海生，在与“还乡团”的战斗中，因腿部受伤被俘，敌人开膛破肚，将内脏挂在树上，让鸟叼吃。甘溪乡苏维埃主席兰辅廷的头颅被“还乡团”砍掉后悬挂在树上示众。毛田坪原是200多户的大村寨，被国民党“别动队”烧毁100户，10多个苏维埃基层干部被剜眼、割耳、剖腹掏心。印江红木树自卫队员何代扬落入白石溪“清乡队”的魔掌后，被敌人敲开头盖骨，灌上桐油、灯草，点火焚烧，名曰“点天灯”，其痛苦之状，惨不忍睹。兰克寨乡苏维埃主席黄前兆被敌人用锥子活活刺死。枫香溪区保卫队长王邦俊，因叛徒出卖被捕，大地主王观品用刺刀戳穿他的两只手心和两肩锁骨,在押送黔军刘翰吾旅部途中,王邦俊英勇不屈,于枫香溪街头就义,敌人将他的心肝掏出,舌头割掉,暴尸荒野。许多乡苏维埃干部和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就这样惨死于敌人屠刀之下。 敌人不仅杀害根据地干部,而且连家属也不放过,有的被满门杀绝,有的即或幸免于难,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松桃永安土地堂苏维埃代表田应中一家三口,被区长田素贞杀绝。印江坨寨游击队副队长赵佐怀被“清乡队”杀害,妻子背着3岁的儿子逃进深山老林躲藏,母亲悲愤郁结,双目失明。坪底侯家沟游击队员侯世农父子被杀后,房子被烧,耕牛和财物遭洗劫。为了免遭屠杀,不少群众被迫逃亡他乡。印江红木树40余户农民,有12户被逼逃亡。白色恐怖笼罩整个黔东。 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清乡队”的严密搜捕下,一批批根据地干部和红军伤病员落人敌手。其中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140多人被捕后解送贵阳,宁国学在途中被杀害于石阡；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旧寨坝区革委会肃反部部长杨伯昌等,被俘后遭敌严刑逼供,威武不屈,壮烈牺牲；黔东独立师在川河盖战斗失利,被俘80多人关押在秀山县监狱,受尽了折磨。在这种险恶情况下,有的苏维埃干部不得不暂避他乡。印江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冈帮人为生,8年后才敢返乡；风谷岭乡苏维埃主席黄廷章,在思南等地流落了7年；游击队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12年；德江县长堡乡游击队员熊崇学为免遭土豪报复,在外躲避6年后回家,但仍遭当地土豪砍伤,押到火岩门狮子口活活推下坑中摔死；黔东特区革委会委员刘本玉从监狱逃出,历尽艰辛回到家乡湖北荆门。黔东军民为保卫根据地,配合红二、六军团主力行动,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歌。在根据地创建和保卫过程中,黔东军民付出了重大牺牲。1 (二)军民誓死保卫革命成果 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根据地人民英勇不屈。一些红军伤员在临刑前,高喊“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只要干人得解放,为了革命死也乐!”表现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视死如归的革命品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苏维埃代表孔朝廷,被“清乡队”队长黄仁佑抓去,逼他供出红军情况和交出武器,他“死都不认”,遭到严刑吊打,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因伤势过重含恨而死。他给儿子孔永安留下了一份遗嘱: “民国甲戌年,水田坝火烧宅孔朝廷任农会主席。红军去后,孔朝廷被黄仁佑吊(抓去),考(拷)问朝廷:红军有多少人? 孔朝廷说:人多我数不清楚。又问:枪有多少? 孔朝廷说:枪有的是。黄仁佑说:将孔朝廷捆去吊打！孔朝廷死都不招认。孔朝廷身体受伤，已不得好了。孔永安，你今后要好好读书，我红军队武（伍）很多，等到我红军队武（伍）回来，你一定要替我伸冤报酬（仇）。孔永安，你要与土毫（豪）彻底斗争下台（到底）。” 孔朝廷对儿子的临终嘱咐，表现了一位苏维埃干部爱憎分明，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也代表了千千万万坚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爱护工农红军，红军热爱根据地人民。在创建根据地时期，军民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在战斗中，军民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红军转移后，军民同生死，共患难。黔东独立师在梵净山坚守斗争中，不少群众为部队侦察敌情，传递消息，煮饭、打草鞋，积极协助生产火药。农民简才英（女）在帮助制火药时不幸失火烧死。在部队撤离黔东特区时，有的随军行动，女游击队员张国云一家母女三人随队伍行走，被敌打散后流落他乡。根据地人民为保护红军伤病员，有的献出了生命，有的流落他乡。沿河枫香园游击分队队长符公章，将在保卫“省政府”战斗中负重伤的8名红军战士保护起来，抬到家里疗伤，精心照料，亲如手足，面对反动军队的大搜捕、大屠杀，不顾危险将他们转移到深山癞子岩隐藏起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全部落入敌手，7名同志惨遭杀害，仅女红军贺咏珍幸存下来。为此，他被抄家、毒打，在当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逃到余庆县，靠帮人求生。一部分红军伤病员在根据地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终于逃离虎口,重返部队。黔东特委书记、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在秀山邑梅负伤后得到车田村李木富的救护,将他藏在半月形的小山洞里,用草药医治,经过20多天的养息,渐有好转。为了寻找主力,段苏权决定离开,临行前,当地木匠师傅苏士华特地做了两根拐杖相送。段苏权靠沿途乞讨回到茶陵养伤,后到了延安,继续新的革命征途。 根据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了大量革命文献。沿河彭家山游击大队长彭德英、彭仕国把红军发的委任状一直保存了下来。印江风岩、架井田的群众保存了一批最珍贵的文献,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14件。其中,旧寨坝区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就保存了6件；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恩收藏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珍藏了“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1枚。沿河田坝的群众保存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通告·黔字第一号》、《通告·黔字第二号》及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政治教材之一的《苏维埃建设》等材料。印江木黄的农民密藏了苏维埃货币,德江泉口乡田景怀将红军赠送的衣服珍藏了近20年。红二、六军团会师时,在松桃石梁写下“庆祝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打倒国民党”的大幅标语,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当地老百姓擦掉,石梁群众用巧妙的方法盖住标语,骗过了敌人,使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下来,成为革命历史的见证。根据地流传着许许多多革命歌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群众在心里,或是在茫茫的黑夜,默默地记着、唱着,使《贺除害》、《红军是天兵天将》、《莫忘红军恩情多》等数十首歌谣得以流传下来,他们怀念与红军的鱼水深情,追思火热的革命年代。 斗争的烈火在继续燃烧。经过革命锻炼的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当敌人象野兽般地扑来时,他们拿起棍棒、大刀和长矛同敌人拼杀到底。松桃县关子门6名游击队员,在队长符公荣带领下,坚持斗争,被敌人围困在鸡毛塘的山洞里,敌人在冲杀和诱降无效的情况下,采用火攻,全体队员宁死不屈,集体赴难,壮烈牺牲。大土坪乡苏维埃副主席杨光顺,当土豪郎金波纠集几十人枪包围他家时,以一支鸟枪和一门土炮在屋里据守,机智勇敢地对付敌人,后逃离家乡,寻找红军。德江杨昌波、熊兴仁等不畏强暴,在长堡乡的土溪一带再办神坛,重建革命武装,“张贴布告”,“向邻捕杀(国民党)区乡长”,1使惊魂未定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沙子坡游击大队长蔡海华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沿河、松桃、秀山一带,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 第19章 红二、六军团黔东再播革命火种 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 一、誓师突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则面临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通信已中断数月。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会议，根据中革军委8个多月前所指示的“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必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能采取此种步骤”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精神，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数十倍于己之敌不断逼进，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根据地已不可能再继续固守，如在敌包围外线作战，原有根据地附近的地理条件和敌军的兵力部署情况，也不利于红军主力活动。会议确定突围远征，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实行战略转移，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贵州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向贵州转移，向西南方向突围是去黔东的捷径，但在龙山、永顺一线，敌人布置了7个多师的重兵防堵，不利红军通过。于是决定选择敌人防御力量比较薄弱的东南方向迂回突围,以声东击西的方法,迷惑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实施湘中战役,并争取在此富饶地区补充人力、物力、财力,然后再南下湘中,向贵州转移。11月初,红二、六军团集结桑植县,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将地方独立团组成第五师和第十六师,并确定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坚持根据地斗争,向西佯攻,尽量吸引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突围,如斗争条件确实不利或红二、六军主力继续西进,则可向黔东转移,与主力会合。这次突围,从战略转移方针的确定到行动前的准备,以及时间和方向的选定,完全是一次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和积极主动的行动。 11月18日,红二、六军团总部下达突围命令。19日上午分别在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红二、六军团2万余人从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20日黄昏,以出敌不意的神速行动,在大庸、溪口之间的张家湾一带,强渡澧水,一举突破了湘敌李觉经营已久的澧水防线,连夜向南急进,于21日到达离澧水140里的沅江渡口洞庭溪,迅速全歼渡口两岸守敌,又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沅江封锁线,进驻沅陵桥梓坪一带。然后兵分三路,直插湘中,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六军团东渡资水,到23日,先后占领了新化、蓝田(今涟源)、锡矿山等地；红二军团于27日进占辰溪、浦市、溆浦等县,从而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 红二、六军团长驱直入湘中,威逼长沙,打乱了敌人妄图“聚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的计划,震动了敌人,迫使蒋介石重新调兵遣将,将原在湘黔、湘鄂防线上的守军撤离,重新将第十师、第十九师、第十六师、第六十三师等部编为第四纵队,以李觉为纵队司令,指挥各部,“围剿”红军；并调集樊崧甫、汤恩伯、郭汝栋等纵队及陶广纵队2个师,采用正面追击、两翼迂回的战术,妄图将红二、六军团限制和消灭在沅江和资水之间。 红二、六军团在湘中经过一周的休整,扩充了近万名新战士。在敌人主要“追剿”部队7个师接近的情况下,主动退出湘中,按预定计划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 12月11日,红军主力从溆浦出发,佯向东南急进,造成再渡资水之态,把追击的国民党军全部吸引了过去。当敌人拥向资水边上时,红军却调头回师向西,于12月21日进到高沙、洞口地区。红二、六军团在瓦屋塘遭敌堵截,遂改道南取武阳,直奔绥宁以北竹舟江、麻塘,然后进入黔阳地区。12月27日,红军从江西街渡口渡过清水江(沅江上游),北进芷江。 二、便水战役 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进抵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把追击和迂回的敌人全部甩到了后面,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沅江、资水“围歼”红军的计划。为了实现“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红二、六军团决定在芷江、晃县之间组织便水战役。1月2日,红二、六军团前四师,由芷江上坪、门楼坳进入晃县的波州、曹家溪、新店坪、马三桥、兴隆坳、龙塘坪,占领龙溪口。这时,两军团决定一部分兵力西取晃县及黔东的玉屏以作为临时后方,并以少数部队向北活动,以迷惑敌人,主力则集中于波州、龙溪口地区,寻机反击尾追之敌。 1月3日,红二军团直属部由芷江三里桥、新店坪、波州,到达玉屏县新店。一部从晃州、岩坳、龙塘坪至龙溪口。红五师及十六师到达晃州后,渡过舞水占领玉屏县兴隆街,分驻于兴隆街、塘湾、长乐坪及县城附近。红六军团部分到达晃县后,驻于波州、暮山坪、瓦屋坡、曹家溪、白土、苗冲等地。此时,樊崧甫纵队之先头部队,才进榆树湾,郭汝栋主力尚远在麻阳附近,均距红军有4日路程。汤恩伯纵队在金座停止推进,准备回宝庆防范广西军阀。尾追红军之敌,仅为湘敌李觉、陶广两个纵队,但其主力亦距红军二三天路程,只有第十六师章亮基部最靠前,已从芷江向晃县前进。这个师只4个团,且疲惫而孤立。1月4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集齐龙溪口总指挥部开会,决定在便水打击尾追之敌第十六师,为实现在湘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打开新的局面。同时,红五师沿新修公路经贵州大龙、大鱼塘前进,下午4时进占黔东玉屏县城,一个前哨小分队进抵青溪县的羊坪。另一个小分队从玉屏县城出发,往晃县的黄雷乡小銮塘一带侦察,预防陶广纵队绕凉伞对红军进行包抄袭击。同时,驻龙溪口的红军派一小分队往 北活动,经洞坡进入玉屏县田心坪(今田坪)。在田心坪街上打了2户土豪,当日返回龙溪口。 1月5日,章亮基第十六师4个团从芷江竹坪铺、冷水铺一带向晃县伸进。红十六师、十七师从波州从河铺地区出发,沿公路回击,进至芷江的牛屎坑、上坪一带,与敌前卫2个团遭遇,展开激战。红二军团四、六师从晃县龙溪口、龙塘坪、兴隆街、兴隆坳等地出发,经大湾罗、木垛溪,再过贵州省溪县(今万山特区)的深冲、力坳、龙塘、大榜和湖南芷江的仲黄坪,傍晚进到涧溪,并分兵两路:一路向新店坪、便水急进,拟控制新店坪、便水浮桥,阻敌增援,不意与敌第九十五团接触。另一路则迂回到敌九十二团右翼,准备截断上坪与新店坪敌之联络。战斗打响,激战一整夜。6日,敌第十九、六十三两师相继增援赶到,红六军团五十一团虽然从右翼插入敌人纵深地区,开展攻坚战,但由于缺乏后续力量支援,撤回原阵地坚持战斗。到15时,战斗仍无进展,于是红二、六军团先后撤离战斗,向黔边转移。这次战斗取得重大胜利,毙俘敌人近千人,但红军也受到很大伤亡,红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十一团长覃耀楚牺牲。 便水战役中,当地人民给予了红军部队大力支援。省溪县横坡刘元生等帮助红军抬伤员、运弹药、送饭菜。战斗结束后,红六师从湖南仲黄坪返回省溪大榜、龙塘、力坳,自雷打坡入晃县；红四师从湖南马路坡进入省溪,经黄道司、老院子、板栗湾、瓦寨等地到晃县,同时还有部分红军由省溪黄道司经白屋场上标杆岭入高楼坪的羊尾舟、高楼坪、鸭林寨、新庄、大坪、老山口至铜仁的牛场坡、大坪场。红军所到之处张贴“打倒蒋介石”、“红军打富救贫”等大量标语，进行革命宣传。 三、玉屏田心坪战斗 1月6日，红五师驻玉屏的1个营于凌晨奉命撤回大鱼塘。7日，红二、六军团趁章亮基部受到沉重打击不敢冒进的时机向黔东进军，红十六师及红校从晃县的龙溪口出发，经洞坡进入田心坪。 田心坪位于玉屏县东北隅，历属铜仁、江口、思南、印江商旅食宿之栈口。红二、六军团由湘入黔转移去江口，这是必经之地。时黔敌蒋在珍1个师驻守铜仁，湘敌郭汝栋囤兵麻阳，离铜仁85公里，道路崎岖，不易增援。蒋在珍孤军守城，离田心坪尚有40多公里，若倾巢注入田心坪防线，又怕红军从松桃入铜仁，迫使他兵力分散，防线拉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要进取铜仁是很容易的。但是，红军的任务是向石、镇、黄进行战略转移，扫除转移道路上的障碍，才能顺利实现目标，因此，红军入黔第一仗就是拿下田心坪。 田心坪守敌有李昌荣团1个营。红十六师师长周球保把攻打田心坪据点的任务交给四十七团。同时派便衣侦察由麻阳进入省溪县的漾头、瓦屋、敖寨、金星场，与省溪纵队会合，做出攻打省溪县城和铜仁县城的态势，迫使蒋在珍师主力不敢离开铜仁。敌人中计，敌军情报告说:“江日龙溪口之匪一路由高楼坪向省溪县城进逼,一路经田心坪向我取包围之势”,“更有匪便衣队三四百,绕我省溪后方之金家场”。 红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政委刘礼年、参谋长朱世伯接受任务后,对敌情作了分析,进行了作战分工。由朱世伯带领二营正面攻击；覃国翰率一营左翼包围。红军到达马家冲时,在马家坳、黑岩脑遭到阻击,红军以猛烈的火力攻破敌阵地后,进击田心坪街头的营盘凸,敌人溃逃,红军又分两路猛打猛冲,一路以朱世伯带领主攻田心坪街上,同时用少数兵力沿枞山坡脚经老砂坑、赶场坝至大屯坡背后,切断敌人向省溪逃遁的退路；一路以覃国翰率领从马家坳绕桃树坪、刘家垅往油房背迂回,堵截往铜仁溃退之敌。在一个上午的激战中,敌军李昌荣团损失惨重,1个营几乎被全歼。红四十七团参谋长朱世伯壮烈牺牲。四十七团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为打开红军前进通道首立其功。国民党的日报表记载:“我蒋师驻省溪之李团,鱼日派兵一营向田心坪游击,当在该处与匪激战,李团长闻讯即率兵一营前往增加,激战至阳辰,踞玉屏之伪五师赶至加入,因寡众悬殊,李团遂绕道撤回,固守省溪城……,我李团一营亦伤亡官兵二百余名,第三营伤亡官兵百余,并阵亡团部副官谢孝一员。” 田心坪战斗之时,红二军团直属队和红四师从晃县进抵玉屏县的汪家溪、田冲一带。红六师在晃县马鬃岭与敌陶广纵队的先头部队遭遇,激战后转移到龙溪口,固守碉堡,准备阻击来犯之敌。红五师横渡舞水到趴角垅和罗家寨宿营。当日晚,红六军团两个师在田心坪、小江口一带宿营。同时,组织群众打击了当地的土豪劣绅。红二军团直属队和四师在汪家溪演戏,宣传红军宗旨和打富济贫的革命道理。 1月8日,红六师兵分两路:主力进入田冲与前卫部队会合；1个团经洞坡、田心坪绕道团山,过六马河经竹寨,再过车坝河抵前光屯。至此,红二、六军团全部撤离晃县进入玉屏县境。同时,红五师从趴角垅出发,与当日从汪家溪出发的红二军团直属队和红四师在田冲会合后,经田心岩冒寒过河。当日,红五师及红二军团直抵朱家场,击毙了负隅顽抗的土豪郑尔昌和其子郑道生(朱家场区长)。在青山坳活捉了朱家场区班丁徐长生,为民除了害。 在便水战斗期间,红军进入玉屏酒店塘砂厂(汞矿),把当时在砂厂拣砂和坑底抽水的一些湘黔边境穷苦青年视为亲兄弟,在红军的动员下,他们互相邀约,先后有50多人参加了红军。红军进驻玉屏时,刘兰亭等17名青年参加红军。在玉屏期间,打了田心坪街上的熊老长、王万顺等30多户土豪,并将几万斤粮食和许多衣物分给穷苦农民和城镇贫民,对少数贫困户,红军还直接把衣物、粮食送到他们家中。同时传播革命真理,宣传抗日,写下了“打倒土豪分田地”、“打倒日本”、“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民众要想安居乐业,必须打倒土豪劣绅”等10余条革命标语。 四、经铜仁进驻江口 1月8日,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由田心坪、小江口经烂泥坳、瓮袍进入铜仁县的牛场坡。在牛场坡小街两旁的民房板壁上,写下了“打富救贫”、“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等标语。后经张海屯、包缅、田坝到达大坪场。在包缅附近与敌柏辉章部遭遇,击退敌人后,宿营大坪场、田坝。并打开了两户大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红二军团六师抵前光屯、赶场坝、木弄,红四师抵岑巩县的龙鳖。同日,红六军团十六师进入江口县境,经龙阳、翁岩坝、四保、清水塘、凯文至野猪冲一带宿营。9日晨经大冲口、崔家坡等地到望城坡,组织向江口县城发起进攻,上午9时占领江口县城,师部驻扎磨湾。同日,红二军团一部从岑巩羊桥、廖家坪进入江口县境,经民和的腊岩、金银窝出岑巩平牙、凯阳屯,也进入江口县。1月10日,红十六师分兵太平,攻打秦家屯；红十七师进驻凯德,分兵洪坪打土豪,攻打林家洞,又进兵坝盘、坝黄开展宣传、扩军等活动。 五、红十八师归建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部署突围转战时,确定红十八师3000多人留守根据地,坚持战斗,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红十八师在“游击专家”张振坤师长兼政委的指挥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向保靖方向发起猛烈攻击,把敌人吸引到西北方向,成功地策应了主力部队取东南方向突破澧、沅封锁线。当敌人发觉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意图后,即调李觉师、钟光仁师和新三十四师以及团防队、土匪武装等数十个团10多万人包围了红十八师。红十八师英勇善战,巧与周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战斗,先后经湖南的洗车沟、湖北的咸丰、四川的酉阳,于1936年1月7日进入贵州松桃县关子门,夜宿甘龙口。8日,经火烧桥、石梁、印江张家坝、团龙进入江口县的坝梅,夜行军经堰边溪、军屯至德旺一带宿营。9日,接到军团部电令“前往江口归建”。10日,经茶寨、红石梁、官坝、苗匡至太平宿营,11日前往江口磨湾归建。肖克、王震等率队前往太平迎接红十八师。归建的指战员,又见到了阔别的首长和同志们,他们拥抱在一起,用欢呼和泪水,表达着相互的思念、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他们终于又团聚了。 红十八师在留守根据地,掩护主力突围转战中付出了很大牺牲。红十八师从1935年11月17日起告别军团首长和同志们,以抱定牺牲的决心去开辟新的战场,他们处处暴露自己,把大批敌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历经54天,身经数十次战斗。待掩护主力跳出包围圈后,历尽艰辛回归主力。到江口归建时,原3000余人减至600多人。军团部决定将十八师缩编为红六军团五十三团。1月12日,军团领导人在磨湾设宴欢迎胜利归建的红十八师全体指战员。当天红十七师向闵家场进发,师部驻扎小溪村。13日,红十六师、红校及军团部开向闵家场一带休整。18日,红六军团经闵家场、小溪、观音塘、张家寨、狗脚屯、平寨向石阡县前进,当日抵石家场宿营。 红十六、十七师在经过铜仁时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活动,写下许多标语和条幅。“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莫招嫌,下等之人跟我走,将来肉里困来酒里眠。”“坛坛装米是自家人,扁桶装米是敌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并分了杨伯安、刘松云等大地主的浮财给百姓。 红六军团在江口休整期间,开展了宣传、扩军等革命活动。建立了磨湾游击队,队长向老清,40余人；老街(闵孝老街)游击队,队长雷世登,23人。打了10多个洞屯,打土豪70余户,所得财物除部分留作军需外,全部分发给穷人；打开土豪粮仓,把谷子分给穷人。红军还在驻地办起饭菜招待穷人。同时,积极开展扩红,宣传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官兵平等,当红军光荣,还教唱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打得土豪平半分。”闵家场是水陆码头,是黔东的一个重要集镇,来往客商甚多,红军在闵家场的活动很快就传播到四面八方,几十里外的青壮年闻讯后赶来,200余人参加了红军。当地群众积极为红军当向导,抬伤病员,缝制衣服等,吴满妹为红军做草鞋,红军赠送一只铜电筒；万金堂为红军做了7双布鞋,红军给了7块银元。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邓老必、詹斌娃、杨连生等一批支红积极分子。 创建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 一、分路进入石阡县城 1月10日,红二军团分两路向石阡挺进:一路从江口县闵家场经张家寨、狗脚屯等地进入石阡县公鹅、陡山坝到达石家场；一路从晃县龙溪口经玉屏朱家场、江口岗溪屯、岑巩平庄等地进入石阡,经五德黑溪水,花桥的云盘坳、乌苞洞、欧家湾进入石家场。红五、六师在石家场宿营。红二军团直陆续进入石家场,驻平坝、黄家、李家、陈家、蒲草塘等村寨。红四师兼程前进,经栏桥、凯峡、花桥等地向石阡进军。红五师到正冲、栏桥一带。红军驻石家场期间,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打土豪活动,将刘占臣、刘直清等10多户土豪的谷物、财产分给当地贫苦农民,在街头和蒲草塘,分别处决了反动区长、保长。红军还在石固街上刷写“打倒薛岳”、“红军是扶助苗族僮(侗)族解放的武装”等标语。石家场、泥塘等地部分农民参加了红军。 1月11日拂晓,红二军团四、六师及主力一部,分三路合围直取石阡县城:东路由五老山后至哨楼口,南路由枫香边境到黄麻塘、三百步,西北一路由坪地至沙坝、邱家坡、孙家寨等地,几面夹攻,一举占领了石阡县城,并捕获戴望远镜,直接指挥石阡保安团对抗红军的德籍侦探耿友华,在天主教堂中搜出秘密地图及侦探器材。红军进城后,驻扎于天主教堂、文庙、学校及原国民党县衙等地。同时在城南郊的三角庄、高楼,河西的挂榜山、伍家院、岩脚屯、任家山、板猫寨、新寨、平猫寨、高寨,北郊的上、下来潮、梁家嘴、杜家寨、新场、雷家屯、下寨,东北面的平地、沙坝、摩罗、北塔、孙家寨、荆竹、梁家坡、冉家坡、邱家坡等村寨驻扎。其中红二、六军团总部、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国家保卫部及司令部直属单位驻天主教堂及其附近。红六军团司令部及其所属单位,后亦驻天主教堂内及上、下河街。当日下午,贺龙从石固经花桥到达石阡县城,住天主教堂内右侧楼房(今北楼)。 1月12日,红二军团直属机关和红六师直由石家场出发到达石阡县城。红五师留花桥,布置了5天工作计划,师部及所属单位、红校等分别驻罗家寨、梁家寨、坡背、寨坪、田坝、白岩山及等村寨,进行打土豪及扩军休整。13日,红二军团独立营到石阡城北新场。红二军团司令部任命汤福林为红四师参谋长。14日,红六师师长郭鹏率红十七团的2个营到坪山、大地方等地侦察敌情和地形。红六军团在凯德以南与敌李觉纵队战斗。 1月15日,红六军团从江口闵家场经张家寨、狗脚屯等地向石阡进发。16日,总部命各师调军政学生成立教导营,17日,又令红六军团进入石阡。18日,红五师及所属游击队,奉命从花桥出发到石阡县城,驻天主教堂及城内外。同时郭鹏师长所率2个营回城,独立营也奉命从新场回城。红岩、甘溪之湘敌李必藩第二十三师1个团到达中坝,驻吴家湾的红四师十八团在李国平引导下,星夜赶往中坝,与敌激战至来沙坡一带。红六军团一部奉命在石家场以西待命。1月19日,红六师一部离开石阡向关口坪、二塘等方向进发,击溃在农口坪堵截的地主武装曾云焕部。红四师派出工作组到洋溪及荆竹建立游击队,打土豪。 红二、六军团从1月10日进入石阡境内,驻扎14天,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是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出发转移,历经百战,行程数千里,两个多月来得以进行的一次时间较长的休整,它使部队在政治、组织、军事等各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整顿和提高。部队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军民缝制军装、干粮袋等,建立12支红军游击队,扩红800多人,还在石阡建立了临时修械厂,修造枪支、弹药等。这对于长征中再次进入贵州境内的红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次休整部队,养精蓄锐的宝贵时机。 二、红二、六军团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为了振作精神,统一思想步调,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1936年1月13日,红二、六军团政治部在石阡县城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较大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以上军政干部参加。任弼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会议对当时全国政治形势以及中国苏维埃运动和民族革命形势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对远征的意义及胜利作了一个估计；提出了加紧准备战斗,以战斗的胜利创造新的根据地及加紧扩大红军的动员以充实部队的任务；对部队中的政治情绪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查,对不正确的倾向给了一些打击。1 这次会议精神很快向基层作了传达。通过这次会议,部队政治情绪得到提高,军事经验得到总结,组织纪律得到整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上下形成共识。为了配合这次会议,各部在万寿宫、禹王宫、寿福寺及驻地,分别召开系列文艺晚会,战士的疲劳消除了。在此期间,红二、六军团政治部还整顿了各部队的政治组织,加强了各部的政治干部配备,成立了教导营,其中,政治干部就有1个连。这次会议对于指导各部在石阡及至以后一段时间,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红军在石阡的革命活动 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进入石阡后,活跃地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进行扩大红军的动员,订出扩红计划,分配地区进行扩红突击。……组织了抗日救国义勇军(都争取加入了红军)、抗日大同盟。1广泛传播党和苏维埃政策,特别是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 抗日革命宣传。红军在石阡写下的标语较多,其中就有不少是宣传抗日的,如:“打倒日本!”、“对日宣战!”、“开展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同时,还印发漫画传单,宣传抗日。其中有幅漫画上一中国人用绳子牵着一个俯首躬腰狼狈不堪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画中说明:“活捉帝国主义者洋人一名,偿大洋两千元!”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打击。红军政治部在寿福寺进行了以原第十区区长陈鸣皋的剥削罪行为题材的化装演出；还在万寿宫为新战士举行文艺联欢晚会,以舞蹈的形式反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的革命激情,这种革命宣传,不仅消除了红军战士的疲劳,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政治影响。 打土豪分浮财。“打富济贫”是红军动员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的革命口号。红军入境,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是贫苦家庭,秋毫无犯,不随便入宅,用一颗针或一捆草,就物论价,买卖公平。若是土豪劣绅、官僚恶霸,一般是没收其财产；罪恶重民愤大的,一经捉回,通过揭露其罪恶后,即予严厉惩处,以平民愤。红军所到之处,宣传组织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将其财米谷物,除留少数为部队给养外,大部分救济贫苦群众,从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了广大劳苦大众。在县城就打了张俊之、夏明安、余润生等数十户土豪。在城郊,红军派出工作组或组织游击队到附近村寨开展扩军和打土豪活动。同时,红军还在县城的武官衙门、寿福寺、花桥罗家寨等地,将从土豪家中搜出的肥猪及准备过年的丰盛食物,办成酒席,连日不断地招请过往农民、工人及街道贫民。专门赈济穷人,贫苦群众和红军亲如一家。这也成为动员群众很有效的办法之一。贺龙与军团直机关人员在石阡温泉洗浴时,赠送棉衣给一位群众御寒,传为美谈。 保护民族工商业。红军在发动群众打土豪期间,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县城,当了解到几家民族工商业户时,为避免当作土豪抄收,特在蔡、崔、周等几家商店门口,贴上保护字条,写上“不准打·苏”或“此系小本经营,不准打·苏”等字样。凡贴有此类字条的商店,即使老板出走,家中财物也完好无损,无人进扰。中街一个开百货店并兼代写对联的周xx,在红军到来时全家外逃,红军查明周确属民族工商业户后,便对其亲邻廖钟鑫等人说:“你们知道周老板在哪里,带个信叫他回来,我们红军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当红军离开几天后,周回来时发现店内的货物整整齐齐,丝毫未动,柜中放的各种粮食仍是原样,在一堆冰糖上发现一张纸条,上写“老板,我们用了你冰糖二两,现给报酬在此”。并将报酬物品放在抽屉内。关在鸡棚内的一只母鸡,不仅还在棚内,10余天后竟还活着,藏在楼梯下地洞中的一只山羊仍在洞内,但早已饿死,周深受感触。1月23日,红军某部在河坝、龙溪一带与敌作战,当晚驻守在山羊坡附近的部队宿营煮饭时,一阵大风把炊事员插在群众芭茅壁上的蜡烛吹倒,一时起火抢救不及,烧了余文榜、张炳轩两户茅屋。红军当即向主人道歉,并赔偿了90块银元,余、张两户用此款重新修起了两座大木房。红军执行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使各界群众深受感动。 建立革命武装。红军各部利用在石阡休整的机会,在广泛开展各项革命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了扩充红军,建立游击队的工作。红二、六军团在进入石阡县境内的石固、花桥、龙川,进而延伸至中魁、甘溪,以及后来离开县城沿人群、枇杷、白沙、聚凤、马屯、河坝场等地进军途中,都相继开展了扩军工作。建立了坡背、平坡等12支游击大队和汤山镇邱家坡、中坝河西2支游击队,有1000余名队员。其中以城郊龙川、花桥、中坝等地较为普遍。各游击武装的大队长或队长分别是:坡背封玉臣,平坡赵南庭,田坝孙云恩,罗家寨罗绍清,白岩湾张海山、聂文秀(副),洋溪彭德云、毛满满(后),荆竹杨光辉、肖来生(队长),万安杨秀银,龙地坝杨玉清,邱家坡吴满弟,河东赵玉珍,高魁杨树清、冯光忠(副),河西肖光岩,龙洞张玉清、曾念兹(副)。“争取游击队整批加入红军是较艰苦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在长途远征中,这种工作受到了一些限制。我们在石阡……这种扩红方式是收到了一些效果的”,因而红军在石阡期间“扩大了八百名新战士补充部队”。1 建立临时修械厂。红二、六军团在石阡休整期间,司令部修械处在县城北门及坪桥等地设立了临时修械处,修造枪支。1月13日左右,在北门城外邱宅,建立修械厂,进行枪支零件的打磨、修理和装配枪支武器。还在坪桥铁匠铺杨通明家设立打造枪支的施工场,派出技术人员尹xx一同加工,将枪支零件送北门邱宅加工后装配,有时红军将缴获来的废枪直接运来维修。为此,红军特送杨通明大米200斤,国华绨衣料一段,菜油10余斤,并将所剩的200多斤废枪壳,作为偿还打铁用的炭火送与他。红军修械厂的战士还在城内一些铁炉房加工武器。 其间,红军还组织群众和后勤等部门一起,就地加工赶制军装。如在城内土豪方宅、吴家湾、中坝河西各驻地,组织集体缝制军衣,打草鞋等,除补充红军战士的服装外,对在石阡新招收的游击队员,普遍发给帽子、布草鞋及干粮袋等。红军对于帮助缝制军装的群众,除招待饭食,给予一定报酬外,还赠送一些实物用具,其中赠万安的李太彬家谷米和铜茶罐1个,油1瓶；给城内杜西云家棉絮2床,镜1架,衣服数件；给中坝河西妇女余芝芬等人各10余吊铜板等。此外,各驻地红军每天还组织战士学习政治、文化课本,坚持部队操练,练习刺杀等作战技术。 四、红二、六军团负责人会议 在红二、六军团进占石阡、江口后,敌人为防止红军由湘黔边北进再回到原来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对兵力重新作了部署:第十九师由镇远调岑巩地区,会同李觉纵队进行跟追；樊崇甫、郭汝栋两纵队由湘西绕至红军东北,经麻阳、铜仁与驻玉屏、岑巩的第八师取得联系,以第九十三师向思南方向截击,陶广纵队由湘西北开拔,第九十二师、新三十四师在沿河、秀山、永绥、保靖地区布防,阻止红军北进；在西面,郝梦龄纵队到后坪、思南地区,沿乌江两岸防堵；第二十三师固守余庆、龙溪地区,掩护贵阳方向。敌人企图乘红军向北运动时,将红二、六军团消灭于乌江以东松桃以西地区。如不得逞,则向南压迫,迫使红军与广西军阀作战。而广西军阀已有防备,已将部队向黔桂边境集中,并派一部分兵力进到贵州南部独山地区,作好了御红军于广西之外的准备。这样,红二、六军团实际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重大行动,1月19日,在石阡天主教堂召开了两军团负责人会议,史称石阡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负责人参加。会议总结了红二、六军团长征转移以来的工作,对当时的敌我形势进行了分析。 会议认为,由于“便水反击敌人未能给敌以决定意义之打击,开展新的有利战斗局势”,“敌依据原有碉线(已成碉网地区)已成包围逼进形势,我军处在狭小地区渐成被动局势”,“以石阡为中心地带内,粮食缺乏,居民稀少,地形不利进行运动战”,因此,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已不现实,军委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态……”。会议决定,撤离石阡地区,转移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活动,以争取在贵州西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并下达了3天的行军计划。会议结束后,当晚还在万寿宫等地举行文艺联欢晚会和会餐,欢迎石阡入伍的新战士。 从石阡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的革命活动看,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确定了坚持在长江南岸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为红军的下步行动指明了方向。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成为长江南岸——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红二、六军团突围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后,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最初是确定向石阡、江口、镇远、黄平方向转移,在湘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在石阡一段时间开展工作,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及军委指示,确定了在长江南岸活动的总方针,并果断地放弃了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尔后,继续向西,开辟了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在川黔滇边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直至同年3月底。因此,石阡会议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二、六军团的中心目标是“坚决的在云贵川广大地区以战争的胜利来创造新的根据地,政治机关一般的是在这一任务下进行工作……在盘县最后的一晚,党和军分会最后决定坚决北渡金沙江,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而我们亦从此结束了长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在长江南岸活动的总方针确定之后,鉴于之前的战斗失利及贵州山区的复杂,石阡会议又强调,继续向西移动的同时,要落实“在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的军事作战方针,以后又再次强调“在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暂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东向湘黔边转移。”2由于宣传贯彻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精神,做群众工作,进一步统一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特别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红二、六军团上下充满了“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决定在长江南岸活动”的信心和斗志,在艰苦环境中屡创敌军,红军有生力量不仅未削弱,而且有新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 1月20日,红二、六军团及大部分游击队共2万余人,在石阡县城大桥下兰家坝,召开了继续长征誓师大会,挥师西进,20天内,连克黔东南、黔南、贵阳、安顺等城,强渡乌江天险鸭池河。2月3日进占黔西,2月6日解放大定,2月9日占领毕节,开展黔大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3月31日,在盘县,红二、六军团决定放弃在川滇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进军云南,挥师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结束在贵州的革命活动,步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第20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红三军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经红三军和黔东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而共同创建起来的。这块独立完整的根据地的开辟过程,不仅反映了创建根据地的艰巨性,而且也体现了一定的特殊性。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不仅为湘鄂西失败后转战千里、损失巨大的红三军创造了休整、发展的条件,使自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后,艰苦奋斗、屡遭挫折的红六军团能有目标地向黔东进发,得以实现同红三军胜利会师,并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而且为红二、六军团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红军征战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黔东军民创造了一整套基本经验,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培植了独特的黔东革命精神,给黔东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一、根据地的内涵及特点 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各项建设工作便随之展开,形成了开辟根据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主要抓了党政建设和武装斗争,开展了土地革命、民族工作、统战工作、反“围剿”斗争,抓了财政金融、交通邮电、商业贸易等经济工作,发展文教、卫生等事业。黔东革命根据地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建立、发展和壮大,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党的建设在逐步克服“左”倾错误影响过程中得到恢复和加强,是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红三军入黔时,部队的各级党、团组织早已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解散,当时全军登记在册只有4名党员。尽快恢复红三军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成为根据地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前提条件。枫香溪会议后,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下,恢复建立了军党务委员会、军政治部和团以上的政治机关,大部分党员经过重新登记,恢复了党籍。在恢复军队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基础上,又从根据地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在此期间,停止了在红三军中的错误“肃反”，党组织成为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为加强苏区党的建设，还制发了“关于共产党组织在秘密环境下的活动方式”等文件，并为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作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以后，又成立了中共黔东特委，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艰苦的坚守斗争。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进一步弘扬。 （二）从实际出发，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体现了根据地民主建政的特色 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红军干部，以“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指导，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主要采取先组织农民小组，由小组选出代表，再由代表选出总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乡苏维埃政权，凡一乡之事，均由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苏维埃政府执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红三军还采取办短期训练班等形式，培养苏维埃干部，积累政权建设经验。17个区、100多个乡革命政权的逐步建立，使黔东贫苦人民政治上翻身当家做主人，特别是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云贵地区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产生了重大革命影响。 （三）加强革命武装建设，努力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是根据地宝贵的建军经验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与其他根据地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一是重新恢复军队中的党、团组织，重建政治机关和政治制度，很快消除了军内因“肃反”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的阴影，开展了党、团员重新登记和发展党、团员工作，提高了军队的政治素质。二是改造具有迷信色彩的“神兵”队伍，组建地方武装，并适时过渡为红军正规部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红军到达黔东后，随即提出与以农民为主体的“神兵”武装建立革命的联合，对其进步头领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对混入“神兵”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清洗、镇压，对代表工农群众的“神兵”领袖则加以重用。在团结、改造“神兵”武装，建立游击队基础上，成立了沿河、印江、德江、黔东、川黔边5个独立团，组建成红三军黔东独立师，标志着地方武装向正规红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三是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团的力量随之进行整合，从红二军团中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到红六军团任基层指挥员，又从红六军团中抽调一批干部到红二军团担任政工干部，使这两支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红军队伍力量得到整合和加强。四是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重新组建的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承担了策应军团主力进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保卫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四）较为彻底地实行给黔东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土地革命，是根据地的显着特点 根据黔东地区大部分土地被地主豪绅分割占有的状况,以及黔东人民对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并渴望得到土地的强烈要求,红三军在黔东印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及相关文告,大力宣传苏维埃土地革命,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又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在党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的指引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地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推翻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 (五)制定和实施符合黔东实际的民族政策,是根据地各族人民共同求解放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第一次实施了党的民族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专门作出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联合苗族,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司等剥削阶级的压迫,帮助苗族组建游击队,成立乡苏维埃,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使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并为各族人民所拥护。在党的正确引导和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许多苗族、土家族等各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献身革命,为黔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民族政策的实施和民族工作的开展,消除了长期以来封建反动统治造成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在黔东这个多民族聚居、杂居区建立起一种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根据地范围内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氛围。 (六)武装建设的开展和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成为根据地迅速扩大和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地建立了以红军为主体,地方游击队、保卫队为补充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些革命武装力量在黔东人民的配合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开展了艰苦的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国民党川、湘、黔三省军阀计10多个团兵力的联合“围剿”下,红三军领导机关在认真分析敌情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的指示,各区、乡苏维埃召开联席会议,形成了《关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在反“围剿”中采取“避实就虚”、“分进合击”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保卫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和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胜利成果。 (七)统筹兼顾,服务战争,服务群众,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是根据地完整性的重要标志 黔东革命根据地重视发展工业、交通、邮电等事业,加强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发展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在苏区具体工作中,提高工人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武装保护交通,保护当地邮局和邮差的安全、保证邮件畅通；保护合法的商业贸易,成立消费合作和粮食合作社，保障根据地食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废除旧的苛捐杂税，建立了崭新的累进税制度，减轻人民的负担；创办苏维埃小学，使苏维埃公民享受文化教育的平等权利；组建红军医院，还义务为根据地群众治病，根据地人民第一次享受了公益医疗卫生保障。各项事业建设有声有色，相互促进，全面发展。 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方式取得的。在全国数十个革命根据地中，除部分着名的地域较广的根据地外，大部分是一些小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就是其中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云贵地区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规模虽然不大，存在时间也不太长，但在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时期却发挥了重大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革命之火，点燃了云贵地区乃至西南地区的革命烈火，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坚持农村“工农武装割据”正确道路，保存和发展了革命有生力量 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湘鄂川边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未果。”1 由于部队电台丢失，基本上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重大问题及重大军事行动，无法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党中央的指示也难以迅速到达并加以贯彻落实；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连续四次的“肃反”扩大化，使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撤消政治机关的严重程度，广大党员和红军干部长期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中，革命事业遭受重创。为彻底摆脱这一困境，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新苏区的决定，将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切实转入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上来，按照“工农武装割据”的要求，开展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党和红军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地方工作等有了根本转变。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项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既保存和发展了湘鄂西以来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也开创了革命事业的新局面。“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2 (二)为红军创造了休整和发展的条件,促进了人民军队建设,提高了红军的军政素质 红三军自退出洪湖苏区以后,由于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长期处于流动和游击状态,连续奔波作战得不到休整,特别是伤病员无法安置,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给养非常困难,常常缺吃少穿,濒临绝境。在黔东开辟了根据地,红三军才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才能够得到休整。红军在黔东期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黔东人民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子弟兵,积极支持红军队伍建设,将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去当红军,仅几个月的时间,红军在黔东地区就吸收4000余名新战士,队伍壮大改变了初到黔东时那种“枪多人少”的现象。红三军在黔东期间重视军队干部建设,开办红军干部培训班,一批批红军干部通过培训和锻炼,被提拔到党、政、军各领导岗位,担负起指挥部队战斗、保卫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等重任。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注意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以开办红军学校,举办流动训练班和办《红星报》等形式,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从而达到提高部队整体素质的目的。红军与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对敌,部队的战斗力、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都得到很大提高。“肃反”扩大化的停止,部队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构的重建等等,这些都是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后的重大转变。历史证明，“黔东苏区的建立，对红三军来说是万分必要的。……它的意义是重大的。”1 （三）实现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进入贵州，意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在石阡甘溪突与湘、桂、黔敌军遭遇，部队被截成三段，各部虽然分别冲出重围，但处境相当困难。在这种严峻情况下，继续寻找黔东苏区，成为红六军团各部的重要目标和迫切期望。贺龙、关向应亲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黔东苏区各族人民积极筹备粮草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终于实现了两军于印江木黄的胜利会师，使红六军团终于得到一个落脚点。如果没有黔东特区这块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红三军的主动接应，红六军团的处境是不可想象的。贺龙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意义”时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都丢光了，很狼狈。我给他们营以上干部都配上了马，发了七八挺轻机枪。”2 会师后，两军形成了一个战略突击单位，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相机发动了湘西攻势，牵制了敌军很大一部分兵力，从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使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 （四）黔东的革命实践和持续斗争，为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曾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由于种种原因条件不具备，未能付诸实施。经历若干挫折后，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黔东苏区的重大决策，并成功地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有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木黄实现胜利会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离开黔东革命根据地东征，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将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不仅是红军主力开辟湘鄂川黔新苏区的战略支撑，而且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所形成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为后来新根据地的迅速开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坚持斗争，黔东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更是直接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五）在云贵地区首举苏维埃红旗，锻炼了黔东人民，播撒了革命火种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黔东各族人民为建设根据地和保卫红色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红军主力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后，黔东军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作出了重大牺牲。这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来源于党和红军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黔东人民心中。后来，当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踏入这块红色土地时，很快就掀起新的革命风暴，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范围进一步拓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敢于斗争，勇于革命的地方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黔东各族人民在党的南方局和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武装，发扬当年红军开辟根据地的革命精神，继承根据地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民族独立和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继续革命，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不懈斗争。为黔东的解放，为当家做主人，黔东各族儿女谱写了壮丽的历史新篇章。 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 一、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红军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严格执行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惩治贪污蜕化行为，保持革命队伍纯洁、巩固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与黔东人民同甘共苦，促进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继承和发扬了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不畏牺牲的豪情壮志 红军在黔东宣传革命理论，革命真理在黔东一经传播，就坚定了黔东人民的革命信念。波澜壮阔的“神兵”斗争走上了革命道路，“神兵”转变成革命战士。傅怀忠受贺龙的重托，转运盐巴和药材到苏区，途中落入敌手，至死不屈，被誉为“特别交通员”。红军女游击队员贺咏珍与敌周旋中，在森林里吃树皮草根，坚持战斗半个月。反动势力卷土重来，毁房逐民，滥杀无辜，企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根据地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沿河水田坝乡苏维埃代表孔朝廷被敌抓去吊打，坚贞不屈，在遗书中教育其子“要与土豪彻底斗争下去……红军坚决不投敌人的降，等红军回来，你一定要替我伸冤报仇。”革命正气凛然。 （二）群众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密切 红军是创建根据地的主力军，群众纪律是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军民关系的基础。红三军在黔东的各次战斗中，从不毁坏民房，误伤群众，特别强调：烦劳群众的事情给以酬金，部队驻军不要民众办招待，市场交易中公平买卖，按时价付款。群众耳闻目睹，感受到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自觉地摆脱反动宣传的影响，陆续返回居住地，参加革命活动。红军和苏维埃干部积极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关心特别困难群众的生活，赠送衣被和其他日用品，平时款待卖柴卖菜的群众，而群众也愿意把黄瓜、四季豆等蔬菜挑到红军驻地进行交易。看到伤病员的痛苦，老百姓送来草药、药方。干群关系融洽，军民鱼水情深。为配合红军作战，印江县第一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尚质，年已六十多岁，仍率领数十名群众组成担架队，亲临战场运送伤员，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军民的鱼水情。 （三）巩固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 黔东历史上，苗族人民深受“赶苗夺业”迫害，而“毕兹卡”（土家人）也被赶入山林，数十万少数民族人民受到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把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作为政府的一个根本工作方针，在《关于苗族问题决议》里就明确指出要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嫌隙，建立亲密的联合，共同反抗土司的压迫等任务。贺龙、关向应等红军领导人亲自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沿河土家族工商业户深受鼓舞，自愿筹资支援红军建设。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更是根据地长期性的工作。松桃严家坡区10个乡苏维埃政府中，苗族干部占了干部总数的40%。土家族歌谣《十杯酒》中唱到“到处成立苏维埃，革命成功万万代”。红军写下的“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等标语，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有力见证。 （四）同甘共苦，艰苦创业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艰苦的环境中开辟的，根据地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顽强苦斗。黔东人少、地少，老百姓很穷，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给养。军民通常有粮吃干饭、粮少吃稀饭，无粮吃野菜，红军把有限的浮财分给群众，而老百姓把上山采摘的野菜捐给红军。军民甘苦与共。地方的游击队、自卫队边打仗，边耕种，还要为红军家属割谷、为群众代耕等，印江天堂就有一支专为红军提供粮草、保障作战需要的给养队。群众深信红军是“为穷人找饭吃，找衣服穿”的军队，是“干人”（穷人）的队伍，因而自愿献铜铁支持红军作修理枪械用，有的群众还帮子弟兵打草鞋、送铺草。军民十分亲近。经过红军干部艰苦工作，地方武装迅速得到发展。如沿河独立团就是红军干部贺炳炎带领干部大队的一个班到沿河上坝，深入做群众工作，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努力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五）严厉惩治贪污蜕化，保持革命队伍纯洁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令，加强干部组织纪律、形势政策等教育，建设一支纯洁的革命队伍。财政经济工作中严禁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或中饱私囊，贪污、盗窃财物，犯者重罪。打土豪所获的财物要交公，这是一条铁的纪律。个别红军干部或游击队长因偷拿一匹布，私扣一斤粮，暗藏一只手镯，数量虽少，但触犯法令，被依法惩处。如红花园乡游击中队长吴德高、风谷岭乡游击中队长杨秀章，因贪污被撤职。一般来说，发现有贪污盗窃行为者，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启发其革命阶级觉悟，或在公众曝光，发挥群众的革命权力，进行批判处理；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职，或处以极刑。同样，为确保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巩固革命队伍的阶级团结，对革命队伍内的蜕化变质分子绝不姑息。特区征粮部长方锡之与敌勾结，出卖特区情报、罗南溪乡游击中队长杨通茂包庇土豪劣绅、一战士因丧失革命斗志，与一个有钱财的寡妇姘居等，均遭到严惩。 创建根据地的基本经验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既是黔东革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又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成为黔东人民的宝贵财富。 （一）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 千百年来，黔东各族人民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进行过无数次的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农民起义斗争，虽然打出的旗帜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主体都是由贫苦农民组成，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农民起义既有反抗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面，也有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一面。由于斗争的目的仅仅局限于反抗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仅仅为取得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而没有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远大目标；采取以信奉上帝，依托鬼神，靠搞封建迷信活动等落后方式组织群众，而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制定代表工农劳苦大众长远利益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确立为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奋斗目标，更没有建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等，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黔东农民斗争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193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及党所领导的红三军来到黔东，就担负起领导黔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红军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颁布各种纲领及法律法规，指导和推动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充分体现了党和红军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使黔东人民的革命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标志着黔东人民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黔东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打倒了土豪劣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实行工农专政，广大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反抗封建剥削阶级统治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是黔东农民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开始。 （二）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走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革命事业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纲领和革命目标以后，还要靠人民大众共同行动起来，将目标变为现实。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黔东各族人民与红军表现出空前的阶级团结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经过党和红军的教育，黔东人民懂得了革命必须拥有工农自己的武装、靠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认识到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和土豪劣绅等少数人之所以敢于压迫广大的劳苦大众，就是因为他们有反动军队作后盾，有官府撑腰，各自都豢养一批地方武装对民众进行镇压。黔东人民吸取先辈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受红军革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工农武装队伍，方能把土豪劣绅打倒。因此，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军独立团、游击队和自卫队等地方工农武装。地方工农武装一般由红军干部担任政治委员，制定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军事训练，制定严格的纪律，配合红军作战，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为根据地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红军在帮助黔东人民建政建军的过程中，与黔东人民结下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之情。黔东人民爱护红军、拥护红军，纷纷把青壮年送到部队当红军，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甚至用生命保护红军。在此期间形成的军民鱼水情，不仅解决了黔东人民拥有自己武装的问题，而且解决了红军自身的发展壮大的问题，红军与黔东地方武装密切配合，成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柱石，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发挥了黔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重大革命影响。 （三）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团结、教育和引导群众，由各族人民当家做主人 在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建立了黔东历史上崭新的人民政权，即各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是革命的胜利成果。苏维埃运动采用人民政权形式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黔东革命根据地苏维埃运动在黔东乃至整个云贵地区都是史无前例的，根据地人民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从不理解到逐步理解直至深信不疑，这是黔东人民政治信仰的一个质的飞跃。苏维埃制度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确立后，根据地人民迸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充分运用政治权利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出孙秀亮、陈正国、秦育青等工农兵优秀代表人物，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黔东人民拥护苏维埃制度，以实际行动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各项主张，为建设和保卫根据地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扞卫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成果。在黔东苏维埃革命中，涌现出一批优秀军政干部和英雄人物，他们不仅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说明，人民的政权得由人民自己去创造、建立，人民的政权靠人民自己去维护、扞卫，人民只有掌握了自己的武装，才能组建成自己的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穷苦人民才能当家作主，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彻底解放。 黔东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红军与黔东人民在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培植和孕育了黔东人民引以为豪的黔东革命精神。其内涵主要有：不怕牺牲、敢于胜利；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奋发图强；依靠群众、为民谋利。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革命精神，激励黔东人民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黔东革命老区精神成为鼓舞黔东人民继承革命传统，为“富民兴铜”大业勤奋工作，努力拼搏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一）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 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黔东人民和红军指战员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企图消灭红三军的图谋。当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国民党调集湘、桂、川、黔军队协同“围剿”苏区，妄图将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苏区军民共同奋战，前仆后继，进行上百次战斗，虽然付出两千多军民牺牲的沉重代价，但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与“围剿”，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中，黔东人民尤其要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发扬红军当年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积极投身各项改革中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为黔东经济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红军部队在没有固定给养供应的情况下，军民没有几天吃过饱饭，红军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薪水，更没有购置家产，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了几千红军战士的衣食住行和各级苏维埃政权的正常运转，红军帮助群众种地收割，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社会环境、人民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黔东人民仍然要倡导艰苦奋斗精神，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革命传统，发扬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做到居安思危、戒奢尚俭。 （三）团结协作、奋发图强的精神 红三军之所以能在黔东建立根据地，所依靠的是一种团结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黔东人民永远忘不了：在红六军团石阡甘溪战斗失利后，贺龙亲率大军长途跋涉百里外接应，两军团会师后，贺龙代表黔东军民，为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备了马匹等等动人的故事。黔东人民永远也忘不了：红军为百姓挖穷根，而百姓自己吃野菜、树皮，把仅有的粮食送到红军军营的一幕幕感人的情景。因为有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各民族团结，才有根据地的巩固和拓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中，黔东人民仍然需要发扬团结协作精神，树立大局观念和中心意识，站在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协调关系，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互相支持、团结协作，摒弃各自为政和只顾局部的狭隘思想，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相互信任、互相支持、奋发图强、齐心协力做好工作。 （四）依靠群众、为民谋利的精神 在黔东苏维埃运动中，红军与人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红三军帮助人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人民拥护红军，自觉为红军护理伤病员，传送情报，纷纷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当红军。全面推进黔东小康社会，每个党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坚持了群众路线，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才能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提炼出来，变成我们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才能使人民增产增收，推进黔东小康社会、和谐铜仁建设。 英勇的黔东军民创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培植了黔东革命精神，这笔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激励老区各族人民阔步前进。 第21章 在黔东特区根据地战斗过的少将以上老红军名录 贺 龙 1896 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湖南桑植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时任红三军军长，红二军团军团长。1914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两次驻军黔东。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 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员。是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 年 5 月率领红三军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领导了黔东苏维埃政权建设、黔东独立师的创建、土地革命运动、苏区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是年 10 月长征先遣的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1935 年 11 月率红二、六军团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任弼时 1904 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湖南湘阴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920 年 8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 5 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初回国。此后，曾任团中央总书记，中央委员，中共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等职。1931 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 3 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11 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1933 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1934 年 7 月奉命率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 10 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后，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35 年 11 月与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长征。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 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1950 年 10 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夏 曦 1901 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益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时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1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到湖南自修大学附属补习学校任教，其间，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干部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三届中央委员。1924 年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1927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不久，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1931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受派赴洪湖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红三军政委。是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 年 5 月与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年10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湘鄂川黔军事委员会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11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2月途经贵州毕节时溺水牺牲。 关向应 1902年生，满族，中共党员，辽宁金县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1924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入上海大学读书。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年底任青年团山东省委书记。1927年5月后被派往中共河南省委工作，不久调上海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0年调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1月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是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5月与贺龙、夏曦率红三军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是年10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后任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后参加领导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与任弼时、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长征。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训处主任、政治委员。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7月病逝于延安。 肖 克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嘉禾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之一，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南宜章黄沙堡游击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第十二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1934年6月任红六军团军团长，随即受命率红六军团9000余人西征，同年10月在黔东革命根据地与红二军团会师，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与领导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率部长征，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4年1月，在中顾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任上视察黔东革命老区，为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和甘溪阵亡烈士纪念碑题词。 王 震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领导人之一，时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中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队支队长、湘东独立一师师政治委员、红八军代政治委员、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率红六军团长征先遣到达黔东，与红二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后，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治委员，兼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北松滋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黔东独立师师长兼沿河独立团团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排长、连长、连政治委员，红三军手枪大队大队长、营长，湖北独立团团长。1934年5月，参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黔东独立师师长兼沿河独立团团长，是年10月红二、六军团印江木黄会师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任湘鄂川黔独立师师长，红二方面军第五师、第六师师长，红二军团新编第五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冀中军区第三支队、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三军分区、江汉军区、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五旅、晋绥军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 达 190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陕西眉县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参谋长。1925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西北军排长、连长。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边独立一师参谋长、第三团团长，红十七师参谋长兼十三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1934年10月，作为长征先遣的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后，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参谋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太行军区、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甘泗淇 190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宁乡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委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红十八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与战斗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军团会师后，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晋绥军区政治部、晋绥野战军、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廖汉生 1911年生，土家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桑植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湖南桑植苏区游击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代表，湖北鹤峰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934年5月，红三军进驻黔东时任红九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红二、六军团印江木黄会师后，任红六师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六师政治委员。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独立第二旅，襄南地委，江汉军区，晋北野战军，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一野战军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政治委员兼青海省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第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于1983年10月和1984年10月，先后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纪念馆”和“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室”题写匾额。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部分老红军名录 廖汉生 1911年生，土家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桑植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湖南桑植苏区游击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代表，湖北鹤峰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934年5月，红三军进驻黔东时任红九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红二、六军团印江木黄会师后，任红六师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六师政治委员。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独立第二旅，襄南地委，江汉军区，晋北野战军，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一野战军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政治委员兼青海省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第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于1983年10月和1984年10月，先后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纪念馆”和“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室”题写匾额。 王恩茂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干事、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湘鄂川黔、川滇黔省委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来到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湘鄂赣军区、中原军区三五九旅、吕梁军区、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南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11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任上重返黔东革命老区视察。 杨秀山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北沔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七师总支书记。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政治部宣传员，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宣传队长、七师总支书记。1934年5月，随红三军进入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同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后，历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一团、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副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骑兵营、三五八旅、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一野战军第四师、第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高级系班主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院校部副部长，总参军校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后勤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周仁杰 原名周球保，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1929年参加茶陵地方游击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二十三师机炮连连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第十六师师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一旅旅长，热河军区第十七旅旅长，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三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三十三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副军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3年5月，在中顾委委员任上专程视察了黔东革命老区。 朱辉照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政治委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巡视员、团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独立第一旅、晋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延安中央党校、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晋绥军区政治部、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一野战军三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军委民航局局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转连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四十九团团长、第十七师师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模范师师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团长、旅参谋长，南下第二支队司令员，三五九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师长兼合江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副军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长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军长兼粤东军区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余立金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北大冶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政治部、教导总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华中党校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余秋里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吉安赤卫大队分队长、中队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军大学第四分校连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政治保卫队队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红二军团团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军委直属政治处、总政治部，八路军一二〇师、晋绥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冼恒汉 1911年生，壮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广西田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党总支部书记、五十一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委员、第四师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师政治部，独立第一旅、三五八旅，晋绥野战军政治部、第一纵队政治部，第一野战军一军、七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顿星云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连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第四十六团班长，红三军第二十三团排长、连长，第七师十九团连长，红二军团总指挥部作战科科员，第四师十二团营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七一四团，延安军政学院，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独立第四旅，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一野战军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政治委员，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晏福生 1904年生，中共党员，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醴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委员。1923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任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四十九团特派员；红六军团四十九团政治委员、第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十六师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三五九旅、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十八师、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郭 鹏 190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醴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六军第九团班长、排长、连长，红十八军第五十二团营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五十一团团长，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历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湖南抗日救国军、中原军区三五九旅、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一野战军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长，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黄新廷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北洪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九师连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连长、营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参谋长、团长。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三五八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旅长，西北野战军一师师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彭 林 原名彭栋才，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政治委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兵工厂政治委员、红六军团保卫局局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六师副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随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军委分会、浙江吴兴县抗日游击队、中共浙西特委、新四军金肖支队、新四军第一纵队二旅、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第三野战军三十二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公安部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旅顺基地政治委员，海军航空兵部政治委员，海军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谭家述 1909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参谋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东独立第一师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二十二师师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任红六军团参谋长。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教员。1939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高炮指挥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军校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朱绍田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桑植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军部警卫班长，警卫营政治委员，第四师、第九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1934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三支队、冀中军区第六支队、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延安温家沟兵工厂、中原军区第三军分区，晋绥军区第五旅政治部、第十军分区、第十旅，第一野战军十九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师政治委员，解放军第五十文化速成中学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段苏权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政委、中共黔东特委书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是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转战湖南后，受命担任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治委员，留守黔东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长达两个多月，身负重伤，在伤未 痊愈的情况下，经过千辛万苦找到部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热河军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冀热察军区、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东北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军长，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1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来到黔东革命老区，并前往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地视察。 王绍南 190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师司令部参谋，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以后历任红二方面军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教导团队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三军分区、江汉军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晋绥军政干部学校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 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第一步兵学校校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副主任、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全国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洪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等职，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供给部、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中共襄北地委社会部、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鄂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第四军分区政治部，鄂豫陕军区、豫西军区、河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邓家泰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荆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八师政治宣传员、第二十四团政治处宣传组组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司令部文书。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司令部、大青山骑兵支队、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绥蒙军区、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一野战军三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参谋长、参谋长，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甘祖昌 190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工人连副科长、补充团政治处主任、红六军团供给部材料科科长等职。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供给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供给部、晋绥军区三五九旅供给部、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第一野战军二军后勤部、第一兵团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兼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左 齐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团俱乐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司令部、七一七团、七一八团、南下支队后勤部、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一野战军二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南疆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左 爱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十七师五十团营政治教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警备第一旅政治部、第一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政治部、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一旅、第一野战军四军十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政治委员，海军学校管理部部长、海岸炮兵部部长，第一海军学校校长，海军学院副院长，福建基地政治委员，海军工程学院政治委员，海军学院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龙炳初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保卫局侦察员，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教导团特派员，红六军团第四十九团政治处干事。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第四支队，南下支队第三大队，第九团，西北野战军第五师十五团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天水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朱绍清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华容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十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师六旅、四旅、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 林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沔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警卫连排长，第七师十二团连长、营长等职，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江汉军区第一团、山东军区警备第二旅、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华东军区警备第五旅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苏南军区参谋长、江苏军区副参谋长，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刘子奇 1900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独立第五师十三团政治委员兼团长、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六军团十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师二十旅、牡丹江军区、东北军区独立第八师、安东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郴州军分区司令员，湖南军区参谋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月生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巡视员，红二方面军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独立第一旅二团、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七一四团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工兵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工程兵工程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工程兵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苏宏道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江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湘鄂川黔省政府特务队队长，红二军团第六师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团、军区骑兵团、晋绥野战军独立四旅十三团、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四旅十团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陕西省军区宝鸡军分区司令员，陕西省兵役局副局长，陕西省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务部部长、副教育长，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高级系主任，军事学院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李 贞 1908年生，女，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平江、吉安县委军事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妇女学校、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晋绥军区政治部、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第一位女将军。 李 信 190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宣传部部长、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教导团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政治部、三五九旅政治部、牡丹江军区、合江军区政治部、一六〇师、四十八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总干部部一部部长，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国防科学工作部部长，总参谋部三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 真 191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卫生部医务科政治指导员。193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七一八团，冀中军区特务团卫生队，冀中人民自卫军卫生部，冀中军区警备旅卫生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卫生部，冀察军区卫生部，察哈尔军区察南军分区政治部，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政治部，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政治委员，工程兵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4年秋，远在北京，为甘溪战斗纪念碑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题词。 李 铨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特务团政治委员，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七一七团，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解放旅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4年10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中共伊犁区委书记，伊犁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文清 1910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松滋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连长、营长。1934年5月率部随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红二军团五师十五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雁北军区第二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二野战军三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川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肖友明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攸县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攸县红军游击队干事，攸县少共县委书记、巡视员、工作团团员，红六军团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长征。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七一九团、绥德警备区、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大队、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中原军区第三五九旅特务团、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六旅十七团、西北野战军第六师十七团、晋绥军区军政干校大队、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兵团师副政治委员，防空军师政治委员，空军师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长、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肖荣昌 191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六军团无线电队报务员，军委二局报务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军委二局报务训练班、一科、三科、二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部，中原军区司令部，军委二局一处，晋绥军区司令部，西北军区司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二局局长，军委三部一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局长，三部副部长兼后勤部部长，总参谋部三部顾问。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别祖后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营军需，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没收委员会主任，第六师供给部粮秣员、供给主任。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团供给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九军分区贸易局副局长，银行经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纵队供给部副部长，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后勤部部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务部部长、后勤学院物资保障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后勤部部长，铁道兵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何家产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上犹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省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巡视员，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营特派干事，红六军团五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疆军区骑兵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田军分区司令员，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参谋长，福州军区参谋长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何维忠 190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平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供给部部长、军团供给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长征。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供给部，南下支队供给部，晋绥军区后勤部，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西北军区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西南军区财务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副部长，总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余光文 190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平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赣独立二师连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四团特派员，师特派员，红六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兼侦察部部长，红六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管理处处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十八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务部部长、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顾问。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余致泉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吉水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排长、连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晋绥军区三五八旅七一八团、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一〇八团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副师长兼参谋长，步兵第十一师师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后勤部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宋庆生 1910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的斗争，任红三军供给部文书、科员。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冀中军区独立第三支队供给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供给部、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供给部、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供给部、第一野战军三军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技术部部长、后勤部部长，装甲兵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 和 191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浏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大庸分区桑庸独立营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四师十一团特派员，第五师十三团特派员。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一纵队一大队、冀中军区警备旅第一团、晋绥军区总兵站、晋绥军区后勤部政治部、西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政治委员、部长，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张铚秀 191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副连长，第十八师五十三团连长，第十六师四十六团营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新一团、第七师五十六团，皖江军区含和支队，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第九纵队二十六师，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八十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6月，在昆明军区司令员任上专程视察了黔东革命老区。 陈 浩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十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第六师十七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第三分校训练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晋绥军区独立第四旅政治部、补充第五旅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云开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泰和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司令部译电员，第五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游击第一支队政治委员，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晋南工作团、三五九旅炮兵营、晋西北独立第一团、雁北支队、雁北军分区、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副主任。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陈外欧 1910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第十七师四十九团营长，特务团参谋长，第十六师参谋长，军团教导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野战军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校教育长，西北军区第一通信学校校长，军委测绘局局长兼测绘学院院长，国家测绘总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华堂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七师警卫营排长，红六军团特务团连长，第四十六团营长，第五十一团参谋长，特务团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胶东军区第三军分区、胶东军区第六师、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野战军三十一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南京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陈志彬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茶陵县儿童局书记，湘赣省保卫局秘书，红六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秘书。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保卫局、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热河第二十二旅、热东军分区、热河独立第八师、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政治部、湖南军区长沙军分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湖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范子瑜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大庸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川黔省财政部巡视员、财产科科长等职，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供给部、独立第一旅供给部、师供给部、晋西北军区供给部、晋绥军区供给部、晋南军区后勤部、西北军区晋南办事处、第一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兵团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第二物资计划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范忠祥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排长，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4年5月随红三军进驻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一支队、特务团，晋绥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第五军分区，华北军区独立第五旅，第一野战军七军二十一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员，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欧阳家祥 1909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吉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通信主任，五十一团团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第十六师参谋长，红六军团侦察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冀察热辽军区热辽军分区、热河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军区空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第二十兵团参谋长、防化学兵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 章 190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万载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副营长、代营长等职。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任军团政治部政治教导队队长兼政治委员、红六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政治锄奸科、军法处，三五九旅供给部，鄂北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留守处、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留守处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驻兰州办事处主任，新疆军区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坤山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沔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第四师十二团排长、代连长，师警卫连副连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晋绥军区雁北支队、塞北军分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第一野战军一军一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吉林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金忠藩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七一八团、七一九团，南下一支队第一大队、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支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十七团、第一野战军二军六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兵团师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长庚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卫生部部长，第六师卫生部部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卫生处、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卫生处、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晋绥军区卫生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检查室主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国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则盛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大队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五十一团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供给部出纳科科长。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供给部、晋绥军区后勤部、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供给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东海舰队后勤部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家美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潜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营特派员，第十团特派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晋察冀军区宋支队第三十四大队、骑兵大队、冀东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司令部、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第八地区队、冀热辽军区第二十二旅、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辽西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辽西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胡登高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莲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特科队区队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机枪连连长，第十七师五十团副营长、营长，补充团参谋长、代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军事学院、东北军政大学第一支队、东北军区卫生部、第四野战军卫生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庆积 1909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连指导员、团侦察参谋、营长，1934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地区，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后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师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东满军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三旅、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八师、江西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辽宁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振新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副排长，湘鄂川黔军区第二军分区干部大队分队长，游击队政治委员，独立团连指导员，干部大队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第四十九团政治处总支书记、营教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支队、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晋绥军区三五九旅政治部、第一野战军五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野战军师政治委员、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炮兵系政治委员兼工程系军械科学研究所政治委员、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夏耀堂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军需股长，师经理处粮秣科科长，红二军团第六师供给部部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独立第二旅供给部、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供给部、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后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唐金龙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汉川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排长，第二十一团副连长、连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营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独立第二旅四团、晋绥军区三五八旅、独立第二旅、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三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战车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唐健伯 190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四川金堂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西独立师第一团文书，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八师教导团技术书记、第七师师部书记、红二军团第四师司令部作战侦察参谋、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参谋长，教导大队参谋训练队队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处、新四军第五师参谋处、中原军区参谋处、吕梁军区和晋中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晋绥军区南下工作团参谋长、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川西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器材部部长、工程兵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陶汉章 191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进贤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教员、主任教员，湘鄂川黔军区红军学校第六分校教务主任，红二军团教导营副营长、营长，庆阳步兵学校校长兼教员。参加了长征。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冀中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华北军政大学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 厚 191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安福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九团副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第四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绥蒙军区骑兵第一团、骑兵第四支队、骑兵第二团、绥蒙军区绥东军分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绥蒙军区盟军分区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平地泉军分区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黄忠学 1911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警卫营书记，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代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政治处、师政治部组织部、三五八旅教导营、晋绥军区第九军分区、第一野战军七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海军青岛基地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海舰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 飞 1914年生，土家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永顺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四师政治部统计干事、青年干事。参加了长征。其间，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及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司令部、苏鲁豫支队三大队、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司令部、海边支队、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九师、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九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教导团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彭清云 191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六师四十七团营政治教导员，第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二十八师十四团、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六〇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部三部政治委员、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富九 191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无线电报务员、红二军团报务主任、红六军团电台队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军委二局前方工作队、晋察冀军区第二局、华北军区二局、中南军区二局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技术部一局局长兼政治委员、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董家龙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荆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卫生队护士长、第九师医务处处长、红三军卫生部医生、红二军团第五师卫生部部长。1934年5月随红三军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在医药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和依靠黔东百姓，利用中草药挽救了许多红军和百姓的生命。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卫生部医生。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旅卫生部、江汉军区卫生部、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第一野战军一军后勤部卫生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后勤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傅传作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便衣队队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连长、副营长，第四师十二团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独立第一旅二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独立第一旅、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七旅、第一野战军一军一师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祥煌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潜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直属通信营、山西神池县委、一二〇师政治部、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政治委员、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第五十七速成中学校长、军政治委员、雷达工程学院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廖述云 191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石首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卫生部司药、总支书记、卫生队队长、所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三五八旅八团、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西南军区工兵纵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工程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谭天哲 191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茶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司令部译电员、机要科科长。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鄂北军分区第二团、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卫生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联合学校第三分校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厦门水警区政治委员、福建基地政治委员、海军学院政治部主任、海军学院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谭友林 1916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江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随红三军进入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政治部青年干事、独立营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六师十七团政治委员、第五师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四支队、豫东游击支队、第四师六旅、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东北民主联军第十二纵队、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工程兵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樊哲祥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公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5月随红三军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文印股股长、宣传队队长、宣传科科长，红三军司令部参谋。现留存黔东的一些红军标语出自其手。参与创办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星报》。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三五八旅七一四团、晋绥军区司令部、绥蒙军区、华北军区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军训处处长、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颜文斌 191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江西永新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排长，第五十一团连副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四旅、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魏天禄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天门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其间任红三军第七师二十五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第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师、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华中军区直属队、华东野战军后方办事处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吴淞要塞区副政治委员、淞沪基地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部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魏国运 191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北监利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其间任红三军第七师二十六团、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军委总参谋部、中原军区司令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部部长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平化 190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炎陵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同年10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参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宣传部、三五八旅政治部、一二〇师独立二旅、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晋绥军区政治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等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等职。1985年10月，在中顾委委员任上视察了黔东革命老区。 陈靖 1918年生，苗族，中共党员，贵州瓮安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4年9月参加先期长征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后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和拓展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指导员、教导员、文工团团长、摄影科长、宣传科长、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在炮兵旅、师政治部、特种兵政治部任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军区防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炮兵顾问等职。业余从事历史撰写工作，创作了系列电影剧本、纪实文学、散文等作品。进行了达百万字的长征系列创作，有《重走长征路简集》《重走长征路集叶》《寻根溯源录》等。其中《诗言史》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徐向前等的好评并题词。1984年至1994年间，在重走长征路中，4次来到黔东革命老区，凭吊战友，慰问父老乡亲，先后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40多场，听众数万人次。 卢冬生 190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湘潭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红三军第七师、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随周恩来、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1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随周逸群、贺龙到湘鄂西发动群众，组建工农红军，参加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28年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被派到湖南帮助重建省委机关。并两次将中央指示和文件送到湘鄂边。先后担任红四军司令部手枪连连长、警卫营营长。1930年7月任红二军团第二十团团长。1932年担任独立师政委，1933年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是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5月率部参加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年7月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同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担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率部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后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2月受命赴莫斯科学习。1941年9月被派到远东地区八十旅工作。1945年8月被任命为松江军区司令员，同年12月牺牲。 王光泽 1903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衡山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黔东独立师师长。1926年投身工农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赤卫队队长、警卫连副连长、连长。1932年任茶陵警卫营营长。1933年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该团编入红六军团后任团长。1934年8月率部随任弼时、肖克、王震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西征。同年10月，在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后，任黔东独立师师长，受命在红二、六军团东进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后，与中共黔东特委书记、独立师政委段苏权一起，领导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继续坚持斗争。此后，指挥部队开展积极、主动、有效的游击战，与敌周旋，打击敌人。经过1个多月的不间断战斗，吸引住敌军大批兵力，完成了策应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的任务。在部队且战且退，弹尽粮绝，战士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待部队突围后，孤身一人化装前往湖南，途经秀山时于12月21日被抓。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坚贞不屈，被敌捆在木椅内，抬至酉阳县龙潭镇荒坡上秘密枪杀。就义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等口号，英勇牺牲，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冉少波 又名冉云，1903年生，土家族，贵州印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副师长。1924年到湘军当兵。1926年8月参加北伐，1927年到四十军与四十四军联合开办的军官教导队和讲习所受训。1928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1929年5月毕业，先后在湖南芷江、新晃、贵州天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任铜仁车鸣骥教导师武术教官。1932年10月回家乡组建独立营，提出“一打仗主二打官，不与穷人啥相干”的口号，缴了县长和公安局的枪。1933年6月沿河谯家、上坝和印江、德江稳坪等地民团围攻冉家坡，独立营失败。同年冬化名张羽峰到德江稳坪领导“神兵”运动。“神兵”与敌斗争失败后，于1934年6月率“神兵”投奔贺龙，改编为红三军直辖的“黔东纵队”，任司令。同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是年9月任黔东独立师副师长。在攻打玛瑙洞，奔袭淇滩，围攻大坝，二战木黄，倒马坎激战等战斗中立下战功。为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为黔东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是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后调任红二军团司令部参谋、侦察二科科长等职。后参加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学校教官，尽心尽职为红军培养军事人才。1935年4月在湖南省永顺县塔卧被错杀，时年32岁。1987年7月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为其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孙秀亮 原名孙孝义，1901年生，土家族，中共党员，贵州沿河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年以前，先后到沿河谯家和思南求学。1920年在本村教私塾3年，1928年后随父往返秀山等地经商。1933年加入冉少波等组建的“神兵”队伍，任沿河“神兵”独立连连长。1934年6月率部投奔红三军。同年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席，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做了大量艰苦的组织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挺进湘西后，奉命率黔东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游击队、自卫队坚守根据地，与敌展开殊死的斗争。同年12月被叛徒出卖，就义于沿河县沙坨乌江渡口，时年33岁。 陈正国 1892年生，土家族，贵州印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者之一，时任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以帮工为生，为人正直，仗义疏财，在家乡很有影响。后参与组织黔东“神兵”，被推为副佛主。1934年6月，率部参加红三军，在红军干部张均望的教育帮助下，积极筹建苏维埃政权，组织游击队、自卫队，被选为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7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10月，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挺进湘西后，奉命与黔东独立师一起坚持根据地斗争，在与敌多次战斗后，转移梵净山。11月中旬，敌人围攻护国寺，独立师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撤离梵净山。其间被国民党“清乡团”抓捕，押往贵阳，投入监狱，后释放回家。1962年在家病逝。 第22章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黔东英烈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四周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的喜庆时刻，铜仁地区党史资料丛书《黔东英烈传》第一集应运而生，它宛如一份承载着敬意与怀念的珍贵礼物，郑重地奉献给每一位心怀家国、铭记历史的同志。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踏上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征程。无数优秀儿女挺身而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为代价，为新中国的诞生铺就了一条血与火的道路。在那烽火连天的战场，在那暗潮涌动的地下斗争，在那艰苦的建设一线，他们的身影从未缺席。他们所展现出的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如同一座巍峨的灯塔，在茫茫黑暗中指引着前进的方向；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让他们在面对枪林弹雨、生死考验时，毫无畏惧，勇往直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便身处绝境，也能让他们保持对胜利的憧憬和对未来的希望；而革命的胆略与智慧，则使他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一次次化险为夷，赢得胜利。这些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我们从事党史资料征研工作，为这些英烈立传，不仅仅是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与斗争经历，更是将他们的英雄业绩铭刻在革命的光辉史册之上。这一举措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这些真实而生动的记录，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到党的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与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能科学地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智慧，为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这些英烈的精神，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强大力量源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用革命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象我们前辈那样，象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永不止步。 黔东地区，无疑是一片具有深厚革命光荣历史的红色热土。这里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斗争经验，展现出了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 早在大革命时期，黔东人民便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贺龙、周逸群等革命先驱的引领下，积极投身革命浪潮。他们怀着满腔的热血与对光明的渴望，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广阔的战场上，为了推翻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随后，他们又义无反顾地参与到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中国革命的新征程揭开了序幕。这一时期，黔东人民的革命热情如星星之火，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燃起，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来到了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县。红军与当地人民紧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这是在云贵高原上树立起的第一面红色政权的旗帜，它象征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希望，也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紧接着，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抵达黔东。苏区人民以无比的热情和坚定的行动，迎接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的胜利会师。这一会师，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更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在红二、六军团撤离黔东后，苏区人民在特委段苏权同志的领导下，与黔东独立师一起，顽强地坚持根据地斗争。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为红军的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以及策应中央红军长征，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 1936年元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经过玉屏、铜仁、江口、石阡等县。黔东人民怀着深厚的情谊，如同迎接久别的亲人一般，为红军提供了各种支持与帮助，使得红军能够顺利北上抗日。这份军民鱼水情，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期间，党在思南、德江、松桃等县先后建立了地下组织。这些地下党组织犹如黑暗中的火种，领导着各族同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通过宣传抗日思想、组织群众集会、开展游击斗争等多种方式，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凝聚起了强大的抗日力量。革命的火种在黔东各县迅速蔓延，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此后，地下党组织及领导下的游击武装与人民解放军紧密配合，他们在战场上相互支援、协同作战，为黔东的解放谱写了一曲曲激昂慷慨的战歌。在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无数黔东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换来了黔东地区的新生，也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黔东地区历次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优秀人物。他们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 周逸群烈士，作为贵州青年运动的先驱、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领导者，在革命的早期，他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组织能力，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他更是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和军事指挥者之一，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他运筹帷幄，为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后，他投身湘鄂西地区，成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探索革命的道路，为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旷继勋烈士，为创建红六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军事指挥上有着非凡的才能，带领着红军队伍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同时，他为开拓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也立下了不朽功勋。在不同的革命根据地，他都积极推动土地革命，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肖次瞻烈士和熊大瀛烈士，作为思南地下党的创始人，他们在黑暗的岁月里，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他们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为思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他们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李光庭烈士，作为中共贵州省工委军事小组负责人，他肩负着重要的军事领导责任。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他精心策划、组织军事行动，为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智慧和勇气，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王光泽烈士，在红军苏区的斗争中，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他毫不退缩，始终坚守在战斗的第一线。他带领着红军战士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为保卫苏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壮烈牺牲。他的英勇事迹，成为了红军精神的生动写照。 还有那些在抗日前线英勇献身的炳焜烈士等众多英烈，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此外，朱亚、董啸嵋等同志，他们在黔东解放以及铜仁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了地区的发展、人民的幸福，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黔东英烈传》第一集，精心介绍了这十八位烈士和党史人物的光辉事迹。他们，仅仅是黔东地区众多英烈中的杰出代表。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无名英雄，他们同样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的故事，或许没有被详尽地记录下来，但他们的精神，与这些有名的英烈一样，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敬仰。 我们深深地怀念这些英烈，他们的高尚品德，如忠诚、勇敢、无私、奉献等，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的光辉业绩，是我们砥砺前行的动力源泉；他们的革命精神，更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我们要传承他们未竟的事业，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以坚定的信念、饱满的热情、不懈的努力，为振兴中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拼搏。我们要让这些英烈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勇前行。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和整理黔东地区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其他烈士和党史人物的事迹。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精神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传承和弘扬。我们坚信，在英烈精神的鼓舞下，黔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必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迈进。 农会主席杨光模 在世纪之交的1907年，杨光模诞生于沿河县淇滩乡天宫井的一个土家族赤贫家庭。半岁时父亲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贫困使他无法接受教育。十二岁起，他就为发财人家看牛，归来后还得喂猪、做杂活，稍有差错便遭打骂。 这般折磨让年少的杨光模不堪忍受，他前往德江求生，却又被财主儿子用棒子逼回。无奈返乡后，他靠背脚、打草鞋卖、说春讨饭艰难维生。在死亡线上挣扎二十多年，黑暗生活不见尽头，但他心中始终期盼着光明，而这光明就是后来的共产党。 1934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从四川彭水进入贵州黔东。红军历经后平、务川、德江，突破乌江天险，攻占沿河县城，之后南进小井，东出南腰界，转兵刀坝，在沙子坡与“神兵”首领会面，召开“神兵”大会，抵达枫香溪。 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沿河、印江一带开展苏维埃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后，红军抽调百余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三百余名武装工作人员深入村寨宣传发动群众。红军首次来到天宫井时，杨光模听闻红军代表宣传，明白红军是为穷苦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队伍，便怀揣信念投身革命。他协助红军代表走村串寨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几十人的游击队，天宫井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当选主席，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 淇滩是乌江南岸重镇，与天宫井相近。7月17日，红三军九师在钟炳然师长、廖汉生政委率领下占领淇滩，成立了淇滩区革命委员会。杨光模得知红军到来，激动不已，四处奔波组织乡亲腾房让屋、筹备粮草。一次，他借得稻谷四背（折合一二百二十多斤），与自卫队长杨光道将谷子加工成大米及时送至红军师部，获钟师长表扬。 红军在天宫井期间，杨光模带领游击队配合红军行动，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武装。一次侦察敌情时，发现小河对门焦坝有黔军杨畅时部三百多人，此地地势险要。红九师获情报后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战斗，挑选一百二十名战士组成突击队，杨光模主动参加并当向导，带领突击队分路包围敌人，敌人遭突袭溃逃，此战打死打伤敌人五十多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武器一百多件，他出色完成任务。 随着革命推进，黔东根据地扩大。7月21日，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这是贵州高原首个红色革命政权，苏区人民称“省政府”。随后，黔东特区党、团工作委员会成立，发展党、团员，建立基层组织。 期间，红九师为党团组织发展开展工作，杨光模作为党员发展对象，经与红军干部多次谈话，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便积极要求入党，坚定表示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久，他正式入党。 这年7月末，杨光模经红九师推荐并获批准，出席中共黔东特区工委在“省政府”召开的党员会，会议由夏曦主持，有沿河、印江、德江等县六名党员参加。两天会议中，他聆听夏曦讲革命形势、学党课，领会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结束时领到党员学习证件，激励他继续奋进。 入党后杨光模革命意志更坚定。8月15日，他带领游击队配合红三军主力和沿河独立团袭击洪滩敌人，消灭黔军付衡中旅一个营，后又参与第二次攻占沿河战斗。战前敌人拉走船只封锁渡口，钟师长将找船任务交给他，他连夜找到三只木船，扎好漏水船只交给红军。古历8月15日，红九师在游击队支援下强渡乌江，击败敌人，第二次占领沿河县城，巩固发展了黔东根据地。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东进湖南，重组黔东独立师坚持黔东根据地斗争。黔东独立师在段苏权和王光泽率领下返回苏区，杨光模带领天宫井游击队编入沿河独立团参战。黔东独立师在多地与敌激战，后因敌人重兵包围，特委决定向梵净山转移，杨光模随部集中并进军梵净山。 杨光模随独立师进入梵净山护国寺一带后，和战士们挖战壕、筑工事、砍树拦截道路、堆积滚石、下山打给养。一次师长组织一百人下山打给养，缺七人，杨光模主动参加并挑选六名队员带队。半夜到达昔土坝打开土豪粮仓装粮时被敌人发觉，他帮战士装粮，自己最后扛粮离开，途中手臂被敌人砍伤，仍不顾剧痛扛起粮食追赶队伍，与同志汇合。到达驻地后，师长检查其伤口并让军医包扎，此次行动虽有人员损失，但为部队准备了粮食，打破敌人封锁。 此后敌人进犯，我军在多地击溃敌人进攻，敌人不甘失败又调集两千多人合围护国寺，独立师退至钟灵寺伏击，激战一天消灭敌军百余，自身伤亡二十多人，杨光模与团政委胡宏升战斗时，政委中弹脚断，他背政委跑十多里，终因伤势过重政委牺牲，他掩埋政委后继续战斗。 独立师撤离梵净山向湖南转移找主力红军，途经多地时在石号坡遭反动民团袭击，杨光模与部队失散，后于1934年底回到沿河。此时黔东苏区被敌人蹂躏，天宫井反动头目扬言杀他，他有家不敢回，躲进山洞，后听从乡亲劝告逃到德江县泉口司的芦统溪，靠帮人、说春、背脚生活十三年，期间革命信念从未动摇。1948年革命烽火燃遍全国，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将垮台，便回到家乡迎接新曙光。 解放后，杨光模担任村农会主席，带领乡亲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无论天气如何，都带着民兵追捕匪首，将其捉拿归案，维护地方稳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先后任初级社、高级社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心扑在生产上，与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保护发展桐棬经济林木，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获表彰。 三十多年来，杨光模常以红军黔东斗争事迹和自身经历给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述革命先辈与苏区人民共患难建立政权的历程，勉励大家热爱党和祖国，为建设祖国出力。生活中他也身体力行做好事，搭桥修路、帮病妇治病、背小学生过河等，还调解民事纠纷，促进民族团结和谐，深受乡亲爱戴。 然而，长期劳累和艰苦斗争让杨光模身体不堪重负，1985年1月，他因劳累成疾医治无效离世。乡亲们悲痛送别这位老共产党员、乡苏维埃主席、红军老战士，他的革命精神和事迹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行，成为人们铭记和学习的榜样。 湖北籍红军英雄朱世伯 朱世伯，湖北洪湖地区人*，一九一二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时因家贫上不起学，每天只得拾柴放牛，做些辅助农活，在苦水里泡大。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派遣贺龙、周逸群来到他的家乡闹革命，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洪湖一带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这时期，朱世伯积极投入打土豪、分田地的火热斗争，受到了革命的锻炼。不久他哥哥由赤卫队正式编入红军，跟随贺龙离开洪湖，转战七千里，来到湘鄂边。接着，又进入黔东，与这里的人民共同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为黔东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从黔东苏区出发，挺进湘西。朱世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长期考验，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为培养红军干部在湖南永顺县塔卧成立了红军第四分校*，朱世伯被选拔到红校学习。由于他刻苦努力，在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好成绩。结业后分配到红六军团十六师四十六团二营担任营长。 一九三五年十月，他率领该营在桑植县洪家关保卫红军医院期间，认识了卫生员曾红林，不久，他俩结了婚，成为革命的伴侣。朱世伯因作战机智勇敢，指挥有方，由营长升任十六师四十七团参谋长。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红二、六军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桑植县刘家坪誓师，开始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转移。出发前，朱世伯的爱人曾红林调到军部工作。他俩随军团主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一九三六年元月，红二、六军团在湖南芷江、晃县间组织“便水战役”，朱世伯所在的团参加了这次战斗。便水一战按预定计划是要给尾追的国民党军李觉、陶广部以沉重打击。当我军从五十多里的龙溪口赶往便水，与敌章亮基部前卫一个师接触后，敌人越打越多，增到三个师，同时敌人又从南面进攻龙溪口，在龙溪口以南一、二十里地也发生了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迅速撤出了战斗。 便水战役刚结束，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在龙溪口开会研究下步行动部署。元月六日，上级命令四十七团为红六军团前卫，向贵州的黔东前进，攻打玉屏县田心坪敌新八师据点，为后续部队扫清道路。出发前，朱世伯与爱人曾红林握手告别。七日，部队从湖南晃县龙溪口出发经洞坡、孙家田、马家冲至马家坳时，部队即分两路，一路由朱世伯带二营正面攻击；一路由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率一营由左翼包围。在距田心坪五百米处，与国民党守敌蒋在珍部李昌荣团的前哨交火。战斗打得很激烈，持续约两小时，敌军被我军击伤数人后开始溃逃。朱世伯率领红军战士在乘胜追击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二十四岁。 朱世伯在担任红军团参谋长期间，总是亲临前线指挥。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他善于对部队管理教育，工作责任心强；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是党和红军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 黔东人民永远怀念朱世伯烈士！ 老红军安鸣皋谈神兵与红军 1934年7月，我正式投身红军队伍，从此踏上了一条满是血与火的革命征程。那时候，咱们德江地界上，前往枫香溪寻觅红军的人，主要分成两拨。一拨是秉持着抗丁、抗捐、抗粮宗旨的神兵，另一拨则是开展吃大户行动的农民暴动组织 。 在当时那个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苛捐杂税就像一道道沉重的枷锁，死死地套在老百姓身上，抓丁拉夫的事儿更是像豺狼一样，肆意践踏着穷苦百姓的生活，大家伙儿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艰难。神兵打出抗丁、抗捐、抗粮的旗帜，一下子就戳中了民众的痛点，对众多受压迫的人来说，就像在黑暗里看到了一丝光亮，自然吸引力十足，成了大家反抗不公的选择。可谁能想到，神兵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反动派立刻举起了屠刀，到处抓人、杀人、放火，好好的德江大地，被他们搅和得血雨腥风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儿上，听说枫香溪来了共产党领导的红三军，各地的神兵仿佛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纷纷朝着那边奔赴，投身到红军的怀抱里，我呢，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投身红军之后，我一开始是在神兵团锻炼，后来就编入了纵队师。师长冉少波、副师长张金殿，还有团长张羽让、副团长张金煌，这些领导们，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角色，打心底里让人敬重 。我们团下面设置了三个支队，一支队长是简祖德，二支队长为杜显贡，三支队长安明文，巧的是，安明文是我哥哥，我就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支队里担任通讯员。跟着队伍南征北战的日子里，我主要负责传递重要信息，虽说危险时刻都在身边打转，但我心里那使命感，那叫一个满当当。10月的时候，部队开拔到南腰界，和六军团会师，可没过多久，我们就面临着编散，大家只能各自踏上新的战斗轨迹 。 后来，二、六军团主力朝着湖南进发，一部分神兵和红六师十六团合编，组成了独立师，留下来坚守黔东的斗争。可后来听说，独立师遭到了王家烈部队的残酷围剿，被打得七零八落，好多同志都壮烈牺牲了。他们的热血洒在了黔东的土地上，就像春雨滋润大地一样，滋养着革命的火种，等着有朝一日重新燃烧 。 一起参军的战友特别多，那些难忘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在我脑子里从来就没褪色过 。张羽让、张金殿接到命令，带着队伍去新滩扩红，结果碰上当地反动武装疯狂袭击，不幸牺牲了。他们一心想着壮大红军力量，最后把自己的性命留在了异乡；冉少波到了湖南以后，因为对部队改编不满意，居然妄图带着部分人开小差，最后在湖南关里坪被处决了，革命队伍纪律就跟山一样，半点动摇都容不得；安明信原本在方面军总部工兵连当兵，可后来却跑回了家乡，把为革命奋斗的使命给扔了；安明全在战斗里英勇牺牲，安标清是漩家渡人，也在湖南高粱坪的战斗中血洒疆场；简佐先、柴平缝，都是岩上人，同样在战场上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 。 长征那一路，条件艰苦得没法说，伤病员没办法跟着军队继续走，只能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咱们德江的安天茂是台上人，安明月是板桶水人，他们都经历了这样的艰难时刻，而安世友更是在长征的路上，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到了陕北，西安事变前后，安明怀在四师十二团当通信员，因为年纪大了，被复员；安经海是高阡人，1939年的时候，在120师359旅716团2营当营长，在抗日的烽火里壮烈牺牲，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 。 这些过往的事儿，一桩桩、一件件，全是血与火的交融，荣与辱的交织，它们清清楚楚地见证了革命胜利到底有多不容易。现在把这些讲出来，就是想让后来的人知道，咱们如今的和平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热血、用生命换来的，得加倍珍惜，还要把革命精神好好传承下去，让红色基因一直延续，永远发光发热 。 周逸群之一 周逸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早年从事青年宣传工作和领导中国青年军人运动，卓着功劳；他与贺龙同志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和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与贺龙同志亲密合作，共同努力，创建和领导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创建和领导了洪湖赤卫队。1931年5月，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保卫洪湖苏区的英勇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青少年时代的进步思想 周逸群，学名立凤，贵州省铜仁县城关镇人，1898年7月23日诞生在铜仁城关大公馆路（现共同路十三号）一个“小康之家”。因父母早逝，从小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少年时代的逸群，从小聪慧，族叔周自炳先生很喜欢他，教他识字、读书。1905年，进入周自炳先生等人创办的城南小学学习。他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从不打闹，经常独立一旁，抄着双手，思考和消化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每期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逸群不仅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而且关心时局，爱憎分明。当时，铜仁有个外号叫“铁算盘”的财主郭铁珊，残酷地剥削帮工，激起了他心中的忿忿不平。于是他邀约同学编出顺口溜，讽刺郭铁珊的丑恶嘴脸。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日益加深，在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在思想上利用信仰和侵华作为侵华工具，腐蚀中国人民。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在铜仁设立了“福音堂”，他们披着教士的外衣，扯起慈善事业的招牌，进行侵略活动。逸群目睹洋人在自己家园横行霸道，蹂躏祖国大好河山，激起了他无比的愤怒。一次，他带领几个同学来到中南门“福音堂”门前，用石头砸烂了福音堂的玻璃窗。表现了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无畏精神。 1914年，逸群进入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第十期学习。在四年中学学习期间，他认真攻读，特别刻苦钻研中国历史。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写的一篇作文《诸葛亮辅汉于蜀论》被选为全校优秀文章，登于校刊《南明杂志》第一期上。发表在校刊上的还有《明太祖以布衣起兵论》等文，都受到师生们的好评。他关心时局的发展，向民众宣传反袁（世凯）斗争的胜利，对贵州政情有充分的了解。 逸群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春天回到故乡铜仁。这时正值铜仁教育会成立，周自炳先生为教育会长，逸群充任教育会会计。他忠于职守，办事认真，待人非常诚挚；遇事又敢作敢为，受到同事们的爱护和尊敬。这期间，他经常参加从事教育多年的族叔周自炳、周自谦先生对时局的家庭讨论。例如怎样拯救中国的问题，逸群在族叔的启发和教育下，大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次，他跋涉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大溪沟，与佃耕老农促膝谈心，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情他们的处境，批判吃人的封建土地制度，决心把家里的田产无偿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1919年3月，逸群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 当时，由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成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日本，逸群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告诉了人类出现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喜讯，并且谈到：要想达到我国人民向往的大同世界，即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体系，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体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苏俄之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逸群加入了留日学生会，积极带领中国留学生为保障学习和基本生活条件而斗争。一次，国内由于军阀混战，中止了留日学生生活费达数月之久，使同学们陷于困境。学生会选出逸群等十几个代表，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解决生活问题。经过说理斗争，迫使公使胡维德接受条件，答应借款解决，斗争取得胜利。 1922年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帝国主义勾结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九国公约”。宣称：“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政策，以实现瓜分中国的目的。“九国公约”一出笼，就遭到了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留日学生立即召开大会，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反对华盛顿会议。逸群废寝忘食，积极投入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会后，他被选为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团的成员，受留日学生的委托，回到祖国，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了广泛宣传。不久，他又回到日本。 这时，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周逸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立志投身中国革命的愿望非常迫切。于是他同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的贵州籍青年毛景周商量，决定回国从事革命的武装斗争。 1923年春，当毛景周在士官学校毕业时，逸群断然放弃了学习，两人一起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在上海，又进一步研究了到湘黔边一带去拉队伍的行动方针。这里“天高皇帝远”，都是地方军阀把持，如湖南凤凰的陈渠珍，就是赫赫有名的“湘西王”，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军阀之间互相火并，家乡铜仁连年发生战争，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逸群等来到湘黔边进行一系列兵运的联络工作，经过大半年的尝试，最后终于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党的直接领导，加之当时湘黔边地区党和群众的基础非常薄弱，没有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条件极不成熟。逸群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宣传革命以唤起民众，才能实现武装斗争的目的。从此，他着书立说，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 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 1924年初，逸群重返上海。当时，我国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好形势，对于从事革命宣传，唤起民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事业极为有利。逸群开始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其中刊于第一卷第五期的《革命与统一》一文，以充分的史实，论证了“革命”与“统一”的辨证关系，指出：“军阀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物”，“中国若不用革命的手段，把反革命派的势力根本铲除，中国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而且为要防制反革命派，革命以后，必要有相当的时间，由革命派专政”，这样，“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才能有真正的统一可言”。此文与发表在同一期上的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肖楚女《教育与革命》等文章紧密配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接着，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启发下，他联合了在上海的贵州进步青年李侠公等，组织“贵州青年社”，并创办《贵州青年》旬刊。5月，正式发表创刊宣言。《宣言》说： 我们对于政治，主张：1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2唤起民众底阶级的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3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在解决贵州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社会方面，主张：1打破一切的不平等的制度；2唤醒青年向上精神，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3促进“互助”、“团结”的美德，以训练团结生活。文化方面，主张：1积极灌输新思想，以唤起青年底知识欲；2改造因袭的人生观，使一般人得着“人的生活”；3铲除一切占据思想界底旧权威的黑暗势力；4促醒教育根本的注意点……。 逸群主办《贵州青年》，精力旺盛，特别具有埋头苦干精神。从采访、搜集素材到拟稿、编排、校对等工作，他都亲自动手。由于发行量有限，经费比较困难，除少量捐助外，大都靠逸群从家里寄钱来解决。而他自己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尤其对西南的政局，逸群有深刻的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创刊号上，他以“黔铁”笔名撰写的《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肯定了贵州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贵州人切不可以因为恨唐继尧滇军而走错路，去欢迎直系势力袁祖铭回黔驱滇。因为贵州“实在是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阀对抗，为着民国奋斗的”，“今天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联合努力革命的程期中，贵州既和西南各省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贵州人今日是不能让“任何反势力侵入，将它原有的个性摧残，使它的地位和精神，从此与它的环境永陷于矛盾和冲突的悲境”。 在《贵州青年》第六期上，逸群发表的《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论文，影响很大。文章以铁的事实，精辟地分析，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阐述了刘湘、赵恒惕代表精神附北派和刘存厚、袁祖铭代表实质附北派的具体表现。指出：“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加以攻击。”文章结论写道：“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但是在他们未驱逐附北的袁祖铭，与西南民主派合作移师声讨曹、吴及服从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命令之前，我们仍然是毫无疑义地攻击他们的附北行为。”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西南军阀的极度恐慌。他们为压制革命舆论，指使贵州的爪牙给《贵州青年》投匿名信，信中画了一枝手枪，进行无耻的威胁和恫吓。逸群面对敌人的卑劣行径，仍坚定不移地继续战斗。 逸群发表在《贵州青年》上的还有《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军人的头脑》等，这些文章像利剑般地刺向封建军阀，对西南的政局以深刻的影响，促使黔军进步官兵后来倒袁北伐。同时，也启发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政治觉悟。《贵州青年》成为当时唤醒贵州青年，向着黑暗势力冲锋陷阵的革命号角！ 《贵州青年》一问世，就得到了《中国青年》主办人之一的肖楚女的重视和支持。他在《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新刊批评”栏内，向全国广大青年介绍和推荐《贵州青年》，指出“是贵州人为了要求贵州前途底光明而办的”，并撰文对逸群《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说：“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 逸群在与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接触和交往中，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进一步靠拢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逸群到广州黄埔军校后不久，经鲁易和吴明（陈公培）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将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黄埔军校的革命活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党“一大”，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于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从全国各地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团员和先进农工青年到该校工作和学习。 这年秋天，周逸群怀着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信念，投笔从戎，立即奔赴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他从上海来到广州，见到了先期到达黄埔军校的李侠公，旧友重逢，畅叙情谊，逸群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七绝诗，表达他坚强的革命决心： 废书学剑走羊城， 只为黎元苦匪兵。 斩伐相争廿四史， 岂无白刃可亡秦？！ 10月，逸群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首先结识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开始了革命的亲密合作。这时，党在黄埔军校的组织是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第一期学生结业以后，党的特别支部进行了改选，组成新的特别支部。恩来与逸群俩同时担任了特别支部宣传干事。逸群一方面认真攻读革命理论，刻苦钻研军事技术；一方面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和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为了把黄埔军校的进步青年军人团结在党的周围，逸群与蒋先云、李劳工等共产党员于1924年底成立“火星社”。它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党的秘密革命团体，是效法列宁创办《火星报》而定名的。参加的成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逸群通过“火星社”，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进步力量，开展革命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在军校学生中影响很大。1925年初，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进行第二届选举，“火星社”发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竞选活动，结果逸群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日常工作。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因落选而狼狈不堪。 逸群来到黄埔军校，没有赶上开学典礼。听说孙中山先生主持了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讲到关于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实现民主革命而奋斗的主张。逸群深以不得见到和聆听中山先生的讲话为憾事，于是他和李侠公联名写信给中山先生，表达殷切求见的心情。几天后，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召见了他们。中山先生首先赞许逸群和侠公投奔广州参加革命的行动，特别是对逸群在日本庆应大学学习后又来当“武学生”给予很大的鼓励。接着，谈到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的道理，以及实行国民党改组的原由，痛斥了顽抗改组、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逸群平常沉默寡言，那天，他胸有成竹地向孙中山先生提出许多问题，其中提出：“中山先生决心北伐，目前北洋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势力大，革命军能够战胜吗？！”所先生不作答，反问逸群：“你说说？”逸群说：“光靠革命军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联合工农的力量，武装工农，才能取得胜利。”他滔滔不绝的讲话使中山先生连连点头，表示赞赏。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孙先生对他们说：“你们这些青年娃娃，不要以为我是大元帅，你们的前途是很远大的嘛！”“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身上！” 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为进一步加强党在革命青年军人中的团结，以“火星社”为基础，开始筹建更广泛的革命青年军人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1925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逸群是负责人之一。“青军会”的任务是“领导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向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进攻；深入一切军人群众，告诉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他们所受的痛苦；努力同农工群众联合，结成农工的严密的联合战线。以建设一个统一的坚固的国民革命政府，和有革命纪律的革命军”，“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为宗旨。1925年9月，第二期结业后，党派逸群担任“青军会”主席，专职从事青年军人的组织领导工作。 以党团员为骨干的青军会，开始只是在军校内发展会员，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扩大到驻粤的湘军讲武堂、滇军干校教导团、粤军宪兵营、鄂军讲武堂和部分海军中，并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例如，在四川工作的旷继勋曾派钟克容前往广州“青军会”联络，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仅八个月的时间，会员就发展到二万多人。成为当时革命青年军人中唯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 青军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军阀和巩固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逸群等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先后创办了《青年军人》、《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兵友必读》等刊物及小册子。这些革命刊物，成为党在宣传革命的统一战线、团结革命青年军人、打击敌人的重要宣传阵地。逸群紧密配合形势和任务，撰写了一些重要文章，发表在这些刊物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第一次东征战役中，逸群及时组织青军会会员参加战斗。他针对革命军人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在《青年军人》第五期上发表了《说牺牲》一文，阐述了东征的意义和如何正确理解牺牲精神。他说：“我们革命，是为要解放我们被压迫的民族，实现我们的主义，不是有意拿我们的头颅，去换什么‘烈士’的头衔的。”因此，“我们只看他是否恪守党的纪律，能否尽忠他的职务便可以知道他有无牺牲精神。”同时，青军会紧密配合军事进攻，组织政治宣传队，印发“青年军人联合会东征宣言”五万份，其他传单数十万份，宣传东征的意义和目的，鼓舞士兵英勇杀敌，动员各界群众支援东征，打倒军阀陈炯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中，逸群组织青军会向滇桂军士兵广泛散发《兵友必读》小册子，号召不为杨、刘利用，以免危害革命政府，并命令滇桂军中的青军会会员立即脱离叛军。这样，在青军会的强大政治宣传攻势配合下，叛军仅在一星期内就土崩瓦解。 五卅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革命力量。6月2日，青军会在广州与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逸群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五卅”及省港大罢工，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工人阶级的英雄业绩。他说：“中国现时之民族革命运动，以‘五卅’事件而充分证明劳动者的特殊势力，其不妥协精神，实远在各阶级之上。”并且指出：“中国民族革命之成功，必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后，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惟有中国的劳动阶级，有此决心，有此力量。”中国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同时，在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时候，逸群发表文章，用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相勾结，妄图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唤醒全国民众，“我们若想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独立，以后永远消灭国耻，首先就要肃清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军阀！”这就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一年中，青军会在党的统一战线正确方针指引下，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取得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逸群以精辟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这一历史功绩。他说：“中国青年军人运动，在总理逝世后的一年来的成绩，最重要的能使军人打破地方主义而从事全国军人的联合，进而谋工农兵的大联合。……现在青军会已能领导全中国的革命军人，无形中是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中心，我们要使革命势力发展到全国，则青年军人运动当与青年工农运动一样重视，因为他们三种群众，都是最受压迫而最能革命的。”当时称为“广州三杰”之一的张秋人也热情称赞青军会“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恽代英对青军会也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希望全国热心于军事运动的青年以他们为榜样，“把党与主义公开的或是秘密地输入军队中间去”，那么全国的军队“都可以变成象广州一样的革命军”。 青军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敌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爪牙王柏龄、缪斌、杨引之等一伙，经过反革命的策划后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们以宣传孙中山学说为幌子，宣扬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与黄埔军校的“西山会议派”分子互相勾结，用种种卑劣手段打击共产党员，偷窃共产党人文件，肆意攻击青军会，蓄意挑起事端，迫害青军会领导人。逸群面对现实，坚定地领导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天，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潘佑强、杨引之等人在广东中山大学遇到青军会一位负责人，即辱骂不休，并施以毒打，结果他们自己亦遭到了回击。经青军会的揭露，潘、杨两人在广州臭不可闻。1926年1月的一天，在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下，周逸群于广州大佛寺主持召开“西南革命同志会”。会前，得知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组织暗杀队，要破坏这个大会。逸群立即向区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作了充分准备，参加大会的负责同志都带上短枪，大会按时召开。以假面目出现的国民党右派何应钦应邀出席了大会，在主席台就座。但不等会开完，他就借口有事溜走了。紧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开始捣乱会场，何应钦的走卒、流氓王惠生跳出来叫喊：“这个会是共产党操纵的，大家不能听他们指挥，清除共产党！”并趁混乱之际，向主席台上的逸群开枪射击。逸群沉着应战，指挥青军会保卫人员进行反击。这些反动分子见有准备，不得不逃之夭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杀害青军会领导人周逸群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又利用反动文人，从政治上进行恶毒攻击，说什么“周逸群、张其雄实为周恩来手下最得力之……两将”，充分表现了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性。 在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枪击周逸群的时候，蒋介石却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对逸群等共产党员进行拉拢和收买。一天，他特别邀请逸群和蒋先云到他家作客。席间假心假意地询问逸群家庭情况，需要什么等等，并说有困难一定帮助解决，妄图用金钱、物资进行收买，当即被逸群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使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了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借口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了这两个组织。不久，蒋介石组织了一个直接在他卵翼之下的“黄埔同学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于1926年4月15日发表宣言，宣布解散。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之后，党派逸群参加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工作，担任中校宣传科长。他积极协助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出征北伐，做了大量的宣传准备工作。为此，国民党反共文人惊呼“张其雄、周逸群两人，把持政治训练部，……以致政治工作全部赤化。” 周逸群在广州时，经常把党中央主办的《向导》、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黄埔军校的《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以及介绍广东革命形势的信件，陆续寄给贵州铜仁等地亲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当时，贺龙率部驻扎在铜仁，读到了这些刊物和信件。后来贺龙回忆说：“这对于我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1926年5月，贺龙率部由铜仁开始出征北伐，黔东、黔东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参加贺龙部队达两千多人。 杏树湾的故事 在印江县刀坝附近，有个地方如今叫杏树湾，可从前，它的名字是内口湾。这名字的变迁背后，藏着一段满是温情与坚守的故事。 那是甲戌年端阳节，刀坝的土豪们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大鱼大肉，他们划拳行令，喝得面红耳赤，沉浸在奢靡的欢乐中。可突然，一个消息如惊雷般炸响：贺军长率领红三军从沿河方向过来了！这消息瞬间让土豪们慌了神，他们吓得腿软，仿佛末日来临。这些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家伙，生怕穷人们会响应红军，于是四处散布谣言，把红军说得比那臭名昭着的白军还不堪，逼迫大家赶紧去躲藏。内口湾虽不是热闹的街市，但十来户人家也被吓得不轻，纷纷往柜子岩的岩旮旯里钻。那两三天，雨下个不停，躲在岩洞里的老人和小孩，不少都生了病，可大家都被恐惧笼罩，不敢回寨子。 不久后，红军进寨了。他们的举动让人大感意外，没有进老百姓的屋子，而是静静地坐在各家屋檐下。一些红军战士主动上山，去劝说老乡们回来。他们帮着大家搬东西，沉甸甸的行李在他们手中似乎不算什么；他们背起娃娃，脸上满是温柔与耐心，让妇女和老人们能轻松地跟在后面。 寨子里有个叫杨万兴的老者，一开始，他满心担忧，生怕家里被弄得乱七八糟。可等他进寨一看，红军都守规矩地待在外面，没有进屋，什么东西都没乱碰。他家门前那棵大杏子树，此时杏子已经黄透，一个个又大又饱满，沉甸甸地把树枝都压弯了，像一张张弓。往年，他都会把杏子摘下来，拿到刀坝场去换米，可这次，他以为红军来了，杏子肯定保不住了。没想到，树上的杏子一颗都没少，地上掉落的，红军还小心地捡起，堆在树根旁，生怕踩着。他原本担心家里的猪会饿死，可到猪圈一看，猪正吃得欢快，原来是红军把吃不完的糊锅粑、盐菜倒进了猪食槽，猪吃得肚子圆滚滚的。这一幕让杨老者心里暖烘烘的，感动与惊喜交织，他觉得红军实在是仁义之师，于是赶忙和别家争抢着邀请红军到自己屋里去歇息，还叫幺儿上树打下一篮杏子，想让红军尝尝。 然而，红军却都推辞说不吃杏子。杨老者以为他们不喜欢，急忙说道：“这树杏子好得很，又甜又面，就跟吃砂糖一样，这一方都找不出比它更好的。”可红军还是婉拒了。老者感到奇怪，不禁问道：“未必你们怕犯忌？”红军听了，温和地笑起来，解释道：“是怕犯忌，我们红军就是不兴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老者着急了，说：“吃两颗杏子算啥子？又不是你们自己拿的，是我送的，你们要是不吃，可就见外了！”红军见老者如此诚恳，实在不好再拒绝，就提出用钱来换杏子，说要是老者不收钱，就坚决不吃。 最后，红军一人拿了两颗杏子，吃了之后，都连连称赞。杨老者听着，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还一个劲地劝大家多吃点。红军班长笑着说：“一颗杏子一片心，我们已经领了你老人家的深情厚意，不要再客气了。”接着，他又对战士们说：“这样好的杏子树，就这么一棵，太少了，要是能有很多棵，让更多的人都能吃到就好了。”于是，大家把杏子核都留了下来。 在这期间，红军积极地打土豪、分田地，为穷苦百姓撑腰，建立起了革命政权，对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好。红军班长看到杨老者家的房子破旧不堪，一下雨就漏，便带着红军帮忙修整。他们爬上屋顶，更换腐朽的木料；他们打扫庭院，把屋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杨老者在这过程中，看着忙碌的红军战士，心里暖融融的，进进出出，觉得眼睛都亮了，心情也格外舒畅，这样舒心的日子，他从前想都不敢想。 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一天，这班红军要开拔到别处去了。临走时，班长向杨老者借了把锄头，带着战士们在老者的屋前屋后、坎上坎下种下了许多杏子核，他们做得悄无声息，没跟老者透露半句，还了锄头就默默告辞离开了。 红军人虽然走了，但他们的关怀和温暖却深深留在了杨老者心里。从那以后，杨老者进进出出，总感觉红军还在身边，仿佛他们还在搀扶着他，帮他砍柴、担水。老者对红军的思念日益深切，逢人就打听红军的消息：他们到了哪里？打了多少胜仗？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这份牵挂，比惦记出门未归的儿子还要强烈。 到了冬天，红军都开到湖南去了。那些土豪恶霸一看红军走了，又嚣张起来。乡保甲长们像恶狗一样到处乱窜，叫嚷着凡是跟红军有牵连、分了土豪财物的，都要加倍偿还。还不上的，就用绳索吊，用杠子折磨，手段极其霸道。保董王癞皮更是可恶，他揪住杨老者，诬陷他拿杏子供给红军，还说红军给了他无数大洋，逼他交出来。杨老者气得朝他啐了一口，根本不想搭理他。王癞皮恼羞成怒，挥舞着文明棍，把杨老者打得爬不起来，还掀了他的板板房，把那棵杏子树也齐根砍了，把树枝拖回去当柴烧。老者看着被砍倒的杏子树，心痛得仿佛被撕裂，想到红军回来后再也吃不到自家的杏子，他伤心欲绝。为了不再看到那棵树桩，他带着幺儿到坡上搭了个茅草棚住下。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时常忍不住下坡来看看，每看一次，就忍不住哭一场。 第二年春天，杨老者惊喜地发现，旧屋基周围冒出了许多杏树苗。他一下子想起红军临走时借锄头的事，立刻明白这是红军亲人种下的希望。树桩周围还有许多树秧，想必是那些落在地上的杏子生根发芽长出来的。老者越看越高兴，眼里重新有了光亮，心里也充满了希望，他赶忙在旧屋基上搭了个棚棚，从坡上搬了回来。 时光流转，三四年过去了，那些树秧渐渐长成了大树。春天一到，满树繁花，像一片燃烧的云霞，香气飘散，引得十里八乡的蜜蜂都嗡嗡地赶来。到了杏子成熟的时候，它们黄澄澄的，吃起来跟以前那棵老树的杏子一样软糯香甜，甚至依老者说，还多了几分清香，吃在嘴里回味无穷。大家都纷纷来看，也都尝到了这甜美的果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杏子树是红军种下的，都觉得这是内口湾的福气，慢慢地，大家就把这里改名叫杏树湾。 王癞皮听说了这事，又起了坏心思，想把杏子树都砍掉。有人就吓唬他，说杨老者那棵老杏子树被砍后，天神都不答应，这才又长出这么多杏子树。谁要是再敢砍树，天神发怒，不仅他自己要遭雷打火烧，还会连累这一方百姓，到时候公鸡不打鸣，母鸡不下蛋，山崩地裂，庄稼也颗粒无收。迷信鬼神的王癞皮一听，吓得心惊肉跳，只好认栽，再也不敢找杨老者的麻烦，也不敢去碰那些杏子树了。 杨老者呢，从春天盼到夏天，从夏天盼到秋天，一年又一年，始终盼望着红军能回来。终于，到了一九五〇年，解放军九十五团来到了刀坝。杨老者看到老红军回来了，又吃到那些又大又甜、软糯香甜的杏子，那颗悬了多年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铜仁城关马元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一位奔波于湘、黔边区，传播革命真理，培养革命青年，为人民解放事业顽强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叫马元熊，在铜仁县川硐区的九股坡壮烈牺牲了。但是，他的名字，他的业绩，他的精神却永世长存。 马元熊，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城关复仁坳一个贫民的家庭。父亲马锦堂原籍石阡县人，以教书为职业迁来铜仁定居。生母田氏，在元熊周岁时病逝。元熊与姐元昭、元多赖继母杨氏抚养，家境贫寒，仅靠其父教书维持生活。 一九二四年，元熊六岁，入铜仁县城南小学（现逸群小学）读书。次年，慈父病逝，虽然家庭日趋艰难，但元熊自觉刻苦学习，一九三0年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一九三一年春，元熊考入铜（仁）、松（桃）、江（口）、省（溪）即万山四县联立中学。一九三三年毕业后，受聘任教于铜仁私立端模小学。 一九三八年国立第三中学在铜仁创立，元熊考入该校高中部后肄业。由于三中师生均系从江浙一带流亡来铜，在党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元熊积极参加进步教师刘苇等组织的进步读书活动和抗日宣传队，曾徒步八十余华里山路，深入到苗族集聚地区的牛郎、沙坝等村寨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同当地农民合影留念。 一九四〇年春，国立三中江口实验部与初中部学生揭发校长叶桐的贪污事件发生，叶桐扬言系“异党分子”煽动，要逮捕刘苇老师。刘苇星夜潜往贵阳，一九四〇年暑假到重庆十四中任教，并写信介绍马元熊赴该校高中部读书。在刘老师的培养下，元熊进步很快，一九四二年毕业之后，考入沙坪坝盘溪国立艺专学习油画。在此期间，他与同班学雕塑的同学李枫认识，经常与《新华日报》、南方局青委会负责人刘光、张黎群接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四四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 一九四五年七月，由当时《新华日报》工作的王匡石（现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通知马元熊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开会。会议由刘光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匡石、马元熊、张黎群、谢安禹（元熊的爱人）。会上刘光同志讲：“现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斗争很复杂”。在分析了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今后面临的任务以后，接着对马元熊说：“老马，你是铜仁人，人熟、情况熟，是不是回到铜仁去开展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王匡石同志插话：“根要牢牢扎到农民中去”。马元熊接受任务，从思想上作好了回铜的准备。 上级党的联系人张黎群指派马元熊、李枫二同志来铜仁做党的工作，临行前，他交待：两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以马元熊同志为主。组织决定到铜仁的任务是：（一）对铜仁地区的政治、经济、阶级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二）在湘、黔边区逐步建立党的组织，待时机成熟，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由于马元熊的岳父谢献廷是地方知名人士，在铜仁政界很有影响。因此，马元熊一回到铜仁就利用这一关系，找到了掩护自己身份的职业，被安排到县教育科任督学兼县中教师，李枫同志在教育科任科员兼铜仁师范美术教师。他们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先后到大兴、川硐、铜仁矿务局等处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调查。并在部分工人、农民及国民党旧职员中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道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李枫同志接上级党组织通知，返回重庆。元熊在送行时，请李枫同志转告张黎群同志：“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坚持斗争，请组织放心。” 二 为了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地下党组织关于逐步在湘、黔边区建立、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八月，元熊离别了家乡和妻子儿女，来到湖南省芷江县。在那里不久，经进步教师周子厚、廖少华的推荐，他先后到省立十中、私立宏济中学任教。在十中和宏济中学期间，他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进步力量的罪行。常借上课、开会或串门的机会，向师生宣讲“沂蒙山战局”、“重庆校场口事件”、“昆明学生运动”等，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启发师生的思想觉悟。同年，沅陵《辰州日报》主笔张毓亲，亲来芷江聘请周子厚去担任该报总编辑。马元熊知道后，耐心开导说：“培养几十个进步青年，走向进步，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去充当一家反动报纸的总编辑，这是给反动统治巩固基础，不应该，也不值得。”他还经常登门与周子厚促膝谈心，要求他在学生中多讲公道、正义、真理；多同最穷苦的工人、农民交朋友，经济上援助他们，政治上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在元熊的帮助下，周子厚对当时的政局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从而打消了去沅陵当总编辑的念头，决心同元熊一起继续从事教育。 一九四七年夏，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歼敌捷报频传，反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为配合全国学生反蒋运动，马元熊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唐平一、彭彩武、邱岚等学习高尔基的《在人间》、《母亲》，鲁迅的《狂人日记》，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进步书籍。他还号召同学们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学生彭彩武原来是专门学画山水画的，马元熊有目的地指导他看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鲁迅木刻选集》，并告诉他：画不仅供人欣赏，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揭露黑暗，讴歌光明，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他的帮助与指导下，彭彩武从山水画转学漫画，而且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一次，元熊在一堂美术课中，画一棵树，树上的果子写着“茀”，一支羽毛枯败的鸟盯着果子叫。他告诉学生：“这是蒋介石乞求美元”。在另一幅画中，他画一胸前挂面镜子的将官，镜子里骷髅成山，并题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诗句。十月十日，元熊借“双十”出刊的机会，组织进步学生唐平一、彭彩武、胡春梅、邱岚等人围绕他亲自设计《三毛游光明世界》的画刊内容，创作出四十幅漫画，特别引人注目的一幅是蒋介石手持大刀，尸横遍野。标题是：“看秦始皇的仁政！”漫画无情地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屠杀进步人士的滔天罪行。漫画在芷江南街口一贴出去，立即震动了全城，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也激怒了地方反动头目。国民党芷江县党部书记长李子良、杨沾源等一伙赶到现场，撕走漫画，砸烂刊板，扬言要“封闭宏济，查处异党分子”。湖南省教育厅还派专人调查“画刊事件”，并指令校长刘国一、教导主任陈一民追查主办画刊的学生唐平一、彭彩武，威逼唐、彭供出画刊的主谋者。为保护马元熊老师，唐、彭一口咬定无人指使，由学生会主办。后来，学校在省教育厅和地方反动头目的压力下，加紧迫害进步学生，无理开除了唐平一的学籍，不准彭彩武参加毕业考试，不发给毕业证书。 在这期间，马元熊为配合全国革命斗争形势，决心开展武装斗争。于是，他派教师张克光打入芷江的“互助社”，争取发展进步力量，与参议长邓海藩、杨永清、李庭章相抗衡，同时，对地方武装进行策反工作。根据马元熊的意见，张克光先后在罗卜田、木江冲一带发展“社员”五十六人，并搜集了不少敌伪情报。 “画刊事件”在芷江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引起了特务对马元熊的注意。进步教师周子厚、廖少华等对元熊的人身安全十分耽心，建议他离芷返铜暂时“避避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实行分散、隐蔽的原则，马元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一九四八年秋与段友萍经晃县回到铜仁。不久，他二人欣然接受私立“豫章中学”的聘请，马元熊任该校训导主任，段友萍任教师。 三 一九四九年初，马元熊接受私立“益州中学”聘请，出任教导主任，段为教师。当时，益州中学缺乏国文教材，他与段从培养进步青年出发，冒着危险，选编了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人的进步文章二十多篇，自出排板、印刷经费，汇编成册，取名为《药》。他在编后记中写道：“苦闷的根源来得很久很远，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种下了历史的因子……。当我走向湘黔的山程时，觉着这亘古蛮荒的绝塞里，权宜充着青年读物是含了毒素的‘剑侠’、‘释叉’、‘模范作文’和无名的冯、张、徐作品……。它们正啮着青年的灵魂，阉割了真理！历史的发展是没有走回头路的，眼前的五指更遮不住客观事实的存在……。生长在这亘古蛮荒的绝塞里的青年朋友们，由你们的智慧中所发出的苦闷正深深地啃啮着你们的灵魂，所以，这部‘药’，恐怕也只能作初服的药剂而已。”编后记虽只寥寥数语，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着革命热情，对青年寄予莫大的希望。 马元熊回到铜仁后，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与上级党组织未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毅力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在此期间，马元熊先后培养了陈建华、段友萍、陈超然、张盛文、谢士彦、谢尚均等人作为组建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并经常与他们秘密研究工作。同时，他写信给芷江的老战友，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为革命培养人才。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马元熊在给周子厚的信中写到：“准备输送十个进步青年，不告诉去处，只说去最艰苦的地方，准备吃大苦，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人选确定后，在芷江城候信，电到出发。旅费由你供给。”周子厚根据马元熊的要求，先后汇给他“法币”三百八十万元。同时，对简师二班学生黄雨祥、蒋国旺、周明玉、杨鸣珍、胡先煦、蒋光泰、卜志科等都一个一个地做了动员工作。农历元宵，马给周子厚拍去电报：“款收，人缓行。” 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一天晚上，马元熊同志以请客为名，在陈建华家楼上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建华、张盛文等），分析了铜仁保安团的调防情况，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会后，亲自到各地组织革命武装。 三月二十四日，马元熊完成任务后从大兴返回铜仁，途经川硐时，由于叛徒的出卖在李钰如家被保三团逮捕。 马元熊被捕后，关押在川硐乡公所的碉堡里。敌人采用猴子搬桩、悬吊“半边猪”、燃香烧背等酷刑，百般折磨他。马元熊同志始终威武不屈，未供一字。 敌人无计可施，决计对马元熊同志下毒手。当日下午，他被押往铜仁，在九股坡惨遭杀害，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一岁。马元熊遇难后，段友萍、谢士彦、陈建华、陈超然、陈万隆、张盛文等亦先后被捕，押到贵阳，关进监狱。贵阳解放时，段友萍被垂死挣扎的敌人活埋于贵阳郊区，谢士彦也惨遭杀害。 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马元熊生前的表现和事迹，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复仁坳烈士故居挂牌为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以资纪念。 活捉杨胜武 在沙子坡河坎，有个叫杨胜武的大土豪，他纠集了三十几条破枪，自封团长，整日里张牙舞爪，在当地作威作福、称霸一方。这家伙整人的手段层出不穷，在他的地盘上，无论谁家出了什么纠纷，都得由他来“断案”。就拿山羊吃麦子这事来说，经他一断，山羊就被判了死罪。杀了羊后，羊肝子炒来自己吃，还说能治他的眼疾；羊腰子给他小婆子吃，美其名曰补体；羊肉分给手下背枪的，说是吃了能跑得快跳得高；羊皮则拿给原告，让硝好了送来做皮褥子。要是当事人不服，先各打二十扁担，接着还要罚款。如此一来，他家大厅里时常闹得不可开交。时间一长，群众都看透了他的丑恶嘴脸，再有纠纷，都不再找他，也不让他知晓。可那些狐假虎威的爪牙，还背着枪四处生事，哪怕看到哪家猫抓了别家老鼠，都要把两家主人抓到团防局敲竹杠。群众对杨胜武恨之入骨。 红三军来到沙子坡后，四方乡里都燃起了革命的烈火。杨胜武在河坎待不住了，带着他的爪牙躲进箐林，还打着清乡的旗号，专门与游击队和乡政府作对。但他却十分惧怕红军，红军一来，他就躲起来；红军一走，他又跑出来继续为非作歹，牵牛打马，祸害百姓。群众迫切希望红军为他们除掉这个大害。红军深知杨胜武是地头蛇，若是大张旗鼓去抓他，容易打草惊蛇，必须用计才行。 终于，有一天，红军派人打探清楚，杨胜武从岩旮旯里偷偷溜回河坎老宅。红军当机立断，派出三名战士去收拾他。这三名红军战士换上长衫，把连枪藏在衣服里，装作一副见过世面、气宇轩昂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前往杨胜武家。他们的装扮让杨胜武的爪牙们误以为是有来头的人物，因此在进入河坎时，并未受到太多阻拦，径直朝着杨胜武的老宅走去。 杨胜武的勤务兵正在门外站岗，见有人前来，便上前询问。红军战士声称是杨司令（指彭水的大匪头杨昌时）有公事要找团总。勤务兵让他们稍等，要进去通报。红军战士则称公事紧急，等不得，便跟着勤务兵进了门。他们穿过穿堂，直接走进内室。进屋一看，杨胜武正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手里捧着一杆包镶玉的大烟枪，眯着眼，吞云吐雾地烧着烟泡。两名红军战士不等勤务兵开口，几步上前，猛地掀开帐子，大声说道：“贺军长有公事找你，马上过去一趟！” 杨胜武一听，抬眼瞧了瞧来人，满不在乎地说：“弟兄伙，不要开玩笑……”嘴上说着，手却悄悄往枕头边伸去，想摸枪。可他哪里料到，红军战士迅速撩起长衫，三支连枪赫然亮出，黑洞洞的枪口直指他。杨胜武瞬间脸色煞白，吓得魂飞魄散，动弹不得。红军战士一把掀开被子，伸手去抓他。可杨胜武光着身子，圆滚滚的肚子，四肢又滑不溜秋，刚抓住就滑脱了，反复几次。杨胜武在床上拼命挣扎，三滚两滚便滚到了地上，脑袋重重一磕，当场挞晕过去。红军战士们一拥而上，将他按住，拿一只臭袜子塞进他嘴里，把他四脚朝天捆起来，像抬死猪一样将他抬出房间，丢进猪圈下面的粪池里，随后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再说那个勤务兵，看到红军来捉杨胜武，站在一旁吓得浑身冰凉，头皮发麻，双脚像钉在地上一样挪不动，嘴巴也张不开，整个人呆若木鸡。等红军一走，他才回过神来，慌忙反手关好房门，像遭了雷击一样，惊恐地跳起来，连滚带爬地拱到床上，用三床被子把自己没头没脑地裹得严严实实，身子抖得床架子咯吱咯吱直响。等别人发现时，他眼睛直勾勾的，手也不听使唤，问他团长在哪里，他只是不停地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过一会儿就被活活吓死了。 后来，杨胜武被人从猪圈粪坑捞出来时，肚子早已烂穿，里面的心子又黑又臭，蛆虫在上面拱来拱去，那副惨状简直无法直视，臭气熏天，连狗都不愿靠近。 杨胜武死了，他的爪牙们也如鸟兽散。周围其他的反动势力听闻此事，都吓得夹着尾巴逃得远远的。 群众们奔走相告，都说红军是神兵天降，轻松活捉了作恶多端的杨胜武，把那些豺狼虎豹般的爪牙吓得屁滚尿流。从此，红军的威名在这一带传得更远，百姓们对红军也愈发信任和拥护。 游击队长李天保 李天保，于1902年出生在贵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大寨天池的一户农民家庭。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这个家庭里，李宗支育有四男二女，其他三个哥哥皆有文化，而李天保虽目不识丁，却天生有着一副侠义心肠，痴迷于习武打猎、玩狮舞龙、打锣薅草，还爱唱盘歌，遇到不平之事总要挺身而出。父亲见他如此，便请来游侠郭剑、杨锋教习武艺。寒来暑往三年间，李天保刻苦练习，将拳、掌、刀、枪、剑、绳、叉、棍以及飞檐走壁等功夫一一学会。师傅临别之际，郑重叮嘱他：有了这身本事，定要报效国家，伸张正义，切不可欺压百姓。李天保将这话铭记于心，这也成为他日后行事的准则。 1928 - 1929年，印江杉树乡六井溪一带雨水泛滥成灾，庄稼严重欠收，百姓们望着荒芜的田地，心中满是绝望。紧接着，1930 - 1932年又遭遇大旱，粮食几乎绝收，土匪、盗贼如野草般四处兴起，横行乡里。而政府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变本加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且不断加重，还以高额的禁烟罚金为底数，肆意摊派苛税，使得民不聊生。民团、官差更是如同恶狼，时常来村里牵猪赶牛、抢夺粮食，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心中充满了寒心与愤懑。 就在此时，李天保听闻德江大石板、龙桥硐有神将在为民除害，恰巧他在德江的侄儿已是神将一员。怀着保家卫国、拯救乡亲的强烈愿望，李天保毅然前往德江，学习神坛武功。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他学成回乡。为了让乡亲们相信神力与武功的力量，他在众人面前展示所学。只见他用脚巧妙地将叉从地上挑起，飞身上前抓住叉，在空中盘旋舞动，全身散发着斗大的圆光，人却稳如磐石。接着，他将叉倒杵在地上，叉尖朝天，双手紧握叉柄，身子倒立伸展到空中，还反肚皮横担在叉尖上，自如地转动几圈后，又突然飞下，仰躺在地，把叉尖稳稳栽到肚皮上，甚至还能叫别人爬到叉把顶上立倒人。练绳时，不管对方跑得多快，都能被他精准套住，而当别人试图捆住他时，绳子却自行垮开。他头戴黄布帽，端着一盆水在飞檐上下穿梭，盆中的水竟丝毫未洒。一条坚实的板凳，他轻轻一坐便断裂开来。他还能在堂屋里施展神奇的走壁飞行之术，绕着屋子连飞三圈。练剑时，只见光圈闪烁，风声呼呼作响；练刀枪棍斧时，他光着上身，任凭别人使劲砍，也只能在他身上留下个白印印，用土枪打他，也毫无损伤。据传，在练法力时，他喝下化过的一碗水，身子便能腾空跳起，让人拿刀砍，却怎么也砍不进。他将化碗水给大家喝，众人也都有了这般神奇的抵御能力。乡亲们看后，又惊又喜，对他充满了信任与期待。他向乡亲们激昂说道：“我学神将，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让天下太平。要打倒那欺压我们的区乡政府，免除这沉重的苛捐杂税，惩治那些贪婪的贪官污吏。我们要设立神坛，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如此一来，那些恶棍、土匪、贪官污吏就不敢再来欺负我们，苛捐杂税不用再交，天下太平了，大家就能过上好日子！”这番话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乡亲们心中的希望，消息传开后，众人无不欢喜雀跃。 1932年9月15日，在众人的期盼中，天池坪神坛正式成立。神坛设在武官李德天家堂屋里，院坝里高高树起一面大红旗，上面醒目地写着“天下太平”四个大字。李天保被尊为佛主，成为神坛的一把手，主舵全盘。怀印元帅李禄昌为二把手，负责撑坛谋策；统后元帅李禄厚为三把手，掌管带兵打仗与造兵器之事。还有黑虎星李禄渊、白虎星张中方担任护坛执法，搜山虎张羽鹏是佛主卫士，搜山虎李禄新为佛主信士，武魁李世英、文魁李世云等众多得力助手，更有七仙姐妹李大姐、李二姐、李满妹、张满妹、冉四妹、吴四妹、甘幺妹一同参与。自此，所有神将每日虔诚诵经、拜告、练功，功力日益精进，炉火纯青。他们高举“打倒区乡政府，免除苛捐杂税，惩办贪官，为民除害，只杀坏人，不杀好人，保家卫国，天下太平”的口号，这正义的呼声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人们纷纷响应。短短几天内，就有五百多人踊跃加入神将队伍。在练功时，李天保总是以身作则，每项功夫都亲自示范，耐心教导众人。 由于神将的主张明确且深得民心，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之人，都被吸引而来。富人们希望借此免税，穷人们则渴望能有口饭吃，人越聚越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何家庄、杨家寨、冉家坡、麻竹园、刀坝、兰克园、沙子坡、红花园、田家坪、照东岩、宁家坪等十多个神坛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皆由李天保等人一手操办。参加神坛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了四千八百多人，众人一致推选李天保为神坛大佛主，对他的指挥言听计从。 1932年秋，国民党李孝英残部一个连盘踞在烂栏木湾营盘，他们白天在营内聚众赌钱，吞云吐雾吸大烟，到了晚上便下山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实在忍无可忍的群众前来恳请神将出手相助，李天保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他精心部署，带领神将们与这股残匪展开激烈战斗。在战斗中，神将们勇猛无畏，如同猛虎下山，最终成功将土匪击退，保住了一方安宁，百姓们对神将们感恩戴德。 不久后，沿河县白石溪张泽生区长也来求助，希望神将协助剿匪。李天保再次调集神将，与张泽生联合攻打土匪。他亲自挑选二十名身手矫健的神将，从营盘后面的悬崖悄悄爬上，其余神将从前面发起猛攻。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二十人成功爬上悬崖，逼近营盘。就在这时，匪首恰好出营，被李孝英一枪打下营盘，营里顿时乱作一团。李天保抓住时机，带领众人冲入营盘，奋勇砍杀。土匪们除了被当场打死的，其余大多在慌乱中落下悬崖摔死。当地人得知土匪被剿灭，无不拍手称快。然而，张泽生区长见神将如此英勇善战，心生忌惮，竟和部下说：“神将要成气候了，必须早除！”回去后马上调兵遣将，对神将展开攻击，所到之处，牵猪赶牛、抢粮抢物，捉到神将就残忍杀害。旧宅坝、照东岩、宁家坪神坛的人匆忙赶来告急求援，李天保迅速调动六井溪和沙子坡的所有神将，云集白石溪。天刚亮，战斗便打响，经过一番激战，神将们成功活捉了张泽生。他们将张泽生的财产分给了穷苦百姓，剩下的骡马猪牛和食物则作为神将的给养。对于捉到的其他人，除了张泽生，神将们一概不杀，全部放回。经此一战，神将声威大振，成为百姓心中的守护者。 然而，神将在战斗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两次打印江均以失败告终。头次打印江，由于神将队伍刚刚组建，缺乏组织纪律，导致战斗失利。但李天保并未气馁，于1933年腊月23日，再次调集六井溪、沙子坡、刀坝等坛以及德江部分神坛的力量，二打印江。此次战斗，他进行了周密部署，上六井、沙子坡、刀坝等坛由宁国学指挥攻打北门，中六井神坛由他亲自指挥打西门，下六井神坛由李禄昌指挥打南门，德江五个宰坛由黎佛主指挥作为补充力量。战斗打响后，打西门和南门的队伍从堰塘、中坝进甲山后，与北门的队伍同时发起进攻，打南门的队伍还从文昌阁绕到南门，配合攻打。西路在堰塘接上火线后，政府军和民团纷纷败逃，神将们势如破竹，一路追至甲山，攻占了中寨口。此时，几千神将跪在坝上虔诚拜告，等候北路神将到来一同进攻。然而，就在即将发起总攻之时，探子来报县长已逃出东门，而政府军的枪声却愈发激烈。由于神将们长时间跪地，体力有所消耗，且此时看到攻打南门的怀印大元帅李禄昌被打倒，众人心中顿时慌乱，纷纷往回跑。政府军趁机反攻，神将们无奈败退，前头的撤到了转堡。李天保和黎佛主仍坚守在后方，指挥着后面的部队撤退。等神将全部上山后，他们才来到文昌阁，妥善埋好李禄昌的尸体，与大部队汇合后黯然往回走，两打印江彻底失败。 接连的失败并未让李天保放弃，为了神将的生存与发展，他开始寻求新的出路。1934年5月6日晚上，他派遣黑虎星李禄渊、搜山虎张羽鹏、神武将军冉少波等十二人前往兰克寨迎接贺军长。贺军长与李天保约定5月8日在沙子坡会面，二人在沙子坡万寿宫相谈甚欢，经过一番深入交流，谈妥了神将接受红军改编的事宜。事后，红军第七师第九师进驻天池坪，夏曦和贺军长来到天池坪召开会议，并在刁杆山堡向群众发表演讲。贺军长热情洋溢地说道：“这里是李佛主和冉司令官的家乡，是个好地方，是个难得的好地方。这里的人忠义爱国，更爱红军，红军也更爱这里的人民，红军和你们是一家人。”随后，贺军长在枫香溪下委任状，正式委任李天保任黔东纵队第一支队队长、黔东游击队队长、黔东苏维埃特区独立团团长等重要职务。 神将加入红军后，李天保和印江独立团积极投入战斗。他们三次攻打梅家坪地主杨胜海，为部队获取给养。一次在打完给养返回途中，走到烂坝时，队伍被敌人围住了坳口。危急时刻，李天保毫不畏惧，扛起一袋粮食就向前冲，试图为战友们打开一条突围之路，其余人则从山林中奋力突围。然而，此次战役异常惨烈，最终牺牲了十八人。此后，李天保还与夏曦一同打了杉树坳，和关向应打了青山，与贺军长并肩作战，攻打张家弯、袁家弯等。为了掩护红二、六军向湘西接应中央红军突围，李天保与张云豹等三人更是不顾危险，夜袭官庄铺。他们巧妙地利用地形和敌军之间的矛盾，使得住在西边的川、黔军队和东边的滇、湘军队相互打起来，东西四军又向住在当槽的中央军和地方民团开火，当槽的两军也向两边山发起攻击，一时间，三方六军陷入混战。这场混战一直持续到天亮，大家才发现原来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彼此都有不小的损伤。当天，部队又紧急派往小井和苦竹坝作战，全力掩护红三军军部安全撤离。 在长期的战斗中，李天保身先士卒，始终冲锋在前，不顾个人安危。然而，过度的疲劳和激烈的战斗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他不幸身患重病，卧床长达八个月之久，无法行动。渐渐地，与红军失去了联系。但他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到晚年后，印江自治县人民政府经过详细调查和认定，将他确定为失散红军，国家给予他关怀与照顾，保障了他的生活。李天保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一个怀揣侠义之心的民间武者，成长为为了百姓和革命事业英勇奋战的红军将领，他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木黄河上的钓鱼人 一九三四年秋天，红三军为了迎接红六军团西进，来到木黄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搞得热火朝天。贫苦农民正在兴高采烈欢庆翻身解放，土地回老家的时候，一天，国民党的匪师长黎刚带领他的一师喽啰兵，到木黄围剿红军来了。敌人仗着武器弹药充足，有蒋介石当后台，一到木黄就穷凶极恶地发起猛烈攻击。红军刚接上火没打几枪，就好象抵挡不住迅速撤到沙子坡一带去了。黎刚匪部马上占领了木黄。于是，才开始获得翻身解放的木黄穷苦农民们的心上，又重重地压上一块大石板！ 可黎刚这个匪师长也真老奸巨猾，他轻而易举地占领木黄后，并不乘“胜”追剿红军，而是驻扎木黄街上，成天接受地主、恶霸们的庸俗捧场，庆祝“胜利”，花天酒地，鬼混一气。因为黎刚这些人马，本来就是长期流窜湘黔边境的一支土匪，被贵州军阀廖怀中收编不久。现在加上地主还乡团的怂恿，他们的匪气就更加猖狂发作起来，经常用抓红军奸细为名，任意打家劫舍，抓鸡牵羊，见啥抢啥，搞得穷苦百姓家家户户锅底朝天，灶台冒不出烟。大家都急盼红军早日打回来，消灭这帮土匪。木黄街上的劳苦群众被迫得无法生活，一些人就只好在木黄河里打鱼糊口。 且说有个叫吴春和的中年老实农民，这天来到离街五里多远的昔阳坝河边钓鱼。因为这里鱼多好钓，又是红军、白军双方侦察人员经常出没之地，一般胆小的人都很少来，所以他来几次都获得丰收。 他今天仍象往常一样在河北岸甩下钓钩，忽见斜对岸也稳稳地坐着一个约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在钓鱼。仔细打量他，方方正正的脸盘上，浓眉大眼，嘴唇上横抹着一字胡。上身穿一件灰布汉衫，下身是一条黑裤子，挽着裤脚，足蹬一双粗水草鞋，背个粽粑叶斗笠。面前一根车车钓竿，用石头压着。那人双手放在膝盖上，默默地坐着，安详地注视着水面。那一身打扮，那沉着的架势，完全是一个有经验的本地钓鱼人。老吴虽是当地土生土长，尽是搜索记忆，却怎么也不认识这人。他心里闪过一念，莫非是红军的探子？四下里一望，再没第三人。于是断定，这么白日清光的，又在敌人眼皮底下，碰着窜来窜去的匪军就是要命的场合，若是个红军，也是绝不会大白天来这儿冒风险的。 吴春和安下心来钓鱼了。他也稳稳地坐下来，凝神注视着水面。一杆叶子烟工夫，只见对岸一字胡汉子，不是“呼”地扯起钓丝，就是唧唧咕咕的收线，接二连三地取鱼，换饵。他却一再起竿都是空的，心里不由嘀咕咕起来：今天真倒霉。钓了老半天还是空绊兜，怎么回去呢？原来他家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有个又病又饿的女人，每天就等着他钓鱼卖了买米回来。眼看太阳快落土，越发焦虑不安起来。这时，只见那一字胡汉子扯起鱼钩，一边取鱼，一边主动打招呼道：“老乡，你钓了多少？”一听这话，他心里很不自在，嘴上不说心头想，不晓得你用哪样食子把鱼都引过去了，你怕我不会钓？但见人家笑咪咪，很关切的样子，又觉得不搭白对不住人，就信口答道：“哎，今天我运气不好，象是闯到鬼一样，这鱼儿硬是不上我的钩啊！” 那一字胡听了，不仅毫不见怪，竟搁下钓竿踩水过河来了。他提起吴春和的绊兜一看：“噢……”点点头就不再说了。停了一下，他留神望了周围一眼，又问：“老乡，你贵姓？” “姓吴。” “家住哪里？” “木黄街上。” “家有几口人？” “三口” 。 “靠么子吃饭？” 老吴苦笑了一声说：“就凭这根鱼竿的把戏啊！”说罢，心酸愁地直摆脑壳。 一字胡汉子立即踩水过去，把他用柳条穿好的一串鱼，足有三斤重，全部拿上，又踩水过来，放入老吴的空鲊兜， 道：“时间不早了，快拿回去卖了买米回去吧！” 吴春和从来没想到世上有这么好的人，被弄得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哎呀，这啷格使得哟！”连忙伸手往兜里摸鱼，坚持要退还。一字胡汉子就双手按住鲊兜不让他掏。又笑着说：“这算么子，河里头野生的东西嘛。”老吴还是不肯接受。 他又笑着说：“这样吧，就算我们交个朋友，你哪天运气好了，钓得多了的时候，再还我行不行？”一片诚心感动得老吴不得不接受下来。 一字胡汉子说罢，便立即踩水过河去，拿起车竿，向这边扬扬手走了。 吴春和站在河边痴呆呆地望着，一直看着不见人影了，这才想起没问清人家姓名，只是觉得听那口音不是本地人，同前几天驻扎木黄的那些红军的口音差不多。 第三天天麻麻亮，吴春和又到昔阳坝，打算今天可能多钓些，除了买点米外还要还前天的账。到下午，果然一字胡也拿着他那车车钓竿来了。他向老吴笑一笑，也把钓鱼竿甩到了水里。今天果真轮到了他不走运，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才钓起三条鱼。老吴把自己的鲊兜抖了抖，估摸着除了还账，剩下的鱼卖了还可以买回够吃的米，就折了一枝 柳条，把鱼穿了一半。正要起身过去，那一字胡却三脚两步踩水过来，笑嘻嘻的说：“老吴，你要干么子呀？”吴春和双手捧起那串鱼，无限感激地说：“前天幸亏你老哥雪里送炭，要不，我一家三口真是揭不开锅呀！” 谁知那一字胡不仅不收，反而把他钓的三条鱼又塞进老吴绊兜里，笑道：“既然我们都是朋友了，还提那小意思干么子？”老吴过意不去，执意要还。他又耐心提醒说：“这河里打鱼的事你还保准天天都运气？黎刚那匪兵一天不走，你们就得下河为生，再碰着前天那运气，你一家三口把锅儿吊起？所以，钓得多的时候，还要想到钓不到的日子啊！” 一席话正说中了老吴的焦心事，于是两个钓鱼人促膝坐下。吴春和卷起两杆叶子烟，一人分一杆吸燃说：“老哥，不瞒你说，木黄街上的穷人们都在发愁，这日子难得拖下去啊，都巴望红军早一天能打回来就好了。” 一字胡立即关切地问道：“你看红军能回来吗？” “哎，这就难说了。”老吴有点失望地说，“原来红军打仗是很行的嘛，啷格这一回，同黎刚匪兵才接上火就退走了。昨天下午，另一股红军来打木黄，又被那些兵没打几枪就赶跑了，我估谙是不是红军里头那个包打胜仗的贺军长不在了”？ “唔，打仗就有胜败嘛。”一字胡一边抽烟一边挺认真地说：“古话讲，那叫兵家常事，哪个也保不准。至于你说的那个么子包打胜仗的贺军长，我看是闭着眼睛瞎吹的！” “嘿，你这个说法可是有来头的哩。”吴春和神秘地凑近他耳朵说：“就在黎刚占领木黄那天半夜里，我听到有几个当官的吃得醉熏熏的从区公所出来，边走边摆，说他们师长再三讲贺军长用兵诡计多端，好多中央军都吃大亏，叫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哩。” “哦，这两天又如何喃？”一字胡很注意地问道。 “嘿，昨天那股红军被他们打退后”，老吴忿忿地说，“那几爷崽更猖狂了，强迫老百姓送猪羊鸡鸭去犒劳。当官的都集中在区里吃酒划拳，不晓得还从哪里弄个女人去卖唱，吵了个通天亮”。老吴又向朋友悄悄说：“我还听到住在隔壁的那个马连长对一个叫张副官的讲，昨夜吃醉了，差点把师长密令每晚埋伏两个排在师部后面的大事忘了。那张副官说，那个捂着卵子过河，过份小心，完全是帮助贺军长长威风，自己吓自己，红军接连打败仗，还那么紧张干什么？” “他那两个排，天天夜里都埋伏在区公所后面吗？”一字胡又仔细问道。 “不清楚了。”吴春和很惋惜地说，“可惜狗日的每天夜里都要挨户查，不准少一个人，要不，我硬是要跑去找红军报告”！ “咦，你可要注意点哟！”一字胡连忙摆手制止道：“幸亏你这是对我摆的，要是叫黎刚的奸细听到报功，抓去就要杀脑壳啊！” “我晓得你是个良心人嘛。”老吴自信地笑道。 “我看”，一字胡把两人已经熄了的烟点燃，又继续说，“红军再大的本事，怕也不容易再打回木黄了。听说那黎刚带来的一师人马，有万把条枪哩”！ “那才真正是完全吹的！”老吴满有把握地肯定说：“成在木黄街上走动，他超过一千五百人我敢输脑壳！”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一字胡微笑着点点头，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你还要去卖鱼哩。” 吴春和也站起来准备走，忽然想起，还不知他叫啥，就问：“你究竟贵姓，老哥？” “复姓加贝，你以后就喊我加贝哥吧！” “那你搞哪样职业呢？” “你不是看见，同你一样的专门钓鱼吗？我一辈子就爱钓鱼！” “嗯，对头，我看你钓鱼是象蛮有经验的哩！”老吴挺认真地赞赏说。 “经验说不上，不过，我钓鱼的脾气是舍得下饵子，放长线。你说要得吗？”加贝哥笑嘻嘻地答道，于是，两人在一阵会心的哈哈声中分手了。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两个钓鱼朋友在木黄河上游碰见了，加贝哥问道：“几天不见了，这两天运气不错吧？” 吴春和急不可耐地一把拉他到一个大石头背后，又气又急地说：“哎，才气死人罗！我们左盼右盼，好不容易盼到昨天清早果然来一支红军打木黄了。” “哦，那就好了嘛，把那些土匪赶走了么？”加贝哥显得替朋友高兴的样子。 “唉，再别提了。还是红军被打跑了！”老吴气忿忿地说：“黎刚那龟孙，连打两仗，好象摸到红军弹药不足，经不住打的底子，竟放开胆子，亲自赤膊上阵。开始红军还攻得猛，乒乒乓乓打了一阵，又败下来了。那黎刚还骑着马督阵去追了十多里呢。” “后来呢？”加贝哥仔细听着。 老吴说，他亲眼见黎刚骑着匹高头大马回来，在木黄街上耀武扬威摆臭架势。那些土豪劣绅又是鞭炮，又是送猪羊去“慰劳”。他被拉夫抬东抬西到区公所，正碰见在开庆“功”宴，那黎刚被捧得昏昏然地说：“不是黎某自吹，那贺军长么，在那些中央军草包败将面前还可以，在我黎某面前……”他拍着胸脯道：“列位看见了，贺军长指挥的红军连败三阵！可见过去进剿红军不能建功，确是由于那些败将无能。要是早派我黎某率部进剿，嘿嘿……”他拍了拍肩膀，“这少将军阶早就换了”！ 加贝哥抽着烟听得入神，一个同他打扮差不多的青年走来喊他“大哥，该回去吃饭了。”老吴一听，怎么也是个湖南口音，又勾起他心里早已消失的怀疑，就问道：“加贝哥，你到底是干哪样的？我看你有点象个红军呢！” “真象吗？”加贝哥微微一笑：“哪些地方象呀？”那来喊他的青年也在一边直眨眼摆手。 老吴一看，心里已明白八、九分，马上变得十分紧张了：“哎呀，加贝哥，你们怎么能这样跑到老虎眼皮下来钓鱼呀，快走！快走！” 谁知加贝哥还是笑眯眯的纹丝不动地说：“这里的鱼多，好钓嘛。钓鱼人哪有怕危险的喃？”说完，才同那青年慢慢动身，边走边说。“我说不定哪天还要到你家里来拜访，听你好好介绍点钓鱼的经验哩。” 此后几天，老吴钓鱼的运气都不错，除卖了买米的以外，还剩下不少，炕了干鱼。他认为那加贝哥肯定是个红军了，就盼着哪一天能请他来喝杯酒，了却一番心意。 忽一天麻麻亮时，老吴还在梦中，只听得木黄周围山上，响起一阵炒豆似的激烈枪声。接着，就是冲锋号声，喊杀声，铺天盖地从木黄后面的老君山上压下来。等天色大亮了，枪声喊杀声平静下来了，木黄街头忽又爆发“红军回来了，土匪跨杆了”的热烈欢呼声和锣鼓、鞭炮声。老吴连忙翻身下床，提起一包干鱼就往外跑，想看加贝哥回来没有。只见街上人山人海，夹道欢呼跳跃，浩浩荡荡的红军纵队押着一大批黎刚匪军俘虏和枪枝弹药骡马驮子正在向外开走。忽见从红军队伍中的一匹枣红马上跳下来一位干部，个子敦敦实实，胸前挂着望远镜，背上一个很熟的粽粑叶斗笠，身后也跟一个很熟的青年战士，除了武器之外还背着一根缩短了的车车钓竿，似乎也在哪里见过。两人在一些老乡的指引下，竟然朝着他家门口走来。渐渐近了，老吴定睛一看，那两个全副武装的红军，就正是加贝哥和那个青年，便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加贝哥，你真回来啦！” “老吴弟！”加贝哥也亲热地迎过来，紧紧地拉住吴春和的手，互相激动地看着。 “他就是我们的贺军长！”那青年战士向老吴介绍说。 “哎呀，加……加贝哥！原来你就是贺军长！”老吴紧紧拉住贺军长激动得一时不知咋说了。 “吴老弟！”贺军长深深惋惜地说：“你看，我本来是说要来拜望你，听你好好传授钓鱼经验的，可现在事情实在忙得很，不得不来向你告别了。” 老吴听贺军长说着，看着眼前过不完的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又摸摸警卫员背上的那根车车钓竿，才一下恍然大悟了：“原来你说钓大鱼，是钓这些大鱼哟！钓得好！” 贺军长还是笑眯眯地道：“这些大鱼也是多亏你帮了大忙才钓到的嘛！”说完，扬扬手，向老吴告别而去。 老吴一直痴呆呆地站在街口上，直到贺军长的影子都望不见了，他才意识到准备请加贝哥尝尝的那包炕得香喷喷的干鱼还提在手里呢！连忙一趟子追到山坡上高声大喊：“加贝哥，加贝哥！” 可惜只有山谷尽力帮助他喊着长长的回音：加——贝——哥—— 我随父亲参加红三军 一、苦难岁月盼解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生产力低下、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贫苦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1930 年 5 月蒋、冯、阎军阀混战，让本就苦难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1932 年 6 月，蒋介石置外患于不顾，调集 50 万大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进攻革命根据地，湘西就有超 10 万兵力。当时党内“左”倾分子斗争失策，反“围剿”失败。但红三军指战员紧紧团结在贺军长周围，于湘鄂川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1934 年 5 月进军沿河创建苏区，我也在这期间投身红三军，开启革命征程。 二、投身红军寻希望 我老家在贵州省沿河县谯家铺乡皂角池村，1917 年古九月二十八日出生，祖辈务农，父亲陈占玉打铁为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乡高寒贫瘠，粮食产量低，全家靠父亲打铁维持生计，还得承受国民党拉兵派款、苛捐杂税，终年辛苦却难以温饱，读书更是奢望。这让我对压在穷人身上的“三座大山”满怀阶级仇恨，渴望翻身解放。 1933 年，德江、印江、沿河农民自发组织“神兵”，喊出“灭兵，灭捐、灭税（抗兵，抗粮，抗税）”口号，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宗旨，定禁烟、禁赌、禁色、禁盗、禁赌五禁规章，深受拥护。黔东大地神兵蜂起，设 40 多个神坛，一万多户参与，枫香溪、谯家铺、白石等乡尤为活跃。神兵在首领带领下，假神自励，持刀矛冲向军阀、团匪、棒匪，气势汹汹、势不可挡。我和父亲也加入，记得国民党谯家区长张泽生、副区长谯宗瑜伙同还乡团张元鹏（原贵州盐务局局长），带 30 多条枪去白石乡赵东岩镇压，结果张元鹏被砍死，团丁逃窜。神兵为民除害，长了穷人志气，让大家明白唯有拿起刀枪才能生存。 红三军到谯家铺时，国民党区乡长、乡丁和地主豪绅早已逃窜。我们见红军纪律严明、军容整齐，打土豪、分田地，与百姓亲如一家，标语口号说出穷人心声，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红军是为干人谋幸福的队伍！共产党万岁！” 我们还听闻红三军贺军长厉害，国民党对他又怕又恨，政委关向应、军委主席夏曦、参谋长汤福林也声名远扬。 一天，我和父亲打铁时，汤参谋长来到红炉旁交流。通过谈话，我们深知红军是穷苦百姓自己的队伍，汤参谋长动员我们参军。父亲决定不打铁了，带我们去枫香溪参加红军。在枫香溪，我们见到贺军长和夏主席，父亲被赋予在谯家铺组织游击大队、动员神兵、发展红军、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任务，还拿到谯家区游击大队长委任状和镰刀斧头红旗。 我和父亲满心欢喜回家，弟弟陈朝俊（仅 10 岁）也想当红军。我们打起红旗，不分昼夜在谯家铺、白石、铅厂坝动员穷人，不到十天，游击队发展到 120 多人。在汤参谋长领导下，我们打土豪、分土地，深受拥护。汤参谋长还派老红军帮我们组织队伍、站岗放哨，游击队士气高昂，在党的领导下过上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 1934 年 6 月，红军主力到南腰界，我们这支 120 多人的游击队被正式编为红三军四师十团。父亲分到军委会副官处，弟弟跟随父亲，我则进入军委会教导队当学员，学习军事与政治，那时我才 17 岁。从此，我与父亲、弟弟分开，各自奔赴革命工作，之后我踏上长征路，历经打国民党反动派、抗日、抗美援朝，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几十年。 三、亲人离散与重逢 1953 年抗美援朝回国后，我在东北安东市请假回谯家铺探亲，才知晓与父亲分开后的情况。夏主席和汤参谋长动员父亲、弟弟回谯家区建苏维埃政权。红三军与红六军团黔东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撤离黔东苏区向湘西进发，临行前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留在黔东坚持斗争、掩护主力。 黔东独立师集中区乡苏维埃游击队员，因遭敌人夹击，决定撤离沿河去印江沙子坡，后转入梵净山游击。父亲和弟弟随队员转移到梵净山，战斗中遭敌人伏击，队伍打散。敌人从父亲身上搜到本“四书”（父亲不识字），又见他带小孩，误以为是教书先生，才没抓走。后来父亲找队伍时，得知师政委段苏权重伤，师长王光泽被俘遇害，部队失散严重。无奈之下，父亲带弟弟逃到石阡本庄区，直到西安事变后，1937 年 9 月才回到谯家。漫长岁月里，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 1949 年解放。全家人感恩共产党、毛主席，是党和领袖引领穷人翻身，过上幸福生活。 四、战火洗礼显担当 - 初战谯家铺 1934 年 9 月初，贺军长、关向应率红三军七、九两师主力迎红六军，黔东苏区留下黔东独立师师长贺炳炎（沿河独立团团长 ）、川黔边独立团团长秦子开的两个团，加上我们教导队三个分队，还有红六军团先遣队会合的李达参谋长，在夏曦主席领导下，坚持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建设苏区。 贵州军阀王家烈派白辉章部到思南，向枫香溪、谯家铺逼近，妄图阻挠红军会师。教导队分队长吴开先让我去见汤福林参谋长，见面后我敬礼询问，参谋长客气让座，介绍敌情后问我对策，我答“同他打，消灭他”，还因是谯家铺人，称熟悉道路。参谋长认可，但强调需先摸清敌情，让我给分队长吴开先带路去枫香溪侦察。我欣然领命，敬礼保证完成任务。 我和吴开先换便衣，吃过中饭出发，9 月 12 日上午到谯家铺，恰逢赶场，人多却无异常。下午三点左右，白辉章部到枫香溪并向谯家铺推进，赶场群众纷纷逃离。我们五点左右返回铅厂坝住地汇报。夏曦主席主持军委紧急会议，决议转移铅厂坝、土地湾、谯家铺的游击队和留守红军到老鸹池。战士集中后，夏主席动员，强调此战对巩固苏维埃政权、迎接六军团的重要性，称老鸹池地形有利，必能击败白辉章。我们听后群情激昂，擦枪磨刀准备战斗。 9 月 13 日夜，我军分三路袭击白辉章：一路由汤福林参谋长带，沿左边老林登上，向谯家铺靠拢；二路归夏曦、李达参谋长，从右边上山，穿盘上向谯家铺进发；中路由贺炳炎、秦开宇团长率精锐，直插谯家铺。 白辉章 12 日到谯家铺后，布防一个连在左边青龙顶山，一个连在右边老虎林山，主力在中间野猫水和盘上，司令部设黑神庙，后勤部在玉皇庙，枪支弹药存放此处，这些是我们侦察所得。 我给汤参谋长带路从左翼逼近谯家铺，虽天黑，但路径因我放牛打柴常走而熟悉。接近时，遇上敌人巡逻兵，他边跑边喊“有人呀” 。汤福林首长令追上活捉，几个战士奋勇擒获。审问后，首长下令冲锋。中路、右翼相继打响，我毫无惧色，一心想多抓敌人、缴弹药，为家乡和红军争光。 冲到谯家铺街上，红军猛烈冲锋，杀声震天，敌人陷入混乱，溃不成军。有的被击毙，有的受伤惨叫，有的举枪投降，还有的赤裸钻床底。天明集合，首长宣布胜利，活捉白辉章的参谋长和特务长，俘虏几十名敌兵，缴获 200 多支四川造步枪、大量子弹、几匹驼马及其他物资。战士们欢呼雀跃。战斗总结会上，我因“人小胆大，不怕死，敢冲敢拼，缴获枪弹、抓俘虏”受首长表扬，“小铁匠不简单”的夸赞让我备受鼓舞。 - 再战龙家寨 1934 年 10 月 27 日，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召开会师庆祝大会，也是挺进湘西的誓师大会。我们到湖南后，先打永顺县城，当地保安大队听闻红军要来，早逃之夭夭，红军不费一弹进城。 在县城住两天后，贺军长召开战斗动员会，称敌人尾随，有敌师长周疤子及其兄弟周矮子，还有贵州军阀杨其昌，两师共三个旅。他指出不能在县城等敌人，此处地形不利于歼敌，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强调这是会师后首战，务必打赢、打出威风。当时红军士气高昂，对敌人满是愤恨，盼着敌军到来狠狠打击。 依首长安排，红军撤离永顺县城附近的龙家寨。这是个集镇，通集镇只有一条较宽道路，两边是杂竹茶树，山下路侧有条小河沟，河坝上稍平。六军团埋伏左边山上，二军团埋伏右边山上，静候周疤子、杨其昌部。 敌人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士兵们歪歪扭扭沿大路而来。待其进入火力圈，首长一声令下，猛烈射击响起，紧接着冲锋号吹，红军如猛虎从两山冲下。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死伤惨重，大批被俘，有的陷进水田，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少数跑得快的侥幸逃脱。敌人两个师就这样被消灭。 我当时是红十六团七连一排一班战士，已有战斗经验。对活捉的敌人，我迅速卸下其枪栓和子弹，让他们背空枪。此战我缴获几十支枪、几百发子弹，再次受到首长表扬。 （回忆人陈家深，贵州沿河谯家区人，1917 年出生。1934 年参加革命，1935 年 4 月入党。在部队历任警卫员、排长、正副连长、支队副、参谋长、营长、副指挥长、副科长、副团长等职。1955 年 5 月被授予中校军衔，同年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八一”“独立自由”“解放”勋章 。抗美援朝期间，获朝鲜授予的功勋章二枚。1958 年转业到西安冶金局地勘公司任副经理，1964 年调至贵州冶金地勘公司，历任副经理、经理、党委书记、第一书记，还当选贵州省五届人大常委，1983 年离休 。 陈家深的经历，是一部微缩的革命奋斗史，从苦难中奋起，投身红军为解放而战，历经长征、抗日、抗美援朝，在不同岗位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彰显了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坚守与对国家、人民的赤诚忠心，其故事激励后人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续写奋斗华章 ） 父亲许宗智的参军回忆 父亲许宗智离世已逾30年，他生于1886年，1959年冬在生产队割牛草时，于洞子口摔下悬岩，享年71岁。父亲生前常向家人和亲友讲述参加红三军的革命历程，那些过往，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家世居沿河山羊乡，以务农为业。父亲自幼放牛、割草，未曾上学，一生务农，还曾酿过几年酒。母亲蔡崇珍身体衰弱，疾病缠身，无法劳作，家中负担愈发沉重，经济陷入拮据。为养活家人，父亲不得已变卖家业，仅留下七挑田、四挑土、一间半栏，全家四口只能在伯父家一间半空房寄居。人多地少，收成微薄，为维持生计，父亲有时酿酒，有时打短工、做零工补贴家用，艰难时甚至要借债度日。尽管生活清苦，父亲却始终坚守正直，每晚饭后，他一边吸着草烟，一边训导我们：“穷要穷得干净，饿要饿得新鲜” ，这份质朴的气节，深深烙印在家庭记忆里。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挺进沿河。6月19日，部队抵达我们五区枫香溪，6月24日，李会堂、柳顺周、武学安、刘本玉等人占领周边区域，向群众宣传 “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大家参加红三军。红军部队纪律严明、为百姓谋福祉的优良作风，让乡亲们认定这是 “救星” 。父亲与本村寨陈再升等人商议后，首批自愿参加红三军，同行的有几十人。 7月中旬，在水井湾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山羊区政府，府址先设鲁家山鲁武举家，后迁至陈家大顶陈守凤保长家、木老岩陈伯洪保长家。大会推选何廷坤为主席，郭建铭、安德可为副主席，随后相继建立山羊、池塘、陈家寨、夹石和木老溪苏维埃乡政府。父亲被推选为山羊乡代表，协助组建山羊、池塘、陈家寨、夹石游击大队和山羊、池塘自卫队，积极投身地方革命政权与武装力量建设。 父亲参加红三军后，革命积极性高涨，带领红军、游击队、自卫队，四处奔走发动群众，开展 “打土豪、分田地” 运动，大力惩治恶霸。他率众将猫踏坪为非作恶、欺压群众的土豪黎建侯（又名黎刚，人称司令官 ）的岳母及40多名土豪、恶霸抓获关押。经审讯，对轻者罚款，重者没收财产，罪大恶极者则召开公判大会处决。在喻家坡癞蛤蟆，枪毙作恶多端、拒绝悔罪、绰号 “飞鸡母” 的安仲海；在谯家铺和皂角池，分别枪毙穷凶极恶的何朝义保长之弟何朝信，何开印乡长的狗腿子何正印、何三毛，以及土豪张着金；在山羊岭，枪毙何开印乡长的情报员何茂林。同时，没收张着金、杜承模、何开印、陈守凤等土豪恶霸的财产、粮食和土地，320户、1590名穷苦百姓分到胜利果实，共分得田8745挑，人均5.5挑，财产中的被桶子留给红军、游击队打草鞋，让群众切实享受到革命红利。 8月，局势严峻，阴云密布。第五区区长张羽盛于下旬率国民党地方武装攻打山羊红军游击队，父亲带领游击队顽强阻击，成功击退张羽盛。9月上旬，土豪黎建侯率地方反动武装偷袭苏维埃区政府，父亲参与红军游击队反击，因寡不敌众，被黎部劫走关押的未结案土豪恶霸。彼时，贵州军阀王家烈令白辉章率部进攻谯家红三军，后转攻沙子坡红三军，中旬，父亲奉命带游击队支援沙子坡红三军，白辉章部被击败，我军俘获12名敌士兵，押送黔东特区、省政府后，经夏曦安排转至枫香溪交秦育清副主席，教育后给每人一块大洋遣送回家。 11月下旬，红三军战略转移，撤离沿河，黔东特区独立师撤离谯家铺。驻山羊的红军带领苏维埃区政府干部和游击队员，尾随部队欲往四川酉阳南腰界，却未能追上。红军李会堂和郭建铭带领数十名干部、游击队员决定返回山羊，地方土豪劣绅和散兵游勇趁机反扑。红军、游击队员被迫白天隐蔽，夜晚赶路，李会堂、郭建铭因目标大，五夜行军才潜回山羊。艰苦环境中，医疗匮乏，李会堂在大盖头患痢疾去世，郭建铭募钱粮安葬，坟茔至今仍在。 张羽盛大肆搜捕苏维埃政府干部和游击队员，许多同志因寡不敌众，或从容就义、壮烈成仁；或被罚重金，变卖地产；陈守凤还乡后，被索要分去的粮食，因无力偿还惨遭毒打。他们四处搜捕父亲，扬言 “严办”，为避迫害，父亲带全家四口逃往泉口、三会一带流浪帮工，长达八年。逃亡途中，在捷克乡旋风岭，父亲跌下悬岩，腰背受损，从此脊背弯曲，直至晚年。 即便流落异乡，父亲仍坚持宣传红三军革命主张，鼓动群众与土豪、恶霸斗争。三会乡庙林有地头蛇秦老盘（人称 “秦老帅” ），作恶多端、草菅人命，父亲策动群众将其处死，秦老盘家人和属下欲捉父亲抵命，父亲急忙携全家返回山羊，与地下游击队员暗中活动，等待解放。 1949年初，一名外地生猪贩子常出没山羊岭，住在石墩头安民宗祠，暗中向父亲打听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和土匪官兵活动，二人成为挚友，相互照应，父亲起初不知其真实身份。1950年8月上旬，这位 “猪贩子” 身着戎装，带领解放军解放山羊岭，战士们称他 “排长”，原来他是潜伏在此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民解放军排长刘建业。父亲握着刘排长的手，笑得开怀，用手指着刘排长说：“我早就猜你不是普通人” ，说罢，刘排长也跟着父亲大笑，这段革命岁月里结下的特殊情谊，成为家族与时代的珍贵记忆。 （许国兴） 黔东苏维埃游击八大队 一、革命火种初燃 沿河县城东南，巍然屹立着雄伟高峻的红岩。其脚下分布着黄家岩、水田坝、斑鸟溪、庙树坝等十几个村寨，几百户人家傍着蜿蜒奔腾的白果河生活。时至今日，人们望岩涉水，仍会想起当年红三军来这里时，红岩儿女武装抗敌、迎接红六军团先遣队的可歌可泣故事。笔者走访赵昌顺（游击大队长 ）、黄修清（胡宏升政委警卫员 ）等8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与近百名红岩群众，结合史料、录音，整理如下： 30年代，红岩脚下村寨隶属水田坝乡，乡公所所在的水田坝大寨是沿河通往四川酉阳、秀山的必经集镇，逢农历四、九赶集时热闹非凡。此地背靠红岩、面临小河，对岸龙宝山、白果坪开阔，依山傍水、森林茂密，战略地位关键。但在反动势力统治下，社会黑暗，三个民国区长、两个民国乡长与14户土豪霸占全乡80%耕地，他们重租税、高利贷盘剥，勾结官匪，巧立名目派款派差、随意杀人，农民饱受剥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被迫背井离乡。 1934年6月红三军挺进沿河，军部驻晓景乡长冈岭村，师部设水田坝南面铅厂坝，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贫苦大众盼来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拍手称快，红岩似与太阳辉映更红。 乡公所对岸黄泥坡的赵昌顺，读过私塾，因家贫随父编篾货。他听闻红军驻谯家铅厂坝，偷偷前往。师长钟炳然、团长贺炳炎接见后，发现其有文化、有头脑且仇恨反动派，留他在红军学习五天。赵昌顺受革命启蒙，决心跟党和红军干革命，钟、贺遂派他回乡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赵昌顺回乡后，秘密串联黄玉成等多人，在猫洞关帝庙开会。他介绍红军情况、讲解革命道理，呼吁穷人建队伍、反土豪、建苏维埃。众人群情激昂，宣誓“紧跟红军闹革命，永远不变心，变心砍头不留情” 。 二、队伍发展与战斗 （一）游击队与苏维埃成立 1934年7月15日水田坝赶场日，水田坝游击队宣告成立，60多名穷苦人背大刀、扛长矛，劳苦群众扬眉吐气。贺炳炎团长到场，宣布水田坝游击队为苏维埃第八游击大队，任命赵昌顺为大队长等，部署缉拿逃亡地主、摸清反动乡团、为红军“索饷”、协助建乡苏维埃及开展土地革命等任务，与群众畅谈到深夜。 7月16日，大队部设国民党乡长赵昌明家并树红旗，胡政委设红军独立团团部，夏副官筹备乡苏维埃。7月20日赶场日，水田坝乡苏维埃成立大会召开，选举王齐书为乡苏维埃主席等，公布五条施政大纲，群众欢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鞭炮锣鼓声响彻山谷。 （二）斗争与发展 有了苏维埃和游击队，军民配合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土豪财产，除部队给养外全部分给贫农，游击队获群众拥护，半月内从60余人发展到150多人。 地主、富农勾结反动势力，造谣破坏，绑架暗杀游击队员与苏维埃人员，封锁苏区。游击队设卡放哨、侦察敌情、加紧训练。侦察到柏果树保董杨胜华勾结民团妄图破坏，夜间奔袭捕获，于赶场日砍头示众，反动民团收敛。 黄朝廷（黄三毛 ）作战勇猛，带动家人参军。一次执行任务遇敌黄司令官天宫井作恶，他一面报信一面奔袭，谎称增援接近敌哨，先发制人击退敌哨，乘势追击，赵昌顺率队增援，大败敌人，缴获弹药，游击队声威大震。 八大队还配合红军作战，参加黑水歼击杨畅时、枫香溪等战斗，三打淇滩场、重战沿河城，凭人熟地熟屡建功勋，流传歌谣“八大队，赵昌顺，敌人听了得一惊；白天不敢走大路，夜晚不敢点油灯” 。 （三）整训与编入红军 9月上旬，贺团长再次到水田坝整训八大队，严格军事训练，加强纪律作风教育。此间揭发大队副赵昌培为奸细，其供出埋枪及私藏鸦片金银，被贺团长正法；司务长孔朝科贪腐拒认罪也被正法。八大队整编为三个中队，廖云清任大队长等，10月初正式列入红军编制。 10月上旬，红三军贺军长视察水田坝，肯定工作，鼓励队员成真正红军战士，还钓鱼游泳、察看地形，嘱托守好红岩、水田坝阵地，因其是黔东苏区城墙与特区通川大门。 10月中旬，红六军团先遣队与红三军红岩会师，八大队随贺军长接应红六军团，后转回苏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进军湘西。 三、坚守与牺牲 红军主力撤离后，国民党调集三省正规军与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编入独立师的八大队与红军、各地游击队苦战月余，保苏维埃政府，完成使命，但弹药缺乏、给养困难。11月中旬，王家烈部进攻，独立师撤往梵净山，八大队任后卫掩护主力。12月中旬，胡政委等率队水田坝准备撤离，遭敌包抄，侦察员及时报信，部队过白果河遇伏，腹背受敌。胡政委沉着分三路突围，击退守敌，前往梵净山追独立师，途中屡遭伏击，大部未会合，余部300余人随秦团长入川找主力，坝芒遭夹击，仅王齐书等少数幸存，秦团长被俘后遭残忍杀害。 红岩人民遭疯狂迫害，红军伤病员、侦察员等被杀害，家属受酷刑，倾家荡产，但红岩儿女不屈，坚信红军会回来。水田坝乡苏维埃主席孔朝廷被俘后坚贞不屈，1936年3月临终前，向儿子孔永安留下遗嘱，嘱托其读书、伸冤报仇、与土豪斗争、立碑，体现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烈士鲜血未白流，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如红岩色彩，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 （赵中立 黄廷勇） 难忘的战斗岁月 1934年端午那天，红三军开进枫香溪，周边村寨议论纷纷，众人奔走相告红军是帮穷人翻身的队伍。我满怀激动，邀约本乡沈育普、何国志等十几个年轻人，前往枫香溪要求参加红军。红三军第七师师长卢冬生接见我们，欢迎加入，我们报名登记后，卢师长给一面红旗，命我任队长、沈治青任副队长，回谯家招募新兵。 投身红军 没几天招了几十人，队伍开赴白石溪，驻扎唐家。卢师长从新兵中选24人入机炮连，我也入选，编入秦（子开）团长的团。老战士带我们操练，姓樊的队长教唱《练兵歌》 ：“革命志士要勤劳，今日练兵最重要，枪支弹药保存好，临阵之时发炮要灵巧……红军隐蔽不怕打山炮，各营各连技术比他高”。 初战姜兴尧 我方侦察员报，国民党姜兴尧带兵到印江，妄图攻打土地湾，放言“几个红军崽崽不算啥”。夏曦主席迅速部署，秦团长带30名老红军打前锋，15个新兵（含我）殿后。岂料姜兴尧部队早埋伏枫香溪前张家湾，待红军主力过，从两山截击，我们措手不及。 15个新兵仅几条枪，余为梭标杆子，且无作战经验，敌人兵力超十倍。虽顽强抵抗，仍敌众我寡，15人战死13个，剩我与另一战士。前方红军遇敌后调头，秦团长率部占高地反攻，击败姜兴尧，还杀了其副官。战友牺牲，大家悲愤，将副官割死泄愤。战斗结束，我浑身狼狈，衣服撕得像“望山钱”，秦团长给裤子，红军战士给衣服，才得以换装。 夜袭谯家场 9月13日，贵州军阀白辉章来谯家攻苏维埃政府。夏曦主席召集会议，决定连夜奔袭，每人右臂挽三根稻草为标记，口令“进、出、革命军”，兵分三路：汤参谋由陈家深带路从左老林界下；秦团长由我带路从老鸹池直插；夏主席从右边上山穿堡上靠拢。 白辉章司令部设谯家场，主力分驻堡上、官路坎要道。我军弹药少，夏主席令少开枪、多放鞭炮迷惑敌。三支队伍冲锋，堡上、官路坎敌人死的死、逃的逃。战士们在小山堡点鞭炮，如机关枪响，敌人混乱。刘本玉在门缝一枪打倒敌人，激战一个多钟头后撤离，爬上白石山梁回望，敌人自相残杀、打得起劲。此役缴获多支步枪、24箱子弹、一挺机枪，俘敌一个营80多人。 征战与被俘 后我们参加红三军、红六军南腰界会师，合编为二、六军团，向湘西挺进，重建根据地，途中在晃州与当地军队交战。从南退出时，湘西军阀周矮子率旅穷追，为保实力，我们尽量避战，周矮子紧追不放，贺龙怒称“欺人太甚”，遂在大庸城与其激战两天两夜，打垮该旅。 战斗中我右脚受伤，为不拖累部队，与秦团长商量回家养伤，后寻主力。我与3名受伤战友归乡途中，被周矮子残部团长抓住，五花大绑欲杀头。我喊“吃海椒不怕辣，当红军不怕杀，要砍头就砍” 。审讯时，姓田的团长问我籍贯，我答贵州沿河谯家，又讲谯家田姓祖籍、祖宗安葬地及一支迁徙情况，田团长称同宗，悄悄放了我们。 回乡后的斗争 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湘西，贵州军阀杨昭卓部扑黔东根据地，谯家土豪劣绅组还乡团，搜捕红军与游击队员。我们4人返乡后不敢露面，却被区长魏春亭知晓，欲抓我杀头。我连夜跑铅厂找秦（贞权）团长，魏春亭抓不到人，抢光我家粮食，拖走80多岁祖母寿木、寿衣，放言“撞见就发落” 。祖母无奈求魏春亭母亲（我家与她家有亲戚）说情，魏春亭才停追捕。 找到秦团长后，我组织10多名青年，暗中侦察敌情、通风报信、掩护红军。一次，刘本玉、田兴武、赵副官等悄悄到谯家买米，赵副官牵马场口遇国民党武举谯文焕劫场，被砍死，刘本玉等人被困。我忙带他们躲田兴全家楼上，用大斗篷、大黄桶遮盖，避过搜捕。后几天，谯文焕四路搜捕，我趁黑将刘本玉等藏对门山洞，摸黑送饭。数日后搜捕松懈，他们逃往白石，古历十月去湘西找主力。1988年刘本玉来信，称离谯家后在秀山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折磨，九死一生逃回家乡湖北荆门。 如今我已85岁，想起往昔战斗岁月仍兴奋，梦中常与首长战友相聚。（田兴贵回忆） 从参加红三军到解甲归家 我是沿河县谯家区白石乡人，旧时光里，家庭被贫穷紧紧缠绕。父母亲满心期许，想尽办法要送我读书，盼着我将来能有出息，挣脱这穷苦的命运枷锁。可现实太过残酷，我才读了三年私塾，家中就无力再负担，无奈之下，只好放下书本，帮着家庭做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用稚嫩的肩膀，开始为生活添砖加瓦 。 1934年5月，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如一把利剑，由四川省彭水县的朗溪向南，气势如虹地进入沿河境内。6月1日，红军进驻沿河县城，中旬又一路挺进，到达铅厂、谯家铺、枫香溪一带。可地主恶霸乡长保长，惧怕红军带来的变革，四处造谣：“红军是红胡子，夺财抢物。”那时我虽已18岁，却因涉世未深，胆子小，听了这些谣言，心里满是骇怕 。 一天，我和同寨的6个青年小伙子在溪沟里洗澡，没一会儿，七八个陌生人走了过来，也加入洗澡的队伍。我们顿时慌了神，骇怕地准备躲开。可他们满脸笑容，轻言细语，那语气，就像对待亲人一般：“我们是红军，红军都是受苦受难的穷人，和穷人心连心，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呀。”说完，还亲切地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红军。这一番话，让我们心里暖烘烘的，原来红军不是传言中的“红胡子”，骇怕瞬间化作羡慕。6个人异口同声，都坚定地答应要参加红军。他们笑着指引：“真的想参加，就去谯家铺找红军部队报名。” 夜晚，我和杜胜贵、杜显魁、蒋奉荣、蒋奉华、邓扬吉凑在一起，把白天的事儿一说，大家都一拍即合：“要得！”第三天，我们6个怀揣着希望，奔赴谯家铺。找到王队长说明来意，王队长热情欢迎，让我们先加入游击队。队长信任我，让我当班长。从那以后，我们和游击队的同志同吃同住，一起走街串巷搞宣传。不过半个月，游击队就像春天的新芽，发展到40多名队员，队伍生机勃勃 。 7月的一天，4个红军战士带着我们，向着印山堡进发，目标是攻打谯玉廷保安队。我们没枪，没摸过枪，更没打过仗，刚听到谯玉廷保安队的枪声，游击队员就被冲散了。我们6个狼狈地跑回家，心里又气又愤，对谯玉廷保安队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报仇。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一致认为：只有找游击队，参加红军，才是出路！第二天，我们又回到谯家铺归队。王队长带着我们，继续发动青年人，游击队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壮大。我们四处搜集火枪，找来铁匠打造刀、矛，很快队员就扩充到100多个。一面大红旗竖起来，在红军同志带领下，我们往返于谯家铺一带打游击，还为部队背粮食。土地湾成立苏维埃政府后，队伍进行整顿，清除6个阶级异己分子，由我们班押送到土地湾苏维埃政府处理。打游击的日子里，土地革命运动也同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看到生活的新希望 。 10月，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十七师的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一部分，在水田坝与我们部队会师（我们当时是红三军七师二十六团 ）。我们从谯家铺出发，在龙头岩打了一仗，之后转移到四川省酉阳县的南腰界，在猫洞大田召开誓师庆祝大会，也就是挺进湘西誓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中央军委给二、六军团胜利会师的贺电。夜晚，两军团领导召开扩大会议，商讨战略，统一编制、指挥，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决定撤离黔东苏区，向湘西进发。那时我们属于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政委胡宏升。在南腰界改编充实正规部队时，我编入四师十团二营六连，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11月，部队行军途中，途经甘龙、秀山，在百岁、坝芒一带遭遇敌人伏击，不幸的是，宏升政委壮烈牺牲 。 部队继续向着花垣、保靖挺进，在永顺龙家寨又打了一仗，我们成功消灭尾追的周矮子、杨其昌两师的三个旅。我被编入一支步枪交班，班长宣布把枪发给我时，我第一次背上大枪，那种使命感，沉甸甸又滚烫烫。后来，我们打大庸、桃源、常德，转战陬溪、桑植、龙山、来凤、凤、沙市、里州一带，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倾力支援，我们也不负众望，打了许多胜仗。在常德休整时，我被选到电话班当班长，开启新的战斗岗位 。 1935年10月，从龙山出发，长征北上抗日的征程正式开启。我们从湖南西打进贵州玉屏，经江口、印江，在石阡休整一个星期，还捕获借名传教的洋人特务。当时我们喊出响亮口号：“打到贵阳城，活捉王家烈，过好旧历年，踏平云、贵、川！”从石阡出发，转渡乌江到大方，再从大方打到毕节进入云南。在云南，敌人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我们却仅凭双脚，一路走一路打，一仗接着一仗，硬生生打进西康，穿越大森林，在甘孜休整后，又踏上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路程 。 雪山之上，积雪皑皑，寒风似刀，刺骨地刮。同志们背靠背睡，手牵手走，彼此依靠，相依为命。行军时，有的同志衣服破了，肉露在外面，被雪风刮出一道道血口子，鲜血直流；有的掉进雪坑，挣扎着难以爬起；还有的，永远长眠在这洁白却残酷的雪山之上 。 草地里，野草莽莽，每一步都寸步难行。自然条件恶劣至极，生活处境艰苦得难以想象。别说吃肉，连一点油星子都见不着。同志们带的干粮早早吃完，只能挖草根、啃树皮，藏族人民摔丢的牛、羊皮，捡回来烧熟了，放在嘴里艰难嚼着。有时坐下休息，浑身没力气，连坐稳都难，只能直接睡在地上。草地地形奇特，四面高、中间低，进去了，一个月都难走出来。里面积满污泥雪水，深不见底，有的地方像安了弹簧，脚一踩就往下陷。下雨天，同志们从早到晚浑身湿淋淋，活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脚趾甲泡得发软，像肉糊一样，有时被挂掉一个或几个，自己都浑然不知 。 1936年10月，我们部队终于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爬雪山过草地的这段历程，像一场深刻的洗礼，革命斗争的熏陶、艰苦日子的磨炼，让我心里亮堂起来。我看清了，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才是穷人饥寒交迫、做奴隶当牛马的根源。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才能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从此，工作起来，我浑身是劲，越干越想干，越学越想学。首长看到我表现好，1938年提升我为电话排排长，后来又升为通讯连连长。我们部队长期驻守在西北 。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太多同志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崇高理想，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献出毕生精力和宝贵生命。我想把当年和我一起从沿河出发，后来牺牲的同志，一个个讲出来，以此表达我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一样，对他们深深的缅怀 ： - 张春怀，男，1907年生，沿河县钟南乡联合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五师十五团排长，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张时吉，男，1916年5月生，沿河县钟南乡联合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十团二营二连战士，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彭忠相，男，1904年1月生，沿河县钟南乡花果园上仓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三军战士，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彭忠润，男，1905年生，沿河县钟南乡花果园村烂湾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魏万兵，男，1919年生，沿河县钟南乡花果园村人。1934年6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 魏万朋，男，1903年生，沿河县钟南乡花果园村人。1934年6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4年在江口梵净山牺牲。 - 侯占奎，男，1918年5月生，沿河县晓景乡河洞人。1934年6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5年在湖北狸山牺牲。 - 王孝芝，男，1916年10月生，沿河县白石乡联盟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生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纵队八旅六团副营长，1947年10月在陕西省榆林县牺牲。 - 陈水银，男，1913年2月生，沿河县白石乡梨树坪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1936年在湖南省高梁坡牺牲。 - 杨桥昌，男，沿河县淇滩乡郎溪人。1934年4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在长征途中牺牲。 - 杨贤昌，男，沿河县上坝乡芭蕉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在长征途中牺牲。 - 谭凤相，男，沿河县毛田乡胡格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战士，在陕北牺牲。 - 何廷仲，男，1913年生，沿河县甘溪乡土门村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副班长，在长征途中牺牲。 - 田庆云，男，1885年生，沿河县白石乡人。1934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任谯家区白石乡土地湾农会主席，1934年11月在白石土地湾牺牲。 上述十四位同志，参加红三军后，为中国革命和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他们的伟大精神，与天地共存，同日月争辉 。 1949年，解放青海后没过一个星期，我们部队集体转业到地方。我被分配到大通县当区长，1953年调到国营种羊场计划科任科长，后来又去农业生产队当队长。1954年3月，调任副场长，依旧管农业生产。1966年10月退休，1969年6月转回沿河，县里把我安置在和平镇三街，安享晚年。1970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当选为县革委委员。沿河民兵团修筑湘黔铁路时，我两次前往工地慰问。1981年5月，选为沿河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成为县政协委员。1987年8月，选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1990年7月，又选为第二届的代表、委员 。（杜胜能回忆） 黔东苏维埃特区政府副主席陈正国 在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沙子坡镇四坳口村，有一位在黔东革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陈正国。他于 1892 年出生在一个极其贫穷的土家族家庭，家境的贫寒让他从小便饱尝生活的艰辛。年幼的陈正国，看着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却依旧难以维持生计，深知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与无奈。但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他内心的善良与正义，反而铸就了他正直坚毅的性格。 陈正国以帮工为生，在劳作之余，他常常思索着如何改变家乡人民的命运。他为人正直，看到乡亲们遇到困难，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哪怕自己生活也并不宽裕，也会仗义疏财。久而久之，他在家乡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成为乡亲们信赖和敬重的人。 当时的黔东地区，人民深受封建地主、军阀的压迫，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兵”组织应运而生，这是当地民众为反抗压迫而自发形成的武装力量。陈正国积极参与到组织黔东“神兵”的工作中，凭借着自身的威望和能力，他被推举为副佛主。“神兵”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当地百姓反抗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与反动势力进行了多次斗争，试图为百姓争取一片生存的空间。 1934 年 6 月，对于陈正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率部参加了红三军。在红军干部张均望的教育和帮助下，陈正国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中。他深入乡村，向百姓宣传革命的道理，组织起游击队和自卫队，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贡献力量。在他的努力下，旧寨坝革命委员会成立，陈正国被推选为副主席。 同年 7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沿河铅厂坝召开的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黔东革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来自沿河、德江、印江等县的 135 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选举产生了特区革命委员会。陈正国凭借着在革命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和卓越贡献，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这次大会选举出了贺军长、关向应、夏曦等 80 名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孙秀亮、秦育清、张均望等 32 名常委，孙秀亮为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正国深感责任重大，他决心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为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9 月 25 日，陈正国随夏曦主席带领红七师二十五团、沿河独立团，从白沙溪出发攻打印江沙子坡。在战斗中，他们遭遇了由遵义调来增援的黔军学生队和省保安团。陈正国毫不畏惧，他与战士们并肩作战，鼓舞着大家的士气。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成功打垮了敌人，取得了保卫苏区木黄战役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也让陈正国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10 月，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挺进湘西。陈正国奉命与黔东特区独立师一起，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面临着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残酷围剿。但陈正国和战友们毫不退缩，他们凭借着对革命的忠诚和顽强的意志，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11 月中旬，敌人围攻护国寺，独立师在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撤离梵净山。 在这混乱的局势中，陈正国不幸被“清乡团”抓捕并投入监狱，随后被押往贵阳。在监狱里，陈正国遭受了种种折磨，但他始终坚守着革命的信念，没有向敌人屈服。直到次年 6 月，他才被释放回家。然而，此时的家早已物是人非。他的妻子任碧芝带着两个女儿为了躲避战乱和生存，前往德江、铅厂一带讨饭度日。在这艰难的流亡过程中，大女儿因病死亡，任碧芝也为生活所迫而改嫁。 回到家乡的陈正国，虽然经历了牢狱之灾和家庭的变故，但他对革命的热情和对家乡的热爱丝毫未减。他的友人十分关心他的生活状况，而他也没有被困境打倒，反而积极地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他把自己的树子捐出用于建学校，希望能为家乡培养更多的人才，把家产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期望他们能继续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陈正国老人。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起步到取得胜利的伟大历程。1957 年，陈正国在家中病逝，享年 65 岁。他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事迹和精神却永远留在黔东大地，激励着后人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他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先驱，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黔东人民的心中，成为那段波澜壮阔革命历史的不朽见证。 老红军宁正和 1918 年，宁正和出生在贵州印江一个普通的土家族家庭。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宁正和的家乡，虽然地处偏远的大山深处，也未能幸免地遭受着贫穷与苦难的侵袭。 宁家坪是一个宁静却又贫困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绕，交通极为不便。宁正和从小就目睹了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却依然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然而，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磨灭他内心的希望与勇气。在大山的怀抱中，他像一棵顽强生长的树苗，在风雨中逐渐成长。 少年时期的宁正和，常常听着长辈们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那些关于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传说，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渴望改变的种子。他看着家乡的人们在封建地主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艰难求生，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为改变这种现状做些什么。 1933 年，对于宁正和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在堂叔宁国学的率领下，他参加了神兵斗争。神兵斗争是当时在贵州等地兴起的一种农民自发的武装反抗运动，旨在反抗封建地主和军阀的残酷剥削与压迫。 宁正和怀着满腔的热血，跟随堂叔和其他神兵战士们一起，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他逐渐学会了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在战斗中保护自己和战友。虽然神兵斗争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取得全面的胜利，但这段经历却让宁正和深刻认识到了团结和斗争的力量，也为他日后正式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础。 1934 年 8 月，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宁正和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当他看到那一支纪律严明、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时，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激动与向往。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红军的行列，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艰辛但却无比光荣的革命道路。 加入红军后不久，宁正和便随红军主力进入湘西地区。在这片陌生而又充满挑战的土地上，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洗礼。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紧接着，宁正和迎来了他革命生涯中最为艰苦卓绝的考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长征途中，宁正和与战友们一起，翻雪山、过草地，面对饥饿、寒冷、疾病以及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勇往直前。 在翻越雪山时，刺骨的寒风如刀割般吹在脸上，稀薄的空气让人每走一步都喘不过气来。宁正和看着身边有的战友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他强忍着悲痛，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行。他深知，只有坚持下去，才能为革命保留希望的火种。 过草地时，茫茫草地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机。沼泽随时可能吞噬掉战士们的生命，而食物的极度匮乏更是让大家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宁正和与战友们相互扶持，寻找着可以食用的野菜，甚至啃食着皮带和草根。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他从未有过一丝退缩的念头，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跟着党，走出草地，完成革命的使命。 长征结束后，宁正和凭借着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和出色的领导能力，开始在部队中逐渐崭露头角。他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团长等职务。每一个岗位，他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对待，带领着战友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在战斗中，宁正和总是冲锋在前，他的勇敢和机智成为了战友们的榜样。有一次战斗中，部队遭遇了敌人的猛烈炮火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宁正和沉着冷静，迅速分析战场形势，带领着战士们巧妙地利用地形进行反击。他身先士卒，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为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在他的带领下，部队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宁正和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初心，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和训练，注重部队的纪律和团结。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的战斗力不断提升，成为了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钢铁之师。 新中国成立后，宁正和继续在部队中发光发热。他先后担任福州守备十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福州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在和平年代，他依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劲，致力于部队的建设和国防事业的发展。 1955 年，宁正和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这些荣誉是对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卓越贡献的肯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深知，这些荣誉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更是属于那些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在和平时期的工作中，宁正和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深入基层，关心士兵的生活和训练情况，积极推动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注重培养士兵的纪律意识和爱国精神，为国防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1988 年，中央军委授予宁正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是对他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再次褒奖。然而，宁正和并没有把这些荣誉当作炫耀的资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激励，激励自己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在生活中，宁正和是一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他从不居功自傲，对待身边的人总是真诚友善。无论是在部队中还是在生活中，他都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离休后，宁正和被组织上安置在贵州省军区后巢干休所。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依然心系国家和人民。他经常给年轻一代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希望他们能够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传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 1996 年 11 月 10 日，这位伟大的老红军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宁正和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从大山深处走出，历经战火的洗礼，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的事迹，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宁正和，这位走出大山的土家人，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什么是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懈奋斗。他的故事，将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传颂，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黔东纵队司令员冉少波 1903 年 1 月，冉少波诞生于贵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冉家坡一个贫苦的土家族家庭。他原名启昌，字绍文，号龙骧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黑暗深渊，军阀混战、列强肆虐，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冉少波在困苦中成长，年幼的他目睹着家人与乡亲们在贫困与压迫下的艰难挣扎，对改变命运、推翻不公的渴望在心底悄然扎根。 1925 年 4 月，为谋出路，冉少波投身湘军贺跃祖部。次年 8 月，他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与贺部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师一同，经湘阴、平江进入江西作战。这段经历，让他初尝战火，也见识到了革命力量的强大与正义。1927 年，他先后在国民革命军四十军与四十四军联合开办的军官教导队和讲习所受训，系统学习军事知识与技能。1928 年 4 月，冉少波凭借努力与天赋，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深造。在黄埔军校的时光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军事理论养分，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交流切磋，视野与军事素养得到极大提升。1929 年 5 月毕业后，他前往湖南芷江、新晃以及贵州天柱等地，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悄然播撒革命的火种。1931 年，他担任铜仁仁鸣翼旅武术教官，将自己的武艺倾囊相授，为培养军事人才贡献力量。 1933 年 4 月，冉少波回到家乡袁家湾。此时的家乡，依旧被封建地主与反动势力的阴霾所笼罩。冉少波决心改变这一切，他振臂一呼，组建独立营，并提出“一打财主二打官，不与穷人啥相干”的响亮口号。这一口号，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当地黑暗的夜空，迅速吸引了众多饱受压迫的穷苦百姓响应，队伍很快发展至三、四百人。 然而，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独立营中，副营长冉泽云违犯军纪，在众人的注视下，冉少波毅然决然地枪决了冉泽云，以严明的纪律树立起独立营的威严。随后，他将队伍带到枫香溪进行整训，日夜操练，提升队伍战斗力。为充实武器装备，冉少波“借”来了印江县长和沿河县剿共联防大队覃礼昆的枪。覃礼昆恼羞成怒，纠集保安团长张云鹏、谯家区长谯玉廷以及谯家、上坝、沙子三区民团八九百人，气势汹汹地围攻冉家坡。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冉少波沉着应对，但终因敌众我寡，独立营失败。他无奈潜离印江，踏上寻找红军的征程。期间，他还化名冉云，带着“警卫员”陈云武前往德江稳坪，领导神兵运动，继续为革命事业拼搏。 1934 年 5 月，神兵在德江县枫香溪张家祠堂遭敌人夜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神兵们奋起反抗，与敌人展开血战。冉少波带领着幸存者，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一路辗转来到印江刀坝，投奔从洪湖撤出的红三军。 6 月 15 日，冉少波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红军到沙子坡，并参加神坛佛主会议。6 月 17 日，在万寿宫群众大会上，红三军首长讲话完毕后，冉少波登上讲台，他目光坚定，声音洪亮地号召神兵参加红军、游击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台下的群众被他的激情所感染，纷纷响应。6 月 19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收编神兵建立根据地。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坚定的革命信念，冉少波被任命为黔东纵队司令员。 7 月，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张家祠堂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冉少波因其在革命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8 月，黔东纵队配合主力红军攻打马脑山。战斗中，冉少波指挥若定，排兵布阵巧妙得当。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最终出色完成战斗任务，受到嘉奖，获马一匹。8 月 15 日，冉少波率领纵队一夜急行军 180 里，奔袭淇滩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清、傅衡中旅、黄富安营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8 月 22 日，队伍转兵木黄，与红九师会合，继续为保卫和扩大根据地而战斗。 此后的战斗中，冉少波更是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智慧与勇气。他与战友们制定“诱敌深入”、“杀回马枪”等战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在新洲一战中，他们打垮进犯的敌人，俘虏副师长黎军，俘敌 80 多人，缴获枪支 150 支，子弹 2000 多发，取得木黄的重大胜利。 9 月，冉少波率部攻占秀山倒马坎，配合红三军展开“顺手牵羊(歼)羊(杨卓之)”行动。在围攻冉家坡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带着 95 名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奋勇登上冉家坡，冲入祠堂，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聚歼顽敌。14 日，他回师谯家铺，与沿河黔东独立团、谯家游击队大队、特区保卫队密切配合，对王家烈、杨昭焯部发起夹击。在夜袭薅坝的战斗中，他们成功吃掉敌人一个营，缴获 6 匹马驼的枪支弹药，俘虏敌人 80 余人。24 日，他在沙子坡令牌山设下埋伏，成功打败遵义学生军，一次次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26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组建黔东独立师，冉少波因其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和领导才能，被提升为副师长。28 日，黔敌劲旅李成章进犯木黄。冉少波临危不惧，指挥黔东独立师伪装成主力红军，死死咬住敌人。战斗中，他巧妙地运用地形与战术，带领战士们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毙敌 1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让冉少波在战火的考验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 月 13 日，黔东独立师配合红九师攻打沿河城。冉少波精心部署，指挥独立师先拿下淇滩镇，随后组织战士们寻找舢舨，渡过乌江，迅速控制彭家沙坨、斯溪等渡口，从水陆两路对杨畅时旅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全歼敌军，救出傅怀中，夺回二十几担中西药以及大批物资和武器装备。14 日，在淇滩，冉少波奉命将黔东独立师整编成一个团，正式列入红三军建制，实现了将“神兵”改编为正规红军的夙愿。 15 日，川、湘、黔敌军趁红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之机，大举进犯苏区。冉少波与师长贺炳炎率黔东独立师，与九师一部、特区保卫队、区乡游击队紧密配合，在龙池、晓井、任家寨、堰塘、大平盖一线，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一次次痛击敌人。21 日，白军三路夹击红军于苦竹坝。冉少波沉着冷静，指挥战士们利用山势险要的地形优势，构筑防线，顽强抵抗。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不断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与敌人展开殊死拼杀，一次次打退敌人，毙敌 100 余人。最终，因敌众我寡，部队撤到石渠，在随队筹备给养时，不慎误避六军团。 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后，冉少波调任红二军团司令部，担任参谋、侦察二科科长等职。在新的岗位上，他积极协助任弼时等首长工作，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与卓越的军事见解，为红军的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之后，他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教官，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红军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中。他精心备课，耐心教导，将自己的军事知识与战斗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为红军的发展壮大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然而，命运却在 1935 年 4 月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冉少波疑在湖南桃源被害，年仅 32 岁。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中国革命的天空，留下了璀璨而永恒的光芒。 1987 年 2 月，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为冉少波平反昭雪，恢复其政治名誉，他的英勇事迹被刊载于《解放军烈士传》第四集。冉少波，这位从贵州印江大山中走出的土家族英雄，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坚定信仰。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后人在追求正义与自由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他的英魂，将永远闪耀在黔东大地的上空，成为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不朽丰碑。 舍身赚敌送红军 一九三四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正逢木黄场期，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赶场的人。 在下街杂货摊子面前，只见两个背枪的人正抓住卖杂货的小贩，破口大骂，看样子只要小贩回一句话，立刻就会遭到一顿毒打。一个穿青洋布长衫的大个子，站在后面涨红了脸，一边骂一边装着制止那两个撒野的家伙。人们认得这人就是木良坝的张营长张树青，木黄地区一条出名的地头蛇。 几个好心人好说歹说劝走了张树青。一个花白胡子便埋怨小贩：“老福，你向来脾气好，咋个和他们吵起来了？有道是蚀财免灾嘛！” 那个叫老福的人正低头收拾乡丁甩在地上的货物，慢慢抬起头来：“哪是我要和他吵，哪场不被他们敲去点东西？今天才摆开摊子，张营长见我摆的一套玉石烟嘴，白铜烟杆脑壳，伸手就拿，价钱也不问，又是老规矩：‘嘿嘿，到我营盘去拿钱’。我说这是赊来的货，求赏几个现钱，以往拿的就不算钱了。他就说我方了他的面子，便要生事打人……” 许多人摇着头走开了，有的仍愤愤不平在议论。一个年青人怒冲冲的说：“他龟儿子光欺老实人，前头红军在这里时他却钻到裤裆里去了。” 王老福红着眼睛，铁青着脸，见侧边是熟人，低声地对青年人说：“我不是年纪大点，真该和红军走了，也免得再受他几爷崽的气。”他伸手抹了一下乱蓬蓬的络腮胡子，方正宽厚的脸上掠过一股少见的怒气，恨恨地叹息了一声。 这年头兵荒马乱，本来生意清淡，才一开张又被张树青闹了一场，王老福窝着一肚皮火。太阳才偏西就收捡摊子了。这时，忽见赶场的人们一下子乱起来，脸上一副惊喜神秘的样子。王老福一问，说街上来了红军了。 “红军！”自从贺军长走后近一个月来，叫王老福脑壳都想痛了。真的又来了吗？他正在怀疑，果见一队红军开过来，一边走一边笑眯眯的和两旁的人们打招呼。王老福看到在前面那个挂盒子枪的中年汉子惊喜得叫了起来：“老胡……老弟……胡连长……”胡连长也发现了他，一下跑过来抓住他的大手直抖：“老福哥，你好！”老福盯着胡连长的脸，活象个小孩子一样直傻笑，好一阵才清醒过来，笑着敲自己的脑壳：“你看我这人真老昏了，站着做哪样，到我家喝口水去！”胡连长爽快地答应了：“你先走，我把同志们安顿一下就来。” 他和胡连长是老相识了。三个多月前，贺军长初到这里，反动派造谣说红军来了要一烧二杀，多少有点家声的人家都跑了。这时老福正打摆子，躺在床上走不动。他想，反正病死也是死，叫人杀了也是死，穷人的命横竖不值钱……谁知红军来了，秋毫无犯，有一连人就住在他隔壁一家地主的房子里。就是这个胡连长，知道他病了就叫队伍上的卫生员给他看病，送来大米，病好了，又见他身体虚弱还拿来猪肉，叫他补养身体…… 如今一见到老胡就象久别的亲人，问这问那说个不完。最后，他说：“你们一走，那些地主恶霸又横起来了，现在不走了吧，可得好好整整他们。” 老胡笑着说：“现在还来不及整治他们，队伍有别的任务，而且今天就要马上走，以后会回来的。至于那些人迟早跑不掉……”接着详细告诉他，为了全国革命的需要，贺军长要暂时离开这地方。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团悄悄离开湖南，从四川边境又回到这里，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边来。他笑着说：“现在也完成任务了，但川军周矮子师却紧紧尾追我们不放。今天，我们团的主力在中途向北转移，叫我们继续把川军牵到芙蓉坝一带，途中设法甩掉他们。万一甩不掉，就拉进梵净山打游击……只是去芙蓉坝的道路和沿途情况都不熟悉，想找个可靠的人带路……”说罢望了王老福一眼。 王老福低头想了一歇：“哪阵走？”胡连长说：“估计不等太阳落坡周矮子就会撵到这里。我们马上就该走！” “我给你们带路！”王老福把烟杆插在腰里。 “你？”连长看他迟缓忠厚的样子有些担心。 “这一带我熟，连毛狗路我也不会错。走！”说着拿起一条带绳子的扁担扛在肩上，象出远门挑脚的模样，首先走出了门。 十月的天气晴朗凉爽。几条牛在收获后的田坝里自由自在地吃草，路旁的野菊花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王老福带着队伍走了六、七里地，连一个人影也未见着。在一个拐弯处才看到一个人。那人一看见队伍回身就跑。老福认出是挑脚的老伙计杨老三的儿子，忙把他叫住，说这是红军不要怕。小伙子见了王老福才站住了，满脸惊慌地说：“我还以为是川军哩！”一听这话胡连长马上警惕起来，忙问他：“什么川军？”小伙子见他们还不知道，惊奇地说：“哪样川军！刚才芙蓉坝来了好几百川军，你们不知道？”接着他告诉大家，他爹妈病得厉害，早饭后他去芙蓉坝找向先生要草药，拿了药刚打算走，忽然来了队伍，脚上一律穿着泡花的草鞋，说是川军，一来就四处放了哨，只准进不准出，他因爹病重，冒着死混到河对门的山上，才绕道逃出来的。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大家都搞懵了，知道是周矮子估计红军要到芙蓉坝，先分这股人抄近路埋伏起来，好前后夹攻。现在时间紧迫，改变原来计划也来不及了。几个连干部紧急商量了一阵也未想出个妥当的主意。王老福心里更是火烧火燎的。俗话说急中生智，胡连长忽然想起王老福刚才提到的木良坝那个“张营长”，并详细问清了周围的地形和张树青的情况，想了一阵，忽然想起一个主意说：“弄他们个狗咬狗，如何？”便把他的计划告诉大家。几个干部想一阵都说，好是好，就是难找这个耍狗的人。王老福机灵，立马明白过来，主动请缨，可大家考虑到他年纪大，又没经过大阵仗，弄不好误了事还会丢命。有人主张找个会说本地话的人化装去。王老福烟杆一摆，发火了，像教训人一样喊住他们的议论：“别看我不中用，以前给人挑担子，湖南、四川都闯过……要说险，上山弄柴还会掉下岩哩，你们为穷人不怕险，我这条命就那样值钱？”说着，用烟杆向前一指：“快走，再走两、三里路就是张树青的营盘了。你们别管他，他龟孙只有三十几条枪，见你们人多是不敢惹的。出了木良坝寨子不远，转过弯有一条上山的小路，你们从那上山，半山有个庙，就藏在那里等着，见下边打起来了就走。”说完不容人答腔，自个不慌不忙地往回走了。 川军师长周矮子根据沿途散场的老百姓答复，知道红军确已转入芙蓉坝已落进设下的圈套里，乐得屁都笑了出来。未到木黄，就命令他的前卫连轻装前进，务必在天黑前赶上红军。自己带着大队伍随后紧跟，准备在芙蓉坝一带打场大仗，消灭红军。 前卫连到了木黄街上，空荡荡没个人影，原来人们听说川军赶红军来了，怕打仗，不一刻都散光了。他们想抓人带路，砸了几家都没找到青壮汉子，连稍能走动的老人也没有，时间紧迫又不容他们慢慢搜寻。正闹得鸡飞狗走，束手无策之际，忽见有人扛着条长扁担向场口走来。川军一见喜出望外，“轰”地一下将他围住，不由分说抓着他就要他带路。来人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浑身吓得象筛糠一样。川军连长见他那傻乎乎的忠厚样子，怕把他吓坏了没人带路，忙喝开那群士兵，装着和气的样子，说：“你不怕，我们是四川周师长的队伍，你给我们带个路，给钱，到芙蓉坝就放你。” 来人听说还给钱，半信半疑的看了看这连长，无可奈何的车转身，带着他们走了。连长向旁边的人挤挤眼，得意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人就是王老福。一路上川军连长问这问那。王老福装着又傻又怕的样子，总是哼呀哈的。川军连长只弄清两点：王老福是给人挑东西到锅厂去了；前面木良坝寨口的营盘里住有红军，还有许多红军住在锅厂一带……具体想问个详细他又说不清楚了。 将近木良坝，太阳已落下山。周围莽莽苍苍的群山都隐在淡蓝色的暮霭里。一座百多丈高斧劈一样的石壁，像一块巨大的屏风挡住木良坝。转过石壁百十丈远的一座小山上，就是张树青的营盘。那连长把部队隐在石壁这边，只着十多个人观察营盘及周围的情况，只见营盘象一个庄园，用大块条石砌成围墙可容两三百人。石墙上开有垛口，垛口后面影影绰绰果然有拿枪的人。近处田坝里还放牧着几匹马。 周矮子的队伍追击红军十多天，一直没捞到一次仗打。他们认为红军远来疲惫，不敢接战，因此，连当兵的也骄横起来。他们原是才收编不久的土匪队伍，还保留着“绿林”习气。正当连长还在观察的时候，手下几个兄弟，一见马匹如苍蝇见血，不等命令就向马冲去，争着抓“财喜”。说时迟，那时快，忽然营盘左边的树林里，“砰砰”就是两枪。几个人一怔，还未弄清枪响方向，营盘里“啪啪”又是两枪。只见两个人手一扬，倒下去了，剩下的人一下趴到地上，向营盘里还起枪来。川军连长见打死了两个兄弟，一下红了眼，绷着两股青筋，立刻命令拐角处的队伍向营盘攻上去。一时枪声大作…… 且说张树青历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起先见红军 人多，他躲在营盘里屁也不放个。现在见这零零乱乱的十 多个人向他营盘指指点点，以为是掉队的红军，就有心吃 掉这十多杆枪，又见牵他的马，早就沉不住气了。正准备开 枪，又听到两声枪响，以为对方开枪了，头皮一炸，两声细 辩，瞄着牵马的人就是两枪。躲在垛口的人见他开枪，也打 了起来。 王老福果然见这边两条狗咬起来了，向破庙方向满意 地看了一眼，趁乱里回身就跑。刚转过山嘴，忽见一溜人马 迎面而来。前面的人已发现了他，大喝一声：“啥子人？”王 老福吃了一惊，知道碰上了川军大队，仗着地头熟，箭一样 向长满灌木的山上跑去。川军看清楚只是一个徒手的人， 派了两个人追。大部队向枪响的地方跑去了。 这里已近傍晚，看得不太清楚，追的两个人边打枪边吆 喝。王老福头也不回只顾跑。追的人怕有埋伏也不敢狠追。 跑着跑着，王老福忽然绊在树桩上，“啪”的一声摔了个仰 翻叉，只觉眼前金星乱冒，半天没挣扎起来。这时，跑在前面那个家伙，一见王老福倒下，便龇开一口黄牙，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看着只隔三四步远，只见王老福还是没爬起来，以为他摔重了，正准备丢了枪扑上去抓活的，冷不防王老福就地一滚，猛地跃起来。这个平时慈眉善目、动作迟缓的人，这时须发竖立，象一头发怒的猛虎挺直腰身，举起坨大的一块石头，奋力向这个兵的天灵盖砸去。只见那人沉重地哼了一声，还没来得及叫喊，便脑浆四溅，把一支枪摔在几步开外，滚了下去。后面追的那个也冲到眼前，见这模样不知所措，来不及放枪，便把带着刺刀的枪，向王老福刺来。老福向旁边一闪，那人刺了个空，由于用力过猛，向前冲出四、五步远。王老福顺手拣起先前那个兵丢的枪来，趁那人刚回过身，脚步未站稳，便像使扁担一样拦腰就是一枪托。那人躲闪不及被打翻在地，手里枪也丢了。老福正想再给他一下，不想那人拼着命翻起身来，一把抓住王老福的枪。两个人用力一扯，都倒在一堆，抱着滚打起来。那人看样子是个鸦片烟鬼，又黄又瘦，虽然比老福年轻，却不是老福对手。刚才又被重重击一下，翻滚几次，早没力气了。老福趁机骑在他背上，两只铁钳似的大手，紧紧掐住他颈项。只见那家伙双脚乱蹬，口吐白沫，唔唔几声两眼一翻就报销了。 这里天已擦黑，山风吹来，周围树叶发响。王老福突然觉得害怕起来，迷迷糊糊地一直向上爬，走不多远，黑影里跳出几个人来，低头喝了一声：“什么人？”老福心里一紧，脑壳里“嗡”的一声，心想这不完了。正准备要跑，对面又喊：“是老福哥吗？”老福这才看清是红军兄弟，几颗热泪流了出来，心里一松动，忽然觉得浑身酸困，眼睛一黑，差点晕倒。几个战士忙把他扶住。 原来胡连长怕川军不肯上钩，到了破庙就派了一个战斗小组利用树丛作隐蔽，摸到张树青营盘的右侧半山上。趁双方迟疑之际放了两枪，造成他们的错觉。这就是最先打响的两枪。 把战火点燃后，正准备后撤，忽听右手半山又响起枪声和吆喝声，便寻声过来侦察，不想正碰上王老福。当问清情况后，又惊又喜，两个战士拣了敌人的武器，便和王老福又摸回小庙来。 胡连长听了几个战士的报告，紧紧把王老福抱了起来。连长说：“谢谢你，老哥！谢谢你，吓着没有？”老福只是嘻嘻的傻笑：“我以前光知道挨他几爷崽打，光知道他们凶得可怕，怪不他们也是娘生父母养的，脑壳也禁不住家伙！”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王老福忙说：“笑啥样？还不快跟我走！” 一行人穿林过草急步上了山顶，凉风吹着征衣，对面山下的木黄河，映着闪闪星光，白天经过的村落山势，隐隐约约出现在眼下。这时背后的山下枪声象爆炒豆一样，还夹着几响迫击炮的爆炸声。战士们嘴角上闪出一丝讽刺的微笑，幽默地说：“让他们狠狠地咬。等他们弄清楚，我们已经归队了。” 王老福慢慢地往北边山下一指：“那就是你们白天来的路了。那边就是跳墩（地名），那边的路是熟路了，快追队伍吧，我不送了！”连长问：“你呢？”老福用手一指：“山上那边有我的亲戚，我去避两天风。”胡连长紧紧握住老福的手，看看他诚实多皱的脸，深情地说：“老哥，放心吧，我们一定回来看你！”老福低下头，声音颤抖地说：“我等着你们，你们来时有事还找我……”胡连长觉得老福粗糙的大手握得更紧了。几滴热泪滴在手背上。（收集整理:李墩礼） 旷继勋将军 旷继勋，原名大勋，号集成，1895年6月16日生于思南县大河坝区桂花乡庙塘湾的一个贫民家庭，出生不久全家迁往县城定居，祖籍江西吉安。父亲旷广明，号光甫，识文化，懂中医，靠赶乡场卖药维持全家生活；母亲姓熊，思南城关关仡寨人，是善于操持家务的劳动妇女。继勋姊妹七人。 他3岁时，因年景不好，父亲生意艰难，无法养活全家，由二姐拉着在思南城里讨饭度日，与二弟大猷替换穿一件衣裳。大姐迫于生活，14岁时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继勋从小好动，爱弹跳，会骑马，练就轻捷矫健的身躯。少时只读过3年私塾，辍学后随父亲串乡摆摊卖药，同时坚持自学，常手捧书本抽空诵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生活重担和社会磨炼，使他养成俭朴勤劳的美德和刚毅正直的性格，尤其是从父亲为穷人治病、送药济人之难的行动中受到启发教育，立志为贫苦人民做一番有益事业。 投身革命 1916年，全国民众掀起反对袁世凯称帝高潮。此前，旷继勋的舅父被诬为“通匪” 所杀，他发誓报仇雪恨，先后几次出走因家里发觉未成。这年，他趁川剧戏班回川之机，藏于船舱，顺乌江而下到达涪陵，随后加入川军赖心辉（德祥）部，自愿当最小的“二等兵”。因刻苦学习军事技术，作战机智勇敢，1920年升任连长，1923年升为营长。 此时，受五四运动影响，部队中常讲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赖心辉部营连下级军官，一般喜闻乐见时事，思想进步，但能接受党刊《向导》观点的，只有旷继勋一人。不久，旷继勋的上级很多晋了级，有的升任军长、旅长，行伍出身的几人也升了团长。很多人升官后军阀化，对讲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满意，而旷继勋在与同僚和好友议论中，第一个慷慨激昂地保证，他决不会军阀化，并努力学习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书刊。 因四川军阀派系多、矛盾大，互相争夺四川霸权，各部队动荡变化大。1925年，旷继勋所在旅脱离赖德祥部队，归四川督理杨森指挥。杨森发动统一四川之战，被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刘湘的联军击败，旷继勋所在旅又编入邓锡侯的江防军，任江防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后来江防军缩编，原第二师改编为第七混成旅，第四旅编为第二团，旷继勋任团长，驻防彭县、崇宁一带。 旷继勋团是第七混成旅主力团，旅长刘丹五是国民党左派，支持旷继勋的革命活动。当旷继勋从由武汉回部队的旅秘书、好友王文鼎处得知广东有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时，便和王于1925年冬，在全旅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旷分管财政，王管政治。在第一次执委会上，决定派监察委员钟克容（营长）和孙青松二人赴广东接头。旷继勋准备两份文件，一交钟、孙，是向广东革命政府接头的，一赠交钟克容，是向共产党接头、并请党派人来领导部队和分会的。在第三次执委会上，根据旷继勋等的提议，还决定办全旅下级军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班。旷继勋除担任讲授军事课外，还讲政治课，宣传革命道理。同时，旷继勋还团结当地进步分子，如董人宁（彭县）、蔡（宁）的团阀杨监于等进行斗争，在群众中影响颇好。 钟克容与孙青松1925年冬到广州后，经过半年多努力，与共产党组织接上头，钟并加入共产党。党组织决定派曾赴法勤工俭学留学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秦青川（又名谷、稻孙）和钟克容一起回彭县开展工作。1926年8月25日，秦青川和钟克容回到彭县旅部，受到刘丹五、旷继勋等的热烈欢迎。26日午后，旅长刘丹五主持该旅特别党部的欢迎会。28日中午，旷继勋宴请秦、钟二人，同时请了王文鼎等进步官佐作陪。席间大家畅谈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北伐战争等问题。旷表示决心把部队带成像叶挺独立团那样的“铁军”，为人民干一番事业。 秦青川到彭县后，负责第七混成旅政治部的工作，常和钟克容到各团，特别是到旷继勋团发表演说，上政治课。讲的题目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大意是说敌人有三个：帝国主义、军阀、劣绅土豪，朋友也有三个：工人、农民、及一般在政治上被压迫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打倒敌人只有把朋友联合一块，共同向敌人进攻；《我们青年军人目前应有责任》，大意说责任是要担负国民革命，要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现在的环境等，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民争自由、解放、独立等等。旷继勋听了许多演讲，看了不少进步书刊，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于1926年底由秦青川、王文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汉章（团长）等也陆续入党。此后，在七混成旅建立了党组织，中共四川省委也派了不少党员到该旅工作，该旅成了党掌握的一支可靠武装。省委和川四特委一些重要会议，都在该旅驻地召开，由旷继勋保障安全。旷继勋成为一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当时在军阀部队中的一些党员，尤其是当了团长、旅长的党员，有的意志不坚定，颓废堕落，自动退党或投降叛变。去广州找党的钟克容，1928年春被白色恐怖吓倒，回家务农。与旷继勋同时入党的团长王汉章，1929年春也丢下团职务，逃回成都。而旷继勋在白色恐怖中却更加坚定、沉着，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省委开展党的活动缺乏经费，他设法供给；党的机关，他设法保卫；凶恶的敌特，他设法除掉；不少暴露了而无法隐蔽的党员，省委都派到他的部队去安排工作。旷继勋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对马列主义真理，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保护了许多人，帮助党组织度过了困难时期。 武装起义与转战 旷继勋部这支党掌握的武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仍坚持革命斗争，令四川反动当局日益怀疑和不安，企图寻找机会整编和消灭这支队伍。1928年秋，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暗中支持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军阀组成“四川同盟军”，准备进攻盘踞下川东一带的军阀刘湘。李家钰、罗泽洲来省请兵参加，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江防军司令黄隐便决定派旷继勋所在的第七混成旅去参加下川东之战，企图既可攻打刘湘，又可借战争削弱或消灭该旅，若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也可趁机将其调走再设法消灭，这是一箭三雕的毒计。 旷继勋和该旅党的军委支向中共四川省委汇报请示。省委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本应反对军阀战争，去参战不符合党的军事原则，但不去参战会遭停发供给或强行整编，党的武装会受更大损失；从实际出发，如去参战采取失败主义，不帮军阀打，而是利用军阀打军阀，既可能在战争中保持和发展革命力量，也可支持川东农民运动，因此省委同意让第七混成旅去参加下川东之战。旷继勋遵照省委决定，发动部队讨论统一认识，全旅东下广安、合川配合李家钰、罗泽洲部队进攻重庆。1928年冬，进攻重庆战役失利，第七混成旅退驻李、罗防地。此时，旅长刘丹五把旅长职务交给旷继勋代理，回成都过新年后称病不返，此后第七混成旅一直由旷继勋代旅长。 旷继勋率部驻广安时，军阀罗泽洲请他到家赴宴，请教练兵方法。旷继勋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因做政治工作，官兵知道为革命牺牲，所以能勇敢善战。罗泽洲请旷继勋派人帮他做政治工作，旷继勋请示省委后派人到罗泽洲部队。 不久，旷继勋又率部移驻李家钰防区的蓬溪、射洪、蓬安镇一带。黄隐到简阳命令旷继勋旅开到成都整编，旷继勋识破其借整编打击革命力量的阴谋，拒绝听命。黄隐要旷继勋亲到简阳面谈，旷继勋只派副官敷衍。拒绝整编后，黄隐停发部队粮饷，官兵生活困难，同时李家钰、罗泽洲等频繁调动部队，妄图吃掉这支红色部队。 在部队危急情况下，旷继勋和该旅军支多次开会研究，向省委写报告要求批准起义，去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保存实力。省委批准报告，并派罗世文和朱三元参加领导起义工作。旷继勋等确定起义后行动计划：部队向下川东进发，在梁山（今梁平）农民运动配合下渡长江，进入湘鄂西与贺龙部会师；若不能打过长江，则回师东进，与王维舟、李家俊的游击队会合，到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立根据地。同时，从城里请来成衣工、刻字工、印刷工等，准备起义用的旗帜、臂章、帽花、标语等。 1929年6月29日，起义爆发。旷继勋指挥全旅4000多官兵到蓬溪牛角沟（今大石乡境），开全旅官兵大会，宣布起义，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大旗，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朱三元任前委书记。旷继勋身先士卒，率部转战蓬溪、西充、南部、营山、梁县、达县、梁平县之间，一路上打土豪、分浮财，建立政权，开仓济贫，克新镇，所向无敌，工农群众踊跃参军。红军按预定计划过渠河，经达县南岳场，7月30日进到梁平县虎城场、猫儿寨地区。敌军凭险堵截，后面追兵又到，红军寡不敌众，攻猫儿寨严重失利。 旷继勋请示省委部队失败后怎么办，省委指示“这次起义政治影响很大，军事上失败了政治上也是胜利的”，决定送旷继勋到苏联学习，派人从梁平县直送上船。旷继勋走后第二天，部队在达县万家坝碗厂沟、云雾山一带被敌人击散，部分党员辗转到其他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这次起义虽失败，但在四川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鼓舞了四川人民的革命斗志。 1929年8月，四川省委派刘披云陪同旷继勋去上海找党中央。他们从重庆乘轮船东下，旷扮作刘的表兄，装患重病，头包白布帕，贴膏药，睡在下铺，声称到上海治病。到上海后，刘披云找霍步青交四川省委介绍信，第二天党中央派人把旷继勋接走。 四川省委原定派旷继勋到苏联学习，但他到上海后，党中央鉴于党的机关常遭国民党敌特和青帮歹徒破坏，决定让他临时参加“打狗队”（也称红队）严惩敌人。旷继勋机智勇敢，会打双枪，百发百中。他周密侦察，在别人配合下，打死叛徒、铲共委员会主任白鑫，又在党的机关浴室里打伤青帮头子黄金荣。事后黄金荣写信表示，今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路。旷继勋的行动沉重打击了叛徒、特务和青帮流氓的反动气焰，有力保卫了党中央机关。 1929年冬，为发展洪湖地区革命形势，党中央派旷继勋到湖北江陵、当阳等地进行兵运工作。本要去苏联学习的旷继勋，坚决接受任务，经艰苦努力组织了三连白军士兵起义，进入洪湖地区参加红军。 在党的领导下，洪湖地区游击活动迅猛发展。1930年1月，在监利县西北汪家桥组成红六军。不久，军长孙德清到上海治病，党中央派旷继勋任红六军军长。2月，党中央指示贺龙指挥的红四军和旷继勋指挥的红六军开到洪湖地区合编为红二军团。旷继勋率红六军渡江南下，解放华容、石首、南县、安乡、津市、石门等县城，得知贺龙率红四军即将到达松滋、公安一带时，挥师向西接应，攻下公安县城。7月4日，红六军和红四军在公安县城胜利会师。7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红二军团，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红四军改称）军长，周逸群任军团政治委员，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任参谋长，旷继勋仍任红六军军长，段德昌任政委。两军共1万多人，5000多支枪。旷继勋指挥红六军由沙市附近的陵湖堤渡江东上，解放岳口、仙桃、天门、皂市、应城、京山、安陆等城镇，促进了洪湖、湘鄂边，荆（归）巴（东）兴（山）、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0年11月，旷继勋奉调回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11月下旬，又受党中央派遣，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他对频繁的工作调动胜任愉快，积极做出成绩。 12月，旷继勋、余笃山到达苏区，与鄂豫皖边临时特委书记曾中生和红十五军会合。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和红一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全军余人，由鄂豫皖临时特委直接领导。红四军成立后，旷继勋指挥部队，“在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前进攻，肃清苏区反动武装，打通苏区联系，配合并保障中央苏区的行动总原则之下”，“采取内线作战法，以飘忽战略乘着敌人不备，突破敌之包围，使敌人军事布置处于被动的地位，诱敌出阵而消灭之” 。 1931年1月26日，旷继勋指挥红军包围麻城北面磨角楼守敌第十三师的4个连，敌副师长朱怀庆率4团兵力来援，经3天战斗，红军攻克磨角楼，歼敌500余人，缴枪千余支，在“围城打援”战术上创造经验。 2月，旷继勋指挥红四军主力红十师、红十一师攻打战略要地新集（今河南省新县）。新集是敌人顽固堡垒，自鄂豫皖边开展土地革命后，附近各县地主豪绅和反动武装逃到新集顽抗，将鄂豫皖苏区分割成鄂豫边和皖西北两部分。红军曾两次攻打未克，此次旷继勋指挥部队先围住新集，亲自视察地形，决定从北面五六十米处，向围墙下挖坑道，用炸药炸开一丈多宽口子，红军勇猛冲杀，攻占新集，使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新集成根据地政治中心，此为红军战史上首次采用坑道作业爆破的成功战例。 新集战斗后，3月9日拂晓，旷继勋指挥红十一师主力，向刚抵双桥镇立足未稳的敌三十师（师长岳维峻）奔袭。部署为：十一师三十二团在双桥镇以北的三股垱监视敌人，三十团和三十一团两路由北向南实施正面突击，三十九团向双桥镇西南方向迂回包围，三十团、三十三团为预备队。红军和赤卫军将敌围住，战斗打响后10小时，将敌三十四师全部歼灭，俘敌师长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0余支，迫击炮14门，取得空前大捷。 旷继勋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提到：“我们在商城赤区将一军及第十五军混编后，即回黄麻，恢复赤区中心。前后与夏斗寅、吉鸿昌、赵观涛、岳维峻各部激战数次，掳获甚多，并击毙袁世英部之旅长侯镇华，俘虏岳维峻等。将进攻红军五师以上的白军逼成守势，而又极大地破坏了京汉路的铁轨，断绝敌人的交通，以响应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鄂豫皖苏区确取得相当的成功”。“惟干部人材太缺乏，整个工作上难免不有一些缺点，请中央多派一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前来帮助”，反映其向党请示汇报、积极争取党的领导的作风和品德。 坚持党性与蒙冤 旷继勋立党为公，坚持党性原则，与错误倾向作斗争，不计个人得失，不因受错误打击而放松革命工作。 1931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统治党中央，借口批判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排除异己，打击迫害抵制其错误的人。旷继勋认为立三路线及其残余应批判肃清，但不应伤害好同志。1931年4月15日，他在六安赤区金家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立三路线之残余，已将逐渐肃清，请勿虑及之。”这句话体现了他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不满与抵制。 党中央于5月31日复示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省委，认为旷继勋这段话存在严重错误，指责他不认识党内反错误路线斗争的意义和实质，不了解立三路线实质，缺乏无情斗争，要求他找鄂豫皖苏区中央局同志帮助以改正错误。实际上，历史证明错误在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而旷继勋坚持党性原则、抵制错误领导的精神难能可贵。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为控制各革命根据地领导权，于1931年4月12日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5月9日，张国焘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自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为副主席。张国焘对曾中生、旷继勋等百般挑剔，否定根据地成就，强令执行“左”倾政策，引起二人不满。6月28日，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国焘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过去成绩，以“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立三路线残余”为名“帮助”旷继勋，会后不久撤去他红四军军长职务，调任红十三师师长。旷继勋以大局为重，仍积极指挥红十三师，配合红四军主力作战，击退敌人进犯，拔除多处反动堡垒，保卫和巩固了根据地。 之后，旷继勋被派到皖西组建红二十五军。他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工作进展顺利。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在麻埠成立，他任军长兼独立师师长。11月7日，红二十五军与红四军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旷继勋仍任二十五军军长，率部转战皖西，在商南战役和苏家埠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 1932年5月，旷继勋率七十四师、七十五师解放霍丘县城。7月7日，敌重兵围攻霍丘。旷继勋根据地形和敌我情况，向张国焘汇报拟不一城一地之得失的作战意图，但张国焘强令他率仅四个连的教导团坚守县城。旷继勋精简老弱病员，加强防御，指挥部队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县城陷落。张国焘却以战败罪名撤销旷继勋红二十五军军长职务。旷继勋虽不满处分，但仍积极随部队作战。后来，他先后任红十二师师长、红十师代理师长，不久又调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 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途中，旷继勋和曾中生、余笃山等反对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和军阀主义作风。1932年12月9日，部队到达陕南城固县小河口时，他们商议派人到上海党中央告发张国焘错误，后改为曾中生书面陈述意见，要求停止西进，在川陕边建立根据地。张国焘佯装接受意见，实则怀恨在心，伺机迫害。 1932年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他积极筹备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土，还写信劝旧友起义。然而，信被查获，张国焘以“国民党改组派”“右倾”罪名逮捕旷继勋，并于1933年6月将其秘密处死于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 廉洁奉公与不朽功勋 旷继勋出身贫苦，深知劳动人民艰难，在党的教育下养成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自觉维护人民利益。 部队驻防崇宁、郫县时，军纪不好，马夫放马吃了农民庄稼还打骂农民，激起民愤，农民包围部队驻地。中共川西特委与旷继勋谈话后，他赶回郫县，接见农民代表赔礼道歉，接受合理要求，处理肇事人，加强部队纪律教育，提出“五不”要求：不拉夫，不扰民，不嫖，不赌，不吸鸦片，还通过召开士兵大会等方式保证纪律执行，官兵关系亲密，废除打骂制度，士兵可批评官长，部队纪律良好。 旷继勋率第七混成旅起义后，部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如在达县境内作战失利，部队饥饿疲劳，但仍不损害群众利益，掰农民玉米会留下铜元。 旷继勋以身作则，以叶挺的铁军为楷模。他同情穷苦人，在军阀部队时就为民仗义、不扰民。入党后，思想和行动更加自觉。大革命失败后，党经费困难，他办造纸厂为党和部队筹经费，还拿出积蓄交党费、维持官兵生活。他不置大家产，离开成都领导起义时，仅给家人留短期生活费和告别话，此后家人靠租房和党组织、朋友帮助生活。 事实证明，旷继勋是优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坚强战士，被张国焘谋害是冤案。1937年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时，毛泽东称“旷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做烈士待遇” 。他一生热爱党，服从党的领导，遵守纪律，全心干革命，能上能下，为创建红六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及开拓洪湖、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立下不朽功勋。 第23章 红三军入黔前的神兵运动 一、军阀混战下的黔东北苦难深渊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漫漫长河中，1911 - 1935年这段时期，军阀混战的阴霾笼罩大地，贵州地区成为了苦难的重灾区。统治贵州的军阀势力，先是以刘显世为首的兴义系登台，而后又演变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掌权。军阀派系之间为了权力与利益的纷争，如同汹涌的恶浪，将贵州人民卷入了无尽的痛苦深渊，黔东北各县的民众更是在这苦难的漩涡中被摔打得体无完肤。 黔东北地处黔省边隅，交通的闭塞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锁住了这里发展的脚步，文化的落后让民众在蒙昧中承受更多苦难，经济历来贫困的现状，使得生活本就艰难。而战争的连年不断，如同恶魔的爪牙，肆意撕扯着这片土地。部队往来频繁，所到之处，给民众带来的不是安宁，而是更多的纷扰。苛损杂税如同满天的乌云，压得民众喘不过气，官绅们乘势敲诈，把民众的血汗钱搜刮殆尽，歹徒也趁机劫掠，让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在这样的环境下，黔东北人民常年食不饱腹，衣不蔽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真可谓“政治不良，民不堪命” 。 天灾也如同不速之客，频繁降临。干旱使得田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洪涝让房屋被冲垮，家园毁于一旦；疾病丛生，肆虐的病魔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民众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夹击下，陷入了灾难的深渊，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二、神兵运动的孕育：困境中的迷茫与希望 深受军阀官僚剥削压迫的黔东北人民，由于文化落后，在面对如此沉重的苦难时，起初陷入了迷茫。他们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的“神仙”“皇帝”身上，幻想有救世主降临，拯救他们于水火。社会上谣传的“真命天子”之说，他们竟信以为真，满心期待着天下太平，能安居乐业。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朝盼夜盼，这些美好的愿望终究只是幻想，如同泡影般破碎。社会动乱愈发严重，苦难的泥潭越陷越深，民众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却又无力改变这残酷的现实。 当时，德江煎茶溪的廖百川先生，以笔为剑，作《纪乱诗》，真实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惨澹情景：“烽烟惨澹暗黔中，满目疮痍处处同。兵匪三年千里乱，乡邻十室九家空。忧民忧世头惊白，争地争城血染红……” 这诗句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着每一个关注黔东北苦难的人的心，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民众的悲惨遭遇。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极度的苦难中，黔东北人民终于觉醒，他们不堪忍受压迫和掠夺，毅然揭竿起义。由于文化落后，他们假托“神”的作用，组织起神兵，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反抗暴政。这一反抗的火种一旦点燃，便迅速蔓延，一地牵头，各地响应，处处闻风而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神兵运动在黔东北大地蓬勃兴起。 三、神兵运动的烽火征程 （一）神兵运动的宗旨与战斗精神 神兵运动有着明确的宗旨，那就是打倒乡闾，反抗政府，灭丁、灭粮、灭捐。其打击对象直指军阀部队、官僚豪绅，这些长期压迫民众的恶势力。神兵们作战时，展现出坚毅果敢、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的战斗口号“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 响彻云霄，平时练兵时喊出这口号，凝聚士气；战场上拼搏时喊出，震慑敌人。“闻其声而知其形”，这响亮的口号先声夺人，让军阀官僚、地主豪绅闻风丧胆。 （二）各地神兵的英勇抗争 正安神兵初起时，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占据安场一带，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成一统，让当地执政当局根本无力过问，成为了黔东北大地上一支不容小觑的反抗力量。 德江神兵更是多次进攻县城，他们如同勇猛的战士，驱赶军阀部队，撵走那些昏庸无能、鱼肉百姓的官吏，还自行委任县长，自主征收场镇税收、斗息，把权力从军阀官僚手中夺回，让军阀官吏们对他们无可奈何，只能望洋兴叹。 务川、印江的神兵也不甘示弱，他们两次三次地攻夺县城。在战斗中，他们凭借着旧式刀叉等落后武器，甚至在关键时刻徒手与持有钢枪火器的敌人浴血拼搏。他们毫不畏缩，哪怕面临强大的火力，也决不会退后一步，用血肉之躯诠释着反抗的决心。 在共同的利益面前，各地神兵互通消息，互相支援，联合对敌，上演了一幕幕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务川神兵听闻德江神兵在稳坪遭遇黎纲部队的镇压，迅速出兵支援，双方合力打垮了黎纲部队，让反动势力遭受重创；稳坪神兵得知泥池坝神兵在龙桥洞被沈久成部队欺压，立即伸出援手，在龙桥洞打垮了沈久成部队，扞卫了反抗的尊严；德江神兵也积极支援思南神兵，在英武溪共同抗击车鸣翼、廖怀忠部队，让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各县神兵团还配合沿河神兵团，在淇滩、沙子抗击杨畅时、黄福安部队，又在下坪抗击黎纲部队，之后更是深入四川酉阳南腰界，摧毁了土豪冉瑞廷精心构造的冉家祠堂堡垒，让反动土豪的嚣张气焰彻底熄灭。这些战斗，充分展现了神兵们英勇顽强、通力合作的精神，他们用实际行动向军阀官僚等恶势力宣告：黔东北人民不会屈服，反抗的力量不可阻挡。 四、神兵运动的起源探寻 （一）鄂西巴东的先声 关于神兵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虽然尚未能详实考究，但据现有资料可知，神兵最早出现在鄂西巴东。1927年，巴东神兵在中共巴东支部张华甫的教育收编下，组建为工农革命军鄂西独立师，成为了早期反抗势力的重要力量，为后续各地神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和精神指引。 1928年，鄂西黑洞的神兵受到贺龙同志的联合，他们与红军并肩作战，击败了红军周围的反动武装，还成功攻占鹤峰县城。之后，红军收编了这些神兵，组建两个特科大队，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然而，当地豪绅心怀不轨，煽动一部分群众武装“反水”，组成“白极会”“铲共团”，与红军作对。面对这种情况，红军采取了“杀尽老师，保护群众”的策略，成功将地主豪绅所操纵利用的神兵全部分化瓦解，既打击了反动势力，又保护了受蒙蔽的群众，维护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二）黔东北神兵的兴起与发展 黔东北神兵最早出现在正安。1930年，正安地区的王怀真、黄国安两大豪绅为了自身利益，相互仇杀，一时间正安地区陷入混乱。王怀真在争斗中死去，其弟王怀庆无奈逃奔四川。在回归途中，王怀庆遇到一回乡军官，该军官自称是“黑洞得道老师”，王怀庆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遂请其回正安组织神兵，希望借助“神”的力量改变正安的混乱局面，同时也试图在这股力量中为自己谋取利益。 当时，蒋在珍坐镇遵义，得知正安神兵兴起的消息后，派傅恒中旅在正安追剿神兵。傅恒中旅的追剿持续了两年多，许多神兵在追剿中流散，他们逃至务川猫门后，又重新组织神兵，继续反抗。在追剿过程中，有部分神兵因形势所迫，投入了德（江）务（川）交界地石梁坝土豪曾昭贵的部队，这也反映出当时神兵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后期，务德印沿思五县的神兵起事，其源头在于务川大坝。大坝人张羽勋从小孤贫，成人后为了生计参加背帮，长期在外走南闯北出卖劳力，见识过各地的苦难与不公。壬申年，他突然居家练神兵，至于他从何处学得此法，现已失传无法探求。但务川大坝神兵在他的组织下兴起后，迅速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传入德江稳坪。稳坪神兵首战过境军阀部队便取得胜利，这一胜利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传遍四方，吸引了众多民众趋赴参加神兵，使得神兵组织很快在全县发展起来。在稳坪、文新、潮砥、煎茶、城关、长丰、平原等区，凡人烟较为集中的村寨，几乎都设有神坛练神兵。据摸底统计，全县共有神坛48个，神兵达2万余人，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 德江神兵在兴起后，通过探亲访友的途径，将神兵运动传播到印江、思南、沿河等县与德江毗连地区，这些地区也纷纷设神坛练神兵。据沿河调查统计，喝过神水的人约有四五千，真当神兵的近两千人，神兵运动在黔东北及周边地区形成了燎原之势。 印江鹿井溪的神兵之起，也有着独特的故事。鹿井溪有人逃荒至四川酉阳龙潭镇，在那里遇到一姓晏的游方医生，这位医生擅长画符练神水之术，逃荒人便将其请回鹿井教练神兵，尊称其为祖师。鹿井神兵在祖师的指导下，首次攻夺印江县城，但遗憾失败。之后，这位姓晏的祖师又去务川搬来神将重练神兵，再次组织力量攻打印江城，虽然过程曲折，但也展现了神兵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从这些经历可以推测，这位游方医生毕竟不是四川人，或许是务川神兵中的一员，他的行动也为印江神兵运动的发展增添了神秘色彩和坚韧力量。 五、神兵内部的铁律与民心所向 （一）神兵的纪律约束 神兵内部有着铁一般的纪律，这是他们能够团结战斗、持续反抗的重要保障。凡愿参加神兵者，事先必须诚心诚意地到神坛内（也称佛堂）对神发愿，拈香盟誓：“不贪色、不贪利，倘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 。这庄严的誓言，让每一位神兵成员铭记在心，不敢有丝毫违犯。 在稳坪神兵打黎纲的战斗中，从马驮子内滚出白花花的光洋，面对如此诱人的财物，神兵们无人擅取一块，他们坚守着自己的誓言，把纪律看得比金钱更重要。黄坝神兵进德江城时，有一对男女神将违犯坛规，即便他们为神兵运动出过力，但回去后还是被神坛处死，以儆效尤。这种严格的纪律执行，确保了神兵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让民众看到了这是一支不同于军阀部队、官僚豪绅的正义之师。 （二）神兵的民心拥护 各路神兵进入德江城时，有着明确的行动准则，只扎庙宇、不扎民房，即使因人多必须住扎民房，也严令不许侵犯房主利益，若有违者，则当街当众惩罚。神兵入城后，对普通百姓秋毫无犯，他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让民众感受到这是为他们争取权益的队伍，因此民心大悦，纷纷支持神兵运动，为神兵提供物资、情报等支持，形成了军民一心反抗压迫的良好局面。 六、神兵运动的坚韧抗争与红色曙光 （一）面对镇压的不屈 神兵打倒乡闾，反抗政府的态度十分鲜明，不为利诱，不受威胁。雷鸣九部驻防德江时，委部属罗雨生任县长，罗雨生企图利用高登云与神兵首领张羽耀、张羽让的表亲关系，派高登云去稳坪当神兵区长，对神兵进行招抚，妄图瓦解神兵运动，但神兵们不为所动，招抚未能实现。史肇周部张明修妄图巧施诡计笼络神兵，然而神兵进城后，见官兵就杀，坚决不为张明修所利用，让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蒋在珍招安营长（后擢升团长）曾昭贵驻防德江时，被神兵围困三日，最后只能抱头鼠窜，狼狈不堪。 军阀部队对神兵的镇压是疯狂而残酷的。印江鹿井神兵攻印江城时，遭到驻军的残酷屠杀，西门坝上尸横遍地，惨不忍睹，而且死者绝大多数是徒手相拼的女神兵，她们为了反抗压迫，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鹿井神兵并没有因吃败仗而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反抗的决心。鹿井溪的民房被官兵烧毁100余幢，沿河被烧毁大小村寨13个，这些地区的神兵无家可归，但他们仍然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满心的仇恨，坚持对敌斗争到底，展现出了顽强的抗争精神。 （二）融入红军的新生 黔东北各地神兵面临军阀官僚武装的无情镇压，处于进退维谷之际，贺龙同志率领红三军从彭水进入黔东，如同黑暗中的曙光，给神兵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神兵首领冉少波等人听闻红军到来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们前往沿河晓井迎接红军，并且在印江沙子坡召开神兵群众大会，发布了告各县神坛书，向广大神兵和民众宣传红军的理念和宗旨，让大家看到了更光明的革命道路。 德江神兵首领张羽让、张金殿、张羽耀等在枫香坝张氏宗祠与敌决战后，毅然选择投奔红军，他们带着神兵队伍加入到红军的行列中，成为了革命的有生力量。红三军将这些神兵收编，先组建成纵队师，任命冉少波为师长，张金殿为副师长。师下辖神兵团，德江、印江、沿河、川黔边各为一团，团下辖支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编制。事后，凡流散的神兵得知消息后，也纷纷来投，都编入纵队师，壮大了红军队伍。 继后，纵队师又改编为黔东独立师，下设独立团，冉少波改任副师长。自此，黔东农民武装起来的一支支神兵队伍，光荣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征途。当年从神兵到红军的人，有的至今健在，他们在部队中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有的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也肩负重任、担任要职，他们都有着一段艰苦光荣的革命斗争史，这段历史见证了他们从反抗压迫的民间力量，转变为为国家、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队伍的伟大历程，也成为了黔东北地区革命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后世之人铭记历史，传承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大坝闹神兵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金竹乡大坝自然村，宛如一颗遗珠，镶嵌在务川与德江两县交界的边沿地带，与德江县农晨乡星光村紧紧接壤，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全村居民结构独特，除唐、何两户外，其余皆姓张，这种相对集中的姓氏分布，孕育出浓厚的宗族文化，也为后续神兵运动在当地的发展埋下了人文伏笔 。 民国《沿河县志》曾记载“神兵起于务川大坝”，民间亦广泛流传此说。为探寻这段历史真相，1987年10月，我们踏上了大坝的土地。当地村干张羽昌热情相助，不仅组织知情老人召开座谈会，还引领我们实地查看当年大坝神兵练武的场地。那些历经岁月侵蚀的场地，虽已不复往昔热闹，但透过老人们的讲述，一段关于勇气、抗争与信仰的故事，缓缓在时光中铺陈开来，我们遂整理成篇，以飨对这段历史饱含兴趣的读者。 1932年（民国21年，壬申年），大坝的平静被打破，一场以“神兵”为名的运动悄然兴起，且持续闹腾了3年之久。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是大坝村小竹园田弯寨的张羽勋。 张羽勋出身苦寒，父母双亡的他，在伶仃孤苦中长大成人。为谋生计，他加入“背帮”，常年南来北往，替人背运山货，以卖苦力维生。因头顶光秃，他乳名东林，浑名“癞子东林”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或许是生活的磨砺让他机缘巧合，他在外辗转间，不知于何时何地学会了一套画“神水”治病的妙法。 壬申年2月，张羽勋回到本村，开始专门以画“神水”治病为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治愈患者后，从不收取分文报酬。这份医者仁心，迅速在周边传开，远近村民纷纷慕名而来，求取“神水”。彼时，三十岁出头的他，因这一善举，在乡亲们心中渐渐有了特殊地位 。 民国时期，大坝有“忌戊”的传统风俗，相传办庄稼若不忌戊，会得罪土地，致种子无法生长或生长不良，戊日下地干活更是徒劳受罚，所以每到戊日，村民多居家休息。壬申年二月某一戊日（具体干支难考，或为戊寅、戊午、戊子、戊戌之一 ），张羽勋的人生迎来关键转折——他在庙树下“阴去”（迷信说法中，人的阳魂入阴司与鬼打交道）。寨中众人觉得稀奇，纷纷前去围观。 面对众人，张羽勋宣称自己是“佛主”，受上天差遣下凡救苦救难，称凡人喝其“神水”可治病。神奇的是，一些生病之人饮用后，病情果真好转。消息如长了翅膀，迅速传遍周围乃至外地，求“神水”者络绎不绝，队伍愈发壮大。 随着求治者增多，张羽勋除画“神水”，还增添了“跳神”仪式。他先用竹刀、木刀舞跳，后换真刀，喝口“神水”，大喊“砍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便挥刀乱砍。奇妙的是，他自砍不伤，旁人砍他也无法伤到分毫。这一神奇“武功”，让本寨及邻寨青年心生羡慕，纷纷暗中学艺 。 大坝的土地庙前，三棵高大繁茂的大油柿树（被称为“庙树” ）下，是一片宽阔草坪，成了好武者练武之地。在这里，练武场景惊险异常：有人将三尖牛角叉插于眼中，翻上叉尖，以肚脐顶中间叉尖打旋，皮肉竟毫发无损；有人仰身翻倒，手脚着地，挺出肚腹，任缅刀大力砍击，肚皮却如铜墙铁壁，刀弯而皮肉不伤。 见时机成熟，张羽勋宣布“我是在练神兵”，并构建起神兵体系。神兵中有诸多“神将”，名目繁多，“令公”“令婆”“二郎”“何仙姑”“文曲星”“太白星”等，皆称神仙附体，而张羽勋自任神兵将领，成为众人追随的核心。 某日，张羽勋再次“阴去”，归后告知众人“明天仙家要下凡，皇帝要登位”。次日，前来练武、观光“皇帝登位”的人较往常倍增。梅子坝大寨香树坝小寨的杨姓小孩，因在大坝村板栗林拣栗瓣，被张羽勋指为“皇帝”——这孩子肥头大耳、手长脚粗，十岁却无衣可穿，符合民间对“天选之子”的朴素想象。 神兵们听闻，蜂拥将孩子扶迎，藏于“令公”张着祥家楼上供养。张羽勋又抛出新说法：甘河黄羊坝藏有兵书宝剑，需“文曲星”官张钟银率神兵求取，称得此宝物，皇帝便可“坐朝”。于是，“太白星官”杨光前乘轿带路，前往寻宝。 据传，甘河黄羊坝盗牛山曾有草寇吴三桂，因反朝廷失败，将兵书宝剑埋藏于黄羊坝，路径分上、中、下十里，宝物藏于中十里。然“太白星官”误走下十里，途中腰中宝剑凭空掉落，他认为预兆不祥，遂退回。虽未寻得兵书宝剑，神兵们练神兵的热情未减。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练神兵承载着民众的双重期望：一是盼“皇帝登位”改朝换代，二是望保乡保境，免受外来侵犯。而张羽勋“神水”的灵验，也让远方求医者不断汇聚，进一步壮大了神兵运动的声势。 1933年（癸酉年）3月，德江县稳坪坨底人张羽耀慕名来大坝求“神水”治病，痊愈后，又恳请张羽勋传授画“神水”之法。因大坝姓张与坨底姓张同属怀远老祖子孙，张羽勋欣然授艺。 张羽耀归乡后，画“神水”治病同样灵验，求治者渐多。他又回到大坝，求张羽勋传授练神兵之法。张羽勋遂派十二个神将，随张羽耀前往稳坪练神兵。 恰在此时，黎司令官率人马途经稳坪，神兵遂与黎纲部队交战——这是神兵首战，竟大获全胜。战后，大坝神将带回消息：黎纲部队携带大量光洋与枪支，光洋散落路上，神兵却未捡拾分毫，尽显纪律与道义。 大坝寨曾任区长的张仲正，听闻消息后，认为可借神兵力量谋利，于是在第二次攻打黎纲时亲自参与。此次参战者一两百人，除大坝张羽勋、梅子坝杨佛主（本名傅炳章，随母改嫁改姓杨 ）等真神兵，木油坝惯匪头子赵国清也率人混入。 行军至青茶坝过河时，出现不祥征兆：船左渡、右渡皆无法通行。过河后，众人原计划扎营平岭坝，居高临下布阵。然刚到平岭坝，见坨底神兵已向稳坪场开进，赵国清沉不住气，不顾调度，率人冲下土地堡坡。 这坡从上到下是一级级石梯子路，坡脚地势开阔，已被敌兵占据。谁下完石梯，谁便与敌接战。神兵们全部下到坡脚，与黎纲部队激烈拼杀。混战中，张羽勋被敌包围按倒，刀砍不入、枪打不响，最终被敌人以刺刀捅屁眼残忍杀害。 张羽勋牺牲后，神兵们退至坨底，将其遗体安埋于寺嘴。他的儿子乳名书周（书名张学金 ），后来迁居德江县隆兴乡小地名猫上。 神兵从稳坪撤回大坝后，未及休整，张钟正区长又主张攻打务川县城。神兵一度打进务川天主堂，然因张钟正之子张着礼在柳塘河淹死，神兵仓促撤回。 驻务川的军阀部队（蒋三师，蒋丕绪部 ）跟踪追击，见忠山大林茂密，未敢贸然开战。张钟正以区长身份讲和，筹80块光洋作为敌军“夫马价”，敌军才同意退走。 黄坝神兵听闻官军将攻大坝，“玉皇大帝”覃茂斌率黄坝神兵赶来救援，当地惯匪头子黄彪也混入其中。在桐油沟，他们截住官兵交战。官兵持快枪，神兵用梭镖、大刀、牛角叉，终因武器悬殊不敌。官兵记恨神兵，重返大坝，意图剿灭。 大坝神兵见势不妙，躲入山林。官军找不到神兵，便放火烧毁张羽勋与张钟正家的房子。官军撤走后，大坝陷入内斗：张钟正认为自家房子被烧是神兵所致，强要撤张着祥房子抵偿，还将张着祥捆绑。张着祥不服，赴木油坝搬赵国清之人报仇，杀死张钟正及其手下8人。 就在大坝内斗不可收拾时，坨底神将张羽让等人投入红军，并派人来大坝招兵。神将张着文遂带领20多个神兵，前往岩上枫香溪投奔红军。张着文在红军中任连长，当年当过红军、现今健在的有张羽坤、孙茂堂、陈某某（姓名待考 ）三人，其中张羽坤是打完玛瑙山后返回的。 的故事，是特定历史时期黔东北民众抗争与探索的缩影。它源于民众对苦难的不甘、对安宁的渴求，虽带有迷信色彩，却蕴含着朴素的反抗精神与保家卫国情怀。 从张羽勋以“神水”“神兵”凝聚人心，到神兵与军阀部队的浴血奋战，再到部分神兵融入红军走上革命正轨，这段历史见证了民众从蒙昧抗争到寻找正确革命道路的历程。那些健在的红军老兵，更是这段历史鲜活的传承者，他们的经历，为研究地方革命史、民间抗争运动，提供了珍贵的一手素材，也让后人得以透过岁月迷雾，触摸先辈们抗争的温度与信仰的力量。 从神兵到红军浴血奋战十八年 我是从神兵到红军的。青少年时参加神兵，1934年参加红军，1952年转业地方，在军中戎马挥戈十八年整。这十八年，对我来说是不平凡的，细数我身上的伤疤，每一年平均两个还要多一点；现还活着，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比起成千上万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先烈，我又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为了不忘过去，缅怀革命先烈，以敦促自己，教育后代，重新回忆一下我十八年的战斗经历，是颇有意义的。 我是德江县稳坪区茅岭村人，青少年时参加过神兵，练过武术，接触过社会斗争。1934年贺龙同志率领红三军到黔东时，正是我们神兵组织被国民党部队打败，神兵们走投无路之日。社会斗争的历史推动着我必须朝前走，因此，我就跟当地参加神兵的人一起投奔了红三军。 我为什么要参加神兵呢？在旧社会，凡是受压迫的穷人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那沉重的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抓兵派款，压迫剥削，压得穷人总是抬不起头，翻不过身，喘不过气。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当地的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对穷人的统治和奴役更加凶狠，多数穷人都被榨得衣不蔽体，食不饱腹，求生不能，寻死不愿。“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穷人们就组织起神坛，藉迷信作掩护，操练武术，培养神将，发展神兵。1933年6月，德江全县神兵大起，以“除暴安良，打富济贫”为斗争口号，以“灭丁、灭粮、灭捐”为斗争纲领，打击对象是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由于神兵组织的斗争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参加。 我们寨子上的神兵是杨秀岚、杨秀安两兄弟为首成立神坛，组织起来的。杨秀岚为令公，杨秀安为令婆，令公令婆是神坛内部的职称。开始我们那支神兵只是在本寨团团转活动，以后还去过夹石、板桶水、木朗溪、五谷溪等地，神兵队伍曾发展到4、5百人。神兵们每天都要喝神水，阴神练武，口喊：“杀不进，砍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1933年冬，在我地望牌（万牌）河对门驻扎一支国民党的部队，神兵知道后，很快集合起来去攻打，将那个部队打得大败，死伤几百人。这次胜仗，是继稳坪场神兵打败黎纲部队之后的又一仗，当地的区乡保长被吓破狗胆，没参加神坛的人几乎全部跑光。 1934年初，由于神兵四起，印江、沿河、思南也有了神兵。闹神兵最厉害的是德江、印江两县。印江的神兵曾数次攻进印江县城，德江神兵占据县城，赶跑过县长，并自拥梅天休当县长，在城内开仓济贫，施行政事。神兵攻城破邑，国民党政府当局深感不安，四处调兵遣将攻打神兵。神兵中有的是区乡团长和土豪劣绅为了保家保命而混入神兵组织的，在国民党政府调兵镇压时，反水投敌了。真正的穷人当神兵所使用的武器是刀叉木棍，怎能敌得过敌人的洋枪洋炮，所以神兵活动终归失败了。 我是怎样参加红军的？正当神兵行将瓦解之际，碰巧来了红三军。红三军活动在沿河县的铅厂坝、谯家铺、枫香溪一带，在那里打富济贫，将那些有钱有势随意压迫老百姓的土豪除掉，将财主家的土地、财产分给穷人。神兵们得知这些情况，认为正合符神兵斗争的要求，便相约前去投奔红军。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红军的，时间是1934年6月。同我一起投红军的有杨胜利、杨胜流，还有瓦厂坡的杨承品和枫香溪参加红军队伍，被编入纵队师，大部分时间是打仗，在村子里、山坡上，昼夜跟敌人周旋，有时搞点训练。大约经过半年光景，我们一同参军的人都分散了。二六军团会师后，在酉阳南腰界整编，我被编入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团部当通讯员。后开往湖南，1935年春，在湖南永顺县交头寨跟敌人打了一仗，撤下阵地时，我与同时参军的杨胜流见过一面，此后不知他何时离开部队。一同参军的人一个也没见着过了。 1935年6、7月间，我被调到湘鄂川黔苏区独立团当班长，大概是十月份被提任排长。11月19日开始长征，我们部队从大庸出发，绕了几个圈，从湖南转到贵州，经铜仁、江口、石阡，而后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在大定打了一个大胜仗，在新场也打了一仗。1936年2月在大定城西北将军山打退了强敌的围攻。4月渡过金沙江，分成左右两路进军，爬过雪山，在四川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接着过草地，在草地大约走了将近一个月，下雨天气多，泥滥路滑，几乎天天有仗打，万里路上无人烟，生活艰苦到了极顶，拖得弹尽粮绝，吃皮带、嚼草根，红军损失的人不少。出草地后，过甘肃明县的腊子口，在古园县与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以后就在陕甘宁建立陕北苏区根据地。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时，我们部队从甘肃怀县的洪德镇开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建立联军，准备和胡宗南部决战。到西安后，我们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我被编入102师。“七·七”事变后，我部开往前线，在华北平原与日寇作战。我历任连长、营长、团长、侦察队长、情报科长、游击支队长（副师级）。1941年我被调保卫延安，在三五九旅警卫团一营任营长。1943年三五九旅南下，在大别山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包围中原，我们又突围回到延安。 我参军后，在长征中入党，在南征北战中负大小伤五十余次，重伤休息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达十四次，死去又复活达五次，所以现在成了二等甲级残废人。 解放后，1952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八师情报科长转业到地方，在兰州任甘肃财政厅人事处处长。以后担任过大生冶材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建筑机器厂厂长，工人医院院长，庆阳地区民委主任，庆阳地区工业局长。久在甘肃工作，1970年4月离休。 德江神兵加入红军后首战失利 在革命的烽火岁月里，神兵投身红军的征程中，新滩事件成为一段悲壮的记忆。 稳坪、杨河一带的神兵，怀揣着对革命的热忱，从木叶乡野牛坝奔赴印江，与冉少波领导的神兵会合，共计1800多人毅然投奔红三军。这支充满斗志的队伍，在枫香溪接受红三军收编，组建为纵队师，直属于红三军司令部 。冉少波（印江人）被任命为师长，张金殿（稳坪人）任副师长，张羽让（稳坪人）担当独立团团长，张金煌（木叶人）为副团长。独立团成员皆为德江人，分为三个支队，一支队长简祖德（下坪人）、二支队长杜显贡（石灰溪人）、三支队长安明文（桶井乡人），他们摩拳擦掌，准备为革命大干一场。 为强化纵队师领导，红三军从老红军中抽调冉隆文、徐承鹏担任政治委员。随后，军部决定扩大兵源，抽派徐承鹏、张金殿、张羽让带领张金和、杨承和、张伯诚、张羽进、张金才、张羽辉、田贵、安明焕等十一人，奔赴稳坪新滩扩红。队伍装备参差不齐，除张金殿、张金才（警卫）各持短枪，张金和（警卫）、田贵（副官）带单支毛塞枪外，其余人手持大刀，却难掩革命豪情。他们从徐家岩出发，途经沿河县苟家、石灰、廖园、谢家渡、下坪等地，一路吸纳三百多热血志士，张金和等四人因队伍壮大被提为副官，引领新战士前行。 七月十六日，队伍抵达新滩，派人前往文化乡金盆、木朗等地，向地主豪绅“打给养”。然而，木朗、毛岭之敌早有预谋，七月二十日下午纠集民团，妄图对付红军。张伯诚、张金才、张金和率32人前往催给养，陷入数百敌人夹击。敌人分两股包抄，一股从谭家屋基追至马鬃岭、王井垭、老鹰石到玉石堡；另一股从南井沟截击，将红军围困在老鹰石槽坳。战斗惨烈，八名红军战士（田贵、简子珍、杜林贵、杜执松、简美余、简祖丰、张金举、张金甲 ）英勇牺牲，张金和等八人被俘，遭关押于山羊洞，革命火种暂遇风雨。 七月二十一日黎明，敌人趁虚而入，夺取船只、设好哨卡，对驻新滩的红军师部四面包抄突袭。顿时，枪声、喊杀声交织，七名红军战死，两人被俘，余部被迫突围。徐承鹏政委在新滩后半坡岩下被俘，被押至河沙坝，遭受残忍折磨，敌人用纤藤灼烧其身体，还逼游击队员张金声割下他的头颅；张金殿副师长在滩头被擒，先挨刀砍，后遭火枪射杀，幸得舅父杨承泰担保，才免被割头；张羽让团长在新滩下竹林被追，于河沙坝先被捅刀推下河，捞起后又被砍头。徐承鹏、张羽让的头颅被送县城悬杆，张伯诚、杜显贡、张羽尧等同志，或遭牛角叉杀害，或被逼跳河遭枪击，鲜血染红新滩。 当天下午，军阀德江县政府接到“捷报”，给木朗、毛岭民团发奖旗（木朗由陈义昌保管、毛岭由杨秀林保管 ），奖肥猪、烧酒，召集“有功者”稳坪街“亮团”示威，丑恶嘴脸尽显。而打给养遇袭当天，徐承鹏曾送信军部求援，援军行至白石溪，闻知全军受损，无奈撤回，新滩的悲壮，成为革命路上一道深刻的伤痕，却也让红军战士的意志愈发坚定，激励后来者继续为理想奋战 。 沿河县的晓井神兵 在黔东地区的革命历程中，晓井神兵是一段不可忽视的记忆。“神兵”最初发源于务川大坝，历经三年时光，逐渐向四方传播开去。它的火种首先落在德江稳坪下四房（龙底），随后，又在沿河的五谷、板场、夹石、毛田、枫溪，以及印江属何家大寨、鹿井溪、天池坪、瓦厂坪、杨家乡、沙子坡、红花园、麻竹园等地燃起。 1932年冬至1933年夏，沿河境内已设立11个神坛，佛主有杜执炳、安忠海（山鸡母）、吴国成等11人。佛主之下，细分出“英烈侯”“总管大王”“桓侯将军”“白虎星”“黑虎星”“何仙姑”“七仙姐”“黎山老母”等诸多角色 。在沿河县境，约有四五千人参与“吃神水”，可真正参与训练活动的，尚不足两千人。“神兵”操练时，喊着独特口号：“封枪法、扎枪法、包天罗帕混天绫，移山倒海起海水，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带着浓郁的神秘色彩与战斗信念。 经过训练，到1933年秋，毗邻各县涌现出一支支声势浩大的神兵队伍。德江神兵率先逼近县城，吓得旧县长逃离，他们拥护梅天休担任县长。受此影响，印江、务川的神兵首领也纷纷带领队伍进攻县城。沿河神兵于1933年古历腊月11日，在上坝三尖角与保安大队交锋，取得胜利，还杀死国民党县长肖华尚和敌军团长张西明。此后，神兵兵分三路向县城挺进，一路抵达洪渡，一路进驻水田坝，一路攻入沙子坡。 旧政府慌了手脚，急忙调集廖怀忠部何团长和保安大队，凑出一个半团的兵力，对神兵展开堵击围剿。腊月13日至18日，沙子坡神兵战败，石登头、火石堡、里户（野夫）坪等地，未及时躲避的村寨民房，被官兵烧毁57栋，3个村寨被全毁，8名神兵被打死，20人受伤，30多人挂彩。经此一役，神兵难以立足，组织被冲散，士气消沉，众人纷纷埋名隐姓，躲藏起来。当地乡保趁机落井下石，抓捕神兵，肆意吊打勒索，不少神兵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 1934年5月10日，转机出现。红三军从彭水县城南坨西渡乌江，5月31日占领沿河县城西岸，6月1日渡江占领东岸，6月3日抵达晓井。印江神兵首领冉少波派宁国学等人到晓井联络红军，称沙子坡有众多神兵神将，愿接受改编，欢迎红军前往。6月14日，红军抵达沙子坡与冉少波会面，商谈改编条件：神兵仍由神头统领，红军派政治干部，归军司令部直接领导。6月16日，冉少波集合六七百人在沙子坡开大会，正式接受改编。红军首长发表讲话，还发布《告神兵书》。6月19日，红军进驻枫香溪，吴国成、安宗海各自带领100多人前来接受整编。 神兵被编成纵队，冉少波任师长，宁国学为团长，安宗海任副团长，下设大队、中队、分队。红军为其发放枪弹、配给给养，对神兵团关怀备至、耐心教育。然而，冉少波旧习气难改，无法与士兵同甘共苦，同年10月，红军虽看不惯，仍耐心帮助、教育他。后来，红军将黔东纵队师与印江独立团、德江独立团、沿河独立团、川黔边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配合红军主力多次作战，屡获胜利。神兵经红三军收编与教育改造，多数人踏上革命正道，在黔东革命的画卷里，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厚重一笔 。 沿河神兵团概述 在黔东大地的岁月长河中，1932年，沿河神兵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应运而生，迅速发展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农民武装力量。这股力量深深扎根于土家族聚居的沿河地区，彼时，百姓们深受苛捐杂税的压迫，生活苦不堪言。于是，沿河神兵以反对苛捐杂税为鲜明宗旨，喊出了“灭兵、灭款、灭捐”这一激昂且极具号召力的口号。每一位战士在作战时都勇猛无畏，他们的身影穿梭在枪林弹雨中，就似一把把锋利的利刃，直直刺向反动势力的心脏。其中，“冉少波神兵团”更是声名远扬，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融入红军，成为抗敌征程里一支锐不可当的劲旅。 “神兵”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他们虔诚地坚信“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入坛仪式举行时庄重而肃穆，参加者一手稳稳端着一碗清水，一手虔诚地拈着一柱香，立下誓言：“一不贪财，二不贪利，若贪财贪利，香头落地，人头亦落地。”他们以这种近乎决绝的方式，将队伍的纪律性牢牢凝聚起来。内部还严格遵守“禁色、禁赌、禁烟”三禁，从各个方面规范着成员的行为。神兵团的架构清晰明了，为首的称作神头，会被封为“英烈侯”或“侯主” ，首领之下还设有“穿白小将”“大元帅”等职位，整个神兵团的运转有序而高效。1933年，沿河县的五谷溪、板场坝、鹿井溪、田家坝、山羊岭、白石溪、殷家坝等地，陆续燃起了神兵的星星之火，并且这股火焰迅速蔓延至晓井、中界、大龙桥一带。冉少波兵团在这片土地上十分活跃，他们每到一处便开展“吃大户”行动，将那些剥削百姓的土豪劣绅的财物分发给穷苦大众。然而，这一行动极大地触动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与土豪劣绅的利益，引来了他们的疯狂镇压。但神兵们并未因此退缩，反而抗争之火越燃越旺。 1934年6月1日，贺军长、关向应等率领红三军浩浩荡荡地挺进沿河县城东岸。红三军士气高昂，接连攻克沙子、中界、大龙桥等地，以雷霆之势一举拿下沿河县第三区晓井区公所，随后便在杨家堡建立起第三区革命委员会。冉少波听闻红军是打富济贫的正义之师，是真正为百姓谋出路的队伍，他认定这是改变现状的希望，于是果断率神兵奔赴红军阵营。神兵融入红军后，经历了党的政治主张、政策学习与军事训练的全方位洗礼，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与蜕变。冉少波因表现出色，被任命为红三军司令部直属纵队师师长，副首领宁国学担任独立团团长，张由旺则担任团政治委员，自此开启了一段全新的革命征程。 同年6月中旬，红三军抵达印江沙子坡后，召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群众大会。贺军长肯定了“神兵英勇斗争的可贵之处” ，同时也一针见血地点明“缺少共产党领导是神兵失败的主要原因”。他站在台上，目光坚定，言辞恳切地呼吁神兵与红军联合起来，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这番话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众人前行的道路。会后，众多神兵受到感召，纷纷奔赴沙子坡报名加入红军。不久之后，沙子坡、刀坝、枫香溪、铅厂坝等地相继建立起红军独立团，革命力量如滚雪球般持续壮大。 冉少波领导的黔东纵队师，以神兵为骨干力量组建而成。在红三军的统一指挥下，与印江、德江、沿河、川黔边等独立团紧密协同作战。这支由2200余将士组成的队伍，士气高昂，斗志昂扬。他们与周燮卿、杨昭卓等国民党军队多次交锋，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毫不畏惧，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战斗能力，屡获大捷。他们用热血与勇气，在黔东革命史上书写下了壮丽的篇章，成为了革命征程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务川县的神兵运动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黔地军阀混战，山河破碎，务川县金竹乡大坝村被阴霾笼罩。乡人张羽勋，因秃头被唤“癞子东林”，于附近山洞开启一段跌宕故事。彼时，世乱年荒如恶魔肆虐，百姓在苛捐杂税、兵祸饥荒里苦苦挣扎，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迫剥削，对太平生活的渴望，化作心底强烈的变革呼声。 张羽勋瞅准时机，在山洞化神水治病。他宣称神水有灵，饮后能得神灵护体，刀砍不进、枪打不透，砍击处仅留白印。还自封“大佛主”，扬言可封神将、练神兵，扛起抗捐、抗粮、抗丁大旗，矛头直指乱世政权。苦难中的百姓，如在黑暗中抓住救命稻草，纷纷信以为真。一时间，务川、德江毗邻地带，神坛如雨后春笋，百姓踊跃练神兵，不多时便聚集二三百人，成为乱世中一股特殊力量。 古历五月，夏荒露头，庄稼盼雨，百姓盼活。梅子坝、沙坝、桃子坝等地，数百神兵在四合头赵国清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向县城。队伍似黑色洪流，裹挟着百姓对世道的愤怒与求生的急切。县长娄聘三闻讯，吓得魂飞魄散，慌不择路逃去新寨躲藏。 神兵军师覃辉培进城后，速贴安民告示，称神兵只为保境安民，让百姓安心度日，又在城隍庙设神坛练兵。神头陈云春、张云相等人，扮作“玉皇大帝”“王灵官”“马元帅”“孙悟空”，在老城坝耍刀弄叉，高呼“打不进、杀不进”，刀光闪烁，威风凛凛。他们还到衙门大堂、街巷表演，引得众人围观，后又去甘河黄扬坪岩洞“取天书宝剑”，放言要“打坐天下”，欲改天换地。但县城给养难继，神兵遂各自归乡，可娄县长仍怕生乱，派铁绍元区长去覃、黄二坝招安。铁绍元自认在神兵里干儿子多，觉此行安全，贸然前往，却遭神兵抵制——百姓造反决心坚定，岂会认封建官僚当干爹？铁绍元被活活扭死，手节也被砍断，尸体运回县城，家人哭声震天，令人唏嘘。 下半年，黔军第三师蒋丕绪派付恒中旅长带营部驻城。付恒中听闻神兵“刀枪不入”，内心发怵，每晚用大石抵门，城中街巷摆满桌子、石头、原木，严防夜袭。一日，神兵真来攻城，由赵国清指挥，兵分两路：沙溪神头彭香二、周矫等率队从柳塘河、虎踞关攻南门；陈云春、张云相领人从焦岩渡、二龙坡扑东门。付恒中部早有防备，在城南伍家岩架重机枪、迫击炮，钟家坡布防连队，邹绍武带人马去东门夹击。 神兵队伍黄旗猎猎，杀声震城，女神兵扮“何仙姑”，摇花帕装仙女。前锋围天主堂，找传教士算账，正砍后门时，伍家岩重机枪突响，一神兵中弹倒地，鲜血飞溅，队伍瞬间后撤。付恒中认定神兵“打得进、杀得进”，下令追击，邹绍武东路抄袭，十余神兵被俘。付恒中在老操坝残忍杀三人、割两人耳，余下释放。这场混乱，在枪炮、喊杀与血泪中，暂告段落，却给务川小城，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也让“世乱年荒 神兵大起”的故事，在岁月里久久回响，诉说着民国年间百姓的苦难与抗争。 卢仁槐对冉少波的回忆 冉少波同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过一定的工作，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我军长征时期，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对他不信任，甚至把他杀掉了。从现在看来，他完全是冤杀，应该给予平反昭雪。 冉少波是贵州印江何家乡冉家坡人，从小就有志气，还很年青时就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虽然在国民党军队中作过事，但对国民党有不同的看法，因而返乡。贵州人民本来就很穷困，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军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巧立各种苛捐杂税的名目，成年累月榨取人民的血汗，这样一来贵州人民就更穷。勤劳勇敢的印江、德江人民为了生存，组织起农民自己的革命武装——“神兵”，组织起来抗击刮（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冉少波同志返回家乡，参加神兵，向国民党反动军政府展开抗捐抗税的武装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 一九三四年夏，贺军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转战到贵州的沿河、印江一带时，在中国共产党黔东特区党委的领导下，冉少波同志和神兵群众一起参加了红三军。贺军长命令以这支部队为基础，组建红三军纵队师，任命冉少波为纵队师师长，熊仲卿任政治委员。 各地神兵和农民青年，闻知冉少波同志已参加了红三军，并当了师长，于是各县神兵打着黄旗（神兵的队旗）成群集队地参加了红三军的纵队师，有的直接参加了红三军的主力部队。不到几个星期，纵队师便成了一支近万人的队伍，整个红三军的主力部队也壮大起来了。 在纵队师和红军主力部队的壮大过程中，有一部分神兵群众和农民青年认为冉少波是本地人，不会远走；而红三军主力部队是到处为家，会远走，所以很多人都很愿意参加纵队师。这就是当时人们参加红军的思想情况。后来经过党的教育，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才逐步得到提高，懂得了要想翻身求解放，永远不受压迫和剥削，就得不怕远离家乡干革命的道理。从此，人们才真正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红军战士。 一九三四年秋，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贺军长领导的红三军会师。两军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为红二军团。随即，红二、六军团组建为红二方面军。贺军长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红二方面军的政治委员，肖克同志为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兼任六军团的军团长，关向应同志为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王震同志为六军团的政治委员。 一九三四年秋，红二军团的三个师，缩编为两个师。纵队师被撤销，改编为独立师。冉少波任副师长，贺炳炎任师长，熊仲卿任政委。不久，独立师被撤销，其部队人员分别编入红二军团的四师和六师。我们第一支队编入四师十二团三营。副支队长张明同志和我都到三营七连任班长，张明同志牺牲于湖南大庸县大厚坪战斗中。独立师被撤销后，冉少波被调到红二军团军团部另行分配工作。 不久，红二方面军（陆军）红校在湖南永顺塔卧成立，冉少波同志被调到该校任军事教官。 为了响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号召，红二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秋到一九三六年初，从湖南省石门县出发，开始两万里长征。进入贵州省的石阡县向云南挺进，翻越西康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过草地进入甘肃、陕西省。于陕北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大会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后，红二方面军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一带休整时，我才知道冉少波在湖南湘鄂川黔苏区的塔卧被杀掉。 现在回忆起来，我想起一件事情。我们部队转战湘西后，在反击国民党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时，组织上为了轻装上阵，就动员家属、小孩和小战士疏散回家。当时我也是被动员回家的，我坚决不回家，多次要求留下上战场，最后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师政治部对我说，你就不回去了。这时，组织上决定把冉少波家两个小孩送出苏区，让他们回家。 我认为冉少波同志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他是反蒋拥共的。第一、冉少波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虽然在国民党军队作过事，但对国民党有不同看法，因而返乡；第二、冉少波同志回乡后，参加神兵同国民党军政府进行抗捐抗税的武装斗争；第三、冉少波同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黔东苏区党委的领导和号召下，他坚决率队参加了贺军长领导的红三军，并任红三军纵队师师长。纵队师改编为独立师后仍任副师长；第四、独立师解散后，人员全部充实到四师和六师，冉少波同志毫无怨言；第五、冉少波同志由师长降为副师长，副师长免去后调军部，又调红校，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高高兴兴地去工作。从上述五点，我认为冉少波同志是好人，不是坏人；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他的被杀纯属冤杀，完全是“左”的错误路线所杀害。红三军在黔东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展壮大红军力量，这与“神兵”及冉少波同志是分不开的，他是有贡献的。 由于事隔几十年，冉少波同志的死因是很难查清的，我很赞同中央军委和中顾委中一些老同志的意见，抓紧给他们平反。 另外，王恩茂同志（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当年是二方面军的秘书长，据说他有几本日记，凡是二方面军在各次战斗中牺牲的营以上的干部他都有记载。对冉少波的死，他是否知道，他的日记对编写二方面军的军史可提供很重要的材料。 （卢仁槐同志是一位老红军战士，陕西省地质矿产局原局长、局党组成员，现已离休） 英武溪的神兵活动 民国二十二年，军阀混战的阴霾笼罩大地，各地秩序崩坏。豪绅们拥兵自重，只要纠集数十人、凑几支土枪，就能自立师团名号。彼时，宋华轩建起师部，赵孔昭（思南县赵家坝赵万邦之父 ）成立团部，田应齐也于思南英武溪仙坝乡小井组建营部，我在营部任文书。 九月初八，部队开赴德江县城驻扎。恰逢史肇周（师长 ）率部从湖南凤凰开来，驻防思南、德江、凤冈三县。师长宋华轩、团长赵孔昭遭史肇周劫走，唯独田应齐因与史交好，营部被收编为独立营。史部驻凤冈，团长张明修（现住凤冈县，地址不详 ）随留守指挥长驻德江。 张明修到稳坪朝祖，当地张姓群众称怀远将军显圣，庙内几桶蜂子成了“神蜂”，宣称烧香化纸祭拜，蜂才不蜇人。百姓纷纷持香备纸前往，络绎不绝。张姓群众借机造势，称张明修是张姓子孙，要拥护其扩大队伍，还用白布染黄缝制大旗，烧香祭拜。一时之间，德江城内神兵神将遍地，“唐三藏”“何仙姑”“铁拐李”“七姊妹” 等神只名号，成了众人追捧的封号。 到十月初，德江城大寺坝（现德江县文化馆 ），每日数百面大黄旗招展，晒席般大小，明纸数十张，还杀猪祭旗。祭毕，众人回住地人堂屋，点燃一两包香，据说咬嚼燃香能烧不痛不伤；手持关刀拜祭后抵在肚子上，用锤打也刺不进去。人群在街巷疯狂奔走，喊着“打不进、杀不进” ，闹腾月余，越传越神，思南城内也人人知晓，东华乡罗兴让、熊寿世、王配和等人，都跑去投奔学练神术。 冬月十五，田应齐营长回家嫁女，只带四人返乡，部队留驻德江。此时，廖怀忠部一营驻英武溪街，营长周光明横征暴敛。当地周绅（原名周贤相 ）与田应齐有仇，趁其返乡人少，急函报周光明。周派一排人枪，于冬月十六日拂晓，由周绅带路包围田应齐家，捉获田应齐，搜刮钱财，牵连送礼亲朋，牵走骡马数十匹，后田家用钱赎回。田应齐被捆至英武溪周营部，遭吊打勒索，需一千二百光洋才放人。 田应齐之父田兴隆，因接连受累，经济枯竭，于冬月十七日安排家中煮米五斗（每斗八十五斤 ），前往德江联络神兵，欲劫回儿子。 冬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时，稳坪神兵假称拥护张团长来德江，城内部队全去北馆坎迎接，正中神兵之计。赶场天里，神兵涌入留守指挥部（上场王少阶家 ），部队有枪难施展，“突击连”（纯手榴弹营 ）遭神兵刀镖砍杀五十余人。三连连长田正坤耳聋，卧床烧大烟时，被神兵按床砍头。顷刻间，部队营房被占，城外哨卡部队溃散。我与副营长田应懿、田兴隆手无兵器，身着便衣，呆立人群，吓得魂飞魄散。天黑后借宿同学冯胜初家，夜里因神兵禁住军人，又摸去亲戚处，天明才离德江。行至角水，找到本营第一连田应龙残部三十余人，一同空手归家。 田应齐仍被囚英武溪周营，田兴隆不死心，腊月初七联络二百余神兵，初八拂晓分三路进攻周营：一路经大石梁（距英武溪乡办公处一华里 ），一路过塘池头（仙坝乡双源大队 ），一路走蜘蛛坝（英武溪乡属 ）。第一路攻至街上，杀周营士兵十余人；第二路打到大树子周光明宿舍（田应齐被押处 ），周光明惊逃，下令各连退往高地。看守押田应齐转移，行至梨子台（煎茶 ）洗脸时，周营士兵见神兵散乱，乱枪反击，神兵溃败。值班兵将田应齐带至英武溪街，在大桥河坝将其砍成五块“五马分尸”，悬头示众，田应齐命丧于此。 德江县路青乡黄子良，七十一岁，从戎十余年，曾参与蒋丕绪师在正安县剿灭神兵。他提及，民国十九年，正安王怀直、黄国安两大豪绅，争权夺利、互图吞并。王势弱，黄居岩洞难接近。王借联姻之计，让儿子于民国二十年正月，入洞杀死黄国安；黄之子守英复仇，又杀王怀直。王之弟怀庆惧祸，投四川刘湘买枪不成，联络袁祖铭部返乡军官（名不详 ），借“磁铁双刀自动” 骗民众，组织神兵。蒋部追剿两年，部份神兵逃至务川县猫门，被恶霸申尚斌收容，助其为恶。民国二十一年，蒋部续剿，申尚斌被蒋属团长傅恒忠捕杀，剩余神兵逃至德江县细沙溪土豪曾昭贵处，曾昭贵借驻防部队，软硬兼施瓦解神兵，自此神兵组织渐消匿。 （陈其治） （注：因原文为回忆性史料，扩写时保留历史叙述逻辑与细节，补充场景、心理等描写，还原时代氛围 。 ） 德江沙溪、黄坝的神兵运动 德江县文新区的黄坝乡，是德江北面伸入务川县大山区的一个边远乡。这个乡的居民与务属人民历来友好结，历史上凡发生重大事件，他们都互相支援。 1932年，务属荆竹乡大坝村小竹园张羽规为首起神兵，在雁家坡大洞里设神坛练兵，反抗当时贵州军阀政府苛派军工粮款，黄坝的人民深受感动。黄坝距大坝仅十五公里，中间有山舟坝、沙子溪、龙洞坪、定塘沟等村寨，由于互通婚姻及赶场来往接触关系，不论那里发生什么事情，消息是联通的。大坝神兵第一次去稳坪突袭黎纲得胜，黄坝的群众就跟大坝一样闹起神兵来了。因为这支神兵的神坛是设在庙坝五神庙内，外地人称为庙坝神兵。庙坝神兵曾配合大坝神兵第二次去稳坪打黎纲，他们从大坝出发，星夜兼程，经肖家坝、李家湾、大石板、汪家坝，黄家堡、梅林寺、石桥、安家宅、香树园、在新坑坝宿营；第二天由新坑坝出发，经清茶坝，上火炮顶，下平岭坝，到达稳坪。刚下平岭坝就与黎纲部队接战，张羽规被黎纲的兵包围活捉，刀砍不进，枪打不死，敌人是用杆子刀从肛门捅进去捅死的。黎纲的兵被神兵杀死不少，有个冉营长也被神兵宰了。这一仗回来，庙坝神兵愈闹愈有劲。曾与驻务川的蒋三师（蒋丕绪部傅恒中）和驻德江的张团长（史肇周部团长张明修）打了好几次仗。 庙坝神兵，是覃坝村覃茂武、覃茂斌，覃茂富和务属申家湾覃耀富等率先闹起来的。有一天，他们四人在老虎口山林边解枋板，中午太阳大，躺在树荫下草地上歇凉，先感觉手脚发麻，后来浑身抖颤，说是神灵附体，用木匠斧头砍肚皮、皮肉不伤，他们就去覃庙对门庙坝五神庙内设神坛练神兵。覃茂武称“玉皇大帝”，覃茂斌称“黑神天子”，覃茂富称“王灵官”，覃耀富称“水府三官”。附近龙坝、黄坝，申家湾、万山、滥坭塘等村，德务两属的群众都纷纷前去参练神兵，凡年满十二岁的都练得起神，称“鸿钧道人”的就是刚满十二岁的覃xx，人们称他是神童。当时神兵确实神气，用杆子（梭镖）抵腰劲，皮无伤而刀却抵弯了。参加练神兵的越闹越多，用酸汤杆（草药名虎杖）汁水染黄布，缝成晒席宽大的旗帜，称为神旗。神旗上大书特书“玉皇大帝”四字，竖在五神庙前迎风招展，神兵们就在神旗下练武，齐声喊出“大风吹来团团转，小风吹来一展平……”“杀掉狗官，打进长安”“改朝换国、安帮定国！”等口号。 庙坝神兵配合大坝神兵远征稳坪打黎纲归来，声势闹大了，“玉皇大帝”就下令叫覃坝寨上覃直之当“神兵军师”。覃直之又名覃辉培，他父亲是满清时候的捐功秀才，家里有两三百挑谷子的田产，覃直之在贵阳读书时，家里供给不上，是姓覃的族众集资帮助把书读出来的。因此，“玉皇大帝”要他当军师，他就不推辞。 大坝神兵第二次打黎纲回来，不久又去打务川县城，遭到驻务川的蒋三师（蒋丕绪）抵抗，神兵在河里淹死的多，务川南二区区长陈元春的妹弟也淹死了。蒋三师追击神兵来到大坝，想扑灭神兵，陈元春调庙坝的神兵去支援大坝神兵抗击蒋三师，“玉皇大帝”主张三天后再去，陈元春急于要去，去到大坝神降不来，吃了败仗。蒋三师心毒手狠，放火烧毁大坝的庙当门，小竹园（又名荒田）两个寨子，才退回务川城。庙坝神兵又联络各地神兵去打蒋三师，将蒋三师打跑了。长安坝神坛“张四姐”（名王彩云）约庙坝神兵和长安坝神兵一起去打德江，“张四姐”神通广大，手执一张花帕子，称为“包天罗帕”，舞动“包天罗帕”可以封枪。去打德江时，神兵分阴兵和阳兵两种，降得起神的为阴兵，降不来神的称阳兵。不论是阴兵还是阳兵，都服从“玉皇大帝”调度。到了德江，见穿军装的兵就杀，见军队的鸡冠旗就砍，杀死驻德江城的张团长的兵很多，张团长的兵退进万寿宫，神兵包围万寿宫，敌兵在围墙内朝围墙外乱摔手榴弹，神兵一点也不害怕。，说也奇怪，摔出来的手榴弹一颗也没爆炸。神兵杨章华头上受了伤，“玉皇大帝”喷些神水在他头上，没用其他药，就好了。神兵将张团长打跑了，县长也被吓跑了，“玉皇大帝”封梅天休当县长。 神兵是有纪律的，参加神兵的人首先就要在神坛前拈香盟誓：“不贪色，不贪利、倘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也落地。”务属石朝乡杉板村滥坭塘有个名叫黄彪的，原先拖匪，在德务边境抢劫，抢过雁山，抢过客商，后来参加曾昭贵的队伍当过连长。因滥坭塘与黄坝邻境，他见黄坝神兵闹起势了，就来投神兵。他为人凶暴残忍，蛮不讲理，去打德江城时，他发出“谁要不去，回来将他全家诛灭”的大言裹胁了一些不是神兵的人跟着去，在去打德江期间，神兵不想钱财，黄彪则掳掠钱财。他又与女将“x仙姑”勾勾搭搭干暧昧事，违犯神坛纪律，回来后，被神兵将他二人宰了。 石梁坝曾昭贵是蒋三师第八团团长，人称他为曾八团。他的部队打渭洲，打细沙溪区长李俊（当时德江西一区区署设沙溪），打沿河官州冉乡长，都出名。他的队伍在大河边被另一支军阀部队打垮后，就来黄坝假投神兵，窥探神兵虚实，企图招神兵去补充他的兵员，其阴谋被“玉皇大帝”识透，要砍掉他，他就打夜工跑掉了。他回去向蒋三师告密，蒋三师亲率部队来黄坝打神兵，他们辱骂神兵是神匪，诬蔑这个地方是“火毒递师”，只有动火烧，才能平服，纵火烧毁覃坝、黄坝、人坝、三层岩四大寨的民房，覃坝人坝两寨全被烧光，黄坝仅剩两家天主教徒黄宏轩、黄宏德的房屋未被烧。 以后，军阀政府到处捉“神匪”，庙坝的神兵就偃旗息鼓了。 国民党区长高登云谈神兵 一、德江神兵初起：稳坪点燃星火 德江神兵的故事，最早从稳坪燃起。稳坪神兵率先向黎纲势力发难，交锋中，不仅缴获其大烟与大洋，还击毙营长冉伯祥，打得黎纲败退，一路逃向沿河 。 稳坪神兵首领张羽耀，从务川请来大佛主张羽勋助力对抗黎纲后，全县掀起设坛练神兵的风潮。不过几日，木朗溪涌现 “七仙姑”、茅岭诞生 “杨令婆”、野牛坝冒出 “齐天大圣” 等神将，稳坪下四房一带，顺理成章成为神兵的坚实根据地，神兵势力如藤蔓般，在德江大地迅速蔓延 。 二、神兵与官府的博弈：高登云上任 （一）局势棘手，临危受命 神兵起事，剑指区乡团长与土豪劣绅。当时稳坪属德江第八区，区长张宇安成了神兵 “眼中钉”，被指名诛杀。张宇安暗地进城，请求县长调兵剿办，可县长深知黎纲大部队刚在稳坪折戟，县里兵力单薄，剿办之事，实在难办 。 神兵喊出 “抗丁、抗粮、抗捐” 口号，追随者日增，区乡团长们纷纷叫嚷 “神兵不好招呼”。各地神兵涌入县城，县长无力治理。恰逢高登云，身为同善社交际、四排恩职（天恩 ），还做生漆生意，常与王少垓往来。一日，高登云到王少垓家，撞见新任县长罗雨生和驻军营长曾昭贵，正为稳坪神兵的事犯难。高登云顺口一句 “神兵是一股魔风，有什么招呼不住？！”，罗雨生听后，当下决定委他去当第八区区长，让其治理稳坪神兵 。 高登云胆子大，应下这事儿。罗雨生让书记写好委任信，次日，高登云便独身前往稳坪 。 （二）凭借亲缘，初定局面 高登云敢一人赴稳坪，因母亲姓张，外祖父住稳坪下四房，而神兵首领张羽耀，是他姑表弟兄。借着这层亲缘，他直接找张羽耀会面，表明来意：“我来主管区里公事，当你们神兵的区长，你们支持不？” 说着，掏出委任信。张羽耀爽快回应：“你来当区长，我们供你招呼。” 随后，安排他在尧先二爷（张尧先 ）家食宿 。 因神兵愿听高登云调遣，他很快把神兵和乡团长捏合到一块，本以为局面渐稳，没成想，罗雨生暗中谋划进攻稳坪神兵，打算从牛渡滩、水桶口、剑石坡三路进兵，次日拂晓在稳坪汇合 。 三、化解兵祸：周旋与调停 （一）获知险情，紧急交涉 稳坪神兵侦察到罗雨生的计划，全集中到稳坪街上凉厅商议对策，还派四个神兵通知高登云参会。当时高登云正要吃早饭，饭都没让吃，就被催去凉厅。到了才知，原区长张宇安和几个乡团长也在，张宇安告知：“明天县里要分三路攻稳坪，咋办？” 高登云应下进城交涉，让众人筹钱，还说 “制止不住，就通知你们躲避” 。 众人凑了二十块大洋，高登云带着连夜进城，直奔县衙见罗雨生，质问：“你委我招呼神兵当区长，暗地又派兵打，咋不让我知道？” 又故意虚张声势：“稳坪神兵知晓计划了，四路口子都守着，你们去打要吃亏。” 罗雨生问计，高登云让召曾昭贵来商量 。 曾昭贵到后，高登云硬着头皮说：“你听我的，我给二十块大洋当茶金，你不进攻，神兵就不进城，城里能安宁。我保证去稳坪筹饷，按期送进城供你们用，免得失兵损将。” 曾昭贵答应，随即通知各路停止进军，一场兵祸暂息 。 高登云回稳坪，把情况告知神兵，自此，神兵更信他、听他招呼 。 四、神兵进城：冲突与反复 （一）首次围城，中计撤退 没过多久，各地神兵联合进城，两千多人把曾昭贵部队围在城区两级小学，一围就是三天。后来曾昭贵突围，冲杀中打死些神兵，双方各自撤退。原来，这是县长罗雨生和保卫团副监敖云堂的诡计，故意调神兵进城 “操练”，想让神兵和曾昭贵两败俱伤，好一网打尽 。 （二）二次进城，调停得安 约一个月后，神兵第二次进城。此次因凤冈史肇周派张明修率兵一营来德江，想笼络神兵。张明修先去稳坪找张羽耀，认家族、结弟兄，还到枫香坝张氏宗祠朝见，妄图收买神兵攻打思南县。正巧沙溪 “玉皇大帝”“何仙姑” 也到德江，几方神兵汇聚，突袭张明修团部，杀七人、捆押十一人 。 罗雨生见势不妙，又找高登云调停。张羽耀听高登云的，放了被捆押的兵，高登云还劝走张羽耀、送走张明修，县城才又恢复平静 。 五、神兵掌权与后续：兴衰波折 （一）神兵委官，劝离得安 大概又过一个多月，几千神兵再进城，城内百姓逃得一空。神兵选梅天休当县长，给他穿特制黄袍，前呼后拥迎进县政府，在大堂登位，几千神兵入衙参拜，恭贺禄位高升。梅天休承诺 “虔诚为神兵办事”，名气就此传开。最终，还是靠高登云做工作，劝走神兵，县城才回归往日秩序 。 （二）镇压与转向：投身红军 罗雨生扑灭神兵之心不死，瞒着高登云，暗地调兵偷袭枫香坝祠堂里的神兵，打死不少人。稳坪神兵被镇压，张羽耀、张羽让、张金殿带部分神兵躲避，后来直奔岩上枫香溪找红三军。张金殿当上副司令，张羽耀、张羽让做了团长 。 沿河谢家湾有山羊洞，地主们听闻红军来，躲进洞内。张羽耀带一百多人配合红军攻洞，洞内有滚木擂石，神兵攻正面，红军打两侧，成功攻破，缴获若干箱大洋、大烟和皮衣。之后红军派他们去新滩，遭茅岭杨承禹率乡团偷袭，张羽让、张金殿牺牲，还赔上一个老红军性命。红军大部队撤离后，张羽耀留下保卫根据地当团长，后在梵净山被廖怀忠部队抓住，在酉阳、沿河等县监狱关了几年，最终归来 。 六、神兵 “神性” 揭秘与人魔之辨 神兵本是人，并非真神。稳坪亮团时，有个叫 “齐天大圣” 的神将，自称 “怀远将军” 后代，同路神兵称他 “添耕祖”。他在稳坪场端碗水，让身旁人望太阳，众人盯着太阳目不转睛，他喝口水朝天喷，称 “天仙下凡”，众人见水珠似星星、现彩虹，就信了他是神。王少垓表示不信，被 “齐天大圣” 发现，大喝一声，吓得王少垓浑身发抖，不敢再乱说话 。 高登云能招呼神兵，因他是 “天恩”，懂分辨人魔的理论，神兵信神，他与之交谈话语投机，便获信任。比如 “玉皇大帝” 进城打张明修时，有广西客商姓陈，住刘治隆家，做参、茸、燕、桂等贵重药材生意，神兵在柏杨嘴见他挑药担子，说他是魔，抓去要砍。高登云得知后，赶紧找 “玉皇大帝”，让其刀下留人，解释姓陈的是好人不是魔，救了他性命，日后姓陈的对高登云感恩不已 。 神兵安明相的回忆 神兵，起于务川大坝，传到长安坝。打黎纲时，张羽耀、张羽让们去长安坝把神兵接来稳坪。 当时稳坪是德江北区（又称第八区），张宇安当区长。过往稳坪的军队，这批去了那批来，都缠着区长要粮要款，老百姓负担特别重。下四房坑里神兵起事，在稳坪打了黎纲之后，声名大震。接着稳坪四境到处闹神兵，芋岭杨胜岚，野牛坝张羽进、深溪梁纯权、方家山，国家寨，中溪西有人闹神兵。凡是闹神兵的村寨，区公所就不敢派他们的款，纵然派，他们也拒不交纳。板桶水属六保（闾），安明文当保董，六保的地面很宽，东面管过新滩河东，面管至三角塘。有两次被派款很重，第一次是100块洋钱，一石米，第二次是50块洋钱，8斗米。老百姓出不起，区公所又紧逼硬要，安明文无法交差，就去茅都接神将“令公”杨秀岚、“令婆”杨秀安来板桶水建坛，组织神兵。当时当神将的有下列人员： 英烈侯：安明文 左将军：安天观 右将军：安天栋 统兵元帅：安明武（统阴兵）安高鹏（统阳兵） 玉皇大帝：安海清 先天玉皇：安国民 观音佛主：安明相 大观音：安明清 二观音：安天灿 神坛建立后，用白土布镶成晒席宽那么大幢旗帜，加耗子染成黄色，由神将用茅草笔写上“英烈侯”三字，称为神，竖立在神坛外面。黄色神旗迎风招展，招引热血青年入坛当神兵。神兵们白天办庄稼，晚上跳神、练刀。练刀喊为砍凡体，有神附体则砍不进，杀不进，不诚心诚意，神不附体，就砍得进，杀得进。 板桶水神兵起来后，区公所再也不来催款了。新滩有个外来老板叫刘炳钩，他有一帮米，是四只船载每船400条口袋，共有1600口袋，码在新滩，等船转运。他听说何团长和黎纲要来抢他这帮粮食，就请神兵去替他保粮，何团长，黎纲都没敢来抢。 神兵去打思南时，板桶水神兵走至海溪沟前面葡萄岩，听说牛渡滩的神兵吃败仗，就撤回来了。 打思南回来后，当时军阀政府调部队要扑灭神兵，何团长素德江，虎视耽耽。印江县冉家坡人冉少波，原来是蒋丕绪部下的营长，原驻紫务川，红军路过务川时宣传红军的主张，他内心信服，就脱离蒋三师，想投红军。他带着勤务兵陈云伍来到板桶水，找安明文联系，在这里参加了神兵。 神兵驻紮在枫香坝张氏宗祠内，何团长（何应林）派的龚营长带兵夜袭枫香坝，将神兵包围在祠堂内。神兵力死战，板桶水神兵有安明堂、安维观牺牲，方家山、野牛坝两支神兵也有人牺牲。冉少波和陈云伍由张氏宗祠上突围，带着安明清、安正龙，安明武、安国伍、安月青过河（乌江）去找红军。在刀坝找到红军，向红军说明兵要求参加红军。贺龙将军表示欢迎，发给他们20两烟，20块洋钱，叫他们回来接神兵。板桶水神兵去参加红军的人计有： 英烈侯 安明文（安质彬） 统兵元帅 安明武 观香佛主 安明相 神 兵 安正龙 安明槐 安明棫 安明高 （安鸣皋） 安明元 安明贵 安明友 付显明 安明全 高阡神兵参加红军的有：安维轩、安维海、安维道、安维举、杨先寿、朱xx、安明庭等。 神兵去到枫香溪，贺龙军长在枫香溪召开大会，任命冉少波为纵队师师长，张金殿为副师长。纵队师下辖两个支队一个团： 一支队长安明文 二支队长张亚新、胡少清 神兵团长张羽让在枫香溪的联欢会上，安明清表演翻牛角叉，刘再佳表演砍凡体，称蛮山大将，用梭镖抵腰劲，翻檬子棒等绝技。会后，这支神兵驻扎白石溪。贺龙军长在晚井鼓励这支神兵中的小青年说，“大家好好干，以后要打土豪，分田地、分房屋”。 冉少波和上坝龙塘覃家（覃礼琨）有隔阂，当地余小礼是覃家的女婿，在杨井坪设埋伏截红军的军饷（20两洋烟，20块光洋），我们和余小礼打过一仗，又去长堡团防局打姜兴尧部。 神兵参加红军后，在练兵中，原参加过军阀部队的个别人不受约束，多次违犯红军纪律，受到严惩。木叶水竹角张金龙，板桶水安明全都是因此被处决的。张金富处决于大龙场，安明全处决于火烧桥。 神兵团奉命到新滩、茅岭、木朗溪一带扩红、打给养、茅岭杨胜亮、杨承禹，木朗溪陈昌吉（浑名王光光），西流水简祖衡（玉贵）等齐团截杀神兵团，稳坪场神兵田贵在老鹰石被团丁用獠刀砍死，红军政委徐承鹏在新滩河边狮子石前被楠木园刘光荣（浑名黄牯）用船上的纤藤烧裤裆而烧活活死。神兵团长张羽让落水，被抓上船舷砍了头。副师长张金殿与新滩人有亲戚关系，先被拉来拉去，最后亦被杀死。 新滩受挫后，张羽耀代理神兵团团长，在南腰界打冉家祠堂，冉瑞廷之子冉崇侯和他的女儿用土砖垒贴祠堂周围，枪炮打不进。最后是挑选神兵组成敢死队冲进去的。几十个敢死队员，只有王家山冉崇珍负伤。神兵在木黄与柏辉章、黎纲、曹师长诸队伍都打过仗。 红军在松桃甘龙口背面石梁地方迎接肖克军长，吴炳炎师长带着我们去的红军主力转移湘西，王光泽当我们师师长，将部队开进梵净山，驻扎护国寺。安明廷任前站副官，负责打房地，是在梵净山被打垮回来的。我是特务队的班长，后又当副排长，部队在梵净山被打垮，与部队失去联络，就回家了。 潮砥区神兵运动概述 在黔东大地的岁月长河里，潮砥区神兵的故事，如一段带着烟火与硝烟的特殊记忆，在历史褶皱中静静铺陈。 潮砥区，曾有三座影响深远的神坛。大寺顶神坛，佛主张仕英坐镇；龙桥洞神坛，佛主毛万富主事；野马阡神坛，佛主简泽安把关。神坛如磁石，短短时间内，分坛便如星子散落村村寨寨，神兵力量疯狂生长。参与神兵的，多是本村本寨男女老少，偶尔邻寨也会共设神坛，抱团取暖。 神兵内部，层级分明。神将名目繁多，佛主、统兵元帅，薛仁贵、八郎弟兄等传说人物“下凡”，何仙姑、七仙姑等神话角色“助阵”，给队伍蒙上神秘面纱。日常里，神兵白天务农，维持生计，夜晚则聚于神坛“练武降神” 。练武场边，观者如堵，热闹非凡，常常通宵达旦，众人废寝忘食。一旦村寨遇侵扰，本村或邻寨神兵便合力出击，他们为的是对抗拉兵派款、抗捐抗粮，守护自家利益，在乱世中挣得一丝生存空间。 潮砥区神兵，根在稳坪。1933年到1934年春，是其发展高潮，而后渐入尾声。恰在此时，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抵达枫香溪，印江冉家坡神将冉少波率部投奔，被收编为神兵团，不少神兵也直接加入红军或游击队。红三军撤离前，对神兵团改编，这批力量随主力转战湘鄂西，踏上长征路。德江老红军杨光学，原是杨河乡老寨神坛八郎弟兄，在枫香溪参军，为革命立功，受百姓敬重，成为神兵投身革命的生动注脚。 红三军离开黔东后，袁成开、杨光华带着红军游击队坚守，重新组织神兵，枫香溪张宗生还打造马刀支援。可形势严峻，神兵活动转为秘密。1935年四月初二，袁成开在杨河蔡家祠被沿河反动民团团首张羽昌杀害，神兵组织随之消散，一段抗争史暂告段落。 潮砥区神兵，曾有三次大规模战斗。1933年冬，长堡、楠木神坛联手大寺顶神坛攻打印江，行至袁场与印江交界处，遭姜兴尧连队伏击，无奈撤回；1934年二月，印江堰塘、大田神兵被李小英部队袭击，德江野马阡、带子、水吞牛等地神坛集千余神兵支援，他们身系棕绳为记，日夜赶路奔赴堰塘，虽浴血奋战，终因武器悬殊败退，水吞牛神兵王朝明脚板中弹致残，伤痛成了战斗的印记；1934年三月，潮砥、稳坪神兵联合，数千人兵分数路攻印江城，喊着“打下印江，去占长沙”的口号，傍晚抵城。驻守的宋华轩部队，初闻神兵“封枪”传说，临阵又听“打不进，杀不进” 呐喊，见神兵舍命猛冲，便藏于暗处，待其逼近再开枪。神兵以大刀、长矛对抗步枪、机关枪，仍前赴后继，一批倒下一批又上，坚持到天明，终因武器差距惨败。 回望神兵兴衰，武器原始是硬伤，更关键的是组织松散、训练缺失，靠降神迷信提振士气。时隔半世纪，当年幸存老人仍将失败归为“没降来神” ，这是历史局限下的认知偏见，却也折射出他们在苦难中对力量的迷茫渴望。 潮砥区神兵的故事，是乱世中百姓求生存、谋抗争的缩影，带着热血与悲壮，在历史书页里，诉说着过去的挣扎与奋进，供后人品味那段复杂的岁月。 鹿井神兵三次进攻印江县城 在印江西北，有一片毗邻沿河、德江两县的高山地区，名为鹿井。这里荒山遍布，耕地稀缺，收成微薄，居民们大多过着缺吃少穿的艰苦日子，每逢灾年，逃荒便成了常态。 1933年，大旱肆虐，鹿井颗粒无收，可县里催粮逼款的差役，依旧三天两头登门骚扰。鹿井百姓对官差避之不及，年富力强者纷纷逃离家乡另谋出路。有人逃往四川，在酉阳龙潭镇遇见一位画符水治病的江湖医生，听闻其宣称“喝了神水，有神护体，不怕刀枪，不怕官差” 。于是，众人将这位晏姓医生接回鹿井，安置在天子坪巨户李伯昌家，拜其为师学艺。晏医生到鹿井后，设神坛、广收徒，画符炼水，入坛者日益增多。鹿井山梁子的上、中、下三个大村寨，各设神坛，分别由宁国学（上鹿井 ）、李天保（中鹿井 ）、刘代禄（下鹿井 ）统领信众，晏医生自称祖师，节制各坛。各坛需炼七七四十九天符水，期满便“撑官”，先撵催粮逼税的官差，再逐县城县官，口号是“炼好符水，赶走官差，过太平日子” 。 炼满四十九天，神兵宣布限催粮、逼款、办案的官差一个时辰内出境。差头覃树凡贪财舞弊拖延，被神坛关押，后经干亲家担保释放。覃树凡连夜回县城报信，县长宦泽民震怒，与驻军旅长周继尧连夜谋划应对。周旅本欲撤离，经宦泽民恳请，答应暂留。宦泽民紧急通知各署科停办公、准备撤退，县城顿时风声鹤唳，官绅惶惶。县公署派侦察，周旅布阵，可神兵未立即进城。 鹿井神兵定腊月十八日破城，贴告示“良善百姓勿怕，神兵只杀官差恶人” 。腊月十六日印江赶场，人迹寥寥，驻军欲撤，周继尧坐骑备鞍拴在城墙柳树，警卫森严，县公署官员因传神兵专杀东洋头，争相剃光头，百姓也忙着剪发。 十八日天未亮，百姓便搬家下乡，县公署人员、驻军皆撤出，县城一片萧索。午后一时，神兵从大石墩前转堡扑城，周继尧派轻装营伏于西门坝田坎，主力守南门桥，拟不敌则撤往思南。神兵进至转堡坡脚，分路奔袭西门坝，先头部队举巨旗、一步一拜，见敌即呼啸“杀” ，猛扑进城。周继尧急派一连士兵迎击，神兵舞刀叉、勇猛冲锋，官军胆怯逃窜。神兵大队续进，杀声震天，周继尧调预备队火力反冲，神兵以肉体抗枪弹，难支而退。过河后分散爬坡，官军凭河坎射击，转鞍道尸骸枕藉，周继尧收兵割取田坝死尸首级。 首次受挫后，晏祖师外出搬兵，总坛由宁国学主持，鹿井青壮年集中上鹿井操练，立誓报仇，还添置弩炮、火药枪、将军炮，严守要隘。甲戌年元宵节后，晏祖师从务川搬来8名武艺高强的“神将”，神兵精神大振，加紧操练、制备弹药。 正月二十二日夜，神兵再出动，消息传至县城，十三日晨城郊百姓扶老携幼往南乡躲避，城内慌乱，宦泽民令全体撤出，周继尧派哨兵守大石墩、架便桥备撤，还将一营兵力布于西门坝。下午一时，大石墩哨兵鸣枪三响，西门坝官军匍匐田坎或隐身草垛埋伏。神兵进至大石墩、阁老寨，分三路奔西门坝，坝上会合后，挥刀叉呼喊“打不进，杀不进” 冲锋。前锋神兵砍伤数敌，官军放排枪，数名神兵倒地，桑林官军冲散神兵后队，前锋中弹退入山沟。城墙脚官军反攻，神兵边战边退，因军械差，至大石墩枪械难响，仍奋勇拼杀，伤亡惨重，年长者、妇幼也遭难，西门坝百姓房屋几近烧光，尸骸中妇女居多，持菜刀、梭镖，女神兵因怕剪刀断草符，喊“杀”入阵。 三次攻城受挫，神兵撤离家乡，聚于德江、沿河交界操练，欲再攻印江。此时周继尧派黎纲继任，接防的黔军部队听闻神兵搬兵报仇，黎纲布阵，以大部兵力守中坝，调侯之担团丁协防，派侦察兵巡逻。三月初十日，神兵攻印江，十一日正午与黎纲中坝部队遭遇，冲杀未分胜负，黎纲派精锐与侯部包抄，神兵不支撤退。黎纲部搜捕鹿井山区，几乎踏遍地域，神兵无家可归，只能游击。直至红三军到沙子坡，宁国学才率神兵投奔红军，这段抗争与辗转的故事，就此融入革命洪流 。 袁廷礼组织渡滩闹神兵的回忆 民国年间，贵州大地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毛光翔、犹国才、王家烈之流为争统治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的部队所到之处，随意委任县官，只为大肆搜刮兵、工、粮、饷。地方官像无根浮萍，随着军阀部队的进退频繁更替，区乡保长们则趁机浑水摸鱼、大发横财。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惨遭荼毒，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即便如此，仍有胆壮志坚的青年，决心奋起反抗这黑暗世道。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牛渡滩归属德江县东区。时任区长张xx，贪污舞弊行径恶劣至极，把百姓的血汗视作囊中之物。部分正义青年联名向县公署控告，满心期待能讨回公道，谁料县公署全然不顾百姓疾苦，不仅对控告坐视不理，反倒要捉拿控告者。我身为参与控告的一员，在家已无容身之地，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逃避。 这时，听闻宛（稳）坪一带闹神兵，他们勇猛无畏，把黎纲的部队打得丢盔弃甲，还喊出“神兵杀尽天下无敌，要去坐长沙”的豪迈口号。10月22日，我奔赴稳坪坨底，投奔神将张金殿，在他那儿参坛学法练神。经过一月苦练，“神”降于我身，自此肉身似有“神力”，砍不进、杀不进，还能翻铁叉，更习得画“神水”之法，被封为“佛主”。 带着这份“神力”与使命，我回到晨溪干田设神坛、练神兵。不到一个月，便集结起一百多神兵。神坛招募神兵，有着严格仪式：先砍香盟誓，誓词掷地有声——“不贪色，不贪利，如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 。砍香后，众人饮神水。神水的制作，需“佛主”降神后，以水桶贮水，右手握香点燃，朝水桶画紫微讳和井字讳（漤、畀 ），边画边念咒语：“玉皇大帝，观音佛主，令公令婆，尼山老母，大显威灵。” 神兵饮下神水，齐齐朝神坛跪拜，同声念诵神明名号，而后高喊佛号与祈福之语。待“神降临”，神兵自喊“起”，起身时周身麻木颤抖，接着以马刀自砍胸脯、肚皮、手腕，演练“神力” 。演练完毕，拍胸膛三掌“回神”，整套仪式才算完成。 我们神坛也立下铁规：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不许践踏群众庄稼，三不调戏妇女，四是借东西必还。对外，喊出“打倒军阀、贪官、恶霸、土豪！杀尽天下无敌手！我们要去坐长沙！”的激昂口号，誓要扫尽世间不公。 神兵队伍里，有神将名目，像玉皇大帝、佛主、尼山老母等，皆由降神后“自报”而来。武器是大刀、铁叉、梭标、马刀这类冷兵器，标帜是宽如晒垫的正方形黄旗，旗上大书神将名号，神兵则在腰部拴红布带为标识。练兵时各自解决口粮，外出作战由当地供给给养。 当年腊月初七日（1934年1月21日 ），晨溪干田神兵奔赴思南英武溪大树子，与军阀车鸣镳的部队交锋。神兵们以刀叉对枪械，展开惨烈拼杀，毙敌百人左右，可我坛神将“杨八郎”袁廷智、“杨大郎”袁廷信、“杨六郎”袁朝礼，在血战中英勇捐躯——袁朝礼是我亲叔，廷智、廷信是同胞兄弟，痛失亲人战友，我肝肠寸断。第三天，“老佛主”张金殿联合各地神兵再攻思南，在英武溪大树子二次战斗。敌军持洋枪、经正规训练，神兵多是临时汇合的农民，神将也缺指挥经验，虽凭勇猛死战，终因实力悬殊战败。 此战之后，县区乡间（保 ）地方官污蔑神兵为“神匪”，四处搜捕残害。所幸，时隔三月，贺龙将军率红三军抵达岩上枫香溪，领导农民打土豪。我神兵老佛主张金殿、张羽让投身红军，当上干部后，来信委任我为游击中队长。可我因料理安葬在大树子牺牲的胞叔与胞兄弟，错失良机，没能跟上队伍。为躲军阀捉拿，我四处逃亡，直至德江县长钱文蔚发布“凡是神兵入红三军的，一律不许既往”的布告，才敢归家务农，重拾平淡生活。 （按：袁廷礼老人现年74岁，这篇资料是文史办特约他撰写，结合其此前两份申请书综合整理而成 。——编者 ） 神兵活动威慑当局 德江神兵四起，大大震撼军阀执政当局，他们诬蔑神兵为“神匪”，怕死者弃职外逃，顽固者飞文呈报，区报县，县报省，惶惑不已。从旧政档案中摘刊有关神兵活动资料十三篇，以资佐证。 （一）杨西堂 吴景唐向县长报告 ……窃职宦家乡因去岁天灾流行，“神匪”发生，打倒乡闾，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幸而大军压境，剿办“神匪”，按地清乡，蒋部派队由乌家乡出发，至流渡滩乡，沿乡勒索清乡费，军无纪律，烧杀淫掳，所过为墟。职以地处偏隅、民间贫苦，安能遭此蹂躏。随举代表前往流渡乡向军队接洽，交涉清乡费壹佰伍拾元，有据礼凭。具肃清“神将”结。军队不能到地，以免招祸，送礼犒赏一切费用去洋叁拾元。其实，名虽投诚，神将实强，不敢摊民间。兼之时间迫促，一时难筹，不得也由职三人以私人名义向外挪借，每月每元认息洋一角以救眉急，俟平静后，呈报政府向民间摊派归还。…… 区长 杨西堂 助理 吴景唐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 日 （二）杨昌选 曾吉安给县长的报告 事由：兹为“神匪”首魁申毛狮（申尚斌）于昌选区内蹂躏已非一日，复于本年十月十一日，区民陈宪忠家被抢，弟媳喜培，该匪遂觊觎伊家贺客礼仪丰盛，率队前往劫掳罄尽。逃回报，即飞令调曾副区长吉安防堵要隘，以便截击。复派丁于各地侦查踪迹，以便调练进剿。该匪于十二日至深溪沟，十三日至南超坝，十四日到达杉树坝，被吉安率民练阻住去路，不能前进；遂乘潜潜逃至蒋家坪一带，恣行掳抢，复被吉安率练追击，联合务邑乡长王美喜首先扼其要路，然后重兵猛攻，击毙“贼匪”数人，该“匪”遂不敢冲锋，退入民舍，以为负隅之计。民练遂纵火焚舍，“贼”遂逃出。安即大呼各路前进，发枪枪击，敢战士有提刀杀入敌阵者，遂大溃“贼众”。此役赖钧长之威德，民丁用命，共击毙“匪徒”二十余人，烧死二人，活捉二人即于五龙口场枪决。“匪首”申毛狮率丁十余人突围逃去，随派丁于各处侦“匪”行踪。民丁负伤三人，其一人重伤，死生未卜，均在调治。战后，查民练提得单支枪三支，刀矛三十余件，被条三床。务邑王乡长提夹板枪一支，被条一床。 以上各情，理合报告。 德江县县长 台前 仰祈鉴核施行 第六区区长 杨昌选 副区长 曾吉安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于第六区区公所 （三）黎志诚给县长的报告 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事由：窃职二区，地当“共匪”游击队不时出现，搕抢滋扰，兼天旸饥馑xx之秋，每次筹缴正款及应付杂用款项，几致束手无策，艰窘万分。前次 钧长拨与宋旅（宋华轩）部丁粮款及烟罚金，前九月六日宋旅部派喻副官（喻德修）来区调查“共匪”情形……，黎监印次子黎少成前随吴指挥（吴济民）至袁（场）至印（江）剿“共”转家，……十二日，三区被“共匪”抢劫，唐、宋、喻副官等寅夜渡河至何！ 职家道难撑，才力薄弱，叩恳钧长俯准辞职，另委贤能接替办理，以免遗误要公，则职不胜沾感之至。 谨呈 县长 喻德修 第二区区长黎志诚（印） （四）蔡瓒给县长的报告 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古历九月十九日 事由：窃职等自奉 一、钧长委令维持区务以来，矢勤矢慎，未敢少懈。现区僻处东隅，毗邻沿印，时与共党接触。于此七月十九日卯刻，又遭印江支队游击队长宋兴华、罗克刚统率党徒二百余人突来米溪乡掳抢。职等当率常练队与民练前去鏖战二小时，获胜，攻退，上岩而去。晨刻，沿属游击队长余学礼及职区下坪乡队长杨昌波率领党徒三百余人复来剪滩乡掳抢，职等复战三小时，将党攻退原穴。下坪乡抢去该乡民众十余家而去，该党将该乡民练黎华老一名阵亡。该党神出鬼没，时来抢夺民众。职区土溪、下坪两乡附和杨昌波者甚众，危险万端。又遭干旱，全区颗粒无收，民众恐慌。恳请 钧长设法营救，以维现状。 二、职区每次攻共，实力薄弱，值此糜烂极顶之际，非劝区内富户量力购买快枪，不足以资镇慑。拟请 钧长命令采买，以维治安。 三、（略） 四、今日印江驻军开一营与民练约三百余人，于午后抵袁家弯攻共，合并报告。 所有报告各缘由，理合呈请 钧长查核，分别令遵 谨呈 德江县县长 第三区区长 蔡 瓒 助理员 张云虎 （五）冉行标给县长的报告 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冬月十二日 于第三区公所 事由：窃职区有张鸿歧、杨昌波、张中（宗）国、冉老七、熊兴仁及沿属傩佛主（熊再盛）等，自去年盲学神民反对政府以来，直到今年上春刚被大军解决，继又附入“赤匪”勾结抢杀，危害善良无算。近被大军将“赤匪”大队扑灭，该“匪”等又以“三期普渡、阴阳两利”神坛名义盘踞土溪乡杨家山、平洞，以“赤匪”之余逆云城开（袁成开）主持，每日藉神诵经搔扰，向邻捕杀区乡长。今日午前杨期天，率党百余人，每人肩负小黄旗两张。各带武器前来长堡捕杀，张贴布告。职亲赴长堡与蔡瓒、姜兴文等组织地方秩序，拟约十三日开区务会议，该党见其未动，乘时前来攻击。当姜昭春闻知，调集团队前来补助，与职等所带之常练队将党胁退，未遂枪杀。此种党徒，曾经迭报在案，若不报请 钧长设法解决，将来东岸八乡蔓草难图，不知伊于胡底。理合飞报，钧长作主维持，令遵。 呈 县长 喻德修 附呈神兵布告二张（缺） 第三区区长冉行标（印） （六）覃端辅给县长的报告 河西江防队呈请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废历十一月十八日夜 于第三区河西江防队呈 事由：窃职案于废历十一月十七日捧读区长冉行标送来国历十二月十五日 钧长命令开：“查‘共匪’朱毛已窜入静境之老鸹庙也，仰该区长火速派民工于河西各渡口挖掘战壕工事，限一星期筑成，违则枪决不贷。”等因。奉此，查此令系联名饬办，计该即日已将逾限，事关防共，未敢宕延，即转令晨溪乡务于二十日工作，得民工十八人，每名食米二碗，薪金二百文，各同照工筹发给。惟白果乡长文正矩诣亲祝寿不题，职直令各闾召集会议，有花盖巡门长陈尚义不到，条令不接，反言职‘无端生事扰民，“共匪”何在’。如前称述 县长谕令冉区长所派石米未缴，不出，故未筹备。区长令催，言奉令叫已派照收，下次须报核准再派。信言累我与民受物、逼迫归怨，其命多虚，不认办理等情。由去丁返述，正值会众期，度抛势之际，众闻疑视，不言而散。查情，民众赴 府恳求，该地富户两家外，十佘户果无人同往来聆 钧谕。区长自委新乡长邓明勋率丁各处严厉勒索来，果道如之。然系熟虚伊实，莫明所问。理足无可辩答，忍未与较。俯思谤辱，职亦无防。而于掘壕要务，难不因之破坏，比例不前。区长以属河西、东岸各乡米派原令交职，工作未成，责无旁贷。是不敢隐，据实情节预报 钧长鉴查。当兹多（事）之秋，一令不行百令阻，非恳作主儆惩，不足以全威信而收成效。查该民每必亲赶大堡贩运，敢求签拘。或饬由职捕解讯，看如何之处，恭候指令祗遵。谨呈 德江县县长 第三区河西江防队长 覃端辅 民国二十四年 元 月 （七）傅明堪等攻剿彭桥坝神兵后向德江县政府的报告 呈 为呈报事 于九月十日 钧长命令开：“仰该区长速集常练壮丁将境‘神’‘土’两匪限五日肃清，如力不逮，飞报本府，或请煎茶驻军协同剿灭，无使蔓延，为要，此令。”等因。奉此，职即复令该区第七中队长李世仁并该地乡长张尚礼速集壮丁，严密防堵。并由职派妥探前往该地密查“神匪”行动情势。职于本月十三日下午协同常练队长陈占鳌率常练壮丁两队夜行至彭家（桥）坝，将“神匪首”严少清之巢穴死围。将拂晓时，该“神匪”三十余人敢于拒捕，各持刀枪标杆直冲出门，即与职兵死战数小时，当被职兵击毙“神匪”数名，职兵重伤五名，职左手亦受长刀杀伤。其余“神匪”均在巢穴内死守不出，职兵用枪向“神匪”巢穴内射击数百枪，“神匪”等亦用枪抵御多时。因彼此枪击之火力太甚，而“神匪”巢穴之火忽燃，又因该“神匪”驻扎“匪首”严少清家竟是一户，又系半节草房，遂延烧已尽。该“神匪”视火力迫甚，一同推出，又被职兵击毙数名、烧死数名，约共十六名。但不知该“神匪”等之姓名。至职所受重伤之兵，以迎医调治也，但不卜存亡。并乞 钧长指示此次受伤以及出力之兵如何抚恤？以资鼓励，而利将来。所耗之子弹约共六十余夹，如何补助？特将此次击匪缘由，理合具文连同受伤之兵名单一纸呈请 钧长鉴核备案，指令祗遵，实为公便。 谨呈 德江县主席喻 附呈职所受伤之兵名单一纸 职傅明堪 周厚荣 代泽膏 计开受伤官兵列左： 傅明堪、傅兴明、陈云舟、冯 英、肖树云、杨少奎…… （八）傅明堪、周厚元、代泽膏给县政府的报告 报告 修筑煎茶万寿宫、周家院营房事、俯祈县府鉴核 窃查煎茶溪铺店五十余家，纯系经营为业，以济生活之资。又兼地方孔道，为行商往来之住所。然“神共两匪”不时出没，非驻军镇慑，不足以保持治安。前奉戴团长面谕，饬职速将煎茶万寿宫、周家院子两处修理完竣，以便驻军。……旋又准十七团三营营副官公函开：“本部奉令驻扎此间，各官兵久住民房，有隘商民贸易，对于本部管理训练诸多不便，着即通知四区公所即日雇工将万寿宫、周家院子两处补修完善，以便移驻为要”。……修理经费五千余元……，祈 钧长鉴核，统筹何款归还，仰祈令。谨呈 德江县政府 喻德修 职 傅明堪 周厚元（印） 戴泽膏 （九）熊兴堂向县政府申诉 申诉 具诉陈民熊兴堂，年四十五岁，住德江第三区土溪乡土地熊家坝、农业。 为怀壁贻祸，避暗投明事缘。民世居熊家坝，聚族百余户，民国来耕凿相安。近遭“共匪”盘距毗连之徐家岩，安旗同寨之熊兴江为大队长，中队长熊伯屏，分队长熊兴才、熊崇正，总代表熊崇亮，联合“匪首”李祖恩，将民田产瓜分，害民奔逃不屋，流离四方，民之受累于“共匪”也，惨无天日。而区长冉行标又虎踞大寺顶，一班蛇蝎区丁、朝暮鱼肉良儒，于阴七月三十日抢一次，又于八月初一日抢二次，于二十三日抢三次。皂白不分，家如水洗。名为区长，实为“共匪”联络。且于阴九月十四日侦民搬于河西，傍晚逐睡，督丁套民，要民烟亲家邓朝田出主承担，倾家自约，存伊恶区手，勒民要。今年大旱后，略得毛谷六挑，合市斗一石零，已倾缴伊巢穴伙食。民之受害于区公所又如此。民痛定思痛，遭此时间，进退为谷。既于“共匪”受尽无许压迫，更于本地区长被了无厌吞噬。 但伊恶区声言飞诬民以投大逆“共匪”，如不与之办好，将来必害民人财两空，鸡犬不留，方遂其意。贻祸不知胡底。民不予缕析陈明，以昭清浊，伊恶区鬼蜮多端，将来不知何等毒计陷害。为此，万不得已，谨叩陈阁前，亟恳怜悯矜夺，准予注案。一面追还邓姓承担字约，俾脱圈套。沾感施行。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 日呈 〔喻德修批示〕：准予备案，待候查确，再为核夺。 喻德修十月二十七日（印） 按：以上十篇资料，原载《党史资料》第23期（中共德江县委党史办编），本刊作了转载。——编者 （十）梅应昭向省报告县两级小学校舍被毁情况（摘录） 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 去年八月，“神匪”肇事。先是由务属大坝传入本县边境，被其妖妄之术，以抗粮抗捐为口号；乡间愚氓，迭受苛捐杂税压迫，一经传染，任是至亲骨肉不能劝止；故转瞬间延遍四乡。嗣因廖部黎纲旅长在稳坪场被“神匪”打败，死伤官兵极多。雷部（雷鸣九）所委县长罗雨生及保卫团副监敖云堂反调北区神兵来城操演，奖以毛巾、洋袜、绵耳草鞋等物，一时举市若狂，各处神兵风起，纷纷来城拜庙玩刀，肆无忌惮。县府及地方负责人既纵之于前不能制止。于后，突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务德两属“神匪”裹胁约两千余人入城攘据，将县府及职局与县立男女两等小学校卷宗文件扯毁，每场捐款也被霸收，地方陷于无政府者弥月。事后，职局收拾文件，仅余十之二三，县府则片纸俱无矣。曾昭贵率招安部队来城驻防，各“神匪”聚众围攻，曾部因无城可守，以县级两级小学屋宇宏敞，有围墙可资抵御，即令移入。本年元月二十九日率众攻扑，曾部被围在内，日拆校舍为炊监之用，堂堂校舍，尽成败片颓垣。…… 注：梅应昭是当时德江县教育局长。 （十一）沿河邮局长代德初呈报件摘抄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该匪用其愚民主义，处处牢笼无产阶级，联络神匪（系务、德、思、沿、川边之无业农民、流痞之乌合，以抗捐、抗税相号召，奉神立坛，妖术惑众，曾以政府为难，扰乱务川、德江、沿河数次，后被军队解决，时出时没，情势甚伟，约有三、四千人），并宣传白军士兵参加红三军。以故，神匪归者络绎不绝，闻风而响应者各地皆是。军队方面大都采取守势，不敢迎击。因此，共匪到达刀坝、凉风岩后，依山据要，将从容于造子弹、备粮秣、训神兵。本月二十日，该匪已向思、沿道上移动，盘踞枫香溪、谯家铺、耳当溪等地。”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枫香溪、谯家铺一带，纵横三十里内，均系神、共势力。此地背山临河（乌江），绕越不能。” “再查共匪势力，自经神匪参入，已成燎原之势。” “思南廖怀忠部，沿河付衡中旅，松桃周燮卿、皮德沛、雷鸣九、杨其昌等部，及省中调来的剿共部队（到湄潭间），大部各守门户，毫无联络。时将一月，讫未出击。一旦共匪部署完毕，各地神兵必然暴动，军队不遑兼顾，必遗共匪活动之机会，沿河多事可为予卜。” （十二）思南邮局长孙德荣呈件摘抄： 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红军已遍扎思、沿段间，自隔思南城三四十里之大田、黄土坎，一直至沿河二十里之淇滩一带，所扎之间，红军神匪遍地皆是。” （十三）印江县长罗秉权呈件摘抄： 公元一九三四年二月 “去冬，西北区神匪乘机烧杀淫掳，阅时四月，惨状难堪。共匪于夏初率人枪数千，勾结神匪蔓延各县，如德、松、务、石、酉、秀等县受祸固深。我县西北东区之袁家弯、塘坝、鹿井溪、沙子坡、毛寨、杉树坳等地大遭其害。” 红三军致各县神坛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 亲爱的神兵同志们： 你们受不了苛捐杂税的剥削，起来反抗万恶的军阀和区长豪绅，我们对于你们这种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表示万分的敬意！ 我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有百万以上的工农红军，为了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工农红军第三军，现在正在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交界数十县游击，企图发动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推翻军阀豪绅的统治，争取工人农民自己利益和权利。因此，我们很愿意与你们站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 可是我们看见过许多神兵英勇的斗争，总是觉得神兵失败的可惜。因为神兵在历史上还没有成功过。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第一、神兵只是以反抗派款子为目的，没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的计划。但是反动政府不推翻，苛捐杂税是不能取消的。神兵既没有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的计划，所以常常遭受国民党军阀军队严重的压迫。 第二、神兵只是组织神坛，没有自己组织的政府；没有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怎能与反动政府的军队抵抗？ 第三、神兵没有代表工农劳苦贫民一致的政治纲领来作斗争的目标，来巩固自己的联合，常常混入投机取巧的豪绅与反动政府妥协，跑去招安，使神兵的事业中途停止和失败。 第四、神兵没有象苏维埃一样有全中国的联合，各地神兵没有联络。 因为有了这些弱点和缺点，所以神兵牺牲了很大的力量，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全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出现了新的斗争方法，这就是苏维埃革命。 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和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苏维埃革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 第二、苏维埃革命是彻底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维护工人农民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和士兵； 第三、苏维埃由大家举出代表成立自己的政府，并且组织工人农民的军队——就是红军。 第四、苏维埃是工农贫民士兵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坚固的联合团体，最为坚固，并且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苏维埃联合。 同志们：你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出神兵斗争的方法与苏维埃革命的方法的区别，这就是神兵容易失败，我红军猛烈发展的原因吧！因此，神兵当中的先进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四川黔江、彭水的联英会，湖北黔 的神兵，现在参加我们红三军的已经有一千多人了。他们并且自己起来组织红军游击队，保护自己的地方。 印江、务川、德江、沿河一带神坛的同志们！我们非常愿意帮助你们得到伟大的胜利，我们诚意的希望你们来参加苏维埃革命。我们以为你们要得到胜利，只有立即做到下列各事： （一）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委员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神坛应该赞助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的一切行动，完全拥护工人农民自己的利益。 （二）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铲除豪绅军阀，保护身家。 （三）组织革命委员会为统一领导机关。 （四）彻底反对豪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不招安，不妥协。 （五）信教自由，保护神坛和不信神者的自由。 我们相信神坛内的同志，必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即有出身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只要赞助工农群众斗争的发展，亦必可与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希望各地神坛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商榷一切。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 贺 夏 关 卢 同启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 采访神兵活动资料拾零 姜司镇高登贤讲：稳坪神兵起于民国二十一年冬月，是张羽耀去务川大坝提神水回来设坛起事的。打曾昭贵是稳坪神兵。打张团长是黄家坝（现属黄坝乡）神兵，带头人是黄彪，他有枪，能指挥得动人。神兵中称玉皇大帝的是覃直之的帮工。覃直之有才学，当军师。 县粮食局何继尧讲：覃直之又名覃辉培，德江城区小学第九期毕业生，有文才。黄彪是黄家坝的小股土匪头子，后来被钱文蔚县长抓来杀了。 姜司镇许昌卫讲：起神兵那年，我还在读小学，闹神兵最凶的是深溪和长安坝。深溪以黎纯谅为主，号称统兵元帅。长安坝以张羽扬为主，亦称统兵元帅。 长安坝神兵进城，刚到覃家坳，驻军张团长（张明修）亲自去迎接，刚走至水井坎（现蒲家池上边），有的神兵就先进城了。神兵举黄旗、裹黄巾。进城后，见鸡冠旗（张明修团部的军旗）就砍，见穿军装的就杀。张明修的兵退入万寿宫，神兵包围万寿宫。张团的兵从万寿宫内扔手榴弹出来不炸，张明修未敢回城就逃走了。 姜司镇董永才讲：闹神兵整整闹了一年，从民国二十二年冬开始，到二十三年冬才停息。神兵进城，专扎寺庙，不扎民房。主要打官兵，不杀老百姓。稳坪神兵首领张金殿自称“怀远将军”，面蓄三水胡，腰扎大布腰带，手执大刀，进城时威风凛凛。长安坝神兵首领是张羽扬。进城时有女神将，称“何仙姑”、“张七姐”、“张四姐”。场口张云锦家有一姑娘在朗溪保岩吃长素，当时亦是女神将。女神将身穿黄袍，披扎观音坐莲的红巾，骑着高头大马，十分威风。打曾昭贵时，起初神兵身上确实打不进，杀不进，枪打是个黑印印，刀砍是个白口口。后来，曾昭贵的兵用狗血抹子弹打，就打进了。去打思南，是长安坝和枫香坝两支神兵联合去的。 稳坪铁坑张青云讲：张金殿原先是黔军十七团李团长委任的营长，张金洛是副营长。后来张金殿在张金滕区长手下当区员，张宇安当副营长。张羽让原是张金滕区长手下的保董，张宇安当区长后，叫张鹏之当保董，取消了张羽让，张羽让对张宇安不满。张羽让当神将后，自称“怀远将军”，他将宝剑抛在神旗上，可以粘在旗上不掉落下来。坨底肖在奎、新场上冯大锐是“黑虎星”，会翻叉，不怕用大刀砍肚皮。去打思南时，铁坑白果树张东喜臀部被子弹打穿，跛着回来，喷上神水，用黄表纸贴上就好了。 堰塘乡吴兴诠讲：南客寨神兵首领是史秀良，称“佛主”，他的神水，人吃后平然兴奋，想蹦想跳。带着神兵去打思南时，官田坝神兵自称“雷神菩萨”，被敌人子弹打掉阴茎和睾丸，还能回抓撕捉饭吃。 神兵没有统一的统率，你出来你大，我出来我大，稳坪神兵保张团长（张明修），黄家坝神兵则打张团长。张团长的兵向南客寨逃奔，神兵追到黎家堡桥上砍死了两个。 南客乡光辉村吴顺禄讲：史秀良在稳坪坨底学练神兵回来后，就在其父史义顺堂屋里设神坛（又称佛堂）练神兵。去打思南时，牺牲在碗水山坝小凤门一家民宅前油菜田内。“佛主”一死，神兵们就撤回来了。打张团长时，稳坪的神兵最勇猛，史德洪亲眼看见一女神将追赶敌人至黎家堡桥边，将敌人砍死。据说女神将是张七姐，被砍死的是官军的连长。 牛渡滩场上五位七旬老人讲：打思南是张团长（张明修，永兴人）联络神兵去的，原因是英武溪区长田应齐（鲜家坝人）被廖怀忠部队抓去了，他父亲田兴隆来搬兵去救援。张团长联络稳坪神兵，稳坪神兵又联络各地神兵。仗打败后，田应齐被砍头，其尸体被敌兵抛在英武溪桥下，又用火烧毁。 牛渡滩区长文明庠与神兵作对，当地文正玉的母亲是野牛坝张姓姑娘，因野牛坝神兵在他家住过，文明庠去抓“神匪”，强派他出款，将他家百多挑谷子的田搞完了。文正玉怕文明庠，把家搬到野牛坝去了。中坝神将戴仁法自称“唐三藏”，带领神兵杀文明庠，文明庠跑脱，将其老婆杀死。后又带着神兵去打思南。 稳坪xxx讲：张羽耀浑名连冬三，人们称乾三爷。去务川医好病，学会练神兵法术回来，途经獭在岭，碰见 ·119·水桶口的人将下四房的牛偷走了，他追回了被盗走的牛。回到坨底就办神坛。神兵起事后，在枫香坝祖祠里齐团，打进了德江城。后来他参加红军，任黑杀团团长，打五保谢家渡时，被敌活捉，送去沿河县城关押，后又释放回家，解放后病故。 县中医医院师宋文钊讲：冉少波身体魁梧，据说是黄埔军毕毕业生（另有人说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他可以托一盆洗脸水腾越地面，将脸盆端放在屋檐上。1933年蒋丕绪委吴香涛为团长，吴部驻扎印江。冉少波在吴香涛部领营长公事，在袁家湾场上设营招兵。他很武赎，有个兵违抗他的命令，被他亲手枪毙。他的副营长也是被他枪毙的。当时，袁场一带是覃梦松们覃家的天下，他偏敢与覃家作对。他暗地派人将覃梦松的大哥（麻三老爷）绑架来索款，因此与覃家结下冤仇。他手下有个丁连长，原先是覃家的人，有一、二十条枪，他时常防备丁反水。袁场覃家勾结枫香溪覃姓围攻冉少波，冉少波打败外逃。后来参加神兵，带神兵回袁场报覃家的仇，杀死覃梦松的侄儿覃礼琨夫妇（张香二）。 木叶乡信用社张玉梅讲：木叶乡金庄坝张金才现健在，他由神兵参加红军后，同张羽让们去新滩扩红，被茅岭民团包围，是新滩安国江保下来的。不然也被杀害了。（按：《德江文史资料》第一辑《德江神兵始末初考》中谈张金才已牺牲，应予更正） 桶井乡塘坝村冉隆恩讲：沿河夹石乡熊家山岭冈上熊连华当过神兵的统兵元帅，带领熊家山神兵在火石堡下面桥边和国民党官军打过仗，现年82岁了。 姜司镇高登贤，稳坪乡铁坑村张毓成都说，凤冈绥阳人穆瀛洲号称旅长，来过德江，他部队内亦有神兵，执红旗，包红帕，称为单刀会，旗上大书“佛门弟子大会道”。高登贤说，穆瀛洲扎刘治隆家，派他的“神兵”在城郊杜家宅打过本地神兵。苏羊场申毛师也带神兵打过德江，未能进城而返。 （张 幼 孚）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 在印江木黄镇那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上，静静矗立，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1977年12月10日，正式破土动工 。它选址于木黄镇海拔1000余米的将军山半山腰，四周是茂密的松柏林，距离木黄镇政府仅两华里。当时，根据县委（时称县革委 ）分工，我作为县革委副主任，肩负起抓纪念碑修建工作的重任，具体由县第二建筑公司承建。 纪念碑坐北向南，设计独具匠心。其碑高14.62米，这一数字有着深刻寓意：“14”暗含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师时间首末两位数，“62”则代表第六、第二军团 。为打造这座纪念碑，省文化厅、省设计院、省博物馆派人，会同曾参与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设计的刘复辛先生，奔赴印江木黄现场勘察。他们细致考量当地环境、历史意义，返回省里后精心设计施工图纸。碑座选用当地最坚硬的石灰石，坚实稳固；碑心取料自梵净山黑色板岩，质朴而厚重。碑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19个大字，庄重醒目。碑身以砖砌成，三面用水刷石装饰，简洁大气。碑顶端矗立着两面红旗，东西两侧饰有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图案，鲜明展现出革命属性，彰显着红军精神。 修建工作历时近两年，期间，为请王震同志为纪念碑题词，我给贺捷生（贺龙将军长女 ）写信，恳请她帮忙联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原红六军团政委 ）。幸得贺捷生同志助力，王震副总理于1978年9月2日在北京为纪念碑题字。之后，贺捷生将题字交由在北京开会的印妇联同志带回，1979年7月1日，纪念碑终于竣工落成，成为木黄镇红色地标，供后人瞻仰缅怀。 然而，岁月无情。由于长期日晒雨淋，二十多年后，纪念碑碑身水刷石脱落严重。中共印江县委督查室以《印江督查专报》形式向省委督查室反映。省委督查室高度重视，将专报呈送省委书记钱运录。钱运录书记阅后当即批示，安排时任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与省委常委、副省长龙超云共同负责维修事宜，足见对纪念碑的重视。 王三运书记和龙超云副省长接到批示，迅速召集省财政厅、省文化厅负责人研究。他们派人赴印江木黄现场实地察看，评估损坏程度与维修需求。很快，二十万元专项经费下拨印江，用于纪念碑维修，由县文广局组织实施。2003年，维修工作完成，碑身改用梵净山优质花岗岩贴面，坚固美观且更耐风化，其余部分保留原样，让历史痕迹与新的保护举措相融。 ，从修建到历经岁月后的修缮，每一步都凝聚着对革命历史的敬重与传承。它是红色精神的物质载体，见证着那段烽火岁月，也将继续在时光中，向一代又一代来访者讲述红二、六军团会师的伟大意义，传递不朽的革命精神，成为印江乃至全国红色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重要阵地，激励着人们铭记历史、砥砺前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永续传承、熠熠生辉。（张朝仙） 第24章 黔东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法律依据 一、《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 黔东革命根据地政权机构分特区、区、乡三级。特区和区建立革命委员会，乡一级政权建立乡苏维埃政府。关于政权组织的概况，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一份报告中说，“苏维埃的组织，现在仅成立乡的一级，十个公民举代表一人，每乡有三个总代表，现在照中央苏区办法改造并进行建立各区的苏维埃，现在是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1 革命委员会，按照1934年6月23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组织实施。该草案规定： (1)在某一地方，工农群众斗争已经发展到武装的阶段，即可建立革命委员会为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 (2)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政权机关，不容许国民党官吏、区长、乡长、豪绅混入。 (3)革命委员会，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不容许地主、富农参加。 (4)革命委员会，是民主的机关，各委员要由工农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公举。如果委员不为自己的工人农民阶级谋利益，群众随时可以撤销他的职务。 (5)革命委员会，要为实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法令而斗争；规定当地斗争的具体行动纲领。 (6)革命委员会，可直接组织红军、游击队及自卫队和政治保卫队。 (7)县、区革命委员会应组织监狱及保卫队，有处决反革命分子之权。乡革命委员会可逮捕豪绅反革命分子，经过工农群众大会，亦有处决反革命罪犯之权。 (8)革命委员会之产生方法分两种：1.由当地的共产党、青年团、工会、农协各团体开会选举出来；2.由当地工农群众开大会选举出来。 (9)革命委员会分乡、区、县、特区等级。 (10)乡革命委员会选举委员七人至十一人，内设主席一人，自卫队队长一人。 (11)区革命委员会选举委员九人至十一人，内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设土地部、肃反部、自卫队区队部。设政治保卫队十人至十五人。 (12)县革命委员会选举委员二十一人至三十人。内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设土地部、劳动部、经济财政部、肃反部、文化宣传部、军事部、秘书处各部，设政治保卫队三十人。 (13)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政权机关，负筹备组织苏维埃之责。从其成立日起，乡革委至多不得过一个月，区革委不得过两个月，县革委不得过三个月。 (14)为巩固革命的政权，特规定纪律如下：1.不准反心、泄漏机密、勾结敌人，如犯者处死刑；2.不准抢挑工人、农民的财产，如犯者处死刑；3.不准借公报私，仇杀工人、农民，如犯者重罪；4.不准强奸妇女和放火，犯者重罪；5.不准侵吞公款，犯者重罪。 …… 该草案规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开展分田、分粮，取消捐税、抗债、增加工资、惩办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及反革命，组织自卫队，优待红军家属，瓦解敌军，保护工农集会、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保护革命“神兵”及其家属，帮助雇农工会、农民协会的发展，以及扩红等。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制定的《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中又增加了取消区长、镇长、乡长、闾长、邻长的制度；没收区长、镇长、乡长的土地财产；取消行斗行秤，由区革委设公斗公秤，不抽税等内容。其他区革命委员会都先后参照枫香溪区革委的斗争纲领，制定出本区的斗争纲领。 二、乡苏维埃 1934年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印发的《乡苏维埃》文件，对苏维埃的性质、任务、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乡苏维埃政府隶属区革命委员会，有委员7至11名，内设主席1名，副主席1至2名，自卫队长1名。其工作内容是： (1)乡苏维埃要坚决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 (2)乡苏维埃要坚决执行苏维埃的劳动法。…… (3)乡苏维埃要坚决执行苏维埃的经济政策。…… (4)乡苏维埃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 (5)乡苏维埃要发展群众的武装组织。1.要发展红色自卫队；2.要发展少年先锋队。 (6)乡苏维埃要发展肃清苏区内的豪绅运动。1.要把豪绅反动分子逮捕起来；2.要把与反动分子有关系的地主及反动家属驱逐出境；3.苏维埃自卫队、游击队中不许有地主、富农和反动分子参加；4.要禁止地主、富农、商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 (7)乡苏维埃要发动工农群众反地主反富农的斗争。1.帮助雇农工会；2.乡苏维埃要以贫农团为自己的柱石。有重要问题，先召集贫农团会议，以便团结贫农、中农与地主、富农作坚决的斗争；3.在各方面要注意保护中农利益，团结中农在自己的周围。 该文件还指出，乡苏维埃“要反对保甲制度（区长、乡长、镇长的制度）的残余”，“要反对改组派的破坏阴谋与官僚主义”。在黔东特区苏维埃政权建设之初，力图把特区的政权组织从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苏维埃政府，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大部分乡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是成立农民小组，由小组按每10个人推举代表1名，每乡再选出3名总代表，组成乡苏维埃，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凡一乡中的事，经代表会议决定，然后实行。 三、政权建设的步骤和方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步骤和方法，一是先行试点，摸索经验。开始时，先在枫香溪一带搞试点，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和雇农工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两个区的革委以后，已经有了一地就直接组织农民小组，这种小组都举有代表，以后就转变成为苏维埃。”1 这种做法，既大大加快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步伐，也使区、乡政权的领导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保证了其革命性；二是发挥红军地方工作队干部的骨干作用。由于区、乡政权酝酿和准备时间较短，本地干部缺乏经验，派驻各区的红军干部成为政权建设工作的骨干。红军干部、战士及群众骨干，经过短期学习后，立即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始建立政权的第一步工作。但是，由于群众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红军来到时隐蔽起来。例如，工作队刚到淇滩的时候，群众不敢接近红军，但经过一段时间宣传红军的纪律，讲解党的政策，群众觉悟提高了，很快组织了一个雇农小组，并以这个小组为骨干，深入发动和团结群众，在淇滩镇就建成了农民协会。同时，成立了淇滩区苏维埃政权。贺炳炎团长派分队长王绍南为该区的红军代表。这样由点到面开展工作，沿河及其附近各县许多区、乡的建政工作，很快就普遍开展起来。分瑞总结说，苏维埃工作的快慢，“主要的是依据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与质量。有的区域，是成立了游击队，以后才派人去组织群众，或者因为神兵关系，群众已来参加红军，该地还没有实行土地革命，主要的是干部以前准备不充分，在开展地方工作，红军成为发动地方工作的骨干。”1 同时，为了加强苏维埃权力机关的工作，红三军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采取办短期流动培训班的形式，培训地方工作人员。1934年8月，红三军军委会在酉阳县南腰界办了一期政治训练班，吸收了各地选送的进步学生150人参加，通过培训，到9月中旬，已派出40人到各级苏维埃工作，充实了苏维埃的干部队伍，促进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保障了土地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黔东苏维埃政权建设，是随着根据地革命斗争实践需要而发展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面临许多建设工作，根据地又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因此，政权建设如何适应各种斗争形势的需要，是黔东苏维埃革命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种新的考验。1934年9月初，黔、川、湘三省敌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黔东革命根据地面临可能被敌人占领的危险。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在被敌军占领的苏区苏维埃运动的策略和斗争方式”发出黔字第二号通告，要求“以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回答反革命的进攻，来配合红军的主力革命战争的动员。”即：发动游击战争，瓦解敌军和民团，保卫秋收，坚壁清野；在群众工作比较落后的区域，组织方式要适应斗争的需要，组织贫农团来领导斗争；组织自卫队、挺进队；区、乡由革命委员会领导各寨的贫农团、游击队，区游击大队、乡自卫队内组织挺进队、先锋队、冲锋队、夜袭队开展斗争；建立交通网，在妇女儿童中组织侦探队，号召他们做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这个通告，是加强黔东苏维埃运动的又一重要指导性文件。这对于从思想上提高根据地军民对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从行动上动员和组织群众，做好对敌斗争的一切准备，以增强各级苏维埃对敌斗争力量，促进黔东苏维埃运动的更大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25章 黔东苏维埃特区政权的建立 一、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苏维埃政权 1934年6、7月间，沿河县境内建立了谯家、白石溪、铅厂坝、淇滩、上坝、茶园头、山羊岭、晓景等8个区革命委员会及28个乡苏维埃政府。 （一）沿河县境内区、乡苏维埃政权 1. 谯家区革命委员会 6月下旬，由红三军干部刘本玉等协助成立，书记刘本玉兼，主席谯晨尿，副主席谯启主、殷荣幸，宣传委员苏光永，土地委员谯茂荣。办公地点设田兴寨。 下辖3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6月成立）： - 谯家乡（设韩家寨，曾迁耳当溪、后坛等地）：主席田兴乾，副主席谯茂荣 - 印山乡（设彭正和家）：主席刘正刚，副主席谭显应，代表谭凤昌 - 韩家乡（设谯开和家）：主席谯开相，副主席田兴志 2. 白石溪区革命委员会 7月成立，主席符公高，副主席孙秀林。办公地点设田兴国寨。 下辖3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7月成立）： - 白石乡（设张家寨）：主席张荣清，副主席杨老三 - 符家乡：主席符公直，副主席黎万银 - 照东乡（设白河溪）：主席谯明芳，副主席黎开昌，书记陈光权，代表陈本安 3. 铅厂区革命委员会 7月上旬成立，主席杨正清，副主席何应奎、罗书林，书记谢龙光、柳仁义。办公地点设杨正清家。 下辖2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7月成立）： - 铅厂乡（后迁瓦厂坝）：主席罗书林，副主席谢龙光，代表黄仁焕 - 沙坎乡（设谢光齐家）：主席谢光江，副主席杨通伦 4. 淇滩区革命委员会 7月上旬，由红三军干部王子龙等协助成立，主席蔡永寿，副主席杨光华、杨义昌，书记崔兰亭。办公地设淇滩会馆，后迁铜鼓池。 7月间，同时成立5个乡苏维埃政府： - 淇滩乡（先设狼溪，又迁天池盖、火烧宅、黄土坝等地，后与区革委驻地一起）：主席肖世富，副主席杨通贵，书记崔照青，代表王永顺 - 天宫井乡：主席杨吉臣，副主席杨通才，书记杨光清，代表杨光模 - 檬子（狼溪）乡：主席杨义昌，副主席杨永清 - 梅子乡：主席杨通珍 - 水田（蛟岩）乡：主席王其书，副主席赵炳荣，代表孔朝廷 5. 上坝区革命委员会 7月成立，主席李正堂，副主席杨昌礼。办公地点设米行丁金邦家。 7月间并成立3个乡苏维埃政府： - 上坝乡（设朱天瑞家）：主席李国保，副主席杨汉昌 - 里户乡（设陈文禄家）：主席陈文银，副主席蔡世美 - 芭蕉乡（设三佛庙）：主席杨再勋，副主席杨光通，乡代表杨必光 6. 茶园头区革命委员会 7月成立，主席王国义，副主席陈芝兰，办公地点设王国尤家。 7月间成立4个乡苏维埃政府： - 田坝乡（先后在王顺林、王时槐家办公）：主席兰辅廷，副主席杨建成 - 杜家宅乡（设谭凤禄家）：主席谭德芳，副主席谭德凤，书记何天俊，土地代表谭德光、谭德义、何天才 - 毛田坪乡（设杨义昌家）：主席何正祥，副主席何廷发 - 水田乡（设汪家的杨全光家）：主席杨通水，副主席赵老五 7. 山羊岭区革命委员会 7月，由红三军干部李佩堂等协助成立，主席何廷坤，副主席郭建铭、安德可，财政委员张羽罗。办公地点先设鲁家山，后迁车老岩。 7月间成立5个乡苏维埃政府： - 山羊乡（设车腊岩）：主席安德全，副主席安忠华 - 池塘乡（设张一鸣家）：主席张德发，副主席张羽举 - 陈家寨乡（设陈清禄家）：主席陈清芝，副主席陈清林 - 夹石乡（设冯仁鲜家）：主席冯祖发，副主席冯仁恩 - 木老溪乡（设郭本之象）：主席张宗仁，副主席张若朝 8. 晓景区革命委员会 6月成立，主席陈兴才，副主席杨国。办公地点设庙堂。 在6月晓景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基础上，7月又成立2个乡苏维埃政府： - 晓景乡：主席陈光兴，副主席陈兴芝，土地委员陈本芳 - 七重乡：主席杨通才 - 中界乡：主席侯再劳，副主席田海清 （二）德江县境内区、乡苏维埃政权 1934年6、7月间，德江县境内建立了枫香溪（时属沿河）、徐家岩、张家湾等3个区革命委员会及11个乡苏维埃政府。 1. 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 6月26日成立，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区革命委员会，由红三军干部李芝兰、袁凤林、吴正清等协助成立。贺军长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红军战士、枫香溪红色姊妹团表演节目。大会通过《沿河县第五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对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具师范、指导意义。 区革委会主席冉瑞仁，副主席王廷虎、王顺礼，文书王显阳。办公地点设在王廷杨家。 下辖3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6月下旬成立）： - 枫香溪乡：主席王廷虎 - 龙塘乡：主席覃礼书，副主席王治恩、覃顺礼 - 丝茅坝乡：主席宋兴堂 2. 徐家岩区革命委员会 7月初，由红三军干部邓吉星等人协助成立，主席李祖恩，副主席王凤廷，文书杨昌全，土地委员刘宝登。办公地点设白家岩冉隆华家。 下辖2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7月成立）： - 杨河乡：主席杨昌武，副主席周文政 - 行溪乡：主席袁家术 3. 张家湾区革命委员会 7月初，由红三军干部袁凤林、何金浦等协助成立，主席冉隆贵，副主席冉茂清、张炳邦。办公地点设金盆水张金堂家。 7月间，成立了6个乡苏维埃政府（原计划建立12个）： - 张家湾乡：主席熊成云 - 上坝乡：主席冉启贵 - 金盆水乡：主席刘世昌 - 下寨坝乡：主席冉隆怀 - 立阳坝乡：主席雷应高 - 袁家湾乡：主席邓朝洪 此外，德江县境内还有潮砥、红坳、楠木、长堡、新滩、木叶、新庄、文化等游击区，红三军及游击队在此打给养、扩红，未建政分田。 （三）印江县境内区、乡苏维埃政权 1934年7、8月间，印江县境内建立了旧寨坝、官塘、罗南溪、喻家岩等4个区革命委员会和18个乡苏维埃政府。下辖沙子坡、凉水、韩家、花园、庙坪、刀坝、兰克、毛寨、何家、杉树、天堂、坪底、陡溪等地。 1. 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 7月中旬，由红三军干部张均望、冯启云、陈家其等人协助建立。旧寨坝本是沿河县小寨，因与印江县宁家坪隔河，划印江管辖，命名“印江县第一区”。主席陈尚质，副主席杨光明，土地部长王焕林，肃反部长杨伯昌。 下辖7个乡苏维埃政府（均于7月成立，其中照东岩乡苏维埃已列人前白石溪区革委记述）： - 凉水乡：主席任美忠，副主席包汉臣 - 瓦房乡：主席蒋正廷 - 龙洞湾乡：主席张着成，副主席王方清 - 四坳口乡：主席杨景光，文书吴六章，代表杨再思等人 - 石坪乡：主席胡焕廷，副主席李洪顺 - 邱家寨乡：主席袁义书，副主席张着成（思南县塘头人） 因四坳口、邱家寨、石坪距区政府远，在四坳口设分区，红军代表冯启云常驻指导，该乡设自卫队大队部，一般乡设自卫队中队部。 2. 官塘区革命委员会 8月初，由红三军干部彭治龙、徐正清、张均望等人协助成立。主席黄光裕、夏国安（后），副主席王顺民，文书李白陶、陈德银，常驻红军代表徐正清。办公地点先后设李运敖、李仁陶、李华周家。 下辖3个乡苏维埃政府： - 官塘乡：主席何树珍、鲁金山（后），副主席任永方，文书杨金龙 - 红花园乡：主席吴胜茂，文书铁世恩，乡代表吴胜勤、王玉廷，办公地点设何邦福家 - 池坝乡：主席孟和清 3. 罗南溪区革命委员会 8月初，由红三军干部易吉山、毕国元等协助成立。主席田中问，副主席张着宣，文书杨通纯，常驻红军代表易吉山。办公地点设毛坝，后迁罗南溪。 下辖4个乡苏维埃政府： - 罗南溪乡：主席陈正光，副主席杨光郁，文书杨通煜，乡代表张宗福，办公地点设陈志泽家 - 下寨坝乡：主席刘兴忠，办公地点设田中海家 - 兰克寨乡：主席黄前兆，副主席郑老进 - 来安营乡：主席陈永华，乡代表陈槐安 4. 喻家岩区革命委员会 7月底，由红三军干部何启佐、邓参谋等人协助成立。主席何启佐、王之维（后），副主席任恩普、卢奎现，常驻红军代表何启佐、邓参谋。办公地点设康正凡家。 下辖4个乡苏维埃政府： - 刀坝乡：主席李维清，文书饶景秀，乡代表周宗仁 - 风谷岭乡：主席黄廷章，文书杨秀品 - 坨寨乡：主席任文忠，文书陈开国，乡代表黄朝学，办公地点设赵佐金家 - 桂溪口乡：主席何德洪，副主席任贞恒，文书任永杰 二、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处于边远且系少数民族地区的松桃、酉阳、秀山等县，是苗、土家、汉族聚居地。1934年6月初，红三军进驻酉阳县南腰界，在“忠烈祠”开积极分子会，布置打土豪、建政权。枫香溪会议后，贺龙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酉阳、秀山、松桃等地，发动群众、组游击队、建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影响。 1. 松桃县境内部分政权 1934年7月，红三军干部从传统、赵伯文、黄家文、李焕开、姜昌枝、严茂初等人，到松桃县麻阳、甘龙、永安等苗汉杂居地建政，20多天建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和10个乡苏维埃政府。 - 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8月成立，主席郎永奎（未到职，后由从传统代理），副主席胡兴奎（苗族）。区革委驻胡关子家，1个月后随川黔边独立团团部转移至天堂莫饶安家办公。 - 下辖乡苏维埃政府（8月或7月成立 ）： - 麻阳乡：主席胡吉安，副主席胡弥才、胡弥龙，代表刘应奎等9人，设老寨胡建发家，辖麻阳、费家沟等多地 - 猫山乡：主席罗明宏，副主席杨光勋，代表郎世西等11人，辖猫山、岑扎等多地 - 坝木乡：7月成立，主席陈本武，副主席罗国恩，代表胡建鹏等7人，设罗春台家，辖坝木、篾稿等多地 - 天堂乡：8月成立，主席莫景明，副主席冉瑞君，代表严老春（女）等7人，设莫饶安家，辖天堂、柜子屯等多地 - 钟鼓坡乡：8月成立，主席阮绍昭，副主席杨平安，代表梅相廷等9人，设田儒阶家，辖钟鼓坡、土地塘等多地 - 黄泥堡乡：8月成立，主席余昌流，副主席田景棋，代表高春生等9人，设田景树家，辖黄泥堡、大坪等多地 - 五官坝乡：8月成立，主席龚汉章，副主席胡启高，代表黄守才等9人，设龚汉章家，辖五官坝、屯田等多地 - 寨地乡：8月成立，主席李志清，副主席冉正开，代表罗老廷等7人，设李吉二家，辖寨地、大面坡等多地 - 浑泉乡：7月成立，主席田兴让，副主席陈炳清，代表米氏（陈炳清妻）等7人，设田景波家，辖浑泉、小王江等多地 - 大土坪乡：8月成立，主席郎永本，副主席杨光顺，代表胡弥祯等7人，设胡弥云家 2. 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 1934年8月1日成立，到会群众7千多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全体成员出席成立庆祝大会，夏曦主持，贺龙讲话，号召搞好土地改革、建革命武装、发展生产。大会推选陈显朝（缝纫工人）任主席，陈元富为副主席，池宽成、罗汝仲、周廷湘等为委员，文书刘应儒。区革委设在余家桶子（与红三军司令部同一幢房）。 辖4个乡苏维埃政府： - 南腰界乡苏维埃政府：7月初，在树林湾成立，辖楠木菁、红岩坪等寨，主席杨通科，副主席田化南、冉崇角，委员周焕廷等人，妇女代表甘老银、张老凤，设欧廷柱家 - 大坪盖乡苏维埃政府：7月初，在土门陈汝栋家成立，辖土门、张家坪等多地，设白溪口，主席陈汝先，副主席冉政廷，书记陈阳贵，代表张成厚 - 龙池乡苏维埃政府：7月中旬，在龙池场上成立，辖山羊溪、易家坝等多地，主席罗汝仲，副主席王芝明，委员田正国等人，代表王金绪，设龙泉寺 - 南山（唐家溪）乡苏维埃政府：7月初，由红军代表杨贵保等协助在垮土湾祠堂成立，辖唐家溪、山公田等多地，主席刘兰成，副主席任建元，委员曾朝伟、吴永和等人，文书李金光 （四）秀山县境内部分政权 1934年初，红三军由湖南龙山县进入四川秀山县（今属重庆市）东部游击；8月，贺龙率红七师主力经松桃火烧桥入秀山西部，战后派小分队发动群众、培训积极分子；9月，红九师一部在秀山活动；10月，红七师1个团进驻秀山峻岭黄柏坳，红六军团一部经秀山留伤病员。期间，秀山境内组织自卫队、打土豪50多户，在红军干部帮助下，建3个乡苏维埃政府： - 枷当河乡：主席刘国本 - 坝芒乡：主席杨再拔，副主席饶易光 - 巴盘乡：主席黄治安，副主席卢显富 第26章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省政府)的诞生 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区、乡革命政权逐步建立，群众广泛发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1934年7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第四区铅厂坝的张家祠堂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 会场氛围：会堂门口贴“斧头劈出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对联，山乡喜气洋洋，四周山头红旗招展。 - 参会人员：沿河、德江、印江等县代表及红军代表共135人（雇农及手艺工人55人、贫农25人、中农8人、士兵4人、其他7人、小商4人、红军32人 ），酉阳、秀山代表未到会。 - 组织架构：选举孙秀亮、秦育青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夏曦主持。 - 重要发言： - 红三军代表钟子廷致词：称大会是最光荣一天，标志苏维埃运动在贵州胜利开始。 - 红三军贺军长：介绍黔东特区形势，赞扬革命斗争成就。 - 夏曦讲话：强调推翻旧政府，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府；阐明共产党代表工农利益，要求立刻做三件事——实行土地革命（地主豪绅土地由贫农、中农均分 ）、组织雇农工会等与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斗争、工农武装（3万自卫队、1万游击队、3千红军 ），呼吁团结共产党争取黔东苏维埃胜利。 - 大会决议：要求“为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而斗争，集中一切力量争取革命战争胜利” ，酝酿代表成分统计、讨论夏曦报告后，通过《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等六项决议。 - 选举结果：7月22日，选出宁国学、冉云（冉少波）等80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罗亨举等32人为常务委员。推选孙秀亮为主席，秦育青（红军干部）、陈正国为副主席；田兴才、王顺帮任土地部部长，汤福林、张均望任军事部部长，孙永臣任劳工部部长，李芝兰任经济部部长，罗亨举、黎光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选举毕，委员就职，会场紧张、掌声雷动、高呼口号而散。 - 庆祝活动：红军宣传队演歌曲、话剧；枫香溪红色姊妹团演花灯剧、民间小调；当地及附近村镇民间艺人演花灯戏、傩戏等2。 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 -政权性质与地位：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联县政府、“省政府” ），办公地设沿河县白石溪土地湾，是代表黔东特区各族人民利益的最高行政机关，工农民主联合性质革命政权。其成立标志黔东各族人民首获自己的政权，工农大众获管理国家事务权利，成为社会主人；也标志纵横200余里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 政权组成特点：由军队和地方优秀人物组成、有威信的领导机构，体现于代表成分与领导成员组成。 - 主席孙秀亮：沿河县谯家区铅厂乡大竹园人，幼时家贫、13岁成孤儿，以帮人拖硫磺矿为生，受红三军宣传队员启发参加革命，懂共产党、红军为穷人谋解放，随红军动员群众，展现无产者革命坚定性与领导才能。 - 副主席陈正国：印江县韩家乡四坳村人，帮工为生、正直有威信，曾参加“神兵”任副佛主，跟红军闹革命后立场坚定、斗争英勇、为群众办事，后与秦育青坚守根据地中心区，保卫红色政权。 - 后续工作与发展： 黔东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加快政权建设与革命武装建设，党和红军领导人分工：夏曦留守苏区；贺龙率红军主力到沿河多地活动，派覃实安部入酉阳县南腰界；红九师部分入松桃、秀山等地开拓黔川边斗争。至7月底，红三军基本控制黔东大部分地区，苏区发展、地方武装加强1。 - 革命影响与呼应： 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是红三军与黔东人民需要，从红军转战无立足点到游击根据地发展，说明胜败关键在政策与依靠、发动群众决心。 黔东苏区内革命斗争影响扩大到毗邻县，如思南县多地贴“欢迎红军”等标语、文告，群众受影响与豪绅斗争；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入思南县境宿营、打土豪等，留伤病员养伤并继续革命工作，这些斗争虽受敌军封锁制约，但与苏区内红军活动呼应配合。 第27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 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目标，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土地，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心任务。红三军进入黔东以后，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广泛宣传实行土地革命的目的、意义，并在枫香溪等17个区和70多个乡进行土地革命运动的实践。1934年7月，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颁布以《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为主的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明确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范围、标准和方法。这是党领导农民在黔东苏区几个县的范围内实施土地制度变革的第一次尝试，它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土地变革的政策不断调整，更加符合黔东农村实际。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经过红三军与黔东人民的共同努力，黔东革命根据地范围内的大部分农村都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土地革命取得重大的成果，它不仅改变了统治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地主经济，满足了黔东人民渴望获得土地的迫切要求，使广大贫苦农民第一次当家做主人，而且解放了长期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保障了革命斗争的胜利。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实践为党早期认识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实践经验，在黔东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节 黔东的社会状况及土地分布情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代表国民党政府和地主势力的大小军阀统治着贵州，以国民党政府为代表的新军阀，在盘剥人民时所采用的手段比旧军阀更加残暴，黔东的广大穷苦农民备受军阀、地方官僚和地主豪绅的多重压迫。 早在1923年12月，留守德江县城的黔东支队长陈守模，肆意蹂躏百姓，拆公校毁私房。1933年1月19日，思南匪首杜光华率匪军数百人进入德江县城，四街纵火。是年7月13日，印江城内发生火灾，驻守县城的黔军吴湘涛部非但不去扑救，反而趁火打劫，抢掳财物。黔东民众怨声载道，对兵匪之患深恶痛绝。军阀混战愈烈，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军饷、赋税就越重。在农民不堪苛捐杂税重负的情况下，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又将各种税费层层加码，从中渔利。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数不胜数。据资料记载，1934年初红军到达黔东之前，黔东各地的苛捐杂税就有烟苗税、活猪牛税、屠宰税、斗称税、印花税、大、小摊贩，地方捐、国历捐、门牌捐、红灯捐、铁矿捐、禁烟罚金款、枪款、刀款、子弹款、壮丁款等数十种。各种苛捐杂税榨干了黔东人民的血汗，部分穷苦农民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只能携老带幼，举家外出逃荒要饭，部分在当地有点声望的殷实富户，也被繁重的苛捐杂税盘剥得倾家荡产。印江县宁家坪农民宁国学的两个本家亲戚，因交不起捐税，被国民党政府爪牙抓去“上滚筒”，将骨头都压碎了，造成终身残废。在遭受官匪盘剥的同时，黔东的天灾也频繁降临。1933年印江大旱，导致各地的物价猛涨，沙子坡集市上的米价卖到1块银元1升（合9市斤），六井溪一带的庄稼颗粒无收，在当地农民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国民党县衙催粮催款的差役却三天两头登门上户敲诈勒索，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生活极端困难，只能靠剥树皮挖草根度日。黔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黔东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海拔在500——1000米之间，西部地貌为岩溶山原，在山原中分布的河谷带以峡谷形式嵌入，呈现出山高谷深的地形地貌，相对高差为200——300米，境内以山地为主，其次是丘陵、坝子等，平地极少，耕地仅占总面积的21%，水田占耕地面积的52%，旱地占48%。在封建土地制度的桎梏下，黔东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为封建地主豪绅分割占有。仅以地处川黔边的酉阳县南腰界为例，在红三军进入黔东前，当地共有土地亩，在这仅有的耕地中，地主豪绅等剥削阶级就占据了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91.5%，贫苦农民占1070亩，仅占全部耕地的8.5%。在黔东广大农村，除极少数自耕农外，大多数贫苦农民为雇农、赤贫，常年靠给地主当长工或租地主的土地耕种，生活极其困难。在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地主的双重压迫下，黔东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情绪日益高涨，有着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渴望得到土地的强烈要求。为改变少数地主豪绅占据多数土地的不合理现状，黔东人民从未停止过推翻封建统治，变革土地所有制的斗争。 第二节 土地革命的实践及成果 一、土地革命的宣传与动员 土地革命主要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革命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基础，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能否实现。为此，必须争取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雇农的支持，孤立占农村人口小部分的地主富农。要达到这一直接目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实行土地变革，满足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而要推翻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那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贫苦农民，以革命手段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然后按照土地革命的法律法规将没收的土地分给农民。 红三军在进入黔东的途中，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宣传苏维埃革命运动。1934年5月8日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阐明红三军的任务是“在川、黔、湘、鄂一带创造苏维埃区域，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宪法而斗争。”其中指出：“没收地主阶级及大财产（主）的土地，为贫农、中农平均分配。”“分给士兵土地和发给回家的川资。”6月13日，在开赴沙子坡、枫香溪一带的途中，红三军政治部翻印了《苏维埃建设》文件，宣传中华苏维埃全国《土地法》，指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斗争，是把农民从数千年封建地主豪绅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没收并分配这些剥削者的土地给农民。16日，红三军领导人贺龙等在印江沙子坡群众大会上，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的方式，就为什么要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向群众作了广泛而细致的宣传，分析了“神兵”斗争失败的原因，指出“神兵”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必须把斗争的目标转移到反帝反封建和土地革命苏维埃革命方面来。党主要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来争取下层的群众，维护工人农民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和士兵。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立即从各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训练大队，集中在枫香溪进行了短期训练，然后分赴各地做地方工作。20日，红三军在印江县三区韩家乡等地编印了《红军户口册》，户口册上除了写明各户总人口、姓名、年龄，是否劳动以及经济状况外，还注明谁参加红军或游击队，谁是苏维埃代表，以便分配土地时给予红军、游击队、苏维埃代表优先照顾。 红军在深入群众开展地方工作中，宣传了有关苏维埃土地法的主要内容：一是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代价地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立即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权。二是没收一切反革命组织及敌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的财产与土地。三是没收一切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动产与不动产，如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由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或使用。四是消灭口头的及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这些财产与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通过对苏维埃土地法的宣传，使广大贫苦农民懂得了自己才真正是土地的主人，要改变现有土地分配不合理的状况，把土地从地主豪绅手中夺回来，必须进行土地革命，这样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开展土地革命不仅是广大劳苦农民的根本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土地革命就是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从宣传形式看，主要以布告、歌曲、标语、口号等形式宣传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明确指出：“在红军经过或占领的地方，对地主豪绅粮食、财产予以没收。但是中农、贫农的财产绝对保护。”“对于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没收。”“凡官田、学田及教堂的粮食、财产不没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宣传的苏维埃要点有：“没收地主阶级及大财产（主）的土地，为贫农中农平均分配。”“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增加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分给士兵土地和发给回家的川资。”红军在黔东宣传土地革命方针、政策时，还结合民风民俗，编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歌、顺口溜等，如《发展苏维埃》、《分田歌》等。根据地人民在山歌中唱道：“正月里来是新春，红军发了土地证。四四方方一张纸，圆圆巴巴碗大个印。坡土层层我耕种，大田方方等我耕。穷人分田感谢党，红军恩情比海深。”“四杯酒，味道长，穷人苦处红军记心上，打了土豪分田地，干人家里谷满仓。”“打倒土豪分田地，从此有了米下锅，干人吃得饱鼓鼓，天天歌唱红军哥。”“今年就是甲戌年，大家实行来分田，消灭豪绅和地主，巩固苏区万万年。”标语有：“佃户不完地主课，穷人不还富人钱，拥护苏维埃政府！”“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穷人起来打土豪，分粮食、分衣服、分土地！”“实行土地革命，保护土地革命，保护来往行商！”“白军士兵要使家里老母孩子有饭吃，只有参加土地革命！”通过广泛宣传动员，使黔东人民认识到土地革命是为穷人谋利益，是穷人自己解放自己的一项重要斗争。在红三军宣传动员下，各族人民纷纷自觉投入到土地革命运动中，为争取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斗争。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红军在黔东各地广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分地分粮”等主张，特别是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后，“消灭地主阶级”、为“土地归农民而战”等号召，更加鼓舞人心，极大地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 战争年代最重要的任务是夺取战争的胜利。在战争条件下制定土地革命的政策及法律法规，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土地革命运动适应战争的需要，也就是说，要通过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支持者，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后盾。为此，在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和法律法规时，必须考虑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雇农的利益，孤立占农村少部分的地主、富农。为达到这一目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土地革命实际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红军首先在沿河县第五区小范围内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制定了《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提出了“分田、分粮、抗债”等革命措施，以求得“工人、农民、士兵初步的利益与解放。”在斗争的政治纲领及总方针的指导下，制定了黔东苏区第一部土地革命的法规《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没收和分配土地草案出台后，在黔东革命根据地引起很大反响，根据地人民纷纷要求在当地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和广大贫苦农民盼望早日获得土地等要求，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召开黔东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使一个土地革命高潮在黔东大地迅速掀起。 1934年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按照会议的议程，讨论通过了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等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这些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产生，目的是废除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践证明，只有调动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发展生产力，农民的贫困才能得到解决，贫苦农民只有能吃上饭，才能体会到土地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 （一）《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 1934年6月26日，沿河县第五区（枫香溪区）召开工农兵群众大会，组织区革命委员会，并通过了《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以求得我们工人、农民、士兵初步的利益与解放。”主要内容有： 1. 没收田产，取消捐税，抗债，增加工人工资。《纲领》指出：“分田。没收地主、区长、镇长、乡长的土地，由雇农、贫农、中农平均分配，永远不纳租课。”“分粮。没收地主、区长、镇长、乡长的粮食，分给没有饭吃的人吃。”“取消捐税。烟酒税、活猪牛税、屠宰税、斗积税、印花税金，大小摊捐、地方捐、年猪捐、税契捐、国历捐、门牌捐、红灯捐、铁矿洞捐，禁烟罚金款、枪款、刀款、子弹款、壮丁款、百货厘金等一律取消，并解散收税机关，惩办收税人员，欠的捐税不准再收。”“抗债。地主的债，本利一律不还，并要焚毁借据契约。穷人该穷人的债要还，利息减轻。买卖赊欠要还。”“增加工资。散工工资照旧日例每天加一百，最低三百文，最高五百文。长工工资照旧例加二成，比如百串钱一年增加二十串。” 2. 取消旧政权制度和行斗行秤，没收土地财产。提出“取消区长、镇长、乡长、闾长、邻长的制度，建立工农兵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惩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破坏工农革命之反革命分子。”强调“工人、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教、信神之自由，帮助雇农工会、农民协会之发展，保护革命的神兵及其家属。”“区长、镇长、乡长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闾长要他把薪水退出来。”“取消行斗行秤，由区革命委员会设公斗公秤，不抽税。” 3. 建立工农武装，优待红军，鼓励参加红军，瓦解敌军。提出“武装自己，组织自卫队保卫自家（从十六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均参加自卫队。”“优待红军（参加红军的分好田，帮助参加红军的家属耕田）。帮助阵亡的红军家属耕田，并抚恤参加红军的儿子读书，不要学费。对于红军伤兵、病兵，大家设法医治。”瓦解敌军，“解放士兵，号召在军阀军队内当兵的回家，并分给以土地和工作。” （二）《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 《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颁布后，根据斗争纲领提出的“没收区长、乡长、镇长、地主的土地，由雇农、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的首要任务，区革命委员会于次日开会，商定一个没收和分配土地的统一的办法，制定了《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6月28日正式宣布本《条例》交各地农民大众公议执行。此《条例》是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以来的第一个有关土地革命的法规，比较具体地提出了怎样没收土地，没收谁的土地，怎样分配所没收的土地，以及妥善处理与土地有关的契约、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的方案。 1. 没收土地的范围和原则。“区长、乡长、镇长的土地完全没收，不给他本人留田。”“地主的土地完全没收，不给他本人留田。”“富农的土地，亦须没收予以分配。不过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土地，但是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没收一切反革命组织及白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及积极参加者（比如民丁大队长这些人）的财产与土地。但贫农、中农非自觉的被勾引而反对苏维埃，经苏维埃认可者，可作例外。”“寺庙的常费田，除留一部分作敬神香火之用，其余大部分亦须没收。清明祭祖田不没收。”“公田、学田，属于国家或社会的，亦须没收。”“中等农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并不没收，并且少了还要分土地给他。” 2. 怎样分配所没收的土地。“所有被没收的土地，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即苏维埃），立即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者，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得土地权。流氓盗窃之人，经过他自己声明，以后务农为业，不盗不抢，亦须分给以土地。在白军（军阀军队）里当兵士的，亦须分以土地，并要他回家种田。经营贸易的商人或小作坊的老板，无权分得土地。”“红军是为工农群众利益，与国民党帝国主义作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本地人参加红军，分给以好的土地。雇农苦力应该分给他们以好田，但须向贫农、中农解释，得到大众同意。”“乡苏维埃须酌留十挑谷的公田，以其收入为苏维埃办事之用。”“将被没收的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平均分配。有劳动能力者分一股。老少无劳动能力者二个分一股。贫农、中农本已有点私有土地的少分。雇农或贫农、中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者多分。如贫农中孤老或有小孩过多者，经乡代表会同意，可以三个当二个计算。” 3. 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具体步骤。(1)各乡召集农民大会，报告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2)乡代表会议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中农、雇农的土地、人口；(3)代表会议定期计算分地标准；(4)根据分地标准与各家人口，去实际分割土地；(5)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注意审查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了，是否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实际的利益。“分配土地时，不必更动农民住处。但是富农占有的好的土地，应该没收分配给贫农、雇农，强迫富农换庄。土地分配完结后应将界址分插标记，并由区苏维埃发给土地登记证，以便管业。登记证不取丝毫手续费。”“分配的范围，以半乡或一乡为范围(半乡管半乡或一乡管一乡)，地主之土地，在那乡归那乡人分。贫农、中农不问他人在何乡，他的土地不能没收或强迫交换。” 4. 分配土地的计算方法。“计算土地时，应该计算他的收获量、位置和收获品种类的价格，将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中等为标准。计算收获品以包谷及大谷为标准。大约可得干包谷一斗二升之地，相当于大谷一挑之地(论挑均以百碗的斗为标准)”。分地的每一份或一股的标准，是由计算人口和土地得来的。人口计算方面：(1)少地无地的贫农、中农人口有多少；(2)被没收土地的富农人口有多少；(3)计算人口时，注意有劳动力者若干，无劳动力者若干。土地计算方面：(1)被没收的田地有多少，包括贫农、中农从地主那里佃来的土地，仍作为被没收的土地；(2)贫农、中农的私产若干。最后以土地数目除以人口数目，即得出每人可分得的土地。 5. 废除契约与债务，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土地。同时，必须消灭口头的及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这些财产与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严禁农民部分的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的债务，不准秘密还租。”“没收一切封建（地）主、军阀、豪绅的动产与不动产，如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富农在分得土地后，多余农具牲畜亦须没收，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或分给工农群众之机关使用。牲畜、农具可由贫农、中农按组按户分配或设犁牛站公管公用。” 6. 严肃土地分配的纪律。在分配土地中，“如果贫农、中农对于自己私产以多报少，企图多分土地者，应该处罚，不分土地给他。”“如果苏维埃工作人员在分配土地中保留地主的土地或保留富农的好土地，或将好土地分给自己，须由群众公议处罚。”“凡贫农、中农之土地抵当与贫农、中农者，或由原主无条件收回，当主另分田地，或原主另分田地，由乡代表会议处理。”“在土地没有分配以前，已经栽种了的庄稼（是贫农、中农种的），如果以后分给别人，应由分得的人出价赔补。” （三）《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 1934年7月，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夏曦主持。夏曦在讲话中阐明了开展苏维埃革命，建立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及其军队的重要意义，其中提出“实行土地革命，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拿来彻底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的重要任务。参会的130多名代表就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形成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的决议案，并选举田兴才、王顺帮为土地部长。《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以下简称《特区条例》）与《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区条例》）相比较，虽然两者有一些条款大致相同，但反映的土地革命情况却有较大的区别。《区条例》制定在前，是红军刚进入黔东时制定的，属粗线条的土地革命试点方案，且适用范围仅是沿河县的一个区。《特区条例》则是在黔东革命根据地进入成熟时期，在经过一些试点基础上由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一部法律文件，内容比较详实，从22条增加到26条，符合黔东地区的实际，因而成为指导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 关于制定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的依据。《特区条例》首先指出：“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根据中华苏维埃的土地法，规定一个没收和分配土地的统一办法，并且要交工农群众公议执行。”说明了本法令的合法来源，并强调土地政策必须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反映工农群众的意愿。也就是说，本条例是依据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并结合黔东实际的一部地方性法规。 2. 关于农村阶级的划分标准。《特区条例》指出：“本已有土地（即有方）本已不办或是专请长年办，或是租给别人办，这种人叫地主。”“本已有土地（有的是租来的），本已有土地，还要请一个或两个长年，这种人叫富农。本已有土地，本已办一半，租给人家办一半，这种人也是富农。”“专靠种田不够生活，还要做散工苦力赚钱生活的人，叫做贫农”。这些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根据“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抑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的土地革命政策提出来的，符合黔东这个农业经济地区实际，有利于战争年代对农村各阶层的分析，按照这个标准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也符合广大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 3. 关于没收土地的范围。《特区条例》明确规定：“地主的土地完全没收”，“富农的土地，亦须没收与分配。不过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土地，但是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区长、乡长、镇长的土地，完全没收。”一切反革命组织者的土地亦没收。“寺庙的常熟田，除留一部分作敬神香火之用，其余大部分亦须没收。”“公田、学田，属于国家或社会的亦须没收。”酌留公田作苏维埃办事之用。还规定：“没收一切封建地主军阀豪绅的动产与不动产，如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富农在分得土地后，多余农具、牲畜亦须没收。”实施没收土地的政策，反映了革命战争的特点，基本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 4. 关于没收土地的分配原则。吸收《区条例》的办法，重申：所有被没收的土地，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立即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者，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得土地权；流氓盗窃之人，经过他自己声明，以后务农为业，不盗不抢，亦须分给以土地；敌军兵士亦须分给以土地，并且要他回家种田；经营贸易的商人或小作坊的老板，无权分得土地。《特区条例》特别规定：红军战士“无论本地人或外籍人，均须分给以好的土地”，“在没收和分配土地中，不更动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中等农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并不没收，并且少了还要分配土地给他。”这些分配土地的原则，保证了广大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在分配土地中须“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这就避免了在分配土地中草率从事和用行政命令指手为界的简单行为。根据地始终依靠广大民众共同搞好土地革命。 5. 关于分配土地的标准。《特区条例》在贫农、中农平均分配土地上与《区条例》的规定一致。从“红三军是创造巩固发展黔东苏区的柱石”的重要作用考虑，条例强调在分配土地中，除了要分给红军战士以好的土地外，“每乡给红三军（黔东苏区以外的地方的人）战士，分给十个人的土地。”“每乡须酌留红军公田十挑至二十挑，为将来外籍人参加红军时分配之用。”这种按人口和劳动力混合分配土地的规定，既考虑到革命斗争的需要，同时又考虑到各阶层对土地的占有量，还考虑到充分利用土地、发展农业经济等问题，突出了革命与生产两个重点，使打仗与建设统一起来。 6. 关于土地面积的计算。《特区条例》与《区条例》基本相同，但补充了一条，“那些自己有土地，够吃够用的中农，他的人口与土地就不列入分配的数目之内。”这种分配土地的计算方法，根据土地的数量和产量进行综合折算，然后按人口和劳动力进行合理分配，不失为一种科学的土地计算方法，在特区政权刚开创不久，能如此周密合理地对土地分配方式进行设计，可见特区政府对土地革命这个关系根据地生存的大事非常重视。 7. 关于土地分配单位。《特区条例》肯定了《区条例》的实践经验，确定以一乡而不是以半乡为单位分配，即“以乡为范围（一乡管一乡）”，确定分配土地的领域，避免了在土地分配中因地域和土地所有权不一致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同时也界定了各乡苏维埃的责任范围，使其在管辖范围内统筹土地革命工作，制定土地分配细则，掌握土地革命的主动权。 8. 关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步骤。《特区条例》与《区条例》作了大致相同规定，强调每乡必须“分村”召集农民大会报告分配土地的条例。并作了重要规定：乡代表会议首先要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并动员雇农小组、贫农团、党与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积极参加，成为群众的查田运动。”“在调查地主、富农土地以后，为了土地能够平均分配，再将贫农、中农的土地和人口登记”，然后计算分地标准，实际分配土地，分村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可见，《特区条例》所规定的分配土地步骤，条理清楚，可操作性强，在具体执行中建立群众的监督机制，维护了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有序进行。 9. 关于土地革命的纪律。《特区条例》重申了《区条例》的严格规定，指出没收与分配土地是一场阶级斗争，“在没收与分配的当中，地主、富农必然隐瞒土地，企图避免没收。乡苏维埃应依靠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的力量，坚决地同地主、富农作斗争。因此，必须保证雇农工会与贫农团一切组织行动的自由。因为这些组织是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基本柱石。”苏维埃除动员雇农工会、贫农团查田外，“必须以村（寨）为单位，经常召集群众大会，去发动群众的查田分田运动。”“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的洗刷出去。”“如果地主、富农抢夺已经没收之土地之收获品，或地主、富农向贫农、中农索租索债，苏维埃应以最严重的法律制裁之。”这些铁的纪律，有力地制止了部分地主、富农妄图隐瞒土地的阴谋，同时儆诫苏维埃执行分配土地的工作人员，要大公无私地开展工作，否则将受到纪律的处罚，从而为土地革命工作顺利健康进行提供了保障。 （四）《农村工人保护条例》 农村工人即农工，具有一定生产技能，在农村为雇农从事简单的农机具制造，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等工作。他们往往受雇于人，以出卖劳动来换取工钱维持生计。保护农工的合法利益，是土地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规定了工作时间、工资、雇工方法、待遇等内容，在土地的问题上，《条例》第七章“雇工与土地”中规定：革命前的雇工均须分给以好的土地，并分给以耕牛、耕具。雇工没有房子住的，须分给以好的房子。因为革命以后，地主豪绅逃走，雇工失业的，苏维埃政府除分给土地外，并须设法救济他的粮食。在革命期间，不许地主、富农无故辞退雇工，如果辞退雇工，须支付包括3个月工资、伙食之辞退金。 （五）《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 工农红军是与反动武装势力作坚决斗争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创造巩固发展苏维埃的坚强柱石。对于红军及其家属，在精神上予以慰藉、物质上给予特别帮助，是巩固红军作战决心及勇气的重要措施。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特颁布《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作为进行这一工作的基础，并且要求与不遵守优待红军法令者作斗争。主要内容如下： 1. 在分田地上要优先照顾红军。《条例》首先指出：“分给红军战士以好的田地。凡红军战士、指挥员，无论本地是否建立了苏维埃或为反动统治的区域，均须分得上等的好田。每乡还须留红军公田，作为以后参加红军的白军士兵或其他地方人参加红军之用。” 2. 组织群众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土地。《条例》要求各地苏维埃政府要“组织代排队和收割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解决红军家属的耕田收割问题，是优待红军工作的中心的一个，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以解决红军家属缺乏劳动力之困难。特别是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要帮助红军家属做活。” 3. 在税费、生产资料分配、教育等方面对红军家属优先。《条例》指出：“对红军家属免税。苏维埃的土地税、营业税，对红军家属则一律免除。”“消费合作社实行廉价。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对红军家属买油盐布匹，实行廉价百分之五。”“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耕牛、耕具，尽先给红军家属分配。”“红军的儿子，应该尽先给以教育，有进列宁小学的优先权利。”“苏区邮政局对于红军家信（由前方寄回家的，由家庭寄到前方去的）一律免费。” 4. 苏维埃政府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条例》强调：“在红军驻扎区域，特别是作战区域，必须发起慰劳运动，送给红军草鞋、小菜，帮助红军洗衣。”“对于红军伤病战士均须随时帮助。组织担架队运输伤病兵，组织伤病兵休息处，准备茶水饮食，一直使伤病兵从前方到后方，都得到群众的帮助。并组织群众办的疗养所，帮助伤病兵及红军家属找医生、找药品，并号召群众，为了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救济。”“对于阵亡的红军家属，必须永久替他代耕，必须募捐救济。对于他的儿子，完全受到免费的教育。” 三、土地革命的步骤和方法 红三军进入黔东时，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发了《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等纲领性文件，用以指导根据地建设。在1934年7月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后，随着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三军共同组织的工作队，深入开展地方工作，实施《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等政策法令。在执行土地革命政策过程中，各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相应的补充规定，在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正确指导下，黔东革命根据地绝大多数区域的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过程，归纳起来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宣传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后，由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共同组成的宣传队，深入各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所到之处，宣传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之粮食、财产之条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及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等，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政府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召开有广大贫苦农民参加的诉苦会，宣传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作用及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等相关规定，揭露封建制度下土地关系的黑暗性及地主豪绅剥削压迫农民的残酷性。在诉苦会上，发动群众历数恶霸地主、豪绅污吏压迫农民的种种罪行。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黔东广大贫苦农民从被压迫、被剥削中迅速觉醒，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旗帜的指引下，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争取农民自己的正当权益，为翻身做土地的主人而斗争。 2. 建立土地革命的领导机构，组织专业指导队伍。黔东革命根据地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土地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为准确把握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使土地革命工作全面展开，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土地革命领导机构和专门管理机关，即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下辖的土地部，选举田兴才、王顺帮为土地部部长。在特区土地部成立后，特区各县，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也成立了相应的分配土地专门机构，县设立土地部或土地委员会，区设立土地科，县、区分配土地专门机构一般由7人组成。乡设立土地委员会或由农会直接领导分配土地工作，大部分乡的土地委员会由5人组成，少数乡虽未设立土地委员会，分配土地的职能由乡农会代为执行。各村未设置专门的分配土地机构，其职能由贫农团执行。在已成立乡苏维埃政府中，普遍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工农兵代表民主选举产生，每10个公民选出代表1人，每乡设3个总代表，凡是该乡有关土地分配的大小事宜，必须先经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然后才贯彻执行。在土地分配中，注重专业队伍的培训，以红军干部为宣传骨干，土地革命积极分子为主力，分配到根据地各处，以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政府为单位组织培训班，学习土地革命文件和有关分配土地的法律法规，讨论本地土地革命中的具体事宜。沿河县第五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根据斗争纲领及苏维埃土地法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参会代表通过学习土地法和制定条例的过程，明确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作用和前途，掌握了斗争的政策、法规，之后回到各自所在的乡、村，指导土地革命具体工作，成为该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专业队伍。这种以会代训培训业务骨干的作法，后被其它一些苏维埃政府效仿，为推动黔东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发挥了一定作用。 3. 调查摸底，弄清土地革命的底数。即以乡为单位对现有的土地进行调查摸底。由于没有计算土地面积的准确标准，只能按每年某块土地的大概粮食收获量来衡量，在具体估算中，旱地以收获包谷粒数量用“斗”、“升”为单位进行换算，稻田以收获谷物多少以“担”为单位进行换算。如《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中规定：“计算土地时，应该计算他的收获量、位置和收获品种类的价格，将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中等为标准。计算收获品以包谷及大谷为标准，大约可得干包谷一斗二升之地，相当大谷一挑之地。”各乡由乡代表会议将下派到各村的干部分成若干工作组，分别到各村调查地主、富农的人口和土地。为提高土地调查的准确性，各调查组在调查中充分发挥党团组织、雇农小组、贫农团、少先队、农会和妇代会的监督作用，主动吸收各种组织的代表参加，使土地调查摸底工作成为群众性的查田运动。在查清各村地主、富农所拥有的土地以后，为了达到公平合理分配土地的目的，调查组又对中农和贫农的土地、人口情况进行逐户登记，在弄清各村全部土地的基础上，乡苏维埃召开代表会议，讨论确定土地分配方案。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中，一般是以全乡总面积除以全乡总人口数，所得之数就是该乡每人应分得的土地数，然后结合劳动力和优抚对象实际，由代表会议制定初步土地分配方案交由党团骨干和贫农代表会集体评议、认定，最后进行张榜公布。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前提下，才以村为单位按方案进行土地分配。在对土地进行调查摸底过程中，因有广大群众和各群团骨干的参与，客观上挫败了部分地主、富农企图隐瞒土地的阴谋，为合理分配土地打好了基础。 4. 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根据调查来的各阶层占有土地数量及家庭财产状况，经过贫农代表会议评议，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然后按所划分的阶级成分，对不同阶级的土地、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当时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对地主的田地实行没收政策，没收的土地分给贫农、雇农，对中农、富农不分田地，对地主分坏田地，对地主的粮食也是实行没收政策。把一部分粮食赈济雇农、贫农、佃农，一部分粮食作为红军部队的给养。对中农不分粮或少分粮，对富农实行筹粮政策，要富农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也是一部分赈济雇农、贫农、佃农，一部分作为红军部队的给养。对中农既不分田、也不分粮，因为中农是自耕农，既有田地，又有粮，基本是自给自足，只是在没收地主的衣物等方面分给中农一部分。归纳起来，总的一句话，就是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1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同时召集群众大会，当众烧毁地主、富农以前剥削农民，强制农民签订的各种契约、高利贷借据，以及地主、富农所有的账本。这样做的结果，保护了贫农、雇农基本阶层的利益，从根本上保护了社会生产力，保护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特别是保护了贫雇农阶层的生产积极性。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对于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支持当时的土地革命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5. 实施对土地的分配，插牌落实到户。在摸清土地底数的前提下，各乡以召开代表会议的方式，按照当地的土地和人口计算分配土地的标准，然后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分配土地的方案，待方案通过后按照各家各户应分土地情况进行土地分配，对所分土地进行划界插牌，牌子上面写有分得土地农民的姓名、田土座落、地名、田土名称、四周抵界、丘亩数等，最后写上苏维埃土地代表的名字。分配土地结束后，还要由乡苏维埃分土地的干部负责审查清理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了，雇农、贫农、中农是否得到了实际利益。对根据地当时分配土地情况，沿河县晏章成等农民后来回忆说：“我们乡是六月（农历）间分的田土，分田土的时候都由省政府的人掌握开会，不论人口，无地的农民大概每家分得10挑，分好了就在地里插上竹签，上面写着分得人的姓名和田土的挑数。”1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各乡苏维埃大都以乡计算平均分配土地数量，在本乡行政区域内不分男女老幼按人平均分配土地，具体分配时考虑到劳力和抚恤对象等因素，采取在原耕种的土地上进行适当调整的办法，不足部分按照土地的远近、肥瘦进行搭配补平，当分配方案确定后，就到实地进行踏勘，确定土地界线，当场插牌、登记造册，随后发给各户土地证。《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在没收和分配土地中，不应动摇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中等农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并不没收，并且少了还要分土地给他。”“工农阶级中之衰老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靠的人，应分得土地，可委托人耕种或出租。”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根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中“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的政策精神，按汉族农民的标准分给少数民族农民同样多的土地。 6. 在分配土地中优待红军家属，瓦解国民党反动武装。在有关土地革命实施细则中规定：“红军是为工农群众利益，与国民党、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无论本地人或外籍人，凡红军战士、指挥员，无论本地是否建立了苏维埃或为反动统治的区域，均须分得上等的好田。每乡还须留红军的公田，作为以后参加红军的白军士兵或其他地方人参加红军之用。”1因此，在分配土地中，不仅“每乡给红军（黔东苏区以外的地方的人）战士分给10个人的土地”，而且以分给土地的政策瓦解国民党反动地主武装和教育当地的地痞流氓。《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中指出：“破坏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和地主的武装。我们苏区内有人在外当兵的，当军官的，我们号召他们回家来参加苏维埃革命。尚未回家的，我们现在就分配他们以好田好地。”“即是别县别省的人，他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也要号召他们来参加苏维埃革命，也要给他分配田地”。在《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中，对地痞流氓用分配土地的办法令其改邪归正，条例指出：“流氓盗窃之人，经过他自己声明，以后务农为业，不盗不抢，亦须分给以土地。”“在白军里当兵士的，亦须分给以土地，并且要他回家种田。” 7. 打击土豪，镇压恶霸地主。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特区革命委员会在苏区范围内，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镇压恶霸地主运动。沿河县第五区龙塘湾恶霸地主覃礼坤，其叔是国民党贵州省政府财政厅厅长，他依仗其叔的权势，组织一支反动武装，在当地敲榨勒索，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红军到黔东后，在镇压恶霸地主时首先抓了覃礼坤，在枫香溪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清算了他的罪恶，处决了这个恶棍，然后由农民协会组织没收了他的财产、粮食和田土。在短短几个月中，仅沿河县白石溪就打了张中宝、蒋奉仁等50多户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分了他们的田地。枫香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就立即分了王焕恩、王焕奎、王焕然等地主约700多挑谷子的田。淇滩区天宫井乡分了杨通俊、杨通贵、王永涛3户地主所拥有的200多挑谷的田。在红军的大力支持下，各地的分田热潮高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胆子大了，南腰界区大坪盖贫农陈海四说：以前红军帮我分田土，我不敢要，现在我敢要了，我说，我是个干人，要分大地主陈守举的大田！。相继，印江县打土豪、地主145户，松桃打土豪、地主52户，斗争高潮不断掀起。 8. 开展查田运动，惩处隐瞒土地的地主、富农。在解决土地问题当中，有的地方发现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有遗漏或隐瞒行为，这一现象引起了苏维埃政府的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根据地开展第二次查田运动。通过深入细致的查田工作，结果又查出地主隐瞒分散的大量土地，各地将查出的田土进行再分配，增加了每个农民分得土地的数量。沿河是白石溪乡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每个劳动力分得5挑零5升，经二次查田，每个劳动力达到6挑。有的地方也查出了地主分散隐藏下来的粮食和财物，南腰界区红岩一个地主，在土地分配时把家财转移隐藏，经过知情的长工揭发，并给红军游击队密谈，将隐藏的财物抄出来分给了群众。为什么要进行二次查田，湘鄂西中央分局在一份报告中分析指出，“土地问题之没有彻底解决，主要的原因，是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而是至（自）上而下的方式。现在已极力纠正这个错误，发动广大的群众查田运动。”1 四、土地革命的成果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政策统一，行动迅速，范围广泛，成果显着。据不完全统计，在73个乡苏维埃范围内，10万余人参加了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约600户，其中426户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被没收分配，共没收分配土地余挑，200多户的土地未来得及分配，只没收分配了其他财产。68个乡分配了土地，平均每人分得5挑（即1亩）以上的有58个乡，不足5挑的仅10个乡。根据对枫香溪、张家湾、上坝、金盆水、杨河等11个乡的调查，参加分土地的就有人，打土豪60户，每人平均分的5挑半。酉阳县南腰界等4个乡作过分配土地的准备，有的村寨摘了牌，但只分了正黄熟的谷子，没有分配土地。印江县宁家坪农民宁国学全家7口人，原来只有3亩大田和2亩旱地，正常年景收获的粮食勉强能糊口，灾荒年则要以糠菜成讨饭过日子，在土地革命中全家分得10亩好地，一头耕牛，两床棉被，一架水车，还有铣口、犁耙等农具，生活有了保障。根据他人民说出了心里话：“红军来了，穷人的骨头也重了几斤！”为表达土地回老家的喜悦心情，他们在自编的山歌中高兴地唱道：“门前喜鹊叫喳喳，千年土地回老家，红军给我来撑腰哟，翻身的穷人笑哈哈！”湘鄂西中央分局对土地革命成果作了这样的总结：“在这个区域，土地都已经没收或分配了。没收和分配的原则是根据全国苏维埃土地法，将豪绅、地主完全没收；富农土地是照全家，多余的土地没收，分配以坏的土地；中农的土地没有动摇，少地亦予以没收，分配以坏的土地；红军家属及雇工均分得上等地，较普遍的劳动力要加三分之一；红军的老战士每乡分配十个得到土地。除此以外，每乡还有红军公田（约十挑至二十挑）及苏维埃公田（约十挑至二十挑）。”1在实行土地革命中，苏区部分区域的工人也增加了工资，“淇滩市镇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五十文至百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增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1 在根据地中心区沿河、德江、印江县及松桃县土地革命取得显着成果同时，与松桃毗邻的酉阳县的南腰界、大坪盖、唐家溪3个乡及秀山县的苏区，已没收和分配了地主、土豪的财产，并作好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准备，但由于时间关系未进行分配，其中南腰界等乡已打土豪10多户，没收土地5000余挑；秀山县打土豪57户。 之后的1936年1月间，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长征进入黔东时，在江口、石阡两县范围内从事革命活动有较长时间，除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组织外，还进行打土豪，分浮财的活动，其中在江口县的双江、闵孝、德旺、太平、官和、民和、坝盘、怒溪、桃映等9个乡（镇）打土豪76户；在石阡县的花桥、汤山、中坝、龙意、白沙、本庄、龙塘、大沙坝、枫香、石固、青阳、坪山、龙井、坪地场、甘溪、国荣、聚凤、河坝等18个乡（镇）打土豪100余户。由于战事紧迫，未来得及进行土地分配，但扩大了红军的革命影响。 对黔东革命根据地来说，土地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推动了黔东历史的进步，推动了黔东社会的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土地革命的过程，是无产阶级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过程，黔东人民谱写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新篇章。由于土地革命的胜利，封建势力被摧毁，党真正地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黔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 第28章 土地革命的特点和意义 一、土地革命的特点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红三军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后新开辟的根据地，黔东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与湘鄂西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相比较，既有许多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色。黔东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吸收湘鄂西地区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黔东实际，创造了一些土地革命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与其他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为党形成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都做出重要贡献。 黔东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主要经验有： 1. 颁布执行了符合黔东实际的较为完整的土地革命法令法规。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土地革命法规。这一法规对如何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宣传、组织土地革命队伍、如何实行土地分配、怎样进行查田运动等都作了具体要求和详细规定。从执行情况看，这些措施在实践过程中证明是正确可行的。它既对土地革命运动起到原则指导作用，同时又从实践上规范了土地革命运动全过程，使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进展快，秩序好，影响大，效果佳。 2. 制定了先试点、后铺开的正确工作措施和方法。 在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前，红三军组织了一批精干工作队，分别在淇滩、白石溪、谯家、甘溪、晓景、韩家、沙子坡、喻家岩、四坳口、枫香溪、严家坡等12个重点乡进行了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然后将参加过试点工作的红军和地方干部分配到各乡、区，对土地革命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这样从整体上防止和避免了土地革命工作的盲目性。 3. 组织了各种宣传队，并展开强有力的宣传攻势。红军所到之处，一方面书写大量标语，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地主，分田分粮！”“为土地归农民而战！”等，分别派人到各处演讲，鼓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另一方面召开较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和各方代表参加的“谷担会”，宣传和介绍土地革命的目的、意义和作法，使之在根据地内外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势不可挡的土地革命群众运动声势。 4. 坚持标准和方法，把准方向，抵“左”防右。土地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让“耕者有其田”。在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初期，正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的顶点，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提出：消灭地主、富农，限制孤立中农，“平分一切土地”。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法规和实践中，没有照搬套这种提法，而是根据黔东的实际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的口号，在土地革命实践中，只没收地主、反动官僚的土地和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中农的土地没有动摇，少地的中农还分得土地，避免了扩大没收范围和把农民土地打乱平分的“左”倾错误，保证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在当时“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点的时候，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者能较正确地处理土地革命中的具体问题，是难能可贵的，是具政策眼光和创造性的。 二、土地革命的意义 实行土地革命“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1黔东革命根据地在短短的8个多月中，先后在贵州省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石阡、江口和四川省的酉阳、秀山（现属重庆市）等县进行了土地革命。这场革命，是群众性的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包括贫农、雇农、手工业者、游民等在内的农村广大群众，不仅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压榨，而且每人均分得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这是黔东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土地革命的胜利，对黔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土地革命的胜利使广大劳动者获得解放。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土地革命的胜利，广大穷苦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能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得到充分的调动，而土地等生产资料在他们手中得到充分的利用。黔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军来了，穷人的骨头都重几斤！朴实的语言，记载了黔东土地革命运动这段历史，同时饱含着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和对红军及苏维埃的赞颂。苗族同胞在传统对歌中唱道：“阿哥阿妹在对歌，快些唱啊别啰嗦。改日相会喝喜酒，莫忘红军恩情多。”土家儿女在花灯戏中唱道：“五月里来五月五，各区乡寨分田土。千年铁树开了花，乾坤倒转太阳出。”黔东各族人民用放烟火、舞龙灯、扭秧歌等民间艺术形式尽情欢庆土地革命的胜利。生产力的解放，为根据地的开拓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土地革命的胜利，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土地革命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使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土地革命后，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恢复速度很快，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土地革命前的历史最好水平。当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属于自己的土地以后，激发出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纷纷准备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准备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在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支援根据地建设；他们亲身感受到土地革命给自己带来了实惠，在斗争会上斗地主时出了多年的怨气，今后该如何在分得的土地上出力。因此，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奴役剥削，获得土地的广大穷苦农民，劳动热情倍增，无论男妇老幼，都积极投入农业生产，按照苏维埃政府的安排干好农活。一是加强田间管理。在红军到来之前，地主豪绅的土地都种有庄稼，这些土地分给农民后，地里的庄稼就是农民自己的了，于是农民起早贪黑灌水、施肥、除草、松土，为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二是适时抢收了所分得土地里已成熟的洋洋芋春荞、大大麦小麦等夏收作物，并及时抢种上晚稻、包包谷红薯、秋荞等秋收作物。三是为使较早分得土地的农民能及时播种，红军各部队从打得的给养中选出种子发放到各区、乡、村农户，农户有了种子便抢季节播种，使各村寨少有荒田空土。四是当现有耕地全部播种之后，农户又发挥潜力扩大种植面积，在荒坡上开垦出一片片新地，就连荆棘丛生之地也刀耕火种了高粱、小米、荞荞麦农作物。五是在春播时节，红军、游击队派出兵力配合苏维埃政府组织“代耕队”，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和红军家属耕作，乡苏维埃和村贫农团还组织了“犁牛队”，帮助缺少耕牛的农户耕地打耙。此外，根据黔东地区十年九旱的气候规律，红三军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就近帮助农民新修或维修沟渠、水塘等水利设施，确保农民增产增收。土地革命的胜利，对以农业为主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来说，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土地革命的胜利，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经济基础，增强了根据地自身的经济实力。土地革命打破了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确立了劳动人民所有制形式，使地主阶级经济基础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使苏维埃“发展收集粮食”和“对外贸易的流通，特别是粮食的调剂，储蓄与收集，与金融的活泼”1成为可能。其间，敌军为扰乱根据地秩序和破坏根据地经济建设，常突袭根据地，特别是在庄稼快成熟的时节，常出来抢收根据地农民生产的粮食，农民为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日夜守护在庄稼地里，敌军未及靠近即被发现，鸣锣相告，使敌人很难得手。到粮食收割时节，根据地人民“组织大批的割谷队”，在游击队武装掩护下，“抢夺秋收，保卫秋收”，坚决“将我们分得地主田地内的粮食，我们自己的田地的谷子都抢回来割去”，“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将粮食油盐锅碗被盖都搬到山上洞子去”。2正是土地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削弱了敌人的经济力量，从整体上增强了根据地自身的经济实力。 4. 土地革命的胜利，为扩大红军和保护革命果实打下了基础。对苏区来说，只有在解决土地问题后才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够解决扩红问题。土地革命极大地削弱了豪绅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力量，扩大了红军和苏维埃的革命影响，就是农民很快认识到工农红军与军阀进行的战争，实质就是农民与地主的战争，是“保卫土地粮食归农民”的战争，为保护自己已经分得的属于自己的土地踊跃参加红军。可以说，土地革命的胜利是粉碎敌人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的重要条件。 总之，土地革命的胜利，带来了黔东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土地的充分利用。在土地革命期间，虽然战事频繁，但农民仍积极进行生产，特别是在分配土地较早、环境比较稳定的地区，红军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垦荒种粮，农业生产仍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翻身的农民不忘党和红军的恩情，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纷纷组建游击队和自卫队，踊跃参战，为保卫土地革命果实而斗争，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黔东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革命，使农民从经济上真正得到实惠，翻身农民进而认识到红军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从而自觉支持红军，为夺取战争胜利作贡献。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中，由于受到当时严酷斗争环境和革命紧迫形势的影响，加上土地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在具体工作中缺乏工作经验，无法做到细致、深入、全面，必然会产生一些不足和失误。主要表现在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侵犯了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有的地方对农村中的工商业保护措施不力，在处理地主豪绅时没有完全按《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办，个别地方发生乱杀现象。发生这一错误和偏差的原因，主要是“左”倾错误的影响和缺乏土地革命经验。尽管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还存在问题和偏差，在分配土地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根据地大部分地方先后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这是黔东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都不能做到的，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才能实现。这是黔东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 第29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建设 黔东革命根据地在建设主力红军的同时，组建了黔东纵队、游击队、独立团、自卫队等不同层次的地方工农武装。这些土生土长的红色武装的壮大和游击战争的发展，是建立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前提。由于正确地处理了游击战争的任务、革命武装与群众的关系，使红军在游击战中集中机动作战的能力不断增强，在红军外线作战时，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保卫后方，为开辟、扞卫和发展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4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力挺进湘西后，由地方武装组建而成的黔东独立师为保卫根据地、策应主力东进更是付出了巨大牺牲。 第一节 加强革命武装建设的基本措施 革命武装是保卫和发展黔东苏区，保障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重要前提和条件。根据地在建立、发展革命武装问题上，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遵循红军建军的宗旨及根据地武装游击战争的原则 红三军政治部制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指出，红军“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也就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任务，就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而战，为了土地归农民而战争。”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对根据地革命武装的建设，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指出“红三军是创造巩固发展黔东苏区的柱石”；在苏区周围，在敌人后方和侧面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从游击队发展，培植出红军的独立营、独立团、师，以增厚地方武装的力量”；工农红色自卫队是“后方的守卫部队”，“苏区的铜墙铁壁”，“保卫苏区最坚固的堡垒”。并提出了在印江、德江、沿河三县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组织1万人的游击队、3万人的自卫队的任务。此《决议》贯穿建设工农革命武装的阶级路线，体现了游击战争时期的武装原则和特点。随着地方武装的迅速建立和发展，红三军从各独立团、游击队中吸收一部分纳入红军，还直接从农村青年中吸收一批。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区的地方武装分为三种：1红军独立团；2游击队；3赤卫队与少先队。红军独立团已经组织，有吸收新参加的战士约千余人……除独立团以外，还有独立的游击大队约十个，吸收的新战士约400人。至于自卫队，则大部分乡苏均已建立，能够放哨守卡，但是还没有进行军事训练”。 第二，实施《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 《条例》规定：“分给红军战士以好的田地”；“组织代耕队和收割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消费合作社实行廉价”；“红军家属免税”；“红军子女有进入列宁小学的优先权”等。1934年9月初，为更好地组织反“围剿”战争，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强调，“应实际地开展优待红军的运动，最要紧的就是目前秋收的时候，帮助红军家属割谷！在分配土地的当中，红军及红军家属实际地得到好的土地……依据征求参加红军战士的成绩，来考查我们每个乡苏区革命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因此，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活动，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各独立团、游击队推荐优秀动员编入红军，很快形成了一个扩红热潮。红三军各连队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枪多人少”的现象得到改变。在秋收大忙的9月，一批批青年参加红军后，各地的苏维埃政府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组织人力物力为红军家属割谷抢收。在分配土地中，各地苏维埃政府贯彻执行《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强调“红军是为工农群众利益，与国民党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无论当地人或外籍人，必须分给以好的土地。”这些特殊的优待措施，把红军提高到“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持红军作战，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军事斗争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加强红军和游击队的政治培养和军事训练 红军是革命队伍，除了打仗外，还承担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枫香溪会议后，由于恢复了红三军中的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培训工作开展起来。在南腰界创办了红军学校，红三军政委关向应任校长，贺龙、夏曦亲自任教；在土地湾开办了两期红军和地方干部训练班，培训学员400余人，设立军事、政治、文化课，还有唱歌课。为加强红军指战员的政治形势教育，还将原《战士的话》小册子，改为《红星报》。通过加强政治军事训练，红军和游击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战斗力明显增强。“红军成为发动地方工作的骨干，现军政治部有地方工作训练班，各师有宣传部，还有流动宣传队，从红军中调去参加苏维埃工作的约100人，参加独立团的游击队的约近300人。”1此外，根据地以庆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大好时机，首先在土地湾、枫香溪、爱沙坝、沙子坡、喻家岩、刀坝、甘溪、上坝、淇滩等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宣传活动，然后逐渐扩展到苏区其他地区。同时，与征募红军运动结合起来，大力宣传中央苏区的工农生活、红军的胜利和扩大红三军，巩固黔东苏区的意义，使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形势教育，扩大了视野，坚定了建设、保卫根据地的信心，推动了扩大红军运动的顺利进行。 1 引自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 第二节 红军及地方工农武装的发展 一、红三军的发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三军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4年5月红三军进驻黔东之初，辖第七、第九两个师。第七师师长卢冬生，副师长庹万鹏，政委方理明（常德善），参谋长韩克西，下辖第二十五团、第二十六团；第九师师长钟炳然，政委廖汉生（朱绍田），下辖第二十七团、第二十八团。由于之前的“肃反”和长期游击，部队减员后未能补充，红三军竟出现“枪多人少”现象。枫香溪会议后，立即建立了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并恢复红军中的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7月下旬收到中共中央5月指示信，接受了中央的批评，停止了在红三军中长达2年多的错误“肃反”，取消了原拟要进行的第五次“肃反”，使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逐步消除。红三军在加强内部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扩大红军的革命影响，使红军力量得到壮大。红三军在黔东这段时期，补充了4000余名新战士，队伍扩大了，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休整。 二、黔东纵队 红三军除吸收苏区青年参加红军外，还大胆地收编“神兵”，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黔东纵队。黔东纵队是以“神兵”为主体的黔东革命根据地第一支地方武装。1934年6月下旬成立，主要由“神兵”首领冉少波等领导的德江隐坪“神兵”和印江“神兵”组成，它直属红三军军部领导，由红军干部负责政治工作，配合红军行动，为红军输送了不少优秀的干部战士。它的成立，也是红军干部大队进一步对“神兵”指导和改造的结果。干部大队深入各地神兵，向“神兵”进行宣传，给“神兵”讲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意义，讲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先后收编印江沙子坡和德江枫香溪等地的“神兵”，将他们临时组建为特科大队，直接受红三军司令部领导。对那些开明的和进步的“神兵”头目，委以任用；对个别被地主豪绅收买并为其服务的头目，则以武力解决。之后，要求参加红军的“神兵”越来越多，发展成为黔东纵队。1 黔东纵队下辖3个支队，4支游击大队，共1500多人。纵队司令冉少波，政委熊仲卿，副司令张金殿。一支队队长张金殿（兼）、安明文；二支队队长李天保（因病，后由张忠贵代理）；三支队队长张亚新、胡少清。 黔东纵队中尤其是来自“神兵”的战士，在根据地创建、保卫斗争中，表现了英勇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共黔东特委书记、黔东独立师政委段苏权这样评价：由深受压迫的以农民为主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官府的“神兵”，倾向革命，红三军入黔时，他们成为可靠的同盟军，积极支援，开创了黔东特区；当其加入革命队伍，接受改编成红军和游击队后，始终坚持斗争；在坚持黔东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尽管敌情如此严重，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中共黔东特委周围，与黔东独立师一道，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与几十倍于己的敌人追堵“围剿”斗争达1个月之久，付出了重大牺牲，我们将永远记下他们的历史功绩！1 1 参见段苏权：《在坚持黔东斗争的岁月里》。 三、红军独立团 红军独立团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地方武装力量。1934年6月至7月，在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上，先后建立沿河、印江、德江和黔东4个独立团，同年8月又建立川黔边独立团。5个独立团共2000余人，由红三军直接领导，配合红军作战。为了向各独立团输送合格的兵员，在独立团辖区范围内先后建立了游击大队。同年9月底，独立团与黔东纵队合编为黔东独立师。到1934年10月，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发展到4000余人。 - 沿河独立团：1934年6月底建立，团长贺炳炎，政委胡宏升。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派贺炳炎带领1个班的红军工作队到沿河县的上坝、甘溪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枫香溪、淇滩、沙子、上坝、甘溪田坝、毛田坪、杜家宅、水田坝（汪家）、梨子水、甘溪黑獭子等10支游击大队，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沿河独立团。 - 印江独立团：1934年7月下旬，由印江县宁家坪神坛佛主国学和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带领的一支“神兵”，以及六井溪、官塘（沙子坡）、喻家岩3支游击大队组成。团长张均望（红军干部）兼政委，副团长宁国学。 - 德江独立团：1934年7月，由德江德坪、坨底神坛佛主张羽让、张羽耀带领的一支“神兵”和丝茅坝、耳当溪、徐家岩等游击大队组建而成，又称“神兵团”。团长张羽让、谢恩举（后），政委徐承鹏（红军干部），副团长张羽耀、张金煌。下辖3支大队：一支队队长简祖德，二支队队长杜显贡，三支队队长安明文。 - 黔东独立团：1934年7月建立，团长秦贞全（秦子开），政委刘本玉，由沿河、印江、德江毗连地区的铅厂坝、谯家铺、白石溪、土地湾、山羊岭、桂家寨、印山坝、陈家寨等12支游击大队组成。该独立团主要驻扎于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白石溪、铅厂坝和谯家铺一带，担负着保卫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任务。 - 川黔边独立团：1934年8月，由印江县的罗南溪、松桃县的麻阳、酉阳县的南腰界等地的游击大队组成。团长覃实安，政委马吉山。下辖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等游击大队。川黔边独立团成立后，先后在淇滩、大石墩、玛瑙洞、谯家铺、倒马坎、大坝祠堂等地，配合红三军主力参加了大小20多次战斗，为拓展和保卫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红军独立团在配合红军作战，扩红、保卫根据地等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重大牺牲。 1934年8月，德江独立团在扩红中，发生了“新滩事件”。是月上旬，在松桃麻阳玛瑙洞战斗结束后，经贺龙军长批准，黔东纵队副司令张金殿，德江独立团团长张羽让、政委徐承鹏率领11人的扩红队伍从徐家岩出发，奔赴德江稳坪一带扩红。一路上，沿河的苟家、石灰、廖园、谢家渡、下坪等地青年踊跃参军。数日内扩红300多人，编成2个临时支队。25日到达德江的新滩。新滩面临滔滔乌江，背靠陡峭的大山，地势险恶，易攻难守。这支红军队伍以新滩为中心，在新滩及附近的金盆、木朗、毛岭等地继续扩红和打给养，并准备向稳坪发展。28日，一支32人的扩红队伍去木朗、毛岭打给养途中，遭到敌人夹击，当场牺牲8人，被俘8人。29日拂晓，新滩被敌人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红军分散突围。张金殿、张羽让、徐承鹏等在突围中被敌人捉住，壮烈牺牲。扩红来的新战士大部分失散。这次扩红共牺牲14人，被俘15人。新滩事件后，德江独立团一部分分别编入黔东纵队和黔东独立团。 同年9月，黔东革命根据地进入反“围剿”最艰苦时期。印江独立团担负的任务更加艰巨，既要配合红军打击从印江方向进攻苏区之敌，防守沙子坡这个通往黔东特区革委会驻地的重要通道，保卫苏区南大门；又要保障红军的粮食供给。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团长张均望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组织一支征粮队。这支征粮队由120多名独立团战士和80多名运输队员组成。张均望、宁国学亲自率领，于10月12日从何家的团龙出发，经石门坎、烂坝沟，到杨家坪打给养。征粮队打开了土豪杨世昌家的粮仓，没收其粮食。杨世昌事先得知，慌忙向驻印江的黔军李成章旅戴玉堂团密告。当天，征粮队在返回驻地途中，于烂坝沟受到黔军和民团的拦击。敌人凭借险隘，居高临下，以猛烈的机枪扫射，切断征粮队前后道路。团长张均望组织指挥冲锋3次，均未能打退敌人，红军损失严重。突围中，张均望等19人壮烈牺牲，被俘3人亦惨遭杀害。烂坝沟战斗后，印江独立团建制被撤销，兵员编入黔东独立团。 四、游击大队 主要活动在沿河县境内的游击大队（续） - 彭家山游击大队：7月成立，红三军九师师长钟炳然、政委朱绍田委任彭德英为大队长，下辖3支中队，共90余人，队伍比较精干，经常活动于彭家山、淇滩、枫香溪等地。 - 水田坝（汪家）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先为黄修亚（后犯军纪被处决，由副大队长杨正良代理）。下辖3支中队：一中队队长杨正良，二中队队长杨少安，三中队队长杨正惠，共130人。 - 上坝游击大队：6月底建立，大队长丁洪友（后叛变），副大队长杨洪昌（后为大队长），红军代表李登月。下辖3支中队：一中队队长蔡华章，二中队队长杨令光，三中队队长杨华宣。共120人。这个大队战斗力强，后部分队员与老红军一起改编为特务连。 - 甘溪田坝游击大队：6月底建立。大队长杨胜高（因叛变被镇压，由副大队长王顺安接任），副大队长王顺安、杨儿昌，红军代表陈芝南。下辖3支中队：一中队队长王顺安，三中队队长兰献珍。共140人。 - 沙子坡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蔡海华，副大队长蔡海生，政治委员胡宏升。下辖3支中队。 - 甘溪黑獭子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为徐焕章（因通敌被镇压，由石美良接任），副大队长石美良、冉隆权。下辖7支中队，共250人。活动于甘溪、三壶坪、钟岭山、火炭溪、彭家山、桃子坪、高升坝、斑竹园、朱家坝等地。 - 毛田坪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杨平昌。下辖4支中队：一中队队长何廷绪，二中队队长何廷启，三中队队长何朝树，四中队队长谭启仁。共200余人。活动于毛田坪、桑木岔、雄水坡、白鹤、白果、磨香地、王家坝、坝上等地。 - 杜家宅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何荣昌，副大队长张仲珍。下辖2支中队：一中队队长张着犹，二中队队长周振汉。共90余人。活动于白果坝、桐子园等地。后编入甘溪游击大队。 - 梨子水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赵昌顺，副大队长杨通坤，红军代表廖云清。下辖3支中队。这个大队后来编入淇滩游击大队，其3支中队改编为3个分队：一分队队长黄海仁（保卫特区革命委员会时在瓦场坝牺牲），二分队队长杨通坤（在川河盖战斗后掉队逃往泉口司），三分队队长黄仁礼（在梵净山作战时牺牲）。这个大队作战勇敢，且善于夜战，使敌人闻风丧胆，民谣传道：“梨子大队赵昌顺，敌人听了吃一惊，白天不敢走大路，夜晚不敢打个盹。” 主要活动在印江县境内的游击大队 - 官塘（沙子坡）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梁银星，下辖马家庄、池坝、大路槽、红花园等数支游击队。 - 喻家岩游击大队：7月底成立，大队长由红三军干部杨银山担任。下辖刀坝、凤谷岭、胡家坝等数支游击队，活动于大小溪、香树坪、老龙塘、潘家坡、任坨屯、郭家寨等地。 - 六井溪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蒋培二，活动于中六井溪的卢塘头、蒋家寨、宁家坪、四坳口、石坪、邱家寨一带。 - 罗南溪（合水坡）游击大队：由红军代表易吉山等协助于7月底建立，大队长张羽鹏（后被国民党杀害于印江城）。辖3个支队：杨树湾支队，支队长杨通哉、陈老祥，队员80余人；陡溪支队，支队长张羽鹏，队员100余人；刀坝支队，支队长杨银山，队员90余人。 主要活动在德江县境内的游击大队 - 丝茅坝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宋兴堂，共120余人，活动于丝茅坝、黄土坎、枫香溪等地。 - 耳当溪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何永清，共100余人。 - 龙塘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罗克刚，共100余人，活动于野马菁、廖家坝、张家湾、金盆水、小溪沟、上坝、袁家湾等地。后来组成德江独立团时，罗克刚调任连长，大队长由薛恒山继任。 - 徐家岩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熊兴江，活动于徐家岩一带。 主要活动在根据地中心区域的游击大队 - 铅厂坝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高一文（红军）、黎秀松（在德江张家湾作战中牺牲，后由副大队长王顺举继任），红军代表周仙山。下辖3支中队，共200余人。活动于瓦场坝、铅厂坝、生基坪、沙子坡、卢家坪等地。 - 谯家铺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黎光玉、谯广悦（后），副大队长谯文福。下辖3个中队，共220人，活动于谯家铺、皂角池、韩家等地。 - 白石溪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原为方锡之，后因通敌被处决，由副大队长胡安献接任，下辖3个中队，共230人。活动于张家、孙家、胡色嘴、涂家等地。 - 土地湾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杨通智，后由副大队长田兴珍接任，政治委员胡昌进。下辖3个中队，共90余人。 - 山羊岭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李青梅，副大队长李会堂，政委李佩堂，队员250余人。活动于池塘、苟家、陈家寨、山羊岭、车龙岩等地。 - 桂家寨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谯晨风，副大队长何邦中（在张家湾战斗中牺牲）。 - 印山坝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刘世礼（牺牲）、马文武，副大队长吴庆洪，政治委员黎光富。 - 陈家寨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陈清梅。 - 夹石落寨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冯仁刚，副大队长冯大权。 - 石灰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杜显贡，副大队长吴应春。 - 池塘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张万珍（后因叛变被处决）。 - 旧寨坝游击大队：6月底成立，大队长吴国仕、唐树洪，副大队长任永丰，红军代表邓吉星。活动于印江县上大井溪的白沙漠、照东岩、下寨坝、生猫坝一带。 主要活动在川黔边的游击大队 - 南腰界游击大队：6月底由红军代表覃实安等协助建立，大队长池宽成，副大队长符公荣。这支游击大队包括楠木箐、香田坝、红岩坪、大坝场、柏杨坳、厚木耳、甘家堡、田坝等8支游击分队，共100余人。游击队成立不久，就打了杨光少、陈良图等10多户土豪。 - 唐家溪游击大队：7月初由红军代表覃实安、江绍之、汤福林等协助建立，大队长吴永发（后被敌杀害），副大队长吴永启。包括唐家溪、垮土湾、高石、孙家坝等4支游击分队，共80余人。战斗力较强，与红军一道在川黔边战斗20余次。 - 大坪盖游击大队：6月底由红军代表陈世清等协助建立，大队长陈良玉（后在龙溪河边被敌杀害）。包括大坪盖、土门、白溪口等3支游击分队，共40余人。 - 龙池游击大队：7月上旬由红军代表陈世清等协助建立，大队长周廷湘。有队员30余人。包括龙池、山羊溪、易家坨、大坡等4支游击分队。建立后，就打了罗金仁、欧松廷等10余户土豪。 - 麻阳土溪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黄绍阳，辖3支游击队：大土坪游击队，队长李明许，副队长胡见然，队员30余人，活动于大土坪、猫山、客店坳、篾梳、茶园、大树湾、花果坪、土溪等地。9月，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麻阳老寨游击队，队长罗国栋，副队长胡伯四，队员20余人，后与严家坡、陡坎子、小沟、麻阳胡街的游击队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土溪游击队，队长黄福胜（后因与国民党营长欧松廷勾结，贪污大烟等物被处决），队员60余人。 1934年7月，在松桃境内成立的3支游击队，编入川黔边独立团。坝木游击队，队长吕志坤（同年8月被土豪杀害），副队长吕志向，队员30余人；黄泥堡游击队，队长陈华富，副队长陈树南，队员28人；关子门游击队，由川黔边的施家、天台、关子门、陆坪等地的游击队联合组成，队长符公荣，队员40余人。同时，还建立2支游击大队，3支游击队，其组建情况是： - 严家坡游击大队：7月成立，大队长李满山。队员160余人。辖3个支队：钟鼓坡支队（与印江瓦屋、大田游击队联合组成），支队长陈发荣（在长担土作战牺牲），队员42人。活动于前寨、吴家树、交坪、篾稿、坝木及麻阳一部分地方。后编入黔东纵队；寨地支队，支队长罗名贵，副支队长李守芬、冉崇全，队员76人；天堂支队，支队长莫顺江（后叛变被杀，由陈文轩继任队长），副支队长郑永昌，队员50余人。寨地和天堂游击支队后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 - 岩柯坝游击大队：8月成立，大队长彭学校，副大队长胡正达，队员100余人。辖3个中队：一中队队长胡成连，二中队队长钟世春，三中队队长杨志清。这个游击大队包括岩窠坝、克月坡、化稿坪、喻家沟、杨家沟、晏家山、邱树堡、斜板沟、何家铺、望排、赵家沟、枣子坪、官庄、红石板、叶家寨、凯梭、凯场溪、地稳等地的游击队。 - 猫山游击队：7月成立，队长罗国周，副队长郎永定，队员60余人。后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四连；张家湾游击队。7月成立，队长陈本规（1937年5月被土豪杀害），副队长陈本信，队员60余人，后编入红七师二十六团四连；田坝游击队，7月成立，后与浑泉游击队合并。队长伍永孝，副队长田庆凤，队员60余人。后编入黔东独立师警卫连。 此外，印江沙子坡、喻家岩、罗南溪，以及松桃麻阳的游击大队，除松桃一部分编入黔东纵队和红七师外，其余均编入川黔边独立团。 五、黔东独立师 黔东独立师是在黔东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根据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于1934年9月底在沿河县淇滩由黔东纵队和沿河、德江等独立团组建而成，隶属红三军领导，任命贺炳炎为师长，熊仲卿为政委，冉少波为副师长。它的建立，标志着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建设有了长足发展，苏区的游击武装向正规化的红军迈进了一大步，并为红三军的扩充准备了后备力量。同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后，重新组建了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 第30章 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的 保卫组织 一、《关于肃反问题决议》的基本内容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阶级的专政机关。黔东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四面封锁、白色恐怖笼罩之中，除建立革命的武装组织以抵抗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外，从苏维埃建设初期始，就注重加强根据地内部武装保卫工作，同苏区内及与苏区有联系的地主豪绅势力破坏活动作斗争，促进苏维埃政策、法令贯彻执行，保护广大工农群众利益与土地革命胜利成果。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委托特区革命委员会“制定详细具体的肃反条令颁布执行” ，根据地由此从“肃反”特殊需要出发，开展保卫工作及司法建设。 “肃反”目的是废除“剥削、奴役工农群众的旧制度”，“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富农完全剥夺他们政治上的一切权利与自由”；手段是用苏维埃政权专政形式，“对于一切企图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一切反革命活动，采用极严肃、极坚决的手段来镇压”；实现形式是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之参加与拥护，对于被反革命影响之下层工农群众，苏维埃政府必须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以阶级的利益和团结，使他们从地主豪绅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府反对工农分子的仇杀与报复和赤白对立的现象”。 “肃反”斗争具体内容：逮捕反革命政权系统的军阀官僚及反革命武装组织者；严厉镇压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的，有散布谣言、帮反革命军队侦探消息、隐藏反革命分子、武装抗拒苏维埃和红军等反革命活动者；剥夺苏区内地主富农及雇有工人、店员的作坊老板一切政治自由与权利，责令其遵守苏维埃法律和秩序；在苏维埃政府内设立政治保卫局组织系统；建立苏维埃政府司法机关系统，同破坏苏维埃秩序分子作斗争；实行赤色戒严，检查、追究来往苏区行迹可疑之人。 从“肃反”目的和工作内容看，保卫、自卫工作是“肃反”斗争重要部分，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服务。 二、保卫组织系统的建立 《关于肃反问题决议》规定，保卫组织是同反革命斗争的专门权力机关，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乃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实际集中履行司法机关主要职责，其成立体现根据地苏维埃权力机关建设加强。 湘鄂西中央分局将加强保卫工作领导作为党的重要任务，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最忠实最可靠的干部”任保卫工作，在保卫系统内开展严厉思想斗争与阶级斗争教育训练，还强调“保卫局和司法机关的工作紧密配合起来”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也重申保卫工作要重调查研究、重证据，处决坏分子须经群众公判。 红三军政治保卫工作由汪公剑、谷志标、黄新远、秦德峰等人负责。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时，相继建16个区保卫队、72个乡自卫队，有保卫、自卫人员2200余人，形成较完整保卫系统。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设政治保卫局，下设政治保卫队、侦察（交通）队、审判和监狱（囚房），政治保卫队是保卫局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特区政治保卫局局长罗享举、黎光富，审判长秦育青（兼），特区保卫队队长李xx ，侦察（交通）队队长肖美成（红军）。各区革命委员会内设政治保卫队，多在1934年7月成立，部分队长：旧寨坝区王少忠；枫香溪区（6月成立）王官寿；张家湾区罗克刚；淇滩区杨道光；山羊岭区陈再生、张着先；铅厂坝区樊承忠、柳仁义；甘溪区杨昌南；白石溪区何国志；六井溪区王醒奎；上坝区杨胜奎 。 各乡苏维埃政府设工农自卫队（赤卫队）。自卫组织在“肃反”斗争中，除承担保卫重要职责，还有繁重任务。1934年6月23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规定： 1. 工农自卫队是工人农民保护身家生命的自卫军事组织； 2. 是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武装，不容许地主富农参加； 3. 系自愿组织，但经当地工农群众大会决议可决定，16 - 40岁男子均须参加； 4. 只在本乡服务，防御、消灭敌人进攻及保护革命区域，不抽调强迫参加红军，服务、放哨、守卡、操练以不妨碍农时、不耽搁做活为原则； 5. 任务区分：配合红军进攻反革命军队、消灭敌人；防守要道要卡；盘查行人、严防奸细；断绝敌人粮食及交通；建筑碉堡工事； 6. 组织系统分为班—分队—中队—大队—区队—支队—纵队； …… 7. 自卫队是军事组织，应训练军事纪律，规定纪律：服从命令；不准勾结敌人；打火线不准临阵退却；打土豪要平分，不准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不准仇杀工人农民；不准奸淫放火 。 自卫队随农村群众工作开展迅速发展，成为支援红军作战和保卫红色割据政权重要力量。1934年6月至8月，黔东特区大部分乡苏维埃建自卫队，部分分队长：枫香溪乡王官寿、王邦俊；丝茅坝乡王治武；晓景乡陈春生；石坪乡王显福；邱家寨乡长毛油；池坝乡万太钱；三合乡袁修烈；蛟福（水田）乡黄修培；铅厂乡王荣松；淇滩乡王安才；天宫井乡杨道光；上坝乡杨德昌、田荣清；芭蕉乡杨碧光；甘溪田坝乡杨华昌；谯家乡谯辰；印山乡谭显维；龙洞湾乡任贞阳；照东岩乡黎荣坤；山羊乡陈永生；池塘乡张着先；杜家宅乡何进开；毛田坪乡杨平昌；水田乡杨泽光；庙堂坝王太奇；白石溪乡田兴珍；符家乡黎邦和；檬子乡杨必昌；瓦房乡赵朝坤；苟家乡杜牛二；麻阳乡胡弥照、胡弥太；猫山乡邱永判、阳通书 。 直接参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干部王绍南回顾：许多山村贫苦农民派代表上门，要求红军成立政权和自卫组织闹革命、求翻身……有根据地和赤卫队、游击队，主力打仗无后顾之忧，休整、安置伤病员便利，士气旺、办法多，赤卫队普遍建立有力支持主力红军斗争，部队成员获大量补充，这些人员成分好、热情高，使部队壮大、质量提升，如获新血液 。 三、保卫及自卫工作的特殊贡献 各级自卫、保卫组织在巩固、发展苏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斗争中，担负艰巨繁重任务，作出特殊贡献： （一）保卫军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安全 为提升保卫人员政治与业务素质，红三军在沿河土地湾和酉阳山腰界办党校与政治训练班，培训后编入红军，不少人到军部、师部任警卫。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作为苏区最高行政机关，其正常运转对根据地革命与建设至关重要，保卫工作关键。特区政府机关初在白石溪下寨张贯芝家办公，后长期在土地湾田兴宗家办公，因黔军王家烈部队和地方武装杨通选、杨通仁、杨通南、晏克武等趁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袭击，又转移至铅厂坝、山羊岭、皂角池、照东岩和瓦厂坝等地，每次安全转移靠特区保卫队与黔东独立团、当地游击队、自卫队团结战斗。 （二）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 《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地洗刷出去” 。为保障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区、乡自卫组织承担调查地主、富农及土豪劣绅土地财产，看管保护没收成果，抓捕看押坏人任务。如枫香溪区保卫队坚决镇压破坏土地革命、畏罪潜逃及搞颠覆的反革命分子。反“围剿”中，自卫队与游击队配合，为抢收、保卫秋收，掩护割谷队坚壁清野，设法解除敌人武装，“不准他们出来送讯（信），不准他们出来买小菜，坚决用群众力量反对劫掠群众财产粮食” 。 （三）清除内奸，纯洁革命队伍 保卫工作除对敌，还强化内部保卫防范，让革命队伍更纯洁、有战斗力。混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窃据征粮部长的方锡之，暗通敌人、秘集红军情报，特区保卫队侦破并报特区政治保卫局严惩；对混入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的坏人，经群众揭露后，依《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清洗；对贪污、私分胜利果实的蜕化变质分子，清退财物并交苏维埃政府严肃处理。 （四）放哨守卡，维护地方治安 各乡苏维埃自卫队平时昼夜在交通要道站岗守卡、盘查行人，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如印江沙子坡自卫队在庙坝当门坎到消水坑设7处哨卡棚，曾活捉潜入苏区敌探“马笼头”；沿河淇滩天宫井自卫队员抓捕敌军杨畅时部两名特务；枫香溪自卫队查获驻沿河敌军傅衡中旅情报及反动传单，打乱敌军部署。 （五）侦察敌情，筹备军饷，支援前线 枫香溪区革委组织交通队，负责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出色完成红军任务；印江女自卫队员任修福以卖黑豆子、葵花子掩护，深入敌人占领的毛寨、板溪、杉树侦察，获贺龙军长赞扬。自卫队员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实行代耕制度。印江沙子坡自卫队多次参与红军打土豪、打给养，天堂一带组“给养队”为红军征粮，各地自卫组织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不少队员牺牲。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且主力东进湘西后，各级保卫及自卫组织配合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独立师撤离、敌人占领根据地，活动才渐停息。 第31章 根据地的党组织建设(略)及统战工作 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领导者，为了把这块根据地建设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下的完整的各项事业正常发展的地方苏维埃政府，除了实施根据地党政建设、革命武装建设、财政经济建设和实行土地革命等重大工作外，还开展了统一战线、民族团结、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密、司法及商业等各项事业。 一、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的变化其内容有所不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是贺龙率先开创的。它为建立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取人心，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二是凝聚力量，解决力量对比的问题。黔东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主要有工商业者、开明士绅、富农、没有血债的地主、宗教界人士、黔东“神兵”等民间帮会和国民党军队中下层军官、士兵及地方民团。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其黔东地区特色。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创造黔东苏区》一文中指出：“那时，不晓得统一战线这个词，我们叫‘拉关系’、‘挖墙角’。当时部队不大，打土豪不是普遍地打，只打罪大恶极的，打老百姓痛恨的。打了土豪，晚上悄悄地把粮食、衣服、铜元等送到贫雇农家里。对小地主、富农，没惊动他们，打击面窄。封建势力叫我们分化了一部分……敌人内部有矛盾就分化它，同我们有关系的就拉过来。对团防，我们写信，说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你打我，就消灭你！不少团防给我们送枪、子弹，将我们掉队的人员送回来。……我们就是采取打、拉、分去对付敌人，开展工作。”这段话，形象而深动地总结了黔东苏区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 二、统一战线在黔东苏区的实践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具体体现在处理阶级关系、土地问题、经济利益、民间武装和帮会等等方面。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阶级关系 黔东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响亮地提出“打倒卖国祸国殃民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消灭剥削和压迫民众的保甲制度”，“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联合中农，实行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的土地革命”，组织“反帝大同盟”。 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在民主建政方面，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首先废止了国民党的地方各级政权的权力，宣布废除保甲制度，派出工作组在纵横200余里内广泛开展工作，组织广大农民组成农民协会，组织了贫农团和雇农工会，联合中农，抑制富农，集中力量把斗争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特别是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但是，地主、富农只要不反对工农苏维埃政府，不再剥削人，都可以回家住，同时还保护他们的安全。通过这一斗争策略，极大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敌人，充分地鼓励和调动了最广大人民大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推动了苏维埃运动在黔东的发展进程。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土地问题 黔东特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所制定和颁布执行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贯穿着统一战线思想。《条例》提出了“为了土地和秋收，为了农民而战”的口号。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根据地区域内的8个县，近100个乡，10多万人参加了土地革命，打土豪约680户，其中426户的土地被没收分配，还没收了部分豪绅的财产，同时“消灭口头的与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这些财产及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 。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收回了自己开垦出来的而被地主豪绅霸占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从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统一战线思想在处理土地关系问题中的运用，即依靠雇农、贫农，对中农采取保护政策，团结中农，对富农采取分坏田等抑制政策，这就团结了农村大多数农民，孤立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经济问题 在1934年6月13日红三军政治部翻印的《苏维埃建设》中明文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苏维埃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苏区范围内取消了一切强加在劳苦大众身上的苛捐杂税，同时取消了一切高利贷，穷人不还富人钱，焚毁了借据契约，解散了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机关，惩办了税收人员，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苏维埃政府筹集经费时，把主要目标放在地主和大商身上，对一般商人和富农，实行适量捐献，对其他阶层，实行公平、合理负担。这些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揭示了黔东苏区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实质。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民间武装和帮会问题 - 关于处理黔东“神兵”的问题：为了把“神兵”引上革命的道路，壮大红军队伍，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国民党军队对“神兵”的进攻，实际是豪绅地主对农民抗税斗争的进攻和摧残。但神坛内部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本身就是豪绅地主分子或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去投靠反革命，他们去招安，他们与敌人妥协一致的来压迫我们工农群众” ，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对象；另一部分人则是工农群众或代表工农群众的领袖，他们一方面受着军阀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着神坛内部地主豪绅的叛卖，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同盟者和可以争取的力量。因此，对“神兵”的政策是：对那些开明的进步的，号召、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并加以任用，对个别地主豪绅和为其服务的，则加以武力解决。红三军到印江沙子坡后，贺龙亲自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在红军的感召下，许多“神兵”当即参加了红军，几天之内，红军吸纳了以冉少波为首的一大批“神兵”，组建了以“神兵”为主体的黔东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委任冉少波为纵队司令，不久，黔东纵队整编为红三军黔东独立师，任命冉少波为副师长。经过教育，绝大多数“神兵”成了名符其实的红军战士，这支队伍为扩展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 关于处理与“袍哥”的关系问题：“袍哥”是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这个组织在川东和黔东都有较大影响。贺龙在1922年驻军酉阳龙潭时就与“袍哥”组织的“大爷”有来往。1924年驻军铜仁后，与家住彭水的“袍哥大爷”龚渭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龚的人品和性格十分赏识，二人结拜为兄弟。1934年，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黔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老百姓吃盐难的问题成了首要难题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为使苏区人民能吃上盐，贺龙首先想到“袍哥大爷”龚渭清。他修书一封，派一位与龚大爷也是拜把兄弟的名叫傅怀忠的商人送往彭水。龚大爷阅过贺龙的亲笔信，非常高兴，因为赫赫有名的贺军长又回来了。他不动声色，暗自筹划完成贺龙托付之事。不久，远在黔东的贺龙，收到了龚大爷托付傅怀忠押送苏区的4000斤盐巴，一下子解决了苏区军民吃盐问题。缺医少药，是苏区的又一难题。由于黔东环境恶劣，战士水土不服，泻肚、生疮，红三军战斗力受到影响。为能解决这一难题，贺龙再次请“袍哥”龚大爷相助，派傅怀忠持信去彭水。龚大爷得到贺军长的信后，除找社会上一些好友支助外，典当了自己的家私，买了几十担中、西药，还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酉阳、秀山的商会，开好了发货单和通行证，并亲自押运，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运往黔东特区。走到沿河县沙子区水淹沱，眼看就要到苏区范围了，龚大爷为了加快速度，早一点见着相别10年的贺龙军长，坐在轿子里，押着药担子，弃小路而走大路，不幸被子区反动区长袁仲英率团防截住，抢走了全部药材，枪杀了龚渭清，押着傅怀忠和药材到沿河县城向国民党驻军司令杨畅时请功。贺龙得到消息后，决心为龚渭清报仇雪恨，攻占沿河城，消灭杨畅时，救出傅怀忠，把药材夺回来。10月13日，红九师和黔东独立师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神不知鬼不觉占领了沿河县城周围的重要位置，然后突然发起进攻，全歼杨畅时部，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救出了傅怀忠，夺回了全部药材。 统一战线政策在宗教问题上的运用 统一战线政策也运用在宗教问题上。大力宣传红军“信教自由，保护神坛和信神者的自由”等主张。红三军在打下彭水县城后，捉到一个天主教的美国神甫，他十分害怕红军杀他。贺龙就向他宣传红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进入黔东后，这个神甫主动地给红军医病照相，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6年红二、六军团长征再入黔东时，党的统战工作更加深入。肖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中说：“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阡休整时，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弼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夏曦……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 第32章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群团组织建设 一、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与蓬勃开展的群众工作分不开的。各种群众团体的建立以至建政、建军工作的成效，也是深入发动群众的结果。 首先，提高干部思想政治觉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群众纪律是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能不能始终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是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关键。1934年初，红三军一进入黔东，就大量张贴告示，散发传单，阐明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宣传红军十大纪律：不拉夫，不扣船，请人带路，雇船请，均重给工资；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不要民众办招待；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粮食财产发给群众和供给军用外，红军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坚决反对敌军和土匪焚烧房屋抢劫民众财物的办法；借了门板、稻草、锅碗要还原处，损失了要赔偿；不进百姓的内房，坚决反对敌军中调戏和强奸妇女的现象；保护商人营业，保护商船航行商，买卖按照时价；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不乱杀人，除了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吏豪绅外，绝对不逮捕和杀戮工农群众；解除武装的敌军官兵，发给路费回家，并保护军阀军队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家属、财产。经过培训后的红军宣传队，以讲演、出布告等方式宣传不交租、不纳税的政策，把部队粮食直接送到群众家，打收缴获的布匹、衣服等送给穷苦之人，还帮助百姓种田、修缮房屋、喂猪等，亲近群众的同时，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老根据地群众斗争成果，使群众感受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阀部队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开始不了解红军的“群众还跑兵”转变为拥护红军，自发起来成立组织，开展斗争。由于执行了群众纪律，苏区所需的物资、粮食等尽量不向群众征收，而是外出打给养，规定专打豪绅，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不准出售所获物，不准牵走耕牛。这些纪律看似简单，实则深入人心，连反动政权人员也不得不惊叹，红军“内部组织异常完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是以“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其次，照顾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休养民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长时期的军阀盘踞，黔东广大群众最迫切需要的是经济利益即土地问题。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为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热情。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根据地施行《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等，废除了原国民党政权的一切苛捐杂税和旧的社会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大大减轻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压力。革命是工农群众自己的事业，战争和建设都需要付出和牺牲。尽管根据地困难重重，但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除了规定的负担外，绝不随意征收粮食、油盐、稻草，不轻易要求农民为苏维埃背粮、砍柴、守哨卡，向农民摊派所需经费。虽然“在部队当中最感困难的，是给养问题”，但“给养的搬运，完全由战士负担，由每连派差事出去搬给养，甚至出去搬给养由部队掩护，差事达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搬。”对规定的负担考虑群众的承受力，力求合理。例如，在颁发土地登记证时不准收取任何手续费。农民协会会员缴纳会费时，无力支付者可不出，规定苦力负载重量，日行路程。为服从战争大局，颁布了《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发动苏区群众组织代耕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生病时募捐救济等，解除了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积极创建苏区。由于比较公平合理，有效地调动了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 第三，发扬根据地军民主人翁精神，加强民主监督。土地革命后，根据地军民直接获得了经济利益，政治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各项建设工作，根据地党内、军队内、政府内形成了一种民主团结、相互监督的氛围。打给养是红军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为防止对群众利益的侵犯，规定了打给养的“三不准”：不准拿穷人的东西，错拿了要坚决退还并赔礼道歉；不准私自出售打给养所得财物，所得分给穷人或部队自用；不准牵耕牛，以考虑被打户生产所需。苏维埃政策法令规定，对侵吞财物、滥用公款的腐化行为，一经发现严厉制裁。印江红花园乡、风谷岭乡的游击中队长吴德高、杨秀章等，因贪污被撤职，德江文化乡杨秀凯因私自出卖打给养时所获的几床被盖，隐藏大洋1块，受到严厉制裁。政策透明度高，强调“公议执行”、“公议处罚”，财务收支和预算都要定期向农民公布，作出报告，听取群众的意见，使政府和干部的行为规范，防止违规违纪。 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成为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一环，其取得卓越成效的原因：一是坚持了代表广大革命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各级干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党的群众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苏维埃各项工作，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真正代表和维护了群众利益。在正确的群众观的指导下，相信和依靠包括“神兵”在内的各族群众，党的阶级基础发展了，党的群众基础扩大了，适应了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有力地调动了军民奋勇创建根据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各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注重宣传和调查研究，注重公平合理，注重政策透明度，一旦发现有不切实际甚至损害群众利益、挫伤群众积极性的地方，及时迅速纠正，尤其是在财政经济建设上有完备的制度和规章，在廉政肃贪上有十分强硬的措施；三是树立了党和红军的形象和威信。群众往往是从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来认识和评价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名干部的，黔东人民深受苛捐杂税和军阀混战之苦，红军所制定的纪律和特区颁布的政策法令，针对性强，执行也严格，通过不断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逐步树立了党和红军革命为民的形象和威信。 二、各种群众团体的建立 群众团体是区、乡革命政权建立前发动、组织群众的一个重要方式，在革命政权建立后，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助手。黔东革命根据地非常重视群众团体的建设和发挥它们的作用。组织群众的方式有两种：“（1）是组织游击队同着红军行动；（2）是组织农民协会（斗争纲领是抗租抗税抗债与反对国民党政权，发动土地革命，会员是雇农贫农中农。这是苏维埃政权没有建立之前白区组织农民群众的一个方式。）、雇农工会。在这一个地方群众斗争发动以后，就组织革命委员会和建立苏维埃。……已经建立特区党工作委员会、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群众组织，各乡大部分建立有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的工作亦已开始。” 1934年6月18日，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对农民协会的性质、斗争纲领、纪律、与其他革命团体的关系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第一条 我们务农为生的农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反对地主及豪绅官吏军阀国民党政权的压迫，要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农民协会。 第二条 农民协会，是雇农（专门做长工的人）、苦力贫农（种田不够吃，还要帮人做工的人）、中农（不请长工不收租稞，年成好还有余钱剩米的农民）的一个大联合。不要地主富农（请长工或兼收稞的人）参加。 第三条 农民协会，是保护我们雇农、贫农、中农利益的一个团体，我们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同反动政府军队豪绅地主妥协。 第四条 农民协会，保护我们农民雇工的日常利益；一直到得到土地和政权为目的。 第五条 我们农民协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要同地主豪绅作斗争，我们斗争的纲领如下：1. 不还地主租稞；2. 不借富人的债，取消高利借贷；3. 反抗一切苛捐杂税（门牌捐、月捐、阿片捐、屠宰税、枪捐等），取消收税机关；4. 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财产衣物，分给贫苦的农民；5. 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6. 释放被官所捕去的农民；7. 逮捕和惩办一切官吏豪绅区长（保董）及收税人员；8. 组织农民自卫队，武装自己，保护身家。 第六条 农民协会的会员，并不是个个农民都要加入。加入农民协会，要有下列几个条件，并且要是志愿的。 …… 第十三条 农民自卫队，在夜晚或暇时须学习军事技术及遵守纪律。 第十四条 农民协会，为了要使大家齐心合意，坚持到底，规定纪律五条，大家遵守，如有违犯，任凭大众公意处罚。1. 不准反心，泄漏秘密，投降敌人；2. 下级服从上级；3. 打土豪，要平分。并不准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4. 不准仇杀工人农民；5. 不准奸淫放火。 …… 第十七条 因为农民协会是一个革命的团体，凡是反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之革命的团体，我们都与联合。 第十八条 因为国民党已经叛变群众，我们完全拥护苏维埃政府和红军。 第十九条 雇农工会，可以整个加入农民协会，在村协会之下，组织雇农小组。 第二十条 士兵是武装了的农民，应该欢迎他们加入，并且组织士兵小组。 第二十一条 我们主张信教自由，凡是信神的、不信神的、信教的、不信教的农民，均可加入协会。” 随着农民协会的建立，各乡苏维埃大部分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和农妇代表会（9月初开始筹建工作）等群众组织。其中贫农团是农民协会的中坚力量，雇农小组在贫农团中起领导作用，主要帮助乡苏维埃政府执行苏维埃一切法令和政策，如土地法、劳动保护法、经济政策等，并团结中农，保护雇农、贫农、中农的利益，与地主、富农作斗争。 除以上群众团体外，根据地还建立了以下重要群众团体（部分）： 共青团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1934年7月，在建立中共黔东特区工委的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首先在特区革委机关、区乡干部中发展团员20名，并以此为骨干，积极筹建团的基层组织。有青年团员196名。是年9月，为适应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需要，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猛烈的发展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的教育”等要求，黔东青年不仅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奔赴前线作战，而且他们又以实际行动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师。由于之后红二、六军团东进湘西，未能实施10月召开黔东特区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建立健全特区各级团组织的工作计划。 中华少年先锋队黔东特区总队。1934年8月组建，由黔东特区革委会经济部长李芝兰负责领导开展工作。总队长何邦祥，副总队长王国平。从7月开始，在根据地中心的部分区、乡又建立了少先队的基层组织。其中7月建立了枫香溪区、谯家区少先队，卢绍安、杨光昌分别任队长。8月建立的区少先队，其队长分别是：铅厂区胡昌进（副队长文呈相）；旧寨坝区吴国仕；白石溪区黎邦和；淇滩区杨胜广；上坝区杨胜奎；茶园头区廖承生。同年7月，建立了谯家乡少先队，队长陈立瑜。8月建立的乡少先队，队长分别是：白石溪乡倪加齐；里户乡杨胜平；芭蕉乡何应贵；天宫井乡杨胜宣。 湘鄂西中央分局对群众团体建设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把党的全部群众工作视为党最大的主要依靠，发展黔东各种革命团体。在是年9月部署反“围剿”战争时，提出进一步扩大少先队的编制、“发展雇农、苦力、手艺工人的经济斗争”、“猛烈的发展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加强党在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建立白区的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发动他们分粮、秋收斗争、抗税斗争，以至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组织城市中的工人的阶级斗争与红军的胜利相配合，主要的是乌江的船夫与思南、印江、松桃、铜仁、江口、沿河、酉秀、龚滩、彭水、涪州各市镇”等要求。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苏维埃运动中，各群众团体在教育和团结各界各族革命群众，动员革命青年参加红军，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作战，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工作等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比如，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在土地革命中负责组织查田、评产、分配土地和财物；少先队负责递送情报，盘查坏人等；农妇会动员妇女照顾和安置伤病员及后勤服务工作，枫香溪、白石溪等地的农妇会还组织妇女到临时的红军医院当护士，为红军伤病员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工作，包扎伤口、换药、洗绷带、洗衣裳和被褥，给重病员喂饭、服药等等。不少红军伤病员在她们的精心护理下，很快得到康复。黔东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体现了红军与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深情。 第33章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政建设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是在继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坚实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作为新开辟的重要革命区域，其财政经济建设面临着艰巨而关键的任务，首要便是完成两大根本使命。其一，全力筹集军需物资，为军队提供稳固的后勤保障，确保红军能够灵活、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在战斗中获取胜利；其二，大力支持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保障根据地各项建设的财政支出，让苏区成为红军坚不可摧的立足之地与可靠的大后方 。为达成这两大核心任务，黔东革命根据地在财政经济建设进程中，逐步构建起了一套完整且独具特色的财经工作体系，涵盖指导方针、组织机构、工作措施及制度纪律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财政经济工作机构 （一）红三军经理处 为适应既作战又建设的复杂环境，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形成了两个关键序列，其中红三军经理处便是红军极为重要的财政机关。它肩负着四大主要任务：其一，精准贯彻执行军部关于财政、后勤的各项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代军部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与措施，确保财政工作的方向正确且具有可操作性；其二，严格按照“统筹统支”的科学原则，对全军的军资、军需进行全面管理与合理调配，保障资源在军队各部门间的均衡分配；其三，积极组织军需品的筹集工作，通过打土豪、打给养、开展贸易、执行征发等多种手段，不断扩大军需储备，为红军的作战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四，对全军各级财经机构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确保整个军队财政体系的规范与高效运行。 经理处拥有一支规模达400多人的专业工作队伍，经理由陆金山担任，主要成员包括江奇、陈希云、杜世兴等众多经验丰富的干部。经理处下辖总务科、粮秣科、保管科、会计科以及监护大队、运输大队。其中，总务、粮秣、保管和会计四科，承担着全军财、粮、物从收存、管理，到预算、审批、调拨和监督的全流程职能，是军队财政运作的核心部门。而监护大队则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单位，它承担着保管红三军钱币以及金银、珠宝、食盐等贵重物品的重要职责。监护大队在经理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直接对军部负责并汇报工作情况。该大队对所保管的物品并无支配权，仅依据军首长和经理处签发的文件，准确、如数地调拨物品。正因如此，它实际上成为了红三军在黔东时期的“流动金库”，即便在急行军时，也能凭借临时抽调的人员和40多匹专用骡马，保障贵重物资的安全转移与妥善管理，周胜才和杜世兴先后担任大队长，带领这支特殊队伍出色地完成任务。 （二）苏维埃政府的二委二部 黔东苏维埃政权的财经机构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和区乡苏维埃政府的没收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经济部和劳工部构成。没收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自红三军进入黔东便应运而生并迅速开展工作，它们沿用了湘鄂西苏区时的称谓，承载着历史的经验与使命。而经济部、劳工部则是在1934年7月召开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的新机构，这些部门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共同支撑起苏维埃政权的财经工作。 没收委员会由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夏曦兼任，其主要职能是深入调查苏维埃辖区内及附近地区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家庭经济状况，精准确定和批准在“打土豪”和“打给养”行动中打击的对象与顺序，从而为苏区筹集经费、粮秣和物资，为根据地的经济运转提供重要支撑。粮食委员会作为专门从事粮食征集、管理和调剂的综合部门，肩负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关键任务，由吴永启负责，保障着红军和根据地群众的粮食供应。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经济部于1934年7月设立，李芝兰任部长，随后，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也相继设立该机构。经济部负责制定苏维埃政府财政税收和经济发展政策，并组织实施，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起着规划与引领作用。劳工部同样于1934年7月设立，由孙永臣任部长，它是集工会组织、劳工工资、劳工福利、社会保险等职能于一身的管理机关，致力于保障工农群众的劳动权益，但区、乡苏维埃政权内未设立该机构 。 二、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基本方针 （一）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伴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逐步开展并走上正轨。红三军进入黔东后，贺龙、夏曦、关向应等决策者，深刻认识到财政经济工作对于政权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基础性、前提性重要地位，迅速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这些法规主要体现在《苏维埃建设》《乡苏维埃》《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等重要文献之中。 根据地在制定财政经济政策、法规时，指导思想清晰明确，严格遵循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苏维埃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 。 根据这些原则，1934年6月13日，红三军政治部在枫香溪翻印的《苏维埃建设》指出：“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乡苏维埃》中提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规定经济政策，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以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统一中国为目的；以保障工农劳苦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苏维埃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 。 黔东革命根据地财经工作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具有三个显着特征。其一，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坚决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大力“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切实“保障工农利益，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其二，具有强烈的斗争性和明确的目标，以“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统一中国”为奋斗方向；其三，具有鲜明的利益观，始终把工农利益置于首位，通过发展经济，全力支持革命战争，保障战争胜利，让劳苦群众真正获得翻身解放 。 （二）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 1934年6月13日，红三军政治部翻印的《苏维埃建设》明确规定了黔东革命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 在工业方面，为保障中国完全独立，苏维埃政府将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如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实行国有，以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垄断；对于中国企业及手工业，在当时条件下仍保留于旧业主手中，不急于实行国有，而是通过工厂委员会及工会实行工会监督生产，确保企业生产符合工农利益；同时，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特别注重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包括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的企业等，为红军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 在商业方面，苏维埃政府保证商人自由经营，不干涉正常的商品和市场关系，但严禁商人投机倒把与抬高价格。一旦遇到商人怠工、经济封锁，或是影响基本民众主要生产品的供给，以及因红军需用等情况，政府将规定必须物品的最高限度价格，并对贸易进行监督，以保障苏维埃区域必需商品的稳定供给。此外，银币的输出必须得到该地苏维埃的允许，以此维护根据地的金融稳定。 在税收与经济建设方面，明确取消苛捐杂税，减轻民众负担。在土地税征收上，主要向富农征收，中农少收，贫农免收，对红军家属一律免除土地税和营业税，体现了对不同阶层的区别对待和对红军家属的关怀。同时，大力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经济建设，将提高生产力、普遍建立合作社、促进对外贸易流通，特别是做好粮食的调剂、储备与收集以及活跃金融，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 这些方针具有六大特点：一是突出了苏区财经工作在苏维埃运动中的“最重要”位置，将其视为政权稳固和战争胜利的关键；二是明确了财经工作目的，即“改善工农生活”，“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将群众利益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三是规定了基本任务，涵盖发展工农业生产、抓好贸易流通、储备粮物、活跃金融等多个方面，构建起全面的经济发展框架；四是确定了税收对象，实行“取消苛捐杂税”，“主要向富农征收（对地主实行没收其财产政策），中农少收，贫农免收”的差异化税收政策；五是指明开展财政经济建设的基本力量为广大群众，强调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六是规定了发展财政经济工作的根本措施，即调动全社会力量，“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 实践充分证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全面、正确且有效。在发展苏区经济方面，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在增强财政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税收和物资筹集，充实了财政收入；在稳定苏区秩序上，保障了物资供应和市场稳定；在保障战争供给方面，为红军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后盾；在支持苏维埃政权建设和改善劳苦大众生活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革命事业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 （一）战争缴获 战争缴获，既是当时红军装备的主要来源，也是财政的主要来源。红三军进入黔东后，国民党派遣4个师的兵力，对黔东革命根据地实施“围剿”。根据地军民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组织大、小战斗近百次，几乎百战百胜。每次胜利都使红军增加了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和财政收入。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攻克彭水县城，消灭川军鲜少华1个营，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子弹余发和大量物资。当时的《川报》载：彭城于庚午被陷，……鲜营长及连排士兵、队员、民丁，多数阵亡，并拉去副委员长宁相如及绅商数十人，公、私损失数十万元以上。116日，红军攻下青塘园大土豪杨和顺、杨和亭的庄园，缴获步枪、手枪30余支，军用骡马8匹，谷子1000余担，肥猪2头。之后，红三军又攻下黔江县城，毙敌50余人，俘敌14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5挺，迫击炮3门。同年8月，又攻取国民党松桃县永安区公所盘据的一个山洞，缴获3挑铜板，2挑大烟。数日后，红军又取得洪滩大捷，歼敌1个营，缴枪100余支，子弹6000余发。二战沿河，红军全歼杨畅时部，缴枪300余支，骡马6匹，夺回药材20余担，盐巴4000多斤，还缴获大批物资。8月14日，一战木黄，败黎刚团，缴枪150余支。8月30日，破杨卓之在倒马坎构筑的“40里防线”，俘敌70多人，缴枪30多支，获库粮多厅。每次缴获，除武器、粮食外，还有金银、元宝、鸦片、食盐和布匹。除武器、鸦片以外的其他物品，部分发给了当地百姓，部分留着军用。总之，红三军在黔东的战争缴获，累计折算成银元在百万以上，约占当时根据地财政收入的40%。 （二）没收 没收，既是黔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征收的特殊手段，同时又是财政的重要来源。20世纪30年代的黔东，落后、单一的农业经济决定财政来源的单一和困难。为了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在接受广大劳动人民和开明士绅捐助之外，临时使用“没收”这种特殊手段。 所谓没收，就是用强制手段将土豪劣绅多年来靠残酷剥削和巧取豪夺敛聚起来的财物收归苏维埃政权所有。没收的主要对象：国民党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包括粮食、食盐、布匹、金银珠宝、枪支弹药、土地等等。 没收成果显着，据调查统计：在酉阳县南腰界，没收团防头子冉瑞廷、区长张云梯、地主土豪杨少光等10余家谷子余担，其他财物堆几大屋子；在德江泉口司，没收联保主任田维贤步枪20余支，谷子100余担；黔东独立师攻打邑梅时，将土豪劣绅吴二毛盐号全部没收，仅食盐就有近万斤；在印江县，打土豪145户，没收粮食余斤，银元2000多块，土布100多匹；在松桃县，打土豪52户，没收地主土豪稻谷10万余斤，银元、铜板20余挑；在秀山县，打土豪57户，没收食盐近万斤，粮食5万多斤；在沿河县，打土豪171户，没收粮食10多万斤，银元、铜板近30挑；在德江县，打土豪59户，没收粮食8万余斤，银元1000多块；在石阡县，打土豪100余户，没收粮食20余万斤，银元多块；在江口县，打土豪76户，没收许多粮、油、盐、布。 没收的财物，当场拿出部分救济贫苦百姓，剩余部分，统一造册，上交财政。 （三）征发 征发，是财政征收的一种临时措施。征发的对象是根据区域内没有血债的富户。实行征发政策的目的，是为补充群众基本生活和革命战争需要，抑制富农发展。这项工作是从1934年夏开始的，但实行的时间不长。征发数额限制在征发户经济实力一定比例之内，总是留有余地。征发后还发给被征发证，不允许重复征发。征发工作由苏维埃政府组织进行，所得钱粮全部列入财政收入。征发对象印江县南克富户张华宣回忆：“苏维埃政府来通知，征发我家大洋30块，我们如数交纳后发给我‘征发证’，此后再没有被征发过。”苏维埃政府在酉阳县南腰界，一次征发几十家富户，获稻谷上千担，一下子缓解了红军粮食困难问题。 （四）打给养和捉“肥羊” 打给养，是苏维埃筹集财政的主要手段之一。打击的对象是苏区以外的土豪劣绅。一般步骤为：没收委员会派人到苏区以外百里之内的白区侦察，然后确定打击目标和时间，由地方苏维埃组织搬运队，部队派出小分队护送，由给养副官带队前往。在打给养中执行的纪律是“四不准”和“一必须”，即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不准私分或隐瞒，不准私自出卖打给养所得物资，不准牵耕牛；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集体行动。“四不准”和“一必须”是打给养中铁的纪律，违者军法从事。如在德江县毛岭的一次打给养中，一战士隐瞒床单一床，悄悄出售后被处以极刑。打给养所得财物全部造册登记，贵重物品上交军部，其余作收入账后分配给附近部队、苏维埃政府和穷苦百姓。当时打给养很普遍，从敌方资料也可看出，《沿河县志·前事·红三军》中记载：“红三军因神匪（神兵）之请求，乃移驻沿属之枫香溪及谯家铺一带，二十六日至沿三十里之淇滩及天宫井一带征收粮食。……自红军移驻谯家铺后，时派出游击队四出征收拉肥。”可见当时打给养影响之大。 捉“肥羊”，是根据地创建初期一种财政征收特殊手段。其作法是派遣小分队到苏区以外地区将土豪劣绅当家人或国民政府重要官员捉来，令其家人用钱来赎回。如在酉阳境内抓了一名叫莫二老爷的大土豪，带到沿河后，由他写信给家中，送来50支枪和5箱子弹赎回；在印江，抓来一名地主，他自己写信回家，送来300块光洋赎回；在石梁抓了一个前清秀才，家人送来200块光洋赎回。这种筹款方式，虽然不规范，不稳定，但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也的确行之有效，一定程度解决了财政上的一些困难。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这种手段即行终止。 （五）工业收入 工业收入，在黔东苏区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创建的根据地，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支援前方战事，必须积极发展工业。黔东苏区工业有三类：一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自己创办的工厂；二是扶持农民创办的工厂；三是地方原有的作坊。在这三类中，第一类产品未进入市场销售，不是直接创收，而是从节省开支上间接增收。红军在枫香溪、沙子坡、香树坪、南腰界、汤山镇等地先后建立了军械修理厂，制造马刀、梭镖、修理枪支、改装子弹、制造火药、炸药、手雷和缝制军服等等。红军在沙子坡大路曹建有一个较大的兵工厂，这一带的铁匠全部集中在这里，既炼铁、铸铁，又打造刀、戟。谈起这个厂的规模时，当地的老百姓说：“每到晚上，工厂的炉火映红了半边天。”第二类，主要是在苏维埃政府支持下开办的煤厂、水银厂、石灰厂、榨油厂，它直接为红军修械厂服务，为苏维埃政府提供储备品和供给品。1934年8月到10月间，红军在南腰界雇了近百人专门开采冶炼汞。产出水银全部交由监护队封存。第三类则是分散在民间的诸如造纸、纺织、染布等作坊。这第二、三类虽可直接提供税收，但为了鼓励和推动工业发展，苏维埃对这些工厂采取免税和少征的政策，所以实际财政收入甚微。 （六）农业收入 农业税是苏区当年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后，广大贫雇农都分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解放，促进了农业的较快发展。农村经济有了较稳固的基础，因而，苏维埃政府也就有了固定的农业税收入。农业税源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苏维埃公田收入；二是红军公田收入；三是土地税；四是统一的累进税。 苏维埃公田收入，指土地革命中，按《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乡苏维埃须酌留十挑谷的公田，以其收入为乡苏维埃办事之用。”土地革命中所留公田的政策得到了落实。在17个区和7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中，共留公田900余挑，按每挑收谷100斤计算，可收入稻谷近10万斤。这是根据地的一大财源，也是较稳定的收入。 红军公田收入，指按土地革命政策“每乡须酌留红军公田十挑至二十挑”给黔东以外地区的红军战士，“每乡分给十个人的土地。”这一政策，大多数区乡落到了实处。照此计算，根据地内留红军公田约有3500挑，可提供30来万斤稻谷的农业税，这也是根据地内的一大财源。 土地税，在当时虽然列为一个税目，但实际征收很少。苏维埃规定，土地税“主要向富农征收，中农少收，贫农免收，”“红军家属一律免除。”征收标准，每挑谷子征1 - 2碗谷税，据统计，根据地内土地税总额折谷约斤。 统一的累进税，是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实行的一种基本税收制度。它的内容是：把经营者的财产税、副业工商税和土地税合并在一起按一定比例交纳。其基本税则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以各阶层公平、合理负担为原则。农业收益与土地财产均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税本，凡拥有土地者，均须负担土地财产税，凡经营农业者，均须负担农业收益税，两种税本分计合征。自耕农的税本中应扣除生产耗费，佃农的税本中则扣除生产耗费和地租。红军和红属免征；二是税本以常年产量和收益计算；三是为减轻人多地少的农民负担，征税时以公斗为计税单位；四是一般副业按其收益作税本计征，苏维埃为鼓励副业发展，征税很少；五是累进税实施前做好土地丈量、产量评估、产权明确。统一的累进税只在土地革命运动进行最早且苏维埃政权稳固的区、乡开展，没有全面实施。但作为一种崭新的税制在黔东提出并初步实施，对调动根据地人民革命积极性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七）商业收入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封锁，苏维埃政府对商业贸易征税采取区别征缴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繁荣，活跃了根据地经济。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厉行保护贸易，对于奢侈品经营和消费，征税极重，以限制奢侈之风流行；对苏区内急需品，则免征进口税，对苏区的特产则免其出口税，以保证苏区经济发展为目的。具体政策：一是吸食鸦片收重税；二是屠宰税，按屠宰量征缴；三是营业税，凡进口食盐、布匹、棉花、粮食、中西药、耕牛、仔猪、煤油及军需品都免征税，小商小贩一律不纳税，固定商店按月包干缴税。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办起了自己的商店，把战争缴获和罚没中的部分民用物品放到商店直接出售。通过办商店，既促进了流通，方便了群众，还筹集了资金。沿河、印江、酉阳分别开设了苏维埃商店，秀山办了一个“川黔旅社”。这些商业收入全部上交财政。 苏维埃政府在商业界采取的这些优惠政策，虽然税收少了一些，但以少量的税收换取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培植了较大的潜在经济效益。就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与苏维埃政府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沿河县邮局向省局呈报中说：红军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备极笼络，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人心归附，如下倾。” （八）劳动组织收入 割谷队收入。割谷队的任务是保卫秋收，保证把粮食收回家，部分补充红军的粮食供应。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二号》指出：“我们要抢夺秋收，保卫秋收，将我们分得地主田地内的粮食，我们自己的田地的谷子都抢回来，我们把粮食运到山上岩洞子里收藏起来，不要让敌人割去。我们组织大批的割谷队，把自卫队、游击队来武装掩护。”按照这一通告，区、乡苏维埃迅速组织了割谷队，做到了庄稼成熟一块，抢收一块。苏区抢收任务完成后，还到敌占区收割土豪劣绅的谷子。割谷队既为老百姓抢收了粮食，也补充了红军的粮食供给，这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开荒队收入。为能多种多收粮食，一些有条件的乡苏维埃组织了开荒队，这些开荒队，砍出一片片荆棘丛生坡地，种上了荞麦、小米，使苏区增收了部分粮食。 （九）筹款 为着巩固、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战争的胜利，根据地内进行了统一的筹款。为使筹款能规范有序地进行，红三军印发了《筹款须知》。 《筹款须知》指出：“在未夺取政权以前，正当斗争过程中，红军无论哪项经费都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去筹集，而且我们的筹款绝不能离开阶级立场，增加劳苦群众或小资产阶级的负担以致脱离群众。恰恰相反，历来事实上也证明了我们的筹款阶级斗争工作都不单是解决了红军的本身的经济问题，更是摧毁了豪绅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发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指出，“现在斗争日益开展，红军日益扩大，经费也要同时增加，特别是我们要在此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实际地准备将来与敌人持久斗争的经费，因此，目前我们丝毫不能妈（马）糊（虎），而要用最大力量动员群众，充分利用过去的经验，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还指出：“中国现时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建筑在帝国主义支配和封建剥削穷人上面。故目前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铲除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主要任务。所以，共产国际在苏维埃的经济政策里，首先提醒我们在施行经济政策上一列（律）不要忘记这一项。” 《筹款须知》规定：“1.筹款的主要目标是地主与大商，其次是中商、富农。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以及我们筹款目的既均如上述，因此，我们筹款目标要确定在封建基础的地主身上。同时，因为大商人也是剥削阶级，且拥有极丰腴的经济基础，所以大商人也是我们的筹款目标，其次中商（三十元以上为中商）、富农也属筹款对象。不过，富农是封建阶级，捐款应比中商还要重。2.对地主叫罚，财产要没收，对商人、富农叫捐，财产不没收。” 依照这样的筹款原则，黔东革命根据地内筹款主要有三种途径：统战筹集、内部筹集和捐助。 1、统战筹集 统战筹集，是黔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一个特色。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地方上的开明绅士采取团结的政策，通过他们筹集钱、粮、物。红军在酉阳召开开明士绅和“伙老二”1人员会议，动员他们出钱出粮，支持红军和苏维埃，一次就筹集到银元上千块。秀山的开明绅士陈老广，先后向苏维埃提供粮食3万斤。二是贺龙利用旧时关系，在国统区和地方军阀间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些进步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例如：根据地缺盐，贺龙就请开明商人傅怀忠持自己的亲笔信去彭水找有名的“袍哥大爷”2龚渭清帮忙。龚渭清见信，二话不说，即出资买4000斤盐巴和一些药品交傅怀忠运到南腰界送给贺龙。不久，龚渭清得知贺龙的兵水土不服，腹泻、头昏，主动找社会好友帮忙，并典当了自己的家私，筹集800多块银元，买了28担药品和一些盐亲自送往黔东，不幸被敌人在半路拦截并杀害。贺龙得知后，派出精锐部队，为龚渭清报了仇，并收回这批货物。又如：川军师长杨其昌3，是贺龙北伐时的拜把兄弟，其时受派驻黔东“围剿”红军，贺龙派侦察员送去一封信，请他支持一点枪支弹药。不几天，红军一部即与杨其昌的一个团“接上了火”，冲杀声、枪声不断，说也怪，真刀真枪的，双方却没有伤亡。原来，双方枪都是朝天打，杨其昌部巧妙地为红军送来了一批武器弹药。 2、内部筹集 内部筹集，是苏维埃政府在苏区范围内组织的军用物资筹集活动，主要筹集钢铁、军鞋和药品。苏区军民积极响应苏维埃的号召，将自己家中废钢、废铁捐献出去，由军械所制造出一件件武器，铁匠高师张宗森在红三军军械所服务半年之久；许多百姓主动上山采药，无偿地送到红军驻地；裁缝师傅王永清专为红三军制作党旗、军旗，俞佐芳率许多妇女专为红军缝制、缝补衣服；许多村组织了妇女制鞋队，专为红军制做布鞋；红军内部，发动官兵自打草鞋，在迎接红六军团到来时，红三军各师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送给六军团战友作见面礼。红三军在黔东时期，自己所打的草鞋和群众捐献的草鞋，累计在10万双左右。以上各项若折算成币，也是一笔大数。 人力筹集也是内部筹集的一项内容。在战事频繁的时候，为了保证军粮供给，苏维埃组织了大批人力义务给红军加工军粮。例如1934年10月，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为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在松桃县石梁组织200多人的军粮加工队，每天加工大米多斤，连续加工5天，除供红二、六军团会师后8000多人食用外，还保证了两军团战士随身携带的10万多斤粮食。枫香溪苏维埃组织裁缝为红军加工军旗、军服；南腰界银匠刘兴阳用自己的银子加工300多只口哨送红军，许多百姓主动上前线救伤员……若付这些费用，其数目也不小，从财政的角度说，这也是一笔收入。 （十）增收节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红军和各级苏维埃都采取了增收节支、开源节流的措施，以保证将每个铜板用在最需要的事业上。苏维埃政府号召，为革命战争节约每一个铜板。苏维埃工作人员，一般不拿工资，不吃公饭。下班后，除了紧急情况和另有公事，都回家吃饭。区、乡苏维埃政府机关有1000多名干部，从财政的角度讲，这支队伍不领工资，不吃公饭，实质是保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也可列为收入计算。红军各部队和区、乡苏维埃自卫队所需钱粮，则实行定额配给制，不得超标，不准浪费。为了节约，记录本两面写，字迹密密麻麻的；召开会议，油灯只在记录员面前放一盏；红军医院，相当数量的药品都是组织人员从梵净山上采集制作的；轻伤员被当地土医师接走，既治伤、护理，还管饭。凡是不花钱，自己能办的事尽量自己办，例如：红三军在南腰界时，贺龙带头，建起了篮球场、单杠、双杠等体育设施。由于节支，黔东革命根据地省下大笔经费，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压力。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支出 （一）军费开支 购置武器装备支出。购置武器装备是红军的一项较大支出。红三军从洪湖苏区撤出以后，由于流动作战，兵员损失大，武器装备既落后又缺乏，特别是弹药紧缺。为了迅速扩大红军队伍，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就在大会上宣布：“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组织1万人的游击队和3万人的自卫队。”新扩充的红军和组建的自卫队都需要武器。这些武器来源，除战争缴获外，靠苏维埃政权筹集银元去敌占区购买。购销武器弹药具有高风险，军火商或军阀以谋利为目的，要价太高，而红军为得到武器装备只有不惜血本。红三军驻南腰界时，花了一大笔钱，通过关系从重庆购得一批武器弹药。 军队伙食支出。军队的伙食供给也是财政开支的一个较大项目。红三军开进黔东之初，实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哪个部队打给养收获多，这个部队的伙食支出就稍多一点。如红九师在攻打秀山民团胜利后，缴获了很多银元和大烟。经请示军部同意，参战官兵每人发了两块大洋作为津贴。当时在苏区流传一句顺口溜：“军住民房吃各家，生活排长统一开他。”从总体情况看，此时部队生活标准很低且不固定，军队伙食收支是否正常，取决于战争缴获和没收浮财的多少。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红军有了“家”，渐趋于稳定，实行了“统一财政，统筹统支”，主力红军以连为单位，地方武装以分队为单位，苏维埃工作人员以乡为单位开伙，每个伙食单位由生活排长按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造册到经理处领取菜金。伙食标准每人每天3钱盐，5分钱菜金，1斤2两粮。从这些数字中可见，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简朴，但从黔东革命根据地整体而言，红军、地方游击队、自卫队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累计1万余人，一天则需开支伙食费三四千块大洋，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红军公务支出。公务支出，即是办公开支，如干部培训、开会、制发文件以及一些日常的或者特殊的必须开支。红三军办的干部培训班，办了数十期，主要培训区、乡苏维埃领导者和土地革命的指导者，每期三五十人不等，所需培训费用全作军队公务支出。当时一切从节俭出发，开支控制很严。从战士到军长，凡需公务开支都要经过经理处批准，个人不能任意提高标准。如：打下沿河县城后，贺龙的警卫员为方便首长夜间行动，提出领两对电池，保管人员只认批条不认人，硬是等经理处批条到手后才发了货。当时，会议记录本、首长笔记本都是在街上买来纸自己装订的。损坏群众的东西，照价赔偿，赔偿款列入公务支出。其付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付款，如红军队伍在印江一农民家用了点菜和米，付给2块大洋；在塘坝元布坨用了一农户一缸酸菜，付给铜板10枚；用了另一家2桶包谷，付川板12块。二是以物易物，如红七师机炮连在秀山一农户家写下这样的留言条：“老板，我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大葱，烧了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又如红军留在木黄杨正明家的留言条上写：“杨老板，红三军在你家吃了九个鸡蛋，海椒七撮，油三两，盐四钱，共还你谷子一箩，在灶后边。”公务支出中还有一项较大的开支，那就是宣传费用。红军每到一地都注重宣传，其声势和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购买笔墨纸张和石灰等用品花了不少钱。以石梁乡张家祠堂墙上的“打倒国民党”标语为例，仅这条标语就用石灰数百斤，还磨了十多斤黄豆的豆浆掺和。 扩红支出。扩充红军队伍，无疑需要增加开支，因为，需要奖励参军者，同时要优抚红属，还要增加人头开支。奖励新兵是有明文规定的，视其家庭经济情况而定，一般奖励银元5至10块不等，家庭殷实的5块，贫困的或8块，或10块。地方苏维埃还给予红属免税和子女上学免费等优抚。沿河籍老红军冉洪章回忆：“我参加红军时，部队奖励我六块现大洋。”此外，红军队伍扩大后，吃的、穿的、配备武器等费用支出加大。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黔东4000多青年参加了红军，参加游击队和自卫队的人数近万人。由此可见，扩红支出数目不小。 俘虏遣返支出。俘虏遣返，要发一定数量的遣返费，这是当时红军的政策。而遣返费的数量则要视当时的财力而定。按红军的政策，被俘者愿跟红军的就吸收为红军，想回家的，一律发给路费。如倒马坎战斗，俘敌74人，全部遣返回家，每人发给3块银元作路费。遣返费也有以实物充抵的。如在南腰界遣返一名敌军副官，他不要大洋而要鸦片，于是发给他一点鸦片作遣返费。 红军津贴支出。红军津贴支出是军费支出中的一个比较小的项目，红军不分官兵，在经济待遇上一律平等。但是，由于财政收入不稳定，津贴也没有保证。红军坚定的革命意志，靠的不是津贴，而是对革命事业的信念。据当年在黔东革命根据地专管钱粮的老红军周胜才回忆，仅红三军4000多主力部队每月发放津贴3000块银元。照此计算，红三军在黔东战斗7个月，累计支出津贴多块银元。 军队所雇零散工工资支出。为了军事的需要，红军雇请了不少工人和零散工：修械所辖各兵工厂的手艺师（工），炊事员、担水工、船工、向导等等。其工资执行了1934年6月红三军在枫香溪翻印的《劳动法》和7月22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实施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规定：“所有工厂劳动者通常的工作时间，依照本条例规定，不得超过八小时，”“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不得用货物），每半月交付一次（不得超过半月并禁任何方式的积欠），直接交给工人本人。”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50文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兵工厂工人的工资标准，实行等级工资制，即按工种、技术、劳动强度、工作量，区别对待，标准各异。带有一定危险性又属技术工种的，如制造火药、炸弹等，工资就高一些，每月20至30块银元；枪械师、缝纫师，每月15至25块银元，其他工人3至10块不等。各工种加班，加发加班工资，还发劳保用品。兵工厂雇请的工人人数不少，仅印江大路曹兵工厂就有近百名。每月支付这些工人的工资、福利要超1万块银元。所雇船工，大多属临时的，1934年5月31日，红军强渡乌江，攻占沿河县城，雇请张献富等40名船工，渡红军过乌江，这些船工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乌江中，红三军占领县城后，给每个船工发5至10块银元作工钱，其中一名叫“牛塆木匠”的受了伤，红军另多付他20块银元治伤。 （二）苏维埃政府支出 政府工作人员工资支出。根据地内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具体到人数额不大，但累计起来则是一笔大数。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是这块根据地最高行政机关，有领导成员80人，常务委员32人，设有主席、副主席，下设两个委员会、四个部和一个局，建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70多个乡苏维埃，工作人员1000多人，苏维埃自卫队人数更多。特区革命委员会从支援革命战争，减轻财政压力出发，规定了工资标准：不论上级下级，不分官与兵，一律为每人每月1至2块银元。按照这一规定，每月应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2000多块，但实际支出要少得多，因为其中一些干部领取工资后即捐献给了政府，据南腰界苏维埃副主席陈元富回忆：“我区苏维埃干部仅7个人，脱产的只有3人，每人每月领‘袁大头’1块。” 政府公务支出。政府公务支出主要指办公费、会议费、培训费、宣传费和勤杂工工资。当时《乡苏维埃》中明文规定：“乡苏维埃只开支纸、笔、墨、茶等小的办公费，由区苏维埃发给。”除此之外，还要开支各种会议费，参会人员没有误工补贴，但参会人的生活、茶水费是苏维埃统一支付的。如秀山的巴盘乡农协会开了一次“农村盛会”，每户来一人，还邀请了外地的代表，摆席10多桌，开了两天两夜，接送客人还放铁炮。还有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开碰头会、积极分子联席会、各乡代表会、总结会等。每次开会，人数最少也有一桌，多的10多桌。还有红军领导人主持召开地方民主人士座谈会，如1934年农历重阳节，贺龙在枫香溪摆了八桌酒饭，请根据地内80岁以上的老人赴席，表示红军敬老尊贤。这给苏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区、乡苏维埃公务支出中还有干部培训费用，仅“土地革命骨干培训班”，各区、乡都先后办了几期。 （三）文化教育事业支出 发展教育支出。红三军进入黔东后印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中规定：“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贺龙下了一道命令：“学校不准驻军。”红军所到之处不扰民，不驻校，老百姓放心让孩子上学，根据地范围内的学校从未停过课，为了发展教育，苏维埃政府从财政中拨出专款维修学校，使原先破旧、漏雨的教室、露天无栏的厕所得到维修。据统计，当年苏维埃政府为学校拨款1200多块银元。沿河县一些乡苏维埃政府中还成立“义务教员委员会”，规定从“打给养”中提取10%作为办学专门经费，同时对红军的子女实行免费入学，对适龄儿童提倡义务教育。贺龙特别关心学校，驻南腰界时，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要求红军尽可能地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红军利用休息时间，为南腰界学校建起了篮球场、单杠、双杠和跳马等体育设施。红军撤离时，贺龙军长送一套油印设备给南腰界学校。 创办红军学校支出。为了巩固根据地，补充红军干部和发展革命事业，《乡苏维埃》指出：“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黔东革命根据地内建有一所红军学校，当时称“红军大学”。办学经费由经理处核拨。校址先后设在枫香溪和南腰界，专门培训红军干部和苏维埃地方积极分子。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政治系统在一次肃反中就被破坏了的，……在清党的过程当中，准备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可是在党的组织解散后，这个工作又停顿了，一直到现在才全部恢复了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工作，但还是不健全”。为了补充政治干部，建了随营学校，在学校受训的“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从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抽调100多人受训，队长刘开绪，指导员汤成功。红三军司令部迁到南腰界后，随营学校也迁至南腰界。因苏区发展的需要，学校不断扩大招生，关向应为校长，李佛如为副校长，贺龙、夏曦、关向应经常亲自登台讲课。红军学校共培训红军骨干和苏维埃积极分子400多人，财政拨款2000多块银元。 创办《红星报》和编印教材支出。《红星报》是红三军在黔东创办的唯一一张报纸，1934年6月在枫香溪创办。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报纸以前是‘战士的话’，出小册子，现在改为单张，名‘红星’。”钢板刻印，纸张用黔东名产“皮纸”，油墨自己调制，每期印数100至200份。《红星报》社经费由经理处统一开支。此外，还编印和翻印了许多教材，如《苏维埃小书》、《乡苏维埃》、《苏维埃建设》等等，累计支出近千块银元。 （四）医疗卫生事业支出 采购药品、医疗器械支出。由于是新开辟的苏区，黔东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白手起家，又由于敌人对苏区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实行“围剿”和封锁，缺医少药既是普遍现象，又特别严重。为了红军和老百姓的健康，特别是为使红军伤病员早日康复，首先在枫香溪建立了红军医院，这所红军医院，创办于1934年6月，是年8月迁至南腰界。为了解决医院缺医少药的问题，一方面在当地购买或接受当地百姓捐赠的中草药，另一方面派出“交通”到外地高价购进西药，贺龙还通过一个外国人从武汉购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财政支付了一笔为数不少的医疗卫生费用。 伤病员安置性医疗支出。红军医院建起后，重危病人得到相对较好的治疗。但是，由于医院规模小，医护人员少，无力收治轻伤病人，于是采取安置性治疗办法，即把较轻的伤病员分散寄托在老百姓家医治，视其伤病情况实行经费包干制，包治疗，包护理，包吃饭，还管营养。有30块银元一个的，也有50块、100块银元一个的，但也有老百姓不收钱，义务医治、护理的。据时任红九师供给部部长兼红军医院院长的董家龙回忆：“1934年8月，南腰界红军医院共收治伤病员1000多人。其中近半数是寄托在老百姓家治愈的。在红军医院附近百姓家治疗的，老乡护理，我们派医生巡回诊治。离医院远的，主要寄托在懂点医疗人家，我们根据百姓家庭经济状况付给治疗费，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多付点，百块大洋一个，经济状况好的，少付点，30块、50块大洋不等。”由此可见，根据地内伤病员医疗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民间医疗支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十分注重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对老百姓的防病治病问题，财政拨出专款为老百姓防病治病，穷苦老百姓到红军医院看病一律不收钱。在南腰界，一个姓冉的农民长了疮，本地医生久治不愈，红军医生为他开了刀，病很快治好了，并未收取任何费用。印江凉水井一农民的独生子发高烧，眼看就要不行了，背着小孩跑了10多里请红军医生诊治，董家龙亲自诊治，用上进口针药，五天痊愈，一分钱不收，这位农民硬要叫小孩拜董家龙为干爹。如此事例，举不胜举，红军为老百姓治病，面广人多，其开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五）赈灾、优抚、赠送和其他支出 赈灾、优抚支出。红军到来之前，兵祸和天灾给黔东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从财政中专门列出赈灾款项，使根据地范围内的灾民都能顺利度过难关。1934年5月，红军攻下青塘园大土豪的庄园后，得知这一带因上年天旱，秋粮收成不足五成，农民生活困难，特别是麻青、里基坪犹甚。红军用70多匹骡马运去140多袋粮食分给农民。6月，贺龙率部途经印江沙子坡一小山寨，得知几户百姓的房子被土匪烧掉，无栖身之处，贺龙亲率红军帮助搭茅草棚，每户还发救济款20多块银元。7月，南腰界大地主兼团防头子冉瑞廷趁红军撤离之机，窜回老家，杀害了几十个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劫掠砸毁了财物，使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生活十分困难。红军返回后，贺龙立即叫经理处政府拨款对这些家属进行优抚。8月，贺龙行军途中看到当地一农民患病而死，留下孤儿寡母四人，因无钱安葬死者哭成一团，马上带人前去慰问，临行时，送给这家人银元10块，大米80斤。红军在黔东期间，赈灾范围广，救济面大，虽然具体到每户每人不算很多，但累计起来则是一笔大数，这是根据地用财政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的典型事例。 奖励和赠送支出。奖励，是弘扬正气、激励先进的一种手段，它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而物质的就需要开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工作之外，还辅以物质奖励来激励苏区军民同仇敌忾，共击敌人，同建苏区，这些奖励有战功奖、先进奖、劳模奖等。战功奖，是将物资和现金直接奖给立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战事频繁，战果累累，立功受奖的人很多。1934年9月，红军二战木黄，国民党军副师长黎刚差点被活捉，红三军在南腰界总结大会上，参战部队每连奖二人，奖品是大号牌香烟1包，银元2块。同年8月，黔东纵队副司令张金殿在配合红军主力攻打麻阳玛瑙洞的战斗中立了功，受到红三军军部嘉奖，贺龙亲自授给张金殿骡马1匹，所部步枪12支。 赠送支出。赠送，主要是指对统战对象和帮助过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老百姓的赠送。1934年5月底，沿河县商会和一些开明绅士抬着礼物到红军驻地慰问红军，贺龙当即拿出一些红军物品回赠他们，既表达红军和百姓一家亲，同时表现红军严格执行“不拿群众东西”的纪律，还树立了红军文明之师的形象。在根据地内，对于穷人的赠送特别普遍，几乎村村寨寨都有。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每见家境穷困的人，都给予大力帮助，或送米，或送钱，或送衣物。这类赠送，对于获赠者个人而言数目不大，但获赠人员太普遍，累计起来就是一笔大数。当人们感受到红军是人民子弟兵后，总是以各种不同形式支持、帮助红军及苏维埃政府，为了表达对这些老百姓的谢意，同时增进红军和百姓的鱼水之情，红军获得帮助时又以礼物相送。石阡县汤山镇铁匠杨通明，用娴熟的打铁技术帮助红军修枪，红军送给他大米3挑，食油2桶，国华绨布1匹。江口县双江镇吴满妹、蒋灵英、陈宏志等数十人，为红军煮饭、补衣、带路，都分别得到红军赠送的诸如银质针筒、毛毯、布匹和铜茶壶等赠物。总之，赠送支出累计数量很大，从财政角度看，它是一笔支出，对于自身供给都十分困难的红军及苏维埃政府来说，无疑是加大了困难，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却十分重大，它向世人昭示：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红军是文明之师，红军有铁的纪律，红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红军和老百姓永远心连心，鱼水情。 其他支出。其他支出，主要指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和补助农村各种协会组织的支出。在沿河铅厂坝，红军拨款为10几户农民积极分子修水车和修水渠，这些积极分子全身心投入苏维埃建设。此外，根据地内先后成立了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等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拨出专款支持他们开展工作。这笔开支虽然不多，但这些组织受到鼓舞，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工作，对推进苏维埃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制度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确定了“统一的累进税，废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一切田赋、丁粮、厘金、苛捐杂税等。”苏区的一切经费负担原则上都加在剥削阶级身上。由于认真贯彻了上述的财税政策，加强了财税管理，严肃了财税纪律，有力地防止了营私舞弊现象。发展了苏区经济，保障了财政供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达到了休养民力的目的。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和财务管理水平，努力节约经费开支，加强财税制度的管理，达到货尽其流，物尽其用，人尽其力，更好地为根据地建设服务，黔东苏区的各级财务机关实施了预算、决算、贮藏和审计等制度。 （一）预、决算制度 在当时物资非常缺乏、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和苏维埃干部都很重视管家理财的工作，把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作为己任。根据财务往来情况，制订了结算制度。据当年曾任红三军经理处粮秣科科长兼红三军司令部机关司务长的陈恒久回忆：“从机关到连队都经常对一切经济往来，财产物资等进行全面的结算和清理，坚持一旬一报，同时制发了《月份支出预算书》和《分科目收支对照表》以及《总计账科目表》。在决算中，多余的部分逐级上交，凡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以及战争缴获的财物，是哪一家的，哪个单位交来的都要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记账，一个月满了，收支多少要有决算，逐级上报，同时编制下月预算，没有预算就不给拨款。为了便于计算收支和记账，在内部，对那些没收、征发的物品，除粮食不作价外，其它如盐、油、煤油、布匹规定了作价办法，即盐、油在五斤以上，煤油整缸的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减价三分之一，不足五斤的油、盐和整缸煤油、整匹的布均不作价，由经理处分配。”又据老红军贺文玳说：“部队和游击队把打土豪和战争缴获来的东西，都交经理处或没收委员会统一保管，记账。管钱、管物各是一班人。动用司部首长批条到经理处领取钱物。经理处只起个保管的作用。各级财经机关都有结算账簿和收支账，记账是用毛笔。如果账、物不符，就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由于建立了预、决算和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有力地加强了现金、实物的管理，1934年7月后，苏区的财经工作，基本上克服了混乱现象，较好地实现了财经的统一。但是，因战事频繁，人员增减无定，财源难测，预算往往不能实现，计划与实际总是有差别，这是客观情况的必然，因而更增加了苏区财经机关和财税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二）贮藏制度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使新创建起来的根据地得到巩固与发展，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贮藏工作，正是为了解决粮草先行和吃饭的问题 根据地的贮藏工作，分为粮食物品贮藏和金银钱币的贮藏两大类。 粮食贮藏。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0日在《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指出：“粮食的收集储藏，是争取革命战争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在现实情形之下，必须收集和储藏一定数额的粮食，来保证红军战时的给养，才能使红军主力在战略上不受粮食的牵制。如果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扩大苏区这个任务可以达到的。党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为了发展收集粮食的群众运动而斗争。”这个指示充分说明了贮藏粮食的重要性。当年曾任红三军经理处分粮秣员的陈芳烈回忆说：“红三军在黔东的时候，红三军经理处的粮秣科长是王玉林，运输队长是周胜才，职能是专管部队的粮食供给，大概是一匹骡子要负责一个连队。地方苏维埃政府设有粮食委员会，辖粮食储藏所、粮食调查统计处、粮食运输队和种子储藏所。其职能分别为：集中粮食，在适当的地方储藏粮食，注意粮食的节约；调查统计苏区生产粮食的多少及所需的粮食量，规定禁止粮食出口的办法；集中组织人员骡马布袋及运输工具，搞好运输工作，按季节收藏各种粮食种子，发展再生产。贮藏粮食的政策是：尽可能地把没收、征发、捐献、购买的粮食集中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坚决反对瞒藏粮食的行为，禁止粮食出口，在动员广大群众自动捐粮的同时坚决反对用命令式要群众捐献。其目的是保证农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民生活有所提高，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没收地主的粮食。”据老红军肖庆云1说：“在黔东，储粮的方法，除了每个战士有二个米袋之外，还设有军用粮库、地方粮库和临时粮库。”又据老游击队员冉隆昌说：“红三军在枫香溪、沙子坡、火烧桥、南腰界等地都设有军用粮库。南腰界军用粮库设于地主罗秀书家，开始规模不大。随着党、政、军机关及军械所、医院等单位迁驻南腰界，粮库逐渐扩大，木仓装满以后又用围席囤粮。每天100多匹骡马的运输队源源不断的把临时粮库的粮食运往南腰界。到1934年10月底，凡区革命委员会驻地都设有储藏所，大约计储粮10万斤。苏维埃地方政府也都根据储粮数目多少各自设立粮食仓库。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有白石溪、土地湾、沙子坡、枫香溪、唐家溪等地的粮库，唐家溪粮库由挽杆堡祠堂改建而成，共3间，储粮约3万来斤，由苏维埃粮食委员会吴永启负责管理，任务是保证路过的红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苏维埃用粮的供给，多余的部分运往南腰界军用粮库储藏。为了运输和供给的方便，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在一些交通要道设立了临时仓库，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有木黄、石梁、龙池等十来处。石梁临时仓库是为接待六军团而专门设立的，先后从木黄等地运来200来担稻谷和大米存入临时仓库中，为了保证六军团到来后有足够的粮食供给，石梁人民全体动员，在一周之内，将全部稻谷加工成大米。这个临时仓库保证了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食用和随身携 带的粮食供给。龙池临时粮库，设于龙池长丹土，仓库一共储藏二万来斤，是红军干部临时建立起来的。筹集起来的粮食陆续由运输队运往南腰界军用粮库储藏。这样解决了当时苏区的粮食困难，为六军团的到来提供了粮食保证。” 物品贮藏。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红军在黔东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人民生活物品十分奇缺，特别是文化用品、电池、西药等更为困难。根据这种情况，苏维埃政府制定了统一的贮藏制度，凡属军用品，以及生活必需品，都统一购买，集中在经理处保管，根据需要进行分配供给，但重点是保证战争的胜利和促进生产的发展以及首长工作的需要。 金银钱币的贮藏。这项工作是由经理处负责，由经理处成员兼会计科科长陈希云和经理处成员兼监员兼监护大队队长周胜才（后杜世兴）具体管理。仅监护大队，就有1个营的兵力，数十匹骡马，监护大队的人都配有长枪、手枪和匕首。从湘鄂西没收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开办的洋行和反动传教士的财产以及攻打黔江、彭水、沿河等地没收军阀地主的贵重物资都归监护大队管理，它 当于全军的金库，随时跟军部行动。监护大队的指战员枪不离身，人不离货。当年曾任监护大队队长的杜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维老红军说：“我领导的监护大队，是一个营的编制，这些兵个个身强力壮，军事技术过硬，且人人有一绝活，他们擒拿武功高强。是贺老总亲自挑选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管全军的贵重物资，其中有黄金、白银、银元、铜板、布匹、纸币、贵重药材、金银首饰、玉器珠宝等。由我经手保管的金银中，就有大致40来公分长，30来公分宽，10来公分高的6个铁皮小箱，有四个装的是黄金、二个装的是珠宝。”其他贵重物资如银元、白银等都是分类装袋，专人看管，平时建有严格的账目、清单。行军前由陈希云清点数目，固定骡马，一路同行。监护大队所管理的物资，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如要动用，需经军部首长批准，同时有经理处经理签字，由负责人、经办人同时到场才能支付。 （三）审计制度 红三军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了加强对财税的管理，经理处、经济部及没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受首长的委托，对有关单位的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对搞得好的进行表扬，做错的及时指出纠正，对那些贪污浪费，以权谋私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老红军李文清少将回忆说：“红军在黔东时期，缺少搞经济工作的人员。有个姓谭的俘虏，他是常德人，会打算盘，会做生意，就叫分在经理处当会计。在一次审计工作中，发现他用公款吃喝，受到了撤职查办处理。”通过审计工作，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杜绝了侵吞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公款的违法行为，提高了业务人员的素质。同时克服那种只注重收入不重视支出的错误思想和那种只重视发展生产不重视经营管理的错误作法，以及只重视战争轻视战士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 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经纪律 “红军不拿农民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公”，“损失（群众的财物）要赔偿”，“买卖按照时价”，1是红三军在黔东时期铁的纪律。1934年5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第三条明确规定：“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粮食财产给群众和供军用外，红军不拿农民一针一线，坚决反对白军和土匪领袖焚烧房屋抢劫民众财物的办法。”同年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的《乡苏维埃》第七章规定：对“贪污腐化，侵吞和滥用公款的”人员要进行纪律和法律的制裁。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上述精神，制定了一系列财经纪律和惩办违反财经纪律的措施。 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1934年6月23日在《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的“纪律”中规定：“不准抢掠工人农民的财产，犯者处死刑；……不准侵吞公款，犯者重罪……；不准派工人农民的款，不准征收粮食油盐。经费从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中开支一部分，每月要有决算公布。”尔后，为了严肃纪律，杜绝财经收支中的不良现象发生，根据地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多次强调：统一财政，反对贪污浪费是筹集革命战争经费不可分离的工作；各级党部要重视财政工作，加强对财政机关的领导，以保证财政的统一与环绕党的政治任务适合革命战争的需要；建立财政的预、决算制度，则是加强财政的计划管理，实现财政统一的前提与保证。明确规定：实行预、决算制度，各级机关的用费和地方武装（独立团、营、游击队），也必须有预、决算。在财政机关整个计划和规定之下，实行审查批准开支。以后一切没有预、决算的用费，财政机关都不能负责认账和拨款。乡、区筹得员会的现金不应保留，应集中到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经理处统一管理。若要开支，须经经理处批准，方能发给。一切自由动用公共款子和各自保留公共的款子，都是破坏财政的统一，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这些财税政策和纪律的制定和实施，为顺利开展统一财政的斗争，推进财政工作的开展，加强财税管理提供了纪律保障。 在执行财经纪律的政策方面，红三军领导人以身作则，为全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老红军孟子厚在回忆他担任红三军经理处监察委员会委员工作时说：“在黔东，有一次贺龙对我说：‘他们下边那么多钱，都是经理发的吗？我就不信，你去给我查去。’我拿着上方宝剑到各师去查，发觉各师除了经理处发给的钱外，还把接受各商会的捐款，打土豪没收的款都作为小金库没有上交。当查到黔东独立师贺炳炎师部时，发现搞了两本账。我就向贺老总作了汇报。贺老总亲自找贺炳炎师长谈话 说：‘你要把钱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贺炳炎师长笑着说：‘贺总指挥，你们经理处发的钱又少，我在路上准备一点钱，你让我带着，困难的时候，我就少找上级的麻烦，为何不可呢？我绝不会把它占为己有的。’贺龙用命令的口气说：‘不管怎样，一定要交。’贺炳炎师长只好老老实实全部上交了。其他师、团见到贺龙同志这样认真，就把所存小金库全部交了出来。”红军领导人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有力地推动了财经纪律的贯彻执行。 财经纪律的实施 为了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解决穷苦百姓的生活困难等事业上，红三军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财经纪律的实施过程中采取了惩治贪污、惩治逃税豪绅、惩罚土豪、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奖励先进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一）惩治贪污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加以发扬光大。同时，对贪污浪费的行为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深恶痛绝，一再明令重申：“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1 为了严肃财经纪律，红三军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翻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罪恶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作为教育党员、红军官兵和苏维埃干部遵守革命纪律，规范革命行为的重要内容之一。《办法》规定： “（1）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2）凡犯第一条各项之一者，除第一条各项规定的处罚外，将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3）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照第一、二条处治之。（4）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之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1934年4月19日，又翻印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在节省运动的指示》，其中指出：“从节省运动中去反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斗争中，来肃清混入苏维埃及军事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为改善苏维埃及军事机关的组织与工作而斗争。”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上述精神，把惩治贪污浪费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在具体要求和作法上指出：“我们除了统一财政，在根本上杜绝贪污浪费的源泉外，还应当消灭已经产生出来的贪污浪费现象及破获隐藏着贪污的事件。首先要开展反贪污浪费的群众斗争，把中央政府关于反贪污浪费的命令，在群众中广泛的宣传和解释。抓住一个贪污浪费分子及其具体事实，以严厉打击来教育群众，把混进我们队伍中的贪污分子洗刷出去。同时各级财政机关，应立即组织经济审查委员会，审查过去各机关及地方武装中的一切账目，在群众中公布。审查的对象是：地主豪绅的罚款，富农、商会的捐款，没收祠堂、庙宇的款子和各种开支。并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破获的一切贪污案件。坚决不让一个钱落到贪污分子的肮脏手里，使我们筹集的一切经费都能集中用到革命战争上，争取战争的胜利。”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又根据这些法规制定了一些补充规定，提出“打土豪要归公。惩办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及反革命”，“各级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所需要的物资，必须用钱或物资进行购换；对一切隐藏豪绅地主反革命财产的人一律交保卫局公审；个人一概不得擅自征发，违者以革命纪律惩办。”1 这些法规性的文件颁发到红三军各级军事单位及各级苏维埃政府，广为宣讲，并派人督促实施。据当年唐家溪苏维埃干部刘应学回忆：“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地内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运动。如我们唐家溪苏维埃文书李金忠，作风恶劣，品质败坏，生活腐化，他利用职权记假账，从中贪污光洋7块，经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撤职后交保卫局判处死刑。还有南腰界游击队员秦登仲，在打土豪时匿藏财产，进行贪污，也被保卫局处以极刑。”在枫香溪革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打给养”中，一位战士私自出卖旧棉被一床，隐藏大洋1块，经理处查出后送保卫局处以极刑。又如黔东纵队特务连在一次“打给养”中得鸦片八钱。因数量太少，经连长同意平分给了八个人，规定不得吸食，只准拿回司令部兑换成钱。其中一个战士将分得的一钱拿去经理处兑换现金，经理处发觉不足一钱，马上派人追查。该连长申辩：因数太少，又没有戥子称，仅凭估计分的。结果经理处的人马上把八人的鸦片收回一称，分毫不差，该连长并作了深刻的检讨，方才作罢。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还发动群众揭发清洗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不纯分子。对那些犯盗窃错误的个别人，也进行了批评教育，关禁闭和撤职处理。经过一系列的惩治贪污浪费的斗争，严肃了财经纪律，打击了犯罪分子，纯洁了队伍，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一大批廉洁奉公，克勤克俭的模范干部涌现出来，他们为贯彻落实苏区的各项政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惩办逃税豪绅 苏区内尚未肃清的豪绅地主与反革命分子，有意识地采取非法手段，不按《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纳税，利用伪造或涂改凭证、账册、报表以及转移资产或收入等手段，隐匿应纳税项目、数量、金额，故意违反财经纪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了打击反革命的违法行为，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对那些采用各种非法手段，进行“逃税”或“避税”的豪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一举攻克了彭水县城，各商会都按政策纳了税，唯独国民党的县长何本根和征收局长蒲良成、副局长王春如、财政局长王泽互相勾结，利用手中权力进行非法活动，把财政的钱作为私用，甚至违反税收法规，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偷税、逃税、避税和抗税。根据他们的罪行，红三军抄了何本根的家，没收了一批财产，逮捕了蒲良成、王春如和王泽。追回了部分公款和税款，并把他们押到贵州省沿河县的塘坝财神庙公审后执行枪决。据当年曾任南腰界苏维埃文书的刘应儒说：“南腰界街上的豪绅顾廷献开药号，经常做桐油生意和米生意，但从不纳税，还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说甲年连年大旱是‘洪羊浩劫’，经保卫局批准，谷志标参谋长亲自逮捕他，同时抄了他的家，追回了税款。”8月31日，在酉阳腴地处决了抗税的国民党酉阳县政府总务科长李简清、庶务马达之，抄了偷税的豪绅姚绍孝、王辉白的家。另外，黔东特区和各级苏维埃还经常派人到各地市场巡视、检查，外查偷税、漏税，内查税收人员有无贪污受贿行为。一旦发现，严厉惩处。据印江游击队员冉崇修回忆：“有一个乡苏维埃税务员在晓景收税，因他不识字，一次在收一所住宿旅馆的税，找别人帮忙填了税票，税票上填的是一吊，而实收是二吊，被巡视员发觉了，经反复说明和核实，方才了事。”同时，苏区政府还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税务宣传，教育商人不要瞒关漏税。凡苏区内需要的商品就不能出关，苏区用不着的商品可以出关，但一定要到经济部领取税票登记。根据苏区的需要来定税率。反复强调宣传，有偷税、漏税者一经查出，除追缴应纳税款外，另加纳一倍税金，二次查出，纳三倍税金，三次查出，没收全部商品。经过税法宣传和惩办逃税豪绅，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纳税意识，基本保证了苏区财税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惩罚土豪 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第二条指出：“这一战争，更因为秋收而紧迫。地主豪绅无论如何是不愿土地归农民，秋收归农民的。反革命军队更要掠夺秋收，解决他们的粮食。因此地主豪绅勾结反革命军队进到苏区，来夺取农民的秋收，企图把农民饿死。因此，这一战争是农民的生死的斗争，是为着粮食土地归农民的战争，是保卫秋收的战争。”同时在第七条指出：“坚决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将敌军的手足斩断，坚决的严肃的开展肃反斗争，要将豪绅地主反动领袖完全消灭，彻底消灭这一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消灭敌军的耳目，并且要坚决同他们的走狗奸细作斗争。”苏维埃政府根据黔东苏区复杂斗争实际，毫不手软地对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地主豪绅给予了坚决的惩罚。据老游击队员冉崇富回忆说：“仅在南腰界一地，就惩罚了冉瑞廷、张步青、杨澄清、邹学良、罗金仁、罗汝祥、罗秀书等30多家土豪，没收的稻谷装满了红三军的军用仓库。还有大量的桐油、鸦片烟、银元和布匹。”经过惩罚土豪的斗争，有力地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社会基础，为缓解黔东苏区的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当年流传在黔东的“云开太阳照，富豪无处逃，官绅财佬嗷嗷叫，贺龙的红军专门打富豪”的歌谣，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记载。 （四）反对浪费，厉行节约 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之一。红三军的领导干部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总是坚持节衣缩食并用模范行为给广大干部、战士作表率，他们为革命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吃苦在前，不搞特殊，在生活待遇上和战士一样，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衣，有福同享，有祸共当。贺龙军长经常是穿一身青土布对襟衣，一双草鞋，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关向应穿着也一样朴素，他几乎没有被子，临睡时就铺些稻草，一条破军毯既作披衣又是被子。在群众中，难以分清他们谁是领导，谁是战士和农民。 据老红军向轩回忆：“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是红军的阶级本色，视一切浪费行为为可耻。曾记得，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时我才七八岁，经常跟随在大舅贺龙军长的身边。有一次，我吃红苕饭吐红苕皮，并悄悄地把我进的洋芋挑出来扔了，恰巧被关向应政委发觉，他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还耐心地教我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还经常见到贺军长、关政委和夏主席把掉在饭桌上的饭捡起来吃，甚至连他们的工作本，正面用了又用背面，一个信封要用四次。”老红军董家龙少将也回忆说：“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开办的医院，平均每天都要开出中药百多付，为了减少财政的负担，我们医务人员和南腰界的草药医生采取了自采、自种、自制的办法解决了药物的供求矛盾，为苏区财政节约了大笔经费。”当年任红三军经理处粮秣科长兼司令部司务长的陈恒久说：“1934年9月，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全开了土豪兼反动民团头子冉瑞廷，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我为贺军长等几个领导加了几个菜。开餐时，贺军长一看，脸色一沉，很严肃地问我：‘谁要你办这么多菜？’我说，几个月来，你东征西战，与战士们同吃同战斗，人都拖瘦了，如今打了胜仗，我为军长改善一下生活，因此，我没有向您请示。谁知军长一听，更火了，‘你还记得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纪律吗？才打一个小胜仗，就给我加菜，合符红军纪律的哪一条，战士吃什么。我命令你，把菜端出去，让战士们吃，以后再不许给我搞特殊’。”细微之处见精神，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使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干部及广大苏区群众中得到发扬光大。 （五）奖励先进 在整个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中，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红军克服经济困难，倾囊相助，涌现出许多捐钱捐粮捐物的先进人物。 南腰界有一个叫罗碧秀的新媳妇，红三军临时医院设在她家。她亲眼看见红军伤病员受伤病折磨的痛苦，深表同情，卖掉了结婚时仅有的手饰给红军战士筹集药费治病，还用自家制做的酸米酒治愈了一班战士的痢疾。为了感谢罗碧秀对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贺龙亲自登门拜访，并拿了两块大洋奖励她。据南腰界街上的老人傅命愚回忆：“红军来后，取消了名目繁多的捐税，实行了‘统一累进税’，给商户吃了‘定心丸’，保护了商业者的利益。我们街上的傅命安、李元清、罗秀岱等绕过敌人的关卡，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把苏区的桐油等土特产运往常德、龚滩等地，换回药品、食盐、煤油、纸烟、食糖等日用物资，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利润，同时依法交纳了税款，也为苏区解决了物资困难，受到了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奖励和表扬。红三军在全军上下开展了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的活动。总之，在红三军最困难的时候，苏区人民把自己本就不多的粮食捐献给红军，把省吃俭用的鸡蛋、辣椒、油盐捐献给红军伤病员，反映出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深厚的阶级感情。 五、严肃财经制度和纪律的意义 黔东革命根据地财经制度及纪律的实施有其重大的意义。 首先，统一了财经工作，形成了从发展生产，计划供给到财税征收与财政支出政策的一致性和严肃性，克服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最初财经混乱的现象，维护了黔东苏区的财经的完整，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第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广大劳苦群众得到了实惠，劳动积极性得到很大的调动，从而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第三，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限制了富农的发展。 第四，在根据地内根除了乱摊费用的行为，保护了穷苦百姓的利益，使根据地人民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穷人，跟着红军走才能得解放”的道理，有力地推动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苏区的各项建设。 第五，纠正了少数干部存在的特殊化思想，挽救了一批干部，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另外，依法惩处了贪污盗窃的犯罪分子，严肃了革命纪律，纯洁了队伍。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是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进行的，取得了很大成就，保证了支援革命战争和红军的供给，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使来之不易的有限钱财，保证用于革命战争的急需，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使黔东革命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 第34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民族政策 一、根据地及其周边的民族结构 黔东革命根据地，地处黔、川（渝）、鄂交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2 居住着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等2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大，且各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化习俗。这些少数民族中，苗族还有自己的语言。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特别深重，苗族同胞饱受反动政府和军阀推行的“赶苗夺业”暴政的压榨，他们是黔东各民族中受苦最深，遭遇最惨的民族。在苦难的日子里，为了民族的生第七章 统战、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他事业的发展生存，他们铸就了顽强的反抗精神。早在清朝咸丰年间，松桃猫山苗民举起义旗，聚众数千，反抗清王朝的暴政。他们攻营汛，杀官兵，打得清军顾此失彼，狼狈不堪。这次苗民暴动，虽然被清军镇压下去，但是反抗精神则根深蒂固地留在广大苗族人民的脑海里，直到1934年，这里一直没有“净化”过。北伐时期，贺龙部队曾驻防黔东，与松桃苗族同胞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为以后贺龙所率工农红军在苗族地区开展苏维埃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颁布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族解放工作。早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的主张；192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又提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1931年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第七号电——关于宪法原则要点》中又强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这些方针政策在黔东苏区得到大力贯彻和实施。 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在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时，结合黔东实际，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把民族工作问题特别对苗族工作问题摆在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同等重要位置。1934年7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把苗族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交大会研究，大会作出了六项决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议，其中一项就是《关于苗族问题决议》。 《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指出：“黔东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完全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关于少数民族的态度，特别反对国民党军阀白崇禧、王家烈、陈渠珍等对于苗族的屠杀。因此对居住在贵州、湖南、四川境内之苗族，决定以全力帮助他们得到解放与自由。”代表会议宣布执行以下的政治纲领：“联合苗族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之土司等的压迫；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国家的土地（如屯田）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文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住居在苏区的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 从《决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受苦受难的苗族群众，是红军联合的对象，是革命的同盟军。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解放与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期民族政策的核心和目的，也是红军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一项任务和目标。要使苗族同胞获得彻底的解放和自由，“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文化”既是苏维埃政府的任务，也是苗族同胞自己的任务。千百年来，黔东苗族在长期劳动和人际交往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但由于他们处在原始的生活状态下，没有能力去创造自己的文字。“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成了黔东苗族同胞的千古憾事。《决议》把使用苗族文字、发展苗族文化作为红军和苏维埃的一项任务提出，表明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尊重少数民族，并真心实意地帮助，使之真正成为一个独立于各民族之林的民族，无疑深得苗族同胞之心，深得黔东各族人民之心。因此，这一任务的提出，对于实现黔东“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民族的界限和嫌隙”，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正是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体现。 三、《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实施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颁布后，在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首先，红军宣传队在根据地范围内书写和张贴了大量的标语。“实行民族平等”、“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和屠杀”、“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等标语到处可见。松桃苗族自治县永安乡一农户的墙上至今还完整地保留了“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等标语。红军践行了“全力帮助苗族得到解放与自由”的诺言。其次，红军所到之处，尊重苗族风俗习惯。参与对歌时，遵循苗家“同姓不对歌”习俗，“恭喜嫁娶，多送粮食、祝贺添丁，多带鸡酒”的习俗，红军驻地及其附近适逢举行“农涅”、“颇果”、“然绒”等苗家特有的祭祀活动，苏维埃都要派代表前往恭贺。红军行军过寨，始终遵照贺龙军长发布的“途经苗寨不准开枪，不准随意进门”命令，成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表率，苗汉人民实现了“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的局面。第三，帮助苗族同胞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自卫组织。红军派出姜昌芝、李庚开、黄家文等干部到苗族聚居地，经过短暂时间的发动，成立了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和猫山、寨地、大土坪、麻阳、天堂、坝木、钟鼓坡、黄泥堡、浑泉、五官坝等10个乡苏维埃，并在这些地方成立了游击队和自卫队，实现了“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和“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的目标。 第四，组织苗家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在土地革命运动的旗帜下，苗家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土地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严格执行了苏维埃颁布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在苗族聚居地打土豪52户，没收土地挑，每人平均分得土地5至7挑不等，苗家贫苦农民从地主土豪那里收回了自己开垦的土地，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的目标。第五，选拔培养苗族领导干部。“政治路线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各级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之际，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非常明确地指示，在苗族聚居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要从当地苗族同胞中推举担任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特区革命委员会任命苗族农民郎永章担任主席，苗族农民胡兴奎担任副主席，所辖10个乡苏维埃政权中，苗家工农优秀分子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就有34人，占这里干部总数的50%以上。另外，所成立的猫山、浑泉等游击队，多数队员是苗族青年，而田坝、岩柯两支游击队，队长、副队长是优秀苗族青年，且全部队员都是苗族青壮年，这些地方建立的苏维埃自卫队的干部和队员，绝大多数是苗族。实现了“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的目标。第六，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红军在军事行动中，得到当地少数民族支持和帮助。1934年8月7日，贺龙决定消灭对苗族地区苏维埃政权有极大威胁的盘踞在玛瑙洞的反动区长及其武装。玛瑙洞处在玛瑙山山腰，洞深且宽，还有岔洞，能容下2000多人，周围还可周旋，反动区长胡兴魁裹胁了40多个群众，妄图凭借自己有100多人武装和天险，且战且躲，扰袭苏区。为了用最小的代价消灭胡兴魁武装，红七师主攻部队找来当地苗族同胞作向导，苗族同胞详实介绍了山上、洞中的情况后，红军选派精悍战士由洞口中顶悬索吊人炸掉洞口，进而占领洞口，搜索前进，一举全歼了守敌，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 这次胜利是红军和当地苗族同胞并肩战斗的结果。贺龙在战斗胜利后站在玛瑙山上感慨地说：“民族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啊！” 四、《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重大影响 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总结工作指出：“开展苗族中的工作，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人，这就要求党用最大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为了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包括分立权）而斗争，发展他们中间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土司贵族与高利贷者，密切的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络起来，组织苗族红军与苗族苏维埃共和国，指出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与各个民族间真正的和平与自由。”由此可见，《决议》的颁布与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决议》的颁布，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黔东的具体体现，是黔东各族人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千百年来深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获得翻身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决议》规定了苗族同胞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各项权利，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苗族工作，而且为黔东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地的开创与拓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对于黔东各民族创建苏维埃政权，跟着红军闹革命发挥第七章 统战、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他事业的发展了指导作用。虽然《决议》的内容是关于苗族的问题，但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是同样的，提出“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苏维埃在帮助苗族的同时，按照《决议》的精神，也帮助了黔东土家、侗等其他少数民族。 《决议》规定了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及其他地位问题。少数民族只有有了政治地位，才谈得上翻身解放；只有有了土地，才谈得上经济地位，也才能挖掉穷根；只有有了自己的武装，才能保卫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只有有了文化，才能保证本民族的文明与发展，乃至独立于各民族之林。 《决议》忠实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指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的《报告》指出：“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 由此可见，帮助少数民族“得到解放与自由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贯主张和始终坚持的民族政策，同时又是全力奋斗的工作目标。《决议》是黔东第一个关于苗族问题的法规，它在黔东破天荒地提出苗族及黔东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和根本前途，使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苗族问题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仅在苗族中产生影响，而且在黔东内外黔东革命根据地史的广大地区和所有民族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35章 黔东苏维埃根据地其他事业的发展 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苏区财政十分困难和战争环境下，通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不懈奋斗，也都有所发展。 1934年5月11日，红三军刚刚踏进黔东，就印发《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提出“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6月25日，由军委会颁布的《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组织方法》中规定：“出报纸、组织俱乐部、工人学校是工会的经常生活”。6月26日发布的《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指出：“工人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教、信神之自由”；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的《乡苏维埃》中要求：“乡苏维埃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一号》要求各级苏维埃“建立一种能够公开的组织或团体以团结群众，例如，俱乐部，学校，甚至是各种行会等等。……在群众中去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发动革命的斗争。……同时，我们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只要是有群众团集的地方，即令他是守旧的人如神会神坛……，我们党必须参加进去，在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组织的工作，发动他们的革命斗争。”等等。 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这些指示、要求表明，文化教育事业是苏维埃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特别是通过总结湘鄂边失败的深刻教训，在黔东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化工作的任务，指出“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由此可见，革命文化和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黔东革命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 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发展文化教育的指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具体地说，抓了以下七项工作：第一，红三军从军直属机关中抽出一百多名干部，各师警卫部队中抽出部分指战员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县进行宣传；其次，组成以樊哲祥等为队长的宣传队分赴各地，在醒目处书写大量的标语、口号。标语、口号中，除常见的外，还有一些用汉字巧妙组合成的画，如“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幅，竟是一幅癞皮狗形象的壁画；第三，在南腰界等地创办了红军小学，在教学过程中结合黔东实际编印了《苏维埃小书》等教材，广招贫苦农民子弟人学；第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黔东各地有每逢喜庆事都要跳花灯，吹唢呐或对歌的风俗，苏维埃政府因势利导，组织进行民间娱乐。例如，在攻打玛瑙洞胜利的当晚，红军同麻阳老寨百姓举行了庆祝活动，吹唢呐，跳花灯和唱山歌，一直到深夜。群众文娱活动不断得到发展，红军和当地百姓共同创作了不少山歌，非常流行的有《瓦解敌军歌》、《红军歌》、《十杯酒》、《红旗飘扬》、《一把扇子》、《贺龙红军来黔东》、《红军恩情比海深》、《发展苏维埃》、《练兵歌》、《沿河有条乌江河》等数十首；第五，开办了训练当地工农干部的训练班，还在红三军中建立了干部训练大队，培养了大批为党的路线坚决斗争的政治、军事干部。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军委会办了政治训练班，学生百五十人，尽是苏区本地的，已训练了一个多月，可派出四十人工作。”对红军指挥员的培训，“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部、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现在军政治部有地方工作部，有地方工作训练班，各师有宣传队，连有流动宣传队”；第六，完成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下达的“建立党报、组织党报编辑部”的任务，创办了《红星报》。《红星报》是在小册子“战士的话”的基础上创办的，单张，虽然出版时间未作严格规定，但每周都要出二至三期，每期油印100至200份，内容十分丰富，编排灵活，除刊载苏区建设情况外，还有连环画连载，寓政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深得苏区军民喜爱。第七，编印了诸如《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组织方法》、《农村工人保护条例》等等上百份文件和法律法规。这些文化、教育上的举措，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起到发动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推动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的特殊作用。 二、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开创与发展 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建设。不仅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政策，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农村工人保护条例》，指出“本条例经特区革命委员会公布后执行。凡违犯本条例者，须受到苏维埃法律之制裁。”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共九章四十四款，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了政策规定。劳动时间问题，其中规定：所有劳动者通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作额外时间之工作，须得额外工资”，“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十四岁至十六岁之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每日半小时至一小时休息”，“农村工人，每月须有四天休息。”关于工资问题，《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规定：“农村工人之工资，不得少于由劳动委员会规定之绝对最低工资额（较革命前须增加百分之二十）”。“苦力工人之工资额，须较普通工人高三分之一。”“农忙时额外工作，须得双薪”，“工人因必要的假期，如在选举时参加职工大会和会议，出席苏维埃大会等，不得克扣工资”。还规定：“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每半月交付一次，直接交给工人本人。”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对女工作出专门规定：“禁止女工作举重或作危险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两个月，工资照发”，“怀孕、哺乳小孩的女工，严格禁止做险工”，哺乳期“每二小时可休息半小时来哺小孩，不扣工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提出女工与男工同工同酬，“女工青年与成年男工做同样的工作，得同样的工钱。”“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扫荡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为妇女争取平等经济地位，奠定了法律基础。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对工人的学习、培训作出规定：“在工会与雇主所定之集体合同，应规定特殊条文，由厂方供给设立工厂学校或商铺学校，以提高十四岁至十八岁青年工人的训练程度，并给他们普通教育。至于富农商人雇用之雇工牧童，则须津贴其纸笔书籍之费用”，同时，要求雇主发给雇工劳保用品，规定“雇主每年应发给雇工棉衣一套，夹衣一套，单衣两套，袜子两双，鞋子两双，手巾、帽子、斗笠等”。 关于社会保险问题，《农村工人保护条例》提出：“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从特别贮备的基金中拿出一部分付给工人”。要建立社会保护基金制度。“社会保护基金，由雇主支付”，“社会保护所有责任，与执行社会保护法，由劳动委员会经过他的社会保险局来进行”，“所有被雇用工人，都可以得到社会保险优恤。”“在革命的期间，不许地主富农无故辞退雇工，如果辞退雇工，须支付包括三个月工资伙食之辞退金。”此外，还特别规定：“苏维埃法律保证职工会的行动自由，宣布并领导罢工权，交涉并规定合同权等，并津贴雇农工会相当的经费，拨给雇农工会好的房屋”。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部门——劳工部。区、乡苏维埃率先在特区工厂商店进行了贯彻落实，部分区、乡苏维埃派出干部深入私人工厂、作坊和店铺进行了宣传、贯彻落实。劳工部的干部深入到区、乡苏维埃对《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苏区内的工商企业中实行了等级工资制，按工种、劳动强度、工作量和技术熟练程度确定工资，半月发放一次，现金支付。同时较革命前增加了工人的工资。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说：虽然“劳动法的执行，还没有系统的执行，不过，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挑水工人，每担水由50文增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 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关注劳苦大众的疾苦，在《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提出：对“普通病、失业、残废、母亲与婴儿、死葬、医药”等实行优恤，注意“安全卫生的保护方法”，“雇工所得疾病，应由雇主出资治疗，病假中不得克扣工资”，提出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在促进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面，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建立红军医院，解决苏区缺医的难题。1934年6月红三军进驻枫香溪后，立即建立了枫香溪红军医院，后随红三军军部迁至南腰界。红军医院无论是在枫香溪还是在南腰界，除收治红军伤病员外，还收治劳苦百姓伤病员，许多时候还派医生背着药箱上门为老百姓治病，当然，由于医生较少，不可能大量出诊，但红军泽及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枫香溪、沙子坡、土地湾、南腰界，至今还流传着红军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红军医生董家龙因为治好农民子女的病，不知当了多少农家子女的“干爹”。为老百姓治病不收钱，不收礼，不吃请，不留个人真名，老百姓从红军医生身上认识了红军，认定“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因而，积极支持革命，踊跃参加红军，热忱地为苏维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快，红军和老百姓建立起了鱼水关系。 第二，财政拨出专款，购置药品和医疗器械，解决苏区少药的难题。黔东边远贫困，医疗卫生十分落后，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和封锁，根据地内药品特别是西药奇缺，许多疑难重病，医生已经确诊，但没有药，眼睁睁地看着伤病员病情恶化甚至死亡。贺龙得知后，即命令各级苏维埃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财政的支撑下，不惜代价进口药品。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派出一些干部化装成商人到敌占区购买药品，还通过减税免税和奖励的措施，发动进步商人到苏区附近地区分散采购药材，红三军派出红军战士化装潜去敌占区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贺龙军长还通过统战对象和“老关系”筹集药品。这些办法的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先后分散从酉阳、秀山购进了大批药品，其中不乏紧缺药品，如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红军通过关系，从武汉购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贺龙军长的老关系——“袍哥大爷”龚渭清筹集到一批药材送给贺龙军长，为此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大批药品和器械的进口，大大地缓解了苏区缺医少药带来的困难。 第三，群策群力，利用梵净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草药解救伤病员的痛苦。梵净山的中草药治愈了千千万万黔东人民的病。当红三军在老百姓中树起“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形象后，这些乡土医生自告奋勇地为苏维埃服务。他们带领群众上山源源不断地采来中草药，一篓篓送到红军医院，还有一些乡间名医和红军医生一起为军民服务。在南腰界，参加红军医院工作的乡土医生多时竟达六七十个，他们有的处方，有的配药，有的煎药，有的护理，使一个个伤员病愈出院。的确，梵净山周围的乡土医生和梵净山中药材为根据地医疗卫生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拓宽医疗渠道，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红军初到黔东，因水土不服，不少官兵呕吐、泻肚、生干疮，许多农家有治疗这些疾病的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一些农民还掌握正骨、消毒的土良方。红军医院床位有限，为了减轻红军医院压力，同时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红三军军长贺龙指示，依靠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将患有这类疾病的伤员寄托在有医治能力的农家治疗，这些农家在苏维埃管理下，担负起对病人护理、治疗和生活照料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给予他们适当的报酬。通过这一途径，许多较轻的病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自己的岗位。 四、保密事业的开创 作为一块新的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必然会遭到敌人的进攻和破坏，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刺探军情，因此，保密工作就被提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 1934年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一号》作出明确的规定：要“建立秘密的交通机关，这种交通机关，有专门的系统，担任交通工作的人，不参加其他工作”，“共产党是永远不应该停止同敌人斗争的。如果放弃秘密工作的准备，如不能使党在秘密条件之下继续活动，继续进行革命的斗争，结果在敌人压迫之下便陷于狼狈的逃跑。现在黔东苏区的许多工作同志，只学会公开的方式（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完全没有决心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革命的工作，所以不学习秘密的工作方式，以及公开与秘密的联系……这便是白区工作停顿……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必须遵照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所提出的“整个环境，要求各国共产党及时准备秘密环境的干部，严重的组织反奸细的斗争，把严格的秘密方法，和最大限度的保证最好的群众关系结合起来，克服秘密组织自身组织上和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通告·黔字第二号》又强调：“革命委员会要组织秘密的交通网和侦探队”，“组织挺进队、先锋队、冲锋队、夜袭队、肃反队来进行各种斗争。” 湘鄂西中央分局这些指示得到了落实。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保卫局，局长由罗亨举、黎光富担任。主要承担三项任务：一是防奸防特；二是巩固红军队伍；三是保卫苏维埃政府安全。它“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以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1 按照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印发的《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中“革命委员会，可直接组织红军、游击队及自卫队和政治保卫队”的规定，红军部队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红三军设政务科（又称锄奸队），其工作主要由江琪、谷志标等负责，师、团、营设政治特派员。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政治保卫队，确定了交通员，并“实行候补人制度，书记、组织、宣传均有候补人”。担任保卫职能的部门，履行密切监视“苏区周围反动势力的组织以及他的走狗，与他们影响的下属群众”1和清除内奸、镇压反革命，鼓动群众斗争的任务。政治保卫机关有一套工作制度，比如：不开党员大会，只开小组会；党的指导，以不用文件为原则，只口头指导；区委支部，不保存党员名单、名册；担任交通工作的人，不参加其他工作；侦探工作发动妇女、儿童来做；“党加强党对于保卫局的领导”；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可疑情况，追查到底等等。这些措施，对于迅速安全传达根据地党的指示，保障党、红军和苏维埃组织的安全，对于有效粉碎敌人的破坏，击退敌人的进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建立司法系统 在黔东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初期，特别是在进行土地没收和分配之后，地主豪绅失去了政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剥削制度、土地和财产，他们必然作垂死挣扎，除了根据地周围国民党军阀武装进攻苏区外，还千方百计组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动力量对苏区的各项建设进行破坏和打击。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肃反问题决议》，该《决议》决定成立司法机关，提出：“苏维埃政权对于一切企图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一切反革命的活动，采用极严肃、极坚决的手段来镇压，以保障群众的利益……苏维埃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司法机关系统。”1934年9月10日作出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又指出：“应该建立苏维埃的司法系统，无情的严厉的同破坏苏维埃法律与秩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必须以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一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司法机关中阶级的路线与可靠的领导干部，将保卫局和司法机关的工作紧密联系与配合起来。” 《关于肃反问题决议》规定了司法机关的职责：逮捕“反革命政权系统军阀官僚豪绅及反革命武装之组织者”；严厉镇压“一切以推翻苏维埃政权帮助国民党帝国主义为目的之反革命活动（例如散布谣言、帮助反革命军队侦察消息、隐藏反革命分子、以武装抗拒苏维埃和红军）”；教育“苏区内之地主富农及雇有工人、店员的作坊老板……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和秩序”；司法机关“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以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 根据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立即开始司法机关系统的组建和司法业务的展开。首先明确了领导人，即由政治保卫局局长罗亨举负责，红三军军委会派黄新远和吴德峰参加工作，红军内由江琪、谷志标负责，黄新远、吴德峰也参加其中工作；第二，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设立了监房，收监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送来的犯罪嫌疑人；第三，组织了专门的审判队伍，罗亨举、黎光富分别担任初审员，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为终审员；第四，审判实行二级终审制。一般轻的案件，初审即定，重大案件，特别是有重罪犯、拟执行处决的，必须报经特区革命委员会终审；第五，审判十分重视证据，每审一案，都要求人证、物证齐全并经现场勘察，有的案件，经过了两三次复查才定下来。红三军对违反军令者也实行二级终审，较重以上案件，均须报经军部核审后方能执行。1934年7月间，沙子坡自卫队逮住了有血债且与苏维埃为敌的潜逃的原乡长郭书清，自卫队员想把他当场枪毙以平民愤，特区革命委员会知道后立即制止，指示乡苏维埃将此人暂时收监，立案调查，待搜集证据，整理材料后举行公捕、公审。取证完毕后，在麻竹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逮捕，并押至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土地湾监房。经特区革命委员会复查、终审，鉴于该罪犯血债累累，证据确凿，将其押回沙子坡执行处决。 1934年8、9月间，敌军黎刚师奔袭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土地湾，虽然在半路就被红军打败，但从敌人的偷袭行动中，红军怀疑内部出了奸细，经查，奸细就是混进红军队伍的征粮部长方锡之。他与敌副团长肖素芝、敌乡长孙秀亭暗中勾结，将“省政府驻地在土地湾，只百十人，二十来条枪”的军情送达黎刚师部。初审时，方锡之矢口否认，并振振有词地把这一罪名转嫁到忠诚于苏维埃事业的几名干部身上。当审判员把他如何与肖、孙勾结，情报内容和与敌军师长黎刚接头地点、联络方式等等证据摆出来时，方锡之才脸色突变，软瘫在地。经公审，奸细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司法工作开展以后，还挖出了混进革命队伍的杨洪定、杨昌凡、兰献珍、刘兴元等反革命分子。此四人属地主，都有百多挑谷子的田产，设法混进红军队伍中，杨昌凡当了甘溪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兰献珍当了分队长，杨洪定当了副官。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于是他们暗中与敌区长敖朝聘勾结，写信向敖表达“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心。此案破获后，在上坝开了公审大会，红九师师长钟炳然、政委廖汉生亲自参加了公审大会。会上，按照《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二十二条关于“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的洗刷出去”的规定，杨洪定被判处死刑，处决于长岗岭，其他三人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司法系统的建立和司法工作的开展，虽然时间不很长，但工作量大，破获了大小数十个案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在社会中影响极大，受教育的面很宽，起到了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击和震慑敌人的作用。这项工作，为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扞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推动商业的发展 红三军和黔东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苏区的商业发展，把推动和繁荣商业作为粉碎敌人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的一项重要目标来抓，主要措施有五项： 第一，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商业的政策。1934年6月，红军进入黔东不久，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印江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之粮食财产之条例》规定：“对于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没收。地主经营商业的，除他粮食予以没收外，对于他商店的货物不没收。”此后不久发布的《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中又重申了这些政策。与此同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中明文指出：红军的任务主要有九项，“五、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七、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这些政策的出台，使商界先前因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引起的恐慌心理逐渐解除，商界民心逐渐归附到苏维埃政权一方。 第二，认真实施“保护商业”的政策。为能很好地落实苏维埃的商业政策，红军所到之处，书写和张贴了“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商人自由营业”和“买卖公平”等等标语，红军内部还进行“三不准”教育，即不准随意进入商店，不准私拿商店商品，不准强买强卖。苏维埃政府还派人提锣上街，边敲边宣传这些政策和纪律。苏维埃政府保护商人自由，从不干涉经营的商品和市场的关系，但禁止商人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保护商人自由经商，自由营业。有一次，一位商人担心其商品运输中不安全，提请红军保护，红军马上派出一个班护送。这件事在苏区商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苏区范围内商品运输畅通无阻，邮政商路也从未中断。苏维埃政府还用减免税收的政策促进商业发展，凡是进口食盐、布匹、粮食、中草药、西药、耕牛、仔猪、煤油等一律免税，一般小商小贩买卖减税，商家获得不少利益。 第三，创建国有商店。在此基础上，为了及时供应群众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粮食等等，苏维埃政府办起了国有商店。这项措施既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还增加了财源，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些店内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战争缴获和罚没的部分物品，这些物品正是群众所需的，价格定得十分低，社会反映好。德江枫香溪、印江沙子坡、沿河土地湾、酉阳南腰界先后办了“红军商店”，秀山县办了一个“川黔旅社”，办得很红火。 第四，为调动店员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十分关心店员的生活。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布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规定，商人雇用的雇工，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如果加班，应付加班工资，“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每半月交付一次，直接交给工人本人”。对于青年店员，雇主应提高其训练程度，“并给他们普通教育”，雇主“须津贴其纸笔书籍之费用”，还规定，老板不得虐待店员。 第五，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红军和苏维埃以礼待商会，不派款，还保护正常商业活动。红军第一次攻打下沿河时，沿河商会代表各商家给红军送去200块银元慰问金，贺龙指示，宴请了商会代表并送上红军礼物以表谢意。在苏区政策的感召下，大多数个体商户按苏维埃政策诚实经营，为稳定和发展商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为了鼓励他们，苏维埃政府给了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上，130余名代表中，商界就分配了4名，并如期出席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苏区463名党、团员中，小商8名，学徒8名。商界人士第一次参与了苏区政权，这是商界的殊荣。 红三军和苏维埃政府所制定和践行的这些措施，在商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它安定了商界民心，调动了商家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进步，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为粉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36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及反围剿综述 武装斗争是创建、发展、保卫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红三军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既使贵州军阀王家烈极度恐慌，也震惊了川、湘、鄂之敌。1934年6、7月，由于军阀各守门户，未能对根据地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8月，黔敌迫于形势，命令驻黔北部队进行骚扰。与此同时，根据地内的残余反动武装也蠢蠢欲动，一些不甘失败的土豪劣绅与国民党残余势力互相勾结，进行暗杀红军地方干部，袭击苏维埃政府，袭占苏区重镇，封锁交通要道以阻止苏区进购食盐和医药等破坏活动，妄图颠覆红色革命政权。为彻底地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残余势力，保障根据地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地方工农武装的积极配合下，红三军与敌人在淇滩、冉家祠堂、玛瑙洞、木黄、倒马坎等地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激战，取得胜利。贺龙还亲自制定战略战术，指挥红三军灵活机智地打击敌人。此后，9、10月间，黔、川、湘之敌不甘失败，联合“围剿”黔东革命根据地，又遭惨败。黔东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工农武装割据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处于鼎盛时期。 一、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开展情况 1、玛瑙洞战斗 玛瑙山位于松桃县麻阳与印江县刀坝交界处，海拔1476米，半山腰的玛瑙洞，洞内宽敞可容纳2千多人，洞深处孔穴交错，道路莫测，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崎岖山路通向洞口。8月，红三军主力在松桃、印江毗连地区开辟苏区，进驻麻阳、天堂一带。麻阳大土豪、反动区长胡兴魁，独霸一方，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在红三军到达之前，纠集当地土豪劣绅，并胁迫部分群众躲进玛瑙洞。扬言“踞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玛瑙洞，贺龙就是插翅也难飞进洞来”，妄图凭借天险与红军顽抗到底。贺龙决定攻打玛瑙洞，消灭胡兴魁。 8月7日战斗打响。当地群众积极带路，并不时报 告敌情，由于小路口被几支土枪、土炮封锁，担任主攻任务的川黔边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两天试攻不下。最后，挑选了12名战士攀登洞口顶上的悬崖，再用绳索捆腰一齐吊下，接近洞口时，在红军机枪的配合下，以猛烈的手榴弹炸掉洞口土炮，然后突击队员冲入洞内，一举攻占了玛瑙洞，消灭胡兴魁土着武装百余人，其中击毙土豪3人，活捉劣绅10多人，尼姑赵玉兰因私通胡兴魁，策划“反共防共”，在群众要求下被处决；胡兴魁趁乱之机钻入溶洞隐匿而逃脱。这次战斗的胜利，是红军与苗、土家族等人民共同配合，团结战斗的结果。麻阳反动武装被消灭后，这一地区的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 2、奔袭淇滩 淇滩镇是乌江东岸的一个重要集镇，距沿河县城30余里，是食盐的转运集散地。当红军占领淇滩并在此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后，敌人时有骚扰。趁红三军主力在印江、松桃等县活动之际，黔军傅衡中旅由湘西回到沿河县城。8月12日，杨畅时团黄富安营突然占领淇滩镇，企图阻止红军北返，并切断苏区盐道。 贺龙得到情报后，亲自赶到沿河四区水田坝，召集红九师师长钟炳然、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开会，决定由红九师一部配合沿河独立团坚决把这股敌人吃掉。贺炳炎传达了军部“打过淇滩镇，重占沿河城”的命令。14日，沿河独立团从距淇滩180里的松桃火烧桥星夜赶到沿河五区的甘溪坝上坝，在红九师一部配合下，兵分两路到达淇滩附近的天宫井、上坝，15日拂晓进入阵地。 守军闻讯，即令史绍舟、宋朝清团在乌江南岸布防，扼守从彭家渡口至深沟子一带，并隐蔽船只，妄图凭借天险阻击红军。16日，正逢淇滩镇赶场。老红军王子龙率甘溪游击队为前锋，乔装成小贩潜入淇滩场内，机智地消灭了敌人三处步哨。上午9时左右，敌哨兵发现红军进袭，进行反扑。王子龙和4名游击队员员在马鞍桥边遭到敌人排枪射击，当即牺牲。此时，贺炳炎率沿河独立团向敌发起进攻，由上坝左翼方向穿插杨武坡至新寨，打掉敌人的机枪阵地。同时，黎子水八大队在赵昌顺带领下，凭借地形熟悉，直插淇滩镇，上坝、甘溪游击队则由狼溪至田坝直插淇滩场。秦子开指挥连队从右翼袭击敌人后卫。在三面夹击之下，激战1天，敌人夺路朝彭家渡口溃逃。此战，全歼黄富安营，俘敌80余人，缴枪70余支，不少敌兵溺死乌江，傅衡中部被迫放弃沿河城，逃回务川。 3、首战木黄 为了解决特区物资和粮食的困难，8月22日，红三军军部指令红九师一部前往印江县木黄打给养，恰遇黔军黎刚率部从梵净山开往木黄寻找红军主力作战。贺龙一面命令红九师作好迎战准备，一面要特区政府组织好后勤。23日，红军开往地茶坝一带，观察敌军的行动。24日，敌人奔向阳地茶坝攻打红军。红军采取“诱敌深入”战术，速向松桃八区岩柯坝撤退，黎刚部中计进驻木黄。此时，黔东纵队受命前来配合红九师。25日晨，红九师与黔东纵队一部在岩柯坝兵分两路，一路复出地茶坝，一路直经锁口山，出敌不意地形成夹击之势，并速向木黄进发。时逢木黄赶场，红军战士怕误伤群众，朝天鸣枪，睡梦之中的敌人在惊慌之中向新业、老寨方向逃窜，企图逃进梵净山。红军乘胜追击，在洞沟坡俘获敌第三营营长及士兵百余人，毙敌80余人，缴枪150余支。缴获黎刚的皮大衣，黎刚也险些丧命。此后，黎刚部再也不敢同红军正面接触。 4、倒马坎激战 倒马坎位于秀山县西南，大山重叠，道路陡峭，地势险要，是与松桃、沿河、酉阳等县毗连的交通要道。8月，红三军在川黔边发展苏区。秀山团防头子杨卓之为防红军占领秀山，派重兵把守倒马坎一线。贺龙决定打破杨卓之倒马坎防线，把主攻任务交给红七师。8月30日，在卢冬生师长的率领下，红七师从松桃火烧桥大本营出发向倒马坎进军，途中兵分两路：左翼部队控制倒马坎左侧制高点老营盘，右翼部队控制倒马坎右侧制高点老鹰嘴，形成夹击之势。这天，红军四连战士在连长冉瑞才的率领下，夹在赶场人群中潜入坝芒，然后出其不意地捣毁敌前沿指挥所，接着抢占狮子背。下午4时，红军全线出击，直冲倒马坎守敌。敌军遭到夹击，纷纷溃逃，红军又追至四坳口。这次战斗消灭杨卓之保安团，俘敌40多人，缴枪30余支，为开辟秀山、酉阳大片游击区奠定了基础。 5、围攻大坝 红军主力西进印江、德江活动时，酉阳县南腰界团总冉瑞廷错估形势，率领残部窜回南腰界，杀害了留守于此的红军代表、伤病员及其家属，并勾结沿河县晓景团总傅润芝残忍地杀害了晓景区革委的负责人冉正廷和晓景游击大队队长王廷芳。得此消息，贺龙令红九师前往歼敌。 8月26日，红九师在木黄打败黎刚部后赶到火烧桥宿营，经过1天的休整。28日，红九师一部配合黔东纵队和游击队，兵分三路向南腰界进发。同时，红七师一部向川黔边界坝芒警戒，以防秀山大土豪杨卓之、殷仲卿增援。在红军强大攻势下，冉瑞廷之子冉崇侯率众匪被迫退缩在大坝场的老巢冉家祠堂内，并诓骗一些群众进去，妄图以群众为人质负隅顽抗。冉家祠堂坐落在一片烂田中央，祠堂四周有坚固的石砌围墙，只有一条小径可通，易守难攻。加之匪徒挟持了100多名群众在里面，不宜强攻。于是，红军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开展政治攻势，并在余家桶子外墙上写下了“打倒冉瑞廷，替为革命而牺牲的群众复仇！消灭冉匪武装，武装工农自己！”的巨幅标语。通过宣传和政策攻心，一部分群众陆续逃出。相持半月后，红军决定夜间偷袭。9月12日晚，红军在围墙周围烧了几堆大火，照得四周通明，挑选的96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举着大刀和手榴弹，借着火光，在机枪的掩护和土炮的轰击下，冲进围墙，部队一举端掉了匪巢。战斗中红军三连赵连长牺牲。 经过这几次大的战斗，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配合更加紧密，战斗力更加增强。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9月15日的报告中总结说，“红军在创造黔东苏区的过程中，战斗情绪与军事技术也相当提高了，最近几次与敌人接触，已经取得几次的胜利。”同时，敌人也加紧调整兵力，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作出又一部署。 二、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苏区方针、任务的制定 红三军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通过连续进击，基本上肃清了苏区内部敌军据点，扩大了游击区，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扩大根据地的决定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4年8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酉阳县南腰界余家桶子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结合第五次反“围剿”这个“党当前最战斗的紧急任务”，根据会议的决定，红三军一方面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东出湘西，在湘鄂川边恢复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以形成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大局面。19月，分局在此又召开会议，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丧失以来，特别是从洪湖转战到湘鄂川边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扩大苏区的方向和目标。 分局认为：“黔东根据地的创造，可以使黔东、黔北、川东、川南、湘西、鄂川边几十个县游击区域迅速的发展苏维埃运动，可以使鄂川边的游击战争配合着更快的发展，可以创造成为一个湘鄂川黔边最大的苏区，造成推动恢复湘鄂边和湘鄂西全部苏区的基础。”“所有这全部革命斗争的成绩和红三军在这时期政治上、军事上长足的进步（政治机关的全部恢复，党的威信大大的提高，党团员增加了百数人，军事技术的提高）与英勇的胜利，已经使我们解决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但是，根据地也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因为红军的扩大，粮食衣服物资上的准备，军事技术的提高，以及因为工作的开展，经常感觉干部的困难，然而只有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红军的扩大，才是战胜我们一切困难的基础。我们要战胜困难，只有更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我们群众工作的范围，更加彻底的实施苏维埃一切政策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我们现实的困难是粮食，苏区小了，又遭天旱，收成只有一半，这种困难，主要从扩大苏区解决，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猛烈的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加入斗争。” 分局指出，“在全党领导全苏区及全中国的工农群众，进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任务中，……要坚决的创造湘鄂川黔边苏区，首先是争取苏维埃的首先胜利，……毫无疑义的，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争取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首先胜利，……因此党必须加紧的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2，这就是分局提出的“湘鄂川黔边区党的主要的战斗任务”，即： （1）、 “为了扩大红军而斗争，这是第一等重要任务。……必须将红三军恢复成为二军团……加强红军中地方武装中的政治工作，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这是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 （2）、 “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彻底的实行苏维埃政策，布尔什维克的自下而上的组织群众，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二。” （3）、“开展白军白区工作，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三。” （4）、“开展苗族中的工作。” （5）、“开展川东苏区以与鄂川边打成一片，用最大力量去发展川东、酉阳、黔江的游击战争，以与鄂川边区游击战争打成一片，以开展鄂川边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 （6）、“准备一批干部去建立、恢复湘鄂边，恢复洪湖的工作。” 根据这一方针，分局确定了“党的组织革命战争中本身的组织任务”。 分局关于扩大根据地方针任务的制定，是根据红军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一个积极的可行的方针，在黔东特区党和苏维埃各级组织中得到逐步实施。仅在9、10月，分局为此做了大量工作。随着红军中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重建，发展了部分新党员，又增加了1000多名新战士。此后，由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两军的迅速东进，在黔东革命根据地需要实施的如地方党和苏维埃的建设等工作尚未完成，然而，扩大根据地后的重要目标——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实现。 三、根据地反“围剿”斗争部署及重大胜利 正当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贯彻落实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时，国民党黔、川、湘三省军事当局秉承蒋介石“派劲旅入黔穷追”、“不分畛域，协同会剿，以期全歼”的旨意，于9月初调集10多个团的重兵对黔东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廖怀忠部移驻松桃，杨畅时部集结于乌江西岸，李成章部3个团从思南向德江、印江一线进攻，柏辉章第二师4个团驻铜仁一带。此外，川军达凤岗、田冠五旅和湘军周燮卿旅，则分别从东西两侧逼进，形成了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地方反动势力如沿河、印江等县的“剿共后援分会”、“军民联合剿共委员会”等组织，也妄图就此一举将红军彻底消灭。此时，根据地内又遭到不同程度的旱灾，军民的生活更是处于艰难之中。 在特区根据地生死存亡关头，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给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并转各区各乡苏维埃各独立团各游击队的指示》等战斗令，号召青年上前线，消灭军阀王家烈，保卫黔东特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这一指示，召开各区、乡苏维埃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指出根据地的发展使我们已具有争取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和群众基础。同时，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了《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一战争是农民的生死的斗争，是为着粮食土地归农民的战争，是保卫秋收的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这不简单是一个军事的技术与力量问题，这是工人农民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决战。这一决战胜利的关键性，主要的应该决定于群众的力量，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人数与战斗力”。为使苏区“全部的生活转入革命战争的状态”，提出以下要求： - “(甲)首先号召群众‘到前线去’，组织消灭王家烈的冲锋营，争取印江、争取思南的冲锋营和少年模范营，动员成批的工农群众到前线来参加革命战争。在这一动员当中，二支队，三支队，各独立团游击队，应该用种种的方法，来扩大一倍。为了系统的进行这个工作，在黔东革命委员会内组织一个动员委员会，有系统的进行这个工作。 - (乙)组织群众去夺取秋收保卫秋收的斗争。这个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使秋收为农民得到，和消灭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并集中一部分粮食来保障红军的给养。 - (丙)广泛的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在敌人后方侧翼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断绝他的交通，夺取他的辎重，破坏他的警戒，用群众的游击战争将印江之敌铁桶一样的包围起来！游击队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就在于坚决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将敌军的手足斩断。 - …… - (庚)努力扩大苏区，特别是酉、秀、松、沿与沿河西岸的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土地革命的进行，只有广大的发动群众将印江、思南包围起来。 - (辛)无论在苏区在白区，要建立党的支部、青年团支部、工会、贫农团或农民委员会。 - (壬)要准备秘密状态之下的干部和学习公开与秘密联系的方式(建立交通网侦探网)，准备在无论任何变化之下都能进行革命的斗争。 - (癸)加强独立团和游击队的政治军事领导，发展他们胜利的进攻，改正那种麻木软弱的现象与失败情绪和不做政治工作不做群众工作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分局还强调指出，要“大批的培养训练本地的能够为革命斗争到底的干部，这是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保卫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动员令下达后，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支前，发动群众配合部队夺取地主的秋收，派出部队打给养，加速干部培养，等等，黔东军民信心百倍地做好了迎击来犯之敌的准备。 1、谯家反击战 9月4日，黔敌5个团的兵力向黔东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柏辉章部从思南向枫香溪和谯家方向移动，姜兴尧部则包围特区政府所在的张家湾、袁家湾一线。此时，红三军主力南下，留守特区政府的部分指战员，在夏曦率领下，迅速从铅厂坝、土地湾、谯家铺、皂角池、枫香溪赶来阻击姜兴尧部，在张家湾一带与敌发生激战。红军虽有400多人，但绝大多数是新兵和游击队员，武器装备也差，经过3天的英勇激战，击溃了姜兴尧部。当返回谯家之时，柏辉章部又尾追过来。夏曦立即召集秦子开、唐参谋研究，确定把所有武装人员和干部撤到离谯家铺9里以外的老蛙池，并召开了战斗紧急动员会。 13日晚，特区政府军事部长汤福林和夏曦分别带领人员朝左、右边山上进发，向谯家铺靠拢，秦子开则率一部分精锐部队从中间穿插。柏辉章部当晚到达谯家一带，分别在左边的清龙林和右边的莽虎林设防，主力放在谯家铺中间地带的官路坎，司令部驻谯家铺场北面的照神庙，同时在谯家铺南面龙王宫庙及耳当溪、印山堡一带分别设防。14日深夜，红军三股力量分别接近谯家铺。左路在清龙林击敌后，继续向谯家铺场口逼进；中路的寨子开率领尖刀排，通过当地游击队员田兴贤、田兴长作向导，迅速前进到官路坎，插进场口，也击溃敌人；右路的也向敌猛烈进攻。经过黑神庙一战的反复冲杀，红军击溃敌1个营，缴获了6匹马驮着的枪支弹药，活捉柏辉章的参谋长和司务长。战斗中，红军吴排长英勇牺牲。 2、二战木黄 9月23日，川敌达凤岗旅又占沿河县城，湘敌周燮卿旅向晓景进发。贺龙决定采用外线作战，诱敌深入战术消灭之。命令黔东纵队撤到印江县的木黄，红七师主力转移到岩坝场，红九师主力转移到火烧桥，互为犄角之势，待机破敌。 25日，夏曦率红七师二十五团、沿河独立团和德江独立团，由白石溪出发前往沙子坡，打垮了从遵义调来的黔军学生队（士官生）后，经杉树坳、板溪达木黄。此时，木黄的形势非常严峻。黔军李成章率5个团从西、南方向红军逼近，戴玉堂团已达合水，红军处于北有川军，东有湘军，西南有黔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夏曦主张避敌锋芒撤入梵净山，贺龙坚决不同意，认为此战关系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存亡，决定利用敌军矛盾，先打黔军。 他亲自拟定作战方案，采取避实就虚，调虎离山，分进合击的战术打击敌人。黔东纵队向印江四区刀坝发起佯攻，然后火速撤回木黄。红七师则作出向合水推进之势，然后退至距木黄5里处的夕阳坝埋伏。 28日，李成章部5个团果然从思南向德江、印江一线倾巢出动，浩浩荡荡地经合水大路而来，一部抢占木黄东侧的老寨，企图堵住红军往梵净山的退路，一部火速向木黄西侧的地茶坝推进，拼命抢夺岩口坪高地，企图对红军主力夹击，同时阻击从刀坝赶来的援军。趁敌人尚未准备就绪，贺龙命令黔东纵队接替红七师主力坚守夕阳坝阵地，拖住向地茶坝推进的敌人，贺龙则亲率红七师抢渡木黄河，越过岩口坪，占领了将军山高地，红九师也从火烧桥回师木黄，占领了木黄与老寨之间的观音山，形成了对敌人的反包围之势。经过激战，消灭敌人200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战后，达凤岗旅撤离沿河县城退至黑獭堡，周燮卿旅则止于龚滩、龙潭，李成章带着残部经合水、朗溪退守印江县城。 此战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的信心。事后，夏曦说：真是侥幸呀！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哩！贺龙说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这个打法，还是在洪湖时跟周逸群政委学的，每次遇到战斗，我就回想起他对红军游击战术总结的四句话：“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我搞”。的确，多年来我靠这样的战略战术打了不少胜仗。1 3、再取沿河 在川敌达凤岗旅放弃沿河县城后，沿河土着武装杨畅时部乘虚进驻县城。此时，沙子团总田明道抢劫了运往黔东特区的20余担药材，杀害了押运药材的彭水开明人士、贺龙好友龚渭清，抓捕了协助龚渭清押送物资的傅怀忠，为打通川东和黔东的商路，同时替龚渭清报仇，救出傅怀忠，贺龙决定再打沿河县城。 10月上旬，红九师和沿河独立团，接受了西渡乌江消灭杨畅时部的命令。沿河天宫井乡苏维埃代表杨光模带领群众在小河坝、照州坝、曾子坝、小河口等地寻得3只小船，作为渡江工具。接着，兵分两路，经水田坝、三岔、小路坝向淇滩方向和沙坨渡口方向挺进。当从晓景进至沿河东岸水田坝时，因乌江涨水，相持几天后，改由淇滩渡江，同时调红九师开往县城东岸牵制西岸之敌。 10月13日，红军借着晨雾的掩护，先行渡江200多人，拔掉西岸的哨卡，又夺得2只大船，在沿河独立团主攻，黔东纵队和黔东独立团配合下，全军陆续渡过乌江。先攻下严家寨，接着又抢占彭家渡、沙坨、斯溪等渡口，然后兵分两路奔袭沿河西城。杨畅时闻知红军兵临城下，仓皇败退，在黑水被全歼。红军缴枪300余支，救出傅怀忠，夺回了药材。同时，红军又在苏家铺击溃湘军周燮卿旅1个团。川军为保存实力，自守防地，按兵不动。由此，黔、湘、川三省敌军联合进攻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黔东地方武装在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和实际锻炼，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9月底，组建由黔东纵队和各独立团一部分合编的红三军黔东独立师，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任命贺炳炎为师长，熊仲卿为政委，冉少波为副师长，使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向正规化的红军迈进了一大步，红三军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扩充，这是根据地军事建设的重大成果。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周围军阀恐慌，加速了他们的崩溃”，这为以后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正是由于“有了红三军的宝贵的战斗经验与英勇的传统，黔东、黔北、川东一带工农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的拥护”，因此，黔东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相呼应，亦即是与中央苏区相配合”。 第37章 建国后黔东苏区各县基本情况概述 黔东苏区，在革命战争年代书写了壮丽篇章。随着人民政府的成立，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开启了新的发展征程。人民政府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敬重与对人民的承诺，在黔东大地播撒希望，让曾经的苏区旧貌换新颜，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重塑黔东，续写属于新时代的辉煌。 政权巩固与基层治理革新 （一）人民政府架构完善 人民政府成立后，迅速构建起适应黔东发展的行政架构。在原黔东苏区地域，划分合理的行政区域，设立从地区到县、乡、村的完整行政体系。地区级政府统筹规划，协调各县资源调配与发展方向；县级政府深入落实政策，根据本县特色如沿河的航运优势、印江的生态资源等，制定针对性发展举措；乡级政府成为连接县与村的桥梁，积极传达政策、收集民意；村级组织则扎根基层，协助开展各项工作，让人民政府的治理触角延伸至每一寸土地，保障政策落地生根。 （二）基层民主建设推进 大力推行基层民主，在黔东苏区各村寨，建立村民委员会，让村民自主参与基层事务管理。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有责任心、懂发展、能代表群众利益的村民代表，组成村委会。村民大会成为表达民意的重要平台，涉及村寨发展规划、集体资产处置、民生项目建设等事务，都通过民主讨论、投票决策。例如在松桃某苗族村寨，村民们通过民主商议，决定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从项目策划到收益分配，全程参与，既保障了村民权益，又激发了大家建设家乡的热情，让基层治理充满活力，彰显人民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三）干部队伍建设与作风转变 人民政府重视黔东苏区干部队伍建设，选拔一批本地优秀人才与外派骨干力量结合。开展定期培训，提升干部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让他们熟悉黔东历史与现实需求，掌握现代农业、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等知识。同时，强化作风建设，推行深入基层“驻点办公”制度，干部定期到村寨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群众疾苦，解决实际问题。如德江的干部在驻点期间，帮助村民解决灌溉水渠修缮问题，保障农田用水，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信任，巩固人民政府在黔东苏区的执政根基。 经济发展：从苏区底蕴到现代腾飞 （一）农业根基重塑与产业升级 黔东苏区人民政府深知农业是发展基础，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升级。在沿河、思南等产粮区，推广高产、抗灾农作物品种，建设现代化灌溉设施，改善农田水利条件。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利用黔东多民族聚居、气候多样优势，在苗族聚居的山地发展茶叶、中药材种植，土家山寨推广生态养殖。例如，印江依托山区气候，打造茶叶产业带，从茶叶种植、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布局，政府扶持建设茶叶加工厂，举办茶叶文化节，提升“黔东茶”品牌知名度，让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农民收入增加，让农业从单纯的粮食生产向多元、高效、品牌化发展，筑牢经济发展根基。 （二）工业起步与特色产业培育 基于黔东苏区丰富的矿产资源与红色旅游资源，人民政府推动工业与特色产业发展。在矿产资源富集的铜仁等地，合理开发矿产，建设环保型矿场与加工企业，注重资源可持续利用，避免过度开发。同时，借助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修复黔东革命根据地旧址如枫香溪会议旧址、木黄会师旧址等，打造红色旅游线路，配套建设酒店、餐饮、文创商店等。此外，发展民族特色手工业，支持苗绣、土家织锦等传统技艺传承，建立手工艺品合作社，对接市场需求，让民族手工艺品走向全国，成为黔东苏区工业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亮点，激活经济增长新引擎。 （三）商贸流通与市场活力激发 人民政府加强黔东苏区商贸基础设施建设，修建现代化农贸市场、物流园区。在各县建设大型综合市场，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农产品、工业品顺畅流通。引入电商平台，开展“电商进苏区”活动，培训农民与商户电商运营技能，让黔东的茶叶、手工艺品、特色农产品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同时，举办黔东苏区商贸洽谈会，吸引外地企业投资合作，促进内外贸易交流。如秀山借助地理位置优势，打造边区商贸物流中心，辐射周边地区，让黔东苏区从封闭的山区经济逐步走向开放、活力的现代商贸格局，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社会民生：幸福生活新画卷 （一）医疗卫生体系构建与健康保障 人民政府在黔东苏区构建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县乡两级建设标准化医院、卫生院，配备先进医疗设备与专业医护人员。开展“医疗下乡”活动，城市医院与苏区基层医疗机构结对帮扶，定期派专家坐诊、培训乡村医生。同时，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扩大医保覆盖范围，简化报销流程。在偏远村寨，建立流动医疗站，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如在梵净山周边苗族村寨，流动医疗站定期上门为村民体检、诊疗，有效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提升黔东苏区群众健康水平，让“病有所医”成为现实，绘就民生幸福底色。 （二）教育振兴与人才培育 重视教育是人民政府改变黔东苏区发展面貌的关键举措。加大教育投入，改造老旧学校，建设现代化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在各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适龄儿童入学权益，特别是关注少数民族儿童教育，开设民族文化特色课程，传承民族文化。发展职业教育，根据黔东产业需求，开设农业技术、旅游服务、民族工艺等专业，培养实用型人才。同时，开展成人教育与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如松桃职业学校培养的民族工艺人才，成为苗绣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让教育为黔东苏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点亮未来希望。 （三）社会保障与民生兜底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黔东苏区开展低保精准识别、动态管理，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低收入家庭、受灾群众住房问题。开展就业帮扶，设立公益性岗位，举办招聘会，与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与就业输送。对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建立关爱服务体系，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服务等。如沿河的残疾人康复中心，为残疾人提供免费康复训练与辅助器具，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人民政府用社会保障编织起民生兜底安全网，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安全感。 文化传承与创新：红色基因与民族文化交融 （一）红色文化传承弘扬 黔东苏区是红色文化富集地，人民政府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建设红色文化纪念馆、展览馆，系统展示黔东革命历史。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通过专题讲座、红色故事分享会、文艺演出等形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组织编写黔东苏区红色文化教材，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培养青少年爱国爱乡情怀。同时，支持红色文化研究，成立学术机构，邀请专家学者挖掘整理黔东革命历史资料，打造红色文化研究高地，让红色文化成为黔东苏区文化标识与精神动力源泉。 （二）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 黔东苏区聚居多民族，人民政府加大民族文化保护力度，对苗、土家、仡佬等民族的语言、服饰、建筑、民俗等进行普查、记录与传承。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如在土家摆手舞发源地，建设传承基地，培养传承人，举办摆手舞大赛等民俗活动。支持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将民族元素融入旅游商品、生活用品设计，提升民族文化经济效益。同时，推动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举办多民族文化节，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互赏，让民族文化在保护中发展，成为黔东苏区文化繁荣的特色名片。 （三）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以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为依托，人民政府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创意园区，吸引设计师、艺术家入驻，开发红色主题文创产品、民族特色工艺品。打造文化演艺产业，编排以黔东革命历史、民族生活为题材的舞台剧、歌舞剧，如《黔东烽火》《苗岭欢歌》等，在本地演出同时，推向全国舞台。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文化直播、短视频创作，宣传黔东苏区文化魅力，让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双赢。 生态建设：绿色苏区的可持续之路 （一）生态保护与修复 人民政府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黔东苏区生态保护。对梵净山等自然保护区严格管理，划定生态红线，打击非法砍伐、捕猎等行为。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在山区、河岸、公路沿线种植树木，恢复森林植被。对矿区生态进行修复，治理尾矿库、废弃矿坑，恢复土地生态功能。如在铜仁某矿区，通过覆土造林、修建生态湿地，让曾经的“生态伤疤”变为绿色景观，守护黔东苏区的绿水青山，为可持续发展奠定生态基础。 （二）生态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生态与农业、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农业，推广有机种植、养殖，生产绿色农产品，打造生态农业品牌。发展生态旅游，依托梵净山、乌江画廊等生态资源，建设生态旅游景区，开发徒步、康养、摄影等旅游项目。如在江口，围绕梵净山发展生态民宿、森林康养基地，让游客亲近自然，体验生态之美，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让绿色成为黔东苏区发展的鲜明底色。 （三）生态意识培育与全民参与 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在学校、社区、企业普及生态知识，举办环保志愿者活动，让黔东苏区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建立生态保护奖惩机制，对环保先进个人、企业进行奖励，对破坏生态行为严肃处罚。鼓励群众参与生态监督，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让生态建设成为黔东苏区人民的自觉行动，保障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交通基建：打通发展动脉 （一）公路网络编织 人民政府大力推进黔东苏区公路建设，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成为建设目标。在山区架桥铺路，突破地形限制，如在德江、印江等县，修建盘山公路、隧道，连接偏远村寨与外界。建设农村公路养护体系，保障公路畅通。公路网络的完善，让黔东的农产品能及时运出，游客能便捷进入，极大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区域发展效率，使曾经的交通死角变为发展热土。 （二）铁路与水运升级 推动铁路建设，接入全国铁路网，让黔东苏区与外界联系更紧密。铁路的开通，促进资源外运与产业引入，如秀山借助铁路枢纽优势，发展物流产业。同时，整治乌江等水运河道，建设现代化码头，恢复水运活力，发展内河航运，运输大宗货物如矿石、农产品等，形成公、铁、水联运的综合交通体系，打通黔东苏区发展的“大动脉”，为经济腾飞注入交通动力。 （三）交通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交通基建完善促进黔东苏区区域协同发展，沿交通干线形成产业带、城镇带。如沿高速公路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带，沿线乡镇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沿铁路建设工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城镇在交通节点发展壮大，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格局，让黔东苏区各地区在交通助力下，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提升整体发展水平。 城乡面貌：旧貌换新颜的蜕变 （一）城镇建设提质 人民政府对黔东苏区城镇进行改造升级，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市民广场、公园、图书馆等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打造特色城镇风貌。如铜仁古城改造，保留历史建筑与民族特色，融入现代商业、文旅功能，让古城焕发新生。城镇规划注重生态与文化融合，建设绿色生态城镇，提升城镇宜居性与吸引力，让黔东苏区的城镇成为安居乐业、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 （二）乡村振兴与美丽村寨建设 开展乡村振兴行动，建设美丽村寨。在黔东苏区乡村，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治理污水、垃圾，打造干净整洁的村寨环境。建设乡村文化广场、健身设施，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特色村寨，如苗族风情寨、土家传统村落，保留民族建筑风格与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沿河某土家村寨，通过改造民居、挖掘民俗文化，成为网红旅游打卡地，村民收入大幅提升，实现乡村从“脏乱差”到“美富康”的蜕变，展现人民政府推动城乡均衡发展的成效。 （三）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探索 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乡村居民享受与城镇相近的教育、医疗、文化服务。建立城乡产业协同机制，城镇企业与乡村合作社合作，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如印江县城企业与乡村茶叶合作社合作，加工销售茶叶，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互补、融合发展的新局面，让黔东苏区城乡共赴美好未来。 结语 人民政府成立后的黔东苏区，在岁月流转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政权巩固到经济腾飞，从民生改善到文化繁荣，从生态保护到交通畅达，从城乡蜕变到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凝聚着人民政府的努力与黔东人民的奋斗。这片承载红色基因的土地，正以崭新的姿态拥抱新时代，续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未来，黔东苏区将继续在人民政府引领下，传承革命精神，发挥自身优势，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不断突破，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行，让红色苏区的新变化持续绽放光彩，成为中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典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黔东力量 。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印江自治县基本情况概述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宛如一颗镶嵌在贵州省东北部的璀璨明珠，隶属于铜仁市。其在历史、地理、民族、经济等诸多领域，都展现出独特而迷人的魅力，是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印江自治县地处东经108°17′ - 108°48′，北纬27°35′ - 28°28′之间 ，在贵州的地理版图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东与松桃苗族自治县、江口县毗邻，南与石阡县相接，西与思南县、德江县交界，北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相连，是连接贵州东西部的关键节点，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在地形地貌方面，印江处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显着特征，山地、丘陵是主要的地形类型。气势磅礴的梵净山山脉贯穿县境东部，宛如一条巨龙横卧于此，其主峰凤凰山海拔高达2572米，是印江境内的最高峰。凤凰山巍峨壮观，山顶云雾缭绕，时而清晰可见，时而隐匿于云海之中，宛如仙境。站在山顶俯瞰，连绵起伏的山脉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东部山区峰峦叠嶂，峡谷幽深，众多溪流在山间奔腾而下，形成了许多壮观的瀑布和深潭。西部则多为丘陵和平坝，地势相对平缓，田野阡陌纵横，村庄星罗棋布，呈现出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 印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8c，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冬季，都不会出现极端的气温，让人感觉舒适自在。夏季，当其他地方酷暑难耐时，印江却有着凉爽的微风；冬季，这里也不会过于寒冷，依然能感受到一丝温暖。年平均降水量在1100 - 1300毫米之间，充足的降水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无霜期长达282天左右，农作物能够获得足够的生长时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这样优越的气候条件，不仅适宜农业生产，也非常适合人们居住生活，使得印江成为一个宜居的地方。 印江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矿产资源方面，拥有锰矿、石材矿等多种矿产。其中，石材矿是当地的优势资源，储量巨大，且品种繁多、质地优良。印江的石材纹理独特，色彩丰富，可用于建筑装饰、工艺品制作等多个领域。锰矿的储量也相当可观，为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水资源同样丰富，境内河流众多，主要有印江河、车家河等。这些河流蜿蜒流淌，不仅为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孕育了丰富的渔业资源，各种鱼类在河中畅游，为人们提供了美味的食材。同时，河流周边形成了独特的水生态环境，河岸绿树成荫，水草丰美，吸引了众多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栖息。此外，印江的森林资源也十分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茂密的森林宛如绿色的海洋，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境内生活着多种珍稀动植物，如珍贵的黔金丝猴，它们活泼灵动，在林间跳跃嬉戏；还有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珙桐，每到开花时节，满树的花朵犹如白鸽展翅，美丽而壮观。 二、历史文化 印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历史发展轨迹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楚黔中地，深受楚文化的熏陶，在文化、风俗等方面与楚地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秦代，印江归属于黔中郡，开始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与外界的交流逐渐增多。汉代，隶属武陵郡，在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唐代，设置思王县，归属于思州，县制的设立标志着印江在行政区域划分上更加明确。宋代，依然属于思州。到了元代，正式设立印江县，这是印江作为县级行政区划的开端，从此，印江在历史的舞台上开始以独立的县级行政单位展现自己的风采。明清时期，印江隶属思南府，在这几百年间，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名人，修建了众多古建筑，为印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印江县，设立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印江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和支持，也为印江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印江是一片浸染着红色基因的土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34年，红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实现了胜利会师，这一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木黄会师旧址如今依然保存完好，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旧址内的建筑风格古朴，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每一块砖瓦、每一根梁柱都见证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与坚韧。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庄严肃穆，高耸入云，上面镌刻着的文字记录了会师的重要时刻和红军战士们的丰功伟绩。这些红色遗迹成为了印江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和学生前来参观学习，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精神，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印江聚居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土家族的摆手舞是其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舞蹈动作粗犷豪放，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摆手舞表演中，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土家族服饰，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手舞足蹈，动作整齐划一，生动地展现了土家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傩堂戏是土家族的一种传统戏剧形式，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演员们戴着各种造型奇特的面具，通过唱、念、做、打等表演形式，演绎着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神灵的敬畏。苗族刺绣更是艺术瑰宝，其针法细腻，图案精美，色彩鲜艳。苗族妇女们用一针一线，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美的追求融入到刺绣作品中，每一幅刺绣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三、人口与民族 截至[最新人口普查年份]，印江自治县常住人口约[x]万人，在铜仁市内人口规模处于中等水平。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镇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就业机会逐渐增多，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数量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人口分布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也对农村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印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土家族、苗族是主要的少数民族。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处，共同创造和传承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在民族节日方面，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成为了各民族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平台。土家族的过赶年是其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比汉族的春节要提前一天或几天。在过赶年这一天，土家族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丰盛的美食，如腊肉、香肠、血豆腐等。人们穿着传统的土家族服饰，聚集在一起，举行祭祀祖先、跳摆手舞、唱山歌等活动，热闹非凡。苗族的四月八也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这一天，苗族同胞们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举行盛大的集会。在这些节日里，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参与、相互欣赏，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与和谐。 四、经济发展 农业作为印江的基础产业，近年来围绕特色农业不断发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印江的茶叶产业发展尤为突出，“梵净山翠峰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称号。“梵净山翠峰茶”外形紧直、显毫，犹如一根根翠绿的玉针；香气嫩香持久，让人闻之心旷神怡；滋味鲜醇回甘，饮后唇齿留香。为了推动茶叶产业的发展，印江不断扩大茶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小规模种植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产业化种植。同时，注重茶叶种植技术的提升，引进先进的种植理念和管理模式，确保茶叶的品质。在加工环节，建立了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采用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工艺，对茶叶进行精细加工，提高茶叶的附加值。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印江已初步形成了完整的茶叶产业链条。除了茶叶产业，生态畜牧养殖、食用菌种植等产业也蓬勃发展。生态畜牧养殖采用绿色环保的养殖方式，注重动物的健康和产品的质量，养殖的畜禽肉质鲜美，深受消费者喜爱。食用菌种植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种植的香菇、木耳等食用菌品质优良，产量不断提高，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印江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依托当地丰富的石材矿产资源，石材加工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工业的支柱之一。印江的石材加工企业不断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石材加工的精度和效率。其石材产品涵盖装饰板材、工艺品等多个品类，装饰板材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领域，以其精美的纹理和优良的品质，为建筑物增添了独特的魅力；石材工艺品造型别致，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些石材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定份额，还远销国外，为印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围绕农产品加工、民族工艺等特色工业也在不断发展。茶叶加工企业对本地茶叶进行深加工，开发出了多种茶叶产品，如袋泡茶、茶饮料等，进一步拓展了茶叶的市场空间。民族工艺企业深入挖掘和传承民族传统技艺，将土家族、苗族的文化元素融入到产品设计中，生产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刺绣工艺品、木雕摆件等，这些产品深受游客和消费者的喜爱，也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随着梵净山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印江的文旅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印江充分依托梵净山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木黄会师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精心打造了多条旅游线路，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在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建设了一批高档次的度假酒店和独具特色的民宿。度假酒店设施齐全，服务周到，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住宿环境；民宿则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让游客能够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印江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节、红色旅游活动等。民俗文化节上，土家族摆手舞、苗族芦笙舞等精彩的表演轮番上演，让游客领略到了印江独特的民族风情；红色旅游活动通过参观木黄会师旧址、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等红色景点，让游客重温革命历史，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精神。此外，电商服务业在印江也逐渐兴起。当地政府积极搭建电商平台，开展电商培训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电商人才。通过电商平台，印江的农产品、工艺品等能够直接销售到全国各地，拓宽了销售渠道，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服务业的多元化发展。 五、社会事业 印江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教育视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不断加大教育投入，致力于改善办学条件。在学前教育方面，新建和扩建了多所幼儿园，提高了学前教育的普及率，让更多的幼儿能够接受优质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了学校标准化建设，无论是城市学校还是农村学校，都配备了完善的教学设施和设备，如多媒体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同时，注重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通过教师交流、支教等方式，促进城乡教师队伍的均衡发展，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以上。印江民族中学、印江中等职业学校等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印江民族中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学成绩优异，为高等院校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印江中等职业学校紧密结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开设了多个专业，如茶叶加工、旅游服务、民族工艺等，培养了众多适应本地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学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医疗卫生领域，印江构建了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县级医院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通过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如ct扫描仪、核磁共振仪等，提高了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加强与上级医院的合作，邀请专家来院坐诊、手术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提升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能够开展多种疑难病症的诊治。乡镇卫生院实现了标准化建设，医疗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显着增强。卫生院配备了常用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能够为乡镇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预防保健服务。村卫生室实现了全覆盖，每个行政村都有一所卫生室，配备了基本医疗设备和乡村医生。乡村医生扎根基层，为村民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如常见疾病的诊治、健康咨询、预防接种等。此外，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较高水平，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让群众能够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基础设施建设是印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印江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公路网络日益发达。实现了县乡公路油路化、通村公路硬化，无论是县城到乡镇，还是乡镇到村庄，都有宽敞平坦的公路相连，方便了居民的出行和农产品的运输。高速公路穿境而过，进一步缩短了印江与外界的时空距离，提升了区域交通便利性，加强了印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交流。同时，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水利方面，修建了多个水利工程，如水库、灌溉渠道等，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了农业灌溉和居民生活用水的需求。电力供应能力不断提升，电网改造工程持续推进，确保了电力的稳定供应，满足了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用电需求。通信网络实现了全覆盖，4g、5g网络广泛应用，互联网走进了千家万户。网络的普及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如网上购物、在线学习、视频通话等，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印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 六、风景名胜 梵净山是印江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也是印江的一张亮丽名片。它是中国着名的佛教圣地和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梵净山以其独特的地质地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壮丽的自然风光而闻名遐迩。山上的蘑菇石是梵净山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它造型奇特，上大下小，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历经亿万年的风雨侵蚀依然屹立不倒，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拍照留念。红云金顶更是梵净山的精华所在，它直插云霄，在阳光的照耀下，云雾缭绕，宛如一座金色的仙山。金顶上建有两座寺庙，分别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两寺之间由一座天桥相连，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梵净山还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生长着许多珍稀植物，如珙桐、冷杉等；生活着黔金丝猴、云豹等珍稀动物。游客来到梵净山，不仅可以欣赏到壮丽的自然风光，还能开展生态旅游和科普教育活动，了解大自然的奥秘。 木黄会师纪念馆是为了纪念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而修建的，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教育价值。纪念馆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物、图片和文字资料，生动地再现了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历史背景、过程和重大意义。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军战士们的雕像，他们神情坚毅，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英勇事迹。馆内陈列着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如红军战士们使用过的枪支、弹药、衣物、信件等，这些文物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图片和文字资料详细地介绍了会师的经过和历史意义，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木黄会师纪念馆成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每年都有大量的党员干部、学生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大圣墩·映美湖景区集自然风光、休闲娱乐、民俗文化体验为一体，是印江旅游的又一亮点。景区内的大圣墩索道是一大特色，乘坐索道缓缓上升，游客可以俯瞰印江县城全景和周边的美丽自然风光。印江县城的高楼大厦、街道小巷、公园绿地尽收眼底，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映美湖湖水清澈见底，湖边绿树成荫，风景如画。游客可以在湖边漫步，欣赏湖光山色，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也可以乘坐游船，在湖面上荡漾，享受悠闲的时光。此外，景区还会定期举办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如土家族摆手舞表演、苗族芦笙演奏等，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到民俗文化活动中，深入体验印江的民族风情。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自然的馈赠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自然的馈赠下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在时代的浪潮里不断探索前行，正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在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印江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推进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修复项目。通过多年的努力，森林覆盖率持续攀升，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减少了水土流失，增强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开展中药材种植、食用菌培育、生态养殖等产业，不仅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还为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例如，在梵净山周边地区，许多农户利用林下资源种植天麻、黄精等中药材，在保护森林生态的同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印江在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上也取得了显着成效。县城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道路宽敞整洁，公园、广场等公共设施不断完善。同时，注重城市文化特色的塑造，将土家族、苗族的文化元素融入到城市建筑、景观设计中，使城市既充满现代气息，又保留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在乡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施了农村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污水治理等工程，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一些村庄依托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打造了一批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村民们通过开办农家乐、民宿，销售农产品、手工艺品等，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生活水平得到了显着提高。 在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领域，印江积极探索新的模式和途径。一方面，加大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建立了多个民族文化传承基地，培养了一批民族文化传承人，对土家族摆手舞、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进行系统的传承和保护。同时，收集、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化资料，编纂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文化书籍，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印江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注重文化创新，将现代元素与传统民族文化相结合，开发出了许多具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例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土家族傩堂戏、苗族芦笙舞等传统艺术形式进行创新编排，通过舞台表演、网络直播等方式进行传播，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到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中，创造出了一批具有印江特色的文化作品，提升了印江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印江积极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加强与周边地区以及国内外其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文化旅游节、农产品展销会等活动，搭建起对外交流的平台，展示印江的特色文化和优质产品，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投资者。同时，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了一批优质企业落户印江，为印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与其他地区开展合作交流，引进先进的理念、技术和人才，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例如，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农业技术研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与发达地区的医院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专家来印江开展学术讲座、技术指导，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展望未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完善社会事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加强文化建设，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信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印江必将成为黔东北一颗更加璀璨夺目的明珠，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沿河自治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华夏大地的西南边陲，贵州省东北角、铜仁市北部、乌江下游的这片土地上，镶嵌着一颗耀眼的明珠——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它不仅有着“黔东北门户，乌江要津”的美誉，更是一座融合了自然美景、历史文化与民族风情的魅力之城。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一）位置境域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地处北纬28°12′45″—29°05′23″ ，东经108°03′49″—108°37′53″ 。其南北长98.28千米，东西宽53千米，县域面积2483.51平方千米。从地图上看，它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雄踞在贵州高原的东北边缘。北部、东部分别与重庆市彭水、酉阳县接壤，西北部与遵义务川县毗邻，是黔、渝、湘、鄂边区物资的集散地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贵州与周边省市的重要节点，在区域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贾往来、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见证了无数的商贸繁荣与文化交流，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和文化印记。 （二）地形地貌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处在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东北边缘斜坡、大娄山脉与武陵山脉交错地带。其地势呈现西北部和东南部高，中部低的态势，由西北、东南向中部乌江河谷倾斜，形成了南宽北窄的狭长地带。境内地形复杂多样，既有巍峨高耸的山峰，又有深邃幽静的峡谷，还有广袤肥沃的河谷平原。最高峰是位于县西北角塘坝乡鱼溪困龙山驾鹰岩，海拔1462米，它宛如一位巨人，俯瞰着这片土地，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最低点在县北部洪渡镇王坨村乌江出境处，海拔225米 。全县山峰众多，平均每平方千米3.6座，岩溶地貌显着，峰丛、峰林、溶沟等岩溶个体星罗棋布。这些奇特的地貌景观，是大自然历经数亿年精心雕琢的杰作，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也为地质学家提供了天然的研究样本。 （三）气候条件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热，雨量充沛，温度高，霜期短，但日照不足。多年平均气温17.5c ，1月平均气温6.3c ，7月平均气温28.2c 。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四季都充满生机与活力。无霜期年平均311天，年均日照时数1191小时 ，年平均降水量1166.5毫米 。降水分布上县北部多于南部，全年最多为西南风，多年平均风速0.8米每秒。温和的气候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高，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同时，充沛的降水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使得这里成为贵州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 （四）自然资源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丰富，犹如一座天然的宝库。矿产资源种类繁多，重晶石储量70万吨，铅锌矿石储量153万吨，铁矿储量871万吨，谯家烟煤查明储量2306万吨 。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水能理论蕴藏量9786.68万千瓦，可开发建站72处，装机容量4170.87万千瓦 。乌江作为这里的母亲河，不仅孕育了灿烂的文明，还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一座座水电站的建立，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脊椎动物有85科309种，陆栖寡毛类动物有2科3属19种 。这里是生物多样性的天堂，各种珍稀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构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自然画卷。 二、历史文化 （一）历史沿革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活动。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老的先民们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和文物，见证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春秋属楚，战国一度入秦，后又归楚，秦代属黔中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历经了多次朝代更迭和行政区划的调整，每一次变革都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蜀汉置汉复县，沿河县分属汉复和万宁。唐时先置务川郡，后改思州，沿河属之。元置沿河佑溪长官司，元、明、清时期县城均为土司驻地，民国三年改为沿河县。1934年，在沿河境内建立10个区、30个乡苏维埃政府，这片土地成为了革命的热土，无数革命先烈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12月29日，沿河解放，1986年设沿河土家族自治县，2011年属地级铜仁市。 （二）红色文化 1934年，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枫香溪（后划归德江）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决定以沿河为中心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在沿河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在这片土地上，红军战士们与当地群众并肩作战，开展了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沿河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如今，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成为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三）民族文化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是土家族聚居区，民族风情浓郁。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传承着独特的文化习俗。喝油茶汤是土家族的传统饮食习俗，一碗热气腾腾的油茶汤，不仅能驱散冬日的寒冷，还蕴含着浓浓的乡情。吃灰豆腐也是土家族的特色，灰豆腐独特的口感和制作工艺，体现了土家族人民的智慧。民族歌舞丰富多样，土家山歌曲调优美、情感真挚，涵盖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2009年“土家山歌”被列为贵州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沿河被授予“中国土家山歌之乡”称号 。土家花灯是春节演出的民间传统戏剧，表演极具艺术性和观赏性，已被列入贵州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还有土家族打镏子、半边鼓等独特的民族音乐形式，其中打镏子音域宽广、节奏感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外，土家傩堂戏由傩仪、傩戏、傩技三部分组成，傩戏被称为戏剧的“活化石” ，它承载着土家族的信仰和历史，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人口与民族 （一）人口数量 2024年末全县户籍人口69.51万人 ，常住人口40.85万人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分布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城镇人口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这不仅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加大了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同时，也积极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二）民族构成 除土家族外，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还居住着苗族、侗族、仡佬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和谐共处，共同传承和发展着多元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各民族在节日庆典、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同时又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每年的民族节日，如土家族的摆手节、苗族的芦笙节等，各民族同胞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展现了民族团结的和谐画面。 四、经济发展 （一）农业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发展态势良好，形成了生态茶、生态果蔬、生态畜牧渔业、生态特色林业等主导产业。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茶叶品质优良，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深受消费者喜爱。生态果蔬实现规模化种植，供应周边市场，不仅丰富了人们的餐桌，也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生态畜牧渔业采用科学养殖方式，提升产品质量，打造了一系列绿色、健康的畜牧渔业产品。生态特色林业如油茶等产业也在逐步发展壮大，油茶不仅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还能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二）工业 以“清洁能源”为首位产业，建材产业、农特产品加工业为优势产业。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大力发展水电等清洁能源项目，一座座水电站如明珠般镶嵌在乌江之上，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稳定的能源支持。建材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各类建筑材料，满足了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建筑需求。农特产品加工业将本地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如茶叶加工、果蔬罐头制作等。通过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这些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产品畅销国内外。政府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三）服务业 旅游业发展迅速，依托乌江百里画廊、麻阳河黑叶猴保护区等自然景观，以及红色文化遗址、土家民族文化，打造了多条旅游线路，吸引了大量游客。游客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壮丽的自然风光，感受独特的民族文化，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现代物流等服务业也在不断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乌江航道上的东风、洪渡2座500吨级码头，促进了水上运输和物流的发展，使得货物能够更加便捷地运输到各地。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对服务业的投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五、社会事业 （一）教育 重视教育事业，不断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教育体系逐步完善。拥有多所中小学，注重素质教育和特色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近年来，累计完成10所公办幼儿园建设，新增园舍面积平方米，投入资金6244万元，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1980个（城区 990 个、乡镇 990 个）；完成义务教育学校扩容建设9所，新增校舍面积平方米，投入资金5356万元，新增学位3400个（城区1800个、乡镇1600个）。还顺利完成县第二完全小学、黄土镇初级中学整体搬迁；同时，规划投资1亿余元，启动建设沿河思源实验学校小学部、沿河第十一完全小学、沿河民族中学教学楼及学生宿舍、客田镇第二幼儿园等项目。该批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城区小学学位270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90个、普通高中学位1250个及寄宿生床位600个。职业教育也在不断发展，与当地产业对接，为经济发展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二）医疗卫生 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县级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医疗技术不断提升，能够开展多种疑难病症的诊治。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现标准化建设和全覆盖，配备基本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高，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政府还加强了对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同时，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实现医疗信息共享，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三）基础设施 交通方面，已形成公路、水路运输网络，乌江航道的码头建设提升了水运能力，公路实现了县乡公路油路化、通村公路硬化 ，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日益紧密。全县公路通车里程5458.6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条115公里、国道2条133公里、省道3条300.8公里、县道28条689.7公里、乡道73条998.4公里、村道1495.7公里、通组公路1756公里，村村通油路(水泥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保障了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需求，城乡供水供电稳定，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5g网络广泛应用。政府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持续改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条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六、风景名胜 （一）乌江百里画廊 乌江流经沿河境内132千米 ，集雄、奇、险、秀为一体，两岸景色壮美，有“乌江百里画廊”之称，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 。乘船游览其中，仿佛置身于一幅山水画卷之中，两岸奇峰罗列，怪石嶙峋，江水碧绿如镜，清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这里的景色随季节变化而各异，春天，两岸山花烂漫，如诗如画；夏天，绿树成荫，清凉宜人；秋天，红叶满山，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宛如仙境。无论何时前来，都能领略到它独特的魅力。 （二）麻阳河黑叶猴保护区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的栖息地和多种珍稀动植物宝库，也是世界最大的黑叶猴种群分布地 。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原始，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开展生态旅游和科普教育的理想之地。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黑叶猴的生活习性，欣赏到它们灵动的身姿。同时，还能看到各种珍稀植物，如珙桐、红豆杉等，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保护区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严格限制游客数量，确保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不受破坏。 （三）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 位于谯家镇白石土地湾，1934年为贺龙等红三军领导驻地 。这里见证了黔东特区革命政权的建立，通过历史文物、图片等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走进旧址，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精神。这里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如红军战士使用过的武器、生活用品等，它们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历史，激励着人们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德江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祖国西南的贵州东北部，铜仁市西部，武陵山与大娄山交汇之处，有一座闪耀着独特魅力的城市——德江县。它宛如一颗镶嵌在山水之间的璀璨明珠，素有“傩戏之乡”“天麻之乡”“奇石之乡”的美誉。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德江正以蓬勃的姿态迈向未来。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一）位置境域 德江县介于东经107°36′ - 108°28′，北纬28°00′ - 28°38′之间。其东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壤，南与思南县为邻，西南接遵义市凤冈县，西依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北插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之间，东北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毗邻，总面积2072平方千米 。这种独特的区位，使其成为连接黔渝湘鄂四省（市）边区的重要节点，在区域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承载着物资流通与文化传播的重任，见证了无数的商贸繁荣与文化交流，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和文化印记。 （二）地形地貌 德江县处在云贵高原东北部阶梯状斜缓坡面上，整体地势呈现为西北部高、中部较缓、东部稍低的波状起伏斜面。这里的地形以山地为主，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90.8% 。乌江以东为武陵山系，乌江以西为娄山山系，两大山系在此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地形风貌。境内最高峰羊角脑位于沙溪乡覃坝村夏家山，海拔1534米，它高耸入云，宛如一位巨人，俯瞰着这片土地，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最低点位于望牌乌江出境处，海拔319米 。德江的地形地貌不仅塑造了壮丽的自然景观，还对当地的气候、生态和人文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复杂的地形为动植物提供了多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同时，也使得当地的农业生产和交通建设面临一定的挑战，但勤劳智慧的德江人民因地制宜，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山地农业和交通网络。 （三）气候条件 德江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水热同季，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多年平均气温16.1c ，1月平均气温5.2c ；7月平均气温26.2c 。这样宜人的气候，使得德江四季都充满生机与活力。年平均日照时数1045小时 ，年平均降水量1230.7毫米 ，降雨集中在4 - 9月。温和湿润的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品质优良，产出的农产品口感鲜美、营养丰富。同时，丰富的降水也滋养了茂密的森林，使得德江的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愈发优美。 （四）自然资源 德江县自然资源丰富，犹如一座天然的宝库。已探明地下有铁、铅、锌等金属矿藏，萤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藏。其中煤炭储量2351万吨 ，萤石储量30万吨 ，硅石储量58.5万吨 ，装饰大理石储量8000万立方米 。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水资源可利用总量4.86亿立方米 ，乌江作为德江的母亲河，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还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为水电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县有林地11万公顷，森林保有量19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3.57% ，茂密的森林不仅是大自然的绿色屏障，还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护区。此外，德江的中药材资源也十分丰富，天麻、金银花、金丝皇菊、铁皮石斛、红丹参等名贵中药材多达600余种，其中德江天麻天麻素含量高达0.36％ - 1.3％，远高于国家标准，2007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成为德江的一张亮丽名片。 二、历史文化 （一）历史沿革 德江县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属巴国南境。那时候，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辛勤的劳作，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明。秦代，属巴郡；汉代，属武陵郡；隋代，置务川县，德江属之；唐代，置思王县，后改为安化县。元至元十五年置水特姜长官司，明万历三十三年改置安化县，民国三年（1914年）更名德江县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德江历经了多次朝代更迭和行政区划的调整，每一次变革都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1934年6月，贺龙率红三军在枫香溪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从此，德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革命先辈们在这里浴血奋战，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德江人民。 （二）红色文化 枫香溪会议会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德江红色文化的核心象征。1934年红三军在此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黔东革命的道路。这里留存有众多革命文物，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它们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如今，枫香溪会议会址已成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物、图片等展示，深入了解红三军在德江的革命历程，感受革命先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精神。 （三）民族文化 德江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土家、苗、仡佬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德江傩堂戏被誉为“中国戏剧活化石”，它有着独特的戏剧元素、鲜明的表演形式和古老的传统韵味，上刀山、下油锅、开红山等傩技绝活令人称奇。2008 - 2016年间，德江县连续三次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傩戏之乡” ，傩堂戏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更是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信仰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先的敬仰。德江炸龙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火龙节”齐名的“水龙节”，寄托着土家儿女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 。其中德江水龙节起源于清末民初的民间耍草龙习俗，最早为农历六月初六祈雨仪式，已传承百余年，2019年被列入贵州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每到水龙节，德江的大街小巷都会热闹非凡，人们舞着水龙，相互泼水祝福，场面十分壮观。此外，还有土家哭嫁、土家山歌、土家摆手舞、土家刺绣等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 。土家哭嫁是土家族姑娘出嫁时的独特习俗，通过哭嫁歌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对亲人的不舍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土家山歌则是土家族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创作的歌曲，歌词质朴，旋律优美，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百态；土家摆手舞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动作简洁有力，节奏明快，展现了土家族人民的热情奔放和团结协作精神；土家刺绣则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图案，展现了土家族妇女的心灵手巧和审美情趣。 三、人口与民族 （一）人口数量 2022年末，德江县户籍人口有55.62万人 。近年来，德江县人口总体保持稳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镇人口占比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这不仅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德江政府加大了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同时，也积极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二）民族构成 德江县居住着土家、苗、仡佬等18个民族 。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德江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在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中，各民族共同参与，展现出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例如，在土家族的摆手节、苗族的芦笙节、仡佬族的吃新节等节日里，各民族同胞们身着盛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庆祝。他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传承和发展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德江独特的文化景观。这种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不仅丰富了德江的文化内涵，也为德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四、经济发展 （一）农业 德江县是农业大县，获中国绿色生态天麻之乡、国家花椒种植标准化示范区称号，是全省十大肉牛发展重点县之一 。德江天麻以其高含量的天麻素（天麻素含量高达0.36％ - 1.3％，远高于国家标准）而闻名遐迩，2007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德江复兴猪”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德江形成了生态茶、生态果蔬、生态畜牧渔业、生态特色林业等主导产业，农产品逐渐向品牌化、规模化发展。在生态茶产业方面，德江注重茶叶品质的提升，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加工设备，打造出了一系列优质茶叶品牌，产品畅销省内外。生态果蔬产业实现了规模化种植，采用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生产出的果蔬新鲜可口、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生态畜牧渔业采用科学养殖方式，注重动物的健康和福利，提升了产品质量，打造了绿色、健康的畜牧渔业产品。生态特色林业如花椒、油茶等产业也在逐步发展壮大，花椒产业已成为德江的特色产业之一，花椒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逐年增加，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出口到国外。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德江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积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二）工业 德江县以“清洁能源”为首位产业，建材产业、农特产品加工业为优势产业 。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大力发展水电等清洁能源项目，一座座水电站如明珠般镶嵌在乌江之上，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稳定的能源支持。同时，积极探索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动能源产业多元化发展。建材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各类建筑材料，满足了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建筑需求。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了建材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农特产品加工业将天麻、茶叶、果蔬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附加值。例如，天麻深加工产品有天麻粉、天麻酒、天麻含片等，不仅方便了消费者的食用，还提高了天麻的经济价值。茶叶加工企业不断创新，开发出了多种口味和档次的茶叶产品，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政府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鼓励企业加强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促进工业产业升级。 （三）服务业 德江县旅游业发展迅速，依托乌江风光、喀斯特地貌、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打造了多条旅游线路。乌江流经德江49公里，两岸风光秀丽，白果坨国家湿地公园、新滩梦屿等景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欣赏乌江的壮美景色。五彩洋山河旅游景区、武陵陶缘休闲度假区为aaaa级景区 ，五彩洋山河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峡谷幽深，溶洞奇特，五彩河洞穴奇观令人称奇，是探秘自然景观的好去处；武陵陶缘休闲度假区则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体验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德江还将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融入旅游线路中，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德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也在不断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德江的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政府积极推动物流园区建设，完善物流配送网络，提高物流效率；同时，鼓励企业开展电子商务业务，拓展销售渠道，促进了当地产品的流通和销售。 五、社会事业 （一）教育 德江县拥有铜仁学院乌江学院、贵州工程职业学院、贵州智能工程技师学院3所高校，是黔东北唯一的高校县 。从学前教育到中小学教育，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质量逐步提升。德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十三五”以来，全县累计投入18.67亿元，新建学校(园)47所，实施幼儿园改造工程321个，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改薄”工程443个。德江一中、德江二中、德江职校实现整体搬迁，第三高级中学、贵州工程职业学院、乌江学院建成投用。乡镇中小学、幼儿园办学条件极大改善，初步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备教育体系。目前，全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232所。其中，幼儿园97所，小学93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初级中学2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5所，完全中学1所，普通高中6所，中等职校1所，高等学校3所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德江推出“强师工程”，通过特岗招聘、公开招考、人才引进等多种渠道，招聘教师1397人 。同时，加强教师培训，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聘请省内外教育专家68人，派出教师参加“国培计划”“省培计划”529人次 。培育了一批特级教师、省级教学名师、省级黔灵名师、省级名校长、省级乡村名师、省级骨干、市级黔灵名师、市级名校长、市级名班主任、市级名师、市级骨干教师 。德江还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职业教育与当地产业紧密结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例如，贵州工程职业学院开设了与德江主导产业相关的专业，如建筑工程技术、电子商务、旅游管理等，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前景。 （二）医疗卫生 德江县拥有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三级乙等中医医院、二级甲等妇保院各1所 ，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了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德江县人民医院以首批县域三级医院等级评审总得分第一名(881.26分)达到贵州省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 ，自主培养了3个医学博士和70个硕士研究生 ，神经外科获批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心血管内科正在申报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 ，还成功开展了被称为“心脏介入皇冠级手术”的主动脉夹层手术 ，是全省首家开展冠脉急诊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县级医院 。同时，德江县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高，有效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为了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德江县人民医院还建成了全省县级医院的首个放疗中心 。在提升县域医疗水平方面，德江县正推进15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和23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成功开展新技术新项目200多项 。德江县民族中医院创建三甲医院今年10月份已经接受评审，以目前的成绩来看，三级甲等中医院没有问题 。此外，德江县还加强了公共卫生服务，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实施重大疾病防控专项行动，着力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建设，破解疾病预防控制编制和人才短缺短板，提升突发急性传染病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三）基础设施 在交通方面，杭瑞、沿德、德务、德余四条高速贯通县境 ，乌江航运可上达贵阳下驱长江，铜仁德江机场正加紧建设，水陆空综合交通网络逐步形成 。便捷的交通网络不仅方便了居民的出行，也促进了德江与外界的经济交流和文化合作。在水利方面，德江县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保障了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需求。在电力方面，不断完善电网建设，确保城乡供电稳定可靠。在通信方面，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5g网络广泛应用，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通信服务，也为电子商务、智能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德江政府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持续改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条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六、风景名胜 （一）五彩洋山河旅游景区 五彩洋山河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峡谷幽深，溶洞奇特，五彩河洞穴奇观令人称奇。这里的峡谷两岸悬崖峭壁，奇峰罗列，谷底溪水潺潺，清澈见底。溶洞内钟乳石琳琅满目，形态各异，在灯光的映照下，五彩斑斓，宛如仙境。游客可以沿着峡谷步道漫步，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可以深入溶洞，探索神秘的地下世界。洞内石笋、石柱、石幔等景观造型逼真，有的如仙人指路，有的似飞禽走兽，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创造力。景区内还设有观景台、休息区等设施，方便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此外，景区每年还会举办溶洞文化节、峡谷探险活动等，吸引了众多探险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成为德江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二）枫香溪会议会址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枫香溪会议会址是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会址建筑群古朴庄重，保留了当年的建筑风貌。走进会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青砖灰瓦的传统民居，这里曾经是红三军领导决策的重要场所。院内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如红军战士使用过的枪支、弹药、生活用品，以及会议记录、文件等。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让人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934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通过历史文物、图片、文字资料等展示，游客可以深入了解红三军在德江的革命历程，感受到革命先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精神。会址周边还设有红色文化广场、纪念馆等配套设施，定期举办红色文化讲座、革命故事宣讲等活动，使其成为了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党员干部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三）贵州德江白果坨国家湿地公园 地处乌江沿岸的贵州德江白果坨国家湿地公园，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公园内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河流、沼泽、滩涂等景观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这里是众多珍稀鸟类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游客可以看到白鹭、鸳鸯、野鸭等水鸟在水面上嬉戏觅食，还能偶遇小灵猫、刺猬等野生动物在林间穿梭。公园内修建了观景栈道、观鸟台、科普展览馆等设施，游客可泛舟乌江，欣赏沿岸自然风光，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也可以沿着栈道漫步，近距离观察湿地生态环境，了解湿地的生态功能和保护意义。每到春秋两季，公园内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踏青赏花、休闲度假。同时，公园还开展了湿地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活动，让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增强环保意识，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生态家园。 （四）新滩梦屿 新滩梦屿位于乌江德江段，是镶嵌在乌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江水清澈，两岸青山连绵起伏，风光秀丽迷人。岛屿四周碧水环绕，岛上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宜人。新滩梦屿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宁静的氛围，成为了人们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的理想之地。游客可以乘坐游船环岛游览，欣赏乌江两岸的美景，感受江风拂面的惬意；也可以登上岛屿，漫步在林间小道，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祥和。岛上还设有特色民宿、农家乐等，游客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如乌江鱼、傩乡麻饼、灰豆腐等，体验浓郁的乡土风情。此外，新滩梦屿还会举办乌江文化节、民俗表演等活动，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深入了解德江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 （五）武陵陶缘休闲度假区 武陵陶缘休闲度假区是德江的又一aaaa级景区，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体验项目吸引着大量游客。度假区内青山环抱，绿水潺潺，茶园、果园、花海错落有致，宛如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这里依托当地丰富的陶土资源，打造了以陶艺体验为主题的特色项目。游客可以亲自参与陶艺制作，在陶艺师傅的指导下，拉坯、塑形、上釉、烧制，制作出属于自己的陶艺作品，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除了陶艺体验，度假区还设有休闲垂钓区、亲子采摘园、户外拓展基地等娱乐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在休闲垂钓区，游客可以享受钓鱼的乐趣，放松身心；亲子采摘园里，游客可以带着孩子采摘新鲜的水果，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户外拓展基地则为喜欢挑战自我的游客提供了攀岩、速降、丛林穿越等刺激的项目。度假区内还配套建设了高品质的酒店、餐厅等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舒适便捷的住宿和餐饮服务，让游客在这里度过一段愉快难忘的休闲时光。 德江县，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正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事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光旅游、投资兴业。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德江将继续绽放光彩，成为黔东北大地上一颗更加耀眼的明珠，向着建设经济强县、文化名县、生态美县的目标不断迈进，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松桃自治县基本情况概述 松桃苗族自治县，地处贵州省东北部梵净山东麓，位于黔、湘、渝两省一市交界之处，仿若一颗镶嵌在西南边陲的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古有“地接川楚，位遏三湘，实黔东门户”之美誉，其县域总面积达3409平方千米 ，凭借连接大西南与长三角、珠三角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处于重庆、长沙、贵阳4小时经济圈交汇点的优势，区位条件得天独厚，在区域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截至2023年末，全县户籍人口72.72万人，常住人口46.51万人 ，近年来常住人口虽有一定变化，但仍保持着自身独特的人口结构特征。以苗族为主的26个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68.1%，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交融发展，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了松桃地域发展的独特标识，成为松桃文化的重要底色。 松桃苗族自治县文化底蕴深厚，苗族文化源远流长，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流淌着千年的记忆与智慧。苗族傩戏被誉为“戏剧活化石”，其表演形式古朴神秘，从古老的祭祀仪式演变而来，承载着苗族先辈们对天地自然、祖先神灵的敬畏与崇拜，每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传承着千年的文化记忆，为研究苗族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活态资料。 “上刀梯”“下火海”等苗族绝技绝活，是苗族人民坚韧豪情的生动体现。表演者赤脚上刀梯，刀刃锋利却如履平地，下火海时，脚掌踏过熊熊炭火，毫无惧色，展现出苗族人民勇敢无畏的精神品质，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和过人的勇气，征服观众，也向世人展示着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苗家花鼓舞节奏激昂明快，舞者们身着绚丽的苗族服饰，手持花鼓，动作矫健有力，在激昂的鼓点中，尽情释放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彰显出苗族人民乐观向上、充满活力的生活态度。滚龙艺术气势雄浑，舞动时，巨龙在人群中穿梭腾跃，威风凛凛，展现出苗族人民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成为苗族文化的象征之一。 苗族刺绣工艺精湛绝伦，针法细腻、色彩斑斓，凝聚着苗族妇女的智慧与心血。其花鼓系列产品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被国家外交部指定为外交用品，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展现苗族风情的重要载体；鸽子花系列产品被联合国指定为和平礼品，寓意着和平与友好，让苗族刺绣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凭借这些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瑰宝，松桃先后获评“贵州花鼓艺术之乡”“中国滚龙艺术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民间绝技文化艺术之乡”等称号，成为传承和弘扬苗族文化的重要基地。 在自然禀赋方面，松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春温秋爽，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热量丰富，全年平均气温16.5c ，最热的7月份日均27.3c，最冷的一月份日均气温4.3c，无霜期293天 ，年降水量1378.3毫米，平均年雨日为183天 ，平均日照数为1228小时。这样宜人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居民的生活和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松桃的森林覆盖率达63.43%，生态环境优美宜人。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梵净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巍峨壮丽，气势磅礴，拥有奇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生态资源。山上植被茂盛，珍稀动植物种类繁多，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财富；其金顶拔地而起，直插云霄，云雾缭绕时，仿若仙境，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登山揽胜、探秘自然。南方长城历史悠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它见证了古代的军事防御和民族交流，城墙蜿蜒于山水之间，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苗王城古朴神秘，始建于明洪武初年，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分为东城和西城，原有城墙2000余米，城内有11条巷道，巷道内有11道寨门 ，是湘、黔、渝边界上保存较好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建筑为一体的苗疆古寨 。这里曾是苗民长官司驻地，经过几十代苗王的经营，成为东部苗族南长城外围的王者之城 ，宣德至嘉靖年间，这里爆发了五代苗王领导的苗族起义，苗王城成为起义大本营 。如今，苗王城依然保留着古老的建筑风格和浓郁的苗族风情，古寨内巷道建有石墙，并和城内错落有致的吊脚楼院墙连为一体，形成了具有防御能力的城堡；歪门邪道是古寨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体现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和独特审美；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欣赏到苗族拦门酒、对情歌、长桌宴等传统习俗，以及上刀山下火海、口舔红铁、仙人合竹、枪尖舞蹈等惊、险、奇的苗族绝技，深入感受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桃花源如诗如画，充满宁静祥和的田园气息，这里山水相依，桃花盛开时，落英缤纷，仿佛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让人流连忘返。潜龙洞是武陵山脉最高海拔的古溶洞群，也是几十亿年前罕见地生长于白云岩石层中的古溶洞群 ，现已探出1481米，其中厅堂9个，最大的潜龙厅有一万平方米，洞内景观奇特，石笋、钟乳石琳琅满目，石笋密度居亚洲第一，被中法洞穴专家称之为“地下桂林” ，是国家最好的溶洞之一，游客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的地下世界。腊尔山红石林造型独特，1500亩丹霞石林或嵯峨嶙峋，或形如楼阁，或状如宝塔，陡峭险峻，气势雄伟，令人震撼，这些奇特的石林景观是大自然历经亿万年雕琢而成的杰作，吸引着众多地质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赏。 松桃的矿产资源同样富集，已探明具有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有20余种 。其中锰矿已探明储量7.32亿吨，远景储量达10亿吨以上，占全国储量的四分之一，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素有“锰都”之称，主要分布在县境中西部地区，呈层状、透镜状缓倾斜产出，矿层厚度极值在0.5 - 9.0米，一般为1 - 3米，品位一般为17% - 22%，个别为15%左右 ，主要有大塘坡锰矿床、大屋锰矿段、杨立掌锰矿段等多个矿床（点），为海相沉积中型至小型碳酸锰矿床 。页岩气初步探明储量在1万亿立方米以上，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此外，石煤、石灰岩储量都在1万亿 - 2万亿吨以上，且便于开采 ，还有斑墨玉和带白玉大理石，经地质部门勘查取样检验，其抗压强度、光洁度等各项指标均达到和超过出口标准 。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松桃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农业方面，松桃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全县总耕地面积110.2万亩 ，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农业基础，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优质花生生产基地县”“全国茶产业体系科技示范县”等 。近年来，松桃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畜禽、油茶百亿级产业为主导，蔬果菌、茶叶、中药材等为补充，构建起农业全产业发展体系 。在粮食种植上，不断优化种植品种和技术，粮食体系稳步提升，2023年粮食种植面积57.84万亩，同比增长6.4% ，粮食产量19.19万吨，同比增长10.5% ，稻谷产量11.46万吨，同比增长25.4% ；油料作物、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发展是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核心任务之一，2023年松桃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6.49亿元，同比增长4.5% ，总量位列全市第二，增速居全市第三 ，彰显出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三次产业协同并进，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第一产业增加值46.7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3.81% ，增长率达到4.9%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4.9%，居全市第一 。在农业方面，农业产值万元，增长5.1% ，粮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结构持续优化；林业产值.17万元，增长7.6% ，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牧业产值万元，增长3.6%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61万吨，同比增长11.3% ，生猪出栏73.08万头，同比增长8.4% ；渔业产值万元，增长7.2% ，渔业养殖技术不断提升；养殖牧渔服务业产值万元，增长4.4% ，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服务保障。 第二产业增加值40.8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0.80% ，增长4.7% 。工业方面，全年全县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2.0% ，轻工业实现产值万元，重工业实现产值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中，铁合金产量6.96万吨，同比增长17.0% ，精制茶794.73吨，同比增长114.1% ，工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建筑业实现增加值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8.06亿元，增速25.1% ，居全市第三 ，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为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产业增加值108.8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5.39% ，增长4.2%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亿元，同比增长4.4% ，居全市第四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分别同比增长6.8%、8.6%、15.1%、10.7% ，市场活力不断增强；营利性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47.3% ，居全市第一 ，新兴服务业态蓬勃发展。旅游产业更是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23年共接待旅游人数613.52万人次，同比增长20.1% ，其中接待入境旅游人数0.0153万人次，同比增长178.2% ，实现旅游总收入60.94亿元，同比增长28.1%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长。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本级）达到5.58亿元，同比增长19.5% ，居全市第三 ，为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推动了地方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在居民收入方面，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元和元 ，分别增长4.4%、8.9%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增长11.9%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增长7.6% ，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日益活跃，消费结构也在逐步优化升级，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带动了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社会事业发展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松桃苗族自治县在社会事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教育领域，2023年末全县拥有各级各类学校272所（含教学点），涵盖从学前教育到中等职业教育等各个阶段，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教育选择 。学生总数人，教职工总数人 ，各类学校总占地面积约为430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为185万平方米 ，教学环境不断改善，教育资源不断优化配置，教育质量逐步提升，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医疗卫生事业持续进步，全县有卫生医疗机构580个，包括县级医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 ，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卫生机构床位2858张，卫生机构从业人员4021人，卫生技术人员3559人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1205人，注册护士2354人 ，基本满足了居民日常就医需求，为居民的身体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健全，不断扩大覆盖范围，提升保障水平。2023年末，全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累计人数人，同比增长2.5%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人，参合率96.53% ；参加失业保险累计人数人，同比增长21.6% 。年末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包括城市和农村低保人群 ，为困难群众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全县有福利院1个，床位200张，集中供养人数21人；敬老院16个，床位788张，集中供养人数519人 ，为特殊群体提供了生活保障和关爱服务，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交通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松桃已构建起公路、铁路、高铁、航空“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 。公路方面，渝湘、包茂、杭瑞、松从、沿印松高速等穿境而过，县乡公路四通八达，连接着各个乡镇和村庄；铁路方面，渝怀铁路复线为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高铁方面，沪昆高铁、铜吉高铁的建设和运营，大大缩短了松桃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航空方面，铜仁凤凰机场改扩建、湖南湘西机场新建，为松桃的对外交流和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方便了居民出行，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加强了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协同发展。 松桃苗族自治县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它既有深厚的苗族文化底蕴，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蓬勃发展的经济；既有完善的社会事业保障，又有便捷的交通网络。在未来的发展中，松桃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加强区域合作，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让这颗镶嵌在黔东北的明珠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石阡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梯级大斜坡地带，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南部，有一座充满魅力的小城——石阡县。它宛如一颗遗落在山水之间的明珠，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彩。这里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的现代活力，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 一、自然地理：山水相依的生态家园 （一）地理位置 石阡县经纬度范围为东经107°44''55\"——108°33''47\"，北纬27°17''15\"一27°42''52\" ，地处重要的地理节点。它东邻江口、岑巩县，南接镇远、施秉县，西接凤冈、余庆县，北靠印江、思南县 。县境内东西最大间距达86.6千米，南北间距为47.6千米，总面积2173平方千米 。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黔东地区交通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各方的要道，承载着商贸往来与文化传播的使命。周边各县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石阡独特的文化氛围。 （二）地形地貌 石阡全县地势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龙川河如一条蜿蜒的玉带，自南向北贯穿全境 。县内最高海拔为1869.3米，最低海拔为388.3米，相对高差达1481米 。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塑造出丰富的景观类型。这里不仅有连绵起伏的低山丘陵，还有宁静祥和的山间小盆地和蜿蜒曲折的河谷阶地 。在地貌成因分类上，岩溶地貌占据主导，全县岩溶地貌分布广泛，溶斗、溶洼、溶盆、暗河、落水洞等景观星罗棋布，面积多达1486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68.4% 。东部、南部和西部以低中山为主的山地地貌，山峦叠嶂，峰林如聚；西南部为山地山原地貌，地势较为高亢；中北部沿龙川河一带为丘陵河谷地貌，地势平缓，土地肥沃；西北部沿余庆河西岸为低山丘陵槽谷地貌，景色秀丽。 （三）气候特征 石阡县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全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无霜期长 。年均气温为17.2c，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27.1c，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5.7c 。年均降雨量1113.9毫米，最大降雨量为1577.2毫米，最小降雨量为772.1毫米 。多年年均日照为1069.8小时，最大风速为14米每秒，主导偏南风和东北风风向，无霜期为305天 。这样宜人的气候条件，使得石阡四季都充满生机，无论是春日的繁花似锦，还是冬日的温暖如春，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温和湿润的气候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石阡的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品质优良，产出的农产品口感鲜美、营养丰富。 （四）自然资源 石阡县自然资源丰富，犹如一座天然的宝库。矿产资源种类繁多，有重晶石、钒矿、铅锌矿、黑滑石、铁矿、煤、大理石等10多种 。其中，石材资源储量大、品质优、品种多，储量达15亿立方米，多达22个品种，石阡红、蜘蛛米黄等11个品种达到国家a类装饰材料标准 ，中国石材协会授予石阡“中国石材产业基地”称号 。石阡温泉更是一大特色资源，已知的自然出露热矿泉18处28个出露点，总流量65升\/秒，最高水温55c 。经科学鉴定，水中富含硒、锶、氡、偏硅酸、锌等20余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水质完全符合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饮用水标准，是全国罕见的饮、浴热矿泉，系国际饮用、医疗双达标矿泉水，是世界少有、中国独有的优质水源地 ，石阡也因此获得“中国温泉之乡”“中国矿泉水之乡”的美誉 。农产品资源同样丰富，“云雾茶”“碧龙茶”“坪山翠芽”“百花苦丁茶”“黄花菜”“松花皮蛋”“泡辣椒”“豆腐乳”等特色农产品闻名遐迩 。此外，石阡县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69.74% ，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佛顶山，这里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丰富。 二、历史沿革：岁月沉淀的文化印记 （一）先秦时期 石阡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父系氏族公社中晚期尧舜时代，在整个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时期，皆有文字记载 。当时，石阡为梁州之南裔，荆州之西鄙 。战国时期，楚将庄蹻从石阡侵略至且兰，使之成为楚巫黔中地 。庄蹻率领百濮族大迁徙入滇，一部分在牂牁河的乌江流域定居，成为当地的土着先民 。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也为石阡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秦汉至南北朝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石阡境内西部设置夜郎县，属于象郡 。两汉时期，石阡东部为武陵郡西缘，西部属于牂柯郡地 。南北朝时期，粱武帝天监年间（502年——519年），汉武陵郡西边的地方分给了南阳郡，治领建昌县 。侯景叛乱后，在武陵，东牂柯郡之间经常有夜郎流民聚居，于是梁设立了夜郡，隶属于武州 。陈时，废除了建昌县，建立了南阳郡 。在这一时期，石阡经历了多次行政区划的调整，不同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三）隋唐至宋元 隋开皇元年（581年），南阳郡被废除，在石阡设立寿州 。开皇十八年（598年），寿州改名为充州 。唐武德四年（621年），重新设立夜郎县 。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立夷州 。宋大观三年（1109年），又重新设立都上县 。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一1270年），设立石阡军民长官司在治所 。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三日，葛彰葛商长官司地发生地震，长官司署迁到河坝场 。泰定三年（1326年），思州土官田仁担任思州宣慰使，领导石阡，葛彰葛商等22长官司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石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四）明清时期 洪武五年（1372年），重修元朝筑建的本庄戴家坝“千工堰”，在石壁凿堰通水，使得附近的高低坝田都能得到灌溉 ，这一水利工程的修建，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立石阡府，分别管辖龙泉县以及石阡、苗民、葛彰葛商3个长官司 。石阡府的设立，标志着石阡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一年后，石阡府设置儒学，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天顺三年（1459年），石阡府费广获得四川乙卯科解元，次年庚辰科又中进士，充任御史，他的名字入载民国《中国人名大辞典》 ，这显示出石阡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5名江西商人在石阡县修建了万寿宫，这座融合中原文化与黔东风情的建筑瑰宝，不仅是江西商帮在石阡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石阡与外界文化交流的见证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知府陆郯撰写《重修玉皇阁记》，记述了僧人黎大恩的活动 。清康熙二年（1663年），废除葛彰葛商长官司 。乾隆七年（1742年），石阡府分别设立7里 。道光二年（1822年），知府夏修恕捐赠自己的俸禄修缮从思南至石阡的驿道 ，改善了交通条件，促进了地区间的交流。清咸丰五年（1858年），此地爆发红号军反清起义事件，这一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与变革 。清宣统二年（1910年），法国丁神父到石阡传教，在天主堂设立“保婴医馆” 。一年后，石阡府在城外的泗王庙中设立警察公所 ，这些事件体现了当时石阡在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受到的外部影响。 （五）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县知事陈德昌将石阡县划为6个区，即城区、小鸡公、本庄、王家寨、龙洞、大地方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建立石阡县立初级中学，为当地培养了大量人才 。一年后，国民党改组贵州省政府，实行行政督察区，石阡划归到铜仁行政督察区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建立石阡县民众教育馆，推动了民众文化教育的普及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阡实行新县制，设置乡镇保甲 ，进一步完善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进入石阡县城，石阡解放 。1950年，石阡县人民政府成立，将18个乡镇划为3个区域分辖，设立区公所 。1967年3月19日，石阡的“三一九”派夺取县党大权，石阡开始“文化大革命”，一个月后成立“石阡县革命委员会” 。1998年石阡县被评定为革命老区 ，其在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认可。2008年，石阡县被贵州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为农村改革试点单位 ，积极探索农村发展的新路径。2016年1月1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石阡县的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调整后，汤山镇变成设置汤山街道和泉都街道，将中坝镇设置为中坝街道，将河坝场乡设置为河坝镇，总共3个街道、6个镇、1个乡、9个民族乡 ，进一步优化了行政管理体制。2022年4月，石阡县入选2022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 ，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三、民族风情：多元融合的文化盛宴 （一）民族构成 石阡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居住着仡佬、侗、苗、土家等12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4% 。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石阡的乡村，常常能看到不同民族的村落相邻而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关系。例如，在一些传统节日里，各民族同胞会共同参与庆祝活动，分享各自的美食和文化习俗。 （二）民族文化 1. 仡佬族文化：仡佬族是石阡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之一，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仡佬毛龙节是仡佬族的重要节日，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毛龙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独特，在节日期间，人们舞动毛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仡佬族的敬雀节也别具特色，在这一天，人们会举行祭祀活动，表达对鸟类的敬畏和感恩之情 。仡佬族的情歌更是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歌词质朴，旋律优美，是仡佬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重要方式 。 2. 侗族文化：侗族的“悄悄年”是石阡侗族独特的习俗。在春节期间，侗族同胞会举行各种神秘而有趣的活动 。他们会悄悄地准备年货、打扫房屋，在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举行简单而庄重的祭祀仪式 。此外，侗族的鼓楼建筑也是其文化的重要象征，鼓楼造型独特，工艺精湛，是侗族人民聚会、议事的重要场所 。 3. 苗族文化：苗族的芦笙舞是石阡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苗族同胞在重大节日和庆典活动中，会身着盛装，跳起欢快的芦笙舞 。芦笙舞动作优美，节奏明快，展现了苗族人民的热情奔放和对生活的热爱 。苗族的刺绣工艺也十分精湛，苗族妇女用她们灵巧的双手，在布料上绣出各种精美的图案，这些刺绣作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艺术品 。 4. 土家文化：土家摆手舞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动作简洁有力，节奏明快 。在摆手节期间，土家族同胞会聚集在一起，跳起摆手舞，祭祀祖先，祈求平安 。土家的吊脚楼建筑也独具特色，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既美观又实用 。 （三）民族节日 1. 石阡仡佬毛龙节：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至十五期间举行，是仡佬族祭祀祖先、祈求平安和丰收的盛大节日 。节日期间，人们举行庄重的祭龙仪式，随后舞龙队伍走街串巷，进行舞龙表演 。毛龙造型独特，由龙头、龙身、龙尾组成，龙身一般用竹篾编制，外糊彩纸 。舞龙者身着传统服装，动作矫健，龙在他们的舞动下，时而腾飞，时而盘旋，场面十分壮观 。 2. 侗族“悄悄年”：春节期间，侗族同胞从腊月二十九开始，就悄悄地准备过年 。他们不贴春联，不放鞭炮，一家人静静地度过除夕夜 。初一早上，晚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会给晚辈压岁钱 。从初二开始，侗族同胞会走亲访友，互相拜年，交流感情 。在“悄悄年”期间，侗族同胞还会举行各种传统活动，如唱侗歌、演侗戏等 。 3. 苗族芦笙节：苗族芦笙节是苗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一般在农历正月十六至二十期间举行 。节日期间，苗族同胞身着盛装，聚集在芦笙场上 。芦笙手们吹奏着芦笙，苗族青年男女则围绕着芦笙手，跳起欢快的芦笙舞 。芦笙舞有多种形式，如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等，动作优美，节奏明快 。此外，芦笙节上还会举行斗牛、斗鸡、赛马等传统活动，场面热闹非凡 。 四、经济发展：蓬勃兴起的产业格局 （三）服务业繁荣 1. 旅游业 石阡县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石阡温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石阡旅游的核心品牌之一，这里的温泉历史久、分布广、流量大、水质优 。城南温泉群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是全国唯有、世界少有的既可洗浴，又能直接饮用的天然矿泉温泉。景区内，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与氤氲热气相映成趣，游客不仅能在温泉池中放松身心，享受温泉带来的舒适与健康，还可参观温泉博物馆，了解石阡温泉的千年历史。 佛顶山景区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生态环境原始而优美。这里生长着珙桐、红豆杉等珍稀植物，栖息着黑叶猴、林麝等濒危动物。山间溪流潺潺，飞瀑流泉随处可见，徒步栈道穿梭于林海之间，是户外爱好者徒步探险、亲近自然的绝佳之地。每年春夏之交，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开放，将佛顶山装扮成花的海洋，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赏。 仙人街景区凭借世界上最大的天然仙人石板仙街和最长的空中船型玻璃悬廊等奇观声名远扬。天然石板街长约2公里，宽10 - 30米，表面平整光滑，仿佛仙人特意铺设；高悬于百米悬崖之上的玻璃悬廊，宛如一艘即将启航的巨轮，游客行走其上，不仅能体验惊险刺激，更可俯瞰脚下的壮丽峡谷风光，将千山万壑尽收眼底。 楼上古寨完整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小青瓦、封火墙、雕花窗，处处彰显着古朴典雅的韵味。古寨遵循“北斗七星”布局而建，巷道纵横交错，犹如迷宫。这里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座院落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是研究古代建筑和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每逢传统节日，古寨中还会上演傩戏、花灯戏等民俗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尧上仡佬族文化村保留着浓郁的仡佬族文化风情。村口的在此可以参与“敬雀节”“毛龙节”等传统节庆活动，品尝油茶、灰豆腐等仡佬族特色美食，学习制作仡佬族刺绣、竹编等手工艺品，深度体验仡佬族的民俗风情和生活智慧。 2. 现代服务业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石阡的现代服务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在交通物流领域，石阡已构建起“高速 + 铁路 + 航空”立体交通网络。沪昆高铁、安江高速、江瓮高速穿境而过，极大缩短了石阡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规划建设中的黔北（德江）机场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石阡的交通便捷性。物流产业也随之崛起，多个现代化物流园区相继建成，整合了农产品运输、石材配送、旅游商品流通等业务，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石阡县积极打造电商产业园，培育本土电商企业和网红达人。通过“电商 + 农产品”模式，将石阡苔茶、松花皮蛋、泡辣椒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在政府的扶持下，许多农户开设了自己的网店，直播带货成为农产品销售的新潮流。2023 年，全县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2亿元，电商产业带动了3000 余人就业。 金融服务不断完善，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在石阡设立分支机构，推出针对农业、旅商业银行色金融产品，为企业和农户提供融资支持。同时，保险、证券等金融业态也日益丰富，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筑牢了金融防线。 五、社会事业：幸福民生的坚实保障 （一）教育事业 石阡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构建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在学前教育阶段，全县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60余所，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3% 。农村幼儿园推行“集团化办园”模式，城区优质幼儿园与乡村幼儿园结对帮扶，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例如，石阡县实验幼儿园定期选派骨干教师到乡镇幼儿园开展教学指导，捐赠教具玩具，提升乡村学前教育质量。 义务教育阶段，石阡全面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实施“全面改薄”工程，累计投入资金8亿余元，新建、改造中小学教学楼、宿舍楼、运动场等基础设施。所有乡镇学校均配备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实验室和图书室。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实施“名师工程”，每年选派200余名教师到省内外名校跟岗学习，同时引进优秀教育人才100余人。2023年，全县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5%，中考、高考成绩逐年攀升，石阡中学本科上线率连续五年位居铜仁市前列。 职业教育特色鲜明，石阡县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了茶叶加工、旅游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等特色专业，与县内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实行“订单式”培养。学校建设了茶叶实训基地、电商直播基地等实训场所，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为企业骨干，为石阡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医疗卫生 石阡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县级层面，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拥有核磁共振、64排ct等先进医疗设备，能开展心脏介入、脑肿瘤切除等复杂手术；县中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了省级重点专科3个，在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等领域成效显着。 乡镇卫生院实现标准化建设全覆盖，每个卫生院均配备了dr、彩超等基本医疗设备，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能力。村级卫生室“一村一室”达标率100%，乡村医生定期接受业务培训，能够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推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患者在医院即可完成医保报销，极大方便了群众就医。同时，积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三）文化事业 石阡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均达到国家二级馆标准。县文化馆每年举办各类文艺培训50余期，培训群众3000余人次；图书馆藏书量达20万余册，开通了24小时自助借阅服务，方便群众随时阅读。博物馆收藏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文物1200余件，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向公众展示石阡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基层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实现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每个村都配备了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和健身器材，成为村民休闲娱乐、文化广场的好去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等活动年均开展200余场次，极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效显着，建立了县级非遗保护中心，设立非遗传承基地12个。每年组织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培养非遗传承人200余人。石阡仡佬毛龙节、说春等非遗项目多次走出国门，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大放异彩，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四）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建设日新月异，除了高速公路和铁路的贯通，县域内实现了“组组通”硬化路，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800余公里。实施“四好农村路”建设工程，对县乡道路进行提质改造，部四好农村路了白改黑。农村客运班线覆盖所有行政村，群众出行更加便捷。 水利设施不断完善，实施了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工程，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 。完成了龙底江、包溪等中小河流治理，新建和加固病险水库12?龙底江??防灾减灾能力显着增强。 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建成了110千伏变电站3座、35千伏变电站7座，实现了城乡供电一体化。实施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全面解决了农村低电压问题，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了充足电力保障。 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网络覆盖所有行政村，5g网络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全面铺开。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99%以上，群众能够及时获取各类信息，享受现代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 六、生态保护：绿水青山的守护之路 石阡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作为县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禁止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配备专业的护林队伍，运用无人机巡护、红外监测等科技手段，加强对野生动植物无人机。近年来，保护区内的黑叶猴种群数量从最初的50余只增长到80余只，珍稀植物群落得到有效恢复。 全县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和石漠化治理工程，“十三五”以来，累计完成营造林25万亩，治理石漠化面积50平方公里。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项目，引导农民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中药材、食用菌等，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目前，石阡的森林覆盖率已从2015年的65%提升至69.74%，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全面推行河长制，县、乡、村三级河长定期开展巡河工作，整治河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问题。实施龙川河、余庆河等重点流域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人工湿地、生态护岸，改善河道水质。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关闭取缔保护区内的污染企业和养殖场，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石阡还积极发展生态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在农业领域，推广绿色种植、养殖模式，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在工业领域，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入驻，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举措，石阡正向着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稳步迈进，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金山银山。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玉屏自治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关键地带，贵州省东部的铜仁市南部，有一座散发着独特韵味的小城——玉屏侗族自治县。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黔东大地的璀璨明珠，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一、自然地理：山水相依的生态画卷 （一）地理位置 玉屏侗族自治县地处东经108°34′ - 109°09′，北纬27°08′ - 27°31′之间 。它的东面和南面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紧紧相连，西面与镇远、岑巩两县毗邻而居，北面和东北面则与万山区相依相伴 。全县总面积516.6平方公里 ，东西距离36千米，南北长42千米 。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贵州与湖南的重要纽带，素有“黔楚咽喉”“黔东门户”的美誉 。这里是交通的要冲，沪昆高铁、铜玉城际铁路、株六复线铁路、沪昆高速、铜大高速、320国道、201省道如一条条脉络，穿境而过，构建起便捷的交通网络，让玉屏东可出两湖，西进滇黔，南下粤桂，北连川渝 ，极大地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 （二）地形地貌 玉屏侗族自治县处于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态势 。全县以低山、丘陵、坝地三种地貌类型为主 。低山地区山峦起伏，峰林错落，山间植被茂密，郁郁葱葱；丘陵地带地势相对平缓，绵延的山丘上分布着层层梯田，每至春夏，绿意盎然，秋季则金黄一片，充满了田园的诗意；坝地平坦开阔，土壤肥沃，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河流蜿蜒其间，灌溉着这片富饶的土地 。玉屏的山脉虽不似名山大川那般巍峨雄伟，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灵秀之气，如一道道绿色的屏障，守护着这片土地；河流清澈见底，水质优良，其中?阳河作为干流，汇集了龙江河、车坝河、野鸡河等众多支流 ，它们或奔腾湍急，或潺潺流淌，为玉屏增添了灵动的气息。 （三）气候特征 玉屏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春季气温多变，绵绵细雨如丝，滋润着大地，唤醒沉睡的万物，田野间、山林里，嫩绿的新芽破土而出，绽放出勃勃生机；夏季炎热但光照充足，降雨集中，雨热同期的气候条件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稻田里的水稻茁壮成长，果园中的果实挂满枝头；秋季天高气爽，阳光柔和，漫山遍野的金黄与翠绿交织，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冬季无严寒，无霜期长，平均为297天 ，即使在寒冷的冬日，也能感受到丝丝暖意 。年平均日照为1252.7小时，4 - 9月占68.39% ，阳光充足，为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了足够的能量 。年平均气温为16.4c，最冷月1月，均温5.0c ，人们无需在冬日里忍受刺骨的严寒；最热月7月，均温27.3c ，没有酷热难耐的煎熬 。一般年降水量1100 - 1200毫米，4 - 10月降雨多 ，充沛的降水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 。一年四季中东风频率最大，其次为东北风，历年平均风速为1.0米\/秒 ，微风轻拂，带来清新的空气和舒适的感受。 （四）自然资源 1. 矿产资源：玉屏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犹如一座天然的宝藏库 。重晶石、石灰石、大理石等储量可观 。重晶石是玉屏的重要矿产之一，其品质优良，广泛应用于化工、医药等领域 ；石灰石是建筑材料的重要原料，为当地的建筑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大理石纹理美观，质地坚硬，可用于雕刻、装饰等，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带动了当地工业的发展，还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 。 2. 水资源：境内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 。?阳河作为主要河流，常年水质达2类以上 ，清澈的河水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优质的饮用水源，还支撑着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 。此外，玉屏还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为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依托丰富的水资源，玉屏在水电开发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座座水电站如明珠般镶嵌在河流之上，将水能转化为电能，为地区发展贡献力量 。 3. 生物资源：玉屏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5.9% ，茂密的森林是众多生物的家园 。这里生长着各种珍稀植物，如银杏、珙桐等 ，它们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是大自然赋予玉屏的珍贵财富 。野生动物种类也繁多，有穿山甲、锦鸡等 ，它们在山林间自由穿梭，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在山林深处，还蕴藏着丰富的野生菌类资源，每至雨后，各种蘑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成为当地居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此外，玉屏的油茶、黄桃等经济作物种植广泛，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还形成了独特的田园风光 。 二、历史沿革：岁月沉淀的文化脉络 （一）先秦时期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玉屏这片土地隶属楚黔中地 。当时，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侗族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他们以农耕、渔猎为生，与自然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 。虽然地处偏远，但楚文化的影响也逐渐渗透到这里，与当地文化相互交融，为玉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秦汉至南北朝 秦朝时期，玉屏隶属黔中郡 ，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汉朝时，玉屏隶属武陵郡无阳县 ，在这一时期，中原文化进一步传播到玉屏，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三国时期，玉屏隶属武陵郡?阳县 ，战火纷飞的年代，玉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当地的侗族人民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家园，传承着民族文化 。南北朝时期，玉屏置西平阳县，求东牂柯郡 ，频繁的政权更迭和行政区划调整，使得玉屏的文化更加多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 。 （三）隋唐时期 隋朝时期，玉屏隶属沅陵郡龙标县 。唐朝时，隶属奖州渭溪县 ，这一时期，侗族中的上层人物、酋长或首领开始归附于中央王朝 。唐王朝在“峒区”开始设立州郡，建立羁縻政权，任命当地的大姓首领为刺史 。这种统治方式既尊重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又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 。在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下，玉屏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手工业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 （四）宋元时期 宋朝时期，玉屏置平溪峒隶沅州麻阳县 。侗族的首领们先后归附封建王朝，向朝廷进贡地方特产，朝廷则让他们世袭土官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诚州十峒首领杨通宝向宋朝“纳土”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首领向光普投宋，被封为古州（今新晃和玉屏境内）刺史 ；大观二年（1108年），靖州西道杨再立献土地，周围三千余里，户四千五百，人一万一千 ，朝廷皆封他们为刺史官职，但并未给他们刺史的权力 。元朝时期，侗族地区的统治沿袭了唐宋以来的“羁縻”政策 。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征服“九溪十八峒”，侗族地区的土官们大部分归附元朝，朝廷“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立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置野鸡坪蛮夷长官司，隶属思州安抚司 ；元至元二十七年，设置平溪等处蛮夷长官司，隶属番民总管府 。在宋元时期，玉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新的发展，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 （五）明清时期 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江阴侯吴良收服五开（今贵州黎平县）和古州（今贵州黎平西北和锦屏一带）等侗族地区，得到223峒，人口多人 。朱元璋对于归附的土官均原官授职 。设置务程龙鳖坪岳溪长官司（司署设长岭） ，同年，野鸡坪长官司与黄道溪长官司合并，名为黄道溪蛮夷长官司（司署设茅坡寨） 。明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1390年4月15日），设置平溪卫，隶属湖广都司 ，二十五年，务程龙鳖坪岳溪长官司并入黄道溪长官司（司署设武陵坪） 。1414年，明王朝设立黎平、新化二府，委任流官直接管辖土司，侗族地区出现“土流并治”的统治局面 。吴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失败后，明朝在侗族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屯、堡等军事机构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平溪卫改属贵州，明万历三十一年还隶湖广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的统治仍然因袭明代的“土流并存”，但土司的实权已趋削弱，均受到流官的节制 。裁卫指挥设守备隶湖广都司辰沅靖道 。清雍正五年二月初五（1727年），改隶贵州省思州府 ，同年闰三月三十日（1727年），兵部复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改平溪卫为玉屏县 。1729年，黎平知府张广泗，“以金币贿生苗假道入省，因密记其道里、山川、险阻形势，陈清大帅购募通事，统兵剿抚，略定其地” ，平定了雷公山周围的苗侗地区后，在榕江和剑河分别增设古州厅和清江厅 。通过改土归流，侗族基本上被纳入了流官的统治范围 。清乾隆三十五年九月（1770年10月），改隶铜仁府 ；清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复隶思州府 。明清时期，玉屏的政治制度逐渐完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也日益兴盛 。 （六）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2年（1913年），玉屏隶黔东（镇远）道 ；民国12年，直隶贵州省 ；民国24年，隶第九（铜仁）行政督察区 ；民国26年，隶第一（镇远）行政督察区 ；民国32年，改隶第六（铜仁）行政督察区，直至解放 。在中华民国时期，玉屏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民族文化依然顽强地传承着 。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1月7日，玉屏解放，隶铜仁地区 。1958年12月29日，并入铜仁县 ；1961年8月18日，恢复玉屏县 ；1966年2月，将县隶属万山区划出，设立万山特区 ；1968年9月，改万山特区为万山区，复隶玉屏县 ；1970年8月，恢复万山特区 。1983年9月7日，经国务院（83）国函字182号文件批复，撤销玉屏县，建立玉屏侗族自治县 ；1984年11月7日，召开庆祝大会，自治县正式成立 。此后，玉屏侗族自治县在党的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三、民族风情：多元融合的文化盛宴 （一）民族构成 玉屏侗族自治县是一个以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 ，此外，还居住着汉族、苗族、土家族等多个民族 。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走在玉屏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不同民族的人们穿着各具特色的服饰，交流着不同的语言，却都洋溢着同样的热情与友好 。在乡村，不同民族的村落相邻而居，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帮助，共同传承和发展着民族文化 。 （二）民族文化 1. 建筑文化：侗族的建筑风格独特，鼓楼、风雨桥是其代表性建筑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通常建在村寨的中心位置，是侗族人民聚会、议事、娱乐的场所 。鼓楼造型多样，有多层楼阁式、密檐式等，一般为木质结构，不用一钉一铆，全靠榫卯连接，工艺精湛，体现了侗族人民高超的建筑技艺 。风雨桥则是一种集桥、廊、亭为一体的建筑，不仅具有交通功能，还可供人们休息、避雨、遮阳 。桥上的彩绘、雕刻精美绝伦，展现了侗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玉屏的侗乡风情园，就保存着多座古老的鼓楼和风雨桥，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 2. 音乐舞蹈：侗族大歌是侗族音乐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东方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它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民间合唱形式，歌声悠扬婉转，和声美妙和谐，歌词内容丰富，涵盖了历史、传说、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 。演唱时，歌者们通过默契的配合，将不同的声部交织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音乐效果 。侗族的舞蹈也别具特色，如芦笙舞、哆耶舞等 。芦笙舞是在芦笙的伴奏下进行的舞蹈，舞者们手持芦笙，边吹边跳，动作矫健有力，节奏明快 ；哆耶舞则是一种集体舞蹈，人们手拉手围成圆圈，边唱边跳，气氛热烈欢快 。每逢重大节日，玉屏的侗族同胞都会举行盛大的歌舞表演，展示民族文化的魅力 。 3. 传统手工艺：侗族的传统手工艺丰富多彩，如刺绣、编织、木雕、竹雕等 。侗族刺绣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图案而闻名，绣品色彩鲜艳，针法细腻，图案多为花鸟鱼虫、神话传说等，寓意吉祥美好 。编织工艺包括竹编、藤编等，编织出的竹篮、藤椅等生活用品不仅实用，而且造型美观 。木雕和竹雕则是将木材和竹子雕刻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展现了侗族人民的艺术创造力 。在玉屏，有许多手工艺人传承着这些古老的技艺，他们开设手工作坊，制作和销售手工艺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侗族的传统手工艺 。 （三）民族节日 1. 赶坳：赶坳是玉屏侗族的传统节日，也是青年男女社交、恋爱的重要场合 。每年农历的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等特定日子，侗族青年男女们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指定的山坳 。他们在坳上对歌、跳舞、游戏，展示自己的才艺和风采 。在对歌过程中，男女青年们通过歌声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若情投意合，便会互赠信物，定下终身 。赶坳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侗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它促进了侗族青年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维系着民族的情感纽带 。 2. 萨玛节：萨玛节是侗族祭祀祖先“萨玛”的盛大节日 。“萨玛”在侗语中意为祖母，是侗族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女神 。节日期间，侗族同胞们身着传统服饰，举行庄重的祭祀仪式 。他们献上祭品，祈求萨玛保佑村寨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祭祀结束后，人们会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队伍中有人抬着萨玛的神像，其他人则手持彩旗、花伞，载歌载舞 。萨玛节体现了侗族人民对祖先的敬仰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经济发展：蓬勃兴起的产业格局 （一）农业发展 黄桃果实饱满，色泽金黄，口感脆甜多汁，富含维生素c、纤维素等营养成分。通过建设标准化黄桃种植基地，采用科学的栽培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玉屏黄桃的产量和品质不断提升。每到黄桃成熟季，漫山遍野金黄一片，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体验，线上线下销售火爆，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生猪养殖方面，依托温氏、德康等龙头企业，推进生猪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打造集种猪繁育、生猪养殖、饲料加工、屠宰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建成多个现代化生猪养殖小区，引入先进的养殖设备和环保处理系统，实现了生猪养殖的高效化、绿色化发展，年出栏生猪达30万头以上，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同时，玉屏积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优美的田园风光，打造了一批乡村旅游示范点。在油茶林、黄桃果园周边配套建设观光步道、休闲凉亭、农家乐等设施，游客不仅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品尝地道的侗家美食，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例如，在茶花泉景区，游客可以漫步于万亩油茶林，欣赏洁白的油茶花，参与油茶果采摘、榨油等农事活动；在黄桃种植基地，亲子采摘游、黄桃美食节等活动精彩纷呈，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的良性互动。 （二）工业进步 玉屏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聚焦新型建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型建材产业依托当地丰富的石灰石、大理石等资源，重点发展装配式建筑、新型墙体材料等领域。玉屏经开区内的建材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生产的高性能混凝土、节能型墙体材料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周边省市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例如，部分企业采用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加工到成品产出的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玉屏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积极承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引进了一批从事智能终端、电子元器件生产的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这些企业生产的手机配件、智能穿戴设备等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和外贸渠道销往国内外市场。同时，园区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 装备制造业以汽车零部件、机械装备制造为重点发展方向。当地企业与国内知名汽车品牌建立合作关系，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底盘部件等产品，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为汽车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持。此外，玉屏还鼓励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升级，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先进技术，推动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在政策扶持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带动下，玉屏工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增加值持续增长，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三）服务业繁荣 1. 旅游业 玉屏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以侗乡风情园为核心景区，集中展示侗族的建筑、民俗、歌舞等文化元素。园内鼓楼高耸，风雨桥横跨碧水，侗族特色民居错落有致，游客可以参观侗族文化博物馆，了解侗族的历史发展和民俗风情；欣赏精彩的侗族大歌、芦笙舞表演；品尝油茶、腌鱼、酸汤等侗家美食，沉浸式感受侗族文化的魅力。 ?阳河景区以其秀丽的山水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河水蜿蜒曲折，两岸青山如黛，奇峰异石林立，乘船游览其中，仿佛置身于一幅山水画卷。景区内还设有观景台、游船码头等配套设施，游客可登高远眺，领略山水全景；也可乘坐游船，近距离观赏两岸的自然风光。此外，玉屏还推出了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茶花泉、马溪村等乡村旅游点串联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农事活动、采摘新鲜果蔬、入住特色民宿，感受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旅游品牌的持续打造，玉屏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年接待游客量突破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40亿元以上。 2. 现代服务业 在交通物流领域，玉屏凭借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积极打造黔东物流枢纽。依托沪昆高铁玉屏东站、玉屏火车站等交通节点，建设了大型综合物流园区。园区内仓储、运输、配送等功能齐全，配备现代化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货物的高效流转。吸引了多家知名物流企业入驻，开通了直达全国各地的物流专线，为当地农产品外销、工业产品运输提供了便捷的物流服务。同时，玉屏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建设冷链仓储设施，保障生鲜农产品的运输和储存质量，促进了特色农产品的跨区域销售。 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玉屏县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建成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物流配送等一站式服务。通过举办电商培训班、开展直播带货活动等方式，培养了一批本土电商人才。鼓励企业和农户开设网店，销售玉屏黄桃、茶油、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借助抖音、淘宝等电商平台，玉屏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不断拓宽，线上销售额逐年增长。此外，金融、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也在转型升级，各类商业综合体、特色商业街不断涌现，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消费选择，推动了服务业的繁荣发展。 五、社会事业：幸福民生的坚实保障 （一）教育事业 玉屏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构建了覆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方面，通过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目前，全县公办幼儿园覆盖率达55%，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超过95%。各幼儿园注重特色办园，融入侗族文化元素，开展民族歌舞、传统手工艺等特色课程，让幼儿从小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义务教育阶段，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累计投入资金数亿元，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为所有学校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建设智慧教室、实验室、图书室等功能教室，实现了“班班通”多媒体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特岗教师招聘、教师交流轮岗、专业培训等方式，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全县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96%以上，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城乡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在职业教育领域，玉屏中等职业学校围绕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开设了电子信息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等专业。学校与县内企业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推行“订单式”培养模式，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企业就业，就业率达98%以上。同时，学校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面向社会人员开展电商、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了大量实用型人才。 （二）医疗卫生 玉屏构建了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县级层面，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引进了核磁共振、ct等先进医疗设备，开展了心脏介入、微创手术等新技术项目；县中医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了多个省级重点专科，在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等领域成效显着。 乡镇卫生院实现标准化建设全覆盖，配备了dr、彩超等基本医疗设备，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通过实施乡村医生定向培养计划，充实乡村医生队伍，并定期组织乡村医生参加业务培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村级卫生室实现“一村一室”，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 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推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简化报销流程，方便群众就医。同时，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文化事业 玉屏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均达到国家三级馆标准，为群众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县文化馆每年开展各类文艺培训、展览、演出等活动200余场次，培养文艺骨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图书馆藏书量达15万余册，开通了数字图书馆服务，方便群众随时随地阅读；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反映玉屏历史文化的文物，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展示玉屏的发展历程和民族文化特色。 基层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实现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每个村都建有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和健身设施，成为村民休闲娱乐、学习交流的好去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非遗展演”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年均演出300余场次。同时，玉屏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立了非遗传承基地，培养了一批非遗传承人，侗族大歌、玉屏箫笛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铁、公、空”立体交通网络。沪昆高铁、铜玉城际铁路穿境而过，玉屏东站每天有多趟高铁列车往返，实现了与贵阳、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快速通达；沪昆高速、铜大高速纵横交错，县乡道路全部实现油路或水泥路硬化，通村公路覆盖率达100%，农村公路“组组通”工程全面完成，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同时，玉屏通用机场正在规划建设中，未来将进一步提升交通枢纽地位。 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实施了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工程。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以上，保障了群众的饮水安全；通过河道整治和堤防建设，提高了防洪抗灾能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建成了110千伏、35千伏变电站，完成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实现城乡供电一体化，满足了居民生活和产业发展用电需求。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网络覆盖所有行政村，5g网络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全面铺开，光纤宽带入户率达90%以上，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生态保护：绿水青山的守护之路 玉屏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阳河流域，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各级河长定期开展巡河工作，加强河道管护。实施?阳河生态修复工程，开展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生态补水等工作，改善河道水质和生态环境。通过整治，?阳河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河道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鱼类资源逐渐丰富，白鹭等水鸟重返河道栖息。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持续推进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工程。“十三五”以来，全县累计完成营造林1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50%提升至55.9%。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重点保护银杏、珙桐等珍稀植物和穿山甲、锦鸡等野生动物。同时，严厉打击非法采伐、盗猎等违法行为，守护好玉屏的绿色生态屏障。 在工业发展中，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杜绝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入驻。引导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加强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治理。玉屏经开区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和集中供热系统，实现园区企业污染物集中处理和能源高效利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资源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玉屏的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铜仁市属革命老区江口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中部，有一颗闪耀的生态明珠——江口县。它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底蕴、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和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一、自然地理：山水相依的生态画卷 （一）地理位置 江口县地处东经108°30′—109°06′，北纬27°27′—27°58′ ，总面积1869平方公里 。它东与铜仁市紧紧相邻，南与黔东南州岑巩县紧密相连，西与石阡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壤，北抵松桃苗族自治县 。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贵州不同地区的重要节点，是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关键地带 。它是交通的枢纽，多条交通干线穿境而过，如杭瑞高速、铜大高速等，让江口县与外界紧密相连，不仅促进了物资的流通，更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二）地形地貌 江口县的地势由西、北、南三方向东倾斜 ，呈现出独特的地形风貌 。境内最高点凤凰山海拔2570.5米 ，高耸入云，云雾常常缭绕在山峰之间，仿佛人间仙境 ；最低点新寨村矮埂仅275米 ，形成了明显的地势落差 。山峦重叠，沟谷纵横，溪河密布 ，构成了这里独特的地形景观 。西北 - 东南部是中山峡谷区，山势陡峭，层状地形明显，山谷幽深，溪流在峡谷中奔腾而过，溅起层层水花 ；中部是低山宽谷区，地势平缓开阔，山间盆地中稻田成片，每至秋季，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摇曳，散发着丰收的气息 ；东部是低山丘陵河谷区，起伏的丘陵与蜿蜒的河谷相互交织，形成了优美的田园风光 ；南部是岩溶化低山丘陵区，峰丛、槽谷、溶洞、暗河等喀斯特地貌发育，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 （三）气候特征 江口县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年均气温16.2c ，既没有夏日的酷热难耐，也没有冬日的严寒刺骨 。年平均日照时间1257.3小时 ，充足的阳光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无霜期长达288天 ，让这片土地常年充满生机 。年均降水量1369.6毫米 ，充沛的降水滋润着大地，使得这里植被繁茂 。年均相对湿度81% ，空气湿润，给人一种清新舒适的感觉 。受梵净山的影响，小气候特点突出 ，在山区，常常会出现“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妙景象 。春天，万物复苏，漫山遍野的花朵竞相开放，五彩斑斓；夏天，山林郁郁葱葱，是避暑的好去处；秋天，层林尽染，枫叶如丹，美不胜收；冬天，虽然没有北方的银装素裹，但山间的云雾和偶尔飘落的雪花，也别有一番韵味 。 （四）自然资源 1. 生物资源：江口县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7% ，位居全省第二、全市第一 ，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宝库 。梵净山被联合国接纳为“人与生物保护圈”区网成员 ，这里是生物多样性的天堂 。有1200多种植物在这里生长繁衍，名贵中药材有天麻、黄莲、杜仲、银杏、当归等 ，它们不仅具有药用价值，更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财富 。动物种类也多达300多种 ，珍稀动物黔金丝猴、华南虎、大鲵等在这里栖息 。珍稀树种珙桐、贵州紫薇等，见证了岁月的变迁 。还有大片的冷杉林、黄杨林、水青冈林 ，它们构成了梵净山独特的森林景观 。生长着灵芝、猴头菇等数十种真菌 ，它们在山林间悄然生长，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 2. 水能资源：境内年平均自然降水20亿立方米 ，年经流量15.63亿立方米 ，水能理论蕴藏量18.41万千瓦 。全县泉眼283处 ，可供开发利用的达253处 ，水质达到国家水源标准一、二级 ，多处泉水被国家有关部门鉴定为国家级优势饮用天然矿泉水 。发源于梵净山的太平河、闵孝河、桃映河、车坝河等几十条大小河流贯通全县 ，于县城处汇成锦江 ，形成长江上游沅江水系的主要支流 。这些河流不仅为居民提供了生活用水，还为水电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 3. 矿产资源：江口县地下矿藏种类繁多 ，分布相对集中 。截至目前，已发现有金、铜、硫铁、钼、磷、重晶石、玉带石等30余种 。其中硫铁、磷、粘土、重晶石储量丰富 ，可供大规模开采 。黄金、玉带石的开采加工已初具规模 ，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为江口县的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 二、历史沿革：岁月沉淀的文化脉络 （一）先秦时期 江口地域最早初形于春秋战国时期 ，那时它隶属楚黔中 。在这个时期，当地的先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他们以农耕、渔猎为生，与自然和谐相处 。虽然地处偏远，但已经开始与外界有了一定的交流 。当时的楚文化对这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一些器物的风格与楚文化有着相似之处 。 （二）秦汉至南北朝 战国时期，江口属秦黔中郡义陵县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 ，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 ，隶荆州 ，江口属武陵郡无阳县 。王莽建国后，改武陵郡为建平郡 。东汉复称武陵郡 ，并无阳县入辰阳 ，江口属辰阳县 。刘宋时期，宋孝武帝建元年（454年）至齐 ，江口仍属辰阳县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 ，江口属武州南阳郡建昌县 。陈永定元年（557年） ，废建昌县 ，江口属南阳郡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江口经历了多次行政区划的调整，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 （三）隋唐时期 隋朝文帝开皇元年 ，废南阳郡 ，于其地置寿州 。十八年（598年） ，改寿州为充州 ，大业初废充州 ，并其地入辰州改为沅陵郡 ，废静人县入辰溪县 ，江口属沅陵郡辰溪县 。唐天宝三年（744年） ，江口属辰水县 ，隶充州 ，后唐江口属蜀黔州 。唐朝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江口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进一步影响 。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提高，商业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 （四）宋元时期 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 ，分荆湖路为荆湖南北两路 ，北路领沅州、清州 ，江口属沅州麻阳县 。淳熙八年（1181年） ，杨再西率其子政强领士兵开发省溪、宙逻、铜仁大小两江等地 。元置省溪 ，提溪长官司 。在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江口的人口逐渐增加，城镇也开始兴起 。商业贸易更加频繁，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 。 （五）明清时期 明永乐二十年（1414年） ，改隶铜仁府并延至清朝 。清雍正五年（1727年） “改土归流” ，设省溪吏目1员 ，吏目署驻大江口（今双江镇） 。光绪六年（1880年） ，清廷准贵州巡抚岑毓英奏 ，移铜仁县治于大江口 ，江口始成县治 。明朝时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使得江口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汉族人口逐渐增多 。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当地的管理，修建了许多基础设施 。清朝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江口的统治，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 （六）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二年（1913年） ，铜仁府改铜仁县 ，将原设大江口之铜仁县更名为江口县 ，属黔东道 。十二年（1923年） ，废道 ，各县均直隶省 。二十四年（1935年） ，省分设行政督察区 ，江口县属第九行政督察区 ，专员公署驻铜仁 。之后，行政督察区番号屡经更易 ，但体制未变 。在中华民国时期，江口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然而，当地人民依然顽强地生活着，传承着自己的文化 。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1月13日 ，江口解放 。1950年3月1日 ，县人民政府成立 。1958年12月 ，经国务院批准 ，江口、玉屏两县并入铜仁县 。1961年 ，江口、玉屏、铜仁3县分治 ，江口县辖区不变 。2021年6月4日 ，江口县列入2021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名单 。解放后，江口县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党的领导下，江口县的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 三、民族风情：多元融合的文化盛宴 （一）民族构成 江口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有汉、土家、苗、侗、羌等19个民族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0.84% 。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走在江口县的大街小巷，你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人们穿着各具特色的服饰 ，听到不同的语言 。在乡村，不同民族的村落相邻而居 ，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帮助，共同传承和发展着民族文化 。 （二）民族文化 1. 建筑文化：土家族的吊脚楼是江口县民族建筑的代表之一 。吊脚楼一般依山而建 ，采用木质结构 ，底层架空，用于存放农具或圈养牲畜 ，上层住人 。吊脚楼的屋顶采用小青瓦，飞檐斗拱，造型独特 。楼内的装饰精美，木雕、石雕、竹编等工艺随处可见 ，展现了土家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苗族的建筑则以木质平房为主 ，房屋布局简洁大方 ，注重实用性 。房屋的墙壁上常常绘有各种图案，如花鸟鱼虫、神话传说等 ，充满了浓郁的民族气息 。 2. 音乐舞蹈：土家族的摆手舞是一种古老的舞蹈形式 ，通常在重大节日或祭祀活动中表演 。摆手舞的动作简单而富有节奏感 ，舞者们围成圆圈，一边唱着古老的歌谣，一边摆动双手 ，模仿着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 ，如播种、收割、狩猎等 。苗族的芦笙舞也是极具特色 ，舞者们手持芦笙 ，边吹边跳 。芦笙的声音悠扬动听 ，舞者们的动作矫健有力 ，舞蹈中还融入了许多高难度的动作 ，如旋转、跳跃等 ，让人目不暇接 。 3. 传统手工艺：江口县的传统手工艺丰富多样 ，如土家织锦、苗族刺绣、竹编等 。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 ，是土家族妇女用手工编织的一种传统工艺品 。织锦的图案精美，色彩鲜艳 ，通常以花鸟、动物、几何图形等为主题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苗族刺绣则以针法细腻、图案精美而闻名 ，刺绣的内容多为苗族的历史传说、生活场景等 。竹编工艺在江口县也非常流行 ，艺人用竹子编制出各种生活用品和工艺品 ，如竹篮、竹椅、竹篓等 ，造型美观，实用价值高 。 （三）民族节日 1. 土家过赶年：土家族有过赶年的习俗 ，即比汉族提前一天过年 。相传，明朝时期，土家族士兵奉命出征抗倭 ，为了不耽误战事 ，他们提前一天过年 ，之后这个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 。过赶年时，土家人会准备丰盛的年夜饭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晚上，还会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 ，人们唱歌跳舞，庆祝新年的到来 。 2. 苗族四月八：苗族四月八是苗族的传统节日 ，也叫“亚努节” 。这一天，苗族同胞们会身着盛装 ，聚集在广场上 ，举行祭祀、对歌、跳舞等活动 。传说，四月八是苗族英雄亚努的忌日 ，苗族人民为了纪念他 ，每年都会在这一天举行活动 。在节日里，苗族姑娘们会穿上漂亮的服饰 ，佩戴着精美的银饰 ，与小伙子们一起对歌跳舞 ，场面十分热闹 。 四、经济发展：蓬勃兴起的产业格局 （一）农业发展 江口县以生态农业为发展方向 ，大力发展生态茶、冷水鱼、中药材三大主导产业和蛋鸡养殖 。生态茶种植面积达17.48万亩 ，建成全国最大的抹茶基地 。贵茶集团顺利通过aib认证 ，荣获贵州省第三届省长质量提名奖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西南地区最大的茶叶冷藏库 ，抹茶产业正朝着百亿级迈进 。茶叶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都严格遵循生态标准 ，确保了茶叶的品质 。每到采茶季节，漫山遍野都是采茶女忙碌的身影 。 冷水鱼规模化养殖净水面700亩 ，建成冷水鱼养殖基地13个 ，年产冷水鱼7320吨 ，产量占全省四分之一以上 ，成为全省最大的冷水鱼养殖基地 ，是省委、省政府批准的全省唯一一个“一县一业”冷水鱼产业县 。依托境内优质的水资源 ，引进先进的养殖技术和设备 ，养殖的三文鱼、鲟鱼等冷水鱼肉质鲜美 ，深受市场欢迎 。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4.58万亩 ，建成黄精种植基地1万余亩、淫羊藿种植基地1千余亩、缬草种植基地860亩 ，建成全国最大的淫羊藿育苗育种基地 。官和乡蛋鸡养殖场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同时，积极发展生态特色食品产业 ，成功引进铜仁追花族科技有限公司 ，全力打造“中国蜜都”追花族蜂蜜加工基地 。 此外，江口县还积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在太平镇等地，打造了一批集观光、采摘、体验为一体的生态农业观光园 。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田园风光 ，采摘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品尝农家美食 ，感受乡村生活的乐趣 。通过农旅融合 ，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还提升了农业产业的附加值 。 （二）工业进步 江口县致力于构建以梵净抹茶、健康饮用水2个10亿级产业为引领 ，以健康医药、绿色建材、旅游商品、制造加工为支撑产业的“2 + 4”绿色工业发展体系 。农夫山泉、屈臣氏等龙头饮用水生产企业落户江口 ，农夫山泉拥有两条33万吨无菌生产线 ，获评省级“绿色工厂” 。年产60万吨小分子水生产线、年产30万吨平寨矿泉水生产线也已建成投产 ，目前正在筹建农夫山泉二期项目 ，奋力打造50亿级健康饮用水产业 。这些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 ，严格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 ，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 在健康医药产业方面 ，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引进了一批医药企业 ，开展中药材的深加工 。开发出了一系列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保健品 ，提高了中药材的附加值 。绿色建材产业也发展迅速 ，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 ，生产环保型建筑材料 ，满足了市场对绿色建筑材料的需求 。 同时，江口县不断加强工业园区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 ，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 。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 （三）服务业繁荣 1. 旅游业 云舍景区坐落在梵净山脚下 ，是一个集山、水、洞、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古朴村寨 。村内居民以土家族为主 ，至今还流传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造纸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走进古造纸作坊，亲手体验构皮浸泡、蒸煮、舂捣、抄纸等传统造纸工序，感受千年技艺的魅力；沿着村寨里蜿蜒的石板路漫步，欣赏土家特色的吊脚楼建筑，这些建筑飞檐翘角，木雕窗花精美绝伦，尽显土家工匠的精湛技艺；在神龙潭畔驻足，看这一汪清泉四季不涸，时而碧波澄澈，时而暗涌翻腾，充满神秘色彩。此外，云舍还定期举办土家族摆手舞表演、山歌对唱等民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 寨沙侗寨则是江口另一个极具特色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依河而建，一栋栋灰瓦白墙的侗家木楼错落有致，寨前宽阔的广场中央矗立着高大的鼓楼，成为村寨的标志性建筑。每到夜晚，鼓楼灯火通明，侗族同胞们身着盛装，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游客可以加入其中，学跳侗族多耶舞，感受侗族人民的热情好客。寨内的农家乐、民宿各具特色，游客既能品尝到酸汤鱼、腌鱼腊肉等地道的侗家美食，又能在舒适的环境中享受悠闲的乡村生活。 在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方面，江口县不断加大投入。建成了多个高标准的游客服务中心，配备了专业的导游团队、完善的交通换乘系统和先进的智能导览设备，为游客提供全方位、便捷的服务。大力发展旅游交通，开通了多条景区直通车线路，实现了景区与高铁站、汽车站的无缝对接；在景区周边建设了大型停车场，缓解了旅游旺季停车难的问题。同时，积极推进“旅游 +”融合发展，将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举办了梵净山国际马拉松、山地自行车赛、民俗文化节等一系列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进一步提升了江口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23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00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200亿元，旅游业已成为江口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2. 现代服务业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江口县的现代服务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在交通物流领域，依托便捷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积极打造黔东地区重要的物流节点。建成了多个现代化的物流园区，引进了顺丰、圆通等知名物流企业，构建了覆盖城乡的物流配送体系。这些物流园区集仓储、分拣、配送、信息服务等功能于一体，为当地农产品外销、旅游商品流通和工业产品运输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特别是在农产品物流方面，通过建设冷链物流设施，解决了茶叶、冷水鱼、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的保鲜运输难题，使得江口的优质农产品能够快速、新鲜地送达全国各地市场。 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江口县建成了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整合了全县的电商资源，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技术培训、品牌培育、营销推广等一站式服务。积极培育本土电商企业和农村电商带头人，鼓励农民通过直播带货等形式销售特色农产品。利用抖音、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江口抹茶”“梵净山冷水鱼”等特色产品的线上销售额逐年攀升。2023年，全县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5亿元，电商产业带动了5000余人就业，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金融服务不断完善，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在江口设立分支机构，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旅游、农业、小微企业的特色金融产品，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保险、证券等金融业态也日益丰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满足了不同群体和企业的金融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此外，餐饮、住宿、商贸等传统服务业也在不断提质升级，一批高端酒店、特色民宿和商业综合体相继建成开业，满足了游客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服务功能和品质。 五、社会事业：幸福民生的坚实保障 （一）教育事业 江口县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学前教育方面，大力实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程，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30余所，新增学位4000余个，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5%以上。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园模式，以县城优质幼儿园为龙头，带动乡镇幼儿园协同发展，通过教师交流、资源共享等方式，缩小城乡学前教育差距。同时，注重幼儿园特色发展，将民族文化融入学前教育课程，开设了土家族摆手舞、侗族大歌等特色兴趣班，让幼儿从小感受本土民族文化的魅力。 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和优质均衡发展。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8亿余元，新建、改造中小学教学楼、宿舍楼、运动场等基础设施，所有学校均配备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实验室、图书室等功能室，实现了“班班通”和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全覆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特岗教师招聘、人才引进、教师培训等多种方式，不断优化师资结构，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实施“名师工程”，培养了省级骨干教师20名、市级骨干教师50名，发挥名师引领作用，带动全县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升。全县义务教育巩固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6%以上，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城乡学生都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职业教育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江口县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了旅游服务与管理、茶叶生产与加工、电子商务等特色专业，与县内旅游企业、茶叶企业、电商企业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建立了多个实训基地，推行“订单式”培养模式。学生在校期间既能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又能在企业进行实习实践，毕业后可直接上岗就业，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8%以上。同时，学校还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面向农村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开展茶叶加工、烹饪、美容美发等技能培训，年培训人数达2000余人次，为地方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实用型技能人才。 （二）医疗卫生 江口县着力构建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县级层面，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拥有核磁共振、64排ct等先进医疗设备，能够开展心脏介入、脑肿瘤切除等复杂手术；县中医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了省级重点专科3个，在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为患者提供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在乡镇和村级，实现了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全覆盖，每个乡镇卫生院都配备了dr、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基本医疗设备，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村级卫生室“一村一室”达标率100%，乡村医生定期接受业务培训，能够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等服务。同时，积极推进医共体建设，以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为龙头，与乡镇卫生院组建紧密型医共体，实现了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的共享，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全面落实医保报销政策，推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医。深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100余个，重点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70%以上，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此外，江口县还积极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卫生应急等工作，有效提升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全县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三）文化事业 江口县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均达到国家三级馆标准，为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县文化馆每年举办各类文艺培训、展览、演出等活动200余场次，内容涵盖舞蹈、音乐、书法、绘画等多个领域，培训文艺骨干3000余人次，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图书馆藏书量达12万余册，开通了数字图书馆服务，读者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随时随地借阅图书，实现了线上线下阅读资源的共享；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反映江口历史文化的文物，通过举办“江口历史文化展”“民族民俗文物展”等主题展览，生动展示了江口的发展历程和民族文化特色，成为人们了解江口的重要窗口。 在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实现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每个村都建有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和健身设施，文化广场成为村民开展广场舞、篮球赛等文体活动的主要场所；农家书屋藏书丰富，涵盖了农业技术、文学艺术、科普知识等多个类别，为村民提供了学习知识、提升技能的平台。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非遗展演”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年均演出300余场次，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同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建立了非遗传承基地10个，培养非遗传承人50余名，土家族古法造纸、苗族银饰锻造等非遗项目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形成了内畅外联的交通网络。杭瑞高速、铜大高速穿境而过，实现了与周边城市的快速通达；县乡道路全部实现油路或水泥路硬化，通村公路、通组公路覆盖率均达到100%，农村公路“组组通”工程全面完成，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同时，积极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对县乡道路进行提质改造，打造了多条美丽农村路示范线路，不仅改善了交通条件，还串联起了乡村旅游景点，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在水运方面，依托锦江航道，规划建设了一批码头和水运设施，为水上旅游和货物运输提供了新的途径。此外，随着铜仁凤凰机场的不断发展，江口县与全国各地的空中联系也更加紧密，进一步提升了区域交通的便捷性。 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实施了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重点水利工程。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以上，通过建设集中供水工程、安装净化消毒设备等措施，保障了群众的饮水安全；完成了太平河、闵孝河等中小河流的综合治理，新建和加固堤防50余公里，河道防洪能力显着增强，有效保护了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积极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灌溉条件，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建成了110千伏变电站2座、35千伏变电站5座，完成了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实现了城乡供电一体化。通过优化电网结构、提高供电设备智能化水平，有效解决了农村低电压、供电可靠性差等问题，满足了居民生活和产业发展的用电需求。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网络覆盖所有行政村，5g网络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全面铺开，光纤宽带入户率达到95%以上。全县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99%以上，群众能够及时获取各类信息，享受现代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生态保护：绿水青山的守护之路 江口县始终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作为立县之本，全力守护好梵净山这一珍贵的自然遗产和生态屏障。在梵净山保护区，建立了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严禁在核心保护区内进行任何开发建设活动，对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建设项目进行严格审批和监管。加强保护区的管护力量，组建了专业的护林队伍，配备了无人机、红外监测设备等先进管护装备，运用“人防 + 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对保护区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监测，严厉打击非法采伐、盗猎、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行为。近年来，通过持续保护，梵净山的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修复，黔金丝猴种群数量从700余只增长到1300余只，珍稀植物资源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繁衍。 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工程。“十三五”以来，累计完成营造林2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72%提升至77%。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项目，引导农民发展林下经济，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实现增收致富。全县林下种植中药材、食用菌等经济作物面积达5万亩，林下养殖蜜蜂、家禽等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山上有林、林下有草、草中有药、药中有畜”的立体生态产业模式。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平方公里，有效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各级河长定期开展巡河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河道管理中的问题。实施锦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开展河道清淤、岸线整治、排污口治理等工作，关闭取缔沿河污染企业和养殖场20余家，建设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95%以上，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主要河流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警示标志，建立水源地保护长效机制，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此外，江口县还积极倡导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通过举办生态文化节、环保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提高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在产业发展中，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拒绝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入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循环经济。如今的江口，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态宜居之地。 重庆市属革命老区秀山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重庆东南部，武陵山脉中段，四川盆地东南缘外侧，有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它地处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邻地区，幅员面积2462平方公里 ，辖5个街道、22个乡镇，总人口67万 ，宛如一颗镶嵌在渝东南的瑰宝，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 一、自然地理：山水相依的生态画卷 （一）地理位置 秀山位于东经108°43′ - 109°18′ ，北纬28°9′ - 28°53′ 之间 ，是连接重庆与湖南、湖北、贵州的重要交通枢纽 。它东和东北与湖南省花垣、龙山、保靖县毗邻 ，南和东南、西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相连 ，北和西北与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壤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渝东南的门户，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枢纽 ，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的重要节点 ，有着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 。 （二）地形地貌 秀山地处武陵山脉中段 ，四川盆地东南缘的外侧 ，境内平坝、丘陵、低山、中山互相交错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中部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盆地 。多数地方海拔在500米至800米之间 ，西南部轿子顶海拔1631.4米 ，为县内最高峰 ；海拔最低点是石堤乡高桥村水坝的滥泥湾 ，海拔仅245.7米 。境内河溪纵横 ，河流切割强烈 ，地表起伏大 ，山脉、河流多顺构造线东北向布展 。地貌大体可分为平坝区、低山丘陵区、低中山区3个类型 ，西部和南部为低中山区 ，占幅员总面积的30.24% ；东部和北部为低山丘陵区 ，占幅员总面积的38.81% ；中部为盆地平坝区 ，占幅员总面积的30.94% 。 （三）气候特征 秀山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气温正常 ，降水充沛 ，日照偏少 。全年平均气温为16c ，一月最冷 ，月平均气温5c ；7月最热 ，月平均气温为27.5c 。地温和气温一样 ，7月最高、1月最低 。热量条件以溶溪、洪安、石堤河谷一带最优 ，年平均气温均大于17c ；平坝、浅丘地带平均气温在16c - 17c之间 ；“三大盖”及西部的轿子顶、南部的椅子山、东北角的八面山 ，年平均气温在10c - 14c之间 ；其余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4c - 16c之间 。常年降水量为1325毫米 ，80%以上年份降水量在1100 - 1700毫米之间 ，以5、7两月最多 ，均接近200毫米 ，1月最少 ，不足30毫米 。从旬季分布看 ，全年有3个月明显的降水高峰 ，即5月上旬、6月下旬或7月上旬、9月中旬 ，旬平均雨量分别为71.2、76.4、60毫米 。从四季降水分布看 ，以夏季降水最多 ，春季为次 ，秋季再次 ，冬季最少 ，分别占全年降水总量的37%、31%、24%和8% 。 （四）自然资源 1. 土地资源：秀山土壤类型多样 ，有水稻土土类、潮土土类、紫色土土类、黄壤土类、红壤土类、石灰岩土土类等6个类型 。县境中部的平坝是武陵山区最大的平坝 ，面积达758平方公里 ，土壤肥沃 ，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里盛产优质粮油、中药材、茶叶、油茶、水果等 ，是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 2. 矿产资源：秀山矿产资源丰富 ，锰、汞矿储量居全国前列 。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锰、汞、钒、铅、锌、铜、钼、煤、硫铁矿等20余种 。其中 ，锰矿储量达2.4亿吨 ，是全国最大的锰矿石和电解锰生产基地之一 ；汞矿储量也相当可观 ，具有重要的开采价值 。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 ，为秀山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3. 水资源：水资源总储量25.3亿立方米 ，梅江河在城区蜿蜒而过 ，被评为重庆“最美河流” 。境内还有洪安河、平江河、溶溪河等大小河流33条 ，河网密度大 ，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3.4万千瓦 ，可开发量7.4万千瓦 。丰富的水资源不仅为居民生活和农业灌溉提供了保障 ，还为水电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 4. 生物资源：秀山生物多样性丰富 ，森林覆盖率达52.5% 。境内有维管束植物2000余种 ，其中珍稀植物有珙桐、银杏、红豆杉、伯乐树等 ；野生动物种类繁多 ，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云豹、林麝、白颈长尾雉、大鲵等 。此外 ，还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如白术、玄参、金银花、黄精等 ，是中药材种植大县 。 二、历史沿革：岁月沉淀的文化脉络 （一）先秦时期 商周时 ，秀山县地属商于之地 。春秋属巴国南疆之域 。秦时 ，县地属黔中郡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先民们在此繁衍生息 ，创造了独特的巴文化 。他们以渔猎、农耕为生 ，与自然和谐相处 ，留下了许多古老的传说和遗迹 。 （二）秦汉至南北朝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 ，县地属武陵郡 。西汉始元三年（前84年） ，县地属巴郡涪陵县南境 。东汉建安时县地属丹兴县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省丹兴县置酉阳县 ，秀山境属之 。两晋、南朝时期不变 。这一时期 ，随着中原文化的不断传入 ，秀山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农业生产技术逐渐提高 ，商业活动也日益频繁 。 （三）隋唐时期 隋开皇中置务川县（今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县地改隶梁州务川县 。隋大业三年（607年） ，务川隶巴东郡 ，秀山境域仍属务川 。唐武德四年（621年） ，以巴东郡之抚阳、务川置务州 ，实行羁縻 ，县地属务州务川县 。唐贞观四年（630年） ，改务州为思州 。开元二十年（732年） ，秀山境属江南道思州务川县 。隋唐时期 ，国家统一 ，经济繁荣 ，秀山与外界的交流更加密切 。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开始传入 ，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四）宋元时期 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 ，于县境西南置平茶洞 ，属羁縻思州 。随后 ，县境内各地土着首领建有邑梅、平茶、石耶等地 ，号称“土知府” 。南宋淳佑十二年（1252年） ，县内先后建邑梅宣化军民府、平茶承化军民府、石耶顺德军民府 ，均隶属思州 。元大德六年（1302年） ，改邑梅为佛乡洞长官司 ，撤平茶承化军民府置溶江、芝子、平茶等处长官司 ，石耶顺德军民（土知）府不变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在重庆称帝 ，国号“夏” 。时邑梅洞长官司主动献土归附 ，故改邑梅佛乡洞长官司为邑梅沿边溪洞军民土知府 。宋元时期 ，秀山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形成并发展 。土司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他们修建城堡、庙宇 ，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使得秀山的经济和文化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五）明清时期 明洪武四年（1371年） ，朱元璋推翻“夏”政权 ，因邑梅、石耶归附迟 ，明洪武八年（1375年） ，罢邑梅、石耶二土知府 ，并降为长官司 ，属酉阳宣慰司 ，不久改隶重庆卫 。撤溶江、芝子、平茶等处长官司 ，置平茶洞长官司 ，并分平茶地置溶溪芝麻子坪长官司 ，隶属湖广思南宣慰司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 ，上述二长官司直属四川布政司 。明永乐元年（1403年） ，改邑梅洞长官司隶重庆卫 ，割石耶司地（今平凯街道莲花、清溪场镇三合一带）置地坝洞副长官司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 ，溶溪苗民起义 ，反抗土司 ，赶走长官 ，迫使溶溪芝麻子坪长官司迁治酉阳上济里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罢溶溪芝麻子坪长官司 。自明永乐起 ，逐渐形成秀山地区历史上有名的“百里四司” ，即平茶洞长官司、邑梅洞长官司、石耶洞长官司和地坝洞副长官司 。这一格局延续至清雍正末年 。清雍正四年（1726年） ，西南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 ，邑梅、平茶、石耶三洞长官司及地坝洞副长官司献土改流 ，清置流官 。至此 ，清朝废除了秀山地区的土司制度 ，秀山土司建置到此结束 。清乾隆元年（1736年） ，清政府以邑梅、平茶、石耶、地坝四洞疆域并析酉阳东南境的石堤、打妖、晚森、宋农等原土司据地 ，始置秀山县（县治位于今清溪场镇三合场） ，因境内有“丹崖翠壁 ，秀色如画”的高秀山而得名 。初隶黔彭厅 ，寻废厅改隶四川省川东道酉阳直隶州 。清乾隆五年（1740年）于石堤设立巡检署 。清宣统末年（1911年） ，秀山宣布接受重庆军政府领导 ，结束清朝在秀山的统治 。明清时期 ，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 ，秀山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秀山的统治 ，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同时 ，汉族人口大量迁入 ，与当地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相互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 。 （六）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初年 ，秀山隶四川省川东道 。1934年 ，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秀山西南部创建川黔湘鄂边区革命根据地黔东苏区 。1935年 ，秀山隶属第八行政专员公署 。在中华民国时期 ，秀山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 。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给秀山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但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 。在这片土地上 ，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和革命事迹 ，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1月7日 ，秀山解放 。11月20日 ，建立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机构——秀山县人民政府 ，隶属西南区川东行政公署涪陵专员公署 。1950年1月 ，改隶川东酉阳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52年9月 ，撤酉阳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复并入涪陵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秀山改隶之 。1983年4月4日 ，建立“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原行政区域未变 ，自治县人民政府驻中和镇 ，仍隶属涪陵地区专员公署 。1983年11月7日 ，秀山自治县成立 ，仍隶涪陵地区专员公署 。1988年5月 ，置黔江地区 ，秀山改隶之 。1997年3月 ，秀山自治县随黔江地区改隶重庆直辖市 。2001年 ，撤黔江开发区后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隶属重庆市直管 。解放后 ，秀山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党的领导下 ，秀山人民艰苦奋斗 ，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教育、医疗、文化等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 三、民族风情：多元融合的文化盛宴 （一）民族构成 秀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 ，境内以土家族、苗族、汉族为主 ，另有瑶族、侗族、白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 ，共30个民族 。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 ，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土家族和苗族是秀山的主要少数民族 ，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平凯、清溪场、石堤、峨溶、洪安等乡镇 ；苗族主要分布在隘口、龙凤坝、溶溪、龙池等乡镇 。 （二）民族文化 1. 建筑文化：土家族的吊脚楼是秀山民族建筑的代表之一 。吊脚楼一般依山而建 ，采用木质结构 ，底层架空 ，用于存放农具或圈养牲畜 ，上层住人 。吊脚楼的屋顶采用小青瓦 ，飞檐斗拱 ，造型独特 。楼内的装饰精美 ，木雕、石雕、竹编等工艺随处可见 ，展现了土家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苗族的建筑则以木质平房为主 ，房屋布局简洁大方 ，注重实用性 。房屋的墙壁上常常绘有各种图案 ，如花鸟鱼虫、神话传说等 ，充满了浓郁的民族气息 。 2. 音乐舞蹈：土家族的摆手舞是一种古老的舞蹈形式 ，通常在重大节日或祭祀活动中表演 。摆手舞的动作简单而富有节奏感 ，舞者们围成圆圈 ，一边唱着古老的歌谣 ，一边摆动双手 ，模仿着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 ，如播种、收割、狩猎等 。苗族的芦笙舞也是极具特色 ，舞者们手持芦笙 ，边吹边跳 。芦笙的声音悠扬动听 ，舞者们的动作矫健有力 ，舞蹈中还融入了许多高难度的动作 ，如旋转、跳跃等 ，让人目不暇接 。此外 ，秀山还有花灯舞、板凳龙舞等民间舞蹈 ，这些舞蹈形式多样 ，风格独特 ，深受人们喜爱 。 3. 传统手工艺：秀山的传统手工艺丰富多样 ，如土家织锦、苗族刺绣、竹编、木雕、石雕等 。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 ，是土家族妇女用手工编织的一种传统工艺品 。织锦的图案精美 ，色彩鲜艳 ，通常以花鸟、动物、几何图形等为主题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苗族刺绣则以针法细腻、图案精美而闻名 ，刺绣的内容多为苗族的历史传说、生活场景等 。竹编工艺在秀山也非常流行 ，艺人用竹子编制出各种生活用品和工艺品 ，如竹篮、竹椅、竹篓等 ，造型美观 ，实用价值高 。木雕和石雕则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 ，展现了秀山人民的艺术才华 。 （三）民族节日 3. 秀山花灯节：秀山花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秀山花灯节是展示秀山花灯文化的重要平台，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在花灯节期间，人们会举行花灯表演、花灯展览、花灯比赛等活动。花灯表演形式多样，有双人花灯、单花灯、双花灯、花灯戏等，表演时演员身着色彩鲜艳的服饰，手持花灯，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边唱边跳。唱词内容丰富，既有讲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也有反映生产生活、爱情故事的，曲调优美，朗朗上口。花灯节期间，整个秀山县城张灯结彩，大街小巷都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氛围，舞龙舞狮、民间杂技等表演轮番上阵，还有特色美食展销，游客可以品尝到秀山米豆腐、油粑粑、绿豆粉等传统小吃，充分感受秀山独特的民俗风情。 4. 三月三歌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秀山的土家族、苗族等民族会举办盛大的歌会。这一天，男女老少身着民族盛装，汇聚在山间田野、村寨广场。人们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对唱山歌。山歌内容广泛，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劳动歌、情歌、盘歌等。青年男女通过对歌寻找心仪的对象，以歌为媒，互诉衷肠；老人们则通过唱山歌追忆往昔、传授生活经验。歌会现场热闹非凡，歌声此起彼伏，悠扬的旋律在山谷间回荡，展现出秀山人民热爱生活、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 （四）民族美食 秀山的民族美食独具特色，融合了土家族、苗族等民族的饮食文化。绿豆粉是秀山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以大米、绿豆为主要原料，经浸泡、磨浆、摊烙等工序制成，口感细腻，富有韧性。食用时，可搭配肉丝、豆芽、酸菜等佐料，再加上一勺鲜香的油辣子，味道酸辣可口，令人回味无穷。秀山米豆腐也是当地一绝，选用优质大米磨浆熬制，冷却后切成小块，配上秘制的调料，如花椒油、酱油、醋、蒜泥等，口感爽滑，清凉解暑，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小吃。此外，土家油茶汤也是极具特色的传统美食，以茶叶、油炸花生米、核桃仁、芝麻等为原料，用茶油炒熟后加水煮沸，再加入阴米、炒米等，香气浓郁，既能解渴又能充饥，是土家族招待客人的必备饮品。苗家酸汤鱼则以鲜鱼为主料，搭配苗族独特的酸汤烹制而成，酸汤采用米汤自然发酵而成，味道醇厚，鱼肉鲜嫩，酸辣开胃，体现了苗族人民独特的烹饪智慧。 四、经济发展：蓬勃兴起的产业格局 （一）农业发展 秀山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形成了以中药材、茶叶、油茶、果蔬、畜禽养殖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体系。秀山是全国中药材种植大县，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40万亩，主要种植白术、玄参、黄精、金银花等品种。其中，秀山白术、秀山玄参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发展模式，引进和培育了一批中药材加工企业，开发了中药饮片、中成药、保健品等系列产品，延长了中药材产业链，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茶叶产业也是秀山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全县茶园面积达20万亩，主要分布在隘口、清溪场等乡镇。秀山茶叶以其独特的品质闻名，“秀山毛尖”“秀山翠芽”等品牌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为提升茶叶品质和市场竞争力，秀山加强了茶叶基地建设，推广标准化种植和加工技术，建设了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实现了茶叶生产的清洁化、自动化。同时，积极拓展销售渠道，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秀山茶叶推向全国市场。 油茶产业发展迅速，秀山素有“油茶之乡”的美誉，全县油茶林面积达35万亩。近年来，秀山加大了对油茶产业的扶持力度，引进了先进的油茶加工设备和技术，开发了茶油、油茶籽粕等产品。茶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深受消费者青睐。通过发展油茶产业，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此外，秀山的果蔬产业和畜禽养殖业也颇具规模。果蔬种植面积达30万亩，主要种植脐橙、猕猴桃、草莓、辣椒等品种，其中秀山脐橙以其色泽鲜艳、果肉饱满、汁多味甜而畅销全国。畜禽养殖以生猪、土鸡、黑山羊为主，培育了一批养殖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同时，秀山积极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打造了一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游客可以到果园采摘水果，到茶园体验采茶制茶，到农家乐品尝农家美食，感受乡村生活的乐趣，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工业发展 秀山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形成了以锰汞新材料、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为主的工业产业体系。秀山工业园区是市级特色工业园区，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已建成面积10平方公里，园区基础设施完善，配套功能齐全，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 锰汞新材料产业是秀山的传统优势产业，依托丰富的锰、汞矿产资源，形成了从采矿、选矿到冶炼、加工的完整产业链。秀山是全国最大的锰矿石和电解锰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多家大型锰业企业。近年来，秀山积极推进锰汞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开发了锰系新材料、汞系新产品等高端产品，提升了产业竞争力。 食品加工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依托秀山丰富的农产品资源，重点发展粮油加工、果蔬加工、畜禽加工等产业。培育了一批知名食品企业，开发了秀山米豆腐、绿豆粉、茶叶、脐橙等系列加工产品，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同时，秀山积极打造食品加工品牌，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提高了秀山食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生物医药产业是秀山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引进了一批生物医药企业，开展中药材深加工和新药研发。企业开发了中药饮片、中成药、保健品等系列产品，部分产品已进入市场销售。秀山还加强了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了生物医药研发平台，提升了产业创新能力。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秀山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园区引进了一批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从事智能终端、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完善产业链配套，加强技术创新，秀山电子信息产业逐步形成了集聚发展态势，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三）服务业发展 1. 旅游业：秀山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丽，民族文化浓郁，拥有洪安边城、川河盖、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凤凰山森林公园等众多旅游景点。洪安边城是沈从文笔下《边城》的原型地，位于渝、湘、黔三省（市）交界处，有着“一脚踏三省”的独特地理位置。这里清水江蜿蜒而过，江上拉拉渡独具特色，古色古香的吊脚楼、青石板街、古建筑群保存完好，充满了浓郁的边城风情。游客可以乘船游览清水江，欣赏两岸美丽的自然风光；漫步在边城老街，感受岁月的沧桑；还可以品尝地道的边城美食，体验独特的民俗文化。 川河盖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平均海拔1200米，有着“中国桌山”的美誉。这里草场广阔，四季景色各异，春天百花盛开，夏天绿草如茵，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景区内建设了星空酒店、索道、玻璃栈道、滑草场等旅游设施，游客可以在这里露营观星、滑草嬉戏、欣赏云海日出，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西街历史文化街区是秀山城市的发源地，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如万寿宫、天后宫、考棚等。街区内古街古巷纵横交错，传统商铺林立，游客可以在这里参观历史文化遗迹，购买特色旅游商品，品尝秀山美食，感受秀山的历史文化底蕴。 凤凰山森林公园是城市的“绿肺”，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山上树木葱茏，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公园内建有步道、观景台、寺庙等设施，是市民休闲娱乐、健身锻炼的好去处。同时，秀山还积极举办各类旅游节会活动，如秀山花灯节、洪安边城文化旅游节等，提升了秀山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0亿元。 2. 现代服务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秀山的现代服务业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商贸流通领域，秀山建成了武陵山商品交易中心、中国微电影城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引进了沃尔玛、永辉等知名商业企业，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的商贸流通网络。同时，秀山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建成了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培育了一批本土电商企业和电商人才，通过淘宝、京东、抖音等平台，将秀山的特色农产品、旅游商品推向全国市场。2023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50亿元。 物流产业是秀山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秀山打造了武陵山区重要的物流枢纽。建成了秀山（武陵）现代物流园，园区集公路物流、铁路物流、仓储配送、冷链物流、电商物流等功能于一体，引进了传化物流、中通快递等知名物流企业。渝怀铁路二线建成通车，秀山火车站成为武陵山区重要的铁路货运站，极大地提升了秀山的物流运输能力。通过完善物流基础设施，优化物流服务，秀山物流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 此外，金融、信息、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也不断发展壮大。各大银行纷纷在秀山设立分支机构，金融服务网络覆盖城乡；通信网络实现了4g全覆盖，5g网络在县城和重点乡镇逐步推广；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建立了一批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五、社会事业：幸福民生的坚实保障 （一）教育事业 秀山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在学前教育方面，通过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充，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以上。同时，加强幼儿园规范管理，提高保教质量，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施了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新建、改造了一批中小学教学楼、运动场、图书馆等基础设施，所有学校实现了“班班通”多媒体教学设备全覆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特岗教师招聘、人才引进、教师培训等方式，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建立了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机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全县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以上。 在高中教育方面，秀山高级中学、秀山一中不断提升办学水平，高考成绩逐年攀升，为高等院校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秀山职教中心开设了电子信息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等专业，与企业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实行订单培养，学生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人才。同时，秀山积极发展特殊教育，建成了特殊教育学校，为残疾儿童少年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保障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二）医疗卫生 秀山不断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县级层面，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引进了核磁共振、ct等先进医疗设备，开展了心脏介入、脑肿瘤切除等复杂手术；县中医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了多个市级重点专科，在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在乡镇和村级，实现了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全覆盖，每个乡镇卫生院都配备了dr、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基本医疗设备，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村级卫生室“一村一室”达标率100%，乡村医生定期接受业务培训，能够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等服务。同时，秀山积极推进医共体建设，以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为龙头，与乡镇卫生院组建紧密型医共体，实现了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的共享，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全面落实医保报销政策，推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医。深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重点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70%以上。此外，秀山还加强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升了疾病预防控制、卫生应急等能力，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三）文化事业 秀山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成了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馆，其中县文化馆、图书馆达到国家二级馆标准。县文化馆每年举办各类文艺培训、展览、演出等活动200余场次，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图书馆藏书量达20万余册，开通了数字图书馆服务，方便群众阅读；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反映秀山历史文化的文物，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展示秀山的发展历程和民族文化特色；美术馆定期举办美术作品展览，为艺术家和美术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 在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实现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每个村都建有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和健身设施，文化广场成为村民开展广场舞、篮球赛等文体活动的主要场所；农家书屋藏书丰富，涵盖了农业技术、文学艺术、科普知识等多个类别，为村民提供了学习知识、提升技能的平台。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非遗展演”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年均演出300余场次，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秀山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建立了非遗传承基地，培养了一批非遗传承人，秀山花灯、土家族摆手舞等非遗项目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 （四）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秀山成为渝东南重要的交通枢纽。渝怀铁路二线建成通车，秀山至重庆、长沙等城市的通行时间大幅缩短；包茂高速、秀松高速穿境而过，实现了与周边城市的快速通达；县乡道路全部实现油路或水泥路硬化，通村公路、通组公路覆盖率均达到100%，农村公路“组组通”工程全面完成，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同时，秀山通用机场正在规划建设中，未来将形成“铁、公、机”立体交通网络。 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实施了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重点水利工程。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以上，通过建设集中供水工程、安装净化消毒设备等措施，保障了群众的饮水安全；完成了梅江河、洪安河等中小河流的综合治理，新建和加固堤防50余公里，河道防洪能力显着增强，有效保护了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积极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灌溉条件，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建成了220千伏变电站1座、110千伏变电站4座，完成了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实现了城乡供电一体化。通过优化电网结构、提高供电设备智能化水平，有效解决了农村低电压、供电可靠性差等问题，满足了居民生活和产业发展的用电需求。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网络覆盖所有行政村，5g网络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全面铺开，光纤宽带入户率达到95%以上。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99%以上，群众能够及时获取各类信息，享受现代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生态保护：绿水青山的守护之路 秀山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实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石漠化治理等生态工程，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52.5%。建立了九重山自然保护区、平阳盖湿地保护区等生态保护区，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珍稀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各级河长定期开展巡河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河道管理中的问题。实施梅江河、洪安河等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开展河道清淤、岸线整治、排污口治理等工作，关闭取缔沿河污染企业和养殖场，建设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95%以上，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主要河流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以上。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警示标志，建立水源地保护长效机制，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开展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建筑扬尘等专项整治行动，推广清洁能源使用，加强秸秆禁烧监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5%以上。同时，秀山积极推进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加强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秀山的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保障。 重庆市属革命老区酉阳县基本情况概述 在重庆东南部的武陵山区腹地，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渝鄂湘黔四省市的结合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酉阳不仅是重庆市幅员面积最大的区县，更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聚居地之一，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正以蓬勃的姿态迈向新的发展征程。 一、自然地理：山水相依的生态家园 （一）地理位置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东经108°18′25″—109°19′18″ ，北纬28°19′28″—29°24′18″ 之间 。它东邻湖南省龙山县 ，南与秀山县、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和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壤 ，西与贵州省沿河县隔乌江相望 ，西北与彭水县相连 ，正北与黔江区、湖北省咸丰县和来凤县毗邻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酉阳成为出渝达鄂、湘、黔的重要门户 ，素有“渝东南门户、湘黔咽喉”之称 ，是渝东南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在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中占据着关键地位 。 （二）地形地貌 酉阳属武陵山区 ，地势呈现出中部高、东西两侧低的态势 。全县以毛坝盖山脉为分水岭 ，自然形成两大水系 。东部的酉水河、龙潭河属于沅江水系 ，河水清澈 ，蜿蜒流淌 ，滋养着两岸的土地和人民 ；西部的小河、阿蓬江等则归属乌江水系 ，水流湍急 ，气势磅礴 。全县地形起伏较大 ，地貌类型丰富多样 ，可分为中山区 ，海拔在800—1895米之间 ，山峦起伏 ，峰峦叠嶂 ，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 ；低山区 ，海拔为600—800米 ，植被茂密 ，景色宜人 ；槽谷和平坝区 ，海拔在263—600米 ，地势较为平坦 ，土壤肥沃 ，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区域 。全县最高点为北部小咸乡大营村的灰阡老梁子 ，海拔高达1895米 ，站在山顶 ，可俯瞰壮丽的山川景色 ；最低点是西部沿岩乡桃花村乌江边与彭水交界处的董家寨 ，海拔仅263米 。由于受“新华夏系构造运动”的影响 ，酉阳的喀斯特岩溶地貌特征十分显着 ，溶洞、石林、天坑等奇特景观随处可见 ，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 （三）气候特征 酉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由于海拔高度落差大 ，地形性气候独特 。全年雨量充沛 ，年平均降水量为1309mm ，降水多集中在4 - 10月 ，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分 。冬暖夏凉 ，年平均气温为15.1c ，夏季平均气温24.1c ，月平均气温1月最冷为4.1c ，7月最高为25.2c ，宜人的气候使得酉阳成为人们避暑休闲的理想之地 。年日照时数为1053.1个小时 ，在一年中7月、8月日照时数最多 ，2月最少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9% ，年平均风速为0.8m\/s 。这样的气候条件 ，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也造就了酉阳四季如画的自然风光 。 （四）自然资源 1. 土地资源：酉阳幅员面积5173平方公里 ，是重庆市幅员面积最大的区县 ，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全县土壤类型多样 ，主要有黄壤、红壤、紫色土、石灰岩土等 ，土壤肥沃 ，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 。耕地面积广阔 ，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小麦、红薯等粮食作物 ，以及烤烟、茶叶、油茶、蔬菜等经济作物 。 2. 矿产资源：矿产资源种类繁多 ，已探明的矿产有汞、锰、铅、锌、铜、铁、煤、萤石、重晶石等20余种 。其中 ，汞矿储量居全国前列 ，锰矿储量也较为可观 。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对酉阳的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3. 水资源：水资源丰富 ，人均水资源量5124立方米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全市平均水平的3.06倍 。境内有大小河流119条 ，其中集雨面积大于50平方千米的有19条 。沅江水系的主要河流有冷水河、热水河汇合成的龙潭河、酉水河 ；乌江水系的主要河流有中河、两丝河、甘龙河、小河等 。这些河流不仅为居民生活和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还具备丰富的水能资源 ，可开发水能资源装机容量达30万千瓦 。 4. 生物资源：森林资源得天独厚 ，宜林面积广阔 ，全县有林业用地面积574.61万亩 ，是重庆市林业用地面积最大的区县 。有林地面积360.83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64.5% ，活立木蓄积量1610万立方米 ，是全市森林资源大县 。境内木本植物种类繁多 ，有裸子植物8科17属19种 ，被子植物63科132属194种 ，竹亚科12种 。珍稀植物有珙桐、银杏、红豆杉、伯乐树等 ，这些珍稀植物不仅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也是大自然赋予酉阳的宝贵财富 。野生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 ，有云豹、林麝、白颈长尾雉、大鲵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此外 ，酉阳还是“世界青蒿之都” ，青蒿种植规模、青蒿素萃取含量均为世界之最 ，酉阳青蒿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同时 ，境内还有中药材资源1296余种 ，名贵中药材18种 ，是全国着名的杜仲、厚朴、黄柏“三木”药材生产基地 。 二、历史沿革：岁月沉淀的文化脉络 （一）先秦时期 上古时期 ，酉阳域地属梁州之域 。春秋战国时期 ，这里属于楚黔中郡 ，在这片土地上 ，巴楚文化相互交融 ，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当时的酉阳 ，人们以渔猎、农耕为生 ，与自然和谐相处 ，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 （二）秦汉至南北朝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 ，于黔中郡置酉阳县 ，因位于酉水北岸 ，“以水北为阳”而得名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 ，撤黔中郡置武陵郡 ，此时今县境从北至南 ，大致以天龙山——龙潭河为界 ，东部属武陵境酉阳县地 ，西部属巴郡涪陵县地 。东汉献帝十九年（214年） ，刘备与孙权联合分荆州 ，县境属蜀武陵郡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 ，析酉阳西北部置酉阳县 。次年 ，东吴派大将潘旋攻占武陵 ，荆州全为东吴所有 ，今县境东部属吴武陵郡酉阳县地 ，西部属涪陵郡丹兴县地 。西晋时期 ，今县境界东属荆州武陵郡黚阳县地 ，西部属梁州涪陵郡汉葭县地 。东晋南北朝时期 ，南朝梁改黚阳县为大乡县 ，陈袭之 ，今县境东南部属大乡县、西北部属巴郡奉州地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 ，酉阳经历了多次行政区划的变迁 ，不同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 ，为酉阳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三）隋唐至元 隋开皇九年（589年） ，废酉阳县 。隋开皇十九年（599年） ，于巴郡城子头置务川县 ，今县境西北部属黔安郡务川、彭水二县地 ，东部属大乡县地 。唐贞观元年（627年） ，今酉阳属黔中道黔州洪杜和思州务川二县所辖之地 。五代时 ，今县境以习界山、阿蓬江为界 ，西北部属洪杜县 ，西南部则为思州务川县地 。北宋时期 ，复属思州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 ，苗民金魁以今县地龚滩镇铁围城为据点 ，举行起义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 ，析思州部分地 ，合酉阳寨置酉阳羁縻州 ，治所在县境南部官坝 。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始置酉阳州 ，州治蚂蝗官坝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 ，酉阳州划归川南道宣慰司怀德府管辖 。元延佑元年（1314年） ，改酉阳州为酉阳军民宣慰司 。元至正八年至十九年（1348 - 1359） ，红巾军起义 ，酉阳、永顺、散毛、怀德等8万余众 ，起而响应“五溪蛮”归陈友谅部 。元末 ，明玉珍据重庆 ，改酉阳军民宣慰司为酉阳沿边溪洞军民宣慰司 ，是时 ，境内划分“九溪十八洞” 。这一时期 ，酉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土司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 ，对酉阳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 （四）明至清 明代 ，酉阳司实行司辖洞、洞辖里制 ，境内被划分4洞14里 。明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 ，复置酉阳州 ，兼置酉阳宣慰司都元帅府 。明洪武八年（1375年） ，废州和川东道宣慰司怀德府 ，复置酉阳宣慰司 ，隶四川布政使司 ，兼领平茶、石耶、邑梅、麻兔四洞长官司 。明洪武十一年（1378） ，茶洞“蛮獠”不供赋税 ，重庆卫调兵征剿 ，俘156人 。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 ，改隶重庆府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 ，酉阳宣慰司隶下川东道 。康熙八年（1669）年 ，裁下川东道为川东兵备道 ，酉阳宣慰司又改隶之 。雍正十三年（1735） ，改土归流 ，废酉阳宣慰司为酉阳县 ，隶黔彭厅 。清乾隆元年（1736年） ，升酉阳县为酉阳直隶州 ，时酉阳州辖4县 ，同年 ，废黔彭厅 ，酉阳州改隶四川省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酉阳民众数千人参与石柳邓（贵州松桃）、吴半笙（湘西）等起义 ，“苗疆大震” ，乾隆钦命四川前任总督孙士毅督阵酉阳 ，实行铁壁合围 ，义军失败 。清嘉庆元年（1796年） ，川鄂边境农民起义 ，破寨夺城 ，酉阳州人民纷纷参加义军 ，编为九营 ，逾大溪向县西挺进 ，四川总督孙士毅毙于军中 。二年（1797年） ，清廷对酉阳州境被迫实施“民地归民 ，苗地归苗”的政策 ，酉阳清平里划为苗地 。清顺治三年（1648年）实行县辖里制 ，时县境划为14里 。清同治四年（1865年） ，因法教士邓司铎怂恿不法教民横行乡里 ，欺压善良 ，积怨甚多 ，小摇坝乡乡民刘胜超等相约打教减愤 ，激怒清庭 ，遭到镇压 ，史称“酉阳第一次教案” 。六年（1867年） ，酉打教头领冉崇之被处斩 ，清王朝赔偿法教士白银8万两 ，境内乡绅张佩超被罚白银2万两整修教堂 。七年（1868年） ，法传教士李国安 ，在酉阳州城组织洋枪队 ，公开抢劫 ，官府畏“洋”如虎 。同年11月21日 ，酉阳州属火石垭民团首领何彩等相约进城打教 ，清廷派钦差大臣李鸿章人川查办“酉阳教案” ，此事件震惊中外 ，史称酉阳“第二次教案” 。明清时期 ，酉阳经历了改土归流等重大历史变革 ，中央政府对酉阳的统治加强 ，促进了酉阳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 ，这些历史事件都深刻地影响了酉阳的发展进程 。 （五）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二年（1913年） ，酉阳州改为酉阳县 ，隶川东道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酉阳为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 ，辖10县 。民国七年（1918年） ，四川“防区制”形成 ，酉阳属四川军阀刘湘势力范围 。1934年6月 ，贺龙、关向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即红二军团）在酉阳南腰界开辟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创建黔东苏维埃特区 ，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 ，建立南腰界区、乡苏维埃政权 。同年10月26日 ，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转战南腰界 ，与红二军团在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庆祝大会 ，随即挥戈东进 ，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在中华民国时期 ，酉阳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和变革 ，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给酉阳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但同时也激发了酉阳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 ，红二、六军团在酉阳的会师 ，更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1月11日酉阳解放 。1950年2月 ，成立酉阳地区专员公署 ，辖酉阳、秀山、黔江3县 。1952年 ，专署撤销 ，酉阳县改隶涪陵专区 。1983年11月11日 ，成立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其隶属未变 。1988年5月 ，改隶黔江地区 。1996年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隶属于重庆市黔江地区 。1997年3月 ，重庆直辖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正式隶属于重庆直辖市黔江地区 。1998年2月 ，隶属于重庆市黔江开发区 。2000年7月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直隶于重庆直辖市 。解放后 ，酉阳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酉阳人民艰苦奋斗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三、民族风情：多元共生的文化盛宴 （一）民族构成 酉阳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4% ，是全国土家族人口最多的县（土家族人口69万人） 。除土家族和苗族外 ，还有汉族、侗族、瑶族、白族等多个民族 ，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 ，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酉酬、大溪、酉水河、可大、偏柏等乡镇 ；苗族主要分布在后坪、两罾、天馆、宜居等乡镇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 （二）民族文化 2. 音乐舞蹈 酉阳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劳动歌、情歌、盘歌、儿歌等。劳动歌节奏明快，与劳动节奏相契合，如薅草锣鼓，在田间劳作时，一人击鼓领唱，众人和唱，既能鼓舞士气，又能减轻劳动的疲劳；情歌细腻婉转，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重要方式，歌词质朴真挚，曲调悠扬动人。木叶情歌更是独具特色，土家、苗族青年用一片小小的木叶，就能吹奏出悦耳动听的旋律，传递心中的情意，木叶声与歌声相互交融，充满了浪漫气息。 苗族芦笙舞也是酉阳民族舞蹈中的瑰宝。舞者们手持芦笙，边吹边跳，舞步轻盈灵动，时而旋转跳跃，时而屈膝下沉，芦笙的旋律与舞蹈动作完美配合，展现出苗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点。此外，还有板凳龙舞、金钱杆舞等民间舞蹈，板凳龙舞以板凳为道具，舞者们舞动板凳，模仿龙的各种姿态，动作刚劲有力；金钱杆舞则是舞者手持装饰有铜钱的彩杆，通过敲击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清脆的声响，舞蹈动作活泼欢快，极具观赏性。 3. 传统手工艺 酉阳的传统手工艺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苗族刺绣、木雕、石雕、竹编等都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土家织锦“西兰卡普”是土家族妇女智慧的结晶，以丝、棉、麻为原料，通过木腰机手工编织而成。其图案丰富多样，有“四十八勾”“凤穿牡丹”“狮子滚绣球”等上百种传统纹样，色彩鲜艳浓烈，红与黑、蓝与白等强烈的色彩对比，使织锦极具视觉冲击力，既具有实用价值，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常用于制作被面、服饰等。 苗族刺绣针法细腻，构图精美，以花鸟鱼虫、神话传说为主要题材，通过平绣、锁绣、破绣等多种针法，将图案栩栩如生地绣在布料上。刺绣作品色彩绚丽，常运用大量的银线、彩线，使绣品更加华丽精美，多装饰在苗族服饰、头饰、背包等物品上，体现了苗族人民对美的追求和独特的审美观念。 木雕、石雕工艺在酉阳也颇为盛行。木雕艺人以当地的木材为原料，雕刻出人物、花鸟、山水等各种精美的图案，作品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家具制作和工艺品雕刻；石雕则利用本地的石材，雕刻成石狮子、石栏杆、石碑等，雕刻技艺精湛，线条流畅，造型逼真，许多古建筑上的石雕至今仍保存完好，展现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竹编艺人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资源，编织出竹篮、竹筐、竹席、竹扇等生活用品，以及精美的竹编工艺品，其编织技法多样，图案精巧，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 （三）民族节日 1. 土家摆手节 土家摆手节是酉阳土家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一般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期间举行，也有部分地区在三月或五月举行。节日期间，土家族男女老少身着盛装，汇聚在摆手堂或广场上。摆手舞表演是节日的核心内容，舞者们按照“单摆”“双摆”“回旋摆”等不同的动作套路，整齐划一地舞动，场面宏大壮观。除了摆手舞，还有唱摆手歌、表演傩戏、玩龙灯、舞狮子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摆手节不仅是土家族人民祭祀祖先、祈求丰收的重要仪式，更是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体验。 2. 苗族四月八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苗族同胞盛大的传统节日。传说这一天是苗族英雄亚努的忌日，为了纪念他，苗族人民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传统的跳花场。场上立起花杆，花杆上挂满彩旗和奖品。活动开始，首先由德高望重的长者向花杆敬酒，然后进行跳花仪式。苗族青年男女围绕花杆载歌载舞，他们跳芦笙舞、对山歌，以歌传情，寻找心仪的伴侣。同时，还会举行赛马、斗牛、爬花杆等传统竞技活动，整个节日充满了欢乐、热闹的氛围，展现出苗族人民的勇敢、热情与活力。 3. 赶秋节 赶秋节是土家族、苗族共同的传统节日，通常在每年立秋之日举行。这一天，人们停止农活，穿上节日盛装，纷纷前往赶秋场。赶秋场上，最具特色的是“秋千”，秋千多为八人秋，形如纺车，八名男女青年在秋千上飞旋荡漾，围观者则欢呼喝彩。此外，还有舞龙舞狮、唱山歌、打溜子等民俗表演，以及各类商品交易活动。赶秋节寓意着庆祝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也是土家族、苗族人民交流情感、增进友谊的重要时刻。 （四）民族美食 酉阳的民族美食丰富多样，融合了土家族、苗族的饮食文化特色，令人回味无穷。油茶汤是土家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也是招待客人的佳品。制作时，先将茶叶、油炸花生米、核桃仁、芝麻等原料用茶油炒熟，再加入适量的水煮沸，最后放入阴米、炒米等，煮好的油茶汤香气四溢，既能解渴又能充饥，喝上一碗，浑身温暖舒畅。 米豆腐是酉阳街头常见的特色小吃，选用优质大米，经过浸泡、磨浆、熬煮、冷却等工序制成，口感嫩滑。食用时，将米豆腐切成小块，配上辣椒油、花椒油、酱油、醋、蒜泥、葱花、榨菜等调料，再加入一勺鲜香的汤汁，味道酸辣可口，是夏日消暑的绝佳选择。 腊肉也是酉阳极具代表性的美食，土家族、苗族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每到冬腊月，人们将新鲜的猪肉用盐、花椒、八角等调料腌制后，挂在火坑上方熏制。经过长时间熏制的腊肉，色泽金黄，肉质紧实，香味浓郁。腊肉的吃法多样，可以直接蒸熟切片食用，也可与辣椒、蒜苗等一起炒制，味道醇厚，别具风味。 另外，罐罐鸡、酸酢鱼、社饭等美食也各具特色。罐罐鸡是将鸡肉与香菇、木耳、红枣等食材放入土罐中，用小火慢炖而成，汤汁浓郁，鸡肉软烂入味；酸酢鱼是苗族的传统美食，将鲜鱼处理后，与糯米、辣椒等一起腌制发酵，鱼肉酸爽开胃，别有一番风味；社饭则是在清明节前后制作，将鲜嫩的野蒿、胡葱等野菜与糯米、腊肉、花生米等一起蒸煮，饭粒油亮，香气扑鼻，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四、经济发展：蓬勃崛起的产业新篇 （一）农业发展 酉阳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形成了以油茶、茶叶、中药材、果蔬、生态养殖为主的农业产业体系。酉阳是“中国油茶之乡”，全县油茶种植面积达100万亩，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建设油茶加工产业园，开发了山茶油、茶皂素等系列产品，延长了油茶产业链，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如今，酉阳油茶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茶叶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主要分布在木叶、浪坪、宜居等乡镇。酉阳茶叶品质优良，“酉州碧螺春”“酉阳红茶”等品牌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当地积极推进茶叶基地建设，采用有机种植模式，加强茶叶加工技术创新，建设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实现了茶叶生产的清洁化、标准化，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作为“世界青蒿之都”，酉阳青蒿种植规模达15万亩，青蒿素含量居世界前列。全县以青蒿为核心，构建了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培育了多家青蒿素提取加工企业，产品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酉阳还是全国着名的中药材生产基地，除青蒿外，还种植有杜仲、厚朴、黄柏、玄参、白术等多种中药材，种植面积达50万亩，中药材产业年产值超过10亿元。 果蔬产业和生态养殖也蓬勃发展。全县果蔬种植面积达40万亩，主要种植脐橙、猕猴桃、脆桃、辣椒、蔬菜等品种，其中酉阳脐橙、酉阳猕猴桃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生态养殖以生猪、黑山羊、土鸡、蜜蜂等为主，通过发展家庭农场、养殖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打造了一批特色畜禽产品品牌，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此外，酉阳积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优美的田园风光，打造了一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游客可以到茶园体验采茶制茶，到果园采摘新鲜水果，到农家乐品尝农家美食，参与农事活动，感受乡村生活的乐趣。农旅融合不仅拓展了农业功能，还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二）工业发展 酉阳以工业园区为平台，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形成了以绿色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为主的工业产业格局。酉阳工业园区是市级特色工业园区，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已建成面积10平方公里，园区基础设施完善，配套功能齐全，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 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重点发展粮油加工、果蔬加工、畜禽加工、茶叶加工等产业。培育了一批知名食品企业，开发了酉阳油茶、茶叶、腊肉、米豆腐等系列加工产品，产品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畅销全国各地。企业注重品牌建设和质量提升，加强技术创新，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生物医药产业是酉阳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以青蒿素提取加工为核心，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开发了青蒿素制剂、中成药、保健品等系列产品。同时，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积极引进生物医药企业，开展中药材深加工和新药研发，建设了生物医药研发平台，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新材料产业主要发展锰基新材料、新型建材等领域。酉阳锰矿资源丰富，通过推进锰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开发了锰系新材料产品，提升了产业附加值。新型建材产业利用当地的石材、页岩等资源，生产环保型建筑材料，满足了市场对绿色建材的需求。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酉阳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园区引进了一批从事智能终端、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等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通过完善产业链配套，加强技术创新，逐步形成了集聚发展态势，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三）服务业发展 1. 旅游业 酉阳旅游资源丰富独特，拥有桃花源、龚滩古镇、叠石花谷、乌江画廊等知名景区，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桃花源景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原型地。景区内，良田美池、桑竹小径、古朴民居相映成趣，营造出了“世外桃源”的宁静祥和氛围。游客可以漫步在石板路上，欣赏田园风光，体验传统农耕文化，感受穿越千年的静谧与美好。 龚滩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坐落于乌江与阿蓬江交汇处的乌江东岸，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古镇青石板街蜿蜒曲折，吊脚楼临江而立，古建筑群保存完好，具有浓郁的巴渝特色和土家风情。游客可以沿着古街漫步，欣赏古色古香的建筑，品尝特色美食，乘船游览乌江画廊，欣赏两岸秀丽的山水风光，感受古镇的沧桑与韵味。 叠石花谷是全国唯一的巫傩文化展示园区和艺术主题园区，以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为基础，将叠石艺术与巫傩文化相结合，打造了一系列创意景观。园区内，形态各异的叠石景观与四季花海相互映衬，充满了神秘奇幻的色彩，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 此外，酉阳还有龙潭古镇、赵世炎烈士故居、南腰界红色旅游景区等景点。龙潭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是赵世炎烈士的故乡，古镇内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古街古巷、吊脚楼、四合院错落有致，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南腰界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地，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游客可以在这里参观红军旧址、革命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为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酉阳不断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开通景区直通车，提升旅游信息化水平。同时，积极举办桃花源文化旅游节、龚滩民俗文化节等旅游节会活动，加大旅游宣传推广力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18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0亿元。 2. 现代服务业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酉阳的现代服务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商贸流通领域，建成了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和专业市场，如桃花源购物广场、时代广场等，引进了沃尔玛、永辉等知名商业企业，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的商贸流通网络。同时，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建成了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培育了一批本土电商企业和电商人才，通过淘宝、京东、抖音等平台，将酉阳的特色农产品、旅游商品推向全国市场。2023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60亿元。 物流产业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加快发展步伐。建成了酉阳现代物流园，园区集公路物流、仓储配送、冷链物流、电商物流等功能于一体，引进了顺丰、中通等知名物流企业，完善了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提高了物流运输效率，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金融、信息、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也不断发展壮大。各大银行纷纷在酉阳设立分支机构，金融服务网络覆盖城乡；通信网络实现了4g全覆盖，5g网络在县城和重点乡镇逐步推广；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建立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社会事业：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一）教育事业 酉阳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学前教育方面，通过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充，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8%以上。加强幼儿园规范管理，提高保教质量，注重幼儿综合素质培养，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和优质均衡发展。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0多亿元，新建、改造中小学教学楼、宿舍楼、运动场等基础设施，所有学校实现了“班班通”多媒体教学设备全覆盖，建成了智慧教室、实验室、图书室等功能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特岗教师招聘、人才引进、教师培训等方式，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实施“名师工程”，培养了一批市级、县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发挥名师引领作用，带动全县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升。建立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机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全县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以上。 高中教育质量稳步提升，酉阳一中、酉阳二中不断优化教育教学管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高考成绩逐年攀升，为高等院校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酉阳职业教育中心开设了电子信息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等专业，与县内外企业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实行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人才。同时，重视特殊教育，建成了特殊教育学校，为残疾儿童少年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保障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二）医疗卫生 酉阳持续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县级层面，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引进了核磁共振、64排ct等先进医疗设备，开展了心脏介入、脑肿瘤切除等复杂手术；县中医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了多个市级重点专科，在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在乡镇和村级，实现了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全覆盖，每个乡镇卫生院都配备了dr、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基本医疗设备，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村级卫生室“一村一室”达标率100%，乡村医生定期接受业务培训，能够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等服务。同时，积极推进医共体建设，以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为龙头，与乡镇卫生院组建紧密型医共体，实现了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的共享，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全面落实医保报销政策，推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医。深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重点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75%以上。此外，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升疾病预防控制、卫生应急等能力，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三）文化事业 博物馆通过举办“酉阳历史文化展”“土家族苗族民俗文物展”等主题展览，生动展现酉阳从先秦时期到现代的发展脉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成为人们了解酉阳历史与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美术馆定期举办各类美术作品展览，展示本土艺术家的创作成果，同时引入国内外优秀艺术作品，为当地艺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 在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实现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每个村都建有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和健身设施。文化广场成为村民开展广场舞、篮球赛等文体活动的主要场所，每到傍晚，广场上热闹非凡，充满欢声笑语；农家书屋藏书丰富，涵盖农业技术、文学艺术、科普知识、少儿读物等多个类别，配备专职管理员，定期组织读书分享会、农技培训讲座等活动，为村民提供了学习知识、提升技能的平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世界。 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文化下乡”“戏曲进乡村”“非遗展演”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年均演出400余场次。专业文艺团队和民间文艺团体深入乡村、社区，为群众带来精彩的歌舞、戏剧、小品表演；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土家织锦、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此外，酉阳还积极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活动，如“酉阳民歌大赛”“摆手舞大赛”等，激发了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培养了众多文艺人才。 同时，酉阳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建立了非遗传承基地20余个，培养非遗传承人150余名。制定了非遗传承人培养计划和保护政策，对濒危非遗项目给予重点扶持。土家摆手舞、酉阳民歌、木叶情歌等非遗项目不仅在本地得到有效传承，还多次走出酉阳，登上全国乃至国际舞台，提升了酉阳民族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例如，土家摆手舞曾受邀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表演，向全国观众展示了独特的民族舞蹈魅力。 （四）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酉阳逐步构建起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网络。铁路方面，渝怀铁路复线贯穿全境，极大缩短了酉阳与重庆主城、长沙等城市的时空距离，货物运输和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高效，为酉阳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对接东部沿海地区提供了有力支撑。公路建设成果显着，包茂高速、酉沿高速穿境而过，实现了与周边省市的快速通达；县乡道路全部实现油路或水泥路硬化，通村公路、通组公路覆盖率均达到100%，农村公路“组组通”工程全面完成，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同时，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打造了多条美丽农村路示范线路，将乡村旅游景点、特色产业基地串联起来，促进了乡村振兴。此外，酉阳通用机场正在规划建设中，未来将形成“铁、公、机”立体交通网络，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枢纽地位。 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实施了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重点水利工程。累计投入资金数亿元，对阿蓬江、龙潭河等主要河流进行综合治理，新建和加固堤防80余公里，河道防洪能力显着增强，有效保护了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建设集中供水工程、安装净化消毒设备、铺设供水管网等措施，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以上，让农村居民喝上了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同时，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灌溉条件，建成一批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建成了220千伏变电站1座、110千伏变电站4座，完成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实现城乡供电一体化。优化电网结构，提高供电设备智能化水平，采用智能电表、配电自动化系统等技术，有效解决了农村低电压、供电可靠性差等问题，满足了居民生活和产业发展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4g网络覆盖所有行政村，5g网络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全面铺开，光纤宽带入户率达到95%以上。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99%以上，建成应急广播体系，实现县、乡、村三级应急广播全覆盖，群众能够及时获取各类信息，享受现代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生态保护：守护绿水青山的实践之路 酉阳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全力守护武陵山区的生态屏障。在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持续推进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石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十三五”以来，累计完成营造林100万亩，治理石漠化面积200平方公里，全县森林覆盖率从60%提升至64.5%。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划定九重山自然保护区、麻旺湖湿地保护区等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总面积达500平方公里，对保护区内的珍稀动植物实施重点保护，建立生态监测网络，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监测等技术手段，实时掌握生态环境动态变化，有效保护了云豹、林麝、珙桐、红豆杉等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得到显着增强。 在水环境治理领域，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体系，各级河长定期开展巡河工作，及时发现并解决河道管理中的问题。实施乌江、阿蓬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开展河道清淤、岸线整治、排污口治理等专项行动，关闭取缔沿河污染企业和养殖场30余家，建设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95%以上，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主要河流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以上。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20处，设立界碑、警示牌等标识，建设隔离防护设施，建立水源地保护长效机制，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同时，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小流域治理项目15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00平方公里，有效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扎实推进，开展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建筑扬尘等专项整治行动。加强对锰矿加工、水泥生产等重点工业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安装废气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推广清洁能源使用，鼓励居民使用天然气、电能等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煤炭，推进“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全县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80%以上；加强建筑工地和道路扬尘管控，要求建筑工地落实围挡、洒水、覆盖等防尘措施，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和洒水降尘力度，严查渣土车违规运输行为。通过一系列措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6%以上，蓝天白云成为酉阳的常态。 此外，酉阳积极推动生态保护全民参与，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通过开展“世界环境日”“生态保护进乡村、进学校、进社区”等主题宣传活动，利用电视、广播、新媒体等平台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提高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组织志愿者开展植树造林、垃圾清理、环保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同时，严格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成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建立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如今的酉阳，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铜仁市印江县内红三军旧址与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馆介绍 在贵州东北部的武陵山区，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土地上，红色基因如同山间的清泉，流淌在每一寸土壤里。这里不仅有梵净山的雄奇壮丽，更有一段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红三军政治部旧址、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与纪念馆，如同三颗璀璨的红色明珠，串联起印江的革命记忆，让每一位踏足此地的人，都能在历史的回响中，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红三军政治部旧址：万寿宫里的革命火种 在木黄镇新木街的青石板路上漫步，转角处一座青砖黛瓦的古建筑静静矗立，这便是红三军政治部旧址——原名\"万寿宫\"。它与不远处的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相隔仅80米，仿佛两位历史老人，相互守望，共同诉说着木黄镇的红色往事。 万寿宫始建于清代中期，原为江西客商在此修建的同乡会馆，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与黔东民居特色交融，飞檐翘角下的木雕花纹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辨。整座建筑坐东向西，由山门、戏楼、正殿、厢房组成，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房屋在岁月侵蚀中仍保持着完好的形态。1981年5月23日，印江县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特意在保护碑文中注明：\"此处为1934年红三军政治部驻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1934年6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从湘鄂西转战至黔东，进驻木黄镇后，一眼便看中了万寿宫的地理位置——既处镇中心便于开展群众工作，又因建筑格局紧凑利于守卫。于是，这座原本用于同乡聚会的会馆，摇身一变成为红三军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走进正殿，当年政治部工作人员办公的场景被精心还原：一张褪色的八仙桌摆在中央，桌面上放着一盏马灯、几支毛笔和一叠土纸，桌旁的长凳上仿佛还能看到红军战士伏案工作的身影。墙上悬挂的复刻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字迹遒劲有力，让人想起当年红军战士用朱砂在门板上书写标语时的激情。厢房内展出的实物中，一件磨损严重的公文包格外引人注目，据考证，这是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在此居住时用过的物品，包内夹层里还保留着半张写有\"动员群众建立苏维埃\"的便条。 当年，红三军政治部在这里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工作人员深入街头巷尾，用土家语、汉语双语宣讲革命道理；在戏楼上举办文艺演出，编排《送郎当红军》等通俗易懂的节目；在厢房里开办农民夜校，教穷苦百姓认字，讲解《土地法大纲》。当地土家族老人回忆，那时的万寿宫夜夜灯火通明，红军战士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红军说''穷人要翻身，就得跟着共产党''，这话我们听懂了\"。 在旧址后院的石板路上，有一处不起眼的排水口，讲解员会特意指引参观者留意：\"当年红军就是通过这个洞口，将油印的革命传单偷偷运出，分发给周边村寨的群众。\"正是这样隐秘而坚定的行动，让革命火种在黔东大地悄然蔓延。如今，万寿宫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被精心保护，修复工作严格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连屋檐下的每一处木雕都由当地老工匠手工复原，只为保留最真实的历史温度。 作为研究红三军在黔东活动的重要实物依据，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1934年的黔东，交通闭塞，匪患横行，红三军既要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又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政治部的工作如同暗夜中的火把，照亮了当地百姓的希望。正是在这里制定的《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提出\"尊重苗族习俗，帮助苗族解放\"，为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将军山上的精神地标 从木黄镇中心沿石阶蜿蜒而上，海拔1000余米的将军山腰上，一座巍峨的纪念碑刺破苍穹——这便是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站在碑下极目远眺，木黄镇的青瓦屋顶在绿树掩映中若隐若现，远处的群山如波涛起伏，让人不禁想起80多年前，两支红军队伍在这里胜利会师时的壮阔场景。 1977年，当修建纪念碑的消息传到木黄镇，当地百姓纷纷主动请缨参与建设。土家族老石匠杨昌贵带着三个儿子，将自家采石场最好的青石捐献出来，他说：\"红军当年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现在为他们修碑，是应该的！\"1979年7月1日，在建党58周年纪念日这天，纪念碑正式竣工落成，王震同志亲笔题写的碑名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座纪念碑通高14.26米，这个数字暗含着特殊的历史意义——1934年10月24日，正是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日子。碑体采用砖石结构，外部贴覆的大理石在2002年修缮时更换为梵净山优质花岗石，经风雨侵蚀仍光洁如新。最引人注目的是碑身的两面军旗造型，左侧代表红二军团，右侧代表红六军团，在顶端交汇成一个锐角，象征着两支队伍从不同方向而来，最终凝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力量。 碑座的设计同样独具深意：正面镶嵌的\"序言\"碑刻详细记载了会师的经过，386个汉字字字千钧；两侧的浮雕分别展现了红军战士行军和群众欢迎的场景，其中一位抱着孩子的土家族妇女形象，原型正是当年为红军送粮的木黄镇村民田大嫂。碑体侧面的镰刀斧头图案，采用阴刻工艺，虽历经四十余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辨，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绝对领导。 沿着13级台阶拾级而上，每一级台阶都对应着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黔东开展革命斗争的一个月。讲解员会细致地讲述每一级台阶背后的故事：从会师后的首次协同作战，到建立黔东特区苏维埃政权，再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些故事串联起1934年10月至1935年11月间，红军在黔东大地留下的奋斗足迹。 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将木黄会师纪念碑纳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群，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文物部门对纪念碑进行了全面维护，在碑体周围增设了排水系统，在基座下铺设了防潮层，还安装了安防监控设备。但这些现代化的保护措施，丝毫没有影响纪念碑的历史厚重感，反而让这座精神地标得以更长久地矗立在将军山上。 每年清明节，木黄镇的中小学生都会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纪念碑前，他们穿着土家族盛装，用本民族语言朗诵革命诗歌，向纪念碑敬献自制的纸花。85岁的退休教师吴宗碧，自1980年起坚持每年在这里为孩子们讲述会师故事，她说：\"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会一直讲下去，让娃娃们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水府宫里的历史长卷 从纪念碑沿山路下行约500米，便来到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这座纪念馆设在\"水府宫\"内，这座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古建筑，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二进高封火墙围护的对称封闭式格局，体现了清代中期黔东地区的建筑特色；887.2平方米的占地面积中，579.5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被充分利用，既保留了古建筑的原有风貌，又满足了现代展馆的功能需求。 水府宫原本是祭祀水神的庙宇，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将军部设在此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等领导人就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确定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原则，为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如今，走进纪念馆大门，首先看到的便是复原的会议场景：六把太师椅围绕着一张方桌，桌上的煤油灯玻璃罩上还留有细微的划痕，墙上悬挂的军事地图上，用红铅笔标注的行军路线依然清晰，让人仿佛能听到当年领导人压低声音却语气坚定的讨论。 纪念馆的展陈按照\"战略转移—胜利会师—协同作战—精神传承\"的脉络分为6个部分，通过120余件实物、300余张照片和10组场景复原，全方位展现了红二、六军团的革命历程。在\"艰难转战\"展区，一件打满补丁的羊毛背心格外醒目，这是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在长征途中穿过的衣物，领口处的磨破痕迹，见证了连续行军的艰辛。旁边的展柜里，摆放着红二军团战士用过的铜制水壶，壶身上刻着的\"永随党\"三个字，虽已氧化发黑，却字字滚烫。 \"会师瞬间\"展区采用了多媒体互动技术，通过3d投影再现了当年会师的场景：1934年10月24日清晨，红二军团的战士们在水府宫前的广场上列队，当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出现在远处的山路上时，欢呼声瞬间响彻山谷。贺龙快步上前，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紧紧握手，这个画面被定格成雕塑，安放在展区中央。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屏幕，切换不同角度观看这一历史时刻，还能听到当年亲历者的口述录音。 在\"军民鱼水\"展区，一组土家族织锦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木黄镇妇女们为欢迎红军连夜赶制的，上面织着\"红军万岁\"的字样，虽然针法略显粗糙，但红色的丝线在阳光下格外鲜艳。旁边的展柜里，陈列着当年红军医生为群众治病用过的药箱，箱内的铜制药罐、牛角药勺等工具保存完好，据记载，红军在木黄镇期间，共为当地群众治病300余人次。 最让人动容的是\"精神传承\"展区的一组对比照片：左边是1934年红军离开时，群众在路边送别时的场景；右边是2021年木黄镇群众在纪念碑前举行祭奠活动的画面。两张照片相隔87年，但画面中人们脸上的崇敬之情如出一辙。展区还展示了近年来印江县在红色文化引领下的发展成果：红军小学的孩子们在纪念馆开展研学活动，当地企业开发的\"红军茶\"带动乡亲们增收，红色旅游线路的开通让更多人走进木黄……这些变化生动诠释了\"革命精神代代传\"的深刻内涵。 水府宫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活文物。在正殿的梁柱上，至今保留着当年红军用墨汁书写的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虽然部分字迹已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笔锋的力度。后殿的墙壁上，有一处明显的修补痕迹，讲解员介绍说，这里原本有红军战士刻下的行军地图，在特殊年代被人用石灰覆盖，2006年修缮时，文物工作者采用特殊技术将其复原，成为研究红军行军路线的重要依据。 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 从红三军政治部旧址到木黄会师纪念碑，从古朴的水府宫到现代化的展览手段，印江的红色地标群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当地政府对这些红色资源进行了系统性保护和开发，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2017年，印江县启动了\"红色记忆\"抢救工程，组织专人走访了300多位亲历者和后代，录制了500多小时的口述历史，收集了200多件革命文物。其中，红三军战士用过的一把马刀，经过文物修复专家的精心处理，重新焕发出寒光，如今在红三军政治部旧址展出。工作人员还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复原了当年红军在万寿宫开办的农民夜校，摆放着土制的黑板和石制的课桌，成为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的重要场所。 木黄会师纪念馆在2020年完成了数字化升级，建立了线上展厅，让无法亲临的人们也能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参观。馆内还增设了\"红色课堂\"，邀请党史专家定期举办讲座，当地的老党员们也组成了宣讲队，用土家山歌的形式传唱红军故事。78岁的土家族老党员田茂荣，是宣讲队的骨干成员，他的祖父当年曾为红军带路，他将这段历史编成了《木黄会师歌》，用三弦伴奏演唱，深受群众喜爱。 红色旅游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转型。木黄镇围绕红色资源，打造了\"红军街\"，20多家商铺经营着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用当年红军配方改良的\"会师茶\"，印有革命标语的土家织锦，还有以红军故事为主题的文创产品。村民杨再英开了一家\"红军食堂\"，主打当年红军吃过的\"红米粥南瓜汤\"，她还会向顾客讲述母亲当年为红军做饭的故事，生意十分红火。\"守着这座红色富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杨再英的话道出了当地群众的心声。 在木黄会师纪念碑脚下，有一片象征着希望的\"红军林\"。每年春天，当地的党员干部、学生和群众都会来这里植树，如今已种下3000多棵松柏。这些树木与纪念碑相伴，如同革命精神在一代代人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站在林中仰望纪念碑，阳光穿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让人深切感受到：历史从未远去，那些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英雄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印江的红色印记，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文物、纪念碑上的文字，更是融入当地人血脉中的精神力量。从红三军政治部旧址的青砖黛瓦，到木黄会师纪念碑的巍峨身姿，从水府宫里的历史回响，到新时代的红色传承，这里的每一处都在诉说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红色基因需要代代相传。当夕阳为梵净山镀上金边，木黄镇的灯火渐次亮起，那些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革命故事，也在夜色中静静流淌，激励着人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铜仁市德江县内红三军革命旧址与纪念场馆的历史长卷 在黔东大地的崇山峻岭间，德江县枫香溪镇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红色的记忆。这里是红三军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是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摇篮。散布在镇中的革命旧址、巍然矗立的纪念碑与承载历史的纪念馆，如同散落的珍珠被红色历史串联，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革命长卷，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触摸砖石的温度中，感受到那段烽火岁月的滚烫脉搏。 丰碑矗立：铭记历史转折的精神坐标 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纪念碑静立在枫香溪镇枫溪村洞青组的山岗之上，山风掠过松柏的飒飒声，仿佛是历史在低声诉说。这座纪念碑的诞生，源于对一段决定红三军命运的历史的深情回望——1934年6月，正是在这里，濒临绝境的红三军召开了改变命运的枫香溪会议，为中国革命在黔东大地播下了燎原的火种。 1980年，当地政府在当年会议会址的北侧山上动工修建纪念碑。当第一块青石嵌入泥土时，便注定了它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碑体采用当地坚硬的青石砌成，长3.3米、宽3.3米、高10米的方体造型，在苍松翠柏的映衬下更显庄严肃穆。碑顶的浮雕栩栩如生，再现了当年红军战士会师的场景，镰刀与锤头的图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无声地诉说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碑体正面，\"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纪念碑\"几个鎏金大字笔力遒劲，是历史的镌刻，更是精神的昭示。 站在纪念碑下仰望，80多年前那决定红三军命运的激烈讨论仿佛就在耳畔回响。1934年6月，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历经千难万险，从湘鄂西转战至黔东，此时的部队减员严重，思想混乱，几乎到了溃散的边缘。6月19日，在枫香溪这个三省交界的偏僻小镇，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会议悄然召开。会议持续了三天三夜，煤油灯的光芒在土家吊脚楼里摇曳，映照着将领们坚毅的面庞。最终，会议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派一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这三项决策如三把利剑，劈开了红三军前进道路上的迷雾——根据地的建立让红军有了稳固的后方，党团组织的恢复强化了部队的凝聚力，群众工作的开展则让红军与黔东人民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 纪念碑脚下的13级台阶，每一级都承载着一段艰苦卓绝的记忆，象征着红三军在黔东13个月的斗争历程。从初到黔东的艰难立足，到根据地的逐步建立，再到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每一步都凝聚着革命先辈的血汗。2006年6月，国务院将枫溪纪念碑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历史价值的肯定，更是对传承责任的嘱托。 每逢清明或重要纪念日，当地群众、学生、党员干部都会来到纪念碑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老人轻抚碑体，向孩子讲述当年红军的故事；青年党员举起右拳，在誓言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阳光透过枝叶洒在碑体上，鎏金大字闪耀着光芒，仿佛在提醒着每一个人：历史从未远去，精神永远传承。 旧址寻踪：触摸革命岁月的鲜活印记 枫香溪会议会址纪念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从纪念碑沿山路下行约百米，枫香溪会议会址纪念馆便映入眼帘。这座镶嵌在枫香溪镇中心的红色展馆，坐落在当年红三军军部旧址之上，与周边的土家民居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独特画卷。 纪念馆所在的建筑原为当地士绅的宅院，是一座典型的黔东四合院，始建于清末民初。1934年红三军进驻后，这里成为军部所在地，见证了枫香溪会议的全过程。纪念馆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2平方米，前院是平整的石板院坝，三道雕刻精美的龙门分立其间，院墙由青石垒砌，历经风雨仍坚固如初。2006年，经过精心修缮，这座百年老宅以纪念馆的新身份对外开放，将那段尘封的历史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推开纪念馆厚重的木门，一股穿越时空的气息扑面而来。馆内的陈列按照\"历史背景—会议过程—实践成果—精神传承\"的脉络展开，通过实物、图片、文字、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再现了红三军在枫香溪的革命活动。 在\"艰难转战\"展区，一组锈迹斑斑的马灯、草鞋和步枪静静陈列。那盏马灯的玻璃罩上布满划痕，灯芯早已燃尽，却仿佛仍能照亮红军夜行军的道路；那双草鞋由粗麻编织，鞋底已磨穿，透着泥土的痕迹，诉说着红军战士翻山越岭的艰辛；那支步枪的枪管上布满锈迹，枪托上还留着战士的手印，见证了无数次与敌人的浴血奋战。旁边的展柜里，一份泛黄的《红三军士兵条例》手稿字迹清晰，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当年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信念。 纪念馆的核心展区是复原的枫香溪会议现场。土家风格的吊脚楼内，八仙桌旁摆放着6把木椅，桌上的煤油灯、砚台、纸张还原了当年的场景。墙上悬挂的军事地图上，红、蓝箭头标注着敌我双方的态势，让人仿佛能看到贺龙元帅用手指点着地图分析战局的身影，能听到关向应同志强调\"建立根据地是当务之急\"的坚定语气。展区通过多媒体技术，在特定时段播放会议情景的全息投影，光影交错间，当年会议的激烈讨论仿佛就在眼前上演，让参观者身临其境般感受那场决定命运的讨论。 纪念馆分为前院军部和后院政治部两个部分，这种布局恰好还原了当年红三军的指挥体系。前院军部的展柜里，陈列着当年红军使用过的电话机、望远镜和作战文件，其中一份《关于建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手稿上，还能看到贺龙同志的亲笔修改痕迹，那有力的笔触中透着革命者的果决。后院政治部的展区则聚焦红军的宣传工作，墙上悬挂着《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等文件的复制件，这些文件当年就诞生在这里，由红军战士用土纸油印后分发到各村寨，成为发动群众的重要武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政治部旧址的墙壁上，当年红军用朱砂书写的\"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等标语至今仍清晰可见，红色的字迹虽历经风雨，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那份激荡人心的力量。 在\"鱼水情深\"展区，一组生动的场景复原讲述着红军与当地百姓的故事：土家大妈为红军伤员熬药的灶台，锅里仿佛还冒着热气；苗族青年为红军带路时用过的砍刀，刀刃上还留着山路的划痕；红军医生为村民治病留下的药箱，里面的药瓶虽已空荡，却盛满了军民情谊。旁边的影像屏循环播放着当地老人的口述历史，80多岁的土家族老人田幺妹回忆道：\"当年红军来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我们劈柴挑水，我父亲就是那时跟着红军走的。\"这些真实的故事，让参观者深刻理解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深刻内涵。 纪念馆的最后一个展区\"精神传承\"，则展示了枫香溪会议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一组组对比照片令人感慨：当年红军走过的羊肠小道如今变成了宽敞的水泥路，当年战士们宿营的吊脚楼旁建起了崭新的教学楼，当年贫瘠的山坡上种满了郁郁葱葱的茶树。这些变化生动诠释了革命先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 红三军参谋处旧址：运筹帷幄的智慧之地 距离会址纪念馆东侧仅50米的红三军参谋处旧址，是一座两层土家吊脚楼。青瓦木楼依山而建，木柱支撑的吊脚悬于半空，透着浓郁的土家建筑特色。当年，这里是红三军的\"大脑\"，无数关乎部队生死存亡的作战计划在此诞生。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仿佛能看到当年参谋人员忙碌的身影。他们围坐在木桌旁，借着微弱的油灯，用算盘仔细计算着弹药补给，用毛笔在粗糙的麻纸上绘制着行军路线图。墙上悬挂的《红三军黔东活动路线图》，详细标注了部队从进入黔东到与红六军团会师的全过程，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一场战斗、一次会议或一个根据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箭头，记录着红军在黔东大地的转战轨迹。 展柜里陈列着一本泛黄的军用地图，上面布满了红色和蓝色的批注，既有对地形的分析，也有对敌军动向的判断。讲解员介绍说，当年没有先进的测绘工具，参谋人员只能依靠当地群众的指引和自己的实地勘察，一步步绘制出这些地图。正是这份严谨与细致，让红三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总能找到有利的作战时机。 二楼的作战室里，还原了当年的场景：一张长条木桌摆在中央，上面铺着一张较大的地图，旁边散落着几支铅笔和一个算盘，墙角的木箱里存放着几份用油纸包裹的机密文件。阳光透过木窗的缝隙洒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仿佛时光在这里凝固，让人不禁感叹革命战争年代指挥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红三军保密局旧址：隐秘战线的无声战斗 红三军保密局旧址隐藏在一条幽静的巷子里，这座不起眼的小院外观与普通民居无异，却在当年承担着红军的情报加密和文件保管工作，是红三军的\"保险箱\"。 走进小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口老井，井口的石板被绳索磨出了深深的凹槽。讲解员说，这口井不仅为保密局提供水源，更在紧急时刻起到了掩护作用——如果遇到敌人搜查，战士们会将机密文件装入特制的防水袋，沉入井底。 正房内，陈列着当年红军使用的密码本——用土纸制成，纸张粗糙，上面是看似毫无规律的符号。据考证，这是红军根据汉字偏旁部首创造的简易密码，只有少数人能够破译。旁边的展柜里，放着一台老式电台的复制品，当年就是通过它，红三军与上级党组织保持着秘密联系。 墙角的一个地窖保存完好，洞口被一块大石板遮盖，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掀开石板，一股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地窖深约两米，面积约十平方米。讲解员介绍说，当年重要文件和电台就是藏在这里，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查。为了保护这些机密，有三位红军战士在这里牺牲。 那是1934年8月的一个夜晚，敌人突袭保密局旧址，当时负责守卫的三名战士为了掩护战友转移文件，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把文件藏进地窖后，故意将敌人引向相反的方向，最终弹尽粮绝，壮烈牺牲。他们的名字已无从考证，但当地百姓却永远记住了他们的事迹，如今每年都有群众来到这里，为他们献上一束鲜花。 红三军医院旧址：救死扶伤的生命港湾 位于镇子边缘的一座祠堂，是红三军医院旧址，这里曾是救治伤员的生命港湾。祠堂的大门上方，\"救死扶伤\"四个大字虽已模糊，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年医护人员的使命与担当。 走进祠堂，一股淡淡的草药味仿佛还在空气中弥漫。斑驳的墙壁上，当年用炭笔标注的伤口示意图依然清晰，有 gunshot伤、刀伤、摔伤等，旁边还标注着简单的处理方法。几张简陋的木板床铺着稻草，稻草早已枯黄，却仿佛还能感受到伤员躺过的温度。 墙角的架子上，摆放着熬药用的陶罐、捣药用的石臼和消毒用的烈酒。展柜里那把带有缺口的手术刀，刀刃上的缺口记录着无数次与死神的较量。据记载，当年医院条件极其艰苦，没有麻药就用烈酒消毒，没有纱布就用土布代替，医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挽救了数百名红军战士的生命。 在\"军民互助\"展区，一组照片和实物讲述着感人的故事。有当地土家族大妈为伤员缝制的布条，有苗族青年上山采摘的草药，还有侗族大叔送来的粮食。其中一张照片尤为珍贵：一位红军医生正在为一位苗族老人看病，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讲解员说，当年红军医生不仅救治伤员，还经常为当地百姓看病，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祠堂的后院，有一棵老槐树，树干上还留着当年绑担架的痕迹。当地百姓回忆说，每当有伤员被抬来，大家都会主动上前帮忙，有的抬担架，有的送水送饭，有的帮忙照顾伤员。正是这种军民同心，让红三军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 薪火相传：红色基因的时代延续 德江境内的这些红三军革命旧址与纪念场馆，共同构筑起完整的红色文化体系。1982年，枫香溪会议会址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包括会址、军部、政治部、参谋处、保密局、医院等在内的九处红军旧址被国务院整体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里已成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贵州省国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万人次。 为了让红色故事更好地被年轻人接受，纪念馆创新推出了\"重走红军路\"沉浸式体验项目。参与者穿上仿制的红军军装，沿着当年红三军行军的路线徒步3公里，途中设置了\"突破封锁线野外救护送情报\"等模拟任务，让人们在亲身体验中感受红军的艰辛。来自贵阳的大学生李雨桐在体验后说：\"以前在课本上看到的长征故事很抽象，这次亲身体验后，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革命意志。\" 当地还组建了\"枫香溪红色宣讲团\"，成员由老党员、退休教师、在校学生组成，他们深入村寨、学校、企业，用土家山歌、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枫香溪会议的历史和红军的故事。78岁的老党员张顺清是宣讲团的核心成员，他的父亲曾是红军通讯员，他从小听着红军故事长大，如今已累计宣讲500多场。\"只要还能说话，我就要把这些故事讲下去，让年轻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张顺清的话语朴实而坚定。 红色文化的传承也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枫香溪镇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打造了\"红军食堂土家红绣\"等特色产业，让群众在参与红色文化传播中增收致富。村民王芳开了一家\"红军客栈\"，客栈的装修融入了大量红军元素，她还向游客讲述当年奶奶为红军送粮的故事，生意十分红火。\"守着这座''红色富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王芳的笑容里满是幸福。 在枫香溪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德江县近年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昔日的贫困山村如今道路通畅、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纪念馆旁的\"红军小学\"里，孩子们在红色文化课堂上学习革命历史，在\"小红军广播站\"里讲述先烈故事，红色的种子正在新一代心中茁壮成长。每年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纪念碑前祭扫，孩子们系着红领巾，举起小拳头宣誓：\"继承先烈遗志，争做时代新人。\" 站在新时代的门槛回望，这些红三军革命旧址与纪念场馆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历史纪念场所的意义，成为一座精神的熔炉，一所信念的学校。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民是革命的根基，只有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昭示着：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只有代代相传，才能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永不迷失方向。 德江的这些红色印记，如同散落在黔东大地的星辰，虽历经岁月洗礼，却愈发璀璨。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未来的指引，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铜仁市沿河县内红三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简介 在贵州的东北部，有一个被山水环绕的地方——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有着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更有着一段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革命历史。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与黔东特区革命烈士陵园，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梦想，吸引着人们前来探寻那段峥嵘岁月。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历史的回响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坐落于谯家镇长征村土地湾，这里群山环抱，绿水潺潺，宁静中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气息。该纪念馆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红军干部培训所、中国工农红军沿河县第四区革命委员会旧址4个点共同构成，总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 ，各个旧址之间相互呼应，共同诉说着红三军在黔东的奋斗历程。 1934年，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由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三军，在艰苦的转战中来到黔东地区。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并肩战斗，将沿河这片土地变成了红色革命的热土。同年7月21日至22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内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自沿河、德江、印江等县的135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这也是贵州省历史上第一个省级红色政权。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是一座建于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的木质结构平房。房屋后依青山，前临碧溪，周边环境优美。正房有7间，两侧是厢房，前方设有朝门，整体形似撮箕。屋顶覆盖着青瓦，屋脊用青瓦堆砌而成，正中垒着一个大大的“喜喜”字，两侧立塑飞鸽，颇具传统建筑韵味。正房前壁为木雕花窗，上面雕刻的花草禽兽图案栩栩如生，石阶则由细钻青石铺就，彰显着当年建筑的精致。正房上方挂着黑底金字的匾额“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是原红三军第九师政委廖汉生所题写，笔力苍劲，更添几分庄严。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原是张家祠堂，坐西向东，为砖木结构，高9米，宽18米，面积约400平方米 。四周环绕着封火墙，大门由3块雕花青石砌成，台阶同样铺着细钻青石。正殿由16根大柱支撑殿顶，柱基石磉礅上雕刻着龙、凤、狮、麒麟等吉祥图案，工艺精湛。正殿前有小院，两侧是一楼一底的厢房，由转角回廊相互沟通，厢房各房间均安装有格花窗，古色古香。在这里，代表们选举产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和组成人员，并讨论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民工人保护条例》《关于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优待红军及家属条例》《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等六项重要决议 ，这些决议为黔东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红军干部培训所，承担着培养革命骨干的重任。在这里，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军干部接受了系统的培训，学习革命理论、军事战略以及群众工作方法等，为黔东特区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就像一颗颗火种，将革命的理念传播到黔东的各个角落。 中国工农红军沿河县第四区革命委员会旧址位于淇滩镇场上当门街，为晚清时期建造的砖木结构房，面积810平方米 。房屋坐东向西，正面三门相连，内为合并天井。正门上方用石灰书写的“中国工农红军沿河县第四区革命委员会”17个字，虽历经岁月侵蚀，但依然清晰可辨，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辉煌。1934年10月13日，红三军红九师及黔东纵队、沿河独立一团、沿河独立二团、德江独立团、川黔边独立团等一万余人在此召开攻占沿河庆祝大会，同时宣布成立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熊仲卿任政委，冉云任副师长 ，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黔东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如今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展陈共分8个单元，全面展示了红三军转战黔东、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红二与红六军团会师、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坚持斗争保卫苏区以及黔东苏区永放光芒等各个历史阶段。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物、详实的文献资料、生动的图片以及逼真的场景复原，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馆内陈列的红军使用过的枪支弹药，虽然锈迹斑斑，但却见证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那些简陋的生活用品，诉说着红军战士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还有当年的文件、书信，字里行间透露着革命先辈们坚定的信念和对胜利的执着追求。 自建成以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经历了多次修缮和保护。1956年8月2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将旧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竖立保护标牌 。然而，在70年代，房屋逐渐遭到损坏，左厢房和朝门被拆。1980年2月，贵州省文化厅拨专款进行维修 ，1982年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再次将旧址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10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为旧址题字 。2004年，省、地、县为纪念红三军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70周年，特拨专款对旧址进行维修 。2006年5月，被国务院命名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被省委命名为第四批“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些荣誉和保护措施，不仅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这段历史的重视，也让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场所。 黔东特区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的圣地 在谯家镇长征村，与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遥相呼应的是黔东特区革命烈士陵园。这里庄严肃穆，松柏常青，是为纪念在黔东特区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属于县（区）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也是人们缅怀先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 黔东特区革命烈士陵园的前身为土地湾烈士陵园，于2021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 ，与黔东革命根据地融为一体。2024年，经县委、县政府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研究同意，将其更名为“黔东特区革命烈士陵园” 。陵园内，革命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碑身洁白如雪，上面刻满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的名字。这些名字，或许有的广为人知，有的却鲜有人晓，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革命烈士，他们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日，当地的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群众代表都会来到黔东特区革命烈士陵园，举行庄重的祭扫仪式。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烈士们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仰之情。在祭扫仪式上，孩子们会认真聆听老党员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那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如同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激励着他们传承先烈遗志，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除了革命烈士纪念碑，陵园内还设有烈士墓区，安葬着众多在黔东特区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每一座墓碑前，都摆放着鲜花，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思念和敬意。墓区周围，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象征着烈士们的精神如这繁茂的花草树木一般，永远生机勃勃，永不磨灭。漫步在陵园中，人们仿佛能看到当年革命先烈们浴血奋战的身影，能感受到他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的坚定意志。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与黔东特区革命烈士陵园，是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宝贵的红色文化财富，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生动见证。它们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理想和无私奉献精神，时刻提醒着人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这里，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精神永放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无论是历史的研究者，还是普通的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被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所震撼，被革命先辈们的精神所感染，在心中留下深刻而难忘的红色记忆 。 铜仁市石阡县内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简介 在贵州东部的崇山峻岭间，铜仁市石阡县犹如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丰碑。这片浸润着革命热血的土地，留存着众多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革命精神的传承者。每一处遗址、每一座场馆，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诉说着红军战士们英勇无畏的战斗故事与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如同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 甘溪困牛山红军烈士陵园：镌刻英雄史诗的国家级纪念地 2025年2月16日，对于石阡县乃至全国的红色文化传承而言，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甘溪困牛山红军烈士陵园被正式列为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这份荣誉不仅是对长眠于此的英烈们的崇高敬意，更赋予了这片陵园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使命。陵园由甘溪点和困牛山点两个部分构成，它们相互呼应，从不同维度展现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宛如一部立体的红色史书，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去感悟。 甘溪点：沉浸式缅怀与历史重现 甘溪点的规划布局极具匠心，被细致地划分为纪念区、陵园区、景观区、功能区四个特色鲜明的区域。步入纪念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它高耸入云，犹如红军战士们屹立不倒的脊梁，静静地矗立在广场中央。纪念碑采用简洁而有力的建筑风格，主体由灰色花岗岩打造，表面刻满了反映红军战斗场景的浮雕，每一道纹路都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烽火岁月。纪念广场宽敞开阔，能够容纳数千人同时开展纪念活动。每逢清明、国庆等重要节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便会汇聚于此，举行敬献花篮、默哀致敬等庄重仪式，表达对先烈的无尽敬仰与深切哀思。 陵园区是英烈们的安息之所，这里安葬着在甘溪战斗以及困牛山战斗中牺牲的众多红军战士。烈士墓区和无名红军碑群整齐排列，每一座墓碑都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墓碑前常年摆放着鲜花，寄托着后人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展陈中心是甘溪点的核心区域之一，它通过丰富多样的展品和详实的史料，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生动地再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步入展陈中心，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934年的深秋。展柜中陈列着红军使用过的枪支弹药、破旧的军装、生锈的水壶，这些看似普通的物件，却承载着红军战士们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多媒体展厅内，通过vr技术还原的战斗场景，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激烈。 景观区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融入了自然元素，精心栽种的松柏四季常青，象征着革命精神的永恒不朽；蜿蜒的小径穿梭于花草之间，与周边的青山绿水相得益彰。在这里，人们可以在缅怀先烈的同时，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体会到革命精神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功能区则为陵园的日常运营和各类纪念活动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从游客接待、安全保卫到设施维护，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确保陵园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缅怀先烈、教育后人的重要作用。 困牛山点：凝固的悲壮与永恒的敬意 困牛山点的每一处设施都凝聚着对红军战士的深深敬意与缅怀之情。那座直插云霄的纪念碑，是对红军战士英勇壮举的永恒歌颂。它的设计灵感源自困牛山的险峻山势与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碑身表面凹凸不平的纹理，仿佛是岁月留下的伤痕，诉说着当年那场激烈战斗的残酷与红军战士们的顽强不屈。两个纪念广场，一大一小，错落分布在纪念碑周围。较大的广场用于举办大型纪念活动，而较小的广场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安静缅怀的空间。每逢重要纪念日，广场上便会举行升旗仪式、诗歌朗诵、革命歌曲演唱等活动，让人们在参与中感受革命精神的洗礼。 红军塑像是困牛山点的一大亮点，它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红军战士坚毅的神情和无畏的姿态。战士们眼神坚定，目视远方，手持步枪，仿佛正准备冲向战场。塑像下方的基座上，镌刻着描述困牛山战斗的文字，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红军步道沿着当年红军的战斗足迹蜿蜒延伸，全长约3公里。步道两旁，设置了多个观景台和休息点，每个观景台都配备了图文并茂的展板，详细介绍了战斗的过程和历史背景。行走在这条步道上，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激烈的枪炮声和红军战士们冲锋的呐喊声，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战斗现场，深切感受到红军战士们的艰辛与不易。 困牛山红军战斗遗址：血色山崖上的英雄壮歌 困牛山红军战斗遗址位于铜仁市石阡县西北部，地处群山环绕、地势险要之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烈士们的鲜血，承载着一段悲壮而伟大的历史。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西征途中，于困牛山遭遇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当时，红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但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红52团的战士们毫不畏惧，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展开顽强抵抗。战斗从清晨持续到黄昏，枪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在山谷之间。 然而，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形势愈发严峻。更令人痛心的是，敌人利用当地百姓作为“人盾”，逼迫红军战士陷入两难境地。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红军战士们毅然选择了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他们砸毁枪支，手挽手，肩并肩，义无反顾地跳下了70多米深的悬崖。刹那间，山谷中回荡着他们壮烈的呼喊声，许多战士在跳下悬崖的过程中，还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据当地史料记载，此次战斗中，红52团团长田海清等数百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仅有少数战士幸存。 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市级红色教育基地，困牛山红军战斗遗址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2008年修建的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是这里的标志性建筑。纪念碑高10.5米，长9米，宽3米，造型独特，令人瞩目。它巧妙地将红六军团军旗与困牛山山势等元素融合在一起，整体呈火炬状，象征着革命精神如熊熊烈火，永不熄灭，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从上往下看，又似一把巨斧插入大地，寓意着红军战士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劈开黑暗，为人民开辟出一条光明之路。纪念碑底座前面，镌刻着原红六军团仍健在的八九位老将军的题词，这些珍贵的文字饱含着对战友的深切怀念和对那段历史的铭记，也激励着后人传承和弘扬红军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一红色资源，当地政府还在遗址周边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生态厕所等配套设施，并开发了红色旅游线路。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学生和党员干部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遗址现场，常常能看到讲解员饱含深情地讲述着困牛山战斗的故事，许多听众都被红军战士们的英勇事迹所感动，热泪盈眶。 石阡天主教堂旧址：革命指挥中枢的岁月印记 石阡天主教堂旧址，这座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建筑，见证了红二、红六军团在石阡的重要历史时刻。它原是天主教德国圣心会石阡教区本堂，规模宏大，建筑风格融合了西方哥特式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高耸的尖塔、精美的彩色玻璃窗与飞檐翘角相互映衬，在当地建筑群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进驻石阡后，天主教堂成为了重要的指挥中心。教堂经堂宽敞明亮，被用作指挥部会址，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领导人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指挥红军的行动。修女楼则成为政治部人员办公的地方，工作人员在这里起草文件、开展宣传工作，组织群众运动。神甫楼环境相对安静，成为了军团指挥部和领导人的住址，贺龙、任弼时等就居住于此。那段时间里，教堂内灯火通明，彻夜不熄，革命的决策从这里不断发出，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1年，石阡天主教堂旧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申报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这里不仅保留了当年红军使用过的桌椅、油灯、地图等物品，还通过展板、图片、文字等形式，详细介绍了红军在石阡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红军进驻石阡后，积极组织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将没收的土地和财物分给贫苦百姓，让受压迫的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同时，开展了丰富生动的宣传活动，通过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教唱革命歌曲等方式，传播革命真理，使革命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上迅速蔓延。 当年红军在天主教堂这个地方建立了游击队，扩充新战士八百多人，壮大了革命力量。他们修造武器，缝制军装，为战斗做好充分准备；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能，提升队伍的素质和战斗力；建立教导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派遣部队歼击反动武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当地革命事业的发展，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今，石阡天主教堂旧址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红军长征在石阡陈列馆：全景式展现红色征程 红军长征在石阡陈列馆，馆名由萧克老将军题写，这苍劲有力的字迹饱含着老一辈革命家对这段历史的深情与期望。陈列馆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展室分为《序厅》《红六军团奉令西征》《红六军团浴血奋战在石阡》《红二、红六军团在石阡开展的革命活动》《红色记忆》等多个单元，通过丰富的展品、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场景复原和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全面而深入地展现了红军长征在石阡的光辉历程。 走进序厅，一幅巨大的长征主题浮雕映入眼帘，浮雕上栩栩如生地刻画了红军战士翻山越岭、渡河战斗、与群众鱼水情深等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序厅的中央，摆放着一尊红军战士的青铜雕像，战士目光坚定，手持步枪，仿佛正准备踏上新的征程。墙壁上，“伟大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几个大字熠熠生辉，彰显了陈列馆的主题与宗旨。 在《红六军团奉令西征》单元，通过展示红军的行军路线图、作战计划、通信工具等文物，以及运用沙盘模型和多媒体演示，让人们清晰地了解到红六军团肩负着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重要使命。他们从江西出发，一路历经艰难险阻，穿越了无数的崇山峻岭和河流险滩。在石阡县，红六军团遭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但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智慧，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展柜中陈列的一份份电报、信件，记录着当时紧张激烈的战斗局势，让人们感受到了红军战士们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他们的沉着冷静。 《红六军团浴血奋战在石阡》单元，则着重展现了红六军团在石阡与敌人进行的激烈战斗。这里展示了大量的枪炮、弹药、红军战士的衣物等实物展品，以及通过3d投影技术复原的战斗场景。在模拟的战斗场景中，枪炮声、喊杀声此起彼伏，硝烟弥漫，让人们仿佛置身于当年的战场，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其中，一件布满弹孔的红军军装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主人或许在战斗中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这件军装也成为了那段悲壮历史的无声见证。 《红二、红六军团在石阡开展的革命活动》单元，详细介绍了红二、红六军团在石阡期间开展的各项革命活动。通过图片、文字和实物展示，人们可以看到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将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参与革命；进行扩红运动，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展柜中展示的一本本农民协会的登记簿、妇女们为红军缝制的布鞋，都生动地展现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及红军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红色记忆》单元则通过展示红军战士的家书、日记、照片等珍贵文物，以及后人对红军长征的研究成果和纪念活动，让人们铭记这段历史，传承和弘扬红军精神。一封封家书，字里行间流露出红军战士对亲人的思念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一张张照片，记录下了红军战士们的青春岁月和战斗瞬间。在这里，参观者还可以通过互动触摸屏，查阅更多关于红军长征在石阡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石阡县的这些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更是激励当代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源泉。它们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这些红色遗迹将继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传承和弘扬红军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无论是高耸的纪念碑、庄严的烈士陵园，还是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旧址和陈列馆，它们都将永远屹立在石阡的土地上，成为人们心中永不磨灭的红色丰碑。 铜仁市松桃县内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简介 在贵州东北部，梵净山东麓，松桃苗族自治县静静坐落于黔、湘、渝两省一市交界处。这片土地，不仅拥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更蕴藏着深厚的红色底蕴，是黔东革命老区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诸多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星罗棋布于此，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革命精神的传承者，默默诉说着往昔那段波澜壮阔、热血激昂的岁月。 甘龙红军烈士纪念碑：革命烽火中的不朽丰碑 1934年5月，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红三军，辗转来到川黔边区，他们的到来，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松桃这片土地，也拉开了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序幕。松桃县甘龙、永安等地，一时间成为革命的热土，红军在这里积极发动群众，成立了1个区革命委员会和11个乡苏维埃政府，还建立起13个游击队和自卫队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的诞生，让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在当地形成了燎原之势。 区乡苏维埃政府积极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补充红军兵员，打击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拓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由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特别是广昌、筠门、建宁、龙冈等相继失守后，黔东革命根据地已成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选择的目的地。 在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腹地全面推进的危急时刻，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及湘赣苏区下达训令。训令说：“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战场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对“西征”的意义作了说明。在这个训令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对红六军团西征的路线、地域和任务作了具体规定，不仅是要红六军团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和联络红三军，更重要的是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探路子，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在尔后向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黔东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 从红军进入，直到黔东独立师被迫撤离黔东期间，在松桃甘龙区境内，共牺牲了红军团长胡洪生、干部李庚开、秦树成和游击队员、农会干部田应风、阮善昭、田玉林等200多位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干部。1980年，为了缅怀这些为革命事业奉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甘龙区政府在甘龙西南端街口的官山岭顶上修建了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坐南朝北，呈石质方柱形，通高8米，碑身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革命烈士纪念碑”的题字，苍劲有力，格外醒目。碑前20米处设有碑文台，详细记录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让后人得以知晓先烈们的英勇事迹；碑后10米处，两座红军墓静静矗立，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整个纪念碑占地面积300多平方米，此后，凡是甘龙地区的老红军和游击队员逝世后，就殡葬于纪念碑后。2006年10月，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县政府出资修建了500米的上山石梯，方便人们前来瞻仰缅怀；在山脚修建了门坊，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革命烈士纪念塔”，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之感；在半山腰修建了四角休息亭，供人们在缅怀先烈的途中稍作休憩，也让人们在宁静中更好地感悟革命精神。1988年、2003年，甘龙红军烈士纪念碑两次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是对先烈的缅怀，更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和传承。 红石板红军烈士纪念碑：铭刻五勇士的壮烈篇章 红石板红军烈士纪念碑位于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石梁乡红石村街上组蒋家山上，周边环境独特，东为会龙山，西为九龙山，离干沟一线天战斗遗址两公里，距红石板街上两百米。1934年5月，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从四川彭水转战贵州。6月，红三军从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龙池、唐家溪分三路进入松桃甘龙地区，革命的火种就此播撒。 10月，当获悉任弼时、萧克、王震、李达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进入印江后，红三军军长贺龙迅速派出先遣分队前往石梁一带接应。10月22日，当其中一路红军行至石梁乡红石板干沟“一线天”地段时，突然遭遇土匪伏击，形势瞬间变得异常危急。狭窄的“一线天”让红军队伍难以展开，土匪却凭借熟悉的地形和隐蔽的位置发动袭击。然而，红军战士们毫不畏惧，迅速投入战斗，与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拼杀。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中，雷元洪、雷洪胜、李春生、吴玉存、贺某某五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扞卫了红军的尊严和使命。 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冒着被杀头的生命危险抢救伤员，并把牺牲的红军烈士遗体隐藏起来。第二天，乡亲们悄悄地把五名红军烈士遗体安葬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这份对红军的深厚情谊和勇敢之举，令人动容。为了深切缅怀和永久纪念牺牲的五位红军烈士，1978年，甘龙区原红石公社在红石板蒋家山上做了2.3米高的纪念碑，虽然这座碑最初并不高大宏伟，但它承载着当地人民对红军烈士的无尽思念和敬仰之情。 2006年7月，红石板群众自发捐资，对纪念碑进行了改造。他们把碑抬高，下面立起2米高的二级基座，纪念碑总高4.3米，并在碑旁边修建了1间纪念堂，内设有雷元洪、雷洪胜、李春生等烈士之位和红军烈士塑像。整个纪念场所硬化面积133平方米，修筑石板凳4根，为人们前来缅怀先烈提供了更加庄重的场所。2006年10月，松桃苗族自治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前往红石板红军烈士纪念碑瞻仰，缅怀革命烈士，并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那一刻，人们仿佛穿越时空，与先烈们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深刻感受到了革命精神的伟大力量。 2018年，县人民政府又对红石板红军烈士纪念碑进行了改扩建，对纪念设施进行整修、美化、绿化。重新改扩建后的红军烈士纪念碑高10.24米，寓意为红二、六军团在石梁会师的时间是1934年10月24日；基座高1.8米，基底为边长3米的正方形；碑身为边长2.06米的正方形，分别代表红二、红六军团。建成后的瞻仰平台台长22米、宽12米，如今，这里成为了人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基地，每年都有众多游客、学生和党员干部前来参观学习，感受那段悲壮而伟大的历史。 石号坡烈士纪念塔：镌刻英雄事迹的不朽丰碑 石号坡，位于松桃苗族自治县迓驾镇附近，这里山大坡陡，路险林密，地势极为险要。1934年11月21日，黔东独立师从梵净山护国寺出发到达松桃境内的落满、寨英一带，经过孟溪、大路河转到四川秀山县的兰桥、邑梅。由于政委段苏权在战斗中负伤，师长王光泽率部折回松桃境内，经长兴区的净岘、瓦厂，计划从这里下迓驾入湖南。 然而，伪区长姚雨珍联络龙海清（国民党营长、土匪头子）纠集喽啰在这里设伏，妄图阻止并将红军就地消灭。石号坡是从张坝堰下迓驾入湖南的必经之地，当红军从张坝堰翻过新庄，前进到接近石号坡的土地坳时，麻秀成（国民党连长、土匪头子）与龙海清纠集大队匪徒尾随而来，担任后卫的5名红军战士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牺牲。先头部队到达麻家寨，抓获企图邀约地方反动武装围堵红军的联络人员姚玉顺、龙永山，从而摸到了敌情。但龙海清是本地人，对地形、路线极为熟悉，麻秀成部隐藏在石号坡密林中，不断向红军射击，红军队伍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第三团（即川黔边独立团）团长马吉山主动向王光泽师长请战，要求带领一个排阻击敌人。在石号坡的密林中，马吉山率领战士们利用现有地形，临时筑成一道阻击防线，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凭借着人数优势和地形便利，不断发起冲锋，红军战士们则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手榴弹扔完了，就用石头砸。但由于寡不敌众，地势不利，弹药耗尽，红军的枪声渐渐稀少，马吉山团长多处负伤，被敌人围逼得无可退让。面对四周围拢来的敌人，马吉山一边高声呼喊，要同志们战斗到底，冲出去就是胜利的口号；一边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绳，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士们悲痛欲绝、视死如归，他们将已无子弹的枪砸烂，举着手榴弹，打开导火绳，高喊“共产党万岁！”最终，阻击排除少数人突出重围赶上大队伍外，其余20多位战士英勇牺牲。 马吉山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行动和鲜血，保证了大部队安全转移。1978年4月，长兴区委会、长兴区人民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石号坡战斗遗址旁建纪念塔和烈士墓。纪念碑为石质宝塔式，坐西南朝东北，碑高7.9米，底基座是2.25米的正方形，共分5级，座高2.25米，整个纪念碑高10.15米。碑题为“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座四面刻有碑文、松柏图案及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七律·长征》，这些文字和图案，不仅是对先烈的赞美，更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墓前刻着毛泽东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墓侧立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石碑，表达了对烈士们的崇高敬意。墓前是讲台，台下为900平方米的平台，平台四周立有石凳，每逢清明节，当地党委政府就会组织学校和各单位前往祭奠，重庆市秀山县雅江镇、中坪乡也会组织学校和单位一起参加，人数多的年份，可达6000人。2004年11月，松桃苗族自治县迓驾镇党委政府在对纪念塔各种设施进行维修时，在烈士墓旁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碑。1988年6月和2003年7月，石号坡烈士纪念塔两次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它见证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也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除了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外还有松桃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陵园。 松桃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陵园位于松桃苗族自治县蓼皋街道蕨基村梵净山大道旁，于2003年建成，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也是铜仁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园内安息着21名烈士，这些烈士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为了革命事业，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其中12名烈士迁自该县武警中队营地后飞山董的烈士墓，4位烈士迁自县电池厂宿舍后山的烈士墓，另外5位烈士从普觉、盘信、正大等乡镇迁来，他们的汇聚，让这片陵园成为了革命精神的汇聚地。 陵园的纪念碑高13.7米，寓意为松桃作出巨大贡献的解放军137团，它是烈士们英勇事迹的象征，也是后人缅怀先烈的重要寄托。碑上刻有碑文，详细记录了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和奉献精神，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对先烈的敬仰和感激之情。陵园内还竖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龙世昌的雕像，他那坚毅的神情和无畏的姿态，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那段保家卫国的壮丽历史。 这里是松桃苗族自治县举行重要纪念活动的场所，如每年的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当地的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参战老兵、学校师生等会来到烈士陵园，通过敬献花篮、擦拭烈士墓碑、默哀等多种形式祭奠和缅怀先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清明节，学生们会手持鲜花，排着整齐的队伍，缓缓走到烈士墓前，献上手中的鲜花，表达对先烈的敬仰和追思；在烈士纪念日，各界人士会齐聚陵园，举行庄重的纪念仪式，向烈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铭记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这些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它们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这些红色遗迹将继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铜仁市江口县内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简介 在贵州铜仁的东部，有一片山川秀丽、人文底蕴深厚的土地——江口县。这里不仅拥有梵净山的奇伟风光，更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历史。红军长征时期，这里是革命的热土，留下了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星罗棋布，成为了后人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坐标。 木根坡红军会师旧址：奏响会师的激昂乐章 木根坡红军会师旧址，位于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的一个峡谷内，静静隐匿在梵净山西环线路旁 ，它虽身处山水之间，却见证了一段改写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历史。1934年10月23日，红六军团17师与红三军在这里胜利会师。 当时，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从江西遂川横石出发，踏上西征之路。一路上，他们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堵，历经无数艰难险阻。1934年10月7日至17日，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甘溪遭遇24倍于己的强敌，陷入苦战。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材率领五十团冲出重围，取道大坝场（属思南县）、凯上坪（属印江县）进入江口县境，艰难寻找主力部队。10月23日上午，正在江口木根坡作短暂休整的郭鹏部忽然听到后面传来了“哒嘀嘀嘀……哒嘀嘀嘀……”的问询号声，仔细一听，正是四十九团的号谱。两支队伍雀跃欢呼，顺山而下，在山下堰溪河滩汇合。 这次会师，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革命前行的道路，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合为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共同完成中央交给的创立新立足点的计划奠定了坚实基础。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挥戈东进，迅速在湘鄂西永（顺）、桑（植）、大（庸）地区站稳脚跟，创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功打开新局面，有力地牵制了敌人，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立下不朽功勋 。 为铭记这段意义非凡的历史，江口县委、县政府在木根坡建立会师楼，在楼前竖起红军战士号兵雕塑，金色的军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在吹奏着当年会师的激昂旋律。在木根坡下堰溪河畔，还建起了木根坡红军会师旧址纪念馆。馆内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物、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及生动的场景复原，全方位展示了红军会师的历史背景、过程以及深远影响。自开馆以来，木根坡红军会师旧址已接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师生及游客数万人次，成为江口县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磨湾红军归建旧址：凝聚革命力量的关键节点 江口磨湾红军归建旧址，处于江口县双江街道磨湾社区，这里曾是红二、红六军团重要的活动场所。1934年，红二、红六军团在此会师，军部就设于此。贺龙、肖克、关向应、王震、任弼时、段苏权等两军高级领导人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并确定了两军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的方案。这一决策，对于整合红军力量，提升部队战斗力，应对复杂多变的战争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次会师不仅在军事指挥上达成了统一，还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当时，部队还在此地消灭了胡兴魁反动武装100余人，成功解放了被胁迫进洞的穷苦农民。这一胜利，让广大穷苦群众看到了希望，也让红军在当地赢得了民心，为后续在甘龙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及各乡苏维埃政权，顺利开展土地革命打下了良好基础。 如今，磨湾红军归建旧址中的陈家公祠，已成为人们追溯历史、缅怀先烈的重要场所。祠内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过的武器、生活用品、文件等珍贵文物，它们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学生以及党员干部来到这里参观学习，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每年接待人数不断攀升，最多时一天可达2000多人，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在这里持续扩大。 凯德街道金钟村红军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的庄严圣地 在江口县城附近的凯德街道金钟村，一座红军烈士陵园静静矗立，它是群众集资修建而成，园内安息着为革命事业捐躯的烈士英灵。这里松柏常青，环境清幽而庄重，寄托着人们对先烈的无尽追思。 为了让陵园更好地发挥缅怀先烈、教育后人的作用，江口县持续加大投入，对陵园进行修缮和完善。近年来，累计投入数百万元，修复了多处红军烈士纪念碑。如今，这里不仅是烈士安息的地方，更被打造成为国防教育和党校的“红色课堂”。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日，当地都会组织隆重的纪念活动，党员干部、学生、群众纷纷来到这里，敬献花篮、擦拭墓碑、默哀致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先烈的敬仰与缅怀之情 。在祭扫活动中，人们聆听烈士的英勇事迹，感悟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 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作为黔东革命老区，江口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红色文化。这里的每一个红色旧址、每一座纪念碑馆，都是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革命先辈们的奋斗历程。2017年，江口县人大通过《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对红色文化实施系统化、制度化保护，从法律层面为红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保护的基础上，江口县积极探索红色文化的合理利用与创新发展，打造“百里红色旅游文化长廊”，将过去零散的红色景点整合为旅游品牌线路。这条长廊串联起木根坡红军会师旧址、磨湾红军归建旧址、红军烈士陵园等多个红色景点，让游客能够在一次旅行中，全面深入地了解红军在江口的革命历史。同时，江口县还注重将红色文化与当地的自然生态景观、民俗文化相结合，推出“听一段红色故事，唱一首革命歌曲，走一段长征路”等特色旅游项目，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体验民俗风情的同时，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 江口县还组织写作班子，深入挖掘红军在江口的历史遗物和故事，编辑成书发放到机关、学校和送给游客，让红色文化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举措，江口县的红色文化得以“活”起来，红色旅游也成为当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据统计，江口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数量逐年递增，相关服务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带动了大量人员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红色动能 。 江口县的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见证了红军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也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未来，江口县将继续守护好、利用好这些红色资源，让革命精神在这片土地上永放光芒。 重庆市秀山县内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简介 章节等待处理或审核未通过 重庆市酉阳县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简介 在重庆东南部，有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拥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如桃花源的静谧与神奇、乌江画廊的壮丽与温婉，更承载着一段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红军长征时期，酉阳成为了革命的重要战场和根据地，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革命遗迹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犹如一部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激励着后人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南腰界革命根据地：红色的摇篮，胜利的起点 南腰界，位于酉阳县西南部，地处渝黔边区一省一市五县结合部，地势险要，层峦叠嶂，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1934年6月，贺龙、关向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原红二军团）转战来到这里，以此为大本营，开辟了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黔东特区，使之成为革命的摇篮。 红三军司令部就设在南腰界场镇的余家桶子，这是一座建于清咸丰年间的四合院建筑，座西向东，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98.85平方米。正堂为砖木结构，单檐硬山式屋顶，铺小青瓦，穿逗式梁架，面阔5间，进深8米，通高6.6米，檐高4.5米，素面台基高0.97米，阶梯式踏道5级。左右吊脚楼厢房分别面阔2间，进深一间，通高5米。前院照壁墙用火砖砌成，高2.8米，长25米。园内铺有青石板，右前方有贺龙同志亲手栽植的花红树一棵，历经岁月沧桑，依然枝繁叶茂，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红军的故事。左侧有清代碑记2通，墙外写有红三军宣的“活捉冉瑞庭替为革命而牺牲的工农群众复仇！”的大幅石灰标语，后院用条石砌成高3.2米，长420米围墙 。 在南腰界，红三军以司令部为核心，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建立了南腰界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了17个区苏维埃、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地方革命武装，创建了广袤的游击区。红军战士们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贫苦百姓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1934年10月，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转战到达川黔边区，与红三军共8000余人在南腰界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二、六军团以南腰界为根据地，紧密团结，并肩战斗，转战川黔边区，减轻了中央红军遭敌重兵围追堵截的压力，有力策应和支援了红军的战略和长征 。红二、六军团由此走上胜利发展的新阶段，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如今，南腰界革命根据地仍完好地保存着56处革命遗址，如红军会师纪念亭、红军烈士墓、红军石板街、红二六军团会师旧址、十大政纲、南腰界区苏维埃成立大会会址、大坝场战斗遗址等。其中，红三军司令部旧址（余家桶子）先后被四川省、重庆市命名为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教育基地，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大坝祠堂战斗遗址于2009年被命名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腰界革命根据地入选全国第一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先后被授予重庆市青少年教育基地、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这里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学生和党员干部前来参观学习，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大坝祠堂战斗遗址：见证红军的英勇与顽强 大坝祠堂战斗遗址位于南腰界镇大坝村，是南腰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6月，红三军进驻南腰界后，在大坝祠堂设立了红军医院和兵工厂，这里成为了红军救治伤员、制造武器的重要场所 。 同年8月，当地反动势力勾结国民党军队，妄图袭击红军医院和兵工厂。红三军得知消息后，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战斗打响后，红军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战斗精神，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他们利用祠堂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敌人多次发起冲锋，都被红军击退，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 在战斗中，红军战士们充分发挥了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有的战士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有的战士在子弹打光后，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用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人拼杀。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红军终于击退了敌人，保卫了红军医院和兵工厂。这场战斗，不仅展示了红军的强大战斗力，也彰显了他们保卫革命根据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坚定决心 。 如今，大坝祠堂战斗遗址依然保存完好，成为了人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场所。祠堂内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过的武器、医疗器械、生活用品等文物，生动地展现了红军在南腰界的战斗生活场景。每年都有许多游客和学生来到这里，聆听红军的故事，感受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 李溪红军坨：铭记红军的悲壮与牺牲 李溪红军坨位于酉阳县李溪镇寨坝村，这里曾发生过一段悲壮的历史。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李溪时，有11名掉队的红军战士被土匪以护送他们到小河为名，骗至深山老林。当行至红军坨时，土匪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用马刀残忍地杀害了10名红军战士，并将他们的尸体抛进了一个近10米的深坑 。 然而，有一名红军战士在被砍杀后并没有当场死亡，他凭借着顽强的求生欲望，在第二天被当地村民张坤的爷爷发现。张坤的爷爷得知情况后，不仅给他送吃的，还连夜将他送到小河，与大部队汇合。这位红军战士幸运地活了下来，但那10名牺牲的红军战士却永远地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上 。 为了纪念这些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当地人民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红军坨”。如今，红军坨成为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许多人前来祭奠先烈，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人们在这里感受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和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也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酉阳烈士陵园：缅怀先烈，传承精神 酉阳烈士陵园位于龙潭镇赵庄社区，占地108亩，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这里庄严肃穆，翠柏环绕，是为纪念在革命战争年代、清匪反霸斗争、抗美援朝战争、保卫祖国边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 。 陵园主要包括革命烈士陈列馆、悼念广场、烈士纪念雕塑等纪念性建筑物，内有烈士单墓80座、合葬大墓1座，烈士英名录528人。革命烈士陈列馆内陈列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和图片资料，生动地展现了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悼念广场宽敞开阔，是人们举行纪念活动的重要场所。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日，当地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都会来到这里，举行庄重的纪念仪式，向烈士们敬献花篮、默哀致敬，表达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 酉阳烈士陵园的建设和发展，凝聚着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烈士的敬仰和关爱。1977年，酉阳自治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修建烈士陵园，1980年对无名烈士集体大墓进行重建，1987年对县烈士陵园扩建、修缮，1990年11月建成开放，共占地27亩，有陈列馆，纪念馆，世炎亭等纪念性建筑物以及个人墓、集体墓等 。2004年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市级保护烈士陵园。2010年7月，县人民政府报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县烈士陵园搬迁至酉阳自治县龙潭镇赵庄社区，并开始规划建设，2014年清明建成。如今，酉阳烈士陵园已成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年参观量超过10万人次，成为人们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阵地。 酉阳的这些红军活动旧址及纪念碑馆，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它们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酉阳将继续加强对这些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让革命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一集:湘赣烽烟 1934年夏，湘赣根据地在毒辣的日头下苟延残喘。龟裂的土地上，枯黄的稻梗如同战败士兵折断的长枪，横七竖八地倒伏着，在滚烫的风中发出窸窣的哀鸣。山风掠过荒芜的田野，卷起阵阵尘土，裹挟着硝烟与焦糊味，将残破的村落笼罩在一层灰扑扑的阴霾之中。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烈战况，让这片曾被红色火种照亮的土地，如今满目疮痍——断壁残垣间散落着弹壳与破碎的瓷碗，被炮火熏黑的墙壁上，依稀可见“工农红军万岁”的标语，却已被飞溅的血渍浸染得模糊不清。村口老榕树上，还挂着几缕褪色的红布条，那是百姓们庆祝打土豪时系上的，如今在风中孤零零地飘荡，似在无声控诉着敌人的暴行。 红六军团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座濒临坍塌的祠堂里。腐朽的梁柱上垂落着蛛网，神龛前的供桌被改造成了简易的作战会议桌，铺展其上的军用地图边缘卷起毛边，红蓝铅笔标记的线条如同交错的荆棘，将红军的活动区域越勒越紧。墙角的水缸早已见底，仅存的半桶雨水里漂浮着几片霉斑，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肖克立在地图前，他的灰布军装肩头磨得发亮，腰间皮带因长期节食已多扎了两个孔眼，清瘦的面庞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显得愈发坚毅。长时间的操劳让他眼窝深陷，布满血丝的双眼却依然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同志们，”任弼时的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此刻与肖克、王震等一众干部齐聚祠堂。任弼时指节重重叩在地图上标注的湘赣边界，震得桌上的墨水瓶微微晃动，“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采用堡垒战术步步紧逼。我们虽浴血奋战，但敌强我弱，第五次反‘围剿’已无逆转可能。中央命令红六军团即刻西征，作为长征先遣队，为红军主力开辟新的转移路线！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转移，更是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为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百姓寻找新的希望！” 任弼时目光坚定地扫视着众人，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这艰难的时刻，他的话语如同一剂强心针，给在场的每一位同志注入了力量。 祠堂内的空气瞬间凝固。干部们交头接耳的私语声戛然而止，唯有墙角挂着的马灯在穿堂风中摇晃，在斑驳的墙壁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五十一团三营营长周球保坐在后排，粗糙的手掌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那里打着三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是妻子在油灯下熬了三个通宵的成果。此刻，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那个温馨的夜晚，妻子挺着大肚子，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一边哼着摇篮曲，一边为他缝补军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周营长！”肖克的目光突然扫向角落，如鹰隼般锐利，“三营作为全军前锋，明日拂晓出发。务必在三日内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为大部队打开通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 “是！保证完成任务！”周球保“唰”地起身，军帽檐上的红星随着动作微微颤动。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可只有自己知道，此刻心跳得有多剧烈。昨夜收到的家书还揣在怀里，妻子在信中说孩子已经会笑了，粉雕玉琢的小脸总爱朝着窗外出神，像是在盼着父亲归来。想到这里，他的胸口一阵发紧，对家人的思念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散会后，部队立刻投入到紧张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中。作为全军的“眼睛”与“尖兵”，前卫部队的部署至关重要。除了已出发侦察的侦察连，军团还从各团抽调精锐骨干，组成了一支三百人的前卫营。他们配备了全军团最精良的武器——虽然不过是几支缴获的中正式步枪与少量手榴弹，但在战士们手中却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前卫营营长陈铁柱召集麾下骨干，在月光下展开沙盘推演：“我们不仅要探清敌情，更要随时应对突发战斗。每经过一处隘口，必须安排三人小组提前攀爬制高点警戒！”战士们将浸过桐油的火把捆在背包外侧，这种特制火把既能在夜间照明，必要时还能成为投掷的“燃烧弹”。 与前卫部队同样肩负重任的，是由军团直属炮兵连与后卫团组成的后卫部队。炮兵连仅剩三门锈迹斑斑的迫击炮和二十余发炮弹，炮手们正用细沙反复打磨炮管，在炮架底部加装可拆卸的木轮——这是军械师连夜改良的设计，便于在泥泞山路中快速转移。后卫团团长李大山在动员会上将一把生锈的刺刀重重拍在桌上：“敌人若敢追击，我们就是军团最后的盾牌！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要把敌人钉死在身后！”战士们连夜在营地后方挖掘了三层交错的壕沟，将削尖的竹桩插入泥土，浇上从老乡家收集来的辣椒水，制成令人望而生畏的“毒刺陷阱”。 特殊人员的转移安排更是重中之重。除了临时医院的重伤员外，军团中还有二十余名文化教员、电台报务员以及根据地培养的地方干部。这些“革命的火种”被编入特殊保护连队，由警卫排贴身护卫。报务员小张将电台零件仔细包裹在棉被里，又在木箱夹层塞满稻草减震；文化教员王雪梅把油印机拆解后藏在粪筐底部，表面覆盖新鲜牛粪——这是老乡教给她的“伪装妙招”。对于无法行走的重伤员，后勤部门创新制作了“组合担架”：用竹篾编织成可折叠的框架，搭配可拆卸的帆布床面，必要时能拆解成四个单兵背负的部件。 掩护作战方案在指挥部的煤油灯下不断完善。肖克在地图上用红绳标记出五处预设战场：“我们要像放风筝一样牵着敌人。一团在老鸦岭设置假营地，升起十堆篝火；二团在鹰嘴崖埋设延时爆炸的土制地雷；三团则伪装成主力部队，向相反方向佯动！”参谋们将写有虚假作战计划的纸张故意“遗失”在必经之路，又在沿途村庄留下“主力休整三日”的谣言。当地游击队也加入掩护行动，他们将缴获的国民党军服穿在稻草人身上，在山梁间来回移动，制造大部队集结的假象。 后勤部门的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作战部队。粮食组的战士们背着竹篓，在干涸的田垄间寻找遗漏的红薯，甚至将发霉的稻谷反复筛洗蒸煮；被服厂的女工们不仅缝制棉衣草鞋，还将多余的布料染成枯草色，制作伪装网；担架队发明了“绳索吊运法”，用粗麻绳和滑轮在陡峭山壁搭建临时通道。军需官老周在账本上仔细核算：每人每日定量二两糙米、三颗盐巴，伤病员额外配发半块红薯。 周球保回到营地时，战士们正在收拾行囊。新兵小李捧着个粗陶碗，碗里装着几块烤红薯：“营长，这是张大娘硬塞给我的，您尝尝。”周球保推拒不过，咬了一口，香甜的薯肉里却尝出了苦涩——这是老乡们最后的存粮。他想起了张大娘布满皱纹的脸，那是一张被生活压弯了脊梁，却依然充满善良和热情的脸。 “都听好了！”周球保站在土坡上，看着围拢过来的战士，声音坚定而有力，“明天出发后，谁也不许拿老乡一针一线。把能留下的东西都留下，粮食、衣物，哪怕是半块盐巴！我们是红军，走到哪里，都要给老百姓留下好名声！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月光如水，洒在战士们疲惫却坚毅的脸上。有人在擦拭枪支，有人在修补草鞋，还有人在偷偷写信——他们不知道此去何时能归，甚至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周球保摸出怀中孩子的画像，那是临行前请村里的老先生画的。歪歪扭扭的线条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婴儿轮廓，却让他眼眶发烫。他轻轻抚摸着画像，仿佛能感受到孩子柔软的肌肤。 “爹一定会回来的。”他对着画像轻声说，然后将画像小心地塞进子弹袋夹层，又摸出那半块布鞋补丁，紧紧攥在手心。这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家人的眷恋，也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知道，只有取得革命的胜利，才能给家人和千千万万的百姓带来真正的幸福。 与此同时，距离几千里之外的黔东沿河水田坝，红三军战士王大石头正蹲在溪边，用捣衣杵反复捶打着满是脓血的绷带。浑浊的河水里，漂着几片泛黄的艾草叶，那是他清晨冒着大雨去后山采的。自从与中央失联后，部队缺医少药，战士们受伤后只能用草木灰止血，用煮沸的艾草水消毒。溪边的石头上，还残留着几处暗红的血迹，那是前几天为受伤战友清洗伤口留下的。 “第37天了。”王大石头掏出腰间的匕首，在歪脖子枫杨树上又刻下一道深痕。树皮裂开时渗出的树脂，像极了战士们流淌的鲜血。他望着对岸山坳里新添的坟包——三天前，小战士铁柱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土匪杀害，下葬时连件完整的军装都没有，裹尸布还是炊事班老李捐出的床单。坟前插着的木牌上，用木炭歪歪扭扭地写着“革命烈士铁柱之墓”，旁边还放着几个野果，那是战友们偷偷放上去的。 “大石头！贺军长叫集合！”战友老陈的喊声从坡上传来。王大石头赶忙将绷带拧干，别在腰间往营地跑。路上，他经过一片新开垦的荒地，那是战士们和老乡们一起劳作的成果。虽然土地还很贫瘠，但已经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操场上，贺老总正跨坐在枣红马上，他的灰布军装敞开着，露出里面打满补丁的白褂子，烟斗里腾起的青烟在烈日下迅速消散。贺军长的眼神坚定而又充满关切，望着眼前的战士们，仿佛在传递着无穷的力量。 “同志们！”贺老总的声音震得树叶沙沙作响，“刚刚截获的情报显示，红六军团正在向黔东转移！他们历经苦战，此刻最需要我们的接应！”他猛地抽出腰间的驳壳枪，指向西方连绵的山脉，“从今天起，全员进入一级战备！炊事班多准备干粮，担架队检查绳索，我们要像迎接亲人一样，把六军团的兄弟接过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能让他们失望！” 王大石头握紧了拳头。自从进入黔东，部队一边与当地军阀周旋，一边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他们帮老乡开垦荒地、修建水渠，用缴获的粮食救济饥民，终于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如今，即将与兄弟部队会合，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他想起了刚来这里时，老乡们对他们充满戒备，是战士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信任。现在，老乡们会主动给他们送水送饭，还把家里仅有的草药拿出来给伤员。 红三军的接应部署同样细致入微。前卫连伪装成猎户队伍，在湘黔交界处的各个山口设置暗哨，用特定的鸟鸣声传递情报；后卫部队则在沿河渡口埋藏了大量手榴弹，一旦敌人追来，便能引爆渡船制造障碍。贺老总特意挑选了五十名擅长山地作战的老兵，组成“飞毛腿”突击队，他们携带三天干粮，轻装疾行，计划在红六军团必经之路提前构筑五处隐蔽的补给点，储备清水、红薯干和草药。 而在湘赣根据地的临时医院里，卫生员苏小红正踮着脚，将最后一包草药挂在房梁下晾晒。竹制的担架上，躺着十几个重伤员，他们的呻吟声与苍蝇的嗡嗡声交织在一起，令人揪心。病房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草药味，让人喘不过气来。“苏医生，军团部通知，明早部队就要出发。这些伤员......”护士长欲言又止，眼里满是忧虑。她看着苏小红疲惫的身影，心中充满了心疼。 苏小红咬着嘴唇，目光扫过伤员们苍白的脸庞。她想起三天前那个雨夜，担架队冒雨送来的小战士，腹部中弹，肠子都流了出来。她跪在泥水里，用颤抖的手将肠子塞回腹腔，用煮沸的棉线缝合伤口。雨水混着血水，打湿了她的衣服，可她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小战士救活。可现在，没有足够的药品，没有干净的纱布，这些伤员该如何熬过漫长的西征路？她的心中充满了无助和焦虑。 “把能带走的草药都带上，”苏小红摘下脖子上的红布条，撕成细条，“再去找些麻绳和木板，我们连夜制作简易担架。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战友！”她的声音冷静得可怕，可只有自己知道，指甲已经深深掐进了掌心。在昏暗的油灯下，她和护士们忙碌着，汗水不停地从额头滴落，浸湿了衣襟。她们将伤员们的伤口重新包扎，仔细检查每一个绷带的松紧度，为他们喂药、喂水，安慰着他们恐惧的心灵。有的伤员不忍心拖累部队，提出要留下来，但都被苏小红坚决拒绝了。她告诉他们，红军是一个大家庭，绝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成员。 夜幕降临，整个湘赣根据地沉浸在一片紧张而又凝重的氛围中。周球保躺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即将到来的战斗，心中既有对胜利的渴望，也有对未知的担忧。他深知，作为前锋部队，三营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一旦突破不了封锁线，整个军团的转移计划都可能受阻。他起身走出帐篷，望着远处闪烁的篝火，那是战士们在值夜。他沿着营地巡视，每经过一个哨位，都会和战士们轻声交谈几句，鼓励他们保持警惕，勇敢战斗。战士们看到营长走来，都挺直了腰杆，眼中充满了敬意和信任。 在黔东，王大石头躺在床上，同样难以入睡。他望着头顶的帐篷顶，心中充满了期待。他想象着与红六军团会师的场景，想象着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画面，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翻身坐起，拿起身边的枪支，仔细擦拭着，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着最后的准备。月光透过帐篷的缝隙洒在他的脸上，映出他坚毅的神情。 六军团驻守的湘赣与黔东相隔几千公里之遥。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红六军团的队伍已蜿蜒在湘赣交界的山道上。任弼时骑在一匹棕色战马上，不时停下与路边负责警戒的战士交谈，苍白的脸色掩不住眼中的关切：“同志们，这一路山高林密，既要警惕敌人的伏击，也要照顾好受伤的战友。”作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深知此次西征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对这支队伍意志的严峻考验。每经过一处村落，他都会望向那些破败的房屋和饥肠辘辘的百姓，心中的使命感愈发沉重。 王震率领十七师居中行进，手中的望远镜不断扫过远处的山坳。当队伍行至青枫岭时，他突然勒住缰绳——前方的山道上散落着几片新鲜的马蹄铁，这在荒僻的山路上极不寻常。“全体隐蔽！”他低声下令，随即带着侦察排沿着灌木丛生的陡坡迂回而上。拨开藤蔓的瞬间，他们发现三百米外的山梁上，国民党军的钢盔在阳光下若隐若现。敌人的阵地构筑得十分隐蔽，暗堡与天然地形完美融合，若非这几片马蹄铁，很可能就会中了埋伏。 “是黔军的前哨。”王震用匕首削下一片树叶叼在嘴里，目光冷静如鹰。他迅速在地图上标记出敌人的位置，派通讯员火速向军团部报告。此时，担任前卫的周球保三营也察觉到异样，战士们贴着潮湿的岩壁缓缓推进，刺刀在晨雾中泛着冷光。周球保示意队伍停下，他蹲下身，仔细观察着地面的脚印和折断的树枝，判断敌人的兵力和部署情况。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战士们屏住呼吸，等待着命令。 后卫部队的压力同样沉重。炮兵连的战士们几乎是扛着改装后的迫击炮前行，每遇陡坡，都要用粗麻绳将炮身吊上悬崖。李大山的后卫团殿后，战士们一边行进，一边用树枝掩盖脚印，将布条绑在马尾上拖出杂乱痕迹。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时，他们在鹰嘴崖埋设的最后一枚土制地雷也完成伪装，导火索巧妙地缠绕在野蔷薇的花茎间。地雷的制作十分简陋，但战士们却精心布置，希望能给追兵造成最大的杀伤。 特殊保护连队的行进格外艰难。报务员小张背着沉重的电台零件，在泥泞中数次摔倒，膝盖渗出的血很快与泥浆混在一起。文化教员王雪梅始终守在装载油印机的粪筐旁，即便恶臭熏得她直犯恶心，仍死死护住这台“革命的喉舌”。苏小红带着临时组建的担架队，用树枝和藤蔓在悬崖边搭建临时栈道，将重伤员一个个接力运送过去。栈道摇摇欲坠，每一步都充满危险，但战士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保护好每一位战友。 正午时分，任弼时在一处废弃的山神庙前召开紧急会议。王震摊开标满红点的地图：\"黔军在前方布置了三层防线，两侧山头都有暗堡。\"他的手指重重按在青枫岭的位置，\"我们必须赶在敌人合围前拿下制高点。\"肖克握紧腰间的手枪：\"三营正面佯攻，十七师从右翼包抄，我带直属队断后！\" 任弼时沉思片刻，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不能硬拼。让游击队在左翼燃放烟雾，制造主力进攻假象。同时，把我们缴获的黔军军服分给小股部队，伪装成溃兵接近敌营。\"他望向远处翻滚的乌云，\"暴雨将至，这是我们的机会。\" 作战方案确定后，各部队迅速行动起来。周球保回到三营时，正撞见新兵小李偷偷往干粮袋里塞半块硬得硌手的红薯——那是昨天张大娘塞给他的最后存粮。\"带上吧。\"周球保拍了拍少年单薄的肩膀，转身对着列队的战士们，喉结在晒伤的脖颈间滚动，\"记住，我们的每一口吃食，都是老乡拿命换来的！\" 傍晚时分，天空乌云如墨。周球保带领三营借着雨幕接近敌人阵地，泥浆在草鞋下发出令人牙酸的\"咕唧\"声。当距离敌人工事还有三十步时，他突然闻到一股异样的腥甜——那是混着铁锈味的硝烟，比寻常战场多了几分焦糊的油脂气息。这个发现让他心头警铃大作，几乎是本能地压低声音：\"卧倒！\" 话音未落，前方草丛中突然爆起密集的枪响。原来狡猾的敌人早已识破佯攻计划，在阵地前沿埋设了诡雷，伪装成受伤士兵的尸体下竟藏着拉发式炸药。走在前列的战士躲避不及，惨叫声与爆炸声混作一团。周球保感觉后背被气浪掀得撞上岩石，耳朵里嗡嗡作响，却依然嘶吼着挥舞大刀：\"分散突围！二排跟我上！\" 三营战士们在弹雨中左突右冲，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周球保看见炊事班老吴抡起铁锅挡子弹，却被流弹击中胸口，倒下前还奋力将一袋炒面推给身边的战友。黑暗中，周球保摸到腰间仅存的两颗手榴弹，大喊一声：\"跟我冲！\"带着剩下的战士们向敌人火力最猛的暗堡扑去。 与此同时，王震率领的十七师在右翼遭遇黔军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敌人依托暗堡组成交叉火力网，子弹如蝗般泼洒下来。\"用集束手榴弹！\"王震抹了把脸上的雨水，从牺牲战友怀中拽出三枚手榴弹捆在一起。当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将炸药包推进暗堡射孔时，剧烈的爆炸掀起的碎石击中了他的左肩，鲜血瞬间染红了军装。但他咬着牙继续指挥：\"不要停！撕开他们的防线！\" 夜幕深沉，雨势愈发滂沱。肖克带领直属队的迂回路线被暴涨的山溪阻断，湍急的水流中漂浮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枯枝败叶。\"搭人链！\"他率先跳进刺骨的溪水中，身后战士们一个接一个抓紧彼此的腰带。冰冷的河水像刀子般割着皮肤，有的战士被石头划破了腿，鲜血在水中散开。当他们终于抵达敌人后方时，却发现黔军早有防备——原来敌人通过缴获的红军电台，破译了部分通讯密码！ 战斗持续到黎明，红六军团虽撕开防线一角，却付出了惨重代价。周球保踩着满地弹壳寻找幸存者，在炸毁的暗堡旁发现了昏迷的小李。少年腹部插着半截弹片，手里还死死攥着那半块红薯。\"醒醒！\"周球保摇晃着少年逐渐发凉的身体，突然摸到他后腰硬梆梆的硬物——是用布条层层包裹的家书，封口处还粘着孩子出生时的胎发。周球保红了眼眶，轻轻把家书塞进自己口袋，背起小李继续前进。 此刻，遥远的黔东山区，红三军的根据地也并不安宁。王大石头所在的突击队正在木黄镇周边巡逻，这里是红二军团建立的苏维埃特区重镇，储备着重要的战略物资。突然，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侦察兵飞驰而来：\"报告！国民党勾结当地土匪，正朝木黄镇扑来！\" 贺龙站在镇口的老槐树下，眉头紧锁。他望着镇子里来来往往运送物资的百姓，对身边的参谋说：\"一定要守住木黄！这里是我们在黔东的根基！\"随即下令：\"王大石头，带你的突击队去鹰嘴崖设伏，绝不能让敌人靠近！\" 王大石头带领突击队赶到鹰嘴崖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他们顾不上浑身湿透，迅速在山道两侧布置陷阱。一名战士不小心滑下山坡，王大石头眼疾手快抓住他的胳膊，两人在泥泞中挣扎着爬上来，手上、脸上满是血痕。 战斗打响后，土匪们在国民党军队的怂恿下，嚎叫着冲上山道。王大石头一声令下，滚木礌石如雨点般砸向敌人，爆炸声、惨叫声回荡在山谷间。一名土匪头目举着枪朝王大石头射击，子弹擦过他的脸颊，划出一道血痕。但他毫不畏惧，带领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 战斗中，一名战士为保护装满草药的背篓，后背被砍出三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却仍死死抱住竹篓滚下陡坡。\"把这些东西...留给伤员...\"他气若游丝的遗言，让王大石头的眼睛瞬间通红。他擦干眼泪，大喊：\"为战友报仇！守住阵地！\" 红六军团继续西进，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牺牲。后卫部队在李大山的带领下，与穷追不舍的敌人展开\"猫鼠游戏\"。他们将辣椒粉掺进泥土涂抹在战壕壁，当敌人靠近时突然泼洒，辛辣的粉尘让追兵涕泪横流，睁不开眼。但弹药的消耗速度远超预期，最后一门迫击炮只剩下两发炮弹，炮手不得不将炮口对准敌人最密集的冲锋队列。 特殊保护连队的处境愈发艰难。报务员小张背着电台零件攀爬悬崖时，绳索突然断裂。千钧一发之际，他将木箱死死护在胸前，用后背撞击岩壁减缓下坠速度。等战士们将他拉上来时，发现他后背上布满青紫的瘀伤，而木箱里的电子管竟奇迹般完好无损。文化教员王雪梅发着高烧，却仍坚持在临时搭建的油布下刻印传单，油墨混着冷汗滴落在粗糙的草纸上。 任弼时的病情在连日奔波中急剧恶化。警卫员瞒着众人将缴获的半块腊肉熬成稀粥，却被他严厉训斥：\"把肉分给伤员！我还能挺住！\"他强撑着病体在马背上修改作战计划，咳在帕子上的血渍被雨水晕染开来，宛如绽放的红梅。休息时，他会对着地图上模糊标注的\"黔东\"字样出神——那是中央电报里提到的红三军可能活动的区域，但具体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红三军这边，贺龙站在乌江支流的渡口，望着暴涨的江水眉头紧锁。侦察兵带回消息，说西边有支红军队伍正在向黔东方向移动，可能是中央派来的兄弟部队。\"不管是谁，都是我们的同志！\"他果断下令：\"王大石头，带突击队走险路！去西边接应，看看是不是中央派来的队伍！\" 深夜，突击队借助羊皮筏子强渡暗流汹涌的江面，两名战士被漩涡卷走，只留下漂浮在水面的斗笠。但他们没有退缩，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王大石头攥着贺龙给的信物——半块刻着五角星的铜板，心里琢磨着：\"要是真能找到兄弟部队，可得让他们尝尝我们自己种的红薯干。\" 当红六军团终于望见黔东山脉的轮廓时，又一场危机悄然逼近。国民党调集三个师的兵力，妄图将他们消灭在进入黔东前。侦察兵带回的情报显示，前方峡谷地带敌人布下了重兵，但奇怪的是，侧翼的山路上却有零星的红色标记——像是用朱砂画的五角星，又像是某种暗号。 \"这是什么标记？\"周球保蹲下身，用手指拂去标记上的泥土。这是他们西征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鲜明的红色记号，既不是自己部队的暗号，也不像是敌人的陷阱。卫生员苏小红凑过来看了看：\"会不会是...当地的游击队？\"没人能确定答案，但这抹红色却像一团火苗，在战士们心里燃起微弱的希望。 周球保在行军途中收到最新命令：作为先头部队，必须在48小时内穿过前方的\"鬼见愁\"峡谷。他展开皱巴巴的地图，发现这条路线尽头标注着一个陌生的地名——\"木黄\"。\"木黄...\"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问身边的老兵：\"听说过这个地方吗？\"老兵摇摇头：\"黔东的地名太多了，谁知道是啥地方。\" 夜幕再次降临，战士们嚼着苦涩的草根充饥。周球保借着月光修补破损的绑腿，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压抑的啜泣声。循声找去，发现是苏小红蹲在树下，正对着染血的绷带发呆。\"别灰心。\"周球保递过去半壶浑浊的溪水，\"到了黔东就好了，中央说那里有我们的队伍，到时候总能找到他们。\"至于\"他们\"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他其实也说不清楚。 在黔东的深山里，王大石头的突击队也在与时间赛跑。他们在泥泞的山道上疾行，沿途用朱砂在岩石上画下五角星——这是红三军与当地群众约定的记号，既是路标，也是安全信号。当终于抵达预定接应点时，却发现这里刚经过一场激战，地上散落着几支不属于黔军的步枪。\"看！\"一名战士捡起弹壳，\"这是中正式步枪，像是中央红军用过的型号！\" 王大石头的心猛地一跳，赶紧掏出那半块铜板：\"快！沿着脚印追！说不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湘黔两地的红军，此刻正沿着无形的红线相互靠近。红六军团的战士们望着黔东的群山，搜寻着任何可能属于\"自己人\"的踪迹；红三军的突击队在密林中穿梭，盼望着能早日找到那支来自西边的神秘队伍。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不知道对方的模样，甚至不知道将会在何处相遇。但暴雨冲刷不掉信念，泥泞掩盖不了希望，那团在心中燃烧的红色火焰，正指引着他们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行。而那个名叫\"木黄\"的小镇，此刻还只是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黑点，静静等待着命运的交汇。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二集:血色突围 1934年8月7日的月光，像一块被碾碎的锡箔，散落在湘赣边界的横石古道上。红六军团的九千七百名将士踏着露水出发，草鞋踩过碎石的沙沙声，与远处隐约的狗吠交织成一片紧张的序曲。周球保的三营作为前锋，已经在拂晓前控制了两侧山梁，战士们用刺刀削去灌木的动静，惊起几只夜鸟，扑棱棱的翅膀声在寂静的山谷里格外清晰。 潮湿的空气裹着腐叶的腥气，钻进战士们汗湿的衣领。周球保蹲在青石上，用匕首挑开草鞋上的泥块，粗糙的麻绳已经磨破了他的大脚趾。新兵小李抱着汉阳造蹲在旁边，喉结紧张地上下滚动：\"营长，听说敌人在郴宜公路埋了两千斤炸药？\" \"别听那些谣言。\"周球保头也不抬，把布条缠在伤口上，\"我们的竹签阵可比炸药管用。\"他指向路边一簇开得正艳的野菊，花丛下，侦察兵昨夜埋下的竹签阵闪着幽光，尖端被晨露浸得发亮。这是他们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关键——用最原始的防御工事，迟滞敌人的追击。 五十一团侦察队长王志坚突然从树后闪出，军帽歪在一边，嘴角还沾着草屑。他手里攥着个油纸包，塞进周球保怀里时，掌心的血已经浸透了三层麻纸：\"截获的密电，郴宜公路的敌布防图。\"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喉结滚动着，\"刚从一个副官身上搜的，狗日的咬碎了两颗牙。\" 周球保摸出火柴想照亮，被王志坚一把按住。后者拽过他的手，在他掌心划着字：\"分三段，每段有暗堡。\"指甲掐进皮肉的刺痛，让周球保瞬间明白了这份情报的分量。远处突然传来马蹄声，王志坚翻身滚进茅草丛，只留下句\"我去引开他们\"，便吹了声模仿鹧鸪的哨音，朝着相反方向跑去。 周球保打开油纸包时，露水正顺着桐油灯的灯芯往下滴。密电是用蓝黑墨水写在电报专用纸上的，\"湘粤军联合封锁线部署\"几个字刺得人眼睛发疼。他突然听见山坡下传来枪声，紧接着是王志坚标志性的呐喊——那是每次冲锋时必喊的\"跟我上\"，此刻却带着明显的踉跄。 当周球保带着人赶到时，王志坚正趴在一块大青石上，后背的血窟窿像朵烂开的罂粟花。他看见周球保，突然撑起半截身子，从怀里掏出张染血的纸条：\"新...新田方向...\"手指在空中抓了两下，最终落在周球保手腕上那道旧伤疤上——那是两人在井冈山一起炸碉堡时留下的。 \"把这个带给军团长。\"王志坚的喉结剧烈起伏，血沫从嘴角涌出，\"我婆娘...在新田...告诉她...\"后面的话被呛咳吞没，他最后看的方向，正是新田所在的西南角。周球保想给他裹伤，却发现血已经浸透了七尺绑腿，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慢慢蒙上灰翳。 侦察队的战士们就地掩埋战友时，小李突然\"哇\"地哭出声。这个才十五岁的娃娃，三天前还跟王志坚学怎么辨认马蹄印。周球保抹了把脸，摸到满脸的湿意，分不清是露水还是眼泪：\"记住这地方。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回来给队长立碑。\"他把那张染血的纸条塞进贴身的烟荷包，那里还藏着孩子的画像。 此时的军团指挥部里，任弼时正用镊子夹着密电纸，凑近油灯辨认。摇曳的火苗在他凹陷的脸颊上投下阴影，映得镜片后的眼睛越发深邃。肖克的手指在地图上沿着郴宜公路滑动，铅笔尖在\"良田镇\"三个字上顿了顿：\"他们把主力放在公路两侧，想用口袋阵困住我们。\"他突然一拳砸在桌上，油灯里的火苗猛地窜高，\"王志坚同志用命换来的情报，必须让它发挥作用。\" 王震站在窗口，望着天边泛起的鱼肚白。他的军用望远镜筒上还沾着昨夜侦查时的泥浆，腰间别着的两颗手榴弹磨得发亮：\"让后卫团伪装主力沿公路行进，我们带大部队穿仙姑岭。\"他的目光扫过墙角堆放的担架，那些用树枝和布条临时拼凑的担架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告诉苏医生，把重伤员集中到中间，用缴获的布匹做面红旗，让他们跟着旗走。\" 黎明时分的仙姑岭，弥漫着腐叶的腥气。周球保带着前卫营砍出的通路，刚好能容两人并排走。战士们用绑腿互相牵拉着，在湿滑的斜坡上挪动，有人背着电台摔了跤，立刻有七八只手伸过来。苏小红的担架队遇到了麻烦——一处断崖挡住去路，她咬着牙解下绑带，和男兵们一起编成绳索，把伤员一个个吊下去。 \"苏医生，你手...\"小李指着她渗血的掌心，那里被麻绳勒出了几道血沟。苏小红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搓搓，抢过担架杆：\"别废话，快！\"她的衬衣袖口早就撕光了，露出的胳膊上布满蚊虫叮咬的红点，有几处还结着血痂——那是昨天为伤员吸血时被咬伤的。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她偷偷把仅剩的半瓶碘酒倒在布条上。 当太阳升到头顶时，后卫团的枪声从公路方向传来。李大山站在一处山坳，看着自己的部队被三倍于己的敌人包围，突然扯掉绑腿，露出小腿上\"革命到底\"的刺青：\"把迫击炮架起来！\"三门改装过的迫击炮在他身后架起，炮手们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开始校准方位。这些迫击炮的炮管已经出现裂痕，是战士们用铁丝缠着勉强维持的。 \"团长，炮弹只剩五发了。\"军械员的声音发颤。李大山捡起块石头，砸碎身边的酒坛——那是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私货：\"瞄准敌群最密的地方！\"当第一发炮弹带着尖啸升空时，他拔出大刀：\"一营跟我冲，把敌人引到地雷区！\"地雷是战士们用竹筒和火药自制的，能否成功引爆全凭运气。 爆炸声在山谷里回荡时，周球保的前卫营刚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一个戴着眼镜的俘虏被押过来，颤抖着说：\"你们...你们闯过了鬼门关...\"原来这道封锁线被敌人称为\"绝命岭\"，两侧的悬崖上布满了机枪巢。敌人在这里布置了三层火力网，每挺机枪都配备了备用枪管，准备打持久战。 \"我们是红军，专走绝路。\"周球保踢给他块干粮，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突然想起王志坚。昨夜掩埋战友时，他在王志坚的口袋里摸到个小布包，里面是半块给孩子的麦芽糖，已经被体温焐化了。那是王志坚在经过村庄时，用缴获的银元换的，原本想等会师后带给女儿。 部队抵达新田境内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独立四团为掩护主力，在狮子口与敌人激战了整整一天。当周球保带着人增援时，看见的是漫山遍野的尸体——有的还保持着投掷手榴弹的姿势，有的紧紧攥着断枪，最年轻的那个，胸前还别着朵野蔷薇。阵地上散落着破碎的搪瓷碗、磨损的草鞋，以及一封没写完的家书。 卫生员苏小红跪在血泊里，把最后一块布条缠在伤员腿上。当她伸手去摸绷带时，只摸到个空布包。旁边的老班长突然撕开自己的破军装，露出嶙峋的肋骨：\"用我的！\"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解扣子，很快就在地上堆起了一小堆染血的衣物。这些衣物上有补丁、弹孔，还有战士们自己绣的名字缩写。 \"别...\"苏小红的声音哽咽了。她认出那件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是独立四团团长的——昨天还跟她讨过治脚气的草药。她撕下自己的衬衣袖口，那是最后一块干净的布料，小心翼翼地缠在一个小战士的胳膊上，那里的伤口还在渗血，像朵含苞的红山茶。小战士疼得直冒冷汗，却还强撑着说：\"苏医生，等打完这仗，我给你摘野果子吃。\" 夜幕降临时，任弼时在一座废弃的油坊里召开会议。油坊的梁上挂着蛛网，地面上散落着发黑的菜籽，空气中弥漫着酸腐味。肖克用炭笔在墙上画着路线：\"我们已经突破三道封锁线，但伤亡太大了。\"他的手指划过新田县城，\"必须在这里补充给养，尤其是药品和绷带。\"墙上的炭笔划过，留下一道歪斜的痕迹，像一道未愈的伤疤。 王震突然站起来，腰间的驳壳枪撞在桌腿上：\"我带十七师去打县城！\"他的眼睛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的胡茬沾着尘土，\"让乡亲们看看，红军还在！\"他的军装上有块明显的油渍，那是三天前在老乡家借宿时，帮忙烧火做饭沾上的。 周球保主动请战：\"我带三营做先锋。\"他摸了摸怀里的烟荷包，那里的密电纸已经被体温熨平了些，\"王志坚同志的家就在这附近，我想...去看看。\"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王志坚临终前的眼神，那里面有牵挂、有不甘，还有未说完的嘱托。 夜色中的新田县城，城墙垛口的灯笼像鬼火一样摇曳。周球保带着突击队员，贴着城墙根潜行，手里的云梯被裹上了棉布，走起来悄无声息。当他们摸到城门下时，突然听见城楼上有人咳嗽——那是事先联系好的地下党员发出的信号。地下党员的声音有些沙哑，是因为连续三天在城楼上放哨，喝凉水导致的。 攻城的战斗异常激烈。周球保第一个爬上城楼，大刀劈翻两个哨兵时，溅起的血落在他脸上，热乎乎的。巷战中，他看见一间茅草屋亮着灯，门口挂着个破旧的竹篮，篮子里插着几根艾草——那是王志坚说过的，他婆娘的习惯。竹篮的边缘已经磨损，露出里面的竹篾，那是王志坚离家前亲手编的。 屋里的女人听到动静，举着油灯出来，看见穿灰军装的人，突然就哭了：\"是...是红军同志吗？我家老王...\"周球保把那半块麦芽糖递过去，喉头哽咽得说不出话。女人摸着融化的糖块，泪水滴在上面，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她的手上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沾着泥土，是白天在地里干活留下的。 \"他...他是英雄。\"周球保终于挤出句话，看见墙上贴着张泛黄的奖状，是王志坚当农会主席时得的。窗台上，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睡得正香，嘴角还挂着口水，像极了画像里的娃娃。小姑娘的枕头边放着个布偶，是用碎布缝的，眼睛是两粒黑豆，那是王志坚上次回家带给她的礼物。 此时的县城中心，王震正指挥战士们搬运物资。药铺里的药箱被搬空时，掌柜的突然掀开地窖门：\"下面还有！\"昏暗的地窖里，整齐码着几十捆草药，最上面放着块木板，写着\"红军专用\"。这些草药是当地百姓自发收集的，他们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翻山越岭采来，藏在地窖里等待红军。 苏小红在伤兵营里忙得脚不沾地。当她看到战士们抬来的药品时，突然蹲在地上哭了——那些药瓶上，还贴着她在湘赣根据地时写的标签。原来这些药品，是老乡们冒着风险转移过来的。药瓶上的标签已经有些褪色，字迹却依然清晰，那是苏小红用钢笔仔细书写的，每个字都饱含着对伤员的牵挂。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周球保站在城头放哨。远处传来敌人的炮声，他摸出王志坚的染血纸条，借着晨光辨认上面的字迹。风突然掀起他的衣角，露出里面缝补的补丁——那是临行前妻子连夜赶制的，针脚细密，像一片整齐的田垄。补丁的布料是妻子用自己的嫁衣改的，她告诉周球保，看到补丁就像看到她在身边。 \"我们走。\"肖克拍他肩膀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城外的队伍正在集结，伤员们互相搀扶着，担架队的绳索在晨光中闪着银光。周球保最后看了眼那间茅草屋，窗台上的油灯还亮着，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油灯的火苗在晨风里摇曳，仿佛在向他们诉说着新田百姓的牵挂与祝福。 队伍离开新田时，老乡们追了出来，往战士们怀里塞着红薯和鸡蛋。一个老婆婆拉着苏小红的手，把个布包塞给她：\"里面是棉花，能做绷带。\"苏小红打开一看，里面还有几双纳好的鞋底，针脚里嵌着细碎的灯草，据说能防脚气。老婆婆的手很粗糙，皮肤上布满了皱纹，那是岁月和劳作留下的痕迹。 周球保走在队伍最前面，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回头看见王志坚的婆娘抱着孩子，站在土坡上挥手，孩子的小手里，举着那半块已经变硬的麦芽糖。他突然挺直腰杆，朝着那个方向敬了个军礼，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泪水划过他的脸颊，滴落在军装的领口，那是他对战友的怀念，对革命信念的坚守。 穿过新田地界时，李大山带着后卫团赶了上来。他的左臂缠着浸血的布条，手里却捧着个药箱：\"找到的，都是好药。\"周球保接过箱子，发现锁扣上刻着个\"苏\"字——那是苏小红在湘赣根据地用过的药箱。药箱的表面有几道划痕，是在战斗中被敌人的刺刀砍的，见证了无数次的生死时刻。 \"独立四团...\"周球保想问什么，被李大山打断。后者往嘴里塞了块生红薯，含糊着说：\"最后剩下的三十多个人，都突围出来了。\"他抹了把嘴，\"团长牺牲前说，让我们告诉主力，新田的百姓，等着我们回来。\"李大山的眼神坚定，他的身后，是疲惫却依然斗志昂扬的战士们。 中午的太阳毒辣起来，战士们的影子被晒得很短。周球保看见苏小红正在给一个伤员包扎，用的是新田老乡给的棉花，外面裹着撕成条的被面，上面还绣着朵褪色的牡丹。伤员疼得直咧嘴，却笑着说：\"这比城里药铺的还舒服。\"被面的边缘已经有些磨损，那是老乡家里祖传的，为了支援红军，他们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 王志坚留下的密电，此刻正躺在任弼时的公文包里。肖克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出新的路线，笔尖划过\"黔东\"两个字时，停顿了很久。王震突然指着远处的山峦：\"看，那是越城岭！翻过它，就离红三军不远了。\"他的手指微微颤抖，那是连日战斗留下的后遗症，却依然坚定地指向远方。 周球保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云雾缭绕的山峰像一头沉睡的巨兽。他摸出烟荷包里的纸条，阳光透过纸张，能看见王志坚最后写的那个\"家\"字，笔画歪歪扭扭，却透着股执拗的力量。那张纸条已经有些破损，边缘被汗水浸湿又风干，留下了一道道痕迹，却依然清晰地记录着战友的嘱托。 \"加快速度！\"任弼时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们早一天会师，就能早一天给牺牲的同志报仇！\"他的眼镜片反射着阳光，遮住了眼底的红血丝——为了审阅文件，他已经三天没合眼了。他的军装上有几处补丁，那是警卫员偷偷给他缝的，心疼他日夜操劳。 队伍行进的速度明显加快。战士们互相搀扶着，在陡峭的山路上跋涉。有人把绑腿解下来，给伤员当拐杖；有人把最后一口水，递给了背着电台的小张；苏小红的担架队里，多了几个新面孔——那是独立四团幸存的战士，他们虽然带伤，却坚持要抬着战友前进。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眼神却依然明亮，那是对革命胜利的渴望。 傍晚时分，侦察兵带来消息：前面发现了红三军的记号。周球保第一个跑过去，看见一棵老樟树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旁边还有三道刻痕——那是红三军约定的记号，代表\"前方安全\"。老樟树的树皮粗糙，刻痕深浅不一，却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指引着红军战士们前进的方向。 \"我们快到了！\"他转身朝队伍喊，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战士们纷纷抬头望去，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小李突然指着天空，那里有几只大雁排着队往南飞，翅膀在夕阳下镀上了金边。大雁的叫声清脆，仿佛在为他们加油助威，预示着胜利就在前方。 周球保摸出怀里的烟荷包，把王志坚的密电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然后他掏出孩子的画像，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血渍。画像上的娃娃笑得天真，仿佛在说：爹爹，快点回家。周球保的手指轻轻抚过画纸边缘，那里已经被磨得起了毛边，像是孩子不安分的小手反复摩挲过的痕迹。他忽然想起出发前妻子把画像塞进他怀里的场景，那时她的眼睛里满是担忧，却还是强笑着说：“带着囡囡的样子，想我们了就看看。” “快了。”他对着画像轻声说，然后加快脚步，跟上前面的队伍。远处的越城岭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而前方的路，正朝着黔东的方向，一点点展开。战士们的脚步声、喘息声、偶尔的咳嗽声，在寂静的山谷里交织成一曲悲壮的乐章，向着希望的方向，坚定地前行。 夜幕再度降临时，队伍在一处山坳短暂休整。苏小红借着篝火的微光，给伤员换药。火焰舔舐着木柴，发出噼啪的声响，火星飞溅到她沾满血污的衣襟上，转瞬即逝。一个腿部中弹的战士疼得浑身发抖，却死死咬住一块破布，不肯发出半点声音。“忍一忍，等翻过前面的山，我们就能找到补给。”苏小红轻声安慰，指尖触到药箱底层的空荡，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周球保站在高处放哨，夜风卷起他单薄的军装，露出腰间缠着的几块红薯——那是新田的老乡硬塞给他的。月光洒在他脚下的山路上，蜿蜒如一条银色的丝带，不知延伸向何方。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小李抱着一捆柴火，眼睛却盯着他腰间的红薯：“营长，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给伤员留着。”周球保摆摆手，声音沙哑。他的目光扫过不远处蜷缩在地上休息的战士们，许多人已经陷入沉睡，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这些年轻的面孔，有的还带着稚气，却已经经历了太多生死。周球保摸出烟荷包，又把它紧紧攥在手里——那里不仅有王志坚的密电纸，还有他对战友的承诺，对胜利的期盼。 就在这时，山谷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周球保立刻握紧手中的枪，心跳陡然加快。马蹄声由远及近，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他示意小李去叫醒其他人，自己则警惕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月光下，一队黑影疾驰而来，周球保屏住呼吸，手指扣在扳机上。 “是自己人！”随着一声熟悉的呼喊，一匹枣红马从阴影中冲出，马上的战士胸前别着红六军团的徽章。周球保松了口气，却见那战士翻身下马，踉跄着差点摔倒：“营长，军团部命令，改道走黑风峡！桂军在湘黔边界增设了三道封锁线！” 篝火被迅速扑灭，战士们拖着疲惫的身躯重新上路。黑风峡的入口怪石嶙峋，山风裹挟着砂砾呼啸而过，像无数把钢刀刮擦着岩壁。担架队的绳索在峭壁间摇晃，苏小红死死拽住伤员的担架，手背被岩石划出数道血痕。“把绑腿系在腰上！”她冲战士们大喊，声音被风声撕成碎片。 队伍行至峡中最窄处时，两侧山脊突然腾起猩红信号弹。湘军的重机枪从暗堡里喷出火舌，子弹在岩石上迸溅出火星。周球保一把将小李按进石缝，头顶的山体被子弹犁出寸寸焦痕。“分散突围！向老鹰岩方向集结！”他嘶吼着掏出手榴弹，却发现弹袋早已在连日战斗中见底。 当残阳把老鹰岩染成血色时，清点人数的结果让任弼时几乎握不住钢笔。三百余名战士永远留在了黑风峡，更致命的是，携带的电台在突围时坠入深涧，彻底切断了与红三军的联络。肖克铺开皱巴巴的地图，铅笔尖在“梵净山余脉”处悬停许久：“黔军王家烈的部队正在收缩包围圈，我们必须在两天内突破苗岭关隘。” 王震突然踹开挡路的断木，军靴碾过满地弹壳：“我带十七师打前阵！”他腰间新缴获的美式冲锋枪还滴着血水，枪托上缠着的绷带渗出暗红痕迹——那是黎明时分突袭桂军据点时留下的。周球保望着战友染血的衣襟，想起出发时的九千七百名兄弟，如今竟像被秋风卷走的枯叶般凋零。 深夜，三营作为尖刀连摸到苗岭关下。周球保贴着冰凉的城墙，听见城楼上黔军士兵用方言调笑：“共军怕是早被湘军打残了......”他正要示意战士架云梯，远处突然炸开三团火光——是湘军的追兵！探照灯的光柱刺破夜幕，将陡峭的山壁照得亮如白昼。 与此同时，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内，红三军的侦查员们也在与时间赛跑。侦查排长赵虎混在赶场的山民中，在集市茶馆偷听到令人心惊的消息：湘桂黔三省军阀已达成密约，调集六个师兵力，要将红六军团围歼在苗岭山脉。这个情报被连夜刺在牛皮上，由苗家女交通员藏在百褶裙夹层，冒雨翻越十二座山头送往根据地。 贺龙将烟斗狠狠按灭在地图上“苗岭关”的位置，烟灰烫出焦黑的窟窿：“六军团怕是钻进了铁桶阵！”他猛地扯开领口，露出颈间因疟疾反复发作留下的淤青，“通知李达，派侦查队扮成马帮，不惜一切代价打通苗疆秘道！告诉关向应，把根据地的最后两担盐巴和二十斤草药准备好......” 当红六军团在苗岭关下陷入重围时，苏小红正在给高烧的伤员喂草药汤。伤员的呓语混着剧烈的咳嗽，震得破瓷碗里的药汁不断泼洒。她望着越来越少的药材，突然解开发髻，剪下一缕长发——那是要用来过滤草药残渣。周球保握着染血的刺刀守在洞口，听着远处传来的枪炮声由疏变密，知道最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困牛山红军纪念碑:镌刻在黔东大地上的精神史诗 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的群峰之间，一座火炬状的纪念碑傲然矗立。它背靠陡峭的困牛山，面朝蜿蜒的龙川河，仿佛一位沉默的守望者，用坚硬的花岗岩躯体承载着一段血火交织的记忆。这座\"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不仅是对百余名红军战士集体跳崖壮举的永恒致敬，更是一座镌刻在黔东大地上的精神丰碑，让每一个走近它的人都能听见历史深处那震撼人心的呐喊。 一、纪念碑的形制：凝固的信仰与力量 当晨雾漫过困牛山的山脊，第一缕阳光总会先照亮纪念碑10.5米高的碑体。这个数字并非偶然——1934年10月，正是红军长征史上最艰难的岁月，10.5米的高度隐喻着那段在绝境中绽放的信仰之光。碑体采用贵州本地特有的丹霞红石材，历经风雨侵蚀却愈发赤红，恰似红军战士流淌在黔东大地的热血。 从正面仰望，纪念碑主体由两部分构成：右侧是迎风招展的红六军团军旗浮雕，旗面褶皱里还能辨认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金色字样；左侧则是困牛山的微缩地形浮雕，悬崖、峡谷、溪流的轮廓与真实地貌精准对应。两面浮雕在碑顶交汇成锐角，如同两把利剑刺破苍穹，既展现了红军\"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又暗合了困牛山战斗中\"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惨烈。 底座长9米、宽3米的平台上，四壁镶嵌着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的文字字字千钧。正面是开国上将萧克题写的碑名，这位当年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在80岁高龄时挥笔写下这11个大字，笔锋间仍能看出当年率部西征的锐气。两侧则是八位红六军团老将军的题词，其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八个字出自王震将军之手，墨迹浓淡间仿佛能窥见这位铁血将军书写时的动容。 绕到纪念碑背面，一行小字记录着它的诞生历程：2008年9月动工，2009年9月落成。在一年的建设时间里，当地百姓自发参与搬运石材，许多老人带着子孙来到工地，讲述着父辈口中\"穿灰布衣的兵\"跳崖的故事。一位参与建设的石匠说：\"凿碑的时候总觉得手在抖，好像那些红军战士就站在身后看着。\"这种朴素的情感，让纪念碑从诞生之初就超越了建筑的范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纽带。 二、历史的褶皱：困牛山战斗的前因后果 要理解这座纪念碑的重量，必须回溯到1934年那个风雨如晦的秋天。当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肩负着为中央红军探路的重任，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于8月7日从湘赣苏区突围，开始了漫漫长征路。 这支仅有9700余人的队伍，带着不足一个月的粮草，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向西疾行。10月7日，当部队行进至石阡县甘溪乡时，与桂军廖磊部突然遭遇。这场被称为\"甘溪遭遇战\"的战斗来得猝不及防，红军仓促应战，很快陷入敌军24个团的包围圈。在随后的九天九夜里，红六军团在石阡、施秉、镇远、思南四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辗转突围，部队减员过半，弹药和粮食消耗殆尽。 10月16日，为掩护军团主力向南突围，红十八师五二团主动承担起断后任务。这支由苗族、土家族、汉族战士组成的队伍，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的带领下，故意暴露行踪，将敌军主力引向困牛山方向。当时的困牛山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原始林区，当地民谣唱道：\"困牛山，困牛山，十人提起九人寒，飞鸟难过虎井沟，猴子难攀陡石岩。\"战士们正是看中了这里的险峻地形，想用血肉之躯为战友筑起一道屏障。 当五二团的800余名战士进入困牛山腹地时，才发现自己陷入了更大的绝境。这座山三面被龙川河、虎井沟环绕，两面是垂直落差近百米的悬崖，唯一的通道被敌军重兵封锁。10月17日清晨，湘黔敌军联合发起进攻，田海清团长带着两个营在营盘脑构筑防线，用仅有的三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战斗持续到正午，红军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阵地前的敌军尸体堆成了小山。 最悲壮的时刻出现在午后。当红军退守到虎井沟悬崖边时，敌军竟驱赶着数百名被抓来的百姓冲在前面。这些百姓中有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被刺刀逼着向前挪动，哭喊声在山谷里回荡。田海清团长举枪的手在颤抖，他对战士们喊道：\"我们是工农的军队，绝不能伤了老百姓！\"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这位年仅28岁的团长倒下时，手指仍指向敌军的方向。 失去指挥的红军战士们陷入了两难：向前冲杀会伤及百姓，向后撤退便是悬崖。一位幸存的战士后来回忆：\"当时每个人都红了眼，有的把枪砸了，有的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揣在怀里。\"当敌军逼近到三十米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宁死不当俘虏\"，百余名红军战士互相搀扶着走向悬崖。他们中有刚满16岁的小号手，有背着药箱的女卫生员，有来自江西的老红军，也有刚参军的贵州青年。在纵身跃下的瞬间，有人高呼\"红军万岁\"，有人唱起了《国际歌》，那声音穿透炮火，永远定格在了困牛山的记忆里。 三、大地的回响：从血色黄昏到精神黎明 虎井沟的悬崖下，至今还能找到当年战斗的痕迹。当地百姓说，每年清明前后，悬崖上的杜鹃花开得比别处更红，那是红军战士的鲜血染成的。在纪念碑建成前的七十多年里，这段历史靠着口耳相传得以保存。困牛山村的老人杨顺清还记得，小时候常听爷爷讲\"红军跳崖\"的故事：\"爷爷说那天傍晚，他听见山上枪响得像爆豆，后来就没声了，第二天去砍柴，看见悬崖下的树杈上挂着红军的灰布衣。\" 正是这些散落民间的记忆碎片，让历史从未真正被遗忘。2006年，石阡县党史办在开展长征遗迹普查时，收集到37份关于困牛山战斗的口述史料，其中8位老人还能准确指出红军跳崖的具体位置。这些珍贵的素材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修建纪念碑的提议很快得到响应。在选址时，专家们最终确定了能俯瞰整个战场的营盘脑高地——这里既是田海清团长牺牲的地方，也是红军战士最后眺望主力方向的位置。 2009年9月26日落成仪式那天，天空飘着细雨。当年红六军团老战士王道金的儿子王建国，带着父亲的骨灰来到现场。老人临终前叮嘱：\"我没能陪战友们走到底，死后要把我送回困牛山。\"当骨灰撒向纪念碑周围的土地时，在场的数百名群众自发唱起了《映山红》，歌声与雨声交织，仿佛在诉说一个迟到了75年的告慰。 如今，纪念碑已成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超过十万名参观者来到这里。在展厅里，一件特殊的展品引人注目：一块带有弹孔的粗布围裙，它的主人是当年被敌军当作人盾的村民陈大娘。围裙上的血迹早已发黑，但磨损的边缘却记录着另一个故事——当红军战士跳崖后，陈大娘冒着生命危险，将三位幸存的重伤员藏在山洞里，用这个围裙为他们包扎伤口。 四、精神的传承：永不褪色的信仰之光 在困牛山红军小学的教室里，五年级学生正在上一堂特殊的历史课。老师用沙盘还原了当年的战斗场景，当讲到红军战士为不伤及百姓而选择跳崖时，11岁的苗族男孩吴承宇突然举手：\"老师，他们不怕死吗？\"这个问题让课堂陷入沉默，随后老师播放了一段视频——几位80多岁的老人回忆，当年他们的父辈曾说，红军战士跳崖前唱着歌，\"那歌声里没有怕，只有硬气\"。 这样的教育正在困牛山常态化开展。当地政府整理出《困牛山壮歌》校本教材，组织学生担任纪念碑讲解员，让红色基因在代际传递中永葆活力。2021年，由当地群众自编自演的花灯戏《困牛山的回声》在铜仁市巡演，剧中有这样一段台词：\"他们跳下去的是身体，站起来的是精神。\"这句朴素的台词，道出了困牛山精神的当代意义。 在纪念碑管理处的档案里，保存着一份特殊的\"认养名单\"。当地百姓自发认养了纪念碑周围的108棵松树，每棵树上都挂着铭牌，写着\"红军精神常青\"。78岁的王大爷认养了最靠近悬崖的那棵，他说：\"我爹当年亲眼看着红军跳崖，临终前让我替他守着这里。\"如今，这些松树已长得郁郁葱葱，像一队列队的士兵，守护着这片浸染着热血的土地。 2024年10月，在困牛山战斗90周年纪念仪式上，一位特殊的嘉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是红军战士李福祥的孙女李敏，专程从江西赣州赶来。李福祥当年是五二团的卫生员，跳崖后被树藤挂住幸存，伤愈后辗转回到家乡，却从未对家人提起这段经历。直到整理遗物时，家人才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字条：\"1934年秋，困牛山，与战友共赴国难，幸生，永念。\"李敏在纪念碑前深深鞠躬：\"爷爷，我来看你和你的战友了，你们的故事，我们记住了。\" 夕阳西下时，纪念碑的影子会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虎井沟的悬崖边。暮色中，那抹丹霞红的碑体与天边的晚霞融为一体，仿佛当年红军战士的鲜血仍在大地上流淌。这座纪念碑用沉默诉说着：有些牺牲从未被遗忘，有些精神永远不会老去。当风吹过困牛山的林海，沙沙的声响里，仿佛还能听见九十年前那震撼人心的呐喊——那是信仰的声音，是初心的回响，是永远照亮民族前行道路的精神之光。 困牛山红军纪念碑，这座矗立在黔东群山中的精神地标，早已超越了纪念的范畴。它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历史与现实；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信仰与担当；是一把火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传递着永不熄灭的革命精神。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在讲述：伟大的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唯有坚守信仰、心怀人民，才能在绝境中开辟生路，在平凡中铸就永恒。这，正是困牛山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三集:暗夜潜行 暗夜突围 越城岭的硝烟尚未散尽，残阳如血，将山谷浸染成一片暗红。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暂时以红军的胜利告终，战士们却没有丝毫的松懈与喜悦，他们疲惫地瘫坐在地上，硝烟熏黑的脸庞上，汗水混着血渍往下淌，仿佛一条条扭曲的溪流，诉说着战斗的惨烈。烧焦的草木混着血腥味钻入鼻腔，断裂的树枝上还挂着破碎的青天白日旗，在风中无力地摇晃。 周球保拄着步枪，艰难地支撑着身体，缓缓站起身来。他的目光扫过山谷中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那些冰冷的躯体上还残留着战斗的痕迹，有的瞪大双眼，死不瞑目；有的扭曲着身体，似乎在临死前还在挣扎。耳边，未消散的枪声仍在回响，如同噩梦般挥之不去。他的心中并无丝毫放松，敏锐的目光望向远处的山梁，只见那里又有敌军旗帜若隐若现，如同恶狼嗅到血腥味般聚拢而来。那些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向红军示威，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即将来临。更远处传来零星枪响，惊起一群乌鸦，黑压压的羽翼遮蔽了半边残阳。 “同志们，赶紧收拾，敌人的援军要来了！”周球保大声呼喊，声音在山谷中回荡。战士们艰难地爬起身，强忍着身体的伤痛和疲惫，开始收集散落的武器弹药，整理装备。他们的动作略显迟缓，但眼神中却透着坚定。三班长老吴捡起半截弹链，发现里面只剩三颗子弹，粗糙的手掌重重抹了把脸，将混着血污的汗水甩在焦土上。 红六军团不敢久留，拖着伤兵匆匆转移。苏小红所在的担架队走在队伍中间，队员们早已累得直不起腰，肩膀被担架压得红肿，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然而，担架上伤员的呻吟声却如同一根根刺，不停地催促着她们加快脚步。“再坚持一下，同志们，我们一定能找到安全的地方。”苏小红咬着牙鼓励大家，自己却感觉每走一步都无比艰难。伤员老赵的绷带渗出的血已经黏住了担架布，每次颠簸都让他疼得浑身颤抖，苏小红只能轻声哼唱家乡小调，试图缓解他的痛苦。 夜幕逐渐降临，夜色如同浓稠的墨汁，将山林笼罩。山间的小路崎岖难行，不时有战士被石头绊倒，又迅速爬起来继续前进。队伍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只有偶尔闪烁的手电筒光芒，照亮脚下的一小片土地。突然，走在队尾的小战士低声惊呼——路边歪脖子树上，赫然挂着三颗用稻草扎成的人头，空洞的眼眶里塞着写有“赤匪死路”的布条，在夜风里哗啦作响。 当夜色再度深沉时，队伍终于在一处废弃的山神庙暂时落脚。山神庙的墙壁上布满了裂痕，屋顶也有多处破损，寒风呼啸着灌进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战士们更加寒冷。任弼时借着火把的微光展开地图，摇曳的火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映照着他紧锁的眉头。他的手指在湘黔交界处反复摩挲，眼神中透露出忧虑和思索。墙角蜷缩着几个瑟瑟发抖的小战士，他们刚才在庙门外发现了新鲜的兽爪印，比普通狼爪大了整整一圈。 “敌人封死了所有大道，我们必须穿过雷公山原始森林。”任弼时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却难掩其中的担忧。他知道，雷公山原始森林地形复杂，野兽横行，而且很可能还有敌人的埋伏，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生路。话音未落，庙外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铜锣声，由远及近，在山谷间荡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回音。 与此同时，在红三军指挥部内，气氛同样紧张压抑。贺龙站在地图前，对着铺满桌面的侦察情报皱起眉头，眼神中满是焦急和担忧。“六军团最后消息是在鹰嘴崖，这都过去三天了！”他的烟斗在地图边缘重重磕了磕，火星溅落在标注着敌军据点的红圈上，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战火。“李达，带三个连往梵净山方向侦查，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兄弟部队！”贺龙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参谋递来的加急情报显示，除了湘军黔军，周边十几个县的民团已被反动政府煽动，组成“剿赤联防队”，正在山林间设卡巡逻。 李达立即立正，大声回答：“是！保证完成任务！”随后，他迅速召集三个连的战士，准备出发。战士们听闻要去寻找红六军团的兄弟，个个精神抖擞，纷纷表示一定要找到他们。殊不知，在他们即将踏入的密林深处，民团早已用竹签、陷阱布下天罗地网，还在必经之路上洒满了浸过毒液的兽骨。 红六军团在山神庙短暂休息后，继续踏上征程。队伍小心翼翼地朝着雷公山原始森林前进。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湘军和黔军已经得知红军的动向，他们联合起来，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埋伏，企图将红六军团一举歼灭。更致命的是，当地民团熟悉山林地形，如同跗骨之疽般阴魂不散。 当红军队伍进入一片山谷时，突然，枪声大作，子弹如雨点般从山谷两侧的山坡上倾泻而下。“隐蔽！”任弼时大声喊道。战士们迅速寻找掩体，躲避敌人的攻击。原来，这是湘军的一个精锐团和黔军的一支地方武装设下的埋伏。敌人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和充足的弹药，对红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山脚下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手持鸟铳、梭镖的民团从灌木丛中窜出，他们脖子上系着黄符，嘴里喊着“灭赤保乡”的口号，像疯狗般扑向红军队伍。 周球保带领着他的营队，迅速组织反击。他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分布，发现左侧山坡上敌人的机枪火力最为猛烈，对红军威胁最大。“二排，跟我来，打掉敌人的机枪！”周球保大声命令道。二排的战士们毫不犹豫地跟在他身后，利用地形的掩护，悄悄地向左侧山坡摸去。没走多远，尖兵突然举手示意——前方藤蔓下埋着竹制连环雷，触发机关用的麻绳上还系着风干的人耳，显然是民团的“杰作”。 他们在茂密的草丛和岩石间穿梭，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敌人的视线。突然，一名战士不小心踩断了一根树枝，发出的声响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有人！开火！”敌人的喊叫声响起，紧接着，子弹朝着他们射来。周球保大喊一声：“散开！”战士们迅速分散开来，寻找新的掩护。与此同时，右侧山腰传来凄厉的牛角号声，数十名民团举着松明火把冲下来，火把照亮他们脸上扭曲的狂热，有人腰间还挂着用红军布条改制的护身符。 周球保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冷静地观察着敌人的位置。他发现敌人的机枪手在一个简易的工事后面，工事由沙袋和木板搭建而成，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周球保从腰间掏出手榴弹，大喊：“准备手榴弹，听我命令！”战士们纷纷掏出手榴弹，拧开盖子，做好投掷准备。就在这时，几颗裹着煤油的陶罐从民团方向滚来，砸在岩石上燃起熊熊大火，热浪裹挟着辣椒粉扑面而来，呛得战士们涕泪横流。 “扔！”周球保一声令下，战士们同时将手榴弹朝着敌人的机枪工事扔去。“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硝烟弥漫。敌人的机枪顿时哑火，周球保抓住机会，大喊：“冲啊！”战士们一跃而起，朝着敌人的阵地冲去。然而民团突然甩出绳索套索，几名战士躲避不及被拽倒在地，瞬间被蜂拥而上的敌人用梭镖刺穿。 在周球保营队的猛烈攻击下，左侧山坡上的敌人逐渐抵挡不住，开始溃败。然而，右侧山坡上的黔军却加强了火力，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不断变换射击位置，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与此同时，民团分成小股，在战场边缘游走，专挑落单伤员下手。一名卫生员背着药箱转移伤员时，被三个民团壮汉按在地上，鸟铳枪管狠狠砸向他的太阳穴，鲜血溅在旁边“保甲连坐”的告示上。 此时，红六军团的另一支主力部队——三团，正面临着湘军王牌部队的疯狂进攻。三团团长张猛站在一处高地上，望远镜里，湘军士兵如同蚂蚁般密密麻麻地涌来。“告诉同志们，守住阵地，决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张猛的声音沙哑却充满力量。战壕里，战士们发现枪膛里卡着几颗混着铁砂的土制子弹，显然是民团偷偷埋设在弹药箱里的陷阱。 三团的战士们依托着临时构筑的工事，顽强地抵抗着。湘军的炮火不断轰击着红军阵地，泥土翻飞，碎石四溅。但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紧握步枪，等敌人靠近了，才一齐开火。子弹穿梭在敌人中间，湘军士兵不断倒下，但后面的敌人依旧疯狂地冲锋。民团则举着写有“斩尽赤匪”的白旗在阵前叫嚣，旗面上还沾着不知哪个村庄百姓的血迹。 张猛看到敌人的攻势太过猛烈，决定改变战术。他挑选了五十名精壮的战士，组成了一支敢死队。“我们从侧翼迂回过去，给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张猛对敢死队队员们说道。敢死队队员们眼神坚定，他们知道，这是一场生死之战，但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愿意付出一切。当敢死队摸到敌军后方时，却发现民团早已用荆棘和藤蔓伪装好暗哨，一名队员不慎触动机关，瞬间被十多根毒箭射成刺猬。 敢死队悄悄地绕到敌人侧翼，当他们看到敌人正全神贯注地进攻正面阵地时，张猛一声令下：“杀！”敢死队队员们如同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手中的刺刀闪着寒光。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阵脚大乱。三团正面的战士们看到时机成熟，也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前后夹击之下，湘军的这一轮进攻被成功击退。然而民团却趁着混乱，在红军补给线上泼洒桐油，烧毁了好不容易筹集的半袋玉米。 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很快又组织起了新一轮的进攻。这次，他们增加了兵力，火力也更加凶猛。三团的战士们伤亡惨重，弹药也所剩无几。张猛看着身边不断倒下的战友，心中悲痛万分，但他知道，绝不能退缩。他拿起一挺机枪，亲自扫射敌人，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一起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此时民团在远处山头上敲响丧钟，每一声都像是为红军战士送行的哀乐。 在三团与湘军浴血奋战的同时，红六军团的五团也陷入了与黔军的苦战。黔军熟悉当地地形，他们分成小股部队，不断地对五团进行骚扰和偷袭。五团团长李勇沉着应对，他将部队分成多个战斗小组，分散开来，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但民团的袭扰让游击战举步维艰——他们在红军必经的溪流里投毒，在宿营地周围散播瘟疫谣言，还扮成百姓混入队伍刺探情报。 五团的战士们在山林中穿梭，他们利用地形设下埋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当黔军的小股部队进入埋伏圈，战士们便突然开火，然后迅速转移。这种战术让黔军十分头疼，他们找不到红军的主力，反而不断遭受损失。但黔军很快联合民团调整了策略，他们用百姓当肉盾，强迫山民举着写有“欢迎红军”的木牌走在前面，五团战士投鼠忌器，眼睁睁看着敌人逼近。 但黔军很快调整了策略，他们集中兵力，对五团的一个战斗小组进行包围。这个战斗小组被敌人围困在一座小山上，敌人的火力将小山封锁得严严实实。小组组长王强带领着战士们顽强抵抗，他们凭借着山上的岩石和树木作为掩护，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民团则在山下用土喇叭喊话：“投降赏大洋，顽抗诛九族！”还把抓来的红军家属推到阵前，用刺刀抵着他们的咽喉。 王强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甘。他拿起一枚手榴弹，大喊：“同志们，就算死，我们也要拉几个敌人垫背！”战士们纷纷响应，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肉搏战。最终，这个战斗小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但他们也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成功拖延了敌人的时间。一名战士在牺牲前，用最后力气将手榴弹塞进民团头目嘴里，爆炸的气浪掀飞了周围五六个敌人。 苏小红的担架队在后方紧张地忙碌着。她们冒着枪林弹雨，穿梭在各个战场之间，将受伤的战士及时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苏小红看到一名战士腿部中弹，倒在地上无法动弹，她毫不犹豫地冲过去，和另一名队员一起将战士抬上担架。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擦着她的耳边飞过，她却顾不上害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救下每一位战友。但民团的冷枪不断袭来，已经有两名担架队员倒在血泊中，担架上的伤员也被流弹再次击中。 战斗异常激烈，喊杀声、枪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在整个山谷。随着战斗的持续，红军的弹药逐渐减少，形势愈发危急。更糟糕的是，医疗员颤抖着来到任弼时面前报告：“首长，奎宁和绷带全用完了，重伤员再拖下去...”医疗员的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任弼时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他深知，在这种情况下，重伤员的生命随时都可能消逝。而民团此时又在四周山林点起狼烟，信号此起彼伏，如同死神的篝火。 就在这时，洞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侦察兵浑身湿透地冲进来：“东南方向发现敌军搜索队，人数超过一个营！”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本就严峻的形势更加雪上加霜。更可怕的是，侦察兵带回的情报显示，民团正在集结千人队伍，准备用“火牛阵”配合正规军，将红军逼入绝境。 黑暗中，任弼时握紧了腰间的手枪。他知道，红三军的接应队伍还在茫茫大山里寻找，而他们，必须靠这千疮百孔的队伍，在敌人的绞杀网中撕开一条生路。雨水顺着洞口垂落，如同天地垂下的灰色帷幕，将这支疲惫之师，彻底隔绝在未知的险境中。战士们的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他们紧紧握住手中的武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加残酷的战斗……而在远处山坳，民团首领正用朱砂在黄纸上画着诅咒的符文，阴森的笑声混着山风，飘向红军所在的方向。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四集:苗岭歧路 1934年9月下旬，黔东苗岭的晨雾还未散尽，红六军团的队伍像一条疲惫的长龙，蜿蜒在青灰色的山路上。周球保走在五十一团三营的最前头，绑腿上还沾着湘赣边界的红泥，军装袖口磨出的破洞里，露出被树枝划破的结痂伤口。他攥着怀里那半块布鞋补丁，指尖能摸到妻子绣的歪歪扭扭的十字纹——那是出发前她连夜补在他军装上的，后来在突围时被炮弹碎片刮了下来。 \"营长，你看！\"通信员小李突然拽住他的胳膊。前方山坳里错落着几十座吊脚楼，黑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竹编的寨门却紧闭着，像只警惕的眼睛。周球保举起望远镜，看见门楼上插着支牛角号，号嘴用红布裹着——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苗寨示警的信号。 队伍刚到寨口，就听见\"哐当\"一声，所有吊脚楼的木窗都同时关上了。走在队尾的炊事班老陈挑着铁锅，扁担头的铜环叮当作响，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洒下几片带露的羽毛。苏小红背着医药箱经过一间吊脚楼时，窗缝里突然闪过一道寒光，她下意识摸向腰间的剪刀——那是卫生队给女同志配发的防身武器，却看见窗纸破洞里，一双孩子的眼睛正怯生生地望着她药箱上的红十字。 \"都注意纪律！\"任弼时的声音从队伍中间传来，他骑在那匹棕色战马上，咳嗽声比马蹄声还密。出发前医生就嘱咐过他要静养，但这位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马背上，永远驮着比行李还重的文件袋。此刻他正指着路边的石碑，\"这是苗家地界，不许动他们的一草一木，违令者按军法处置！\" 石碑上刻着看不懂的蝌蚪文，周球保用手指摸上去，冰凉的石面还带着露水。突然，寨门\"吱呀\"一声开了道缝，一个裹着青布头巾的老汉举着根碗口粗的长棍，身后跟着十几个手持柴刀、梭镖的苗民。老汉的银项圈在晨光里晃得人睁不开眼，周球保数了数，足有十二圈——后来才知道，那是苗家最年长的人才有的穿戴。 \"老乡，我们是红军......\"周球保刚往前迈一步，老汉就举起长棍横在他面前，嘴里吐出一串急促的音节，像弹棉花的弓弦在响。旁边一个背着背篓的苗家姑娘突然尖叫起来，指着战士们的绑腿连连后退——那绑腿是用缴获的国民党军布改的，上面还留着青天白日的残印。 混乱中，苏小红的医药箱\"啪\"地掉在地上，绷带滚落出来，缠着草药的油纸包散开了。她慌忙去捡，却看见那个举棍的老汉突然瞪圆了眼睛，死死盯着她手里的一株七叶一枝花。那是她从湘赣根据地带来的药草，专治毒蛇咬伤，此刻叶片上的露水正滴在青石板上，洇出小小的湿痕。 \"阿公，这是药......\"苏小红比划着往自己腿上抹，想说明这能治病。可老汉的长棍却杵得更紧了，棍头的铜箍磕在石板上，溅起的火星烫到了周球保的裤脚。他闻到老汉身上有股烟火味，混着桐油和汗味，像座老房子的味道。 就在这时，寨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老汉浑身一震，长棍\"哐当\"掉在地上，转身就往寨里跑。周球保和苏小红对视一眼，拨开围观的苗民跟了上去——他们看见一间吊脚楼的火塘边，几个穿黑衣的巫医正围着个孩子跳神，牛角号吹得震天响，孩子母亲跪在地上，额头磕得青石板咚咚响，血顺着眉骨流进嘴里。 那孩子烧得嘴唇发紫，小脸憋得像颗熟透的桑葚。苏小红摸出体温计夹在他腋下时，孩子突然抽搐起来，打翻了巫医的酒碗，米酒洒在火塘里，\"腾\"地窜起尺把高的火苗。\"是疟疾！\"苏小红扯开药箱，掏出最后半瓶奎宁，可巫医却死死按住她的手，往孩子额头上贴黄符，符纸被汗水浸得皱巴巴的，像只死去的蝴蝶。 \"让开！\"周球保突然按住巫医的肩膀，他的手掌在湘江战役时被弹片削掉块肉，此刻青筋暴起，\"再耽误就没命了！\"巫医尖叫着扑上来咬他的胳膊，苏小红趁机撬开孩子的嘴，把奎宁碾成粉末灌了进去。孩子母亲突然抱住她的腿，哭喊着什么，眼泪混着口水蹭在她的裤腿上。 周球保背对着火塘站着，火光在他军装上晃出跳动的影子。他看见墙上挂着串风干的蛇胆，竹篓里装着不知名的虫壳，突然明白这些苗民不是要害人，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救命。当苏小红用酒精棉给孩子擦手心时，那个举棍的老汉——后来知道他叫龙阿公，悄悄凑过来，往火塘里添了块松木，松脂遇热冒出的白烟，裹着药味在屋里弥漫开来。 孩子的体温降下来时，天已过午。龙阿公端来个黑陶碗，里面盛着褐色的药汤，他自己先喝了一口，才递给苏小红。药味苦得钻心，苏小红强忍着没吐出来，龙阿公却咧开嘴笑了，露出只剩三颗牙的牙床。周球保这时才发现，老汉的手背有个月牙形的伤疤，和他父亲砍柴时被斧子砍的一模一样。 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整个苗寨。紧闭的木窗一扇扇打开了，有苗民端着竹筒往战士们手里倒米酒，酒液顺着指缝流进袖口，暖烘烘的。炊事班老陈的铁锅前围满了人，苗家妇女把腊肉、糯米往锅里扔，油星溅在她们靛蓝的百褶裙上，像落了串星星。周球保看见龙阿公的孙子——那个刚退了烧的孩子，正举着颗红皮鸡蛋，往苏小红药箱上的红十字里塞。 傍晚收队时，周球保在寨口的老榕树下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三个新兵。正着急时，看见那三个孩子跟着龙阿公从山洞里钻出来，怀里抱着沉甸甸的芭蕉叶包。打开一看，是白花花的糯米，上面还放着几颗野栗子。\"他们把粮食藏在山洞里，\"龙阿公用生硬的汉语说，指节敲着榕树的年轮，\"以前''遭殃军''来了，就抢这些。\" 此时在苗寨以西的鹰嘴崖，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四团正经历着炼狱般的阻击战。团长赵崇德望着望远镜里黑压压扑来的湘军，把烟锅在石头上磕得粉碎——这已经是他们三天来击退的第八次进攻。二连指导员带着三十名战士守在崖顶，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当湘军爬上最后一级台阶时，指导员抱着炸药包从巨石后冲出来，导火索在风中拉出道火星，连同二十多个敌人一起滚下了悬崖。 司号员小郑的号嘴被流弹打穿，却依然用流血的嘴唇吹响冲锋号。他看见炊事员老王举着菜刀砍倒两个敌人，自己后背也被捅了个血窟窿，倒在地上时还死死攥着给前线送的盐袋。夜幕降临时，阵地上只剩下十七个人，赵崇德清点弹药，发现最后三发迫击炮炮弹的引信都受潮了。\"砸成手榴弹用！\"他带头把炮弹壳往石头上磕，虎口震裂的血滴在炮身上，和夕阳融成一片红。 月光爬上吊脚楼的栏杆时，寨中央的晒谷场燃起了篝火。龙阿公的孙女阿依踩着芦笙的节奏跳舞，银饰碰撞的声音比军号还清脆。苏小红被拉进舞圈，笨拙地跟着摆手，裙摆扫过火堆，惊起一串火星。周球保坐在火塘边，看着任弼时和龙阿公比划着说话，老主席的咳嗽声好像轻了些，他的手指在地上画着路线，龙阿公则用柴刀在木头上刻着什么——后来发现是幅地图，标着哪里有山泉，哪里有近路。 \"嘀嘀嗒嗒\"的电报声突然从临时指挥部的吊脚楼里传出，像只不安分的蛐蛐。任弼时的身影在窗口晃了晃，周球保看见他把电报拍在桌上，咳嗽声比刚才更急了。警卫员小吴端着药碗进去，出来时眼眶红红的：\"主席又咳血了，中革军委的电报，让我们改道去石阡。\" 夜风突然凉了，篝火\"噼啪\"爆了个火星。周球保摸出怀里的布鞋补丁，月光下，妻子绣的十字纹看得格外清楚。他想起出发前那个晚上，她也是这样坐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说：\"到了贵州，别忘了给孩子取个名字。\" 与此同时，在黔东特区的枫香溪，贺龙正把烟斗往地图上的\"木黄\"二字狠狠一戳。\"告诉王震，让他们再坚持三天！\"他对通信员吼道，声音震得桌上的油灯直晃。窗外传来机枪连试枪的声音，红三军独立团正在构筑防御工事，战士们把削尖的竹子插进土里，竹尖还沾着刚挖的泥浆。 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在水田坝打了场漂亮的伏击，团长贺炳炎的左臂还缠着绷带——那是上个月在忠堡战斗中被流弹击穿的。当黔军的骑兵连冲进峡谷时，他砍断绑带扔掉夹板，亲自举着大刀带队冲锋，马刀劈卷了刃，就在石头上蹭蹭接着砍。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在敌尸堆里发现了黔军师长的怀表，表盖内侧刻着\"剿灭共匪\"，贺炳炎把它砸在石头上，说：\"让这狗东西看看，谁才是真土匪！\" 第二天清晨，队伍出发时，龙阿公带着全寨人来送行。苗家妇女把连夜纳的草鞋往战士们怀里塞，鞋面上绣着歪歪扭扭的红星。阿依抱着只芦花鸡，硬往苏小红药箱里放，鸡咯咯叫着，扑棱的翅膀扫过她的脸颊。周球保看见龙阿公把那幅木刻地图塞给任弼时，又往他手里塞了个竹筒，打开一看，是炒得香喷喷的糯米，上面压着张桐油纸，画着个简单的箭头。 \"沿着这箭头走，\"龙阿公拍着他的肩膀，银项圈叮当作响，\"能躲开''遭殃军''的卡子。\" 队伍走出很远，周球保回头望去，看见龙阿公还站在寨口的老榕树下，举着那面红军留下的红旗。红旗在晨雾里飘着，像团跳动的火焰。苏小红突然指着路边的崖壁，那里有串新鲜的马蹄印，旁边用木炭画着个小小的十字——是阿依的笔迹，提醒他们这里有山泉。 山路越走越陡，任弼时的马时常打滑，周球保就和两个战士轮换着扶缰绳。走到一处悬崖时，看见岩壁上凿着级级石阶，每个台阶都刚够放下半只脚。\"这是苗家的''天梯''，\"苏小红扶着任弼时下马，指着石阶缝隙里的干草，\"龙阿公说，以前土匪来了，他们就从这里上山。\" 爬到半山腰，周球保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哎呀\"一声，回头看见小李摔在石阶上，怀里的干粮袋破了，糯米撒了一地。孩子急得快哭了，那是他省了三天的口粮，想留给受伤的战友。这时，走在队尾的龙阿公突然蹲下身，用手把散落在石缝里的米粒一颗颗捏起来，装进自己的烟荷包。\"我们苗家人，见不得粮食糟蹋。\"他说这话时，周球保看见他指甲缝里还留着昨天给红军舂米的米糠。 红三军七师在梵净山脚下与黔军杜肇华旅展开了拉锯战。师长卢冬生带着战士们在密林中设下\"麻雀阵\"，每个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用冷枪骚扰敌人。炊事员老黄把饭锅吊在树枝上，在锅底敲出摩斯密码的节奏，通知各组转移位置。当黔军摸到红军炊事班时，只看见十几口空锅在树上晃悠，锅里还留着煮野菜的残渣。 最惊险的是在盘石镇，贺炳炎率部被围在天主教堂，敌人用迫击炮轰击钟楼，弹片把圣母像的手臂炸断了。他指挥战士们在神龛后挖掩体，把圣经撕下来卷成烟抽，说：\"上帝保佑不了我们，能保佑我们的是枪杆子。\"深夜突围时，他让通信员把教堂的铜钟推下去，钟声在山谷里回荡，吓得敌人以为援军来了，趁乱冲出了包围圈。 午后的太阳把山路烤得发烫，任弼时的电报机又响了。这次的命令更急，要求队伍立刻转向东南，接应正在突围的红十八师。周球保铺开地图，发现新路线要穿过一片叫\"鬼见愁\"的原始森林，地图上用红笔标着个骷髅头。\"龙阿公说过，那里有瘴气。\"苏小红指着地图，药箱上的红十字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 队伍刚进森林，就听见\"嗡\"的一声，成团的蚊子扑过来，叮得马直打响鼻。周球保用树枝赶着蚊子，看见路边的朽木上长着层白毛，像裹着件寿衣。突然，走在前面的向导——龙阿公派来的侄子阿牛，举起砍刀示意停下，指着地上的脚印连连摆手。那脚印有巴掌大，五个趾头清晰可见，周球保立刻让机枪手上膛——后来才知道，是山里的野熊。 鹰嘴崖的阻击战已经持续到第四天，赵崇德的五十四团只剩下最后两挺机枪。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拆了崖边的藤条编成网，当湘军再次冲锋时，拉着藤网把整排敌人掀下深渊。卫生员小张的药箱早就空了，只能用嚼碎的草药给伤员敷伤口，自己被流弹打中腹部，却坚持着给最后一个伤员包扎好才倒下，手指还保持着缠绷带的姿势。 傍晚时分，赵崇德接到撤退命令，此时全团能站立的只剩三十七人。他们把牺牲战友的遗体抬进山洞，用石块封好洞口，每个石块上都刻着个十字。撤退前，司号员小郑用尽最后力气吹响了熄灯号，号声在山谷里打着旋，像是在给牺牲的战友送行。 傍晚扎营时，炊事班老陈想烧火做饭，却发现捡来的柴禾都发着霉，烟比火还大。苏小红正给个被蛇咬的战士敷药，听见帐篷外吵吵嚷嚷，出去一看，是阿牛和几个战士在争什么。原来战士们想砍旁边的活树，阿牛死死抱着树干不让动，嘴里喊着\"树有灵\"。周球保突然想起龙阿公说过，苗家人把古树当神敬，他立刻下令：\"谁也不许砍活树，捡枯枝！\" 夜里下起了雨，雨点打在油布帐篷上，像在敲鼓。周球保被冻醒，看见任弼时的帐篷还亮着灯，走近了听见里面在吵架——军团领导们在为路线争执。\"中革军委根本不了解这边的地形！\"肖克的声音带着火气，\"再这么瞎指挥，我们都会死在这深山里！\"接着是任弼时的咳嗽声，比雨声还重：\"执行命令，这是纪律。\" 周球保摸出怀里的布鞋补丁，雨水渗进来，把布纹泡得发胀。他想起离开苗寨时，龙阿公往他背包里塞了包干辣椒，说\"瘴气重，嚼一颗能提神\"。现在那包辣椒就在怀里，隔着补丁贴在胸口，暖烘烘的像团小火苗。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阿牛指着前方的雾气说：\"过了这片瘴气，就是甘溪。\"周球保让先头部队戴上口罩——那是用绑腿布浸了草木灰做的，能挡挡毒气。走在最前面的侦察兵突然举手示意，周球保匍匐过去，看见雾气里露出片青灰色的屋顶，像群蹲在地上的蛤蟆。 \"甘溪镇到了。\"他低声说，摸了摸腰间的驳壳枪，枪柄上还留着龙阿公给的桐油味。那时他还不知道，这座藏在雾里的小镇，会成为红六军团西征路上最惨烈的战场。而龙阿公刻在木头上的地图，此刻正躺在任弼时的文件袋里，箭头直指镇外那座后来被鲜血染红的白虎山。 队伍穿过镇口的牌坊时，周球保看见门楣上刻着副对联，上联被炮火熏得发黑，下联还能看清：\"黔山藏古道\"。他突然想起苏小红说的，龙阿公的孙子还等着他给取名字。风从镇东头的老槐树里钻出来，摇落几片叶子，像封没写完的信。 枫香溪的临时指挥部里，贺龙正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出第三个防御支点。\"把独立团调去松桃，\"他对作战参谋说，烟斗里的火星在\"木黄\"二字上明明灭灭，\"告诉他们，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通往苗岭的路。\" 窗外，关向应正带着宣传队教百姓唱新编的《接应歌》，\"六军团，快快来，黔东人民把花戴\"的歌声混着铁匠铺的锤声，在山谷里荡出很远。兵工厂的战士们正把缴获的步枪拆开，用猪油擦拭生锈的枪管，枪管反射的阳光照在墙上\"会师必胜\"的标语上，晃得人睁不开眼。 王大石头蹲在溪边打磨梭镖，他已经磨好了第三十七把——和与中央失联的天数一样。每把梭镖的柄上都刻着颗五角星，刻到第十八颗时，刀刃突然崩了个豁口，他对着溪水照了照，看见自己颧骨上的伤疤在水里抖了抖——那是去年打土豪时被枪托砸的。 鹰嘴崖的残阳把天空染成紫黑色时，赵崇德带着最后的三十七人钻进了密林。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叫春生的小鬼，右腿被弹片削掉块肉，却坚持背着伤员走。他们在藤蔓缠绕的山路上跋涉，突然听见身后传来马蹄声，春生刚要举枪，却看见月光下飘着面红旗——是红六军团派来接应的侦察队。 \"团长，我们......\"春生的话没说完就哭了，赵崇德这才发现，这孩子的草鞋早就磨穿了，光着的脚底板上全是血泡。侦察队长递来的水壶里装着米酒，赵崇德给每个战士倒了一口，酒液顺着下巴流进脖子，和汗水混在一起，像道滚烫的溪流。 松桃县城外的稻田里，红三军独立团正与湘军陶广部展开肉搏。副团长罗统一的刺刀捅进敌人胸膛时，自己的后背也被捅了一刀，他转身抱住敌人滚进泥水里，直到双方都没了气息，手里还死死攥着对方的衣领。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在清理战场时，发现罗统一的口袋里装着封没寄出的家信，信纸上写着\"等会师了就回家看娘\"。通信员把信烧了，灰烬被风吹向木黄的方向，像是在替他完成未了的心愿。 周球保带着先头部队穿过甘溪镇牌坊时，突然听见镇西头传来几声枪响。他猛地按住腰间的驳壳枪，看见晨雾里窜出几只受惊的野狗，叼着什么东西往镇外跑。走近了才发现，是顶湘军的大盖帽，帽檐上还沾着新鲜的血迹。 \"警戒！\"他低声下令，战士们迅速散开，依托着断墙构筑防线。苏小红蹲在块石碑后打开药箱，手指触到冰凉的箱底时，突然想起龙阿公孙子举着的红皮鸡蛋——那鸡蛋的温度，此刻仿佛还留在药箱的红十字上。 任弼时的战马突然不安地刨着蹄子，通信员小吴从马上摔下来，手里的电报散落一地。周球保捡起最上面的一张，看见中央军委发给红六军团的电报上\"查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一带活动\"的字样被雨水洇得发皱，像片浸了血的叶子。 风突然转向，带来远处隐约的枪声，周球保抬头望向白虎山，晨雾正在那里慢慢散开，露出黛青色的山尖。他摸出怀里的布鞋补丁，对着太阳举起，补丁上的十字纹在阳光下透亮，像个小小的路标，指向即将到来的黎明。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五集:甘溪惊变 1934年10月7日的晨雾，像块浸了水的灰布，把甘溪镇裹得密不透风。周球保踩着露水走进镇口时，草鞋底的烂泥正往下掉渣，那是从施秉一路黏来的，混着血和草汁，在青石板上印出串歪歪扭扭的脚印。 镇东头的老槐树下，侦察队长王志坚正揪着个穿靛蓝土布衫的汉子。那汉子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的枪伤疤痕，后腰别着的驳壳枪缠着红布条——桂军19师的记号，周球保在湘江边见过三次。更刺眼的是他腰间露出的半截皮带，铜扣上刻着“黔军独二旅”的字样，边缘还沾着新鲜的泥垢。 “说！廖磊的人在哪？还有你们旅的部署！”王志坚把枪口顶在汉子太阳穴上，指节因为用力泛白。汉子眼珠乱转，瞟向镇北那片雾气缭绕的白虎山，又飞快瞥了眼镇西的黑松坡——那里是黔军惯常设伏的地形。周球保蹲下身，扯开他磨穿的草鞋，鞋垫下露出张揉皱的油纸，上面用铅笔划着个歪歪扭扭的口袋阵，袋口正对着甘溪镇，袋底标着个“桂”字，两侧各标着个“黔”字。 三天前在施秉截获的密电还揣在周球保怀里，油纸被体温焐得发软，“廖磊部十九师已抵石阡，协同黔军杜肇华旅、蒋在珍部合围甘溪”的字迹洇开了边。他摸出半截火柴，想把两张纸比对，却听见镇西头传来“砰砰”两声枪响——不是红军的“汉阳造”，是桂军“七九式”特有的脆响，紧接着，镇北又响起黔军“毛瑟枪”的闷响，像远处闷雷滚过。 “吹号！全体集合！”周球保吼出声，声音却被突然炸响的机枪吞没。白虎山的晨雾里涌出黑压压的人影，刺刀在晨光中闪成片银蛇，领头的军官戴着桂军特有的大檐帽；黑松坡的灌木丛里也窜出队伍，他们穿着灰布短褂，腿上缠着绑腿，是黔军独二旅的装束，手里的土造步枪枪口还冒着烟。 五十一团三营刚在街面展开，寨面坡的石缝里就喷出火舌。子弹打在青石板上，溅起的碎石片划破通信员的脸颊，血珠滴在他胸前的红星上，像朵突然绽开的红梅。周球保拽着机枪手陈哑巴扑到断墙后，陈哑巴咿咿呀呀地比划，把“马克沁”架在墙头上，枪管上还留着湘江战役的弹痕。他看见个黔军士兵正猫着腰往这边摸，嘴里叼着杆烟枪，烟锅里的火星在雾里明灭——这是黔军的毛病，打仗都离不得烟杆。 “往白虎山打！打掉那个指挥台！”周球保指着山头上的桂军军官，摸出腰间的手榴弹，却发现拉环已经在急行军中磨掉了。新兵小李从死人堆里爬过来，递上颗完整的，“营长，我这颗结实！”话音未落，孩子突然“啊”地倒在他脚边——子弹从后心穿入，前胸渗出的血把军装染成深紫，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糍粑，那是他娘托人从湖南捎来的。周球保抬头，看见黑松坡上一个黔军神枪手正往枪膛里塞子弹，枪管上还缠着红绸子。 周球保来不及回头，拉响手榴弹甩出去。爆炸声里，青龙嘴的红旗晃了晃，又被个没胳膊的战士扶直。他数了数剩下的人，三营原本一百二十个，现在能站着的不到三十。陈哑巴趴在机枪上，嘴里咬着半截枪管，眼睛还瞪着对面的敌人，血从他喉咙的弹孔里涌出来，在机枪上积成小小的血泊。不远处，一个桂军士兵正用刺刀挑着陈哑巴的绑腿狞笑，旁边几个黔军则举着枪欢呼，他们的绑腿上还沾着刚抢来的苗家腊肉油。 甘溪镇像口倒扣的铁锅，镇东是青龙嘴，镇西是白虎山，镇南有条干涸的河床，镇北是片开阔的稻田——廖磊的桂军19师三个团守在白虎山和河床，黔军杜肇华旅两个团把住黑松坡和稻田，蒋在珍的“剿共军”则在镇外游弋，三家兵力加起来近万人，就等红军往里钻。周球保后来才知道，这口袋阵是桂军参谋长沙少夫和黔军参谋长张卓设计的，桂军打主攻，黔军负责堵截，约定“谁捉了肖克，谁得头功”。 “往杜脑山撤！”周球保背起受伤的文书，看见镇中央的老槐树被炮弹劈成两半，树干上“红军万岁”四个字被血染红了笔画。他踩着满地的尸体往镇外冲，靴底打滑，低头才发现踩的是具桂军尸体的肚子，秽物溅到裤腿上，臭得让人作呕；旁边还躺着个黔军士兵，手里攥着个银镯子，是从苗家妇女手上抢的，镯子上的苗绣还沾着血。 街面上横七竖八躺着骡马，有的还在抽搐，驮着的弹药箱炸开了，子弹滚得满地都是。一个戴眼镜的桂军文书被压在马下，手里还攥着没发出去的电报，周球保瞥了眼，上面写着“午时前务必合围，黔军左翼需推进至镇南河床”。他突然想起任弼时的话，中革军委的电报三天变了五次路线，把红六军团折腾得像头困兽，而桂军和黔军却像闻着血腥味的狼，紧咬着不放。 冲出镇口时，周球保被道铁丝网拦住。他挥刀砍过去，铁丝却卷在刀刃上，像团乱麻。身后传来桂军的喊叫：“抓活的！赏大洋！”紧接着是黔军的土话吆喝：“莫让共匪跑了！旅长有赏！”他看见个桂军士兵举着枪冲过来，枪托上刻着“保家卫国”四个字；旁边跟着个黔军，举着杆上了刺刀的土枪，枪杆上还刻着“蒋”字——是蒋在珍部的记号。 “营长！这边！”一个叫老马的炊事员举着口铁锅跑来，锅沿还沾着早上煮野菜的残渣。他把铁锅往铁丝网上一扣，“踩这个！”周球保踩着锅沿翻过去，铁锅“哐当”一声瘪了，像块被踩扁的饼干。老马没跟上，被黔军的子弹打穿了胸膛，倒在地上时，怀里的盐袋破了，白花花的盐撒在他的伤口上，疼得他直抽抽。一个桂军军官举着马刀冲过来，想割老马的耳朵邀功，却被周球保甩出的手榴弹炸飞了胳膊。 白虎山的桂军开始冲锋，领头的是个骑着黑马的团长，举着马刀喊：“捉肖克赏千金！”周球保认出他是19师56团团长梁津，上次在湘江边，就是这小子用重炮炸断了浮桥。他摸出小李给的那颗手榴弹，咬掉拉环，朝着黑马扔过去。爆炸声里，黑马惊得人立起来，梁津摔在地上，摔掉了两颗门牙。 周球保趁机带人冲上旁边的小土坡，刚想喘口气，却看见镇南的河床里突然冒出队伍——前面是穿灰军装的桂军，后面跟着戴斗笠的黔军，他们正交替掩护着推进。一个黔军士兵举着面红军的红旗晃悠，想诱骗红军暴露位置，红旗上的五角星被他们用墨涂了个黑圈。“狗娘养的！”陈哑巴的弟弟陈石头骂着，举起步枪就打，子弹却卡壳了，他把枪往石头上一磕，抡着枪托冲了上去。 青龙嘴的争夺战从清晨打到午后，对手换了三拨：先是桂军56团，接着是黔军杜肇华旅的一个营，最后是桂军19师预备队。周球保的枪管烫得能煎鸡蛋，他把水壶里的水浇在上面，“滋啦”一声冒起白烟，像在锅里炒菜。守在这里的是三营二连，连长在冲锋时被桂军的机枪打断了腿，趴在石头后用驳壳枪还击，直到子弹打光，才掏出最后颗手榴弹，拉响后滚进敌群。 “用刺刀！”周球保拔出刀，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这把刀是他从湘江边捡的，原是湘军的，现在却捅进了桂军的肚子。他捅倒第三个敌人时，刺刀卡在对方的骨头里拔不出来，身后突然扑上来个人，把他压倒在地上。周球保闻到股酒气，扭头看见是个黔军士兵，嘴里还嚼着酸汤鱼的鱼骨，正张着嘴咬他的脖子，他抬手一拳打在对方下巴上，听见牙齿松动的脆响。 山头上的红旗倒了三次，又被扶起来三次。最后一次，扶旗的是个叫春生的小鬼，才十五岁，是从湖南跟来的孤儿。他的胳膊被桂军的子弹打穿了，用布条缠着，血顺着布条滴在旗杆上，像串红珠子。黔军的土炮开始轰击，炮弹落在石头上，把碎石炸得满天飞，春生把旗杆插进石缝，用身体护住红旗，炮弹碎片打在他背上，打出个个血洞，像朵突然绽放的花。 周球保爬到春生身边时，孩子还有口气，指着红旗说：“营长……别让它倒……”他的手还保持着抓旗杆的姿势，指甲缝里全是石头渣。周球保把自己的绑带解下来，缠在旗杆上，再把红旗系紧，风一吹，红旗哗啦啦地响，像春生在喊口号。他看见个黔军老兵正举着枪瞄准红旗，那老兵的枪管上挂着个护身符，是用红布包着的糯米——这是黔东人的习俗，以为能挡子弹。周球保抬手一枪，打中了他的手腕，护身符掉在地上，糯米撒了一地。 午后的太阳把甘溪镇烤成蒸笼。周球保数了数，三营剩下的不到二十人，弹药基本打光了。他让大家收集敌人的武器，一个战士捡起支桂军的“中正式”，却发现枪托上刻着“反共救国”，气得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救个屁！”另一个战士捡到杆黔军的土枪，枪管里还塞着烟丝，是刚才那老兵匆忙间没来得及清理的。 突然，镇北传来密集的枪声，比刚才任何时候都响。周球保爬到高处一看，心猛地沉下去——桂军19师预备队上来了，黑压压的像群蚂蚁；他们身后，黔军蒋在珍部的“敢死队”正举着大刀冲锋，刀上还缠着红绸子，这是黔军拼刺刀的规矩，红绸子代表“不留活口”。 “撤到杜脑山！”周球保下令。撤退时，他看见个桂军伤兵躺在路边，腿被炸断了，正哼哼唧唧地哭；旁边还躺着个黔军士兵，肚子上中了一枪，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烟纸，上面画着个歪歪扭扭的女人像。苏小红不知什么时候跟了上来，蹲下身要给他们包扎，周球保想拦住，却看见她眼里的光——那是医生看病人的眼神，不分敌我。 “他是敌人！”周球保说。苏小红没抬头，“可他也是人。”她给桂军伤兵包扎时，对方突然抓住她的手，嘴里呜噜着什么，苏小红听懂了，他说“有水吗”。她把自己的水壶递过去，伤兵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突然从怀里掏出个银锁，塞给她，“给……我娃……”旁边的黔军士兵看着这一幕，突然从怀里摸出个干硬的红薯，往苏小红手里塞，嘴里说着生硬的汉话：“吃……红军……好……” 红十八师五十二团800人奉命断后，他们要挡住桂军19师和黔军两个旅的追兵，给主力争取突围时间。师长龙云让炊事班煮了最后一锅辣椒汤，对团长田海清说：“这次要让主力听见我们的枪响，就当是给他们送行的鞭炮。”汤里没放盐，却放了大把的朝天椒，战士们喝得满头大汗，辣得直吐舌头，说这样打仗才有劲。 10月16日，困牛山。当桂军裹挟着百姓冲锋，黔军在后面用机枪督战时，红军战士们放下了扳机。田海清看着那些被当做人肉盾牌的苗家百姓，眼里像冒着火，却咬着牙没下令开枪。当黔军的刺刀快捅到胸口时，他在率部跳崖前，将写有“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布条系在箭上，射向对岸。山脚下，苏小红在尸堆中爬行，踩着桂军和黔军混杂的尸体，找到周球保遗落的那半块布鞋补丁，补丁上还沾着桂军的铜纽扣和黔军的烟袋锅碎片。 甘溪镇的枪声渐渐稀了，周球保带着残部钻进江口苗王坡的密林。他回头望了眼，甘溪镇像片被踩烂的叶子，散落在群山之间。镇口的老槐树下，不知谁插了面红旗，在晚风中孤零零地飘着，像只受伤的鸟。树下躺着几具尸体，有穿桂军军装的，有穿黔军短褂的，还有穿红军灰衣的，他们的血混在一起，渗进青石板的缝隙里，像道永远擦不去的伤疤。 陈石头突然“哇”地哭了，他看见哥哥陈哑巴的尸体被桂军拖在马后，像拖条死狗，后面跟着几个黔军士兵，正用枪托戳着陈哑巴的尸体取乐。周球保捂住他的嘴，眼泪却忍不住掉下来——这是他参军以来第一次哭，不是为自己，是为那些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弟兄，也为那些被裹挟进战争的黔军士兵，他们中有的或许只是被抓壮丁的农民。 暮色四合时，他们在山坳里遇见个放羊的苗家老汉。老汉说甘溪镇往南有个隐蔽的渡口，是苗家人偷偷用的，“桂军在那设了卡子，黔军在山上放哨，更要命的是镇西头的地主武装，带着民团在林子外围转悠，专捡落单的红军下手。”他指着西边的山，“从苗王坡密林穿过去，绕到洋溪，民团不敢往深处去，他们怕苗家人的陷阱。” 走在江口苗王坡的密林里，战士们靠嚼树皮充饥。刚进林子没多远，就听见前方传来几声枪响，接着是民团的喊叫：“抓红匪啊！赵老爷说了，活的赏三斗米！”周球保示意大家蹲下，看见几个穿黑短褂的民团拿着鸟铳，正押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往坡下走，领头的是个留着山羊胡的地主，手里把玩着把匕首，刀鞘上镶着块劣质玉石。 “绕开他们。”周球保压低声音，带着队伍钻进更深的灌木丛。苏小红的药箱不小心碰到树干，发出“哐当”一声，那地主突然回头，眼睛像鹰隼似的盯着这边：“那边有动静！给我搜！”民团的人举着松明火把围过来，火光在林子里晃出大片阴影，其中个满脸麻子的团丁，腰间还挂着刚抢来的红军水壶。 陈石头突然摸出颗石子，精准地打在那团丁的手腕上，水壶“哐当”落地。趁民团分神的瞬间，周球保带着人钻进片葛藤丛，葛藤上的尖刺划破了衣服，却比被民团抓住强——昨天在施秉外围，他们见过民团怎么对待俘虏，吊在老槐树上活活打死，尸体还被地主家的狗啃得不成样子。 周球保的伤口发炎了，整条胳膊肿得像根萝卜。苏小红用最后半瓶酒精给他消毒，疼得他直咬牙，却听见她在小声哭——她刚才在民团经过的路上，看见了小李娘给的那块糍粑，已经被马蹄踩烂，混着泥土和血，旁边还扔着半截民团的烟杆。 “哭啥？”周球保想笑，嘴角却扯不动，“等会师了，让贺龙军长请我们吃腊肉！”苏小红没说话，从怀里掏出那个桂军伤兵给的银锁，月光下，锁上的“长命百岁”四个字闪着光，旁边还放着那个黔军士兵给的红薯，已经干硬得像块石头。 远处传来桂军的搜山声，夹杂着黔军的吆喝、民团的喊叫，还有地主家的狗叫，像张密不透风的网。周球保让大家分散隐蔽，自己带着陈石头躲在棵大树后。陈石头的腿被蛇咬了，肿得老高，却咬着牙不吭声。周球保撕下自己的军装给他包扎，看见他裤兜里露出半截东西，掏出来一看，是陈哑巴用子弹壳做的哨子，还能吹响，哨子上刻着个小小的五角星。 “哥说，会师了就吹这个。”陈石头的声音发颤。周球保把哨子凑到嘴边，吹了声，声音在林子里荡开，像声微弱的呼唤。他不知道，此刻在苗王坡的另一边，李达正带着400人突围，他们刚打退了一股民团的伏击，那些团丁跑的时候，还丢下了不少抢来的百姓衣物。 深夜的山林里，周球保梦见了妻子。她坐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着布鞋，补丁上的十字纹像颗星星。他想告诉她自己还活着，想告诉她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胜利”，可话到嘴边，却被一阵急促的枪声惊醒——是民团的鸟铳声，他们打着火把搜山来了，火把的光在洋溪峡谷里晃来晃去，像鬼火，领头的地主还在喊：“找到红匪窝子，赵老爷赏大洋！” “走！”周球保推醒陈石头，他们沿着峡谷往苗王坡深处跑，树枝划破了脸，却感觉不到疼。跑着跑着，陈石头突然停住脚步，侧耳听了听：“营长，你听！” 夜风里传来一阵号声，断断续续的，却带着熟悉的节奏——是红三军的联络号，吹的是“三短两长”，这是出发前约定的接应信号。周球保心里一紧，猛地吹了声口哨回应，接着摸出怀里的铜号，吹出六军团的应答调，号声在峡谷里撞出层层回音。 号声刚落，对面山坡就传来同样的应答号，比刚才清晰了许多。周球保拽着陈石头往坡上爬，爬到半山腰，看见月光下站着十几个黑影，领头的举着杆步枪，正对着他们吹号。那号声顿挫有力，是红三军特有的吹奏法，每个音符都像砸在石头上的火星。 “是自己人！”周球保看清对方军装上的蓝布臂章，上面“斧头镰刀”的白线在月光下泛着光。领头的战士吹完最后一个音符，突然喊了声：“六军团的弟兄？我们是红三军侦察连的！” 跑近了才认出，是王大石头，他脸上的伤疤在月光下像条蠕动的蜈蚣，手里还攥着把刻刀，刀鞘上缠着红布条。“可算找着你们了！”他扑过来抱住周球保，力气大得差点把他勒断气，“李达参谋长带着先头部队刚过苗王坡，让我们在这吹号接应，说桂军、黔军加民团，三路货色把这围得像铁桶，就怕你们撞上地主的人。” 他身后的红三军战士有的背着缴获的黔军步枪，有的腰里别着桂军的手榴弹，还有个小个子战士，手里拎着颗民团的鸟铳子弹，得意地晃了晃：“刚才收拾了股民团，领头的地主想跑，被我一刺刀钉在树上，那家伙还喊‘我是赵乡长的小舅子’，呸，啥玩意儿！” 陈石头突然指着王大石头的腰，那里挂着个烟荷包，绣着颗歪歪扭扭的五角星。“这是……”王大石头咧嘴笑了，露出颗金牙——那是缴获的黔军连长的，“苗家阿婆给绣的，说戴着能避子弹。刚才在苗王坡打民团的时候，子弹擦着边过去了！” 苏小红被两个红三军女战士扶着坐下，她们递来个竹筒，里面装着热姜汤，还放了把辣椒面。“驱驱瘴气，”其中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说，“这是贺军长特意让带的，知道你们从湘赣来，怕吃不惯贵州的湿气。对了，刚才搜民团的时候，捡着包盐，给你揣着。”苏小红接过用布包着的盐粒，眼泪突然掉下来，这是他们断盐的第五天了。 周球保摸着王大石头的铜号，号嘴上还沾着松香，“李达参谋长他们……”“在前面林子里休整，”王大石头往坡下指了指，“刚甩掉桂军的追兵，黔军的搜山队被我们引到另一边去了，最麻烦的民团，被我们摸到老巢端了，赵地主那家伙，临死还抱着他的钱匣子不放。”他突然压低声音，“甘溪的事我们听说了，贺军长让带句话——活着的人，更要往木黄走。” 正说着，远处传来桂军的迫击炮声，夹杂着黔军的呐喊，还有民团乱哄哄的枪响——他们被桂军当枪使，逼着往密林里冲，当炮灰。王大石头脸色一变：“狗日的追来了！”他对身后的战士喊，“吹转移号！让李参谋长那边先撤！”号手举起铜号，“呜——呜——”的号声划破夜空，像道无形的命令。 “你们跟我走，”王大石头拽着周球保往密林里钻，“苗王坡有条暗道，是苗家人藏粮用的，桂军和黔军搜了三天都没找着，民团更不知道。”他边走边在树干上划记号，用的是红三军特有的刻法，三道短痕加一道长痕，“这是给后面弟兄留的，黔军看不懂，民团那帮睁眼瞎更认不出。” 穿过一片竹林，眼前出现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被藤蔓遮得严严实实。王大石头拨开藤蔓，一股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进去能通到坡底，李达参谋长带着人从这边走的。”他塞给周球保一把炒米，“垫垫肚子，到了木黄，让炊事班给你们煮腊肉！” 周球保带着队伍钻进暗道时，身后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他趴在洞口往外看，看见王大石头他们正往相反方向跑，边跑边吹号，故意把桂军、黔军和民团的注意力全引过去。一个红三军战士举着铜号站在巨石上，号声嘹亮，像在挑衅，子弹嗖嗖地从他脚边飞过，其中几颗，还带着民团鸟铳特有的铁砂。 “走！”周球保咬着牙下令，眼泪却又不争气地掉下来。暗道里漆黑一片，只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和脚步声。不知走了多久，前方传来光亮，接着是熟悉的号声——是李达的队伍在吹集合号，每个音符都像颗定心丸。 钻出暗道，苗王坡的轮廓在晨曦中渐渐清晰。李达正站在块大青石上，看见他们，突然红了眼眶，举着望远镜朝甘溪方向望了望，声音沙哑：“让王大石头撤回来，我们往木黄走。” 陈石头突然吹起了哥哥做的哨子，哨声和远处的军号应和着，像在给断后的弟兄们送行。周球保掏出那半块布鞋补丁，对着初升的太阳举起，补丁上的十字纹在阳光下闪着光，像枚小小的勋章。 “还有五十里，”李达拍了拍他的肩膀，“到了木黄，就能听见贺龙军长的号声了。”远处的山林里，王大石头的号声还在断断续续地响，像根无形的线，一头拴着甘溪的血与火，一头连着木黄的黎明。 队伍重新出发时，周球保走在最前面，手里紧攥着那半块补丁。阳光穿过竹林，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仿佛看见春生护着的红旗、小李攥着的糍粑、陈哑巴架着的机枪，还有那个被民团押走的无名战士最后的眼神。这些画面在晨光中渐渐清晰，像串永不褪色的印记，刻在通往木黄的路上。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六集:困牛壮歌 1934年10月的龙川河，水面飘着一层薄霜。红六军团十八师五二团卫生员李福祥蹲在河滩上，用刺刀撬开冻住的鹅卵石，掬起冰水往脸上泼。十五岁的他刚把最后一块纱布用完，药箱里只剩下半瓶碘酒，瓶身上\"苏维埃医院\"的字迹被磨得模糊不清。冰冷的河水激得他打了个寒颤，却也让昏沉的脑袋清醒了几分。连续三天没合眼，眼皮重得像坠了铅块，可耳边伤员的呻吟声此起彼伏，容不得他有片刻松懈。 \"福祥，快给张班长换药！\"担架队的王大姐在岸边喊。她怀里抱着个啼哭的女娃，是昨天从火烧坪救出来的，爹娘都被黔军抓了壮丁。那女娃约莫两岁光景，小脸冻得通红，嗓子哭哑得像只破锣，却仍死死攥着王大姐衣襟上的布扣不放。李福祥甩了甩手上的水，水珠溅在裤腿上，很快凝成细小的冰粒。他快步走到担架旁，看见张班长趴在铺着干草的木板上，后背的伤口在渗血，子弹从肩胛骨穿过去，把灰布军装烧出个焦黑的窟窿，周围的布料已经被血渍浸得发硬。 \"只能用草木灰了。\"李福祥咬开麻线团，从药箱底层翻出半包干艾叶。这是昨天在山坳里采的，遇到个懂草药的老中医说能止血。他刚把艾叶揉碎，指腹突然触到药箱内侧刻着的小字——那是入伍时指导员教他刻的\"保家卫国\"，此刻被汗水浸得发烫。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嘚嘚的蹄音敲在冻硬的土地上，像打鼓般震得人心慌。骑兵通信员勒马时，马前蹄猛地扬起，溅起的水花打在李福祥裤腿上，泥水混着暗红色的血丝往下淌，在脚踝处积成小小的水洼。 \"团长命令，立刻转移！\"通信员的马靴上还沾着草屑，说话时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久久不散，\"军团主力在甘溪被围，师长命令咱们五二团当诱饵，把周芳仁的三个团引向困牛山！\"他从马背上解下一个油布包，里面是刚绘制的简易地图，边角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皱，红铅笔在\"困牛山\"三个字周围画了个醒目的圈，旁边批注着\"地形险要，可阻敌\"。 李福祥抬头望见田海清团长站在河对岸的老枫树下，军帽檐压得很低，露出半截刀疤。那道疤从眉骨一直延伸到颧骨，是三年前打土豪时被地主家的梭镖划的，当时血流得把眼睛都糊住了，田团长硬是咬着牙没哼一声。这位二十八岁的苗族汉子总爱摩挲着那道疤说：\"这是红军的勋章，该让白狗子也尝尝见血的滋味。\"可今天他正对着几位营长低声部署，手指重重戳在地图上的困牛山区域：\"咱们得让敌人觉得抓住了大鱼，把他们的主力从军团突围路线上引开。\"说话间，他腰间的驳壳枪皮套被风吹得来回摆动，黄铜的枪栓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着冷光。 队伍刚钻进刺蓬沟，田团长突然下令：\"把火把点起来！\"三十多支火把瞬间在山沟里亮起，像一串流动的星星。李福祥不解地看向身边的老兵，老兵拍着他的肩膀叹气：\"这是故意让敌人看见咱们的踪迹。\"果然，没过多久，身后就传来沉闷的爆炸声。李福祥回头看见，他们刚才取水的河滩腾起黄烟，黔军的炮弹正一颗接一颗砸过来，在水面炸起高高的水柱，又重重落下，溅起的水珠像冰雹般砸在枯枝上。王大姐把女娃紧紧搂在怀里，那孩子的哭声突然停了，小脑袋往她脖颈里钻，小手死死抠着王大姐棉袄上的补丁——那是块打了好几层的蓝布，是她牺牲的丈夫留下的旧衣裳改的。 \"加快速度！\"田团长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把敌人往困牛山深处引！\"他特意让队伍在开阔地带留下清晰的脚印，还故意丢弃了几顶破旧的军帽。李福祥看见侦察员骑着马在侧翼穿梭，每隔一段时间就朝天空放一枪，那枪声在山谷里传出很远，像是在给敌人指引方向。 困牛山的晨雾裹着松针的寒气，钻进李福祥的破军装。他跟着担架队爬到营还浸在青灰色的雾霭里，只有山顶的几块岩石被晨光染成淡金色。田团长正用望远镜盯着对面的鹰嘴岩，那望远镜的镜片上有道裂纹，是上次战斗时被弹片崩的，他却总舍不得换，说看着裂纹能想起牺牲的战友。\"黔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沟了。\"田团长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参谋说，\"让一营在鹰嘴岩佯装突围，把他们的主力都引到营盘脑来。\" 箱子岩很快响起密集的枪声，李福祥看见一营的战士们举着红旗往山下冲锋，跑在最前面的连长挥舞着大刀，故意把队伍拉成一条长蛇。没过多久，对面山梁就涌出长蛇压的敌军，钢盔在雾气中闪着冷光，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狼。\"成了！\"田团长嘴角扬起一丝笑意，\"周芳仁果然上钩了，他肯定以为抓住了咱们的主力。\" \"把药箱放下，帮三营挖工事！\"张班长拄着步枪站起来，后背的伤口又裂开了，血顺着草绳包扎的绷带往外渗，在军装上洇出巴掌大的红印。李福祥刚捡起工兵铲，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他耳朵飞过，钉在旁边的树干上，溅起的木屑钻进他的衣领，又扎又痒。 \"狗日的打冷枪！\"三营长大骂着扑倒他，两人在结着薄冰的地面上滚出老远，压垮了一片枯黄的蕨类植物。李福祥趴在地上，透过草叶的缝隙看见对面山梁冒出个戴大盖帽的脑袋，那顶帽子歪歪斜斜地扣在头上，帽檐下露出双阴鸷的眼睛。紧接着就是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来，打在岩石上的火花像过年时放的烟花，噼啪作响。田团长扯着嗓子喊：\"机枪手！把那挺捷克式敲掉！\"他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一群山雀，扑棱棱地往云雾里钻。 阵地前的茅草很快被血染红。李福祥抱着药箱在弹坑里翻滚，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他直咧嘴，却顾不上揉。把碘酒往伤员伤口上倒时，总能听见他们咬着木棍的闷哼，有的实在忍不住，就使劲往地上撞脑袋，额头上撞出青紫色的大包。有个刚参军的贵州娃，才十六岁，肚子被流弹打穿了，肠子都露了出来，他抓着李福祥的手说：\"哥，帮我看看，爹娘给的银锁还在不？\"那枚长命锁挂在他脖子上，银质的锁身已经被黑血糊住，看不清上面錾的\"长命百岁\"四个字，只有锁扣处还能看见一点银光。李福祥刚点头说在，那娃就头一歪没了气，手却还保持着抓握的姿势，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正午的太阳晒得岩石发烫，手摸上去能感觉到灼人的温度。枪声突然稀了些，黔军阵地上传来喊话声，带着浓重的贵州口音。李福祥正往一个伤员的胳膊上撒草药，那草药是昨天路过一片坡地时采的，叶子上还带着绒毛，据说能消炎。他抬头看见黔军阵地上站起来个穿马褂的，手里举着块白布，扯着嗓子喊：\"红军弟兄们，周司令说了，缴枪不杀，还发大洋回家娶媳妇！\"话音未落就被张班长一枪撂倒，那杆老套筒步枪还是去年从白军手里缴获的，枪身有些弯曲，却异常精准。子弹打穿了马褂的前胸，带出的血珠在阳光下像断线的红珠子。 \"快看！\"王大姐突然尖叫，声音里带着哭腔。李福祥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心脏猛地缩成一团，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黔军推着黑压压的人群往阵地上涌，那些被绳子串着的百姓里，有昨天给他们送红薯的陈大娘，她的蓝布头巾在人群里格外显眼；还有抱着鸡娃的半大孩子，那孩子怀里的鸡吓得咯咯叫，扑腾着翅膀想飞。刺刀顶着他们的后背，像赶牲口似的往前赶，谁走慢了，枪托就往身上招呼，闷响在山谷里此起彼伏。 田团长的拳头砸在岩石上，指节泛白，手背青筋暴起：\"这帮畜生！连老百姓都不放过！\"他转身对通信员喊，\"让一营把机枪撤了，不准伤着老百姓！\"通信员刚要应声，一颗流弹打在旁边的树干上，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却还是挺直腰杆跑去传达命令，军裤上的破洞被风吹得来回摆动。 此时，电台里传来一阵急促的电码声，报务员破译后兴奋地喊道：\"团长！主力部队已经冲出包围圈了！他们让咱们相机突围！\"田团长紧绷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随即又沉了下来：\"现在说突围太晚了，周芳仁把三个团都压上来了，就是想把咱们困死在困牛山。\"他望着远处的山峦，那里曾是预设的突围路线，如今早已被敌军封锁得严严实实。 撤退的命令在黄昏时传来，带着浓重的火药味。李福祥背着张班长往虎井沟挪动，山路陡得能看见脚底下翻滚的云雾，每走一步都要先用脚尖试探着踩稳。张班长趴在他背上，伤口的血顺着脊梁骨往下淌，浸湿了李福祥的衣襟，黏糊糊的像贴了块膏药。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近，黔军的喊杀声像狼嚎似的追着屁股，让人头皮发麻。王大姐抱着女娃跑在最前面，那孩子不知什么时候不哭了，小手揪着她的衣襟发抖，指缝里还夹着半块没吃完的红薯干——那是陈大娘昨天塞给她的。 \"前面没路了！\"开路的战士突然喊，声音里带着绝望。李福祥抬头看见一道刀削似的悬崖，往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黑黢黢的像张大嘴，风从沟底卷上来，带着股铁锈味，刮在脸上生疼。左边是贴着岩壁的窄道，只能容一个人侧着身子过，现在已经被黔军的机枪封锁了，子弹打在岩壁上，碎石簌簌往下掉。 田团长拄着步枪站在崖边，军帽被流弹打飞了，露出缠着绷带的额头，绷带渗出血迹，像条暗红色的蚯蚓。他清点人数时，李福祥才发现队伍只剩不到两百人，比昨天出发时少了近一半。担架队的十二个伤员里，有五个已经没了气，身体在冰冷的木板上渐渐僵硬。陈大娘不知什么时候跟了上来，手里还攥着个布包，粗布被攥得皱巴巴的。她打开一看是六个熟红薯，表皮烤得焦黑，是她藏在灶膛里没被搜走的，红薯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色的雾，带着甜甜的香气。 \"把老百姓护在中间！\"田团长扯开嗓子喊，声音因为长时间喊话而变得嘶哑。李福祥刚把陈大娘拉到岩石后面，就听见\"轰隆\"一声，黔军扔过来的手榴弹在人群边炸开，泥土和碎石像雨点般落下。他扑过去盖住女娃，只觉得后背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疼得眼前发黑。等缓过神来，看见王大姐趴在地上，后背插着块弹片，有巴掌那么大，边缘还沾着碎布。 \"福祥，给我药......\"王大姐的手还抓着女娃的脚，血顺着指缝流进泥土里，把枯黄的草叶染成深褐色。李福祥摸出最后半瓶碘酒，玻璃瓶子在手里发烫，他刚要往她伤口上倒，就被陈大娘按住：\"留着给战士们用，我这把老骨头经得住。\"她撕下自己的围裙，那粗布上还沾着灶灰和点点油星，按在伤口上的瞬间就被染红了，深色的血渍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开来。 黔军的冲锋号突然响了，尖锐的号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李福祥看见那些被胁迫的百姓在刺刀下往前挪，有人故意放慢脚步，被枪托打得直咧嘴，却还是咬着牙不肯快走。陈大娘突然站起来往人群里冲，张开双臂喊：\"别往前走了！那是红军弟兄啊！他们是来救咱们的！\"子弹立刻扫过来，她晃了晃倒在地上，围裙上的补丁在夕阳下格外显眼——那是用各种颜色的碎布拼的，有红的、蓝的、黄的，像朵开在地上的花。 \"不能让老百姓替咱们死！\"张班长突然站起来，他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推开李福祥，把步枪往石头上一磕，枪托断成两截，木屑飞溅。他转向田团长，声音带着哭腔，眼泪混着脸上的血往下淌：\"团长，让我们断后，你们带着百姓从悬崖缝里走！能走一个是一个！\"他身后的几个伤员也挣扎着站起来，有的拄着断枪，有的互相搀扶，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决绝的光。 田团长没说话，只是把腰间的驳壳枪解下来，塞进李福祥手里。那枪还带着体温，枪套上的磨痕是打游击时留下的，深浅不一像幅地图。\"你年轻，带着女娃走。\"他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纸，按在李福祥肩膀上，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这是命令！记住，到了主力部队，告诉他们五二团没丢人！\"风掀起他破军装的衣角，露出腰间系着的布条，那是用妻子织的布改的，上面还绣着朵小小的兰花。 李福祥刚要摇头，就被他眼神里的坚定堵住了话头。他把女娃塞进李福祥怀里，那孩子已经睡着了，睫毛上挂着泪珠，在夕阳下像沾着碎钻。\"顺着崖边的石缝往下爬，能到龙川河。\"田团长指着悬崖左侧一道不起眼的裂缝，那里长着几丛顽强的灌木，\"河对岸有咱们的人在接应。\" 夜幕降临时，黔军的火把把半边天都烧红了，火光映在每个人脸上，忽明忽暗。李福祥躲在岩缝里，怀里的女娃睡得很沉，大概是哭累了，睫毛上还挂着泪珠。他能看见田团长站在崖边，身边围着三十多个战士，有吹小号的湖北娃，那小号是他爹留给他的，黄铜的号身被摩挲得发亮；有挑药箱的江西佬，药箱上还贴着他家乡的红绸；还有三个刚参军的苗族青年，他们的绑腿上还缠着山花，粉白的花瓣在火光中微微颤动。 \"唱个歌吧。\"不知是谁提议，声音带着疲惫，却很清晰。小号手举起瘪了的号嘴，吹起《国际歌》的调子。号声有些走音，毕竟号嘴被打瘪了一块，可那旋律却像有魔力似的，钻进每个人心里。一开始只有几个人跟着唱，后来越来越多的声音加进来，有的沙哑，有的跑调，却把黔军的喊杀声都压下去了。李福祥也跟着哼，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淌，滴在女娃的脸上，她咂了咂嘴，往他怀里缩了缩。 火把照在战士们脸上，能看见他们脸上的血污和伤痕。李福祥看见张班长在往手榴弹里插导火索，那是他最后三颗\"土造蛋\"，外面缠着的麻绳已经发脆。有个战士把身上的识字本掏出来，借着跳动的火光念：\"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没念完就被流弹打穿了喉咙，鲜血从嘴里涌出来，像开了闸的洪水。本子飘到李福祥脚边，上面的血字在风里发抖，墨迹被晕染得模糊不清。 \"他们要上来了！\"有人喊，声音里带着急促。李福祥看见黔军像蚂蚁似的往上爬，最前面的举着\"活捉田海清\"的木牌，那字是用红漆写的，在火光中看着格外刺眼。田团长突然扯开嗓子大笑，声音震得岩缝里的碎石往下掉，砸在李福祥头上：\"告诉周芳仁，困牛山埋不住红军的骨头！\"他的笑声里带着豪迈，却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第一个跳下去的是小号手。他把军号往脖子上一挂，张开双臂像只山雀，嘴里还哼着没唱完的调子，身影在火光中划过一道弧线，消失在黑暗里。接着是张班长，他抱着最后一颗手榴弹，跳下时拉燃了导火索，沉闷的爆炸声在沟底响起，震得崖边的碎石簌簌下落。李福祥数着一个个消失在夜色里的身影，田团长是最后一个，他站在崖边敬了个军礼，军礼标准得像教科书里的插图，然后像块巨石似的坠了下去，军帽被风吹得旋转着，慢慢落在李福祥藏身的岩缝边。那顶军帽的帽檐上还留着弹孔，是今早突围时被流弹击穿的，田团长当时只是用布条简单缠了缠，此刻布条在夜风中轻轻飘动，像一面微型的旗帜。 黔军冲到崖边时，只剩下空荡荡的岩石和满地的弹壳。有个军官举着手电往下照，光柱里飘着片灰布，是田团长的绑腿，上面还沾着块干枯的血迹。李福祥紧紧捂住女娃的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生怕她发出一点声音。女娃在梦中咂了咂嘴，小手无意识地抓了抓，正好攥住李福祥胸前的红星徽章——那是入伍时指导员给的，铜质的徽章被体温焐得发烫。 就在这时，他看见陈大娘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正拖着伤腿往崖边爬，每挪一步都留下个血手印。她的蓝布头巾早就不见了，花白的头发凌乱地贴在汗湿的脸上，嘴里还念叨着：\"红军弟兄......我给你们带路......\"她抓起块石头就往黔军头上砸，石块不大，却带着一股狠劲，砸在一个士兵的钢盔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黔军的机枪立刻扫了过来，陈大娘晃了晃倒在地上，身体滚到崖边，停在田团长刚才站立的地方，仿佛还在守护着什么。 李福祥躲在岩缝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才敢动弹。他小心翼翼地把女娃背在背上，用布条捆紧，然后抓住岩壁上的灌木往下爬。石缝里的苔藓又湿又滑，好几次他都差点摔下去，全靠死死攥着那些顽强生长的藤蔓才稳住身形。爬到半山腰时，他看见沟底有个模糊的身影，走近了才发现是那个吹小号的湖北娃，他被树藤挂在半山腰，已经没了气息，手里却还紧紧攥着那把瘪了的军号，号嘴抵在唇边，像是还在吹奏着未完的旋律。 顺着龙川河往上游走时，李福祥遇见了几个突围出来的战士，他们是昨天奉命提前转移的伤员，正拿着树枝在河边烤鱼。看见李福祥背着女娃过来，一个断了胳膊的战士立刻递过一条烤好的鱼：\"田团长他们......\"话没说完就红了眼眶。李福祥咬着烤鱼，鱼肉的腥味混着眼泪的咸味，他把田团长的命令复述了一遍，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喉咙哽咽得几乎发不出声。 走到河对岸的接应点时，负责联络的侦察员递给李福祥一份电报，上面是红六军团主力发来的慰问电，说他们已经顺利跳出包围圈，正在向黔北挺进。\"五二团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侦察员的声音带着敬佩，\"军团长说，困牛山的弟兄们用命给咱们铺了路。\"李福祥把电报紧紧攥在手里，纸角都被捏皱了，他仿佛看见田团长正站在云端，对着主力部队远去的方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女娃在他背上醒了，指着远处的困牛山咿咿呀呀地叫。李福祥回头望去，晨曦中的困牛山像一头苏醒的巨牛，山顶的云雾渐渐散去，露出红褐色的岩石，那是被鲜血浸染过的颜色。他知道，田团长和战友们没有真的消失，他们化作了困牛山的一部分，化作了山间的风、林中的树、崖边的花，永远守护着这片他们用生命扞卫的土地。 2024年的清明，困牛山的杜鹃开得正艳，漫山遍野的红，像一团团燃烧的火。李敏把爷爷的字条轻轻放在纪念碑前，泛黄的宣纸上\"困牛山\"三个字被摩挲得发亮，边角已经起了毛边。字条的背面，是李福祥后来补写的一段话：\"五二团完成了掩护任务，主力突围成功。战友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 她身后跟着二十多个红领巾，最小的那个苗族男孩叫吴承宇，胸前的红领巾像团火苗，在春风里微微飘动。\"李奶奶，爷爷说的''诱饵''是什么意思？\"吴承宇指着纪念馆里的作战地图问，地图上用红色箭头标注着五二团的行军路线，像一条蜿蜒的红丝带，把蓝色箭头标注的敌军主力引向了困牛山腹地。 李敏蹲下来，指着地图上红六军团主力的突围路线说：\"就像钓鱼时用的鱼饵，你爷爷他们故意让敌人以为抓住了主力，把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这样大部队才能安全离开。\"她拿起展柜里的一份复制电报，上面的电文已经有些模糊，却依然能辨认出\"五二团牵制敌三个团，功不可没\"的字样。 讲解员小陈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回忆录：\"这是红六军团老战士王道金爷爷写的，他当时就在主力部队，他说那天清晨，他们听见困牛山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知道五二团已经和敌人交上火了，师长当即下令：''加快速度！不能让弟兄们白牺牲！''\"小陈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们硬是一天一夜急行军一百二十里，跳出了包围圈。\" 吴承宇突然跑到纪念碑前，对着那些带问号的名字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们引开了敌人。\"阳光落在他稚嫩的脸上，映出与年龄不符的庄重。李敏看着他的背影，想起爷爷常说的话：\"我们五二团没有一个孬种，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主力突围，别说引敌人上山，就是粉身碎骨也愿意。\" 山风再次吹过，带着龙川河的水汽和杜鹃花的清香。李敏仿佛又听见了那支穿越时空的《国际歌》，歌声里有田团长的豪迈、张班长的坚毅、小号手的清澈，还有无数无名战士的赤诚。这歌声从1934年的困牛山传来，穿过九十年的风雨，依然那么嘹亮，那么动人，在黔东大地的上空久久回荡。 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女娃照片——那是当年被救下的女娃长大后的样子，后来成了一名教师，一辈子都在讲述困牛山的故事。照片里的老人笑得慈祥，眼角的皱纹里仿佛藏着整个春天。李敏知道，这笑容里有感恩，有铭记，更有传承——像困牛山的杜鹃，一年又一年，在这片浸透热血的土地上，绽放出最耀眼的红。 远处的龙川河依旧静静流淌，河水清澈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也倒映着那座火炬状的纪念碑。碑体上的\"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十二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是在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有些使命，值得用生命去完成；有些牺牲，永远值得被铭记。而那些为了掩护主力而把敌人引向绝境的红军战士，他们的壮举，早已化作困牛山的魂，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永远不会被遗忘。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七集:暗夜星火 1934年10月的梵净山，恰似一头隐匿于黔东大地的庞然大物，周身被浓稠如墨的夜色紧紧包裹。龙川河的河床之上，雾气氤氲升腾，顺着武陵山脉的蜿蜒褶皱，缓缓地渗透进原始森林。冷杉的每一片针叶，都挂着细碎的水珠，在那偶尔穿透云层的月光轻抚下，闪烁着碎银般的光芒。李达紧攥着那张被雨水泡得绵软的地图，指腹反复摩挲“梵净山”三字，红铅笔的圈画使得墨迹深深沁入纸背，仿若战士渗血的伤口，触目惊心。 身后传来枯枝折断的脆响，李达猛地转身，只见通信员小郑正手持刺刀，小心割下自己的绑腿，轻轻缠在战友渗血的脚踝上。这绑腿是出发前小郑母亲连夜赶制的，靛蓝土布上细密的针脚，满是母亲的牵挂，此刻却被暗红色血渍浸透，变得僵硬冰冷。“参谋长，王排长他......”小郑的声音戛然而止，尾音带着哽咽，在寂静山林中显得格外凄切。 李达缓缓蹲下，膝盖陷入厚厚的腐叶层，腐殖土的腥气混着草药的苦涩扑面而来，令人几欲作呕。王排长的裤管与伤口紧紧粘连，血痂凝结成坚硬的外壳，轻轻一碰，他额头便布满汗珠，脸色苍白如纸。“别管我......”他费力地想推开李达的手，干裂的嘴唇微微颤动，“把地图......带出去......” “闭嘴！”李达低声怒喝，旋即声音柔和下来，带着关切。他解下自己的水壶，将最后几滴水倒进王排长嘴里，看着这点珍贵的水在对方干涸的喉咙里艰难滚动，仿佛看到生命的希望在一点点消逝。这壶水是三天前从老乡家讨来的，苗族阿婆递葫芦瓢时，粗糙的手掌在他手背上反复摩挲，念叨着：“顺着溪水走，能看见星星的地方就有出路。”此刻，葫芦水壶内壁结着白碱，恰似谁撒下的一把盐巴，刺痛着李达的心。 队伍在凌晨悄悄钻进一片箭竹林，密集的竹竿相互摩擦，擦过枪身，发出沙沙声响，在死寂的山林里格外清晰，仿若命运敲响的倒计时钟声。走在最前面的侦察兵突然举手示意停下，李达拨开竹枝，只见两株合抱的老银杏树下，躺着一个蜷缩的身影。那是三营的司号员，一个年仅十五岁的江西娃，怀里紧紧抱着那把褪了色的铜号，号嘴被牙齿咬出深深凹痕，那是他对战斗的执着坚守。 “小张！”李达疾步上前，伸手探他的鼻息，指尖触到的皮肤冰凉，毫无温度。铜号的喇叭口沾着一块干硬的红薯皮，李达一眼认出，那是昨天分粮时自己亲手塞给他的半块烤红薯。这孩子总说要吹着号进贵阳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为革命奏响胜利的乐章，此刻却永远地停留在了这片陌生寂静的竹林里，睫毛上挂着没融化的霜粒，宛如落了一层碎雪，纯洁而凄美。 “把他埋在银杏树下吧。”李达的声音微微发颤，带着无尽的悲痛与不舍，“让这树替我们记着他。”四个战士默默用刺刀掘开冻土，腐叶被一点点翻起，露出底下暗红的泥土，恰似刚刚凝固的鲜血，触目惊心。当土块轻轻落在军帽上的那一刻，李达发现，这顶破军帽的里衬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梅花——那是江西姑娘表达情意的独特方式，他在很多年轻战士的帽檐里都曾见过，那是他们在残酷战争中的温柔慰藉，如今却成了永别。 浓雾在正午时分稍稍散去，露出被藤蔓缠绕的悬崖。李达趴在崖边往下看，心脏猛地一缩：龙川河像一条银色的带子，在谷底蜿蜒曲折，河面上漂着的朽木顺流而下，速度快得惊人，仿佛是命运的车轮在滚滚向前。“这是去乌江的水路！”测绘员突然激动地喊出声，冻得发紫的手指颤抖着点着地图，“只要能到河边，顺流而下就能到枫香溪！” 话音未落，一阵狂风突然席卷过崖顶，吹得人睁不开眼，仿佛要将一切都卷入无尽的黑暗深渊。李达死死按住被风吹起的地图，却听见身后传来凄厉的惨叫——一个伤员被风吹得打了个趔趄，半个身子探出了悬崖，生死一线。通信员小郑毫不犹豫地扑过去拽他时，两人一起滚进了石缝，军用水壶从背包里甩出来，在岩石上撞得粉碎，最后几滴水流进石缝，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恰似他们逝去的希望。 “搭人墙！”李达声嘶力竭地吼道，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带着坚定与不屈。战士们立刻背靠背站成一排，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固的人墙，挡住呼啸的山风。最外层的战士被风刮得脸颊生疼，仿佛被千万根钢针同时刺扎，但他们死死咬着牙，不肯后退半步，那钢铁般的意志，在狂风中熠熠生辉。有人的草鞋被吹掉了，光着的脚底板在碎石上磨出鲜血，殷红的血滴落在土地上，将这片土地染得更加深沉，那是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与奉献。李达趁机将地图塞进贴身的衣襟，那里还藏着块用油布包好的盐巴——这是全连最后的家底，是准备留给伤员的珍贵物资，是他们在绝境中的一丝希望之光。 天黑前，队伍闯进了一片长满野核桃的林子。熟透的核桃落在地上，发出噗噗的声响，仿佛是远方传来的战鼓，为他们的前行奏响悲壮的旋律。炊事班长老马突然蹲下身，用刺刀撬开一个裂开的核桃，把果仁小心翼翼地塞进身边的小鬼嘴里。那孩子才十二岁，是在湖南随军的孤儿，战火无情地夺去了他的亲人，却未曾磨灭他的信念。此刻，他正紧紧抱着老马的胳膊，浑身瑟瑟发抖，睫毛上还挂着泪珠，那是恐惧与无助的泪水。 “甜不甜？”老马的声音里带着笑意，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团，那是岁月与苦难留下的痕迹。他的军裤膝盖处打着块三角形的补丁，那是用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改的，青灰色的布料上还留着模糊的“中央军”字样，仿佛在诉说着战斗的胜利与艰辛。李达看着他把最后半颗核桃塞进自己嘴里，突然想起出发前，老马偷偷往米袋里装了一把家乡的稻种，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在贵州种出湖南的好米。”那朴实的话语，承载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艰难的征程中，如同一盏明灯，照亮着大家前行的道路。 午夜的山林，突然响起猫头鹰的叫声，凄厉得像女人的哭嚎，在这寂静的夜里，更添几分恐怖与阴森。李达正用刺刀给伤员挑脚上的血泡，听见这声音时猛地抬头——这不是普通的鸮鸣，三短两长的节奏，分明是红军约定的联络信号。他吹了声口哨回应，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那是紧张与期待交织的表现。军大衣的破洞灌进冷风，冻得他打了个寒颤，然而心中的希望之火，却在这寒冷中越燃越旺。 火把在百米外的山坳里亮起时，李达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团跳动的橘红色火焰，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像一颗顽强跳动的心脏，给予他们生的希望。他让战士们原地待命，自己提着枪猫腰前进，露水打湿的茅草在裤腿上划出细碎的白痕，仿佛是大地留下的神秘印记。当看清那几个围着篝火的身影时，他的呼吸突然停住了——对方军帽上的五角星，在火光中闪着微弱的光，那是红军的标志，是他们的信仰之光。 “口令！”对方突然举枪，枪栓拉动的声响在寂静中格外刺耳，如同一把利刃划破夜空。李达举起双手，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井冈山！”当“瑞金”两个字从对方嘴里蹦出来时，他突然觉得鼻子发酸，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是红三军的暗号，是出发前总政治部特意交代的，当时任弼时还笑着说：“这是咱们红军的‘乡音’。”这熟悉的“乡音”，让他们在这陌生而危险的山林里，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王大石头从篝火旁站起来时，手里的马蹄灯晃了晃，玻璃罩上的“贺龙”二字在火光中忽明忽暗，仿佛在诉说着贺龙将军的传奇与英勇。这盏灯是去年打桑植时缴获的，原本是团防局的马灯，贺龙却让人在灯座刻了自己的名字，说：“让敌人看见这灯就知道是我来了。”此刻灯芯爆出的火星落在他手背上，他却浑然不觉，只是死死盯着李达胸前的红星徽章，那是红军战士的荣誉象征。 “可算......等到你们了......”王大石头的声音突然哽咽，这个在战场上能空手夺刺刀的汉子，此刻却像个孩子似的红了眼眶，那是激动与欣慰的泪水。他转身从背篓里掏出个粗瓷碗，碗底还留着没刮净的玉米糊，往里面倒满了温热的米汤：“快喝！贺军长说你们肯定渴坏了！”那温热的米汤，带着家的味道和战友的关怀，缓缓流入李达的喉咙，温暖了他的身心。 米汤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李达喝第一口时，烫得舌尖发麻，眼泪却跟着涌了上来，那是感动与幸福的泪水。这是用新收的玉米熬的，带着淡淡的甜味，他多久没尝过热乎东西了？记得最后一顿正经饭，还是在甘溪战前吃的，炊事班煮的红薯稀饭，里面飘着几片野菜叶，那是他们在艰苦岁月中的珍贵回忆。 篝火噼啪作响，将两个军团战士的影子投在岩壁上，忽长忽短地晃动着，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诉说着他们的相遇与重逢。红三军的战士们把自己的干粮袋倒了个底朝天：炒米、红薯干、还有半包用桐叶包着的盐巴，堆在芭蕉叶铺成的“桌布”上，像座小小的山，那是他们无私的奉献。李达看着那个给王排长包扎伤口的红三军卫生员，发现对方用的草药和自己药箱里的一模一样——都是黔东特有的血三七，叶片背面泛着紫晕，这是大自然给予他们的珍贵馈赠。 “贺军长三天前就派我们出来接应了。”王大石头往火堆里添了根干柴，火星溅在他磨破的鞋面上，他却毫不在意，“他说你们准会走梵净山，让我们沿着龙川河搜。”他指着手腕上用红绳系着的木牌，上面刻着个歪歪扭扭的“龙”字，“这是苗族老把式给的，说戴着能避瘴气。”这些小小的细节，都体现了红军与当地百姓的深厚情谊，以及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的相互扶持。 李达突然注意到，红三军战士的绑腿上都缠着圈茅草，草叶上还沾着河泥。“你们是从河边过来的？”他猛地站起来，膝盖撞在石头上也没觉得疼，那是兴奋与急切的表现。王大石头点头时，他看见对方军裤的裤脚还在滴水，水珠落在火里，发出滋滋的声响，升起细小的白烟，仿佛是命运的乐章。 “顺着这条溪走，一个时辰就能到渡口。”王大石头用树枝在地上画出路线，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绘制一幅宏伟的战略蓝图，“我们的船就藏在下游的芦苇荡里，撑船的是土家族老向，他撑船比走路还稳当。”他突然压低声音，凑近李达耳边，“贺军长在枫香溪等着呢，说要给你们接风，让炊事班杀了那只芦花鸡！”这充满生活气息的话语，让李达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战友的热情。 李达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峦，突然想起任弼时出发前的嘱托：“无论多难，都要把队伍带到黔东，那里有贺龙同志的红三军。”当时任政委咳得厉害，手帕上沾着的血点像朵绽开的红梅，却依然笑得坚定，“告诉贺龙同志，中央相信我们能在黔东打出一片新天地。”任弼时的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激励着李达和战士们不断前行。 与此同时，任弼时、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大部队还在与追击的黔军重兵激烈周旋。队伍被敌人逼进了一片险峻的山谷，四周山峰高耸入云，仿若大自然设下的绝境。敌人的枪声不时在耳边回响，如同一阵阵夺命的鼓点。战士们已几天几夜未合眼，疲惫和饥饿让他们脚步踉跄，仿佛风中的残烛，随时可能熄灭，但眼神中依然透着坚定，那是对革命的信仰和对胜利的渴望。 任弼时骑在马上，眉头紧锁，他不断观察着周围的地形，思考着突围的办法，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破解一道世界难题。肖克来到他身边，声音有些沙哑：“政委，敌人把我们围得越来越紧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任弼时点点头：“我知道，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他们深知，每一秒的拖延，都可能让战士们陷入更深的危险。 就在这时，队伍前方一阵骚动，一个战士跑来报告：“政委，前面抓住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任弼时和肖克对视一眼，决定去看看。他们心中充满了疑惑和警惕，不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人会带来怎样的消息。 在临时搭建的指挥所里，任弼时看到了那个被抓住的人。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农民衣服，头发凌乱，仿佛经历了无数的奔波与磨难，但眼神却透着机智和坚定，那是一种在困境中不屈的光芒。“你们是红军吧？我可算找到你们了。”那人激动地说，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和欣慰。 经过一番询问，他们得知这个人是当地的地下党员，名叫赵大刚。他一直在关注着红军的动向，得知红六军团被围困后，心急如焚，四处寻找机会来帮助他们。“我知道一条秘密的小路，可以绕过敌人的包围圈。”赵大刚说，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任弼时和肖克听后，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但他们也不敢轻易相信，毕竟事关重大，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部队的生死存亡。经过详细的询问和对赵大刚身份的核实，他们最终决定相信他。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选择了信任，选择了希望。 在赵大刚的带领下，红六军团大部队开始沿着那条隐秘的小路前进。小路崎岖难行，两边都是茂密的丛林和陡峭的山坡，仿佛是大自然设下的重重障碍。战士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生怕发出一点声响惊动敌人，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仿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而李达率领的部分红军在与红三军会合后，继续向枫香溪前进。一路上，他们感受到了红三军战士的热情和关怀，两个军团的战士们互相交流着战斗经验和生活趣事，仿佛多年的老友，那温馨的场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显得格外珍贵。他们分享着彼此的故事，分享着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忘记了战争的残酷。 当他们到达枫香溪时，贺龙早已在那里等候。他看到李达，大步迎上去，蒲扇似的大手一把攥住李达的胳膊：“可把你们盼来了！”李达看着贺龙眼角的红血丝，心中一阵感动：“贺军长，我们......没辜负中央的嘱托。”他们的眼神交汇，传递着信任、感激和坚定的信念。 贺龙带着李达等人来到村里，安排他们休息，并让炊事班准备丰盛的饭菜。李达看到村里的百姓们对红军非常热情，纷纷拿出自家的粮食和蔬菜来支援他们。一位老奶奶拉着李达的手说：“红军都是好人啊，你们来了，我们就有希望了。”百姓们的热情和支持，让红军战士们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和力量，他们深知，自己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这些善良的百姓。 在枫香溪稍作休息后，李达等人准备去与任弼时、肖克率领的大部队会合。他们带着红三军提供的物资和情报，踏上了新的征程。这些物资和情报，将成为他们与大部队会合的重要助力，承载着红三军战士的深情厚谊与对胜利的期盼。 而此时，任弼时率领的大部队在赵大刚的带领下，正艰难地穿行在密林之中。这条秘密小路比想象中更加崎岖，脚下的碎石硌得人脚掌生疼，两旁的荆棘不时勾住战士们的衣角，稍一用力，便是一道深深的口子。赵大刚在前面开路，他手里握着一把柴刀，不停地劈砍着挡路的藤蔓，额头上布满了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脚下的土地上，瞬间被吸干。 “大家跟上，前面就是鹰嘴崖，过了崖口，就能甩开敌人的主力了！”赵大刚回头喊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却充满了力量。战士们咬紧牙关，相互搀扶着前进，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掉队。一个年轻的战士体力不支，踉跄了一下，身旁的老兵立刻伸手扶住他，将自己肩上的步枪往自己这边拉了拉，分担了一部分重量。“撑住，小子，到了根据地，让你喝够米汤！”老兵的话语简单而有力，像一剂强心针，注入年轻战士的心里。 队伍行至鹰嘴崖下，抬头望去，只见崖壁陡峭如刀削，仅容一人通过的石缝中，阴风呼啸，吹得人站立不稳。赵大刚率先爬了上去，他趴在崖边，扔下一根粗麻绳：“抓牢了，一个个上！”战士们轮流攀爬，每个人的动作都小心翼翼，手脚并用，指甲深深抠进岩石的缝隙里，磨出了血泡也毫不在意。任弼时看着这一幕，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每一个战士的生命都弥足珍贵，而他们此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崇高的革命理想。 就在最后一批战士即将爬完鹰嘴崖时，身后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敌人追上来了！”侦察兵急促的喊声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肖克一把将任弼时推向崖口：“政委，你先走！我来断后！”任弼时回头看了一眼肖克，眼神中充满了担忧，却还是坚定地说道：“注意安全，我们在崖那边等你！” 肖克转身，拔出腰间的驳壳枪，对着冲在最前面的敌人扣动了扳机。“同志们，跟我上！”他大喊一声，率先冲了出去。战士们纷纷调转枪口，与敌人展开激战。子弹呼啸着穿梭在山谷间，打在岩石上，迸出一串串火花。一个战士被子弹击中了腿部，他咬着牙，拖着受伤的腿，依然坚持射击，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 赵大刚在崖上急得直跺脚，他看着下面激烈的战斗，心急如焚。“快，把机枪架起来！”他对身边的战士喊道。两挺机枪很快架设完毕，对着敌人的阵地猛烈扫射，暂时压制住了敌人的攻势。肖克抓住这个机会，大喊：“撤！”剩下的战士边打边退，迅速向崖口靠拢。 当肖克最后一个爬上鹰嘴崖时，他的胳膊被流弹擦伤，鲜血浸湿了衣袖。他顾不上包扎，对任弼时说：“快撤，敌人很快就会绕过来！”队伍再次出发，沿着崖后的小道快速前进，身后的枪声渐渐远去，战士们这才松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些。 天色渐亮，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赵大刚指着前面一片开阔的山谷说：“穿过这片山谷，就是青杠林，那里有我们的联络点，能给大家弄点吃的。”战士们听到“吃的”两个字，眼睛都亮了起来，脚步也轻快了许多。连日来的奔波与战斗，让他们早已饥肠辘辘，胃里空荡荡的，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揪着。 到了青杠林，联络点的老乡早已得到消息，准备好了红薯和玉米。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吃着，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任弼时接过老乡递来的红薯，看着老乡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心中充满了感激。“老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他说道。老乡摆摆手：“客气啥，你们红军为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简单的话语，道出了军民之间鱼水情深。 就在这时，一个侦察兵匆匆跑来：“政委，萧师长，发现敌人的骑兵！”战士们立刻放下手中的食物，拿起武器，警惕地望向谷口。任弼时眉头一皱：“看来敌人是不死心啊。赵同志，附近有没有其他的路？”赵大刚想了想说：“有是有，就是要穿过黑风口，那里地势险要，容易埋伏，但也能避开骑兵。” “就走黑风口！”任弼时当机立断，“肖克，你带一个营殿后，其他人跟我走！”队伍再次出发，向黑风口挺进。黑风口果然名不虚传，狭窄的通道两侧，是高耸的山壁，阴风怒号，仿佛有无数鬼怪在暗处嘶吼。战士们屏住呼吸，快速通过，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当队伍安全通过黑风口，到达开阔地带时，大家才发现，肖克带着的殿后部队还没有跟上来。任弼时心急如焚，正要派人回去接应，就看到远处的山林中，出现了熟悉的身影。“是萧师长他们！”一个战士喊道。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纷纷迎了上去。 肖克见到任弼时，笑着说：“让政委担心了，那些骑兵被我们引到了岔路口，估计现在还在转圈呢！”他的脸上沾满了灰尘，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渗血，但眼神却依旧明亮。任弼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样的！”简单的三个字，包含了太多的信任与赞许。 队伍继续前进，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几次小股敌人的骚扰，但都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了。赵大刚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总能带着队伍避开敌人的主力，找到最安全的路线。战士们的体力在一点点恢复，信念也越来越坚定，他们知道，离与李达会合的地点越来越近了。 而李达这边，在枫香溪休整后，便带着红三军的战士们按约定路线进发。王大石头走在队伍前头，不时用砍刀劈砍挡路的荆棘，嘴里还哼着红三军的行军小调。“李参谋长，按这速度，天黑前准能到三角滩！”他回头喊道，阳光照在他脸上的伤疤上，显得格外有精神。 李达点点头，目光望向远方。他知道，任弼时和肖克带着大部队一定在克服重重困难向这边赶来，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期待与牵挂。队伍行进到一处山脊时，他让侦察兵爬上最高的松树了望，自己则拿出地图，在石头上铺开，仔细核对路线。 “参谋长！看到信号了！”侦察兵从树上滑下来，兴奋地喊道，“是我们约定的红布条，在前面山头晃呢！”李达猛地站起身，顺着侦察兵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到远处山头上，有个小红点在风中飘动。他心中一热，对战士们喊道：“加快速度！大部队就在前面！” 战士们顿时来了精神，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许多。当两队人马终于在三角滩的河滩上相遇时，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化作了激动的泪水。任弼时和李达紧紧相拥，肖克拍着王大石头的肩膀哈哈大笑，战士们相互拍打着彼此的后背，诉说着分别后的经历，河滩上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 赵大刚站在一旁，看着这热闹的场景，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任弼时拉过他，向李达介绍：“这位是赵大刚同志，多亏了他，我们才能顺利突围。”李达紧紧握住赵大刚的手：“赵同志，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功臣！”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三角滩上，将红军战士们的身影拉得很长。队伍稍作休整，便向着木黄的方向前进。一路上，红六军团和红三军的战士们并肩而行，歌声与口号声在山谷中回荡，仿佛在宣告着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八集:神兵南下 1934年10月16日的黔东晨雾，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指挥部的桐油灯在风里摇晃，豆大的火苗把贺龙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像尊沉默的山神像。他指间的旱烟袋早已熄灭，铜锅上积着层黑垢，却仍被攥得发烫。军事地图用米糊贴在土墙上，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的轮廓被红铅笔圈了三道，椅子山、毛鸡岭这两个地名被红圈标得格外醒目，铅笔尖戳破的纸洞透着风，发出细碎的呜咽。 “冬生，你摸过毛鸡岭的石头没有？”贺龙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烟草熏过的沙哑。卢冬生往前半步，军靴后跟在泥地上磕出闷响：“报告军长，上个月侦察时摸过，青石崖有七丈高，只有条能过单人的石缝。”他掌心的老茧在枪套上蹭了蹭，那处磨得发亮的皮革，是无数次紧急拔枪留下的印记。 贺龙把烟袋往桌角一磕，火星溅在《黔东防务图》上：“红七师二团守椅子山，三团扎毛鸡岭。告诉弟兄们，把刺刀磨亮些，石头缝里都要插上咱们的红旗——让敌人远远看见，就知道这是红军的地界。”他指尖重重砸在地图上，“记住，不是死守，是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 关向应正用狼毫笔修改《坚壁清野动员令》，砚台里的墨汁被他咳的气浪震出涟漪。“各区苏维埃昨晚报来数字，”他把沾着墨的手指在裤腿上蹭了蹭，“已藏好粮食二百三十石，盐巴一千二百斤，连铁匠炉的风箱都拆去溶洞了。”他突然捂住嘴剧烈咳嗽，帕子揭开时，几点猩红落在“动员令”三个字上，像开了朵小小的血花。 “你的药呢？”贺龙劈手夺过他手里的笔，往砚台里一扔，墨汁溅了两人一身。关向应笑着推开他的手：“苗族老乡给的草药比啥都管用，敷在伤口上，火辣辣的才解痒。”他指的是上次突围时被流弹擦伤的肋骨，此刻正被粗布绷带勒得紧紧的。 贺龙没再说话，转身走向队列。晨雾从门缝里钻进来，在战士们的绑腿上凝成水珠。他的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脸，最终停在陈伢子身上。这后生刚满十八，颧骨上那块月牙形的疤痕是小时候被马踢的，此刻在雾里看着，竟和自己左脸的疤痕有几分神似。“脱衣服。”贺龙解开自己的军装扣子，露出里面打了三层补丁的白衬衣，领口磨破的地方用蓝布条缝了朵歪歪扭扭的花——那是根据地的老婆婆给绣的。 陈伢子的手指抖得系不上扣子，粗布军装带着贺龙的体温，后背那块被硝烟熏黄的印记，正好罩住他瘦弱的脊梁。“军长，我……我不会您那样骂人。”他的声音比蚊子还小，却被贺龙的大手拍得一震。“骂人谁不会？”贺龙把那顶磨得发亮的斗笠往他头上一扣，竹篾在他额角压出红印，“你就喊‘贺龙在此’，嗓门越大越好。”他突然压低声音，“要是遇到敌人的探子，就说我正带着主力在椅子山练兵——让他们信，也得让他们怕。” 陈伢子猛地立正，斗笠下的眼睛亮得惊人：“保证让敌人分不清真假！” 贺龙的目光又落在队伍末尾。周文彬正用草绳捆眼镜腿，断了的那截用铜丝缠着，镜片擦得锃亮。这书生模样的战士是师范学校的学生，颧骨高耸，鼻梁上架着眼镜，站在那儿，竟有七分像任弼时。“你，出列。”贺龙从墙上摘下个牛皮望远镜盒，扔过去，“这是任政委去年送我的，你带上。”他又解开自己的灰布长衫——那是任弼时穿过的，袖口还留着钢笔磨出的毛边，“穿上这个，带一个连，夜里走，白天藏。” 周文彬接住长衫时，指尖触到布料上的补丁，针脚细密，是女人的手艺。“军长，遇到六军团的同志，怎么相认？”他扶了扶眼镜，镜片反射着晨光。贺龙从怀里掏出块银元，往他手心一放：“六军团的同志认得这个——这是去年会师时，任政委给我的信物，上面有他刻的‘共’字。”银元边缘已磨得发亮，“记住，看到枪响就往那边凑，让敌人觉得，任弼时的指挥所在你那儿。” 院外突然传来喧哗，田老三正把红军军装往婆娘怀里塞。这土家族汉子身高六尺，腰围也是六尺，军装套在身上像面鼓，却仍学着战士的样子挺胸：“政委放心，我往山头上一站，保准比真红军还像红军！”他七岁的儿子田小树举着根木棍当步枪，奶声奶气地喊：“缴枪不杀！”逗得满院战士直笑。 关向应把一摞红袖章递给百姓：“不是装样子，是真要把动静闹大。”他教田老三婆娘往娃娃背上绑空粮袋，“让敌人的探子远远看见，就以为咱们的主力还在这儿运粮食。”老猎户田大爷摸着新换的红军绑腿，烟斗在鞋帮上磕了磕：“我带几个后生去毛鸡岭放哨，学红军吹号——那‘嘀嘀嗒嗒’的调子，我听三遍就会。” 贺龙翻身上马时，白马打了个响鼻，喷出的雾气在他手背上凝成水珠。这匹曾驮着黔军师长的坐骑，此刻马鞍左侧晃着半袋炒青稞，布袋上沾着焦黑的锅巴——是关向应昨晚就着桐油灯炒的，颗粒大小不一，却喷香。“出发！”他的缰绳一紧，白马前蹄腾空，晨雾被撕开道口子。队伍刚转过山嘴，就听见身后传来陈伢子模仿他的大嗓门：“都给老子瞪大眼睛——红军的地盘，苍蝇也别想飞进来！” 周文彬的小分队在夜幕降临时钻进密林。月光透过树梢，在他们沾满泥的绑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战士们把绑腿在溪水里浸过，踩在落叶上悄无声息，只有周文彬的眼镜偶尔反光，像只夜行的猫头鹰。“注意脚下的石片，”他压低声音，“湘军的探子会看脚印。”这是他从《侦察手册》上学的，此刻正一字一句教给战友。 第三天拂晓，毛鸡岭方向突然传来枪声，起初像爆豆，渐渐连成一片滚雷。周文彬猛地举手，队伍立刻伏在草丛里。他爬到树杈上张望，望远镜里，湘军的黄旗正在山坳里移动。“是六军团的方向！”他把任弼时的长衫下摆塞进腰带，眼镜片反射着晨光，“记住，冲出去就喊‘任政委在此’，把嗓门提到最大！” 此时的毛鸡岭，任弼时正靠在岩壁上喘气，帕子上的血渍已经发黑。“政委，肖克师长带着后卫连快顶不住了！”通信员的绑腿被血浸透，“黔军从老鹰嘴包抄过来了！”远处的枪声里，夹杂着湘军“抓活的任弼时”的喊叫。 肖克的驳壳枪“咔嗒”一声空仓挂机，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往石头上磕了磕，拉弦的手指被冻得发紫：“跟他们拼了！让政委突围！”战士们纷纷上好刺刀，枪刺在晨雾里闪着寒光。 就在这时，西南方向突然响起冲锋号——周文彬带着小分队从陡坡上滚下来，灰布长衫沾满泥污，却仍挥舞着望远镜高喊：“我是任弼时！同志们跟我冲！”他故意把声音喊得嘶哑，像极了连日劳顿的任弼时。 “在那儿！抓住任弼时！”湘军指挥官的吼声震得松针簌簌往下掉。黑压压的队伍立刻调转枪口，子弹嗖嗖地从周文彬耳边飞过。他故意把队伍往开阔地引，战士们边打边退，步枪“砰砰”的枪声里，还夹杂着他用铁皮喇叭喊的“向左侧突围”——其实那是故意说给敌人听的。 关在笼子里的信鸽被湘军放了出去，翅膀拍打着晨光，飞向指挥部。信纸上写着：“发现任弼时主力，正围歼于毛鸡岭西南。” 就在敌军调动兵力的瞬间，任弼时突然从岩石后站起，猩红的手帕在空中一挥：“主力跟我走！”红六军团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向敌军刚撤开的缺口，肖克举着刺刀冲在最前面，他的军帽被打飞了，露出被弹片划伤的额头，血顺着脸颊往下淌，却笑得满脸灿烂。 “来得好！”毛鸡岭另一侧的山头上，贺龙猛地挥刀，刀光在朝阳里划出道弧线。白马像离弦之箭冲下山岗，马蹄踏过的草叶上，露珠溅起又落下。红三军的机枪手把枪管架在树杈上，水冷套筒里的水被震出飞沫，子弹织成的火网瞬间撕开敌军侧翼。关向应骑着匹枣红马紧随其后，新写的歌词从布袋里散落出来，被风卷着飘向战场——“六军团，远征来，会师黔东喜开怀”的字迹，恰好落在个冲锋的红军战士肩头。 周文彬的胳膊被流弹擦伤，血顺着长衫袖口往下滴，却仍在高喊：“往这边打！”直到看见任弼时的身影出现在山坳，他才腿一软坐在地上，眼镜滑到鼻尖，露出布满血丝的眼睛。任弼时走过来，掏出自己的眼镜给他戴上——这副金丝边的眼镜断了条腿，用银链拴着挂在脖子上。“你的眼镜，”任弼时的手指擦过周文彬镜片上的泥点，“比我的还结实。” 周文彬刚要说话，就被阵震天响的笑声打断。贺龙搂着肖克的肩膀，两人的军衣都被血浸透了，却还在互相捶打。“我说老萧，你这模样可够狼狈的！”贺龙指着他没戴帽子的脑袋，“小心晒脱皮！”肖克笑着回敬：“总比你丢了烟袋强——刚才冲锋时，我看见你的铜烟锅滚进草里了！” 苏小红抱着药箱跑来，草鞋早已磨穿，光脚踩在石板上，血泡被硌破，印出朵朵梅花。她打开箱子，里面的青稞饭团还带着体温，是战士们省下来的口粮。最底下压着半块布鞋补丁，蓝布上绣着朵蒲公英——那是周球保的信物，此刻沾着硝烟，针脚却依旧细密。“任政委，肖克师长，你们受伤没有？”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却麻利地打开酒精瓶，浓烈的气味呛得她直咳嗽。 田小树背着柴刀从密林中钻出来，裤脚沾满油茶汁，在草叶上蹭出紫黑色的痕迹。“贺军长，我带你们走近路！”他举着刀在前面开路，刀刃劈断荆棘的脆响，混着远处的号声，格外清亮。 关向应捡起片飘落在马前的歌词纸，突然放声高唱：“六军团，远道来，弟兄携手打反动派……”战士们纷纷跟着唱，歌声震得枝头的露珠簌簌落下，在草叶上汇成小小的溪流。周文彬也跟着唱，尽管他的嗓子已经喊哑，却唱得格外用力，眼镜片后的眼睛里，映着朝阳染红的天空。 贺龙勒住马缰，白马打了个响鼻，似乎也在侧耳倾听。远处的山坳里，红六军团的号声正与红三军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像条看不见的线，把两支队伍紧紧连在一块儿。朝阳从椅子山后爬上来，把战士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无数条奔向胜利的道路，在黔东的晨雾里，缓缓铺开。 队伍行至一处平缓的山坡，贺龙翻身下马，让白马啃食带着露水的青草。他走到任弼时身边，两人并肩坐在块大青石上，阳光透过稀疏的树枝，在他们身上织出金斑。“你们这一路，不容易吧？”贺龙从怀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纸包，里面是几块烤红薯，递过去，“田大妈塞给我的，还热乎着。” 任弼时接过红薯，掰了一半给身边的肖克，自己拿着另一半慢慢啃着，红薯的甜味混着泥土的气息在嘴里散开。“过湘江时，损失不小。”他声音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但弟兄们骨头硬，没一个掉队的。”他指了指不远处正在给伤员包扎的苏小红，“那丫头，背着药箱走了三天三夜，脚底板全是血泡，愣是没哼一声。” 肖克啃着红薯，突然笑了：“要说硬气，还是咱们红军战士。昨天突围，有个小鬼被流弹打中了胳膊，还抱着炸药包往前冲，喊着要为牺牲的班长报仇。”他抹了把脸上的泥，“等会师了，得好好给这小鬼记一功。” 关向应走过来，手里拿着张刚写好的歌词，递给任弼时：“你看看，这歌词还行不？我想着，等会师大会上，让战士们一起唱。”任弼时接过来看，字迹遒劲有力，歌词里满是对会师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期盼。“好，写得好！”他连连点头，“就这么定了，会师大会上，咱们一起唱。” 周文彬正在给战士们分发弹药，他把子弹一颗颗仔细地装进弹袋，动作认真又熟练。陈伢子跑过来，递给他一壶水：“周大哥，歇会儿吧，看你累的。”周文彬接过水壶喝了一口，笑着说：“不累，一想到马上就要会师了，浑身都是劲。”他望着远处渐渐聚拢的队伍，眼里满是憧憬。 田老三带着一群百姓赶来，他们背着粮食和药品，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贺军长，任政委，我们给队伍送些补给来。”田老三把沉甸甸的粮袋放在地上，“家里还有些腊肉，我让婆娘煮了，等会儿给大家送来。”他婆娘抱着一摞干净的布条，走到苏小红身边：“姑娘，这些布条拿去当绷带，都是新做的。” 夕阳西下时，队伍终于抵达会师地点。开阔的场地上，已经搭起了简陋的主席台，上面插着鲜艳的红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战士们整齐地列队站好，脸上带着疲惫却兴奋的神情。贺龙和任弼时走上主席台，台下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关向应站在台上，高声宣布：“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大会，现在开始！”他示意司号员吹号，嘹亮的号声在山谷间回荡。接着，他拿起那张写好的歌词，带领大家唱起了《欢迎六军团歌》。歌声雄壮激昂，响彻云霄，表达着两支队伍会师后的喜悦和团结。 贺龙走到台前，望着台下一张张激动的脸庞，大声说道：“弟兄们，今天，我们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了！这是我们革命的一大胜利！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要携手并肩，共同打击反动派，为穷苦百姓打出一片新天地！”台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战士们挥舞着枪支，高呼着口号，场面无比壮观。 任弼时也走上前，语重心长地说：“会师只是开始，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奋勇前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打不赢的仗！让我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幸福，继续前进！” 夜色渐深，篝火渐渐燃起，映红了战士们的脸庞。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食物，讲述着各自的经历。周文彬和陈伢子坐在一起，聊着这次任务中的趣事，不时发出阵阵笑声。苏小红在给伤员换药，轻声细语地安慰着他们。田小树在人群中跑来跑去，给大家分发着烤红薯，像个快乐的小精灵。 贺龙和任弼时坐在篝火旁，手里拿着烟袋，却没有点燃，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你看，”贺龙笑着说，“这就是我们的队伍，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任弼时点点头：“是啊，有这样的队伍，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月光洒在大地上，给万物镀上了一层银辉。远处的山峦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像沉睡的巨人。篝火旁的歌声和笑声还在继续，传递着团结、胜利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黔东的夜空里久久回荡。 在会师后的日子里，两支队伍并没有丝毫懈怠。红二军团（红三军恢复番号）和红六军团开始整合力量，共同训练。战士们交流着各自的战斗经验和技巧，彼此学习，相互促进。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营地，就能听到整齐的口号声和练兵的呼喊。 贺龙和任弼时等领导人们频繁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的战略计划。他们深知，虽然会师带来了短暂的喜悦，但严峻的形势并未改变。国民党反动派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必定会调集更多兵力前来围剿。而此时，中央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他们必须采取行动，牵制敌人，为中央红军减轻压力。 会师后的第五日，贺龙站在椅子山的了望台上，望着远处蜿蜒的山路。任弼时和关向应拿着刚绘制的地图走来，上面用红笔圈出了野猪岭和狐狸坡——这两处是湘军、黔军追击必经的咽喉要道。 “敌人吃了毛鸡岭的亏，肯定以为咱们急于退回根据地，定会派主力沿野猪岭直扑，再分一支偏师走狐狸坡抄后路。”贺龙用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两道线，那动作就像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果敢而坚定 ，“咱们就将计就计，在这两处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 任弼时指着野猪岭的地形，神色专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那里两侧是陡峭山壁，中间只有一条窄路，适合用滚石和手榴弹伏击。让红六军团的三营守在这儿，等敌人进入谷中就封死入口。”他又看向狐狸坡，继续说道，“这里灌木丛生，正好藏兵，让红三军的二团埋伏在此，专打敌人的偏师。” 部署完毕，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红六军团的三营悄悄潜入野猪岭，他们仿若山林间的猎豹，动作敏捷且悄无声息。战士们在两侧山壁上挖好掩体，将一块块巨石用藤蔓系好，手榴弹也摆在随手可及的地方。每个人都清楚，这一场战斗关乎着整个根据地的安危，关乎着革命的未来，容不得半点马虎。红三军的二团则钻进狐狸坡的灌木丛，把刺刀绑在树枝上，远远望去像一片不起眼的荆棘。他们耐心地潜伏着，等待着敌人踏入早已为其设下的死亡陷阱 。 次日清晨，湘军主力果然气势汹汹地冲向野猪岭，领头的正是上次在毛鸡岭受挫的李团长。他骑着高头大马，满脸的骄横与不甘，嘴里骂骂咧咧：“一群土包子，这次定要让你们尝尝厉害！”队伍刚进入谷中，就听见一声清脆的号响，仿若破晓的晨钟，打破了山谷的寂静。 刹那间，野猪岭两侧山壁上滚石如雷，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湘军顿时乱作一团，士兵们四处逃窜，惊恐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李团长想掉头撤退，却发现谷口已被巨石堵死，退路被彻底截断，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手下士兵一个个倒下，心中满是绝望与懊悔 。红六军团的战士们从掩体里冲出来，刺刀闪着寒光，他们呐喊着，向着敌人勇猛冲锋，与敌人展开近身搏斗。每一个战士的眼神中都透着坚定与无畏，他们为了理想，为了人民，不惜抛洒热血。 与此同时，黔军的偏师正小心翼翼地穿过狐狸坡。他们本就心怀忌惮，行动极为谨慎。刚走到坡中央，就被红三军二团的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们从灌木丛中跃出，枪声、喊杀声此起彼伏。黔军本就心虚，见此情景吓得魂飞魄散，士气瞬间崩溃，纷纷扔下武器投降。在红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他们的抵抗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当硝烟散去，野猪岭和狐狸坡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和丢弃的武器。红军战士们忙着清点战利品，光是步枪就缴获了五百多支，还有大量的弹药、粮食和棉衣。这些物资对于艰苦作战的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极大地充实了部队的装备和补给。李团长被活捉时，还在喃喃自语：“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又中了埋伏……”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红军总能料敌于先，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 贺龙和任弼时站在山坡上，看着满载战利品的队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下敌人该老实一阵子了。”贺龙笑着说，那笑容中带着几分自豪与轻松 ，“这些物资正好能帮咱们度过难关。”任弼时点点头：“是啊，有了这些，咱们在根据地就能更稳固了。”他们深知，这些物资不仅仅是装备和补给，更是革命胜利的希望，是他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坚实保障。 队伍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浩浩荡荡地向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进发。一路上，百姓们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感激，红军是他们的救星，是为他们谋幸福的队伍。当队伍进入根据地时，关向应即兴创作的《胜利歌》在队伍中传开：“红军打胜仗，百姓喜洋洋，团结一条心，反动派一扫光……”这歌声激昂振奋，传递着胜利的喜悦和军民团结的力量，激励着每一个人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敌人经此重创，暂时退却了。红三军和红六军团顺利在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站稳了脚跟，为后续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都清楚，这只是革命道路上的一个小胜利，前方还有更艰难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但只要红军战士们团结一心，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革命的火种必将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最终燃遍整个华夏大地 。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九集:木根坡重逢 1934年10月23日的黔东，浓得化不开的夜色像浸了墨的棉絮，沉甸甸压在木根坡的山脊上。郭鹏攥着怀表的手指沁出冷汗，铜壳子上的刻度早已被体温焐得模糊——按照约定，红二军团的先头部队本该在丑时抵达。五十团的战士们蜷缩在岩石后，枪托上的露水顺着指缝滑进袖口，冰凉刺骨。 “团长，你听！”通信员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风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号音，像被揉皱的纸条在风中抖动。郭鹏猛地直起身，那旋律他太熟悉了——《战斗号角》的变调，是六军团在湘赣根据地时就用的联络信号，每个升调都比标准谱高半个音，那是任弼时亲自定下的暗号。 司号员小李的嘴唇在颤抖，黄铜号嘴磕得牙齿发响。他深吸一口气，腮帮子鼓得像含着枚野果，变调的号音骤然划破夜空。三短两长，这是“发现友军，请求确认”的信号。山坳那头的号声停顿片刻，随即传来同样的回应，只是尾音带着难以察觉的哽咽。 “吹集合号！”郭鹏扯开嗓子，声音劈得像被枪子儿擦过。战士们纷纷从掩体后爬起来，有人慌忙系紧松开的绑腿，有人把刺刀往石头上蹭了蹭，寒光在月光下一闪而过。五十团沿着被马蹄踏软的山路疾行，灌木丛里惊起的夜鸟扑棱棱掠过头顶，翅膀带起的风里混着硝烟的味道。 坝溪的溪水在石缝间打着旋，周球发正用刺刀削着竹片。红三军（红二军团前身）的马蹄灯挂在老榕树上，昏黄的光晕里，他腕骨上的旧伤又在隐隐作痛——那是去年在潜江战斗中被手榴弹弹片划的。听见号声时，竹片“啪”地断成两截，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向溪边，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胸前的衣襟。 “是六军团的号！”炊事班长老王举着铜锅跑过来，锅里的糙米还在晃悠，“我就说嘛，贺军长算的时辰准没错！”周球发没接话，他的目光死死盯着对岸的山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竹筒——里面装着母亲临终前塞给他的炒盐，他一直想留给哥哥周球保。 两支队伍在溪滩上相遇时，谁也说不清是谁先扑过去的。红二军团的战士们举着马蹄灯，光柱像探照灯似的扫过对方的脸，有人突然抱住个六军团的小个子战士嚎啕大哭——那是他在洪湖苏区时的同乡，三年前分开时还没他胸口高，如今却能扛起机枪了。 “可算见着活人了！”六军团的一个老兵抓住件灰布军装就不放，那衣服上还沾着湘江的泥浆，“我们从界首渡口过来时，江里漂的都是战友的绑腿……”话没说完就被红二军团的战士捂住嘴，“别说这些，先喝口热水！” 周球发在人缝里挤得像条泥鳅，他扯住每个路过的六军团战士问：“见过周球保吗？五十一团三营的，下巴上有颗痣。”有人摇头，有人指了指溪边的岩石堆。他拨开人群冲过去时，正看见个熟悉的背影蹲在水边，用破碗舀水喝。 “哥！”他喊出声的瞬间，那人手里的碗“哐当”掉在石头上，摔成三瓣。周球保转过头，月光照亮他下巴上那颗痣，只是比记忆中瘦了太多，颧骨像两块突出的石头。周球发扑过去抱住他的肩膀，却在触到后背时猛地僵住——粗布军装硬邦邦的，结了痂的血渍把衣料和皮肉粘在一起，像块被太阳晒硬的牛皮。 “你别动！”周球发的声音在发颤，他想解开哥哥的衣襟，手指却不听使唤。周球保按住他的手，指腹上的茧子磨得他生疼：“瞎咋呼啥，甘溪那会儿被流弹擦的，早没事了。”他笑着扯开领口，露出锁骨下方一道新的伤疤，“你看，这才是新鲜的，昨天在梵净山被树枝划的。” “还笑！”周球发的眼泪砸在哥哥手背上，“娘给你的炒盐我带来了……”他哽咽着去解竹筒，却被周球保按住。“留着吧，”周球保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半块发黑的青稞饼，“我这还有呢，昨天李达参谋长分的。” 溪滩上渐渐热闹起来，篝火像撒落的星星，在暮色里连成一片。红六军团的卫生员苏小红蹲在石头上，把药箱里的凡士林罐子倒过来敲了敲，最后几滴油膏落在绷带上。她的袖口空荡荡的——在困牛山突围时，为了给伤员包扎，她把两只袖子都撕成了布条。 “同志，能给点酒精不？”个红二军团的小战士举着流血的手掌跑过来，掌心被碎石划开道口子。苏小红刚要应声，却看见他胸前别着的木牌——上面刻着“红三军独立团”，和她在甘溪战场捡到的那半块布鞋补丁上的字迹一模一样。她的手指猛地收紧，罐子“当啷”掉在地上。 “你没事吧？”小战士吓了一跳。苏小红摇摇头，从怀里掏出块油纸包着的草药，那是龙阿公教她认的止血草，晒干后碾成了粉末。“这个比酒精管用，”她的声音有点哑，“嚼烂了敷上，好得快。” 不远处的火堆旁，周球保正用刺刀把青稞饼切成小块。周球发盯着他后背的血痂，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事——那年闹饥荒，哥哥把最后块红薯塞进他嘴里，自己却啃着树皮，嘴角磨出的血珠滴在衣襟上，也是这样暗红色的。 “甘溪那天，雾大得很。”周球保突然开口，饼渣从嘴角掉下来，“陈哑巴的机枪阵地在白虎山，敌人的迫击炮弹像下饺子似的。我冲上去时，他还保持着举枪的姿势，嘴里全是血沫子，手里的机枪管烫得能煎鸡蛋。”他掰着手指算，“光我们营，拼弯的刺刀就有十七把。” 周球发把竹筒里的炒盐倒在手心，递过去：“娘说，盐能消炎。”白花花的盐粒在月光下闪着光，周球保的喉结动了动，突然抓住弟弟的手腕——他的手背上有块月牙形的疤，是小时候替他摘野枣被树枝划的。 “你嫂子……”周球保的声音低下去，“她生了个小子，我走的时候，孩子刚满三个月。”他从贴身处掏出块布鞋补丁，蓝布上绣着朵歪歪扭扭的梅花，“她把这个塞给我，说等我回去给孩子做双新鞋。” 周球发的眼泪又下来了。他想起嫂子送哥哥出征那天，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肚子已经挺得老高，手里攥着双没纳完的鞋底。“哥，”他把盐粒撒在青稞饼上，“等会师了，咱们一起打回湘赣去。” 篝火渐渐旺起来，映得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红二军团的战士们把舍不得吃的干辣椒扔进火里，呛得人直咳嗽；六军团的侦察兵们则在地上比划着甘溪的地形，石块和树枝堆出的简易沙盘上，还能看出白虎山的轮廓。 “贺军长带着主力在木黄等着呢！”个络腮胡连长扯开嗓子喊，他腰间挂着的大刀上还缠着红绸子，“明天天亮就出发，到了木黄，让炊事班给咱们炖腊肉！”人群里爆发出阵哄笑，笑声惊得溪水里的鱼猛地跃出水面，又“扑通”落下去，溅起圈涟漪。 苏小红给最后个伤员换完药，抬头看见周球保兄弟俩正凑在起看块补丁。她突然想起在困牛山尸堆里爬行的那个黎明，血水里漂着的就是块同样的蓝布，上面的梅花被血浸透，却依然看得清针脚。她悄悄转过身，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微微耸动——那是她第一次在人前掉眼泪。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郭鹏已经在清点人数。五十团原有327人，现在还能战斗的只剩189个。他在笔记本上画着正字，笔尖在“牺牲”那栏顿了顿，又添上两个名字。周球保走过来，把半块青稞饼塞进他手里：“李达参谋长带着后卫营在后面，最多中午就能到。” “任政委他们还好吗？”郭鹏咬了口饼，渣子掉在笔记本上。“任政委咳得厉害，”周球保望着东方的鱼肚白，“但他说，只要能和红三军会师，就算爬也要爬到木黄。” 周球发正在帮炊事班烧水，蒸汽模糊了他的眼镜片。他把哥哥的补丁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筒，和炒盐放在一起。溪水在晨光里泛着金红色的光，远处的山坳里传来新的号声，这次是明快的调子，像在催促着什么。 “出发！”郭鹏把笔记本揣进怀里，刀柄在阳光下闪着光。战士们排着队走过溪滩，有人哼起不成调的歌，有人互相搀扶着，有人把缴获的子弹悄悄塞进战友的弹袋。周球保走在队伍中间，后背的血痂被汗水浸得发软，但他的脚步却异常轻快——前面的路上，有贺龙的队伍在等着他们，有新的战斗在等着他们，有希望在等着他们。 周球发跟在哥哥身后，竹筒在腰间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他想起嫂子绣的梅花，想起娘留的炒盐，突然觉得脚步也轻快起来。木黄就在前面，胜利也在前面，只要他们还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集:木黄曙光 1934年10月24日的晨雾，像被揉碎的棉絮，轻飘飘地浮在木黄的山坳里。水府宫前的老桂花树落了满地碎金，那些被露水打湿的花瓣贴在青石板上，像无数个凝固的金色脚印。贺龙踩着露水站在三级青石台阶上，手里的铜烟锅在晨光里泛着冷光，烟杆上缠着的红布条是去年打土豪时缴获的，被摩挲得油光发亮。他身后的土墙上，关向应昨夜带领战士们用朱砂调的石灰水写的“热烈欢迎六军团战友”几个字，被露水洇得笔画发涨，横撇竖捺里都浸着沉甸甸的期盼。 “军长，要不先喝口热茶？”卢冬生捧着粗瓷碗从偏殿出来，碗沿缺了个三角口，茶汤里飘着几片野菊花——这是苗族老乡龙阿公凌晨寅时就送来的，用竹篓装着还带着露水，老人说这花在苗语里叫“醒神草”，能驱散行军的乏气。贺龙没接碗，目光死死盯着通往木根坡的山路，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把他眼角的皱纹照得忽深忽浅，像山坳里那些被雨水冲刷出的沟壑。 山风突然转了向，从东南往西北刮，带来隐约的脚步声。周球保扶着任弼时走在最前面，老政委的咳嗽声在晨雾里格外清晰，帕子捂在嘴上，指缝间渗出的血珠像落在雪地上的红豆。“快到了。”周球保低声说，他后背的血痂已经被汗水泡软，粗布军衣和皮肉粘在一起，每走一步都像有钝刀在割肉，但他还是把任弼时的胳膊往自己肩上又送了送，让那只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更稳地搭在肩头。 任弼时摆摆手，从怀里掏出块银壳怀表。表盖缺了个角，是去年在湘赣根据地沙市战斗中缴获的，此刻指针正卡在七点十五分——这是与红三军约定的会师时刻。“让战士们整理下着装。”他的声音轻得像羽毛，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告诉大家，要精神点，咱们是代表六军团来的。”周球保转头传达命令时，看见任弼时悄悄把染血的帕子塞进袖管，露出的手腕上青筋像老树根一样虬结。 周球发在队伍中间踮着脚张望，背上还背着伤员的步枪，枪托磕得他后腰生疼。突然他扯住身边通信员的胳膊：“看！是马蹄灯！”晨雾里果然晃出几点昏黄的光，灯影里晃动的“贺龙”二字是用红漆写的，在雾气中忽明忽暗，像团火猛地跳进他眼里。他忘了自己还背着枪，拔腿就往山坳里冲，绑腿在甘溪突围时被刺刀划破的地方松了线，裤脚扫过水洼，溅起的泥点糊了满脸，却浑然不觉。 “慢点跑！”周球保在后面喊，嘴角却忍不住往上扬。他看见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从台阶上下来，军衣的下摆被风掀起，露出腰间那把磨得发亮的指挥刀——刀鞘上镶着的铜环是贺龙亲手用子弹壳敲的，在洪湖苏区时就跟着他，刀穗上的红绸子已经洗得发白，却依然飘得精神。 两支队伍在桂花树下相遇的瞬间，时间仿佛凝住了。红六军团的战士们大多衣衫褴褛，绑腿上还沾着甘溪战场的血渍，有的用草绳系着断了的枪带；红三军的弟兄们军装虽旧，却都浆洗得干净，领口袖口补得整整齐齐，补丁的针脚像列队的士兵一样规整。先是有人试探着伸出手，接着便是潮水般的拥抱，六军团的小战士把冻裂的手缩进红三军老兵的袖管里，有人把干粮袋里最后一把炒米往对方嘴里塞，米粒从嘴角漏出来，落在两人衣襟上；有人扯着对方的胳膊看旧伤，指着相同位置的疤痕说“这是打土豪时留下的”，哭喊声、笑声搅在一块儿，惊飞了树梢上的麻雀，鸟群扑棱棱掠过水府宫的飞檐，在晨雾里划出无数道银线。 贺龙大步走向任弼时，粗糙的大手在衣襟上蹭了又蹭。当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时，任弼时才发现对方掌心的老茧比自己的还要厚，虎口处有道深可见骨的疤——那是南昌起义时被流弹划的，当时用香灰止的血，留下了像蜈蚣一样的痕迹。“弼时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贺龙的声音像擂鼓，震得周球发耳朵嗡嗡响，他看见任弼时被震得咳嗽起来，却笑得眼睛眯成了缝。 任弼时笑着点头，刚要说话，一阵剧烈的咳嗽让他弯下了腰。帕子上的血渍迅速晕开，像朵突然绽放的红梅。贺龙赶紧扶住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这是龙阿公给的天麻，让他孙女用瓦罐炖了整夜的汤。”他把瓦罐往任弼时怀里塞，罐口氤氲的热气里飘出淡淡的枣香，罐底残留的药渣里，还能看见几粒没炖烂的红枣，皮皱巴巴的像老人的脸。 肖克和王震走过来时，贺龙正用自己的帕子给任弼时擦嘴角的药汁。肖克的军帽歪在一边，额角的伤疤结着黑痂，那是甘溪突围时被弹片划的，当时血流进眼睛里，他硬是闭着一只眼指挥完战斗。“贺老总，”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右手的小指因为在湘江战役中被冻僵，一直弯着伸不直，“六军团9700人从横石出发，现在还能战斗的，只剩3100。” 贺龙的手顿了顿，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青石板上，被风一吹就散了：“能走到这儿，就是英雄。”他转身朝身后喊，声音穿过人群撞在水府宫的朱漆柱子上，又弹回来，“把咱们最好的口粮都拿出来！让六军团的弟兄们尝尝黔东的味道！”红三军的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有人解开粮袋，倒出掺着红豆的糙米，豆子是从地主粮仓里搜出来的，带着陈年老味；有人从背包里掏出腊肉干，油亮亮的泛着琥珀色，那是上次打沙子岭土豪时分的，一直用油纸包着舍不得吃。 周球发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像条灵活的鱼，终于在老桂花树下找到了哥哥。周球保正靠在树干上喘气，后腰的血渍已经洇透了军衣，像朵开败的红牡丹，花瓣边缘都发了黑。“哥！”周球发扑过去，腰间的竹筒没系紧，里面的炒盐撒了一地，白花花的像碎银子，混在金色的桂花里格外显眼。 周球保笑着拍他的背，掌心的老茧磨得弟弟脖颈发痒：“傻小子，哭啥。”他从怀里掏出那半块布鞋补丁，蓝布上的蒲公英被血浸得发暗，却还能看清绒毛的针脚，“你嫂子绣的，说等胜利了，给孩子做双新鞋，蒲公英的根扎得深，寓意好。”周球发赶紧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块烤得焦黄的玉米饼，边缘还带着点焦糊的黑边：“这是贺军长给的，他说六军团的弟兄肯定饿坏了，让我留着路上吃。” 饼渣刚落进嘴里，远处突然传来号声。红三军的司号员站在水府宫的屋脊上，黄铜号身被晨光镀成金红色，号嘴上还沾着昨夜练习时留下的唾沫印。《欢迎曲》的调子像溪流似的漫过整个山坳，每个音符都带着露水的清亮。任弼时挣扎着站起来，贺龙想扶他，却被他按住手：“我自己来。”他整整衣襟，朝着集合的队伍走去，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泥地，而是湘赣根据地那些熟悉的田埂。 肖克走到周球保身边，顺着他的目光望向远处的山峦：“看见那道山梁没？贺老总说，过了石梁就是永顺，那里的百姓早就盼着咱们了，去年我派人去侦察，老乡们还藏了粮食等着红军。”周球保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晨雾正在散去，露出青灰色的山脊，像条卧着的巨龙，山顶的云团被阳光染成了淡金色。 苏小红在临时救护所里清点药品，那是间废弃的碾房，石碾子上还留着没清理干净的谷糠。药箱最底层压着那半块布鞋补丁，蓝布的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红二军团送来的绷带堆成小山，都是用百姓捐的土布撕的，边缘还能看见纺车留下的纹路。她拿起一摞要拆开，却发现最上面那条缠着块绣花帕子。靛蓝色的土布上，“红军万岁”四个红字针脚歪歪扭扭，却格外鲜亮，帕子边角还绣着朵小小的映山红，线是用茜草染的，带着植物的清香。 “这是龙阿公的孙女绣的。”一个红三军卫生员抱着药罐走进来，他的左臂在潜江战斗中被打穿，现在还不能完全伸直，“小姑娘才八岁，昨天半夜摸着黑绣的，油灯太暗，手指头被针扎得全是血点，她娘要替她绣，还被她推搡开了。”苏小红的手指抚过那些细密的针脚，突然想起困牛山的那个黎明——她在尸堆里爬着找药品，摸到块带血的蓝布，上面的蒲公英针脚和这帕子上的一模一样，都是用双线锁的边。 “苏同志，快来！”外面传来周球保的呼喊。她赶紧把帕子塞进怀里，抓起药箱跑出去，药箱的皮带在锁骨处勒出红痕也顾不上揉。只见周球保正扶着个昏迷的战士，那是红六军团的通信员，在甘溪被流弹打穿了大腿，骨头茬子都露出来了，一路靠嚼草药硬撑到木黄，裤腿和伤口粘在一起，结成黑红色的硬块。“动脉还在出血！”苏小红撕开他的裤腿，伤口周围的皮肉已经发黑，像被烟熏过的腊肉，她咬开碘酒瓶的木塞，往伤口上倒时，自己的手抖得比伤员还厉害，褐色的液体洒在青石板上，洇出星星点点的痕迹。 周球保按住战士的肩膀，看见苏小红袖口空荡荡的——两只袖子都在困牛山撕成了布条，现在用草绳系着，露出的胳膊上满是划痕。他突然想起王志坚牺牲的那天，这个女卫生员也是这样，用自己的衣襟给伤员包扎，血渍在灰布上晕成朵大花，像极了此刻地上的碘酒印。“用我的绑腿。”他弯腰解开腿上的布条，那是条新换的青布条，是红三军的战友刚给的，浆洗得发硬，上面还留着捶打的痕迹。 包扎到一半，苏小红突然停住了手。她看见战士怀里露出半截竹筒，竹节处缠着的红布条和周球发那个一模一样。“这是……”她伸手去摸，竹筒滚出来，撞在石碾子上发出空响，里面掉出张泛黄的纸，上面用炭笔写着“六军团侦察连王志坚”，字迹有力，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把出鞘的剑。苏小红的呼吸猛地停住——这是她未婚夫的名字，出发前他说过，要把名字写在竹筒里，就像把心带在身边。 “他还活着？”她抓住周球保的胳膊，指节捏得发白，几乎要嵌进对方的皮肉里。周球保看着那张纸，喉结动了动，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甘溪那天，志坚同志把密电塞给我就……”后面的话被山风吹散了，他看见苏小红手里的绷带“啪”地掉在地上，帕子从怀里滑出来，露出“红军万岁”四个字，映山红的边角正好落在那滩碘酒渍上，像朵开在血泊里的花。 伤员突然哼了一声，睫毛颤了颤。苏小红猛地回过神，抓起绷带继续包扎，眼泪落在伤员的伤口上，她赶紧用袖子擦掉，却越擦越多，在沾满血污的脸上冲出两道白痕。周球保默默地递过块干净的布，那是他一直舍不得用的洗脸巾，上面绣着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是妻子临行前缝的。他转身走进人群时，看见任弼时和贺龙正站在桂花树下，手里各端着粗瓷碗，碗里的米酒泛着浑浊的白光。 “为了牺牲的弟兄，干了这碗！”贺龙的声音像洪钟，震得枝头的露水簌簌往下掉。两只粗瓷碗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酒液溅出来，落在地上的桂花上，沁出点点酒香。任弼时喝得太急，呛得咳嗽起来，紫红色的酒液顺着嘴角往下流，贺龙拍着他的后背笑：“慢点喝，后面有的是庆功酒！等咱们打到湘西，让老湘西的酿酒师傅给咱们酿最好的包谷烧！” 肖克正在给红三军的战士们讲湘赣根据地的故事，他盘腿坐在桂花树下，军帽放在膝盖上，露出被弹片划伤的头皮。说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他突然指着远处的山尖：“那里的山和咱们湘赣的罗霄山脉一样，都是硬骨头！但咱们红军就是啃硬骨头的牙！”王震接话道：“但硬骨头也能啃下来，你看贺老总，把黔东的土财主啃得多干净！连他们藏在棺材里的银元都挖出来了！”引得战士们一阵哄笑，笑声惊得桂花又落了一层，像场金色的雨。 周球发把炒盐分给伤员，那些白花花的颗粒落在伤员的伤口上，发出“滋滋”的声响。突然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他抬头看见周球保正朝他招手，身边站着个红三军的老兵，脸上有道从眉骨到下巴的疤，像条爬在脸上的蜈蚣。“这是赵大叔，”周球保说，“去年在潜江和你一起作战的，你忘啦？当时你们俩还抢着背机枪。” 赵大叔咧嘴笑，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那是在忠堡战斗中被手榴弹碎片崩掉的：“这小子那时候才到我腰，举着刺刀冲得比谁都猛，活像头小豹子！”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块腊肉，油已经浸透了纸，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给你哥补补，看他瘦的，风一吹就能倒，哪像在潜江时，能扛起两箱子弹跑三里地。” 太阳升到头顶时，队伍开始向石梁转移。贺龙牵着白马走在最前面，马是去年从黔军师长柏辉章手里缴获的，浑身雪白，只有前额有块月牙形的黑斑。马背上驮着任弼时的文件箱，箱子是用杉木做的，边角包着铜皮，是从土豪家搜出来的，原本装着四书五经，现在塞满了军事地图和电报密码本。老政委坚持自己走，却被贺龙按住：“你要是再逞强，我就命令担架队来抬你！到时候让六军团的同志看见，还以为我贺龙欺负文人呢！”任弼时无奈地笑了，从文件箱里拿出张黔东地图，铺在马背上指点着：“从石梁往永顺，要过三道河，我看可以让周球保带三营先去架浮桥，他们在湘江架浮桥有经验。” 周球保听见自己的名字，立刻上前领命，右手握拳砸在左胸，发出沉闷的响声。他转身时，看见苏小红背着药箱跟在队伍后面，怀里的帕子露出个角，映山红的颜色在灰布军衣上格外显眼，像雪地里的一点火星。“苏同志，”他喊住她，从缴获的物资里拿出双布鞋，鞋面上还沾着点泥，“这是昨天在甘溪捡到的，看尺码你能穿，鞋底纳得厚，走山路不硌脚。” 苏小红接过鞋，鞋底纳得密密麻麻，针脚像天上的星星，鞋帮上还绣着朵蒲公英，绒球用的是白色的棉线，被硝烟熏得有点发黄。她的手指抚过针脚，突然想起王志坚临走时说的话：“等会师了，我就去学做鞋，给你绣双最好看的，鞋帮上绣蒲公英，让咱们的希望像种子一样飞遍天下。”眼泪又要涌出来，她赶紧低下头，把鞋塞进背包，那里还放着那半块布鞋补丁，两个蒲公英的针脚仿佛在黑暗中相遇了。“谢谢周营长。”她的声音有点哑，像被砂纸磨过。 队伍走过木黄的石板街，百姓们都站在门口张望。龙阿公牵着孙子站在老槐树下，孩子手里捧着束野菊花，蓝的紫的黄的都有，用草绳捆着，看见穿灰布军装的就往人手里塞。周球发接过一朵紫色的，别在领口，花瓣上的露珠滚进衣领，凉丝丝的却心里发烫。孩子咧开嘴笑，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他脖子上挂着个红布条系的木牌，上面是龙阿公刻的“平安”二字，边缘还带着毛刺。 关向应正带领宣传队在墙上写标语，他用的是从土豪家抄来的狼毫笔，蘸着石灰水在土墙上挥洒。“打倒土豪劣绅”几个字刚写完最后一笔，就有个老婆婆端着稀粥从屋里出来。“同志，喝口热的。”她的手抖得厉害，碗沿豁了个口，却擦得锃亮，粥里飘着几粒米，更多的是红薯块。关向应刚要推辞，老婆婆已经把碗塞进他手里：“你们是好人，比那些遭殃军强百倍，他们抢我的鸡，你们却给我分田地。”她的眼泪落在粥里，泛起小小的涟漪。 走到镇口时，周球保回头望了一眼。水府宫的飞檐在阳光下闪着光，那些雕花的斗拱上还挂着昨夜的露水，像一串串透明的珠子。桂花树下的血迹已经被露水冲淡，只留下淡淡的暗红，和金色的花瓣混在一起，像幅悲壮的画。他想起甘溪的白虎山，困牛山的悬崖，湘江的巨浪，突然觉得那些牺牲的弟兄们都化作了这木黄的晨雾，正轻轻托着他们的脚步，往更亮的地方去。 贺龙突然勒住马，白马打了个响鼻，喷出的雾气在阳光下散成细小的水珠。“看！”他指着前方的山梁，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只见石梁的山脊上，红三军的战士们已经插上了红旗，那是用被单染的红布，边角还能看见原本的白色，风一吹，红旗哗啦啦地响，像在喊着什么。任弼时扶着马背站起来，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阳光照在他的眼镜片上，反射出耀眼的光：“那是胜利的方向。” 苏小红的药箱里，那半块布鞋补丁和苗族帕子叠在一起。她摸了摸肚子，那里有个三个月大的生命正在悄悄生长，像颗埋在土里的种子。她想起王志坚的脸，想起他送自己参军时说的“等孩子出生，我就教他打枪”，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突然觉得脚步格外有力——她要带着这个孩子，走到胜利的那一天，让他看看，他们用鲜血换来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 周球发走在哥哥身边，腰间的竹筒轻轻晃动，发出细碎的响声，像春蚕在啃桑叶。他把炒盐和补丁紧紧贴在胸口，仿佛能听见母亲和嫂子的声音，母亲说“盐要省着吃，日子才长久”，嫂子说“补丁要缝得牢，路才能走得远”。山风送来红三军战士们新编的歌：“木黄会师喜洋洋，弟兄携手打豺狼，哪怕前路多艰险，红旗插遍全中国……”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一群白鹭，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朝着远方飞去，像无数个希望的符号。 贺龙把烟锅在鞋底磕灭，铜烟锅与牛皮鞋底碰撞，发出沉闷的响声。他把烟杆扔给身后的警卫员：“别让烟味呛着任政委。”警卫员慌忙接住，那烟杆上的红布条在他手里飘呀飘。贺龙勒转马头，白马朝着石梁的方向嘶鸣一声，声音清亮得像号角，惊得路边的野兔蹿进了灌木丛。晨光洒在他的军衣上，那些补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缀满了星星——有三角形的，是用百姓给的尿布改的；有方形的，是从土豪的长衫上剪的；还有圆形的，是战士们用破军帽拼的。 队伍翻过最后一道山梁时，周球保回头望了一眼木黄。水府宫的飞檐在远处若隐若现，像艘停泊在山间的船。老桂花树的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像条通往远方的路，路上还能看见散落的花瓣，被风吹得打着旋。他握紧手里的枪，枪托上还留着王志坚的体温，仿佛那个牺牲的侦察队长正在对他说：“往前走，别回头，咱们的路在前面。” 山风越来越大，吹得红旗猎猎作响，那声音像无数战士在呐喊。任弼时在马背上展开新的地图，图纸边缘已经被风吹得卷了边。贺龙用手指在上面划出一道红线，从木黄一直延伸到湘西的群山里，笔尖把纸都戳破了。“从这里开始，”他的声音斩钉截铁，像在斩钉截铁地劈开前路的荆棘，“咱们要打出一片新天地，让黔东的百姓看看，让全中国的百姓看看，红军是打不垮的！” 周球保的目光越过队伍，落在远处的天际线上。那里，朝阳正把云层染成金红色，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把半边天都烧红了。他知道，木黄的曙光不仅照亮了眼前的山路，更照亮了整个中国的黎明。那些牺牲在甘溪、困牛山、湘江两岸的弟兄们，此刻一定也在云端看着，看着他们这支汇合的队伍，像两条奔涌的河流，朝着同一个方向，一往无前地奔去，终将汇入大海。 石板路上的马蹄印里积着露水，映出细碎的天光，像撒了一地的碎银。苏小红踩着那些水洼往前走，怀里的帕子和补丁隔着布贴在一起，仿佛两个从未谋面的灵魂——一个是苗族小姑娘的期盼，一个是红军妻子的牵挂，终于在这片土地上紧紧相拥。她想起龙阿公的话：“露水见了太阳会干，但种子落了土，总会发芽，哪怕被石头压着，也能拱出地面。” 队伍渐渐走远，木黄的轮廓在晨雾里越来越淡，像幅慢慢褪色的画。只有水府宫前的老桂花树，还在风里落着细碎的花瓣，像在为远去的战士们，撒下一路金色的祝福。而那些留在石板路上的血迹、脚印、药渣和花瓣，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化作这片土地上最肥沃的土壤，让革命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树上结满的果实，会带着木黄的晨光，甜遍整个中国。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一集:石梁整编 1934年10月25日的石梁，晨雾还未散尽，便被一声划破天际的军号惊醒。那号声裹挟着红六军团特有的昂扬锐气，从东山坡的临时吹号阵地翻过山梁，与红二军团从西头晒谷场传来的厚重号声交织在一起。两种截然不同的旋律在山谷间碰撞、融合，像两股奔涌的溪流汇入同一片河谷，惊得枝头寒鸦扑棱棱飞起，在青灰色的天幕上划出凌乱的弧线。 周球保从油布搭成的营帐里钻出来时，草叶上的露水正顺着帐檐滴落，在泥地上积起小小的水洼。他下意识地挺直腰背，后腰处的伤口却传来一阵撕裂般的疼痛——甘溪突围时留下的贯通伤还未愈合，血痂与粗布军衣在夜里又粘成了硬块。他咬着牙轻轻扯开衣襟，看见那道暗红色的疤痕像条狰狞的蜈蚣，盘踞在消瘦的脊背上，边缘泛着发炎的红肿。 “参谋长，趁热吃！”通信员小李端着粗瓷碗小跑过来，碗沿缺了个三角口，里面的糙米粥冒着袅袅热气。米粒在清澈的米汤里沉浮，两棵嫩绿的马齿苋斜插在碗边，是炊事班清晨在田埂上挖的野菜。小李脸上还留着昨夜篝火熏出的黑痕，鼻尖沾着点锅灰，唯有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像藏着两颗被晨露洗过的星星。 周球保接过碗，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刚要低头喝粥，就看见村口方向走来一群人。为首的是个穿着靛蓝土布对襟衫的汉子，肩上扛着杆老套筒步枪，身后跟着十几个背着大刀、梭镖的青年，他们的衣襟上都别着红布条，那是石梁游击队的标志。汉子老远就扬手喊道：“周参谋长！我们来给红军送早饭啦！” 是石梁游击队队长张老根。他黝黑的脸上堆着笑容，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腰间的竹篓里装满了玉米饼。身后的游击队员们抬着木桶，里面飘出腊肉的香气，引得战士们纷纷侧目。“张队长，你们怎么来了？”周球保迎上去，握着他粗糙的手掌。张老根拍了拍竹篓：“听老乡说红军要整编，今早天不亮就组织农协会的妇女们烙了饼，杀了自家养的年猪，给同志们加加餐！” 说话间，十几个穿着蓝布围裙的妇女跟了上来，她们的竹篮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玉米饼和煮鸡蛋。农协会会长王大娘拄着拐杖走在最前面，她的儿子去年参加了红军，在忠堡战斗中牺牲了，但老人眼里没有悲伤，只有对红军的期盼。“同志们快趁热吃！”王大娘把鸡蛋往战士们手里塞，“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反动派！” 周球保心里一阵温暖，刚要道谢，就听见远处传来贺龙标志性的爽朗笑声。他抬眼望去，只见朝阳正从东边的山坳里探出头，给田埂上那排并肩而行的身影镀上了层金边。贺龙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扎着条牛皮皮带，正和任弼时说着什么；肖克背着双手，军帽歪在一边，露出额角那道结着黑痂的弹片疤痕；王震和关向应紧随其后，几人的影子被晨光拉得老长，像一排钉在田埂上的界碑。 “弼时同志，你瞧这石梁！”贺龙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带着股子兴奋劲儿，“四面环山，中间开阔，进可攻退可守，老天爷都在帮咱们整编部队！”任弼时笑着点头，刚要回话，一阵剧烈的咳嗽突然袭来。他赶紧掏出帕子捂住嘴，指缝间却还是渗出了几点刺目的血珠，落在米白色的布面上，像雪地里绽开的红梅。 “快把这药吃了！”贺龙立刻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个竹筒药罐，倒出三粒黑乎乎的药丸。药丸散发着浓郁的草药味，是龙阿公昨天特意让人送来的苗药，用天麻、杜仲和蜂蜜熬制而成。“这是龙家丫头守着瓦罐炖了整夜的，你可别辜负老乡的心意。”贺龙把药丸往任弼时手里塞，粗糙的手掌在对方苍白的手背上轻轻按了按。 任弼时仰头吞下药丸，目光落在送早饭的乡亲们身上，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石梁的百姓真是热情啊！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咱们一定能在黔东站稳脚跟。”张老根听见这话，赶紧上前敬礼：“贺军长、任政委！石梁游击队和农协会全体成员请求参战！跟着红军打土豪、分田地！” 贺龙哈哈大笑，拍着张老根的肩膀：“好样的！有你们这些本地英雄帮忙，咱们如虎添翼！不过今天先委屈大家，帮我们照看伤员、送送粮草，整编部队需要你们的支持。”张老根挺直腰板：“保证完成任务！农协会的妇女们已经在收拾伤员住的房子，游击队负责警戒放哨，绝不让反动派靠近石梁一步！” 一行人穿过晨雾笼罩的稻田，走向石梁最大的建筑——张家祠堂。田埂上的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裤脚，留下深色的湿痕，像无数只无形的手在拉扯着前进的脚步。祠堂门口，农协会的会员们正忙着打扫，几个老人在擦拭积满灰尘的供桌，准备给红军当会议桌用。墙上贴满了红绿标语，“欢迎红军”“打倒土豪劣绅”的字迹虽然稚嫩，却透着股蓬勃的力量。 走进祠堂，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正厅的八仙桌上铺着张巨大的黔东地图，是用几张油纸拼接而成的，边角已经泛黄发脆。地图上用红、蓝、黑三色粉笔画满了箭头和标记，红色的箭头直指永顺方向，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贺龙走到桌前，从墙角捡起一根干枯的树枝，在掌心磕了磕，指着地图说：“同志们，两军团会师是天大的喜事，但咱们可不能高兴得忘了形！” 他把树枝重重戳在黔东根据地的位置：“眼下敌人调集了十几个团的兵力，正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往咱们这儿压过来。黔东独立师在沿河、德江一带打得很苦，昨天送来的情报说，他们已经损失了近一半的兵力。”贺龙的声音低沉下来，烟锅在桌角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地图上，“咱们必须尽快整编部队，打出黔东，向永顺发展！” 任弼时走到桌前，苍白的手指轻轻点在永顺的位置：“永顺地处湘鄂川黔四省交界，是湘西的咽喉要道。那里物产丰富，盛产稻谷、玉米和桐油，能够解决我们的给养问题。更重要的是，永顺的百姓受够了陈渠珍的压迫，农协会的基础很好，咱们到了那里，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他说话时气息有些不稳，每说几句就要停顿一下，仿佛有座无形的大山压在胸口。 “弼时同志说得对！”王震向前一步，军靴在青砖地上踏出沉闷的响声，“我派人去侦察过，永顺城里的百姓私下里都在传，说红军是替天行道的队伍。当地的地下党员已经联系了农协会，只要咱们一到，他们就会组织群众响应。” 这时，祠堂门被推开，张老根领着两个背着药篓的老人走进来。“首长，这是咱们石梁的老郎中，李大爷和陈大爷，他们说能给伤员治伤，还带来了祖传的草药。”张老根介绍道。两个老人把药篓放在地上，里面装满了止血消炎的草药，散发出清香。李大爷颤巍巍地掏出个布包：“这是我们采的金疮药，治枪伤最管用，红军同志要是不嫌弃……” “哪里话！”贺龙赶紧握住老人的手，“老乡的心意比什么都贵重！子意同志，快安排人把草药送到救护所，让苏小红他们用起来。”张子意应声而去，老人看着红军首长平易近人，激动得抹起了眼泪：“红军真是老百姓的队伍啊……” 会议进行到正午时分，阳光透过祠堂的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农协会的妇女们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有腊肉炒笋干、炖土鸡、还有满满一大盆红苕稀饭。王大娘指挥着妇女们摆碗筷，嘴里不停地念叨：“同志们多吃点，吃饱了好打胜仗！”贺龙拉着张老根和李大爷坐在身边，非要让他们一起吃饭，祠堂里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 饭后，张老根带来了个重要消息：“贺军长，我们游击队的侦察员发现，离石梁二十里的黑风口有股地主武装，大概有五十多人，他们听说红军要整编，正准备偷袭咱们的后方！”贺龙眼神一凛：“好啊，送上门来的肥肉！王震同志，你带一个营，配合游击队消灭这股敌人，注意别让他们跑了！” 王震立刻起身领命，张老根兴奋地搓着手：“太好了！这股反动派在石梁一带作恶多端，百姓早就恨透他们了！我们游击队熟悉地形，保证把他们引出来！”两人当即带着队伍出发，祠堂里又恢复了严肃的气氛。 午后的阳光变得炽热起来，晒得石梁的土地冒起热气。祠堂前的空地上，两军团的战士们已经列队完毕，整齐的队伍像两条长龙，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农协会的会员们站在队伍两侧，手里拿着小红旗，准备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几个儿童团员举着“红军万岁”的标语牌，小脸上满是庄重。 周球保站在五十一团的队伍前面，腰间系着条新缴获的皮带，那是昨天从黔军一个连长身上搜来的，还带着淡淡的皮革味。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在寂静的空地上格外清晰：“同志们！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现在进行整编！”他打开手中的文件袋，拿出整编名单，“原一营营长李明，调任团副参谋长，协助我工作！” 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从队伍里走出，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他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是在洪湖苏区反“围剿”时留下的，眼神坚毅如钢。 整编命令一条条宣读着，战士们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丝毫波澜。农协会的乡亲们看着这庄严的场面，大气都不敢出。突然，人群里传来一阵骚动，只见十几个青年农民举着梭镖挤到前面，领头的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他高声喊道：“红军同志，我们要求参军！跟着你们打反动派！” 是石梁农协会的积极分子王小虎，他身后跟着的都是村里的热血青年。周球保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好啊！欢迎加入红军队伍！不过参军要经过训练，你们先到新兵连报到，等整编结束就开始训练！”小伙子们高兴地欢呼起来，王大娘看着自己的侄子也在其中，既骄傲又担心，偷偷抹起了眼泪。 就在这时，队伍后排突然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周球保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瘦小的战士正蹲在地上抹眼泪，肩膀一抽一抽的，像只受伤的小鹿。周围的战士们围在他身边，低声安慰着。周球保走过去，认出那是红六军团的小战士小虎，甘溪战斗中失去了班长，一直跟在通信班后面。 “小虎，怎么了？”周球保蹲下身子，轻声问道。小虎抬起头，满脸泪痕，眼睛红肿得像核桃：“参谋长，我……我不想离开老连队……”他哽咽着说，“我的班长牺牲前说过，要我一直跟着三连……” 周球保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想起了甘溪战场上牺牲的王志坚，想起了那些永远留在困牛山的战友。他刚要说话，王大娘走了过来，把小虎搂在怀里：“好孩子，别哭了。红军都是一家人，到哪里都是为老百姓打仗。你看我侄子，刚报名参军，以后就是你的战友了。”她从口袋里掏出块红糖塞给小虎：“吃块糖就不苦了，要像个男子汉！” 小虎含着红糖，眼泪渐渐止住了。周球保拍了拍他的肩膀：“去吧，到新连队去，给咱们六军团争光！”小虎用力点了点头，跟着新战友走向队伍。农协会的乡亲们看着这一幕，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整编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战士们按照命令重新编队，交换武器装备。游击队员们也没闲着，他们帮着抬伤员、送弹药，还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给红军当临时病床。张老根的儿子小张是个木匠，正带着几个会员修理损坏的枪支，他们虽然不懂军事，却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红军。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声，紧接着是嘹亮的冲锋号声。周球保心里一紧，刚要派人侦察，就看见王震带着队伍回来了，张老根扛着缴获的机枪走在最前面，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报告首长！黑风口的地主武装被我们全歼了！缴获步枪三十支，机枪一挺，还有一大批粮食！” 战士们顿时欢呼起来，农协会的乡亲们更是高兴得敲起了锣鼓。贺龙笑着说：“好样的！这真是双喜临门！把缴获的粮食分给乡亲们，让大家都尝尝胜利的果实！”张老根大声应着，指挥游击队员们分发粮食，祠堂前顿时一片欢腾。 夕阳西下时，整编工作终于接近尾声。新组建的部队在空地上列队完毕，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周球保站在五十一团的队伍前面，看着眼前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心中涌起一股豪迈之情。他高声喊道：“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过去的功劳属于过去，未来的胜利要靠我们共同争取！有没有信心？” “有！”战士们齐声高呼，声音响彻云霄，惊得树上的鸟儿扑棱棱飞起，在夕阳的余晖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农协会的乡亲们也跟着鼓掌欢呼，掌声和欢呼声在山谷间回荡，久久不散。 晚饭时分，石梁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炊事班和农协会的妇女们一起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游击队员们杀了缴获的牛羊，全村老少都聚集在祠堂前的空地上，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庆祝。孩子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老人们给战士们讲石梁的故事，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 周球保端着一碗米酒，走到苏小红身边。她正在给最后一个伤员换药，救护所里的草药散发着清香，那是李大爷和陈大爷特意配制的。“苏同志，辛苦你了。”周球保把碗递给她，“喝点米酒暖暖身子。”苏小红接过碗，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今天多亏了乡亲们送来的草药，好多伤员的情况都好转了。” 她指了指旁边的竹篓：“你看，农协会的姐妹们还送来不少布条，说是给伤员做绷带用的。她们白天烙饼做饭，晚上还在油灯下缝缝补补，真是太辛苦了。”周球保看着那些浆洗得干干净净的布条，心里一阵温暖：“有这样的百姓支持，咱们一定能胜利。”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是红二军团的战士们在唱《欢迎六军团歌》，农协会的乡亲们也跟着唱起来，虽然歌词不太熟，但那份热情却感染了每个人。周球保和苏小红静静地听着，心中充满了希望。 夜色渐深，营地里燃起了熊熊篝火，照亮了战士们和乡亲们的笑脸。贺龙拉着张老根和王大娘坐在篝火旁，听他们讲石梁的斗争故事。任弼时虽然身体不适，却也精神焕发地和游击队员们交流着，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肖克和王震正在研究明天的行军路线，不时有农协会的老人过来指点地形，提供情报。 周球保躺在营帐里，却毫无睡意。他走出营帐，看见农协会的妇女们还在油灯下忙碌，她们正在给战士们缝制棉衣，王大娘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缝得格外认真。不远处，小张和几个青年正在帮战士们擦拭枪支，月光洒在他们身上，镀上了一层银辉。 他想起了远在湘赣根据地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妻子临走时给他绣的布鞋补丁还贴身带着，蓝布上的蒲公英被汗水浸得发暗，却依然能看清细密的针脚。他仿佛看到妻子抱着孩子站在村口眺望，眼神中充满了期盼。而在这里，在石梁，他看到了同样的期盼，在乡亲们的笑脸上，在游击队员的眼神里，在农协会会员忙碌的身影中。 “等革命胜利了，一定要让所有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周球保在心里默默发誓。他知道，这个愿望还很遥远，眼前还有无数的艰难险阻等着他们。但他不害怕，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边有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红军战士，更有千千万万支持红军的百姓。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着团结一心的力量，这力量足以战胜一切敌人，迎来胜利的曙光。 天边的启明星渐渐升起，照亮了石梁的山峦和村庄。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红军战士和百姓们相拥而眠，他们的呼吸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无声的歌谣，诉说着军民鱼水情深，预示着革命的火种必将燎原。明天，他们将携手并肩，向着永顺，向着胜利，迈出坚定的步伐。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二集:湘西惊雷 “湘西的天，是要变一变了！”贺龙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所里，粗糙的手掌重重拍在土墙上。窗外连绵的武陵山脉在暮色中翻涌如浪，他口中吐出的话语裹挟着山风的凛冽，带着十足的底气与豪迈。此时，距离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已过去半月有余，两支饱经战火的劲旅合兵一处，士气如燎原之火般高涨，正像一柄刚刚淬炼成型的利剑，即将在湘西大地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 木黄会师的喜悦尚未在战士们心头散尽，严峻的现实便已摆在眼前。黔东根据地狭小贫瘠，难以支撑两支大军的给养，更无法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使命。在石梁张家祠堂的联席会议上，任弼时将油灯拨亮些，照亮了墙上斑驳的地图：“中央红军正在突破湘江防线，我们必须在湘西打开局面，把蒋介石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贺龙用树枝在地上划出弧线，粗粝的嗓音震得油灯火苗微微颤抖：“湘西是我的老地盘，陈渠珍那些家伙的底细，我摸得门儿清！”肖克俯身指着永顺、桑植一带补充道：“这里山高林密，便于机动，群众受够了军阀欺压，正是我们生根发芽的好地方。” 经过三天三夜的缜密推演，红二、六军团最终定下发起湘西攻势的战略决策。部队在石梁进行了短暂却高效的整编：红二军团将缴获的枪支重新调配，把保养最好的汉阳造优先分给六军团的老战士；六军团的政治干部则手把手教二军团战友如何书写宣传标语，篝火旁总能看到两支部队的战士凑在一起交流战斗经验。周球保在整编中升任五十一团参谋长，领到的新枪上还刻着“川军缴获”的模糊字样，他摩挲着枪管上的纹路，想起甘溪突围时牺牲的战友，枪托抵在肩头的分量似乎又重了几分。 1934年11月4日清晨，西进的号角在薄雾中吹响。红二、六军团的队伍如两条赤色长龙，沿着武陵山脉的褶皱向湘西腹地挺进。贺龙骑在那匹缴获的白马上，马鞍上挂着半袋炒青稞，时不时摘下草帽扇扇风，与路边的战士们打趣说笑。关向应则带着政治部的同志走在队伍中间，他编写的《欢迎六军团歌》已在战士们口中传唱开来：“团结就是力量，携手打豺狼……”歌声穿过晨雾，惊起林中的雀鸟，也让脚下的山路多了几分暖意。 11月7日，立冬。这一天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当红六军团五十一团的尖兵出现在永顺城西门外时，守城的保安团还在懒洋洋地晒太阳。周球保举起望远镜，看见城楼上挂着褪色的青天白日旗，几个团丁正围着炭盆赌钱。“准备攻城！”他低声下令，话音未落，侦察班长已带着两名战士摸到城门下，假装迷路的挑夫与哨兵搭话。趁哨兵转身指路的瞬间，战士们猛地将其按倒，缴获的钥匙“咔嗒”一声打开了城门闩。 “缴枪不杀！”红军战士如潮水般涌入城门，保安团的团丁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黑洞洞的枪口指住了胸口。县太爷从后门仓皇逃跑时，慌乱中摔掉了官帽，乌纱帽上的翎羽在石板路上滚出老远。城中百姓起初躲在门后偷偷观望，当看到红军战士小心翼翼地扶起摔倒的老人，将粮食分给乞讨的孩童时，渐渐打开了家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颤巍巍地端出热茶，拉着战士的手问：“你们真是贺龙老总带的队伍？”得到肯定答复后，老人抹着眼泪喊起来：“红军回来了！救苦救难的红军回来了！” 永顺城的街道上很快贴满了红绿标语。关向应亲自握着石灰水刷过的毛笔，在城隍庙的照壁上写下“打土豪、分田地”六个大字，笔锋遒劲有力。工作队挨家挨户宣传政策，把地主粮仓里的稻谷、棉花分发给贫苦百姓。周球保在清查县政府档案时，发现了一本厚厚的地租账簿，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佃户们的欠账，他愤怒地将账簿摔在地上，对战士们说：“这些吸血鬼，早就该清算算了！” 红军占领永顺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三天就飞到了长沙。湖南省主席何键在官邸里暴跳如雷，搪瓷茶杯被他摔得粉碎：“贺龙这股匪患，必须就地歼灭！”他当即给驻湘西南的新编陆军34师师长陈渠珍发电，限令其联合黔军，务必在半月内肃清红二、六军团。电报末尾还附上一句狠话：“若再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陈渠珍接到电报时，正在凤凰老家的吊脚楼里把玩古董。这位被称为“湘西王”的军阀捻着胡须，看着电报上的措辞，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深知贺龙的厉害，当年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在湘西家喻户晓。但军令如山，他不敢违抗，只好召集心腹商议。“贺龙刚到永顺，立足未稳，正是用兵的好时机。”参谋长指着地图分析，“我们集中周燮卿、龚仁杰、杨其昌三个旅，再加上皮德培的独立团，共一万余人，分四路合围，定能将其一举歼灭。”陈渠珍沉吟片刻，最终拍板：“让龚仁杰当总指挥，周燮卿副之，务必谨慎行事。” 11月12日，敌军先头部队已抵达永顺城郊。侦察兵报告，龚仁杰旅的尖兵距城不足十里，正沿着公路搜索前进。此时的永顺城内，红军战士们正忙着筹集粮草，百姓们主动送来布鞋、腊肉，连孩子们都提着篮子捡拾子弹壳。贺龙站在城头，望着远处扬起的尘土，对身边的任弼时说：“鱼儿要上钩了。”任弼时咳嗽着点头：“就按我们商定的计划，把他们引到十万坪去。” 11月13日黎明，红军开始有计划地撤出永顺城。后卫部队故意在街角丢下几支老旧步枪，在粮仓里留了少量发霉的稻谷，制造出仓促撤退的假象。周球保带着五十一团担任掩护，他让战士们在城墙砖缝里塞上手榴弹，拉弦系在麻绳上，只要敌军一碰麻绳就会引爆。当龚仁杰的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进城时，果然触发了陷阱，几声巨响过后，城墙上的石灰簌簌掉落，吓得敌军半天不敢前进。 城外，化装成百姓的红军战士们正在路边“哭诉”：“红军跑啦！把进城的木桥都烧了，我们想逃都逃不掉啊！”这些带着浓重永顺口音的抱怨，通过俘虏的嘴传到了龚仁杰耳中。这位自恃骁勇的旅长越发得意，在指挥部里对周燮卿说：“我就说贺龙是强弩之末，看来他们是真的怕了！”周燮卿捻着八字胡附和：“总指挥英明，咱们乘胜追击，定能立下大功！” 红军一路向北撤退，一边走一边勘察地形。11月16日清晨，当队伍抵达永顺城北45公里的龙家寨时，贺龙勒住马缰，眼前的景象让他眼睛一亮。这是一片南北长15里、东西最宽处4里的狭长谷地，两侧山峦平缓，长满了松杉和油茶林，谷底是平整的稻田，一条小溪穿谷而过。“就是这里了！”贺龙马鞭指向谷地深处，“这十万坪，就是陈渠珍部队的葬身之地！” 军团首长们立刻在山神庙召开紧急会议，沙盘上很快标出了伏击部署：红二军团的第四师埋伏在谷地东北端的马鞍山高地，第六师部署在西北侧的松柏坡；红六军团的第四十九团占据南端的钟灵山，第五十一团作为诱敌部队隐蔽在右翼的核桃岭，第五十三团则在中部的田家坳待命。贺龙用树枝在沙地上画出箭头：“我们要布一个大口袋，等敌人全部进来，就扎紧袋口，关门打狗！”肖克补充道：“各部队要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火，一定要等敌人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 战士们迅速进入阵地，用树枝和茅草伪装起来。周球保趴在一棵大松树下，透过枝叶缝隙观察着谷底。他身边的机枪手陈哑巴正仔细擦拭着缴获的捷克式轻机枪，这挺机枪是甘溪突围后补充的装备，如今已成为全团的宝贝。周球保拍拍陈哑巴的肩膀，做了个“准备好”的手势，陈哑巴咧嘴一笑，竖起大拇指回应。远处传来敌军的马蹄声，越来越近，战士们握紧了手中的枪，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 下午4时左右，阳光斜照在谷地上，将枯草染成金色。疲惫不堪的敌先头部队终于出现在谷口，正是龚仁杰旅的两个团。他们一路追赶，早已是人困马乏，不少士兵敞着领口，背着枪东倒西歪地走着。骑兵牵着战马在溪边饮水，炊事兵则忙着找地方埋锅造饭，袅袅炊烟在谷中升起。周球保数着进入谷地的敌军人数，当最后一个骑兵消失在拐角处时，他对着传令兵低声道：“敌人主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 传令兵迅速将消息传到指挥部。贺龙看着怀表，时针指向4点15分，他猛地站起身：“总攻开始！” 清脆的军号声骤然在山谷间响起，打破了午后的宁静。刹那间，埋伏在四周高地的红军战士如猛虎下山般冲了出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震得山谷嗡嗡作响。红六军团的第四十九团率先从钟灵山发起冲锋，战士们顺着山坡滑下，手中的步枪不断喷吐着火舌。周球保拔出驳壳枪，大喊一声：“跟我冲！”率先跃出掩体，五十一团的战士们紧随其后，如一股赤色洪流涌向谷底。 龚仁杰正在临时搭建的指挥部里喝茶，听到枪声猛地站起身，茶杯摔在地上摔得粉碎。“怎么回事？哪里打枪？”他惊慌失措地问参谋，话音未落，一颗手榴弹就在不远处爆炸，气浪掀翻了指挥部的帆布。“报告旅长，我们被包围了！”通信兵连滚带爬地进来，话音里带着哭腔，“四面都是红军，火力太猛了！”龚仁杰强作镇定，拔出指挥刀喊道：“慌什么！给我组织抵抗，援军马上就到！” 但一切都太晚了。红军的攻势如潮水般汹涌，早已打乱了敌军的部署。周球保带领的五十一团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军腹地，将龚仁杰旅拦腰截断。他手中的驳壳枪左右开弓，子弹打完了就拔出背上的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名敌军军官挥舞着指挥刀冲过来，周球保侧身躲过，顺势一刀劈在对方胳膊上，指挥刀“当啷”落地。他正要结果对方性命，忽然看到敌军袖口露出的桂军标志，想起甘溪突围时牺牲的战友，眼中燃起怒火，马刀再次挥下。 谷地西侧，陈哑巴的机枪正疯狂地喷射着火舌。他把机枪架在一块大岩石上，对准溃散的敌军猛烈扫射，枪管很快就打红了，烫得他不得不垫着布条握持。子弹打完了，他就抡起机枪砸向冲上来的敌人，直到后续部队上来补充弹药，他才靠在岩石上大口喘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嘴角却挂着胜利的笑容。 红二军团的攻势同样迅猛。第四师从马鞍山高地俯冲而下，战士们踩着枯草和碎石，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敌军侧后。贺龙的警卫员小廖举着红旗冲在最前面，红旗上的镰刀锤头在夕阳下格外醒目。第六师则在松柏坡展开火力压制，将企图逃跑的敌军死死堵在谷中。贺龙站在山神庙顶端的了望台，用望远镜观察着战局，时不时对身边的参谋下达命令。他啃着随身携带的红薯，红薯皮随手扔进旁边的火塘，火星溅起又落下，如同战场上闪烁的流弹。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在狭窄的谷地中无法展开兵力，优势火力根本发挥不出来。红军则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分片围歼敌人，近战、夜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夜幕降临时，谷地里燃起了熊熊大火，照亮了战士们冲锋的身影。白刃战在各个角落展开，枪托碰撞声、刺刀入肉声、惨叫声此起彼伏。周球保的弟弟周球发在战斗中手臂被刺刀划伤，鲜血染红了半边衣袖，但他咬着牙坚持战斗，用刺刀挑翻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当周球保找到他时，他正靠在一棵油茶树下包扎伤口，见哥哥过来，咧嘴一笑：“哥，我没事，还能打！” 午夜时分，龚仁杰旅和周燮卿旅主力已基本被歼灭。残敌慌不择路地向龙家寨方向逃窜，却不知另一支红军部队早已等候在那里。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衔尾追击，一口气追出十余里，在把总河发现了正在构筑工事的杨其昌旅。原来这支部队行动迟缓，尚未进入十万坪伏击圈，此刻正想凭河据守，阻挡红军追击。 肖克亲自指挥这场夜战。他让战士们在河对岸燃起篝火，制造强攻的假象，主力则悄悄从上游的浅滩涉水而过。当敌军还在盯着对岸火光时，红军已从背后发起突袭。杨其昌旅猝不及防，防线瞬间崩溃。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杨其昌带着少数亲信狼狈逃窜，连指挥部的文件都未来得及带走。周球保在清理战利品时，发现了杨其昌的日记，里面满是对红军的恐惧和对前途的迷茫，他冷笑一声，将日记递给身后的宣传干事：“这可是个好教材。” 11月18日清晨，红军重新占领永顺城。当先头部队进城时，百姓们自发地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欢迎红军凯旋。孩子们提着篮子，将炒好的花生、板栗塞进战士们手中，老人则拉着战士的手问长问短。一位曾在困牛山救助过红军伤员的苗族老人龙阿公，带着孙子送来晒干的草药，孙子脖子上挂着红军送的红布条，见到穿军装的就敬礼，引得战士们哈哈大笑。 十万坪伏击战的战果极为丰硕：红军共歼敌近1000人，俘敌2000余人，缴获战马23匹，各种枪支2200余支，其中包括10挺轻机枪和大量子弹、手榴弹。在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敌军炊事班的锅里还炖着腊肉，油花在汤面上翻滚，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几个年轻战士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老兵笑着拍拍他们的肩膀：“别急，这战利品咱们平分！”很快，香喷喷的腊肉就分到了各连队，战士们围着篝火，吃着久违的荤腥，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贺龙在指挥所里听取战果汇报，当听到缴获的武器清单时，他爽朗地大笑起来，将手中的红薯皮扔进火塘：“这才叫开门红！陈渠珍想啃咱们这块硬骨头，结果崩了满嘴牙！”任弼时虽然还在咳嗽，但脸色好了许多，他笑着说：“这一仗打出了威风，打出了信心，更重要的是牵制了敌人，为中央红军减轻了压力。”关向应则在忙着起草安民告示，他要让湘西百姓都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苏小红所在的医疗队一直忙碌到第二天清晨。战斗打响后，她带着卫生员们在火线抢救伤员，双手被鲜血染红，棉衣袖子也被炮弹碎片划破。当看到一名战士因失血过多而昏迷时，她毫不犹豫地卷起袖子，让卫生员抽自己的血输给战士。“苏姐，你身体要紧啊！”卫生员心疼地说。苏小红摇摇头：“救人要紧，快抽！”直到战士脱离危险，她才感到一阵眩晕，扶着树干慢慢蹲下。此刻她抚摸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眼中充满了希望，她要让孩子知道，他们的父辈曾在这里浴血奋战。 战斗结束后，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城召开了庆功大会。广场上搭起了简易的主席台，两面鲜红的军旗在风中飘扬。贺龙站在台上，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洪亮如钟：“弟兄们，我们打赢了！但这只是开始，湘西的天要变了，全中国的天也要变了！”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战士们举起枪支高呼：“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欢呼声震彻云霄，连广场旁的古树都仿佛在微微颤动。 会后，部队开始在湘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工作队深入乡村，打土豪、分田地，将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百姓。永顺县城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挂了起来，百姓们敲锣打鼓前来祝贺。不少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周球保所在的五十一团一下子就补充了两百多名新兵，他耐心地教新兵们瞄准、刺杀，把自己的战斗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龙家寨十万坪大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湘西，甚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人们传颂着红军的英勇事迹，说他们是“神兵天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兵”。而红二、六军团的将士们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深知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在永顺城的天主教堂里，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军团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贺龙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地图：“我们要趁热打铁，向桑植、大庸发展，把湘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肖克、关向应等人纷纷点头赞同，油灯下，他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映照着墙上的地图，也照亮了革命的前路。 深秋的湘西，寒意渐浓，但革命的热情却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红二、六军团的战士们分散到各个乡镇，帮助百姓收割庄稼，修补房屋，还组织了农会、妇女会，让贫苦群众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周球保带着五十一团的战士们在龙家寨一带开展工作，他们没收了地主龙老财的粮仓，将稻谷全部分给了村民。龙阿公捧着金灿灿的稻谷，激动得老泪纵横：“活了一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好队伍啊！” 关向应则忙着培养地方干部，他在永顺师范学校旧址开办了干部培训班，每天晚上都亲自授课。煤油灯下，他耐心地讲解革命道理，教大家识字写字。“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他对学员们说，“你们是湘西的火种，要把革命的火苗传到每个村寨。”学员们认真地做着笔记，眼神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革命的坚定。 苏小红所在的医疗队也忙得不可开交。除了救治伤员，她们还深入村寨为百姓看病送药。湘西山区多瘴气，不少村民患有疟疾、风湿等疾病，苏小红带着卫生员们采集草药，熬制成汤药分发给大家。在一个偏远的苗寨，她用针灸治好了一位苗族老人多年的腿疼，老人感动得用苗语连连道谢，还让孙女把最珍贵的银项圈送给她。苏小红婉言谢绝了，笑着说：“我们红军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要群众的一针一线。”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军的给养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百姓们主动送来粮食、布匹、药材，有的还把自家的耕牛捐给红军。在永顺县城的集会上，一位中年妇女牵着一头黄牛来到募捐点，对工作人员说：“这头牛给红军同志耕地用，你们为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我们也要为革命出份力！”这样的场景在湘西各地随处可见，军民鱼水情在烽火岁月中愈发深厚。 11月底，红二、六军团按照既定计划，开始向桑植、大庸进军。贺龙亲率红二军团为左路，肖克率红六军团为右路，兵分两路向湘西腹地推进。一路上，红军势如破竹，先后解放了桑植、大庸等县城，将湘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解放大庸的战斗中，周球保率部担任主攻，他利用夜色掩护，带领战士们攀上城墙，一举击溃了守敌。战斗结束后，他在城头升起了红旗，望着城中欢呼的百姓，心中充满了自豪。 此时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成为长江以南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根据地内，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孩子们走进了红军开办的学校，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山谷间。工厂里机器轰鸣，工人们生产着武器弹药和生活用品，支援前线作战。整个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蒋介石调集了更多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围剿”。面对强敌，红二、六军团的将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在贺龙、任弼时等首长的指挥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陈家河、桃子溪等战斗中，红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一次战斗中，周球发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周球保抱着弟弟逐渐冰冷的身体，悲痛欲绝。但他知道，弟弟是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他的血不会白流。他擦干眼泪，带着弟弟的遗愿，继续投身到战斗中。苏小红在后方医院得知消息后，默默地为周球发烧了纸钱，她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照顾好伤员，让更多的战士能够平安归来。 1935年春，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壮大。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召开了誓师大会，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贺龙站在主席台上，望着台下整齐的队伍，激动地说：“弟兄们，我们在湘西打出了一片天地，但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中央红军已经踏上了长征的征程，我们也要做好准备，随时迎接新的任务！”台下的战士们举起枪支，齐声高呼：“打倒蒋介石！”“革命到底！” 阳光洒在战士们的脸上，映照着他们坚定的眼神。周球保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站在队列里，孩子的襁褓是用苏小红的红军被单改的。他看着儿子熟睡的脸庞，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和平、幸福的世界。苏小红站在不远处，望着这温馨的一幕，脸上露出了微笑。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三集:烽火家书 永顺县的晨雾像一层薄纱，将县城边缘的农家小院轻轻笼罩。青灰色的炊烟从烟囱里缓缓升起，与雾气交织在一起，在微凉的空气中弥漫开淡淡的烟火气。这座由三进瓦房组成的院落，曾是乡绅张老爷的祖宅，朱漆大门虽已斑驳，却仍能看出往日的气派。门框上临时悬挂的红十字木牌被露水打湿，木牌边缘的毛刺上凝结着晶莹的水珠，在微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红军进驻永顺后，张老爷带着家眷逃往沅陵，留下的空宅便成了后方医院的驻地，院落里的石榴树、葡萄架都被细心保留着，只是廊下多了晾晒的绷带，墙角堆着成捆的草药。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穿过东边厢房的窗棂，在青砖地面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苏小红坐在靠窗的梨木椅上，椅面的红漆早已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浅黄的木纹，木纹里还嵌着经年累月的灰尘。她怀里揣着一封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被反复摩挲得发毛起卷，右上角贴着的半枚邮票早已泛黄，却仍能看清上面\"中华民国邮政\"的字样和模糊的帆船图案。这封信辗转了二十多天，从赣西山区到湘西腹地，不知经过多少红军战士、老乡、邮差的手传递，信封上盖着七八个模糊的邮戳，才最终送到她手中。 指尖触到信封里硬物时，苏小红的指节微微发颤。她深吸一口气，鼻腔立刻被空气中弥漫的气味填满——苍术与艾叶的苦涩药香，浓盐水煮沸后的咸腥气，还有伤口溃烂后难以掩饰的腐味，这些气味在潮湿的空气中交织，构成了后方医院特有的气息。她用牙齿轻轻咬开信封封口，抽出里面折叠整齐的毛边纸，纸面粗糙得剌手，边缘还带着未裁齐的毛茬，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烧焦的木棍在纸上划过，有些笔画深陷入纸，几乎要将纸戳破。 \"小红吾侄见字如面...\"开篇的字迹还算工整，可越往后越显潦草，甚至有几处被墨团晕染，像是写信人急得滴落在纸上的汗珠。苏小红逐字逐句地读着，邻居王大伯朴实的话语此刻却像钢针般扎进心里。信中说，上个月初三，还乡团头目李老栓带着二十多个团丁闯进村子，个个拿着枪棍，把她家三间土坯房翻了个底朝天，抢走了仅有的两担稻谷和母亲陪嫁的银镯子。更让她目眦欲裂的是那句\"你爹娘为护你留下的红布包，被团丁用枪托砸断了腿，当夜便去了...\" \"爹...娘...\"苏小红的喉咙像是被塞进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发不出半点声音。泪水争先恐后地涌出眼眶，在睫毛上凝结成珠，坠落时砸在信纸上，墨字立刻洇开，像一朵朵黑色的花在纸上绽放。她想起临行前那个星夜，母亲在油灯下为她收拾包袱，把攒了半年的十几个铜板用油纸包好塞进她贴身的衣兜，手指粗糙却温暖；父亲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最后只说\"跟着红军走，别惦记家\"。那些温暖的画面此刻都化作利刃，反复切割着她的心脏，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 隔壁床上传来轻微的响动，苏小红慌忙用衣袖抹去眼泪，却见腿部中弹的伤员赵老四正睁着眼睛看她。这位来自红六军团的年轻战士，不过二十出头，在甘溪战斗中被流弹打断了胫骨，已经躺了一个多月。他的脸上还带着稚气，嘴唇干裂起皮，起了一层白色的皮屑，看到苏小红通红的眼睛，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用没受伤的左手拍了拍床沿：\"苏妹子，甭太难过。俺爹娘也被白匪杀了，在湘赣根据地那会儿，房子都被烧了。咱活着的人，得替他们把日子过下去，把白匪打跑了，他们在天上才能安心。\" 病房里顿时安静下来，其他伤员也都醒了。靠窗的老战士陈德山咳嗽着坐起身，他是红三军的老兵，在枫香溪战斗中伤了肺叶，说话时总带着浓重的喘息，每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咳几声：\"小红同志，要挺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你爹娘是好样的，他们用命护着红军的名声，这份情我们记着，全红军都记着。\"他从枕头下摸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包，打开里面是半块红糖，\"这个你拿着，泡水喝，补补身子。\" 苏小红用力点头，泪水却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她将信纸小心翼翼地折成方块，塞进贴胸的衣兜。那里还藏着母亲为她做的布鞋，鞋面上绣着简单的花草图案，针脚细密扎实，鞋头还特意纳了厚厚的千层底。她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站起身，拿起墙角的铜盆：\"赵大哥，该换药了。陈大叔，今天感觉怎么样？咳嗽好点没？\"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沉重而急促，带着军人特有的节奏，踏在青石板路上发出\"噔噔\"的声响。苏小红的心猛地一跳，抬头便看见周球保掀开门帘走进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衬衣，裤腿上沾满了褐色的泥点，左胳膊的绷带渗出暗红的血迹——那是在十万坪战斗中被弹片划伤的。他的脸颊消瘦了许多，颧骨高高突起，眼窝也陷了下去，唯有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如星，只是此刻看到苏小红红肿的眼眶，眼神瞬间黯淡下来，像是被乌云遮住的太阳。 \"我听说了。\"周球保走到她面前，声音低沉沙哑，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他刚从前线回来，身上还带着硝烟和泥土的气息，那是战场独有的味道，混杂着 gun 药的硫磺味和山野的青草味。没等苏小红开口，他便张开双臂将她轻轻拥入怀中，\"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些。\" 这个坚实的拥抱像是一道闸门，苏小红所有的坚强瞬间崩塌。她把脸埋在周球保沾满汗味的军装里，压抑已久的哭声终于爆发出来，凄厉而绝望，在寂静的病房里回荡。周球保只是轻轻拍着她的后背，任由她的泪水浸湿自己的衣襟。他知道此刻任何安慰都苍白无力，唯有这个拥抱能给她些许支撑，让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不知过了多久，苏小红的哭声渐渐平息，只是肩膀还在微微颤抖。周球保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油纸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半块已经发硬的玉米饼，边缘有些发黑，显然放了好几天：\"从老乡那借的，垫垫肚子。你这几天肯定没好好吃饭。\" 苏小红摇摇头，从衣兜里掏出那封信递给他。周球保看完信后，脸色铁青，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手背的青筋都暴了起来。他猛地一拳砸在墙上，青砖上立刻留下一个浅浅的凹痕，墙灰簌簌落下：\"这帮畜生！等打完这仗，我一定带兵回去，把李老栓那帮狗东西千刀万剐，为叔叔阿姨报仇！\" \"球保，\"苏小红拉住他的胳膊，眼神里虽有悲伤却透着坚定，\"报仇是肯定的，但现在不行。咱们红军是为天下穷苦人打仗，不能因为私仇耽误大事。我爹娘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的。他们一生老实本分，最盼着天下太平。\" 周球保看着她含泪却坚定的眼神，慢慢松开了拳头，深深吸了口气，胸口剧烈起伏着：\"你说得对，是我冲动了。小红，你比我坚强。\"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笔身是暗黑色的金属，上面有些许划痕，笔帽上还刻着模糊的英文标识，\"这是上次战斗缴获的，从一个白匪军官身上搜出来的，他一直揣在怀里当宝贝。我想着，等胜利了，咱们的孩子得学写字，把咱们的故事写下来，把叔叔阿姨的故事也写下来。\" 钢笔的冰凉触感从指尖传来，苏小红的心猛地一颤。她下意识地抚上自己的小腹，那里已经微微隆起，像揣着一个小小的拳头，一个小生命正在悄然成长。这三个月来，她忙于照顾伤员，常常忘了自己还是个孕妇，直到清晨的孕吐和日渐沉重的身体提醒她这个秘密。此刻被周球保的话语触动，她突然觉得脸颊发烫，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周球保看出了她的异样，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是不是累着了？\" 苏小红咬着嘴唇，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犹豫片刻，终究还是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球保，我...我有孩子了，三个月了。\" 周球保愣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没听清她的话。过了足足有半分钟，他才猛地反应过来，一把抓住苏小红的肩膀，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哭腔：\"你说啥？小红，你再说一遍！我没听错吧？\" \"我们有孩子了。\"苏小红被他逗笑了，眼角还挂着泪珠，嘴角却扬起了笑容，像雨后初晴的天空。 周球保突然将她紧紧抱住，力道之大几乎让她喘不过气，却又在中途猛地收住力气，生怕伤到她。他把脸埋在她的发间，贪婪地嗅着她头发上淡淡的草药香，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喜悦和哽咽：\"太好了...小红，太好了！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当爹了！\"这个在战场上面对枪林弹雨都面不改色的硬汉，此刻竟像个孩子般喜极而泣。病房里的伤员们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赵老四更是用力鼓起掌来，带动着伤口一阵疼痛，疼得他龇牙咧嘴，却依旧咧着嘴笑得开心。 周球保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苏小红的小腹，动作轻柔得仿佛怕碰碎什么珍宝。他的手掌粗糙有力，布满了老茧和战场上留下的伤痕，此刻却温柔得不可思议，像是在抚摸稀世珍宝。\"得给孩子起个好名字。\"他认真地思考着，眉头都皱了起来，\"要是男孩，就叫建军，建设的建，军队的军，让他记住红军是怎么打仗的，怎么建设新中国的。要是女孩，就叫念红，思念的念，红军的红，让她永远念着红军的恩情，念着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苏小红笑着点头，眼角的泪水却又流了下来，这次是喜悦的泪水。她轻轻抚摸着周球保胳膊上的绷带，那里渗出的血迹已经干涸发黑：\"你以后打仗，一定要小心。我和孩子都等着你回来，等着你给孩子讲故事，教孩子认字。\" \"放心！\"周球保挺直胸膛，眼神坚定如钢，\"我周球保命硬着呢！甘溪突围、困牛山血战我都过来了，这点小仗算啥？等打败了白匪，建立了新中国，我就带着你和孩子回家，盖三间大瓦房，院子里种上你喜欢的栀子花，给孩子请最好的先生教书，让他识文断字，再也不受地主恶霸的欺负。\" 就在这时，病房尽头突然传来剧烈的咳嗽声，伴随着痛苦的呻吟，像是有人被扼住了喉咙。苏小红立刻收敛情绪，快步走到床前，只见重伤员刘正明脸色发紫，嘴唇发青，呼吸急促得像破旧的风箱，额头上布满了黄豆大的冷汗。她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的温度让她心头一紧：\"不好，伤口感染发烧了！快，谁有水壶？\" 刘正明是在石梁整编后加入红军的新兵，才十六岁，在十万坪战斗中为掩护战友被手榴弹炸伤了腹部。他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此刻纱布已经被脓血浸透，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边缘的皮肤都红肿发炎了。苏小红当机立断：\"快，准备盐水和干净纱布，需要立刻清创！赵大哥，帮我把那边的镊子递过来！\" 周球保立刻帮忙烧热水，他从墙角拿起铜壶，快步走到院子里的水井旁打水，动作麻利。赵老四用没受伤的手帮忙递器械，把消毒用的酒精棉、纱布一一摆好。苏小红熟练地解开绷带，露出红肿发炎的伤口，她深吸一口气，用镊子夹着蘸了盐水的棉球，小心翼翼地清理伤口周围的脓血。盐水碰到伤口时，刘正明疼得浑身颤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却硬是一声不吭，额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浸湿了枕头。 \"忍着点，马上就好。\"苏小红轻声安慰着，动作却没有丝毫停顿。她的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胸前的衣襟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痕迹。周球保看着她专注的神情，看着她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的嘴唇，看着她额角被汗水浸湿的碎发，心中既骄傲又心疼。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在战场上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比许多男人都要坚强。 处理完伤口，苏小红又给刘正明喂了退烧药——那是用草药熬制的汤药，味道极苦，却能起到退烧的作用。看着他呼吸渐渐平稳，脸色也缓和了些，苏小红才松了口气。她转过身时，发现周球保正拿着毛巾等在身后，毛巾上还带着淡淡的肥皂香，显然是刚洗过的。苏小红不由心中一暖，接过毛巾擦了擦汗：\"你快去忙吧，这里有我呢。部队还等着你呢。\" 周球保点点头，却没有立刻离开。他走到病床前，仔细查看了每个伤员的情况，给赵老四的伤腿换了药，又对陈德山说：\"陈大叔，您肺不好，别着凉。我让炊事班给您炖点梨汤，润润嗓子。\"最后他走到苏小红面前，郑重地说：\"小红，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等我回来，一定给你和孩子带好东西。\" \"嗯，我等你。\"苏小红用力点头，看着他转身走出病房，挺拔的背影消失在晨光中，阳光在他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 周球保刚走出院门，就听见院外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像是斧头砍在木头上的闷响，又像是锤子敲打钉子的脆响。循声望去，只见空地上摆着十几根削好的木头，粗细均匀，长短一致，显然是精心挑选过的。王大石头正带着几个战士扎担架，他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布满了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位来自红三军的老兵，身材魁梧如铁塔，脸上棱角分明，右眉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是在洪湖根据地战斗时被白匪的子弹擦过留下的。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正熟练地将木头削出合适的弧度，木屑在他脚下堆积成小山，散发着新鲜的木头清香。 \"大石头，进度怎么样？\"周球保走过去问道，声音里带着笑意。 王大石头放下斧头，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汗水顺着他脸颊的沟壑滑落：\"报告参谋长，已经扎好五副了，剩下的争取天黑前弄完。\"他指了指旁边的木料，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这些都是从老乡家借的枣木，结实着呢，纹理细密，保准能抬着伤员走山路，就算是过独木桥都稳当。\" 周球保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几个年轻战士正用麻绳将木头牢牢捆扎在一起，动作虽有些生疏，手指却灵活有力，麻绳在他们手中穿梭打结，勒得紧紧的。其中一个叫小马的战士，不过十八九岁，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有的已经破了，流出透明的液体，却只是用布草草一包就继续干活，眉头都没皱一下。周球保心中一动，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小包盐递给小马：\"晚上用盐水泡泡手，消消毒，好得快。这是从老乡那换来的，省着点用。\" 小马惊喜地接过盐包，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捏着，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谢谢参谋长！您真是太关心我们了！\" 王大石头嘿嘿笑着说：\"参谋长，您看我给担架加的新花样。\"他拿起一把用布条缠着把柄的刷子，蘸着放在旁边的桐油，桐油装在一个破碗里，散发着淡淡的油香。他在刚扎好的担架侧面认真地画起来，手腕灵活地转动着，一颗五角星的轮廓渐渐成型，虽然线条有些歪歪扭扭，边缘也不太平整，却充满了力量和生机。 \"这是给六军团的弟兄们准备的。\"王大石头得意地拍了拍担架，手掌拍在木头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们老远一看这红星，就知道是自己人来了，是咱们二军团的弟兄来接他们了。咱们二军团、六军团现在是一家人，就得有一家人的样子，就得有个统一的记号。\" 周球保看着那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红星，红星上的桐油反射着金色的光芒，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自从木黄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士们就像亲兄弟般互助互爱，六军团的战士把缴获的新式枪支分给二军团，二军团的战士把节省的粮食和药品送给六军团伤员，晚上宿营时还会挤在一起讲故事，分享战斗经验。这种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比金石还要坚固，比手足还要亲密。 \"干得好！\"周球保赞许地点点头，拍了拍王大石头的肩膀，他的肩膀结实得像块钢板：\"这个主意好！就该这样，咱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军团，但现在都是为了革命胜利而战的亲兄弟。告诉弟兄们，下午加个菜，我让炊事班炖一锅红薯汤，再蒸几个玉米饼，让大家都暖暖身子。\" 战士们立刻欢呼起来，干劲更足了。王大石头抡起斧头，唱起了洪湖的歌谣，粗犷的歌声在晨风中回荡：\"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歌声虽不悠扬，却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的希望，听得其他战士也跟着哼唱起来。 周球保笑着摆摆手，转身向营地走去。阳光渐渐升高，驱散了最后的薄雾，温暖地洒在身上，让人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远处传来部队训练的口号声，整齐有力，充满了生机和斗志。他抬头望向天空，湛蓝的天幕上飘着几朵白云，像一样柔软。心中充满了希望，为了小红和未出生的孩子，为了牺牲的战友和百姓，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这场仗必须打赢，也一定能打赢。 回到营地时，训练正进行到白热化阶段。五百多名战士分成几个方阵，正在进行刺杀训练。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军装，握着步枪，动作整齐划一，\"杀！杀！杀！\"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充满了杀气，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让人不寒而栗。五十一团的战士们大多是经历过甘溪、困牛山战斗的老兵，眼神中充满了坚毅和杀气，动作干净利落，每一个刺杀动作都充满了力量。新补充的战士虽然略显稚嫩，动作也不太标准，却也个个精神抖擞，眼神中透着不服输的劲头。 \"参谋长回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战士们纷纷停下动作，向他立正敬礼，动作整齐划一。 周球保回了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继续训练！都拿出真本事来，别让白匪看了笑话！平时多流一滴汗，战场上就少流一滴血！\" \"是！\"战士们齐声应道，声音响彻云霄，训练更加卖力了。刺杀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整个营地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 三营营长李虎跑了过来，他身材高大，脸上带着一道新添的伤疤，从眼角一直延伸到下巴，那是在十万坪战斗中被弹片划伤的，虽然结痂了，却依旧狰狞。\"参谋长，刚接到通知，下午任弼时政委要来视察训练。\"李虎汇报道，语气中带着一丝紧张，\"要不要提前准备一下？让战士们换身干净点的衣服，整理一下队列？\" \"不用特意准备。\"周球保摆摆手，语气坚定，\"让弟兄们拿出平时的训练水平就行。真本事不是练给领导看的，是要在战场上用的。任政委看的就是咱们的真本事，不是花架子。\"他看着正在进行射击训练的战士们，问道：\"枪法练得怎么样？子弹还够用吗？\" \"托您的福，上次缴获的子弹够练一阵子了。\"李虎笑着说，脸上的伤疤也跟着动了动，\"三营的神射手老王，刚才三枪都打中了百米外的靶子，枪枪命中红心！\" 周球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小的战士正趴在地上，专注地瞄准目标。他认得这位叫王长贵的战士，原是黔东独立师的神枪手，据说能用土造步枪打中天上飞的飞鸟。此刻他趴在地上，姿势稳如泰山，眼睛紧紧盯着瞄准镜，手指轻轻扣动扳机，动作一气呵成。\"砰\"的一声枪响，远处的靶子应声晃动。 \"好样的！\"周球保赞许地点点头，\"多培养些神射手，战场上能少牺牲不少弟兄。告诉老王，让他多带带新兵，把他的本事都传下去。\" \"是！\"李虎立正应道，转身就要去传达命令。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只见通信员小李骑着一匹枣红马飞奔而来，马跑得飞快，四蹄翻飞，马背上的铃铛叮当作响，在寂静的营地里格外刺耳。他翻身下马时动作太急，差点摔在地上，踉跄了几步才站稳，手里高高举着一封电报，脸色焦急：\"参谋长！加急电报！中革军委发来的！\" 周球保心中一紧，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他连忙接过电报，电报用牛皮纸封着，上面盖着\"加急\"的火漆印。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密码本，这本密码本用厚纸做成，边角都磨圆了，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符号。他对照着密码本，一字一句地翻译起来，眉头渐渐皱紧。随着一个个字被破译出来，他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这是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立刻向永顺、大庸一带发起进攻，打破敌人的封锁，扩大根据地范围。电报中还提到，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调集兵力，准备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情况十分危急。 \"李营长，通知各连主官，半小时后召开紧急会议。\"周球保收起电报，语气严肃，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准备战斗！\" \"是！\"李虎立正敬礼，转身快步离去，脚步匆匆，显然也意识到了情况的紧急。 周球保望着训练场上依旧在刻苦训练的战士们，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但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他们别无选择。他深吸一口气，目光投向后方医院的方向，那里有他的牵挂，有他的希望。心中默念：小红，等着我，等我打完这一仗就回来。 半小时后，各连主官都聚集在临时指挥部里。这是一间简陋的土坯房，墙上挂着一张手绘的地图，地图用毛笔画成，上面用红、蓝两色标注着敌我双方的位置和兵力部署，红色的箭头代表红军，蓝色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和几个粗瓷碗，地上散落着一些烟头。 周球保站在地图前，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清晰有力：\"根据上级命令，我们团担任主攻，明天拂晓向永顺县城发起进攻。一营从东门突破，那里敌人的防守相对薄弱，但地形复杂，要注意隐蔽；二营负责侧翼掩护，阻止敌人的增援部队，务必守住阵地；三营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各个方向，听从我的命令行动。\" 他详细部署着作战任务，每个指令都简洁明确，考虑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主官们认真地记录着，时不时提出问题，周球保都一一耐心解答，分析着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制定着应对方案。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墙上，像一个个威武的巨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肃穆的气氛，每个人都知道，明天的战斗将异常艰苦。 会议结束时，夕阳已经染红了半边天，天空像是被泼上了一层鲜血，绚烂而悲壮。主官们纷纷起身离去，脚步匆匆，他们要立刻回到各自的连队，传达作战命令，做好战斗准备。周球保最后一个离开指挥部，走到门口时，他回头望了一眼那张地图，红色的箭头直指永顺县城，仿佛已经看到了明天战斗的激烈场面，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正在前方闪耀。 夜幕降临，营地渐渐安静下来，只有巡逻队的脚步声和偶尔的咳嗽声打破寂静。远处的村庄传来几声狗吠，更显得夜色深沉。周球保没有睡，他坐在篝火旁，篝火跳动着，发出噼啪的声响，将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他借着跳动的火光擦拭着心爱的步枪，这把缴获的三八式步枪，枪身已经被磨得发亮，泛着金属的光泽，枪托上刻着几道浅浅的刻痕，每一道都代表着一场战斗，代表着一次生死考验。 他一边擦枪，一边想着苏小红和未出生的孩子，想着牺牲的战友和百姓，想着明天的战斗。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无论多么艰难，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他轻轻抚摸着枪托上的刻痕，仿佛在与牺牲的战友对话，告诉他们，自己一定会带着他们的遗志，继续战斗下去，直到胜利的那一天。 篝火渐渐熄灭，只剩下一堆灰烬，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周球保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最后望了一眼后方医院的方向，眼神坚定。他拿起步枪，大声命令道：\"出发！\"战士们整齐地站起，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着永顺县城的方向进发，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也是通往胜利的必经之路。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四集:血洒梵净 1934年11月的梵净山，早已褪去了秋日的斑斓，寒风卷着细碎的雪粒，在武陵山脉的群峰间呼啸穿行。这座被誉为“黔山第一”的佛教圣地，此刻却成了黔东独立师最后的战场。密林深处，寺庙残垣与临时构筑的工事交织，700余名红军战士正用血肉之躯，在这片冰封的山巅筑起一道守护革命火种的防线。 11月13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艰难地穿透梵净山的浓雾，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正站在护国寺残破的山门前，用望远镜观察着山下的动静。他身上那件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早已被寒气浸透，呵出的白气在胡须上凝结成霜，却丝毫不影响他锐利如鹰的目光。身后，政委段苏权正指挥战士们加固工事，这位年仅21岁的特委书记，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眼神却比山巅的岩石还要坚定。 “师长，各团防御部署完毕！”通信员小李踏着积雪跑来，军靴踩在结冰的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用油布包裹的地图，小心翼翼地展开在寺内唯一完好的香案上。地图上，红铅笔标注的三道防线如铁索般缠绕在护国寺周边——第三团驻守大园子左翼，依托茂密的冷杉林构筑掩体；第二团扼守苏家坡右翼，利用陡峭的山脊设置滚石障碍；第一团则驻守正面的烂泥坳，这里是通往护国寺的必经之路，战士们已将直径数尺的原木横亘在路上，削尖的一端对准来敌方向。 王光泽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停在“帝母庙”的位置。这座位于烂泥坳山腰的小庙，是前沿阵地的核心支撑点。“告诉秦贞全团长，帝母庙必须死守，哪怕只剩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段苏权补充道：“让各团多砍些松枝，把工事伪装起来。另外，把那批鞭炮和铁桶都搬到前沿，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 战士们口中的“鞭炮战术”，是独立师在极端困难下想出的妙招。由于弹药奇缺，全师三百余支步枪平均每支仅有四发子弹，重机枪更是只有一挺能用。后勤队的战士们搜集了老乡家做鞭炮的硝石和纸筒，在铁桶里装满碎石和火药，制成简易的“土炸弹”。这些看似简陋的武器，此刻却成了红军战士眼中的“重火力”。 在苏家坡阵地，第二团团长潘xx正带领战士们在雪地里挖掘战壕。这位从德江独立团成长起来的指挥员，手掌早已被冻土磨出血泡，却坚持和战士们一起劳作。“都加把劲！这雪下得越大越好，能冻住敌人的脚，冻不住我们的手！”他笑着拍掉战友身上的雪，眼角的伤疤在寒风中微微抽搐——那是在枫香溪战斗中留下的纪念。战壕边缘，战士们将砍来的树枝铺在雪地上，再盖上薄雪伪装，只留下射击用的狭小射孔，远远望去与山林融为一体。 大园子的密林里，第三团团长马吉山正组织战士们设置“绊马索”。他们将粗壮的藤条和麻绳拉在树干之间，离地不足半尺，上面系着铃铛和树枝，一旦有敌人闯入便会发出声响。这位来自川黔边的硬汉，此刻正手把手教新战士如何在雪地里潜伏：“记住，身子要贴紧地面，呼吸要轻，敌人不到跟前绝不能开枪！”他腰间的刺刀在晨光下闪着寒光，刀鞘上刻着的“革命到底”四个字，是他参军时老班长亲手刻下的。 护国寺内，炊事班正用缴获的铜锅煮着稀粥。玉米和红薯混合着野菜的香气在寺内弥漫，却难以驱散战士们脸上的疲惫。司务长老张一边给伤员换药，一边给大家鼓劲儿：“等打退了敌人，咱们杀土豪的肥猪，给大伙炖肉吃！”伤员中，有在沙子坡战斗中被流弹擦伤的机枪手，也有在转移途中冻坏双脚的小战士，他们互相传递着粗布包裹的窝头，眼神里没有丝毫怯懦。 午后，风雪渐大，雾气重新笼罩山巅。王光泽和段苏权沿着防线巡查，每到一处都要仔细检查工事强度，给战士们掖好衣襟。在烂泥坳阵地，他们遇见了正在给新兵示范射击姿势的第一团连长王立寿。这位参加过湘鄂西起义的老兵，左臂还留着长征路上的枪伤，却坚持守在最前沿。“师长放心，有俺在，阵地丢不了！”王立寿拍着胸脯保证，手掌上的老茧与枪托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 暮色降临时，山下传来零星的枪声。侦察员回报，黔军李成章部的先头部队已抵达张家坝，正在砍伐树木搭建临时营寨。王光泽召集各团指挥员在护国寺召开紧急会议，昏黄的油灯下，战士们的脸庞被映照得忽明忽暗。“敌人兵力是我们的十倍，还有民团配合，硬拼肯定不行。”段苏权指着地图分析，“我们要利用地形打游击，白天固守，晚上袭扰，让敌人疲于奔命。”王光泽站起身，油灯的光晕在他脸上跳动：“同志们，我们多坚守一天，主力红军在湘西就多一分胜算！记住，梵净山就是我们的坟墓，也是敌人的坟墓！” 寺外的风雪愈发猛烈，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血战奏响序曲。战士们裹紧单薄的被褥，在冰冷的工事中依偎取暖，却没人能真正入睡。远处，敌人的篝火在山谷中闪烁，如同贪婪的野兽在黑暗中窥视。寒夜里，不知是谁哼起了湘鄂西的民歌，低沉的旋律在风雪中飘散，带着对家乡的思念，更带着对胜利的期盼。 11月23日黎明，梵净山的寂静被密集的枪声撕裂。黔军李成章部的三个团，在印江民团的配合下，分三路向护国寺发起猛攻。炮弹呼啸着划破晨雾，在雪地上炸开一团团烟尘，寺庙的残垣断壁在震动中摇摇欲坠，飞溅的碎石和木屑与雪花交织成一片混沌。 正面的烂泥坳阵地最先接火。当敌人的先头部队进入射程，第一团团长秦贞全一声令下，隐藏在掩体后的战士们同时开火。步枪的清脆枪声与手榴弹的沉闷爆炸声交织，冲在最前面的黔军应声倒下，后续部队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压制在开阔地带，进退两难。秦贞全站在帝母庙的门楼上，手持望远镜观察战况，不时对通信员下达指令。“左侧火力加强！把铁桶炸弹扔过去！”他话音刚落，几名战士便抱着缠满导火索的铁桶冲出战壕，拉燃引线后奋力掷向敌群。铁桶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地瞬间炸开，碎石和火药迸射开来，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敌人阵脚顿时大乱。 苏家坡方向的战斗同样激烈。黔军利用龙门坳的地形隐蔽推进，却在接近第二团阵地时触发了绊马索。随着一阵急促的铃铛声，早已等候多时的红军战士拉动绳索，数百斤重的滚石顺着山脊呼啸而下，砸得敌人哭爹喊娘。潘团长抓住战机，亲率一个连从侧翼迂回，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群，刺刀与枪托碰撞的脆响、喊杀声与惨叫声在山谷间回荡。一名年轻战士被敌人的刺刀刺穿了大腿，却死死抱住敌人的腰不让其前进，直到战友赶来将敌人击毙；炊事员老陈拿着扁担加入战斗，一扁担将敌兵的枪砸飞，顺势夺过枪支继续射击。 大园子的密林里，马吉山正指挥第三团与敌人展开周旋。黔军依仗兵力优势轮番冲锋，却在错综复杂的林间工事面前屡屡受挫。战士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时而分散游击，时而集中突袭，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当敌人的一个营终于突破外围防线时，马吉山一声令下，隐藏在树冠上的战士们同时扔下点燃的鞭炮，鞭炮在铁桶中爆发出密集的响声，如同机枪扫射。敌人以为遭遇主力，慌忙后撤，红军趁机发起反击，一举夺回阵地。战斗间隙，马吉山发现一名小战士正偷偷擦拭冻僵的步枪，他解下自己的围巾给孩子围上：“别怕，等打完这仗，咱们就回家过年。” 正午时分，敌人的进攻愈发疯狂。李成章调集重炮轰击帝母庙，寺庙的砖瓦在炮火中纷纷坠落，墙体出现一道道裂痕。秦贞全带领战士们在断壁残垣中与敌展开拉锯，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块砸，刺刀弯了就用枪托砸，不少战士身中数弹仍死守阵地。王立寿连长在指挥战斗时，被流弹击中腹部，鲜血瞬间染红了军装。他捂着伤口继续冲锋，直到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群，才轰然倒下。临终前，他用尽最后力气喊道：“守住阵地——”声音在硝烟中久久回荡。 护国寺内，王光泽和段苏权正根据各团战况调整部署。通信员们穿梭在炮火中传递命令，不少人刚冲出寺门就被流弹击中。当得知王立寿牺牲的消息，王光泽一拳砸在香案上，香案上的油灯应声翻倒，火苗在桌面上跳跃，映照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给秦贞全传令，帝母庙绝不能丢！我派警卫连支援他们！”段苏权拉住情绪激动的王光泽：“师长，不能再添兵了！预备队必须留到最后关头！”两人对视良久，王光泽最终重重点头，声音沙哑地说：“告诉各团，黄昏前必须守住防线！” 午后的风雪转为暴雪，天地间一片苍茫。雪花落在滚烫的枪管上迅速融化，在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冰。第一团在烂泥坳的阵地已被突破大半，秦贞全收拢残部退守帝母庙，用寺庙的墙体作掩护继续抵抗。敌人的机枪在庙门外织成火网，庙内的战士们伤亡不断增加，弹药也所剩无几。秦贞全看着身边仅剩的三十余名战士，解下腰间的大刀：“同志们，跟我冲出去拼了！”就在这时，通讯员带来了师部的命令：“坚持到天黑，准备夜间突围！” 傍晚时分，敌人发起最后一轮猛攻。三路敌军同时向护国寺合围，喊杀声震彻山谷。第二团在苏家坡的阵地全部失守，潘团长带着残部且战且退，向护国寺靠拢；第三团被敌人分割在大园子密林，马吉山正组织突围；第一团在帝母庙的坚守已到极限，秦贞全的左臂被弹片划伤，鲜血顺着手指滴落在雪地上，染红了一大片区域。 当夕阳的余晖透过硝烟洒向山巅，护国寺周边的枪声渐渐稀疏。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战场陷入诡异的寂静，只有风雪穿过枪膛的呜咽声，以及伤员们压抑的呻吟。王光泽站在寺庙的最高处，望着山下密密麻麻的敌军营地，对段苏权说：“准备突围吧，让各团天黑后向护国寺靠拢。”段苏权点头应是，目光扫过满地的伤员和疲惫的战士，眼中闪过一丝痛楚。 夜幕降临时，暴雪覆盖了战场的血迹，却掩盖不住空气中弥漫的硝烟与血腥。黔东独立师的战士们蜷缩在临时掩体里，咀嚼着冻硬的窝头，抓紧时间休息。他们知道，真正的考验，在夜色深沉时才刚刚开始。 夜幕像巨大的黑布，将梵净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雪停了，月光透过云层洒在雪地上，反射出清冷的光芒，给突围的红军战士们勾勒出前行的道路。护国寺内，王光泽和段苏权正在做最后的部署，昏暗的油灯下，两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突围路线确定了，经拜佛台、棉絮岭向金刀峡转移，那里地形险要，敌人布防薄弱。”王光泽指着地图上的路线，“第一团残部为前卫，第三团殿后，第二团掩护伤员居中，凌晨三点准时出发。”段苏权补充道：“让各团多带些松明子，既能照明又能取暖，遇到敌人就点燃迷惑他们。”两人仔细检查着突围方案的每一个细节，仿佛要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都考虑在内。 各团接到命令后，迅速开始准备。战士们用布条裹住军靴，防止行军时发出声响；轻伤的战士互相搀扶，重伤员则由战友背着或抬着；炊事班将仅剩的粮食分装给每个人，把铜锅和笨重的物资全部销毁。秦贞全带着第一团残部在寺外警戒，他的左臂已用布条草草包扎，鲜血仍在不断渗出，却丝毫没有影响他握枪的力度。潘团长正在清点第二团的人数，当发现少了五名战士时，他立刻组织搜索，最终在一处掩体后找到了冻僵的五名年轻战士——他们在战斗中睡着了，怀里还紧紧抱着步枪。 凌晨三点整，三颗信号弹划破夜空，在梵净山的寒夜里划出三道明亮的弧线。突围开始了，700余人的队伍如一条黑色的长龙，悄无声息地穿行在雪地里。王光泽和段苏权走在队伍中间，不时低声提醒战士们注意脚下的冰面。月光下，战士们的身影在树林间移动，雪地上只留下浅浅的脚印，很快又被飘落的雪花覆盖。 前卫部队刚通过烂泥坳，就与敌人的巡逻队遭遇。秦贞全果断下令攻击，战士们用刺刀和手榴弹迅速解决了敌人，避免了枪声惊动大股敌军。但短暂的交火还是引起了附近敌人的注意，很快，身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和叫喊声。“加快速度！敌人追上来了！”王光泽命令道，队伍立刻加快了行进速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起来。 当队伍行至帝母庙附近时，敌人的追兵已近在咫尺。马吉山主动请缨带领第三团断后，他组织战士们在山口设置障碍，用仅剩的手榴弹和滚石迟滞敌人。“师长快走！我们掩护！”马吉山的声音在夜色中格外响亮。王光泽回头望了一眼正在激战的山口，眼中闪过一丝不舍，最终还是咬牙下令：“继续前进！” 段苏权在翻越一处陡坡时，脚下突然打滑，身体失去平衡向山下滚去。“政委！”警卫员小李惊呼着扑过去，却只抓住了他的衣角。段苏权重重地撞在一块岩石上，只觉得右脚一阵剧痛，顿时失去了知觉。当战士们将他扶起时，发现他的右踝骨已被撞碎，鲜血浸透了裤管。“别管我，你们快走！”段苏权挣扎着想要推开战友，王光泽却果断下令：“小李，背上政委！其他人交替掩护！” 天色渐亮时，队伍抵达拜佛台。这里是梵净山的险峰之一，狭窄的山脊两侧都是万丈悬崖，仅容一人通行。敌人的追兵越来越近，枪声在山谷间回响。王光泽站在山脊的最窄处，指挥战士们快速通过。就在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扫了过来，师部通讯班的五名战士瞬间倒下，鲜血染红了狭窄的山道。“快趴下！”王光泽大喊着扑倒身边的小战士，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打在身后的岩石上迸出火花。 通过拜佛台后，队伍进入棉絮岭的密林。这里树木茂密，便于隐蔽，但积雪更深，行军更加艰难。段苏权在小李的背上昏迷不醒，伤口的剧痛让他不时发出呻吟。王光泽让人找来草药，捣碎后敷在他的伤口上，又撕下自己的衣角给他包扎。“坚持住，老段，我们很快就能摆脱敌人了！”他轻声安慰道，声音里充满了疲惫。 中午时分，队伍到达金刀峡。这是一道纵深数十丈的峡谷，仅有的一座吊桥早已被敌人破坏。战士们只好在悬崖上寻找落脚点，互相搀扶着攀爬。一名背着伤员的战士脚下一滑，连同伤员一起坠下峡谷，只传来一声短暂的惊呼，便被峡谷的风声吞没。其他人含泪继续前行，没有人敢停下脚步——停下就意味着死亡。 当最后一名战士爬过峡谷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追到峡口。马吉山带领的后卫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为大部队争取时间。战斗中，马吉山的腹部被流弹击中，他捂着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到看到大部队安全撤离，才倒在雪地里。临终前，他望着天空，仿佛看到了家乡的亲人。 傍晚时分，突围的队伍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抵达梵净山另一侧的马槽河。清点人数时，王光泽发现原本700余人的队伍，此刻只剩下不足300人。各团指挥员陆续汇报伤亡情况：第一团损失过半，秦贞全负伤；第二团与主力失去联系，潘团长下落不明；第三团几乎全军覆没，马吉山牺牲。听到这些消息，战士们泣不成声，王光泽摘下帽子，对着牺牲战士的方向深深鞠躬，寒风掀起他花白的头发，露出布满皱纹的额头。 段苏权从昏迷中醒来，得知突围的代价后，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却被王光泽按住：“你好好养伤，剩下的路，我们一起走。”夕阳下，两位指挥员的身影在河畔拉得很长，身后是绵延起伏的梵净山脉，那里埋葬着数百名红军战士的忠魂。 夜幕再次降临，幸存的战士们在马槽河畔点燃篝火，烘烤着冻僵的身体。王光泽看着篝火旁一张张疲惫的脸庞，站起身说：“同志们，我们虽然损失惨重，但我们完成了任务，为主力争取了时间。只要还有一个人，黔东独立师的旗帜就不会倒下！”战士们齐声响应，沙哑的口号声在山谷间回荡，驱散了夜的寒意。 夜色如墨，马槽河的流水声在寂静的山林间格外清晰。段苏权的伤口在篝火映照下泛着红肿，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剧痛。王光泽蹲在他身边，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割开染血的裤管，伤口周围的皮肉已经发黑，碎骨的边缘隐约可见。“必须找个隐蔽处让政委养伤，跟着大部队只会拖累行军。”王光泽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通信员李通珍主动请缨：“师长，让我留下照顾政委！我在这一带打过游击，熟悉山洞位置。”这个十六岁的少年，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眼神却异常坚定。他参军前是梵净山脚下的猎户，对山间的每一条小径、每一处岩洞都了如指掌。王光泽握住他的手，掌心的老茧与少年的冻疮相互摩挲：“一定要保护好政委，等我们突出重围，就回来接你们。” 趁着夜色，李通珍背着段苏权钻进密林。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脚下的碎石不时发出声响。段苏权伏在少年单薄的背上，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和颤抖的双腿，轻声说：“放下我吧，你快跟上部队。”李通珍却咬着牙加快脚步：“政委说啥呢？师长把你交给我，我就不能让你出事！”他在一棵千年古松下停下脚步，拨开厚厚的苔藓，露出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 山洞深处别有洞天，竟是一个能容纳十余人的天然石室，洞壁渗出的泉水滴落在石笋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李通珍点燃松明子，火光中可见角落里堆积的枯枝和野兽粪便——这里曾是猎人的临时庇护所。他将段苏权轻轻放在铺着干草的石台上，又用石块堵住洞口，只留下透气的缝隙。“政委您先歇着，我去弄点吃的。”说完便消失在夜色中。 段苏权躺在冰冷的石台上，伤口的剧痛让他难以入眠。透过松明子跳动的火光，他仿佛看到护国寺的激战场景：王立寿连长倒下时不甘的眼神，通信班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身影，还有王光泽师长紧握拳头的背影。他下意识地摸向腰间，那里本该有一份独立师的花名册，此刻却早已在突围中遗失。泪水混合着血水从眼角滑落，滴在冰冷的岩石上。 李通珍在黎明时分带回了食物——几个冻硬的窝头和一把野菜。他用军用水壶在山泉处接了水，架在火上烧开，将窝头掰碎煮成稀粥。“政委快趁热吃，吃完才有劲儿养伤。”少年将一根削尖的树枝当作筷子递过来，自己则啃着生野菜。段苏权看着他冻裂的嘴唇和布满冻疮的双手，将粥碗推过去：“你先吃，我不饿。”两人推让半天，最终分食了这碗简陋的早餐。 白天的山洞格外寂静，只有松明子燃烧的噼啪声和洞外偶尔传来的鸟鸣。李通珍用找来的草药给段苏权换药，他将草药嚼烂后敷在伤口上，动作轻柔得像在照顾亲人。“这是俺们山里的接骨草，专治跌打损伤。”少年得意地说，“俺爹以前打猎摔伤了腿，就是用这个治好的。”段苏权抚摸着他的头，轻声问：“想家吗？”李通珍低下头：“想，但等打跑了白狗子，俺就能带着爹娘过好日子了。” 敌人的搜山队在第三天找上门来。清晨时分，洞外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叫骂声。李通珍迅速熄灭松明子，用石块封死洞口，拉着段苏权躲到石室深处的石缝里。透过缝隙，他们看到十几个民团分子举着火把在洞口徘徊，为首的正是印江民团头目张老七。“昨天明明看到有人影往这边跑，怎么不见了？”张老七恶狠狠地踢着洞口的石块，“给我搜！挖地三尺也要把红军找出来！” 民团的脚步声在洞外移动，刺刀戳刺枯枝的声音清晰可闻。李通珍紧紧握着腰间的匕首，手心全是汗水。段苏权悄悄从怀里掏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将手指扣在引信上——一旦被发现，就与敌人同归于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枪声，张老七骂骂咧咧地说：“肯定是大股红军在那边，撤！”民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两人这才松了口气，后背已被冷汗浸透。 原来，这是王光泽留下的暗哨在暗中掩护。为了保护段苏权的安全，他特意安排了三名战士在附近游击，每当搜山队靠近便开枪吸引注意力。这三名无名战士，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用生命为山洞筑起了一道隐形的防线，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 在山洞里的日子，时间仿佛凝固了。李通珍每天外出寻找食物和草药，带回山果、野菜和偶尔捕获的小动物；段苏权则在石墙上用刺刀刻下独立师的战斗经历，从枫香溪会师到梵净山阻击战，每一笔都凝聚着血与火的记忆。夜晚，两人依偎在篝火旁，段苏权教李通珍认字，李通珍则讲梵净山的传说故事，寒夜里的山洞竟有了一丝家的温暖。 半个月后，段苏权的伤口终于开始愈合。李通珍用藤条和树枝给他做了一副简易拐杖，两人决定离开山洞寻找大部队。临行前，段苏权在石墙上刻下“红军万岁”四个大字，用石块掩盖好山洞的痕迹。当他们走出密林时，发现雪地里印着一串串熟悉的脚印——那是红军的军靴留下的痕迹。 11月的梵净山，风雪比往年更加猛烈。在护国寺的残垣断壁间，黔东独立师的战士们仍在坚守最后的阵地。当敌人再次发起进攻时，留在寺内的三十余名重伤员互相搀扶着，用石块和断枪构筑起最后的防线。他们中，有的失去了手臂，有的双腿被冻僵，却没有一个人选择投降。 司务长老张将最后一口粮食分给伤员，自己则拿起一把菜刀站在寺门口。“同志们，咱们就算死，也要拉几个白狗子垫背！”他的声音嘶哑却充满力量。伤员们纷纷响应，用尽全力呼喊着口号，声音在风雪中回荡。当敌人冲进寺庙时，老张大吼一声扑了上去，用菜刀砍倒一个敌兵，自己也被乱枪打死。其他伤员拉响了最后几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护国寺在爆炸声中彻底坍塌。 在苏家坡的密林里，潘团长带领的第二团残部仍在与敌人周旋。他们弹尽粮绝，只能靠挖野菜、剥树皮充饥，不少战士因饥饿和寒冷倒下。潘团长将仅剩的战士分成三个小组，分散突围：“能走一个是一个，出去后找到大部队，告诉他们黔东独立师没有全军覆没！”他自己则带领一个小组向敌人发起佯攻，吸引注意力，最终在掩护战友突围时中弹牺牲，遗体被风雪掩埋在苏家坡的战壕里。 大园子的冷杉林中，马吉山团长的遗体被发现时，仍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他的手指紧扣扳机，眼睛圆睁着望向护国寺的方向，仿佛还在指挥战斗。敌人为了泄愤，将他的遗体悬挂在树上示众，却被当地群众趁夜偷偷取下，安葬在密林深处。群众们在坟前栽下一棵冷杉，说：“这棵树长得有多高，红军的精神就有多高。” 帝母庙的废墟旁，王立寿连长的遗体被战友们找到时，怀里还紧紧抱着一面残缺的红旗。红旗上的五角星虽已褪色，却在风雪中依然醒目。战士们轮流背着他的遗体转移，直到找到一处隐蔽的山谷将他安葬。没有墓碑，没有棺椁，只有战友们用刺刀在岩石上刻下的“王立寿之墓”五个字，在岁月的冲刷中愈发清晰。 黔东独立师的牺牲，为红二、六军团主力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当王光泽带领残部终于抵达湘西与主力会合时，贺龙军团长紧紧握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你们受苦了！黔东独立师是好样的！”王光泽哽咽着说不出话，他知道，这句话里凝结着多少战友的鲜血与生命。 多年后，梵净山的百姓们仍在讲述着红军的故事。他们说，每当风雪交加的夜晚，护国寺的废墟里总会传来枪声和喊杀声，那是红军战士们仍在坚守阵地；他们说，苏家坡的冷杉林里，每到春天都会开出鲜红的花朵，那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他们说，梵净山的泉水格外甘甜，那是红军战士的汗水和泪水化成的。 1982年，梵净山建立自然保护区时，工人们在护国寺遗址下挖出了大量的弹壳和刺刀，见证着当年的激战。1998年，当地政府在梵净山修建了红军纪念碑，碑上刻着“血洒梵净山，精神照千秋”十个大字。每年清明，都会有群众和学生来到这里，献上鲜花，缅怀那些长眠在山巅的红军战士。 段苏权后来伤愈归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他始终没有忘记梵净山的岁月，多次回到这片红色的土地，看望掩护过他的李通珍和当地群众。每次站在护国寺的废墟前，他总会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想起那些年轻的面孔，想起他们用生命铸就的丰碑，在梵净山巅永远矗立。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五集:山魂鸟助 黔东的冬日来得总是猝不及防。1934年的立冬刚过，梵净山就被一场鹅毛大雪裹进了彻骨的严寒。这座横亘在贵州东北部的巨山，像一头沉睡的青色巨兽，峰顶常年隐在云雾里，当地山民传唱的歌谣里说得明白：\"提起梵净山，离天三尺三。晴天云接顶，阴天看不见。\"此刻，连半山腰护国寺的僧人都收拾了行囊，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往山下落脚，唯有山风卷着雪沫，在空荡的寺庙檐角呼啸。 山脚下的土家村寨里，炊烟在雪幕中艰难地升起。六十三岁的向老爹蹲在自家火塘边，吧嗒着旱烟，眼神却不住瞟向窗外。他刚从镇上回来，白军的第七个团昨天开进了镇子，挨家挨户搜查，说是要\"清剿共匪\"。\"共匪\"这个词，向老爹听着刺耳——上个月路过村寨的那支队伍，穿着单衣却个个腰杆挺直，不仅不抢东西，还帮着村民挑水劈柴，临走时把仅有的干粮分给了村里的娃娃。他们说自己是红军，是为穷人打仗的。 \"爹，你看啥呢？\"十六岁的儿子向二柱抱着一捆柴进来，跺掉脚上的雪。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映得墙上挂着的猎枪泛出微光。这杆枪是向老爹年轻时打猎用的，现在却被他藏在房梁上，就怕白军搜去。 \"二柱，把那筐红薯再焐热点，\"向老爹磕掉烟灰，压低声音，\"山上可能有人。\" 二柱眼睛一亮：\"是红军吗？\"他上个月见过那些战士，其中一个姓李的小战士还教他认字，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在山下盖学堂。 向老爹没说话，只是往火塘里添了根柴。他知道，红军此刻正在梵净山上。昨天夜里，他听见后山有动静，借着雪光看到几个黑影往山上爬，看身影就像那些纪律严明的红军。可白军在山脚设了岗哨，架着机枪，谁要是敢往山上送东西，立马就会被当成\"共匪同谋\"。 就在父子俩沉默时，梵净山海拔两千多米的金顶附近，黔东独立师被打散的几名战士正蜷缩在岩缝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战士们身上的单衣早已被雪打湿，冻得硬邦邦的。排长赵虎把最后一点炒米分给几个年轻战士，自己嚼着一块冻成冰坨的红薯。他身材魁梧，方脸膛上结着霜，说话声音像洪钟：\"都精神点！咱们在这儿多守一天，贺老总他们就能多一分安全。\" 赵虎是湘西人，家里三代佃农，父亲被地主逼死，他带着弟弟参加了红军。弟弟去年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把弟弟的红布条缝在自己的衣领里，说要替弟弟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次独立师奉命留在梵净山牵制敌人，激战中队伍被打散，他带着几名战士退守到最险要的金顶一线。 \"排长，粮食真的不多了。\"通讯员小周从背包里掏出用油纸包着的盐巴，小心翼翼地分给大家，\"最后这点盐，省着点吃能撑两天。\"小周才十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却已经跟着部队走了三个省。 赵虎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等打退了白狗子，咱到山下吃腊肉火锅。\"话虽这么说，他心里清楚，队伍的处境比想象中更艰难。弹药快打光了，每人平均只剩三发子弹；冬衣不足，有五个战士已经冻得发起高烧；最要命的是，与大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主力现在转移到了哪里。 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是白军在山脚放冷枪。赵虎冷笑一声：\"这帮怂包，就敢在山下瞎咋呼。\"他站起身，拍掉身上的雪，\"同志们，跟我去察看阵地。\" 他们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舍身岩。这里是通往金顶的必经之路，两座悬崖之间只有一座天生桥相连，桥面是一棵千年古树，底下是万丈深渊。赵虎蹲在悬崖边，用望远镜观察山下。白军的营地在半山腰，火光点点，隐约能看见哨兵在雪地里来回踱步。 \"排长，你看那是什么？\"小周指着树上的黑影。赵虎定睛一看，是两只体型硕大的鸟，羽毛呈青灰色，正蹲在松树枝上梳理羽毛。\"是桶水鸟，\"赵虎认得这种鸟，小时候听山里人说过，\"据说这鸟通灵性，谁要是惹了它，哪怕飞到天边也会回来报仇。\" 小周好奇地盯着鸟看：\"它们不怕冷吗？\" \"比咱们能抗冻。\"赵虎笑着说，\"咱们得向它们学学，在这梵净山上扎住根。\"他不知道，这两只桶水鸟，日后会成为他们生死关头的意外帮手。 夜幕降临时，雪停了。一轮残月挂在天空，给冰封的山林镀上一层银辉。赵虎带着战士们在岩洞里生火，火苗舔着枯枝，映得每个人脸上都暖烘烘的。他们围成一圈，听老战士讲长征路上的故事。小周拿出藏在怀里的红旗，在火光下轻轻展开，红旗上的五角星虽然有些褪色，却依旧鲜艳。 \"等咱们突围出去找到大部队，一定要把这面红旗插遍黔东的山山水水。\"赵虎的声音坚定有力。战士们齐声应和，岩洞里的歌声穿破夜幕，在寂静的山林里回荡。他们不知道，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逼近——白军已经摸清了他们的位置，正准备在天亮后发起总攻。 凌晨三点，急促的枪声打破了梵净山的宁静。赵虎一个激灵从岩缝里爬起来，抓起身边的步枪：\"同志们，准备战斗！\" 借着微弱的月光，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白军正往山上爬。他们穿着厚重的棉衣，手里举着火把，像一条火龙在雪地里蜿蜒。赵虎知道，这是白军的主力部队，他们想趁夜偷袭，把这支被打散的红军小队困死在山顶。 \"小周，你带三个同志从左侧转移，寻找大部队踪迹！\"赵虎果断下令，\"剩下的跟我守住天生桥！\" 战士们迅速进入阵地。赵虎趴在悬崖边，瞄准一个举着火把的白军军官，扣动扳机。随着一声枪响，那军官惨叫着滚下山坡，火把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掉进雪地里熄灭了。白军的冲锋队形顿时乱了，山上的红军趁机投掷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里回响。 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军的进攻被一次次打退。但红军的弹药也所剩无几，赵虎看了看身边的战士，只剩下五个人了，其中还有两个受了伤。\"排长，咱们必须突围！\"小周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脸上沾着雪和血，\"大部队应该已经走远了，不能再等了！\" 赵虎点点头，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在敌众我寡的绝境中，突围就是在刀尖上行走，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运气。他拍了拍小周的肩膀：\"你带着受伤的同志先走，我断后。\" \"排长，要走一起走！\"小周急得满脸通红。 \"这是命令！\"赵虎的声音不容置疑，\"找到大部队后，告诉他们我们会尽快跟上！\" 小周咬着牙敬了个礼，带着受伤的战士消失在夜色中。赵虎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一阵酸楚。他转过身，对剩下的四个战士说：\"同志们，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为战友争取转移时间。记住，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是！\"战士们齐声回答，声音在寒风中格外响亮。 天快亮时，白军的进攻更加猛烈了。他们架起迫击炮，炮弹呼啸着落在红军阵地上，积雪被炸开，岩石碎片四处飞溅。赵虎感觉左臂一阵剧痛，低头一看，鲜血已经染红了单衣。他咬着牙撕下衣角，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 \"排长，弹药打光了！\"一个叫王强的战士喊道。他是四川人，参军前是个石匠，力气大得能搬起百斤重的石头。 赵虎看了看山下蜂拥而上的白军，知道不能再硬拼了。\"撤！\"他大喊一声，带着战士们往后撤退。他们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上爬，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近，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 爬到一处密林时，赵虎停下来观察地形。这片林子古树参天，枝叶繁茂，积雪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正好可以掩盖踪迹。\"大家分散隐蔽，等白狗子过去再走。\"他低声命令。 战士们迅速钻进树林，屏住呼吸。不一会儿，一队白军就追了上来，他们举着火把，在林子里四处张望。\"搜！仔细搜！他们跑不远！\"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喊道。 赵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能听见白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在这时，头顶传来一阵怪叫，两只桶水鸟突然从树上飞下来，对着白军的火把俯冲而去。它们嘴里含着水，精准地浇在火把上，火把顿时熄灭了。 白军们吓了一跳，纷纷举枪射击。但桶水鸟飞得极快，在树林里穿梭自如，时不时俯冲下来浇水，把白军的火把一个个浇灭。林子里顿时一片漆黑，白军们乱作一团，骂骂咧咧地四处躲闪。 \"就是现在，走！\"赵虎趁机带着战士们悄悄撤离。他们在密林中穿行，身后传来白军的枪声和咒骂声，但已经离得越来越远了。 跑出老远，大家才停下来喘口气。王强抹了把脸上的汗，笑着说：\"排长，这桶水鸟真是咱们的福星啊！\" 赵虎也觉得奇怪，这鸟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但他来不及多想，看了看天色：\"天亮了，白军很快会重新组织搜索，咱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他们继续往山顶爬，积雪越来越深，有些地方甚至没过了膝盖。战士们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走在最前面的王强突然\"哎哟\"一声，掉进了一个雪坑里。赵虎赶紧伸手去拉，才发现那是一个被积雪覆盖的山洞。 \"大家进来避避风雪。\"赵虎灵机一动。这个山洞不大，但足以容纳五个人。他们钻进去，用树枝挡住洞口，暂时安全了。 山洞里比外面暖和不少，战士们靠在一起取暖。赵虎检查了一下大家的伤势，除了他自己的左臂，还有一个叫李根生的战士崴了脚，其他人都还好。\"根生，你的脚怎么样？\"他问道。 李根生咬着牙：\"没事，排长，能走。\"他是个年轻的湖南兵，才十五岁，是部队里年龄最小的战士。 赵虎从背包里掏出最后一点干粮，分给大家：\"省着点吃，咱们还不知道要在山上待多久。\"他看着洞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心里有些沉重。大部队已经走远了，他们五个人成了断线的风筝，能不能活下去全看自己了。 就在这时，洞外传来了脚步声。赵虎示意大家安静，握紧了手里的步枪。脚步声越来越近，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洞口——是向二柱！他背着一个竹篓，正四处张望。 \"二柱？\"赵虎又惊又喜。 向二柱看到赵虎，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排长！我可找到你们了！\"他钻进山洞，从竹篓里掏出红薯、玉米饼和一小袋盐，\"这是我爹让我送来的，他说你们肯定需要吃的。\" 战士们看着这些食物，眼眶都红了。在这种时候，老百姓的支持就是最大的温暖。赵虎紧紧握住向二柱的手：\"谢谢你，二柱，谢谢你爹！\" 向二柱挠了挠头：\"我爹说，你们是好人，是为咱们穷人打仗的。他还说，白军在山下搜得紧，让你们千万小心。\"他又从怀里掏出一把柴刀，\"这是我家最好的刀，你们可能用得上。\" 赵虎接过柴刀，心里一阵感动。在这生死关头，还是老百姓最可靠。他让向二柱赶紧下山，免得被白军发现。向二柱临走时，塞给赵虎一个布包：\"这是我娘做的鞋垫，暖和。\" 看着向二柱消失在风雪中的背影，赵虎打开布包，里面是五双厚厚的布鞋垫，针脚细密，还带着余温。他把鞋垫分给战士们，声音有些哽咽：\"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活下去，不能辜负老百姓的期望！\" 战士们点点头，把鞋垫小心翼翼地放进鞋里。虽然身处绝境，但每个人的心里都燃起了希望。他们知道，只要有老百姓的支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天亮后，风雪渐渐停了。赵虎带着战士们钻出山洞，继续往山顶攀登。他们必须尽快摆脱白军的追击，找到大部队的踪迹。 山路越来越陡峭，有些地方几乎是垂直的悬崖，只能靠手脚并用往上爬。李根生的脚伤越来越严重，每走一步都疼得龇牙咧嘴，但他咬着牙，从没喊过一声苦。王强见状，干脆把他背了起来，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行。 \"王强，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能走。\"李根生不好意思地说。 \"没事，咱们是战友，就该互相帮助。\"王强憨厚地笑了笑，脚步却没有丝毫放慢。 赵虎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暖的。在艰苦的环境中，战友之间的情谊比金子还珍贵。他走在最前面，用柴刀砍断挡路的树枝，为大家开辟道路。 中午时分，他们爬到一处相对平坦的山坡，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赵虎让大家拾些干柴，打算生火取暖，顺便把向二柱送来的红薯烤一烤。战士们很快拾来一堆枯枝，赵虎掏出火柴，小心翼翼地划着。 火苗刚窜起来，突然从头顶传来一阵怪叫。赵虎抬头一看，是昨天那两只桶水鸟！它们正蹲在不远处的松树上，死死地盯着他们。 \"小心点，别惹着它们。\"赵虎提醒大家。他记得山里人说过，桶水鸟最讨厌烟火，要是被它们盯上，准没好事。 可已经晚了。那两只鸟突然俯冲下来，嘴里含着水，对着火堆就浇了下来。刚刚燃起的火苗顿时被浇灭，还冒出一阵白烟。战士们吓了一跳，纷纷往后退。 \"这鸟怎么回事？\"王强又气又笑，\"咱们又没惹它。\" 赵虎皱起眉头，他觉得事有蹊跷。这两只鸟昨天帮他们躲过一劫，今天怎么突然攻击他们？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这棵松树的树干上有不少鸟粪，看来这里是桶水鸟的巢穴。\"可能是咱们打扰到它们了。\"他恍然大悟。 他们赶紧收拾东西，换到另一棵树下。这次赵虎让大家离鸟窝远一点，再试试生火。可刚把火生起来，那两只桶水鸟又飞了过来，再次把火浇灭。 \"算了，不生了。\"赵虎无奈地说，\"吃点生红薯吧，总比饿着强。\" 战士们只好拿出冰冷的红薯，硬着头皮啃起来。赵虎看着松树上的桶水鸟，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鸟啊鸟，我们是为穷苦人打仗的红军，不是坏人。要是你们有灵性，就去对付那些欺压百姓的白狗子，别跟我们过不去。\" 说也奇怪，他说完这句话，那两只桶水鸟竟然安静下来，只是蹲在树上盯着他们，没有再发动攻击。赵虎心里一动，难道这鸟真能听懂人话？ 就在这时，山下传来了白军的吆喝声。他们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群白军正在半山腰的平地上生火做饭，还在帐篷里抽鸦片，火光和烟柱在雪地里格外显眼。 \"这帮混蛋，倒挺会享受。\"王强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在山上挨饿受冻，白军却在山下大鱼大肉，想想就让人气愤。 赵虎没有说话，只是盯着那些白军的营地。突然，他看到那两只桶水鸟飞了起来，朝着白军的营地俯冲下去。\"快看！\"他指着天空喊道。 战士们抬头望去，只见那两只桶水鸟飞到白军的火堆上方，嘴里含着水就浇了下去。白军的火堆顿时被浇灭，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又有更多的桶水鸟从四面八方飞来，对着白军的营地发起了\"攻击\"。 原来这两只桶水鸟是去搬救兵了！梵净山上的桶水鸟成千上万，它们好像接到了命令，纷纷朝着白军的营地飞去。一时间，天空中到处都是桶水鸟的身影，它们俯冲、浇水，把白军的火堆一个个浇灭，还把水泼在白军的身上。 白军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手忙脚乱，纷纷举枪射击，但桶水鸟飞得太快，根本打不着。他们身上的棉衣被浇湿，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有的白军想重新生火，刚把柴堆架好，就被桶水鸟浇了一头冷水。 \"妈的，这是什么鬼鸟！\"一个白军军官气急败坏地喊道，对着天空胡乱开枪。可他的子弹根本伤不到桶水鸟，反而引来了更多的鸟围攻他。不一会儿，他就被浇成了落汤鸡，冻得直打哆嗦。 山上的红军战士们看得目瞪口呆，随即爆发出一阵欢呼。王强拍着大腿笑：\"这鸟真是神了！知道帮咱们收拾白狗子！\"李根生也忘了脚疼，兴奋地指着山下：\"快看，他们冻得跟筛糠似的！\" 赵虎望着漫天飞舞的桶水鸟，心里又惊又奇。他想起刚才对鸟说的话，难不成这些生灵真的听懂了？他忽然想起出发前老班长说的话：\"红军走到哪里，都要敬重天地生灵，它们看得见善恶。\"此刻他终于明白，这些通灵性的鸟儿，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正义的队伍。 山下的白军彻底乱了套。火生不起来，饭做不熟，鸦片也抽不成，一个个冻得缩成一团。有些士兵想躲进帐篷里取暖，可桶水鸟隔着帐篷缝隙往里喷水，冰冷的水顺着脖子往下流，冻得人直骂娘。军官们挥舞着马鞭驱赶士兵，可谁也不敢再靠近火堆，只能眼睁睁看着食物在雪地里冻成硬块。 \"排长，咱们趁现在溜走？\"王强压低声音问。白军被桶水鸟缠住，正是转移的好机会。 赵虎点点头，目光却落在远处的金顶：\"往那边走，翻过金顶就是马槽河，过了河就能摆脱追兵。\"他知道那条路艰险，但此刻已是唯一的生路。 五人趁着白军混乱，悄悄钻进密林。林子里积雪更深，枯枝不时勾住衣服，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赵虎走在最前面，用柴刀劈开挡路的荆棘，王强背着李根生紧随其后，另外两名战士断后警戒。 走了约莫一个时辰，身后的枪声渐渐远了。赵虎示意大家停下休息，他靠在一棵大树上，掏出怀里的红薯分给众人。红薯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硌得牙疼，可大家吃得格外香甜——这是老百姓的心意，更是活下去的希望。 \"排长，你说那些鸟真能分清好坏？\"李根生啃着红薯问，眼睛里满是好奇。 赵虎擦了擦嘴角的薯渣，望着头顶的枝叶：\"万物有灵啊。白军在山下烧杀抢掠，鸟儿都看不下去；咱们一心为百姓，它们自然愿意帮咱们。\"他想起向老爹和二柱，心里暖流涌动，\"只要咱们守住初心，走到哪里都有帮手。\" 休息片刻，队伍继续前进。越往高处走，风雪越大，寒风像无数根针扎在脸上。战士们的单衣早已湿透，冻得嘴唇发紫，牙齿不停打颤。赵虎把自己的绑腿解下来，给李根生缠在脚上：\"省着点力气，前面的路更难走。\" 果然，穿过密林后，眼前出现一道陡峭的悬崖。悬崖两侧是刀削般的岩壁，中间只有一座天生桥相连——那是一棵横跨两岸的千年古树，树干早已中空，桥面覆盖着厚厚的冰层，底下是深不见底的云雾。这就是舍身岩，梵净山最险的地方。 \"这...这怎么过啊？\"一名年轻战士看得腿肚子发软。桥面不过两尺宽，冰层光滑如镜，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深渊。 赵虎蹲在桥头观察许久，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雪：\"我先过，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千万别回头。\"他解下腰间的绳子，一端系在自己腰上，另一端递给王强，\"要是我掉下去，你们就赶紧往回走，别管我。\" \"排长！\"战士们眼圈都红了。 赵虎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怕啥？我命硬着呢！\"他深吸一口气，踏上了冰桥。 脚下的冰层发出\"咯吱\"的声响，仿佛随时会碎裂。赵虎屏住呼吸，一步一步往前挪，眼睛死死盯着对岸的岩石。寒风从桥下呼啸而过，卷起雪沫打在脸上，他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走到桥中间时，冰层突然裂开一道缝，赵虎身子一晃，险些坠下去。他赶紧蹲下身子，手脚并用往前爬，终于在冰层彻底断裂前爬到了对岸。 \"快！一个个来！\"赵虎在对岸大喊，把绳子拉紧。王强背着李根生，小心翼翼地踏上桥，另外两名战士紧随其后。他们按照赵虎的嘱咐，盯着脚下的冰层，一步一步往前挪。寒风中，他们的身影在冰桥上摇曳，仿佛随时会被风吹走。 就在最后一名战士即将上岸时，身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赵虎回头一看，只见白军已经追到了舍身岩对岸，正举着枪朝他们射击。\"快！\"他伸手拉住最后一名战士，用力拽上了岸。 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在岩壁上迸出火花。赵虎带着大家躲到一块巨石后，回头望去，白军正疯狂地往桥上冲。为首的军官挥舞着手枪，嘴里喊着\"捉活的赏大洋\"，士兵们为了钱，像疯了一样往冰桥上挤。 \"让他们追！\"赵虎冷笑一声，\"这桥根本禁不住那么多人。\"话音刚落，就听\"咔嚓\"一声巨响，天生桥的树干从中间断裂，桥上的白军尖叫着坠入深渊，后面的人吓得赶紧往后退，再也不敢上前。 白军军官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对岸疯狂地开枪。赵虎知道他们暂时安全了，招呼大家继续往金顶攀登：\"翻过金顶，咱们就安全了。\" 可金顶的路比舍身岩更难走。这里海拔超过两千米，氧气稀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人。战士们的体力早已透支，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李根生的哮喘病突然犯了，蹲在地上大口喘气，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 \"我...我走不动了...\"李根生摆着手，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你们别管我，快走吧...\" 赵虎蹲下来，把水壶递给他：\"喝口水，歇会儿再走。咱们是战友，要走一起走。\"他掏出最后一点干粮，塞进李根生嘴里，\"想想山下的老乡，想想革命胜利的那天，咱们一定要活下去！\" 王强也在一旁鼓劲：\"是啊根生，等出去了，我请你吃四川火锅！\" 李根生看着大家关切的眼神，用力点了点头，咬着牙站起身：\"我能走！\" 赵虎背起李根生，继续往上攀登。其他战士轮流在前面开路，大家互相搀扶着，在风雪中艰难前行。金顶的风越来越大，吹得人站立不稳，他们只能手脚并用地往上爬，手指被冻得失去知觉，好几次抓住岩石时都差点打滑。 爬到半山腰时，赵虎突然觉得腿肚子一阵剧痛，低头一看，一颗子弹擦过他的小腿，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排长，你受伤了！\"王强惊呼。 赵虎摆摆手，咬着牙用布条包扎好伤口：\"没事，小伤。\"他知道不能停下，白军说不定正从其他路赶来。 终于，在太阳落山前，他们爬上了金顶。站在山顶往下看，云雾翻涌，群山尽收眼底，刚才走过的路早已被云雾吞没。战士们瘫坐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上却露出了笑容——他们活下来了。 可就在这时，西面传来了枪声。赵虎抬头一看，只见一群白军正从另一侧的山路往上爬，离他们只有几百米远。原来这些白军没有走舍身岩，而是绕了远路，想从背后偷袭这支被打散的红军小队。 \"快！往泥鳅背走！\"赵虎大喊。泥鳅背是金顶另一侧的一道山脊，表面光滑如镜，是下山的唯一通道。 他们刚跑到泥鳅背，白军就追了上来。赵虎让大家赶紧往下滑，自己则留在后面掩护。他趴在雪地上，瞄准冲在最前面的白军开枪，枪声在山谷里回荡。 战士们一个个顺着泥鳅背往下滑，李根生滑到一半时，哮喘病又犯了，身体一僵，卡在了半山腰。\"根生！\"赵虎急得大喊，可白军已经越来越近，他根本分身乏术。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怪叫。赵虎抬头一看，只见上百只桶水鸟从四面八方飞来，朝着白军俯冲下去。它们嘴里含着水和冰块，像炮弹一样砸在白军身上。 白军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晕头转向，纷纷抱头鼠窜。有的被冰块砸中脑袋，当场昏了过去；有的被水浇得睁不开眼，脚下一滑滚下山坡。赵虎趁机冲过去，一把抓住李根生的手，用力把他推了下去：\"快滑！\" 李根生顺着泥鳅背滑下了山，其他战士也早已不见踪影。赵虎松了口气，转身想跑，却发现自己被白军包围了。为首的军官狞笑着举起枪：\"抓活的！赏大洋！\" 赵虎握紧手里的步枪，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从背上解下鬼头刀，刀身在夕阳下闪着寒光：\"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白军们蜂拥而上，赵虎挥舞着鬼头刀，左劈右砍，一时间竟没人敢靠近。他身上又添了好几处伤口，鲜血染红了雪地，可他依旧像一尊金刚，屹立在金顶之上。 就在这时，一阵狂风突然袭来，卷起地上的积雪，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白军们吓得纷纷蹲下身子，等风雪过后，却发现赵虎不见了踪影。只见金顶上缓缓升起一朵红云，在夕阳的映照下，像一面飘扬的红旗。 \"鬼啊！\"白军们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停留，连滚带爬地逃下了山。 而此时，赵虎正顺着泥鳅背往下滑。刚才的狂风救了他，他趁机滚下山坡，虽然身上多处受伤，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他望着金顶上那朵红云，仿佛看到了战友们的笑脸，看到了向老爹和二柱，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他咬紧牙关，忍着剧痛继续往下走。山下的马槽河在夕阳下闪着金光，过了河，就是自由的天地。他知道，自己一定要活下去，要找到失散的大部队，要把红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要让梵净山的每一寸土地都记住，曾经有一群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的战士，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热血与忠诚。 许多年后，黔东的老百姓还在传唱着桶水鸟的故事。他们说，每年冬天，梵净山上的桶水鸟都会在金顶盘旋，那是在守护红军战士的英灵。而那朵在金顶升起的红云，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信仰——只要红云出现，红军就会回来，好日子就会到来。赵虎和他的战友们虽然历经磨难与失散，但他们用生命守护的信仰，早已像梵净山的苍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凋零。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六集:湘西深耕 永顺县城，晨雾如轻纱般在街巷间缓缓飘动，似一层薄幕将这座山城温柔包裹。关向应早早地就站在了城隍庙前的老槐树下，这棵古槐已有百年树龄，粗壮的枝干向四周伸展，犹如巨人张开的坚实臂膀，将那略显斑驳的庙墙轻轻揽入怀中。关向应手中紧紧攥着几张糙纸，上面是他连夜创作的《工农道理歌》，字迹工整有力，墨迹还散发着淡淡的桐油香气，那是他用警卫员的灯油精心调墨写成的。 “关政委，课桌都已经备齐了！”文书小李急匆匆地跑过来，裤腿上沾满了清晨的露水，在朝阳的映照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走进城隍庙的天井，只见三十多张用土坯搭建而成的桌子整齐地排列着，每张桌上都摆放着半截松明，这是老乡们不辞辛劳，特意从山里砍来的，饱含着他们对红军的支持与期待。关向应抬眼望去，陆续有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大多赤着脚，裤腿高高卷起，露出被田埂磨出厚厚老茧的脚踝，岁月与劳作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龙秀才来了！”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声喊道。关向应闻声望去，只见须发皆白的龙老先生正拄着一根竹杖，步伐稳健地走来。龙秀才曾是前清的秀才，满腹经纶，却因拒绝为县长撰写寿联，触怒了权贵，被抄了家，从此生活陷入困境。关向应赶忙快步迎上前去，双手搀扶着老人，恭敬地说道：“老先生，今日可要劳烦您教导大家认字了。”龙秀才微笑着摆了摆手，虽然眼睛已经浑浊，却依然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说道：“红军为咱穷苦百姓做主，老朽这点微薄的笔墨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一堂课，教的是“土地”二字。龙秀才手持毛笔，饱蘸浓墨，在青石板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这两个字，每一笔都蕴含着深厚的书法功底。关向应站在一旁，神情专注，详细地讲解道：“这‘土’字，一横代表着天，一竖象征着地，而两横则恰似咱们农民挺直的脊梁，支撑着生活的希望。”这时，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子，有些怯生生地问道：“政委，认了这字，能当饭吃吗？”关向应脸上立刻浮现出温和的笑容，他从布袋里拿出一块杂粮饼，耐心地解释道：“大嫂，认字可太重要了。认了字，咱就能看懂分地的文书，清楚自家的收成，将来还能教孩子念书，让他们走出大山，过上好日子。” 傍晚时分，绚丽的霞光透过庙窗，洒在墙壁上，把“土地是咱命根子”的字样映照得格外醒目。关向应拿出一把竹制的板胡，轻轻调试着琴弦，琴弦发出嗡嗡的声响，仿佛在低声诉说着红军的故事。他清了清嗓子，用那带着浓郁陕北口音的腔调，唱起了新编的歌谣：“土地是咱命根子，红军帮咱把根寻，打倒土豪分田地，穷人从此做主人……”妇女们被这悠扬的歌声吸引，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手中纳鞋底的线绳也随着歌声的节奏上下起伏，仿佛把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都缝进了这密密麻麻的针脚里。 龙家寨的晒谷场上，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气。苏小红蹲在石臼前，正专心致志地把晒干的艾草、金银花捣成粉末。她的军帽檐下露出几缕细碎的头发，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怀孕五个月的她，身形已经有些笨重，但她依然每天坚持带着“妇女互助队”走村串寨，为乡亲们送医送药，排忧解难。 “苏大姐，盐土都运来了！”几个年轻的姑娘抬着木桶匆匆走来，桶里装着灰白色的硝土，这是她们在河滩上辛苦挖掘而来的，能提炼出粗盐，解决乡亲们吃盐难的问题。苏小红放下手中的木杵，用手指轻轻捻起一点硝土，仔细查看后说道：“今天咱们试试新法子，多加些草木灰进去，这样出盐量能多两成呢。”说着，她便亲自示范起来，把硝土和水倒入木桶中，用力搅拌，浑浊的泥水通过棉布慢慢过滤，一滴滴地滴进陶盆里。 旁边的竹棚下，十几个妇女正围着新搭建的粮仓忙碌着。这个粮仓是苏小红精心设计的，用竹篾编成圆柱形，底部垫着厚实的石板防潮，顶部覆盖着厚厚的茅草遮风挡雨，侧面还留着巴掌大小的窗口，便于通风透气。“这叫‘共享粮仓’，”苏小红指着刻在立柱上的刻度，认真地解释道，“每家拿出两成收成作为公粮存入这里，等遇到饥荒的时候，就按人口领粮，谁家要是有难处，大家都能互相帮衬。”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焦急地喊道：“张婶子晕过去了！”苏小红听到喊声，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迅速提起药箱，快步跑了过去。只见张婶子面色蜡黄，嘴唇干裂，呼吸微弱，显然是连日劳作中暑了。苏小红急忙撬开她的嘴，小心翼翼地灌下随身携带的藿香正气水，又熟练地用银针在她虎口扎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张婶子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苏小红这才松了一口气。她转身对众人说道：“天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喝绿豆汤，采摘青蒿泡水喝也能防暑，可别累坏了自己。” 深夜，油灯的火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苏小红坐在桌前，在账本上认真记录着当天的收成。粮仓里已经存放了三十多担谷子，墙角还堆放着腌制好的腊肉和咸菜，这些都是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她轻轻地抚摸着隆起的小腹，轻声说道：“宝宝，你看，咱们的根据地越来越好了，以后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的。”窗外，传来妇女们悠扬的歌声，正是关向应编写的《工农道理歌》，那熟悉的旋律在寂静的村寨里飘荡，越传越远。 贺龙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威风凛凛地站在茅坪的山岗上，手中把玩着一枚缴获的银元。这枚银元边缘已经被磨得发亮，上面袁世凯的头像也被刺刀划得模糊不清，见证了无数的战火与硝烟。山下的田野里，老乡们正赶着红军送来的耕牛犁地，他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惊起一群群白鹭，在蓝天的映衬下展翅翱翔。 “军长，‘神兵队’选好了！”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来，递上一份名册。贺龙接过名册，目光在“田老幺”的名字上停留了片刻——这个苗族青年身手敏捷，能在悬崖峭壁上追逐山羊，枪法更是百步穿杨，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叫他们过来，我要亲自教他们本事。”贺龙把银元揣进怀里，转身大步走向竹林掩映的训练场。 二十多个队员早已在训练场列队等候，他们个个精神抖擞，眼神中透着坚定与期待。这些队员都是熟悉湘西地形的猎户和药农，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贺龙捡起一根竹枝当作教鞭，在地上认真地画出地形图，说道：“这湘西的山，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条条道路都相互连通。敌人来了，咱们就钻进林子，他们往东追，咱们就往西打，就像麻雀啄食一样，让他们防不胜防。” 正说着，哨兵匆匆跑来报告：“军长，黔军一个营正向茅坪进犯！”贺龙眼睛一亮，兴奋地说道：“来得正好，正好给‘神兵队’当实战靶子！”他当机立断，迅速部署作战计划：“田老幺，你带三个人在左侧山腰设伏，等敌人靠近，用土炮轰垮必经之路的石桥；主力部队在右侧竹林隐蔽，等敌人陷入混乱，立刻冲杀出去。” 太阳渐渐偏西，黔军果然浩浩荡荡地来了。领头的团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得意洋洋地哼着小曲，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当先头部队踏上石桥时，田老幺果断地点燃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响，石桥轰然倒塌，士兵们惊慌失措，尖叫着掉进湍急的溪流中。贺龙见状，挥动手中的大刀，高声喊道：“同志们，冲啊！”红军战士们如神兵天降，呐喊着从竹林中冲了出来，竹制的梭镖、自制的土枪一齐上阵，杀得黔军落花流水。 打扫战场时，战士们缴获了不少银元。贺龙把银元一一分给老乡，说道：“大家用这些钱买耕牛、置农具，今年的春耕，咱们一起帮老乡搞好！”田老幺捧着一支崭新的步枪，爱不释手，枪托上还刻着“神兵”二字，这是对他英勇表现的肯定。贺龙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道：“这枪以后就是你的了，往后咱们就靠这‘山地麻雀战’，让敌人有来无回！”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顺的工农夜校越办越红火。关向应又精心编写了《红军纪律歌》，“三大纪律要记牢，八项注意莫忘掉，借物要还损坏赔，买卖公平人心向”的歌声传遍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深入人心。龙秀才也深受感染，他把红军教的字编成了朗朗上口的口诀：“‘红’字左边绞丝旁，右边‘工’字记心上；‘军’字宝盖顶上头，下面‘车’字向前走。” 一天夜里，关向应正在认真批改学员作业，龙秀才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幅字。纸上写着“还我河山”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笔力雄浑，墨迹中还隐隐掺着几缕白发，饱含着老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期许。“政委，老朽活了七十岁，见过无数的军队，却从没见过像红军这样为百姓着想的队伍。”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这字送给红军，咱们一起把小鬼子赶出去！” 苏小红的“妇女互助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已经增加到了五十多人。她们不仅教会群众制盐、防疫，还组织了纺织组，利用缴获的棉纱织布，解决了大家的穿衣问题。共享粮仓里的粮食也越来越多，苏小红在粮仓门口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互助共济”四个大字，这是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的象征。有一天夜里，苏小红发现有人偷偷往粮仓里送红薯，经过查问，才知道是张婶子。张婶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红军帮了咱太多，这点东西，是我的一点心意，不算啥。” 贺龙的“神兵队”在湘西一带声名远扬，他们打了好几次漂亮的胜仗，缴获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根据地。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田老幺用弓箭精准地射穿了敌营长的喉咙，那支箭上还绑着一块布条，写着“还我土地”四个大字，表达了战士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对敌人的痛恨。贺龙对田老幺的英勇表现赞不绝口，把缴获的一匹矫健的战马送给了他，说道：“咱们的神兵不仅要能爬山，还要能骑马，这样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 春耕时节，阳光明媚，田野里一片生机勃勃。红军和老乡们一起在田里辛勤劳作，贺龙亲自扶着犁杖，步伐沉稳，每一步都充满力量；关向应挑着秧苗，脚步轻快，脸上洋溢着对丰收的期待；苏小红则带着妇女们穿梭在田间地头，为大家送茶水，她们的欢声笑语为这片田野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田埂上，孩子们唱着红军教的歌谣，清脆的童声在空气中回荡；老人们抽着旱烟，看着绿油油的稻田，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满足。关向应感慨地说：“这才是咱们的根据地，军民一心，团结协作，比铁打的城墙还要坚固。” 一天傍晚，关向应收到了任弼时的来信。信中说中央红军已顺利转移，目前形势严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至关重要，它将成为中央红军稳固的后方。关向应看完信后，立刻把信拿给贺龙看。贺龙看完后，一拳砸在桌上，坚定地说：“咱们一定得把根据地建设好，给中央红军当好这个稳固的大后方！”两人走到窗前，望着满天闪烁的星斗，仿佛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工农夜校的学员们开始学习写家信。一个叫狗剩的青年，坐在桌前，认真地在信里给远方的爹娘写道：“爹娘，我在红军的夜校认字了，现在能看懂分地的文书了。红军都是好人，他们帮咱们分了田地，还教咱们念书。等打跑了反动派，我就回家接你们来享福……”龙秀才在一旁看着，欣慰地捋着胡须，眼中满是对新一代的期望。 苏小红的肚子越来越大，但她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从未有过丝毫懈怠。有一天，她去给伤员换药，发现一个小战士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她走上前去，轻声询问，才知道小战士想家了。苏小红心疼地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小战士，耐心地给他讲革命道理：“咱们现在吃苦受累，就是为了将来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安心上学，让所有的爹娘都能过上好日子。”小战士听了，抹掉眼泪，坚定地说：“苏大姐，我明白了，我要好好打仗，让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贺龙带着“神兵队”又打了一场大胜仗。这次他们缴获了敌军的粮仓，里面储存着上万斤粮食。贺龙决定开仓放粮，让老乡们都能领取到粮食，度过难关。领粮的队伍排了几里地，老乡们捧着粮食，激动得热泪盈眶，对红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个老人当场就要跪下磕头，贺龙赶紧把他扶起，说道：“老人家，使不得，咱们红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红军精神的感召，踊跃参加红军。永顺县一次就有三百多名青年报名参军，他们满怀热血，渴望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关向应亲自给他们戴上红星帽，在誓师大会上，新战士们高高举起拳头，庄严宣誓：“打倒土豪劣绅，解放全中国！”他们的声音响彻山谷，久久回荡，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 不久后，苏小红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贺龙得知后，高兴地给孩子取名“红根”，寓意红军的根深深地扎在湘西的土地上，必将茁壮成长。关向应送来一件小棉衣，上面绣着一颗鲜艳的五角星，饱含着对孩子的祝福和期望。苏小红抱着孩子，看着窗外飘扬的红旗，轻声说：“红根啊，你要记住，你是红军的孩子，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 秋收时节，湘鄂川黔根据地一片丰收的景象。田野里，金黄的稻谷在微风中摇曳，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共享粮仓里堆满了金灿灿的稻谷，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老乡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给红军送粮，表达着他们对红军的感激和拥护。关向应、贺龙和老乡们一起在晒谷场打谷，欢声笑语洒满了整个村寨，处处洋溢着喜悦和幸福的氛围。龙秀才兴致勃勃地提笔写下“军民鱼水情”五个大字，贴在工农夜校的墙上，这是对根据地军民深厚情谊的生动写照。 一天，任弼时来到永顺视察工作。他看着繁荣发展的根据地，心中十分高兴，感慨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咱们的根据地建设得非常好！”在工农夜校，他认真听了学员们的汇报，对他们的学习成果表示肯定；又参观了妇女互助队的纺织成果，对她们的辛勤付出和创新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他激动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只要军民一心，团结奋斗，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夜幕降临，永顺县城灯火通明。工农夜校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那是学员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妇女互助队的纺车吱呀作响，仿佛在演奏一首勤劳的赞歌；“神兵队”的战士们在月光下刻苦操练，他们的身影坚毅而挺拔，为保卫根据地时刻准备着。关向应、贺龙站在山岗上，望着这片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土地，心中充满了豪情壮志。“老关，你看，”贺龙指着远处的灯火，感慨地说，“咱们的根据地就像这星星之火，虽然现在还很微弱，但迟早会成燎原之势，照亮整个中国！” 关向应点点头，轻声唱起了《工农道理歌》。那熟悉的旋律在夜空中飘荡，如同一股温暖的力量，传到了每一个村寨，传到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和老乡的心里。在这悠扬的歌声中，湘鄂川黔根据地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在湘西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为革命的胜利积蓄着强大的力量。 冬天悄然来临，寒风凛冽，根据地的军民开始积极准备过冬。苏小红带着妇女们日夜赶工，缝制棉衣，她们的手指在针线间飞舞，希望能让战士们和乡亲们都能穿上温暖的棉衣；关向应组织群众储存粮食，他仔细检查每一处粮仓，确保粮食储存安全；贺龙则指挥部队加强防御，他亲自巡查每一个哨卡，制定周密的防御计划。在一个飘着雪花的日子里，工农夜校的学员们用自己种的棉花，为红军战士缝制了棉衣，一针一线都饱含着他们对红军的敬爱之情。龙秀才有感而发，写下“众志成城”四个大字，贴在县城的城墙上，激励着大家团结一心，共克时艰。 这天，关向应收到了中央的电报。电报中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根据地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展现出的坚韧意志和团结精神，并明确指示他们要继续巩固根据地建设，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关向应看完电报，激动地将电报递给贺龙：“老贺，你看！中央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贺龙接过电报，逐字逐句地读着，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他猛地一拍大腿：“好！咱们的努力没白费，这封电报就是对咱们最大的鼓舞！”两人当即决定召开一次军民大会，把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每一个人。 大会当天，虽然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但会场里早已挤满了人。老乡们裹着厚厚的棉衣，红军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神情。关向应站在台上，声音洪亮地宣读了中央的电报，每念到一句赞扬的话语，台下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掌声里满是自豪与激动。贺龙走上台，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高声说道：“同志们，老乡们！中央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这说明咱们的路走对了，咱们的付出值得！只要咱们军民一心，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台下的军民齐声高呼：“红军万岁！”“革命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间久久回荡，驱散了冬日的寒冷。 散会后，老乡们纷纷行动起来，给红军送来了御寒的衣物和食物。有个老大娘颤巍巍地抱着一床棉被，找到红军伤员的住处，把棉被轻轻放在床上，心疼地说：“孩子们，你们为咱们打仗，可不能冻着。这床棉被虽然旧，但暖和，你们盖上。”红军战士们看着老大娘冻得通红的手，听着她朴实的话语，眼眶都湿润了，纷纷表示要更加努力地战斗，保卫根据地，保卫老乡们的幸福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湘鄂川黔根据地越来越巩固。红军的队伍不断壮大，许多翻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他们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和对敌人的仇恨，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工农夜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骨干，他们不仅能认字写字，还懂得了革命道理，成为了联系红军和群众的重要纽带；妇女互助队成为了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她们在纺织、制盐、防疫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用勤劳的双手改善着根据地的生活；“神兵队”则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屡立奇功，他们熟悉地形，作战勇猛，让敌人闻风丧胆。 关向应、贺龙等领导人深知，根据地的建设离不开军民的共同努力。他们始终坚持军民一家亲的原则，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有一次，关向应听说有户老乡家里的耕牛病了，立刻带着兽医赶过去，亲自守在牛棚外，直到耕牛脱离危险才离开。贺龙则常常和老乡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边犁地一边拉家常，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在他们的带领下，根据地的军民团结一心，同甘共苦，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力量。 一天夜里，关向应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璀璨的星空，思绪万千。他想起了离开家乡时，父母的嘱托和期盼；想起了在革命道路上牺牲的战友，他们的笑容仿佛还在眼前；想起了根据地军民的一张张笑脸，那笑容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坚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坚持不懈地奋斗，革命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崭新中国一定会到来。 贺龙则在灯下研究着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脉、河流和道路。他知道，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对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但他毫不畏惧，因为他有坚强的红军队伍，有支持红军的人民群众。他仔细规划着下一步的战斗部署，思考着如何利用湘西的地形优势，发挥红军灵活机动的特点，粉碎敌人的进攻。灯光下，他的眼神坚定而锐利，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苏小红抱着红根，坐在灯下给丈夫周球保写信。红根已经会咿咿呀呀地叫“娘”了，小脸蛋红扑扑的，十分可爱。苏小红一边写，一边轻声念给红根听：“球保，根据地现在越来越好啦，工农夜校的学员越来越多，共享粮仓的粮食堆成了山，‘神兵队’又打了胜仗。红根也长本事了，会笑会叫娘了，等你回来，他肯定会叫爹了。你在前线要保重身体，好好打仗，不用惦记我们娘俩。我们在根据地等着你凯旋归来，等着你和我们一起分享革命胜利的喜悦……”写完信，她小心翼翼地把信折好，放进信封，仿佛把满满的思念和期盼都装了进去。 在这湘西的土地上，红军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汗水浇灌着革命的种子。他们一起开荒种地，一起纺线织布，一起站岗放哨，一起打击敌人。湘鄂川黔根据地就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屹立在祖国的西南大地。它不仅为红军提供了稳固的后方，让红军能够养精蓄锐，不断发展壮大，也为革命的胜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人们正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孩子们盼望着能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不用再像父辈一样目不识丁；农民们盼望着能永远拥有自己的土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妇女们盼望着能和男人一样平等地劳动、生活，不再受压迫和歧视；红军战士们盼望着能早日打跑敌人，让全国的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春天又悄悄地来到了湘西，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田野里，农民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他们哼着红军教的歌谣，干劲十足；工农夜校里，新的学员加入进来，读书声琅琅；妇女互助队的纺车又开始转动，织出了一匹匹崭新的棉布；“神兵队”的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刻苦操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关向应、贺龙站在山坡上，望着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关向应说道：“老贺，你看这根据地，就像这春天的草木一样，充满了生命力。”贺龙点点头，豪迈地说：“是啊，只要咱们军民一心，坚持下去，革命的春天也一定会到来！” 阳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也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温暖而明亮。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故事还在继续，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情谊还在加深，革命的火种正在这里熊熊燃烧，照亮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他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革命的胜利一定会到来，一个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在他们的手中诞生。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七集:黔滇先声 石阡的清晨，薄雾宛如轻纱，轻柔地笼罩着天主教堂的尖顶。那尖顶仿佛一位孤独的守望者，在朦胧中若隐若现。阳光奋力穿透厚重的云层，将一道道金色的光束投射下来，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教堂钟楼的铜钟尚未敲响，可红二、六军团的战士们已然在街巷间忙碌开来，他们的身影在薄雾与光影中穿梭，构成了一幅紧张而有序的战前图景。 有的战士蹲在墙角，用一块破旧的布蘸着桐油，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手中的步枪。他们的眼神专注而坚定，每一下擦拭都饱含着对武器的珍视与对战斗的准备。枪管在晨光的映照下泛着冷光，那冷光仿佛是战士们坚毅意志的外在体现。有的战士则将用油纸层层包裹的弹药箱搬上马车，他们步伐沉稳有力，喊着整齐的号子，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轱辘”声响，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出征奏响前奏。 炊事班的战士们也没闲着，他们正往行军锅里倒入糙米。蒸腾的热气从锅中升腾而起，与弥漫的白雾相互交织，在街巷间弥漫开来。那热气中带着糙米质朴的香气，让战士们在紧张的氛围中感受到一丝生活的温暖。这热气与白雾，也像是出征前的序曲，预示着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即将拉开帷幕。 关向应静静地站在教堂前的百年银杏树下，他身着朴素的军装，身姿挺拔。他的指尖轻轻抚过树皮上斑驳的弹痕，这些弹痕仿佛是岁月的刻痕，记录着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这棵需两人合抱的古树，宛如一位沧桑的历史见证者，默默地见证了石阡会议的日夜灯火。树干上，还留着红军战士们刻下的五角星，那五角星虽然历经风雨，但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在诉说着红军战士们的坚定信念。关向应的衣袋里，揣着任弼时昨夜送来的字条。那字条是用麻纸写成的，粗糙的边缘已被体温焐热。上面“以战养战，扎根黔滇”八个字的墨迹虽已干涸，但在关向应的心中，却仿佛有千斤重，指引着红军前行的方向。 不远处，几个老乡正热情地往战士们的背包里塞着煮熟的鸡蛋。竹篮里的茶叶蛋还冒着热气，蛋壳上的裂纹渗出琥珀色的汤汁，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老乡们的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他们一边塞着鸡蛋，一边叮嘱着战士们要注意安全。战士们则满怀感激地接过鸡蛋，与老乡们亲切地交谈着，军民之间的情谊在这一刻愈发深厚。 “老关，看这雾多像湘西的晨景。”贺龙那粗犷的嗓门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他肩上搭着一件半旧的蓝布披风，披风下摆还沾着石阡温泉的泥点，仿佛在诉说着他的一路奔波。腰间那柄缴获的指挥刀在晨光中闪着冷光，彰显着他的英勇与果敢。他身后跟着几个背着油布包的通信兵，布包里露出金黄的玉米饼边角，那是老乡们连夜在土灶上烙的。玉米饼还带着土灶的余温，蒸腾的热气混着雾气飘散开来，带着谷物特有的清香，让人心生温暖。 关向应抬头，望见教堂尖顶刺破晨雾，宛如一把利剑直插云霄。他轻声道：“雾散了路就清晰了，就像咱们现在的方向。”他的声音坚定而沉稳，仿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月20日的兰家坝，被朝阳染成了一片金色，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2万余红军在此整齐列队誓师，他们的身影在金色的光辉中显得格外威武雄壮。田埂上的枯草挂着晶莹的霜花，宛如一层薄薄的水晶，踩上去咯吱作响，仿佛在为红军的誓师奏响独特的乐章。 贺龙踩着老乡特意送来的八仙桌，站在高台上。桌面还留着过年贴的红剪纸，那鲜艳的红色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仿佛象征着红军的热情与希望。军帽檐下，贺龙的目光坚定地扫过一张张黝黑的脸庞。有的战士耳后还沾着锅底灰，那是昨晚帮老乡修灶台时不小心蹭上的，这小小的细节，体现了红军与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 “同志们！石阡会议给咱们指了明路！”贺龙右手重重捶击桌面，震得桌上的搪瓷缸叮当作响，缸里的粗茶溅出几滴在蓝布桌布上晕开，仿佛一幅抽象的水墨画。“乌江以西不是穷山恶水，是咱们红军的新天地！那里的土豪劣绅占着良田千亩，百姓却连掺着沙土的糠麸都吃不上——”他的话语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了战士们的心，也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 台下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打倒土豪！”的口号声浪仿佛汹涌的波涛，惊飞了树梢的麻雀。群鸟扑棱棱地掠过湛蓝的天空，仿佛在为红军的誓言而欢呼。 誓师大会的红旗还在风中烈烈飘扬，那红旗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焰，激励着红军战士们的斗志。先头部队已踏上西进之路，他们的步伐坚定有力，仿佛在大地上踏出了一首激昂的战歌。关向应与贺龙并辔而行，马蹄踏过结霜的田埂，留下深浅不一的蹄印，仿佛是他们前进的足迹。 沿途可见墙壁上留存的红军标语，“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莫招嫌”的字迹虽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但却已深深地刻进了百姓的心里。这些标语，是红军与百姓之间的纽带，是革命思想传播的火种。路过村寨时，屋檐下挂着的玉米串和红辣椒随风轻轻摇晃，仿佛在向红军战士们招手。几个扎羊角辫的孩子追着队伍跑，手里挥着红纸剪的五角星，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仿佛在为红军的到来而欢呼雀跃。 在酒店塘砂厂旧址，几十个矿工模样的青年正满怀期待地等着加入队伍。他们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褂子，那粗布褂子上的补丁仿佛是他们生活艰辛的见证。手里的矿镐磨得发亮，镐头的刃口闪着寒光，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勤劳与坚韧。其中领头的王铁山，神情激动地掀开衣襟，露出胸口狰狞的伤疤，那伤疤仿佛一条扭曲的蛇，触目惊心。 “军长，矿主的皮鞭抽得我们活不成，窑下塌方死了人就拖去喂狗！红军来了我们才有活路！”王铁山的声音带着悲愤与激动，他的话语如同一把重锤，狠狠地撞击着贺龙的心。 贺龙当即让人把缴获的步枪分了五支给他们，看着这些黝黑的汉子举起矿镐宣誓。他们的手掌布满老茧和裂口，那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痕迹，但此刻却握得格外有力，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他们加入红军的坚定决心。 贺龙转头对关向应笑道：“你看，群众就是咱们的铁打的后盾！”他的笑容中充满了欣慰与自豪，仿佛看到了红军未来的希望。 队伍行至乌江边时，江水正裹挟着冰凌奔腾咆哮，仿佛一头愤怒的猛兽。撞击礁石的浪花溅起丈高，那飞溅的浪花仿佛是江水的怒吼。侦察兵回报上游渡口有敌一个营驻守，碉堡的机枪口正对着江面，仿佛一个个黑洞洞的眼睛，充满了威胁；下游浅滩虽水流湍急却守备空虚，只是礁石林立，仿佛一片隐藏着危险的迷宫。 贺龙蹲在江边，抓起一把泥沙，看着细沙从指缝缓缓漏下。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仿佛在思考着破敌之策。“就从浅滩过！让工兵连砍毛竹扎筏，再请老乡教咱们认水情！”他的声音坚定有力，仿佛是对战士们的鼓舞，也是对敌人的宣战。 当地船工陈老爹带着五个儿子划来三艘木船，老人布满老茧的手用力拍着船帮，船板上的桐油在阳光下泛着光泽，仿佛是岁月的沉淀。“军长放心，这乌江的脾气我摸了一辈子，哪里有暗礁哪里水流缓，闭着眼都知道！”陈老爹的声音充满了自信与豪迈，他的话语仿佛给战士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战士们三人一组趴在竹筏上，用刺刀当桨奋力划水。冰冷的江水溅在身上，瞬间浸透棉衣，寒风一吹，冻得人牙齿打颤，仿佛无数根针扎在身上。贺龙站在第一艘木船上指挥，披风被浪花打湿仍浑然不觉，指挥刀的刀柄已被江水泡得发胀。他的眼神坚定地注视着前方，仿佛在为战士们指引着方向。 突然下游传来枪声，敌援兵正沿河岸奔袭而来，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仿佛一群愤怒的蜜蜂。“给我狠狠打！”贺龙拔枪射击的瞬间，对岸山坡上突然响起锣鼓声——是陈老爹的小儿子带着乡亲们敲着铜盆呐喊助威，声浪竟盖过了枪声。那呐喊声仿佛是一股无形的力量，鼓舞着战士们的士气。 当最后一名战士踏上西岸，关向应回头望见江面上漂浮的斗笠与草鞋，那是牺牲的战士留下的遗物，随波逐流却始终向着西岸，像一群不屈的灵魂仍在坚定地前进。这些遗物，仿佛是战士们英勇牺牲的见证，也激励着活着的战士们继续前行。 黔西县城的守敌显然没料到红军来得如此之快，仿佛是神兵天降。深夜的城墙下，田老幺带着“神兵队”像壁虎般贴着砖缝攀爬。他腰间别着苗族弯刀，刀鞘上的银饰叮当作响，仿佛在演奏着一首神秘的乐章。手里攥着老乡给的防滑草药，这种草药搓在手心会变得格外粗糙，为他们的攀爬提供了保障。 城楼上的哨兵正缩着脖子烤火，火盆里的木炭噼啪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夜晚的宁静。冷不防被从天而降的绳索套住脖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被拖了下来。“神兵队”队员们鱼贯而入，打开城门时，田老幺特意在门楣上挂了束红绸，这是湘西战士带来的习俗，寓意胜利归来永不回头，仿佛是对敌人的宣告，也是对红军胜利的期许。 巷战在寅时激烈爆发，红军战士用马灯照亮街道，昏黄的光晕在夜空中摇曳，仿佛是黑暗中的希望之光。喊杀声中夹杂着“缴枪不杀”的喊话，那喊话声仿佛是正义的呼唤，在街巷中回荡。敌营长从被窝里被拖出来时，还攥着镶金的烟枪，烟锅里的鸦片还冒着青烟，那青烟仿佛是他腐朽生活的象征。 看着战士们将粮仓的大门撬开，金黄的稻谷倾泻而出，仿佛是金色的瀑布。他瘫坐在地上喃喃道：“怎么可能……你们怎么来得这么快……”他的话语中充满了震惊与恐惧，仿佛不敢相信红军的速度与力量。 贺龙踩着满地的银元走进粮仓，银元滚落的清脆声响反衬得空气格外凝重，仿佛是对敌人贪婪的讽刺。他一脚踢开装着鸦片的木箱：“把粮食全部分给百姓，这些害人的东西一把火烧了！”他的声音充满了愤怒与果断，仿佛是对黑暗势力的宣战。 天亮时，黔西县城的石板路上已排起长队。百姓们提着竹篮、背着布袋，脸上带着又惊又喜的神情，仿佛在梦中一般。苏小红带着“妇女互助队”的姑娘们给领粮的乡亲发玉米，她怀里的红根穿着老乡做的虎头鞋，鞋面上绣着的老虎眼睛用黑布钉成，栩栩如生。小手抓住一个玉米棒不肯放，玉米须蹭得满脸都是，那可爱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 有个瞎眼的老婆婆被孙女搀扶着来领粮，摸着布袋里饱满的谷子突然老泪纵横：“红军比亲儿子还亲啊……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感激与感动，仿佛是对红军最好的赞美。苏小红赶紧让队员把老人扶到临时搭起的草棚，端来热腾腾的小米粥，看着老人颤抖的双手捧着碗，粥汁顺着嘴角流下，她想起湘西根据地的乡亲，眼眶不禁发热，那是对家乡和乡亲的思念，也是对眼前这一幕的感动。 关向应在城隍庙前办起临时课堂，庙里的香炉还冒着青烟，仿佛是对知识的敬意。龙秀才的学生狗剩正教老乡们写“红军”二字，他用树枝在沙盘上写字，沙粒随着手腕的摆动流淌，仿佛在书写着革命的篇章。“这‘红’字是绞丝旁，就像咱们穷人拧成的绳，越拧越结实；‘军’字是宝盖头下面一个‘车’，就是保护咱们的队伍！”狗剩的讲解生动形象，引来阵阵喝彩，仿佛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 关向应趁机拿出油印的《抗日救国宣言》，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地图：“日本人占了咱们东北，蒋介石却在打内战，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救国！”他的话语充满了激情与力量，仿佛是对民族危亡的呐喊。人群里有人高喊：“我们要参军！”顿时响应者云集，当天就有三百多青年报名，他们的名字被工工整整写在门板上，墨迹很快被风吹干，仿佛是他们加入红军的决心的见证。 敌人的反扑来得比预想更快。情报显示敌李昌荣团正沿公路袭来，其先头部队已到距城十里的山谷。贺龙站在城头用望远镜观察地形，望远镜的镜片反射着阳光，仿佛是智慧的光芒。山谷两侧是陡峭的岩壁，岩石上长着稀疏的灌木，仿佛是大自然的屏障。中间那条土路恰如咽喉，路边还有几棵歪脖子松树，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设的口袋阵！”贺龙当即部署：“田老幺带‘神兵队’守左侧山梁，用土炮轰断退路；主力埋伏右侧密林，等敌人全进来就扎紧口袋！”他的声音坚定有力，仿佛是对胜利的自信。炊事班特意蒸了白面馒头送到阵地上，热气腾腾的馒头裹在蓝布里，咬一口能尝到麦香，仿佛是对战士们的犒劳。 次日午时，敌团果然大摇大摆进入山谷。走在最前面的骑兵挥舞着马刀，马蹄扬起阵阵尘土，仿佛是战争的硝烟。后面的步兵扛着步枪哼着小调，有的还叼着烟卷，仿佛是一群散漫的乌合之众。当最后一名敌兵踏入伏击圈，贺龙一声令下，土炮“轰”地炸开，铁砂和碎石如暴雨般砸下，仿佛是天崩地裂。 田老幺带着队员们从岩壁后跃出，他们的苗族弯刀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专砍敌人马腿。受惊的战马扬起前蹄嘶鸣，把骑兵甩在地上，仿佛是一场混乱的闹剧。关向应在山腰吹起冲锋号，号声尖锐激昂，红军战士如潮水般涌出密林，喊杀声震得山谷嗡嗡作响，连枝头的积雪都被震落，仿佛是一场震撼人心的交响乐。 激战中，王铁山用矿镐砸倒了敌机枪手，那挺捷克式机枪刚吐出一串火舌就哑了火。他自己却被流弹击中胸膛，鲜血瞬间染红了粗布褂子，仿佛是一朵盛开的红花。他倒在血泊里仍紧紧攥着那支新配发的步枪，枪托上还没来得及刻名字，仿佛是他对红军的眷恋。 贺龙赶来时，这个才参军三天的矿工已没了气息，胸口还别着来不及填写的入伍登记表，照片上的他笑得露出白牙，仿佛是对未来的憧憬。战斗结束后，老乡们自发抬着门板来收殓烈士，有个老婆婆用绣花帕子轻轻擦拭王铁山脸上的血污，帕子上绣的牡丹被血染红，就像在安抚熟睡的孩子，仿佛是对烈士的敬重与关爱。 黔西大捷的消息传到大定，城里的土豪劣绅连夜逃往毕节，细软装了满满二十多辆马车，仿佛是一群惊慌失措的老鼠。留下的民团惶惶不可终日，团丁们把枪架在城墙上，却没人愿意放哨，仿佛是一群胆小怕事的逃兵。 红军抵达城下时，只见城门紧闭，城楼上却飘着白旗，那是用孝布改成的，仿佛是对敌人的嘲讽。原来民团团长的佃户们趁夜绑了团丁，用锄头把敲晕了反抗的家伙，正等着红军进城，仿佛是一场正义的起义。 关向应在城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当他宣布“凡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可分得田地”时，台下突然跪倒一片，有个白发老农捧着祖上传下的地契哭道：“我家三代都是佃户，租子交得比收成还多！红军让我们有了自己的地啊！”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感激与喜悦，仿佛是对新生活的期待。 在大定的文昌阁，苏小红的“妇女互助队”办起了纺织班。三十多个妇女围着缴获的织布机学习，机杼声“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叽叽喳喳的笑语声盖过了机器的轰鸣，仿佛是一首欢快的劳动之歌。墙上贴着用红纸写的“男女平等”四个大字，是龙秀才的笔迹，那苍劲有力的字体仿佛是对平等的追求。 苏小红正教一个叫春桃的姑娘踩踏板，春桃的布鞋前掌磨出了洞，露出的脚趾紧紧蜷着，仿佛是生活的艰辛。突然有人跑来报信说城西张大户家有产妇难产，产妇已疼得只剩半条命。苏小红立刻背上药箱赶去，药箱里的听诊器冰凉，她用掌心反复焐着金属听筒，直到那冰凉被体温焐热才敢靠近产妇。推开张大户家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浓重的草药味混杂着汗味扑面而来。产妇躺在床上脸色青紫，嘴唇干裂起皮，额头上布满豆大的汗珠，湿透了身下的粗布褥子。稳婆急得直搓手，围着床沿打转，嘴里不停念叨着“鬼门关里打转”，声音里满是焦虑。 苏小红迅速放下药箱，先用酒精棉片擦拭双手，又让家属烧来热水。她俯身听着产妇的心跳，听诊器里传来微弱而急促的搏动声，像风中残烛般随时可能熄灭。“别慌！”她一边安抚稳婆，一边从药箱里取出止痛针剂，“产妇体力透支严重，先打止痛针保存力气，再用热毛巾热敷腰腹，促进宫缩。”家属们慌忙找来干净的布巾，在热水里烫过后拧干，轻轻敷在产妇身上。苏小红则守在床边，不时给产妇喂些温水，轻声说着鼓励的话：“再加把劲，孩子快出来了，想想他出生后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折腾到后半夜，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满屋人终于松了口气。春桃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小家伙皱着眉头，脸蛋红扑扑的像个熟透的苹果。“苏大姐，这娃该叫‘红生’，记着是红军救了他！”春桃的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沙哑，眼里却闪着泪光。苏小红笑着帮婴儿裹紧襁褓，襁褓上还绣着老乡连夜赶制的五角星图案，针脚虽歪歪扭扭，却透着满满的心意。 向毕节进军的路上，红军队伍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竹叶上的晨露滴落在战士们的帽檐上，顺着帽绳滑下，在衣襟上晕开小小的水痕。突然，前方竹林深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几个头戴英雄结的彝人举着长矛拦在路口。他们的英雄结用红缨和黑布编成，随着身体的晃动轻轻摇摆；腰间的银腰带镶嵌着玛瑙石，随着马步叮当作响，腰带扣上的太阳纹在阳光下格外耀眼，仿佛承载着彝人古老的信仰。 贺龙勒住马缰，示意队伍停下。他翻身下马，让人解下马鞍上的酒葫芦递过去，葫芦上还系着红绸带，那是出发前老乡特意系上的平安结。“阿木兄弟，我贺龙敬你一碗！”他声音洪亮，带着真诚的笑意，“咱们都是受压迫的人，地主恶霸不管咱们是汉人彝人，都往死里欺负！”阿木是彝族首领，他接过酒葫芦仰头饮尽，酒液顺着胡须流下，在下巴上积成小小的水珠。他突然将长矛掷在地上，矛尖插入泥土半尺深：“军长要是能帮我们夺回被汉人地主占的山林，我们就跟着红军走！” 三天后，当红军帮彝人夺回被霸占的三百亩山林，阿木带着全寨青壮加入红军。他们的火枪队背着自制的土枪，枪杆上缠着红绸，枪管里还残留着火药的焦糊味。在后来的战斗中，这些彝人战士总能凭借熟悉山地的优势绕到敌人后方，火枪发射时的火药味混杂着彝族特有的烟味，成了战场上独特的气息。阿木还教红军战士识别山中的野菜野果，哪些能充饥，哪些能治病，那些带着锯齿边的绿叶和红浆果，成了艰苦行军中的救命粮。 毕节城的攻坚战打得异常激烈。守敌在城墙上筑了三层工事，最上层架着机关枪，中层堆着滚木礌石，下层则挖了射击孔，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城外。护城河冰面下还埋了竹签，尖锐的竹尖在冰层下若隐若现，城门口堆着鹿砦，削尖的木棍交错纵横，像一头张开獠牙的野兽。 贺龙在城外山坡上观察了整整半天，直到夕阳将城墙染成暗红色才回到指挥部。他铺开地图，手指在西门位置重重一点：“白天在东门佯攻，用土炮轰击城墙吸引注意力；夜里派突击队从西门下水道潜入，那里的污水能掩盖行踪。”田老幺当即自告奋勇：“军长，让我去！我们湘西人水性好，这点污水不算啥！” 深夜的下水道里，田老幺带着队员们在齐腰深的污水里摸索前进。污水散发着刺鼻的臭味，混杂着腐烂的菜叶和动物尸体的气息，呛得人直反胃。头上的毡帽时不时撞上管道，发出沉闷的响声，污水里的冰块硌得膝盖生疼，冰冷的液体顺着裤管往上渗，冻得骨头都在发麻。当他们从城墙根的出水口钻出时，个个都成了泥人，只有眼睛还亮着，像暗夜里的星星。他们精准地摸向敌指挥部，一声暗号后，枪声与爆炸声同时响起，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照亮了战士们脸上的泥污和坚毅。 占领毕节的第三天，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福音堂成立。教堂的彩色玻璃透进阳光，在地上投下斑斓的光斑，红的、蓝的、绿的光点在青砖地上晃动，像一群跳跃的精灵。关向应主持召开群众代表大会，墙上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其中一面“军民鱼水情”的锦旗是龙秀才亲手题写的，墨色饱满有力，笔画间透着文人的风骨。 贺龙在会上宣布成立临时修械厂，让铁匠出身的战士修复缴获的枪支。很快，街角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红热的枪管被浸入冷水，发出“滋啦”的声响，白雾腾起，带着铁屑的腥味。苏小红则提议开办识字班，她站在台上，指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说：“老百姓认了字，才能看懂咱们的政策，才不会被地主的假文书骗，才能真正当家作主！”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震得教堂的彩绘玻璃嗡嗡作响，仿佛也在为这振奋人心的话语而共鸣。 土地革命在毕节轰轰烈烈展开。红军战士带着丈量土地的木尺走遍各村，木尺上的红漆刻度被磨得发亮，露出木头的原色。贫农们跟着一起插界碑、分田地，界碑是用山里的青石凿成的，上面用红漆写着“某某某分得此田”，笔画歪歪扭扭却格外郑重。在杨家湾，老农杨德山分到三亩水田后，非要把家里唯一的老黄牛送给红军。那黄牛额头上有块白毛，像朵云彩，是杨家湾的“老寿星”，已经耕了十五年地。 贺龙拉着杨德山的手，指着田埂上正在分耕牛的战士说：“老人家，你看，我们把缴获地主的耕牛都分下来了。这头牛你留着种地，牛是种地的本钱，你把地种好，多打粮食，让娃娃们能吃上白米饭，就是对红军最大的支持！”杨德山看着分到自家田边的那头壮实水牛，激动得抹着眼泪，嘴里不停念叨：“红军真是活菩萨啊！” 春耕时节，田野里到处是红军与老乡共耕的身影。战士们脱下军装，穿着打补丁的便服，和老乡们一起扶犁、插秧。田埂上的标语“军民协力，共促丰收”被春风吹得猎猎作响，字迹是用石灰水刷的，在新绿的田野间格外醒目。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布谷、布谷”的声音清脆悦耳，催促着人们播撒希望的种子。关向应也挽着裤腿下了田，他插秧的动作不太熟练，秧苗插得歪歪扭扭，老乡们笑着教他：“关政委，秧苗要插稳，根须要泡在水里，这样才能活。”他学得认真，额头上渗着汗珠，脸上却带着笑容。 敌人的围剿来得气势汹汹。南京政府调集六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毕节压来，飞机还时不时来轰炸，投下的炸弹在地上炸出一个个大坑，泥土和石块飞溅，房屋的碎片散落一地。贺龙在作战会议上铺开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标着红蓝箭头，红箭头代表红军，蓝箭头代表敌军，交错纵横像一张复杂的网。他手指重重点在赫章县境内：“这里是乌蒙山腹地，山高林密，正好打游击！”他决定采用“盘旋打圈”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区周旋，就像湘西猎人对付野猪，时而隐蔽，时而出击。 关向应补充道：“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藏进山洞，把水井封好，让敌人找不到粮食，困也要困死他们！”老乡们积极响应，连夜把粮食装进陶罐，藏在山洞深处，洞口用树枝和杂草掩盖，不留一点痕迹。他们还把水井暂时填起来，只留下几处表面浑浊的水源，让敌人喝了拉肚子。 乌蒙山的春天来得晚，山坳里还有未化的积雪，背阴处的冰棱能有三尺长，像一串串透明的水晶。红军在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时而分散袭扰，时而集中歼敌。在一次突围中，田老幺的“神兵队”负责掩护主力转移，他们在悬崖上凿出落脚石，用藤条编成吊桥，藤条上还缠着防滑的茅草，踩上去稳稳当当。当敌人追到崖边时，只看到空荡荡的吊桥和岩石上用红漆写的“此路不通”，气得哇哇大叫，却只能望着深谷兴叹。田老幺趴在树丛里，看着敌人在悬崖边气急败坏的样子，忍不住对身边的战士笑道：“这叫请君入瓮，瓮里却没好酒！” 最艰苦的日子里，老乡们的支援成了红军的救命稻草。在野马川，彝族阿妈背着背篓走了几十里山路，送来烙饼和草药。背篓里的烙饼用桐叶包着，还带着余温，草药是山里采的治咳嗽的柴胡和桔梗，散发着淡淡的苦味。背篓绳在她肩上勒出深深的红痕，像两条红色的带子，那是母爱的印记。在可乐乡，儿童团的孩子们用竹筒给山里的红军送情报，竹筒里还藏着烤红薯，红薯的焦香混着竹青味格外诱人，孩子们的裤脚沾满了泥土，却跑得飞快，像一群灵活的小鹿。 苏小红带着“妇女互助队”在山洞里办起临时医院，洞里点着松明火把，火光摇曳，照亮了一张张伤员的脸。她们用艾草熏治伤员的冻疮，艾烟袅袅中，带着草木的清香。苏小红把自己的棉被撕成布条包扎伤口，棉被里的棉絮飞了出来，像一朵朵小白云，飘落在伤员的脸上。有天夜里，红根突然发起高烧，小脸烧得通红，迷迷糊糊地哭，哭声在寂静的山洞里格外揪心。苏小红抱着孩子急得团团转，附近村寨的苗族巫医闻讯赶来，他背着药篓，里面装着各种草药和银针，药篓上还挂着一个铜铃铛，走路时叮当作响。 老巫医先用温水给孩子擦拭额头，又从药篓里拿出几片带着清香的树叶，那是山里特有的退烧草，在掌心揉碎了敷在红根的肚脐上，最后用银针轻轻扎在孩子的虎口和额头穴位。他的动作轻柔而熟练，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折腾到后半夜，红根的烧终于退了，小脸蛋恢复了红润，呼吸也变得平稳。老巫医临走时只留下一句：“红军为我们打仗，我们不能让红军的孩子受苦。”他药篓里的草药散发着淡淡的苦味，却让苏小红的心暖融融的，像被炭火烤过一样。 1936年3月的纳雍战斗中，红军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战士们在山坳里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山坡上的积雪被染成了红色，像绽开了一片片艳丽的红花。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在敌师长的指挥部里搜到一叠电报，上面全是“红军行踪不定，屡遭伏击”“粮弹耗尽，请求支援”的哀叹，字迹潦草可见其慌乱，纸页上还有咖啡渍和烟蒂烫出的小洞，透着败军之将的狼狈。 贺龙把电报递给关向应，两人相视而笑，笑容里带着胜利的喜悦和疲惫。关向应指着窗外怒放的映山红说：“你看这山花，越是贫瘠的土地开得越艳，咱们的根据地就像这花一样，在黔滇大地扎下根了！”映山红的花瓣上还沾着露水，在阳光下像撒了层金粉，娇艳欲滴，仿佛在为红军的胜利而绽放。 毕节城里的工农夜校越办越红火，龙秀才带着几个老夫子编写了识字课本，把革命道理编成顺口溜：“红军来，百姓笑，分田地，把苛捐烧；学文化，长本领，要把那旧世界来改造！”课本是用粗糙的草纸印刷的，纸张边缘有些毛糙，字迹却工工整整，透着油墨的清香。傍晚时分，城隍庙前的老槐树下总聚集着听课的老乡，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背着娃娃的妇女。孩子们趴在土坯桌上，用树枝在沙盘上写字，琅琅书声与远处纺织厂的机器声交织成动人的乐章，连墙角的蟋蟀都停止了鸣叫，仿佛在静静聆听这希望的声音。 苏小红的“妇女互助队”已发展到两百多人，她们不仅纺纱织布，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队员们用缴获的绸缎边角缝制演出服，虽然颜色不一，红的、绿的、蓝的拼凑在一起，却格外鲜艳，像开在舞台上的花。在寿福寺的戏台上，队员们演出的《送郎参军》感动了无数乡亲。春桃扮演的妻子送别丈夫时，唱起自编的歌谣：“送郎送到大门口，递上布鞋和烟袋，红军打仗为百姓，我在家中等你回！”她的声音哽咽，眼里含着泪水，台下的观众也跟着抹眼泪，哭成一片。 当晚就有十几个青年报名参军，他们的母亲和妻子抹着眼泪，却把儿子和丈夫的包袱收拾得整整齐齐，在包袱里塞上手帕、布鞋和炒好的花生，每一样都透着浓浓的牵挂。演出结束后，苏小红抱着红根站在戏台边，看着满天繁星，轻声说：“红根你看，这根据地的星星多亮，就像无数双眼睛在看着咱们呢。”红根伸出小手去抓星星，咯咯地笑出声，笑声清脆，像银铃一样在夜空中回荡。 贺龙在临时修械厂检查新修复的步枪，工匠们正在枪托上刻“神兵”二字，刻刀划过木头发出沙沙的声响，木屑纷纷扬扬落下，像细小的雪花。墙角堆着缴获的枪管和零件，几个铁匠光着膀子打铁，火星溅在地上噼啪作响，在昏暗的屋子里划出一道道明亮的弧线。田老幺背着缴获的冲锋枪跑来，身上还沾着硝烟味，枪管上的蓝钢烤蓝被磨得发亮，露出银白色的金属光泽：“军长，咱们又缴获了一批弹药！敌人的仓库里还有不少罐头，我给你留了两罐牛肉的！” 贺龙接过枪拉了下枪栓，清脆的声响让他满意地点头：“好小子，这枪配你正好！告诉同志们，咱们在毕节不是过客，是主人，要用枪杆子保卫咱们的根据地，让百姓能安安稳稳种地、娃娃能安安稳稳读书！”他的声音坚定有力，像一颗定海神针，让战士们心里充满了力量。 关向应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一份《川滇黔根据地建设纲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意见。有贺龙提议的“扩大骑兵队，适应山地作战”，字迹龙飞凤舞，带着武将的豪迈；有苏小红补充的“开办女子夜校，增设纺织课程”，笔画娟秀有力，透着女性的细腻；还有战士们建议的“兴修水利，挖渠引水灌田”，字旁还画了简单的水渠示意图，歪歪扭扭却很清晰。他拿起笔在最后写道：“军民同心，其利断金”，窗外的阳光照在纸上，将这八个字映得格外清晰，纸页边缘的毛边在风中轻轻颤动，仿佛在呼应着这充满力量的话语。 春耕后的田野泛起新绿，秧苗在水田里舒展着嫩叶，像一块块绿色的绒毯，铺在大地上。红军与老乡们在田埂上插下的界碑已抽出嫩芽，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仿佛在诉说着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在毕节城外的山坡上，贺龙和关向应并肩而立，望着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远处传来《工农道理歌》的歌声，那是关向应新编的曲调，由苏小红的文艺宣传队传唱开来：“乌江水流长，红军到黔滇；分田又分地，百姓笑开颜；学文化，闹革命，穷苦人把身翻……”歌声被风吹得很远，连天上的白云都仿佛放慢了脚步，静静聆听这来自大地的颂歌。 贺龙从怀里掏出个红绸包，里面是老乡送的核桃，外壳上还带着新鲜的纹路，那是春天新结的果实。他分给关向应一半：“老关你看，这核桃多像咱们的根据地，外壳虽硬，里面的仁却饱满得很。别看现在条件苦，只要咱们守住这片土地，将来定能结出更多果实！”关向应咬开核桃，清香的果仁在舌尖散开，带着大自然的馈赠。他把核桃仁分成两半，一半递给贺龙，一半放进嘴里：“是啊，只要咱们扎根群众，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来。你看这山野里的蒲公英，风一吹种子就落地生根，咱们的革命火种也一样，撒到哪里就在哪里发芽！” 两人相视而笑，笑声爽朗而有力，惊起一群山雀，在蔚蓝的天空下盘旋飞翔，翅膀划破云层，留下淡淡的痕迹，如同革命的印记刻在这片土地上。 夕阳西下时，炊烟在村寨升起，一缕缕青烟从错落有致的土坯房烟囱里钻出，与山间的薄雾交融成淡青色的烟岚，在山谷间缓缓流动。工农夜校的读书声、纺织厂的机器声、练兵场的口号声在暮色中交织，谱写成黔滇大地上最动人的乐章。那读书声稚嫩却坚定，是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机器声规律而有力，是妇女们用劳动创造生活的节奏；口号声洪亮而激昂，是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红军的红旗在毕节城头迎风飘扬，旗角的流苏在风中飞舞，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城头哨兵的身影。旗下是正在茁壮成长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它就像一粒深埋在沃土中的种子，冲破岩石的阻碍，长出嫩绿的新芽，终将长成参天大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播撒希望的绿荫。 红根在苏小红怀里咿呀学语，小手指向天边的晚霞，那里正燃烧着如火焰般的光芒，染红了半边天空。霞光照亮了红军西进的道路，也照亮了黔滇大地的明天。关向应拿出板胡，琴杆上的包浆被摩挲得发亮，那是岁月与汗水的沉淀。他轻轻拉动琴弦，悠扬的琴声在山谷间回荡，时而低沉婉转，仿佛在诉说着革命的艰辛；时而高亢激昂，仿佛在歌颂着胜利的喜悦。琴声伴随着春风传向远方，穿过田野，越过山林，抵达每一个红军战士和百姓的心中。 那琴声里有红军的坚毅，面对敌人的围剿和恶劣的环境，他们从未退缩；有百姓的期盼，期盼着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新世界；有对牺牲战友的怀念，那些倒在血泊中的身影，永远活在大家心中；更有对未来的憧憬——这是红军与黔滇百姓共同谱写的歌谣，是革命火种在西南大地燎原的先声，是黑暗中最明亮的光，指引着无数人向着光明前行。 夜色渐浓，毕节城里的灯火次第亮起，像撒在大地上的星星。临时修械厂里的打铁声还在继续，火星在夜色中格外明亮；工农夜校的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那是知识在黑暗中闪耀；苏小红的“妇女互助队”宿舍里，姐妹们还在借着月光纺纱，纱线在指尖流转，像编织着未来的梦想。 贺龙和关向应沿着城墙巡查，月光洒在他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城墙下，哨兵正警惕地观察着远方，手里的步枪在月光下闪着冷光。“老贺，你看这城里的灯火，多像咱们心中的希望。”关向应轻声说，目光里满是欣慰。贺龙点点头，望着远处田野里隐约的灯火：“是啊，只要这灯火不灭，咱们的革命就不会停止。等将来胜利了，咱们要让这黔滇大地到处都亮堂堂的，让百姓们都过上好日子。” 月光下，他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仿佛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远处的山林里，传来几声狼嚎，却丝毫没有影响这宁静而充满希望的夜晚。红军的歌声在夜风中飘荡：“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歌声激昂而有力，仿佛在向黑暗宣战，向未来招手。 在这片充满热血与希望的土地上，红军与百姓的心紧紧相连，他们用信念和汗水浇灌着革命的种子，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着这来之不易的根据地。虽然前路依然充满荆棘，但他们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军民同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这黔滇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一片天空，都回荡着他们的歌声。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终将在这片土地上燎原，照亮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八集:内部淬火 晨曦微露，山谷间的薄雾尚未散尽，红二、六军团的临时营地已渐渐苏醒。林间的鸟儿还没来得及展开歌喉，战士们的脚步声、枪支的摩擦声便已在营地中此起彼伏。有的战士正蹲在溪边擦拭枪支，冰冷的溪水映出他们专注的脸庞；有的坐在篝火旁修补衣物，指尖灵巧地穿梭在破损的布料间；还有的围在一起，低声交流着近日的训练心得与作战经验。今天，军团政治部要在营地中央的空地上开展“忆初心”活动，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营地，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期待，又夹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紧张。 军团政治部所在的帐篷前，几个战士正合力搭建一个简易的讲台。他们用粗壮的树干作为支架，再铺上几块平整的木板，一个朴素却庄重的讲台便初具雏形。讲台下，一排排用树干削成的“长椅”整齐地摆放着，虽然表面粗糙，甚至还带着树皮的痕迹，但在战士们眼中，这却是最珍贵的座位。战士们陆陆续续地从各个帐篷里走出，有序地坐在“长椅”上。不少人手中还拿着用树皮或布条装订而成的“笔记本”，封面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自己的名字，虽然简陋，纸张也泛黄发脆，但大家都视若珍宝，这是他们用来记录革命道理和战斗经验的宝贝。 关向应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军装上的补丁整齐而细密，他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上讲台。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身上，为他增添了几分威严。他目光坚定地扫视着台下的战士们，那目光如同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每个人的心房。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一起，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跨过了无数的山川河流。今天，我们开展‘忆初心’活动，就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回想当初为什么踏上这条革命道路，记住我们肩上的使命和担当。” 他的话语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战士们的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台下顿时安静下来，只有微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 首先上台分享的是一位来自红二军团的老战士，他叫李大山。他皮肤黝黑，那是常年在阳光下奔波留下的印记，脸上布满了岁月和战火刻下的深深浅浅的痕迹，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他缓缓地走上讲台，脚步有些蹒跚，却异常坚定。站在讲台上，他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心中积压的情感都释放出来。他缓缓地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我来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打记事起，就跟着爹娘给地主家干活。那时候，天不亮就得起床，天黑了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可就算这样，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有一次，我因为前一天晚上帮家里抢收粮食，实在太累了，第二天干活慢了点，就被地主家的管家打得遍体鳞伤。我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说到这里，李大山的声音哽咽了，他停顿了一下，用粗糙的手掌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台下的战士们静静地听着，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纷纷低下头，陷入了回忆。那些相似的苦难经历，让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李大山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就在我对生活快要绝望的时候，红军来到了我们村子。他们打倒了地主，把土地分给了我们这些穷苦人。我第一次能吃饱饭，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那一刻，我就发誓，一定要跟着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台下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里有共鸣，有敬佩，更有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接着，六军团小战士陈豆子走上了讲台。他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个子不高，脸上还带着些许稚气。他有些紧张，双手紧紧地握着衣角，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小脸涨得通红。但当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的战士们时，眼神却变得坚定而有力。他开口说道：“我永远也忘不了甘溪突围的那一天。天空灰蒙蒙的，硝烟弥漫在整个战场，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子弹像雨点一样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被紧紧地包围了，根本找不到突围的缺口。班长带着我们左冲右突，他一直冲在最前面，用身体为我们挡住敌人的子弹。” 陈豆子的声音开始颤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突然，一颗子弹向我飞来，我吓得愣住了，根本不知道躲闪。就在这时，班长一下子扑了过来，用身体挡住了那颗子弹。我只听到‘噗’的一声，班长倒在了我怀里，鲜血瞬间染红了我的军装。他看着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豆子，一定要活下去，继续为革命战斗’。我抱着班长，眼泪止不住地流，可我知道，我不能哭，我要带着班长的希望活下去。” 他顿了顿，眼中闪烁着泪光，却带着无比的坚定：“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完成班长的遗愿，为了让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穷苦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让天下不再有压迫，我要一直跟着红军，革命到底！” 陈豆子的讲述让台下的将士们热泪盈眶，许多人都忍不住擦拭着眼角。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的身影，那些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坚守，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一位红二军团的战士猛地站起来，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沙哑：“陈豆子，你放心，我们都会记住班长的话，记住我们的初心，不会让烈士们白白牺牲！” 台下响起了更加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对陈豆子的鼓励，也是对革命信念的坚定宣誓，久久回荡在山谷之间。 随后，又有几位战士陆续走上讲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有的讲述了家乡人民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支持红军，为他们送粮食、传递情报；有的回忆了在战斗中与敌人殊死拼杀的场景，每一次冲锋都伴随着生与死的考验；还有的说起了自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安居乐业。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真情实感，每一句话都饱含着对革命的忠诚。 活动一直持续到了傍晚，夕阳的余晖穿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洒在战士们的身上，给他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关向应再次走上讲台，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感动和坚定。他深情地说道：“同志们，今天听到了大家这么多感人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我们红军是一支有信仰、有担当的队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不能忘记初心。只要我们心中有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让我们带着这份初心，继续奋勇前进，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全天下穷苦人民的幸福，战斗到底！”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战斗到底！”“为了共产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在山谷间久久回荡，仿佛要将这坚定的信念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在“忆初心”活动开展的同时，红二、六军团的合编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关乎着两支队伍能否真正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任弼时和贺龙等军团领导深知，合编不仅仅是人员和部队番号的简单合并，更是思想、作风和战斗力的深度融合。他们多次在临时指挥部召开会议，昏暗的油灯下，他们围坐在地图旁，仔细商讨着合编的每一个细节。任弼时神情严肃地说：“合编工作一定要做到公平、合理，让两支队伍的战士们都能感受到尊重和信任，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融为一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贺龙也点了点头，补充道：“没错，我们要考虑到两支队伍的不同特点和实际情况，不能搞一刀切。” 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军装制式的统一。部队在之前的战斗中缴获了不少布匹，但数量有限，而且颜色也五花八门，有灰色的、蓝色的，还有一些带着花纹的。军需处的同志们为此绞尽脑汁，他们召集了几位有经验的老裁缝，一起商量对策。最终决定把所有的布匹都染成灰蓝色，这种颜色在山林中不容易被敌人发现，而且看起来也更加整齐划一。为了让两支队伍的战士们能更快地相互识别，他们还决定在领口处缝上红布条作为标识。当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战士们看到对方领口的红布条时，心中都多了一份亲切和信任，仿佛那红布条就是连接彼此的纽带。 裁缝师傅们日夜不停地赶工，虽然条件艰苦，没有先进的缝纫机，只能靠手工一针一线地缝制，但他们毫无怨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裁缝一边缝着军装，一边笑着对旁边帮忙的战士说：“能为红军战士们做军装，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你们在前线打仗，我们在后方做衣服，都是为了革命嘛。”战士们也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帮忙裁剪布料、穿针引线，大家齐心协力，希望能尽快穿上统一的军装。看着一件件崭新的灰蓝色军装在手中成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笑容。 除了军装，后勤方面的整合也至关重要。“二军团的铜锅”和“六军团的铁勺”曾经是各自部队后勤的象征，陪伴着战士们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现在，为了象征两支队伍的融合，军需处决定把它们熔铸在一起，打造新的炊具。 战士们围在临时搭建的熔炉旁，看着那口熟悉的铜锅和铁勺被放进熔炉中，慢慢融化。火焰跳动着，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庞。一位二军团的老战士看着逐渐融化的铜锅，眼中满是感慨：“这铜锅跟着我们走了好多地方，爬过雪山，趟过河流，煮过野菜，也煮过缴获的粮食，见证了我们的艰辛和胜利。”另一位六军团的战士接过话茬，声音中带着不舍：“这铁勺也是，我们用它盛过汤，虽然有时候汤里没什么东西，就是清水煮野菜，但大家围在一起喝，也觉得很温暖。” 随着熔炉中的金属逐渐冷却成型，新的炊具诞生了。它的形状算不上完美，表面还有些粗糙，但却承载着两个军团的历史和情谊。当第一锅饭在新炊具中煮熟，香气弥漫在营地中时，战士们迫不及待地围坐在一起。大家你一勺我一碗，吃着香喷喷的米饭，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顿饭，吃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香甜，因为它代表着两支队伍的融合，代表着红军力量的凝聚。 武器装备的整理和分配也在有序进行。枪支被集中到一起，按照型号和性能进行分类。保养良好、性能优越的枪支优先配备给前线作战部队，那些老旧的枪支则被送到临时修械厂进行维修和改造。修械厂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先进的设备，但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把一支支破旧的枪支修理得焕然一新。弹药也进行了统一登记和分配，确保每一位战士都能有足够的弹药投入战斗。看着整齐排列的枪支和充足的弹药，战士们的心中充满了底气。 在合编过程中，干部的任命和调配也是关键环节。任弼时和贺龙等领导根据每位干部的能力、经验和特长，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研究，力求做到人尽其才。他们注重公平公正，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两支队伍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让红二、六军团的干部们能够相互学习、相互配合。新任命的干部们纷纷表示，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战士们的期望，带领战士们打好每一场仗，为红军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红军营地的一角，一片相对开阔的空地上，周球保正带着几位黔东的战士，与二军团的战友们围坐在一起，交流着作战战术。地上铺着一张简陋的地图，上面用石子和树枝标注着地形和作战路线。 周球保身穿一件破旧但整洁的军装，衣服上打了好几块补丁，但都缝补得十分整齐。他腰间系着一条用树皮编织的腰带，上面挂着一把缴获的匕首，刀柄被磨得光滑发亮。他目光坚定，神情专注地指着地图上的山林地带说道：“我们黔东地区山多林密，地形复杂，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和茂密的树林。所以我们在游击作战中，常常利用这种地形优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敌人摸不着头脑。就像当初我们在梵净山一带，敌人人多势众，紧追不舍，我们就钻进山林，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敌人周旋。有时候我们会在树上设伏，有时候会在山洞里隐蔽，然后从另一个地方突然冒出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一位二军团的战士听了，若有所思地说：“你们这种打法确实很灵活，能很好地保存自己，打击敌人。不过我们在湘西也有自己的经验。湘西的地势相对开阔一些，但也有很多山地和丘陵，还有不少河流和稻田。我们经常设伏，利用敌人的骄纵心理，先派一小股部队引诱敌人，让他们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然后把他们诱到我们预设的埋伏圈，再集中兵力将其歼灭。就像上次在茅坪，我们就是设下埋伏，把黔军的一个小队给消灭了，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分享着自己的作战经验。有的说在平原地区如何快速转移，有的讲在河流附近如何利用水势作战，讨论得异常热烈。周球保听了二军团战友的介绍后，眼前一亮，拍了下手说道：“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两种打法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利用山地的复杂地形，像麻雀一样，把队伍分散开来，分成多个小股部队，到处袭击敌人的据点、粮道，让他们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关键的路口、山谷设下埋伏，当敌人被我们的‘麻雀战’打乱阵型，兵力分散的时候，再把他们引入埋伏圈，一举歼灭。” 大家对周球保的想法表示赞同，纷纷开始讨论具体的实施细节。有的战士提出可以在山林中设置一些陷阱，比如在必经之路上挖深坑，上面铺上树枝和树叶，让敌人掉进去；有的建议安排专人负责侦察敌情，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确保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还有的认为要加强战士们之间的配合和通讯，可以用暗号、信号弹等方式传递信息。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一种新的战法——“山地麻雀战”逐渐成型。 为了检验“山地麻雀战”的效果，周球保带领着一支由红二、六军团战士组成的小队在永绥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他们选择了一片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的山林作为战场，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开展游击作战。 演练开始前，周球保把战士们分成了多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和作战区域。战士们按照计划，迅速分散隐藏在山林中，有的躲在茂密的灌木丛后，有的藏在大树的树洞里，有的则趴在陡峭的山坡上，屏住呼吸，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当扮演“敌人”的战士们进入山林后，各个小组开始行动。有的小组从高处扔下石块，石块呼啸着砸向“敌人”，让他们惊慌失措；有的小组从侧面开枪射击，枪声在山林中回荡，却看不到射击的人影；还有的小组故意制造声响，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向预设的方向。“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四处寻找红军的踪迹，却总是找不到目标。他们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兵力渐渐分散开来。 就在他们慌乱之际，周球保发出了信号，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天空。埋伏在远处的战士们迅速出击，从各个方向冲向“敌人”，将他们团团包围起来。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敌人”被全部“歼灭”。 这次实战演练非常成功，“山地麻雀战”以少胜多，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贺龙得知后，亲自来到营地，对周球保和战士们表示称赞。他拍着周球保的肩膀，笑着说：“这招够敌人喝一壶的！你们这个‘山地麻雀战’很不错，既发挥了我们红军灵活作战的优势，又结合了湘西和黔东的地形特点。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战法，多打胜仗，让敌人知道我们红军的厉害！” 战士们听了贺龙的表扬，士气大振，纷纷表示会继续完善“山地麻雀战”，在未来的战斗中让敌人尝到更多的苦头。 随着合编工作的推进，红二、六军团不仅在组织和战术上实现了融合，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也逐渐融为一体。战士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情谊越来越深。 军团政治部组织了各种文化活动，增进战士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晚上，当夜幕降临，营地中常常会举办篝火晚会。战士们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脸庞。二军团的战士们会唱起悠扬的湘西民谣，那歌声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诉说着湘西的风土人情和战士们的思乡之情。六军团的战士们则会表演热情奔放的黔东民间舞蹈，他们的动作矫健有力，充满了活力，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营地中充满了温馨的气氛。 在一次篝火晚会上，一位六军团的战士拿出了一支精心制作的竹笛。竹笛是用黔东山上特有的竹子做的，表面光滑细腻，还刻着简单的花纹。他把竹笛放在嘴边，轻轻一吹，一首悠扬的曲子便在夜空中响起。那旋律清脆悦耳，时而如泉水叮咚，时而如鸟鸣山间，仿佛把大家带到了青山绿水之间的黔东大地。 二军团的一位战士听了，眼睛一亮，兴奋地说：“这曲子真好听，像山涧里的流水声，我们湘西可没有这样的乐器。”六军团的战士笑着说：“这是我们黔东的竹笛，用山上的金竹做的，竹节长、竹质硬，吹出来的声音才这么清亮。以前我们在山里游击的时候，有时候休息就会吹上一段，能解乏呢。”说着，他把竹笛递给了二军团的战士，耐心地教他如何按住笛孔、如何运气。那位战士学得很认真，虽然一开始吹得有些走调，断断续续的，引得大家一阵轻笑，但他毫不气馁，反复练习。没过多久，他就掌握了技巧，吹出了一段简单的旋律。大家听了，都鼓起了掌，掌声和笑声在夜空中回荡，驱散了战争的阴霾。 除了文化交流，思想教育也在不断深入。军团领导们经常深入到战士中间，和大家一起聊天、吃饭，讲解革命道理，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任弼时总是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手里拿着一本翻得卷了边的书，他会给战士们讲述国际国内的形势，分析红军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他说：“现在革命形势虽然严峻，但我们要有信心。全国的穷苦人民都在盼着我们胜利，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贺龙则更喜欢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战士们，他会讲自己早年拉队伍闹革命的故事，讲红军如何打土豪、分田地，鼓励战士们要勇敢面对困难，坚定革命信念。 一天傍晚，贺龙穿着一双草鞋，裤腿上还沾着泥土，来到了一个连队的帐篷区。他看到几个战士正围坐在篝火旁讨论问题，便大步走了过去，在他们身边坐下。一位战士看到贺龙，连忙站起来敬礼：“贺老总！”贺龙摆摆手，笑着说：“坐着坐着，别客气，我就是来听听你们在聊什么。” 那位战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在聊合编的事，大家都觉得合编后我们的队伍更强大了，就是不知道以后打仗会不会更厉害。”贺龙哈哈一笑，说：“那是肯定的！我们红二、六军团合编在一起，就像两根绳子拧成了一股，力量肯定更大。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战胜任何敌人。” 另一位战士接着问：“贺老总，那我们怎么才能更好地心往一处想呢？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二军团和六军团有点不一样。”贺龙认真地说：“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打仗。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穷苦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是一致的，不分二军团还是六军团。其次，我们要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二军团的战友擅长山地攻坚，六军团的战友擅长游击穿插，大家各有长处，要相互学习。比如你们刚才说的竹笛，二军团的战友可以学，黔东的游击战术，二军团的战友也可以学；同样，湘西的伏击技巧，六军团的战友也要学。我们都是红军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支强大的队伍。” 战士们听了贺龙的话，纷纷点头表示理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有的说要向对方学习战术，有的说要多交流生活经验。贺龙又和战士们聊了一会儿，询问他们的生活和训练情况，直到夜色渐深，才起身离开。看着贺龙远去的背影，战士们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通过这些活动和交流，红二、六军团的战士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思想也越来越统一。大家不再区分你我，而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训练场上，他们相互帮助，共同提高；在生活中，他们分享干粮，互相关心。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凝聚起了强大的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红二、六军团的合编工作基本完成。战士们穿上了统一的灰蓝色军装，领口的红布条在阳光下格外鲜艳。他们拿着经过整理和维修的武器，枪支擦得锃亮，弹药袋鼓鼓囊囊。每个人都精神抖擞，眼神中充满了坚定的光芒，士气高昂。 “山地麻雀战”等新战法也在部队中得到了推广，战士们经过反复训练，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战法的技巧。营地中，每天都能看到战士们进行战术演练的身影。他们在山林中快速奔跑，灵活地躲避着“敌人”的追击；他们精准地射击，每一发子弹都瞄准“目标”；他们巧妙地隐蔽，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仿佛一群矫健的山鹰在山林中穿梭。 后勤保障工作也更加完善。新的炊具煮出的饭菜更加香甜，每天的食谱虽然简单，大多是粗粮和野菜，但总能保证战士们吃饱吃好。物资的分配也更加合理，棉衣、草鞋、药品等物资都优先发放到最需要的战士手中。战士们吃得饱、穿得暖，有了充足的精力投入到训练和战斗中。 这一天，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如洗，连空气中都带着一丝清新的气息。任弼时站在营地最高的一个土坡上，看着下面整齐列队的战士们。战士们排成一个个方阵，军姿挺拔，眼神坚定，像一棵棵挺拔的青松。任弼时的心中充满了欣慰，他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红二、六军团合编已经完成！经过这段时间的内部淬火，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更加强大了！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爬过雪山，趟过冰河，打过无数次恶仗，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坚守着革命的初心！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即将迎接新的战斗，新的挑战！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敌人，为了革命的胜利，前进！” 台下的战士们齐声高呼：“前进！前进！为了革命胜利！”那声音如雷霆万钧，震撼人心，在山谷间久久回荡，仿佛要把这股强大的力量传递到远方。 随后，各部队开始按照计划进行最后的整装待发。战士们仔细检查着自己的装备，擦拭着枪支，把子弹一颗颗压进弹夹，确保万无一失。他们整理着军装，把衣角掖得整整齐齐，把背包打得紧紧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军需处的同志们推着独轮车，为战士们分发了足够的干粮和弹药，饼干、炒米、子弹袋被一一送到战士手中。医护人员也准备好了药品和担架，药箱里整齐地摆放着绷带、酒精、草药，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伤员。 营地中一片忙碌而有序的景象，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征程做着准备。没有慌乱，没有迷茫，只有坚定的信念和饱满的热情。红二、六军团就像一把经过淬火的钢刀，在烈火中锤炼，在磨砺中锋利，随时准备出鞘，斩断敌人的枷锁，开辟出一条通往革命胜利的道路。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红军的营地，映红了战士们的脸庞。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排着整齐的队伍，向着远方走去。身后留下的是一串串坚实的脚印，印在泥土中，也印在黔东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而红二、六军团内部淬火的这段历史，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位战士的心中，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强大动力，激励着他们在革命的征程中勇往直前，永不退缩。 随着红二、六军团的整装待发，他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前路或许布满荆棘，或许充满艰险，但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木黄会师的精神也将在他们的行动中继续传承和发扬，如同不灭的火种，照亮前行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而那些在合编中凝聚的情谊，那些在淬火中锤炼的信念，将永远伴随着他们，走过千山万水，走向最终的胜利。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十九集:星火黔滇 1936年4月的毕节，晨光宛如被阳光慢慢融化的金色蜂蜜，自遥远的天际倾泻而下，轻柔地淌过福音堂那高耸的尖顶。尖顶在晨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恰似一位身披轻纱的忠诚守望者，静静凝视着这座在战火洗礼中重获新生的城池。 晨钟准时敲响，悠长而醇厚的钟声悠悠地穿过纵横交错的街巷，撞在那斑驳陆离的土坯墙上，又被反弹回来，与屋檐下麻雀欢快的啾鸣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清脆悦耳的晨曲。红军战士们早已在操场整齐集结，他们的步伐整齐有力，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沉稳，口号声激昂嘹亮，与整齐的步伐共振，在空气中掀起细微却震撼人心的震颤，彰显着这支队伍的钢铁意志与坚定信念。 关向应静静地站在福音堂那精美的雕花台阶上，军帽的帽檐在柔和的晨光中投下浅浅的阴影，恰到好处地遮挡住他眼中偶尔流露出的疲惫与思索。他手中紧紧握着的文件，边缘已被他的指尖反复摩挲得有些发毛，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旁画着许多醒目的小圈和批注，那是他昨夜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熬了半宿的心血结晶。文件里详细而精准地记录着根据地的粮食产量、参军人数以及修械厂的枪支修复数量等关键数据，每一组数据都像是跳跃不息的火苗，映照着他眼底深处那满满的期待与希望。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操场上战士们一张张黝黑坚毅的面庞，有湘西子弟因常年日晒而发红的颧骨，透着质朴与坚韧；有彝族青年耳后鲜红夺目的英雄结，那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象征；还有矿工出身的汉子手掌上未褪的老茧，见证着他们曾经的艰辛劳作。关向应心中涌起一股炽热的暖流：这就是革命最坚实的根基，是比巍峨乌蒙山还要坚不可摧的力量，是革命胜利的希望之光。 “关政委，早啊！”贺龙那洪亮的嗓门宛如山涧中奔腾的响泉，带着清晨特有的爽朗与朝气，瞬间打破了周围的宁静。他大步流星地走上台阶，军靴重重地踩在石板上，发出沉稳而有力的声响。他手中还握着半截玉米饼，热气正丝丝缕缕地往上冒，金黄的碎屑不经意间沾在了他那浓密的胡须上。他肩上披着的蓝布披风被晨露打湿了边角，散发出淡淡的皂角味——那是昨夜警卫员用毕节清冽的泉水刚洗过的，带着生活的质朴气息。 “老贺，你这早饭够简单的。”关向应嘴角微微上扬，笑着侧身，目光不经意间落在贺龙腰间那把锋利的指挥刀上，刀鞘上的铜扣在晨光的照耀下闪着冷冽的寒光，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贺龙咬下一大口玉米饼，腮帮子鼓鼓的，含糊不清地说：“简单才顶饿！你看这操场的队伍，一个个精神头多足，比吃啥都管用。”他快速咽下饼子，伸手随意抹了抹嘴角，指着关向应手中的文件问道：“根据地的规划都理顺了？” “差不多了，”关向应轻轻翻开文件，眼神专注而坚定，“纺织厂新到了五台织布机，妇女互助队的姐妹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学习操作了；修械厂上周修复了三十支步枪，田老幺天天像个催命鬼似的去催，说要给‘神兵队’换上更精良的家伙。” 话音未落，一阵轻快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苏小红穿着一身打着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军装，衣襟上还沾着些许洁白的棉絮，那是她在纺织厂忙碌的痕迹。她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红纸名单，仿佛那是一份无比珍贵的宝藏，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紧紧地贴在光洁的额头上，透着一股青春的朝气与活力。“关政委，贺军长！”她跑得有些气喘吁吁，脸颊因剧烈运动而泛起健康的红晕，宛如熟透的苹果，“识字班又添新学员了！昨天一下来了二十三个，有六个还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说啥也要学写‘红军’两个字！” 贺龙接过名单，他那粗糙宽厚的手指轻轻划过那些歪歪扭扭却充满力量的名字，仿佛能触摸到这些人对知识和新生活的渴望。忽然，他朗声大笑起来，笑声爽朗而豪迈，在空气中久久回荡：“好！有这股劲头，咱们的根据地就差不了！苏小红，给老人们多备些热水，可别让他们累着。” “放心吧军长！”苏小红眼睛亮晶晶的，闪烁着自信与喜悦的光芒，“龙秀才特意编了口诀，‘红’字像团火，‘军’字护家国，老人们记得可快了！” 关向应把名单小心地折好，轻轻放进衣袋，指尖触到袋里另一张纸的边角——那是任弼时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发来的电报抄件，上面“坚持游击，积蓄力量”八个字已被他摸得有些模糊，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底。他正想说些什么，一名通信兵背着步枪快步跑来，军帽的帽檐下渗着细密的汗珠，那是一路奔波的见证。他手中的情报袋用红绸带系着，那鲜艳的红色格外醒目，是紧急情报的标记，预示着局势的紧张与危急。 “报告！贵阳方向急电！”通信兵“啪”地立正敬礼，声音带着奔跑后的急促喘息，打破了短暂的平静。 贺龙迅速撕开情报袋，眉头渐渐拧紧，眼神中透露出凝重与警惕。情报上的字迹潦草而急促，显然是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加急送出的：敌薛岳部调集六个师，联合黔军犹国才部，共计四万兵力，正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毕节合围，前锋已抵安顺场。电报末尾还附着一句：“敌扬言三月内荡平黔西共区”，字里行间充满了敌人的嚣张与狂妄。 关向应接过情报，指尖微微发颤，心中涌起一股沉重的压力。四月的阳光已有些灼热，他却觉得后背泛起阵阵凉意，仿佛被一层寒霜笼罩。“敌人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他沉声道，语气中透着冷静与坚毅，“四万对我们不足万人的兵力，这是要把我们困死在乌蒙山，妄图一举消灭我们。” 贺龙将情报重重地拍在石桌上，震得桌上的搪瓷缸跳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声响：“困死？没那么容易！当年在洪湖，十倍的敌人都没能困住我们！通知各团，半小时后在福音堂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的眼神中燃烧着不屈的斗志，仿佛一团熊熊烈火，任何困难在这火焰面前都将被化为灰烬。 半小时后，福音堂的长条木桌旁坐满了红军将领。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青砖地上投下红、蓝、绿等五彩斑斓的光斑，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贺龙神情严肃地站在地图前，手指重重敲在“乌蒙山”三个字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同志们，敌人想把我们逼进死胡同，但他们忘了，乌蒙山是咱们的主场！这里的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溪流，老乡们都能闭着眼说出来！”他拿起粉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大大的圈，动作坚定有力，仿佛在向敌人宣告他们的无畏与决心，“我们就用‘盘旋打圈’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他们拖疲、拖垮，再找机会一口一口吃掉！”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充满了感染力，仿佛给在场的每一个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关向应补充道：“光靠我们不行，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立刻组织坚壁清野，粮食、药品、布匹全部转移到山洞，确保万无一失；水井暂时封填，只留几处做记号的水源，让敌人找不到水喝；让民兵队配合主力，在山路设下滚石、陷阱，给敌人‘接风洗尘’，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他的话语条理清晰，部署周密，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与战略眼光。 “我提议成立妇女担架队！”苏小红不知何时站在门口，她的身影挺拔而坚定，身后跟着几个妇女互助队的队员，她们的眼神中透着坚定与勇敢。“姐妹们说了，男人打仗，女人也不能闲着！我们能抬担架、救伤员，还能给部队送情报！”苏小红的声音清脆响亮，充满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壮志。 贺龙眼睛一亮，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道：“好！就这么定了！苏小红任担架队队长，武器库给你们调二十把剪刀、五十匹纱布，不够再要！”他的声音中充满了赞赏与信任，仿佛看到了妇女担架队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会议结束后，命令像电流般迅速传遍毕节城。战士们扛着锄头、铁锹奔向城墙，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高大，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却浇不灭他们心中的热情。他们加固防御工事，一砖一瓦、一锄一铲都倾注着他们对根据地的热爱与守护。老乡们推着独轮车，把粮食、布匹运往预先选好的山洞，洞门口用树枝和杂草伪装得严严实实，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却又洋溢着坚定的笑容，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和亲人。妇女们坐在织布机前，手脚不停地赶制军衣，机杼声“咔嗒咔嗒”响遍街巷，那声音仿佛是一首激昂的战歌，为战士们加油鼓劲。孩子们则组成“消息树”小队，在山头站岗放哨，他们小小的身影在风中显得有些单薄，手中的红缨枪却是用木棍认真削成的，那是他们保卫家园的武器，他们的眼神中透着警惕与专注，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迹象。 在杨家湾，老农杨德山正指挥儿子们把刚收获的玉米装进陶罐。他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滚落，滴在陶罐上，晕开一小片湿痕，那是辛勤劳作的印记。“把罐口封紧些，”他叮嘱道，声音中透着关切与谨慎，“这是给红军留的救命粮，半点不能受潮。”小儿子杨石头忽然指着远处，兴奋地喊道：“爹，红军战士来了！” 只见田老幺带着“神兵队”的队员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每人肩上扛着一把新修复的步枪，枪托上刻着“神兵”二字，那是他们的荣耀与标志。田老幺腰间别着苗族弯刀，刀鞘上的银饰叮当作响，仿佛在演奏一首欢快的乐章。“杨大爷，我们来帮你转移粮食！军长说了，绝不能让一粒粮食落到敌人手里！”田老幺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充满了使命感。 杨德山抹了把汗，直起腰来，看着这些年轻的战士，心中满是感激与欣慰。忽然，他转身进屋，抱出一坛米酒，那酒坛上还沾着些许灰尘，却掩盖不住酒香的醇厚。“孩子们，这酒你们带上！山路滑，喝口暖暖身子。等打跑了敌人，咱们再好好喝一场！”杨德山的眼神中透着期待与信任，仿佛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田老幺眼睛一热，用力摆手，坚决地说：“大爷，酒留着！等胜利了，我们来您家喝庆功酒！”他指挥队员们把陶罐搬上担架，动作熟练而迅速。“神兵队”的队员们清一色扎着红绸带，那是湘西老家的习俗，象征着“逢凶化吉”，也代表着他们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与此同时，龙秀才带着宣传队在村寨间奔走忙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虽然款式陈旧，却整洁干净。他站在晒谷场上，用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着“坚壁清野”四个大字，字迹工整而有力。“乡亲们，敌人要来了，咱们不能给他们留一粒米、一滴水！粮食藏进洞，水井封起来，让他们进来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龙秀才的声音激昂慷慨，充满了号召力，他的话语像一把火炬，点燃了乡亲们心中的斗志。 人群里，瞎眼的陈婆婆摸着孙子递来的石块，颤声说：“我虽然看不见，但我能听！红军为我们分田地，我们就不能让红军受委屈！今晚我就带着媳妇们把缝好的布鞋送到部队去！”陈婆婆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充满了力量，她的话语代表了广大乡亲们对红军的感激与支持。 夕阳西下时，毕节城已变成一座坚固无比的堡垒。城墙加高了三尺，上面堆满了滚木礌石，仿佛一排威严的卫士；城外的稻田里挖了反坦克壕，伪装成田埂的模样，隐藏在一片绿色之中；山路旁的悬崖上系着粗麻绳，只要一拉就能让巨石滚落，成为敌人前进的巨大障碍。炊烟袅袅升起时，战士们和老乡们坐在田埂上，分享着烤红薯和玉米饼，虽然食物简单，却充满了温暖。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神都透着坚定，仿佛在向敌人宣告他们的不屈与坚守。 然而，敌人的推进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第三天清晨，侦察兵带回消息：敌先头部队已抵距毕节五十里的猫场，正架设迫击炮，看样子要连夜强攻。那迫击炮的黑影在晨曦中显得格外阴森，仿佛一头头蛰伏的巨兽，随时准备发动致命的攻击。 贺龙站在城头，望着远处天际线扬起的尘土，那里隐约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像低沉的闷雷。“来得好快，”他对身边的关向应说，语气中透着凝重与警惕，“看来敌人是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打个措手不及。” 关向应举起望远镜，镜中能看到敌人的骑兵在山路上奔驰，像一群黑色的蚂蚁，密密麻麻，气势汹汹。“正面硬拼肯定不行，”他放下望远镜，冷静地分析道，“按原计划，让一师从东门佯攻，吸引敌人主力；二、六师沿侧翼山路隐蔽，绕到敌后袭击补给线；让田老幺的‘神兵队’带民兵守侧翼，用土炮和滚石迟滞敌人。”关向应的声音沉稳而坚定，每一个字都仿佛经过深思熟虑，展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智慧。 贺龙点头表示赞同：“通知各部队，黄昏前进入阵地。告诉同志们，这一仗不仅要打赢，还要打出红军的威风！让敌人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他的眼神中燃烧着熊熊的斗志，仿佛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激励着每一个战士。 黄昏时分，猫场的山坳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先头部队的一个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向东门发起冲锋，子弹“嗖嗖”地掠过城头，打在砖墙上溅起一串串火星，仿佛夜空中闪烁的流星。红军战士趴在掩体后，屏住呼吸，沉着地等待敌人靠近。他们的眼神中透着冷静与坚毅，仿佛是一群潜伏的猎豹，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机。当敌人进入三十米射程时，指挥员一声令下，如洪钟般的声音划破长空：“开火！”机枪、步枪同时怒吼，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手榴弹像雨点般落在敌群中，爆炸声震得山摇地动，火光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天空。 正面战场激战正酣时，田老幺带着“神兵队”在侧翼的悬崖上埋伏。队员们每人背着一把步枪和三颗手榴弹，腰间还别着砍柴刀，这些武器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烁着寒光。山风掠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章，掩盖了他们紧张而急促的呼吸声。田老幺趴在岩石后，双眼紧紧盯着山下，望着敌人的运输队缓缓走来，马车上装着弹药箱和粮袋，押运的士兵背着步枪，漫不经心地走着，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 “等他们走到弯道处再打！”田老幺低声下令，声音虽轻，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手指紧紧扣着扳机，手心里已满是汗水。他的枪管上缠着红绸带，那是出发前苏小红亲手系的，说能“辟邪镇灾”，此刻，那红绸带在风中轻轻飘动，仿佛是一面胜利的旗帜。 当最后一辆马车进入伏击圈，田老幺猛地站起身，如同一头咆哮的雄狮，大声喊道：“打！” 土炮“轰”地一声炸响，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铁砂和碎石如暴雨般落下，瞬间笼罩了敌人的运输队。队员们扔出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火光冲天而起，爆炸声此起彼伏。敌人的马车受惊，疯狂地向山崖边冲去，有三辆直接翻下了陡坡，弹药箱爆炸的声音接连不断，如同一串密集的鞭炮声。田老幺挥舞着苗族弯刀冲下山崖，大喊：“缴枪不杀！”他的身影在火光中显得格外英勇，仿佛是从天而降的战神。 押运的敌人哪里见过这阵仗，被吓得惊慌失措，纷纷扔下武器投降。“神兵队”队员们七手八脚地缴获物资，有人发现马车上装着几十箱罐头，还有几匹绸缎，这些物资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队长，这些绸缎咋办？”一名队员问道，眼中满是疑惑。 田老幺掂了掂手中的罐头，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绸缎给妇女队做演出服，罐头给伤员补身子！快，把弹药搬到山洞，咱们再去端敌人的炮兵阵地！”他的声音充满了活力与干劲，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 与此同时，二、六师在关向应的指挥下，已悄悄绕到敌人后方。战士们借着夜色和竹林的掩护，如同一群敏捷的夜猫，悄无声息地摸向敌人的补给站。守补给站的敌人正在烤火，有的在喝酒划拳，有的在打牌赌博，根本没料到红军会从天而降。跳动的火焰映着他们麻木的脸庞，酒瓶碰撞声和牌局吆喝声混在一起，构成一幅懈怠的画面。当红军战士的刺刀抵住他们的喉咙时，他们手里的酒瓶还在冒着泡，纸牌散落一地，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成惊恐。 “不许动！红军优待俘虏！”战士们齐声喊道，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 敌人的补给站被端掉的消息很快传到前线，正在东门进攻的敌人顿时慌了神。他们的弹药开始告急，粮食也断了供应，士兵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士气一落千丈。贺龙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下令发起反攻。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般冲出城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喊杀声、刺刀碰撞声、伤员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在夜空中回荡，谱写着一曲悲壮而激昂的战歌。 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破黎明的黑暗，照在布满硝烟的战场上时，敌人终于支撑不住，溃败而逃。红军战士们站在城头，望着敌人狼狈逃窜的背影，齐声欢呼起来，欢呼声震彻云霄，驱散了一夜的疲惫与血腥。这一仗，红军共歼灭敌人两千余人，缴获步枪一千多支，弹药三十多万发，还有大量的粮食和布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打扫战场时，苏小红带着妇女担架队匆匆赶来。她们穿着沾满尘土的军装，脸上带着倦容，却眼神坚定。她们小心翼翼地抬着伤员，用盐水清洗伤口，用纱布包扎。有个年轻的战士腿被打断了，疼得直咬牙，额头上布满了冷汗，苏小红一边给他包扎，一边轻声说：“忍着点，很快就好。你看，咱们胜利了！”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像一股暖流注入战士的心田。 战士们看着苏小红和姐妹们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手上的伤痕，感动地说：“谢谢你们，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贺龙和关向应站在城楼上，望着战场上忙碌的身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一仗打得漂亮！”贺龙感慨道，语气中带着自豪，“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就像饿狼，很快还会再来的。” 关向应点了点头，神情严肃：“是啊，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休整部队，补充给养，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只有根据地稳固了，我们才能更好地迎接下一场战斗，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更深的根。” 接下来的日子里，毕节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红军战士们一边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练习射击、刺杀、匍匐前进，提高作战能力；一边帮助老乡们春耕。田埂上，战士们和老乡们一起扶犁、插秧，欢声笑语不断。有的战士不会农活，老乡们就耐心地教他们，手把手地指导，军民之间的情谊在劳动中愈发深厚。妇女互助队的姐妹们则忙着纺纱织布，为战士们缝制军衣，她们的手指在纱线间穿梭，织出的不仅是布匹，更是对战士们的关爱与期盼。识字班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传出很远，老人们也在认真地学习写字，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书写着对新生活的向往。 在临时修械厂里，铁匠出身的战士们正忙着修复缴获的枪支。红热的枪管被浸入冷水，发出“滋啦”的声响，白雾腾起，带着铁屑的腥味弥漫在空气中。工匠们的额头上渗着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滚烫的铁砧上，瞬间蒸发。他们手臂上的肌肉随着打铁的动作贲张，每一次锤击都充满了力量。田老幺经常来这里转悠，像个好奇的孩子，看看有没有新修复的枪支，每次都缠着工匠们给他的“神兵队”多留几把好枪，工匠们总是被他缠得没办法，只好笑着答应。 在土地革命的推动下，老乡们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他们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种上了庄稼，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杨德山老汉看着自家地里绿油油的秧苗，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逢人就说：“要不是红军，我这辈子都别想有自己的土地！红军真是我们的活菩萨啊！”他的话语里充满了感激，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笑意。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红军。有饱受压迫的矿工，有勤劳朴实的农民，有热血沸腾的学生，还有一些热情好客的少数民族青年。他们带着对红军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希望，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成为了光荣的红军战士。训练场上，他们努力学习军事技能，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渴望着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毕节城的城隍庙前，龙秀才和他的学生们办起了一所夜校。庙宇虽然有些破旧，但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晚上，这里都挤满了人，有年轻的小伙子，有勤劳的中年妇女，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龙秀才站在台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解革命的道理，教大家识字、写字。他说：“只有学了文化，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红军的政策，才能更好地保卫我们的根据地，才能让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乡亲们求知的道路。 百姓们听得津津有味，时而点头，时而提问，纷纷表示要好好学习，为建设根据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个叫王大山的矿工，以前一个字也不认识，在地主的压迫下苦不堪言，因为不识字，经常被地主用假文书骗钱。在夜校学了三个月后，他不仅能读写自己的名字，还能看懂红军的宣传标语了。他激动地说：“我以前总被地主欺负，因为我不识字，他们用假文书骗我的钱。现在我学了文化，再也不怕他们骗我了！”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那是知识带来的力量。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36年的夏天。毕节根据地迎来了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根据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 这一天，毕节城张灯结彩，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百姓们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节日盛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从四面八方涌向福音堂前的广场。广场上挤满了来自各个村寨的群众，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庆祝大会开始了，贺龙、关向应等红军将领走上台，台下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们向百姓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话语中充满了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贺龙说：“乡亲们，一年前，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地方。今天，我们做到了！我们分了田地，办了学校，修了工厂，我们的根据地越来越稳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努力！”他的声音洪亮有力，每一个字都深深印在百姓们的心里。 关向应接着说：“乡亲们，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我们不能骄傲自满。敌人还在虎视眈眈，他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我们要继续团结一心，努力奋斗，把我们的根据地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的话语沉稳而坚定，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跟着红军走的信念。 百姓们听了，纷纷鼓掌欢呼，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像汹涌的浪潮。他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对红军的感激和对未来的信心。 庆祝大会结束后，文艺演出开始了。苏小红带领着妇女互助队的姐妹们，表演了精彩的歌舞节目。她们穿着用缴获的绸缎缝制的演出服，虽然颜色不一，但格外鲜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们的歌声清脆悦耳，像山涧的泉水；舞蹈优美动人，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红军战士们也表演了自己的节目。他们有的唱歌，歌声豪迈激昂；有的跳舞，舞姿刚劲有力；有的表演武术，身手矫健不凡。田老幺和“神兵队”的队员们表演了刺杀操，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威武雄壮，每一个刺杀动作都充满了力量，看得百姓们热血沸腾，掌声雷动。 文艺演出结束后，体育比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和老乡们一起参加了跑步、跳远、拔河等比赛项目。赛道上，战士们和老乡们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却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拔河比赛中，双方队员使出浑身力气，脸憋得通红，绳子中间的红线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看得观众们紧张不已，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杨德山老汉的小儿子杨石头也参加了跑步比赛，他虽然年纪小，但跑得飞快，像一只灵活的小鹿在赛道上穿梭。最终，他获得了少年组的第一名。贺龙亲自为他颁奖，奖品是一支崭新的铅笔和一个笔记本。杨石头接过奖品，激动得满脸通红，大声说：“谢谢贺军长！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也当红军！” 贺龙笑着摸了摸他的头，眼中满是慈爱：“好小子，有志气！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做贡献！” 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傍晚。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毕节城的每一个角落，给这座城市披上了一层温暖的面纱。百姓们带着满满的喜悦和收获，渐渐散去，空气中还弥漫着欢乐的气息。红军战士们则开始收拾场地，准备迎接新的挑战，他们知道，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敌人在猫场战败后，并没有放弃对毕节根据地的围剿。他们像一群不甘心失败的恶狼，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集结了更多的兵力，准备对毕节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 情报传来时，贺龙和关向应正在查看新绘制的根据地地图。地图上，红色的标记代表着红军的驻地和防御工事，蓝色的标记则代表着敌人的兵力部署。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蓝色标记，像一片乌云压境，贺龙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神情凝重。 “敌人这次是下了血本了，”贺龙沉声道，语气中透着一丝沉重，“兵力比上次增加了近一倍，看来是想一举拿下毕节，把我们彻底消灭在这里。” 关向应指着地图上的一处说：“这里是乌蒙山的主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个天然的屏障。我们可以把主力部队转移到这里，利用地形优势与敌人周旋。同时，派一部分兵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的补给线和据点，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他的分析条理清晰，为接下来的战斗指明了方向。 贺龙点了点头，赞同道：“好主意！就这么办。通知各部队，立刻做好转移准备。让田老幺的‘神兵队’和民兵队配合主力部队，负责掩护群众转移，确保百姓们的安全。苏小红的妇女担架队也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救治伤员。”他的命令果断而坚决，展现出一位军事家的果敢与担当。 命令下达后，红军战士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帮助老乡们收拾行李，打包粮食，转移物资。百姓们虽然舍不得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园，但他们知道，这是为了更好地保卫根据地，为了将来能重新回到这里。他们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家当，眼神中虽然充满了不舍，但更多的是对红军的信任和对未来的期盼。 在转移的过程中，红军战士们和老乡们相互帮助，相互扶持，谱写着一曲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乐章。有的战士帮老乡背着沉重的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有的老乡给战士们送水送食物，把仅有的干粮塞给战士们；孩子们则懂事地跟在大人身后，不吵不闹。一路上，虽然艰苦，但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坚定的笑容，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信念。 当主力部队转移到乌蒙山主峰后，贺龙和关向应立刻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防御工事。战士们在山头上挖掘战壕，一镐一铲地挖着坚硬的土地；设置陷阱，巧妙地利用地形布置障碍；架设机枪，调整好最佳的射击角度，做好了迎接敌人进攻的准备。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掩护，整个主峰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 几天后，敌人的先头部队终于抵达了乌蒙山脚下。他们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山峰，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显得格外险峻，不禁有些畏惧。但在指挥官的催促和威逼下，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向山上发起了进攻。 红军战士们依托有利地形，顽强地抵抗着敌人的进攻。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中回荡，震耳欲聋。敌人一次次地发起冲锋，像潮水般涌上来，但都被红军战士们用猛烈的火力和顽强的意志击退，留下了一具具尸体，狼狈不堪。 在战斗中，田老幺的“神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熟悉山地地形，像一群灵活的猴子在山林中穿梭，经常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敌人的后方，袭击敌人的侧翼和补给线。他们利用陷阱、滚石等方式，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让敌人防不胜防，被他们搞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苏小红的妇女担架队也忙碌起来。她们冒着枪林弹雨，穿梭在战场上，把受伤的战士抬到后方的临时医院进行救治。苏小红亲自为伤员包扎伤口，喂水喂药，像亲人一样照顾着他们。她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但眼神却始终坚定，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付出能让战士们重新回到战场。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山上的枪声从未停歇，双方你来我往，战斗异常激烈。敌人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惨重，但始终无法攻克红军的阵地。他们的粮食和弹药开始告急，士兵们疲惫不堪，士气也一落千丈，很多士兵都产生了厌战情绪。 贺龙和关向应看到时机成熟，决定发起反攻。他们指挥主力部队从山上冲下来，如同一股下山的猛虎，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红军战士们士气高昂，奋勇杀敌，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复仇的火焰和胜利的渴望。敌人哪里是红军的对手，在红军的猛烈攻势下，纷纷溃败逃窜，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这一仗，红军再次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们不仅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乌蒙山的主峰上，红军的红旗迎风飘扬，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着红军的胜利和不屈的精神。 战斗结束后，红军战士们和老乡们在山上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庆祝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吃着简单的食物，却觉得无比香甜。贺龙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同志们，乡亲们，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团结一心、奋勇拼搏的结果！只要我们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百姓们纷纷响应，举起酒杯，大声欢呼，欢呼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他们知道，有红军在，他们的家园就会安全，他们的生活就会充满希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红军继续在乌蒙山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地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他们与百姓们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们也积极支持红军的工作，为红军提供情报，送粮送药，成为了红军最坚实的后盾。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革命的星火正在熊熊燃烧，照亮了未来的道路，预示着革命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 长篇小说《木黄会师 》第二十集:曙光在前 乌蒙山的秋意已浓，连绵的峰峦被染上深浅不一的赭红与金黄，如同一幅铺展在天地间的壮丽画卷。主峰之巅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卷起战士们破旧军衣的衣角，猎猎作响。红军战士们正趁着暮色加固防御工事，锄头与镐头碰撞在坚硬的岩石上，迸出细碎的火花，“叮叮当当”的声响在山谷间回荡，仿佛在与远处敌军营地隐约传来的军号声遥相呼应。 战壕里，来自湘西的战士小李正用石块堆砌掩体，他的手指被碎石磨出了血泡，却只是往手心吐了口唾沫，继续埋头干活。“石头缝得塞实些，”他对身旁的彝族新兵阿木说，“上次战斗我就是靠这土法子挡住了弹片，这可是保命的窍门。”阿木点点头，黝黑的脸上沾着泥土，眼神却亮晶晶的，他小心翼翼地将潮湿的红土塞进石缝，那泥土里还夹杂着几株顽强的蒲公英，白色的绒球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为战士们加油鼓劲。 贺龙站在山巅的老松树下，树皮粗糙的纹理硌着掌心。他举起望远镜，镜片反射着落日的余晖，将蜿蜒如蛇的山路和山坳里星罗棋布的敌军营帐尽收眼底。敌军新搭的帐篷还带着帆布的白茬，炊烟在帐篷间袅袅升起，隐约能看到士兵们在营地边缘闲逛，枪托在腰间晃悠。“看来是增派了不少新兵，”贺龙放下望远镜，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连岗哨都站不稳，这仗有的打。”他随手摘下松针放在嘴里咀嚼，清香中带着微苦的味道，让他的头脑更加清醒。 关向应正蹲在地上摊开地图，地图边角已被雨水泡得发卷，他用石块压住四角，手指沿着标注着“老鹰嘴”的山谷划过：“老贺你看，老乡说这条采药人的路能通到毕节城郊的杨家湾，虽然陡峭，但隐蔽性极好。敌人的三层防线都布在大路沿线，这里正好是他们的盲区。”他从口袋里掏出半截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铅笔芯在粗糙的纸面上留下淡淡的划痕，“今晚派小分队从这里突围，既能筹集物资，还能给敌人来个‘掏心战术’。” “就这么定了！”贺龙用靴尖磕了磕地面，“让田老幺的‘神兵队’去，这帮小子熟悉山地，腿脚比猴子还灵。告诉他们，不仅要带物资回来，最好能摸清楚敌人的炮兵阵地位置。”他顿了顿，补充道，“让炊事班多烙些玉米饼，山路难走，肚子得填饱。”远处传来归鸟的鸣叫，一群大雁排着“人”字形飞向远方，在夕阳的映照下，翅膀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 夜幕像巨大的黑布笼罩下来，星星在墨蓝色的天空中眨着眼睛。田老幺带领的小分队已整装待发，二十名队员背着上了膛的步枪，腰间别着闪着寒光的短刀，每人怀里还揣着两个热乎乎的玉米饼。田老幺检查着队员们的装备，当看到彝族队员阿果腰间的火药袋时，他伸手拍了拍：“这玩意儿省着点用，关键时刻才能发挥大作用。”阿果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火药袋上绣着的虎头图案在月光下若隐隐现，那是他母亲亲手绣的，据说能辟邪保平安。 队伍沿着陡峭的山路下行，碎石在脚下“哗啦”作响，队员们用绑腿相互牵拉，像一串灵活的壁虎贴在岩壁上。月光透过树冠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照亮了路边不知名的野花，花瓣上还沾着夜露，在月光下闪着晶莹的光。田老幺走在最前面，他手里握着一把砍柴刀，不时砍掉挡路的荆棘，刀刃划过草木发出“沙沙”的轻响，惊起几只萤火虫，在黑暗中划出淡淡的光轨。 行至狭窄的“一线天”山口，田老幺突然抬手示意停下。他侧身躲在一块巨石后，探出脑袋望去——两个敌军哨兵正背靠着岩壁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其中一个还打着哈欠，枪斜靠在腿边。“左边那个交给我，右边的你对付。”田老幺对身旁的副队长低声说，两人抽出短刀，猫着腰摸了过去。刀刃划破空气的瞬间，哨兵刚要抬头，就被死死捂住了嘴，锋利的刀刃已精准地划过咽喉。田老幺接住软倒的哨兵，轻轻放在地上，月光照在他紧绷的侧脸，汗珠顺着下颌线滑落，滴在哨兵的衣襟上。 穿过山口后，山路渐缓，远处已能看到毕节城的轮廓，城墙垛口在夜色中如同沉默的巨人。小分队沿着田埂潜行，稻田里的稻穗已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风吹过稻田，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为他们掩护。田老幺拨开芦苇丛，杨家湾的灯火就在眼前，其中一盏昏黄的油灯下，隐约能看到杨德山老汉家窗纸上晃动的身影，那是老汉在搓草绳，准备给红军战士补鞋子。 “是老幺吗？”杨德山老汉的声音从门缝里传来，带着警惕和期盼。当看清田老幺的身影，老人连忙打开院门，一股艾草的清香扑面而来，那是老汉特意点燃的，用来驱赶蚊虫。“可把你们盼来了！”老汉拉着田老幺的手，掌心粗糙却温暖，“我这就去敲梆子，乡亲们都等着信呢。”院子里的老黄狗摇着尾巴，亲昵地蹭着田老幺的裤腿，它认得这些红军战士的气味。 没过多久，黑暗中就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十几个老乡背着麻袋，推着独轮车悄悄聚集到杨家院坝。瞎眼的陈婆婆由孙子搀扶着，手里捧着一个布包：“这里面是我攒的草药，有止血的三七，还有消炎的蒲公英，治外伤可管用了，你们一定要带上。”她的手指在布包上摸索着，仿佛能透过布料看到草药的模样，每一味药都是她摸着采来的。杨德山的儿子杨石头扛着一袋玉米，额头上青筋暴起，他才十五岁，却已能扛起半袋粮食，袋子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那是刚从地窖里取出来的。 田老幺看着堆成小山的物资，眼眶有些发热。粮食袋里露出饱满的玉米和红苕，药箱里整齐地码着草药和纱布，还有几支崭新的步枪——那是乡亲们冒着风险从溃败的敌军手里缴获的，枪身上还带着硝烟的味道。“大爷，我们给大家添麻烦了。”田老幺声音有些哽咽，他知道这些物资对乡亲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说啥傻话！”杨德山老汉用袖子抹了把脸，“红军为我们打仗，我们送点东西算啥？你们一定要多杀敌人，早点打回来！”他往田老幺手里塞了个油纸包，里面是刚烙好的葱油饼，还带着余温，饼香混着葱花的味道直钻鼻腔。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很快又安静下来，整个村庄都沉浸在夜色中，只有杨家院坝灯火通明。 小分队返程时，每人的背上都多了沉甸甸的物资。杨石头非要跟着送一段路，他提着一盏马灯走在最前面，灯光在山路上投下晃动的光晕，照亮了路边的石子和小草。“等我长大了，也要当红军！”少年的声音清脆响亮，惊起了林子里的夜鸟，扑棱棱地飞向夜空。田老幺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好小子，等你长到枪高，我就来接你。”月光下，两人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像是一对并肩前行的战友。 当小分队带着物资回到乌蒙山主峰时，天已蒙蒙亮。贺龙看着战士们背上的粮食和药品，爽朗地大笑起来：“好小子们，真是好样的！炊事班，快给他们煮点热粥，加两个红苕！”关向应则仔细查看缴获的敌军地图，当看到标注着炮兵阵地的位置时，他眼睛一亮：“老贺，你看，敌人把炮都藏在鹰嘴崖下，这里正好是他们的死角！”他用手指在地图上敲击着，兴奋地说道。 然而，黎明的宁静很快被炮火打破。“轰！轰！”敌军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在红军阵地上炸开，泥土和石块如喷泉般涌起，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贺龙站在指挥部里，透过了望口观察着战况，炮弹的冲击波震得窗户嗡嗡作响。“让前沿部队沉住气，”他对通信兵说，“等敌人靠近了再打，节约弹药。”他的声音沉稳有力，让通信兵慌乱的心安定下来。 敌人的进攻如同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第一轮炮击过后，黑压压的敌军士兵端着枪冲上山坡，黄色的军装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他们踩着同伴的尸体前进，嘴里喊着模糊的口号，脚步踉跄却又带着一股疯狂的劲头。红军战士们趴在战壕里，手指紧扣扳机，汗水顺着脸颊流进眼睛，涩得生疼，却没人敢眨一下眼，紧紧盯着越来越近的敌人。 “三百米！” “两百米！” “一百米！打！”指挥员的吼声刚落，机枪就喷出了火舌，步枪齐射的声响如同惊雷。冲在前面的敌军成片倒下，后面的士兵愣了一下，随即又疯了似的往前冲。田老幺的“神兵队”埋伏在侧翼的竹林里，他们专打敌军的军官和机枪手，冷枪不时响起，敌军的冲锋一次次被打断。竹林里的竹叶被子弹打得“簌簌”作响，弹壳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战斗进行到正午，太阳火辣辣地晒在阵地上，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红军战士们嘴唇干裂，喉咙冒烟，却没人敢喝水——水壶里的水早就见底了。阿木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苕，掰成两半递给小李：“吃点吧，补充体力。”红苕又干又硬，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碎屑掉在衣襟上，很快被汗水浸湿，在军装上留下深色的痕迹。远处的山坡上，几棵松树被炮弹炸断，树干冒着青烟，却依然顽强地挺立着。 关向应冒着炮火来到前沿阵地，他的军帽上沾着灰尘，裤腿被弹片划破了一道口子，露出里面包扎的纱布。“同志们辛苦了！”他声音有些沙哑，却充满力量，“后方的乡亲们正在给我们送水送饭，大家再坚持一下！”他从通讯员手里接过水壶，拧开盖子递给身边的伤员，“先给伤员喝。”水壶表面坑坑洼洼，那是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留下的痕迹。 “关政委，您喝！”伤员推辞着，他的手臂被弹片划伤，鲜血染红了半边袖子。 “我不渴！”关向应故作轻松地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却因疲惫而加深，“你们养好伤，才能多杀敌人！”他用粗糙的手掌拍了拍伤员的肩膀，眼神里充满了关切。阵地上的风很大，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却吹不散他眼中的坚定。 就在这时，苏小红带领的妇女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冲了上来。她们穿着灰布军装，头上裹着毛巾，担架上绑着红十字标志，那是用红布缝在白布上的，在硝烟中格外醒目。苏小红的手臂上缠着绷带，渗出血迹——那是上次救人时被弹片划伤的，还没好利索。“快！把伤员抬下去！”她指挥着队员们，声音因奔跑而有些喘，却异常坚定。队员们的脸上沾着泥土，眼神却格外明亮，她们知道自己的任务有多重要。 一个年轻的战士腿部中弹，疼得脸色发白，额头上布满了汗珠。苏小红蹲下来给他包扎，动作麻利而轻柔。“忍着点，很快就好。”她轻声说，眼里满是关切。战士咬着牙点点头，汗水滴在苏小红的手背上，滚烫滚烫的。突然，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苏小红想都没想就扑在战士身上，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弹片溅起的泥土落在她背上，她却浑然不觉，只顾着给伤员缠紧绷带，直到把伤口包扎好，才松了一口气。 战斗持续到黄昏，敌军的进攻终于疲软下来。夕阳将战场染成血色，山坡上到处是敌军的尸体和武器，红军战士们瘫坐在战壕里，有的靠着岩壁就睡着了，嘴角还带着疲惫的笑容；有的还在擦拭枪支，枪膛里的硝烟味呛得人咳嗽，却依然认真地擦拭着每一个零件。田老幺清点着“神兵队”的人数，当发现少了阿果时，他心里一紧，疯了似的在阵地上寻找。最终，在一片竹林里，他找到了阿果——他手里还紧紧攥着火药袋，胸口的弹孔汩汩地流着血，身旁躺着三个敌军的尸体，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仿佛在说自己完成了任务。田老幺抱着阿果冰冷的身体，泪水无声地滑落，竹林里的风呜咽着，像是在为牺牲的战士哀悼。 夜幕降临时，贺龙和关向应来到阵地慰问战士。看到战士们疲惫的模样，贺龙心里一阵酸楚。“同志们，今天大家打得很好！”他提高了声音，“敌人想把我们困死在乌蒙山，可他们算错了！我们有钢铁般的意志，有百姓的支持，他们永远也打不败我们！”他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让战士们疲惫的身体重新充满了力量。 关向应蹲下来，给一个年轻的战士包扎伤口：“明天我们就发起反攻，让敌人尝尝我们的厉害！”他的动作轻柔，眼神里充满了慈爱，像一位宽厚的兄长。战士的手臂被刺刀划伤，伤口很深，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看着关向应认真的眼神，心里充满了温暖。阵地上点燃了篝火，火光跳跃着，照亮了战士们坚毅的脸庞。 接下来的日子里，红军与敌军展开了拉锯战。白天，敌军在炮火掩护下进攻；夜晚，红军小分队就摸到敌军阵地骚扰，或破坏他们的补给线。田老幺带着“神兵队”经常在深夜行动，他们熟悉山路，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军营地，要么偷走他们的粮食，要么炸毁他们的弹药库，把敌军搅得鸡犬不宁。敌军士兵白天要打仗，晚上睡不好觉，一个个眼窝深陷，疲惫不堪，士气越来越低落，有的士兵甚至在站岗时睡着了。 苏小红的妇女担架队也没闲着。她们不仅在火线抢救伤员，还组织妇女们为战士们缝制棉衣、筹集粮食。在临时医院里，苏小红和姐妹们熬药、换药，细心照料伤员。有个伤员因为伤口感染发了高烧，苏小红就整夜守在他床边，用湿毛巾给他降温，给他喂水喂药。她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却依然坚持着，直到伤员的体温降下来，她才靠着墙壁睡着了。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许多伤员很快就康复归队了，回到了战斗岗位。 龙秀才的宣传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阵地上朗诵诗歌，演唱革命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龙秀才虽然年近六旬，却精神矍铄，他站在山坡上，用洪亮的声音朗诵着自己写的诗：“乌蒙山高红旗飘，红军战士逞英豪，不怕牺牲不怕难，要把敌人消灭掉！”战士们听了，纷纷鼓掌叫好，疲劳仿佛也减轻了许多。宣传队员们还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歌声在山谷中回荡，让大家的心情更加振奋。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敌军的兵力和物资损耗巨大，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们的粮食快吃完了，弹药也所剩无几，士兵们怨声载道，逃跑的越来越多。而红军虽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在百姓的支持下，物资得到了及时补充，士气越来越高昂。杨德山老汉带着乡亲们送来的粮食和药品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让战士们有了充足的补给。 贺龙和关向应觉得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他们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山坳里燃起了篝火，映照着战士们坚毅的脸庞。贺龙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目光如炬：“同志们，敌人已经快撑不住了！明天拂晓，我们就发起总攻，把他们赶出乌蒙山，赶出毕节！让他们知道，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他的声音洪亮有力，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打倒敌人！保卫根据地！”战士们齐声高呼，声音震得篝火火星四溅，在夜空中飞舞。田老幺举起手中的苗族弯刀，刀身在火光下闪着寒光：“为阿果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神兵队”的队员们纷纷举起武器响应，呐喊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惊得远处的野兽发出阵阵咆哮。 第二天拂晓，总攻的号角吹响了。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般从山上冲下来，红旗在队伍最前面飘扬，猎猎作响。田老幺的“神兵队”作为先锋，沿着陡峭的山坡直冲敌军的炮兵阵地。他们嘴里喊着冲锋的口号，手里挥舞着武器，像一群下山的猛虎，势不可挡。朝阳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战士们身上，为他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铠甲。 敌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攻打得措手不及，阵脚大乱。有的士兵还在睡梦中就被俘虏了，有的来不及拿起武器就狼狈逃窜。红军战士们奋勇杀敌，枪声、爆炸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胜利的凯歌。田老幺带领“神兵队”很快就攻占了敌军的炮兵阵地，缴获了十几门大炮。他看着那些曾经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的大炮，狠狠地踹了一脚：“现在“该轮到你们倒霉了！”说着，他指挥队员们调转炮口，对准敌军的营地，“给我轰！让他们也尝尝炮弹的滋味！” 炮手们迅速调整炮位，装弹、瞄准、发射，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轰！轰！”炮弹呼啸着飞向敌军营地，炸开一团团火光。敌军营地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士兵们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帐篷被炮弹击中，燃起熊熊大火，浓烟滚滚，直冲云霄。 红军战士们趁势发起猛攻，从各个方向冲向敌军阵地。小李和阿木并肩作战，小李枪法精准，一枪一个准，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敌人；阿木则挥舞着大刀，奋勇杀敌，刀光闪过，敌人纷纷倒下。他们相互配合，所向披靡，很快就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 关向应站在指挥岗上，密切关注着战况，不断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加快进攻速度，牵制敌人兵力！右翼部队注意掩护，不要让敌人突围！”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通过通讯员传达到各个部队，指引着战士们向胜利前进。 战斗进行到中午，敌军的防线彻底崩溃。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沿着山路逃窜，红军战士们乘胜追击，一路上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杨德山老汉带着乡亲们也赶来支援，他们推着独轮车，给战士们送水送饭，有的还拿起锄头、扁担追赶逃兵，嘴里喊着：“别让他们跑了！”乡亲们的加入，让红军战士们的士气更加高涨。 有个老乡看到一个敌军士兵跑得飞快，眼看就要逃脱，他急中生智，拿起身边的一块石头扔了过去，正好砸中敌军士兵的腿，士兵惨叫一声倒在地上，被随后赶来的红军战士俘虏。老乡擦了擦汗，笑着说：“这些狗东西，想跑没那么容易！” 当夕阳再次洒向乌蒙山时，战斗终于结束了。红军战士们站在山顶上，举起武器欢呼胜利，红旗在山巅迎风飘扬，格外鲜艳。田老幺找到阿果牺牲的地方，把一束采来的野花放在那里，轻声说：“阿果，我们胜利了，你可以安息了。”野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语。 晚上，庆祝胜利的篝火晚会在山坳里举行。战士们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载歌载舞。苏小红带领妇女互助队的姐妹们唱起了山歌：“月亮出来亮堂堂，红军打仗本领强，打跑敌人得解放，百姓幸福万年长。”她们的歌声清脆悦耳，在夜空中回荡，引得山上的鸟儿也跟着鸣叫起来。 田老幺和“神兵队”的队员们表演了苗族舞蹈，他们穿着民族服装，头戴银饰，随着鼓声翩翩起舞，银饰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十分动听。战士们还表演了自己编排的小品，讲述了红军战士与百姓之间的感人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又感动得热泪盈眶。 贺龙和关向应看着这欢乐的场景，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贺龙端起一碗米酒，大声说：“同志们，乡亲们，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让我们为胜利干杯！”大家纷纷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米酒的清香在嘴里回荡，甜丝丝的，带着胜利的喜悦。 关向应接着说：“胜利属于过去，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抓紧时间休整，加强根据地建设，为迎接更大的胜利做好准备。”他的话语重心长，让大家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为根据地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的日子里，毕节根据地开始了重建工作。红军战士们帮助乡亲们修复被战火损毁的房屋，他们搬来石头、运来泥土，和乡亲们一起砌墙、盖顶，汗水湿透了他们的军装，却没人叫苦叫累。毕节城里，集市重新热闹起来，商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店铺里的货物琳琅满目，有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各式各样的日用品。 学校里，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又响了起来，他们坐在崭新的教室里，用着红军战士们送来的纸笔，认真地学习知识。老师在讲台上讲着红军的故事，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眼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课后，孩子们还会模仿红军战士的样子，玩起打仗的游戏，喊着“打倒敌人，保卫家园”的口号。 龙秀才的夜校也重新开课了，来学习的人比以前更多了。不仅有成年人，还有许多孩子。龙秀才教大家识字、写字，给大家讲解革命道理。他常说：“只有学了文化，才能更好地革命，才能过上好日子。”教室里的油灯亮到很晚，映照着一张张渴望知识的脸庞。 王大山是夜校里最用功的学生之一，他以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不仅能读写自己的名字，还能看懂红军的宣传标语了。他经常说：“是红军让我开了眼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为革命做贡献。”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虽然字迹有些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认真和执着。 在根据地的建设中，越来越多的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他们怀着对革命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成为了光荣的红军战士。杨石头也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红军，田老幺亲自给他戴上了红领巾。“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红军战士了，要好好学习，好好打仗。”田老幺拍着他的肩膀说。杨石头用力点点头，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他握紧了手中的步枪，仿佛已经做好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准备。 红军战士们还帮助乡亲们开垦荒地，播种庄稼。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教乡亲们如何施肥、如何除草，提高粮食产量。田埂上，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扶犁、插秧，欢声笑语不断。看着绿油油的禾苗在田地里茁壮成长，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丰收的希望。 妇女互助队的姐妹们也没闲着，她们纺纱织布，为战士们缝制军衣。织布机“咔嗒咔嗒”地响着，像一首欢快的乐曲。姐妹们一边织布，一边唱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们织出的布匹又结实又耐用，做成的军衣穿在战士们身上，温暖又舒适。 然而，红军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们知道，全国还有很多地方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为了实现全国的解放，为了让所有的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红军决定继续踏上征程。 离开毕节的那天，天格外蓝，阳光格外灿烂。红军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城门。乡亲们早早地就等在路边，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煮熟的鸡蛋、烙好的饼子，还有亲手缝制的布鞋。杨德山老汉拉着贺龙的手，老泪纵横：“贺军长，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啊！我们会在这里等着你们。”贺龙紧紧握着老汉的手，说：“大爷，您放心，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到时候咱们一起建设更美好的家园。” 苏小红和妇女互助队的姐妹们相拥而泣，她们互相叮嘱着要保重身体。苏小红说：“姐妹们，我们虽然分开了，但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你们要好好生产，照顾好家人，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姐妹们纷纷点头，眼里满是不舍，有的姐妹还把自己亲手绣的荷包塞给苏小红，希望她能平安。 田老幺也和杨石头告别，他把自己心爱的步枪送给了杨石头：“这把枪跟着我立过不少功，现在送给你，你要好好保管，用它多杀敌人。”杨石头接过步枪，郑重地敬了个军礼：“请队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他看着田老幺的背影，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 队伍缓缓前进，乡亲们跟在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他们挥舞着手中的红旗，嘴里喊着：“红军再见！红军一路平安！”红军战士们也不断回头挥手致意，眼里含着泪水。直到走出很远，还能看到乡亲们的身影在原地伫立，像一座座雕像，守护着这片红色的土地。 红二、六军团离开毕节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他们穿越了茫茫草地，草地上的水草丰美，却也危机四伏，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战士们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有的战士脚上磨起了水泡，却依然咬牙坚持。他们饿了就吃青稞面，渴了就喝草地上的积水，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的信念从未动摇。 他们翻过了皑皑雪山，雪山高耸入云，气候寒冷，氧气稀薄。战士们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瑟瑟发抖，却依然顽强地向上攀登。有的战士体力不支，晕倒在雪山上，战友们就把他抬起来，继续前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早日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师，共同抗击敌人。 4月28日，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成功。朱德、张国焘于4月30日立即发出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贺龙、任弼时接电后，指示政治部将电文迅速传达到全军，这一贺电极大地鼓舞了红二、六军团的士气 ，广大指战员热烈盼望两大主力红军即将到来的胜利会师。 为策应红二、六军团行动，徐向前派红32军与红4军一部，由道孚南下，进占雅江，将国民党军李韫珩部阻止在雅江以东地区。此后，追击红二、六军团的国民党军相继停步，转为防堵红二、六军团南返，中央军薛岳部防守大渡河之线，对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采取封锁态势，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彻底破产。 5月5日，红二、六军团从中甸分两路北上，红六军团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至甘孜，红二军团经得荣、巴安、白玉至甘孜。一路上，他们先后征服了大小十多座雪山险阻，1000多名战士因疲劳缺氧、饥寒交迫倒在雪山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6月3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红16师进抵理化以南的甲洼，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红32军胜利会师。6月22日，红六军团经瞻化到达甘孜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30日下午，红二军团及总指挥部抵达绒巴岔。7月初，红二、六军团1.4万余人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然而，此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思想仍在作祟，妄图拉着红二、六军团一同对抗中央。贺龙得知后，心中满是愤怒与担忧，他深知张国焘的行为将给革命带来巨大的危害。在一次会面中，贺龙见到张国焘，目光如炬，毫不畏惧地直视着他的眼睛，大声说道：“国焘同志，我们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分裂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贺龙的声音坚定有力，如同洪钟般在营帐中回荡，正气凛然，让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张国焘被贺龙的气势震慑，心中虽有不甘，但也不敢公然反驳。此后，贺龙、任弼时等红二、六军团领导，联合朱德等红四方面军的正义力量，不断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斗争，坚决抵制他的错误主张，坚定地维护着党的团结和统一。在他们的努力下，张国焘的分裂阴谋难以得逞，最终不得不放弃分裂计划，同意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城城郊举行会师大会。同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召开会议，讨论北上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问题，张国焘审时度势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立即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7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由红二、六军和由红四方面军划归的第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红二军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陈伯钧为第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罗炳辉继续担任第三十二军军长、袁任远为政委。组建后，红二与红四方面军开始协同北进。为加强领导，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1936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终于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也为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篇章。 《木黄会师》后记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瞬间熠熠生辉，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关键节点，木黄会师便是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当我决定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呈现时，内心既充满了使命感，又不乏忐忑。 为了真实还原木黄会师那段峥嵘岁月，我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创作准备之路。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从档案文献到革命先辈的回忆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每一份资料都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透过它们，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红军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前行的身影，感受到了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也有幸走访了木黄会师的发生地——贵州印江木黄镇。站在这片曾经洒满热血的土地上，望着那棵见证了会师历史的千年古柏，我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感慨。当地的老人热情地向我讲述着祖辈流传下来的红军故事，那些质朴的话语中饱含着对红军的敬仰和感激之情。他们的讲述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也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创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我时常陷入对历史细节的反复斟酌和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深思之中。如何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让小说中的人物鲜活起来，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理想信念，成为了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不断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寻找平衡，力求通过生动的情节和细腻的描写，展现出木黄会师的历史背景、战略意义以及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和团结协作精神。 在小说中，我着重刻画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始终坚定着革命的信念，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顽强的意志，带领红军战士们冲破重重困难，实现了木黄会师。同时，我也没有忽视那些普通的红军战士，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的热血和牺牲同样铸就了历史的丰碑。通过描写他们在长征途中的战斗、生活和情感，我希望能够展现出红军群体的伟大精神风貌。 木黄会师不仅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师，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当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享受着革命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时，更不应忘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希望这部小说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木黄会师，铭记红军战士们的英勇事迹，传承和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让我们以史为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完成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感谢那些为我提供历史资料的专家学者和档案工作者，感谢木黄镇的乡亲们热情地分享他们所知道的红军故事，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我创作期间给予的理解和鼓励。同时，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小说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红六军团全史概述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壮阔历史画卷中，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以其英勇无畏的战斗历程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它的诞生、发展、征战与长征，不仅是一部充满艰辛与牺牲的奋斗史，更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关键篇章，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组建背景与初期历程 （一）诞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处于复杂而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妄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了整合革命力量，增强红军的战斗力，应对敌人更为残酷的进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各苏区的红军武装进行整编。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苏区）的地方武装，因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且具有顽强的革命意志，成为组建新军团的重要力量，红六军团应运而生。 （二）组建过程 1933年6月中旬，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湘赣苏区主力红军和湘鄂赣苏区主力红军一部在永新县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直属中革军委领导。军团组建初期，中革军委计划将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改编为红十六师，并调归红六军团建制，但因种种原因，红十六师未能前来湘赣苏区，该计划未能实现。实际上，当时红六军团所辖部队主要是由湘赣苏区红八军改编的红十七师，以及由湘鄂赣苏区红五十二师改编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 。不过，军团组建初期，并未立即组建完整的领导机构，暂由红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其中，红十七师师长为萧克，政治委员由蔡会文兼任，参谋长是李达，政治部主任为李朴。 （三）早期战斗 红六军团成立后，迅速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当时，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六军团肩负起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的重任。从1933年8月上旬开始，红六军团在永新、莲花、宁冈和茶陵地区，与数倍于己的敌军频繁交锋。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难，但红六军团的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出色的战术，一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为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持，在战略上保障了中央苏区的侧翼安全。 二、西征：为中央红军探路 （一）西征决策的下达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愈发严峻，国民党军队主力深入苏区腹地，对中央苏区形成分割包围和严密封锁之势。湘赣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侧翼，处境也十分艰难。7月，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敌人占领，红六军团被迫转战到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一带，面临着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粮食及物质供给也陷入尖锐困难，红军及苏区的扩大受到极大限制。 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训令，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训令指出，红六军团此举的目的在于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确立与红二军团（1931年3月改称为红三军）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同时，训令对组织领导作出规定，任命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训令还详细规划了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第一步到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第二步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区；第三步渡过湘江，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3军取得联络。 （二）西征前的准备 任弼时和军团领导人接到训令后，立即展开了紧张而全面的西征准备工作。首先，根据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红六军团的转移行动。任弼时主持召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发表《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强调在敌人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下，政治工作要以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为核心目标。 随后，军政委员会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和斗志。同时，积极调整后方机关，分散安置伤病员和不便随军行动的人员，以确保部队的机动性。从地方武装中挑选2000多名青壮年和500余支枪补充军团，使军团兵力得到充实。健全第18师党的机关，增编第54团，配齐部队各级领导成员，进一步加强部队的组织建设。部队还积极打草鞋、做干粮，进行行军、侦察、警戒等方面的军事训练，提升实战能力。此外，特意抽调250名地方干部随军行动，作为创建新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并对留下的地方武装做出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妥善安排。为了迷惑和牵制敌军，8月初，以独立第5团一部伪装成军团主力，在牛田、津洞、万安一带佯动，成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 （三）突破重围与战略转移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告别湘赣革命根据地，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踏上了艰难的西征征途。部队日夜兼程，连续突破敌人在衙前和五斗江之间、遂川与黄坳之间、遂川至七岭之间、寒口到广东桥的封锁线，成功突破湘、赣、粤三省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于8月11日抵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并以一部兵力攻占了寨前圩以南的沙田，将寨前圩至沙田之间的20余座国民党军碉堡占领并大部摧毁。至此，红六军团成功突出重围，撕开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西线。 8月12日上午，在寨前圩的河滩上，红六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西征誓师大会，庆祝突围成功。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任弼时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此后，红六军团继续西进，一路历经艰难险阻，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战斗。他们巧渡湘江，血战湘贵滇敌军，在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情况下，跨越湘、赣、桂、黔四省65县，行程2500余公里，历时近80天，终于在10月24日到达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同湘鄂西红军第三军（红二军团）会师 。 （四）会师意义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会师后，红六军团撤销师的番号，部队编为3个团共3300余人，萧克、王震仍分任军团长、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会师部队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下行动，为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会师不仅保存了红军力量，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还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为此后形成红军新的战略力量创造了条件。红六军团在西征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锻炼了部队的意志和战斗力，其英勇事迹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事业。 三、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一）根据地创建过程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为了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决定挥师北上，向湘西进发。1934年10月28日，两军团从四川酉阳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发动攻势。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红军先后取得了龙家寨、十万坪等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初步打开了湘西的局面。随后，红军乘胜追击，相继占领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在湘鄂川黔边界地区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组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二）根据地建设与发展 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红二、红六军团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同时，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组建了独立团、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力量，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保卫根据地。此外，还注重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创办了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等，改善了军民的生活条件；开办了学校、识字班等，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红六军团也得到了恢复和壮大。部队扩编为第十六、十七、十八等3个师，共5000余人，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有了显着提升。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紧密配合，多次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红军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四、长征中的战斗与贡献 （一）长征出发 1935年11月19日，由于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形势日益严峻，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踏上漫漫长征路。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二、红六军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南下湘中转师湘南西入贵州，辗转进入乌蒙山。 （二）乌蒙山回旋战 乌蒙山区山高林密，道路崎岖，行军极为困难。蒋介石妄图凭借乌蒙山天险消灭红二、红六军团，调集120余团兵力加紧围堵。面对严重敌情，红二、红六军团采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与敌人来回周旋了1个月，转战1000余里。在这一过程中，红军充分发挥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智慧，巧妙地避开敌人的主力，寻机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硬是拖垮了敌人。最终，追兵只剩下50个团，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红军胜利跳出敌包围圈，取得了乌蒙山回旋战的重大胜利。毛泽东赞扬道：“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 （三）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及后续行动 1936年4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甩掉追兵，由石鼓至巨甸渡过金沙江，之后翻越哈巴雪山，于7月1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奉命组成红二方面军。其间，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中共中央，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经过与张国焘的坚决斗争，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穿过茫茫草地，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层层围堵。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静宁以北将台堡，实现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大会师 ，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在长征过程中，红六军团作为红二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大小战斗110多次，行程8000余公里，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英勇战斗和顽强精神，不仅展现了红军的钢铁意志和革命精神，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六军团从诞生到长征胜利，始终在革命的烽火中砥砺前行。他们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其战斗历程和革命精神，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宝贵财富，激励着后人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长篇小说:《黔东神兵风云录》序 乌江的水，是有记忆的。 从贵州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涌而出，这条碧绿的巨蟒在黔东大地蜿蜒千里，将两岸的悬崖峭壁、吊脚楼群、古驿道与秘密都一一收纳进浪花里。民国二十二年的深秋，当第一缕晨雾漫过江面时，江水正低声诉说着一个关于信仰与阴谋的故事——那些被当地人敬畏地称为\"神兵\"的存在，早已不是传说中模糊的影子，而是悬在乌江两岸百姓头顶的真实迷雾。 我常常想，历史的褶皱里藏着多少未被讲述的细节？就像乌江的雾，看似轻薄，却能将最鲜活的生命、最炽热的理想都裹进混沌之中。当我们翻开这段尘封的往事，最先触到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一个年轻学子行囊里的课本与一枚温润的玉佩——那是属于李远方的起点，也是这场风云最初的涟漪。 \"神兵\"二字，在乌江两岸的土地上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它不是志怪小说里的精怪，也不是庙堂之上的神只，而是糅合了山民的敬畏、乱世的恐慌与别有用心者算计的复杂存在。老艄公陈老五在雾中颤抖的跪拜，乌江城百姓脸上躲闪的眼神，黑袍人低声交谈中的隐秘，都在诉说着这个词背后的阴影。 在那个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的年代，偏远的黔东山区如同被主流历史遗忘的角落，却也因此滋生出独特的生存法则。当正规的秩序无法庇佑苍生，当苛捐杂税与兵匪劫掠如同附骨之疽，人们便会在绝望中寻找寄托——有时是神只，有时是英雄，有时，便是这些戴着神秘面纱的\"神兵\"。他们穿着奇异的服饰，握着简陋却锋利的兵器，在雾中现身，在夜里行动，有人说他们是山神的化身，护佑一方平安；也有人说他们是恶鬼的爪牙，索取着鲜血与贡品。 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相互矛盾的传说之间。 这部《黔东神兵风云》长篇小说，所要讲述的正是这样一段在迷雾中探寻真相的历程。我们跟随着李远方的脚步，从摇晃的渡船踏入这片充满未知的土地，看他如何从一个信奉科学的学生，逐渐卷入一场关乎信仰、生存与阴谋的漩涡。他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谨小慎微却心怀善意的客栈老板，沉默寡言却身手不凡的挑夫，眼神空洞却行动诡异的神兵信徒，还有那些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的黑手。 在黔东乌江的涛声与山间的风啸中，我们将看到信仰如何被利用，又如何在绝境中迸发出力量；看到人性如何在乱世中扭曲，又如何在黑暗里坚守微光。那些关于神兵的传说，会在李远方的探寻中层层剥落伪装——或许是山民为自保编造的谎言，或许是某个势力为割据地盘布下的迷阵，或许，真的有一群被压迫到极致的人，用这种近乎原始的方式反抗着命运。 黔东乌江的水依旧在流，就像历史从未真正停止。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乌江岸边，看着雾气再次漫过江面，那些关于神兵的传说早已淡入尘埃，但故事里的挣扎与坚守、迷茫与觉醒，却依然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对真相的渴望、对正义的追求、对生存的执着，永远是不变的主题。 这部小说，不是对历史的考据，而是对一段可能存在的过往的想象与重构。它试图穿过时空的迷雾，去触摸那些在乱世中浮沉的生命温度，去追问那些隐藏在传说背后的真实人性。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的真相，但在讲述与倾听的过程中，那些被遗忘的声音终将被重新拾起。 当李远方的脚步踏上乌江城的青石板路，当第一缕阳光刺破雾霭照亮江面，一场关乎信仰与阴谋、生存与觉醒的风云，便已在乌江两岸悄然拉开了序幕。而我们，只需静下心来，听乌江的水继续讲述那些未曾被遗忘的故事。 是为序。 第一回 苛政噬干人 黔东燃恨起 1932年农历五月廿三，德江县稳坪镇的日头毒得像要把大地烤出油来。天空是一片烧透的橘红，连风都带着焦糊味，吹过光秃秃的山梁时，卷起的尘土迷得人睁不开眼。坨底村后的晒谷场早已没了谷粒的影子，只有龟裂的泥地上散落着几根枯黄的稻草，被风吹得打着旋儿乱滚。 张羽耀蜷缩在皂角树下，稀疏的树影根本挡不住毒辣的阳光，汗水顺着他蜡黄的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尖汇成水珠，砸在干裂的嘴唇上。他望着自家那三分薄田，地里的包谷秆像被抽走了骨头，东倒西歪地插在地里，最粗的也没手指粗，穗子瘪得像被饿狗啃过，轻轻一碰就簌簌掉渣。去年秋天种下的种子，盼了一冬一春，等来的却是百日大旱，如今连秸秆都被晒成了灰黑色，一折就断。 “耀哥，还愣着啥？”堂弟张金银背着半篓野菜从田埂那头走来，裤脚沾满了暗红的泥块，每走一步都能听见鞋底粘住泥土的“噗嗤”声，“刚才在镇上见着区公所的刘差役了，骑着匹瘦马嘚嘚地跑，嘴里喊着又要征‘剿匪捐’，说是县长亲自下的令，每户交三升米，交不出米就拿牲口抵，再不然就抓壮丁去抵债！” 张羽耀猛地一阵咳嗽，咳得背弓成了虾米，胸口像是有把钝刀子在来回割，喉头涌上一股腥甜。这病从开春就缠上了他，起初只是早晚发冷，后来就发起高烧，烧得浑身打摆子，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咳嗽，咳得他直不起腰，夜里常常咳到天亮。村里的土郎中来看过，开了三副草药，说是“风寒入肺”，喝完不仅没见好，反倒把家里最后一点存粮都换了药钱。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只有个磨得发亮的空烟荷包，里面塞着几张揉得皱巴巴的借据，最大的一张是向地主黎家借的一斗米，利滚利已经欠到三斗了。 “借？向谁借？”张羽耀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他扯了扯胸前打满补丁的衣襟，露出锁骨分明的胸膛，“老王家的牛前天被差役牵走了，就因为交不出‘防匪捐’；李家婶子的闺女才十五，被拉去给区长大人当丫鬟抵债，至今没个音讯；就连地主黎家都在门上贴了告示，白纸黑字写着‘天灾年景，概不赊欠’。这世道，是要把咱们穷人往死路上逼啊！”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夹杂着女人的哭喊声。两人同时抬头望去，只见五个穿着灰色制服的差役正把村民杨老五按在晒谷场的石碾子上，其中一个高个子差役穿着黑色绸衫，脚蹬马靴，一看就是区公所的头目，他抬脚就往杨老五胸口踹：“老东西，交不出米？把你家那匹老马牵走顶账！敢抗捐，就把你绑去县里坐牢，让你尝尝大牢的滋味！” 杨老五的婆娘抱着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额头磕在坚硬的泥地上，发出“咚咚”的闷响，很快就渗出血来：“差爷行行好！那马是俺家耕地的命根子啊！孩子他爹咳得快死了，还等着马去镇上拉药……” “药？”高个子差役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唾沫在滚烫的地上瞬间蒸发，“这年头，穷人还配吃药？死了倒干净，省得浪费粮食！”他扭头对身后的差役挥手，“去，把他家的马牵走！要是敢拦，就往死里打！” 两个差役狞笑着往杨老五家走去，杨老五挣扎着要爬起来，被高个子差役一棍打在腿弯上，“咔嚓”一声脆响，杨老五疼得嗷嗷直叫，抱着腿在地上打滚，额头上青筋暴起。那匹老马像是通人性，知道自己要被牵走，站在马棚里不停地刨蹄子，发出悲伤的嘶鸣。 张金银攥紧了拳头，指节捏得发白，指甲深深嵌进肉里，渗出血珠都没察觉：“这群狗娘养的！去年征‘防匪捐’，前年征‘修路捐’，大前年征‘办学捐’，今年又是‘剿匪捐’，匪在哪儿？他们就是最大的匪！” 张羽耀按住他的肩膀，手却在微微发抖，眼神里的绝望像深不见底的潭水：“忍忍吧，咱们手无寸铁，斗不过他们。”可他看着杨老五婆娘哭天抢地的样子，看着差役们得意的狞笑，胸口的咳嗽又凶了起来，咳得他弯下腰，半天直不起身，连带着五脏六腑都像被撕扯着疼。 夕阳西沉时，煎茶溪的私塾先生廖百川站在自家门槛上，望着远处冒烟的村落长长叹气。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手里拿着支毛笔，刚在宣纸上写完一首《纪乱诗》，墨迹还未干透：“烽烟惨澹暗黔中，满目疮痍处处同。兵匪三年千里乱，乡邻十室九家空。”写完把笔一搁，就听见街上传来马蹄声，赶紧把诗稿小心翼翼地折起来，藏进窗台上的竹筒里——上个月思南县的王秀才只因在茶馆里念了句“苛政猛于虎”，就被军阀以“通匪”的罪名砍了头，人头挂在城门上晒了三天。 廖百川望着街上匆匆跑过的百姓，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个老婆婆抱着个饿死的孩子，麻木地走在街上，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他叹了口气，转身走进屋里，把竹筒塞进床底下的砖缝里，这才敢坐下喝口凉茶。茶刚到嘴边，就听见外面传来差役的呵斥声：“都给我听着！县长有令，每户再交两升米，支援前线剿匪，交不出的，按通匪论处！” 廖百川端着茶杯的手一抖，茶水洒了一身，他望着墙上挂着的孔子画像，喃喃自语：“这天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啊……” 印江县杉树乡的山路比德江更难走。十六岁的李天保背着半篓树皮，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挪。他赤裸的脚底板被碎石划破了好几道口子，血珠渗出来，在黄土路上留下一个个淡红的印记，很快又被尘土掩盖。这已是他今天跑的第三个山头，能吃的树皮、草根都被挖光了，连平时没人碰的观音土都有人抢着挖——虽然大家都知道吃了观音土会腹胀得死去，可至少能撑几天，总比活活饿死强。 路过天池坪时，他看见一棵老槐树下围着一群人，男女老少都有，个个面黄肌瘦，眼神麻木。李天保走近了才发现，人群中间躺着个饿死的孩子，看起来只有三四岁，小脸蜡黄得像抹了油彩，肚子却鼓得像个皮球，身上穿着件破烂的单衣，露在外面的胳膊细得像柴火棍。孩子的娘坐在旁边，头发乱糟糟地披在脸上，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有人递她一块树皮，她也不接，只是机械地反复念叨：“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生下来就掐死……省得遭这份罪……” 李天保猛地别过脸，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紧发疼。去年夏天，这里还遭过水灾，山洪从山上冲下来，卷走了半个村子，不少人连尸首都没找到；今年开春到现在，老天爷一滴雨都没下过，田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连山上的野草都被晒成了灰。可县里的税却越收越重，各种名目层出不穷，昨天他亲眼看见民团把隔壁村的张大叔绑在槐树上打，就因为交不出“人头税”，打得浑身是血，最后还是把他家唯一的耕牛牵走了，张大叔当场就气晕了过去。 “天保，快回家！你爹他……他不行了！”邻居李三叔气喘吁吁地跑来，脸上满是惊慌，手里的拐杖都跑掉了。李天保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他扔下背上的树皮篓，跟着李三叔就往家跑，山路崎岖，他好几次差点摔倒，脚底板的伤口被扯得生疼，可他根本顾不上。 刚到家门口，就听见娘撕心裂肺的哭声。李天保冲进低矮的茅草屋，屋里光线昏暗，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他看见爹躺在铺着稻草的土炕上，脸色青灰，嘴唇干裂得像树皮，眼睛紧闭着，已经没了气息。 “早上还好好的，就喝了点观音土糊糊，突然就喊肚子疼，疼得在炕上打滚，然后……然后就不动了……”娘趴在爹身上哭，声音嘶哑，“他昨晚还说，等天上下雨了，就去山上挖点草药卖，给你攒钱请游侠师傅……” 李天保扑到炕边，想去拉爹的手，可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爹的肚子硬得像石头，皮肤被撑得发亮，这是吃观音土撑死的。他想起爹昨天还笑着说：“天保啊，等秋收了，爹就请游侠师傅教你练拳，咱不欺负人，也不能被人欺负。”可现在，连吃口饱饭都成了奢望，练拳又有什么用呢？ 夜里，李天保坐在爹的坟前，坟是用几块石头垒起来的，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天上的残月像把弯刀，冷冷地挂在天上，周围连颗星星都没有。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枪声，是民团在抓壮丁——军阀王家烈和蒋在珍在遵义打起来了，到处抓人去当炮灰，抓到的壮丁用绳子拴着，像赶牲口一样往前线送，十个人里能活着回来一个就算不错了。 李天保摸了摸腰间的柴刀，那是爹留给她的，刀把被爹的手磨得光滑发亮。他想起去年游侠师傅路过村里时说的话：“练武不是为了逞强，是为了护着自己想护的人。”可现在，他连爹都护不住，连让爹吃口饱饭都做不到。 这时，村里传来一阵骚动。李天保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往村里走去。只见几个外乡人背着包袱，手里拿着黄纸，挨家挨户地敲门，声音洪亮地说：“老乡们，务川县那边出了神兵！喝了神水就能刀枪不入，专杀贪官恶霸！跟着神兵有饭吃，有活路！” 有人隔着门缝骂他们是骗子，可更多人打开了门，眼里燃起了微弱的光——在这绝望的日子里，哪怕是虚无缥缈的希望，也成了救命稻草。一个瞎眼的老婆婆摸索着抓住外乡人的手：“真的有活路吗？求你们带上我吧，我儿子被抓壮丁抓走了，我老婆子活着也没指望了……” 李天保站在人群外，听着外乡人描述神兵如何刀枪不入，如何杀贪官，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苏醒。他握紧了腰间的柴刀，刀把冰凉的触感让他稍微冷静了些：或许，这真的是条活路？ 务川县金竹乡的山路比印江更险。张羽耀揣着最后半块硬得像石头的玉米饼，已经走了三天。他是听一个逃荒的人说的，金竹乡香树坝有个叫张羽勋的人，在山洞里行医，能治各种疑难杂症，而且分文不取。他把家里仅有的一床破棉被留给妻儿，嘱咐他们要是自己没回来，就去投奔远方的亲戚，然后揣着半块玉米饼就上了路。 山路陡峭，荆棘丛生，张羽耀好几次都差点滑倒，咳嗽也越来越严重，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他渴了就喝路边沟里的泥水，饿了就啃两口玉米饼，玉米饼太硬，咯得牙床生疼，可他舍不得多吃，这是他唯一的干粮。第三天傍晚，他终于走到了香树坝，这里在一片深山里，周围都是高耸的山峰，洞口被茂密的藤蔓遮掩着，若不是逃荒人给的标记，根本找不到。 张羽耀拨开藤蔓，一股潮湿的凉气扑面而来，让他精神一振。洞里不算太大，能容纳几十个人，洞中央燃着一堆篝火，火苗跳跃着，把周围人的脸映照得忽明忽暗。十几个农民围坐在火边，有的咳嗽，有的瘸腿，有的脸上长着恶疮，都在安静地等着看病。 洞的最里面坐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件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裤腿卷到膝盖，露出结实的小腿，脸上有几颗麻子，看起来普普通通，不像个医生，倒像个常年劳作的庄稼汉。他看见张羽耀进来，站起身招呼：“这位兄弟，你是来看病的吧？哪里不舒服？” 这男人就是张羽勋，大家都叫他“癞子东林”，因为他头上长过癞子，虽然好了，却留下了疤痕。张羽耀点点头，把自己的病情一说，咳嗽又忍不住发作起来。张羽勋让他坐在火堆旁，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些晒干的草药，有蒲公英、金银花，还有些张羽耀不认识的植物。他又取来一碗清水，是从洞壁渗出来的山泉，然后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念咒语，接着把草药往水里一泡，递给张羽耀：“喝了吧，保管见效。” 张羽耀半信半疑地接过碗，水有点苦，还有股淡淡的草木灰味道。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一饮而尽。奇怪的是，喝完没多久，胸口的憋闷感真的减轻了，咳嗽也少了许多。他又惊又喜，对张羽勋拱拱手：“先生真是神医！” 张羽勋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他指着洞壁上用木炭写的标语：“我不是神医，我是受苦人。你看这上面写的——‘灭丁、灭粮、灭捐’，这才是治病的根本。苛捐杂税不除，抓丁拉夫不止，老百姓就算没病，也得被逼死！” 洞里的农民纷纷点头附和。一个瘸腿的汉子说：“张大哥说得对！我儿子就是去年被抓去当壮丁，死在了战场上，连尸首都没回来。官府还逼着我交‘壮丁捐’，说我儿子是为国捐躯，家里要光荣纳税，不交就烧房子！”另一个老婆婆抹着泪：“我家老头子就是因为交不出粮，被差役打断了腿，躺了半个月就走了，临死前还喊着‘我没粮啊……’” 张羽勋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眼神坚定：“兄弟们，官府靠不住，神仙也靠不住，要活命，只能靠自己！我张羽勋虽不是神，但我能让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反抗！喝了我的神水，不仅能治病，还能刀枪不入，咱们组成神兵，杀贪官，抗苛税，让穷人能活下去！” 他从角落里拿出一把大刀，刀身锃亮，一看就是经常打磨。他举起刀，往自己胳膊上砍去，只听“当”的一声脆响，刀被弹开了，胳膊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众人惊呼起来，纷纷凑近了看，七嘴八舌地说：“真是神法！太厉害了！”张羽勋又让一个年轻小伙子试试，小伙子怯生生地拿起刀，闭着眼睛砍了他一刀，结果还是一样，刀被弹开，胳膊没事。 张羽耀看得目瞪口呆，心里的绝望仿佛被这“神法”照亮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张羽勋磕了个响头：“张大哥，我愿意跟着你！只要能让老百姓活下去，我这条命给你都行！” 洞外，夕阳的余晖透过藤蔓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张羽勋扶起张羽耀，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坚定：“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苛政猛于虎，可猛虎也怕群狼，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没有打不倒的恶势力！” 那天晚上，张羽耀在山洞里住了下来。他听张羽勋讲如何组织大家，如何反抗差役，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升腾起来。篝火旁，大家轮流说着自己的苦难，说着对未来的期盼，没有人再提咳嗽，也没有人再喊饿，每个人的眼里都燃起了火焰。 务川县衙内，县长娄聘三正对着算盘发脾气。他穿着件丝绸马褂，戴着金丝眼镜，手指上戴着玉扳指，看起来斯斯文文，可算盘打得噼啪响，眼里满是贪婪。财政报表上的数字越来越难看，军阀蒋在珍催着要“剿匪捐”，说是要镇压“作乱的神兵”，可县里的百姓早就被榨干了，连他自己都知道，再逼下去，恐怕真要出乱子。 “县长，不好了！”差役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手里的帽子都跑掉了，“金竹乡那边真的闹起了神兵，领头的叫张羽勋，聚集了好几百人，他们拿着大刀长矛，在香树坝设坛，还喊着‘灭丁、灭粮、灭捐’的口号，昨天把催捐的王差役给打伤了，现在到处都在传，说他们刀枪不入！” 娄聘三“啪”地一声把算盘推到一边，镜片后的眼睛瞪得溜圆：“反了！简直反了！一群乡野村夫也敢作乱？传我命令，让保安队去镇压！把那个张羽勋抓来，本官要亲自审问！” “县长，保安队只有几十人，而且……而且听说那些神兵真的刀枪不入，保安队的人不敢去啊……”差役结结巴巴地说，额头上冒出冷汗。娄聘三心里一虚，但嘴上仍硬气：“胡说八道！哪有什么刀枪不入？都是妖言惑众！去，把付恒中旅请过来，就说县里有匪患，让他们派兵围剿！出了事本官担着！” 他以为这样就能平息事态，却没想到，这道命令成了点燃黔东烽火的火星。付恒中旅是军阀蒋在珍的部队，纪律涣散，比土匪还狠。他们接到命令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金竹乡，不仅没剿匪，反而在沿途的村子烧杀抢掠，把老百姓家里仅有的粮食、牲口都抢走了，遇到反抗的就直接开枪。 香树坝附近的覃家村有个教书先生叫覃辉培，五十多岁，平时为人正直，见不得百姓受苦。他看着付恒中旅的士兵抢东西、烧房子，气得浑身发抖，组织村民拿着锄头、扁担反抗，结果被抓住了。付恒中旅的旅长让人把覃辉培绑在老操坝的柱子上，当众宣布他“通匪”，然后一刀砍了他的头，把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旁边还贴了告示：“通匪者，以此为例！”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德江、印江、沿河各县。张羽耀正在家里养病，听说覃辉培的遭遇，气得把手里的药碗都摔了，碎片溅了一地。他找到张金银和张羽翊，两人也是一脸怒容，手里紧紧攥着柴刀。 “兄弟们，不能再忍了！”张羽耀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沙哑，“务川的神兵说得对，要活命就得反抗！覃先生只是说了句公道话，就被砍了头，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都是这个下场！咱们去投奔张大哥，组建神兵，跟他们拼了！” 张金银把柴刀往石头上一磕，火星四溅：“早就该这样了！再等下去，不是饿死就是被抓去当壮丁，不如拼一把，死也死得值！我这就去通知村里的人，愿意去的都跟我们走！” 张羽翊也点头：“我去准备干粮和水，咱们今晚就出发！” 当天夜里，三十多个村民悄悄聚集在晒谷场，有年轻力壮的汉子，有带着孩子的妇人，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手里拿着镰刀、锄头、柴刀，在月光下悄悄往务川方向走。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其他村子的人，都是听说神兵的事，要去投奔张羽勋的，队伍越来越大，走到半路已经有上百人了。大家互相搀扶着，谁也不说话，但脚步都很坚定。 1932年的夏天，黔东的太阳依旧毒辣，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悄然凝聚。苛政猛于虎，可当老虎把兔子逼到绝境，兔子也会亮出獠牙。从务川香树坝的山洞，到德江稳坪的晒谷场，再到印江杉树乡的山路，越来越多的穷人举起了反抗的旗帜。他们或许没有精良的武器，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知道，不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 煎茶溪的廖百川站在窗前，听见远处传来隐约的呐喊声，像是有无数人在呼喊。他从床底下的砖缝里拿出藏着的诗稿，借着月光又添了一句：“莫道黔东无好汉，星火已燃待燎原。”写完，他把诗稿重新藏好，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光亮。那光亮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无数穷人的希望之路。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香树坝的山洞里，张羽勋正在给新投奔来的百姓分发草药，篝火旁，张羽耀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坐在一起，听着张羽勋讲述反抗的计划，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从未有过的坚定。山风吹过洞口，带来远处的风声，像是在为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蓄力。 第二回 香坝降天神 义旗初升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黔东，暑气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死死罩在务川金竹乡的山梁上。香树坝附近的老鹰岩下，一个幽深的山洞里却透着丝丝凉意。洞口被茂密的藤蔓遮掩，只有熟悉路径的人才能拨开枝叶，找到那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窄道。洞深处，几束松明火把跳动着橘红色的光，将岩壁上的钟乳石照得影影绰绰，仿佛蛰伏的巨兽。 张羽勋盘腿坐在一块平整的青石上，秃顶的脑壳在火光下泛着油光。他今年四十有五，下巴上稀疏的胡茬沾着些许烟灰，一身打满补丁的粗布短褂敞开着，露出黧黑而结实的胸膛。此刻他正眯着眼，看着洞中央那个蜷缩在草堆里的少年，嘴角噙着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笑意。 这少年名叫杨狗剩，是香树坝杨家的牧童，年方十二，却生得异于常人——双耳肥厚下垂，几乎垂到肩膀，双手自然下垂时，指尖竟能超过膝盖。更奇的是他平日里沉默寡言，眼神却总带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三天前，张羽勋在山坡上“偶遇”放羊的杨狗剩，当即惊为天人，连说“贵人降世”，硬是把这懵懂少年请进了山洞。 “东林哥，这娃真能成事儿？”洞口传来粗哑的问话，一个背着药篓的汉子钻了进来。他叫王老五，是附近大坝村的药农，也是最早跟着张羽勋的人。他将药篓往地上一放，掏出几块烤熟的洋芋，递了两块给张羽勋。 张羽勋接过洋芋，却没吃，只是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表皮：“老五你不懂，这叫‘龙凤之相’。史书上说，蜀汉昭烈帝刘备就是‘双耳垂肩，双手过膝’，后来成就帝业。这娃生在乱世，必有天命。”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补充，“昨晚我梦见玉皇大帝了，说要派真命天子下凡，救黔东百姓于水火，指的就是这娃。” 王老五将信将疑地挠挠头。他跟着张羽勋在这山洞里给人治病已有半年。张羽勋原是务川县城外的游方郎中，因头上常年不长头发，得了个“癞子东林”的绰号。去年冬天他染上风寒，差点死在香树坝的破庙里，是王老五给了他一碗热米汤，才捡回一条命。病好后，张羽勋就说自己得了神仙指点，能画符念咒治百病，尤其擅长“神水治病”。 起初王老五只当他胡吹，直到亲眼见他治好邻村李寡妇儿子的“撞客”——那娃白天昏睡，晚上哭闹，请来的巫婆跳了三天大神也没用。张羽勋烧了黄纸，将纸灰拌进清水里，让娃连喝三天，居然真的好了。从此王老五对他死心塌地，成了他的第一个追随者。 “东林哥，外面又有十几个人来求神水了，说是家里人得了霍乱，镇上的药铺都关门了。”另一个精瘦的汉子钻了进来，他是香树坝的佃农刘二柱，负责在洞口接应求医者。 张羽勋点点头，将洋芋塞进怀里，起身拍了拍杨狗剩的肩膀：“狗剩，跟我出去，让乡亲们见见你。记住，少说话，他们问啥，你就看我眼色。”杨狗剩怯生生地点头，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洞外的人群。 拨开藤蔓，洞口的空地上已黑压压站了二十多人，大多是面黄肌瘦的农民，有的背着生病的孩子，有的自己捂着肚子咳嗽，见张羽勋出来，纷纷跪倒在地：“佛主救命！求佛主赐神水！” 张羽勋双手虚扶：“乡亲们快起来，我不是佛主，只是替天行道的凡人。”他侧身让出身后的杨狗剩，提高声音，“但这位不一样，他是玉皇大帝派来的真命天子，专门来救咱们黔东百姓的！你们看他这相貌——双耳垂肩，双手过膝，这是天生的帝王相！” 人群哗然，纷纷抬头打量杨狗剩。有人窃窃私语：“真的咧，这娃耳朵真大！”“双手过膝，怕是真有福气！”杨狗剩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往张羽勋身后缩了缩。 张羽勋见状，趁热打铁道：“如今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比山还重，蒋在珍、王家烈这些狗官，勾结川军湘军，把咱们的粮食抢走，把壮丁拉走，逼得咱们卖儿卖女！这不是乱世是什么？”他声音悲愤，眼神扫过众人，“但老天有眼，派真命天子来了！只要咱们跟着真命天子，喝了神水，就能刀枪不入，不怕官兵！咱们要‘灭丁、灭粮、灭捐’，让天下太平！” “灭丁！灭粮！灭捐！”王老五第一个高呼，刘二柱跟着喊，人群中渐渐响起呼应，声音越来越大，震得树叶簌簌落下。 张羽勋抬手示意安静，从怀里掏出三张黄纸，在火把上点燃。黄纸烧出的青烟盘旋上升，他口中念念有词：“天地玄宗，万炁本根。广修亿劫，证吾神通……”待纸烧成灰烬，他将灰末抖进一个粗瓷大碗，让刘二柱打来山泉水，用树枝搅匀，碗里立刻浮起一层细碎的泡沫。 “这是神水，”张羽勋举起碗，“喝了神水，百病全消，当兵的刀砍不进，枪打不伤！但喝神水前，得先立誓：不贪色，不贪利，跟着真命天子，杀官除霸！谁愿立誓？” “我愿立誓！”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哭喊着上前，她的丈夫昨天被抓了壮丁，孩子又染了风寒，已是走投无路。张羽勋让她跪在杨狗剩面前磕了三个头，将半碗神水喂给孩子，剩下的让妇人喝下。 接着是王老五、刘二柱，还有几个胆大的农民，都一一立誓喝了神水。张羽勋突然扯开自己的衣襟，露出胸膛，对王老五说：“拿刀来！” 王老五愣了一下，从腰间解下砍柴刀递过去。张羽勋接过刀，对众人说：“大家看好了！喝了神水的，刀枪不入！”说罢，他闭着眼，举起刀朝自己的胸膛砍去——“当”的一声，刀刃似乎被什么东西弹开，胸口只留下一道白印。 人群发出惊呼，有人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其实这是张羽勋早年在江湖上学的戏法——砍下去的瞬间，他胸口的肌肉猛地绷紧，同时手臂巧妙一收，刀刃只是轻轻擦过皮肤。但在火光摇曳、众人半信半疑的氛围里，这手绝活足以令人信服。 “真的砍不进！”“是神仙保佑！”人群炸开了锅，更多人涌上来要求喝神水、立誓。张羽勋却摆手道：“今日神水已用尽，明日卯时再来。记住，凡入我神坛者，须斋戒三日，不近女色，不沾荤腥，否则神水失灵！” 他特意留下三个看起来最老实的农民，让他们在洞口搭建神坛。王老五和刘二柱找来几块平整的石板，拼成一个半米高的台子，上面摆上香炉、烛台，正中供奉着杨狗剩的座位。张羽勋又用朱砂在黄布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符号，让他们挂在洞口，说是“镇坛符”。 忙活完已是深夜，山洞里只剩下张羽勋和杨狗剩。张羽勋从怀里掏出白天没吃的洋芋，递给杨狗剩一个：“吃吧，以后你就是真命天子了，得吃饱饭。” 杨狗剩啃着洋芋，小声问：“东林叔，我真的是天子吗？” 张羽勋摸了摸他的头，眼神复杂：“你说你是，你就是。记住，以后有人叫你‘陛下’，你就点点头，别说话。等咱们把官兵打跑了，让你天天吃白米饭，还有肉。”他望着洞外的星空，喃喃自语，“当年胡胜海黄号军能闹十二年，我张羽勋凭啥不能？这世道，不闹是死，闹了还有条活路！” 原来张羽勋早有预谋。他年轻时听老人们讲过咸丰年间黄号军起义的故事，胡胜海率领的黄号军在德江、思南一带坚持抗清十二年，打得清军将领李元度哀叹“血痕犹渍万山寒”。那些故事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今年春天，务川县长娄聘三为了讨好上司，强征“剿匪捐”，每亩地加征三升米，百姓怨声载道。张羽勋见时机成熟，才想出“真命天子”这出戏。 第二天一早，香树坝的百姓扛着锄头、背着粮食赶来。张羽勋让杨狗剩坐在神坛正中的椅子上，头戴用红布缝制的“皇冠”，接受众人跪拜。他自己则站在一旁，自称“大佛主”，宣布神坛规矩： - 入坛者须缴纳“香火钱”，可缴粮食、布匹或铜钱，由王老五登记入账，说是“献给天庭，保佑风调雨顺”； - 每日卯时、酉时集中拜坛，念诵“神咒”，由张羽勋亲自传授； - 青壮年男子须在洞外空地上练武，由刘二柱带领，练习刀叉棍棒，说是“天兵操练”； - 违反坛规者，轻则罚跪神坛，重则逐出山门，“永受天谴”。 众人诺诺连声，没人敢质疑。对这些在饥饿和恐惧中挣扎的农民来说，“真命天子”和“神水”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有个叫赵老栓的老汉，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玉米都捐了出来，说要“积功德，求天子保佑孙子不被抓壮丁”。 张羽勋将捐来的粮食分出一部分，熬成稀粥给大家喝，剩下的藏在山洞深处。他知道，要让这些人真心追随，光靠迷信不行，还得让他们尝到甜头。每天练武结束后，他都会教大家一些粗浅的格斗技巧，比如如何躲避刀砍、如何用锄头格挡，美其名曰“神仙传授的武艺”。 半个月后，神坛已有五十多人。张羽勋觉得时机成熟，决定搞一场大动静。他听说县里的税吏要到金竹乡催收“剿匪捐”，便召集众人商议：“税吏明日要来，他们是娄聘三的爪牙，搜刮咱们的血汗钱！咱们神坛的兄弟，敢不敢跟他们斗？” “敢！”王老五第一个响应，“有佛主和天子保佑，怕他们个球！” “对！喝了神水刀枪不入！”众人纷纷附和。 张羽勋点点头：“好！明日你们都穿上干净衣服，把神符贴在胸口。等税吏来了，先跟他们理论，他们要是敢动手，咱们就用‘神法’收拾他们！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别真杀人，吓跑他们就行。”他心里清楚，现在还不是硬碰硬的时候。 第二天晌午，三个穿着黑色制服的税吏耀武扬威地进了香树坝，身后跟着两个背着步枪的团丁。为首的税吏姓李，三角眼，八字胡，一进村就叉着腰喊：“都给我出来！县长有令，缴‘剿匪捐’！逾期不交的，轻则拆房，重则抓去坐牢！” 村民们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只有神坛的人在张羽勋的带领下，排着队站在村口。他们个个胸口贴着黄纸神符，手里拿着锄头、扁担，眼神却有些慌乱。 李税吏见一群农民敢挡路，骂骂咧咧地走过来：“你们反了不成？敢拦官差？”他伸手就要推最前面的王老五。 王老五想起张羽勋的嘱咐，大喊一声：“我们有真命天子保佑，不交苛捐！” “什么狗屁天子？”李税吏嗤笑，“我看你们是活腻了！给我打！” 两个团丁举起枪托就要砸人，张羽勋突然大喊：“神符显灵！” 众人跟着高呼：“神符显灵！刀枪不入！”王老五壮着胆子，挺起胸膛让团丁打。团丁一枪托砸在他胸口，王老五“哎哟”一声，却硬是没倒下——他里面垫了厚厚的麻布。 李税吏见状，亲自拔出腰刀，朝王老五砍去。王老五早有准备，侧身一躲，刀砍在旁边的树上。这一下彻底激怒了神坛的人，刘二柱举着扁担冲上去，一扁担打在李税吏的背上。李税吏惨叫一声，转身就跑，其他税吏和团丁见势不妙，也跟着仓皇逃窜。 “胜利了！”神坛的人欢呼起来，把帽子扔向空中。村民们也跑出来，围着他们问长问短，看向张羽勋和杨狗剩的眼神充满了敬畏。 当天晚上，香树坝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白天的事。张羽勋让王老五把税吏丢下的几顶帽子挂在神坛前，当作“战利品”。他站在神坛上，对众人说：“看到了吧？只要咱们团结一心，有神仙保佑，就不怕官差！从今天起，咱们神坛就叫‘太平坛’，要让黔东的百姓都过上太平日子！” “太平坛！太平坛！”欢呼声在山谷里回荡。 接下来的日子，“香树坝有真命天子，喝神水能刀枪不入”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务川、德江、印江三县交界的山区。每天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背着干粮、带着病痛赶来，有的求神水治病，有的要求加入神坛。张羽勋忙得不可开交，一边要“画符治病”，一边要教新入坛的人练武，还要安排人开荒种地，解决粮食问题。 他开始有意识地培养骨干，让王老五负责后勤，刘二柱负责操练队伍，还从新入坛的人中选出几个识字的，让他们抄写“神咒”和坛规。那个被治好霍乱的妇人，丈夫从军营逃回来后也加入了神坛，成了张羽勋的贴身护卫。 杨狗剩的“天子”身份越来越稳固。张羽勋教他学了几个字，让他在神坛上偶尔说几句“奉天承运，为民除害”之类的话。虽然他说话还带着孩子气，但在众人眼里，这就是“天意”的体现。有一次，一个地主家的儿子想抢走杨狗剩的“皇冠”，被神坛的人一顿痛打，再也没人敢不敬“天子”。 为了扩大影响，张羽勋决定走出香树坝，到附近的村寨“安坛”。他带着王老五、刘二柱和十几个骨干，扛着写有“太平坛”的黄旗，每到一个村寨，就先表演“刀砍不伤”的绝活，然后宣讲“灭丁、灭粮、灭捐”的主张。那些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就在大坝村、金竹坪等地建立了分坛。 这年秋天，务川县长娄聘三听说香树坝有人聚众闹事，还自称“真命天子”，气得拍了桌子，派了一个连的团丁去“剿匪”。张羽勋得到消息，召集各坛骨干商议：“官兵要来打咱们了，怕不怕？” “不怕！”众人齐声喊道，“有佛主和神水保佑！” 张羽勋却神色凝重：“这次来的是正规军，有枪有炮，不能硬拼。咱们把人撤进老鹰岩，利用山洞打游击。记住，要让他们知道，咱们太平坛不好惹！” 他让人在通往香树坝的路上挖了陷阱，在山洞里储备了粮食和水，还安排了望哨。当团丁们耀武扬威地开进香树坝时，村里空无一人，只有神坛前的黄旗在风中飘扬。团丁们以为神坛的人吓跑了，大摇大摆地往老鹰岩方向追。 刚进山谷，就听到一声锣响，滚石和箭矢从两侧山坡上飞下来，团丁们猝不及防，倒下了十几个。带队的连长气得哇哇叫，下令冲锋，却被山洞里射出的土炮打得晕头转向。原来张羽勋早就让人造了几门土炮，用铁砂和碎石当炮弹，近距离杀伤力极大。 双方僵持了三天三夜，团丁们损兵折将，却连山洞的影子都没摸到。娄聘三怕事情闹大，引来上级问责，只好下令撤退。消息传出，太平坛的名声更大了，连德江、印江的人都赶来投奔。 这天晚上，张羽勋站在老鹰岩的洞口，望着山下点点灯火，对身边的王老五说：“你看，这星星之火，早晚能燎原。等咱们人多了，就去打务川县城，把娄聘三揪出来，为民除害！” 王老五用力点头，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山洞里，杨狗剩已经睡熟，嘴角还带着微笑，仿佛梦见了白米饭和肉。松明火把的光芒在岩壁上跳跃，照出“太平坛”三个大字，也照亮了张羽勋眼中的野心与决心。他知道，这场以“神”为名的抗争，才刚刚开始。 几天后，一个背着包袱的年轻人风尘仆仆地来到香树坝。他自称张羽耀，是德江稳坪人，听说太平坛能救苦救难，特意来求医。王老五把他带到张羽勋面前，张羽勋见他面黄肌瘦，咳嗽不止，便照例给他喝了神水，又让他在神坛前跪拜。 张羽耀跪在杨狗剩面前，突然放声大哭：“天子救命啊！我家乡遭了大旱，颗粒无收，县长还要逼我们交‘抗旱捐’，不交就抓壮丁、抢粮食，我爹娘都被他们逼死了啊！” 他的哭声悲痛欲绝，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张羽勋扶起他，问道：“你是德江人？稳坪离这儿远不远？” “不远，翻过几座山就到了，”张羽耀抹着眼泪说，“佛主，您这里有真神保佑，能刀枪不入，能不能救救我们稳坪的百姓？我愿意留在坛里，给您做牛做马！” 张羽勋心中一动。他早就想把神坛扩展到德江，只是苦于没人引路。张羽耀的出现，正好是个机会。他沉吟片刻，说：“你若真心归顺，我便收你为徒，教你神法。等你病好了，就回稳坪，给我们立个分坛，让那边的百姓也能得神保佑。” 张羽耀喜出望外，当即磕头拜师：“多谢师父！弟子一定不负所望！” 张羽勋给张羽耀取了个法号“耀真”，让他跟着自己学习画符念咒、演练“刀枪不入”的法门。张羽耀悟性很高，没过几天就学会了要领。他本就有些胆识，又在神坛耳濡目染，渐渐褪去了初来时的怯懦，多了几分英气。 半个月后，张羽勋觉得张羽耀可以独当一面了，便给他派了三个得力助手，都是最早入坛、武艺较好的骨干。他叮嘱道：“回去后，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设坛，从身边的亲友开始发展。记住咱们的纲领——‘灭丁、灭粮、灭捐’，但行事要谨慎，先以治病救人聚拢人心，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和官府硬拼。” 他又给了张羽耀一叠黄纸、一瓶朱砂和几样简单的法器，还有一面缩小版的“太平坛”黄旗：“这面旗你收好，遇到难处，就派人来报信，我会派兵支援你。” 张羽耀郑重地接过东西，再次跪拜行礼，带着三个助手踏上了返回德江的路。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张羽勋对王老五说：“德江那边水深，军阀、地主盘根错节，但越是这样，百姓越苦，咱们的机会就越大。等稳坪的分坛立起来，咱们就能连成一片，到时候……”他没再说下去，但眼中的光芒却愈发炽热。 此时的太平坛，已不再是老鹰岩下那个小小的山洞。除了香树坝的总坛，在务川境内已有五个分坛，追随者超过三百人。张羽勋制定了更严格的组织架构：总坛设“大佛主”一人（他自己），“真命天子”一人（杨狗剩）；分坛设“佛主”一人，由总坛任命；每个坛下设“神将”若干，负责操练、布道、后勤等事务。 他还根据黄号军的经验，制定了简单的军事编制：每十人设一“什长”，每五十人设一“队长”，每百人设一“统领”，战时统一调度。平时大家务农、练功，战时鸣锣为号，自带武器集结。为了增强凝聚力，他还编了几句口诀让大家传唱： “太平坛，真神奇， 神水一喝病远离。 灭丁灭粮又灭捐， 刀枪不入保平安。 跟着佛主跟着天， 黔东百姓笑开颜。” 口诀简单上口，很快就在各坛传开，连小孩都会哼唱。 这年冬天，务川下了一场大雪，山路被封，百姓们的日子更加艰难。张羽勋让人把储存的粮食分发给最困难的家庭，又组织青壮年上山打猎、砍柴，换取过冬的物资。他自己则穿着和大家一样的粗布棉衣，每天和众人一起练武、议事，丝毫没有“佛主”的架子。 有一天，一个分坛的“佛主”匆匆来报，说县里的团丁又在催收捐税，还打伤了几个反抗的村民。张羽勋当即召集统领以上的骨干开会，商议对策。 “这帮狗官太欺负人了！”一个叫赵虎的统领拍着桌子说，“咱们不能再忍了，干脆带弟兄们杀过去，把团丁的窝给端了！” “不可莽撞，”王老五劝道，“团丁有枪，咱们虽然人多，但大多是锄头扁担，硬拼肯定吃亏。” 张羽勋点点头：“王老五说得对。但也不能任由他们欺负。这样，咱们派一支小队，在他们回县城的路上设伏，夺了他们的枪，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咱们太平坛不好惹。” 他当即点了赵虎，让他带五十名精干的神兵，携带土炮、弓箭和砍刀，连夜出发。临行前，张羽勋特意嘱咐：“只夺枪，不杀人，把他们赶走就行。记住，咱们是替天行道，不是打家劫舍。” 赵虎领命而去。第二天中午，他带着队伍回来了，不仅缴获了五支步枪，还带回了几担团丁抢来的粮食。原来他们在一个叫“黑风口”的狭窄山谷设伏，等团丁经过时，先用土炮轰击，再射箭压制，最后冲上去肉搏。团丁们没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吓得扔下枪就跑，粮食也成了战利品。 “好！好！”张羽勋见了枪支，高兴得拍手，“有了这些家伙，咱们就更不怕官府了！”他让人把粮食分给受害的村民，枪支则交给最信任的统领保管，专门组织了一支“火枪队”，由有过当兵经历的老兵教习使用。 这次伏击的胜利，让太平坛的名声更加响亮。不仅务川的百姓纷纷来投，连邻近的德江、印江也有人慕名而来。张羽勋趁机扩大神坛规模，又在几个重要村寨设立了分坛，还派人去联络其他地方的反官府势力，希望能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力量。 转眼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天，黔东的山野泛起了绿意，但百姓的生活依旧苦不堪言。军阀混战愈演愈烈，王家烈和蒋在珍为了争夺地盘，在遵义、铜仁一带大打出手，到处抓壮丁、征粮草，害得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这一天，张羽勋正在总坛给新入坛的神兵“开光”，突然有人来报，说德江稳坪的张羽耀派人来了，有急事求见。张羽勋心里一紧，连忙让人把信使带进来。 信使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满身尘土，脸上带着焦急之色。他一见张羽勋，就“扑通”一声跪下：“佛主救命！我们稳坪分坛被官兵包围了！” 张羽勋心头一沉：“别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信使喘了口气，说道：“张佛主（张羽耀）回去后，在稳坪坨底村设了坛，发展了不少弟兄。前几天，廖怀忠师的黎纲旅路过稳坪，要咱们交‘过路费’，张佛主不答应，就和他们吵了起来。没想到黎纲恼羞成怒，派兵把坨底村围了，说要踏平神坛！张佛主让我突围来报信，求总坛赶紧派兵支援！” “黎纲旅？”张羽勋皱起眉头。他听说过这支部队，是贵州军阀中的悍旅，装备精良，作风凶狠。稳坪分坛刚建立不久，只有几十个人，根本不是对手。 “佛主，咱们得救他们啊！”王老五急道，“张羽耀是您的徒弟，稳坪是咱们的分坛，不能见死不救！” 其他骨干也纷纷附和：“对！派兵支援！”“让黎纲知道咱们的厉害！” 张羽勋沉思片刻，猛地一拍桌子：“好！救！王老五，你带二百弟兄，立刻出发去稳坪，我随后就到！赵虎，你带火枪队和五百弟兄，抄近路绕到黎纲旅背后，等我信号，前后夹击！” “是！”众人齐声应道，立刻下去准备。 山洞里顿时忙碌起来，神兵们扛着刀枪，背着干粮，集合待命。张羽勋走到杨狗剩面前，摸了摸他的头：“天子，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去就回。” 杨狗剩虽然还是个孩子，但跟着张羽勋这么久，也懂得了不少事。他点点头：“佛主小心。” 张羽勋最后检查了一遍装备，对留守的人嘱咐了几句，便带着王老五的先头部队出发了。队伍沿着山间小路急行军，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神兵们的脸上带着紧张和兴奋——这是太平坛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外作战，也是对他们“刀枪不入”信念的真正考验。 山路崎岖，夜色渐浓，但没人敢放慢脚步。张羽勋走在队伍最前面，心里既有对弟兄们的担忧，也有一丝期待。他知道，这一战如果打赢了，太平坛的名声将传遍黔东；如果输了，可能就会万劫不复。但他别无选择，这乱世之中，唯有抗争，才有生路。 远处的天空，一轮残月隐入云层，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张羽勋握紧了腰间的大刀，刀身在月光下闪着寒光。他抬头望向稳坪的方向，在心里默念：“羽耀，坚持住，师父来了！” 队伍继续前进，脚步声、喘息声和旗帜的飘动声交织在一起，在寂静的山谷里传出很远。一场决定太平坛命运的大战，即将在德江稳坪的土地上拉开序幕。而张羽勋和他的神兵们，也将在这场血与火的考验中，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 第三回 神符归德江 神兵初降临 民国二十一年深秋，黔东的风裹着碎雪粒子，斜斜地打在德江稳坪的山路上。坨底村外的石板路覆着一层薄霜，踩上去咯吱作响，像是冻裂的土地在呻吟。张羽耀背着半篓刚采的草药，脚步轻快地踏上村口的石桥，竹篓里的止血草、消炎草散发着清苦的香气，混着他身上淡淡的艾草味，在冷空气中弥漫开来。 半个月前从务川香树坝归来时，他还是个需要张金银背着走的病汉，咳嗽起来整个人都像要散架，颧骨高高凸起，眼窝陷得能盛下两滴泪。如今却面色红润，颧骨上泛着健康的红晕，眼神里更是透着一股从前没有的锐气——那是被信念点燃的光。他怀里揣着的不仅是张羽勋亲授的神符与《太平坛要义》，更揣着一团要把这吃人的苛政烧穿的烈火。 “耀哥回来了！”村口晒谷场上，十五岁的张金银正踩着木耙翻晒红薯干，听到脚步声猛地回头，冻得通红的脸上瞬间绽开笑容。他丢下木耙就冲过来，粗布棉袄的下摆扫过地上的碎霜，带起一阵白烟。看到张羽耀背上的草药和腰间别着的柴刀，这半大少年眼睛亮得像星子：“耀哥，你病全好了？佛主的本事学到了？” 张羽耀拍了拍怀里鼓囊囊的黄纸包，纸包里硬物硌着肋骨，却让他心里踏实。他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神符、朱砂、兵法都带回来了。今晚月亮上来后，你去叫上王老五、张羽翊几个信得过的弟兄，到老祠堂等着，咱们立坛！” “立坛！”张金银的声音陡然拔高，又赶紧捂住嘴，眼里的兴奋几乎要溢出来，“我这就去准备！要不要通知婶子给你留晚饭？” “不用，让她把家里的粗布拿一块，要干净的。”张羽耀叮嘱道，“再找根结实的竹竿，要丈把长的。”他知道，这粗布是要铺神坛的，竹竿是要挂黄旗的，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消息像长了翅膀，借着风势一下午就传遍了村子。日头刚擦着西山头落下，村东头废弃的老祠堂里就挤满了人。这祠堂原本是张家的祖祠，三开间的瓦房带着个小院子，去年被区公所征去当临时粮仓，闹旱灾时粮仓空了，就一直荒着，门框上的“张氏宗祠”匾额被白蚁蛀得只剩半边，透着股衰败的气息。 此刻祠堂里却人声鼎沸，墙角的油灯忽明忽暗，豆大的火苗在风里摇晃，映着一张张愁苦却又透着期盼的脸。王老五揣着他那把豁了口的柴刀，刀鞘上还缠着去年秋收时割破的布条；张羽翊背着他爹留下的老猎枪，枪杆上包着防滑的麻绳，只是里面早就没了子弹；还有几个妇女挤在门口，手里抱着孩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供桌——她们的男人不是被抓了壮丁，就是被税吏逼得躲进了山里。 张羽耀踩着暮色走进祠堂时，喧闹声突然停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他身上。他今天特意换了件浆洗干净的蓝布短褂，腰间别着那把从香树坝带回来的柴刀，刀鞘是新做的，用红布缠了刀柄，看着格外精神。他走到供桌前，供桌上积着半寸厚的灰，蛛网在房梁上飘来荡去，他让人找来扫帚，几下就把供桌扫得干干净净。 “弟兄们，婶子们，”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让祠堂瞬间安静下来，“我张羽耀前阵子去了务川香树坝，拜张羽勋佛主为师。你们也看到了，我这病秧子能好起来，全靠佛主的神水。但佛主教我的不只是治病，更是活命的本事！” 他从怀里掏出三样东西，一一摆在供桌上：一叠黄纸符码得整整齐齐，泛着艾草水浸过的暗黄色，边缘还带着淡淡的草香；一罐朱砂装在粗瓷罐里，里面调着雄鸡血，红得像要滴下来，在油灯下闪着诡异的光；还有本线装手抄本，纸页已经泛黄发脆，边角都磨破了，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太平坛要义”五个字。 “这世道不让咱们活啊！”张羽耀举起一张神符，黄纸在他手里微微颤动，“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光是今年，区里就收了‘剿匪捐’‘壮丁捐’‘粮仓修缮捐’，下个月还要收‘冬防捐’！咱们的粮食被抢光了，孩子被抓去当兵了，老人病了没钱治，只能等死！”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已久的愤怒：“官府像狼，税吏像狗，他们把咱们当牲口使唤！咱们要么等着饿死、病死、被抓去打死，要么就跟着神坛干！”他把神符高高举起，“这不是普通黄纸，是太平坛的护身符！喝了神水、带了神符，刀枪不入，官府再敢来催粮抓丁，咱们就跟他们拼！” “拼！”角落里的王老五猛地站起来，他那顶破毡帽滑到肩上都没顾上扶。这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平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此刻却涨红了脸，脖子上青筋暴起：“耀哥，我跟你干！我儿子上月被抓了壮丁，至今生死不明，我这条老命早就不怕豁出去了！哪怕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能让区丁再祸害咱村！” “对！跟他们拼！”“早就活不下去了！”“佛主保佑，咱们肯定能赢！”三十多个村民齐刷刷地跪下，膝盖砸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祠堂里顿时响起震耳的磕头声，连房梁上的灰尘都被震得簌簌往下掉。 张羽耀扶起众人，眼睛有些发热。他让人把妻子拿来的粗布铺在供桌上，又小心翼翼地取出张羽勋亲授的“镇坛符”——这符比普通神符大两倍，上面用朱砂画着复杂的纹路，边角还沾着几点暗红的鸡血。他踩着板凳，把符贴在供桌后面的墙上，符纸一贴稳，油灯的火苗突然“腾”地窜高半寸，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在祠堂里涌动。 “张金银，挂旗！”他喊道。张金银立刻扛着竹竿跑过来，竹竿顶端绑着那面从香树坝带来的黄旗。两个年轻后生踩着板凳，把竹竿牢牢固定在祠堂门口的柱头上。黄旗一展开，“太平坛”三个朱砂大字在暮色里格外醒目，风吹过旗面，发出猎猎的声响，像是在回应村民们的心声。 “入坛要立誓！”张羽耀领着众人跪在神坛前，自己先“扑通”一声跪下，声音无比郑重，“我张羽耀对天发誓，从今往后，不敬官府敬神坛，不纳苛捐分田地，不贪财色守本分，不背弟兄共患难——若有违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不敬官府敬神坛，不纳苛捐分田地，不贪财色守本分，不背弟兄共患难！”众人齐声跟读，声音里的决绝惊得梁上麻雀扑棱棱飞起来，撞在窗棂上发出咚咚的响声。王老五念到“不纳苛捐”时，声音哽咽，他想起去年被税吏抢走的最后一袋口粮，那是准备给老伴治病的救命粮。 立完誓，张羽耀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神符，教他们贴身藏在衣襟里。“这神符要贴身戴，不能沾水，不能让女人碰，”他叮嘱道，“晚上睡觉前念三遍口诀，能保平安。”村民们捧着神符，像是捧着稀世珍宝，小心翼翼地贴身藏好，有人还特意用布包了好几层。 接下来的日子，老祠堂成了稳坪分坛的心脏，从早到晚都透着一股热气。天不亮，祠堂院子里就挤满了练功的弟兄，张羽耀教他们练“神法”——这是张羽勋亲授的护身术，看着神乎其神，实则暗藏技巧。 “把棉布浸了盐水，拧干后缠在胳膊上，要缠三层，每层都得勒紧，不能有空隙。”张羽耀边演示边讲解，他把粗棉布在盐水桶里泡透，拧得像麻花，然后一圈圈缠在胳膊上，缠到半尺厚，“柴刀要斜着砍，借着刀身的弧度卸力，看着像是砍在胳膊上，其实力都卸到棉布上了。” 他拿起柴刀，“嘿”地一声低喝，刀身斜着劈在胳膊上的棉布上，只听“啪”的一声闷响，棉布被砍得凹陷下去，却没伤到皮肉。“看到了吗？”他解开棉布，胳膊上只有道浅浅的红印，“这是给弟兄们壮胆的，真打仗要躲子弹，别信刀枪不入的虚话。” 可弟兄们看得眼睛发直，王老五啧啧称奇：“佛主的本事真神了！这要是区丁看见了，保管吓破胆！”张羽翊更是跃跃欲试，缠着张羽耀教他“肚皮顶叉”，张羽耀拗不过他，只好找来根磨尖的木叉，教他运气发力，用肚皮顶住叉尖，看着惊险万分，实则叉尖离肚皮还有寸许距离，全靠腰腹力量控制平衡。 白天练“神法”壮胆，晚上张羽耀就教大家画符。祠堂里摆开几张破桌子，上面铺着黄纸，倒着朱砂调的鸡血。张羽耀握着弟兄们的手，一笔一划地教：“先画符头的‘雷’字，要像个炸雷，有气势；再画符身的三道杠，要直要稳，像咱们的腰杆；最后画符脚的‘令’字，要有力，像挥出去的刀。” 他嘴里念着口诀，弟兄们也跟着念：“天地玄宗，万炁本根。广修亿劫，证吾神通。三界内外，惟道独尊……”口诀声在祠堂里回荡，混合着油灯燃烧的噼啪声，竟有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张羽翊的媳妇带着几个妇女来求符，给在外躲抓丁的男人贴身带着。她把神符缝在丈夫的衣襟内侧，眼圈红红的：“有佛主保佑，娃他爹一定能活着回来。” 张羽耀看着这一切，心里却清醒得很。他没忘了张羽勋的叮嘱，暗地里做着实在的准备：让人在祠堂后墙挖枪眼，枪口用柴草伪装好；在院子的柴草垛里藏石块、短棍，一有动静就能随手抄起；还把张羽勋教的伏击阵法画在地上，用石子当士兵，反复推演怎么引敌入瓮，怎么断后路，怎么救伤员。 中午休息时，他就带着弟兄们去后山采药，指着各种草药说：“这是止血草，叶子椭圆带锯齿，把叶子揉烂了敷在伤口上，能止血；这是消炎草，开小蓝花，煮水喝能治伤口发炎；这是止痛草，根茎是苦的，嚼在嘴里能减轻疼痛……”他让王老五编了个药篓，把采来的草药分类晾在祠堂屋檐下，“神水治不了枪伤，这些草药才是真能救命的，都记牢了。” 可官府的爪牙没给他们太多准备时间。立坛后的第七天晌午，稳坪区公所的税吏刘三带着四个区丁，耀武扬威地闯进了村子。刘三穿着件绸缎马褂，是前几天刚从王老五家抢来的，他骑着匹瘦马，三角眼滴溜溜乱转，看到谁家烟囱冒烟就勒马盯着看，那贪婪的样子活像饿狼。 他们径直来到老祠堂，刘三看到门口飘扬的黄旗，三角眼一吊，撇着嘴骂：“张羽耀，你个病秧子敢搞邪门歪道？召集这么多刁民想造反？赶紧把‘剿匪捐’交了，每人五斗米，少一粒都不行！不然把你们全抓去蹲大牢，这破祠堂也给你们拆了！” 正在教弟兄们认草药的张羽耀闻声放下手里的止血草，缓缓站起身。他身后的三十多个神兵立刻抄起家伙围上来，张金银提着扁担护在最前，扁担是用硬木做的，被他磨得油光发亮；王老五攥着柴刀，指节捏得发白，指缝里还沾着草药的汁液；张羽翊把老猎枪横在胸前，虽然没子弹，却透着股威慑力。 “今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别说五斗米，就是五升米也凑不出来。”张羽耀的声音冷得像山涧的冰，眼神却像燃着的火，“要捐没有，要命一条！” “反了你了！”刘三从马上跳下来，挺着肚子走到张羽耀面前，伸手就去抓他的衣领，“我看你是活腻了！敢跟官府作对，你知道王法吗？” 没等他碰到张羽耀，张金银的扁担已经横扫过来，带着风声“呼”地一下打在刘三胳膊上。“敢动我们坛主！”张金银怒目圆睁，十五岁的少年此刻像头护崽的小狼。神兵们一拥而上，锄头、木棍、柴刀齐齐举起，虽然没人真敢下死手，那股拼命的架势却把区丁们吓懵了。 刘三被王老五一把推倒在泥地里，新买的绸缎马褂沾了草屑和泥浆，看着狼狈不堪。他又惊又怒地尖叫：“你们想造反？知道这是什么罪吗？满门抄斩！” “王法？”张羽耀捡起地上的税单，那是区丁刚贴在祠堂墙上的，上面写着“每户缴纳剿匪捐五斗，限三日内交齐，逾期严惩”。他把税单撕得粉碎，纸片在风里飘得满地都是，“苛捐杂税逼死百姓，这就是你们的王法？今天我把话撂在这，稳坪分坛的弟兄，一分钱的捐也不会交！”他举起手里刚画好的神符，“有佛主保佑，有弟兄同心，谁来都不好使！” 祠堂周围很快围满了村民，老人拄着拐杖，孩子攥着石块，妇女们抱着孩子，默默地站在神兵身后，形成一道人墙。她们虽然没说话，眼里的愤怒却像要喷出来。刘三看着黑压压的人群，看着神兵们胸前的神符和眼里的怒火，心里终于发了毛。他知道这些被逼到绝路的百姓什么都干得出来，真把他们惹急了，自己这几条人命不够填的。 刘三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色厉内荏地撂下句“你们等着瞧，区公所马上派兵来剿你们”，然后带着区丁屁滚尿流地跑了。那匹瘦马被人群吓得直尥蹶子，差点把刘三又甩下来。 看着他们的背影，祠堂里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张羽翊激动地挥着柴刀：“神符真管用！区丁被吓跑了！”王老五咧着嘴笑，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早该这么干了！他们就是纸老虎！” 张羽耀却没笑，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刘三肯定会搬救兵，区公所的区丁有二十多个，还有两把枪，真打起来硬碰硬肯定吃亏。他让弟兄们把藏在柴草垛里的石块搬到墙后，又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设了暗哨，让两个眼尖的后生盯着通往区公所的路：“刘三肯定会搬救兵，咱们得做好准备。今晚轮班守夜，谁也不许睡死。” 夜里，祠堂的油灯亮到深夜。张羽耀把张金银、王老五、张羽翊几个骨干叫到供桌前，铺开从家里带来的粗布，用炭笔在上面画地形图。“你们看，”他指着布上的线条，“区公所离村三里地，中间要过一道山沟，那山沟两边是陡坡，只有中间一条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他用石子摆成小人，一边代表神兵，一边代表区丁：“要是他们来报复，咱们就派两个人去诱敌，把他们引到山沟里。张金银带十个人守左边山坡，王老五带十个人守右边山坡，我带五个人在沟底接应。等他们全进了沟，我喊一声‘打’，你们就把准备好的滚木石块往下扔，把他们困住。” 他又指着摊开的草药说：“这是止血草，这是消炎草，都分好类装在药篓里，谁受伤了赶紧敷上。张羽翊你懂点草药，到时候负责照看伤员，别让弟兄们白白送命。” 弟兄们听得入心，张金银突然问：“坛主，咱们真能打赢官府吗？他们有枪啊，听说枪子儿不长眼。” 张羽耀指着墙上的黄旗：“枪是铁做的，心是肉长的。咱们为的是活命，为的是乡亲，是正义的；他们为的是搜刮钱财，是不义的。邪不压正。咱们怕他们手里的枪，他们更怕咱们拼命！”张羽耀拿起一根柴火棍，在地上重重一敲，“但也别掉以轻心，枪子儿真能打死人。明天开始，白天接着练‘神法’给弟兄们壮胆，晚上就去山沟里熟悉地形，把滚木石块提前运到山坡上藏好，谁也不许偷懒。” 接下来的三天，村子里弥漫着紧张又兴奋的气氛。白天，祠堂院子里的“神法”操练声震天响，神兵们光着胳膊练刀砍不伤，挺着肚皮顶钢叉，引得村里的孩子都跑来围观，跟着喊口诀：“天地玄宗，万炁本根……”晚上，张羽耀就带着骨干们摸到西边山沟，借着月光丈量距离，把碗口粗的树干锯断当滚木，搬来半人高的石块堆在坡上，用茅草盖好伪装，只等区丁上钩。 第四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村口的暗哨就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信：“坛主！区丁来了！来了二十多个，都带着家伙，刘三骑着马在最前面，还扛着两把枪！” 张羽耀心里一紧，立刻吹起牛角号。“呜——呜——”急促的号声在山村回荡，像一只觉醒的猛兽在咆哮。神兵们听到号声，立刻从家里、从田里往祠堂跑，每个人都熟练地从柴草垛里抄起家伙，往胸前贴好神符，按照之前的部署往西边山沟赶。 张羽耀最后检查了一遍神坛，把《太平坛要义》揣进怀里，又拎起药篓背在身上，对留在祠堂的妇女们说：“看好家，要是我们没回来，就带着孩子躲进后山，千万别硬碰硬。”妇女们红着眼圈点头，有人往他手里塞了两个烤洋芋：“坛主，吃饱了有力气打仗！” 等张羽耀赶到山沟时，弟兄们已经各就各位。张金银带着人蹲在左边山坡的灌木丛里，每人手里都握着根撬棍，准备随时撬动滚木；王老五他们在右边山坡埋伏好，柴刀在晨光里闪着寒光；张羽翊背着药篓，躲在沟底的巨石后面，眼睛紧盯着来路。 没过多久，远处传来马蹄声和区丁的骂骂咧咧声。刘三骑着瘦马走在最前，马鞭子甩得啪啪响：“都给我快点！把张羽耀那小子抓回来，我赏你们每人两斤酒！要是让他跑了，仔细你们的皮！”两个区丁扛着步枪跟在后面，枪托在石板路上磕出噔噔的响声。 “来了！”张金银压低声音提醒大家。张羽耀冲埋伏在沟口的两个弟兄使了个眼色，那两人立刻装作逃跑的样子，慌慌张张地往山沟里跑，边跑边喊：“不好啦！区丁来抓人啦！快跑啊！” 刘三看到有人跑，眼睛一亮：“追上他们！肯定是张羽耀的同党！”他一甩鞭子，催着马就冲进了山沟，二十多个区丁也跟着追了进来，把山沟挤得满满当当。 等最后一个区丁进了沟，张羽耀猛地从石头后跳出来，大喊一声：“打！” “打！”山坡上的神兵们齐声呐喊，声音震得山沟里嗡嗡作响。张金银撬棍一扳，碗口粗的滚木“轰隆隆”地从山坡上滚下来，带着风声砸向区丁；王老五他们把早就准备好的石块推下去，石头像冰雹一样落下，砸得区丁们哭爹喊娘。 “不好！有埋伏！”刘三吓得从马上跳下来，刚想往后退，就被滚木绊倒在地。区丁们被滚木石块堵在沟里，前后都动不了，顿时慌了神。两个扛枪的区丁慌忙举枪要打，可山沟里烟雾弥漫，根本看不清目标，胡乱放了两枪，子弹“嗖嗖”地从神兵们头顶飞过，嵌进了对面的山壁里。 “弟兄们，冲啊！”张羽耀拔出柴刀，带头从沟底冲出来。神兵们举着柴刀、锄头、扁担从山坡上扑下来，嘴里念着口诀：“天地玄宗，万炁本根……”他们胸前的神符在晨光里闪着微光，像是真的有股神力在保佑。 张金银一扁担打倒两个区丁，扁担都被打折了，他捡起地上的短棍接着打；王老五的柴刀劈坏了一个区丁的枪托，气得那区丁哇哇叫；张羽翊虽然没上前线，却在巨石后面紧张地盯着战局，手里攥着止血草，随时准备冲上去救人。 区丁们虽然有刀有棍，却被这不要命的架势吓破了胆。他们平时欺负百姓还行，真遇上拼命的主儿，早就没了底气。有几个区丁扔下家伙就想跑，可山沟两头都被滚木堵死，根本跑不掉，只能抱着头蹲在地上喊饶命。 刘三见势不妙，想偷偷溜走，刚爬起来就被张羽耀一脚踩住后背。“还敢来催捐吗？”张羽耀的柴刀架在他脖子上，刀刃冰凉，吓得刘三浑身发抖，裤裆里湿了一大片。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刘三连声求饶，“坛主饶命！我再也不敢来催捐了！苛捐杂税都是上面逼的，不关我的事啊！” “不关你的事？”王老五冲过来，一把揪住刘三的头发，“我儿子被抓壮丁，你说不关你的事？我家的粮食被抢，你说不关你的事？今天非劈了你不可！” “别冲动！”张羽耀拦住王老五，“杀了他脏了咱们的手。让他回去给区公所带个话，要是再敢来稳坪催捐抓丁，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他踢了刘三一脚，“滚！” 刘三连滚带爬地站起来，带着剩下的区丁灰溜溜地跑了，连掉在地上的枪托都忘了捡。看着他们狼狈的背影，山沟里爆发出震天的欢呼，神兵们互相拥抱，有的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 这场仗打得干净利落，神兵们没伤一人，还缴获了两把短棍、一把刀和刘三那根用来打人的马鞭子。张羽耀让弟兄们把缴获的东西拿回祠堂当战利品，又让人把滚木石块搬回原处藏好，以防区丁再来报复。 回到村子时，村民们早就等在祠堂门口，看到神兵们凯旋，都欢呼着围上来。张羽翊的媳妇端来热水，给大家擦脸；王老五的老伴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煮了，分给受伤的弟兄；孩子们围着缴获的短棍，好奇地摸来摸去。 “坛主威武！”“太平坛万岁！”欢呼声此起彼伏，祠堂门口的黄旗在风里猎猎作响，“太平坛”三个大字像是着了火，映得每个人的脸上都红彤彤的。 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稳坪的大小村寨。附近村寨的百姓听说坨底村的神兵打败了区丁，都跑来投奔。不到半个月，稳坪分坛就聚了两百多人，祠堂里站不下，张羽耀就在祠堂旁盖了几间草棚，当作练功和议事的地方。 他把弟兄们分成三个队，张金银带一队练“神法”，负责壮胆和守卫；王老五带一队练刀法和伏击，负责打仗；张羽翊带一队学草药和包扎，负责救治伤员。每天清晨，祠堂前的打谷场上都挤满了练功的神兵，口号声、刀棍碰撞声传遍了山村，连空气里都透着一股蓬勃的朝气。 张羽耀还按照《太平坛要义》里的规矩，制定了分粮制度：缴获的粮食先分给老弱病残，再分给弟兄们，最后才轮到坛主和骨干。他把自家仅有的几斗米拿出来分了，妻子虽然心疼，却没说一句怨言：“你做的是正事，我支持你。” 这天傍晚，张羽耀站在祠堂门口，望着夕阳下操练的神兵。他们有的在练刀砍不伤，有的在画符，有的在辨认草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从前没有的希望。他摸了摸怀里的《太平坛要义》，纸页被汗水浸得有些发潮，却更显珍贵。 他想起张羽勋的话：“坛规是根，百姓是本。没了百姓的支持，再厉害的神符也没用。”风拂过黄旗，猎猎作响，像是在回应他心里的话。远处的山村里，又有几个背着包袱的百姓往祠堂走来，他们是来投奔太平坛的，眼里带着对活下去的渴望。 张羽耀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那个只求活命的农民了。从立坛的那一刻起，他就是领着弟兄们找活路的坛主，是要把这苛政搅个天翻地覆的神兵领头人。德江的烽火已经点燃，而这团火，只会越烧越旺，直到照亮这片苦难的土地。 第四回 天池坪立坛 乡邻来聚义 1932年秋老虎正烈时，印江的太阳像淬了火的铜锣，把杉树乡的田土烤得裂开三寸深的口子。李天保蹲在老鹰岩上，望着干涸的车家河河床，石缝里几条泥鳅蜷成灰黑色，鳞片在烈日下闪着绝望的光。 “天保哥，再不下雨，连野菜都要枯死了。”十三岁的堂弟李天顺挎着空竹篮，裤脚沾满黄泥土，竹篮底残留着几片干枯的马齿苋。 李天保没应声，右手无意识摩挲着腰间的柴刀。刀鞘是父亲留下的黄杨木，被汗水浸得发亮，刀柄缠着防滑的布条，那是母亲生前亲手缠的。三个月前，母亲染了“打摆子”的病，没钱请郎中，只靠喝草药汤硬撑，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保儿，练好你爹教的功夫，护着弟弟，也护着乡邻。” 一阵马蹄声从山道传来，惊飞了岩缝里的麻雀。李天保拽着堂弟蹲低身子，躲在灌木丛后。六个穿着灰布短褂的汉子骑着瘦马，腰间别着步枪，马鞍旁挂着沉甸甸的麻袋，麻袋口露出半只挣扎的母鸡。为首的是个独眼龙，左眼眶盖着块黑布，右眼里满是凶光，正是杉树乡民团团长周歪嘴的副手刘瞎子。 “他娘的，这鬼地方连口干净水都找不到！”刘瞎子勒住马，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周团总说了，三天内缴不齐‘抗旱捐’，就把各村的壮丁全拉去修碉堡！” “刘队副，印江城里都在传，务川那边出了‘神兵’，刀砍不伤、枪打不进，专杀贪官劣绅呢！”一个精瘦的团丁凑趣道。 刘瞎子“嗤”地笑了：“什么神兵？不过是些装神弄鬼的泥腿子！上次金竹乡的刁民反抗，还不是被娄县长的兵杀得血流成河？再敢造谣，老子先崩了你！”他抬手一马鞭抽在旁边的梨树上，惊得熟透的梨子滚落满地，团丁们哄笑着下马抢梨，马蹄踏过干裂的田埂，把仅存的几株禾苗碾得粉碎。 李天保攥着柴刀的手青筋暴起，指节泛白。那片田是张寡妇家唯一的口粮地，张寡妇的男人去年被拉去当壮丁，至今杳无音信，她带着两个娃靠这点田活命。他想起父亲教的“忍字诀”，可耳边却响起母亲临终的嘱托，胸腔里像有团火在烧。 “哥，别冲动。”李天顺死死拉住他的胳膊，指甲掐进他的皮肉。 刘瞎子等人抢够了梨子，又踹开山腰王老汉的茅草屋，传出老人的哭喊和翻箱倒柜的声响。李天保眼睁睁看着他们把王老汉攒了半年的杂粮扛上马背，看着刘瞎子用马鞭抽王老汉的脊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时，还放火烧了王家半间草房。 直到马蹄声消失在山道尽头，李天保才松开紧握的柴刀，掌心已被刀柄硌出几道血痕。他走到王老汉身边，扶起瘫在地上的老人，烧焦的茅草味混着汗水的酸臭味呛得人鼻子发酸。 “天保娃，这日子没法过了啊……”王老汉咳出几口黑痰，浑浊的眼睛里滚下泪来，“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民团比土匪还狠，老天爷又不开眼，这是要逼死咱们啊！” 山坳里传来阵阵哭声，几个村民抱着枯槁的孩子往河边跑，希望能找到点水。李天保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突然想起前几天从德江逃难来的货郎说的话：“稳坪那边出了能人，画符念咒就能治病，还能教人刀枪不入的本事，好多受苦人都去投奔了……” 三日后三更，李天保揣着两个烤红薯，借着月光往德江稳坪赶。他把堂弟托付给邻居，只说去寻活路，没敢讲真实打算——他要去看看那能让人“刀枪不入”的本事，到底是真是假。 从杉树乡到稳坪有八十里山路，沿途要经过三道民团关卡。李天保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把柴刀藏在捆好的柴薪里，装作砍柴的樵夫。走到冷水溪时，溪水早已断流，河床里的鹅卵石被晒得滚烫，踩上去像烙脚底。 “站住！干什么的？”一道手电筒光束扫过来，两个挎枪的团丁从路边的窝棚里钻出来，枪栓拉得“哗啦”响。 李天保放下柴担，弯腰作揖：“老总，我是杉树乡的，去稳坪投亲，家里快断粮了。” 团丁上下打量他，目光落在他磨破的草鞋上：“稳坪在搞什么‘神兵’，你知道不？” “听说过，好像是能治病的神仙。”李天保故意装得憨厚，“俺娘死前让俺去拜拜，求个平安。” 另一个团丁不耐烦地挥手：“滚吧，别惹事，不然打断你的腿！” 过了关卡，李天保加快脚步，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走到半夜，他在山神庙里歇脚，庙门早就被拆了烧火，神像被砸得只剩半截身子。他靠在神像底座上啃红薯，红薯是邻居张婶塞给他的，说“路上垫肚子”。 迷糊间，他听见庙外有脚步声，猛地握紧藏在怀里的柴刀。三个衣衫褴褛的汉子走进来，为首的瘸着腿，腰间缠着渗血的布条。见李天保年轻力壮，三人警惕地围过来。 “小兄弟，你是哪路的？”瘸腿汉子声音沙哑，手里攥着根木棍。 “杉树乡来的，去稳坪找神兵。”李天保不卑不亢地回话，暗中运气，父亲教的“虎爪功”已蓄力在掌心。 瘸腿汉子松了口气，瘫坐在地上：“俺们是务川来的，金竹乡的。上个月反抗娄县长征‘剿匪捐’，被民团打散了，想去投奔张大佛主。” “张大佛主真能刀枪不入？”李天保追问。 “亲眼所见！”另一个汉子激动起来，“在香树坝，张大佛主让弟兄们用刀砍他，刀刃都卷了，他皮肉一点事没有！喝了他画符的神水，受伤的弟兄都能站起来打仗！” 李天保心里一动，又问：“那他们真能打跑民团？” “何止打跑！”瘸腿汉子拍着大腿，“黎纲旅的兵来抢粮，被神兵杀得屁滚尿流，毕局长当场被劈死，六驮军饷全分给百姓了！现在民间都唱‘神兵到，苛捐消；神兵来，民团逃’！” 说话间，远处传来狗吠和枪声，几人慌忙吹灭刚点燃的松明。瘸腿汉子压低声音：“是民团搜山，快躲起来！” 四人钻进神像后面的破洞，眼睁睁看着十几个团丁举着火把冲进庙，用枪托砸烂剩下的神像，骂骂咧咧地说要“搜捕神兵探子”。等团丁走远，李天保才发现后背已被冷汗湿透。 “小兄弟，这世道，没神兵护着，咱们老百姓就是案板上的肉。”瘸腿汉子叹着气，“你年纪轻轻，要是学了神兵的本事，也能护着家乡人。” 李天保望着庙外沉沉的黑夜，攥紧了拳头。他想起王老汉被烧的草房，想起张寡妇哭干的眼泪，想起货郎说的“要活命，盼神兵”，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 第五天晌午，李天保终于走到稳坪坨底村。村口老槐树下围着几十人，男女老少都往山坳里涌，嘴里念叨着“去晚了赶不上设坛”。他跟着人流往山里走，越往里走人越多，山道上挤满了扶老携幼的百姓，不少人背着铺盖卷，像是要长期驻扎。 转过一道山梁，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平整的坪地中央，搭着三丈高的神坛，坛上插着黄绸旗，上面绣着“替天行道”四个黑字。坛前摆着香炉，青烟缭绕，十几个穿着青色道袍的汉子正在焚香诵经，为首的是个面容清癯的中年人，正是张羽耀——他穿着崭新的绸缎褂子，手持桃木剑，正在给排队的百姓画符。 “下一个！”张羽耀声音洪亮，接过一个老婆婆递来的空碗，往碗里倒了些清水，然后用剑蘸着朱砂在黄纸上画符，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神兵护佑保太平，刀枪不入避灾星，喝了神水显威灵！”念完将符纸点燃，灰烬落入碗中，递给老婆婆，“喝了就不咳嗽了。” 老婆婆颤抖着喝下符水，刚咳了两声，突然眼睛一亮：“不咳了！真不咳了！大佛主显灵了！”周围百姓顿时欢呼起来，纷纷跪地磕头。 李天保站在人群外冷眼旁观，他看见张羽耀画符时手指有细微的抖动，递碗时袖口遮住了碗沿，心里起了疑。这时有人喊道：“张坛主，让我们开开眼，看看神兵的本事！” 张羽耀微微一笑，对身后两个壮汉说：“取家伙来。”壮汉抬来一捆钢刀，刀刃闪着寒光。张羽耀选了把最重的刀，递给一个精壮汉子：“你来砍我。” 汉子吓得连连摆手：“坛主，小人不敢！” “无妨，我已得神力护体。”张羽耀挺胸而立，解开衣襟露出胸膛，“照准这里砍。” 汉子咬咬牙，举起钢刀狠狠劈下。只听“当”的一声脆响，刀刃弹开，张羽耀的胸膛上只留下一道白印。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李天保却注意到，汉子劈刀时手腕明显往回收了半寸。 “我来试试！”李天保突然挤出人群，抱拳道，“坛主若真有神力，就让我来验验。” 张羽耀脸色微变，身旁的张金银喝道：“哪来的野小子，敢质疑坛主！” “我不是质疑，是想拜师学艺。”李天保目光坦荡，“若坛主真能刀枪不入，我愿追随左右；若是弄虚作假，就别耽误百姓活命。” 百姓议论纷纷，张羽耀骑虎难下，只得强笑道：“好个有胆识的后生，你要怎么试？” “我不用刀砍，用拳头打。”李天保活动着手腕，骨节噼啪作响，“我爹教过我硬功，若是坛主能受我三拳，我就信你。” 张羽耀脸色发白，张金银上前一步：“放肆！坛主金体岂能让你玷污！” “怎么？不敢了？”李天保冷笑，“刚才刀砍都不怕，还怕拳头？” 周围百姓也跟着起哄，张羽耀骑虎难下，只得硬着头皮说：“好，我就受你三拳，让你见识神力。”他暗暗运气，双手在背后做了个手势。 李天保深吸一口气，第一拳轻轻打在张羽耀胸口。张羽耀纹丝不动，笑道：“就这点力气？” 第二拳李天保加了三分力，张羽耀闷哼一声，后退半步。第三拳李天保使出七分力，拳头带着风声直击张羽耀小腹。只听“哎哟”一声，张羽耀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脸色惨白。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张金银等人慌忙拔刀：“拿下这小子！” 李天保早有准备，一个侧翻滚到神坛边，抄起一根香案腿：“大家看清楚！他根本没有神力，是骗人的！” “你胡说！”张羽耀挣扎着站起来，指着李天保，“你这是妖术作祟！” 就在这时，人群外传来一声断喝：“住手！”众人回头，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分开人群走进来，正是从务川赶来的张羽勋。他看着混乱的场面，沉声问：“怎么回事？” 张羽耀恶人先告状：“师父，这小子捣乱，质疑神坛！” 李天保毫不畏惧：“我只问一句，你们到底是真能救百姓，还是借着神名骗吃骗喝？” 张羽勋打量着李天保，见他眼神坚毅，身形挺拔，暗暗点头：“后生，你说我徒弟弄虚作假，可有证据？” “刀砍时他同伙留了力，我三拳就把他打趴下，这还不够？”李天保反问，“若真有神力，为何不敢让我用全力？” 张羽勋哈哈一笑：“好个精明的后生！实话告诉你，刀砍不伤确有技巧，但神坛救民是真心实意。苛政猛于虎，百姓活不下去，总得有个盼头。”他转向百姓，“我张羽勋在此立誓，神坛虽无真神，但有真心！跟着我，保你们有饭吃、不受欺负，你们信不信？” 百姓面面相觑，有人喊道：“只要能打跑民团，有没有神力我们都信！” “对！我们信大佛主！”众人纷纷响应。 张羽勋看向李天保：“后生，你身手不错，为何不学一身本事保护乡邻？” 李天保想起家乡的苦难，单膝跪地：“若真能救百姓，我愿拜师学艺！” 三个月后，印江杉树乡天池坪。 李天保站在崖边，望着下面忙碌的百姓。三十多个汉子正在平整场地，妇女们用稻草和泥巴糊神坛墙壁，孩子们在周围捡拾石块，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三个月前，他在稳坪学到了“刀砍不伤”的技巧——原来张羽勋用的是特制的软刀，刀刃薄如纸，砍在涂了滑石粉的皮肤上会弹开；“神水治病”则是用草药熬制的汤药，能缓解疼痛却治不了根本。 “天保哥，坛基打好了，你看看行不？”李天顺跑过来，脸上沾着泥灰，手里拿着根红绸带。 李天保点点头，走到场地中央。天池坪地势险要，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山道进出，易守难攻。他选定这里设坛，是听从了张羽勋的建议：“神兵要想立足，必须有险可守。” 这三个月，他跟着张羽勋学了不少本事——不仅有“画符念咒”的障眼法，更有组织百姓、排兵布阵的真功夫。张羽勋教他：“民心才是真神，只要百姓信你，就能无往不利。”他还把自己珍藏的《纪乱诗》抄给李天保，诗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句子，让李天保更加坚定了护佑乡邻的决心。 “天保哥，李禄昌叔他们回来了！”有人喊道。李天保抬头，只见李禄昌带着五个汉子背着粮食和布匹走来，每人腰间都挎着大刀。李禄昌是杉树乡的老猎户，枪法准，为人正直，被李天保请来辅佐神坛。 “怎么样？”李天保迎上去。 “城里的商号愿意赊给我们粮食，说只要我们能护住商道，就分文不取。”李禄昌擦着汗，“不过周歪嘴的民团听说我们要设坛，放出话来要‘剿灭妖匪’。” “来得正好。”李天保眼神锐利，“咱们正缺兵器，就让他们送上门来。” 李禄昌担忧道：“民团有步枪，我们只有大刀长矛，怕是……” “不用担心。”李天保胸有成竹，“我在稳坪学了阵法，只要大家配合，定能以少胜多。”他指着周围的山势，“这里地势险要，我们可以在山道设伏，用滚石和竹箭先消耗他们，等他们冲进坪地，再用‘五虎群羊阵’围歼。” 说话间，远处传来锣鼓声。李天保抬头望去，只见十几个百姓举着一面红旗走来，旗上写着“天下太平”四个大字。为首的是个白发老者，是杉树乡的老秀才，他走到李天保面前，将红旗递给他：“天保娃，这面旗是乡亲们连夜绣的，盼着你能带领大家过上太平日子。” 李天保接过红旗，旗杆沉甸甸的。他望着周围百姓期盼的眼神，突然单膝跪地，高举红旗：“我李天保在此立誓，今日在天池坪设坛，定要为黔东百姓讨个公道！坛规三条：一禁烟赌，二禁抢掠，三禁欺辱妇女！若违此誓，天打雷劈！” “好！”百姓齐声喝彩，纷纷跪地宣誓。李禄昌拿出酒坛，给每人倒了一碗酒，李天保带头一饮而尽，酒液辛辣，却让他热血沸腾。 三天后，天池坪神坛正式落成。李天保穿着张羽勋送的青布道袍，手持桃木剑登上神坛。坛下聚集了五百多百姓，男女老少都有，不少人是从印江、德江甚至务川赶来的。 “今日设坛，不为封神，只为活命！”李天保声音洪亮，传遍整个坪地，“官府逼我们死，我们就活出个人样来。 神坛落成当日午后，李天保要当众展示“神兵绝技”的消息传遍了杉树乡。附近村寨的百姓都涌到天池坪，连腿脚不便的老人都让儿孙背着来，想亲眼看看这能“刀枪不入”的本事。 坪地中央空出一片场地，李禄昌指挥着几个壮汉搬来五根碗口粗的松木，又抬来一捆闪着寒光的钢刀。李天保换了身短打，露出常年习武练就的结实臂膀，站在场中环视众人：“乡亲们都说神兵有刀砍不伤、枪打不进的本事，今天我就让大家开开眼。” 他先叫上李禄厚——这位铁匠出身的汉子臂力过人，手里握着柄最重的鬼头刀。“禄厚哥，照我背上砍。”李天保转过身，背脊挺直如松。 李禄厚犹豫着举起刀：“天保，这……” “砍！”李天保一声断喝，“要是砍伤了，就当我学艺不精，不配当这个坛主！” 李禄厚咬咬牙，双手握刀狠狠劈下。刀锋带着风声落向李天保后背，众人惊呼着闭眼，只听“当”的一声脆响，像是砍在了铁板上。睁眼再看，李天保安然转身，后背的粗布衣服被劈开一道口子，皮肉却完好无损，连道红痕都没有。 “好！”坪地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喝彩，有人当场跪地磕头：“真神显灵了！” 李天保摆摆手，又指着那五根松木：“接下来给大家露手‘脚挑叉’。”他脱掉草鞋，赤着脚走到松木前，深吸一口气，猛地抬膝，右脚如钢鞭般踢出，正踹在松木中段。只听“咔嚓”声响，碗口粗的松木竟被一脚踢断！ 众人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李天保又让人搬来三根锋利的铁叉，叉齿闪着寒光。他运气沉腰，突然躺倒在地，让李禄昌将铁叉尖朝下，稳稳架在他肚皮上。“把剩下两根加上！”李天保声音沉稳，李禄昌虽心头发紧，还是依言在两边各加了一根铁叉。 三个壮汉站到铁叉另一端，踩着叉柄往下压。李天保肚皮微微凹陷，额上渗出冷汗，却始终面不改色。一炷香后，他猛喝一声，腹部发力，竟将三根铁叉顶得微微抬起！壮汉们慌忙跳下，李天保翻身站起，解开衣襟露出肚皮，只见上面只有几个浅浅的白印。 “神了！真是神了！”人群彻底沸腾，不少人挤上前要入坛拜师。连最开始怀疑的老秀才都捋着胡须感叹：“此等绝技，定能护佑乡邻。” 李天保却突然提高声音：“大家看清楚了！”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些白色粉末，“刚才刀砍不伤，是因为我后背抹了滑石粉，刀刃打滑；脚挑松木靠的是硬功，不是神力；肚皮顶叉是借了巧劲，分散了重量。” 众人愣住了，坪地瞬间安静。李天保环视着困惑的乡亲，朗声道：“世上没有真神，能护着我们的只有自己的拳头和团结的心！我李天保不搞装神弄鬼，只教大家强身健体、保家护院的真本事！信我这句话的，就留下入坛；信神仙的，现在走也不迟！” 短暂的沉默后，李禄昌第一个站出来：“我信天保！他要是想骗我们，何必说这些大实话？” “对！我们信天保！”五百多百姓齐声呐喊，声音震得山坳里回声阵阵。老秀才走上前，给李天保深深作揖：“坛主以诚待人，必能成大事。老朽愿将祖传的《武备志》献出来，助坛主教大家兵法战策。” 李天保拱手还礼，眼眶发热。他知道，自己没辜负张羽勋的嘱托——这位“大佛主”临行前说：“百姓信神，是因为活得太苦，要给他们希望，更要给他们真本事。”此刻他终于明白，比“刀枪不入”更有力的，是人心的凝聚。 神坛立起来的第三天，李天保在坪地中央竖起四块木牌，上面用朱砂写着坛规，正是他在沙子坡当众立誓的“四禁”：禁烟、禁酒、禁色、禁盗。 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入坛的百姓已整齐地站在木牌前。李天保穿着干净的青布褂子，手里拿着藤条——这是张羽勋特意交代的，坛规如军纪，必须严明。 “今天不讲拳脚，只说规矩。”李天保的目光扫过众人，“咱们神兵不是乌合之众，是护佑乡邻的队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指着第一块木牌，“第一禁，禁烟赌。烟是鸦片，赌是陷阱，沾了这两样，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卖儿卖女，谁碰就按坛规处置！” 人群里有个干瘦的汉子低下头，他之前就因抽鸦片把家产败光，是李天保收留了他。李天保看在眼里，却没点名，只是加重语气：“入坛后，谁要是发现同伴有抽鸦片、聚赌的，立刻报上来，知情不报同罪。” 第二块木牌前，李天保指着“禁酒”二字：“平日里少喝可以，但值岗、作战前绝对不能沾酒。酒能乱性，误了大事要人命！上次德江的弟兄就是喝了酒，被民团偷袭得手，这个教训必须记牢。” 说到“禁色”，李天保特意提高声音：“咱们是救苦救难的神兵，不是欺男霸女的匪帮！谁家没有妻女姐妹？谁要是敢调戏妇女、强占民女，不用报我，按老规矩沉塘！”这话掷地有声，连旁边看热闹的姑娘媳妇都挺直了腰杆。 最后一块“禁盗”木牌前，李天保讲起自己的经历：“我爹是个货郎，走山路被劫匪抢了，回来大病一场去世的。咱们都是穷苦人，要抢就抢那些贪官劣绅的粮，分那些恶霸地主的财，谁要是敢偷乡亲的东西，别怪我藤条不认人！” 话音刚落，李禄厚揪着个后生过来：“天保，这小子昨天偷了王婆家两个红薯。”后生吓得脸色惨白，连连求饶：“坛主饶命，我实在太饿了……” 李天保盯着他看了半晌，问：“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再也不敢了！” “按坛规，偷乡亲东西该打二十藤条。”李天保接过藤条，却没立刻动手，“但念你初犯，又是饿极了，这次罚你去帮王婆家挑水劈柴半个月，敢不敢应？” 后生愣了愣，慌忙磕头：“敢！多谢坛主开恩！” 李天保又对众人说：“坛规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们禁的是恶，不是难。谁家有困难尽管开口，神坛分粮分衣，绝不会让弟兄们饿肚子。但要是明知故犯，天王老子来说情也没用！” 这时，几个妇女抱着布匹和针线走来，为首的是李禄昌的妻子，她把一块绣着“四禁坛规”的布幡递给李天保：“坛主，这是姐妹们连夜绣的，挂在神坛上，让大家天天看着，记在心里。” 布幡是用粗麻布做的，针脚虽不精致，字却绣得工工整整。李天保接过布幡，亲手挂在神坛中央，风吹过幡角，猎猎作响。他望着眼前五百多个眼神坚定的乡亲，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这不仅是个神坛，更是黔东百姓的希望。 傍晚时分，李天保独自坐在神坛边，看着夕阳把群山染成金红色。李禄昌端来两碗糙米饭，上面各放着块咸菜：“天保，今天立了规矩，大家心里都亮堂了。刚才又有二十多个外乡百姓来入坛，都说要跟着咱们干。” 李天保扒了口饭，问：“周歪嘴那边有动静吗？” “探子说他在城里招兵买马，还去印江县城请援兵了，估计过阵子就要来清剿。”李禄昌忧心忡忡，“咱们虽说人多了，但没几杆枪，真打起来怕是吃亏。” 李天保放下碗筷，望着远处的山峦：“我早想好了，明天开始教大家练‘鸳鸯阵’，再在山道上挖陷阱、设滚石。他周歪嘴要敢来，就让他尝尝天池坪的厉害。”他从怀里掏出张羽勋写的信，上面只有一句话：“民心即神兵，守土即守道。” 月光爬上神坛时，坪地里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百姓在练功。李天保知道，属于他们的战斗，很快就要开始了。而这天池坪上的星火，终将在黔东的暗夜中，燃起燎原之势。 第五回 溪畔生烽烟 坛规掌宁氏 1932年深秋，印江六井溪的枫叶红得像燃着的火。宁国学蹲在宁家坪的老坟地里，用袖子擦去残碑上的泥灰，碑上“咸丰十年，黄号军于此立坛”几个字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这位前保长手里攥着半块干粮，望着远处民团的马队扬尘而过，喉咙里像堵着团烧红的炭。 “叔，民团又在催‘秋防捐’了，说交不上就拿人顶。”侄子宁小五喘着粗气跑来，裤腿上沾着新鲜的泥土，“张家婶子家的耕牛被牵走了，她抱着柱子哭晕过去，民团还说要拆她家的房！” 宁国学猛地站起身，腰间的旧伤被牵扯得生疼。三年前他当保长时，因拒绝为县长搜刮民财被撤了职，还挨了三十军棍，落下这每逢阴雨天就钻心疼的毛病。他望着六井溪两岸荒芜的田垄——本该秋收的季节，却因军阀混战和苛捐杂税，大片稻田撂了荒，百姓只能靠挖野菜、啃树皮度日。 “去天池坪的人回来了吗？”宁国学问。半个月前，他派宁小五的哥哥宁大牛去印江杉树乡打探，听说那里出了个叫李天保的神兵坛主，能教百姓刀枪不入的本事，还立下规矩护着乡邻不受欺负。 “回来了！大牛哥在村口等着呢！”宁小五拉着他就往山下跑。刚到村口老槐树下，就见宁大牛正被几个村民围着，他肩上的伤口渗着血，怀里紧紧揣着个油纸包。 “叔！李天保坛主真是神人！”宁大牛见到宁国学，激动得声音发颤，“我亲眼见他用肚皮顶三根铁叉，三个壮汉踩上去都没事！他还说‘神坛无神，民心是根’，入坛的百姓都能分到粮食，民团不敢靠近半步！” 他打开油纸包，里面是张泛黄的布幡，上面绣着“天下太平”四个大字，边角还缝着几行小字：“禁烟禁酒，禁色禁盗，违者严惩。”“这是李坛主让我带给您的，说您要是信他，就去天池坪取‘真经’。” 宁国学抚摸着布幡上粗糙的针脚，眼眶发热。他想起小时候听爷爷讲的黄号军起义的故事——咸丰年间，胡胜海也是在这六井溪举旗，提出“灭官夺粮”的口号，护着百姓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如今这世道，可不就跟当年一样暗无天日吗？ “民团明天还要来催捐。”一个瘸腿老人拄着拐杖上前，“国学啊，你当过保长，见过世面，就领着我们干吧！就算不成，也比被活活饿死强！” 村民们纷纷附和，有人掏出藏在怀里的杂粮，有人举起生锈的柴刀，连几个妇女都抹着眼泪说要跟着干。宁国学望着眼前一张张饱经苦难的脸，突然将布幡高高举起：“明天我就去天池坪拜师！不学好本事，绝不回来见乡亲们！” 当晚，六井溪的山风里飘着歌声，是宁国学小时候听来的黄号军歌谣，被村民们改了新词：“六井溪，水悠悠，苛捐杂税使人愁；盼神兵，从天降，劈了贪官和恶狗……” 宁国学带着宁大牛，揣着村民凑的半袋玉米饼，第二天一早就往天池坪赶。山路崎岖难行，宁国学的旧伤时不时发作，每走一步都疼得龇牙咧嘴，却硬是咬着牙没掉队。 走了三天三夜，终于在第四天晌午看到了天池坪的轮廓。远远望去，三面环山的坪地上插着无数面红旗，五百多个穿着青布短褂的百姓正在操练，喊杀声震得山回声响。宁国学站在山坡上，看见李天保正站在高台上指挥，他手里没拿桃木剑，而是握着根藤条，时不时指着山石比划着什么。 “那是在教阵法。”宁大牛小声说，“李坛主说光靠硬功不行，得懂进退攻守，才能以少胜多。” 两人刚走到坪地边缘，就被两个手持大刀的神兵拦住。听说他们是从六井溪来拜师的，神兵立刻领着去见李天保。此时李天保刚教完阵法，正在擦拭汗水，见宁国学面带风霜却眼神坚毅，不由得生出几分敬意。 “宁兄是为百姓来的，还是为自己来的？”李天保开门见山。 “为黔东所有受苦人来的。”宁国学拱手行礼，“六井溪百姓快被逼死了，我若学不成本事，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死在求学的路上。” 李天保哈哈一笑，拉着他走到神坛边，指着上面挂着的“四禁”木牌：“我这神坛没有画符念咒的本事，只有三样东西——强身的功夫，护民的规矩，还有抱团的人心。宁兄要是想学这些，我倾囊相授；要是想求神拜佛，现在就请回。” 宁国学看着木牌上的字，又望向操练的百姓——他们脸上没有迷信的狂热，只有踏实的坚毅，每人腰间都别着块竹牌，上面刻着自己的名字和入坛日期。“李坛主以诚待人，我宁国学佩服！”他单膝跪地，“请受我一拜！” 接下来的半个月，宁国学跟着李天保学了三样“真诀”：一是“滚刺条”“过刀关”的硬功——滚刺条时在背上垫厚布，过刀关靠的是快闪巧劲，虽不能真的刀枪不入，却能练出胆量和身手；二是“四禁坛规”的订立之法——不仅要写在木牌上，更要让百姓自己推选“坛规监事”，互相监督；三是“依山设坛”的门道——选地势险要处立坛，既能防御又能聚粮，还能借着山水灵气聚拢人心。 离别的前一天，李天保带宁国学去看天池坪的粮仓。十几个百姓正在分粮，每人领完都在本子上按手印，没有争抢，没有哄闹。“你看，”李天保指着粮仓角落的缺口，“我故意留着没补，百姓自己就会轮流看守，比派兵盯着还管用。民心齐了，比什么神符都灵。” 宁国学望着那缺口，突然明白了什么。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笔墨，在布幡背面写下一副对联：“天上仙神救苦难；地下诸佛保平安。”“我要把这副对联挂在六井溪的神坛上，不是信神仙，是告诉百姓，能救他们的‘仙神诸佛’，就是咱们自己！” 李天保拍拍他的肩膀：“六井溪曾是黄号军的根基，那里的百姓骨头硬。宁兄此去，定能让烽火重燃。”他让人取来二十斤粮食和两把钢刀，“带着这些回去，告诉乡亲们，天池坪永远是他们的后盾。” 宁国学回到六井溪的那天，正赶上民团在宁家坪抢粮。他老远就听见妇女的哭喊和枪托砸门的声响，当即挥舞着钢刀冲了上去：“住手！” 民团头子是个独眼龙，见宁国学背着行囊，以为是逃难回来的，狞笑着挥刀砍来：“哪来的野狗，敢管老子的事！” 宁国学早有准备，侧身躲过刀锋，借着冲劲用肩膀撞向独眼龙的胸口。这招是李天保教的“借力打力”，独眼龙猝不及防，被撞得连连后退，手里的刀“哐当”掉在地上。 “这是‘过刀关’的本事！”宁大牛趁机大喊，“宁叔从天池坪学了神兵绝技，刀枪不入！” 民团的人本就心虚，见独眼龙被打倒，又听说“刀枪不入”，顿时慌了神。宁国学趁热打铁，当众表演了“滚刺条”——他脱下上衣，在铺满尖刺的藤条上翻滚两圈，背上虽划了几道血痕，却硬是没惨叫一声。 “神兵显灵了！”百姓们欢呼着举起锄头、扁担，民团的人吓得屁滚尿流，连抢来的粮食都没敢带，骑着马就逃了。 当天下午，宁国学就在六井溪的宁家洞设坛。这山洞深三丈，宽两丈，洞口正对溪流，易守难攻，据说当年黄号军就曾在这里藏过粮食。百姓们带着稻草、布匹和杂粮涌来，宁小五和几个青年在洞壁上凿出凹槽，挂上李天保送的“天下太平”布幡，旁边就贴着宁国学写的那副对联。 “入坛先立誓，违誓必严惩！”宁国学站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声音洪亮如钟，“第一条，禁烟赌——谁要是敢抽鸦片、聚赌，立刻赶出坛门，永不收留！第二条，禁抢掠——咱们只抢贪官劣绅的粮，谁要是敢动乡亲一针一线，按坛规处置！” 说到“禁色”时，他特意看向几个年轻汉子：“谁家没有妻女姐妹？谁要是敢调戏妇女，休怪我宁国学不客气！最后一条，禁临阵退缩——打仗时谁敢逃跑，就按通敌论处！” 话音刚落，人群里走出七个妇女，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梳着发髻，腰间别着把剪刀，正是被抢了耕牛的张家婶子文贵弟。“宁坛主，男人能入坛，我们女人也行！”文贵弟声音清亮，“我们能缝补浆洗，能送水送饭，真打起来，也能拿起剪刀拼！” 其他六个妇女也纷纷响应，其中有两个还是未出嫁的姑娘。宁国学看着她们坚定的眼神，想起李天保说的“民心不分男女”，当即拍板：“好！就成立‘七仙女’支队，由文贵弟统领，负责坛里的缝补、救护，必要时也能参战！” 当晚，宁家洞燃起篝火，三十多个首批入坛的百姓围着篝火立誓。宁国学用李天保教的法子，在黄纸上写下坛规，让每人蘸着鸡血按手印，再将纸烧成灰拌在酒里，轮流喝下去。酒液辛辣，却让每个人的心里都燃起一团火。 文贵弟带着“七仙女”支起大锅，把百姓凑的杂粮煮成稀粥，每人都分到一碗。宁国学喝着粥，望着洞外六井溪的夜色，仿佛看见当年黄号军的烽火又在山间燃起——这一次，他们不仅要反抗苛政，更要守住百姓的人心。 神坛立起来的第七天，就出了件棘手事。宁小五气喘吁吁地跑到宁家洞，说坛里的李老栓偷偷抽鸦片，还把分给他的粮食拿去换烟膏了。 宁国学正在教神兵练“劈刀功”，闻言当即停了下来。入坛时李老栓拍着胸脯保证绝不碰鸦片，如今才过几天就犯了禁。他让人把李老栓带到神坛前，只见这汉子面黄肌瘦，眼神涣散，站都站不稳。 “你可知罪？”宁国学指着洞壁上的“禁烟”木牌，声音冰冷。 李老栓扑通跪下，涕泪横流：“坛主饶命！我是被猪油蒙了心，下次再也不敢了！”他的儿子在一旁哭着求情，说父亲是抽鸦片抽上瘾了，控制不住自己。 百姓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李老栓可怜，该给次机会；有人说坛规刚立，必须严惩才能服众。文贵弟站出来说：“宁坛主，李老栓的婆娘去年被抓去当差，死在了路上，他心里苦才染上烟瘾。不如给他次机会，让他去粮仓挑水赎罪？” 宁国学沉默半晌，走到李老栓面前：“鸦片是刮骨钢刀，不仅害自己，还会拖累整个神坛。今天念你初犯，又有乡亲求情，就饶你一次。”他让人把李老栓拖下去，打了二十藤条，又罚他去粮仓劳役一个月，每天只能喝稀粥，直到把烟瘾戒掉。 “坛规不是摆设，是咱们的命根子！”宁国学对众人说，“今天放过一个，明天就会有十个、百个违反规矩，到时候民团没来，咱们自己就先散了！”他让人把李老栓的事刻在木牌上，挂在“禁烟”条下，当作警示。 没过几天，又出了桩事。“七仙女”支队的小文发现，坛里的王二牛偷偷摸进村民的菜地偷萝卜。文贵弟当即把人带到神坛，王二牛还嘴硬：“不就几个萝卜吗？至于这么较真？” 宁国学没说话，让人把王二牛绑在柱子上，当着所有神兵的面问：“咱们入坛时说了什么？” “不偷不抢，护着乡亲……”王二牛声音越来越小。 “你偷的不是萝卜，是乡亲对神坛的信任！”宁国学举起藤条，“按坛规，偷盗要打三十藤条，赶出神坛！” 藤条落下，王二牛疼得惨叫，却没人再求情。打完后，宁国学让人把他赶出宁家洞，还在各村贴出告示，说此人因偷盗被逐出坛门，谁也不许收留。 接连两件事，让所有神兵都明白了坛规的厉害。没人再敢碰鸦片、聚赌，更没人敢动乡亲的东西。宁国学趁机推行李天保教的“互助法”——神坛分粮按人口算，青壮多干多得，老弱病残也能分到基本口粮；谁家有困难，大家一起帮衬，连“七仙女”支队都开始教妇女们织布，攒下的布匹能换粮食。 六井溪的变化很快传开，周边村寨的百姓纷纷来投奔。不到一个月，神坛就从三十多人发展到两百多人，宁家洞容不下了，宁国学就在洞外的空地上搭起草棚，还按李天保教的法子，在山道上挖了陷阱，在山顶设了望哨，防备民团偷袭。 一天傍晚，文贵弟带着“七仙女”支队员送来新缝的布甲——用粗麻布缝的，里面垫着稻草，能挡挡刀砍箭射。“坛主，今天去河边洗衣，听见民团在说要联合印江县城的兵马来清剿咱们。”文贵弟压低声音，“他们说‘先灭六井溪，再平天池坪’。” 宁国学接过布甲，摸了摸上面结实的针脚：“来得正好。让大家把‘滚刺条’‘过刀关’再练熟些，告诉乡亲们，神坛的规矩护着咱们，咱们的拳头也要护着神坛！” 洞外的篝火噼啪作响，映着“天上仙神救苦难；地下诸佛保平安”的对联，也映着两百多个神兵坚毅的脸庞。宁国学知道，六井溪的烽火才刚刚燃起，而这烽火背后，是黔东百姓不愿再任人宰割的决心。 1932年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印江县长派来的“清剿队”到了六井溪。三百多个团丁荷枪实弹，在宁家坪外的山坡上架起机枪，为首的正是上次被宁国学打跑的独眼龙，他身后还跟着个穿着军装的副官，据说带着“上面”的命令，要“斩草除根，不留活口”。 宁国学站在宁家洞的洞口，望着山下黑压压的人群，心里却很平静。这一个多月，他们不仅练了硬功，还在李天保派来的帮手指导下，把六井溪的地形摸得一清二楚——哪里能设伏，哪里能撤退，哪里能滚石，都画成了图，每个神兵都记在心里。 “坛主，民团喊话了，说咱们要是投降，就饶过老弱妇孺。”宁小五跑上来报告，声音有些发颤。 “别信他们的鬼话！”宁国学拍着他的肩膀，“当年黄号军就是信了官府的招安，才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告诉大家，按第二套方案行动！” 他让人把“七仙女”支队和老弱百姓转移到后山的秘密山洞，那里藏着粮食和水，足够支撑半个月。自己则带着一百五十个精壮神兵，分成三队：一队由宁大牛带领，在山道上滚石头、放竹箭；一队由文贵弟的丈夫张铁山带领，守在宁家洞的洞口，用削尖的木棍当武器；宁国学自己带着三十人，埋伏在洞外的灌木丛里，等着敌人进来。 没过多久，民团开始进攻了。独眼龙骑着马在后面督战，团丁们端着枪往山上冲，嘴里喊着“捉活的有奖”。刚走到半山腰，就听“轰隆”一声，十几块巨石从山上滚下来，砸得团丁人仰马翻，惨叫声此起彼伏。 “开枪！给我开枪！”独眼龙气急败坏地喊。机枪“哒哒哒”地响起来，子弹打在山石上溅起火星，却根本伤不到躲在岩石后的神兵。宁大牛趁机指挥队员放竹箭，每支箭都蘸了桐油，射中就冒烟，吓得团丁们连连后退。 民团的首轮进攻被滚石和竹箭打退，山坡上留下十几具尸体，受伤的团丁躺在地上哀嚎。独眼龙在山下气得直骂娘，那个军装副官却阴沉着脸，让人抬来几门土炮——这是从县城借来的“重武器”，炮口黑黢黢地对着宁家洞的方向。 “宁坛主，他们要开炮了！”望哨的神兵从山顶跑下来，裤脚被荆棘划破，“那炮看着邪乎，咱们的石头墙怕是挡不住！” 宁国学早有准备，他让人把洞里的稻草捆成草人，穿上神兵的衣服立在洞口，又让张铁山带着队员躲进洞侧的石缝。自己则跑到后山，对藏在那里的“七仙女”支队喊道：“文贵弟，按计划烧狼烟！” 文贵弟立刻领着两个姑娘爬上山顶，点燃了早就准备好的松脂和干柴。浓烟滚滚升空，在六井溪的山谷里凝成一团黑云——这是宁国学和李天保约定的信号，一旦遇袭就烧狼烟，天池坪的神兵会赶来支援。 刚点燃狼烟，山下的土炮就响了。“轰轰”几声巨响，炮弹落在宁家洞前的空地上，炸开的碎石溅得到处都是，洞口的草人被轰得粉碎。独眼龙见状哈哈大笑：“我看你们还怎么躲！给我冲！” 团丁们以为神兵被炸死了，嗷嗷叫着往山上冲。刚冲到洞口，就听张铁山大喊一声：“放！”数十根削尖的木棍从石缝里刺出来，正扎进团丁的胸膛，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当场倒地。 “往洞里扔手榴弹！”副官喊道。几个团丁掏出木柄手榴弹，拉燃引线就往洞里扔。宁国学在远处看得真切，让人把准备好的藤条网扔下去——这网是“七仙女”支队连夜编的，网眼细密，正好能兜住手榴弹。 手榴弹在网里炸开，气浪把藤条网掀得老高，却没伤到洞里的神兵。团丁们惊呆了，他们从没见过这种“挡弹法术”，一时间竟忘了进攻。 “就是现在！”宁国学挥动钢刀，埋伏在灌木丛里的三十个神兵突然冲出，像下山的猛虎般扑向团丁。这些神兵都练过“过刀关”，身手敏捷，钢刀挥得虎虎生风，团丁们猝不及防，被砍得连连后退。 文贵弟在山顶看得清楚，见神兵冲出，立刻让人敲响铜锣。这是约定的信号，藏在各村的百姓听到锣声，纷纷扛着锄头、扁担从四面八方赶来，嘴里喊着“神兵杀匪喽！”“保卫家园喽！” 独眼龙见百姓也来参战，顿时慌了神。他知道黔东的百姓一旦抱团，比神兵还难对付。正想下令撤退，突然听见远处传来喊杀声，只见数百面红旗从山道尽头涌来，领头的正是骑着马的李天保！ “天池坪的神兵来了！”六井溪的百姓欢呼起来。李天保在马上高喊：“宁兄莫慌，我来助你！” 团丁们本就心虚，见援兵到了，吓得魂飞魄散。独眼龙顾不上指挥，调转马头就跑，副官想拦都拦不住。没了指挥的团丁成了散沙，被神兵和百姓围在中间砍杀，不到半个时辰就溃不成军。 战斗结束时，夕阳正染红六井溪的溪水。百姓们在溪边清洗伤口，“七仙女”支队的姑娘们忙着包扎伤员，李天保和宁国学坐在宁家洞前的石头上，看着清点战利品的神兵，脸上露出疲惫却欣慰的笑容。 “多亏李坛主及时赶到。”宁国学递过一碗清水，“不然我们真撑不住了。” “说什么客套话。”李天保摆摆手，“你我神坛本就该互相照应。我在路上听说民团带了土炮，特意让弟兄们多带了藤牌和火箭筒。”他指着缴获的武器，“这些枪和炮弹正好留给你们，以后再遇袭就不怕了。” 清点下来，这次战斗共打死团丁五十六人，俘虏二十三人，缴获步枪三十支、土炮两门、子弹两千多发，还有不少粮食和布匹。百姓们把俘虏绑在树上，等着宁国学发落。 “坛主，这些人手上都沾着百姓的血，杀了他们报仇！”宁大牛喊道，他的胳膊在战斗中被子弹擦伤，缠着渗血的布条。 俘虏们吓得连连求饶，其中还有几个是六井溪周边村寨的，平时仗着民团势力欺负乡邻。宁国学看着他们，又看看百姓期待的眼神，沉吟半晌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他让人把俘虏的枪栓卸下来，扔进六井溪的深潭里，又在每个人脸上刻了个“匪”字：“今天饶你们一命，回去告诉县长，六井溪的百姓不是好欺负的！再敢来犯，定取他狗命！” 百姓们虽有不舍，但见宁国学说得坚定，也都没再反对。李天保暗暗点头，他知道宁国学这是在立威——既让百姓看到神坛的仁慈，又让官府知道神坛的厉害。 当晚，六井溪燃起篝火，百姓们杀了缴获的猪羊，和神兵一起庆祝胜利。李天保让人把缴获的粮食全部分给百姓，自己只留了一小部分当军粮。宁国学拉着他走到宁家洞的对联前，郑重地说：“李坛主，我有个想法。” “你说。” “不如咱们神坛结盟吧！”宁国学望着跳动的火焰，“德江有张羽耀坛主，印江有你我，务川有张羽勋大佛主，咱们要是联起手来，就能护住整个黔东的百姓，再也不怕官府和民团的欺压！” 李天保眼睛一亮：“我正有此意！前几天张羽耀坛主派人送信，说黎纲旅在德江烧杀抢掠，他想联合咱们一起反击。我看不如趁这个机会，召集各坛坛主在枫香溪开会，正式结成联盟！” “好！”宁国学击掌道，“我来写结盟书，你我先签字，再派人送给张羽耀和张羽勋坛主。” 两人当即找来笔墨，在布幡上写下“黔东神兵联盟”六个大字，下面是两人的签名和日期。宁国学咬破手指，在签名旁按了个血手印：“我宁国学对天起誓，此生定与各坛同心，护佑百姓，若违此誓，天打雷劈！” 李天保也按了血手印，声音铿锵：“我李天保以性命担保，联盟之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相负！” 篝火旁的神兵和百姓见状，纷纷咬破手指，在布幡上按手印，一时间血手印盖满了布幡，映着跳动的火光，像一面染血的红旗。文贵弟带着“七仙女”支队的姑娘们唱起了改编的黄号军歌谣：“六井溪，水长流，神兵结盟不回头；杀贪官，灭恶狗，黔东百姓有盼头……” 歌声传到六井溪的夜空，惊起林中的飞鸟。宁国学望着满天繁星，仿佛看到了黄号军当年的烽火，看到了张羽勋在香树坝举坛的身影，看到了张羽耀在德江拒捐的坚毅。他知道，从今夜起，黔东的神兵不再是零散的星火，而是能燎原的烈焰。 战斗胜利后，六井溪神坛的名声传遍了印江、德江、务川三县。百姓们都说宁家洞的神兵不仅能打仗，还守规矩，纷纷带着家人来投奔，神坛的人数很快发展到五百多人。 宁国学趁机推行“坛规下乡”。他让宁大牛带着“坛规监事”，到周边村寨宣讲“四禁”，还把坛规刻在石碑上，立在每个村寨的路口。谁要是遵守坛规、帮助乡邻，神坛就奖励粮食；谁要是违反坛规、欺压百姓，神坛就出面惩治。 有个叫石老三的地主，平时勾结民团，霸占了邻居的良田。宁大牛带着监事去讲理，石老三不仅不听，还放狗咬人。宁国学听说后，带着五十个神兵找上门，按坛规“禁抢掠”的条款，让石老三把良田还给邻居，还罚他交出二十担粮食分给百姓。石老三不敢反抗，乖乖照做，其他地主见状，再也不敢随便欺压乡邻了。 “七仙女”支队也发挥了大作用。文贵弟带着姑娘们教妇女们织布、识字，还在各村设立“调解处”，谁家夫妻吵架、邻里纠纷，都来找她们评理。有户人家男人想卖女儿换鸦片，文贵弟听说后，带着“七仙女”找上门，不仅把鸦片当场烧毁，还按“禁鸦片”的坛规罚男人去粮仓劳役，保住了女孩的性命。 百姓们都说：“宁坛主的坛规比官府的王法还管用！”他们主动把家里的余粮送到神坛，把子弟送到坛里练武，连以前不信神兵的老秀才都写了篇《坛规颂》，贴在宁家洞的洞口，里面写道：“神坛无神，有规则灵；百姓无靠，抱团则兴……” 这天，宁国学正在教神兵练阵法，李天保派人送来一封信。信里说张羽勋在务川香树坝打了胜仗，不仅击退了娄县长的“剿匪队”，还缴获了大批粮食，邀请各坛坛主去香树坝开会，商量结盟反击的大事。 “终于要大干一场了！”宁国学把信递给宁大牛，“你立刻带人去通知各村，说神坛要去务川结盟，让大家看好家园，守好坛规。”又对文贵弟说：“你带着‘七仙女’支队留守，要是遇到小股民团，就用咱们练的法子对付；要是大敌来犯，就烧狼烟等我们回来。” 文贵弟点点头，从怀里掏出双新布鞋：“坛主路上穿，这鞋纳了七层底，结实。”这双鞋绣着“平安”二字，针脚细密，是“七仙女”支队的姑娘们连夜赶制的。 宁国学接过布鞋，心里暖暖的。他望着忙碌的神兵和百姓，望着洞口“天上仙神救苦难；地下诸佛保平安”的对联，突然明白了李天保说的“民心是根”——这六井溪的烽火之所以能燃起来，靠的不是神符咒语，而是护民的坛规，是抱团的人心。 出发那天清晨，六井溪的百姓都来送行。宁国学骑着缴获的马，身后跟着一百个精壮神兵，他们穿着“七仙女”支队缝的布甲，背着钢刀和步枪，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百姓们跟着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看不见身影才停下，嘴里念叨着“坛主早点回来”。 宁国学回头望去，六井溪的山峦在晨光中若隐若现，宁家洞的洞口仿佛还能看到那副对联。他握紧手里的钢刀，心里默念：“乡亲们等着吧，我们一定会带着胜利回来，让黔东的每个村寨，都插上‘天下太平’的红旗！” 队伍渐渐远去，六井溪的溪水依旧流淌，只是这一次，水里倒映的不再是百姓的苦难，而是烽火燎原的希望。宁国学知道，属于他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而这六井溪的坛规与烽火，终将在黔东的大地上，写下属于百姓的传奇。 第六回 首战黎纲旅 神兵初显威 1933年正月的寒风，裹着雪粒子刮过德江稳坪的山坳。张羽耀蹲在坨底村的神坛前，看着香案上冻成冰坨的“神水”，眉头拧成了疙瘩。自去年秋收后，军阀廖怀忠的部队就像饿狼一样在黔东各县游荡，今天派捐，明天抓丁，百姓们藏在山里不敢回家，连神坛的香火都淡了许多。 “坛主，山下传来消息，黎纲旅要路过稳坪！”张金银气喘吁吁地跑上山，他的羊皮袄被寒风割出了口子，“探子说他们要在这里‘打尖’，让各家各户备足粮草，还要选出十个‘花姑娘’去‘慰劳’军官！” 张羽耀猛地站起身，桃木剑“哐当”撞在香案上。黎纲旅是廖怀忠手下最臭名昭着的部队，去年在务川抢了三个村寨，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百姓们提起这支部队就咬牙切齿。他走到神坛中央，望着墙上“灭丁、灭粮、灭捐”的坛规，声音因愤怒而发颤：“他们这是把稳坪当成肥肉了！” 这时，几个百姓哭着跑来，说区公所的人已经挨家挨户抓人了，张寡妇因为反抗，被区丁打得头破血流。张羽让——这位在神坛里以勇猛着称的神将，当即就要提刀下山：“坛主，跟他们拼了！大不了一死！” “等等。”张羽耀按住他的肩膀，目光扫过坛里的三百神兵，“硬拼不行，黎纲旅有步枪和机枪，我们只有大刀长矛。得用计。”他让人把各村的“坛规监事”叫来，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 当天下午，稳坪区公所的毕局长带着十几个区丁耀武扬威地收粮。毕局长是黎纲的小舅子，平日里仗着姐夫的势力横行霸道，这次更是放话说：“天黑前交不齐粮草，就烧了坨底村！” 百姓们哭哭啼啼地凑粮，却只拿出些糠麸和野菜。毕局长见状，一脚踹翻粮筐：“他娘的，跟老子装穷？给我搜！”区丁们如狼似虎地闯进各家，翻箱倒柜，连藏在炕洞里的口粮都被搜了出来。 就在这时，张羽耀带着几个神兵“哭着”赶来，手里捧着个陶罐：“毕局长息怒，这是我们神坛攒的杂粮，您先带着，剩下的我们连夜凑！”他偷偷给张金银使了个眼色。 毕局长掂量着陶罐，见张羽耀态度“恭顺”，得意地笑了：“早这样不就完了？告诉你的人，乖乖听话，不然黎旅长来了，有你们好果子吃！”他哪里知道，这陶罐里除了杂粮，还藏着神兵们的“信号”——一把浸了煤油的艾草。 等毕局长带着区丁离开，张羽耀立刻召集神兵：“今晚三更，按计划行事。张羽让带五十人守住东山路，张金银带五十人堵西河口，剩下的跟我去‘迎接’黎纲旅！”他举起桃木剑，剑尖直指山下，“让他们知道，稳坪的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夜色降临时，稳坪的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却没人敢说话。只有坨底村的神坛里，三百神兵正借着香火的微光磨刀，刀刃映着他们眼里的怒火，像要燃起来一般。 黎纲旅的先头部队在黄昏时分进了稳坪。三十多个骑兵耀武扬威地在村里横冲直撞，马蹄踏碎了结冰的路面，也踏碎了百姓们最后一丝侥幸。为首的军官用马鞭指着村口的老槐树：“告诉你们坛主，让他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老子要住！” 张羽耀“卑躬屈膝”地应着，让人把神兵们伪装成的“村民”叫出来，给骑兵牵马、送水。这些“村民”个个腰里藏着短刀，眼神却透着杀气，只是被破烂的衣衫遮掩着，没被骑兵发现。 天黑透时，黎纲带着主力部队到了。这个矮胖的旅长穿着狐皮大衣，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扛着机枪的步兵，还有六驮沉甸甸的麻袋——后来神兵们才知道，那是他们从别的村寨抢来的军饷。 “毕局长，粮草备得怎么样了？”黎纲勒住马，三角眼扫过瑟瑟发抖的百姓。 毕局长连忙点头哈腰：“旅长放心，都备好了！还有几个‘花姑娘’，正等着给您暖被窝呢！” 黎纲哈哈大笑，正要下令扎营，突然闻到一股异香。张羽耀连忙解释：“这是我们神坛的‘安神香’，能驱寒辟邪，给旅长大人接风洗尘。”这香里掺了安神的草药，是张羽勋生前教的法子，能让人精神恍惚。 黎纲果然没起疑，还让张羽耀多烧些。他哪里知道，这香不仅能安神，还能掩盖另一种气味——煤油的气味。张金银带着神兵们，已经借着送水的机会，在骑兵的马棚和步兵的营房周围洒了煤油，只等一声令下。 二更时分，黎纲和几个军官在强占的民房里喝酒，毕局长陪着他们，丑态百出。屋外的士兵们也放松了警惕，有的赌钱，有的喝闷酒，还有的在调戏被抓来的妇女。只有岗哨抱着枪打盹，枪栓上都结了薄冰。 神坛里，张羽耀看着香案上燃烧的艾草——这是各村传来的信号，说百姓们都已躲进地窖。他拔出桃木剑，剑尖直指山下：“弟兄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三百神兵同时抽出藏在身后的大刀，刀身在月光下闪着寒光。张羽让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坛主，让我带‘先锋队’先上！”他身后的二十个神兵都赤裸着上身，在寒风里冻得皮肤发红，却没人吭声——这是神坛的规矩，死战前要“净身明志”。 张羽耀点点头，将一碗“神水”递给他们——这水是用辣椒和生姜熬的，能提神壮胆。“记住，先缴机枪，再烧马棚，最后堵住路口！” 先锋队饮下“神水”，一声不吭地摸下山。他们的脚踩在雪地上，几乎没有声音，只有腰间的铜铃偶尔响一声——这是联络的信号，也是让敌人胆寒的“催命铃”。 三更的梆子声刚响过第一下，稳坪村突然爆发出震天的呐喊：“神兵杀匪喽！”“替天行道喽！” 张羽让带着先锋队像猛虎下山般扑向岗哨，赤手空拳就夺下了步枪。一个岗哨刚要拉响警报，就被张羽让一刀劈倒，鲜血溅在雪地上，像绽开了一朵红梅。 “不好！有埋伏！”营房里的士兵被惊醒，慌乱中摸枪，却发现枪栓都被冻住了——这是神兵们早就料到的，他们傍晚送水时，故意往枪上泼了水。 黎纲和毕局长在屋里听到动静，醉醺醺地出来查看。刚出门就见火光冲天，马棚被点燃了，受惊的马嘶鸣着乱撞，把士兵们撞得人仰马翻。“他娘的，怎么回事？”黎纲拔出腰间的手枪，却被迎面飞来的一块石头砸中手腕，手枪“哐当”掉在地上。 张羽耀带着主力神兵冲进村子，大刀挥舞得像车轮。他们嘴里念着“刀枪不入”的咒语，实际上却借着地形和夜色躲避子弹。有个神兵被流弹打中胳膊，咬着牙拔出箭头，用香灰捂住伤口，继续冲锋——这是张羽勋教的急救法子，香灰能止血。 毕局长见势不妙，想钻进民房躲藏，却被张金银堵住去路。“毕阎王，你抢我家粮食、杀我弟弟的时候，没想过有今天吧！”张金银的父亲就是被毕局长活活打死的，此刻他双眼赤红，一刀劈在毕局长的肩上。 毕局长惨叫着求饶，却被赶上来的百姓围住，锄头、扁担齐下，转眼间就没了声息。百姓们积压的怒火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他们跟着神兵一起喊杀，连妇女都拿起了菜刀、剪刀。 黎纲见士兵们溃不成军，毕局长也死了，吓得魂飞魄散。他脱下狐皮大衣，换上士兵的衣服，趁着混乱钻进一个草垛。这草垛是百姓们用来藏粮食的，里面铺着厚厚的稻草，正好能遮住他肥胖的身子。 战斗持续了不到一个时辰。黎纲旅的士兵们没了指挥，又被神兵和百姓包围，大部分被砍死或俘虏，只有少数人趁乱逃了出去。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稳坪村的枪声停了，只剩下燃烧的营房噼啪作响，还有百姓们胜利的欢呼。 张羽让提着黎纲的狐皮大衣跑来：“坛主，那狗旅长跑了！”他气得把大衣摔在地上，用脚使劲踩。 张羽耀却不慌不忙地指着那六驮军饷：“跑了他一个，跑不了这些粮食。把军饷打开，全部分给百姓！” 麻袋被打开，里面不仅有银元、铜钱，还有布匹、盐巴，都是从百姓那里抢来的。百姓们看着这些东西，有的哭，有的笑，纷纷给神兵们磕头：“神兵真是活菩萨啊！” 张羽耀站在高台上，望着欢呼的百姓，又望向务川的方向——那里是张羽勋牺牲的地方。他在心里默念：“师父，您看到了吗？我们打赢了，我们守住了‘灭丁、灭粮、灭捐’的誓言！” 战斗结束后，稳坪村的百姓忙着掩埋尸体、修补房屋，神兵们则在张羽耀的指挥下清理战场。他们缴获了三十多支步枪、两挺机枪、五千多发子弹，还有不少粮食和物资。张羽耀让人把这些东西藏在神坛后的山洞里，又派哨兵守住各个路口，防备黎纲的报复。 “坛主，这机枪怎么用啊？”张羽让摸着冰冷的机枪，眼里满是好奇。神兵们都是用大刀长矛的，从没见过这玩意儿。 张羽耀也不懂，只能让人先封存起来：“等找到懂行的人再说。咱们不能光靠胆子大，还得学真本事。”他想起张羽勋生前说的话：“神兵要想长久，就得有能对抗枪炮的法子。” 这时，一个瞎眼的老秀才被人扶着走来，他手里拿着个竹筒，里面插着几支竹签。“坛主，老朽昨晚编了首歌谣，能让百姓们记着这场胜利。”老秀才虽然看不见，却把战斗的经过听得一清二楚。 他清了清嗓子，用沙哑的声音唱起来：“癞子东林本姓张，带着神兵打黎纲。劈了毕阎王，缴了军饷粮。分盐巴，分衣裳，百姓心里亮堂堂……” 百姓们跟着唱起来，越唱越响亮，歌声传遍了稳坪的山谷，又随着逃难的百姓传到了德江、印江、务川各地。人们都说德江出了厉害的神兵，连正规军都能打败，纷纷派人来稳坪取经，神坛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 没过几天，印江的李天保、六井溪的宁国学都派人送来贺信，说要向稳坪神坛学习。张羽耀回信说：“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咱们神坛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官府和军阀。” 就在这时，探子回报说黎纲带着残部逃到了德江县城，正在向廖怀忠求援，说要“血洗稳坪”。百姓们听到消息，又开始恐慌起来：“坛主，咱们还是躲进山里吧，官府的兵太多了！” 张羽耀却摇了摇头：“躲是躲不过去的。黎纲吃了亏，肯定会带更多人来，咱们得联合其他神坛，做好准备。”他让人立刻去印江、务川送信，邀请各坛坛主来稳坪开会，商量结盟的事。 三天后，李天保、宁国学带着各自的神兵赶到稳坪。他们看到稳坪村虽然刚经历战火，却秩序井然，百姓们脸上没有恐惧，只有坚定，不由得暗暗佩服张羽耀的本事。 “张坛主真是好手段！”李天保握着张羽耀的手，“以三百神兵打败正规军，这在黔东还是头一回！” 宁国学也说：“这不仅是一场胜利，更是给黔东百姓提了气！咱们就该这样，抱团取暖，才能不被官府欺负。” 开会时，张羽耀提出结成“神兵联盟”，约定“一坛有难，四坛支援”，还制定了统一的坛规：禁烟、禁酒、禁色、禁盗，灭丁、灭粮、灭捐。各坛坛主都表示赞同，当场在盟约上按了血手印。 “我提议，让张坛主当联盟的总坛主！”李天保第一个提议，“他有勇有谋，又得民心，咱们都听他的！” 宁国学和其他坛主纷纷附和，张羽耀推辞不过，只能答应：“我当总坛主可以，但大事必须大家商量着来。咱们是兄弟，不是上下级。” 结盟的消息传开，百姓们更有底气了。他们主动加入神坛，学习武艺，有的还把自家的儿子送到神坛当神兵。短短一个月，稳坪神坛就从三百人发展到了八百人，加上其他坛的兵力，总共有两千多神兵，成了黔东地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首“打黎纲”的歌谣也越传越广，后来还被添了新的内容：“神兵联盟力量强，黄旗下乡灭豺狼。你织布，我打粮，黔东不再泪汪汪……”孩子们唱着歌谣在田埂上奔跑，老人们则把歌谣刻在石碑上，立在村口，像是在向官府宣告：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开春后，黎纲果然带着一个旅的兵力卷土重来。这次他学乖了，不敢再轻敌，一路小心翼翼，还派了探子侦查神兵的动向。当他得知神兵已经结盟，兵力比上次多了好几倍时，不由得有些害怕，却又不敢退兵——廖怀忠下了死命令，要是拿不下稳坪，就砍他的脑袋。 “旅长，咱们不如先攻坨底村，那里是张羽耀的老巢。”一个参谋献计，“只要端了他的神坛，其他神兵就会不战自溃。” 黎纲点点头，让部队在稳坪外围扎营，又派人去附近村寨抢粮，想把神兵引出山。可他没想到，张羽耀早就得到了消息，已经把百姓和粮食都转移到了山洞里，神坛里只留下少量神兵诱敌。 “坛主，黎纲在村外骂阵呢，说要把您的皮扒下来当褥子！”张金银气得脸通红。 张羽耀却笑了：“他越骂，越说明他心虚。按计划行事，让他尝尝咱们的厉害。” 当天夜里，李天保带着印江的神兵悄悄绕到黎纲部队的后方，宁国学则带着六井溪的神兵在侧翼埋伏，张羽耀自己则带着主力在正面吸引敌军注意力。这是他们商量好的“三面夹击”战术，专门对付人多的敌人。 黎纲见神兵只在正面设防，以为其他方向没人，便派了一个团去偷袭神坛。没想到刚走到半路，就被李天保的神兵伏击，枪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团丁们被打得晕头转向，还没看清敌人在哪里就死伤了一大半。 “旅长，后路被抄了！”参谋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 黎纲刚要派兵支援，正面的神兵突然发起了冲锋。张羽让光着上身，挥舞着大刀冲在最前面，嘴里喊着“刀枪不入”的咒语，子弹打在他身上的布甲上，竟然没穿透——这布甲是“七仙女”支队用多层麻布缝的，里面还垫了稻草，能挡住远距离的流弹。 “真他娘的刀枪不入！”黎纲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恋战，带着残部往德江县城逃去。他哪里知道，神兵们的“刀枪不入”其实是借了地形和夜色的掩护，还有那身特别的布甲。 这次战斗，神兵们又缴获了不少武器，还打死了黎纲的一个团长。百姓们更加相信神兵有“神力”，纷纷加入联盟，神坛的势力从德江扩展到了印江、务川、沿河等地，成了黔东军阀最头疼的力量。 战斗结束后，张羽耀在稳坪神坛召开联盟大会。他站在香案前，望着台下一千多个神兵，又望向墙上各坛坛主的血手印，声音坚定：“弟兄们，咱们打赢了黎纲，但这只是开始。官府不会善罢甘休，军阀还会来欺压百姓。咱们要记住‘灭丁、灭粮、灭捐’的誓言，守住这黔东的一寸土地！” 神兵们齐声呐喊：“守住土地！守住百姓！”声音震得神坛的香灰都落了下来。 老秀才又编了新的歌谣，这次是唱给联盟的：“黔东神兵手拉手，黄旗插遍山和沟。你带刀，我牵马，贪官见了就发抖。分田地，均粮食，穷苦百姓抬起头。西河水，向东流，烽火照亮路尽头。坛规严，人心齐，不怕豺狼不怕仇。 ”孩子们唱着歌谣在田埂上奔跑，把歌声带到了每一个村寨，连刚学会说话的娃娃都跟着哼“黄旗插遍山和沟”。 张羽耀让人把缴获的机枪抬到神坛中央，请来那个曾在黔军当兵的逃兵当教头。逃兵起初害怕，见张羽耀真的不杀他，还给粮食，便放心地教起来：“这机枪要三人一组，一人装弹，一人瞄准，一人压枪……”神兵们围在旁边，听得聚精会神，连张羽让都蹲在地上，用树枝画着机枪的样子，嘴里还念叨着歌谣里的词。 几天后，张羽耀收到了张羽勋从务川派人送来的信。信里说务川的神兵也打了胜仗，还说要派弟子来稳坪学习结盟的法子。张羽耀看着信，眼眶发热。黔东的神兵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连成了一片火网。 他让人在神坛旁盖了间学堂，请老秀才教神兵认字，还把“四禁坛规”和新编的歌谣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咱们不光要会打仗，还要懂道理。”张羽耀对神兵们说，“知道为什么而战，才能战得长久。”有个年轻神兵问：“坛主，歌谣里说‘烽火照亮路尽头’，那尽头是啥呀？”张羽耀指着远处的炊烟：“是家家户户能安稳吃饭，是娃娃们能安心唱歌，是再也没有苛捐杂税的日子。” 夕阳西下时，张羽耀站在神坛的高台上，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峦。山风吹过，黄旗猎猎作响，歌声顺着风势飘向远方，与田埂上的蛙鸣、村寨里的犬吠融在一起，成了黔东大地最鲜活的声音。他知道，这烽火不会熄灭，这歌声不会停歇，它们会像西河水一样，带着百姓的期盼，流向更远的前程。 夜里，神坛的篝火旁，神兵们轮流守夜。张羽让摸着刀柄上的符咒，跟着远处传来的歌声轻轻哼唱，问张羽耀：“坛主，您说咱们真能让黔东太平吗？” 张羽耀望着跳动的火焰，火焰里仿佛映着无数百姓的笑脸。他捡起一根柴禾添进火里，火星溅起，照亮了墙上的歌谣。“会的。”他声音不大，却格外坚定，“你听这歌声，听这柴火声，听这山里的风声——这么多人的心聚在一起，没有办不成的事。” 篝火噼啪作响，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与神坛的轮廓重叠在一起，像一座守护黔东的山。而那首新歌，还在夜色里轻轻流淌，成了烽火中最温暖的光。 黎纲败逃后，稳坪神坛的威望如日中天，但张羽耀却丝毫不敢松懈。他知道官府绝不会善罢甘休，便请李天保从天池坪带来“安神符”——这是李天保按祖传秘方，用朱砂混着雄鸡血画的符咒，据说能镇心定神，刀枪近身时会发烫示警。 “这符咒虽不能真挡子弹，却能壮弟兄们的胆。”李天保教神兵们将符咒缝在衣领里，“打仗时摸着符咒，就想想身后的乡亲，再怕也能挺住。”张羽让第一个把符咒贴在刀柄上，他说要让刀锋都带着“神威”。 果然没过半月，德江县城传来消息：廖怀忠派了一个团的兵力，由心腹团长赵屠夫率领，要“踏平稳坪，捉拿妖匪”。这赵屠夫比黎纲更凶狠，据说在思南剿匪时，曾把整个村寨的人都杀光。 百姓们又开始恐慌，有胆小的收拾行李想逃难。张羽耀让人把神坛的“镇坛之宝”抬了出来——那是一块半人高的青石，上面刻着张羽勋手书的“为民请命”四个大字，据说沾过佛主的血。他带着神兵在青石前焚香立誓：“有我张羽耀在，就不让百姓受屠刀之苦！” 夜里，神坛突然怪事频发：香案上的蜡烛无风自动，神像前的供果莫名消失，有哨兵说看到青石上闪过红光。百姓们都说这是“佛主显灵”，吓得赵屠夫的探子不敢靠近，连神兵们都觉得身上的符咒在发烫，仿佛真有神灵护体。 其实这都是张羽耀和老秀才的计策：蜡烛里藏了磷粉，供果是让小孩夜里偷偷拿走，青石上的红光是用浸了猪血的棉花在暗处点燃。“要跟豺狼斗，不光要靠刀枪，还得用点‘神法’。”张羽耀对心腹说，“百姓信神，咱们就借神的名义聚人心。” 赵屠夫的部队抵达稳坪外围时，看到村口插满了画着符咒的黄旗，风一吹哗啦啦作响，旗子上的朱砂符咒在阳光下红得刺眼。先头兵刚靠近，就被山上滚下的“神火弹”——也就是裹着煤油的柴捆——吓得连连后退，嘴里喊着“神兵有妖术”。 张羽耀站在山头上，看着敌军阵脚松动，突然举起桃木剑指向天空：“佛主降旨，妖兵必败！弟兄们，随我杀！”三百神兵齐声呐喊，衣领里的符咒被体温焐得发烫，竟真生出几分“刀枪不入”的勇气，挺着大刀就冲了下去。 赵屠夫见神兵冲锋，冷笑一声下令开炮。炮弹落在山坳里炸开，碎石飞溅，却没伤到几个神兵——他们早就跟着李天保学了“蛇形步”，借着地形左躲右闪。张羽让带着先锋队冲到敌军阵前，大刀劈得枪杆“咔嚓”作响，有个士兵的步枪被劈成两段，吓得当场瘫倒。 “这群蠢货真信刀枪不入！”赵屠夫举着手枪督战，“给我往死里打！”机枪“哒哒哒”地扫射，冲在最前面的两个神兵中弹倒地，鲜血染红了脚下的红土地。 神兵们愣了一下，符咒的发烫感突然消失了。张羽耀大喊：“别慌！他们的子弹打不完！按第二套方案！”这是早就约定好的信号，一旦正面受阻就改打游击。 神兵们立刻分散开来，有的躲进树丛放冷箭，有的滚下山坡用石头砸，还有的绕到敌军后方放火烧粮草。赵屠夫的部队虽然装备好，却在山地里施展不开，被神兵们搅得晕头转向。 张金银带着一队神兵专打机枪手。他爬到一棵老槐树上，瞅准机会甩出飞斧，正砍中机枪手的手腕。机枪哑火的瞬间，张羽让带人冲锋，大刀翻飞间砍倒了好几个士兵。 战斗从清晨打到午后，双方死伤都不少。赵屠夫见粮草被烧，士兵们士气低落，心里开始发慌。他正要下令撤退，突然看到远处尘烟滚滚，以为是援军到了，刚要高兴，却见来的是李天保和宁国学的援军——他们带着五百神兵，举着“黔东神兵联盟”的大旗杀了过来。 “是天池坪和六井溪的弟兄！”稳坪神兵欢呼起来，士气大振。赵屠夫见状魂飞魄散，哪里还敢恋战，带着残部狼狈逃窜，连死去士兵的尸体都没敢收。 打扫战场时，张羽耀看着牺牲的神兵，默默摘下他们衣领里的符咒。这些符咒有的被血浸透，有的被子弹打穿，却再也不会发烫了。“把弟兄们葬在青石旁。”他声音沙哑，“让他们看着咱们守住了稳坪。” 百姓们捧着酒和肉来慰问，却被张羽耀拦住：“先给牺牲的弟兄上供。”老秀才带着孩子们唱着新编的歌谣：“红土地，埋忠骨，神兵血，照前路……”歌声悲怆，却透着一股不屈的劲儿。 此战之后，黔东神兵联盟的名声彻底传开。思南、沿河的百姓纷纷派人来稳坪，请求设立分坛。张羽耀与李天保、宁国学商量后，决定按“一地一坛，一坛一规”的原则扩展，每个分坛都要派人来稳坪学习“四禁坛规”和战术，确保联盟不散。 他们还在枫香坝建了“联盟总坛”，将那块刻着“为民请命”的青石立在中央，每月初一各坛坛主都要来此议事。张羽耀让人把历次战斗缴获的武器摆在总坛周围，有步枪、机枪，还有黎纲的狐皮大衣、赵屠夫的指挥刀，以此警示众人：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 为了提高战斗力，李天保教各坛神兵练“鸳鸯阵”，宁国学则教大家“山地伏击术”，张羽耀自己则琢磨着怎么用好缴获的机枪。他找到一个曾在黔军当过兵的逃兵，许以粮食让他教神兵用枪，还真练出了几个神枪手。 “光靠咱们自己还不够。”张羽耀在总坛会议上说，“听说务川的张羽勋大佛主牺牲了，但他的弟子还在，咱们得把他们拉进联盟。还有印江的冉少波，听说他懂兵法，要是能请他来指导，咱们的战斗力会更强。” 李天保当即自告奋勇去务川联络，宁国学则去印江寻找冉少波。张羽耀留在稳坪，一边整顿防务，一边推行“兵农合一”——平时百姓种地，农闲时练兵，既不耽误生产，又能随时应战。 百姓们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神坛按“按劳分配”的原则分粮，还组织大家修水渠、开荒田，连最贫瘠的山坡都种上了玉米。老秀才写了副对联贴在总坛门口：“兵护农，农养兵，兵农一心；官怕民，民不怕官，民心是胆。” 这天，张羽让急匆匆地跑来，手里拿着一封鸡毛信：“坛主，冉少波先生回信了！”信上只有八个字：“神兵护民，我必相助。”张羽耀看着信，突然觉得那块青石仿佛又闪过红光，像是在为联盟的未来祝福。 夕阳下，总坛的黄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旗下是操练的神兵、织布的妇女、读书的孩子。张羽耀望着这一切，想起张羽勋生前说的“星火燎原”，突然明白了：真正的神兵不是神符咒语，也不是刀枪武艺，而是百姓团结起来的力量。这力量，足以让黔东的暗夜透出微光，让苦难的土地生出希望。 而那首“打黎纲”的歌谣，还在山间地头传唱，从德江到印江，从务川到沿河，唱着神兵的勇敢，也唱着百姓的期盼，渐渐成了黔东大地上最动人的声音。 第七回 血祭滥弯坡 佛主归西天 1933年仲春的雨，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务川香树坝的山路上。泥泞的路面被来往的脚步踩得坑坑洼洼，每走一步都要费尽全力拔出深陷的脚。张羽勋披着蓑衣站在神坛洞口，蓑衣的棕毛被雨水打湿，沉甸甸地贴在身上。他望着远处被雨水模糊的山峦，那些熟悉的峰峦此刻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纱幔，看不真切。手里攥着的那封急信，边角已经被血水浸透，变得黏糊糊的，信纸的纤维吸饱了液体，脆弱得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裂。 那是德江稳坪送来的急信，字迹潦草而急促，能看出写信人当时的慌乱与急切。信上说，黎纲败逃后怀恨在心，正调集重兵要血洗稳坪，让务川神兵速去支援。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重重地敲在张羽勋的心上。 “大佛主，您可要做主啊！”送信的神兵跪在泥地里，泥水顺着他的裤腿往下淌，在身下积成一小滩浑浊的水洼。他的左臂缠着渗血的布条，暗红色的血渍透过布条不断往外渗透，将布条晕染得越来越大。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混杂着雨水的滴答声，显得格外凄凉，“黎纲放话说，要把稳坪的男女老少都砍头示众，还要挖了咱们的神坛！” 张羽勋的手指划过信上“血洗”二字，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几乎要将信纸戳破。他身后的香案上，那尊用香樟木雕的“真命天子”像被常年的香火熏得乌黑发亮，雕像的眉眼间积着一层厚厚的香灰。烛火在穿堂风里明明灭灭，光影在他脸上跳跃，映得他脸上的皱纹忽深忽浅，仿佛刻满了岁月的沧桑与此刻的焦虑。“孽障！”他猛地一拍香案，案上的香炉被震得摇晃起来，几缕香灰簌簌落下。桃木剑应声震落在地，剑穗上的铜铃叮当作响，那清脆又急促的声音，像是在无声地哭泣。 神坛里的神兵们闻声从各个角落聚拢过来，他们大多赤着脚，脚掌踩在冰凉的泥地上，冻得有些发红。每个人手里都紧握着大刀，刀身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那寒光里透着一股决绝的气息。“佛主，咱们跟黎纲拼了！”冉伯祥——这个在务川神坛里以忠厚闻名的汉子，站在人群前列，攥着刀柄的手青筋暴起，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打破了神坛里短暂的沉寂，“稳坪的弟兄帮过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张羽勋弯腰捡起桃木剑，剑身上的朱砂符咒被从洞口飘进来的雨水打湿，晕成一片暗红，像是流淌的血。他想起半年前在香树坝立坛时，曾对天起誓“护佑黔东百姓”，那时的场景历历在目，百姓们期盼的眼神、弟兄们坚定的神情，如今誓言犹在耳畔回响，战火却已烧到了家门口。“冉伯祥！”他高喝一声，声音穿透雨幕，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点齐三百精锐，带足三天干粮，随我驰援稳坪！” “佛主，您的咳疾还没好……”有老神兵上前一步劝阻，他脸上满是担忧。张羽勋这阵子咳得厉害，尤其是夜里，常常咳得整个人蜷缩起来，有时还会咳出血来，全靠坛里秘制的“神水”吊着精神。 “无妨。”张羽勋摆了摆手，语气不容置喙。他从香案下取出一个黑陶坛，坛口用红布紧紧封着，里面装着他秘制的“神符灰”——是用三年来积攒的符咒烧成的灰，坛里的符咒都是他亲手所画，耗费了无数心血。据说这神符灰能“镇邪避刀枪”，是神兵们作战时的精神寄托。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坛口，分给每个神兵一小包：“贴身带着，此去滥弯坡凶险，咱们要用血让黎纲知道，神兵不是好惹的！” 出发前，香树坝的百姓们提着灯笼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灯笼的光晕在雨幕中晕开，像一个个温暖的小太阳。有个瞎眼的老婆婆由孙子搀扶着，慢慢走到张羽勋面前，她颤巍巍地摸着张羽勋的蓑衣，把一包用油纸包好的炒米塞进他怀里：“大佛主，带着路上吃，菩萨会保佑你们的。”老婆婆的声音苍老而沙哑，却充满了真诚的期盼。孩子们举着用红布扎的小旗，在雨里蹦蹦跳跳，唱着新编的歌谣：“香树坝，出神兵，大佛主，护生灵……”那稚嫩的歌声在雨幕中飘散，却深深印在了每个神兵的心里。 张羽勋望着百姓们模糊的身影，他们的脸上满是担忧与期盼。突然，他剧烈地咳嗽起来，胸口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咳出的血滴在青石板上，像一朵朵在雨中绽开的红梅，妖艳而凄楚。他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翻身上马，桃木剑直指德江方向：“弟兄们，走！” 三百神兵跟着他冲进雨幕，马蹄溅起的泥水混着之前滴落在地上的血水，在山路上留下一串蜿蜒的红痕，那红痕在雨水中慢慢晕开，仿佛是神兵们用生命写下的誓言。谁也没注意，香案上的“真命天子”像，在他们转身的瞬间，眼角裂开了一道细纹，像是无声的叹息。 滥弯坡在德江与务川交界的群山里，这里地势险要，坡上长满了半人高的芭茅，茂密的芭茅在风中摇曳，形成一片绿色的海洋。坡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峡谷里云雾缭绕，看不清底部的景象，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能通行——这里是黎纲从县城驰援稳坪的必经之路，也是张羽耀和张羽勋约定的伏击点。 张羽勋带着务川神兵赶到时，张羽耀已在坡上埋伏了两天两夜。这两天里，他们风餐露宿，时刻警惕着山下的动静。见到张羽勋咳得直不起腰，脸色苍白如纸，张羽耀连忙上前扶住他：“师父，您怎么亲自来了？这里交给弟子就行了。” “师徒同心，才能退敌。”张羽勋拍了拍他的手，示意自己没事。他指着坡下的小道，眼神变得锐利起来：“黎纲吃过一次亏，这次肯定会小心谨慎。咱们把主力藏在芭茅里，留少量人佯装溃败，引他进埋伏圈。” 两人正低声商议着战术，远处传来了隐约的马蹄声，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探子迅速从隐蔽处钻出来，低声回报：“坛主，佛主，黎纲带了一个团的兵力，还拉了两门土炮，气势汹汹地往这边来，沿途见村寨就烧，已经杀了不少百姓。” “狗贼！”张羽让气得拔刀砍断身边的小树，树干应声而断，发出清脆的响声。他的眼睛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坛主，让我去引他们进来！” 张羽勋拦住他，从怀里掏出三张黄符。黄符是用特制的黄纸制成，上面早已用朱砂画好了符咒。他蘸着自己刚咳出的血在符上又画了个“遁”字，血迹在黄符上晕开，显得格外诡异而神圣：“贴在背上，遇袭时往芭茅里钻，子弹打不着。”这是他压箱底的“法术”，据说用“佛主血”画的符才有奇效，是他多年修炼的心血。 黎纲的部队果然谨慎。先头兵举着厚实的盾牌开路，盾牌上布满了弹痕和刀痕，显然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土炮架在坡下的平地上，黑洞洞的炮口对着山坡，随时准备轰击。张羽让带着二十个神兵按计划佯装巡逻，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的兵器也显得有些陈旧。见了敌军就“惊慌失措”地逃跑，故意把兵器丢得满地都是，营造出狼狈不堪的假象。 “哈哈，又是这群蠢货！”黎纲在马上狂笑，他穿着华丽的军装，与周围士兵的朴素形成鲜明对比。他看到神兵们背上的黄符，更是不屑地嗤笑一声，“还信这些鬼把戏？给我追！拿下滥弯坡，稳坪就在眼前了！” 敌军一窝蜂地追上来，士兵们的脚步声、马蹄声、呼喊声混杂在一起，打破了山间的宁静。他们刚进入伏击圈，张羽耀突然吹响了牛角号。“呜——呜——”低沉而悠长的号声在山谷间回荡。芭茅里的神兵们同时站起来，手里的大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嘴里整齐地念着“刀枪不入”的咒语，声音洪亮而坚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放炮！”黎纲反应极快，立刻下令开炮。土炮“轰轰”两声巨响，震得山谷都在颤抖。炮弹落在芭茅丛里，炸开的碎石和泥土溅得到处都是，几个来不及躲闪的神兵当场被炸飞，鲜血和泥土混在一起，染红了周围的芭茅。 “别慌！用神符灰！”张羽勋大喊着撒出黑陶坛里的符灰，奇怪的是，符灰在空中竟凝成一团白雾，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整个滥弯坡都笼罩起来。敌军的视线被挡住，炮也不敢乱开了，生怕误伤了自己人。 “是大佛主的法术！”神兵们士气大振，仿佛获得了无穷的力量。他们挥舞着大刀冲下山，刀光在白雾中闪烁。张羽让一马当先，背上的血符在白雾里泛着红光，子弹打在他周围，都像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纷纷落地，仿佛真的有神灵在护佑。 黎纲的士兵们慌了神，在白雾里分不清方向，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被神兵砍得人仰马翻。惨叫声、刀砍声、兵器碰撞声此起彼伏。有个士兵举枪要打张羽勋，刚扣动扳机，就被冉伯祥奋不顾身地扑过去抱住，两人一起滚下了峡谷。 “伯祥叔！”张羽耀大喊着想去救，却被几个敌军死死缠住，根本无法脱身。白雾里，只能听到冉伯祥最后喊了一声“护好佛主”，随后就是重物落地的闷响，那声音在峡谷里回荡，久久不散。 张羽勋看着峡谷深处，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冉伯祥是他多年的兄弟，一起出生入死，如今却……他突然老泪纵横，泪水混合着雨水顺着脸颊流下。他猛地摘下腰间的铜铃，用力摇晃起来。铃声穿透白雾，清脆而急促，竟让敌军的战马纷纷受惊，焦躁地刨着蹄子，把骑兵甩下马来。“就是现在！”张羽勋挥剑指向黎纲，声音因愤怒而嘶哑，“斩了狗贼！” 神兵们跟着铃声冲锋，大刀劈得敌军的枪杆“咔嚓”作响，枪杆断裂的声音不绝于耳。张羽耀杀到黎纲面前，两人战在一处。黎纲的马刀虽快，却不如张羽耀的桃木剑灵活——那剑上的符咒在战斗中竟渗出红光，每次碰到马刀，都让黎纲手臂发麻，虎口隐隐作痛。 就在这时，一阵狂风突然吹散了白雾，阳光重新照射下来，驱散了山谷里的阴霾。黎纲趁机看清了神兵的数量，发现只有几百人，顿时来了底气，他大声喊道：“他们人少！给我杀！” 敌军的机枪开始扫射，“哒哒哒”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神兵们没了白雾掩护，纷纷中弹倒地，鲜血染红了山坡上的土地。张羽勋想再次撒符灰，却发现黑陶坛已经空了，他绝望地看着空坛，心里一阵冰凉。他看着身边一个个倒下的神兵，他们的脸上还带着对胜利的渴望，突然咳出一大口血，染红了胸前的衣襟，眼前阵阵发黑。 “师父！”张羽耀杀退身边的敌军，连忙冲到张羽勋身边，发现他的左胸中了一枪，鲜血正从伤口汩汩涌出，染红了他的衣襟，也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别管我……”张羽勋抓住他的手，手因为失血而变得冰凉。他把桃木剑塞给他，剑身还带着他的体温，“这剑……藏着结盟的信物……去枫香溪找冉少波……”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气若游丝，但眼睛却死死盯着黎纲逃跑的方向，“告诉弟兄们，我没丢神兵的脸……” 话音未落，黎纲的马刀突然从侧面劈了过来，带着凌厉的风声。张羽耀抱着张羽勋迅速转身躲闪，马刀还是砍在了他的胳膊上，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瞬间涌了出来。“师父！”张羽耀目眦欲裂，心中的悲痛和愤怒达到了顶点。他挥起桃木剑刺向黎纲，剑上的红光暴涨，仿佛有了生命一般，竟直接刺穿了黎纲的护心镜。 黎纲吓得魂飞魄散，他没想到这看似普通的桃木剑竟有如此威力，不敢恋战，调转马头就逃，生怕晚一步就会丢了性命。敌军见主将逃跑，顿时没了斗志，像潮水般纷纷溃退。张羽耀想去追，却被张羽勋用最后的力气拉住：“别追……守住……守住誓言……” 张羽勋的手慢慢垂了下去，眼睛永远闭上了，脸上却带着一丝释然的微笑。他怀里的炒米撒了出来，混着血水，在地上堆成一小堆，那炒米的香气在血腥味中若隐隐现。香树坝老婆婆的炒米，终究没能让他平安回家。 “佛主！”“师父！”神兵们围过来，看着张羽勋的遗体，哭声震动了滥弯坡，那悲痛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连风都仿佛变得呜咽起来。张羽让从峡谷底艰难地爬了上来，他浑身是伤，衣服被划破了无数道口子，沾满了泥土和血迹。手里还紧紧攥着冉伯祥的大刀——刀上沾着血，却完好无损，仿佛还残留着冉伯祥的力量。 “伯祥叔他……”张羽让哽咽着说不出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峡谷太深，他下去后只看到冉伯祥一动不动地躺在谷底，已经没了气息。 张羽耀擦干眼泪，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把张羽勋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抱到一棵老柏树下。老柏树高大挺拔，像一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土地。他从师父怀里掏出那包“神符灰”的空坛，又从自己身上取下贴身的符咒，一起放在师父胸口。“师父，您说过，神兵的血不会白流。”他举起桃木剑，剑尖直指天空，声音嘶哑却异常坚定，“今天，我张羽耀对天起誓，必为您和伯祥叔报仇！德江、务川的神兵，从此结成同盟，生同生，死同死，不灭黎纲，誓不罢休！” “生同生，死同死！不灭黎纲，誓不罢休！”幸存的神兵们齐声呐喊，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充满了复仇的决心和结盟的坚定。他们纷纷刺破手指，将鲜血滴在张羽勋的桃木剑上。鲜血顺着剑身流淌，竟让那些符咒变得鲜红欲滴，像是活了过来，散发着奇异的光芒。 夕阳西下时，金色的余晖洒在滥弯坡上，给这片浸染了鲜血的土地镀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神兵们抬着张羽勋和冉伯祥的遗体缓慢撤退，每一步都走得无比沉重。张羽让在路边采了一束野菊花，白色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他把花放在张羽勋的遗体旁——那是佛主生前最喜欢的花，说它“生在山野，却有傲骨”，就像他们这些守护百姓的神兵一样。 路过的百姓听说张羽勋牺牲了，都纷纷赶来送行。他们有的拿着纸钱，有的捧着香烛，脸上满是悲伤。有个曾经被他用“神水”救过的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样子，他挤过人群，抱着张羽勋的腿哭道：“大佛主，您不是说能刀枪不入吗？怎么会……”孩子的声音稚嫩而充满疑惑，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心如刀绞。 张羽耀蹲下来，轻轻摸着孩子的头，他的声音温柔却带着力量：“佛主不是神，是为咱们拼命的好人。他的法术，就是保护百姓的勇气。”他指着神兵们滴血的手指，“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神符’，是咱们百姓抱成团的血誓。” 夜里，他们在稳坪神坛为张羽勋和冉伯祥举行了简单而肃穆的葬礼。没有棺木，就用当地最好的柏木做了简易的灵柩；没有丰盛的祭品，百姓们就把家里仅有的粮食、布匹都拿来，堆在灵前，以此表达他们的敬意和哀思。老秀才带着孩子们唱着新编的挽歌：“滥弯坡，血水流，大佛主，不回头。护百姓，战豺狼，英魂常驻香树沟……”那悲伤的歌声在神坛里回荡，让每个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张羽耀把桃木剑插进神坛中央的土里，剑身上的血符在香火中明明灭灭，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他知道，从今夜起，他不仅要扛起稳坪神坛的责任，还要完成师父的遗愿，让黔东的神兵真正联合起来。 灵堂外，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的雨声像是在为逝去的英魂哭泣。雨水冲刷着神坛前的土地，却洗不掉那些暗红色的血迹。那些血迹渗进土里，仿佛在孕育着新的力量——一种比“神符法术”更强大的力量，一种来自百姓血脉相连的力量。 张羽勋牺牲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了德江、务川、印江三县的村村寨寨。百姓们听到消息后无不落泪，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着这位护佑百姓的大佛主，都说“天塌了一块”。连平时不信神坛的人，都自发来到香树坝的神坛前，添一炷香，鞠一个躬，以此表达对这位英雄的敬意。 李天保和宁国学接到消息后，连夜带着各自坛里的神兵赶来稳坪。见到张羽勋的灵柩停放在神坛中央，覆盖着白布，李天保“扑通”一声跪在灵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额头都磕出了红印。“佛主，您教我的‘硬气功’，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哽咽着说，泪水模糊了双眼。他想起去年去务川取经，张羽勋手把手教他“肚皮顶叉”的诀窍，耐心纠正他的姿势，还送了他一本亲手批注的《坛规要略》，如今人去书在，怎能不让人悲痛欲绝。 宁国学则默默地走到桃木剑前，用干净的手帕轻轻擦去剑上的尘土。他带来了“七仙女”支队连夜编的藤甲，那些藤甲用坚韧的青藤编织而成，上面还刷了桐油，显得油光发亮。他小心翼翼地将藤甲覆盖在灵柩上：“佛主，这藤甲能挡流弹，您在那边，再也不会受伤了。”话语间满是心疼与不舍。 三天后，各坛坛主在稳坪神坛召开紧急会议。灵堂还没撤，香烛的气味混着草药味弥漫在空气中，让每个人的心情都格外沉重。“黎纲这狗贼，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张羽让红着眼睛拍桌子，胳膊上包扎伤口的布条还在渗血，显然情绪激动牵动了伤口。 “光报仇不够。”张羽耀从桃木剑的剑柄里取出一个油纸包，油纸包用油绳捆得紧紧的，显然被精心保管着。里面是张羽勋手绘的黔东地图，地图上用朱砂标出了各个神坛的位置，还有一条条蜿蜒的路线，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单点易灭，众星可燎原。”“师父早有结盟之心，这是他留下的信物。” 李天保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和那行小字，突然站起来，声音坚定：“我提议，正式成立‘黔东神兵同盟’，张坛主为盟主，咱们歃血为盟，以后一坛有难，全盟支援！” “我同意！”宁国学立刻附和，他眼神坚定，“六井溪的‘七仙女’支队虽都是女子，但也能打仗、能送信，愿听盟主调遣！” 其他坛主也纷纷赞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结盟的细节，神坛里的气氛渐渐从悲痛转向了激昂。张羽耀看着众人坚定的眼神，突然觉得师父的血没有白流。他让人取来一碗清澈的白酒，然后用小刀刺破自己的手指，鲜红的血滴入酒中，瞬间晕开。李天保、宁国学、张羽让……每个坛主都依次滴血，最后由张羽耀端着酒碗，高高举起：“我张羽耀，以血为誓，必承师父遗志，带领同盟护佑百姓，凡欺压百姓者，虽远必诛！若违此誓，天打雷劈！” “凡欺压百姓者，虽远必诛！”所有人齐声呐喊，声音震得神坛的梁柱都在微微颤抖，那声音里充满了决心和力量。 结盟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编兵力。张羽耀让人把各坛的神兵登记造册，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年龄、特长。按特长把大家分成“先锋营”“护卫营”“后勤营”，先锋营由身手矫健、勇猛善战的神兵组成，负责冲锋陷阵；护卫营则由经验丰富、细心谨慎的神兵组成，负责保护百姓和神坛安全；后勤营则承担着筹备粮草、救治伤员的任务。他还请李天保教大家“鸳鸯阵”，这种阵法两人一组，配合默契，能攻能守；请宁国学教大家“山地潜行术”，在复杂的山地环境中能悄无声息地移动。百姓们听说神兵结盟了，纷纷送来粮食、布匹，还有人把家里珍藏的铁器拿来，让神兵打造成兵器，整个黔东大地都洋溢着一股团结抗敌的氛围。 有个老铁匠带着儿子赶来，老铁匠脸上布满皱纹，手上布满老茧，他把一把刚打好的大刀送给张羽耀。刀身闪着寒光，刀刃锋利无比。“坛主，这刀淬了我的血，砍贪官最利！”老铁匠的声音沙哑却有力。张羽耀接过刀，沉甸甸的手感让他心中一暖，他发现刀背上刻着“滥弯坡”三个字，顿时眼眶一热，这三个字承载着太多的伤痛与记忆。 黎纲在县城里听说神兵结盟的消息，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他派了多个探子去查探情况，探子回来报告说神兵不仅在练枪法，还修了“会冒烟的台子”，据说能传递消息。黎纲吓得再也不敢提“血洗稳坪”的事，只敢让士兵在县城周围巡逻，加固城墙，惶惶不可终日。 百姓们见敌军不敢来犯，对神兵同盟更有信心了。务川的百姓把张羽勋的画像挂在堂屋里，早晚供奉，画像上的张羽勋目光坚定，仿佛还在守护着他们。印江的老秀才编了新歌谣，孩子们在街头巷尾传唱，歌声传遍了五县：“滥弯坡，血未干，神兵同盟把誓宣。你修路，我送粮，豺狼来了有刀枪。香树坝，稳坪山，星火能把天地燃……” 张羽耀把冉少波修改的《战术浅释》和同盟坛规刻在石碑上，立在稳坪神坛门口。石碑高大厚重，上面的字迹苍劲有力，仿佛在向世人宣告着同盟的决心。石碑前，张羽勋的桃木剑依旧插在土里，剑身上的血符在风雨中渐渐淡去，但剑柄里的地图却被张羽耀视若珍宝，每天都会拿出来仔细查看，思考着如何更好地联合各坛力量。 一天夜里，张羽耀站在神坛前，望着张羽勋的灵位。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显得格外静谧。他仿佛看到师父站在光影里，穿着熟悉的蓑衣，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对他说：“耀儿，你做得对，民心才是最灵的神符。”张羽耀正要说话，师父却化作一道红光，融入了窗外的夜色中。 他惊醒过来，冲出神坛，只见远处的枫香溪方向，烽火台真的燃起了火光——不是敌情，是冉少波按约定点燃的“平安火”，说明各坛联络畅通，一切安好。火光在夜空中跳动，映红了半边天，像一颗明亮的星，照亮了黔东的夜空。 张羽耀望着火光，握紧了手里的大刀。他知道，师父的遗愿正在实现，黔东的神兵不再是零散的星火，而是能照亮黑暗的火炬。滥弯坡的血没有白流，它浇灌出的同盟之花，正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悄然绽放，等待着燎原的那一天。 神坛里，张羽勋的灵位前，香火依旧旺盛，百姓们每天都会来添香祈福。灵位旁，放着冉少波送来的《战术浅释》，扉页上有张羽勋生前写的批注：“民心即天意，同盟即神助。”夜风穿过神坛，吹动烛火，烛火摇曳，仿佛在低声应和着这句批注。 入夏后，黔东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倾盆大雨如瓢泼一般，山洪暴发，冲毁了不少田地和房屋，百姓们损失惨重。张羽耀立刻召集同盟神兵，分赴各乡救灾。在务川香树坝，张羽让和百姓们一起筑堤坝，他跳进齐腰深的洪水里，冰冷的洪水没过他的身体，他却毫不在意，喊着号子带头扛沙袋。沙袋沉重无比，压得他肩膀生疼，但他丝毫没有退缩。身上的伤口泡在洪水里，疼得钻心，泡得发白也不肯上岸休息。百姓们看着心疼，纷纷把家里的好酒好肉都拿来给他补身体，他却总是笑着分给身边的弟兄和百姓。 “伯祥叔和佛主要是在，肯定也会这么干。”张羽让抹着脸上的泥水，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顺着脸颊流下，“他们用命护咱们，咱们就得护好这土地。”他的话让百姓们想起牺牲的张羽勋和冉伯祥，都红了眼眶，干活的劲头更足了。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在洪水上涨前筑起了坚固的堤坝，保住了村庄和农田。 洪水退去后，冉少波提议在各村设“互助会”，让百姓们互相帮着补种庄稼、修补房屋。张羽耀觉得这主意好，立刻让各坛推行。互助会里，神兵和百姓一起劳动，白天顶着烈日种地，晚上就在月光下学战术，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有个曾经不信神的地主，家里的粮仓在洪水中被冲毁了一部分，眼看粮食要发霉变质，是神兵们冒着酷暑帮他抢收粮食，晾晒保存。地主感动得把家里剩余的粮仓打开，捐出粮食给互助会，还主动加入互助会，帮着其他百姓修补房屋。 这天，香树坝的百姓在清理洪灾现场时，从厚厚的泥沙里挖出了冉伯祥的大刀。刀身虽然已经生锈，但刀柄上的铜铃还在，轻轻一碰，依旧发出清脆的响声。百姓们小心翼翼地把大刀送到稳坪神坛，张羽耀亲自用布擦拭干净，然后把它挂在桃木剑旁边。“伯祥叔，您看，咱们守住了土地，也守住了同盟。”他对着大刀轻声说道，仿佛在和冉伯祥对话。 夜里，神坛里怪事频发：百姓说看到张羽勋的身影在互助会的田埂上走动，仿佛在查看庄稼的长势；神兵说站岗时听到冉伯祥的号子声，那声音熟悉而有力，仿佛在激励着他们。张羽耀知道这是百姓和弟兄们的念想，却没有点破，只是让人在香树坝修了座“英魂祠”，供奉张羽勋和冉伯祥的牌位。祠堂落成那天，四乡百姓都来祭拜，香火缭绕中，有人说看到牌位前的蜡烛自动亮起，烛泪缓缓流下，凝成了“同盟”二字，众人见了都纷纷磕头祈福。 这些“神迹”传开后，黔东百姓对同盟的信仰更坚定了。有几名敌军逃兵偷偷跑来投奔，他们衣衫褴褛，面带恐惧。说在县城里听到“大佛主显灵”的传言，还听说神兵同盟战斗力极强，黎纲对士兵又极其苛刻，他们实在受不了，就偷偷逃了出来。张羽耀收留了他们，让他们教神兵用枪，逃兵们感动地说：“神兵真有神灵护佑，跟着你们准没错。”他们教得认真，神兵们学得刻苦，很快，不少神兵都掌握了开枪的技巧。 冉少波见民心可用，开始教神兵们练“夜袭术”。他带着大家在月光下摸爬滚打，教他们如何在黑暗中辨别方向，如何悄无声息地移动，如何识别枪声、判断方位。有次演习，冉少波让张羽让带着小队“偷袭”稳坪神坛，自己则带着另一队负责防守。结果张羽让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学到的夜袭技巧，避开了巡逻的哨兵，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神坛门口，连哨兵都没发现。 “好！”冉少波拍着张羽让的肩膀，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这才是能打仗的神兵！记住，真正的‘法术’，是对土地的熟悉，是弟兄们的默契，是平时刻苦的训练。” 演习结束后，张羽耀在神坛摆酒，庆祝同盟初具规模。酒过三巡，冉少波取出一支笛子，笛子是用竹子做的，表面光滑，带着岁月的痕迹。他吹起了黄埔军校的校歌，笛声悲壮又激昂，在神坛里回荡。神兵们虽然听不懂歌词，但都被那旋律感染，停下筷子静静听着，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张羽耀知道，冉少波不仅在教他们打仗，更在教他们一种信念——比“神符”更坚定的信念，一种团结、勇敢、为百姓而战的信念。 窗外，月光洒满庭院，皎洁而明亮。张羽勋的桃木剑在月光下泛着微光，仿佛在见证着这一切。张羽耀举起酒杯，对着剑的方向一饮而尽：“师父，您看，这黔东的星火，已经连成一片了。” 夜色里，稳坪山的烽火台静静矗立，像一位沉默的哨兵，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远处的群山在月光下起伏，仿佛沉睡的巨龙，等待着苏醒的时刻。谁也不知道，这星火燎原的力量，将在不久的将来，与另一支来自远方的红色队伍相遇，在黔东的大地上，燃起更炽热的火焰。而滥弯坡的英魂，将永远护佑着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见证同盟走向更广阔的前程，见证黔东大地迎来真正的光明。 神坛外的田埂上，几株野菊花在夜风中轻轻摇曳，它们顽强地生长着，带着勃勃生机，就像这黔东的神兵同盟，在苦难中崛起，在团结中成长，终将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第八回 枫香溪整训 冉郎隐锋芒 1933年春，印江枫香溪的晨雾裹着潮湿的桐油味，像一匹浸透了水的棉布，沉甸甸地压在青瓦屋顶上。冉少波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往家走，帆布包的带子已被磨得发亮，夹层里那枚黄埔军校校徽硌着肋骨，像一颗滚烫的火种——那是他在广州长洲岛求学时的念想，也是此刻藏在粗布衣衫下的秘密。 三年前，他作为黄埔六期步兵科毕业生走出校门时，曾对着珠江立誓“扫尽狼烟，还我河山”。可军阀混战的泥潭很快让他心灰意冷：亲眼见过旅长把赈灾粮倒卖成鸦片，看过士兵在集镇上强抢民女，所谓“革命”不过是抢地盘的幌子。上个月，上司竟让他带着连队去围剿抗捐的百姓，他连夜带着四名同乡士兵卷了二十条步枪逃离军营，一路扒煤车、躲关卡，终于在清明前踏上了黔东的土地。 刚到村口老枫树下，就听见哭喊声撕破晨雾。几个穿着黑布短褂的民团丁正把白发老汉按在泥地里，领头的歪嘴用皮鞭抽打着老汉的后背：“老东西，交不出‘烟灯捐’就卸你一条腿！冉保长的规矩也敢违抗？”老汉怀里的草药包被打散，蒲公英、艾叶混着泥水滚到冉少波脚边，沾着点点血迹。 冉少波把帆布包往石碾上一搁，青石板被撞得“咚”地一响。他上前一步攥住皮鞭，指节因用力泛白：“《黔省税赋章程》里，何时有过‘烟灯捐’？”他身形挺拔如松，虽穿着补丁短褂，眼神里的锐气却让民团丁莫名发怵——那是经受过中正剑洗礼的军人气度，藏在粗布下也难掩锋芒。 “哪来的野小子多管闲事？”歪嘴想抽回皮鞭，手腕却像被铁钳锁住。“这是冉保长新立的规矩！抽烟就得交捐，不服？”他眼角瞟向冉少波的帆布包，见那质地不像乡野村夫所有，语气里多了几分试探。 “冉保长？”冉少波冷笑出声，白气从齿间喷出，“你说的是我那位靠巴结县长当保长的堂叔冉泽云？”他手腕猛地一翻，皮鞭“啪”地抽在歪嘴自己脸上，五道血痕瞬间鼓起，嘴角淌下的血珠滴在青石板上，洇出一朵朵小红花。“国家税赋有章法，私设苛捐就是明火执仗的抢！” 民团丁们举着梭镖围上来，冉少波不退反进，左脚如钉入地，右脚顺势踹向最前面一人的膝盖。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那人抱着腿瘫在地上哀嚎。他侧身避开另一人的拳头，反手扣住对方手腕往后一拧，步枪“哐当”落地，手肘再往其后颈一顶，那人顿时晕死过去。其余人吓得僵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扶起老汉：“王伯，回家。” 王伯看清他的脸，浑浊的眼睛突然发亮：“你是……少波？文秀才家的二小子？”冉少波点头的瞬间，老人突然老泪纵横：“你可算回来了！泽云那畜生听说你在外面当军官，天天来家里翻箱倒柜，说要抓你去县长那领赏钱……” 回到家，母亲把热好的苞谷粑用桐叶包着递给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堂屋墙上，父亲冉文秀才的遗像蒙着薄尘，相框边缘已被虫蛀。“儿啊，你爹要是在，见你这样回来该多心疼。”母亲摩挲着他袖口的补丁，“泽云说你是国军逃兵，带着枪杆子回来要造反，前天还把你哥抓去保长队了。” 冉少波咬着苞谷粑，粗粮的颗粒感磨着牙龈。他想起父亲教他读《孟子》时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再看窗外荒芜的田地、墙上歪斜的“剿匪捐”告示，突然把苞谷粑往桌上一拍：“娘，我不躲了。”他从帆布包取出用油纸裹着的《步兵操典》，纸页因潮湿微微发皱，“我要在枫香溪拉起队伍，专打这些吃人的豺狼。” 当夜三更，村后老枫树下聚起十五个黑影。冉少波把马灯挂在树杈上，灯光透过枫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织成斑驳的网。他掏出那枚校徽放在青石上，银质的麦穗在灯光下闪着冷光：“我在外面学了打仗的本事，今天立三条规矩：一不抢百姓一粒米，二不吞弟兄一文钱，三不沾女人半根头发。愿意跟着我保家护院的，举手！” 十五只手齐刷刷举起，老茧、伤疤在灯光下格外清晰。有佃农、有铁匠、有被民团逼得家破人亡的货郎，还有他从军营带回来的同乡士兵。冉少波把校徽收好，从怀里取出麻纸和炭笔，在地上画出简易沙盘：“枫香溪三面环山，只有两条路进出，咱们先在这里扎营，把保长队的枪杆子夺过来再说。”马灯的光晕里，十五双眼睛亮得像星子，在黔东的暗夜里闪着微光。 冉少波的独立营在枫香溪上游的山坳里扎了营。没有营房，就用茅草和杉树皮搭起八间棚屋；没有武器，就让铁匠把犁头打成梭镖，把杀猪刀磨成短匕；他自己则把黄埔学的战术改成“土法子”，在岩壁上画队列图，用竹筒当步枪教刺杀，把葛藤编成模拟铁丝网练匍匐。 可刚过三天，营里就出了乱子。冉泽云听说侄子拉了队伍，竟带着二十个民团丁来“招安”，马背上驮着两坛包谷酒、半扇猪肉，油光锃亮的肉皮在太阳下闪着腻人的光。“少波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冉泽云摸着山羊胡站在营门口，绸缎马褂在粗布棚屋前格外刺眼，“把队伍交给叔，保你当副保长，吃香的喝辣的。” 冉少波没接他的话，转身看向营里的冉老三。这汉子是他远房堂兄，昨天派去集镇买粮食，此刻腰间的布袋鼓鼓囊囊。“老三，昨天给你的二十块大洋，买粮食花完了？”冉少波的目光像刺刀，戳得冉老三脖子发红。 “就……就多买了点酒肉，弟兄们练得辛苦……”冉老三眼神躲闪，脚边还放着个空酒瓶，空气里飘着酒气。冉少波掀开民团送来的酒坛，浓烈的酒精味呛得人皱眉；又掂了掂冉老三的布袋，听见银元碰撞的脆响——里面至少藏着五块大洋。 “冉泽云的东西能随便要吗？”冉少波的声音像山涧冰棱，“我定的规矩第一条就是‘不贪财’，你当耳旁风？”他从军装口袋里掏出营规手稿，麻纸上的字迹力透纸背：“昨天才在枫树上贴出来，今天就敢犯？” 冉老三梗着脖子往后退：“叔送来的咋了？咱们天天喝稀粥啃洋芋，他却顿顿大鱼大肉！这大洋是他欠我家的地租，拿了咋了？”冉泽云在一旁煽风点火：“就是！自家兄弟还分啥彼此？少波你太死板了。” 冉少波没再废话，反手拔出腰间的驳壳枪——这是他从军营带回来的唯一手枪，枪身刻着编号。他哗啦一声上膛，枪口稳稳指着冉老三的耳朵：“独立营的规矩，犯贪财者，轻则逐出营门，重则就地正法。你私藏粮款，又收民团贿赂，该当何罪？” 弟兄们吓得大气不敢出，有几个想求情却被冉少波瞪了回去。冉泽云也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个侄子真敢动枪——当年在私塾里，这孩子连踩死蚂蚁都要埋起来。冉老三扑通跪下，膝盖砸在石板上“咚”地一响：“少波，我错了！看在一个祠堂祭祖的份上……” “营规面前，没有叔侄，没有堂亲！”冉少波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震落棚屋上的茅草。子弹擦着冉老三的耳朵飞过，在后面的松树干上炸出个浅坑，带着松脂的木屑簌簌落下。“今天饶你一命，滚！再敢踏入枫香溪一步，格杀勿论！” 冉老三连滚带爬地跑了，冉泽云见状，悻悻地挥手让民团丁抬走酒肉：“好你个冉少波，咱们走着瞧！”马队扬尘而去时，冉少波让人把那半扇猪肉切成小块，连同两坛酒一起分给附近的贫困户。王伯捧着肉泪如雨下：“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了……” 当天夜里，冉少波召集全营弟兄在老枫树下开会。月光透过枝叶洒在他们脸上，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碗稀粥，就着咸菜喝得津津有味。“咱们不是匪，是保民的兵。”冉少波站在月光里，声音清亮如溪，“要让百姓信咱们，就得比铁还硬，比玉还洁。”他从怀里掏出块玉佩，那是母亲给的护身符，“这玉佩我戴了二十年，今天起，营规就是咱们的护身符。” 有个穿蓝布长衫的青年站起来，他是村里唯一读过中学的冉隆文：“少波哥，我来把规矩写下来吧！用朱砂写在白布上，挂在营门口，咱们天天念！”冉少波点头，看着他用狼毫笔写下“一打财主二打官，不害百姓不贪钱”十四个大字，墨迹在月光下泛着红光。 说来也奇，自从这“营规旗”挂上枫树枝，独立营的声望竟像春草般疯长。有百姓趁夜送来装满洋芋的背篓，菜篮子里压着字条：“后生们多保重”；有铁匠把祖传的打铁炉搬到营里，免费给弟兄们修武器；甚至有两个民团丁带着步枪投奔，说受不了冉泽云克扣军饷。冉少波来者不拒，但都要先考“三问”：“怕不怕死？贪不贪财？护不护民？”答不好的，给两块大洋路费打发走。 这天午后，冉少波正在教弟兄们辨认地图上的等高线，一个穿着补丁蓑衣的汉子背着药篓求见。他裤脚沾满泥浆，草鞋磨穿了底，露出的脚趾结着厚茧。“您是冉先生？”汉子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封血书，暗红色的字迹写着“共抗豺狼”四个大字，“德江稳坪张坛主听说您懂战术，让我来学本事。” 冉少波展开血书，指尖触到发硬的血迹，突然想起离开黄埔时教官的话：“革命要联合一切能联合的力量。”他把地图铺开在石板上，用树枝圈出枫香溪的位置：“回去告诉张坛主，枫香溪的门，永远为护民的队伍敞开。”夕阳透过树梢，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条即将交汇的溪流。 神兵的信使走后，冉少波连续三夜在灯下研究黔东地图。他在黄埔时就听说过西南各省的神兵、会道门，知道这些组织能聚民心却难成大事——迷信能壮胆，却挡不住真枪实弹。“我得去稳坪看看。”他对冉隆文说，把校徽郑重地交到对方手里，“营里的事你多盯着，我七天就回。” 三天后，冉少波换上一身粗布短褂，挑着两只药篓扮成货郎。药篓里装着艾草、金银花，底层却藏着罗盘和望远镜。他沿着乌江边的小路往德江走，沿途的村寨十室九空，断墙上弹痕累累，田地里的野草长到半人高。偶尔见到几个百姓，也都是面黄肌瘦，见了他就往山洞里躲，像是受够了兵匪的祸害。 走到稳坪地界的芭茅岭，突然听到山上传来震天的呐喊：“刀枪不入！佛祖保佑！”他放下担子往山上绕，扒开芭茅丛一看，只见一片开阔地里，三百多个光着膀子的神兵正练“硬功”。有人用大刀往自己肚皮上砍，刀刃卷了口，皮肤却只红了一片；更奇的是有个精瘦汉子跪在地上，身后的神兵举着步枪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后，汉子拍着胸脯哈哈大笑。 冉少波眯起眼睛，借着阳光仔细观察——开枪的神兵悄悄抬高了枪口，子弹其实是擦着汉子的头皮飞过，打在前面的土坡上；而用刀砍肚皮的，看似用力，实则刀背贴着皮肤划过，全是江湖杂耍的障眼法。“倒是聪明。”他心里暗道，既佩服他们凝聚人心的法子，又替他们捏把汗——真到了战场上，这把戏可骗不了子弹。 他正看得入神，突然有人喊：“那货郎鬼鬼祟祟的，是不是黎纲派来的探子？”四个手持大刀的神兵围上来，刀光在太阳下闪着寒光。为首的汉子络腮胡，腰间别着柄桃木剑，正是张羽让。 冉少波放下担子，从药篓里拿出捆金银花：“乡亲们莫怕，我是卖草药的。听说稳坪有神兵护民，特来看看能不能做点小生意。”他说话时不卑不亢，眼神坦然，倒让张羽让犯了嘀咕。 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走过来，青布对襟褂子上沾着泥土，正是张羽耀。他打量着冉少波的药篓，突然指着里面的罗盘问：“卖草药的带这东西干啥？” 冉少波心里一紧，随即笑道：“山路难走，夜里分不清方向，这东西能指北。”他从药篓夹层里取出冉隆文抄写的营规，“实不相瞒，我是印江枫香溪来的，听说张坛主为民请命，特来拜会。这是我们那边的规矩，想请坛主指点。” 张羽耀接过营规，见麻纸上用毛笔写着“不贪财、不扰民”等十条规矩，字迹工整有力，不由得对眼前这“货郎”另眼相看。“你就是冉少波？”他早就听说印江有支纪律严明的队伍，领头的是个黄埔学生，“快请进神坛！” 神坛设在半山腰的天然山洞里，洞口用青石垒了拱门，上面刻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洞里弥漫着檀香和草药混合的气味，正面香案上摆着木雕神像，墙上贴满黄纸符咒，十几个神兵正围着一个戴老花镜的老秀才听他念咒。冉少波扫了一眼，注意到香案下藏着几杆步枪，枪托磨得发亮，心里悄悄松了口气——看来张羽耀也不是完全沉迷迷信。 落座后，张羽耀让人端来粗瓷碗，倒上自家酿的包谷酒。“冉先生，实不相瞒，神兵缺个懂打仗的人。”他喝了口酒，眼圈突然红了，“佛主牺牲前特意嘱咐，说您是能教真本事的人。”他指着墙上的符咒，“这些东西能壮胆，却挡不住子弹，滥弯坡的弟兄……”说到这里，他哽咽着说不出话。 冉少波放下酒碗，从怀里掏出张手绘地图：“坛主是明白人。神符能聚人心，但真要打胜仗，得靠战术、靠纪律。”他指着地图上的滥弯坡，“我听说了那场仗，佛主的勇气令人敬佩，但如果早知道敌军有炮，完全可以把埋伏圈往后挪五十步，伤亡能少一半。” 他用手指在地图上比划：“你看这地形，稳坪山像把太师椅，左边是芭茅岭，右边是枫香溪，敌军来犯必经滥弯坡。咱们可以在这里设三道防线，第一道用滚石，第二道设陷阱，第三道埋伏主力，这样既能重创敌军，又能减少伤亡。”从如何利用芭茅丛隐蔽，到如何分兵包抄，冉少波说得头头是道，连老秀才都放下经书凑了过来。 张羽耀越听越振奋，猛地一拍大腿：“冉先生说的，跟佛主生前说的‘变通之法’不谋而合！他总说‘符咒是末，人心是本’，可惜我们没听懂……” 正说着，洞外突然传来喧哗声。张羽让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坛主，不好了！冉泽云带着民团来了，说要找一个叫冉少波的‘逃兵’！” 冉少波眼神一凛，指尖下意识地摸向腰间——那里本该有驳壳枪，为了扮货郎留在了枫香溪。张羽耀却紧紧握住他的手：“冉先生别怕，有我在，没人能在稳坪动你一根头发！”他转身对神兵们下令，“抄家伙，把狗东西打出去！” 冉少波按住他的胳膊：“坛主稍安勿躁。”他走到洞口往外看，只见山下黑压压站着两百多民团丁，举着步枪和梭镖，冉泽云骑着匹黑马站在最前面，正指手画脚地喊话。“冉泽云带的人虽多，但都是乌合之众，硬拼只会伤弟兄。咱们地利占优，得用巧劲。” 张羽耀急道：“那咋办？总不能让他们堵在门口骂！” 冉少波指着周围的山峰：“让弟兄们在各个山头插满黄旗，多点火把，再派些人在山腰来回跑动，扬起烟尘。他们看不清虚实，定会以为咱们有千军万马。”他又对张羽让说，“你带三个神枪手，从右侧的野猪岭绕到侧翼，不用真打人，往冉泽云的马旁边开枪就行。” 张羽耀立刻照办。神兵们在各个山头插满黄旗，火把点燃后，火光在暮色里绵延数里，配合着山腰跑动扬起的烟尘，真像有大军埋伏。张羽让带着神枪手钻进密林，很快消失在暮色中。 山下的冉泽云正得意洋洋地喊话：“冉少波你个逃兵，快出来受降！不然烧了你的神坛，把这些装神弄鬼的都抓去坐牢！”话音未落，“砰”的一声枪响划破夜空，他胯下的黑马突然人立而起，把他狠狠摔在泥地里。 “有埋伏！神兵有千把人！”民团丁们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往后退。冉泽云爬起来，顾不上拍身上的泥，嘶喊着：“慌什么！他们就几百人，都是些装神弄鬼的货色！” 话音未落，又一声枪响，他身边的护卫应声倒下，子弹擦着冉泽云的耳朵飞过，打在后面的岩石上迸出火花。“真有狙击手！”民团丁们再也不敢停留，拖着冉泽云就往回跑，连掉在地上的步枪都忘了捡。有个民团丁跑得太急，摔进了路边的水沟，挣扎着喊救命，却没人敢回头。 山上的神兵们见状欢呼起来，举着大刀火把跳跃着，山风吹得黄旗猎猎作响，真像有千军万马在助威。张羽让带着神枪手从野猪岭跑回来，兴奋地嚷嚷：“冉先生的法子太神了！那狗东西滚得比兔子还快！” 冉少波笑着摆手：“这叫‘虚张声势’，对付这种纸老虎，不用真刀真枪。”他让神兵们把缴获的枪支弹药收好，“这些枪比符咒管用，得好好保养，以后有大用处。” 夜里，张羽耀在神坛摆了简单的宴席，没有山珍海味，只有腊肉炒笋干、水煮洋芋和自家酿的包谷酒。酒过三巡，张羽耀从神龛上取下一个红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柄桃木剑，剑鞘上刻着“为民请命”四个大字，剑身上还残留着淡淡的暗红色痕迹。 “这是佛主张羽勋的佩剑。”张羽耀的声音带着颤抖，“他牺牲前说，要是能请到冉先生，就把这剑交给您。他说神兵的路不能只靠符咒，得走‘真本事’的道。”他把剑双手递给冉少波，“从今天起，您就用这把剑当令旗，教弟兄们真本事！谁敢不服，我第一个劈了他！” 冉少波接过桃木剑，只觉入手沉甸甸的。剑身上的暗红痕迹像是凝固的血迹，仿佛还能感受到滥弯坡战场上的温热。他握紧剑柄，郑重地说：“坛主放心，我冉少波定当倾囊相授，让弟兄们既能打胜仗，又能少流血。不辜负佛主的托付，更不辜负黔东百姓的期盼。” 接下来的日子，冉少波在稳坪办起了“战术学堂”。他把神坛的山洞改造成教室，用泥沙堆出简易沙盘，插着小木棍代表村寨和军队。每天天不亮，他就带着神兵们练队列、练刺杀，上午教战术，下午搞模拟对战。 有个叫张老栓的老神兵不乐意了，他跟着张羽勋征战多年，最信符咒的威力。“冉先生，咱们靠神符就能刀枪不入，学这些弯腰屈膝的本事干啥？”他把大刀往地上一戳，满脸不服气。 冉少波不恼，笑着说：“老栓哥，咱们打个赌。你带着五个信符咒的弟兄，我带五个学战术的弟兄，搞场模拟对战咋样？输了的给赢了的打三天饭。”张老栓当即答应，觉得这稳赢的赌局。 模拟对战设在稳坪山的山坳里，张老栓带着人举着大刀往前冲，嘴里还念着咒语。冉少波教的五个神兵却不硬拼，借着岩石和树木隐蔽，一会儿从左边放冷箭，一会儿从右边扔石头，把张老栓他们耍得团团转。最后，张老栓刚冲到“敌军阵地”前，就被从背后绕过来的神兵用木棍抵住了后腰。 “这……这咋回事？”张老栓愣住了，明明自己这边人更勇，咋还输了？冉少波指着沙盘解释：“老栓哥，打仗不是光靠勇。知道哪里该躲、哪里该攻，啥时候该冲、啥时候该等，这就是战术。神符能壮胆，但躲不开子弹；懂战术，才能少死人、打胜仗。” 张老栓红着脸挠挠头，突然对着冉少波作了个揖：“冉先生，我服了！您教我们真本事吧！” 冉少波还废除了一些没必要的迷信仪式，把“画符念咒”的时间改成体能训练和卫生课，教神兵们用艾叶止血、用蒲公英消炎。但他保留了“歃血为盟”的仪式——用鸡血混着酒，弟兄们一饮而尽，誓约“同生共死，护佑百姓”。“神在心里，不在纸上。”他对张羽耀说，“百姓信神，咱们就信百姓，信手里的刀枪和脑子里的战术。” 稳坪的整训渐渐有了成效。神兵们不仅学会了伏击、包抄，还懂得了看地图、辨枪声，甚至能根据太阳位置判断方向。有次冉少波故意把队伍带到陌生山谷，让他们自己找路回营，不到半天，张羽让就带着人顺着溪流找到了正确路线。 “冉先生，该让弟兄们见见真章了。”张羽耀提议，“不如和枫香溪的独立营搞次联合演习？让大家看看抱团的力量。”冉少波当即点头，派人快马加鞭去枫香溪送信。 演习那天，稳坪山热闹非凡。冉少波让张羽让带着五十个神兵扮“敌军”，模拟黎纲的队伍来犯；自己则带着独立营的三十个弟兄和五十个学过战术的神兵设伏。张羽让仗着熟悉地形，带着人猛冲猛打，却不知已钻进圈套。 刚到滥弯坡，山上突然滚下无数石头，把“敌军”截成两段。张羽让喊着“冲过去”，刚要往前冲，侧翼突然杀出一队神兵，把他们团团围住。他这才发现，冉少波用的正是上次讲过的“三段截击”战术，把地形利用得恰到好处。 “服了！我服了！”张羽让摘下头上的柳条帽，满头大汗却满脸兴奋，“冉先生的法子真神，比佛主的符咒还灵！”神兵们围着沙盘，听冉少波讲解刚才的战术，眼睛里都闪着光，连最固执的张老栓都拿着小石子在地上画路线图。 演习结束后，冉少波要回枫香溪了。张羽耀带着神兵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把缴获的子弹、草药、腊肉都往他马背上塞。“冉先生，啥时候再来？”张老栓搓着手问，眼里满是不舍。 冉少波勒住马缰绳，指着天上的北斗星：“等北斗星的斗柄指向稳坪的时候，我就来。”他把张羽勋的桃木剑还给张羽耀，“这剑得留在神坛，它是弟兄们的念想，也是咱们的约定——下次见面，定要让神兵脱胎换骨，成为真正能护佑百姓的队伍。” 回到枫香溪，冉少波刚进营门，冉隆文就急匆匆迎上来：“少波哥，出事了！冉泽云联合县长罗雨生，说咱们是‘匪’，要派县大队清剿！”他递上一封密信，是潜伏在县城的弟兄送来的，上面写着县大队三天后出发，兵力有两百人。 冉少波却异常平静，铺开地图仔细研究：“正好，让弟兄们练练手。”他立刻让人去稳坪送信，让张羽耀带着神兵从侧翼接应；自己则在枫香溪的险要处设下埋伏，“咱们要让他们知道，黔东的百姓不好惹，护民的队伍不好欺！” 三天后清晨，县大队果然来了。领头的正是冉泽云，他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崭新的绸缎马褂，耀武扬威地喊：“抓住冉少波，赏大洋一百！烧了独立营，财物归弟兄们！” 话音未落，山上突然滚下无数石头和圆木，把县大队的队伍冲得七零八落。“打！”冉少波一声令下，独立营的弟兄们从树丛里跃出，步枪、土炮一起开火，子弹嗖嗖地飞向敌群。 县大队的人没见过这阵仗，吓得纷纷后退。冉泽云还想督战，举着马鞭喊“不许退”，却见侧翼突然杀来一队神兵，为首的张羽让挥舞着大刀，嘴里喊着“佛主有令，斩恶除奸”，黄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是神兵！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县大队的人早就听说过神兵的名声，吓得屁滚尿流，哪里还敢抵抗？有人扔下枪就跑，有人直接跪在地上求饶。冉泽云想跑，却被冉少波拦住。 两人打在一处，冉泽云仗着会些拳脚功夫，挥拳就打。冉少波学过擒拿术，侧身避开拳头，反手扣住他的手腕，脚下一绊，就把冉泽云摔在地上，三两下用麻绳捆了个结实。“冉泽云，你私设苛捐、草菅人命，今天该算总账了！” 这场仗打得干净利落，独立营和神兵无一伤亡，还缴获了二十多支步枪、五百多发子弹和两匹战马。冉少波当着枫香溪百姓的面审判冉泽云，列出他的罪状：私设“烟灯捐”“过路捐”等七种苛捐，霸占百姓田地十二亩，逼死佃农三人……百姓们听得怒火中烧，纷纷喊“该杀”。 冉少波却让人解开冉泽云的绳子：“杀人不是目的。”他没收了冉泽云的家产，分给受苦的百姓，“我放你走，让你活着看着，咱们是怎么把这黔东的天，换个颜色的。”冉泽云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再不敢踏足枫香溪半步。 经此一战，枫香溪和稳坪的联系更紧密了。独立营的纪律严明和神兵的勇猛善战相得益彰，黔东百姓都说：“冉先生的队伍有规矩，张坛主的神兵有骨气，跟着他们，日子有盼头了！” 这天夜里，冉少波站在老枫树下，望着稳坪的方向。月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身上，像披上了一层银霜。他知道，枫香溪的星火已经点燃，而稳坪的火种正在积蓄力量，用不了多久，这些星火就会连成一片，在黔东的大地上燃起熊熊烈火，照亮百姓期盼已久的光明。 第九回 三打德江城 梅天休主政 德江县城的青石板路在初春的冷雨里泛着油光，县衙门前的两尊石狮被雨水冲刷得愈发狰狞。新任县长张赓良正焦躁地踱步，手中的茶盏被他晃得哗哗作响，茶沫子溅到明黄色的丝绸马褂上，留下点点污渍。 “报——”传令兵掀帘而入，冰冷的雨丝随着他的身影卷进暖阁，“县长，稳坪方向狼烟四起，探子回报，张羽耀的神兵已过枫香坝，距县城不足三十里！” 张赓良手中的茶盏“哐当”落地，碎裂的瓷片混着茶汤溅湿了他的官靴。“怎么来得这么快？前几日不是说还在整训吗？”他声音发颤，手指紧紧攥住桌案边缘的雕花，指节泛白。 一旁的团总曾昭贵起身拱手，腰间的驳壳枪随着动作轻晃：“县长莫慌，属下已在城东老鹰岩布下防线，三百团丁配备十挺机枪，定能让那些泥腿子有来无回。”他嘴角噙着冷笑，眼神扫过墙上悬挂的德江县舆图，“神兵不过是些靠画符念咒壮胆的蠢货，上次在滥弯坡侥幸胜了黎纲旅，真当自己刀枪不入了？” 暖阁外突然传来阵阵喧哗，夹杂着百姓的哭喊声。张赓良扒着窗棂向外望去，只见城中百姓拖家带口往城西奔逃，扁担箩筐碰撞的声响此起彼伏。他脸色愈发难看：“快，让民团沿街巡查，谁敢造谣惑众就地处决！” 曾昭贵却按住他的肩膀，阴恻恻地说：“县长，不如让他们逃。城中百姓少了，打起仗来更方便，省得碍手碍脚。”他凑近张赓良耳边低语，“等打退神兵，再派队把这些刁民抓回来，正好借机征收‘守城捐’，岂不两全其美？” 张赓良眼中闪过一丝贪婪，随即被恐惧覆盖：“可……可神兵势大，万一……” “没有万一！”曾昭贵拍着胸脯保证，“属下这就去前线督战，定将张羽耀的人头献于县长案前。”说罢他转身离去，腰间的枪套撞击着皮带，发出沉闷的声响。 冷雨越下越大，打在窗棂上噼啪作响。张赓良望着曾昭贵消失在雨幕中的背影，突然觉得这暖阁里的炭火也失去了温度，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他不知道，此刻德江城东的老鹰岩上，正有无数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睛，透过雨帘紧盯着这座困守的城池。 老鹰岩的岩石被雨水浸透，泛着深褐色的光泽。张羽耀身披蓑衣，站在最高处的崖边，望着远处笼罩在雨雾中的德江城郭。他身后，五百余名神兵赤裸着上身，任凭冷雨浇打在涂满符水的皮肤上，口中念念有词。 “佛主，时辰到了！”张金银单膝跪地，双手捧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神水”，碗沿还沾着几片艾草。他身后的张羽翊已经绑好了红绸带，手中的鬼头刀在雨幕中偶尔闪过寒芒。 张羽耀接过神水一饮而尽，将空碗狠狠砸在岩石上。瓷碗碎裂的瞬间，他拔出腰间的桃木剑指向县城方向：“弟兄们，官府苛捐杂税逼死我等父母，今日我等神兵天降，定要打破县城，开仓放粮！” “打破县城！开仓放粮！”五百神兵齐声呐喊，声浪盖过雨声，在山谷间回荡。他们纷纷举起大刀长矛，符纸在胸前被雨水浸透，却依然紧紧贴在皮肤上。 “杀！”张羽耀挥剑向前，率先冲下老鹰岩。神兵们如同潮水般紧随其后，赤着双脚踩过泥泞的山路，朝着曾昭贵布防的防线猛冲过去。 “准备！”老鹰岩下的防御工事里，曾昭贵举着望远镜，看着神兵冲锋的阵型，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机枪手注意，等他们进入百米范围再开火！” 十挺机枪的黑洞洞枪口从沙袋掩体后伸出，冰冷的枪管在雨中泛着寒光。团丁们紧握着扳机，手指因紧张而微微颤抖，却被曾昭贵严厉的目光逼得不敢退缩。 “五十米！”传令兵高声喊道。 神兵们的呐喊声越来越近，他们挥舞着刀矛，口中不断念诵着“刀枪不入”的咒语，浑然不觉死亡已近在咫尺。 “开火！”曾昭贵猛地挥下手臂。 “哒哒哒——”机枪瞬间喷吐火舌，密集的子弹如同死神的镰刀，在雨幕中划出一道道致命的轨迹。冲在最前面的神兵如同被割倒的麦子般纷纷倒下，鲜血混着雨水在泥地里汇成蜿蜒的溪流。 冲锋的阵型骤然停滞。神兵们看着身边倒下的同伴，那些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符水根本抵挡不住子弹，咒语在枪声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恐慌如同瘟疫般蔓延，不少人开始迟疑后退。 “不许退！”张羽让怒吼着挥舞大刀，砍翻一个试图逃跑的神兵，“神水护体，子弹不伤！是他们心不诚！”他带头继续向前冲锋，身上瞬间被数颗子弹击中，鲜血喷涌而出，却凭着一股蛮力冲到了工事近前。 “弟兄们，跟我杀！”张羽让嘶吼着爬上沙袋，鬼头刀劈向一名机枪手。但更多的子弹射向了他，这位在滥弯坡立下赫赫战功的神将终于力竭倒下，身体顺着沙袋滚落，染红了身下的泥土。 “二哥！”张羽耀目眦欲裂，想要冲上前却被张金银死死拉住。 “佛主，不能再冲了！”张金银声音嘶哑，脸上混合着雨水和泪水，“机枪太厉害，我们冲不过去！” 雨幕中，神兵的尸体越堆越高，防御工事前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暗红色。曾昭贵站在工事后方，冷漠地看着这一切，时不时抬手看看怀表：“告诉机枪手，节省子弹，等他们再靠近些。” 张羽耀望着不断倒下的弟兄，听着耳边此起彼伏的惨叫声，终于痛苦地闭上眼：“撤！快撤！” 残余的神兵如同潮水般退去，留下满地的尸体和兵器。曾昭贵站在工事上哈哈大笑，抓起一把机枪朝天空扫射：“一群蠢货！还想打破县城？简直是白日做梦！” 雨水冲刷着战场，将鲜血汇入溪流，流向远方的田野。张羽耀带着残部退到枫香坝时，五百神兵只剩下不到两百人。他跪在张氏宗祠的牌位前，双手插入泥土，指甲缝里塞满了血污：“列祖列宗在上，羽耀无能，让弟兄们白白送死……” 祠堂外，雨还在下，仿佛在为死去的神兵哀悼。第一次攻打德江城，以神兵的惨败告终。 枫香坝的夜晚格外寂静，只有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和远处隐约的狗吠。张氏宗祠里点着数盏油灯，昏黄的光晕照亮一张张疲惫而悲伤的脸庞。张羽耀坐在首位，目光呆滞地看着地上的血迹——那是抬回来的重伤员留下的。 “佛主，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张羽翊的左臂缠着厚厚的布条，鲜血已经浸透了绷带，“二哥死得惨，我们一定要为他报仇！” “报仇？怎么报仇？”一个年轻神兵怯生生地开口，“机枪太厉害了，我们的符水根本没用……” 这话如同火星掉进了火药桶，立刻引发了骚动。 “我就说画符念咒不管用，你们偏不信！” “是不是神水的配方错了？该多加些朱砂的！” “官府有洋枪洋炮，我们根本打不过……” 张羽耀猛地一拍桌子，祠堂里瞬间安静下来。他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弟兄们，我们是为了活命才聚在一起的！官府逼得我们家破人亡，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弟兄们白死，继续受他们欺压吗？” “不能！”几个老兵齐声喊道。 “对，不能！”张羽翊也跟着起身，“佛主，我们再打一次！这次我们绕开老鹰岩，从南门偷袭！” 张羽耀沉吟片刻，走到祠堂中央的沙盘前——那是冉少波上次来访时留下的。沙盘上清晰地标注着德江城的地形和防御布防。他手指划过城南的一片洼地：“南门靠近乌江，地势低洼，曾昭贵必定防备薄弱。但那里有护城河，我们需要准备梯子和绳索。” “我去准备！”张金银立刻应声，“附近村寨有不少木匠，我让他们连夜打造云梯！” “还有神水！”一位负责画符的老者开口，“上次是我心不诚，这次我亲自斋戒沐浴，取北斗七星方位的露水调和，定能让神水显灵！” 张羽耀点点头：“好！三日之后，我们二更出发，三更准时攻城！这次我们不仅要为死去的弟兄报仇，还要打开粮仓，让全县百姓都有饭吃！” 接下来的三天，枫香坝变成了繁忙的军营。木匠们叮叮当当地打造云梯，妇女们烧水做饭，神兵们则在空地上演练攀爬和巷战。张羽耀亲自监督训练，他不再一味强调符水的作用，而是让去过印江的神兵传授李天保的“脚挑叉”绝技，教大家如何躲避子弹。 第三天傍晚，一个穿着破烂长衫的书生来到枫香坝，自称是德江县城里的教书先生梅天休。他说听闻神兵要攻打县城，特来献上一计。 “佛主，”梅天休对着张羽耀拱手行礼，“曾昭贵为人残暴，在城中早已天怒人怨。我愿回城联络爱国志士，届时打开城门，里应外合，定能一举成功。” 张羽翊警惕地打量着他：“你是官府的奸细吧？想骗我们进城？” 梅天休坦然一笑，从怀中掏出一张纸：“这是城中百姓的联名信，他们都盼着神兵进城解救他们。若佛主不信，可派人随我一同回城探查。” 张羽耀接过联名信，借着油灯的光仔细查看。纸上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还有不少鲜红的指印。他沉吟片刻：“好，我信你。张金银，你带两个人随梅先生回城，务必确认情况属实。” 深夜，张金银带着两个神兵跟着梅天休潜入德江县城。城中果然一片恐慌，不少百姓偷偷向他们诉苦，说曾昭贵不仅强征粮食，还纵容团丁抢劫商铺，大家都盼着神兵能早日进城。 “佛主，是真的！”第二天清晨，张金银带回了确切消息，“梅先生在城里威望很高，不少商人和民团的家属都愿意帮忙！” 张羽耀大喜过望，当即下令：“今夜二更，准时出发！” 夜幕降临，三百神兵悄悄集合。他们背着云梯，腰间别着大刀，脸上涂着符水，眼中闪烁着复仇的火焰。张羽耀最后检查了一遍装备，对梅天休派来的联络员说：“告诉梅先生，三更时分，南门城头见信号。” 联络员点点头，转身消失在夜色中。张羽耀深吸一口气，拔出桃木剑指向县城方向：“弟兄们，为了活命，为了报仇，跟我杀！” 神兵们如同沉默的潮水，在夜色的掩护下，朝着德江城进发。这一次，他们不仅带着刀矛和符水，更带着全城百姓的期盼和必胜的决心。 二更的梆子声从远处传来时，神兵队伍已经抵达德江南门外的芦苇荡。夜色如墨，乌江的水流声掩盖了他们的脚步声，只有偶尔响起的蛙鸣打破寂静。 张羽耀蹲在芦苇丛中，借着微弱的月光观察城头。南门的城楼上只有寥寥数盏灯笼，守军的身影在灯笼下晃动，显得十分松懈。 “看来梅先生说得没错，曾昭贵果然没把南门当回事。”张羽翊压低声音说道，手中紧紧攥着云梯的绳索。 张羽耀点点头，对身边的信号兵示意。信号兵从怀中掏出火折子，小心翼翼地吹亮，点燃了手中的火把。三长两短的火光在夜色中闪烁，如同夜行动物的眼睛。 片刻之后，城头也亮起了回应的火光——同样是三长两短。 “成了！”张金银低声欢呼，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张羽耀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即挥手下令：“上！” 三十名神兵立刻扛着云梯冲向护城河。月光下，他们的身影在空旷的河滩上格外显眼。城头上的守军似乎毫无察觉，依旧在懒洋洋地踱步。 “快！”张羽耀低声催促。神兵们手脚麻利地将云梯搭在护城河两岸，然后如同猴子般快速攀爬。第一个神兵刚爬上对岸，城头上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锣声！ “不好！有埋伏！”张羽耀心中一沉，厉声喊道，“撤退！快撤退！” 但已经晚了。城头上瞬间亮起无数火把，照亮了密密麻麻的枪口。曾昭贵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带着得意的狂笑：“张羽耀，你果然中了我的计！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神兵葬身在这乌江岸边！” “开火！”随着曾昭贵的命令，机枪和步枪同时开火，子弹如同雨点般泼洒下来。正在攀爬云梯的神兵纷纷中弹落水，护城河的水面上漂浮着尸体和断裂的云梯。 “杀回去！”张羽翊怒吼着挥舞大刀，试图组织反击。但城头上的火力实在太猛，他们被压制在芦苇荡边缘，根本无法靠近城墙。 “梅先生呢？他怎么会骗我们？”张金银悲愤地喊道，手臂已经被流弹擦伤。 张羽耀咬着牙，看着不断倒下的弟兄，眼中滴血：“是我错了，不该轻信他人！快，往东边撤，那里有片树林可以掩护！” 神兵们且战且退，在枪林弹雨中艰难地向树林转移。城头上的团丁趁机冲出城门，对他们展开追击。曾昭贵骑着高头大马，手持马鞭指挥：“抓活的！我要让他们知道，跟官府作对的下场！” 激战持续了整整一夜。当天边泛起鱼肚白时，张羽耀带着残部终于摆脱了追兵，退到了三十里外的一个山村。清点人数时发现，三百神兵只剩下不到五十人，连张羽翊也失踪了，大概率是牺牲在了乱军之中。 张羽耀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幸存的弟兄们个个带伤，神情沮丧，心中如同刀割般疼痛。连续两次攻城失利，不仅损兵折将，更严重打击了神兵的士气。 “佛主，我们……我们还是散了吧。”一个老兵颤巍巍地开口，“官府太厉害了，我们根本斗不过他们……” “是啊，再打下去，我们都会死光的。”另一个神兵附和道，眼中充满了恐惧。 张羽耀沉默不语，只是低头看着手中的桃木剑。剑身上刻着的符文已经被鲜血浸透，显得有些模糊。他想起了香树坝的张羽勋，想起了滥弯坡牺牲的冉伯祥，想起了老鹰岩倒下的张羽让……难道他们的牺牲，就换来这样的结果吗？ 就在这时，村外传来一阵马蹄声。幸存的神兵立刻紧张起来，纷纷握紧手中的武器。张羽耀站起身，警惕地望向村口，心中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马蹄声越来越近，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是张羽翊！他浑身是血，左臂不自然地扭曲着，显然受了重伤，但他身后却跟着几十个手持武器的百姓。 “佛主！佛主！”张羽翊看到张羽耀，激动地喊道，“我们没有被骗！梅先生是真心帮我们的！” 张羽翊被扶到张羽耀面前，他挣扎着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鲜血染红了信纸：“梅先生……梅先生是被曾昭贵发现了……他为了给我们报信，被抓了……这是他临死前写的信……” 张羽耀颤抖着接过信纸，上面的字迹潦草而凌乱，显然是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写就的。信中说，曾昭贵早就察觉了梅天休的联络，故意放出假消息设下埋伏；城中百姓确实盼着神兵进城，只是苦于被团丁监视无法反抗；县城西城门防御薄弱，且有一条排水暗道可以通入城内。 “梅先生……”张羽耀读着信，泪水模糊了双眼。他猛地站起身，目光扫过幸存的神兵和张羽翊带来的百姓，声音因激动而沙哑：“弟兄们，乡亲们！官府越是残暴，我们就越不能退缩！梅先生用生命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难道要让他白白牺牲吗？” “不能！”众人齐声呐喊，眼中重新燃起了斗志。张羽翊带来的百姓中有不少是县城里的泥瓦匠，他们熟悉西城门的地形，甚至有人参与过排水暗道的修建。 “佛主，我知道那条暗道！”一个瘸腿的老泥匠上前一步，拄着拐杖说道，“暗道出口在城西的城隍庙，离粮仓只有一条街！” 张羽耀精神一振：“好！我们今晚就行动！这次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我带领从暗道潜入，夺取西城门；另一路由张羽翊带领，在东门外佯攻，吸引曾昭贵的注意力！” 消息很快传开，附近村寨的百姓纷纷赶来支援。有人送来粮食，有人送来药品，还有不少青壮年主动要求加入神兵。到了傍晚，队伍已经重新扩充到两百多人，虽然武器依旧简陋，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决绝。 三更时分，德江城笼罩在浓重的夜色中。东门突然响起震天的呐喊声，张羽翊带着五十名神兵挥舞着火把冲锋，将自制的土炮对准城墙轰击。“轰！轰！”土炮虽然威力不大，却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震撼。 曾昭贵果然中计，立刻调遣主力前往东门防御。他站在城楼上火冒三丈：“这群蠢货还敢来送死！给我往死里打！”团丁们的注意力全被东门的动静吸引，谁也没注意到，城西的黑暗中正有一条黑影在蠕动。 张羽耀带着一百五十名神兵，在老泥匠的指引下找到了排水暗道的入口。暗道狭窄潮湿，只能容一人匍匐前进，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臭味。张羽耀第一个钻进暗道，身后的神兵们紧随其后，像一条黑色的长蛇在黑暗中穿行。 “快到了！”老泥匠在前面低声提醒。果然，前方出现了一丝微光。众人加快速度，终于从城隍庙后院的排水口爬了出来。城隍庙早已废弃，断壁残垣间长满了杂草，正好掩护他们的身影。 “按照计划行事！”张羽耀压低声音下令。神兵们立刻分成两队，一队由张金银带领直奔粮仓，一队跟随张羽耀夺取西城门。 西城门的守军果然寥寥无几，几个哨兵正靠在城墙根打盹。张羽耀做了个手势，神兵们如同猛虎下山般扑了上去，没等哨兵反应过来就被捂住嘴捆了起来。城门的门栓被悄悄拉开，张羽耀亲自点燃火把，朝着城外发出信号。 城外等候的百姓立刻欢呼起来，推着云梯和粮食车涌入城内。与此同时，张金银已经带领神兵控制了粮仓，守粮的团丁见势不妙纷纷投降。“开仓放粮！”张金银一声令下，百姓们立刻涌上前，用布袋和箩筐装起粮食，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东门的曾昭贵终于发现不对劲，城中传来的欢呼声让他心头一沉。“不好！中计了！”他怒吼着下令回防，却已经晚了。张羽耀带领神兵从城西杀来，与东门的张羽翊形成夹击之势，团丁们腹背受敌，瞬间溃不成军。 “缴枪不杀！”神兵们的呐喊声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团丁见大势已去，纷纷扔下武器投降。曾昭贵试图骑马逃跑，却被张羽翊一箭射穿了马腿，摔在地上被神兵活捉。 天快亮时，战斗终于结束。德江城头插上了神兵的黄旗，百姓们敲锣打鼓庆祝胜利。张羽耀站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看着欢呼的人群，心中百感交集。连续三次攻城，无数弟兄牺牲，终于换来这一刻的胜利。 德江城的清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生机。百姓们自发地清扫街道，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戏，空气中弥漫着米粥的香气——那是从粮仓分发的粮食煮成的。张羽耀站在县衙的大堂上，看着被绑在柱子上的曾昭贵和瑟瑟发抖的前县长张赓良，心中一片平静。 “佛主，这些贪官污吏该如何处置？”张金银问道，眼中闪烁着复仇的火焰。不少百姓也围在县衙外，高呼着要处死曾昭贵。 张羽耀沉默片刻，目光扫过人群：“曾昭贵残害百姓，罪大恶极，即刻斩首示众！” “好！”百姓们立刻欢呼起来。曾昭贵吓得瘫软在地，被神兵拖了出去。张羽耀看着他的背影，又说道：“张赓良虽为县长，但并无大恶，且主动交出印信，就饶他一命，逐出德江永不许回！” 处置完贪官，张羽耀转身面对众人：“弟兄们，乡亲们，我们打下县城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活下去！从今天起，德江县由我们自己做主！” “自己做主！自己做主！”百姓们齐声呐喊，激动得热泪盈眶。 就在这时，人群中走出几位乡绅和商人，为首的正是城中最大商号的掌柜。他们对着张羽耀拱手行礼：“佛主英明！我等愿拥戴佛主掌管县城，只是不知佛主打算如何治理？” 张羽耀微微一笑：“我虽是神兵佛主，但治理县城还需有学问的人。我提议，由梅天休先生的学生暂代县长之职，大家看如何？” 众人纷纷赞同。梅天休在城中威望很高，他的学生继承师志，自然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很快，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书生被请到县衙，他身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脸上还带着几分青涩，正是梅天休的得意门生。 “学生才疏学浅，恐难当此任。”年轻书生有些惶恐。 张羽耀拍着他的肩膀：“放心，有我们神兵和全城百姓支持你。你只需记住，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切莫学那些贪官污吏。” 年轻书生郑重地点点头：“学生定不负佛主和百姓所托！” 接下来的几天，德江城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新县长颁布了三条政令：一是废除所有苛捐杂税，只征收少量粮食充作军需；二是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三是组织民团，保卫县城安全。神兵们则负责维护治安，他们虽然依旧赤裸上身、身贴符纸，但行事却规矩了许多，不仅不扰民，还主动帮助百姓挑水劈柴。 张羽耀则忙着整顿神兵队伍，他听从冉少波之前的建议，减少了画符念咒的仪式，增加了军事训练。他还派人联络印江的李天保和务川的残余神兵，希望能形成联盟，共同对抗官府的反扑。 这天傍晚，张羽耀正在查看新收缴的武器，张金银匆匆跑来：“佛主，城外有位先生求见，说是梅天休先生的故友。” 张羽耀心中一动：“快请他进来。” 很快，一位身着蓝布长衫、面容儒雅的中年男子被请了进来。他对着张羽耀拱手行礼：“在下乃梅天休先生的同窗，听闻德江新政，特来道贺。” “先生客气了。”张羽耀请他坐下，“不知先生此次前来，还有何指教？”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指教不敢当。只是听闻佛主欲联络各地神兵，共抗官府，在下倒有一计。” 张羽耀连忙请教：“愿闻其详。” “如今黔东各地神兵虽多，但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中年男子说道，“不如由佛主牵头，在德江召开大会，邀请各地神兵首领共商大计。一来可以统一号令，二来可以交流经验，岂不更好？” 张羽耀眼前一亮：“好主意！只是不知各地首领是否愿意前来？” “梅先生在黔东学界颇有声望，在下愿代为联络。”中年男子说道，“只需佛主发出请柬，相信各地首领定会给这个面子。” 张羽耀大喜过望，当即决定：“那就请先生多费心！请柬之事，我这就安排！” 中年男子起身告辞，临行前突然说道：“佛主可知，红军已进入黔东？” 张羽耀一愣：“红军？那是什么队伍？” “是专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中年男子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他们说‘打土豪，分田地’，与神兵‘灭丁灭粮灭捐’的宗旨不谋而合。或许，这正是神兵的出路。” 张羽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多谢先生告知，我会留意的。” 送走中年男子，张羽耀站在窗前，望着城中万家灯火，心中充满了希望。他知道，打下德江城只是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但他相信，只要弟兄们团结一心，顺应民心，就一定能闯出一条活路来。 第十回 白石溪剿匪天保振声威 印江杉树乡的秋阳带着灼人的热度，烤得天池坪的黄土地裂开细密的纹路。李天保赤着上身蹲在晒谷场边，看着神兵们演练\"肚皮顶叉\"的绝技——七尺长的铁叉尖稳稳顶在李禄昌的肚脐上，叉尾被两个壮丁死死按住，铁叉中段已弯成半月形，李禄昌却面不改色地念着咒语。 \"佛主，您看我这功夫又长进了吧？\"李禄昌收势起身，拍着肚皮上淡淡的红痕笑道。周围的神兵纷纷叫好，几个刚入坛的后生眼里满是崇拜。 李天保刚要夸赞几句，坛口的哨兵突然飞奔而来，手里举着一封插着鸡毛的信：\"佛主！沿河白石溪派人送信，说有急事求见！\" 信纸是用粗麻纸糊的，边缘还沾着泥点，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墨迹被水洇得有些模糊。李天保凑近细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信是白石溪乡绅张泽生写的，说当地悍匪吴老七占了老鹰岩寨，不仅抢粮掠财，还掳走了二十多个年轻妇女，百姓们实在活不下去，听闻印江神兵能\"除妖灭害\"，特来求援。 \"吴老七？\"李禄昌凑过来看信，咬牙道，\"这伙匪徒在沿河、印江边界作恶多年，去年还抢过我表姑家的耕牛！\" 李天保将信纸攥在手里，粗粝的麻纸硌得掌心发疼。自从半年前在天池坪立坛，神兵们除了操练就是帮乡亲们出头，打跑过催粮的区丁，赶走过收保护费的地痞，却还没跟真正的悍匪交过手。 \"佛主，不能去！\"负责坛内杂务的李禄厚连忙劝阻，\"白石溪离咱们这儿百十里地，又是吴老七的地盘，听说那伙匪徒有三十多杆枪，咱们就靠大刀长矛，怕是要吃亏！\" 晒谷场上的神兵们也议论起来，有人面露惧色，有人跃跃欲试。李天保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晒得黝黑的脸庞，突然一拳砸在旁边的老槐树上：\"咱们立坛时发过誓，要''保境安民''！如今百姓有难，咱们能坐视不管？\" 他解下腰间的鬼头刀，刀身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吴老七有枪不假，但他们是作恶的匪类，咱们是替天行道的神兵！明天一早，愿意跟我去白石溪的，带上家伙集合！\" \"我去！\"李禄昌第一个响应，将铁叉往地上一顿，\"早就想收拾这伙杂碎了！\" \"算我一个！\" \"佛主去哪我们去哪！\" 三十多个精壮的神兵当即应和，李禄厚见众人热情高涨，也不再劝阻，转身去准备干粮和伤药。李天保看着眼前这些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他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是张羽耀托人送来的\"神符\"，据说浸过香树坝的\"神水\"，能刀枪不入。 \"佛主，这信上还说，张泽生愿意出五十石谷子当军费，事成之后再分咱们一半家产。\"李禄昌指着信纸末尾说道。 李天保眉头一挑：\"告诉送信的人，谷子我们可以收，分家产就不必了。咱们是去剿匪，不是去发财。\"他将神符分给众人，\"都贴身带好，明天卯时出发，路上尽量隐蔽，别惊动了沿途的民团。\" 夜色降临时，天池坪的篝火格外旺盛。神兵们围着篝火擦拭兵器，李禄昌正在演示新练的\"脚挑叉\"，铁叉在他脚尖翻飞如舞。李天保坐在火堆旁，望着远处乌江山脉的轮廓，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他听说吴老七早年在军阀部队当过排长，懂些战术，这次白石溪之行，恐怕不会像打区丁那么容易。 第二天清晨，薄雾还没散尽，三十名神兵已在天池坪集合完毕。他们都穿着粗布短褂，腰间别着大刀或铁叉，李天保特意让每人带了捆麻绳和几块干粮，又挑了五个熟悉水性的弟兄，准备应对白石溪的河流险滩。 \"佛主，张泽生派来的向导在山口等着呢。\"李禄厚牵着两匹瘦马过来，马背上驮着伤药和备用的符纸，\"他说吴老七这几天正在老鹰岩寨分赃，防备松懈，正是动手的好时机。\" 李天保翻身上马，却没让其他人骑马——这两匹马是特意留着驮运伤员的。队伍刚走到山口，就见一个穿着蓝布长衫的中年人在路边等候，手里拿着个竹制的烟杆，见到李天保连忙拱手：\"在下是张泽生的管家老张，见过佛主。\" 老张看起来五十多岁，脸上满是风霜，说起吴老七时牙齿咬得咯咯响：\"那吴老七简直不是人！上个月把我家小姐都抢走了，张老爷急得三天没吃饭，求佛主一定要为民除害啊！\" 李天保安抚道：\"张管家放心，我们既然来了，就不会让匪徒逍遥法外。你先说说老鹰岩寨的地形，吴老七有多少人手，火力怎么样？\" 老张领着队伍往白石溪方向走，边走边介绍：\"老鹰岩寨在半山腰上，三面是悬崖，只有一条小路能上去，寨门是用铁皮包的，听说里面有两挺机枪。吴老七手下有六十多个匪徒，大部分有步枪，还有十几个刀斧手，个个心狠手辣。\" 李禄昌咋舌：\"六十多号人？咱们才三十个，这怎么打？\" 李天保没说话，只是让老张详细描述寨子里的布局。当听到寨后有处悬崖，虽然陡峭但长满了灌木丛时，他眼睛一亮：\"那悬崖底下是什么地方？能绕到寨子里吗？\" \"佛主是想......\"老张惊讶地睁大眼睛，\"那悬崖太险了，前年有个采药的掉下去，连尸首都是碎的！\" \"越险的地方越安全。\"李天保打定主意，\"你先带我们去悬崖附近的山林隐蔽，等天黑了再说。\" 队伍在山林里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才抵达老鹰岩寨附近的密林中。透过树叶的缝隙望去，夕阳下的老鹰岩寨像只蛰伏的野兽，寨门紧闭，门口有两个持枪的匪徒在巡逻，隐约能听到寨子里传来猜拳喝酒的声音。 \"佛主你看，寨墙那边！\"李禄昌指着寨后的悬崖，果然看到茂密的灌木丛从崖顶垂下来，\"好像真能爬上去！\" 李天保让大部分人在林中休息，自己带着李禄昌和两个身手最好的弟兄，跟着老张去探悬崖。悬崖脚下堆满了碎石，仰头望去根本看不到顶，只有几株歪脖子松树顽强地扎根在岩缝里。 \"这怎么爬啊？\"一个神兵看着几乎垂直的岩壁，心里发怵。 李天保捡起块石头往上扔，石头撞在岩壁上弹回来，他却注意到岩壁上有不少天然形成的凹坑：\"看到那些石窝没有？踩着石窝，抓着灌木丛，小心点能上去。\"他转头对老张说，\"今晚三更，你让人在寨门前假意送粮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回到营地后，李天保选出二十个身手矫健的神兵，准备夜间攀岩突袭。李禄厚不放心，把所有的神符都分给了他们：\"佛主，一定要小心啊，实在不行咱们就撤回来再想办法。\" 三更时分，月亮躲进了云层，山林里伸手不见五指。李天保带着二十名神兵来到悬崖下，每个人嘴里都衔着根树枝，防止发出声音。他第一个攀上去，手指抠进冰冷的石窝，脚踩着湿滑的岩壁，一点点向上挪动。 岩壁上长满了青苔，好几次李天保都差点打滑，全靠紧紧抓住灌木丛才稳住身形。爬到一半时，上面突然掉落几块碎石，他赶紧贴在岩壁上屏住呼吸，原来是寨墙上的匪徒在撒尿。等匪徒走远，他才继续向上攀爬，整整一个时辰后，终于摸到了崖顶的边缘。 \"都跟上，动作轻点儿！\"李天保压低声音，示意后面的弟兄上来。二十名神兵陆续爬上悬崖，每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衣服被荆棘划破了好几个口子。他们趴在草丛里歇了片刻，借着远处的灯火观察寨内动静——匪徒们果然都聚集在前院喝酒，后院只有两个哨兵在打盹。 李天保做了个手势，神兵们分成两组，一组由李禄昌带领去解决哨兵，一组跟着他直奔关押妇女的柴房。柴房的门是用木头钉的，李天保用刀撬开缝隙，里面立刻传来惊恐的啜泣声。 \"别出声，我们是来救你们的！\"李天保低声说道，用刀砍断门锁，\"快跟我们走，从后面悬崖下去！\" 妇女们又惊又喜，纷纷跟着神兵往悬崖边跑。就在这时，前院突然传来枪声，李禄昌带着人解决哨兵时惊动了匪徒！李天保心里一紧，喊道：\"李禄昌断后，其他人快带妇女们下去！\" 寨子里瞬间乱成一团，吴老七的吼声、枪声、喊杀声混杂在一起。李天保挥舞着鬼头刀，砍倒两个冲过来的匪徒，掩护妇女们撤退。一个匪徒举枪瞄准他，李天保侧身躲过，子弹擦着耳朵飞过，打在后面的柴堆上。 \"快！把绳子扔下去！\"李天保对着悬崖边的神兵喊道。预先准备好的麻绳被扔了下去，妇女们一个个顺着绳子往下滑。李天保看着最后一个妇女安全下去，才带着残部往悬崖边撤退，此时吴老七已经带着人追到了后院。 \"抓住那个领头的！赏大洋五十！\"吴老七举着驳壳枪吼道，子弹嗖嗖地从李天保身边飞过。李禄昌为了掩护众人，被匪徒围在中间，身上已经中了好几刀，却依旧挥舞着铁叉不肯倒下。 \"禄昌！\"李天保目眦欲裂，想冲回去救人，却被两个神兵死死拉住。 \"佛主快走！别管我！\"李禄昌用尽最后力气将铁叉掷向吴老七，随即被匪徒乱刀砍倒。 李天保含泪转身，抓住绳子滑下悬崖。身后的枪声和喊杀声渐渐远去，他回头望着悬崖上的火光，拳头攥得死紧——这笔血债，一定要让吴老七偿还！ 下了悬崖的李天保清点人数，发现有三个神兵牺牲，五个受伤，好在二十多个妇女都安全救了出来。他让老张先带着妇女和伤员回白石溪，自己则带着剩下的十六名神兵在附近山林隐蔽，等着天亮后给吴老七致命一击。 \"佛主，咱们损失太大了，还是先撤吧。\"一个受伤的神兵哭着说，他的胳膊被子弹打穿，鲜血止不住地流。 李天保看着弟兄们疲惫的脸庞，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但他知道不能就这么撤退：\"吴老七杀了咱们的弟兄，要是就这么走了，以后谁还敢信咱们神兵？\"他撕下衣角包扎好伤口，\"张泽生说过，白石溪的百姓早就恨透了吴老七，咱们去联络他们，里应外合！\" 天亮时，老张带着十几个拿着锄头扁担的百姓赶来，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悲愤：\"佛主，吴老七把李兄弟的尸首吊在寨门上示众，还说要血洗白石溪！我们跟他拼了！\" 李天保心里一动：\"你们有多少人能打的？有没有人熟悉老鹰岩寨的水源？\" \"能打的有五十多个！\"老张立刻说道，\"寨子里的水是从后山的泉眼引过去的，就一条水道！\" \"好！\"李天保召集众人商议，\"吴老七现在肯定以为咱们不敢再回去，防备一定在正面。你们先派人假装去赎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带神兵从后山断他们的水源，放火烧寨！\" 中午时分，白石溪的百姓抬着几筐粮食来到老鹰岩寨前，说是来赎人的。吴老七果然放松了警惕，让匪徒们打开寨门清点粮食。就在这时，李天保带着神兵和百姓从后山摸了过去，后山的泉眼旁只有两个匪徒看守，很快就被解决了。 \"快！把石头填进去，再倒煤油！\"李天保指挥众人堵塞水道，又在通往寨子的柴草上浇上煤油。等前院的匪徒们忙着搬粮食时，他点燃火把扔向柴草，火借风势迅速蔓延，浓烟滚滚地飘向寨子里。 \"着火了！着火了！\"寨子里的匪徒们慌了神，纷纷跑去救火。吴老七才知道中计，提着枪往后山冲，却被李天保拦住去路。 \"吴老七，你的死期到了！\"李天保怒吼着挥刀砍去，鬼头刀带着风声直逼吴老七面门。吴老七急忙举枪格挡，枪身被刀砍得火星四溅。 两人你来我往打在一处，李天保的刀法大开大合，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吴老七仗着有枪，却被李天保逼得连连后退。就在这时，一个匪徒从侧面开枪，李天保躲闪不及，胳膊被打中一枪，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衫。 \"佛主！\"神兵们惊呼着冲上来，与匪徒们混战在一起。李天保忍着剧痛，反手一刀砍断吴老七的枪带，又一脚将他踹倒在地。吴老七挣扎着想爬起来，李天保的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饶命！佛主饶命！\"吴老七吓得魂飞魄散，\"我把所有家产都给你，放我一条活路吧！\" 李天保看着他那张丑恶的嘴脸，又想起牺牲的李禄昌和弟兄们，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你害了那么多百姓，杀了我的弟兄，还想活命？\"手起刀落，吴老七的人头滚落在地。 匪首一死，剩下的匪徒们无心恋战，纷纷扔下武器投降。李天保让人搜查寨子里的粮仓和财物，发现了不少抢来的粮食、布匹和银元。他让人把粮食和布匹分发给白石溪的百姓，银元则留给受伤的神兵当医药费。 \"佛主，这是从吴老七屋里搜出来的账本。\"一个神兵递过来个布包，里面除了账本还有几张地契。李天保翻看账本，发现吴老七不仅抢劫百姓，还和沿河的民团勾结，干着贩卖鸦片的勾当。 \"把这些账本收好，以后交给张泽生，让他报官处理。\"李天保说道，目光落在寨门那具还吊着的尸首上，眼圈瞬间红了，\"把李兄弟和牺牲的弟兄们好好安葬，墓碑上要刻清楚他们是为了白石溪百姓死的。\" 老张带着百姓们来给李天保磕头：\"多谢佛主为民除害！我们白石溪百姓永世不忘神兵的恩情！\" 李天保连忙扶起他们：\"保护百姓是我们神兵的本分，不用谢。只是以后要多加防备，别再让匪徒有机可乘。\"他让人在寨子里放了把火，将这个罪恶的匪窝烧得干干净净。 离开老鹰岩寨时，白石溪的百姓送了一程又一程，张泽生更是亲自带着五十石谷子和几匹好布赶来，非要塞给李天保：\"佛主要是不收下，就是嫌我们白石溪百姓穷！\" 李天保推辞不过，收下了谷子和布匹，却坚决不要张泽生分给他的家产：\"张老爷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些东西还是留给受苦的百姓吧。\"他看着张泽生鬓角的白发，又想起那些被解救的妇女，\"以后可得加强防备，最好组织百姓自己的民团，免得再遭匪徒祸害。\" 张泽生连连点头：\"佛主说得是，我这就组织人丁巡逻。对了，吴老七的那些枪支，佛主都带走吧，留在我们这儿也是浪费。\" 李天保眼睛一亮——神兵们一直缺枪，这些缴获的步枪和子弹正好能用。他让弟兄们收拾好武器，又在白石溪休整了两天，等伤员的伤势稳定后，才带着队伍往印江返回。 回程的路上，神兵们个个精神振奋，虽然损兵折将，但毕竟打了场大胜仗，还缴获了二十多杆枪。李禄厚把缴获的银元分给大家，每个人都拿到了几块，脸上洋溢着笑容。 \"佛主，咱们现在有枪了，要不要再去打打印江城？\"一个神兵兴奋地说，\"听说那里的县长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 李天保摇摇头：\"先回天池坪再说，打县城不是小事，得跟张羽耀佛主商量。\"他心里却在盘算，有了这些枪支，神兵的实力能大大增强，或许真能像张羽勋当年说的那样，打出个\"灭丁灭粮灭捐\"的天下。 走到离印江只有三十里的黑风口时，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大雨。李天保让队伍加快脚步，想在下雨前赶到前面的村子避雨。就在这时，两侧的山坡上突然响起枪声，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 \"不好！有埋伏！\"李天保大喊一声，连忙让众人找掩护。他躲在一块巨石后面，抬头一看，只见山坡上站着几十个手持武器的人，为首的竟然是张泽生的管家老张！ \"老张？你这是干什么！\"李天保又惊又怒，手中的鬼头刀握得死紧。 老张站在山坡上冷笑，身后的民团纷纷举起枪：\"李天保，你以为张老爷真的信你们这些''神兵''？不过是借你的手除掉吴老七，再把你们这些亡命之徒引到黑风口一网打尽！\" \"张泽生为什么要这么做？\"李天保目眦欲裂，他实在想不通，自己刚帮白石溪除了大害，怎么会换来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老张的声音带着嘲讽，\"吴老七的鸦片生意，张老爷本就有份！你们杀了吴老七，还搜走了账本，这不是断张老爷的财路吗？再说了，官府早就下了悬赏，捉拿你们这些''匪首''可是有重赏的！\" 李天保这才明白过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掉进了张泽生的圈套。所谓的求援剿匪，不过是借刀杀人的毒计，难怪张泽生那么痛快就答应出粮食、分家产，原来是早就盘算着要黑吃黑！ \"弟兄们，跟他们拼了！\"李天保怒吼着冲出掩体，鬼头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寒光。神兵们虽然猝不及防，但骨子里的血性被彻底激发，纷纷举着刀枪冲向山坡。 \"开枪！给我往死里打！\"老张恶狠狠地下令。密集的子弹如同雨点般泼洒下来，冲在前面的几个神兵瞬间倒下，鲜血染红了黑风口的土地。 李天保眼疾手快，一把将身边的弟兄拉到岩石后：\"别硬冲！找掩护！\"他看着山坡上的民团，发现他们虽然有枪，但枪法稀烂，大多是朝着天上乱放。 \"李禄厚，带几个人从左侧山坳绕过去！\"李天保低声下令，\"绕到他们背后袭扰，注意隐蔽！\" \"好！\"李禄厚带着五个神兵，猫着腰钻进旁边的密林。李天保则捡起地上的步枪，这是从吴老七那里缴获的，他虽然不太会用，但也知道扣动扳机就能发射。 \"都学着用枪！\"李天保把步枪分给身边的弟兄，\"瞄准了再打，别浪费子弹！\" 神兵们纷纷捡起枪支，虽然姿势笨拙，但好歹能朝着敌人开火。枪声一响，山坡上的民团果然慌了神，他们没想到这些\"泥腿子\"竟然也会用枪。 就在这时，左侧山坳突然传来喊杀声，李禄厚带着人绕到了民团背后！老张顾此失彼，连忙分兵去对付李禄厚，正面的火力顿时减弱了不少。 \"冲！\"李天保抓住机会，带头冲向山坡。神兵们如同猛虎下山，手中的刀枪寒光闪闪。民团本就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见神兵冲了上来，吓得纷纷后退，不少人扔下枪就跑。 老张见状不妙，调转马头想逃，却被李天保一眼看见：\"哪里跑！\"李天保将手中的鬼头刀掷了出去，刀身带着风声直逼老张后心。老张惨叫一声，从马上摔了下来，当场气绝。 没了领头的，剩下的民团更是溃不成军，被神兵们追得满山跑。李天保没有赶尽杀绝，他知道这些人大多是被张泽生胁迫的百姓，真正该死的是那个阴险狡诈的张泽生！ \"佛主，我们追不追？\"李禄昌的弟弟李禄明举着枪问道，他的胳膊在刚才的战斗中被划伤了。 李天保望着白石溪的方向，眼中燃烧着怒火：\"不追！我们回白石溪！\" \"回白石溪？\"众人都愣住了，那里可是张泽生的地盘。 \"对！回白石溪！\"李天保握紧拳头，\"张泽生不仁不义，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要让他知道，神兵不是好欺负的！\" 他让弟兄们打扫战场，掩埋牺牲的同伴，又收集了散落的枪支弹药。虽然再次损兵折将，但神兵们的眼神却更加坚定——他们不仅要对付明面上的匪徒，还要提防暗地里的毒蛇！ 返回白石溪的路上，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仿佛在为牺牲的神兵哀悼。李天保和弟兄们浑身湿透，却没人叫苦，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复仇的火焰。 快到白石溪时，李天保让队伍在山林里隐蔽，自己带着两个弟兄先去侦查。只见村子里戒备森严，张泽生调集了所有的家丁和民团，在村口竖起了栅栏，显然是怕神兵回来报复。 \"佛主，张泽生这老狐狸早就做好准备了。\"一个弟兄低声说道。 李天保冷笑一声：\"他越是怕，我们越要进去！你去通知李禄厚，让他带着人从村后的小溪摸进去，子时在张泽生家后院放火为号。\" 子时刚过，白石溪村突然燃起熊熊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张泽生家后院火光冲天，家丁们忙着救火，乱作一团。李天保趁机带着神兵冲进村口，守卫的民团见神兵杀了回来，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抵抗。 \"张泽生出来！\"李天保的吼声在雨夜中回荡，\"你这个阴险小人，敢算计我们神兵，今天就让你血债血偿！\" 张泽生正在屋里清点财物，准备随时逃跑，听到李天保的吼声吓得面无人色：\"快！快拦住他们！\"他让家丁们顶住，自己则想从后门溜走。 可刚走到后门，就被李禄厚堵住了去路：\"张老爷，别跑了！\"李禄厚手中的铁叉直指张泽生的胸口，\"你害了我们那么多弟兄，今天该还债了！\" 张泽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好汉饶命！佛主饶命！我把所有家产都给你们，求你们放我一条活路！\" 李天保随后赶到，看着跪在地上的张泽生，眼中没有丝毫怜悯：\"我们来白石溪是为了剿匪，不是为了你的家产！你却为了钱财害死我们的弟兄，这种不仁不义之徒，留着也是祸害！\" 他一脚踢开张泽生，对身边的神兵说：\"把他绑起来，天亮后交给百姓们处置！\" 天亮时，雨停了。李天保把白石溪的百姓召集到打谷场上，将张泽生与吴老七勾结的账本和地契当众宣读。百姓们这才知道张泽生的真面目，个个义愤填膺。 \"原来是他和吴老七勾结！难怪我们总被抢劫！\" \"这个老狐狸，平时装得那么善良，没想到心这么黑！\" \"佛主，把他交给我们处置吧！\" 李天保看着群情激奋的百姓，高声说道：\"张泽生勾结匪徒，残害百姓，又设伏杀害我们神兵弟兄，罪大恶极！今天就由大家来决定他的生死！\" 百姓们纷纷要求处死张泽生，有人还拿出了被张泽生强占的地契和借据。李天保顺应民心，将张泽生交给百姓们处置。这个作恶多端的乡绅，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处置完张泽生，李天保让人打开他家的粮仓和库房，将粮食、布匹和钱财全部分给百姓。百姓们捧着分到的东西，纷纷对神兵感恩戴德。 \"佛主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以后我们就跟着佛主干！\" \"神兵到哪里，我们就支持到哪里！\" 李天保看着百姓们感激的眼神，心里百感交集。这次白石溪之行，虽然历经艰险，牺牲了不少弟兄，但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真心为百姓办事，百姓就会真心拥护你。 他在白石溪休整了几天，当地百姓纷纷要求加入神兵，不少青壮年主动报名。李天保挑选了三十多个精壮的百姓，编入神兵队伍，又从缴获的武器中选出一批精良的步枪发给他们。 离开白石溪时，百姓们自发地前来送行，有人提着鸡蛋，有人拿着干粮，把神兵的行囊塞得满满当当。李天保看着这些淳朴的百姓，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神兵发展壮大，让黔东的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返回印江天池坪的路上，李天保的队伍已经扩充到六十多人，不仅人数比出发时多了一倍，武器装备也大大改善，有二十多杆步枪和不少子弹。神兵们个个精神抖擞，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路过印江县城附近时，李天保特意绕了个弯，远远地观察县城的防御。只见城头上戒备森严，民团来回巡逻，显然是听说了神兵在白石溪的战绩，加强了防备。 \"佛主，要不要趁机打进去？\"李禄明摩拳擦掌地问道，他在这次战斗中表现英勇，已经成为李天保的得力助手。 李天保摇摇头：\"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人手虽然多了，但缺乏攻城的器械，硬拼只会白白牺牲。\"他望着县城的方向，若有所思地说，\"等我们回到天池坪，好好训练队伍，联合德江的张羽耀佛主，再打县城不迟。\" 回到天池坪时，留守的神兵们远远地就迎了上来，当他们看到队伍不仅平安返回，还带回了不少枪支和新弟兄时，个个欢呼雀跃。李天保把这次白石溪剿匪的经过告诉了大家，当说到张泽生设伏偷袭时，众人无不义愤填膺；当说到最终处死张泽生、为民除害时，又纷纷叫好。 \"佛主真是神勇！\" \"以后谁再敢欺负我们神兵，就是这个下场！\" \"我们神兵一定能越来越壮大！\" 李天保让弟兄们把缴获的粮食和财物分发给附近的百姓，又在天池坪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仪式。他把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弟兄们一一表扬，还为牺牲的弟兄们立了碑，让大家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消息很快传遍了印江、沿河等地，人们都在传颂李天保和神兵的英勇事迹。不少受苦受难的百姓纷纷前来投奔，天池坪的神坛前每天都排着长队，想要加入神兵队伍。 李天保趁机整顿队伍，制定了更严格的坛规：不仅要\"禁烟、禁酒、禁色、禁盗\"，还要\"爱百姓、护乡邻、守纪律、敢牺牲\"。他不再一味强调\"刀枪不入\"的神符，而是加强了军事训练，让有经验的弟兄传授格斗技巧和枪法。 这天，李天保正在指导神兵们练习枪法，哨兵突然来报：\"佛主，德江的张羽耀佛主派人来了！\" 李天保连忙迎出去，只见来的是张羽耀的得力助手张金银。张金银带来了张羽耀的亲笔信，信中对李天保在白石溪的战绩表示祝贺，还说德江神兵已经打下了县城，邀请李天保去德江商议联合之事。 \"恭喜佛主！恭喜神兵！\"李天保看完信，高兴地对张金银说，\"张羽耀佛主真是厉害，我们一定去德江祝贺！\" 他热情地款待了张金银，又让李禄厚准备了些缴获的布匹和枪支作为礼物。张金银在天池坪住了两天，亲眼看到印江神兵的壮大和李天保的威望，心里暗暗佩服。 \"李佛主真是年轻有为，\"张金银临走时说道，\"张佛主说了，等您到了德江，咱们就正式结盟，共同对抗官府，让黔东的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李天保送张金银到山口，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充满了希望。他知道，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联合各地的神兵，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灭丁、灭粮、灭捐\"的目标。 回到天池坪，李天保立刻召集弟兄们商议去德江结盟的事。众人纷纷赞同，都盼着能和德江的神兵联手，打出一片新天地。 \"佛主，我们这次去德江，一定要让张羽耀佛主看看咱们的实力！\"李禄明兴奋地说。 李天保点点头：\"不仅要展示实力，更要展现我们的诚意。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成就大事。\"他望着飘扬在天池坪上空的\"天下太平\"红旗，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几天后，李天保挑选了五十名精壮的神兵，带着礼物和缴获的枪支，浩浩荡荡地向德江进发。一路上，百姓们听说他们是去和德江神兵结盟的，纷纷热情款待，不少人还主动要求加入队伍。 李天保知道，他们的队伍不仅是一支武装力量，更是百姓们的希望。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带着弟兄们好好干下去，不辜负百姓的期望，不辜负牺牲的弟兄们。 印江的山路上，神兵们的歌声回荡在山谷间：\"神兵强，神兵勇，专打土豪和劣绅；灭苛捐，除杂税，百姓才能得安宁......\"歌声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也预示着黔东神兵运动即将迎来新的高潮。 第十一回 红号精神继 黄坛连五县 德江稳坪的冬日来得早，枫香坝张氏宗祠的屋檐下已经结了层薄霜。张羽耀裹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蹲在祠堂后院的老槐树下，手里摩挲着一块布满青苔的残碑。碑上的字迹早已模糊，只依稀能辨认出\"黄号\"二字——这是半年前神兵攻破德江城时，从县衙废墟里挖出来的旧物。 \"佛主，天这么冷，咋还在这儿待着？\"张金银端着一碗热姜汤走来，哈着白气说道，\"冉先生带弟兄们在前院练枪法呢，让我来叫你过去看看。\" 张羽耀接过姜汤，暖了暖冻僵的手指：\"你说这黄号军，真像老人们说的那么厉害？\"他望着残碑上的刻痕，仿佛能透过时光看到百年前的战火，\"听说他们当年连克十余城，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 张金银蹲在他身边，用袖子擦去碑上的积雪：\"王瞎子不是说了嘛，咸丰年间的胡胜海，就跟咱们现在一样，带着穷人造反。他们也举黄旗，也喊''灭捐灭税''，跟咱们神兵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正说着，一个背着褡裳的瞎眼老乞丐拄着拐杖走来，正是稳坪一带最会讲古的王瞎子。他听到两人的对话，浑浊的眼睛里泛起光：\"佛主也在念叨黄号军？老汉今天就给你们说道说道，这黄号军跟咱们神兵的缘分。\" 王瞎子摸索着坐在残碑旁，清了清嗓子开讲：\"那是咸丰五年，胡胜海在德江举旗，头裹黄巾，号称''黄号军''。他们有个''老教场''，就在现在的稳坪中学那儿，当年能屯兵上万！胡胜海会''撒豆成兵''的法术，一把豆子撒出去，就能变成刀枪不入的神兵......\" \"撒豆成兵？\"张羽耀眼睛一亮，\"跟咱们的神符一样？\" \"比神符厉害多了！\"王瞎子一拍大腿，\"黄号军有''天书''，打仗前念咒语，刀枪都打不进！他们攻思南府的时候，城墙太高爬不上去，胡胜海对着城墙念咒，城墙就自己塌了个口子......\" 张金银听得入迷：\"后来呢？他们打赢了吗？\" 王瞎子叹了口气，声音低沉下来：\"赢了一时，赢不了一世啊。官府调来大军围剿，黄号军守了八年，最后粮尽弹绝。胡胜海被砍头那天，天上飘着黄雪，百姓们都说是天在哭......但他们的黄旗，一直飘在黔东人心里。\"他摸了摸残碑，\"这块碑，就是当年黄号军的祭坛碑，上面刻着他们的咒语呢。\" 张羽耀凑近细看，果然在碑缝里发现几行细小的刻字，像是某种符咒。他突然站起身，对张金银说：\"快去找纸笔来，把这些字拓下来！\" 等张金银取来纸笔，张羽耀小心翼翼地将纸铺在碑上，用炭笔细细描摹。寒风中，他的手指冻得通红，却异常坚定。王瞎子在一旁念叨：\"佛主这是要承黄号军的气运啊！当年黄号军没能成的事，说不定要在咱们神兵身上成了......\" 拓完符咒，张羽耀将纸小心收好，仿佛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他对王瞎子拱手道：\"多谢老人家指点，这黄号军的故事，得让所有神兵都听听。\" 王瞎子呵呵一笑：\"佛主要是信得过老汉，就让老汉去各坛宣讲。保准让弟兄们知道，咱们不是孤军奋战，百年前就有英雄替咱们趟过路了！\" 当天下午，张羽耀就召集稳坪的神兵骨干，在张氏宗祠开了场\"黄号精神会\"。王瞎子坐在正中央，唾沫横飞地讲述黄号军的战绩，听得神兵们热血沸腾。当讲到胡胜海牺牲时，不少人红了眼眶。 \"弟兄们！\"张羽耀举起拓下来的黄号符咒，声音洪亮，\"黄号军的咒语还在，他们的精神还在！官府说咱们是''匪''，可百年前的黄号军，在百姓心里是英雄！从今天起，咱们神兵就以黄号军后裔自居，继承他们的黄旗，完成他们没完成的事！\" \"继承黄旗！完成大业！\"神兵们齐声呐喊，震得祠堂的梁柱嗡嗡作响。 散会后，张羽耀让人将黄号符咒刻在木板上，复制了几十块，分发给务川、印江、沿河的神坛。他还让人缝制了一批新的黄旗，旗上除了原来的\"天下太平\"，又加了四个小字：\"黄号遗风\"。 没过几天，德江的黄旗就传到了印江天池坪。李天保看着旗上的\"黄号遗风\"四个字，又听说了黄号军的故事，当即召集神兵，在天池坪的祭坛前举行了\"续香火\"仪式。 仪式上，李天保将黄号符咒与神兵神符合在一起焚烧，灰烬拌在神水里让弟兄们喝下。他举着新制的黄旗宣誓：\"从今天起，咱们就是黄号军的传人！刀山火海，绝不退缩！\"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黔东五县，务川的赵国清、沿河的张羽让、思南的宁国学，都纷纷效仿德江和印江，竖起了带\"黄号遗风\"的黄旗。各坛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今天你送粮，明天我派援兵，原本分散的神坛，渐渐连成了一片黄旗的海洋。 腊月初八，务川金竹乡的香树坝格外热闹。这里是张羽勋最初设坛的地方，如今成了五县神兵的联络中心。张羽耀、李天保、赵国清、宁国学、张羽让五位佛主齐聚于此，要举行\"联坛大典\"，正式结成同盟。 香树坝的山洞被打扫一新，洞壁上挂着五面黄旗，分别代表德江、印江、务川、思南、沿河。中央摆着那块黄号军的残碑，碑前燃着十二炷香，烟雾缭绕中，仿佛有先祖的英灵在注视。 \"时辰到！\"随着司仪一声高喊，五位佛主并排走到碑前，每人手持一把鸡血浸泡过的匕首，划破手指，将血滴进同一个酒碗里。 \"我张羽耀，以血为誓！\" \"我李天保，以血为誓！\" \"五县神兵，同气连枝！\" \"生死与共，永不相负！\" 五人齐声念完誓词，将碗中的血酒一饮而尽。洞外顿时响起震天的鞭炮声和欢呼声，五百多名神兵举着黄旗呐喊，声音在山谷间回荡。 联坛大典后，五位佛主围坐在篝火旁商议大事。赵国清首先开口：\"现在五县联坛，得有个规矩。我提议，张佛主是德江首坛，又找到了黄号碑，就由他当总佛主，咱们都听他号令！\" \"我同意！\"李天保立刻附和，\"张佛主仁义，又有谋略，当总佛主最合适！\" 张羽耀连忙摆手：\"不可不可，咱们兄弟平等，哪能分高低？不如设个''坛主会''，五人轮流主事，大事一起商量。\" 最终众人商定，成立\"黔东神兵总坛\"，张羽耀为首席坛主，其余四人分掌五县军务。还定下三条盟约：一要互通情报，二要互相支援，三要统一旗号——以后所有神兵都头裹黄巾，举黄旗，号称\"黄号神兵\"。 散会时，宁国学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页泛黄的纸：\"这是我从六井溪的老祠堂里找到的，据说是黄号军的《行军要诀》，上面有他们的阵法，咱们可以学学。\" 众人凑过去看，只见纸上画着奇怪的阵形图，还有\"天罗阵地网阵\"的字样。李天保指着一幅图说道：\"这个''麻雀阵''好！咱们人多，分散开来像麻雀一样，敌人打不着咱们，咱们能袭扰他们。\" 张羽耀将《行军要诀》小心收好：\"回去后各坛都要学，把黄号军的本事学到手。另外，王瞎子说黄号军有''老教场''，咱们也得找个地方练兵，就叫''新教场''！\" 接下来的一个月，五县神兵掀起了练兵热潮。德江的枫香坝、印江的天池坪、务川的香树坝，都成了热火朝天的练兵场。神兵们不仅练刀枪，还按照《行军要诀》练阵法，张羽耀更是让王瞎子把黄号军的故事编成歌谣，让弟兄们边练边唱： \"黄号旗，迎风飘，穷人心头火在烧； 神符贴，咒语念，刀枪不入把仇报； 联五县，结同盟，官府见了吓破胆； 灭苛捐，除杂税，黔东百姓得逍遥......\" 歌声传到思南府，知府吓得连忙向省里求援。王家烈派来的专员在德江边境看到漫山遍野的黄旗，回去后禀报：\"黔东神兵已练成气候，头裹黄巾，阵法诡异，恐为心腹大患！\" 这天，张羽耀正在枫香坝教神兵摆\"天罗阵\"，忽有沿河的神兵骑马赶来报信：\"佛主！不好了！沿河民团张云佩带着人马来犯，说是要踏平咱们的神坛！\" 张羽耀立刻召集坛主会，李天保拍着桌子说：\"正好试试咱们的新阵法！我带印江神兵从左翼包抄，宁先生带思南弟兄从右翼袭扰，张佛主您正面迎敌！\" 赵国清补充道：\"我让务川的弟兄带土炮埋伏在山腰，等敌人进了包围圈就开炮！\" 商议完毕，五县神兵迅速集结。张羽耀亲率德江主力正面迎敌，李天保和宁国学各带三百人左右包抄，赵国清则带着五十名炮手埋伏在两侧山腰。 三天后，张云佩的民团两千多人浩浩荡荡杀来，看到神兵只有一千多人，还摆着奇怪的阵形，顿时哈哈大笑：\"这群泥腿子还学打仗？给我冲！\" 民团刚冲进阵中，就被神兵分割成几段。张羽耀挥舞鬼头刀大喊：\"变阵！\"神兵们立刻变换队形，将民团围在中间。李天保和宁国学从两侧杀出，土炮在山腰轰鸣，民团顿时乱作一团。 \"这是什么阵？\"张云佩惊慌失措，他的人马被神兵像割麦子一样砍倒，却连敌人的主力都摸不着。 张羽耀举着黄旗冲锋：\"这是百年前黄号军的天罗阵！今天就让你们尝尝厉害！\" 民团被杀得丢盔弃甲，张云佩带着残部狼狈逃窜。神兵们追到乌江岸边，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这一战，黄号神兵威名远扬，黔东五县的百姓都说：\"黄号军又回来了！\" 战后，张羽耀在枫香坝举行庆功宴，王瞎子特意赶来，用黄号军的调子唱了首新歌：\"黄旗飘，鬼神嚎，神兵个个是英豪；五县联，阵法高，官府再也不敢嚣......\" 张羽耀端着酒碗站起来，对众人说：\"弟兄们，黄号军的精神，在咱们身上活过来了！但这只是开始，咱们要让黄旗插遍整个黔东，让所有受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篝火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庞，黄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神兵们知道，从继承黄号军衣钵的那天起，他们的抗争就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在延续一段跨越百年的传奇。 冬末的黔东，田地龟裂，草木枯黄。德江稳坪的粮仓见了底，不少神兵和百姓开始挨饿。张羽耀看着弟兄们浮肿的脸，心里像被刀割一样难受——上次打张云佩缴获的粮食，早就分光了。 \"佛主，再不想办法，弟兄们就要饿垮了。\"张金银把最后一点糙米倒进锅里，熬了满满一锅稀粥，却不够三百人分。 张羽耀望着窗外萧瑟的景象，眉头紧锁：\"印江和思南那边收成好点，我让人去借粮，怎么还没回信？\" 话音刚落，一个满身尘土的神兵跑进来，手里举着封信：\"佛主！印江和思南的回信！\" 张羽耀拆开一看，顿时喜上眉梢：\"李天保说印江粮仓有存粮，愿意分咱们两百石！宁先生说思南的红薯干能凑一百担！\" 张金银也笑了：\"还是联坛好啊！要是以前，哪能这么快借到粮？\" 可转念一想，张羽耀又皱起眉头：\"从印江到德江，要过三道民团关卡，怎么把粮食运回来？\" 正发愁时，王瞎子拄着拐杖走来，神秘兮兮地说：\"佛主忘了黄号军的''飞粮道''了？当年胡胜海缺粮，就是靠这条道运粮，官兵怎么查都查不到。\" \"飞粮道？\"张羽耀连忙追问，\"在哪？怎么从没听说过？\" 王瞎子压低声音：\"就在乌江沿岸的山洞里！黄号军在岩壁上凿了暗道，连通十几个山洞，能从思南一直通到德江。老汉小时候跟着爹躲兵灾，进去过一次。\" 张羽耀眼睛一亮：\"快带我们去找！\" 当天下午，张羽耀带着张金银和二十名神兵，跟着王瞎子来到乌江岸边的悬崖下。王瞎子摸索着在一处瀑布后面敲了敲，岩壁竟然是空的！神兵们用锤子砸开岩壁，露出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 \"进去吧，沿着暗道走，就能到印江的麻阳洞。\"王瞎子嘱咐道，\"洞里有黄号军留下的火把，还有标记，跟着''黄''字走就不会迷路。\" 张羽耀第一个钻进洞口，里面漆黑潮湿，空气中弥漫着霉味。他点燃火把，果然看到岩壁上刻着模糊的\"黄\"字标记。暗道时而狭窄得需要匍匐前进，时而宽敞得能并排走三人，显然是人工开凿的。 走了约莫两个时辰，前方出现光亮。张羽耀爬出洞口，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山洞里，洞中央堆着小山似的粮食，李天保正带着印江神兵等在那里。 \"张佛主可算来了！\"李天保迎上来，指着粮食说，\"两百石谷子都在这儿，还有五十担红薯干。咱们现在就装粮，从飞粮道运回去。\" 神兵们用麻袋装好粮食，沿着暗道往回运。张羽耀看着穿梭在暗道里的弟兄们，火把的光在岩壁上晃动，像一条流动的火龙，不禁感叹：\"黄号军真是神人啊，这么隐秘的道都能凿出来。\" 李天保笑着说：\"他们不仅有飞粮道，还有''传信鸟''呢。我让人养了几十只信鸽，以后五县传信，当天就能到，比骑马还快！\" 等粮食全部运到稳坪，张羽耀让人把粮食分发给百姓和神兵。分到粮食的百姓捧着谷子，对着黄号碑磕头：\"多谢黄号军保佑！多谢神兵佛主！\" 消息传到务川，赵国清也学着开通了飞粮道，把务川的玉米运到缺粮的沿河。宁国学则在思南组织妇女编竹筐，专门用来装粮食，竹筐上都编着\"黄\"字标记。 很快，一条连接五县的\"黄金运输线\"形成了。德江缺盐，印江就通过飞粮道送盐过来；沿河缺药材，思南就组织药农采了药送过去。神兵们还在暗道里设了哨卡，遇到民团搜查就躲进洞里，等敌人走了再继续赶路。 这天，张羽耀正在飞粮道的德江入口检查，突然听到洞内传来呼救声。他带人冲进去，发现是几个运粮的神兵被毒蛇咬伤了，躺在地上抽搐。 \"快！找解毒药！\"张羽耀急得团团转，可身边根本没有解药。 就在这时，王瞎子拄着拐杖赶来，手里拿着个布包：\"别慌！老汉带了解药！这是黄号军传下来的方子，用七叶一枝花和蛇倒退熬的，专治蛇毒。\" 他让神兵们找来陶罐，在洞里生火熬药，给受伤的弟兄灌下去。没过半个时辰，中毒的神兵果然醒了过来，虽然还有些虚弱，但已无大碍。 \"王老汉，您怎么知道洞里有蛇？还带了解药？\"张金银好奇地问。 王瞎子嘿嘿一笑：\"黄号军的《行军要诀》里写着呢，''飞粮道多毒虫，需备七叶一枝花''。老汉早就备好药了，就怕出事。\" 张羽耀这才明白，黄号军留下的不仅是暗道和阵法，还有宝贵的经验。他让人把《行军要诀》抄了多份，分发给各坛，让弟兄们都好好学习。 随着飞粮道的开通，五县神兵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印江的铁匠帮德江打造大刀，务川的木匠帮沿河修土炮，思南的书生帮神兵写传单，上面印着黄号军的故事和“灭丁灭粮灭捐”的口号。传单贴到哪里，哪里就有百姓偷偷加入神兵，连一些原本中立的乡绅，也开始暗中支持他们。 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稳坪的百姓自发带着年货来到张氏宗祠，给神兵们送来了腊肉、糍粑和新做的布鞋。一个白发老婆婆拉着张羽耀的手，颤巍巍地说：“佛主啊，我男人当年就是黄号军，死在思南战场上。现在看到你们举黄旗，就像看到他回来了一样……” 张羽耀望着满院的百姓，心里热乎乎的。他让人杀了两头猪，和百姓们一起过年。篝火旁，王瞎子弹着三弦，唱着新编的《黄号神兵谣》，孩子们围着黄旗追逐嬉戏，笑声传遍了整个枫香坝。 席间，李天保从印江赶来，带来了个好消息：“张佛主，印江的神坛已经扩展到十个村寨，能战的弟兄有两千多人了！我看咱们可以趁热打铁，把五县的神坛都统一起来，成立‘黄号神兵总坛’！” 张羽耀当即表示赞同：“好！等过了年，咱们就在沙子坡召开五县大会，正式成立总坛，让黔东的黄旗飘得更高！” 窗外，雪花悄然落下，覆盖了黄号碑上的残痕，却盖不住神兵们心中的火焰。他们知道，有黄号军的精神指引，有五县百姓的支持，这支由穷苦人组成的队伍，一定能在黔东大地闯出一条活路来。 正月十五元宵夜，德江稳坪的夜空被烟花照亮，百姓们提着灯笼在街上巡游，神兵们则在张氏宗祠的祭坛前举行“迎黄魂”仪式。张羽耀站在黄号残碑前，将新制的黄旗点燃一角，灰烬随风飘散，据说这样能请来黄号军的英灵庇佑。 仪式结束后，张羽耀带着张金银巡查飞粮道。月光透过洞口洒进暗道，岩壁上的“黄”字标记在光影中若隐若现。走到中段的宽敞石室时，张羽耀突然发现石壁上有幅模糊的壁画，像是某种练武的姿势。 “这是什么？”他凑近细看，壁画上的人动作奇特，四肢扭曲成不可思议的角度，旁边还刻着小字，“黄魂护体功……刀枪不伤……” 张金银也看呆了：“难道是黄号军的护体神功？” 两人正研究着，石室突然刮起一阵阴风，火把的光芒剧烈摇晃。一个模糊的身影从石壁中浮现，穿着泛黄的号衣，头裹黄巾，看不清面容，却带着一股威严的气息。 张羽耀和张金银吓得拔刀戒备，却听到那身影开口说话，声音像是从百年前传来：“后世神兵，不必惊慌。吾乃黄号军百夫长，奉胡将军之命，守护此功百年，待有缘人继承。” “您是……黄号军的英灵？”张羽耀又惊又喜，连忙收起刀。 黄衣身影微微点头：“汝等继承黄旗，心怀百姓，合该习得此功。此‘黄魂护体功’需以心养气，以气护体，非靠符咒神水，而在信念坚定。练至深处，虽不能真刀枪不入，却能聚气成盾，减免刀枪之伤。” 说罢，身影做出壁画上的姿势，口中念诵口诀：“气沉丹田，意守玄关，黄魂入体，百邪不侵……”张羽耀和张金银连忙跟着模仿，只觉一股暖流从丹田升起，缓缓流遍全身。 “此功需每日寅时练习，辅以黄米为引。”黄衣身影说完，又在石壁上指点，“此处有吾军当年藏的练功图谱，汝等可取走研习。切记，功在护民，非为逞强，滥用必遭天谴。” 话音刚落，身影渐渐消散在石壁中，阴风骤停，火把恢复稳定。张羽耀和张金银面面相觑，都觉得像做梦一般。张金银伸手摸向石壁，果然在壁画旁摸到一个暗格，里面藏着一卷麻布图谱，上面画满了练功姿势和口诀。 “是真的！不是幻觉！”张金银激动得声音发颤，“咱们真的得到黄号军的真传了！” 张羽耀小心翼翼地将图谱收好，对着石壁深深一揖：“多谢百夫长指点，我等定当善用此功，护佑黔东百姓。” 回到宗祠，两人连夜研究图谱。图谱分为“基础篇”“进阶篇”“实战篇”，不仅有练功方法，还有配合阵法的技击之术。张羽耀试着按照图谱练习，半个时辰后竟额头冒汗，浑身暖洋洋的，疲惫感一扫而空。 “这功真有用！”他惊喜地说，“明天就教给各坛的骨干！” 第二天一早，张羽耀召集德江神兵的骨干，在枫香坝传授“黄魂护体功”。起初有人不信，觉得不如神符管用，但练了几天后，发现身手确实轻快了许多，打斗时也更有耐力，渐渐都认真起来。 消息传到印江，李天保特意赶来学习。他本就习武出身，练起护体功事半功倍，很快就能聚气挡开木棍的击打。“这功比神水靠谱多了！”他兴奋地说，“我回去就教给印江的弟兄，以后打仗不用光靠硬拼了！” 宁国学则从图谱的“医篇”中发现了黄号军的疗伤秘方，用当地的草药配合气功推拿，治好不少神兵的旧伤。他感慨道：“黄号军不仅会打仗，还懂医术，真是咱们的榜样啊！” 没过多久，五县的神兵都练起了护体功。虽然没人真能做到刀枪不入，但身体素质明显提高，受伤后恢复也更快。在一次与民团的遭遇战中，张羽让赤手空拳挡开敌人的砍刀，靠着护体功反杀敌人，让弟兄们对这门功夫更加信服。 这天，张羽耀正在教新加入的神兵练功，王瞎子拄着拐杖走来，手里拿着个破旧的头盔：“佛主，你看老汉找到了什么？这是黄号军的铁盔，上面还有弹痕呢！” 铁盔上有个明显的凹痕，却没有穿透。张羽耀拿起铁盔，突然明白过来：“原来黄号军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是靠护体功配合盔甲！难怪他们能挡子弹！” 他当即让人仿照铁盔的样式，用熟铁打造盔甲，分发给各坛的骨干。穿上盔甲的神兵练起护体功，防御力大大提升，在战场上越发勇猛。百姓们看到神兵身披铁甲，威风凛凛，都说是“黄号军显灵了”，前来投奔的人更多了。 张羽耀看着操场上刻苦练功的弟兄们，又望了望祠堂里的黄号残碑，心中充满感激。他知道，黄号军的精神不仅活在传说里，更通过这些功法、图谱和百姓的信仰，真正融入了神兵的血脉。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在沿着先辈的足迹，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战场。 阳春三月，黔东大地回暖，沙子坡的油菜花漫山遍野。五县神兵的佛主带着骨干齐聚于此，召开“黄号神兵总坛成立大会”。山坡上竖起五面巨大的黄旗，风中猎猎作响，两千多名头裹黄巾的神兵列队整齐，气势如虹。 大会开始，张羽耀站在土台上，举起黄号军的残碑拓片，声音传遍山谷：“弟兄们！今天，我们继承黄号军的遗志，成立黔东黄号神兵总坛！从今天起，德江、印江、务川、思南、沿河五县神兵，同气连枝，生死与共！” “同气连枝！生死与共！”神兵们齐声呐喊，震得油菜花纷纷飘落。 随后，五县佛主共同宣布总坛章程：张羽耀任总佛主，李天保任兵马元帅，赵国清任粮草官，宁国学任军师，张羽让任先锋官。总坛下设“五旗营”，每县一营，各营统一旗号、统一阵法、统一号令。 王瞎子被请上台，当场宣布新编成的《黄号军规》：“一不许欺压百姓，二不许私藏财物，三不许临阵退缩，四不许背叛弟兄，五要尊黄号遗训……”神兵们听得认真，纷纷举手宣誓遵守。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展示黄号军的“三宝”——从飞粮道找到的练功图谱、黄号残碑拓片，还有新铸成的“黄魂刀”。这把刀仿照黄号军的样式打造，刀身刻着护体功口诀，刀柄缠着黄巾，由张羽耀亲手授予李天保。 “此刀赐给兵马元帅！”张羽耀高声道，“望你带着弟兄们，像当年的黄号军一样，奋勇杀敌，护佑黔东！” 李天保接过刀，单膝跪地：“属下定不负总佛主所托！黄魂刀在，神兵在！” 大会结束后，各营开始展示练兵成果。德江营的“天罗阵”变幻莫测，印江营的护体功硬抗木棍，务川营的土炮精准轰击，思南营的飞鸽传信迅速准确，沿河营的水性演练如鱼得水。看得前来观礼的百姓连连叫好，不少青壮年当场要求加入神兵。 宁国学带着书生们在会场四周张贴传单，上面印着黄号军的故事和神兵的章程。一个读过书的老秀才看着传单，感慨道：“百年前黄号军揭竿，百年后神兵继起，这黔东的穷苦人，是压不垮的啊！” 当天傍晚，总坛收到急报：王家烈派了一个旅的正规军，正往德江开来，扬言要“剿灭黄号余孽”。神兵们顿时紧张起来，纷纷请战。 张羽耀却很镇定，召集坛主们商议：“官兵人多势众，硬拼不行。咱们用黄号军的老办法——坚壁清野，游击袭扰。” 李天保提议：“让沿河营在乌江沿岸设伏，毁掉浮桥；务川营断他们的粮道；印江和思南营袭扰侧翼；德江营正面牵制，把他们引进咱们的包围圈！” 宁国学补充道：“我让人散布谣言，说黄号军的英灵显圣，能让神兵刀枪不入。先扰乱他们的军心！” 计策定下，五县神兵立刻行动起来。百姓们也自发帮忙，有的藏起粮食，有的破坏道路，有的当向导，整个黔东大地都动员了起来。 三天后，敌军进入德江境内，果然处处受阻。刚到乌江岸边，浮桥就被沿河营炸毁；想找百姓问路，却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夜里宿营，总被神兵袭扰，根本睡不好觉。更让士兵们恐慌的是，到处都在传“黄号英灵护佑神兵”的谣言，不少人夜里看到黄旗飘在空中，吓得以为真的闹鬼。 当敌军疲惫不堪地进入枫香坝时，张羽耀一声令下，五旗营同时杀出。德江营正面迎敌，印江营和思南营从两侧包抄，务川营和沿河营断其后路。神兵们练了护体功，又有盔甲护身，冲锋时格外勇猛，口中还念着黄号军的咒语，听得敌军心惊胆战。 “黄魂护体，刀枪不入！” “继承黄旗，杀尽贪官！” 敌军的指挥官见状，以为神兵真有法术，吓得带头逃跑。失去指挥的士兵们溃不成军，被神兵们追得满山跑，扔下大量枪支弹药。这一战，神兵以少胜多，不仅打退了敌军，还缴获了两门迫击炮，声威震动整个黔东。 战后，张羽耀在沙子坡举行庆功大典。他站在黄旗下，望着欢呼的神兵和百姓，高声说道：“弟兄们，乡亲们！黄号军的精神告诉我们，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打不赢的仗！从今天起，黔东的黄旗，再也没人能拔掉了！” 夕阳下，五面黄旗在山风中飘扬，与百年前的黄号军旗帜交相辉映。神兵们的歌声回荡在山谷间：“黄号旗，永不倒，穷苦人，志气高；五县联，鬼神嚎，好日子，要来到……” 这支继承了红号精神的队伍，在黔东大地扎下了根。他们的故事，将继续在烽火中书写，而黄号军的传奇，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新的延续。 第十二回 务川攻城败 老操坝喋血 1933年夏，务川金竹乡的香树坝神坛前，赵国清正举起黄号军传下的青铜令牌，对着两千余名头裹黄巾的神兵高声呐喊。令牌上\"黄魂护佑\"四个古字在烈日下泛着幽光，与神兵们手中黄旗上的\"灭丁灭粮灭捐\"口号交相辉映。 \"弟兄们！\"赵国清的声音因激动而沙哑，\"娄聘三那狗官跑了，务川县城现在就是座空城！黄号军的英灵托梦给我，说这是天助我们神兵！今天，咱们就打进县城，开仓放粮，让务川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神兵们挥舞着刀枪响应，呼声震得香树坝的老槐树叶子簌簌作响。三个月前，五县联坛后，务川神兵在赵国清的带领下日益壮大，不仅练成了黄魂护体功，还从飞粮道运来了印江支援的二十杆步枪。而县长娄聘三因苛捐杂税激起民愤，早已被乡绅们\"请\"出了县城，此刻的务川县城只剩几百名临时拼凑的民团驻守。 \"佛主，吉时到了！\"军师刘半仙捧着黄号军的《行军要诀》上前，翻开其中一页，\"按黄号军的老规矩，攻城前需祭旗，用黑狗血染旗尖，可保旗开得胜。\" 赵国清点头，早有人牵来一条黑狗。他亲自执刀放血，将滚烫的狗血滴在五面黄旗的旗尖上。狗血顺着旗面流下，在\"黄号遗风\"四个字上晕开，远远望去竟像是鲜血写成的符咒。 \"祭旗完毕！\"刘半仙举着桃木剑舞了个剑花，\"黄号英灵在上，今日神兵讨贼，恳请护佑！\" 赵国清拔出腰间的黄魂刀，刀身刻着的护体功口诀在阳光下闪烁：\"第一营随我主攻东门！第二营攻南门！第三营佯攻西门，牵制敌人！出发！\" 神兵们如同潮水般涌向务川县城，沿途百姓纷纷端来茶水干粮，不少青壮年还拿起锄头扁担加入队伍。队伍行至半途，突然狂风大作，天空乌云密布，却唯独县城方向露出一片晴空。 \"快看！\"一个神兵指着天空惊呼，\"那不是黄号军的英灵吗？\"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晴空下隐约有无数身披黄巾的人影飘过，仿佛在为他们引路。刘半仙跪倒在地，高呼：\"是胡胜海将军显灵了！此战必胜！\" 神兵们士气大振，加快脚步来到县城东门。守城的民团见神兵人多势众，又听说有神灵相助，吓得腿都软了，不少人没等攻城就扔下武器跑了。 \"搭人梯！\"赵国清一声令下，神兵们立刻踩着同伴的肩膀向上攀爬。城墙上的民团乱放几枪，根本挡不住汹涌的人潮。第一个爬上城墙的神兵举着黄旗高喊：\"黄号军到了！\"守城民团顿时溃散。 不到半个时辰，东门被攻破，神兵们涌入县城，直扑县衙和粮仓。南门的战斗也异常顺利，神兵们练了护体功后，民团的鸟铳根本伤不了他们，很快就缴械投降。 当赵国清带着人冲进县衙时，发现里面早已空无一人，只有娄聘三来不及带走的官印和搜刮来的财物。\"把财物分给百姓！\"赵国清下令，\"打开粮仓，让全县百姓都来领粮！\" 消息传开，务川百姓扶老携幼涌向粮仓，看到神兵们真的分粮分物，无不欢呼雀跃。有人捧着白米跪在地上，对着黄号军的残碑画像磕头：\"多谢黄号军保佑！多谢神兵佛主！\" 赵国清站在县衙的高台上，望着满城飘扬的黄旗，心中豪情万丈。他让人找来文房四宝，写下\"务川神兵总坛\"六个大字，贴在县衙大门上，又任命刘半仙为军师，负责处理县中事务。 \"佛主，咱们要不要乘胜追击，把娄聘三抓回来？\"副将覃辉培问道，他是张羽勋的旧部，武艺高强，对神兵忠心耿耿。 赵国清沉吟片刻：\"先稳住县城再说。派人去德江、印江报捷，让总佛主和李元帅派人来支援。\"他虽然打了胜仗，却也知道务川地处要冲，官府绝不会善罢甘休。 接下来的几天，务川县城一片欢腾。赵国清废除了娄聘三定下的苛捐杂税，贴出告示安抚百姓，又让人修补城墙，加强防御。神兵们则在城中操练，黄魂护体功配合黄号军阵法，越发娴熟。 刘半仙每天都带着人祭拜黄号军英灵，说务川的太平是神灵庇佑。百姓们信以为真，纷纷到神坛上香，不少人还捐钱捐物支持神兵。赵国清看着日渐兴旺的局面，渐渐放松了警惕，觉得有黄号英灵护佑，官府根本不足为惧。 他哪里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逼近。娄聘三逃出务川后，直奔贵阳向王家烈求援，哭诉神兵\"妖术惑众，攻占县城\"。王家烈本就视黔东神兵为心腹大患，当即任命付恒中为总指挥，率一个旅的正规军讨伐务川，还配备了重机枪和迫击炮。 而此时的务川县城，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没人意识到危险的临近。 务川县城的欢庆气氛持续了半个月，直到德江的援军迟迟未到，赵国清才隐约感到一丝不安。派去德江报捷的人杳无音讯，粮仓的粮食也快见底了——县城里的百姓加上两千神兵，每天消耗的粮食数量惊人。 \"佛主，粮仓快空了。\"负责后勤的神兵焦急地报告，\"周边的乡绅大户都跑了，想征粮都找不到人。\" 赵国清皱起眉头：\"印江的粮队呢？按说早就该到了。\" 正说着，一个浑身是伤的神兵跌跌撞撞跑进来：\"佛主！不好了！印江来的粮队在老鸦岭被劫了！覃副将带人去救，也被困住了！\" \"什么？\"赵国清猛地站起来，\"怎么回事？谁干的？\" \"是付恒中的正规军！\"受伤的神兵哭着说，\"他们人多势众，还有重机枪，粮队的弟兄们全被杀了......覃副将让我回来报信，说官府大军快到务川了！\" 赵国清只觉脑袋\"嗡\"的一声，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集合队伍！\"他强作镇定，\"去老鸦岭救覃副将！\" 刘半仙连忙拦住他：\"佛主不可！老鸦岭地势险要，敌军有备而来，咱们去了就是送死！\" \"那怎么办？\"赵国清急道，\"覃副将还在里面！没有粮食，县城也守不住！\" 刘半仙拿出黄号军的《行军要诀》翻了半天，脸色越来越白：\"书上说，遇强敌断粮，当退守险要，待援军......可咱们现在哪有险要可守？援军也不知道在哪......\" 就在这时，城外传来枪声，哨兵飞奔来报：\"佛主！付恒中的大军到了！已经把县城包围了！\" 赵国清跑到城头一看，只见城外黑压压的一片，正规军的士兵穿着统一的军装，架着机枪和迫击炮，军容严整，与神兵的杂役装备形成鲜明对比。他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这根本不是民团，是真正的正规军！ \"佛主，他们开始喊话了！\"旁边的神兵喊道。 城楼下，一个军官拿着铁皮喇叭喊话：\"城上的神兵听着！你们已被包围，识相的就放下武器投降！娄县长说了，既往不咎！否则攻破县城，格杀勿论！\" 赵国清怒喝：\"休想！我们有黄号英灵护佑，刀枪不入！\"他让神兵们展示护体功，有人甚至光着膀子拍打胸膛，以示不怕子弹。 城外的正规军士兵见状哄堂大笑，付恒中冷笑一声：\"一群愚昧的泥腿子，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轰！轰！\"迫击炮开始发射，炮弹呼啸着落在城头，炸开的碎石和弹片让神兵们惨叫连连。这是神兵们第一次见识迫击炮的威力，那些练了护体功的神兵根本挡不住炮弹，瞬间被炸得血肉模糊。 \"黄魂护体功怎么不管用了？\"一个神兵惊恐地哭喊，他的胳膊被弹片划伤，鲜血直流。 刘半仙连忙拿出黄符，一边念咒一边往神兵身上贴：\"别怕！是你们心不诚！快念咒语！\"可符咒在炮弹面前毫无作用，城头的神兵死伤越来越多。 赵国清看着慌乱的弟兄们，心中悔恨不已——他不该轻信神灵护佑，忽视了正规军的战斗力。\"撤下城头！\"他下令，\"守住县衙和粮仓，等天黑突围！\" 神兵们狼狈地撤下城头，付恒中的军队趁机攻城。机枪的子弹像雨点般泼洒过来，没有了城墙掩护的神兵成片倒下，惨叫声此起彼伏。 \"佛主，南门还能走！\"覃辉培带着几个残兵冲了回来，他的胳膊被打穿，鲜血染红了半边身子，\"快从南门突围，去香树坝！那里有暗道！\" 赵国清点点头，让人点燃粮仓的粮食，不让官府得到一粒米。\"弟兄们，跟我冲！\"他举着黄旗带头向南门冲去，神兵们紧随其后，与追击的正规军展开巷战。 巷战中，神兵们的护体功和近战技巧发挥了作用，靠着熟悉地形与敌军周旋。覃辉培挥舞大刀开路，刀光过处，敌军士兵纷纷倒下。但正规军人数太多，又有机枪掩护，神兵们伤亡惨重，冲出南门时，两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五百人。 \"往香树坝撤！\"赵国清带着残部向城外的山区逃跑，付恒中率军紧追不舍。一路上，不断有受伤掉队的神兵被追兵射杀，惨叫声在夜色中回荡。 跑到老操坝时，前方突然亮起火把，一支敌军拦住了去路。\"不好！中埋伏了！\"赵国清心知不妙，老操坝是片开阔的平地，四周都是山坡，根本无处躲藏。 付恒中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将神兵残部困在老操坝中央。机枪架在山坡上，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神兵——他们的武器大多在突围时丢失了。 \"赵国清，投降吧！\"付恒中在山坡上喊话，\"缴械投降，还能留你们一条活路！\" 赵国清望着身边伤痕累累的弟兄，又看了看天上的明月，突然仰天长啸：\"我神兵继承黄号军遗志，宁死不降！弟兄们，跟他们拼了！\" \"拼了！拼了！\"神兵们呐喊着冲向敌军，却被机枪扫射倒下一片。覃辉培护着赵国清想冲开一条血路，被一颗子弹击中胸膛，倒在血泊中。 \"覃兄弟！\"赵国清悲愤欲绝，想去拉他，却被身边的神兵死死拉住。 \"佛主快走！我们掩护你！\"几个神兵组成人墙，挡住追兵，让赵国清趁机向密林逃跑。 赵国清含泪回头，只见老操坝上尸横遍野，幸存的神兵被敌军包围，一个个被捆绑起来。他看到刘半仙被按在地上，嘴里还在念着黄号军的咒语，却被敌军士兵一枪托砸晕过去。 \"黄号军的英灵啊，为何不保佑我们......\"赵国清心如刀绞，带着最后几个神兵钻进密林，消失在夜色中。身后，老操坝上传来密集的枪声和惨叫声，那是被俘的神兵们最后的呐喊。 天亮时，赵国清带着十几个残兵躲在香树坝的山洞里，透过洞口的缝隙望着外面的老操坝，眼泪无声地流下。开阔的平地上，数百具神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鲜血染红了土地，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付恒中没有收敛尸体，反而让人把被俘的神兵赶到老操坝中央，用机枪扫射。赵国清亲眼看到刘半仙被射中，临死前还举着黄号军的残碑碎片。枪声过后，老操坝彻底安静下来，只有乌鸦在天空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 \"佛主，我们报仇！\"一个年轻的神兵红着眼睛喊道，他的哥哥就在被俘的神兵中。 赵国清死死按住他的肩膀，指甲几乎嵌进肉里：\"现在报仇就是送死！我们要活下去，给弟兄们报仇！\"他知道，此刻冲动只会让更多人送命。 他们在山洞里躲了三天三夜，靠野果和泉水充饥。期间，付恒中的军队在附近搜查，好几次都快到洞口了，都被茂密的灌木丛挡住。赵国清看着洞壁上黄号军留下的壁画，心中充满绝望——黄号军的英灵没有显灵，护体功挡不住子弹，阵法在绝对的火力面前不堪一击。 \"佛主，咱们现在怎么办？\"一个老兵问道，他是从张羽勋时代就跟着神兵的老人，见证了太多生死。 赵国清望着壁画上胡胜海的画像，喃喃自语：\"黄号军当年也经历过惨败，他们能重新站起来，我们也能......\"他突然站起身，\"去找总佛主！去德江找张羽耀！\" 他们趁着夜色离开山洞，一路上小心翼翼避开敌军的巡逻队。务川境内一片白色恐怖，付恒中下令\"清乡\"，凡是参与过神兵运动的村寨都遭了殃，房屋被烧，百姓被抓，到处都是哭声和惨叫声。 在一个被烧毁的村寨，赵国清看到墙上贴着告示，上面写着\"凡窝藏神兵者，诛灭九族\"，下面还挂着十几个百姓的人头，其中有几个他认识，都是积极支持神兵的乡邻。 \"狗官！\"一个神兵忍不住骂道，眼泪夺眶而出。 赵国清咬着牙，强忍着悲痛：\"记住这血海深仇！但现在不能冲动！\"他带着弟兄们绕开大路，走山林小径向德江方向前进。 一路上，他们遇到不少逃难的百姓，听说了老操坝的惨状，无不悲愤落泪。有人给他们指路，有人送干粮，还有人想加入他们报仇，但赵国清都婉拒了——前路凶险，带着百姓只会让更多人送死。 这天，他们走到务川和德江交界的一座山神庙，正要进去休息，突然听到庙内有动静。赵国清示意弟兄们隐蔽，自己悄悄摸过去，只见庙里有十几个神兵打扮的人，正围着一个受伤的汉子哭泣。 \"是务川第二营的弟兄！\"赵国清认出了他们，连忙走进庙内。 \"赵佛主！\"神兵们又惊又喜，纷纷围上来。原来他们是从南门突围的残兵，由副营长孙德明带领，一直在附近躲藏。 孙德明挣扎着站起来，他的腿被炮弹炸伤，包扎的布条渗着鲜血：\"佛主，我们以为您......\" \"我活着！\"赵国清握住他的手，\"弟兄们，老操坝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现在我们要去德江，找总佛主汇合！\" 孙德明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血布包：\"佛主，这是覃副将牺牲前让我交给您的，他说这是黄号军的''血誓符''，能召集旧部......\" 赵国清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块染血的麻布，上面用朱砂画着黄号军的符咒，旁边还绣着\"血债血偿\"四个字。他认得这是张羽勋传下来的信物，据说黄号军当年就是用这种符咒召集义士。 \"覃兄弟......\"赵国清握紧血誓符，泪水再次涌出。他将符咒高高举起：\"弟兄们！看到这血誓符了吗？这是覃副将和老操坝几百弟兄的血！我们要带着它找到总佛主，重整旗鼓，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报仇！报仇！\"神兵们齐声呐喊，声音在山神庙里回荡，充满了悲愤与决心。 他们在山神庙休整了一天，孙德明的伤势稍微好转，能拄着拐杖走路了。赵国清将残兵分成三组，轮流探路和警戒，小心翼翼地向德江进发。 越靠近德江，局势越稳定。他们遇到了德江神兵的巡逻队，当对方看到赵国清手中的血誓符时，连忙行礼：\"总佛主听说务川出事，正派人接应呢！快跟我们走！\" 跟着巡逻队来到德江稳坪，赵国清终于见到了张羽耀。看到昔日意气风发的赵国清变得形容枯槁，满身伤痕，张羽耀心疼不已，拉着他的手说：\"赵兄弟，辛苦了！务川的事我都知道了，弟兄们的仇，我们一定报！\" 在张氏宗祠，赵国清跪在黄号军的残碑前，将老操坝的惨状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羽耀和赶来的李天保。说到被俘的弟兄被集体屠杀时，他泣不成声：\"是我无能！是我轻信神灵，害死了几百弟兄......\" 李天保拍着他的肩膀：\"不怪你，谁也没想到官府会派正规军。付恒中的重机枪，就算黄号军在世也挡不住。\"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沉重，显然也意识到了现代武器的威力。 张羽耀叹了口气：\"老操坝的弟兄没有白死，他们让我们看清了官府的凶残，也让我们明白，光靠黄魂护体功和符咒是不够的。\"他让人取来酒，倒在地上：\"这杯酒，敬老操坝死去的弟兄！\" 酒液渗入泥土，仿佛滴进了无数英烈的鲜血里。张羽耀望着黄号军残碑上模糊的刻字，声音低沉却坚定：\"从今天起，各坛都要加强枪械训练，护体功要练，枪法更要练！黄号军的精神要继承，但不能只靠神灵庇佑，得靠咱们自己的双手报仇！\" 李天保补充道：\"我已经让人从印江调来了五十杆步枪，再加上从吴老七那里缴获的弹药，足够装备一个营。赵兄弟，你先在德江休整，等伤好了，咱们一起打回务川！\" 赵国清含泪点头，他知道此刻不是消沉的时候。老操坝的鲜血染红了他的眼睛，也打碎了他对\"刀枪不入\"的幻想。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总佛主放心，我赵国清不死，就一定要为弟兄们报仇！\" 接下来的日子，赵国清在稳坪养伤，每天都去训练场看神兵们操练。他发现德江的神兵确实变了，不仅练护体功，还对着靶子练习枪法，冉少波派来的老兵还在教他们如何利用地形作战，不再是以前只靠勇气冲锋的蛮干。 一天，王瞎子拄着拐杖来到训练场，给赵国清带来了一个布包：\"赵佛主，这是老汉在飞粮道里找到的，黄号军当年的''血书''，你看看吧。\" 赵国清打开布包，里面是几张泛黄的麻纸，上面用鲜血写着字迹：\"咸丰九年，老教场遭围，千人战死，非神灵不佑，实器械悬殊。后世子孙切记，信神不如信己，强身更要强械......\" 他越看越心惊，原来黄号军早就经历过类似的惨败，还留下了如此清醒的告诫。\"我错了......\"赵国清喃喃自语，\"我不该只信符咒，忘了先辈的教训......\" 王瞎子叹了口气：\"胡胜海将军当年也迷信过法术，直到吃了大亏才明白，打仗还得靠真本事。黄号军后来能守八年，靠的不是神水，是百姓支持和灵活战术啊。\" 赵国清将血书小心翼翼地收好，像是捧着无价之宝：\"多谢老汉指点，我明白了。以后务川神兵要学的，不只是护体功，更要学黄号军的实战智慧。\" 伤好后，赵国清主动要求加入训练，跟着老兵学习枪法和战术。他放下佛主的架子，和普通神兵一起摸爬滚打，枪法日渐精准，战术运用也越发熟练。张羽耀看在眼里，暗暗点头，知道赵国清已经从失败中成长起来。 这天，侦察兵回报，付恒中在务川老操坝立了块\"剿匪碑\"，上面刻着\"扑灭黄号余孽，以儆效尤\"，还强迫百姓去祭拜，不从者就地处决。 \"狗官欺人太甚！\"赵国清拍案而起，眼中冒火，\"总佛主，让我带队伍去砸了那破碑！\" 张羽耀却很冷静：\"时机未到。付恒中在务川布下重兵，咱们现在去就是硬碰硬。但这口气不能忍，我让张羽让带沿河营去袭扰，让他不得安宁。\" 果然，没过几天，就传来张羽让率沿河神兵奇袭务川县城外围，烧毁敌军粮草的消息。付恒中首尾难顾，不得不分兵防守，对老操坝的控制松懈了不少。 赵国清每天都在地图上标注务川的地形，回忆黄号军《行军要诀》里的游击战术，渐渐有了复仇的计划。他找到张羽耀和李天保：\"总佛主，李元帅，我想去老操坝给弟兄们收尸，顺便摸摸敌军的布防。\" 李天保担忧道：\"太危险了，付恒中肯定有埋伏。\" 赵国清坚定地说：\"我会乔装成百姓，只带几个弟兄去。老操坝的弟兄曝尸荒野，我心里不安。再说，摸清敌情，将来才能报仇雪恨。\" 张羽耀沉思片刻：\"也好，但一定要小心。让冉少波派几个懂侦察的弟兄跟你去，遇事随机应变。\" 三天后，赵国清带着五个弟兄，乔装成逃难的百姓，悄悄潜入务川境内。老操坝的景象比他想象的更凄惨，数百具尸体已经腐烂，被野狗啃食，空气中弥漫着恶臭。那块\"剿匪碑\"矗立在平地中央，显得格外刺眼。 \"弟兄们，我来接你们回家了。\"赵国清跪在地上，泪水混合着雨水落下。他和弟兄们忍着恶臭，用带来的工具挖坑，将能辨认的尸体一具具掩埋，每埋一具就插上一块木牌，写上\"神兵英烈之墓\"。 就在他们埋到最后几具尸体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马蹄声。\"不好！有巡逻队！\"一个弟兄低声喊道。 赵国清当机立断：\"快躲进树林！\"几人迅速藏进旁边的密林，只见一队骑兵耀武扬威地经过老操坝，对着\"剿匪碑\"鞠躬，根本没发现树林里的他们。 等骑兵走远，赵国清才松了口气。他看着骑兵消失的方向，心中有了计较：\"敌军的巡逻路线是半个时辰一次，兵力主要集中在碑附近，两侧山坡防御薄弱。\" 他们趁着夜色离开老操坝，沿途仔细观察敌军的布防，记下了岗哨位置、兵力分布和换防时间。回到德江后，赵国清将侦察到的情况绘制成图，交给张羽耀：\"总佛主，这是务川的布防图，付恒中的主力在县城，老操坝只有一个连驻守。\" 张羽耀看着地图，又看了看一脸坚毅的赵国清，点了点头：\"好！等秋收后，粮草充足了，咱们就兵分三路，一路由你带队主攻老操坝，一路由李天保攻县城外围，我带主力接应，定要让付恒中血债血偿！\" 赵国清紧紧握住拳头，指节发白：\"弟兄们的仇，很快就能报了！\"他望向务川的方向，仿佛看到老操坝的上空，无数黄号军和神兵的英灵在注视着他们，等待着复仇的那一天。 老操坝的血色晚霞中，那块冰冷的\"剿匪碑\"依旧矗立，但它不知道，一支在失败中成长的神兵队伍，正在积蓄力量，准备用热血和勇气，将这耻辱的印记彻底砸碎。而老操坝的喋血教训，也让黔东神兵真正明白，抗争之路不能依靠神灵，只能依靠自己和手中的武器，依靠百姓的支持和灵活的战术。这段浸满鲜血的记忆，将成为他们日后浴火重生的起点。 务川惨败的消息像乌云一样笼罩在黔东五县的神坛上空。德江稳坪的张氏宗祠里，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张羽耀、李天保和各坛骨干围坐在黄号军残碑前，沉默地看着地上的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的老操坝位置，像一块醒目的伤疤。 \"付恒中在务川杀了这么多人，还立碑炫耀，这是在打咱们所有神兵的脸！\"李天保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油灯都晃了晃，\"总佛主，不能再等了！就算拼光印江的弟兄，我也要去掀了他的碑！\" 张羽让也附和道：\"沿河营随时待命！我带弟兄们从水路进攻，保证能撕开一道口子！\" 张羽耀却摇了摇头，指尖轻轻抚摸着残碑上的\"黄\"字：\"现在去就是硬碰硬。付恒中有重机枪和迫击炮，咱们的步枪还不到一百杆，护体功再厉害，也挡不住炮弹。\"他的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静。 赵国清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地上的泥土，老操坝的惨状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总佛主说得对，是我之前太冲动，才害了那么多弟兄。咱们得等，等有足够的武器和兵力再报仇。\" 宁国学推了推眼镜，他刚从思南赶来，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王家烈又调了一个团到思南边境，说是要''清剿五县匪患''。看来官府是想把咱们一网打尽。\" 众人脸色更加沉重。五县联坛的喜悦还没散去，就迎来了如此严峻的局面。务川失守，损兵折将，官府大军压境，粮草也因飞粮道被袭而变得紧张，神兵运动仿佛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那咱们就什么都不做？\"李天保不甘心地问，他想起那些在老操坝惨死的弟兄，心里像被火烧一样。 \"不是不做，是要做得更隐蔽。\"张羽耀指着地图，\"印江多山，适合打游击，李元帅你回去后把神坛分散，化整为零，让敌军找不到目标。思南有宁先生在，利用山林溶洞周旋，消耗敌军精力。沿河由张羽让负责，守住乌江渡口，保证水路畅通。\"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赵国清身上：\"赵兄弟，你带着务川的残兵，在德江和务川边境打游击，袭扰付恒中的补给线，让他不能安心驻守。\" 布置完毕，各坛骨干纷纷领命离去，宗祠里只剩下张羽耀和王瞎子。王瞎子摸着黄号军残碑，幽幽地说：\"佛主，这坎儿不好过啊。当年黄号军也遇到过这情况，差点就撑不下去了。\" 张羽耀叹了口气：\"我知道。但黄号军撑过来了，咱们也能。老汉，你多给弟兄们讲讲黄号军的故事，尤其是他们怎么在绝境中翻盘的，给大家鼓鼓劲。\" \"哎，老汉明白。\"王瞎子点点头，\"黄号军当年靠的是百姓，咱们也得靠百姓。只要百姓还信咱们，就总有翻盘的一天。\" 接下来的日子，黔东神兵进入了艰难的游击阶段。赵国清带着务川残兵，在德务边境的山林里神出鬼没，今天袭扰敌军的巡逻队，明天烧毁他们的粮草，虽然没能重创敌军，却让付恒中疲于奔命，不敢轻易进攻德江。 李天保在印江将神坛化整为零，每个村寨设一个小坛，平时务农，战时集合。敌军几次进山清剿，都被熟悉地形的神兵引到绝路，损兵折将后狼狈撤退。 宁国学则发挥他的智慧，在思南组织百姓坚壁清野，让进山的敌军找不到粮食和向导，只能饿着肚子打转。他还让人在山路旁埋下削尖的竹签，不少敌军士兵中招，非死即伤。 张羽让率领的沿河营更是厉害，他们熟悉水性，常常趁着夜色乘船渡河，偷袭敌军的营地，抢走武器弹药后迅速撤退，让官府防不胜防。 尽管各坛都在积极抵抗，但失去务川这个据点，神兵的处境依然艰难。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粮食靠百姓接济也不是长久之计，更重要的是，老操坝的惨败让部分神兵产生了动摇，有人开始怀疑黄号英灵是否真的会保佑他们。 这天，张羽耀正在枫香坝巡查，一个神坛的坛主匆匆赶来，脸色慌张：\"总佛主，不好了！咱们坛里有十几个弟兄要退出，说什么''神灵不灵了，再干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张羽耀跟着他来到神坛，只见十几个神兵正收拾行李，周围的弟兄们议论纷纷，气氛十分低落。\"你们为什么要走？\"张羽耀沉声问道。 一个年长的神兵叹了口气：\"总佛主，不是我们不忠，是老操坝死了太多弟兄......那机枪一响，什么护体功都不管用，我们实在怕了......\" \"怕？\"张羽耀走到黄号军的画像前，指着画像说，\"黄号军当年被官府围剿，死的人比咱们多十倍！他们怕了吗？没有！因为他们知道，不反抗就是死，反抗还有一线生机！\" 他提高声音，让所有神兵都能听到：\"弟兄们，官府说咱们是匪，可咱们抢过百姓一粒米吗？咱们杀的都是贪官劣绅！老操坝的弟兄死得惨，但他们是为了让更多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咱们现在散了，他们的血就白流了！\" \"可是......\"有人犹豫道，\"没有神灵保佑，咱们怎么打得过有枪有炮的正规军？\" 张羽耀从怀里掏出黄号军的血书，高高举起：\"黄号军早就告诉我们，信神不如信己！他们能在绝境中坚持八年，靠的不是神水符咒，是百姓的支持，是自己的勇气！从今天起，咱们不再靠神灵，靠自己的双手，靠手里的枪，靠五县的百姓！\" 这时，王瞎子拄着拐杖走来，身后跟着一群百姓，有老人有孩子，手里都捧着粮食和布料。\"佛主，百姓们听说神坛缺粮，都把家里的存粮拿来了！\" 一个白发老婆婆走到张羽耀面前，将一袋米塞给他：\"佛主，我儿子死在老操坝了，但我不怪你们。他说跟着神兵能让后人过好日子，死得值！你们可不能散啊！\" 看着眼前的百姓，听着老婆婆的话，那些要离开的神兵羞愧地放下了行李。\"总佛主，我们不走了！\"刚才说话的年长神兵红着眼眶说，\"我们要为老操坝的弟兄报仇，要为百姓打天下！\" \"对！不走了！\"其他神兵也纷纷响应，神坛里的气氛重新变得激昂。 张羽耀看着这一幕，心中涌起暖流。他举起黄号军的青铜令牌：\"弟兄们，百姓就是咱们的神灵！只要咱们真心为百姓办事，百姓就会支持咱们！总有一天，咱们会打回务川，砸了那''剿匪碑''，为老操坝的弟兄报仇！\" \"报仇！报仇！\"神兵们齐声呐喊，声音响彻枫香坝，传到了远方的山林里。正在巡逻的赵国清听到呐喊声，抬头望向德江方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只要人心不散，神兵就不会垮，复仇的那一天终会到来。 夜色中，黄号军的残碑在油灯下泛着微光，仿佛在默默见证着这支在血与火中成长的队伍。老操坝的喋血虽然带来了伤痛，但也让神兵们褪去了迷信的外衣，真正明白了抗争的意义。他们不再是只靠神灵鼓舞的乌合之众，正在成长为一支有信念、有战术、有百姓支持的坚强力量，等待着在未来的烽火中涅盘重生。 第十三回 诈降高登云 稳坪暗布防 1933年秋，德江稳坪的枫香坝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张氏宗祠的黄号军残碑前，张羽耀正带领神兵骨干祭拜，香炉里的青烟刚升起就被秋风撕碎，像极了他们此刻动荡不安的处境。老操坝惨败的阴影还未散去，一封盖着鲜红官印的“招抚书”，又像块巨石投入本就湍急的暗流。 “王家烈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李天保将招抚书狠狠拍在供桌上，黄绸封面的文书被他拍得震颤，“什么‘既往不咎，编入民团’，分明是想骗咱们放下武器，好一网打尽！” 招抚书上的字迹工整却透着傲慢，声称只要神兵“解散神坛，上缴兵器”，官府就赦免所有人的“叛逆之罪”，还能让张羽耀出任德江县民团总队长。落款处，除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印章，还有个陌生的名字——高登云。 “高登云是谁？”张羽让摩挲着下巴上的胡茬，他刚从沿河赶回，身上还带着乌江的水汽，“敢来招抚咱们，胆子不小。” 宁国学推了推用麻绳捆着的旧眼镜，从怀里掏出本翻得卷边的册子：“此人是德江高家人，早年在贵阳讲武堂学过两年，后来投靠王家烈当副官。听说他姑丈是稳坪的乡绅，跟咱们神兵里几个弟兄沾亲带故。” 张羽耀指尖划过残碑上的裂痕，那是当年黄号军与清军激战留下的痕迹。他忽然想起王瞎子讲过的故事，黄号军也曾遭遇官府招抚，胡胜海将军假意应承，暗中扩充兵力，才创下后来的基业。 “这高登云，怕是带着刀子来的。”张羽耀抬头看向众人，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但咱们可以借他的刀子，磨快自己的枪。” 话音刚落，宗祠外传来马蹄声，哨兵飞奔来报：“总佛主，高登云带着十个亲兵来了，就在村口，说要亲自拜见您！” 众人顿时紧张起来，纷纷拔刀戒备。张羽耀却摆摆手：“慌什么？既然来了，就请他进来。备茶，摆上黄号军的青铜令牌，让他看看咱们的底气。” 片刻后，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中年男人走进宗祠。他身材高瘦，腰间别着把驳壳枪，脸上挂着刻意的笑容，眼神却在悄悄打量四周的神兵。看到供桌上的青铜令牌和黄号残碑，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张佛主，久仰大名。”高登云拱手行礼，语气带着几分虚伪的热络，“兄弟高登云，奉王主席之命而来，特来给弟兄们指条明路。” 张羽耀端坐不动，手指轻轻敲击桌面：“高副官的明路，就是让我们放下武器，任人宰割？” 高登云哈哈一笑，从公文包里掏出另一份文书：“张佛主说笑了。官府知道弟兄们是被苛捐杂税逼反的，只要归顺，以前的事一笔勾销。王主席还答应，给神兵编三个民团营，饷银由省府发放，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李天保冷笑：“好事？老操坝死的弟兄，能活过来领饷银吗？” 高登云的笑容僵在脸上，随即又恢复如常：“那都是付恒中不懂事，王主席已经训斥过他了。兄弟这次来，带了二十石粮食和十箱子弹，算是见面礼。”他拍了拍手，两个亲兵抬着个木箱进来，打开后露出锃亮的子弹。 张羽耀瞥了眼子弹，突然站起身，走到高登云面前：“高副官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神兵是黔东百姓的队伍，能不能归顺，得问百姓答应不答应。”他朝外喊道，“让乡亲们都进来！” 宗祠大门被推开，数百名百姓涌了进来，有老人有孩子，手里拿着锄头镰刀。一个白发老婆婆走到高登云面前，颤巍巍地说：“高副官，我儿子死在老操坝了。你们官府要是真心招安，就先把付恒中斩了，给我们报仇！” “对！斩了付恒中！”百姓们齐声呐喊，声音震得宗祠的梁柱嗡嗡作响。 高登云脸色发白，强作镇定：“付旅长是奉命行事，朝廷自有法度。乡亲们放心，只要神兵归顺，官府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张羽耀适时开口：“高副官也看到了，百姓怨气太重，这事急不得。这样吧，粮食和子弹我们收下，算是官府的诚意。你先回去，给我们三天时间商量，三天后给你答复。” 高登云巴不得如此，连忙点头：“好！张佛主是爽快人！三天后，兄弟再来听消息。”他生怕百姓闹事，匆匆带着亲兵离开了宗祠。 看着他仓皇的背影，李天保不解地问：“总佛主，干嘛跟他废话？直接绑了扔进乌江喂鱼！” 张羽耀拿起一颗子弹，对着阳光照了照：“这高登云是王家烈的眼睛，咱们得让这只眼睛看到假风景。他带来的粮食，正好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子弹留下，将来打他的主子。” 他转向赵国清：“赵兄弟，你带务川的弟兄，连夜去飞粮道加固暗哨，把高登云带来的粮食藏进去。记住，走黄号军当年的密道，别让人发现。” 又对李天保说：“李元帅，你回印江调两百弟兄来，换上百姓衣服，混进稳坪。让宁先生带着‘七仙女’支队的姐妹，去各村寨散布消息，就说咱们要归顺官府，麻痹敌人。” 最后，张羽耀的目光落在张羽让身上：“二哥，你带人加固张氏宗祠的防御，把祠堂后面的山洞打通，用黄号军的法子设置暗门和陷阱。咱们要让这里，变成吞掉敌军的虎口。” 夜色渐深，稳坪的百姓和神兵们悄悄行动起来。飞粮道里，火把的光芒在暗道中闪烁，神兵们背着粮食，沿着岩壁上的“黄”字标记前进，脚步声惊起栖息的蝙蝠。张氏宗祠内，石匠们正在凿开后墙，露出后面深邃的山洞，里面堆满了从百姓家征集的土炸药和滚石。 王瞎子拄着拐杖，在宗祠的祭坛前摆上黄号军的血誓符，口中念念有词。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残碑上的刻字仿佛活了过来，隐约能看到无数黄号军士兵的身影在晃动，像是在守护着这支继承他们遗志的队伍。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稳坪表面上一片平静，暗地里却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张氏宗祠的围墙被加高了三尺，墙头插满削尖的竹片；祠堂周围的几棵老槐树上，藏着神射手；后院的山洞被拓宽，能容纳上千人藏身，洞口用藤蔓和石板伪装，只有拉动暗绳才能打开。 这天清晨，高登云果然带着三十名亲兵来了，还带来了王家烈的委任状，上面用金字写着“德江县民团总队长张羽耀”。他以为神兵已经被粮食和官衔收买，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丝毫没察觉周围百姓眼中的冷意。 “张佛主，考虑得怎么样了？”高登云将委任状递过来，语气带着施舍般的傲慢。 张羽耀接过委任状，突然哈哈大笑：“高副官，这官帽不错，可惜太小了，装不下我们神兵的雄心。”他将委任状扔在地上，一脚踩碎，“实话告诉你，我们答应归顺，是为了让你把消息带回去，引王家烈的狗兵来送死！” 高登云脸色大变，拔刀喝道：“张羽耀，你敢耍我！” “耍的就是你！”李天保从两侧冲出，三十名亲兵瞬间被神兵包围。那些看似普通的百姓纷纷拿出藏在怀里的刀枪，堵住了宗祠的大门。 高登云知道中计，朝亲兵喊道：“快突围！”可没等他们动手，祠堂的梁柱突然转动，地面裂开一道缝隙，五个亲兵惨叫着掉了下去，里面传来尖刀刺进身体的声音——那是张羽让设置的陷阱。 “黄魂护体，杀！”神兵们高喊着冲锋，刀光剑影中，亲兵们很快被制服。高登云想开枪自杀，被张羽让一脚踢飞驳壳枪，反手捆了起来。 “张羽耀，你敢动我，王家烈不会放过你的！”高登云色厉内荏地嘶吼。 张羽耀走到他面前，蹲下身说：“高副官，你不是想知道我们的诚意吗？现在就让你看看。”他让人把高登云拖到后墙，掀开伪装的石板，露出里面的山洞，“这里面，能藏下一个团的弟兄。你说，要是王家烈的军队来了，会不会喜欢这个‘礼物’？” 高登云看着山洞里堆放的炸药和滚石，吓得面无人色。他这才明白，神兵根本没打算归顺，而是布下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就等着官府大军来钻。 “你想怎么样？”高登云的声音开始发颤。 “很简单。”张羽耀拿出纸笔，“给王家烈写封信，说神兵已经同意归顺，让他派雷鸣九旅长带主力来稳坪受降，时间定在三天后的午时。” 高登云犹豫着不肯写，李天保一刀砍在旁边的柱子上，木屑飞溅：“写不写？不写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看着闪着寒光的刀，高登云不敢再反抗，颤抖着写下了书信。张羽耀接过信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把他关进山洞，派专人看守，别让他跑了。” 打发走高登云的亲兵（让他们带着假信回贵阳），张羽耀立刻召集各坛骨干议事。宗祠的油灯下，他铺开地图，指着稳坪的位置说：“雷鸣九是王家烈的亲信，为人骄横，肯定会带主力来受降，想趁机立个大功。咱们的计划是这样……” 他手指划过枫香坝：“李元帅带印江营和思南营，埋伏在枫香坝两侧的山坡上，等敌军进入山谷，就用滚石和炸药封锁出口。” 又指向乌江渡口：“二哥带沿河营在渡口设伏，毁掉浮桥，切断敌军退路。记住，要用黄号军的水雷，把船炸沉在江心。” 最后，张羽耀的手指落在张氏宗祠：“我和赵兄弟带德江营守祠堂，佯装投降，把敌军主力引进来。等他们进入祠堂，就启动机关，把大门封死，用山洞里的炸药将他们困在里面。” 宁国学补充道：“我让‘七仙女’支队的姐妹去各村寨，告诉百姓躲进山里，坚壁清野，不给敌军留下一粒粮食。再让王瞎子带着几个老人，在村口假意迎接，麻痹敌军。” 计策定下，各路人马立刻行动。李天保带着弟兄们去枫香坝布置，他们在山谷两侧堆了数千斤滚石，又埋下用桐油浸泡过的柴草，准备到时放火。张羽让则带着沿河营的水性高手，在乌江渡口的水下布置黄号军传下来的水雷——那是用陶罐装满炸药，系上铁链，触发机关就会爆炸。 张氏宗祠里，张羽耀和赵国清正在检查机关。祠堂的大门被改装过，只要拉动暗绳，就会落下千斤重的石门；屋顶的瓦片下藏着神兵，能随时扔下石灰和炸药包；后院的山洞被分成几处，互相连通，既能藏身又能偷袭。 “总佛主，你看这个。”赵国清从山洞深处拿出一个布满铜锈的盒子，打开后里面是几块黑色的矿石，“王瞎子说这是黄号军当年用的‘神火石’，遇到火星就会爆炸，比咱们的土炸药厉害十倍。” 张羽耀拿起一块矿石，放在灯火下观察，矿石表面闪烁着奇异的光泽。他想起黄号军的传说，胡胜海将军曾用“神火”大破清军，想来就是这东西。“把这些矿石埋在祠堂的地基下，用引线连到山洞里，不到万不得已不用。”他郑重地说。 夜色降临，稳坪寂静得可怕。百姓们都躲进了深山，村寨里空无一人，只有几只野猫在街道上游荡。张氏宗祠的油灯彻夜不熄，黄号军的残碑在灯光下泛着幽光，仿佛有无数英灵在注视着即将到来的大战。 王瞎子坐在祠堂门口，一边用三弦弹奏《黄号神兵谣》，一边看着天上的月亮。他忽然停下琴弦，对身边的张羽耀说：“佛主，你看月亮周围的光晕，像不像黄号军的黄旗？这是吉兆，此战必胜。” 张羽耀抬头望去，月亮周围果然有一圈淡黄色的光晕，如同黄旗的影子。他握紧手中的黄魂刀，刀身刻着的护体功口诀在灯光下闪烁：“气沉丹田，意守玄关，黄魂入体，百邪不侵……” 远处的山林里，传来野狼的嚎叫，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血战预告。张羽耀知道，明天午时，稳坪将迎来一场血雨腥风。但他心中没有恐惧，只有复仇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因为他们有黄号军的精神指引，有百姓的支持，更有这布满玄机的天罗地网。 决战前的最后一夜，月光如霜，洒在稳坪的土地上。张氏宗祠的暗格里，张羽耀正对着黄号军的《行军要诀》沉思，书页上记载的“诡道诱敌”之法，让他反复琢磨着如何让雷鸣九彻底放下戒心。 “总佛主，有情况。”一个哨兵悄声进来，手里提着只信鸽，“这鸽子在祠堂上空盘旋了三圈，腿上绑着这个。” 张羽耀解下鸽腿上的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三更，黄魂碑前见。”字迹潦草，不像是高登云的手笔。 “谁会在这个时候送信？”赵国清警惕地握紧刀柄，“怕是敌军的奸细。” 张羽耀却觉得事有蹊跷，纸条上的“黄魂碑”正是宗祠里的黄号残碑，知道这个名字的只有神兵骨干和少数老人。“我去看看，你们在外围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他决定亲自赴约。 三更时分，张羽耀独自来到黄号残碑前。月光透过窗棂，在碑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碑上的刻字仿佛在蠕动。突然，一阵阴风从祠堂后门吹来，火把的光芒剧烈摇晃，一个模糊的身影从碑后走了出来。 那人身披黄色斗篷，头戴黄巾，看不清面容，身形却与黄号军百夫长的英灵极为相似。张羽耀心中一惊，握紧了腰间的黄魂刀：“阁下是谁？深夜约我何事？” 黄衣人影没有回答，而是伸出手，掌心出现一块玉佩，玉佩上刻着“黄魂”二字。“认得这个吗？”人影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地底传来。 张羽耀瞳孔一缩，那块玉佩与他从飞粮道壁画中得到的“黄魂护体功”图谱上的标记一模一样。“你是……黄号军的英灵？” 人影微微点头：“吾乃胡胜海将军麾下斥候，奉将军之命，助你等破敌。雷鸣九生性多疑，明日必会派先锋探查虚实，你需如此这般……”他在张羽耀耳边低语了几句，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化作一阵青烟消散在空气中。 张羽耀愣在原地，耳边还回响着人影的话语。他低头看向残碑，碑上的刻字似乎变得清晰了些，隐约能看到“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八个小字。“原来如此……”他恍然大悟，立刻召集骨干调整计策。 第二天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稳坪村口就出现了一支骑兵小队。为首的是个独眼军官，正是雷鸣九的先锋官裘千仞。他带着三百骑兵，耀武扬威地来到村口，却看到王瞎子带着几个老人，捧着茶水在路边迎接。 “老东西，张羽耀呢？”裘千仞用马鞭指着王瞎子，语气嚣张。 王瞎子颤巍巍地说：“回长官，张佛主在祠堂里等着呢，他说已经备好了酒宴，就等大军来受降。”他故意露出害怕的样子，眼角却悄悄观察骑兵的动向。 裘千仞冷笑一声，显然不信：“派人去祠堂看看，其他人跟我搜查村寨，要是有埋伏，格杀勿论！” 十几个骑兵跟着王瞎子去了祠堂，其余人则四散搜查。可村寨里空无一人，百姓的家里都敞开着门，桌上还放着没吃完的饭菜，看起来像是仓促离开。裘千仞皱起眉头，觉得有些不对劲——哪有投降还让百姓跑光的？ 此时，去祠堂的骑兵回报：“长官，祠堂里确实有宴席，张羽耀带着几十个神兵在门口迎接，看起来很老实。” 裘千仞还是不放心，亲自骑马来到张氏宗祠。只见祠堂门口挂着红灯笼，张羽耀穿着新做的长衫，手里捧着高登云的委任状，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容。“裘长官大驾光临，小弟有失远迎。”他故作恭敬地说。 裘千仞眯起独眼，打量着四周，突然看到黄号残碑：“这是什么？” 张羽耀连忙陪笑：“这是我们村里的老石碑，据说是前朝留下的，不值钱。长官快请进，酒宴都备好了。”他故意将裘千仞的注意力引到祠堂内。 裘千仞走进祠堂，目光扫过宴席上的酒肉，又瞥了眼墙边堆放的兵器——都是些锈迹斑斑的刀枪，看起来毫无威胁。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鼻尖似乎萦绕着一股淡淡的硫磺味，像是炸药的气息。 “张佛主倒是懂事。”裘千仞端起酒杯，却不喝，“只是这稳坪百姓都跑光了，怕是不信官府的招安吧？” 张羽耀心中一紧，面上却依旧堆笑：“百姓胆小，听说大军要来，吓得躲进山里了。等长官受降完毕，我亲自去把他们叫回来，保证一个个安分守己。”他朝身后使了个眼色，几个神兵立刻端着酒壶上前，给骑兵们倒酒。 就在这时，祠堂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骑兵慌张地跑进来：“长官，不好了！村口的老槐树……老槐树上有影子！” 众人纷纷看向门口，只见村口那棵百年老槐树上，月光下竟映出无数模糊的人影，头裹黄巾，手持刀枪，仿佛黄号军的英灵在树上列队。骑兵们吓得脸色发白，手中的酒杯都掉在了地上。 “慌什么！不过是树影罢了！”裘千仞强作镇定，可心里也直发毛。他听说过黄号军的传说，知道这一带常有“闹鬼”的说法。 王瞎子趁机哭喊道：“长官，这是黄号军的英灵显灵了！他们不放心咱们归顺官府啊！快给英灵磕个头，求他们保佑吧！” 张羽耀立刻带头跪下，神兵们纷纷效仿，口中还念着：“黄魂息怒，我等归顺官府，也是为了百姓安宁……” 骑兵们本就迷信，见此情景更是慌了神，不少人跟着跪下磕头。裘千仞骑虎难下，犹豫片刻也翻身下马，对着老槐树的方向拜了三拜。 就在这混乱之际，张羽耀悄悄给李天保派去的暗哨使了个眼色。暗哨立刻转身钻进山林，将“敌军已入瓮”的消息传递给枫香坝的埋伏队伍。 拜完英灵，裘千仞不敢久留，草草喝了杯酒就说：“张佛主诚意可嘉，我会回禀雷旅长，让他明日准时来受降。你们把兵器都搬到祠堂外，以示诚意。” “一定一定！”张羽耀满口答应，亲自送裘千仞出村。看着骑兵队仓皇离去的背影，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鱼儿，终于上钩了。 回到祠堂，张羽耀立刻召集众人：“裘千仞已经信了大半，明日雷鸣九定会带主力前来。各营再检查一遍陷阱，尤其是枫香坝的滚石和乌江的水雷，万万不能出岔子！” 赵国清补充道：“我让弟兄们把黄号军的‘神火石’又埋深了三尺，引线接到山洞最深处，只要点燃，整个祠堂地基都会炸开，就算敌军有重机枪也冲不出来。” 夜色渐深，稳坪再次陷入寂静，但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张羽耀站在黄号残碑前，抚摸着碑上的刻字，仿佛能听到百年前黄号军的呐喊。他知道，明天的一战不仅是为了老操坝的弟兄报仇，更是为了黔东百姓的活路。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侦察兵回报：雷鸣九亲率一个团的兵力，已经过了枫香坝，正向稳坪赶来，队伍里还带着高登云当“人质”，以示“诚意”。 “来了！”张羽耀眼中闪过一丝锐光，“按原计划行事！” 午时刚到，雷鸣九的大军果然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稳坪。数百名士兵穿着统一的军装，扛着步枪和重机枪，队伍最前面是雷鸣九的指挥旗，高登云则被两个士兵押着，脸色惨白。 张氏宗祠外，张羽耀带着数十名神兵捧着兵器跪在地上，看起来恭顺无比。祠堂门口的空地上，整齐地堆放着神兵的刀枪，甚至还有几杆缴获的步枪，一副“彻底缴械”的模样。 “张羽耀，算你识相！”雷鸣九骑在马上，得意地看着跪在地上的神兵，“早这样归顺，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他根本没把这些“泥腿子”放在眼里，觉得所谓的神兵不过是些乌合之众。 高登云看到张羽耀眼中的冷光，突然大喊：“旅长小心！这是陷阱！”可话没说完就被士兵堵住了嘴。 雷鸣九不耐烦地挥手：“把这疯子拉下去！派人清点兵器，其他人跟我进祠堂受降！”他急于立功，催马就往祠堂里走。 眼看敌军主力陆续进入祠堂，张羽耀悄悄抬起手，对着屋顶的暗哨比了个手势。暗哨立刻拉动绳子，祠堂两侧的厢房突然冲出数十名神兵，将扛着重机枪的士兵拦住——他们要切断敌军的火力支援。 “动手！”张羽耀猛地起身，抽出藏在身下的黄魂刀。跪在地上的神兵们纷纷拔出暗藏的短刀，与门口的敌军厮杀起来。 雷鸣九大惊失色：“中计了！快撤退！”可已经晚了，祠堂的石门“轰隆”一声落下，将大门死死封死，把他和三百多名士兵困在了里面。 “机枪！给我打！”雷鸣九气急败坏地喊道。可重机枪还在门外，被神兵们死死缠住，祠堂里的士兵只能用步枪还击。 屋顶的瓦片突然碎裂，神兵们从上面扔下石灰和炸药包，祠堂内顿时一片混乱。士兵们被石灰迷了眼，惨叫着四处乱撞，炸药包的爆炸声震得梁柱摇晃，灰尘簌簌落下。 “往后面的山洞退！”雷鸣九还算镇定，带着残兵想从后院突围。可刚到后院，就看到山洞门口站着赵国清，手里举着一个火把，身后是堆积如山的柴草。 “雷鸣九，尝尝黄号军的‘神火’！”赵国清将火把扔向柴草，浸过桐油的柴草瞬间燃起大火，挡住了去路。火焰中，隐约能看到岩壁上黄号军的壁画，那些练武的身影仿佛活了过来，对着敌军狞笑。 被困在祠堂里的敌军成了瓮中之鳖，神兵们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在厢房和走廊间穿梭偷袭。张羽耀挥舞着黄魂刀，刀身刻着的护体功口诀在火光中闪烁，每一刀都带着黄号军的英魂之力，砍得敌军士兵人仰马翻。 祠堂外，战斗同样激烈。李天保派人传来消息，枫香坝的出口已经被滚石和炸药封锁，敌军的后续部队无法增援；张羽让也成功炸毁了乌江浮桥，切断了敌军的退路。留在外面的敌军失去指挥，被神兵们分割包围，很快就缴械投降。 祠堂内，雷鸣九看着越来越少的士兵，终于感到了恐惧。他这才明白，这些神兵根本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有勇有谋，还有着不输正规军的战斗力。“张羽耀，放我们出去！我保证不再追究！”他对着外面喊道。 张羽耀的声音从火光中传来：“老操坝的弟兄，你放他们出去了吗？血债，必须血偿！” 绝望中，雷鸣九看到墙角的黄号残碑，突然像疯了一样扑过去，想推倒石碑泄愤。可他刚碰到石碑，就听到“咔嚓”一声，脚下的地面突然裂开，露出下面的暗格——里面堆满了黄号军的“神火石”！ “不好！”张羽耀暗叫不好，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雷鸣九的脚踢到了暗格的机关，火星瞬间点燃了引线，神火石开始发出滋滋的声响。 “哈哈哈！要死一起死！”雷鸣九疯狂地大笑。 张羽耀当机立断：“所有人撤进山洞！快！”他拉着赵国清冲进旁边的侧洞，神兵们纷纷跟上。刚钻进山洞，就听到身后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整个张氏宗祠的地基都被炸翻，碎石和泥土将祠堂彻底掩埋。 烟尘弥漫中，张羽耀从山洞的缝隙里向外望去，只见祠堂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只有黄号残碑的一角还露在外面，在阳光下泛着红光，像是浸染了鲜血。 “总佛主，我们赢了！”赵国清激动地喊道。 张羽耀点点头，眼中却没有喜悦，只有沉重。他知道，这场胜利付出了太多代价，而官府的反扑绝不会停止。但他不后悔，因为他们用黄号军的智慧和勇气，守住了稳坪，守住了黔东百姓的希望。 夕阳下，神兵们清理着战场，百姓们从山里回来，看到被摧毁的祠堂和被俘的敌军，纷纷欢呼雀跃。王瞎子坐在残碑旁，弹起三弦，唱起了新编的歌谣：“黄旗飘，鬼神嚎，稳坪设伏斩豺狼；黄魂护，百姓助，黔东神兵永不倒……” 歌声中，张羽耀将黄号军的青铜令牌高高举起，令牌上的“黄魂护佑”四个字在夕阳下熠熠生辉。他知道，这只是抗争之路的又一个起点，更艰难的战斗还在后面，但只要黄号军的精神不灭，神兵的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第十四回 夜袭枫香坝 血溅乌江渡 1933年冬，黔东的群山被皑皑白雪覆盖，枫香坝的炊烟在寒风中扭曲成诡异的形状。张氏宗祠的黄号残碑前，张羽耀正用布擦拭着那柄跟随他多年的黄魂刀，刀身映出他布满血丝的双眼。稳坪诈降的胜利没能带来长久安宁，反而让官府的反扑来得更加猛烈——新上任的德江县长罗雨生，正暗中调集重兵，誓要将神兵连根拔起。 “总佛主，探马回报，罗雨生从思南、沿河调了三个团，号称‘剿匪先锋’，由裘千仞带队，已经到了德江城外围。”张羽让踏着积雪进来，皮靴上沾着冰碴，“那裘千仞就是上次在稳坪被咱们吓跑的独眼龙，这次带了重机枪和迫击炮，看样子是来报仇的。” 李天保将拳头砸在供桌上，震得油灯火星四溅：“怕他个鸟！咱们有黄号军的暗洞和神火石，再让他尝尝滚石炸营的滋味！”自稳坪一战后，他对黄号军的战术越发信服，每天都带着弟兄们加固防御工事。 张羽耀却摇了摇头，刀尖在雪地上划出枫香坝的地形：“这次不一样。裘千仞吃过亏，不会再轻易进宗祠。罗雨生这老狐狸让他冬天进攻，就是想冻垮咱们——粮草快见底了，百姓藏在山里也缺棉衣，拖不起。” 他抬头望向乌江方向，江面上的浮桥在暮色中若隐若现：“我让冉少波从印江调些粮食，可乌江渡口被敌军封锁，运粮队过不来。今晚必须派人去炸掉浮桥，切断敌军的补给线，不然等他们合围，咱们就是瓮中之鳖。” 话音刚落，祠堂外突然刮起一阵黑风，将供桌上的黄号军旗卷得猎猎作响。王瞎子拄着拐杖踉跄进来，脸色比雪还白：“佛主，不好了！刚才我在飞粮道看到……看到黄号军的血誓符在渗血！” 众人跟着他来到飞粮道的暗洞口，只见岩壁上镶嵌的血誓符正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顺着刻痕流下，在地上汇成“大凶”二字。神兵们吓得纷纷后退，窃窃私语着“英灵示警”。 张羽耀心中一沉，伸手触摸血誓符，只觉得冰冷刺骨。他想起黄号军《行军要诀》里的记载：“血符泣血，兵戈将烈；浮桥若断，魂归乌江。”难道炸桥的计划会出意外？ “佛主，要不……咱们别去炸桥了？”一个年轻神兵颤声说，“这是英灵在警告咱们啊！” “糊涂！”张羽耀厉声喝止，“黄号军靠的不是符兆，是勇气！当年胡胜海将军被十倍清军围困，血符泣血三日，他照样率军杀出重围！现在退缩，才真会让英灵蒙羞！” 他转向张羽让：“二哥，你带沿河营的五十个水性好的弟兄，今晚三更从暗河潜入乌江，用黄号军的水雷炸浮桥。记住，炸完立刻撤回，不要恋战。”又对李天保说，“你带印江营守宗祠，我带德江营在枫香坝两侧设伏，接应他们撤退。” 夜色渐深，雪花越下越大，仿佛要将整个枫香坝掩埋。张羽让带着弟兄们钻进飞粮道的暗河，冰冷的河水没到胸口，他们背着水雷，沿着岩壁上的“黄”字标记前进。暗河里的钟乳石滴落水珠，在寂静中如同鬼爪挠心，偶尔还能看到当年黄号军留下的尸骨，在水中泛着惨白的光。 宗祠内，李天保让神兵们在屋顶铺满松针，又在雪地里埋下削尖的竹桩。王瞎子点燃三炷香，对着黄号残碑念念有词，希望英灵能保佑炸桥顺利。张羽耀则带着德江营埋伏在枫香坝两侧的山坡上，雪花落在他们的黄巾上，很快堆起薄薄一层，远远望去如同蛰伏的黄号英灵。 三更时分，乌江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炸桥成功了！”山坡上的神兵们低声欢呼，张羽耀却皱起眉头——爆炸声比预想的早了半个时辰，而且只有一声，不像是所有水雷都引爆了。 就在这时，枫香坝入口突然亮起无数火把，裘千仞的声音在风雪中回荡：“张羽耀，你以为炸了浮桥就能逃吗？老子早就在暗河里布了眼线，你的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张羽耀心中剧痛，猛地站起身：“不好！中埋伏了！快救二哥！” 神兵们刚冲出埋伏圈，就被密集的机枪火力压制在雪地里。裘千仞带来的重机枪在雪地上架起，枪口喷吐着火舌，每一发子弹都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将冲锋的神兵打成血筛。 “黄魂护体！杀！”张羽耀挥舞黄魂刀带头冲锋，刀身刻着的护体功口诀在火光中闪烁，子弹打在他身前半尺处竟诡异地偏移。这是黄号军传下的“护体神光”，需以精血催动，每次使用都会折损元气，但此刻他顾不上许多。 雪地瞬间被染成红色，神兵们踩着同伴的尸体向前冲，有的被炮弹炸飞，有的被机枪扫倒，却没有一个人后退。他们口中念着黄号军的血誓，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像一群从地狱里冲出的恶鬼。 “总佛主，快撤！我们掩护！”张金殿带着十几个神兵组成人墙，用身体挡住机枪子弹，身上的黄巾被鲜血浸透，“记住给弟兄们报仇！” 张羽耀眼睁睁看着张金殿被炮弹炸成碎片，喉咙里涌上腥甜的血气。他知道硬拼下去只会全军覆没，咬牙喊道：“撤退！进宗祠暗洞！” 神兵们且战且退，退到宗祠门口时又遭遇埋伏。原来裘千仞早就派人挖了地道，绕到宗祠后方，此刻正从暗门里冲出，与正面的敌军前后夹击。赵国清为了掩护百姓进洞，被一颗子弹打穿胸膛，他死死抱住一个敌兵，让神兵们踩着他的身体撤退，口中还念着：“黄号军……永不投降……” 宗祠内，李天保正指挥神兵用滚石和炸药阻挡敌军，可迫击炮的轰炸让祠堂摇摇欲坠。屋顶的瓦片不断落下，供桌上的黄号军旗被弹片点燃，熊熊燃烧起来。“总佛主，暗洞快满了！百姓和伤员太多，进不去了！”一个神兵哭喊着报告。 张羽耀看着拥挤的暗洞口，又望向被敌军包围的弟兄，眼中流下血泪。他突然转身，将黄魂刀插进地里，对着黄号残碑跪下：“胡胜海将军在上，今日我张羽耀无能，护不住弟兄和百姓。愿以我精血为引，借黄号英灵之力，给弟兄们争取撤退时间！” 他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残碑上。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残碑突然亮起金光，无数黄号军的虚影从碑中冲出，他们头裹黄巾，手持刀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虚影掠过之处，敌军的子弹全部停在空中，机枪变成废铁，迫击炮炸膛反噬。 “是黄号英灵显灵了！”神兵们又惊又喜，跟着英灵冲锋。裘千仞的士兵吓得魂飞魄散，以为遇到了鬼神，纷纷扔下武器逃跑。 可张羽耀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他能感觉到生命力正从身体里快速流失，眼前的英灵虚影开始变得模糊。“李天保，带百姓从飞粮道撤去印江，找冉少波！”他用尽最后力气喊道，“告诉冉少波，一定要给弟兄们报仇！” “总佛主，你跟我们一起走！”李天保哭喊着要拉他。 张羽耀推开他，拿起黄魂刀冲向敌军：“我要给你们断后！记住，黄号军的精神……不能灭！”他的身影在英灵虚影中穿梭，每一刀都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却也在不断变得透明。 李天保含泪带领百姓和残兵钻进暗洞，身后传来张羽耀最后的呐喊：“黄魂不灭！神兵不死！”紧接着是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张羽耀引爆了埋在宗祠地基下的神火石，与冲进来的敌军同归于尽。 暗洞里，百姓们哭成一片。李天保死死咬着牙，不让眼泪落下，他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必须带着幸存者活下去。暗洞尽头连接着飞粮道，他们沿着黄号军当年的密道前进，脚下的积雪被鲜血融化，汇成一条条红色的小溪。 突然，前方传来水声，张羽让带着几个浑身是伤的弟兄从暗河里钻出来，看到李天保就哭道：“李元帅，我们中了埋伏，五十个弟兄……就剩我们几个了！总佛主呢？” 李天保别过头，声音沙哑：“总佛主……为了掩护我们，跟敌军同归于尽了。” 张羽让如遭雷击，瘫坐在地上，泪水混合着血水流下：“是我害了总佛主！是我没完成任务！” “现在说这些没用！”王瞎子拄着拐杖过来，将一块染血的黄号令牌递给张羽让，“这是总佛主让我交给你的，他说沿河营不能散。咱们得活下去，完成他的遗愿。” 飞粮道外，风雪依旧肆虐。裘千仞站在张氏宗祠的废墟前，看着那半截依旧矗立的黄号残碑，眼中闪过一丝恐惧。刚才英灵显灵的景象让他心有余悸，连忙下令：“烧！给我放火，把这里烧成白地！我看那些黄号鬼魂还怎么显灵！” 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将枫香坝变成一片火海。雪地里的尸体被烧焦，空气中弥漫着焦臭的味道。可无论火势多旺，那半截残碑始终完好无损，碑上的刻字在火光中闪烁，仿佛在嘲笑敌军的无能。 天亮时，裘千仞带着军队离开了枫香坝，留下一片狼藉。躲在山林里的百姓悄悄出来，看到废墟前的残碑，纷纷跪下磕头。一个白发老婆婆将怀中的干粮放在碑前，哭道：“张佛主，你放心，你的弟兄们安全撤退了，我们会记住你的恩情……” 飞粮道的暗河里，李天保带着残部艰难前行。暗河的水冰冷刺骨，不少伤员冻得嘴唇发紫，却没人敢出声——他们不知道敌军是否还在外面设伏。张羽让背着一个重伤的少年神兵，他的腿被炮弹炸断，每移动一步都疼得满头大汗，却死死咬着牙不哼一声。 “前面有光！”一个神兵惊喜地喊道。众人加快脚步，钻出暗河的出口，发现已经到了乌江岸边。江面上的浮桥果然被炸毁了，只剩下几根烧焦的木桩在水中摇晃。可对岸的山坡上，隐约能看到敌军的帐篷，显然裘千仞早就料到他们会从这里撤退。 “这下完了，前有乌江，后有追兵，咱们插翅难飞啊！”有人绝望地哭起来。 李天保望着滔滔江水，又看了看身后的弟兄和百姓，深吸一口气：“别怕！黄号军当年能强渡乌江，咱们也能！张二哥，你带水性好的弟兄先泅渡过去，找些船只回来接应，我们在这里掩护。” 张羽让点点头，脱下棉衣露出满身伤疤：“弟兄们跟我来！让裘千仞看看，沿河营的汉子不是孬种！”他带着五个弟兄跳进冰冷的乌江，浪花瞬间将他们吞没。 江水流速极快，还结着薄冰，张羽让他们每划一下都要用尽全力。快到江心时，对岸突然响起枪声，子弹打在水里溅起朵朵水花。“趴下！”张羽让大喊着将身边的弟兄按进水里，自己却被一颗子弹擦伤肩膀，鲜血染红了江面。 他们冒着枪林弹雨终于游到对岸，悄悄摸上山坡解决了哨兵，找到几艘藏在芦苇丛里的渔船。可就在他们准备划船返回时，山坡上突然冲出大批敌军，为首的正是裘千仞的副手胡营长。 “抓住他们！别让神兵跑了！”胡营长狞笑着下令，机枪立刻扫射过来。 张羽让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对身边的弟兄说：“你们快划船回去报信，告诉李元帅，对岸有埋伏，让他们从下游的浅滩走！”他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敌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老子在这儿陪你们玩！” 弟兄们含泪划船离开，张羽让则带着剩下的人冲进芦苇丛，与敌军展开周旋。他利用地形优势不断袭扰敌军，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最后被逼到悬崖边。看着围上来的敌军，他仰天大笑：“总佛主，弟兄们，我来陪你们了！”纵身跳下悬崖，坠入滔滔乌江。 对岸的李天保看到渔船回来，却不见张羽让，心中已经明白了。“快！下游浅滩！”他带着众人沿着江岸向下游撤退，刚到浅滩就看到江面上漂来许多尸体，有敌军的，也有神兵的，张羽让的黄巾在尸体中格外显眼。 “二哥！”李天保哭喊着想去打捞，却被王瞎子拉住，“李元帅，不能停！敌军快来了！” 他们踩着浅滩的碎石过河，冰冷的江水没到腰部，不少老人和孩子被冻得抽筋，神兵们就轮流背着他们。刚到江心，对岸的追兵就到了，机枪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不断有人倒下，被江水卷走。 “保护百姓先走！”李天保转身迎战，他挥舞着大刀，将冲过来的敌军砍倒在江水中。血混着江水染红了浅滩，他身上也添了数道伤口，力气越来越小。 就在这危急时刻，远处突然传来马蹄声，一支骑兵队如神兵天降般冲杀过来，将敌军的追兵打乱。为首的人穿着黄埔军校的制服，手持驳壳枪，枪法精准，很快就将胡营长击毙。 “是冉少波！”神兵们惊喜地喊道。 冉少波策马来到江边，看到李天保就喊道：“李元帅，我带独立营来接应你们了！快过河！” 原来冉少波在印江接到消息，知道枫香坝遇袭，立刻带骑兵驰援，正好赶上接应他们过河。独立营的士兵训练有素，很快就击退了敌军，掩护百姓和残兵渡过乌江。 李天保踏上对岸，回头望向枫香坝的方向，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下。雪地里的宗祠废墟、暗河里的弟兄尸体、江面上漂浮的黄巾……一幕幕在他脑海中闪过，心中像被刀割一样疼。 冉少波拍了拍他的肩膀：“节哀。张佛主和弟兄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现在最重要的是带着幸存者去印江休整，再图后事。” 李天保点点头，擦干眼泪，目光变得坚定。他知道，枫香坝的惨败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黄号军的旗帜不能倒，神兵的抗争不能停，他要带着弟兄们活下去，完成张羽耀未竟的事业。 乌江的水流淌着，带走了鲜血和尸体，却带不走神兵们的仇恨和信念。在血色残阳的映照下，幸存者们的身影在江岸边拉长，像一串不屈的脊梁，支撑着黔东百姓最后的希望。 印江杉树乡的天池坪，李天保带着残部和百姓终于抵达了安全地带。这里是他最初设坛的地方，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冉少波的独立营早已在此布防，搭建了临时的营房和医疗棚。 可安稳的环境并没有让李天保感到轻松，相反，枫香坝的惨败像一块巨石压在他心头。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天池坪的神坛前，看着当年竖的“天下太平”红旗，想起那些牺牲的弟兄，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李元帅，该吃饭了。”王瞎子端着一碗稀粥过来，看到他又在神坛前发呆，忍不住叹气，“总佛主和弟兄们在天有灵，也不希望你这样折磨自己。” 李天保接过稀粥，却没喝，只是看着神坛上的黄号令牌：“王老汉，你说……咱们是不是错了？总佛主说信神不如信己，可我还是让弟兄们白白送死。那护体功到底有什么用？连子弹都挡不住……” 自枫香坝一战后，他对“刀枪不入”的神咒彻底产生了怀疑。那些在机枪下倒下的弟兄，哪个不是虔诚地念着符咒？可最终还是成了炮灰。黄号军的血誓符泣血示警，他们却没能躲过埋伏，所谓的“英灵显灵”也只是短暂的奇迹，终究没能改变惨败的结局。 王瞎子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小册子：“这是张总佛主让我交给你的，说是黄号军胡胜海将军的日记。你看看吧，或许能找到答案。” 李天保翻开日记，里面的字迹苍劲有力，记载着黄号军当年的兴衰。看到胡胜海将军反思“迷信误事”的段落时，他浑身一震——原来黄号军也经历过类似的惨败，胡胜海将军正是在牺牲了数千弟兄后才明白，“护体功护得了一时，护不了一世；神符咒骗得了自己，骗不了枪炮”。日记里还详细记录了黄号军后来如何放弃迷信，改用游击战术与清军周旋，靠百姓支持才坚持了八年之久。 “原来如此……”李天保合上日记，眼眶通红，“总佛主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是我太固执，还在迷信神咒……”他想起老操坝的喋血和枫香坝的惨败，两次都是因为依赖“刀枪不入”的符咒，才导致弟兄们白白牺牲。 王瞎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胡胜海将军说过，知错能改，就不算晚。黄号军能在绝境中重生，咱们神兵也能。冉少波不是带来了正规军的训练方法吗？你该学学新东西了。” 李天保站起身，走到天池坪的训练场。冉少波正带着独立营的士兵操练，他们卧倒、瞄准、射击，动作整齐划一，与神兵们杂乱的冲锋截然不同。场边的黑板上，还画着简单的战术图，标注着“伏击点”“撤退路线”等字样。 “冉营长，我想跟你学战术。”李天保走到冉少波面前，郑重地说。 冉少波有些意外，随即露出笑容：“李元帅愿意学，我当然乐意教。其实神兵弟兄们很勇敢，只是缺了章法。只要学会利用地形、配合战术，将来一定能打胜仗。” 从那天起，李天保放下佛主的架子，跟着冉少波学习军事知识。他不再让神兵们苦练“刀枪不入”的护体功，而是跟着独立营的士兵练习枪法、匍匐前进和阵地防御。冉少波还教他们看地图、设陷阱，讲解“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 起初，有些神兵不适应，抱怨“这哪是练神兵，是练当兵的”。李天保就给他们讲黄号军的日记，讲枫香坝牺牲的弟兄，告诉他们：“迷信符咒只会送命，真本事才能报仇。”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神兵开始认真训练，枪法和战术都有了很大进步。 这天，冉少波接到侦察兵报告，裘千仞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正往天池坪方向搜剿，想斩草除根。“机会来了。”冉少波指着地图对李天保说，“这股敌军骄横轻敌，咱们在鹰嘴崖设伏，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李天保看着地图上的鹰嘴崖，那里地势险要，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可以通行，正是设伏的好地方。“我带印江营的弟兄去左侧山坡埋伏，负责扔滚石；冉营长带独立营在右侧，负责机枪掩护；再让王老汉带几个百姓去诱敌，怎么样？”他已经能熟练地布置战术了。 冉少波点点头：“就这么办。记住，等敌军全部进入峡谷再动手，先扔滚石堵死退路，再用机枪扫射，速战速决。” 第二天清晨，王瞎子带着几个百姓，故意在鹰嘴崖附近砍柴，看到敌军巡逻队就假装惊慌逃跑。“长官，神兵……神兵在前面的山洞里！”王瞎子“吓得”结结巴巴地说。 敌军连长果然上当，带着队伍追进鹰嘴崖峡谷。刚走到峡谷中段，李天保一声令下：“放！”山坡上的滚石如暴雨般落下，瞬间将峡谷两端堵死。紧接着，机枪火力从两侧山坡扫射下来，敌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惨叫连连。 “黄魂护体，杀！”李天保带头冲锋，神兵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蛮干，而是跟着独立营的士兵利用岩石掩护，精准射击。他们的枪法虽然不如正规军，但胜在勇猛灵活，很快就将敌军分割包围。 不到半个时辰，战斗就结束了。神兵们以极小的代价，歼灭了整个敌军连，缴获了二十多杆步枪和一箱子弹。这是他们第一次不靠符咒、靠战术打赢的胜仗，弟兄们欢呼雀跃，将李天保和冉少波抬起来抛向空中。 “我就说嘛，咱们神兵能行！”一个曾抱怨训练苦的神兵激动地说，“这战术比神咒管用多了！” 李天保看着欢呼的弟兄们，又望向枫香坝的方向，心中默念：“总佛主，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吗？我们学会新本事了，很快就能为你们报仇了！” 夕阳下，天池坪的神坛前升起了新的旗帜——一面是神兵的黄旗，一面是独立营的红旗，两面旗帜在风中并排飘扬，仿佛预示着两支队伍即将走向融合。王瞎子坐在神坛边，弹起三弦，唱起了新编的歌谣：“枫香坝，血未干，神兵痛定学新篇；丢符咒，练枪杆，黄魂红旗共青天……” 歌声中，李天保握紧了手中的步枪，枪身上还刻着他新刻的字：“信己不信神，强械更强身。”他知道，枫香坝的惨败不是结束，而是神兵蜕变的开始。只要黄号军的精神不灭，只要弟兄们团结一心，总有一天，他们会打回枫香坝，让乌江的水不再染上弟兄们的鲜血，让黔东的百姓真正过上“天下太平”的日子。 第十五回 二打印江城 功亏一篑时 1933年腊月的黔东，寒风如刀，刮过皲裂的土地，卷起地上的碎雪，打在人脸上生疼。印江县城的城墙在铅灰色的天幕下矗立，青砖缝里结着冰碴，像一头沉默的巨兽，俯视着城外荒芜的田野。天池坪的神坛前，新栽的旗杆上，一面拼补过的黄旗正在风中猎猎作响，旗帜边缘的血渍在反复冻融后变成深褐色，像一道道凝固的伤疤——那是枫香坝突围时，七个神兵用身体护住的残旗，如今被村里的妇人连夜缝补，又添了三层粗布衬里，在寒风中显得格外沉重。 “李元帅，四县的弟兄都到齐了！”李禄昌踏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走来，他左臂缠着浸过桐油的麻布绷带，绷带下隐隐渗出血迹。那是在乌江渡口掩护百姓撤退时，一颗子弹擦过臂膀留下的伤，医生说再深半寸就会打断骨头。他身后跟着几个神坛骨干，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风霜，却难掩眼中的火焰。“德江的张羽翊带了三百弟兄，个个都是从枫香坝拼出来的硬骨头；沿河的张金银凑了两百人，还带了十副云梯和五捆炸药；加上咱们印江营的五百弟兄，足足一千神兵！” 李天保站在神坛前，望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大多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衣，袖口和领口磨得发亮，有的甚至光着脚，用破布裹着冻裂的脚掌。但没人跺脚取暖，没人低声抱怨，手中的刀枪在雪光反射下闪着寒光，每个人的眼神都像淬了火的钢针，死死盯着印江县城的方向。自枫香坝惨败后，幸存的神兵心里都憋着一股劲，那股劲混杂着仇恨、悲愤和不甘，在腊月的严寒中越烧越旺。 “弟兄们！”李天保踩着积雪登上土台，声音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带着冰碴般的锐利，“枫香坝的雪化了又冻，可咱们弟兄的血还没干！张总佛主在天之灵看着咱们，冉伯祥、张金殿他们的冤魂等着咱们报仇！罗雨生在印江城里搂着婆娘喝好酒，裘千仞拿着咱们弟兄的人头请功领赏——他们以为烧了咱们的宗祠，炸了咱们的营地，就能让咱们跪地求饶？” 他猛地拔出腰间的黄魂刀，刀身在雪光下划过一道弧线，寒气逼人：“错！咱们是黄号军的后代，是黔东的神兵！今天，咱们就要打进印江城，砸了罗雨生的县衙，烧了裘千仞的营房，开仓放粮给百姓，让那些狗官知道，苦人被逼急了，能掀翻这天！” “报仇！报仇！”千余名神兵齐声呐喊，声浪震得周围的松树上积雪簌簌落下，惊起一群寒鸦。它们在铅灰色的天空中盘旋，发出“呱呱”的凄厉啼叫，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血战预警。 王瞎子拄着那根包铜的枣木拐杖，一步一挪地走到土台前。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长衫，领口别着块褪色的黄布条，那是当年黄号军的信物。老人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个粗瓷碗，碗里盛着用鸡血、烈酒和朱砂调和的液体，红得发黑，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李元帅，这是香树坝传下来的规矩。出征前喝了这碗‘黄魂酒’，英灵附体，刀枪不入，定能旗开得胜！” 李天保接过酒碗，碗沿冰凉刺骨。他低头看着碗中自己的倒影，那张年轻的脸上布满风霜，眼角带着尚未愈合的伤疤。他想起张羽耀曾告诫他：“神酒壮胆可以，真信就输了。”但此刻看着台下弟兄们期待的眼神，他仰头将酒一饮而尽。烈酒灼烧着喉咙，鸡血的腥气直冲鼻腔，他强忍着没咳嗽，将碗狠狠摔在地上。“啪”的一声，瓷碗碎裂，红色的酒液在雪地上晕开，像一朵绽放的血花。 “传我将令！”李天保的声音带着酒气的沙哑，却异常坚定，“兵分三路——东路我亲率印江营五百弟兄主攻东门，带足云梯和炸药；西路李禄昌带德江三百弟兄攻西门，务必牵制敌军主力；南路张金银带沿河两百弟兄绕到南门，待东西门打响后趁乱夺门，接应主力进城！记住，三更时分同时发难，以城头烽火为号！”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的弟兄，加重语气：“进城后严守坛规——不抢百姓财物，不占民女房屋，只杀贪官污吏和民团败类！谁要是坏了规矩，我李天保第一个劈了他！” 夜幕像一块浸了墨的破布，缓缓覆盖大地。千余名神兵分成三队，借着夜色和树林的掩护，向印江县城潜行。雪地上留下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飘落的雪花覆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李天保走在东路军的最前面，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褂，腰间别着黄魂刀，怀里揣着王瞎子给的“破城符”——一张用桑皮纸画的符咒，上面用朱砂画着扭曲的符号，边缘还粘着几根鹰羽，据说能让守城敌军的刀枪失灵。 离县城还有三里地时，队伍穿过一片乱坟岗。坟头的石碑大多倾颓，露出半截在雪地里，像一个个沉默的幽灵。寒风穿过枯树枝桠，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亡魂在哭泣。突然，一群寒鸦从坟后的柏树林中惊起，在头顶盘旋悲鸣。李天保下意识地摸了摸怀中的符纸，却发现符纸不知何时已被冷汗浸透，变得沉甸甸的。 “李元帅，怎么了？”李禄昌不知何时跟了上来，他的左臂不能用力，便将大刀斜挎在肩上，“是不是觉得不对劲？我刚才看天象，月晕带血，怕是凶兆。” 李天保摇摇头，强压下心中的不安：“没事，乌鸦叫而已，别自己吓自己。按原计划行动，你快去西路军那边，记住千万别轻敌。”他望着印江县城方向，城墙的轮廓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城头隐约有灯火移动，像野兽的眼睛。他想起胡胜海将军日记里的话：“攻城者，忌骄，忌躁，忌信鬼神。”心中那丝不安像藤蔓般疯长，却被他强行压了下去。 三更的梆子声从县城深处传来，“咚——咚——咚——”三声沉闷的声响在寂静的雪夜中扩散，惊得城头上的守军打了个激灵。就在这时，印江县城东门突然燃起三堆烽火，火光冲天，照亮了半边夜空——那是东路军发出的攻城信号。 “黄魂护体，杀！”李天保一声令下，埋伏在东门附近的五百神兵如潮水般冲向城墙。他们扛着云梯，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冲锋，口中齐声念着：“黄魂护我身，枪炮不伤神，杀尽狗贪官，黔东享太平！” 城头上的守军显然没料到神兵来得这么快，慌乱中架起机枪，子弹“嗖嗖”地从神兵头顶飞过，大多打在空地上，溅起一片片雪花。几个民团士兵哆哆嗦嗦地往下扔石头，却因天黑看不清目标，大多砸在了城墙根。李天保身先士卒，踩着弟兄们搭起的人梯向上攀爬，黄魂刀别在腰间，双手紧紧抓住冰冷的城墙砖缝，指甲缝里很快渗出血迹。 “快！砍断他的手！”城头上一个民团小头目嘶吼着，举刀向李天保的手指砍来。李天保早有防备，左手猛地一松，身体向下坠了半尺，同时右手抽出腰间的短刀，向上一捅，正中那头目的小腹。小头目惨叫一声，从城头翻落，重重摔在城下的雪地里，没了声息。 “杀上去！”李天保借势向上一蹿，翻身跃上城头，黄魂刀顺势出鞘，寒光一闪，就将两个惊慌失措的守军砍倒。他身上的黄巾被溅上的鲜血染红，却浑然不觉，只顾着挥舞大刀清理城头的守军，同时大喊：“快打开城门！” 几个身手矫健的神兵立刻冲到城门处，挥刀砍向门闩。那门闩是碗口粗的硬木，上面还包着铁皮，神兵们砍得火星四溅，手都震麻了。“让开！”一个膀大腰圆的神兵抱着炸药包冲过来，将炸药塞进门缝，点燃引线后迅速后撤。“轰隆”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开一道缺口，浓烟滚滚中，东路的印江营主力如潮水般涌入。 街道上的民团大多还在睡梦中，被爆炸声惊醒后，衣衫不整地冲出营房，迎面就撞见杀红了眼的神兵。有的民团士兵刚举起枪就被砍倒，有的跪地求饶却依旧难逃一死，街道上很快堆满了尸体，鲜血在雪地上流淌，汇成一道道红色的小溪。 “李元帅，东门拿下了！”一个满脸是血的神兵跑过来报告，他手中提着颗人头，正是民团东门守将赵老三的，“弟兄们正在清理残敌，粮仓就在前面的西巷口，守卫不多！” 李天保却没那么兴奋，他站在城头望向西门方向，那里本该在东门烽火燃起后也升起烽火，此刻却一片漆黑，只有隐约的枪声传来，断断续续，听不出胜负。“不对劲，西路军怎么没动静？”他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是雪的通信兵连滚带爬地冲上城来，他的左臂不自然地扭曲着，显然是骨折了，口中大喊：“李元帅！不好了！西路军……西路军遇埋伏了！” 原来李禄昌的西路军刚摸到西门城墙下，就被巡逻的民团发现。敌军显然早有防备，不仅在城墙根埋了土雷，还架起了两挺重机枪。德江的弟兄们冲在最前面，没等靠近城墙就踩中了地雷，“轰隆”几声巨响，十几个弟兄被炸得血肉横飞。后面的人想撤退，却被城头上的机枪扫射，成片地倒下。 李禄昌见势不妙，知道撤退就是等死，他咬着牙撕下左臂的绷带，露出渗血的伤口，嘶吼着：“黄号军的后代跟我上！”带头向城墙冲锋。他踩着同伴的尸体爬上城头，刚要挥刀砍杀，就被一颗子弹正中胸口。他低头看着胸前冒出的血花，难以置信地张了张嘴，最终从城头栽了下来，重重摔在雪地里，鲜血瞬间染红了大片雪地。 “李大哥！”张羽翊哭喊着想去救他，却被机枪火力死死压制在城墙下。他眼睁睁看着李禄昌躺在雪地里，身体微微抽搐，最终没了动静。一个幸存的德江神兵冒着枪林弹雨爬过去，听到李禄昌用尽最后力气说：“别管我……快通知李元帅……西门有埋伏……敌军主力在西门……” 消息传到东门时，李天保只觉得脑中“嗡”的一声，如遭雷击。西路军是攻城的主力之一，李禄昌的牺牲和西路溃败，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牵制敌军的重要力量，更糟糕的是，敌军主力很可能正从西门向东门反扑。 果然，没过多久，县城深处传来密集的脚步声和呐喊声。城头的哨兵大喊：“李元帅，敌军来了！好多人！”李天保探头望去，只见街道尽头黑压压的一片敌军正向东门推进，领头的正是县长罗雨生的卫队，他们举着“罗”字大旗，步伐整齐，显然是正规军。 更让人绝望的是，敌军竟放火烧了靠近东门的民房。干燥的木料遇火即燃，很快形成一道火墙，将进城的神兵与城外的后续部队隔开。火墙后传来百姓的哭喊声和房屋倒塌的巨响，让神兵们心胆俱裂。 “不能退！”李天保红着眼嘶吼，他知道此刻后退就是全军覆没，“咱们已经进来了，杀到县衙去！拿下罗雨生，敌军自乱！”他带头冲向火墙，身上的棉衣被飞溅的火星点燃，他浑然不觉，只顾着挥舞大刀砍杀冲过来的敌军。神兵们见状也跟着冲锋，火墙前瞬间堆满了尸体，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砍死，空气中弥漫着焦臭和血腥的混合气味。 就在这危急时刻，南门方向传来震天的呐喊声和爆炸声。一个通信兵兴奋地跑来报告：“李元帅！张头领拿下南门了！他们正杀过来接应咱们！”李天保精神一振，果然天无绝人之路！他掏出王瞎子给的“破城符”，高高举起，对着敌军阵地大喊：“黄魂显灵，助我破敌！”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冲锋的敌军突然像被无形的墙挡住，脚下踉跄，手中的枪支纷纷掉落，甚至有人莫名摔倒，像是被什么东西绊倒。神兵们见状欢呼起来：“符咒显灵了！黄魂护体！”士气大振，趁机杀垮了敌军的防线，一路推进到县衙门口。 县衙的大门紧闭，门楼上的守军还在顽抗，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李天保指挥弟兄们用撞木撞击大门，粗壮的松木撞在门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门板上很快出现裂痕。张羽翊忍着肩膀的伤痛，爬上旁边的民房，想从侧面偷袭门楼，却被流弹打中肩膀，惨叫着摔了下来。 “咚！咚！咚！”撞木一次次撞击县衙大门，门板上的裂痕越来越大。随着一声巨响，沉重的木门终于被撞开，神兵们如潮水般涌入县衙，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县衙的正堂里，罗雨生的办公桌上还放着没吃完的酒菜，一盘油光锃亮的红烧肉，一壶打开的茅台，旁边的暖炉里炭火正旺，显然主人是仓促离开的。墙上挂着的“清正廉明”匾额在晃动，仿佛在嘲笑这群神兵的天真。 “人呢？罗雨生跑哪去了？”李天保怒喝道，一脚踹翻了办公桌，酒菜撒了一地。 一个躲在柱子后的衙役被揪了出来，他吓得浑身发抖，跪地求饶：“大……大王饶命！县……县长早就从后门跑了，他……他说神兵进城就放火烧粮仓，引弟兄们去救火，然后……然后关门打狗……” “不好！快去粮仓！”李天保心中大急，粮仓里不仅有粮食，还有不少进城后分散看守粮仓的弟兄！他转身就往外冲，刚到县衙门口，就看到南面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夜空，伴随着断断续续的爆炸声——那正是粮仓的方向！ 原来罗雨生早有后手，他根本没指望能守住城门，而是故意让神兵进城，同时安排民团在粮仓埋下炸药，一旦神兵进城就引爆，既烧毁粮食断了神兵的念想，又能分散神兵的兵力。 “快救火！快！”李天保大喊着带人冲向粮仓，可火势太大，干燥的粮囤遇火即燃，火焰高达数丈，灼热的气浪让人无法靠近。更要命的是，天寒地冻，附近的水井都结了冰，根本找不到足够的水源。神兵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满仓的粮食被大火吞噬，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那是能让黔东百姓过冬的救命粮啊！ “罗雨生！我操你八辈祖宗！”李天保捶打着旁边的墙壁，拳头被磨出血来也浑然不觉。他看着火海中挣扎的弟兄，听着他们绝望的哭喊，心如刀绞。 就在这时，城外突然传来更密集的枪声，而且越来越近，夹杂着炮弹呼啸的声音。一个浑身是血的侦察兵连滚带爬地跑进来，他的一条腿已经断了，是跪着爬过来的：“李元帅，不好了！裘千仞带了一个团的援军，已经到了北门，西门的残兵也杀回来了，咱们……咱们被包围了！” 李天保如坠冰窟，浑身冰凉。他这才明白，罗雨生根本不是逃跑，而是故意示弱引诱他们进城，然后调集援军合围。西路军溃败、粮仓被烧，这一连串的打击让神兵的士气瞬间降到谷底。 “突围！快从南门突围！”李天保当机立断，现在只有南门还在张金银手里，“张金银带弟兄们开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南门！我带剩下的人断后！” 可已经晚了。当他们赶到通往南门的街道时，发现这里已经成了人间炼狱。敌军的重机枪在街道两端架起，形成交叉火力，冲锋的神兵像割麦子一样倒下。街道上堆满了尸体，鲜血在雪地上汇成小河，流淌到低洼处又结成了冰。 张金银浑身是伤，正指挥弟兄们用尸体搭建掩体。他看到李天保过来，嘶哑着嗓子喊：“李元帅！快从旁边的小巷走！我给你们炸开一条路！”他怀里抱着一捆用棉被包裹的炸药，导火索已经点燃。 “张头领！别！”李天保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张金银看着他，露出一个惨烈的笑容：“告诉百姓……我们尽力了……”说完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的机枪阵地。 “轰隆”一声巨响，震得房屋都在摇晃，硝烟弥漫中，敌军的机枪火力暂时中断。“快！冲过去！”李天保大喊着带头冲锋，脚下踩着滚烫的碎石和血肉模糊的尸体，心中却像被刀割一样疼。 他挥舞着黄魂刀左冲右突，刀光所及之处，敌军纷纷倒地。但敌军的火力实在太猛，刚冲出没几步，又被压制在一处断墙后。李天保回头望去，身后的弟兄越来越少，每个人都浑身是伤，眼神中充满了疲惫和绝望。 就在这时，他看到王瞎子被几个民团士兵围在中间。老人已经没了拐杖，只能用手撑着地面，却依旧瞪着眼睛，用石块砸向敌军。一个民团士兵不耐烦了，端起枪对准了他。“不要！”李天保嘶吼着想去救人，却被密集的子弹压制在断墙后动弹不得。 “砰”的一声枪响，王瞎子缓缓倒下，手中还攥着半截被鲜血染红的“破城符”。李天保目眦欲裂，一股血气直冲头顶，他猛地站起身，不顾身边呼啸的子弹，挥舞着黄魂刀杀向敌军。 “黄魂护体！杀！”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刀刀致命。敌军被他的气势吓住，一时竟后退了几步。可就在这时，一颗流弹打中了他的胳膊，黄魂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剧痛传来，李天保眼前一黑，差点栽倒。 就在这危急时刻，李禄厚——李禄昌的弟弟，突然带着几十个德江神兵冲了过来。他们身上都浇了煤油，不知从哪里找来了火把，点燃后浑身冒着火焰，像一群火人一样扑向敌军。“李元帅快走！我们掩护！”李禄厚嘶吼着，身上的火焰已经烧到了头发，却依旧挥舞着大刀砍杀敌军。 火光照亮了半边天，也照亮了李天保含泪的双眼。他知道自己不能辜负弟兄们的牺牲，咬着牙捡起地上的黄魂刀，在几个亲兵的掩护下，钻进了旁边的小巷。身后传来火人的惨叫和敌军的枪声，他不敢回头，只能拼命向前跑，泪水和血水混合在一起，模糊了视线。 小巷狭窄而曲折，两旁的房屋大多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偶尔传来的枪声和哭喊声提醒着他这里正在经历一场浩劫。李天保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胳膊上的伤口越来越疼，失血让他头晕目眩，好几次差点摔倒在结冰的路面上。 不知跑了多久，他终于看到了南门的城楼。城楼上还插着神兵的黄旗，但已经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几个幸存的神兵正在城楼上向他挥手，示意他快些过去。李天保咬紧牙关，使出最后一丝力气冲向南门。 刚冲出城门，就听到身后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南门城楼被敌军炸毁了。李天保回头望去，城楼在火光中坍塌，那些掩护他撤退的弟兄们再也没有出来。他心如刀绞，却只能转身钻进茫茫山林，身后的印江县城还在燃烧，像一座巨大的火葬场。 不知在山林里跑了多久，李天保终于体力不支，倒在一片厚厚的积雪中。他浑身是伤，左臂的伤口已经冻得发紫，意识也开始模糊。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他的脸颊，他却感觉不到丝毫寒冷，只有无尽的绝望和痛苦。 恍惚中，他仿佛看到张羽耀站在面前，穿着那件熟悉的黄巾，脸上带着失望的表情。“总佛主……我对不起你……”李天保喃喃自语，眼泪混合着血水从眼角滑落，“我不该不听你的劝告，不该迷信符咒，不该急着攻城……弟兄们都被我害死了……” 迷迷糊糊中，他感觉有人在轻轻擦拭他脸上的血迹，还在给他的伤口包扎。他费力地睁开眼睛，看到张羽翊和十几个幸存的神兵围在他身边，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泪痕，眼神中充满了悲伤和疲惫。 “李元帅，你醒了！”张羽翊惊喜地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们找了你好久……弟兄们……咱们只剩不到五十人了……”他低下头，哽咽着说，“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李禄昌大哥、王老汉、张头领……都牺牲了……” 李天保闭上眼睛，一行清泪划过脸颊，在下巴处结成了冰。他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却被张羽翊按住：“李元帅，你伤得太重，先别动。” “扶我起来。”李天保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力量。张羽翊犹豫了一下，还是和几个弟兄一起把他扶了起来。李天保望向印江县城的方向，那里的火光还未熄灭，在黑暗的天幕下跳动，像一只吞噬生命的巨兽，正在慢慢消化它的猎物。 “都怪我……”李天保捶打着自己的胸口，每一拳都用尽了全身力气，“是我太固执，以为有了符咒和勇气就能打赢一切，结果害死了这么多弟兄……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黔东的百姓……” “不怪你，李元帅。”一个老兵突然开口，他是德江营的，名叫陈老栓，曾经跟着张羽勋在香树坝设坛，脸上刻满了风霜，“张佛主生前就说过，符咒只能壮胆，打仗还得靠真本事，靠人心齐。咱们输，不是因为没神保佑，是因为太心急，没章法，硬碰硬肯定吃亏。”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李天保的脑海，让他瞬间清醒了许多。他想起胡胜海将军日记里的话：“民心即兵心，兵心即胜算。”想起冉少波教他们的战术：“避实击虚，声东击西。”想起枫香坝惨败的教训，想起弟兄们临死前的眼神……原来自己一直都在重复同样的错误，总以为“刀枪不入”的符咒能弥补战术的不足，却忘了最根本的东西：民心、纪律和谋略。 “挖个坑吧。”李天保突然说，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把牺牲弟兄的尸体找回来，咱们不能让他们暴尸荒野，成为野兽的口粮。” 幸存的神兵们分散开来，在茫茫雪原中寻找同伴的遗体。雪地里的尸体太多了，有的被冻得僵硬，保持着冲锋的姿势；有的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根本认不出是谁；有的被马蹄踩得不成样子，只能从身上的黄巾辨认出是自己的弟兄。 李禄昌的尸体是在西门城墙下找到的，他还保持着向上攀爬的姿势，胸口的血洞已经冻成了冰，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跟随他多年的大刀。王瞎子的尸体蜷缩在县衙门口不远处，怀里还揣着一本破旧的黄号军残卷，上面用毛笔写着“民心即神”四个字。还有那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娃娃兵”，他胸前的纸红花已经被鲜血染红，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出征前他说要打进县城给娘讨口吃的，让娘过个好年。 李天保亲手为他们挖了一个大坑，积雪冻住了土地，每一镐下去都只能留下一个浅浅的痕迹，震得他虎口发麻。但他没有停下，一下又一下地挖着，仿佛要把心中的痛苦和悔恨都挖出来埋进土里。 他将弟兄们的遗体一具具放进坑里，轻轻整理好他们的衣服，抚平他们脸上的皱纹。当埋到那个“娃娃兵”时，李天保再也忍不住，“噗通”一声跪在坑前，深深磕了三个头，额头撞在坚硬的冻土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们……”他哽咽着说，“从今往后，我李天保再也不搞什么符咒神坛，咱们要学红军的样子，练真本事，为百姓打仗，绝不再让弟兄们白白送死！” 就在他磕头的瞬间，突然发现坑边的雪地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块半截的石碑。石碑上刻着模糊的“黄”字，边缘已经风化，显然是年代久远的古物，像是黄号军起义时留下的残碑。更诡异的是，碑石上竟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顺着刻痕缓缓流下，在雪地上汇成四个清晰的字：“民心即神”。 李天保浑身一震，仿佛被一道惊雷劈中，瞬间明白了什么。他想起张羽勋用“神水”聚拢人心，其实那“神水”只是普通的山泉，真正起作用的是他关心百姓疾苦的心；想起张羽耀为掩护百姓牺牲，他用生命践行了“保民安境”的誓言；想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神兵的黔东百姓，他们才是真正的“神力”来源。 原来真正的“神力”，从来都不是符咒和神水，而是百姓的支持和弟兄的团结。所谓的“黄魂护体”，护的不是个人的性命，而是黔东百姓的安宁；所谓的“破城符”，破的不是城墙的坚固，而是贪官污吏的人心。 “我懂了……我终于懂了……”李天保抚摸着冰冷的残碑，泪水再次涌出，这一次却不是悲伤，而是顿悟，“总佛主，胡将军，你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站起身，对幸存的神兵们说：“把这截残碑带上，它就是咱们新的神坛。从今天起，咱们的‘护体功’是保家卫国的勇气，咱们的‘破城符’是百姓的支持，咱们的‘神兵咒’是团结一心的信念！”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弟兄的脸，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希望：“总有一天，咱们会打回印江城，但不是靠符咒，是靠本事，靠民心！咱们要让黔东的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弟兄们的血不白流！” 雪还在下，纷纷扬扬地覆盖了坟茔，也覆盖了血迹，仿佛要将这片土地上的伤痛都掩埋。但李天保知道，有些东西是雪埋不掉的——弟兄们的牺牲，百姓的期盼，还有那颗在血与火中觉醒的心。 李天保带着残部消失在茫茫山林中，身后的印江县城还在燃烧，但他们知道，一个新的开始，已经在风雪中悄然萌芽。而那块泣血的残碑，将见证这支农民武装从迷信走向觉醒的艰难蜕变，见证他们在红旗的指引下，为了黔东百姓的幸福和安宁，继续浴血奋战。 第十六回 池坝神坛兴 白刃试锋芒 1934年正月的黔东，残雪未消，寒风卷着碎冰碴子刮过池坝的山坳。杨氏宗祠的青瓦上还覆着一层薄雪，檐角的冰棱在惨淡的阳光下闪着寒光，却挡不住祠堂里蒸腾的热气和缭绕的香烟。 “玉皇大帝显灵喽！”一个穿着蓝布道袍的汉子站在祠堂供桌前，手持桃木剑指向供桌中央的香炉。他叫万太义，本是邻县游方的道士，三个月前被池坝保长孟守坤请到村里，此刻正眯着眼睛，看着香炉里突然炸开的火星，“诸位乡亲请看，神灵已接咱们的祈愿，这就派神兵下凡护佑池坝！” 祠堂里挤满了村民，男女老少足有两百多人，大多穿着打补丁的棉衣，脸上带着菜色，却难掩眼中的狂热。他们中间摆着三张拼在一起的八仙桌，桌上供着黄纸绘制的神像，神像前燃着三炷半人高的香，香烟袅袅，呛得人直咳嗽。桌下的火盆里烧着符纸，灰烬随着气流盘旋上升，像无数黑色的蝴蝶。 孟守坤站在人群前排，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绸缎马褂，腰间别着柄短铳，脸上堆着虔诚的笑容。这位池坝保长本是当地大户，三个月前被张云佩民团敲诈了二十石粮食，气不过又不敢反抗，听说印江李天保的神兵能打官府，便请了万太义和自称“佛主”的张进礼来安坛设教。 “乡亲们都听好了！”孟守坤清了清嗓子，声音盖过祠堂外的风声，“张佛主和万道长说了，只要咱们诚心拜坛，喝下神水，就能刀枪不入，再也不怕民团和官兵的欺负！入坛的弟兄每天管两顿饭，还能学本事报仇雪恨！” 人群里顿时响起嗡嗡的议论声。站在后排的黄老三悄悄碰了碰身边的伙伴：“柱子，你说这神水真管用？上周张云佩的人还在白石溪杀了咱们好几个亲戚。” 黄柱子啃着冻硬的红薯，眼睛盯着供桌上的腊肉——那是孟家捐出来的祭品，对饿了半个月的庄稼汉来说，诱惑比神灵还大。“管他管用不管用，有饭吃就行。再说李天保元帅在印江杀贪官的时候，不也是靠神符吗？” 正说着，一个穿着黄巾的汉子走上供桌前的土台，他便是张进礼。此人颧骨高耸，下巴上留着山羊胡，据说是张羽勋的远房侄子，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太平经》。“诸位善男信女，”他翻开经书，声音尖细如蚊蚋，却奇异地传遍整个祠堂，“昔日黄号军胡胜海将军，便是得了神助才纵横五县；如今我等承天意而起，只要恪守坛规，必能重现当年盛景！” 他突然提高声音，桃木剑指向人群：“现在宣读坛规——一禁奸淫妇女，二禁贪赃枉法，三禁临阵退缩，四禁泄露坛机！犯者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村民们纷纷低头应和，不少人眼里泛起泪光。这几年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民团更是像狼一样搜刮，他们早就没了活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灵身上。 “下面开始授符！”万太义从怀里掏出一叠黄纸符，每张符上都用朱砂画着扭曲的符号，边缘还沾着鸡毛，“跪下接符！诚心默念‘黄魂护体’三遍，符纸自会显灵！” 村民们齐刷刷跪下，额头贴着冰冷的地面。张进礼和万太义轮流将符纸分发给每个人，黄老三接过符纸时，指尖触到纸张粗糙的纹理，心里突然闪过一丝不安——这符纸和去年病死的老爹烧的纸钱，摸起来竟一模一样。 授完符，万太义又让人抬来一口大缸，缸里盛满浑浊的液体，漂着几片不知名的草药。“这是用香树坝的山泉、朱砂和仙药调制的神水，喝了就能刀枪不入！”他用木瓢舀起神水，自己先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身边的孟守坤。 孟守坤犹豫了一下，还是捏着鼻子喝了。神水又苦又涩，带着股土腥味，喝下去喉咙火辣辣的。他刚放下木瓢，就听万太义大喊：“神水显灵了！孟保长身上已有神光护体！” 村民们抬头看去，只见孟守坤的头顶果然冒着白气——其实是祠堂里太暖和，他又喝了热水，热气从领口冒出来而已。但在香烟缭绕和心理暗示下，众人都惊呼起来，纷纷涌上前去抢喝神水。 黄老三被挤在人群里，好不容易抢到半瓢神水，刚喝一口就差点吐出来。他正想找个地方漱口，却见万太义拿着桃木剑走到一个壮汉面前，那壮汉是村里的屠夫，据说能单手劈柴。 “请壮士试刀！”万太义让屠夫举起菜刀，自己则撕开上衣，露出干瘦的胸膛，胸膛上贴着刚画的符纸，“照这里砍！有神灵护佑，必不伤我分毫！” 屠夫吓得脸色发白，握着菜刀的手不停颤抖。孟守坤在一旁喝道：“怕什么！砍伤了有我担着！”屠夫咬咬牙，闭着眼一刀劈下去——却在离万太义胸口寸许的地方停住了。 “神了！真神了！”人群爆发出震天的欢呼。黄老三看得真切，那屠夫的刀明明没碰到人，万太义却捂着胸口“哎哟”叫着，嘴角还挤出几滴血——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万太义藏在牙龈里的红药水。 就在这狂热的气氛中，池坝神坛正式立了起来。黄老三和黄柱子都入了坛，他们跟着张进礼念经文，跟着万太义练“护体功”，每天能分到两个红薯和一碗稀粥。祠堂的黑板上画着歪歪扭扭的神像，墙角堆着削尖的木棍和生锈的刀枪，池坝的山坳里，终于有了反抗的星火，哪怕这星火带着迷信的青烟。 立坛后的日子，池坝杨氏宗祠每天都热闹非凡。天不亮，黄老三就被急促的哨声叫醒，和其他神兵一起在祠堂前的晒谷场集合。张进礼穿着崭新的黄巾，手持桃木剑站在土台上，身后跟着八个戴着黄帽的“神将”，都是村里胆子大或力气大的汉子。 “今日操练‘过刀关’！”张进礼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两个神将抬来一根碗口粗的杉树，树干上插着七把锋利的钢刀，刀刃朝上，寒光闪闪，像一排獠牙。“这是神灵对我们的考验！敢过刀关者，方能得神佑，刀枪不入！” 神兵们顿时骚动起来。过刀关就是要光脚从刀刃上走过去，上周有个弟兄不小心踩偏，脚掌被划开一道大口子，血流不止，最后被万太义说是“心不诚”，赶出了神坛。 “我先来！”一个高个子神兵站了出来，他是邻村的猎户，据说能空手打死野猪。他脱掉草鞋，露出满是老茧的脚，深吸一口气，闭着眼睛默念咒语，然后小心翼翼地踩上刀刃。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一步一步从刀上走过。奇迹发生了——他的脚安然无恙，只是留下几道白印。“神佑我也！”猎户兴奋地大喊，举起拳头欢呼。 黄老三看得目瞪口呆，轮到自己时，腿肚子都在打转。黄柱子在他耳边打气：“别怕，想想家里的老娘，咱们得学真本事报仇！”黄老三咬咬牙，想起被民团抢走的最后一袋口粮，想起饿死的妹妹，猛地闭上眼睛踩了上去。 刀刃冰冷刺骨，他感觉脚掌的皮肤被刀刃压得生疼，却强忍着不敢停下。走到中间时，他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幸好旁边的神将扶了他一把。等他颤抖着走下刀关，发现脚掌虽然红肿，却真的没流血，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敬畏——难道神灵真的显灵了？ 其实他不知道，这刀关的刀刃早就被万太义做了手脚，看似锋利的刀刃被悄悄磨平了棱角，加上神兵们踩刀时都下意识用脚跟着力，只要不故意踩刀刃，很难受伤。但这层窗户纸，没人愿意捅破。 除了过刀关，他们还要练“滚刺条”——在铺满荆棘的地上翻滚，练“顶枪尖”——用喉咙顶住枪尖，练“火中取物”——从燃烧的火盆里抓铜钱。每次操练都有人受伤，但万太义总能找到借口：“心不诚则神不佑”“杂念生则法力消”，而那些没受伤的，则被当作“神灵选中之人”大肆宣扬。 黄老三渐渐成了神坛里的骨干。他身子灵活，过刀关时总能稳稳当当，滚刺条时也懂得用衣服护住要害。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几个字，能帮张进礼抄写经文和符纸，因此被提拔为“什长”，管着十个弟兄，每天能多领一个红薯。 这天操练结束后，黄老三正在祠堂里抄写符纸，孟守坤突然带着一个陌生汉子走了进来。那汉子穿着黑色短褂，肩上缠着绷带，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眼神锐利如鹰，正是从印江撤退的宁国学。 “宁公来了，快请坐！”张进礼连忙起身相迎，态度恭敬。宁国学在六井溪设坛时就名声在外，池坝神坛能立起来，少不了他的指点。 宁国学摆摆手，声音沙哑：“别客套了，张云佩的民团在白石溪增兵了，据说要清剿咱们神坛。你们这操练太花哨，真到了战场上，符咒可挡不住子弹。” 万太义脸色一沉：“宁公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不信神灵护佑？” “我信过！”宁国学猛地拍桌子，绷带下的伤口渗出血迹，“老操坝死了三百弟兄，个个都带了符纸，结果呢？机枪一扫就倒！真本事不是靠滚刺条练出来的，是靠摸爬滚打，靠真刀真枪！” 祠堂里顿时安静下来，神兵们都停下手里的活，看着他们争论。黄老三握紧了手里的毛笔，宁国学的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也见过民团的枪支，那玩意儿能在百步外打穿木板，符咒真的能挡住吗？ 张进礼脸色铁青：“宁公是败军之将，自然不信神力。我们池坝神兵有神灵护佑，定能打败民团！”他转向神兵们，提高声音，“明日加练‘刀枪不入’功！让宁公看看咱们的厉害！” 第二天，祠堂前的晒谷场上摆了一张八仙桌，桌上铺着黄布，放着一把左轮手枪。万太义请来镇上的铁匠，据说这铁匠曾给民团修过枪，枪法很准。 “今日就让铁匠开枪试符！”张进礼举起一张符纸，贴在一个神将的胸口，“距离十步，若伤不了他，便证明神灵护佑！” 那神将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腿有点瘸，据说是当年黄号军的后代。他脸色发白，却强装镇定地站在十步外，胸口的符纸在风中微微颤动。铁匠端着手枪，手不停地抖，好几次扣动扳机都没敢用力。 “开枪！”万太义厉声喝道，“若伤了他，我赔你十条命！若不敢开，就是不信神灵！” 铁匠咬咬牙，闭上眼睛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震得所有人耳朵嗡嗡作响。黄老三紧张地看去，只见那神将晃了晃，缓缓倒了下去。 人群顿时炸开了锅。张进礼脸色煞白，冲过去翻看神将，发现他胸口的符纸被打穿一个洞，鲜血染红了黄布，但伤口不深，只是擦伤。“神佑！神佑啊！”张进礼突然大喊，“子弹被神灵挡偏了！只是皮肉伤！” 铁匠也懵了，他明明瞄准了胸口，怎么会只擦伤？其实他不知道，这左轮手枪的枪管早就被万太义悄悄掰弯了一点，十步之外根本打不准。但在众人看来，这无疑是神灵显灵的铁证。 黄老三跟着欢呼，心里却越来越不安。他看着被抬下去包扎的神将，看着万太义偷偷抹汗的手，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这神坛里的“奇迹”，或许都是假的。可他不敢说，也不能说——这里有饭吃，有弟兄，有报仇的希望，哪怕这希望是虚幻的，也比饿死强。 夕阳西下，晒谷场的人群渐渐散去。黄老三偷偷来到祠堂后的柴房，宁国学正坐在那里抽烟。“宁公，”黄老三鼓起勇气问，“咱们真的能打赢民团吗？” 宁国学看着他，眼神复杂：“想活命，就得靠自己的手脚，靠手里的刀枪。信神？不如信你自己的拳头硬不硬。”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递给黄老三，“这是当年黄号军用过的，比符咒管用。” 黄老三握着冰冷的匕首，刃口锋利，映出他迷茫的脸。远处的祠堂里，传来张进礼尖细的诵经声，和着风声，像一曲诡异的挽歌，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血火考验。 正月十五元宵节，池坝的村民正准备过个安稳年，却被一阵急促的锣声打破了平静。“张云佩的民团来了！带了大炮！”放哨的神兵连滚带爬地冲进祠堂，声音里带着哭腔。 祠堂里顿时乱成一团。正在吃早饭的神兵们丢下碗筷，慌慌张张地去拿武器——大多是削尖的木棍、生锈的刀枪，只有十几个“神将”有鸟铳。张进礼和万太义也没了往日的镇定，在祠堂里团团转。 “慌什么！”宁国学突然站起来，他虽然肩膀带伤，眼神却异常锐利，“民团有多少人？从哪边走的？” “看……看样子有两百多人，带了两门土炮，正从白石溪往这边来！”放哨的神兵结结巴巴地说。 宁国学走到祠堂门口，望着远处的山路：“他们是想趁过节偷袭。池坝三面环山，只有东边一条路，咱们可以在山口设伏，先砸了他们的炮！” “不行！”张进礼立刻反对，“神兵有神灵护佑，应该列阵迎敌，让他们见识神符的厉害！”他转向神兵们，高举桃木剑，“弟兄们！黄魂护体，刀枪不入！跟我出去列阵！” 神兵们大多被吓住了，但在张进礼和几个神将的催促下，还是拿着武器走出祠堂，在村口的平地上列成方阵。他们大多光着上身，胸口贴着黄符，手里挥舞着刀枪，口中念念有词。 黄老三站在方阵中间，心脏“砰砰”直跳。他偷偷往山口望去，只见远处的土路上扬起滚滚烟尘，隐约能听到民团的呐喊声。他握紧了宁国学给的匕首，藏在袖口里，胸口的符纸被冷汗浸得发软。 “放鞭炮！擂鼓！壮我军威！”万太义指挥着村民点燃鞭炮，敲响祠堂的大鼓。鞭炮声噼里啪啦，鼓声咚咚作响，暂时压下了神兵们的恐惧。 很快，民团的队伍出现在山口。他们穿着灰色的军服，手里拿着步枪和鸟铳，两门土炮架在队伍前面，黑洞洞的炮口对着村口。为首的是个独眼龙，正是张云佩的副手，据说心狠手辣，在白石溪杀了不少百姓。 “哈哈哈！一群蠢货！”独眼龙看到神兵们光着上身列阵，顿时大笑起来，“以为贴几张黄纸就能挡子弹？今天就让你们知道厉害！”他举起马鞭，“开炮！” 民团的土炮“轰隆”一声巨响，炮弹拖着黑烟飞向神兵方阵。黄老三吓得赶紧趴下，只听身后传来惨叫，他回头一看，三个神兵被炸得血肉模糊，胸口的符纸碎成了纸浆。 方阵顿时乱了。神兵们吓得四散奔逃，口中的咒语变成了哭喊。“不要乱！神符护体！”张进礼挥舞着桃木剑大喊，却没人听他的。 “开枪！给我打！”独眼龙下令。民团的步枪和鸟铳齐射，子弹嗖嗖地飞向混乱的神兵。黄老三亲眼看到一个神将被子弹打穿胸膛，倒在地上抽搐，他胸口的符纸像蝴蝶一样飘落在血泊中。 “快跑啊！符纸没用！”黄老三终于忍不住大喊，转身就往祠堂跑。其他神兵见状也跟着逃跑，方阵彻底溃散。 张进礼和万太义还想维持秩序，却被逃跑的人群裹挟着往后退。万太义不小心被绊倒，手里的桃木剑摔了出去，露出了藏在剑鞘里的铁条——原来这所谓的“法器”，只是裹着红布的铁条。 民团趁机冲锋，步枪和刺刀无情地收割着生命。村口的平地上，尸体横七竖八，鲜血染红了残雪，那些被寄予厚望的黄符，散落在血泊中，被马蹄和脚步践踏得面目全非。 黄老三跑到祠堂门口，发现宁国学正指挥村民用石头和木头堵门。“别往祠堂躲！”宁国学见他跑来，厉声喝道，“祠堂是死路，跟我往山里撤！” 黄老三这才反应过来，祠堂虽然坚固，但四面环山，一旦被围住就是瓮中之鳖。他转身想招呼其他弟兄，却见民团已经冲过村口，正对着逃跑的神兵疯狂扫射。黄柱子被一颗子弹打中腿，倒在雪地里哀嚎，眼看就要被追上。 “柱子！”黄老三想冲回去救他，却被宁国学一把拉住：“别去送死！留着命才能报仇！”宁国学拽着他钻进旁边的密林，身后传来黄柱子凄厉的惨叫，那声音像刀子一样剜着黄老三的心。 密林里，十几个幸存的神兵正慌不择路地逃跑。宁国学让大家分散开来，钻进不同的山沟：“往东边跑，那里有我们六井溪的弟兄接应！记住，别扎堆，利用树林掩护！” 黄老三跟着宁国学钻进一条狭窄的山沟，沟里积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悄无声息。他回头望去，池坝村的方向火光冲天，祠堂的轮廓在火光中若隐若现，显然民团已经开始烧房子了。 “宁公，张佛主和万道长呢？”黄老三喘着气问，刚才混乱中没看到他们。 宁国学啐了一口：“别提那两个蠢货！张进礼临阵脱逃，往西边跑了；万太义被民团抓住，听说正跪在地上求饶呢！”他冷笑一声，“这就是他们的‘神灵护佑’！” 黄老三心里一阵冰凉。他想起那些喝下神水、贴着符纸死去的弟兄，想起黄柱子最后的惨叫，一股强烈的悔恨涌上心头——如果早点相信宁国学的话，如果不迷信那些虚无缥缈的神灵，或许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他们在密林中穿行，月光透过树枝洒下斑驳的光影，像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突然，前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宁国学立刻示意黄老三蹲下，握紧了腰间的短刀。 只见三个民团士兵提着枪，正打着手电筒搜索过来，嘴里骂骂咧咧：“他娘的，跑哪儿去了？独眼龙说了，抓不到神兵，咱们都得受罚！” 宁国学压低声音：“等他们走近了，听我口令动手！”黄老三握紧袖中的匕首，手心全是冷汗。这是他第一次要亲手杀人，心脏跳得像要炸开。 民团士兵越来越近，手电筒的光柱扫过他们藏身的灌木丛。就在这时，宁国学猛地跳出去，短刀一挥就割断了走在最前面的士兵的喉咙。剩下两个士兵吓了一跳，刚要举枪，黄老三也鼓起勇气冲了出去，匕首狠狠捅进一个士兵的肚子。 最后一个士兵转身就跑，宁国学捡起地上的步枪，瞄准他的后背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那士兵扑倒在地，再也没起来。 黄老三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忍不住蹲在地上干呕起来。宁国学拍了拍他的肩膀：“第一次都这样，习惯就好了。记住，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他们搜了搜士兵的尸体，找到几发子弹和半包干粮。黄老三拿起士兵的步枪，枪身冰冷沉重，比他想象的要沉得多。“这玩意儿比符纸管用。”他喃喃自语，想起那些被枪弹打死的弟兄，终于明白宁国学为什么说“信枪不信神”。 两人继续往东边走，沿途又遇到几个幸存的神兵，都是池坝神坛的弟兄，个个面带惊魂未定的神色。他们汇在一起，一共凑了八个人，带着三支步枪和几把刀，像一群受伤的狼，在黑暗的山林中艰难前行。 走到一处山坳时，突然听到前方传来枪声，还夹杂着呐喊声。宁国学示意大家停下：“前面有情况，我去看看。”他匍匐前进，爬到山坳尽头的土坡上，过了一会儿回来，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是德江稳坪的神兵！他们在和民团交火！” 黄老三跟着爬上山坡，只见山坳下的平地上，两队人马正在激战。一边是穿着灰色军服的民团，大约有五十多人；另一边是穿着黄巾的神兵，人数更多，正光着上身冲锋，口中喊着“黄魂护体”的口号。 “他们疯了吗？”黄老三惊呼。那些稳坪神兵和池坝的弟兄一样，光着上身，胸口贴着符纸，拿着刀枪冲向民团的枪口，不断有人倒下，却没人退缩。 民团的火力很猛，步枪和机枪不停地扫射，冲锋的神兵像割麦子一样倒下。眼看就要溃败，突然发生了诡异的一幕——民团的机枪不知为何卡壳了，士兵们慌乱地摆弄着枪支，却怎么也打不响。 “神佑！神佑啊！”稳坪神兵以为是符咒显灵，士气大振，趁机冲上去和民团展开白刃战。民团没了机枪掩护，顿时被冲垮，纷纷扔下枪支逃跑。 黄老三看得目瞪口呆：“真……真的显灵了？” 宁国学皱着眉头，等战斗结束后带着他们下去查看。他捡起民团的机枪，摆弄了几下，发现是枪管里进了沙子，导致卡壳——这一带风沙大，民团士兵保养不当，才出了故障，和符咒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稳坪的神兵们根本不信，他们围着受伤的弟兄欢呼，说这是“黄魂显灵，破了敌人的火器”。他们的佛主是个络腮胡大汉，正拿着一张染血的符纸炫耀：“看到没？这就是神灵的力量！子弹都打不响！” 宁国学想解释，却被黄老三拉住了。“宁公，别说了。”黄老三低声说，“他们现在需要希望，哪怕是假的。”宁国学看着那些眼神狂热的神兵，无奈地叹了口气，收起了想说的话。 稳坪神兵热情地邀请他们一起回营地。黄老三跟着他们走在山路上，看着身边欢呼雀跃的弟兄，心里却五味杂陈。他知道机枪卡壳是巧合，却也明白，对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奇迹”是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唯一动力。 走到营地时，天色已经蒙蒙亮。稳坪神兵正在庆祝胜利，他们点燃篝火，烤着缴获的猪肉，将符纸撒在火里，祈求神灵继续保佑。络腮胡佛主看到黄老三等人，热情地招呼他们吃肉喝酒。 黄老三啃着烤肉，肉香却勾不起他的食欲。他看着篝火中燃烧的符纸，想起池坝死去的弟兄，想起黄柱子的惨叫，一个念头在心中越来越清晰：真正的力量，或许不在于符纸是否灵验，而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希望，是否愿意为了希望拿起刀枪。 宁国学拍了拍他的肩膀，递给他一把修好的步枪：“明天开始，我教你打枪。符咒可以壮胆，但枪能杀人，能保护自己，能报仇。” 黄老三接过步枪，枪身被篝火烤得有些温暖。他望向池坝的方向，那里的火光已经熄灭，只剩下灰蒙蒙的天空。他知道，池坝神坛的“神灵”已经随着枪炮声破碎，但新的希望，正在这血色黎明中悄然萌芽。 第二天，宁国学开始教幸存的神兵们使用枪支和战术。黄老三学得最认真，他不再相信符纸能挡子弹，而是反复练习瞄准、射击、隐蔽，手指被枪栓磨出了血泡，却毫不在意。 络腮胡佛主虽然依旧相信符咒，却也默许了宁国学的训练。毕竟，昨天的胜利虽然被归功于“神灵”，但每个人都看到了，是白刃战最终击溃了敌人。他们开始将符咒和战术结合起来，冲锋前依旧念咒贴符，但会先找好掩护，不再盲目送死。 黄老三偶尔会想起池坝的弟兄，想起那些死去的人，心里充满了愧疚。但他知道，沉溺于悲伤毫无用处，只有学好真本事，才能为他们报仇，才能让更多的人活下去。 在一个雪后的清晨，黄老三和其他神兵一起，在宁国学的带领下，向张云佩民团的营地发起了突袭。这一次，他们没有光着上身列阵，而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利用树林和山沟掩护，先远远地开枪射击，消耗敌人的火力。 民团的机枪再次响起，却没能挡住神兵的进攻。黄老三趴在一棵大树后，瞄准一个正在装弹的机枪手，扣动扳机。随着一声枪响，那机枪手应声倒下。他兴奋地握紧拳头，这是他第一次用枪打死敌人，比任何符咒都让他感到踏实。 战斗结束后，神兵们占领了民团的营地，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粮食。他们将缴获的符纸付之一炬，却保留了那些写着“灭丁灭粮灭捐”的坛规。黄老三站在营地的高地上，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峦，心中明白，池坝神坛的香烟虽然熄灭了，但反抗的火种，已经在他们手中以新的方式燃烧起来。 那些曾经寄托于神灵的希望，终将化为实实在在的勇气和力量，支撑着这些苦难的农民，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黄老三自己，也从一个迷信符咒的庄稼汉，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他的手中，不再是轻飘飘的符纸，而是沉甸甸的步枪，和一颗为了生存而战的决心。 第十七回 白石溪拉锯 枪炮破神咒 1934年正月的寒风，卷着雪沫子掠过白石溪的崖壁，将民团营盘上的“张”字大旗吹得猎猎作响。营盘建在半山腰的平地上，四周砌着丈高的石墙，墙头上架着两门土炮，黑洞洞的炮口对着山下蜿蜒的小路，像一头蛰伏的野兽，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池坝方向。 营盘内，张云佩正坐在火塘边喝酒，他的独眼在火光中闪着凶光，手里把玩着一把镶金的匕首——那是上个月从白石溪乡绅手里抢来的。“独眼龙”张云佩是黔东一霸，手下有两百多号人，配备着步枪、机枪，还有两门从溃败军阀手里捡来的土炮，靠着搜刮百姓和贩卖鸦片发家，附近村寨的百姓提起他都恨得牙痒痒。 “大哥，探马来报，池坝的神兵又在集结了，听说请了个叫宁国学的老道，整天画符念咒，说要攻破咱们的营盘。”一个歪嘴副官凑过来，脸上堆着谄媚的笑，“要不要咱们先下手为强，趁他们还没准备好，一锅端了？” 张云佩“嗤”了一声，将杯中烈酒一饮而尽：“一群蠢货！贴几张黄纸就敢称神兵？上次在池坝，老子的机枪一响，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不过……”他话锋一转，独眼闪过一丝狠厉，“既然他们找死，那就成全他们。把炮口对准池坝，炮弹上弦，等他们靠近了，给老子往死里轰！” 此时的池坝杨氏宗祠，正笼罩在一片诡异的狂热中。宁国学虽然肩膀带伤，但依旧拄着枣木拐杖站在土台上，看着眼前三百多名神兵。他们大多光着上身，哪怕寒风刺骨，也没人敢穿棉衣——按万太义的说法，“穿了棉衣，神灵的护体神光就进不去了”。 每个人的胸口都贴着一张新画的血符，符纸是用朱砂混合鸡血绘制的，边缘还沾着几根鹰羽，据说是万太义耗费三天三夜“请神”得来的“破炮符”。“弟兄们！”万太义穿着崭新的道袍，手持桃木剑指向营盘方向，“这血符乃是请动黄号军英灵加持，别说土炮，就是洋枪也打不穿！今日咱们就去白石溪，拿下张云佩的狗头，开仓放粮！” 黄老三站在神兵队列里，胸口的血符被冷汗浸得发潮。自从池坝惨败后，他对符咒早已心生怀疑，但看着身边弟兄们狂热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宁国学站在他身边，悄悄捏了捏他的胳膊，低声说：“待会儿冲的时候找掩护，别傻站着。”黄老三点点头，握紧了怀里的步枪——那是上次从民团士兵手里缴获的，枪身冰冷，却比胸口的血符更让他踏实。 “饮壮行酒！”张进礼不知何时又冒了出来，他上次临阵脱逃后躲在山里，见神兵重整旗鼓，又厚着脸皮回来当“佛主”。几个神兵抬着一个大缸走上台，缸里盛满了掺着朱砂和鸡血的米酒，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神兵们排着队，轮流上前喝壮行酒。轮到黄老三时，他看着浑浊的酒液，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刚喝一口就忍不住咳嗽起来。“心不诚！”万太义厉声呵斥，“喝了这酒，神灵才能附体会，你这样怎么能刀枪不入？” 黄老三咬咬牙，捏着鼻子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酒液又苦又涩，顺着喉咙流进肚子，像火烧一样难受。他强忍着没吐出来，只觉得头晕目眩，眼前的人影都开始晃动——后来他才知道，这酒里掺了大量的草药，喝多了会让人精神亢奋，失去疼痛感，却也会让人反应迟钝。 喝完壮行酒，万太义高举桃木剑，开始念咒：“天灵灵，地灵灵，黄号英灵速显灵！神兵今日去破阵，刀枪炮弹化为零！急急如律令！”三百多名神兵跟着齐声念诵，声音震得祠堂的瓦片簌簌作响，窗外的寒风似乎都被这声浪逼退了几分。 突然，万太义猛地将桃木剑指向天空，祠堂外竟真的响起一声炸雷！虽然已是正月，但黔东很少打雷，这声雷顿时让神兵们惊呼起来：“神灵显灵了！神灵显灵了！” 黄老三也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抬头看天，却发现宁国学正悄悄往祠堂的梁柱上贴什么东西。他凑近一看，只见梁柱上贴着几张黑色的纸，上面画着引雷的符号——原来是宁国学利用民间的“引雷术”，用铜丝连接梁柱和屋外的大树，刚好引来了这声雷。 “出发！”张进礼见时机成熟，高举黄旗大喊。三百多名神兵像潮水般涌出祠堂，光着上身，胸口的血符在阳光下闪着诡异的红光，手里挥舞着刀枪、木棍，口中念念有词，朝着白石溪的民团营盘进发。 黄老三混在人群中，越往前走，心里越不安。他看着身边弟兄们麻木的表情，听着他们口中重复的咒语，只觉得一阵寒意从脚底升起。这哪里是去打仗，分明是去送死！ 宁国学拄着拐杖跟在队伍后面，悄悄对黄老三和几个信得过的弟兄说：“待会儿炮一响，你们就往两边的山沟里躲，别往前冲。我带了几个会攀岩的弟兄，从侧面绕过去炸炮楼，你们听我枪声为号，再冲营盘。” 黄老三点点头，握紧了步枪。他知道，这次能不能活命，能不能为池坝死去的弟兄报仇，就看宁国学的计划能不能成功了。 队伍离营盘越来越近，已经能看清墙头上的民团士兵。张云佩果然站在炮楼上，看到神兵们光着上身冲锋，顿时大笑起来：“一群蠢货！给老子开炮！” “轰隆！轰隆！”两声巨响，民团的土炮开火了。两颗炮弹拖着黑烟，呼啸着飞向神兵队伍。黄老三按照宁国学的嘱咐，立刻扑倒在地，滚进旁边的山沟。 他刚躲好，就听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弟兄们的惨叫。回头一看，一颗炮弹落在神兵队列中间，炸开一个丈深的大坑，十几个弟兄被炸得血肉模糊，胸口的血符碎成了纸浆，混在血肉中飞溅。 “啊！”另一个炮弹落在离黄老三不远的地方，气浪将他掀翻在地，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他挣扎着爬起来，只见神兵队伍已经乱成一团，刚才还狂热的弟兄们此刻吓得魂飞魄散，四处奔逃。 “不要乱！血符护体！”张进礼挥舞着黄旗大喊，却没人听他的。民团的步枪和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像雨点般落在逃跑的神兵中间，不断有人倒下。黄老三亲眼看到一个弟兄胸口的血符被子弹打穿，鲜血喷涌而出，那弟兄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胸口，然后缓缓倒下。 “符纸没用！快跑啊！”黄老三忍不住大喊，拉着身边一个吓傻的年轻神兵躲进山沟。越来越多的神兵反应过来，纷纷往两边的山沟里钻，刚才还整齐的队伍彻底溃散。 炮楼上的张云佩看得哈哈大笑：“我说什么来着？一群蠢货！给老子追！一个都别放过！”民团士兵打开营盘大门，端着枪冲了出来，对溃散的神兵穷追不舍。 黄老三和那个年轻神兵在山沟里拼命奔跑，身后传来民团的呐喊声和枪声。年轻神兵吓得腿都软了，跑几步就摔倒一次，嘴里还不停念叨：“怎么会这样？血符怎么没用？” “别念了！那都是假的！”黄老三拽着他往前跑，“要活命就跟我走！”两人钻进一片密林，借着树木的掩护才甩掉追兵，瘫在地上大口喘气。 年轻神兵叫小石头，是池坝附近村寨的，家里人都被民团害死了，才来投奔神兵。他看着胸口被汗水浸透的血符，突然一把撕下来，狠狠摔在地上：“骗子！都是骗子！什么刀枪不入，根本就是让我们去送死！” 黄老三拍了拍他的肩膀，心里五味杂陈。他何尝不是这样想的？但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他想起宁国学的计划，对小石头说：“我们去找宁公，他肯定有办法。” 两人在密林中穿行，寻找宁国学的踪迹。突然，前方传来几声枪响，紧接着是爆炸声。黄老三心中一喜：“是宁公！他们动手了！”他拉着小石头，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跑去。 只见营盘侧面的悬崖下，宁国学正带着几个弟兄攀爬。他们背着炸药包，手脚并用，在陡峭的崖壁上移动，像几只灵活的猴子。崖上的民团哨兵发现了他们，正向下开枪射击。 “掩护！”黄老三立刻举起步枪，瞄准崖上的哨兵开枪。子弹擦着哨兵的头皮飞过，吓得他赶紧躲起来。宁国学趁机带着弟兄们爬上崖顶，悄悄摸到炮楼后面。 黄老三和小石头也跟着爬上崖顶，躲在一块巨石后面。只见宁国学向他们比了个手势，然后和弟兄们一起，将炸药包放在炮楼的柱子下，点燃了导火索。 “快跑！”宁国学大喊一声，带着弟兄们跳下炮楼，滚进旁边的山沟。黄老三和小石头也赶紧趴下，紧紧捂住耳朵。 “轰隆！”一声巨响，炮楼被炸得粉碎，砖石瓦块满天飞。墙头上的两门土炮也被震翻，滚下山坡。营盘内顿时一片混乱，民团士兵吓得四散奔逃。 “冲啊！”宁国学大喊一声，从山沟里跳出来，挥舞着大刀冲向营盘大门。黄老三和小石头也跟着冲锋，沿途捡起民团丢弃的步枪，向慌乱的敌人射击。 溃散的神兵们听到爆炸声和枪声，也纷纷鼓起勇气，从山沟里钻出来，跟着宁国学冲锋。他们虽然没有了血符护体，却比刚才更勇敢，因为他们知道，这次是靠真本事在战斗。 张云佩见炮楼被炸，营盘大门被攻破，吓得魂飞魄散，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他带着几个亲信，从营盘后门逃跑，连那把镶金的匕首都忘了带走。 民团士兵见头领逃跑，顿时失去了斗志，纷纷扔下武器投降。神兵们冲进营盘，打开粮仓，将里面的粮食分发给闻讯赶来的百姓。百姓们捧着粮食，激动得热泪盈眶，纷纷称赞神兵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黄老三站在营盘的高地上，看着欢呼的百姓和幸存的弟兄，心里百感交集。他想起那些被炮弹炸死的弟兄，想起胸口的血符被炮火撕碎的瞬间，终于明白宁国学为什么说“信神不如信自己”。 宁国学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看到了吧？真正能打胜仗的，不是符咒，是勇气、智慧和团结。”他指着营盘里缴获的枪支弹药，“这些才是咱们的‘护身符’。” 黄老三点点头，握紧了手中的步枪。阳光洒在他的脸上，温暖而明亮。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再也不会相信什么血符神咒了。真正的力量，就在自己的手中，在身边的弟兄身上，在那些期盼着好日子的百姓心里。 白石溪营盘的硝烟还未散尽，捷报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黔东的村村寨寨。百姓们都说池坝神兵得了神灵相助，不仅刀枪不入，还能呼风唤雨，炸塌了民团的炮楼。一时间，投奔神兵的人络绎不绝，池坝神坛的规模越来越大。 张进礼和万太义趁机大搞迷信活动，将炸炮楼的功劳全归到“血符显灵”上。他们宣称，是万太义的“破炮符”引来了天雷，才炸毁了民团的炮楼，还说张云佩的逃跑是因为被“黄号英灵”附了身，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为了证明符咒的威力，万太义还搞了一场“献神”仪式。他让几个神兵站在空地上，胸口贴着新画的血符，然后让其他弟兄用鸟铳向他们射击。奇怪的是，鸟铳的子弹真的打不穿血符，只是在符纸上留下一个浅浅的印记。 百姓们看得目瞪口呆，纷纷跪下磕头，祈求神灵保佑。黄老三站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幕，心里却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万太义在鸟铳的枪管里做了手脚，装的根本不是铅弹，而是用纸团做的假弹，自然打不穿符纸。 但他没有揭穿，因为他知道，这些百姓和神兵需要希望，哪怕这希望是假的。宁国学也默许了这种做法，只是私下里加强了对神兵的军事训练，教他们如何使用枪支、如何设置埋伏、如何保护自己。 黄老三成了宁国学的得力助手，他学得很快，不仅枪法越来越准，还学会了简单的战术指挥。他经常带着几个弟兄，在附近的山林里练习伏击，模拟各种战斗场景，为下一次战斗做准备。 这天，黄老三正在带着弟兄们练习攀爬悬崖，突然接到探报：张云佩纠集了附近几个民团的兵力，一共五百多人，正朝着池坝杀来，扬言要报仇雪恨。 黄老三赶紧回去报告宁国学。宁国学听后，眉头紧锁：“这次来的敌人太多，硬拼肯定不行。我们得想个办法，利用地形优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张进礼和万太义却不以为然。“怕什么？”万太义拍着胸脯说，“我已经请了‘黄号军老祖’上身，画了‘无敌神符’，保证让张云佩有来无回。”张进礼也附和道：“对！咱们有神兵护体，还怕他们不成？” 宁国学无奈地摇摇头，对黄老三说：“你带一队弟兄，去东边的山口设伏，那里地势险要，适合打埋伏。我带一队弟兄，去西边的树林里隐蔽，等敌人进入包围圈，我们就两面夹击。让张进礼和万太义带着剩下的弟兄，在村口列阵，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黄老三点点头，立刻带着三十多个弟兄，赶往东边的山口。他们在山口两侧的山坡上埋伏好，手里拿着步枪和鸟铳，眼睛紧紧盯着山口的方向，等待敌人的到来。 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和脚步声。黄老三探头一看，只见张云佩带着五百多民团士兵，浩浩荡荡地朝着池坝走来。他们举着旗帜，拿着枪，气势汹汹，看样子是志在必得。 “准备好！”黄老三低声对弟兄们说，“等他们进入山口，听我口令再开枪。”弟兄们点点头，握紧了手中的武器，紧张地等待着。 民团士兵很快进入了山口。他们排着松散的队伍，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根本没有察觉到埋伏。黄老三深吸一口气，举起步枪，瞄准了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民团小头目。 “打！”黄老三大喊一声，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小头目应声倒下。埋伏在两侧山坡上的神兵们立刻开火，子弹像雨点般落在民团士兵中间。 民团士兵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寻找掩护。张云佩又惊又怒，大喊：“有埋伏！快撤退！”但已经晚了，山口两侧的山坡很陡，民团士兵根本退不出去，只能被动地挨打。 黄老三带着弟兄们趁机冲锋，与民团士兵展开了白刃战。他挥舞着大刀，左冲右突，杀得民团士兵节节败退。弟兄们也士气大振，跟着他奋勇杀敌。 就在这时，西边的树林里传来了枪声和呐喊声，宁国学带着弟兄们杀了出来。民团士兵腹背受敌，更加慌乱，纷纷扔下武器逃跑。张云佩见势不妙，也顾不上报仇了，带着几个亲信，狼狈地逃跑了。 这场战斗，神兵大获全胜，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粮食。百姓们欢呼雀跃，纷纷称赞神兵是“神兵天将”。张进礼和万太义更是得意忘形，到处宣扬是“无敌神符”保佑，才取得了胜利。 黄老三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这次胜利是靠宁国学的战术指挥和弟兄们的奋勇杀敌，而不是什么“无敌神符”。但他也明白，有时候，迷信也是一种力量，能让绝望的人们看到希望，能让胆小的人们变得勇敢。 战斗结束后，黄老三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挺民团丢弃的机枪。他好奇地摆弄着，发现机枪的枪管里卡着一颗子弹，难怪刚才战斗时这挺机枪一直没响。他突然明白了什么，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把宁国学拉到一边，指着机枪说：“宁公，你看，这机枪卡壳了。刚才战斗时，民团的机枪一直没响，他们肯定以为是咱们的符咒起了作用。” 宁国学看了看机枪，也笑了：“是啊，这可真是歪打正着。不过，这也提醒了我们，武器再好，也需要好好保养，否则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 黄老三点点头：“我明白了。以后我们不仅要好好练习枪法和战术，还要学会保养武器，这样才能在战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宁国学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孩子，你越来越懂事了。咱们和那些民团不一样，他们仗着有几杆破枪就横行霸道，根本不懂珍惜。咱们的武器是弟兄们用命换来的，每一颗子弹都要用到刀刃上。” 黄老三将卡壳的机枪拆解开，仔细清理着枪管里的泥沙和铁锈。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专注的脸上，手上的老茧被枪管磨得发亮。他想起刚入坛时，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轻飘飘的符纸上，如今却在冰冷的钢铁中找到了真正的力量。 “宁公，你说这机枪卡壳，会不会被弟兄们当成‘神力显灵’？”黄老三突然问。刚才战斗最激烈时，民团那挺机枪突然哑火，确实让神兵们士气大振，不少人嘴里都在念叨“神灵保佑”。 宁国学蹲在他身边，帮着递工具：“让他们这么想也无妨。有时候，一点‘奇迹’能让弟兄们更有信心。但你要记住，真正的奇迹，是咱们自己打出来的。”他顿了顿，看着远处正在分发粮食的百姓，“你看那些百姓，他们信神，是因为日子太苦，没别的盼头。咱们得让他们明白，能救他们的不是神仙，是手里的枪，是团结起来的力量。” 黄老三用力点点头。他将清理好的机枪重新组装起来，拉动枪栓，“咔嚓”一声脆响，流畅而有力。他举起机枪，瞄准远处的树干，想象着张云佩逃跑的背影，眼神变得坚定。 果然，当天晚上，池坝神坛就传遍了“神灵显威，破了民团火器”的说法。万太义拿着那张被子弹打中的血符，在篝火旁唾沫横飞地讲述：“当时那机枪正对着咱们的弟兄扫射，我立刻请动黄号老祖，念动‘定枪咒’，那机枪就像被钉住一样，再也打不出子弹！这就是神力！” 神兵们听得热血沸腾，纷纷围上来求“定枪咒”。张进礼趁机宣布：“明日起，加练‘请神上身’功！让每位弟兄都能得到神灵护佑，让民团的枪炮变成烧火棍！” 黄老三站在人群外围，看着这荒诞的一幕，心里却很平静。他知道，这些符咒和咒语或许能暂时鼓舞士气，但真正让他们活下来、打胜仗的，是宁国学的智谋，是弟兄们的勇气，是那挺偶然卡壳的机枪——而这“偶然”，也是民团平日疏于保养武器的必然结果。 夜深了，篝火渐渐熄灭，弟兄们大多已经睡去。黄老三却睡不着，他悄悄来到祠堂后的柴房，宁国学正在那里擦拭武器。“宁公，”黄老三轻声说，“我想教弟兄们保养枪支，您看行吗？” 宁国学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欣慰：“好小子，正合我意。明日起，每天操练结束后，你就带着弟兄们清理武器，教他们怎么擦枪、怎么装弹、怎么排除故障。告诉他们，这才是真正的‘护体功’。” 接下来的日子，池坝神坛出现了奇特的景象：白天，张进礼和万太义带着神兵们念咒、画符、练“请神功”，祠堂里香烟缭绕，咒语声不绝于耳；晚上，黄老三则带着愿意学的弟兄们在柴房里擦枪、拆枪、讲解武器原理，煤油灯的光芒下，钢铁的冷光取代了符咒的诡异红光。 有些弟兄不理解，觉得保养武器是“不信神”的表现。黄老三就拿着那挺卡壳的机枪给他们看：“你们看，这机枪为什么会卡壳？因为民团不保养，神灵才不帮他们。咱们把枪擦干净，子弹上足油，神灵才会保佑咱们的枪打得准、打得狠！” 这个说法巧妙地将“保养武器”和“神灵保佑”结合起来，让弟兄们更容易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擦枪的队伍，他们发现，经过清理的枪支确实更顺畅，打起来也更有力，心里对黄老三的信服又多了几分。 半个月后，张云佩再次纠集兵力来犯。这一次，他学乖了，带来了四挺机枪，还特意派了一个懂武器的老兵负责保养。他发誓要报上次的仇，将池坝夷为平地。 得知消息时，张进礼和万太义还在忙着画“灭机枪符”，声称这次要请“太上老君”上身，让民团的机枪全部变成废铁。宁国学则和黄老三召集骨干弟兄，制定伏击计划。 “这次他们肯定会重点保护机枪，咱们不能指望卡壳了。”宁国学指着地图，“东边山口太窄，不利于展开；西边树林茂密，适合设伏。黄老三，你带一队人，带着炸药去炸他们的后路，断了他们的撤退路线。我带主力在树林里埋伏，等他们进入包围圈，就用机枪和鸟铳压制，然后冲出去近身肉搏。” 黄老三领命，带着二十个弟兄和几包炸药，悄悄潜入西边树林的后山。他们在民团撤退必经的小路上埋下炸药，接好引线，然后躲在暗处，等待信号。 没过多久，张云佩带着民团士兵果然进入了树林。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四挺机枪分别架在队伍的前后左右，防备着伏击。张进礼和万太义带着神兵们在树林外列阵，胸口贴着“灭机枪符”，嘴里念念有词，吸引民团的注意力。 “就是现在！”宁国学大喊一声，树林两侧突然响起枪声。神兵们从树上、草丛里、岩石后冒出来，鸟铳和步枪齐射，子弹呼啸着飞向民团。 民团士兵猝不及防，顿时倒下一片。张云佩又惊又怒，大喊：“机枪开火！给我扫！”四挺机枪立刻喷吐着火舌，子弹像雨点般落在神兵中间。 果然，这次机枪没有卡壳。神兵们被压制得抬不起头，刚才还狂热的士气顿时低落下来。张进礼和万太义吓得躲在树后，再也不敢提“灭机枪符”的事。 就在这危急时刻，黄老三在山后点燃了炸药。“轰隆！轰隆！”几声巨响，民团撤退的小路被炸毁，碎石和泥土将小路堵得严严实实。 “不好！后路被断了！”民团士兵顿时慌乱起来。张云佩心里一沉，知道自己又中了埋伏，大喊：“快突围！冲出去！” 宁国学抓住机会，大喊：“弟兄们，冲啊！他们没退路了！”神兵们士气大振，纷纷从掩体后冲出来，挥舞着刀枪和民团展开白刃战。 黄老三带着弟兄们从后山杀下来，居高临下地射击，把民团打得晕头转向。他举着那挺清理干净的机枪，对准慌乱的敌人扫射，子弹精准地击倒一个又一个目标。 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但神兵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加上熟悉地形，渐渐占据了上风。张云佩见势不妙，带着几个亲信，丢下部下，从一条没人知道的小路逃跑了。 民团士兵见头领再次逃跑，彻底失去了斗志，纷纷扔下武器投降。神兵们大获全胜，缴获了四挺机枪、几十支步枪和大量子弹。 战斗结束后，弟兄们围着缴获的机枪欢呼，有人突然想起什么，问黄老三：“三哥，这次机枪怎么没卡壳？是不是万道长的‘灭机枪符’失灵了？” 黄老三擦着机枪，淡淡一笑：“不是符咒失灵，是咱们的本事比以前大了。你看这机枪，只要保养好，就能打胜仗；咱们只要练本事，就能比符咒更管用。”他举起机枪，对着天空扣动扳机，清脆的枪声在山谷中回荡，“这才是咱们真正的‘神咒’！” 弟兄们看着黄老三手中的机枪，又看了看地上堆积的武器，若有所思。张进礼和万太义站在一旁，脸色尴尬，却再也没人去追捧他们的符咒了。 宁国学走到黄老三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夕阳下，两人的身影被拉得很长，身后是欢呼的弟兄和缴获的武器，远处的百姓正在升起炊烟，袅袅的青烟不再是神坛的迷信香火，而是人间烟火的希望。 黄老三知道，白石溪的拉锯战不仅打败了民团，更打破了弟兄们对符咒的迷信。枪炮可以撕碎符纸，但撕不碎人们反抗压迫的决心；迷信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勇气，但真正的力量，永远来自于手中的武器、脑中的智慧和心中的信念。 这场战斗，让池坝神兵完成了从“信神”到“信己”的蜕变。虽然神坛的香火还在燃烧，但弟兄们的眼神里，已经多了几分清醒和坚定。他们开始明白，要想活下去，要想报仇雪恨，要想让黔东的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能靠神灵，只能靠自己，靠团结，靠真刀真枪的本事。 第十八回 刀坝遭围剿 宁公肩染血 1934年二月的黔东，残雪尚未褪尽，刀坝的山林间却已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硝烟味。省军千余人马如饿狼般扑向胡家坝，马蹄踏碎了山间的宁静，也踏碎了神兵们刚刚燃起的希望。 消息传到池坝时，宁国学正带着黄老三等人擦拭枪支。自白石溪大捷后，池坝神坛虽元气未复，却也渐渐恢复了生机。宁国学的肩头还缠着绷带，那是上次战斗留下的伤痕，此刻却因紧张而微微颤抖。 “宁公，省军来势汹汹，咱们要不要先撤？”黄老三放下手中的步枪，眉头紧锁。他能感觉到，这次来的敌人和之前的民团不同，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绝非轻易能对付的。 宁国学拄着枣木拐杖，走到祠堂门口，望着远处刀坝的方向。那里隐约传来枪炮声，像闷雷一样在山谷间回荡。“撤？往哪撤？”他叹了口气，“咱们一撤，胡家坝的弟兄就完了。池坝也守不住，百姓们又要遭罪。” 张进礼和万太义闻讯赶来，脸色苍白。“宁公，省军可是正规军，有大炮有机枪，咱们这点人怕是顶不住啊！”张进礼急得团团转，“要不……咱们请神吧？我让万道长画‘避炮符’，保证让他们的炮弹落不了地！” 万太义也连忙附和：“对！我还能请‘山神爷’上身，让山林困住他们！只要弟兄们诚心，神灵一定保佑咱们！” 宁国学冷冷地看着他们：“请神？上次白石溪要是靠你们的符，弟兄们早就死光了！”他转向黄老三，“你带二十个弟兄，带着炸药去胡家坝西侧的山崖埋伏，等省军进入山谷，就炸断他们的退路。我带主力去支援胡家坝，尽量拖延时间。” 黄老三领命，立刻召集弟兄们准备出发。临行前，他看着宁国学，眼中满是担忧：“宁公，您多保重。”宁国学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我这条老命还没那么容易交代。记住，别硬拼，保存实力最重要。” 黄老三带着弟兄们，背着炸药包，悄悄向胡家坝西侧的山崖进发。山路崎岖，积雪未消，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山林中穿行，冰冷的雪水浸湿了裤脚，冻得人瑟瑟发抖，却没人敢放慢脚步。 远远地，他们能看到胡家坝的方向火光冲天，枪炮声越来越密集。黄老三心里一沉，知道胡家坝的战斗已经打响，他们必须尽快赶到埋伏地点。 就在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黄老三示意弟兄们隐蔽，自己则悄悄爬上一棵大树，向远处望去。只见一队省军士兵正沿着山路搜索而来，大约有三十多人，手里拿着步枪，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是省军的先头部队！”黄老三心里咯噔一下，他们离埋伏地点还有一段距离，如果被发现，不仅任务完不成，弟兄们也会有危险。 他迅速从树上下来，对弟兄们低声说：“快，跟我来！”他带着弟兄们钻进旁边的密林，利用树木的掩护，悄悄绕到省军的侧面，想要避开他们。 可就在他们即将绕过省军时，一个弟兄不小心踩断了一根枯枝，发出“咔嚓”一声脆响。省军士兵立刻警觉起来，纷纷举枪指向密林：“谁在那里？出来！” 黄老三知道躲不过去了，当机立断：“打！”他举起步枪，瞄准一个省军士兵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出，正中那士兵的胸膛。弟兄们也纷纷开火，省军士兵猝不及防，顿时倒下一片。 但省军毕竟是正规军，很快就反应过来，依托地形展开反击。双方在密林中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子弹嗖嗖地穿梭，树枝被打得簌簌作响。 黄老三一边射击，一边观察战况。省军的火力很猛，他们被压制得抬不起头，再这样下去，迟早会被消灭。“弟兄们，跟我冲！”黄老三大喊一声，率先跳出掩体，挥舞着大刀冲向省军。 弟兄们见状，也纷纷鼓起勇气，跟着他冲锋。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刀光剑影，杀声震天。黄老三身手敏捷，手中的大刀挥舞得虎虎生风，转眼间就砍倒了两个省军士兵。 但省军士兵的战斗力也很强，他们配合默契，枪法精准。黄老三的一个弟兄刚冲上去，就被一颗子弹打中，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黄老三心中悲痛，却无暇顾及，只能咬紧牙关，继续战斗。 激战中，黄老三突然看到一个省军士兵正举枪瞄准他的一个弟兄。他想也没想，猛地扑过去，将那弟兄推开，子弹擦着他的胳膊飞过，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 “三哥，你受伤了！”那弟兄惊呼道。黄老三摆摆手：“没事，小伤。快，解决他们！”他忍着疼痛，再次挥舞大刀冲了上去。 经过一番苦战，他们终于消灭了这队省军士兵。弟兄们个个都挂了彩，脸上身上沾满了血污和泥土，却没人叫苦。黄老三检查了一下伤势，胳膊上的伤口虽然流了不少血，但并不深，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对弟兄们说：“快走，不能耽误了任务！” 他们不敢停留，继续向埋伏地点进发。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几股小股省军，都凭借着熟悉地形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一一化解了危机。 终于，他们赶到了胡家坝西侧的山崖。这里地势险要，山崖下是一条狭窄的山谷，正是省军撤退的必经之路。黄老三立刻指挥弟兄们埋下炸药，接好引线，然后躲在山崖上的岩石后面，等待省军进入埋伏圈。 胡家坝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宁国学带着三百多名神兵，依托村寨的房屋和围墙，与省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省军的火力很猛，大炮不断轰击着村寨，房屋被炸毁，围墙被打塌，神兵们伤亡惨重。 宁国学站在一座残破的房屋顶上，指挥着弟兄们抵抗。他的肩头又开始流血，染红了绷带，却浑然不觉。他看着身边一个个倒下的弟兄，心中悲痛万分，却又充满了斗志。 “弟兄们，挺住！黄老三他们马上就到了！”宁国学大喊着，鼓舞着士气。弟兄们听到这话，仿佛又有了力量，纷纷从掩体后探出头，向省军射击。 省军的指挥官见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加大火力，给我冲进去！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胡家坝！”省军士兵像潮水般涌向村寨，枪炮声更加密集。 就在这危急时刻，黄老三在山崖上看到省军的主力已经进入山谷，他立刻大喊：“点火！”一个弟兄点燃了引线，导火索“滋滋”地燃烧着，向炸药包延伸而去。 “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山崖上的巨石和泥土滚滚而下，瞬间将山谷堵得严严实实。省军的退路被切断，顿时陷入了混乱。 “太好了！成功了！”黄老三和弟兄们欢呼起来。宁国学在胡家坝看到这一幕，也兴奋地大喊：“弟兄们，省军的退路被断了！冲啊！”神兵们士气大振，纷纷冲出掩体，向省军发起了反击。 省军的指挥官又惊又怒，大喊：“快，清除障碍！撤退！”省军士兵们慌乱地想要清理山谷中的巨石和泥土，却遭到了山崖上黄老三等人的射击，根本无法靠近。 就在这时，省军的预备队赶到了。他们看到主力被围，立刻向山崖上的黄老三等人发起了进攻。黄老三等人腹背受敌，情况危急。 “弟兄们，掩护宁公撤退！”黄老三大喊一声，指挥弟兄们向省军的预备队射击。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宁国学和胡家坝的弟兄们安全撤退，他们必须顶住省军的进攻。 战斗异常激烈，黄老三的弟兄们一个个倒下，他自己也多处受伤，却依然顽强地战斗着。宁国学在胡家坝看到黄老三等人被围攻，心中焦急万分，想要派兵支援，却被省军死死缠住，根本无法脱身。 “宁公，我们不能再等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一个弟兄拉着宁国学的胳膊说。宁国学看着山崖上浴血奋战的黄老三等人，眼中含着泪水，咬了咬牙：“撤！” 神兵们掩护着宁国学，开始向池坝撤退。省军见状，立刻派兵追击。宁国学一边撤退，一边回头看着山崖上的黄老三等人，心中充满了愧疚和不舍。 黄老三看到宁国学和弟兄们已经安全撤退，心中松了一口气。他对剩下的弟兄们说：“弟兄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他们边打边退，向山林深处转移。 省军的预备队见他们要跑，立刻追了上来。黄老三等人在山林中与省军展开了周旋，利用熟悉的地形不断袭扰省军。但省军的人数太多，他们渐渐地被逼到了绝境。 “三哥，我们跟他们拼了！”一个弟兄大喊着，举起大刀想要冲上去。黄老三拉住他：“别傻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跟我来！”他带着弟兄们钻进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暂时躲过了省军的追击。 山洞里漆黑一片，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味。黄老三和弟兄们靠在洞壁上，大口地喘着气。他们个个都疲惫不堪，伤痕累累，但脸上却没有丝毫畏惧。 “三哥，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一个弟兄问。黄老三看着洞外，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等省军走了，我们就去找宁公，继续跟他们干！” 胡家坝最终还是被省军攻占了，但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宁国学带着残部撤回了池坝，心中充满了悲痛和自责。他知道，这次失败让神兵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也让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没过几天，更坏的消息传来。二月初三，胡营长率领省军攻向池坝，他们放火烧山，想要将神兵们逼出来。池坝的百姓们纷纷逃离家园，神坛也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宁国学带着弟兄们在山林中与省军展开了游击战，他们利用山林的掩护，不断袭扰省军，让他们不得安宁。但省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他们根本无法与他们正面抗衡，只能不断地转移阵地。 在一次战斗中，孟守程等四名弟兄为了掩护大家撤退，不幸壮烈牺牲。他们的牺牲让弟兄们更加悲痛，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反抗省军的决心。 宁国学看着弟兄们疲惫而坚毅的脸庞，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他们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但他绝不会放弃。他相信，只要他们团结一心，坚持战斗，就一定能够迎来胜利的曙光。 黄老三带着剩下的弟兄们，在山林中艰难地寻找着宁国学的踪迹。他们饿了就吃野果，渴了就喝山泉，冷了就依偎在一起取暖，却始终没有放弃。 终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们找到了宁国学。看到彼此都还活着，大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宁国学紧紧地握住黄老三的手：“好小子，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 黄老三看着宁国学憔悴的面容和渗血的绷带，心中充满了敬佩：“宁公，您也多保重。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宁国学点点头：“是啊，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池坝虽然被烧了，但我们的根还在，我们的弟兄还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向省军低头！” 风雪中，弟兄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虽然神坛被毁，弟兄们伤亡惨重，但他们反抗压迫的决心却更加坚定。他们知道，前路充满了艰险，但他们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为了黔东的百姓，为了心中的希望。 池坝的山林在夜色中呜咽，烧焦的杨氏宗祠残骸在月光下投下狰狞的影子，像一头死去的巨兽，静静地卧在山坳里。省军烧山的火焰虽已熄灭，但空气中仍弥漫着草木灰和血腥的混合气味，呛得人喉咙发紧。 宁国学带着残部躲在祠堂后的密林中，篝火被压得很低，火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映着弟兄们布满伤痕的脸。孟守程等四人的遗体就停放在不远处的山洞里，他们的眼睛还圆睁着，仿佛在质问这黑暗的世道。 “宁公，省军还在山下搜，咱们不能再待在这儿了。”黄老三裹紧了身上单薄的棉衣，胳膊上的伤口在寒风中隐隐作痛。白天突围时，一颗子弹擦过他的胳膊，虽然伤口不深，但此刻却像被冻住的烙铁，又疼又麻。 宁国学靠在一棵老树上，肩头的绷带已经被血浸透，变成了深褐色。他咳嗽了几声，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伤口，疼得他额头冒汗。“往哪走？”他声音沙哑，“胡家坝丢了，池坝毁了，周边的村寨都被省军控制了，咱们就是一群没家的孤魂野鬼。” 张进礼缩在角落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他仅剩的几张符纸。白天的溃败让他彻底没了往日的嚣张，此刻像只受惊的兔子，瑟瑟发抖：“都怪我……要是我早请山神爷显灵，肯定能挡住省军……” “闭嘴！”黄老三猛地站起来，篝火的光芒在他眼中跳动，“到现在你还信这些！孟大哥他们就是被你的符纸害死的！”白天战斗时，孟守程带着弟兄们举着贴满符纸的盾牌冲锋，结果被省军的机枪扫倒，那些所谓的“避弹符”在子弹面前脆如薄纸。 万太义也没了神气，他偷偷看了眼宁国学，嗫嚅道：“可……可白石溪那次确实显灵了……” “那是黄老三炸断了他们的退路！是弟兄们用命拼出来的！”宁国学突然怒喝一声，猛地一拍树干，震得积雪簌簌落下，“从今天起，谁再提请神画符，就别怪我不认人！” 弟兄们都沉默了，篝火噼啪作响，映着一张张羞愧的脸。他们不是傻子，一次次的失败早已让人心生怀疑，只是没人敢捅破那层窗户纸。如今宁国学把话挑明，祠堂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 深夜，黄老三悄悄起身，想去山洞给孟守程他们盖上些树枝。刚走出密林，就看到月光下有个黑影在祠堂残骸前徘徊，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在烧。 “谁？”黄老三握紧了腰间的短刀。 黑影吓了一跳，转身看来，原来是池坝的老猎户杨老爹。他手里拿着一叠纸钱，正往火堆里添，看到黄老三，浑浊的眼睛里滚下泪来：“是老三啊……我来给守程他们烧点纸，他们死得太冤了……” 黄老三鼻子一酸，走过去帮他添柴：“杨老爹，您怎么还没走？省军还在搜山。” 杨老爹抹了把泪：“我土都埋到脖子了，怕啥？倒是你们，接下来咋办啊？”他指了指祠堂，“这神坛怕是保不住了，你们这些娃娃……” 黄老三望着焦黑的祠堂梁柱，上面还残留着“天下太平”的红旗灰烬，心里像被堵住一样难受：“杨老爹，我们不会走的。省军能烧了祠堂，但烧不了我们的骨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跟他们干到底！” 杨老爹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递给黄老三：“这里有两斤干粮，还有些草药，你们带着吧。山后有个溶洞，能藏人，省军搜不到。”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听说……印江那边来了支队伍，专打官兵，叫啥……红军？你们要不要去投奔他们？” “红军？”黄老三愣了一下，这个名字他好像在哪听过，又想不起来。 就在这时，密林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宁国学拄着拐杖走出来，脸色凝重：“省军搜山的动静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立刻转移。”他看到杨老爹，点了点头，“杨老爹，多谢您了，这份情我们记着。” 杨老爹把布包塞给黄老三：“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宁国学一招手，弟兄们纷纷从密林中出来，每个人都沉默不语，背着仅有的武器和干粮，像一群受伤的狼，消失在茫茫夜色中。黄老三回头望了一眼燃烧的纸钱，火光中，孟守程他们的脸仿佛在微笑，他咬了咬牙，转身跟上队伍。 山后的溶洞果然隐蔽，洞口被藤蔓遮掩，洞里宽敞干燥，能容纳几十人。弟兄们钻进溶洞，终于松了口气，靠在岩壁上沉沉睡去。黄老三却睡不着，他坐在洞口，借着月光擦拭步枪，枪身上的血迹已经凝固，变成了暗红色。 宁国学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从怀里掏出个小陶罐，倒出点烈酒递给黄老三：“擦擦伤口。” 黄老三接过陶罐，抿了口酒，烈酒灼烧着喉咙，却让他清醒了许多。“宁公，杨老爹说的红军，您听说过吗？” 宁国学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几年前在江西见过他们的传单，说要‘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过好日子。只是没想到他们会到黔东来。”他望着洞外的月光，眼神复杂，“听说他们打仗不靠神佛，靠的是弟兄们一条心，靠的是真本事。” 黄老三眼睛一亮：“那咱们要不要去找他们？就像杨老爹说的那样。” 宁国学叹了口气：“哪有那么容易？咱们连他们在哪都不知道，这一路全是省军关卡，怕是没走到就成了枪下鬼。”他拍了拍黄老三的肩膀，“先活下去再说。等风声过了，咱们再打听他们的消息。” 就在这时，洞外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压低的呼救声：“宁公！黄三哥！是我！” 黄老三立刻握紧步枪，警惕地望向洞口。宁国学示意他别动，自己则慢慢挪到洞口，拨开藤蔓一看，原来是池坝的村民小石头，他怀里还抱着个孩子，浑身是伤，脸上沾满了泥土和血污。 “小石头？你怎么来了？省军没为难你？”宁国学赶紧把他拉进洞。 小石头一进洞就“扑通”一声跪下，抱着宁国学的腿大哭起来：“宁公！省军太不是人了！他们把没来得及跑的村民都抓起来了，说要是找不到咱们，就把人都杀了！我是趁他们不注意才逃出来的，这是孟大哥的孩子，他娘……他娘被省军杀了……” 小石头怀里的孩子被惊醒，“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哭声在寂静的溶洞里回荡，像一把刀子割在每个人的心上。弟兄们都被惊醒了，看到这一幕，个个目眦欲裂。 “狗娘养的省军！”一个弟兄怒吼着就要冲出去，被宁国学一把拉住。 “站住！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宁国学的声音冰冷，眼中却燃烧着怒火，“他们就是想激怒咱们，让咱们自投罗网！” 黄老三看着那个哇哇大哭的孩子，又想起孟守程牺牲时的眼神，心中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宁公，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村民们就全完了！咱们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对！拼了！”弟兄们纷纷响应，举起手中的武器，眼中闪烁着决绝的光芒。 宁国学看着群情激愤的弟兄们，又看了看小石头怀里的孩子，深吸一口气：“好！既然他们逼咱们，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黄老三，你带五个人，从溶洞后山绕出去，悄悄摸到省军营地附近，看看他们把村民关在哪，有没有防备。其他人跟我准备，等黄老三消息一到，咱们就冲进去救人！” “是！”黄老三立刻领命，带着五个弟兄，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省军营地摸去。 省军的营地就设在池坝村口的平地上，几顶帐篷在月光下格外显眼，周围架着机枪，哨兵来回巡逻，戒备森严。黄老三他们趴在远处的山坡上，仔细观察着营地的情况。 “三哥，你看那边！”一个弟兄指着营地角落的一间破屋，“村民们好像被关在那里，门口有两个哨兵。” 黄老三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到破屋门口站着两个省军士兵，手里端着枪，警惕地看着四周。他心里盘算着：“硬冲肯定不行，咱们人太少，而且他们有机枪。得想个办法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他环顾四周，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竹林，眼睛一亮：“有了！你们几个跟我来！” 黄老三带着弟兄们悄悄摸到竹林边，砍了几根竹子，又找来些干柴，然后在离营地不远的山坡上点燃了火堆，把竹子架在火上。竹子受热后“噼里啪啦”地爆响，听起来像枪声一样。 营地里的省军果然被惊动了，哨兵大喊着：“有情况！那边有枪声！”很快，就有一队省军士兵朝着火堆的方向冲去。 “就是现在！”黄老三低喝一声，带着弟兄们趁机摸向破屋。门口的两个哨兵正被火堆那边的动静吸引，没注意到身后有人靠近。黄老三和弟兄们突然冲上去，捂住他们的嘴，一刀割了他们的喉咙。 他们迅速打开破屋的门，里面的村民看到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快！跟我们走！”黄老三低声喊道，带着村民们悄悄向溶洞的方向撤退。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营地时，省军发现了他们，大喊着：“有人劫狱！快追！”枪声顿时响了起来，子弹嗖嗖地从他们身边飞过。 黄老三让弟兄们带着村民先走，自己则和两个弟兄留下来掩护。他们利用营地的帐篷和障碍物，不断向省军射击，拖延他们的追击速度。 “三哥，快走！我们快顶不住了！”一个弟兄大喊着，他已经中了一枪，倒在地上。 黄老三回头看了一眼，村民们已经走远了，他对剩下的一个弟兄说：“撤！”两人边打边退，向溶洞的方向跑去。 省军紧追不舍，枪声越来越近。就在这时，宁国学带着弟兄们从山林里冲了出来，向省军发起了反击。省军没想到还有埋伏，顿时陷入了混乱。 “快！跟我走！”宁国学大喊着，拉着黄老三就往溶洞跑。弟兄们也纷纷撤退，省军怕有更多埋伏，不敢再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在山林中。 回到溶洞，村民们纷纷向宁国学和黄老三道谢，不少人都激动得哭了起来。宁国学看着大家，心中百感交集：“乡亲们，让你们受苦了。只要有我们在，就不会让省军再欺负你们！” 黄老三看着那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这些孩子过上好日子，不再遭受战乱之苦。他知道，他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前路依然充满了艰险，但他有信心，只要他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迎来光明的未来。 夜色渐深，溶洞里渐渐安静下来，只有篝火偶尔发出噼啪的声响。宁国学靠在岩壁上，看着熟睡的弟兄们和村民们，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知道，池坝神坛虽然被毁，但反抗的火种已经在他们心中点燃，只要这火种不灭，他们就永远不会被打败。 黄老三坐在洞口，望着洞外的星空。他想起了杨老爹说的红军，想起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心中充满了向往。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红军，和他们一起战斗，为黔东的百姓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幸福。 残坛虽破，人心未散。在这漆黑的夜色中，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悄然凝聚，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而宁国学和黄老三，也将带着弟兄们和村民们，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继续艰难地前行。 第十九回 冉少波投红 化名冉云行 1934年春末的黔东山林，夜雨如针，扎得人骨头生疼。冉少波蜷缩在岩缝中，黄埔军校的毕业照被雨水泡得发皱，照片上穿军装的青年眼神锐利，与此刻这个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逃亡者判若两人。三天前，他的独立营在覃礼昆的围剿下溃散，三十多个弟兄倒在血泊里，他带着仅剩的两颗子弹和满腹不甘，钻进了这片茫茫林海。 “佛主保佑，让我躲过这一劫……”远处传来神兵念咒的声音，断断续续飘进岩缝。冉少波冷笑一声，将照片塞进怀里。这些年他见够了装神弄鬼的把戏——张羽勋的“刀枪不入”是油彩混猪血的障眼法，万太义的“神水治病”不过是草药加烈酒的亢奋剂。可就是这些骗术，却能让黔东百姓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只因这乱世里，迷信竟是唯一的精神稻草。 雨停时，他顺着山路摸到德江稳坪的边缘。村口的老槐树下，十几个神兵正围着一个穿道袍的人磕头，黄纸符被风吹得漫天飞舞。“喝了这碗神水，明日打仗刀枪不近身！”道袍人高唱着，将浑浊的液体分给众人。冉少波眯起眼，认出那是张羽耀手下的“法师”张金银，当年在枫香溪，这人还偷学过他的队列操练。 “真能刀枪不入？”一个瘸腿少年怯生生地问，他胸前的血符已经被雨水泡烂。 “那是自然！”张金银拍着胸脯，“上回白石溪，民团机枪都卡壳了，这就是神力！” 冉少波悄悄退到暗处，心中突然涌起一个念头。他扯下身上破烂的衣角，蘸着泥灰抹在脸上，又捡起一根树枝当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向神坛：“大师，求您给碗神水，我爹娘都被省军杀了，我要报仇！” 张金银打量着他，见他衣衫破旧、眼神却透着狠劲，便递过一碗神水：“喝了就得入坛立誓，生死都听佛主号令！”冉少波接过碗，咕咚咕咚灌下肚，只觉得一股辛辣直冲脑门——果然是掺了烧酒的草药水。他“扑通”跪下，故意粗着嗓子喊：“弟子冉云，愿追随佛主，灭丁灭粮灭捐！” “冉云？”正在祠堂算账的张羽耀抬起头，这人虽然蓬头垢面，但脊梁挺得笔直，眼神里没有寻常农民的怯懦。他放下算盘，指着墙上的符纸问：“你既入坛，可知这‘镇宅符’的画法？” 冉少波心中一凛，他曾研究过神兵的坛规，知道这符需用朱砂画北斗七星，还要念“乾三连，坤六断”的口诀。他故意画错两个星位，摇头道：“弟子愚钝，只盼学本事报仇，画符念咒的事不懂。”张羽耀眼中闪过一丝失望，挥挥手让张金银带他去营房，却没注意到冉少波转身时嘴角的冷笑。 营房里弥漫着汗臭和硝烟味，二十多个神兵挤在草堆上，有人在胸口画符，有人在磨大刀，唯独没人擦拭墙角那挺缴获的机枪。冉少波走过去，拿起一块破布擦起机枪来，枪管上的锈迹被擦掉，露出冰冷的钢铁本色。“这玩意儿没用，还得靠神符。”一个络腮胡神兵不屑地说，他胳膊上还留着枪伤疤痕。 “你这伤就是被这玩意儿打的？”冉少波头也不抬，手指抚过机枪的扳机，“知道为啥会受伤不？不是神符不灵，是你不会用这铁家伙。”他猛地拉动枪栓，“咔嚓”一声脆响，惊得众人都看过来。“这机枪要天天擦，子弹要防潮，射击时得找掩护，不然神仙也救不了你。” 络腮胡神兵愣住了：“你咋懂这些？” “以前在队伍里待过。”冉少波含糊道，继续擦枪，“上回白石溪机枪卡壳，不是神力，是他们没保养好，枪管里进了沙子。” 这话恰好被进来查营的张羽让听见。这位“神将”作战勇猛，却总因弟兄们不懂战术吃亏，闻言立刻追问：“那你说，这仗该咋打？”冉少波放下机枪，指着门外的山路：“这稳坪四面环山，就该在山口设埋伏，先扔石头砸乱队形，再用机枪封死退路，咱们从两侧山林冲下去——”他边说边用树枝在地上画战术图，伏击、包抄、佯攻，说得头头是道。 张羽让越听越心惊，这些法子比念咒画符实在多了。他拉住冉少波的手：“兄弟有这本事，该当掌坛！我这就去告诉佛主！”冉少波忙拦住他：“不可，我只想报仇，不想出风头。”他故意压低声音，“佛主信神符，咱们悄悄练兵，等打了胜仗，他自然信你。” 张羽让觉得有理，当晚就把冉少波拉到祠堂后的柴房，又召集了张金殿等几个信得过的骨干。冉少波借着煤油灯的光，给他们讲“三三制”“散兵线”，讲如何利用地形隐蔽，如何交替掩护冲锋。“记住，打仗不靠神符，靠的是脑子和胆子。”他拿起一根木棍当步枪，演示卧倒、瞄准、射击的动作，“这叫战术，比任何神咒都管用。” 弟兄们听得入了迷，连路过的张羽耀都被吸引进来。他看着冉少波利落的动作，听着那些闻所未闻的战法，心中疑窦丛生：“你到底是谁？”冉少波停下动作，直视着张羽耀的眼睛：“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弟兄们活命，能打胜仗。”他指向窗外，“省军迟早会来，靠神符挡得住炮弹吗？” 张羽耀沉默了。枫香坝夜袭的惨状还历历在目，二十多个弟兄倒在血泊里，他们的血符碎成了纸浆。他终于叹了口气：“你要练兵可以，但坛规不能废。”冉少波点头：“神符照画，咒语照念，但训练必须听我的。” 从那天起，稳坪神坛出现了奇景：白天，张羽耀带着神兵们焚香念咒，祠堂里烟雾缭绕；晚上，冉少波则把骨干拉到后山，用树枝当枪，石头当炮弹，演练战术。他教他们辨认枪声判断距离，教他们如何挖掩体躲避炮弹，教他们受伤后如何自救——这些来自黄埔军校的军事知识，像种子一样落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有弟兄不乐意：“练这些没用，有佛主保佑就行。”冉少波二话不说，让他站在三十步外，自己举起一把土枪对准树干射击。子弹擦着那弟兄的耳朵飞过，钉进树干里。“要是省军开枪，佛主能替你挡子弹不？”冉少波冷冷地问。那弟兄吓得脸色惨白，从此再不敢质疑。 张金殿是最先信服的。这个在首战黎纲旅中立下大功的“神将”，总觉得冲锋时心里发虚。冉少波教他“梯次冲锋”，让第一排弟兄扔手榴弹吸引火力，第二排趁机推进，第三排负责掩护，这法子让他在一次小规模冲突中无伤缴获了两杆步枪。“冉兄弟，你这本事比神符管用！”张金殿拿着步枪，眼里闪着光。 冉少波却愈发谨慎。他知道覃礼昆的耳目遍布黔东，自己的身份迟早会暴露。一个深夜，他正在给弟兄们讲解地图，张羽让突然闯进来：“不好，覃礼昆的人来了，说要搜查‘共匪余孽’！”冉少波立刻吹灭油灯：“按咱们练的来，第一队守住祠堂，第二队把他们引到山口，第三队准备滚石！” 黑暗中，神兵们第一次不靠念咒，而是按战术分工行动。当覃礼昆的人冲进山口时，迎接他们的不是跪地求饶的农民，而是从天而降的巨石和精准的冷枪。领头的小队长刚骂了句“这群疯子”，就被张金殿一枪爆头——这枪法是冉少波手把手教的。 战斗结束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冉少波看着地上的尸体，又看看弟兄们兴奋的脸，知道自己赌对了。张羽耀走上前，第一次没有称他“冉云”，而是郑重地问：“你到底是谁？” 冉少波扯掉脸上的泥灰，露出锐利的眼神：“印江冉少波。黄埔六期毕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职。现在，我想带弟兄们找一条真正能活命的路。” 祠堂外的老槐树上，晨鸟叽叽喳喳地叫着。张羽耀望着冉少波，又看看那些握着步枪、眼神发亮的弟兄，突然跪下：“我张羽耀愿奉你为军师，从今往后，神坛的事听你的！”弟兄们纷纷跪下，山风卷起他们胸前的血符，却吹不散他们眼中新生的光芒。 稳坪的月光透过祠堂的窗棂，照在冉少波摊开的地图上。红笔圈出的伏击点、撤退路线、火力配置，与墙上泛黄的“刀枪不入”符咒形成诡异的对照。张羽耀坐在对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祖传的罗盘——这物件曾被他视为神物，如今在冉少波画出的战术图前，竟显得像个无用的摆设。 “省军下次来，必定会走枫香坝古道。”冉少波用树枝指着地图，“那里两侧是悬崖，中间只有一条窄路，最适合打伏击。但咱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光身冲锋，得做些准备。”他转向张金殿，“你带十个人，去山里砍最粗的松树，锯成两米长的圆木，顶端削尖，这叫‘滚木’，敌人一来就推下去。”又对张羽让说，“你组织弟兄们编藤甲，虽然挡不住子弹，但能防弓箭和砍刀。” 张羽耀忍不住插话：“不用请神坛的法师画‘隐身符’？”冉少波抬头看他，月光在他眼中投下冷影：“佛主若真有灵，怎会让黔东百姓受苦？张兄，信神不如信自己。”他拿起一支步枪，熟练地拆解又组装，“这枪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保养得好，就能多杀敌人，多活一个弟兄。” 这话像重锤敲在张羽耀心上。他想起滥弯坡牺牲的张羽勋，想起枫香坝夜袭时倒在血泊里的弟兄，那些血符没能护住他们，反倒是冉少波教的隐蔽姿势，让上次伏击覃礼昆时少死了一半人。他终于点头：“都听你的，只是……坛里的老弟兄们信惯了符咒，怕是不好改。” 冉少波早有准备：“神符可以照画，但训练必须按我的规矩来。就说这是‘新神法’，是黄号军老祖托梦传下来的战术。”他捡起一张废弃的符纸，在背面写下“瞄准三点一线”七个字，“就说这是老祖传的咒语，比‘天灵灵地灵灵’管用。” 次日天未亮，祠堂前的空地上就响起了口号声。冉少波穿着洗干净的粗布短褂，腰里别着那把黄埔军校的制式匕首，正指挥弟兄们练队列。“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他的口令响亮有力，弟兄们虽然步伐歪斜，眼神却异常专注。张金银躲在柱子后撇嘴，对身边的老神兵说：“这哪是练兵，分明是瞎折腾，有这功夫不如多画几张符。” 冉少波仿佛没听见，突然大喊：“卧倒！”弟兄们大多愣在原地，只有张金殿等几个年轻的立刻趴在地上——这是他们偷偷练过的动作。冉少波走到一个呆立的老神兵面前：“省军的炮弹来了，你不卧倒，等着被炸成肉泥？”他捡起一块石头，猛地砸向老神兵脚边，“砰”的一声，老神兵吓得一哆嗦，慌忙趴在地上。 “这就对了。”冉少波扶起他，“记住，听到炮声就卧倒，找掩体，这比任何符纸都管用。”他让弟兄们轮流扔石头当炮弹，其他人练习卧倒、翻滚、寻找掩护，祠堂前的空地上尘土飞扬，再也听不到念咒声，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口号和急促的脚步声。 可麻烦还是来了。第三天，万太义带着几个池坝的神兵找上门，指着冉少波骂道：“你这妖人！竟敢篡改神法，蛊惑弟兄！”他身后跟着的神兵个个胸前贴着新画的血符，手里拿着桃木剑，气势汹汹。 冉少波没动怒，反而笑着问：“万道长觉得，是你的桃木剑厉害，还是我的步枪厉害？”他举起步枪，瞄准远处的树干，“砰”的一声，树枝应声而断。万太义脸色发白，却嘴硬：“那是你运气好！我这桃木剑有神灵加持，能斩妖除魔！” “好啊。”冉少波放下枪，“咱们打个赌。你用桃木剑砍我，我用这步枪打那边的陶罐，看看谁厉害。”他脱掉上衣，露出结实的胸膛，“你要是能砍伤我，我就承认是妖人，任凭你处置。要是我能打中陶罐，你就得听我的，让弟兄们学这‘新神法’。” 张羽耀想阻拦，却被冉少波按住。万太义见他如此有恃无恐，心里发虚，但当着这么多弟兄的面，只能硬着头皮举起桃木剑：“这可是你自找的！黄号老祖在上，弟子今日斩妖除魔！”他大喝一声，举剑朝冉少波胸口砍去。 就在剑尖即将碰到皮肉的瞬间，冉少波猛地侧身，同时伸手抓住万太义的手腕，轻轻一拧。桃木剑“哐当”落地，万太义疼得嗷嗷叫。“这叫擒拿术，军校教的‘降魔法’。”冉少波冷笑，捡起步枪，转身瞄准三十步外的陶罐，又是一声枪响，陶罐应声而碎。 神兵们看得目瞪口呆，随即爆发出欢呼。万太义面如死灰，瘫坐在地上。冉少波走到他面前，捡起地上的桃木剑：“不是神灵不灵，是你把心思用错了地方。黔东的百姓要的不是画符念咒，是能打胜仗、能活命的本事。”他将桃木剑递给万太义，“你要是想学，我教你怎么用这剑防身，比求神拜佛管用。” 万太义看着地上的碎陶罐，又看看冉少波结实的臂膀，突然跪下：“我服了！愿学‘新神法’！” 这场“斗法”让冉少波彻底立住了威信。接下来的日子，稳坪神坛大变样：祠堂里的香火少了，柴房里擦枪的弟兄多了；念咒的声音小了，喊口号的声音大了。冉少波还废除了“过刀关”“滚刺条”这些自残的考验，改成了负重越野、攀爬悬崖的体能训练。他说：“真正的神将，不是不怕疼，是能忍住疼，能保护弟兄。” 有个叫安鸣皋的十六岁少年，总偷偷把神符藏在怀里。冉少波发现后，没有没收，反而给他一把匕首：“你信神符，是怕打仗死了。但你记住，握紧这把刀，保护好身边的弟兄，比任何符咒都能让你活下来。”他带着安鸣皋练刺杀，教他如何在近战中避开敌人的刀锋，少年眼中的怯懦渐渐被坚毅取代。 一天傍晚，冉少波正在教弟兄们拆装机枪，张羽让气喘吁吁地跑来：“冉军师，德江县城的探子回报，罗雨生要派一个营来清剿咱们！”弟兄们顿时慌了，有人下意识地摸向胸前的符纸。冉少波却镇定地问：“多少人？带了什么武器？” “大概三百人，有机枪，还有两门小炮！”张羽让的声音发颤。三百对一百，还有重武器，这在以前简直是必死无疑的局面。 冉少波却笑了：“来得好。咱们正好试试新练的本事。”他立刻召集骨干开会，在地图上标出三个伏击点，“张金殿带二十人，在枫香坝第一道山口设伏，先用滚木砸乱他们，放他们过去一半就撤；张羽让带三十人，在第二道山口用机枪封锁，记住，打三分钟就换地方，别被炮弹盯上；我带剩下的人在最后一道山口，用手榴弹和步枪解决他们。” 他转向张羽耀：“你带几个弟兄，去附近村寨通知百姓转移，告诉他们，这次咱们不靠神符，靠自己就能打胜仗。”张羽耀看着冉少波胸有成竹的样子，重重地点头：“好！” 出发前，安鸣皋偷偷把神符塞进冉少波手里：“军师，带上这个，求个平安。”冉少波没有拒绝，将符纸折好放进兜里，拍拍少年的肩膀：“放心，咱们的‘新神法’比这管用。” 月光下，一百多个神兵背着步枪、扛着滚木，悄无声息地向枫香坝进发。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赤膊上阵、口中念咒，而是穿着冉少波教他们编的藤甲，脚步轻盈地踩着林间小道，眼神里没有了对“神灵”的依赖，多了几分对战术的笃定。 枫香坝的晨雾还没散尽，省军营长裘得章就带着队伍耀武扬威地进了山口。他上次夜袭枫香坝大获全胜，压根没把这些“泥腿子神兵”放在眼里，骑在马上叼着烟，指挥士兵们随意搜查路边的茅草屋：“都给我仔细搜！抓着冉少波那小子，赏大洋五十！” 突然，一阵“轰隆”声从头顶传来。裘得章抬头一看，只见数十根削尖的圆木顺着悬崖滚下来，砸得士兵们人仰马翻。“有埋伏！”他慌忙下马，躲到一块巨石后，“机枪！给我打！” 但悬崖上的张金殿早已带着弟兄们撤进了密林。省军的机枪对着空荡荡的山崖扫射，子弹打在石头上迸出火星，却连个人影都没打着。裘得章气得大骂：“废物！追！给我把他们找出来！” 队伍刚走到第二道山口，两侧山林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张羽让抱着机枪，按照冉少波教的“三点射”打法，精准地压制着省军的冲锋路线。“打三分钟就撤！”他大喊着，看了眼怀里的旧怀表——这是冉少波给他的“法器”，比任何时辰咒都管用。 三分钟一到，张羽让立刻带着弟兄们转移到预设的第二阵地。刚离开，省军的炮弹就呼啸着落在他们刚才的位置，炸起漫天尘土。“好险！”张羽让抹了把冷汗，第一次觉得，这“新神法”比神符靠谱多了。 裘得章被打懵了。这伙神兵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不硬拼、不冲锋，打一枪就换个地方，像泥鳅一样滑不溜手。他气急败坏地下令：“全体冲锋！一口气冲过山口，我不信他们能挡得住！” 省军士兵端着枪，嗷嗷叫着冲向最后一道山口。就在他们进入开阔地带时，冉少波的喊声从山崖上传来：“扔手榴弹！”数十颗手榴弹像黑鸦一样飞进敌群，“轰轰”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省军瞬间倒下一片。 “冲啊！”冉少波大喊一声，率先从山崖上跳下去，手中的步枪精准点射，放倒了两个机枪手。弟兄们跟着他冲锋，安鸣皋握着匕首，照着冉少波教的“刺下腹、挑咽喉”招式，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一个落单的省军士兵。他摸了摸怀里的神符，突然觉得，刚才那一瞬间的勇气，好像跟符咒没什么关系。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省军虽然人数占优，但被冉少波的战术分割得七零八落，只能各自为战。裘得章看着手下一个个倒下，终于慌了神：“撤退！快撤退！”他带着残部想原路退回，却发现来时的山口早已被滚木和巨石堵死——这是冉少波安排的预备队干的。 “缴枪不杀！”神兵们大喊着，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省军士兵见无路可逃，纷纷扔下武器投降。裘得章想趁乱溜走，却被冉少波盯上。两人在一块空地上对峙，裘得章举着手枪：“你到底是谁？这些战术不是神兵能懂的！” 冉少波冷笑一声，拔出腰间的黄埔匕首：“印江冉少波。你记好了，今天打败你的不是神符，是黔东百姓的怒火，是真正的战术。”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匕首格开手枪，顺势抵住裘得章的咽喉，“放下枪！” 裘得章看着冉少波眼中的杀气，手一软，手枪掉在地上。 战斗结束时，阳光正好洒进枫香坝。神兵们押着俘虏，缴获了两挺机枪、三门小炮和几十支步枪，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张金殿抱着机枪，突然想起什么，对冉少波说：“军师，咱们赢了，是不是该请佛主来谢神？” 冉少波没直接回答，而是对弟兄们说：“大家想想，这次胜仗靠的是什么？是滚木砸得准，是机枪打得狠，是咱们互相掩护、配合默契。这些，是咱们亲手干出来的，不是求神求来的。”他指着缴获的武器，“这才是咱们的‘神佛’，是能让咱们活命的真本事！” 弟兄们沉默了片刻，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张羽让举着步枪大喊：“冉军师说得对！靠自己才管用！”安鸣皋也激动地说：“我刚才杀了个省军，没靠神符，靠的是军师教的本事！” 张羽耀走到冉少波身边，从怀里掏出那张祖传的罗盘，用力扔到地上：“这破玩意儿，不如冉军师的战术图有用！”他看着欢呼的弟兄们，又看看远处闻讯赶来的百姓，突然高声宣布：“从今天起，稳坪神坛废除‘请神上身’！咱们信冉军师，信自己手里的枪！” 百姓们先是一愣，随即也跟着欢呼起来。他们早就受够了迷信带来的伤亡，如今看到神兵不靠神符也能打胜仗，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一个老大娘端来一碗热粥，递给冉少波：“好后生，你可比那些画符的强多了！” 冉少波接过热粥，心里却没多少轻松。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黔东的苦难还没结束，省军的反扑会更猛烈。但看着眼前这些眼神发亮的弟兄，看着百姓们信任的目光，他突然想起离开黄埔时教官说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让百姓有饭吃、有活路。” 当天晚上，稳坪神坛燃起了篝火，但没有了焚香念咒的仪式。冉少波把弟兄们召集起来，给他们讲“工农红军”的故事——讲红军如何打土豪分田地，如何官兵平等，如何用正确的战术打胜仗。“听说他们已经到了枫香溪，正在建立根据地。”冉少波的眼中闪着光，“那才是咱们该去的地方，是能让黔东百姓真正活命的出路。” 张羽让第一个响应：“军师去哪，我们就去哪！”弟兄们纷纷附和，篝火映着他们的脸，像一颗颗跳动的星火。 张羽耀悄悄走到祠堂角落，那里还堆着没烧完的符纸。他拿起一张，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扔进了篝火。符纸在火中蜷曲、燃烧，化作灰烬飘向夜空。他知道，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的开始，正在冉少波的话语中，在弟兄们的欢呼声中，悄然到来。 深夜，冉少波坐在篝火旁，给远在印江的战友写密信，信中详细描述了稳坪的练兵成果，请求他们联络红军，早日实现会师。月光透过树梢照在信纸上，“红军”两个字被映得格外清晰。他知道，前路必定布满荆棘，但只要这些觉醒的百姓团结起来，用知识和勇气武装自己，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属于黔东的新生之路。 远处的山林里，传来几声夜鸟的啼鸣，像是在为这场破除迷障的胜利歌唱。而冉少波知道，这歌声，只是黔东大地黎明前的序曲。 第二十回 红三军入黔 枫香溪传讯 1934年5月的乌江，浊浪如奔马般拍打着礁石，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碎成银珠，又被江风卷着打在人脸上，带着刺骨的凉意。安鸣皋趴在峭壁的灌木丛中，手指深深抠进岩缝里，潮湿的泥土混着血珠从指甲缝渗出，他却浑然不觉。视线穿过摇曳的茅草，江面上穿梭的渔船正收起渔网，而在下游不远处，一艘渡船正破浪而来，船头飘着的旗帜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 那不是省军的青天白日旗——那旗帜上的太阳总带着刺目的冰冷；也不是神兵的黄旗——那上面的符咒虽能聚拢人心，却挡不住真枪实弹。这面旗帜是红底镶黄边的，中央绣着镰刀斧头的图案，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在风中猎猎作响，连湍急的江涛似乎都为它让路。 “那是啥旗号？”身后传来张羽让的低语，带着几分警惕。这位曾经的“神将”早已褪去了绣着符咒的战袍，换上了冉少波教他们用粗麻布缝制的短褂，腰间别着去年从黎纲旅缴获的驳壳枪，枪套被磨得发亮。三天前，冉少波拿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找到他们，眼神里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沿乌江侦查，留意一支挂红旗的队伍，他们是专打土豪的红军，可能要过江。” 安鸣皋摇摇头，从怀里掏出用油纸包着的草图，冉少波的字迹刚劲有力：“军师说，红底带镰刀斧头的就是红军。他们打富济贫，军纪严明，比咱们神兵更懂打仗。”他指尖划过图上的红星标记，想起昨天祠堂里的争论——张金银捧着桃木剑跳脚，说“非黄非白的都是妖旗”，要请神坛的法师来“作法驱邪”，却被冉少波冷冷打断：“枫香坝大捷，咱们谁带了黄符？”一句话让满祠堂的人都闭了嘴。 正说着，江面上突然响起“砰砰”的枪声，惊飞了芦苇丛中的水鸟。那艘挂着红旗的渡船遭到岸边民团袭击，子弹打在船板上溅起水花，木屑随着波浪沉浮。安鸣皋眯起眼睛，看见船头一个络腮胡大汉挥着手枪大喊，声音洪亮如雷：“别慌！瞄准射击！沉住气！”他身边的士兵迅速卧在船板上，枪托稳稳抵住肩膀，每一枪都打得民团阵地一阵骚动，很快就把嚣张的火力压制下去。 “是红军！他们真的来了！”安鸣皋激动地拽着张羽让的胳膊，指节都泛了白，“咱们要不要帮忙？军师说他们是朋友！”张羽让紧盯着那面在枪林弹雨中始终不倒的红旗，旗角被流弹撕开了个小口，却依旧倔强地飘扬。他突然一拍大腿：“帮！军师的话错不了！” 清脆的口哨声划破江面，埋伏在峭壁上的二十多个神兵立刻举起步枪，枪口从灌木丛中探出，对着民团背后扣动扳机。“砰！砰！”几声枪响，民团阵脚大乱，他们没想到背后会有埋伏，以为是“神兵显灵”，纷纷扔下枪四散逃窜。有个民团小头目跑得太急，摔进了江边的泥沼里，挣扎着喊“菩萨饶命”，引得神兵们低声发笑。 渡船靠岸时，水花还在船板上流淌。络腮胡大汉第一个跳下来，军靴踩在卵石上发出咯吱声。他看见峭壁上下来的神兵们，虽然衣衫破旧，眼神却透着股狠劲，顿时爽朗地大笑：“好样的！枪法准得很！你们是哪路英雄？”张羽让挠挠头，黝黑的脸上泛起红光，指着安鸣皋：“他读过书，让他说！” 安鸣皋挺了挺胸，把冉少波教的话说得字正腔圆：“我们是德江稳坪的神兵，奉冉少波军师之命，在此接应红军！”大汉眼睛一亮，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掌心的老茧磨得安鸣皋生疼：“冉少波？黄埔毕业那个冉少波？我们找他好久了！我是红三军后卫营的，姓贺，叫我老贺就行！” 当晚，安鸣皋跟着贺营长的队伍向枫香溪进发。月光像流水般洒在山路上，红军战士背着步枪行军，步伐整齐得像一个人，没人念咒画符，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精气神。有个小个子战士脚磨破了，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立刻有个老兵停下来，从背包里掏出绑带蹲下身给他包扎：“忍忍，到了宿营地给你上草药。”远处传来炊事员的吆喝，原来有人的行军锅掉了，几个人笑着围上去帮忙抬起来，没人抱怨，没人责骂。 安鸣皋看得呆了。他见过省军的骄横，抢百姓的东西时比土匪还凶；也熟悉神兵的松散，行军时总有人掉队偷懒。可这支队伍不一样，他们身上有种奇特的凝聚力，像把散落的铁屑吸在一起的磁石。 “小兄弟，你们神兵真能刀枪不入？”贺营长走过来，递给他一块烤得焦黄的玉米饼，香气直往鼻孔里钻。安鸣皋脸红了，咬了口饼子含糊道：“以前信这个，后来军师说，那是骗术。上次打枫香坝，我们靠的是埋伏和战术，不是神符。”他把冉少波教的“三段式伏击”“交替掩护”讲了一遍，贺营长听得连连点头，巴掌拍得他后背生疼：“这个冉少波有真本事！咱们红军打仗，也靠战术不靠迷信，你们找对路子了！” 走到半夜，队伍突然停下。贺营长举起右手，掌心朝前，整个队伍瞬间鸦雀无声。他压低声音命令：“前面三里地有民团哨卡，按老规矩，摸过去偷袭！”安鸣皋看见红军战士们像狸猫一样散开，动作轻得没有一丝声响，钻进树林时连树叶都没惊动几片。他们的“攀崖术”比神兵练的更利落，配合更默契，没等安鸣皋反应过来，前方就传来几声闷响，哨卡的火把应声熄灭，连呼救声都没来得及响起。 “这叫夜袭战术，讲究快、准、静。”贺营长拍着他的肩膀解释，月光照在他脸上，笑容里带着自豪，“以后让冉少波多跟咱们红军学学，保准比画符念咒管用得多。”安鸣皋用力点头，心里对红军的佩服又多了几分。他下意识摸了摸怀里的神符，那张黄纸已经被汗水浸得发软，边角卷了起来，而红军战士胸前的红星徽章，却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像缀在衣襟上的星星。 枫香溪的老樟树有合抱粗，枝繁叶茂得像撑开的巨伞，树下挤满了闻讯而来的百姓和神兵。红三军军长贺龙站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军帽檐下的眼睛炯炯有神，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却挡不住身上那股顶天立地的英气。他刚讲完“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过好日子”的主张，台下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连树上的麻雀都被惊得飞了起来。 安鸣皋挤在人群最前面，看见冉少波站在第一排，平时总是紧绷的脸上难得露出激动的神色，眼神亮得惊人。他身边站着几个红军干部，有的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有的在低声讨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认真的神情。 “冉少波！”贺龙的声音穿透人群，带着爽朗的笑意，“听说你把一群信神弄鬼的神兵，改造成能打仗的队伍了？有两下子啊！”冉少波“啪”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动作利落得像年轻时在黄埔军校的样子：“报告军长，只是初步训练。神兵弟兄们苦大仇深，就是缺方法、缺领导，早就盼着红军来指引方向了！”台下的神兵们纷纷跟着喊：“我们要跟红军干！听红军指挥！” 安鸣皋注意到，红军干部跟冉少波讨论战术时，嘴里说的不是“神坛规矩”“符咒威力”，而是“群众基础”“游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有个戴眼镜的干部叫夏曦，说话慢条斯理却很有力量，他给大家讲“工农苏维埃”，说以后要让百姓自己选代表当家作主，不用再看地主劣绅的脸色。安鸣皋听不懂这些新词，但他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好像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突然看到了远处的光亮。 当天下午，冉少波把安鸣皋叫到祠堂后屋，这里临时成了红军的联络点。墙上挂着张巨大的黔东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许多地名。“你回稳坪一趟，”冉少波的声音压得很低，眼神却异常坚定，“告诉张羽让，立刻带各坛骨干来枫香溪开会。就说红军要跟咱们正式联手，建立根据地，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他从怀里掏出一块红布，上面印着清晰的镰刀斧头图案，“这是信物，比任何神符都管用，让他们看到这个就信你。” 返程路上，刚走到半山腰就遇到了麻烦。张金银带着几个老神兵堵在路口，他们背着桃木剑，怀里揣着朱砂符，脸上带着警惕的神色。“安鸣皋，你小子是不是被妖法迷了心窍？”张金银举着桃木剑，剑尖直指安鸣皋的胸口，“那红布上的怪符号是妖法，会勾魂摄魄的！快把它交出来，我好替你作法驱邪！” “胡说！”安鸣皋把红布紧紧攥在手里，气得浑身发抖，“红军是好人！他们帮百姓分粮食，打仗靠真本事，比神佛灵验多了！昨天我们还一起打跑了民团，你要是不信，去问张羽让大哥！” 张金银哪里肯信，他认定安鸣皋是被“妖术”迷惑了，掏出桃木剑就要刺过来：“你这执迷不悟的东西！我这‘斩妖剑’是祖师爷传下来的，今天就替神坛清理门户！”安鸣皋猛地从背后掏起步枪，是红军刚配给他的，枪口对准天空扣动扳机，“砰！”一声巨响震得山谷回声阵阵，树叶簌簌落下，张金银吓得手一软，桃木剑“哐当”掉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 “这才是真本事！”安鸣皋大喊着，枪管还在微微发烫，“冉军师都信红军，你们敢不听军师的话？枫香溪的弟兄们都在学红军战术，谁还信你那破符？”老神兵们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他们怕红军的枪，更怕冉少波的威严。张金银颤巍巍地捡起桃木剑，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我们跟你回稳坪，听……听佛主的意思。” 安鸣皋松了口气，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他知道，让这些信了大半辈子神符的老神兵彻底转变观念很难，但只要让他们亲眼看到红军的好，总有一天会明白，真正能救黔东百姓的不是鬼神，而是团结起来的力量。 回到稳坪，张羽让正在祠堂里擦枪，看见安鸣皋回来，立刻迎上来：“怎么样？红军那边真像军师说的那样？”安鸣皋把红布掏出来，又把枫香溪的见闻一五一十讲了一遍，从贺龙的演讲到红军的战术，连战士们帮百姓挑水的细节都没落下。张羽让听得眼睛发亮，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好！这才是咱们该走的路！” 他立刻召集各坛骨干开会。祠堂里烟雾缭绕，有人举着红布信物激动得满脸通红，说要“跟着红旗走”；也有人抱着神符犹豫不决，担心“得罪神灵降灾祸”。张金银缩在角落里，哆哆嗦嗦地说：“那红布是妖物，会让咱们断子绝孙的……” “放屁！”张羽让猛地一拍桌子，震得香炉都跳了起来。他撸起袖子，胳膊上省军留下的枪伤疤痕清晰可见，“上次枫香坝要是靠你的神符，我这条命早没了！冉军师和安鸣皋都亲眼见过红军，他们说是好人就是好人！明天我带五十个弟兄去枫香溪，谁不去谁是孬种，以后别在神坛混！” 第二天一早，安鸣皋带着张羽让的队伍向枫香溪出发。山路蜿蜒，两旁的杜鹃花开得正艳，像撒了一路的胭脂。走了不到一半，迎面遇到几个背着步枪的汉子，为首的正是印江神兵首领李天保的侄子李禄渊。“我们奉天保大哥的命，去枫香溪见红军！”李禄渊笑着说，黝黑的脸上带着期待，“听说红军打仗比神兵厉害，特地去学学本事！” 安鸣皋心里乐开了花，他想起贺龙军长在枫香溪说的话：“团结起来力量大，神兵红军一条心，就能打倒反动派，让黔东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 走到半路，天空突然暗了下来，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神兵们慌忙掏出怀里的神符，想找地方避雨，可黄纸早就被雨水浸透，贴在身上软塌塌的，字迹都晕开了。安鸣皋正着急，看见几个红军通信兵冒雨赶路，怀里紧紧抱着文件包，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雨水顺着他们的帽檐往下流，衣服湿透了也毫不在意。 他跑过去帮忙挡雨，通信兵却笑着摆摆手：“不用，这是命令，再大的雨也得按时送到。”他们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泥水溅到裤腿上也浑然不觉，眼神里的坚定比任何神符都更有力量。安鸣皋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比“刀枪不入”更厉害的信念吗？ 雨停时，阳光穿过云层洒下来，远处的枫香溪山头上插满了红旗，在绿树映衬下像一片燃烧的火海。冉少波和贺龙正站在山口迎接，两人紧紧握手，爽朗的笑声顺着风飘过来，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安鸣皋突然觉得，那些红旗比神兵的黄旗更鲜艳，更能让人心里踏实。他摸了摸怀里的红布信物，加快了脚步，山路尽头的光亮越来越近了。 枫香溪的祠堂里，油灯彻夜不熄，灯芯“噼啪”爆着火星，把墙上的人影拉得很长。贺龙、夏曦和冉少波围着地图讨论，手指在德江、印江、沿河的地名上移动，不时低声交谈几句。张羽让、李天保等神兵首领坐在旁边的长凳上，听得聚精会神，连咳嗽都小心翼翼的。 当贺龙讲到“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让百姓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时，李天保猛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膝盖撞到桌腿发出闷响也没察觉。他黝黑的脸上满是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军长说的，正是我们神兵想干的！只是以前走错了路，靠神符、靠咒语，越打越惨，弟兄们死了不少……”他想起二打印江城时牺牲的李禄昌，眼圈忍不住红了。 贺龙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说：“天保同志，神符救不了百姓，咒语挡不住子弹，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才能救自己。你们神兵有勇气、熟悉地形，这是最大的优势；我们红军有战术、有主张，咱们联手起来，定能让黔东变个天！”冉少波接着说：“我已经让人把各村的神坛改成训练场，以后咱们就练红军的战术，学红军的规矩，把神兵变成真正的革命军！” 安鸣皋被冉少波派去给各村送信，召集神兵来枫香溪参加训练。他背着步枪走在山路上，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既紧张又兴奋。走到印江六井溪时，远远就听见一阵奇怪的喊叫声，走近了才发现，是“七仙女”支队在村口的空地上练“滚刺条”。 文贵弟光着脚踩在铺满荆棘的木板上，尖利的刺扎进脚掌，鲜血顺着脚趾缝流下来，染红了脚下的土地。她咬着牙，额头上全是冷汗，却硬挺着不吭声，身后的几个女神兵也一个个咬着牙往上冲。“住手！别练这个了！”安鸣皋赶紧跑过去拦住她们。 文贵弟抬起头，脸上沾着泥土和汗水，眼神却很倔强：“不练这个，怎么证明对神坛的诚心？打仗哪能不流血？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怎么报仇？”安鸣皋把枫香溪的事讲了一遍，从红军的战术讲到女战士的英勇，最后掏出红军给的绑带递给她：“红军战士也流血，但他们靠的是包扎伤口、互相救助，不是硬抗。你看这绑带，消过毒的，比神符管用多了！” 文贵弟半信半疑地接过绑带，指尖触到柔软的棉布，又看了看姐妹们流血的脚，突然把怀里的神符扔在地上，用脚狠狠踩了踩：“这破玩意儿，不如学真本事！姐妹们，跟我去枫香溪，学红军打仗！”女神兵们欢呼起来，七手八脚地解下脚上的荆棘，跟着安鸣皋向枫香溪进发。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她们身上，血迹斑斑的脚印留在身后，却像开出了一朵朵倔强的花。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回池坝，宁国学拄着拐杖，带着几个弟兄慢慢走来。他肩膀上的枪伤还没好利索，绷带渗着淡淡的血痕，每走一步都疼得皱紧眉头，却谁也不让搀扶。刚到枫香溪村口，就看见几个红军战士帮着老大娘挑水，有说有笑的样子让他愣住了——这辈子见过的队伍不少，却从没见过当兵的对百姓这么亲。 “宁老哥来了！”冉少波迎上来，扶着他往祠堂走。宁国学看着红军战士帮百姓劈柴、修屋，眼眶忍不住红了：“少波啊，我打了一辈子仗，从保长到神兵，从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以前信神，滥弯坡一仗神没显灵，弟兄们死了一堆；现在信红军，这些娃娃兵才是百姓的救星啊！”他当场让跟来的弟兄把神坛供奉的香炉砸了，换成红军送来的“打土豪分田地”标语牌，“以后这就是咱们的‘神位’！” 冉少波和红军干部一起，在杨氏宗祠办起了培训班，给神兵们上政治课。祠堂墙上，“神坛戒律”旁边贴上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纸黑字格外醒目。安鸣皋第一次听到“阶级”“革命”“苏维埃”这些新鲜词，虽然有些难懂，却明白红军说的“穷人要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斗”，跟神兵“灭丁灭粮灭捐”的初衷是一个道理，只是红军把道理讲得更清楚、更实在。 教政治课的是个戴眼镜的红军干部，说话温和却有力量。他问大家：“为什么百姓受苦？不是因为神不保佑，是因为土豪劣绅和军阀把粮食、土地都占了！”有个老神兵嘟囔：“这是命……”干部笑着摇头：“命不由天定，由咱们自己挣！红军就是帮大家挣好日子的队伍！”台下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连最固执的张金银都听得直点头。 晚上站岗时，安鸣皋看见贺龙和冉少波在月光下谈话。老樟树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像披上了一层银纱。贺龙说：“少波啊，改造神兵不容易，这些弟兄苦大仇深，有股子狠劲，但迷信思想重，得慢慢来，既要保留他们的勇气，又要破除迷信。你得多费点心。” 冉少波点点头，望着远处各村的灯火：“我打算从各坛选一批骨干，送到红军教导队培训，让他们亲眼看看红军是怎么打仗、怎么做人的，回去后再带动其他人。”安鸣皋心里一动，悄悄凑过去，小声问：“军长，军师，我能去吗？我想学真本事！” 贺龙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好小子，有上进心！明天就跟教导队走，好好学，以后当红军的通信兵！”安鸣皋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他摸了摸胸前的红星徽章——这是红军送的，冰凉的金属却让他心里暖烘烘的，比任何神符都让他安心。 省军的反扑比预想中来得更快。覃礼昆带着一个旅的兵力，气势汹汹地杀向枫香溪，沿途散布谣言说要“荡平枫香溪，剿灭红匪神兵”，还贴出告示悬赏冉少波的人头。消息传到祠堂时，冉少波正在给神兵们讲“伏击战要领”，台下立刻骚动起来。 “快请神符！让法师画‘避弹咒’！”有个老神兵慌了神，手忙脚乱地要去掏怀里的黄纸。安鸣皋“腾”地站起来，声音响亮：“军师说过，靠战术不靠神符！红军教我们的‘诱敌深入’战术，正好用来收拾他们！”他走到地图前，指着枫香溪的峡谷地形，把红军教的伏击要点说了一遍，条理清晰，连冉少波都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贺龙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兵分三路：红军主力在枫香溪峡谷设伏，占据两侧制高点；冉少波带神兵一部佯装溃败，引诱省军进入包围圈；张羽让、李天保分别带人抄后路，切断敌军的补给线和退路。安鸣皋被分到通信组，负责在各阵地间传递情报，这个任务比当年当“神坛信使”重要多了，他把红军送的信号弹紧紧揣在怀里，心里既紧张又自豪。 战斗打响那天，天刚蒙蒙亮。安鸣皋跟着冉少波的队伍出发，他们故意穿着神兵的旧衣服，举着黄旗冲锋，阵形松散得像没经过训练的农民。省军果然中计，覃礼昆在望远镜里看到这场景，不屑地冷笑：“一群送死的神棍！给我追！”他哪里知道，这些“神棍”的枪法和战术，早已在红军的训练下脱胎换骨。 “快！按预定路线撤退！”冉少波大喊着，指挥神兵们交替掩护。安鸣皋看见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窝蜂乱冲，而是按照“散兵线”展开，利用岩石、树木做掩护，边打边退，枪法精准得让省军不敢贸然追击。有个刚入坛的新兵慌了神，手忙脚乱地想掏神符，立刻被身边的老兵按住：“别丢人！学红军的样子打！神符挡不住子弹，枪法才管用！” 当省军全部进入枫香溪峡谷时，贺龙的信号枪响了——三颗红色信号弹在天空炸开，像盛开的礼花。两侧山崖上，红军和神兵一起开火，子弹像雨点般落下，滚石、手榴弹顺着山坡滚下来，砸得省军哭爹喊娘。覃礼昆这才知道中计，慌忙下令撤退，却发现后路早已被张羽让、李天保堵住，峡谷成了插翅难飞的口袋。 安鸣皋抱着步枪，按照训练的动作趴在岩石后，瞄准一个省军军官扣动扳机。随着枪响，那军官应声倒地，他心里一阵激动——这一枪没有靠任何神符，靠的是红军教的“三点一线”瞄准法。他转头望去，看见文贵弟带着“七仙女”支队，扛着红军送的步枪冲锋，她们的绑腿上还沾着泥土，却跑得比男人还快，枪法也毫不含糊，把几个想突围的省军打得缩了回去。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省军虽然装备精良，却被分割包围，成了瓮中之鳖。安鸣皋在阵地间穿梭传递情报，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他却一点也不害怕。红军教的隐蔽技巧帮了大忙，他像只灵活的小松鼠，在岩石和树林间跳跃，把敌军的动向及时送到各阵地。当看到冉少波按照红军战术，指挥神兵从侧翼包抄时，他知道胜利就在眼前了。 太阳升到头顶时，战斗终于结束了。峡谷里到处是省军的尸体和散落的武器，神兵们举着红旗欢呼，声音震得山谷都在回响。安鸣皋跟着打扫战场，他捡起一面被打穿的黄旗，布面上的符咒早已被硝烟熏黑，破烂不堪；而旁边插着的红旗虽然也有弹孔，却依旧高高飘扬，红得像燃烧的火焰。 冉少波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鸣皋，记住今天。黄旗挡不住子弹，红旗才能指引方向。真正能保护百姓的，不是神符咒语，是咱们手里的枪，是团结起来的力量。”安鸣皋用力点头，把那面残破的黄旗扔进火堆，火苗“腾”地窜起来，映红了他年轻的脸庞。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像是在为他们歌唱。 晚上庆功时，祠堂里摆满了百姓送来的饭菜，香气扑鼻。贺龙端着粗瓷碗站起来，声音洪亮：“弟兄们，今天的胜利证明，你们不是神兵，是革命的战士！从今天起，咱们一起建立黔东特区，让百姓都过上有田种、有饭吃的好日子！”冉少波也站起来，高举碗：“跟着红军闹革命，不当神棍当英雄！”神兵们齐声响应，碗沿碰撞的声音、欢呼的声音混在一起，震得油灯都在摇晃。 安鸣皋望着满天星斗，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亮堂得很。他想起刚入神坛时，以为画符念咒就能带来希望；后来跟着冉少波学战术，知道了真本事的重要；现在遇到红军，才明白真正的希望，是团结起来改变命运的信念。他从怀里掏出最后一张皱巴巴的神符，轻轻撕碎，纸片随风飘向远方，像送走了一个旧时代。 几天后，安鸣皋奉命回稳坪送信。走到村口，就看见张金银在晒谷场上教孩子们认字，黑板上用白石灰写着红军教的“打土豪分田地”，字迹歪歪扭扭却很认真。见安鸣皋回来，张金银红着脸走过来，挠着头说：“鸣皋啊，以前是我糊涂，总以为神符能救命。现在才知道，红军讲的道理，比神符实在多了。你看，这些字孩子们认得多起劲！” 安鸣皋笑了，他知道，黔东的天要变了。那些曾经靠神符寻找慰藉的百姓，正在红军的红旗指引下，慢慢挺直腰杆；那些被迷信束缚的神兵，正在变成真正的革命战士。枫香溪的星火，已经点燃了整个黔东的山林，而这团火，将越烧越旺，照亮无数穷人的路，直到把整个中国都照亮。 第二十一回 马脑山练兵 战术破围剿 枫香溪的晨雾还没散尽，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杨氏宗祠的飞檐翘角。祠堂里，往日供奉神位的香案被搬到墙角，积灰的香炉里插着的不再是香烛，而是几根标记方位的木签。取而代之的，是冉少波亲手用泥沙、石子和木板搭建的战术沙盘，沙盘里清晰地堆出黔东的山川河谷、峡谷关隘，木片削成的“军队”在他手中的树枝指挥下进退攻防，看得围观的神兵们眼睛发直，连大气都不敢喘。 “打仗不是靠念咒画符，是靠脑子和章法。”冉少波拿起一根树枝，指着沙盘上凸起的马脑山模型，“你们看这里，主峰海拔七百多米，两侧是刀削般的悬崖，只有中间一条宽不足丈的山道通往山顶，最适合打伏击。”他把几枚代表神兵的石子稳稳摆在山腰的灌木丛位置，“咱们的人藏在这儿，等敌军钻进这条峡谷，就像瓮中捉鳖，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打完就撤，让他们连人影都摸不着。” 张羽让站在沙盘边，粗糙的手指还攥着半截没烧完的黄符，符纸边角被汗水浸得发潮。他黝黑的脸上带着几分犹豫：“军师，以前咱们打仗都靠喝神水、念咒语壮胆，现在不画符不念咒，弟兄们心里空落落的，怕到时候手脚发软啊。”旁边的安鸣皋赶紧往前凑了凑，把红军教的步枪背得更直：“羽让大哥放心！红军教的‘三点射’瞄准法比神符管用多了！上次乌江渡接应红军，我一枪就打中民团的枪托，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 冉少波没接话，转身从祠堂角落拖出一捆碗口粗的圆木，木头上还沾着晨露和泥土。“谁能把这木头扔过院墙？”他拍了拍圆木，沉声道。几个年轻神兵立刻摩拳擦掌，最壮实的张金煌捋起袖子，憋得满脸通红，抱着圆木猛地发力，木头却只晃晃悠悠飞出丈远，“咚”地砸在地上。冉少波笑着拿起一根粗麻绳，灵巧地把三根圆木捆成三角形：“试试这个。”张金煌半信半疑地抱起捆好的圆木，这次没费多少力气，圆木竟稳稳飞过了丈高的院墙，引得众人一阵惊呼。 “这就是战术的道理。”冉少波解开绳子，圆木散落在地发出沉闷的响声，“一根木头扔不远，捆在一起就有了合力。打仗也一样，分散着是一盘散沙，抱团配合才能赢。”他朝身后挥挥手，两个神兵立刻搬来梯子，把神坛墙上贴着的“刀枪不入”符咒一张张揭下来，露出斑驳的墙面。冉少波接过红军送来的《步兵操典》，用图钉把册子钉在墙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新神符’，照着上面的法子练，保准比黄纸符咒管用。” 训练刚开始的那几天，老神兵们闹出不少笑话。张金银总偷偷在怀里藏着桃木剑和朱砂，夜里还躲在角落里偷偷画符，被安鸣皋撞见时，他红着脸辩解：“没法器心里不踏实，留着防身。”有次冲锋训练，几个老兵习惯性跪地念起“天灵灵地灵灵”，被冉少波的马鞭抽在旁边的地上，尘土溅了他们一脸：“起来！子弹不认神佛，念咒救不了命！”最让人头疼的是队列训练，神兵们自由散漫惯了，走队列时东倒西歪，有人顺拐，有人掉队，气得冉少波让他们顶着石头站军姿，一站就是两个时辰。 转机出现在第一次实弹演练那天。冉少波把二十个神兵分成两组，一组按老办法举着黄旗冲锋，一组用他教的“散兵线”战术交替掩护推进。结果“散兵线”组依托树木掩护，只用三颗子弹就“消灭”了对方全部人员，而冲锋组刚冲一半就被“全灭”。张金银被模拟弹（包着布的石子）砸中胳膊，疼得龇牙咧嘴，却摸着伤口嘿嘿笑：“军师，这新法子真比神符灵！我总算明白为啥以前冲得越猛死得越快了！” 晚上，祠堂里点起油灯，冉少波在地上用树枝画战术图，给神兵们讲“诱敌深入”的要领。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恍惚间像回到了黄埔军校的课堂，他正在给学弟们讲解伏击战案例。“敌军来势汹汹的时候，咱们不能硬碰硬。”他在地上画了个圈当陷阱，“要假装打不过，把他们引到咱们熟悉的地形里。就像把狼引进陷阱，关起门来打狗，保管事半功倍。” 安鸣皋蹲在旁边，用木炭在笔记本上画着战术示意图，突然抬头问：“军师，要是敌军不上当咋办？他们要是绕路走呢？”冉少波笑着拍了拍他的头，掌心的老茧蹭得安鸣皋脖子发痒：“所以要留诱饵。比如故意丢下几支破枪、几袋粮食，让他们以为咱们仓皇逃窜，放松警惕。”他望向窗外黑黢黢的马脑山轮廓，眼神发亮，“那里的地形，就是咱们最好的天然陷阱。” 几天后，去德江城侦查的探子连滚带爬跑回来，裤腿上还沾着泥和血：“不好了！覃礼昆派了一个营的省军来‘清剿’枫香溪，说要把咱们一网打尽！”神兵们顿时炸开了锅，有人手忙脚乱想去请神坛法师，却被张羽让一把按住：“慌啥？军师教的战术白学了？按规矩打，保准赢！”冉少波走到沙盘前，手指重重一点马脑山模型：“就在这儿，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厉害，也让弟兄们亲眼看看，战术比神符强多少！” 马脑山的晨雾浓得像化不开的牛奶，把蜿蜒的山路裹得严严实实。安鸣皋趴在悬崖边的灌木丛里，露水打湿了他的粗布短褂，冰凉的寒意顺着脊梁骨往上爬。他手指扣着岩石的缝隙，指甲缝里嵌进泥土，却浑然不觉，嘴里叼着根青草——这是红军教的伪装技巧，既能避免说话惊动敌人，又能判断风向。身旁的张羽让握着缴获的驳壳枪，枪膛里压满了子弹，呼吸放得又轻又缓，眼神警惕地盯着山下的路口，睫毛上凝结的露珠顺着脸颊滑落。 按照冉少波的部署，神兵们分成了三队：张金殿带三十人在山脚伪装溃逃，负责引诱敌军上山；张羽让和安鸣皋带五十人在山腰设伏，占据两侧有利地形，负责截断敌军退路；冉少波自己带主力一百人在山顶待命，等敌军全部进入包围圈就往下砸滚木和手榴弹。祠堂里的沙盘推演了不下十次，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位置、任务和信号记熟了，连撤退路线都演练了三遍。 “来了！”安鸣皋压低声音，用胳膊肘碰了碰张羽让。山下的雾中慢慢浮现出省军的影子，钢盔在雾气中闪着冷光，像一群移动的幽灵。他们走得小心翼翼，机枪手不时对着两侧树林盲目扫射，子弹打在树干上溅起木屑，“嗖嗖”的破空声在山谷里回荡。领头的军官举着望远镜四处观察，突然手指指向远处——张金殿他们正“慌慌张张”地往山上跑，故意丢下几顶草帽、几支旧步枪，甚至还有一袋没扎紧的玉米面，黄色的粉末撒了一路。 “追！别让共匪跑了！”省军军官的喊声穿透雾气，带着傲慢的得意。队伍立刻加快了速度，士兵们嘴里骂骂咧咧：“一群神棍还想跑？等抓住了扒你们的皮！”他们根本没察觉，悬崖上几十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像等待猎物的豹子。安鸣皋看见省军的尖兵走进了预设的伏击圈，手心忍不住冒汗，悄悄拉开了手榴弹的保险栓，铁环“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山林里格外清晰。 张羽让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示意稍等。按照战术安排，要等敌军主力全部进入峡谷才能动手，现在还不是时候。他看着省军像长蛇一样钻进山谷，心里默念着冉少波的话：“沉住气，打仗最关键的是耐心，谁先忍不住谁就输了。”雾气渐渐散去，阳光像利剑般穿过树林洒下来，照亮了省军背上的枪支弹药和腰间的子弹带——这些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的战利品。 当最后一个省军士兵的脚迈进峡谷时，冉少波的信号枪响了。“砰！”清脆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带着穿透力的回音久久不散。安鸣皋立刻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手臂划出一道弧线，几十颗手榴弹像黑鸟一样从两侧山崖飞进敌群。“轰轰轰！”密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而起，省军瞬间被浓烟和碎石笼罩，惨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 “打！”张羽让大喊着扣动扳机，子弹精准地打中一个正在架设机枪的省军士兵。山腰的神兵们同时开火，子弹从两侧的树林里射出来，形成交叉火力网，省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想往回跑却被火力死死压制在峡谷里。安鸣皋趴在岩石后，透过瞄准镜看见一个省军军官举着指挥刀大喊“突围”，刚想瞄准射击，那军官就被山上滚下来的圆木狠狠砸中，惨叫着消失在烟雾中，指挥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省军毕竟受过正规训练，短暂的混乱后很快组织起反击。重机枪对着两侧山林疯狂扫射，子弹嗖嗖地从安鸣皋头顶飞过，打在岩石上迸出火花。他按照冉少波教的“三点射”要领，屏住呼吸，瞄准一个暴露在石头后的省军士兵，轻轻扣动扳机，那士兵应声倒下。“好枪法！”张羽让在旁边赞道，自己也抬手一枪，击倒了另一个正想投掷手榴弹的敌人。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峡谷里硝烟弥漫，能见度越来越低。省军几次想冲出峡谷，都被神兵们用交叉火力压了回去。安鸣皋猫着腰在阵地间穿梭，传递冉少波的命令：“左边加强火力！省军想从那边突围，别让他们靠近悬崖！”他跑过一处灌木丛时，看见张金殿带着人从侧面杀回来，神兵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窝蜂乱冲，而是两人一组互相掩护着推进，交替射击、换弹，这都是连日训练的功劳。 突然，省军的迫击炮开始轰炸。炮弹呼啸着飞来，落在山上炸开，碎石和泥土像雨点般飞溅。安鸣皋赶紧趴在地上，一块滚烫的弹片擦着他的耳朵飞过，火辣辣的疼，血珠立刻渗了出来。“别怕！按预定路线转移到第二阵地！”张羽让拉着他的胳膊往侧面跑，这是冉少波早就规划好的备用阵地，能避开迫击炮的轰炸范围。 刚跑到新位置，安鸣皋就看见省军趁着轰炸的间隙冲出了峡谷，正往山顶方向攀爬。他急得大喊：“他们要跑了！快拦住他们！”话音刚落，山顶突然传来震天的呐喊声，冉少波带着主力冲了下来，手里的大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神兵们像下山的猛虎，从两侧山坡俯冲而下，把省军又硬生生逼回了峡谷。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神兵们的喊声在山谷里回荡，带着胜利的气势。省军见前后无路可逃，抵抗的意志瞬间瓦解，纷纷扔下武器举起手来。安鸣皋数着被押过来的俘虏，发现竟有一百多人，还缴获了两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和几十支步枪，子弹更是堆成了小山。张金殿扛着缴获的重机枪，笑得合不拢嘴，机枪的枪管还带着余温：“他娘的！这玩意儿比神符厉害多了！早用这家伙，咱们也不用死那么多弟兄！” 夕阳把马脑山染成了温暖的金色，霞光透过树林洒在山路上，拉长了神兵们押着俘虏返程的身影。路上，不知是谁先唱起了新编的歌谣：“马脑山，设埋伏，省军进来就迷路；手榴弹，滚下山，打得敌人喊爹娘……”歌声越来越响，引得俘虏们纷纷侧目。安鸣皋背着缴获的步枪，枪托还带着省军士兵的体温，心里比当年第一次喝神水时还痛快，耳朵上的伤口似乎都不疼了。 回到枫香溪，村口早就挤满了迎接的百姓，老人孩子们捧着热茶和干粮，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住在祠堂隔壁的王大娘拉着安鸣皋的手，粗糙的手指摸着他耳朵上的纱布直掉泪：“好孩子，没伤着骨头吧？以前你们每次去打仗，我都要去土地庙烧香磕头，现在看你们打得这么利落，比求神拜佛还灵验！” 祠堂里燃起了熊熊篝火，火光映得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冉少波让大家围坐在一起，把缴获的武器摆在中间，准备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今天这仗为啥能赢？”他开门见山问道。张羽让第一个抢着说：“因为咱们按军师教的战术打，不硬拼，先把敌人引进来再动手！”安鸣皋赶紧补充道：“还有互相配合！转移及时！省军的迫击炮根本炸不着咱们！” 冉少波点点头，又问：“那以前为啥总打败仗？”热闹的祠堂瞬间安静下来，连篝火“噼啪”的燃烧声都清晰可闻。张金银搓着粗糙的手，红着脸说：“以前光靠神符壮胆，不知道躲子弹，一股脑往前冲，成了活靶子……”刚从印江赶来的李天保叹了口气：“是啊，二打印江城的时候，要是早懂这些战术，我弟弟禄昌就不会牺牲了，那么多弟兄也不会白死……” 冉少波站起身，走到缴获的武器中间，从步枪到机枪，再到迫击炮，琳琅满目。“这些才是咱们真正的‘护身符’。”他拿起一支步枪，拉动枪栓，清脆的“咔嚓”声让大家都安静下来，“这枪能打死人，不是因为神符保佑，是因为里面有子弹；咱们今天能打胜仗，不是因为神灵显灵，是因为咱们用对了战术，弟兄们团结一心。” 他朝张羽让使了个眼色，张羽让立刻让人把神兵们怀里藏的神符、桃木剑、朱砂袋都收了上来，堆在篝火边。“这些东西留着没用了。”冉少波看着那堆黄纸符咒，语气坚定，“以后咱们靠本事吃饭，不靠迷信。要想活命，要想打胜仗，就得练枪法、学战术、懂配合。”张金银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掏出陪伴多年的桃木剑，咬咬牙扔进了火里，火苗“腾”地窜了起来，映红了他的脸。其他神兵也纷纷把神符、法器扔进火里，火光跳跃着，像一个个新生的希望在燃烧。 晚上，安鸣皋趴在桌子上给红军通讯员写战报，把马脑山的战斗经过、缴获物资、俘虏数量写得清清楚楚。他想起刚入神坛时，自己只会画符念咒，连字都认不全，现在却能写战报、懂战术、用步枪，忍不住笑了起来。红军通讯员凑过来看了看，拍着他的肩膀说：“鸣皋，你现在越来越像个真正的红军战士了！这战报写得比咱们有些老兵都清楚！” 另一边，冉少波在油灯下给贺龙写报告，汇报战术训练的成果和神兵们的转变。他写道：“神兵弟兄们虽出身农民，文化不高，但勇敢善战，苦大仇深。只要加以耐心训练，破除迷信思想，就能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为建立黔东根据地贡献力量……”月光透过窗户照在纸上，“革命”两个字被灯光映得格外清晰。 突然，外面传来争吵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安鸣皋放下笔出去一看，原来是几个老神兵在祠堂后面偷偷烧香，被巡逻的张羽让撞见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信这个！白天的胜仗白打了？”张羽让气得发抖，指着地上的香炉。老神兵们低着头，嘟囔着：“求个心安嘛……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哪能说改就改……”冉少波走过来，没有发火，只是蹲下身看着香炉里的残香：“要心安，就把战术练熟，把枪握紧，这比啥都管用。子弹来了，神佛可不会替你们挡。” 他让安鸣皋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写在墙上，一条一条给大家讲解。“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冉少波指着墙上的字，“这比神坛的戒律更实在，也更管用。咱们是为百姓打仗的队伍，就得对百姓好，百姓才会支持咱们。”神兵们听得认真，有人还拿出树枝在地上跟着比划，嘴里念叨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几天后，冉少波在祠堂办起了扫盲班，自己当老师教大家认字。祠堂成了课堂，墙上用木炭写满了字，从“红军”“战术”到“团结”“胜利”，冉少波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大家念、写。安鸣皋学得最快，不仅自己能熟练读写，还帮着教其他弟兄。张金银拿着树枝在地上画“战”字，画了半天还是歪歪扭扭，急得满头大汗，嘴里却反复念叨：“战-术，打-胜-仗……学会了这个，以后就能少死人。” 有天晚上，安鸣皋站岗时，看见冉少波独自坐在山坡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山风吹起他的衣角，月光洒在他身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银霜。安鸣皋悄悄走过去，听见冉少波在小声念叨：“老师，您看，我终于把他们带上正路了……这些受苦人，本就该用正确的法子抗争……”安鸣皋知道，冉少波又在想黄埔军校的老师了，那些教他军事理论、革命道理的前辈们。 “军师，咱们以后还会打更多胜仗吧？”安鸣皋忍不住问，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冉少波转过头，眼神在月光下格外坚定：“会的。只要咱们坚持用战术，弟兄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打不赢的仗。”他指着马脑山的方向，那里的轮廓在夜色中依稀可见，“今天的胜利只是开始，更大的战斗还在等着咱们，但咱们有底气了。” 月光下，枫香溪的灯火像散落的星星，点缀在黑黢黢的山村里。祠堂墙上“战术胜迷信”几个大字，在风中微微颤动，却异常醒目。安鸣皋望着那些灯火，心里突然亮堂起来：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那些曾经靠神符寻找希望的神兵，正在蜕变成真正的战士，而马脑山的胜利，只是他们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马脑山大捷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顺着乌江的流水、山间的小路传遍了黔东的村村寨寨。百姓们茶余饭后都在议论：“稳坪的神兵不一样了！不靠画符念咒，靠军师教的法子就打赢了省军，还缴了两挺机枪呢！”不少地方的神兵首领都派人来枫香溪取经，想学习冉少波的战术，连以前对“新法子”嗤之以鼻的老坛主都动了心。 这天清晨，印江的李天保带着几个核心弟兄来了。刚到枫香溪村口，就听见整齐的口号声：“一二一！一二一！”只见神兵们在空地上练队列，步伐整齐，口号响亮，每个人腰杆都挺得笔直，完全没有以前的散漫样子。李天保眼睛一亮，拉着迎接他的冉少波说：“少波兄，你们这队伍练得真精神！跟以前简直是两回事！”冉少波笑着把他请到祠堂，特意把战术沙盘摆出来，给他详细讲马脑山的伏击战术。 “以前我总以为人多就厉害，每次打仗都带着弟兄们硬攻，结果吃了大亏。”李天保看着沙盘上的兵力部署，满脸懊悔，“二打印江城的时候，要是早懂你这‘诱敌深入’的法子，也不会惨败，我弟弟禄昌也不会白白牺牲了。”冉少波拿起树枝，在沙盘上演示印江地形的伏击方案：“印江的地形比德江更复杂，山林多、峡谷密，更适合打游击。下次你们可以试试在甲山设伏，那里的狭长山谷是天然的口袋阵。” 安鸣皋给他们端来茶水，刚进门就听见李天保的弟兄李禄渊小声问：“真的不用画符念咒？就靠这些木头石子摆阵？”张羽让正好走进来，听见这话拍着胸脯说：“当然！上次马脑山我一枪打倒一个省军军官，啥符咒都没带，全靠军师教的瞄准法子！”他拿起墙角的步枪，当场演示“三点射”的瞄准方法，手指如何扣扳机、身体如何稳住，引得李禄渊等人啧啧称奇，连忙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下来。 临走时，李天保紧紧握着冉少波的手说：“少波兄，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回去我就按你的法子训练弟兄们，以后咱们东西呼应，联手打省军！”冉少波点点头，眼神郑重：“团结起来力量大，咱们都是为黔东百姓打仗，就得拧成一股绳，一起为穷人打天下！”安鸣皋站在旁边，看着他们紧握的双手，心里明白红军说的“统一战线”正在变成现实，这些曾经各自为战的神兵，正在走向联合。 没过几天，沿河的神兵也派人来了，为首的是白石溪的张泽生。他们还带来了缴获的十多支民团步枪，想换冉少波的战术指导。冉少波毫不保留，把伏击、转移、配合的要领都教给了他们，从如何选择阵地、如何传递信号，到如何交替掩护、如何打扫战场，连撤退时要留下后卫的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安鸣皋在旁边做笔记，发现冉少波讲的战术，比马脑山时又丰富了不少，还加入了红军教的“声东击西”“集中优势兵力”等新方法。 随着越来越多的神兵来学习，枫香溪成了黔东革命的中心。冉少波趁机扩大训练规模，把祠堂旁边的空地改成了正规训练场，用石灰画出队列线、射击位，每天天不亮就能听见“一二一”的口号声和“砰砰”的枪声。红军派来的教官也常来帮忙，教大家刺杀技巧、投弹要领和侦察方法，有时候还会组织实战演练，让弟兄们在模拟战场中熟悉战术。 安鸣皋因为识文断字、脑子灵活，被冉少波任命为通讯员，专门负责往返于各村神坛之间，传递战术笔记和消息。有次路过印江六井溪，刚走到村口就被一群姑娘拦住了，为首的正是“七仙女”支队的文贵弟。她手里握着一把步枪，枪身还带着新漆的味道：“鸣皋，快教教我们‘三点射’！听说你枪法准得很！”安鸣皋被她们围在中间，只好把冉少波教的瞄准、呼吸、扣扳机的要领都教给她们，看着女神兵们趴在地上认真练习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她们的眼神里，有和男兵一样的坚定和渴望。 这天午后，去德江方向侦查的探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带来一个紧急消息：“覃礼昆恼羞成怒，又派了两个营的省军来报复，扬言要‘血洗枫香溪，踏平马脑山’！”神兵们听到消息，不但没有慌乱，反而个个摩拳擦掌：“正好试试新学的战术！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冉少波走到沙盘前，召集各队首领研究部署，这次他要打个更大的伏击，让省军再也不敢轻易来犯。 战斗在沙子坡打响。冉少波指挥各地赶来的神兵联合作战，先是让沿河的弟兄在左侧山林佯装主力，吸引省军注意力，然后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把敌军主力引到预设的包围圈。安鸣皋负责在各阵地间传递信号，他在山林间跑得飞快，像一只灵活的小鹿，裤腿被树枝划破了也顾不上。当他把冉少波的命令传到右翼时，看见李天保带着印江神兵已经就位，每个人都隐蔽在预设位置，眼神专注地盯着敌军方向——他们终于学会了“耐心等待”。 当信号枪响时，四面八方的神兵一起开火，子弹、手榴弹、滚石从各个方向落下，省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安鸣皋站在山腰，看见张羽让带着弟兄们从右侧包抄，动作干净利落；文贵弟的“七仙女”支队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大战斗，却毫不怯场，精准的射击压制得省军抬不起头。没等省军组织起有效反击，神兵们已经发起了冲锋，喊杀声震得山谷都在回响。 省军很快就溃败了，仓皇往德江城方向逃窜，连重武器都顾不上带走。这次胜利让神兵们的信心更足了，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战术胜迷信”不是空话，是能救命、能打胜仗的真理。张金银成了训练最刻苦的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枪法，趴在地上瞄准一趴就是一个时辰，还总缠着安鸣皋问战术问题：“鸣皋，你说下次要是在河边打仗，该咋设伏？水战有啥讲究不？”他摸着自己的步枪，感慨道：“以前我总觉得神符能保命，现在才知道，本事学到手才最靠谱。” 冉少波见时机成熟，在枫香溪召开了黔东各地神坛首领会议。祠堂里挤满了人，德江、印江、沿河、思南等地的首领都来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待。冉少波站在台上，声音洪亮：“今天召集大家，是要宣布一件大事——咱们成立‘黔东神兵联合纵队’，统一指挥各地神兵！”台下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连最保守的老首领都点头赞同。 “以后咱们不再各自为战，要互通消息、互相配合，用战术打胜仗。”冉少波指着墙上的地图，上面用红笔标出了各地的地形和要道，“红军在枫香溪建立了根据地，给咱们指明了方向。咱们要配合红军，保卫家园，打土豪、分田地，让黔东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安鸣皋站在台下，看着墙上的红军红旗和新制作的联合纵队旗帜并排挂着，心里充满了自豪。他想起刚入神坛时，自己以为黄纸神符能带来希望；后来跟着冉少波学战术，知道了真本事的重要；现在遇到红军，才明白真正的希望是团结，是知识，是正确的方向。 第二十二回 新洲俘敌酋 枪缴一百五 枫香溪的蝉鸣刚起，晨雾还没散尽，安鸣皋就揣着一封缠在竹节里的密信钻进了密林。竹节是红军通讯员特意挑选的楠竹，竹壁厚实，被掏空的内腔刚好藏下卷成细条的情报。他用粗布将竹节裹了三层，塞进贴身的布袋里，布袋边角还沾着上次传递消息时留下的泥渍。 密信来自新洲镇的地下联络人——以货郎身份为掩护的老秦。信中写道：黔军副师长黎军带着一个加强营驻守新洲，兵力约五百人，配备重机枪四挺、迫击炮两门，正四处抓壮丁修炮楼、抢粮食充军饷，打算秋收后联合周边民团“清剿”枫香溪根据地。安鸣皋的小腿被草叶锯齿划破，渗出血珠，晨露打湿的裤脚贴在皮肤上冰凉刺骨，但他不敢放慢脚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太阳升起前必须把情报送到冉少波手里。 穿过三道山梁，杨氏宗祠的飞檐终于出现在密林尽头。冉少波正在祠堂天井的沙盘前研究地形，沙盘里用朱砂标出的新洲镇轮廓清晰可见。见安鸣皋气喘吁吁地闯进来，他立刻放下手中的树枝，接过那截还带着体温的青竹。小刀剖开竹节的瞬间，一股淡淡的桐油味飘出——那是老秦用来防潮的法子。 油纸包裹的手绘地图摊开在沙盘旁，泛黄的麻纸上用炭笔密密麻麻标注着敌军布防：镇口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三层炮楼，炮楼间拉着铁丝网；十字街北侧的粮仓驻着机枪连，四个机枪阵地呈“品”字形分布；黎军的指挥部设在地主胡敬之的大宅里，宅院四周是两丈高的青砖院墙，四角各有一座岗楼，正门和后门各有一个班的卫兵值守。 “这黎军是个硬茬。”冉少波手指在地图上的指挥部位置敲了敲，指节因用力而泛白，“黄埔四期毕业，跟着王家烈打了六年仗，最擅长摆‘梅花阵’——主力部队居中驻守核心区域，四面布防形成犄角，任何一处遇袭，其他据点能在一刻钟内增援。”他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张羽让，晨光透过窗棂照在他脸上，映出刀疤般的皱纹，“上次马脑山咱们打了个伏击，这次得换个法子，新洲镇地形开阔，硬攻肯定吃亏。” 张羽让摸着下巴上刚冒出的胡茬，粗硬的胡须扎得手心发痒：“要不咱们还像马脑山那样，诈败诱敌把他们引进山沟？”冉少波摇摇头，拿起树枝在沙盘上画出新洲周边的地形：“黎军老奸巨猾，吃过伏击的亏，绝不会轻易离开据点。咱们得‘引蛇出洞’，先调走他的主力，再‘关门打狗’端掉指挥部。”他让安鸣皋快去请红军教官徐承鹏，几人围着沙盘研究到深夜，油灯燃尽了三盏，铜灯盏里的灯油添了两次，终于定下分四路行动的计策。 第二天拂晓，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张金殿就带着三十个神兵出发了。他们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头上裹着褪色的黄巾，举着几面破破烂烂的黄旗，假装去新洲镇外围的张家坳抢地主粮仓。走到半路，张金殿故意让队伍散开，嘻嘻哈哈地在田埂上摘玉米，故意让巡逻的黔军哨探发现。 “弟兄们，快跑啊！神兵来抢粮了！”张金殿大喊着，带头往山林里跑，故意把步伐迈得踉踉跄跄。身后的神兵们配合着大喊大叫，慌慌张张地“逃窜”，还“不小心”丢下两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和几袋红薯——这是冉少波特意准备的“诱饵”，既显得狼狈，又不至于让敌军起疑。 果然，傍晚时分安鸣皋就从潜伏哨那里带回了消息：黎军派了一个连去张家坳“清剿”，带队的是他最信任的副手刘营长，还放话说“三天内踏平所有神坛，把这些神棍赶尽杀绝”。冉少波站在沙盘前冷笑，眼神像鹰隼般锐利：“鱼儿上钩了。”他立刻召集队伍，在祠堂里点起马灯，用树枝在地上画出作战部署： “张金殿带一队继续佯攻，把刘营长的队伍往落马坡引，记住要打得‘狼狈’点，但不能真吃亏；张羽让率主力埋伏在落马坡峡谷两侧，等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就动手，务必截断他们的退路；安鸣皋带通讯组在三个山头设立信号站，用信号弹传递消息；我自己带一支精锐绕到新洲镇后，伺机端掉黎军的指挥部。” 出发前，冉少波让人把裁好的黄纸分发给每个神兵，纸上用炭笔绘着新洲镇的简易地图和行动暗号：三角形代表集合点，圆圈代表危险区域，三道横线代表撤退信号。“记住，听信号枪响再动手，不许擅自冲锋，不许恋战。”他指着地图上用白石灰标出的红圈，“落马坡的崖壁上画着白记号，那是咱们的伏击位，千万别认错。”张金银摸着怀里刚领到的步枪，把黄纸小心翼翼地折成小块，揣进贴身的布袋里，布袋里还残留着以前神符的纸灰味：“军师放心，这次绝不再念咒，按你说的战术打！” 落马坡的峡谷像被巨斧劈开的裂缝，两侧山崖陡峭如刀削，最高处有十余丈，中间的土路仅容两匹马并行，路两旁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和荆棘。张羽让带着八十个神兵埋伏在崖上的灌木丛里，每个人都用新鲜树枝伪装了身体，连枪管都裹着绿布条，枪管下还垫着软布，防止碰撞发出声响。 太阳升到头顶时，远处传来“哒哒”的马蹄声，尘土飞扬中，黔军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进了峡谷。领头的刘营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马背上铺着猩红的坐垫，他穿着笔挺的军装，腰间挂着镶银的指挥刀，得意洋洋地哼着小曲，时不时用马鞭抽打路边的野草，根本没注意两侧山崖上隐藏的杀机。 队伍中间还押着几个被抓的村民，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抱着孩子的妇女，哭喊声在峡谷里回荡。张羽让握紧了手中的步枪，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想起三年前被抓壮丁的弟弟，就是在反抗黔军劫掠时被活活打死，尸体扔在乱葬岗喂了野狗。 “哥，你看他们还押着人！”旁边的张金银低声说，牙齿咬得咯咯响。张羽让按住他的肩膀，摇摇头示意稍安勿躁，眼睛死死盯着峡谷入口，等着最后一个黔军走进伏击圈。 安鸣皋趴在东侧山头的巨石后，手里握着信号枪，手指扣在扳机上。当最后一个黔军士兵的草鞋踏进峡谷时，他深吸一口气，扣动扳机。“砰砰砰”三发红色信号弹在天空炸开，像三朵盛开的血花，在蓝天下格外醒目。 “打！”张羽让大喊一声，声音在峡谷里回荡。几十颗手榴弹立刻从两侧山崖飞进敌群，黑色的弹体在空中划出弧线，“轰轰轰”的爆炸声接连响起，火光冲天而起，碎石和泥土像雨点般落下。两侧的神兵同时开火，子弹“嗖嗖”地从树林里射出来，形成交叉火力网，黔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哭喊声、惨叫声、枪声混在一起，震耳欲聋。 刘营长还算镇定，从马背上摔下来后立刻翻滚到石头后，抽出指挥刀大喊：“不要乱！机枪手抢占路边巨石！给我反击！”两个机枪手连忙拖着机枪想找掩护，但他们没料到，冉少波早就安排了神枪手盯着机枪位。安鸣皋趴在崖边，透过步枪的准星瞄准一个正架设机枪的士兵，屏住呼吸，轻轻扣动扳机，那士兵应声倒下，机枪“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好枪法！”旁边的老兵安明全赞道，自己也抬手一枪，打中另一个机枪手的胳膊。安鸣皋没说话，迅速转移位置，寻找下一个目标——他牢记冉少波教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绝不给敌人瞄准的机会。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黔军毕竟装备精良，很快调整阵型，依托石头和树木还击，子弹“嗖嗖”地从神兵们头顶飞过，打在岩石上迸出火花。张羽让见敌军想往峡谷外突围，立刻对身后大喊：“推滚木！” 早已准备好的神兵们立刻扳动机关，几百根裹着铁皮的圆木顺着山坡滚下来，“轰隆隆”的响声震得山崖都在颤抖。圆木在狭窄的峡谷里互相碰撞，速度越来越快，砸得黔军哭爹喊娘，阵型瞬间大乱，不少人被圆木撞得飞起来，惨叫声此起彼伏。 “冲！”张羽让带头跳下山崖，手里挥舞着大刀。神兵们像猛虎下山般扑向敌军，有的用步枪射击，有的挥舞大刀劈砍，还有的用石头砸向敌人。张羽让一刀劈开一个黔军士兵的枪托，顺势一脚将他踹倒在地，大喊：“缴枪不杀！” 刘营长见势不妙，想爬上一匹受惊的马逃跑，刚翻身上马就被张羽让一枪打中马腿。马“唏律律”地嘶鸣着直立起来，把他甩在地上，摔了个狗啃泥。张羽让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枪口指着他的脑袋：“刘营长，你被捕了！”刘营长看着围上来的神兵，吓得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颤抖着举起了手。这是神兵们第一次俘虏敌军军官，每个人都激动得满脸通红，有人忍不住欢呼起来。 打扫战场时，张羽让让人清点伤亡，发现神兵们只牺牲了三人，伤了五人，而黔军被打死打伤八十多人，还有三十多人被俘虏。“这下发大财了！”张金银指着黔军的马背上驮着的弹药箱，兴奋地大喊。马背上不仅有弹药，还有几箱银元，闪着银白色的光。 张羽让却皱起眉头，他在刘营长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刘营长亲启”，里面的信纸上用毛笔写着：“明日午时押送粮草赴新洲，约十车，需派兵接应，黎。”他立刻让安鸣皋把信送给冉少波，自己则带着队伍押着俘虏、推着缴获的弹药往根据地转移，临走前还不忘把被押的村民解救出来，让他们回家。 安鸣皋在半路的岔路口遇到了冉少波，把信递了过去。冉少波看完眼睛一亮，拍着大腿说：“真是天助我们！”他立刻改变计划，让传令兵通知张羽让：“把俘虏藏在山洞里，派专人看守，带主力去新洲镇北的黑风口截击粮草队，务必夺下粮食！”然后对身边的精锐神兵说：“咱们加快速度，趁黎军没发现，端掉他的指挥部，活捉黎军！” “这叫一箭双雕，既夺了粮草，又能活捉黎军！”冉少波拍着安鸣皋的肩膀，掌心的老茧蹭得他脖子发痒，“快去通知张金殿，让他继续在张家坳佯攻，制造主力还在那里的假象，别让黎军起疑心。” 新洲镇的夜色像浓墨般浓稠，只有地主胡敬之的大宅还亮着灯，窗户里透出昏黄的光，隐约传来麻将声和女人的笑声。冉少波带着二十个精锐神兵，借着月光摸到围墙外，每个人都穿着黑衣，脚步轻得像猫。 胡家大宅的院墙是用青砖砌成的，高达两丈，墙头还插着碎玻璃。冉少波让两个擅长攀爬的神兵搭人梯上墙，他们是以前在山里采药的猎户，身手敏捷得像猴子。两人踩着同伴的肩膀爬上墙头，抽出匕首悄悄解决了门房的哨兵，哨兵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 大门被轻轻打开，神兵们鱼贯而入，分成三路：一路由安明全带领，控制院门和后门，防止敌人逃跑；一路由张金煌带领，解决厢房的卫兵；冉少波自己带着五个人直扑正厅——根据情报，黎军正在那里喝酒作乐。 正厅里灯火通明，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酒杯里的酒还冒着热气。黎军穿着丝绸马褂，搂着一个打扮妖娆的姨太，手里拿着麻将牌，醉醺醺地大笑：“还是新洲的娘们够味！等清剿了那些神棍，老子就在这儿多住几天！” “砰”的一声，房门被踹开，冉少波举着枪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五个神兵，枪口齐刷刷地对准屋里的人：“黎军，你被捕了！” 黎军吓得酒都醒了大半，手忙脚乱地想去摸腰间的枪，却被神兵按住。他挣扎着大喊：“你们敢抓我？我是黔军副师长！王家烈司令不会放过你们！”冉少波冷笑一声，走上前一巴掌打在他脸上：“老百姓早就受够了你们的欺压，抢粮食、抓壮丁、烧房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他示意神兵把黎军捆起来，用破布堵住他的嘴，然后开始搜查房间。安明全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上锁的木箱，撬开后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还有几杆新式步枪和一盒子弹。“这老小子真够肥的！”安明全骂道，把珠宝倒在桌上，珠光宝气晃得人睁不开眼。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砰砰”的枪声和喊叫声——原来是厢房的卫兵发现了异常，想冲进来救黎军。冉少波让神兵们用桌椅堵住大门，自己带着几个人押着黎军从后窗突围。后窗外面是一条狭窄的小巷，月光下，黎军的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像催命的鼓点，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快到镇口时，突然遇到一队巡逻兵，手电筒的光柱晃来晃去。“谁在那儿？”巡逻兵大喊着举起枪。冉少波当机立断，对身边的神兵说：“开火吸引他们！”然后带着两个人押着黎军钻进旁边的暗沟。 枪声立刻响起，巡逻兵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暗沟里又黑又臭，污水没过脚踝，黎军吓得浑身发抖，几次想挣扎都被神兵按住。安鸣皋在暗沟另一头接应他们，手里拿着火把，火光在黑暗中摇曳。几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新洲镇，直到看见落马坡方向的火光才松了口气——那是张羽让他们发出的联络信号。 与此同时，张羽让在黑风口截击粮草队时遇到了麻烦。押送粮草的黔军比预想的多，足有两个连，还带着两门迫击炮，在开阔地带架起炮就往神兵埋伏的树林里轰。“轰！轰！”炮弹落在树林里炸开，树枝和泥土飞溅，几个神兵被炮弹的气浪掀倒。 张羽让按照冉少波教的“分散战术”，对身边的神兵大喊：“化整为零！两人一组！利用地形打游击！”神兵们立刻散开，躲在石头后、大树后放冷枪，扔完手榴弹就转移，绝不恋战。他们熟悉地形，像山里的猴子一样灵活，把黔军拖得筋疲力尽，却始终找不到神兵主力。 战斗持续到后半夜，黔军见粮草车被烧了大半，援军迟迟不到，士气越来越低落。张羽让见时机成熟，大喊一声：“冲锋！”神兵们从四面八方冲出来，喊杀声震耳欲聋。黔军本来就疲惫不堪，见神兵们像从天而降一样，吓得转身就跑，连迫击炮都顾不上带走。 张羽让清点战果，缴获了十车粮食、两门迫击炮、一百多支步枪和五千多发子弹，还解救了被押的二十多个村民。当他带着队伍回到枫香溪时，冉少波已经押着黎军在祠堂等着了，两人见面相视一笑，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晨曦透过祠堂的窗棂照进来，金色的阳光落在缴获的武器上，闪着耀眼的光芒。黎军被捆在柱子上，低着头不敢看人，丝绸马褂上沾满了泥污，再也没有昨晚的嚣张气焰。神兵们围在冉少波身边，听他讲述活捉黎军的经过，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时不时发出阵阵欢呼。 “这次咱们一共缴获步枪一百五十支，子弹两千多发，迫击炮两门，还有十车粮食！”冉少波站在台阶上，声音洪亮，传遍整个祠堂，“这说明啥？说明只要咱们团结一心，用对战术，就能打败任何敌人！以前咱们靠神符，结果越打越惨；现在咱们靠自己、靠战术，就能打胜仗、缴武器！” 张金银摸着墙角一支崭新的步枪，枪身还带着机油的味道，激动得说不出话——这比他以前用过的鸟铳厉害多了，枪管更长，枪托更稳，冉少波说这叫“汉阳造”，能打三里地远。他想起以前靠神符壮胆冲锋的日子，再看看现在缴获的武器，终于明白“战术胜迷信”不是空话。 百姓们听说神兵打了大胜仗，都涌到祠堂来慰问。住在村头的王大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煮熟的鸡蛋，挨个往神兵手里塞：“好孩子，快补补身子！你们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啊！”孩子们围着迫击炮好奇地打量，有的伸手想去摸炮管，被大人笑着拉住：“小心点，这可是能打炮的家伙！”连最胆小的姑娘文秀都敢凑近机枪，轻轻碰了碰冰冷的枪管，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 安鸣皋站在院子里，给围上来的百姓讲落马坡的战斗经过。“张队长一枪就打中了马腿，那军官‘啪’地摔下来，吓得脸都白了！”他边说边比划，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说到圆木滚下山崖砸得敌军哭爹喊娘时，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几个被解救的村民更是激动得抹眼泪：“要不是神兵弟兄们，我们早就没命了！” 冉少波让人把黎军带上来，当着百姓的面审问。黎军起初还嘴硬，梗着脖子说：“我是王家烈司令的部下，你们抓我就是跟黔军作对，没有好下场！”但当被抓的村民们纷纷上前控诉他的罪行时，他的嚣张气焰顿时没了。 “你还记得去年抢我家粮食吗？我儿子去理论，被你们打断了腿！”一个瘸腿的老汉指着黎军骂道。“还有我家！你烧了我的房子，抢走了我女儿的嫁妆！”一个老婆婆哭着说。越来越多的百姓围上来，七嘴八舌地控诉，黎军的头越垂越低，最后终于瘫软在地，承认了自己抓壮丁、抢粮食、烧房子的罪状。 冉少波按照红军的政策，让人把黎军押下去严加看管，等待上级处理。然后对百姓们说：“大家放心，以后有红军和神兵在，再也不会让这些恶霸欺负你们了！我们会把缴获的粮食分给大家，让每个人都有饭吃！”百姓们立刻欢呼起来，掌声和欢呼声在祠堂里久久回荡。 晚上，祠堂里燃起了熊熊篝火，火光映得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百姓们带来了自家的好酒好菜，神兵们拿出缴获的罐头，大家围坐在一起庆祝胜利。有人拉起了二胡，有人唱起了山歌，一个老艺人还编了新歌谣，用沙哑的嗓子唱道：“冉军师，计谋高，落马坡前设圈套；缴步枪，捉敌酋，百姓拍手乐逍遥……”歌声传遍了整个村寨，连远处的狗都跟着汪汪叫。 安鸣皋坐在篝火旁，手里拿着一块烤红薯，香甜的热气熏得他脸颊发烫。冉少波走过来坐在他身边，递给自己水壶：“喝点水，别噎着。”安鸣皋接过水壶喝了一口，不好意思地笑了：“军师，这次能打赢，全靠你教的战术。要是以前，我们肯定只会硬冲，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冉少波望着跳动的火苗，火苗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鸣皋，这次你立了大功，传递信号及时，枪法也准。但不能骄傲，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他拍了拍安鸣皋的肩膀，“以后还要多学战术，多认字，咱们要做有文化、懂战术的战士，不再是只会蛮干的神兵。” 安鸣皋重重地点点头，把冉少波的话记在心里。他想起刚入神坛时，自己只会画符念咒，连字都认不全，是冉少波教他认字、教他打枪、教他战术，让他明白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神符，而是来自自己。 几天后，新洲大捷的消息传遍了黔东各地。邻近的神坛纷纷派人来枫香溪学习，印江的李天保派来了自己的弟弟李禄渊，沿河的张泽生也派来了心腹，连以前对红军有疑虑的思南神坛首领都托人带信，表示愿意合作。冉少波趁机在枫香溪举办战术培训班，把祠堂改成了教室，墙上贴满了红军送来的军事教材，有《步兵操典》《游击战十六字诀》，再也看不到神符的影子。 培训班里挤满了来自各地的神兵，冉少波每天亲自讲课，教大家如何侦查、如何设伏、如何传递信号、如何互相配合。他用沙盘演示战术，用树枝在地上画示意图，把复杂的战术讲得简单易懂。安鸣皋因为识文断字，成了培训班的“小老师”，帮着冉少波教大家认字和使用信号弹。 有次上课，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神兵举手问：“鸣皋，咱们现在还算是神兵吗？既不画符也不念咒了。”安鸣皋想了想说：“咱们是红军战士了！以前靠神，现在靠自己；以前为了活命，现在为了革命！”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掌声，连冉少波都赞许地点点头。 夕阳西下时，安鸣皋站在山坡上，望着训练场上整齐的队伍。神兵们正在练习队列，步伐整齐，口号响亮，“一二一”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他们穿着统一的军装，背着缴获的步枪，腰杆挺得笔直，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样子了。 安鸣皋心里充满了希望。他想起刚入神坛时的迷茫和恐惧，想起马脑山战斗的紧张和兴奋，想起新洲镇缴获武器时的激动和自豪，终于明白冉少波说的“革命”是什么意思——那是穷人团结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的信念，是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理想。 远处的乌江滚滚东流，像一条奔腾的巨龙，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安鸣皋知道，更大的战斗还在等着他们，王家烈绝不会善罢甘休，黔东的局势还很危险。但他不再害怕，因为他手中有枪，心中有信念，身边有团结的弟兄和支持他们的百姓。 红旗在枫香溪的风中飘扬，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黔东的黑夜，也照亮了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安鸣皋握紧手中的步枪，枪身被夕阳晒得暖暖的，他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百姓能安居乐业的新世界正在向他们走来。 第二十三回 天保寻出路 沙坝会贺龙 印江天池坪的神坛烟火渐渐冷了。李天保坐在杨氏宗祠的门槛上，望着院中散落的黄旗碎片，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虎头刀——这把陪他征战三年的兵器，刀鞘上的虎头纹饰早已被汗水浸得发亮，眼眶处镶嵌的铜片却蒙上了一层灰，再映不出往日的锐气。祠堂屋檐下挂着的神幡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幡面上“替天行道”四个褪色大字，在深秋的冷风中显得格外萧瑟。 三个月前二打印江城的惨败像块巨石压在他心头。那天雪下得正紧，鹅毛大雪把山路铺得白茫茫一片，西路神兵刚追到甲山就遭伏击。弟弟李禄昌胸口中弹，倒在雪地里时还攥着半截断裂的神符，鲜血染红了白雪，也染红了李天保的眼。城里的县长早已卷着钱财逃跑，神兵们冲进空无一人的县衙，只找到几箱发霉的公文，却在撤退时被民团追得丢盔弃甲。此刻祠堂的梁柱上，还留着当时慌乱中砍出的刀痕，最深的一道足有寸许，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哥，灶房的米缸见底了。”堂弟李禄厚抱着空簸箕走进来，声音里带着难掩的沮丧。簸箕边缘磨得发亮，露出里面的竹篾纹理，他把簸箕往地上一放，发出“哐当”一声轻响。神坛里还剩三百多弟兄，每天光吃饭就是桩大事，自上次攻城失败后，周边村寨的粮食接济越来越少，连最支持他们的六井溪宁国学都派人来说“存粮只够自家过冬”。 李天保叹了口气，起身往训练场走。曾经整齐的校场如今荒草丛生，半人高的野草在风中摇曳，几处训练用的木桩东倒西歪，其中一根还留着刀劈的痕迹。几个老神兵蹲在墙角晒太阳，手里摩挲着褪色的神符，黄纸符上的朱砂字迹早已模糊，他们嘴里念念有词，声音低微得像蚊子哼。看见李天保过来，有人抬头问：“坛主，啥时候再画神符？上次攻城要是带了‘刀枪不入’的符，禄昌兄弟也不会……” 话没说完就被李天保打断：“画符顶个屁用！”他猛地一脚踹翻旁边的石碾，石碾“哐当”一声砸在地上，裂开一道缝，碎石溅起老高。“禄昌带了三道符，贴身藏着，还不是死在枪下？那些省军的子弹可认不得神符！”他胸口剧烈起伏，想起弟弟临死前望着他的眼神，那眼神里有不甘，有疑惑，还有一丝对“神符护体”的失望。 老神兵们被他吼得低下头，有人小声嘟囔：“可冉少波那边不画符，照样打赢马脑山、新洲镇……”这话像根针，精准地刺中了李天保最纠结的心事。他早就听说德江稳坪的神兵换了新法子，不靠画符念咒，靠冉少波教的战术打胜仗，连省军副师长黎军都活捉了，还缴了一百五十支枪。前几天派去打探的人回来报信，说枫香溪的神兵天天练队列、学瞄准，祠堂墙上贴满了“战术胜迷信”的字幅，神龛都被撤了换成沙盘。 “去把李禄渊叫来。”李天保转身回祠堂，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疲惫。祠堂里光线昏暗，神坛上的香炉积了厚厚一层灰，供桌上的烛台歪斜着，曾经象征“神力”的令牌倒在一旁，蒙上了蛛网。李禄渊是队里少有的识字人，读过几年私塾，也是他最信任的智囊，当初攻印江城的计策就是他草拟的。 李禄渊很快来了，手里拿着一卷油纸包裹的纸：“坛主，这是刚收到的消息，红三军过了乌江，在枫香溪扎下了根，听说贺龙军长在找各地神兵联络。”他小心翼翼地铺开纸，上面是用炭笔写的零星消息，字迹有些潦草，显然是匆忙中写就的。“有人说红军和省军不一样，不抢百姓，还帮着分地主的粮食，枫香溪的百姓都把他们当亲人，送水送粮的络绎不绝。” 李天保盯着纸上“红军”两个字，眉头紧锁成一个疙瘩。他早听说过红军，有人说他们是“共产共妻的红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也有人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真真假假分不清，但冉少波的队伍和红军走得近，这是确凿的事，而冉少波打了胜仗，这也是铁打的事实。 “红三军……贺龙……”李天保手指在桌上敲着，发出“笃笃”的轻响。“他们真的帮神兵？不强迫我们改神坛？”李禄渊点头：“探子说冉少波的队伍里有红军教官，教他们打仗、认字，还说要‘团结穷人打天下’。”他犹豫了一下，补充道，“哥，咱们不能再等了。库房里的粮食顶多撑五天，要么解散弟兄们各自回家，要么就去找红军探探路，总比坐吃山空强。” 窗外的风卷着落叶飘过门槛，在地上打了个旋。李天保望着墙上“天下太平”的旧旗，旗角早已磨破，被风一吹哗啦啦作响。他想起三年前立坛时的誓言，三十多个弟兄跪在神坛前，举着黄纸符宣誓“同心同德，保境安民”；想起弟弟临死前的眼神，想起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他们有的断了胳膊，有的瘸了腿，却依然跟着他。沉默半晌，他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茶杯都震得跳起来：“备马！你跟我去趟枫香溪！” 三日后清晨，天刚蒙蒙亮，李天保换上粗布短褂，腰间别着那把虎头刀，带着李禄渊和两个护卫，扮成货郎往枫香溪走。护卫老张和小王都是跟着他多年的老弟兄，身手矫健，熟悉山路。为了避开省军的关卡，他们专挑山间小路走，翻过三座山梁，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傍晚时分才来到冷水河边。 河水湍急，因连日下雨而变得浑浊，咆哮着冲向远方。两岸是陡峭的石壁，长满了青苔和灌木，唯一的木桥被民团拆了，只留下几根晃悠悠的铁链，铁链上还挂着些破碎的木板，在风中摇晃。护卫老张刚抓住铁链想过河，就被对岸的喊声喝住：“站住！干啥的？” 李天保心里一紧，按捺住拔枪的冲动，示意大家别动。让李禄渊回话：“我们是做山货生意的，从印江来，想去枫香溪赶集，卖点药材和兽皮。”对岸的人沉默了片刻，扔过来一个火把，火光跳跃中能看见几个背着枪的人影，穿着和省军不一样的灰色军装，帽檐上没有青天白日徽，反而有颗红布缝的五角星。 “是红军！”李禄渊低声说，眼里闪过一丝兴奋。李天保定了定神，大声喊道：“我们是印江来的李天保，带弟兄们反抗省军两年了，想找冉少波军师，也想找红军老总聊聊合作的事！” 对岸沉默了更久，终于有人回话：“等着！”没过多久，一艘木船从下游划来，船头站着个挎枪的年轻人，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脸上还带着稚气，眼神却很警惕，像山林里的小豹子。“我是红军交通队的王勇，你们有啥凭证？” 李天保解下腰间的虎头刀递过去：“这是我的信物，印江李天保，带弟兄们打了两年省军，你们可以去问冉少波，他认识我。”王勇接过刀看了看，刀鞘上的虎头虽然磨损，但依然威风，刀柄缠着防滑的布条，显然是常用的兵器。他又打量他们半天，才让他们上船：“贺军长吩咐过，各地神兵来联络，都要好好接待。但丑话说在前头，到了根据地要守规矩，不许带神符，不许搞迷信活动，咱们红军不信那套。” 船在湍急的河水中颠簸，木桨划水发出“哗哗”的声响。李天保望着两岸掠过的黑影，心里七上八下。他听说过红军“废除迷信”的说法，担心自己带的两个老护卫会惹麻烦——老张贴身藏着张“平安符”，那是他婆娘求来的。李天保悄悄碰了碰李禄渊，使了个眼色，李禄渊会意，走到老张身边低声说：“把你身上的符收起来，到了那边别拿出来，免得误会。”老张不情愿地摸了摸胸口，还是把符纸掏出来塞进了包袱深处。 到了对岸，王勇带着他们往枫香溪走。越靠近村寨，越能听见整齐的口号声：“一二一！一二一！”声音洪亮有力，在山谷里回荡。月光下，村口的空地上有两队人在练队列，一队穿着灰色军装，步伐整齐划一；另一队穿着杂色布衣，有粗布短褂，有打补丁的长衫，但步伐同样整齐，口号同样响亮。 “那是冉少波的神兵，正在跟红军一起训练。”王勇指着队伍说，“左边带队的就是冉少波师长，他现在是咱们黔东纵队的师长了；右边是红军的贺炳炎团长，打仗可厉害了。” 李天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冉少波穿着和红军一样的灰色军装，袖口磨破了边，正用树枝在地上比划着什么，围在他身边的神兵们听得聚精会神，时不时点头。没有焚香，没有念咒，更没有神符，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他许久未见的精气神，眼神里有光，那是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未来的信心。 走到村口，迎面撞上几个挑着担子的百姓，有白发苍苍的老汉，有中年妇女，筐里装满了红薯、玉米和蔬菜。“王同志，给红军送点口粮！”百姓笑着打招呼，热情得像是走亲戚，还顺手递给王勇一个烤红薯：“刚从灶里掏出来的，热乎着呢。”李天保愣住了——他带神兵打仗两年，从没见过百姓对队伍这么亲近，连当初最支持他们的村寨，送粮时都带着几分畏惧，生怕惹祸上身。 “红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吃的用的都给现钱，还帮着种地、修房子。前几天张大爷家的屋顶漏了，红军战士二话不说就帮忙修好了。”王勇看出他的惊讶，咬了口红薯笑着解释，“贺军长说，军队和百姓就该像鱼和水，离了水的鱼活不成，离了百姓的军队也打不了胜仗。” 进了村寨，王勇把他们领到一间瓦房：“你们先歇着，明天我带你们见贺军长。”瓦房收拾得干净整洁，窗户糊着新纸，地上扫得一尘不染。桌上还摆着油灯和几本小册子，封面上写着《红军三大纪律》《怎样打游击战》。李天保拿起《红军三大纪律》翻看，虽然识字不多，但“不拿百姓一个红薯”“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字句，让他心里莫名一暖。他想起自己队伍里偶尔发生的抢百姓东西的事，每次都只是打骂一顿，从未真正当回事。 夜里，李天保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窗外传来红军战士唱歌的声音，歌词听不懂，调子却很昂扬，充满了力量。他想起天池坪的困境，想起弟弟的死，想起百姓送粮时的眼神，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一直坚持的“神符救国”，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那些所谓的“刀枪不入”，不过是自欺欺人；那些“神仙保佑”，从未挡住过一颗子弹。 第二天清晨，李天保被嘹亮的号声叫醒。那号声清脆有力，划破了村寨的宁静。走出房门，只见红军和神兵们已经在空地上集合，冉少波正在讲话，声音透过清晨的薄雾传过来：“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三三制’战术，遇到敌人不要扎堆，三人一组互相掩护，这样既能发挥火力，又能减少伤亡……” “天保兄，久仰！”一个洪亮的声音自身后传来，像洪钟一样。李天保转身，看见冉少波快步走来，脸上带着笑容，身后跟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袖口挽着，露出结实的胳膊，腰间挎着两把驳壳枪，枪套磨得发亮，脸上带着爽朗的笑容，眼神锐利而温暖。 “这位就是红三军军长贺龙，贺老总。”冉少波介绍道，语气里充满了敬佩。贺龙握住李天保的手，掌心的老茧磨得他生疼，那是常年握枪、骑马留下的痕迹：“早就听说印江有个李天保，带弟兄们跟省军硬拼，是条好汉！我贺龙就佩服这样的硬骨头！” 李天保反倒有些拘谨，挠了挠头：“贺军长过奖了，我打了败仗，弟兄们都快没活路了，哪算什么好汉。”贺龙拍拍他的肩膀，力道不轻：“胜败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知道为啥败，以后咋打赢。走，咱们去沙子坡聊聊，那里能看见整个根据地，敞亮！” 沙子坡在枫香溪东侧的山岗上，站在坡顶能看见乌江像条银带绕着群山，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远处的村寨炊烟袅袅，田地里有人在劳作，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贺龙和李天保坐在草地上，冉少波和李禄渊在一旁陪着。贺龙从怀里掏出烟袋，铜烟锅擦得锃亮，递给李天保一袋烟叶：“尝尝？这是枫香溪百姓种的，劲儿足，解乏。” 李天保接过烟叶，放在鼻子前闻了闻，一股醇厚的香味扑鼻而来。他卷了支烟点燃，烟雾缭绕中，终于问出了憋了一路的话：“贺军长，我听说红军不信神，可我们神兵没了神符，心里就没底，打仗都不敢往前冲，总觉得少了点啥……” 贺龙哈哈大笑，笑声震得树上的露珠都掉下来，落在身上冰凉：“天保兄，你信神符能挡子弹不？”李天保摇摇头，烟灰落在衣襟上：“以前信，现在……不信了。禄昌是我亲弟弟，带着神符还是没了，我要是再信，就对不起他了。”“这不就结了！”贺龙指着远处训练的队伍，“你看冉少波的弟兄，没神符照样打胜仗，靠的是啥？靠战术，靠团结，靠心里明白为啥打仗！” 他站起身，指着脚下的土地，语气变得郑重：“省军抢百姓的粮，抓壮丁，咱们就为百姓夺回来；地主占着好地，百姓饿肚子，咱们就分田地给穷人。你说，带着这样的弟兄打仗，为自己打，为家人打，为天下穷人打，还用得着神符壮胆？” 李天保愣住了，贺龙的话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他心里最迷茫的地方。他想起自己立坛时的誓言“保境安民”，可打了两年仗，百姓还是吃不饱，弟兄们越打越少，到底是为了啥？为了虚无缥缈的“神仙”？还是为了自己一时的痛快？好像都不是。 “可……可弟兄们习惯了念咒画符，突然改过来怕不适应，心里那道坎过不去。”李天保还有些犹豫，毕竟神坛的规矩已经深入人心，很多老弟兄把神符当成唯一的精神寄托。冉少波接过话：“天保兄，我刚开始也难，有人偷偷藏神符，训练时念咒语，觉得没这玩意儿打仗不踏实。后来打了马脑山胜仗，缴了机枪，弟兄们亲眼看见战术比神符管用，不用我说，他们自己就把神符扔了，现在训练比谁都积极。” 贺龙蹲下来，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圈，又在圈里画了几个小人：“我们红军里也有不少以前的神兵，现在都是好战士。他们刚开始也信神符，后来明白了，真正的‘神’是自己，是团结起来的力量。你们印江的弟兄能打敢拼，是块好料子，要是学了战术，再明白为啥打仗，那就是天下无敌的队伍！”他看着李天保的眼睛，语气无比郑重，“红军不强迫任何人，你们愿意来学战术，我们教；愿意联合起来打省军，我们欢迎；要是想加入红军，我们更高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太阳升到头顶，照得身上暖洋洋的。李天保望着远处红军和百姓一起种地的身影，红军战士帮着百姓拉犁，百姓给战士递水，其乐融融；望着训练场上喊着口号的神兵，他们虽然穿着布衣，却步伐坚定，眼神里充满了力量。心里像打开了一扇门，堵了许久的郁结豁然开朗。他“噗通”一声跪在贺龙面前，声音哽咽：“贺军长，我李天保认您这个领路人！求您教我们战术，带我们打省军，给黔东百姓一条活路！我代表印江三百弟兄，给您磕头了！” 贺龙赶紧把他扶起来，用力握住他的手，力道之大让李天保感觉骨头都在响：“好兄弟！快起来！咱们都是为穷人打仗，本就该拧成一股绳！”他对冉少波说，“下午就给天保兄的弟兄准备住处，挑最好的教官去印江，把天池坪的队伍好好训练起来！步枪、子弹、教材都给他们备足，不能让弟兄们寒了心！” 冉少波立刻应声：“放心吧军长，我这就去安排，让徐教官和张排长跟着天保兄回去，他们都是打过游击战的老手，保证把真本事教给弟兄们！” 贺龙又转向李天保，从腰间解下一把驳壳枪，递到他手里：“这枪跟着我打了三年仗，杀过不少土豪劣绅，现在送给你。记住，枪杆子要握在穷人手里，才能保护穷人。”枪身沉甸甸的，还带着贺龙的体温，李天保接过枪，感觉一股力量从手心传到心里，他用力点了点头：“贺军长放心，我李天保绝不负您所托！” 三天后，李天保带着李禄渊踏上归途。临行前，贺龙送了他二十支步枪、五百发子弹，还有满满一箱子红军教材，从《步兵操典》到《游击战十六字诀》样样俱全。冉少波特地派了两个教官跟着去印江——徐教官是红军里的神枪手，张排长擅长战术指挥，两人都打过不少硬仗。队伍走到冷水河时，李天保回头望了一眼枫香溪，阳光下，村寨里的红旗格外醒目，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在群山间迎风飘扬。 “哥，你看这教材上画的战术图，比咱们以前硬攻强多了！”李禄渊翻着《游击战十六字诀》，兴奋地说，手指在图上指点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法子对付省军的‘梅花阵’正合适！以前咱们硬冲硬拼，伤亡太大了。” 李天保接过教材，虽然很多字不认识，但图上的伏击阵型、撤退路线画得清清楚楚，一看就明白。他想起贺龙说的“心里明白为啥打仗”，突然觉得手里的枪都变沉了——以前是为了报仇，为了活命，打一场算一场；现在是为了百姓分田地，为了穷人不受欺负，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这感觉完全不一样，心里踏实多了。 路过六井溪时，宁国学带着“七仙女”支队的文贵弟来迎接。六井溪的神坛建在半山腰的溶洞里，周围绿树环绕，宁国学穿着青色短褂，腰里别着一把短刀，看起来精神抖擞。文贵弟一身戎装，虽然是粗布做的，却洗得干干净净，腰里别着短枪，见到李天保就快步迎上来，眼睛亮晶晶的：“天保哥，红军真的不搞迷信？我们姐妹想跟着学打仗，不用再跳‘仙舞’求神保佑了？” “学！咱们都学！”李天保笑着说，拍了拍文贵弟的肩膀，“以后不跳仙舞，学打枪、学战术，让省军也尝尝咱们女将的厉害！”宁国学看着他带来的步枪和教材，伸手摸了摸崭新的枪管，感慨道：“看来冉少波走对路了，咱们老守着神符不放，确实该换换脑子了。你这次去枫香溪，真是去对了！” 回到天池坪，李天保立刻让人敲锣召集所有弟兄。三百多个神兵很快聚集在杨氏宗祠前的空地上，有人背着鸟铳，有人握着大刀，还有人手里拿着长矛，虽然武器简陋，但眼神里都带着期待。当李天保宣布要学红军战术、废除神符时，人群里立刻炸开了锅。 “坛主，没了神符护体，打仗咋不怕枪子？”一个老神兵站出来反对，他手里还攥着一张神符，黄纸都快被摸烂了，“咱们神兵没了神符，还叫啥神兵？”另一个年轻些的弟兄也说：“就是啊，以前靠神符壮胆，现在突然不学了，心里发慌啊！” 李天保没发火，等大家安静下来，他把贺龙的话和冉少波的胜仗讲了一遍，又让红军徐教官演示“三点一线”的瞄准方法。徐教官拿起步枪，对着远处的树干连开三枪，枪枪都打在同一个位置，惊得弟兄们连连叫好。 “我知道大家信神信了多年，一下子改不过来。”李天保举起一支步枪，声音洪亮，传遍整个空地，“但我李天保敢赌咒，学了这法子，咱们打胜仗、少死人，信不信由你们。愿意学的留下，不愿意的可以回家，我绝不勉强，还分你们些粮食当路费。” 沉默了半晌，李禄厚第一个站出来，他是李天保的堂弟，也是队伍里的猛将，断过一条胳膊：“哥，我信你！啥神符都不如少死人强！我弟弟就是信了神符冲在最前面，才死在省军枪下的！我要学战术，为我弟弟报仇！”接着，越来越多的弟兄站了起来，连最迷信的老神兵都小声说：“坛主咋说，咱就咋干，坛主不会害咱们的。” 李天保眼睛一热，强忍住泪水，转身对红军教官说：“从今天起，天池坪神坛改练战术，祠堂里的神龛撤了，换成战术图！”他让人把贺龙送的步枪分下去，又把教材交给李禄渊，“你负责教弟兄们认字，把‘三大纪律’写在墙上，咱们照着做：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当天下午，天池坪的训练场上就响起了整齐的口号声。红军教官教队列、教瞄准，李天保亲自示范刺杀动作，一招一式都毫不含糊。弟兄们虽然动作生疏，经常顺拐，但每个人眼里都透着新奇和期待，训练得格外认真。文贵弟带着“七仙女”支队的姐妹也来了，她们学得格外认真，练瞄准的时候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连头发沾了泥土都不在意，徐教官都忍不住夸她们：“这劲头，比男兵还强！” 夜里，李天保坐在祠堂里，看着墙上新贴的战术图，图上用红笔标出的伏击点、撤退路线清晰明了。神坛上的香炉已经被搬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沙盘，里面摆着新洲镇的地形模型，那是冉少波特意让人做的。他想起沙子坡上贺龙的话，想起枫香溪飘扬的红旗，想起弟兄们训练时的样子，终于明白：真正的“神兵”不是靠神符护体，而是靠团结一心，靠明白为啥而战。 窗外，月光洒在训练场上，像一层银霜，照亮了弟兄们白天训练留下的脚印。李天保知道，改变不容易，前路肯定还有很多困难，省军不会善罢甘休，队伍里的思想也未必能一下子统一。但他不再迷茫，心里像点亮了一盏灯，亮堂堂的。因为他找到了真正的“神符”——那是红军带来的希望，是战术赋予的力量，是黔东百姓对好日子的期盼。 几天后，李天保派李禄渊带着亲笔信回枫香溪，信是他和李禄渊一起写的，虽然字迹有些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透着真诚：“印江神兵愿听红军号令，随贺龙军长打土豪、分田地，为黔东百姓求解放！从今往后，黄旗换红旗，跟着红军走，绝不回头！”信的末尾，他特意画了一面小小的红旗，旁边写着四个字：“红旗引路”。 这面红旗，很快就会插遍印江的山山水水，和枫香溪的红旗连成一片，在黔东的大地上燃起燎原的星火。而李天保和他的弟兄们，也将在红旗的指引下，从迷茫的神兵，蜕变成真正的革命战士，迎接属于他们的新战斗。天池坪的夜空，似乎也因为这面无形的红旗，变得格外明亮起来。 第二十四回 沿河水战急 神兵助夺船 1934年盛夏的乌江，像一条暴怒的黄龙，裹挟着山洪冲刷着黔东大地。浑浊的江水卷着泥沙和断木，在礁石间咆哮穿梭，撞击出丈高的浪花，水雾弥漫在两岸的山崖间，让连绵的山峦都蒙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朦胧。沿河淇滩镇坐落在乌江畔的山坳里，镇口的青石码头被江水浸得发黑，十几艘木船并排泊在岸边，船身被江水拍打得轻轻摇晃。码头上架着两挺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江面，枪身上的铁锈在潮湿的空气中泛着红痕——这是黔军杨畅时旅的防区，也是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 “报——红三军先头部队到了龚滩，离淇滩只有三十里！”传令兵连滚带爬地冲进镇公所，军帽歪在一边，草鞋上沾满了泥浆，手里的信纸被汗水浸得发皱，字迹都晕开了几分。杨畅时正对着地图喝酒，青花瓷酒杯里的烧酒晃出细密的酒珠，闻言猛地把酒杯掼在桌上，酒液溅湿了地图上“乌江”两个字，在纸上晕出一片深色的水渍：“慌什么！一群土包子红军有什么好怕的！”他站起身，腰间的指挥刀撞在桌腿上叮当作响，“传我命令，把所有渡船都开到北岸，烧了码头栈桥，让红军插翅也飞不过乌江！” 副官面露难色，手指紧张地抠着腰间的皮带：“旅长，南岸还有咱们一个营没撤回来，要是烧了栈桥，他们……”“管不了那么多了！”杨畅时一脚踹翻椅子，椅子腿撞在墙角的花盆上，陶土花盆“哐当”一声碎裂，泥土混着花瓣洒了一地，“红军来了谁都活不成！留着渡船就是给他们铺路，烧！现在就烧！” 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南岸的红军指挥部。枫香溪来的神兵法队驻扎在山神庙里，庙门前的老槐树上拴着几匹战马，正甩着尾巴驱赶蚊虫。张羽让光着膀子坐在门槛上，古铜色的皮肤上布满纵横交错的伤疤，那是当年跟黎纲旅拼杀时留下的，有的是刀伤，有的是枪疤，在阳光下像一条条暗红色的蚯蚓。他手里拿着麻绳，正帮着红军战士修补草鞋，粗糙的麻绳在他指间灵活地穿梭，突然听到传令兵的报告，他猛地攥紧了手里的麻绳，草鞋的草绳被勒断了好几根，细小的草屑飘落在他布满老茧的手背上。 “杨畅时这狗娘养的，是想把咱们困死在南岸！”张羽让咬牙骂道，黝黑的脸上青筋暴起，额角的伤疤因为愤怒而微微颤动。他身后的神兵们也炸开了锅，二十多个汉子围了过来，有人拍着胸脯请战：“羽让哥，咱们泅水过去夺船！当年抢粮船的时候，这点水算什么！”也有人犯愁，蹲在地上摸着怀里的神符：“乌江水流太急，听说北岸架了机枪，这一过去就是活靶子啊……” 红三军三团团长贺炳炎走进来，他左臂空荡荡的袖管在风中飘动——那是早年在战斗中失去的，伤口处的布条被汗水浸得有些发黄。此刻他手里拿着一张羊皮地图，地图边角已经磨损，用麻线仔细地缝补过，他指着淇滩镇的位置说：“杨畅时把渡船都集中在北岸码头，还拉了铁链锁船，硬攻肯定不行。贺军长命令咱们三天内拿下渡口，不然主力部队过不去，后续的作战计划就全泡汤了。” 张羽让凑到地图前，粗糙的手指划过蜿蜒的乌江河道，指尖在地图上留下淡淡的泥痕：“我从小在乌江边长大，这江跟我自家院子似的熟。淇滩下游三里有处回水湾，水流缓，岸边有芦苇荡，一人多高的芦苇能藏人。”他指尖重重敲在一个不起眼的礁石标记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就是这儿，鹰嘴岩，礁石后面水浅，能摸到北岸去。” 贺炳炎眼睛一亮，独臂在胸前抱得更紧了：“你有把握？这几天山洪刚过，江水可比平时急多了……”“放心！”张羽让拍着胸脯，胸肌上的刀疤跟着颤动，像一条活过来的蜈蚣，“咱们德江神兵里有十几个‘水鬼’，水性比鱼还灵，闭着眼都能在水里辨方向。当年在滥弯坡抢黔军粮船，就是咱们凫水过去的，悄无声息就把船夺了！”他转身对身后的弟兄们喊，声音洪亮得像庙里的铜钟，“会水的都站出来！今晚跟我去捞船，给红军搭座过江的桥！” 二十多个神兵齐刷刷站出来，个个胸脯挺得笔直，像一排排挺拔的青松。其中一个矮壮汉子往前跨了一步，他是张羽让的堂弟张羽翊，个子不高但身板结实，水性在整个神坛里数一数二，据说能在水里憋气一袋烟的功夫。“哥，算我一个！”他拍着腰间的水葫芦，葫芦是用老葫芦掏空做成的，外面裹着防水的油布，里面装着提神的草药酒，“我闭着眼都能摸到北岸！” 贺炳炎握住张羽让的手，掌心的老茧磨得人发烫，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印记：“羽让兄弟，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了。红军战士会在南岸佯攻，放枪、唱歌，给你们打掩护。记住，安全第一，实在不行就撤回来，咱们再想办法，千万别硬拼。”张羽让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牙缝里还沾着早上吃的玉米碴：“团长放心，明早保证让红军踩着船过江！要是办不到，我张羽让提头来见！” 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布，把乌江两岸罩得严严实实。南岸的山坳里燃起十几堆篝火，跳动的火光映在江面上，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红军战士们围坐在火堆旁唱起了山歌，粗犷的歌声混着断断续续的枪声划破夜空——这是佯攻的信号，故意吸引北岸的守军注意力。张羽让带着二十多个神兵，借着芦苇荡的掩护，猫着腰悄悄摸到了鹰嘴岩。 江水拍打着礁石，发出“哗哗”的声响，像是在为他们壮行，又像是在低声警告。岸边的芦苇长得比人还高，叶子边缘带着细小的锯齿，划过手臂时留下微微的刺痛。张羽让脱光上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古铜色的皮肤上渗着细密的汗珠，他把一把短刀别在小腿上，刀鞘是用野猪皮做的，又往腰上缠了几圈麻绳，绳子上打了好几个防滑的结：“都记住了，到了北岸别恋战，找到铁链钥匙就开锁，找不到就用刀砍，砍不断就放火烧船！我带五个人去码头开锁，羽翊带剩下的去摸岗哨，以三长两短的口哨为号，听到信号就动手。” “哥，这是我婆娘求的平安符，你带上。”张羽翊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布包边角已经磨得发白，里面装着一张黄纸神符，是村里的老道士画的，据说能“刀枪不入”。他把布包塞进张羽让手里，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张羽让瞪了他一眼，嘴角却带着笑意，把红布包紧紧攥在手心：“少废话，娘们儿兮兮的！走！” 二十多个黑影像泥鳅一样滑入江中，冰凉的江水瞬间吞没了他们的身影。初秋的江水带着山洪的寒气，冻得人皮肤发紧，张羽让在前面开路，他熟悉每一块礁石的位置，借着水流的力量左右腾挪，像一条灵活的鱼。江面上漂浮着断木和杂草，时不时撞到身上，他都灵巧地避开，眼睛里只有北岸的灯火，像狼盯着猎物一样专注，瞳孔在夜色中闪着光。 离北岸还有两丈远时，岸边突然亮起几盏马灯，昏黄的灯光在江面上扫来扫去。那是守军挂在竹竿上的马灯，灯芯跳动着，在水面投下晃动的光斑。“趴下！”张羽让低喝一声，拉着身边的弟兄躲到一块礁石后面，冰冷的江水没过胸口，带着泥沙的水流冲击着身体，几乎要把人冲走。马灯的光柱掠过他们头顶，守军的笑声和骂声顺着风飘过来：“红军要是敢过江，老子把他们一个个喂鱼！到时候就能升官发财了！” 等马灯移开，张羽让做了个手势，神兵们像壁虎一样贴着岩壁往上爬。北岸的堤坝是用青石砌的，历经多年江水冲刷，石头上长满了青苔，湿滑难攀。张羽翊身手最灵活，他手脚并用，指尖抠着石缝里的草根，像猴子一样攀到坝顶，抽出腰间的短刀，刀身在月光下闪着冷光，对着岗哨的后颈一刀下去，岗哨连哼都没哼就倒了，身体软软地瘫在地上，手里的步枪“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惊得远处的狗叫了起来。 “钥匙在值班室的抽屉里！”张羽翊从岗哨身上搜出钥匙串，上面挂着十几把大小不一的钥匙，他对着下面打了个手势，把钥匙串往怀里一塞，又猫着腰摸向另一个岗哨。张羽让带人摸进值班室，屋里弥漫着浓重的烟酒味，桌上还摆着没吃完的腊肉和半瓶烧酒，几只苍蝇在油腻的盘子上嗡嗡打转。他打开抽屉，里面放着账本和几张银票，果然找到一串锈迹斑斑的铁链钥匙，其中一把黄铜大钥匙上刻着“江防”两个字，边缘已经被磨得发亮。 码头上传来守军的划拳声，几个士兵围坐在木箱上喝酒，酒瓶碰得叮当作响。五艘大渡船并排泊在岸边，船身用厚厚的铁链拴在一起，铁链一头固定在岸边的石柱上，像一条黑色的长蛇盘踞在水面。张羽让示意大家分散，他带着三个人猫着腰靠近铁链，张羽翊带着其他人去解决巡逻队。月光下，神兵们的身影在码头的木箱间穿梭，脚步轻得像猫，腰间的短刀随着动作微微晃动。 “谁在那儿？”一个巡逻兵端着枪喝问，手里的马灯往前照，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张羽翊的影子。张羽翊反应极快，猛地将手里的短刀掷出去，短刀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正中巡逻兵的喉咙，巡逻兵的喊声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声模糊的呜咽，身体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这一下惊动了其他守军，码头顿时响起枪声和喊叫声：“有奸细！抓奸细啊！快开枪！” “快开锁！”张羽让急得满头大汗，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僵硬，钥匙插进锁孔却转不动，大概是太久没保养，锁芯锈住了。他往锁眼里啐了口唾沫，用劲全身力气拧钥匙，钥匙柄在掌心硌出深深的红痕。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近，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打在船板上溅起木屑，细小的木渣落在他的脖子上，带着微微的刺痛。一个神兵急了，掏出斧头就往铁链上砍，“铛”的一声火星四溅，铁链却只留下一道白痕，斧头刃反而卷了个小口。 张羽让一脚踹开他：“没用！这铁链是实心的，斧头砍不断！用火攻！”他掏出火折子，又让弟兄们把船上的桐油桶搬过来，桐油桶是用厚木板做的，上面用红漆写着“军用”二字。就在这时，北岸的营房里冲出大队守军，手里的步枪喷着火舌，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扫过来，一个神兵没躲及，惨叫着掉进江里，身体在水面挣扎了几下，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只留下一圈圈涟漪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哥！快撤！”张羽翊拉着张羽让往礁石那边退，他胳膊上中了一枪，鲜血顺着指尖滴进江里，在水面晕开一朵朵细小的血花。张羽让看着近在咫尺的渡船，又看了看牺牲的弟兄消失的方向，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不能撤！红军还等着船呢！咱们死了这么多弟兄，不能白死！”他突然抓起一把斧头，用布蘸着桐油缠在铁链上，又往上面撒了些干草，“点火！烧不断铁链也要烧他们个焦头烂额，给红军争取时间！” 火光“腾”地一下窜起来，橘红色的火焰舔舐着铁链，浓烟滚滚升空，照亮了半个江面。守军被火光逼退，纷纷往后撤，嘴里骂着脏话。张羽让趁机带着弟兄们跳进江里，冰冷的江水瞬间浇灭了身上的火星，他们借着夜色和浓烟的掩护往南岸游。子弹在江面上激起一串串水花，像无数颗白色的珍珠，张羽让感觉小腿一阵剧痛，低头一看，鲜血正从伤口往外冒，大概是被流弹擦伤了，但他咬着牙没吭声，只顾拼命往南岸划，手臂划水的动作因为疼痛而有些变形。 当张羽让带着残部爬上岸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把江面染成了一片淡淡的粉色。二十多个神兵只回来不到十个，个个浑身是伤，有的胳膊中了枪，有的腿被礁石划破，鲜血混着泥水在身上结成了硬块。张羽翊的胳膊肿得像馒头，伤口周围的皮肤又红又紫，脸色苍白如纸，嘴唇都失去了血色。贺炳炎带着红军医护人员在岸边等着，看到他们这副模样，眼圈瞬间红了，独臂紧紧攥成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对不起，贺团长，船没抢回来……”张羽让低着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木头，小腿的伤口还在流血，染红了脚下的沙土，在地上晕出一小片暗红色的血迹。他身上的衣服湿透了，紧紧贴在皮肤上，冷风吹过，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贺炳炎一把抱住他，断臂的袖管拍着他的后背，动作轻柔却带着力量：“说啥傻话！你们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弟兄们的血不能白流，这船咱们一定要夺下来！” 红军指挥部里，贺龙正对着地图沉思，烟斗里的烟灰积了长长一截，却忘了弹掉。桌上的油灯忽明忽暗，映着他布满皱纹的脸，眼角的纹路里藏着疲惫，却依旧目光如炬。听到张羽让的汇报，他磕了磕烟灰，烟灰落在地上的铜痰盂里，发出轻微的声响：“杨畅时以为烧了栈桥、锁了渡船就万事大吉？他忘了乌江是咱们黔东百姓的江！百姓心向着咱们，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他转身对通信员说，声音洪亮有力，“传我命令，让各乡百姓带门板、木筏、绳索来支援，咱们搭浮桥！告诉乡亲们，红军不白用东西，过后一定赔偿！” 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村寨。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扛着家里的门板，门板上还留着过年贴对联的红痕；妇女们抱着编好的竹筏，竹筏上的竹篾闪着淡黄色的光泽，那是连夜编好的；孩子们也帮着搬运绳索，小脸蛋跑得通红，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淇滩镇的船工老王头听说要搭浮桥，把家里准备盖新房的木料都扛来了，他儿子就是被杨畅时抓壮丁打死的，提起杨畅时，老人的手就气得发抖：“红军是好人，帮咱们打坏蛋，别说几根木料，就是这条老命也能豁出去！” “张队长，我知道有条暗道能通北岸！”老王头拉着张羽让的手，他的手指布满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木屑和泥土，激动得微微发抖，“早年为了躲土匪，我们在鹰嘴岩后面挖了个水洞，能直通码头底下，就是窄了点，只能一个人爬过去，里面还时不时渗水。” 张羽让眼睛一亮，疼痛似乎都减轻了几分，他扶着老王头的胳膊：“真的？有这洞咱们就能摸到码头下面，把铁链炸断！”他转身去找贺炳炎，脚步因为激动而有些踉跄。贺炳炎听了也很高兴，立刻让人找来炸药和雷管，炸药包用油纸包着，沉甸甸的，散发着硫磺的味道。但新的问题来了，水洞太窄，炸药包太大塞不进去，而且需要人在里面引爆炸药，这几乎是九死一生的任务，进去了就很难活着出来。 “我去！”张羽让第一个站出来，拍着胸脯，胸口的伤疤因为动作而绷紧，“我熟悉水性，又去过码头，地形熟！而且我身子骨结实，能在洞里爬得动！”张羽翊急了，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因为失血过多，身体晃了晃才站稳，声音带着哭腔：“哥，你伤重，让我去！我胳膊伤了不耽误爬洞，我身子比你灵活！”其他神兵也纷纷请战，七嘴八舌地吵着，指挥部里嗡嗡作响，像开了锅的水。 贺龙摆摆手让大家安静，他走到张羽让面前，眼神凝重得像块石头：“羽让兄弟，这任务贺龙摆摆手让大家安静，他走到张羽让面前，眼神凝重得像块石头：“羽让兄弟，这任务太危险，进去了九死一生，你可想好了？”张羽让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牙上还沾着一丝血迹，那是刚才激动时咬到了嘴唇：“贺军长，我们神兵打仗就没想过活着回去！从跟红军干革命那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要能让红军过江，解放黔东，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我张羽让死得值！” 出发前，张羽让把那个红布包交给张羽翊：“这平安符你拿着，等我炸断铁链，你们就驾着木筏冲过去夺船。要是我没回来，告诉婆娘和娃，爹是为穷人打仗死的，不丢人，让他们好好活下去，跟着红军走。”张羽翊抱着他的胳膊哭，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打湿了他的伤口，疼得张羽让龇牙咧嘴，却笑着说：“哭啥，大老爷们儿的，哥水性好着呢！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还等着喝你庆功的酒呢！” 水洞果然像老王头说的那样狭窄，刚爬进去，张羽让就感觉自己像被塞进了一个狭小的竹筒里，四周的石壁紧紧贴着身体，几乎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洞里又黑又湿，弥漫着一股腐臭的气味，像是有什么东西死在了里面。不时有水珠从洞顶滴在头上，冰冷刺骨，像老天爷洒下的悲伤眼泪。张羽让背着炸药包，艰难地往前爬，每挪动一步，伤口就被岩石磨得火辣辣地疼，像有无数根针在扎，疼得他冷汗直冒，眼前阵阵发黑，但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炸断铁链，让红军过江。 爬了半个时辰，张羽让的膝盖和手肘都磨破了皮，鲜血混着洞里的泥水，在身后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痕迹。终于，他听到前面传来水流声和守军的说话声，声音在狭窄的洞里回荡，显得格外清晰。他悄悄扒开洞口的杂草，借着微弱的光线，正好能看到码头下的铁链，像一条巨大的铁蛇缠在船桩上，铁链上的锈迹在黑暗中泛着诡异的光。张羽让小心翼翼地把炸药包固定在铁链上，用麻绳紧紧绑住，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引线，确保它能正常燃烧，才掏出火折子。 “杨畅时，你爷爷张羽让送你上西天！”他点燃引线，火光在黑暗中亮起一道红光，映红了他满是汗水和泥水的脸。他转身拼命往回爬，心跳得像敲鼓一样，每一下都震得胸膛发疼。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个山洞都在摇晃，碎石和泥土簌簌往下掉，砸在他的背上、头上，像下了一场石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他感觉自己像被一只巨手猛地推了一把，耳朵瞬间失去了知觉，只看到眼前一片白茫茫，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爆炸声传到南岸，贺龙猛地站起来，手中的烟斗差点掉落在地，他大声喊道：“动手！”早已准备好的红军战士和神兵们推着木筏、扛着门板冲向江边，溅起大片水花。木筏是用粗壮的毛竹扎成的，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用来增加浮力；门板上还刻着百姓们的名字，那是他们支援红军的见证。张羽翊带着水性好的弟兄驾着竹筏，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对岸，竹篙在江面上划出一道道水痕，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 北岸的守军被爆炸声吓懵了，等反应过来时，木筏已经快到岸边。杨畅时气急败坏地从指挥部里冲出来，帽子歪在一边，手里挥舞着手枪，大声指挥机枪扫射：“给我打！决不能让红军过江！谁后退我就枪毙谁！”但红军的迫击炮也开始反击，炮弹呼啸着落在守军阵地上，炸得他们人仰马翻，泥土、石块和人体的碎块飞溅得到处都是。张羽翊第一个跳上岸，手里的大刀寒光一闪，劈翻了一个机枪手，夺过机枪就往守军堆里扫，滚烫的枪身烫得他手心生疼，他却浑然不觉，嘴里喊着：“为羽让哥报仇！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为羽让哥报仇！”神兵们呐喊着冲上码头，他们有的拿着大刀，刀身上刻着家族的记号；有的挥舞着长矛，矛尖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还有人捡起守军的枪还击，虽然枪法不太准，但气势十足。百姓们也推着门板搭浮桥，门板被机枪打得千疮百孔，不断有百姓受伤倒下，但后面的人立刻补上，没有丝毫退缩，浮桥像一条不屈的长龙，在江面上缓缓延伸，每前进一寸，都凝聚着军民的鲜血和汗水。 张羽让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卡在洞口，耳朵还在嗡嗡响，什么也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模糊的光影。他挣扎着爬出来，阳光刺得他眼睛生疼，好一会儿才适应过来。他看到江面上的浮桥已经快到北岸，红军战士正源源不断地冲过去，红旗在风中飘扬，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心里顿时松了口气，眼前一黑又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已经躺在南岸的救护所里。救护所是用茅草和木板搭成的，里面弥漫着草药和血腥味。贺炳炎坐在床边削苹果，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空荡荡的袖管上，泛着温暖的光。“你小子命真大！”贺炳炎笑着说，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苹果皮被削得又细又长，像一条红色的丝带，“铁链炸断了，船也夺下来了，杨畅时带着残部跑了，咱们大获全胜！” 张羽让想坐起来，却被贺炳炎按住：“躺着别动，医生说你震伤了内脏，还得休养。羽翊他们已经带着弟兄们过江追击了，临走前让我给你带句话，说等你好了请你喝酒。”张羽让咧嘴一笑，牵动了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眼里却闪着光：“好啊，等我好了，要喝个痛快！” 三天后，乌江两岸插遍了红旗。红军主力顺利过江，百姓们在码头搭起戏台，唱着山歌庆祝胜利。山歌声悠扬动听，歌词里唱着红军的英勇和百姓的喜悦。贺龙特意在淇滩镇召开庆功大会，把一面写着“水上英雄”的锦旗颁给了神兵水队。锦旗是用鲜红的绸缎做的，上面的字是用金线绣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贺炳炎念到张羽让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震得乌江的江水都泛起了层层涟漪。 张羽让拄着拐杖走上台，接过锦旗，他的小腿还缠着绷带，伤口处的纱布渗出淡淡的血迹，脸色也有些苍白，但腰杆挺得笔直，像一棵苍松。“这锦旗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所有牺牲的弟兄的！”他举起锦旗，声音洪亮，带着一丝沙哑，在江面上回荡，“是红军让我们明白，神兵不是靠神符，是靠百姓撑腰，靠自己的拳头！跟着红军，咱们穷人才能真正站起来！” 台下的掌声更热烈了，红军战士和神兵们一起欢呼，声音传遍了乌江两岸，惊起一群水鸟，在湛蓝的天空下盘旋。贺龙眼含热泪，看着台上的张羽让，又看了看台下欢呼的军民，对身边的夏曦说：“你看，这就是咱们的力量，军民一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有了这样的力量，革命一定能成功！” 夕阳西下，乌江被染成了金色。张羽让站在码头边，望着江面上穿梭的渡船，渡船上的红旗在风中飘扬，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照亮了黔东的大地。他摸了摸怀里的红布包，那是张羽翊给他找回来的平安符，虽然已经被水浸湿，变得皱巴巴的，但他觉得比任何神符都灵验，因为它代表着家人的牵挂和战友的情谊。 “哥，该出发了！”张羽翊跑过来，他胳膊上的伤口已经拆线，新长的皮肤粉嫩粉嫩的，脸上带着笑容，像春天里盛开的花朵。张羽让点点头，拄着拐杖跟上队伍。他们要跟着红军继续前进，去解放更多的地方，让黔东的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插上红旗，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 乌江的水依旧奔流不息，像是在吟唱着一首英雄的赞歌。那些为夺船牺牲的神兵们，他们的英魂就像这江水一样，永远流淌在黔东的土地上，守护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希望。而张羽让和他的弟兄们，也将在红旗的指引下，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他们的故事，会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激励着后来的人们为了自由、平等和幸福，勇敢地奋斗下去 。 第二十五回 令牌山设伏 保卫根据地 1934年秋的黔东群山，层林尽染，枫叶像燃烧的火焰铺满山岭。沙子坡深处的令牌山形似一枚倒置的令牌，主峰高耸入云，山腰云雾缭绕，只有一条蜿蜒的石阶路通向山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是黔东根据地通往外界的重要通道，红军的物资补给全靠这条山路运送，此刻却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 “报——遵义学生军带着民团往沙子坡来了！大概有三百多人，扛着机枪，还拉着两门小炮！”一个背着步枪的红军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进令牌山临时指挥部，军帽上的红星被汗水浸得发亮。指挥部设在山腰的溶洞里，洞壁上挂着羊皮地图，冉少波正用手指在地图上比划，听到消息后猛地抬起头，眼神锐利如鹰。 冉少波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红军军服，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这是贺龙特意奖励给他的。自从率神兵改编后，他剪掉了长发，戒掉了抽旱烟的习惯，脸上的棱角更显分明，身上的军人气质越来越浓。“来了多少人？武器装备怎么样？”他追问，手指在地图上的“令牌山”三个字上重重一点。 通讯员咽了口唾沫，抹了把脸上的汗：“领头的是个姓赵的营长，据说以前是遵义讲武堂的教官，打仗很凶。带了两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还有不少步枪，民团的人都拿着大刀长矛跟在后面，浩浩荡荡的，看着就吓人。” 旁边的红军指导员冉隆文皱起眉头，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正在记录物资清单：“他们怎么突然敢来犯境？前几天不是还缩在遵义城里不敢动吗？”冉少波冷笑一声，手指敲着地图：“肯定是王家烈给了好处，想趁机断咱们的补给线。根据地刚建立，物资奇缺，这条线要是被掐断，咱们过冬都成问题。” 正在这时，李天保带着几个神兵走进来，他们刚从山下巡逻回来，身上还沾着露水和泥土。李天保腰里别着贺龙送的驳壳枪，脸上带着一道新伤疤，那是上次攻城时留下的。“少波哥，让我们上吧！”他拍着胸脯，声音洪亮，“这令牌山地势我们熟，闭着眼都能摸到哪儿有石头哪儿有树，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 冉少波看着他，眼神柔和了些：“天保兄弟别急，这仗得用脑子打。赵营长是正规军出身，肯定懂战术，硬拼咱们吃亏。”他指着地图上的一处峡谷，“你看这里，黑风口，两边是悬崖，中间只有一条窄路，正好设伏。咱们把主力藏在两边的树林里，派一小队人诱敌深入，等他们进了峡谷就封死出口，居高临下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李天保凑近地图，虽然很多字不认识，但冉少波画的伏击路线图一目了然。他拍着大腿叫好：“这法子好！比咱们以前硬冲硬拼强多了！上次要是早用这招，弟兄们也不会死那么多。”旁边的神兵们也纷纷点头，眼里闪着期待的光，经过几次战斗，他们越来越佩服冉少波的战术指挥。 冉少波站起身，拍了拍李天保的肩膀：“天保，你带五十个神兵去黑风口左边的山坡埋伏，多带些手榴弹和滚石，等敌军进入峡谷就往下扔，动静越大越好。”他又转向红军排长张强：“张排长，你带一个班的红军战士去右边山坡，负责用机枪压制敌人，别让他们抬头。” “那诱敌的任务谁来干？”李天保追问，眼里闪着跃跃欲试的光。冉少波看向他，眼神郑重：“这任务最关键，也最危险。我打算让你堂弟李禄厚带二十个弟兄，装作巡逻队故意暴露行踪，把敌人引到黑风口。记住，不能太假，也不能真跟他们硬拼，打几枪就跑，让他们觉得咱们怕了，拼命追。” 李禄厚站出来，他断过一条胳膊，现在用左手持枪，却比常人更准。“少波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他胸脯挺得笔直，脸上带着一股狠劲，“上次攻城我弟弟死在他们手里，这次正好报仇！”冉少波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心点，活着回来才能报仇。记住，只许败不许胜，别恋战。” 分配完任务，大家立刻行动起来。神兵们扛着步枪、背着手榴弹，悄无声息地往黑风口移动。冉少波站在溶洞门口，望着远处的山峦，眉头紧锁。他知道这一仗的重要性，不仅要保住补给线，更要让红军看到神兵的战斗力，证明他们不是只会蛮干的农民，而是能打硬仗的革命战士。 黑风口峡谷深不见底，两边的悬崖如刀削斧劈，崖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林和低矮的灌木丛，正好可以藏身。谷底的小路仅能容纳两人并排通过，路面凹凸不平，布满了碎石和荆棘，稍不注意就会摔倒。冉少波带着人提前赶到这里，指挥大家布置陷阱、隐藏武器，忙得热火朝天。 李天保带着神兵在左边山坡埋伏，他们把步枪架在岩石后面，枪口对准谷底，手榴弹挂在胸前，随时准备投掷。几个熟悉地形的神兵还在路边埋了土地雷，那是用陶罐装着火药和铁钉做的，一踩就炸，威力不大却能吓唬人。李天保趴在一棵大树后面，透过树叶的缝隙往下看，心脏“砰砰”直跳，既紧张又兴奋。 右边山坡上，张强带着红军战士架起了机枪，枪口用树枝伪装起来，只露出黑洞洞的枪口。战士们趴在草丛里，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放轻了，只有眼睛警惕地盯着谷底的入口。冉少波在中间的制高点观察，手里拿着望远镜，时不时调整一下角度，确保能看清整个峡谷的动静。 另一边，李禄厚带着二十个神兵装作巡逻队，大摇大摆地在谷底的小路上走，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有的扛着步枪，有的拿着大刀，看起来像一群散漫的农民武装。走在最前面的李禄厚故意把帽子歪戴在头上，嘴里哼着小调，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 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赵营长带着队伍来了。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前面是正规军，后面是民团，重机枪和迫击炮被抬在肩上，看起来气势汹汹。赵营长骑着一匹黑马，穿着笔挺的军装，手里拿着马鞭，不时呵斥几句落在后面的民团。 “营长，前面有小股共匪！”一个士兵指着李禄厚他们，大声报告。赵营长勒住马，举起望远镜看了看，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一群乌合之众也敢挡路？给我追！抓活的！”他一甩马鞭，黑马向前跑去，士兵们呐喊着冲了上来，民团的人也跟着嗷嗷叫着往前冲。 李禄厚看到他们冲过来，故意慌乱地喊：“快跑！正规军来了！”说完转身就跑，神兵们也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边跑边往身后开枪，子弹打在地上溅起尘土，却故意不伤人。赵营长见状哈哈大笑：“我说什么来着？一群怕死的孬种！给我追，别让他们跑了！” 队伍浩浩荡荡地冲进了黑风口峡谷，赵营长骑着马走在中间，得意洋洋地看着前面逃跑的神兵，丝毫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逼近。两边的悬崖上，冉少波举起右手，眼睛紧紧盯着谷底的队伍，当最后一个士兵进入峡谷时，他猛地往下一挥手：“打！” 话音刚落，两边的山坡上突然响起枪声和呐喊声。李天保大喊一声：“扔！”神兵们把手里的手榴弹和滚石一起推下去，手榴弹在谷底炸开，浓烟滚滚，滚石“轰隆隆”地往下滚，砸得敌人哭爹喊娘。红军的机枪也“哒哒哒”地响起来，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向谷底，敌人成片地倒下。 赵营长吓得从马上摔下来，帽子都掉了，他顾不上捡帽子，连滚带爬地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大声喊：“快！找掩护！机枪还击！”但峡谷里空间狭小，两边是悬崖，根本无处可躲，士兵们被打得晕头转向，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民团的人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扔下武器就想跑，却被后面的正规军挡住，乱成一团。 李禄厚带着人跑了没多远就停下来，转身加入战斗，他们从侧面攻击敌人的尾部，打得民团哭爹喊娘。李天保在山坡上看得清楚，看到敌人乱成一团，他大喊一声：“跟我冲！”带头从山坡上跳下去，神兵们跟着他往下冲，手里的大刀长矛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谷底顿时变成了战场，枪声、爆炸声、呐喊声、惨叫声混在一起，震耳欲聋。冉少波站在制高点上，冷静地指挥：“左边的人往中间压！右边的机枪别停！把他们往里面赶！”他的声音透过硝烟传下去，清晰有力，给战士们注入了力量。 赵营长看着手下一个个倒下，知道中了埋伏，心里又惊又怒。他掏出枪想还击，却被一颗子弹擦过耳朵，吓得他赶紧缩回头。“快！撤退！”他大喊，声音都变了调，“往后撤！快！”但出口已经被李禄厚他们封死，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抵抗。 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谷底的敌人越来越少，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当最后一个士兵放下武器投降时，冉少波才让停止射击。硝烟慢慢散去，谷底到处是尸体、武器和血迹，看起来惨不忍睹。神兵们和红军战士站在峡谷里，互相看着对方，脸上都带着疲惫却兴奋的笑容。 李天保走到冉少波面前，手里提着缴获的机枪，脸上沾着血和泥土，笑得合不拢嘴：“少波哥，咱们赢了！抓了好多俘虏，缴获了两挺机枪，还有两门迫击炮！”冉少波拍着他的肩膀，眼里满是赞许：“好样的！这仗打得漂亮！不仅保住了补给线，还挫了敌人的锐气，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来犯境！” 赵营长带着残部拼死冲出一条血路，狼狈不堪地往深山里逃。他们原本三百多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人，武器丢了大半，个个身上带伤，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赵营长骑着一匹瘸腿的马，帽子没了，衣服被划破，脸上还带着一道血痕，看起来狼狈极了。 “营长，咱们往哪儿跑啊？这山里阴森森的，看着就吓人。”一个士兵哭丧着脸问，他的胳膊被打伤了，用布条简单包扎着，血还在不停地渗出来。赵营长回头看了看，发现后面没有追兵，才松了口气，却依旧恶狠狠地骂道：“哭什么哭！一群没用的东西！连群农民都打不过，传出去丢死人！” 他们走进一片茂密的森林，这里树木高大，遮天蔽日，阳光都很难照进来。地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发出“沙沙”的声响。周围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鸟鸣和风吹树叶的声音，让人心里发毛。 走了没多久，前面出现一条岔路，一条通往左边的山谷，一条通往右边的山坡。赵营长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正在这时，一个民团突然指着左边的山谷，声音颤抖：“营、营长，那边好像有光……”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左边的山谷里隐隐约约有火光闪烁，还传来模糊的歌声。 赵营长皱起眉头，心里有些发怵，但又不想在手下面前露怯：“怕什么！说不定是附近的村寨，正好去抢点吃的，补充一下体力。”他一挥手，带着队伍往左边的山谷走去，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越往山谷里走，火光越来越亮，歌声也越来越清晰。那歌声听起来很奇怪，像是很多人在哼唱，调子哀怨又诡异，让人头皮发麻。走到山谷入口时，他们看到一片空地上燃起一堆篝火，篝火旁坐着几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人，正在烤东西吃，看起来像是山里的猎户。 “喂！你们是什么人？”赵营长喊道，握紧了手里的枪。篝火旁的人转过身来，他们的脸被火光映照得忽明忽暗，看起来有些阴森。其中一个老者站起身，脸上布满皱纹，手里拿着一根拐杖：“我们是山里的采药人，天黑了就在这儿歇脚，这位长官有什么事吗？” 赵营长打量着他们，看到他们身上没有武器，才稍微放下心来：“我们是国军，路过这里，想找点吃的，你们有什么吃的吗？”老者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有有有，刚烤好的野猪肉，长官不嫌弃就来尝尝。”他指了指旁边的烤猪肉，肉香飘了过来，让饥肠辘辘的士兵们直流口水。 赵营长让几个士兵过去查看，确认没有危险后才带着队伍走过去。士兵们一拥而上，抢着吃烤猪肉，民团的人也围过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赵营长坐在火堆旁，接过老者递来的水囊，喝了一口水，感觉疲惫减轻了不少。 就在这时，突然刮起一阵阴风，吹得篝火“噼啪”作响，火苗剧烈摇晃起来。周围的温度一下子降了下来，让人感觉浑身发冷。老者的脸在火光下变得狰狞起来，他嘿嘿笑着，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长官，这肉好吃吗？这可是用……人肉做的啊！” 士兵们吓得“哇”地一声吐了出来，手里的肉掉在地上。赵营长猛地站起来，掏出枪指着老者：“你胡说什么！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老者慢慢抬起头，眼睛里没有瞳孔，全是白色，看起来恐怖极了：“我们是令牌山的冤魂，被你们这些当兵的害死在这里，今天终于等到报仇的机会了……” 话音刚落，周围突然响起无数凄厉的惨叫声，那些刚才还在吃烤肉的士兵和民团突然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起来，他们的皮肤迅速变得青紫，七窍流血而死。赵营长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跑，却发现自己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老者一步步向他走来，拐杖在地上敲出“笃笃”的声音，每敲一下，地上就冒出一股黑烟。“你也留下吧……”老者伸出枯瘦的手，抓向赵营长的脸。赵营长大喊一声，猛地从噩梦中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上，周围一片漆黑，刚才的篝火和老者都不见了，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狼嚎。 他吓得浑身冷汗，连忙爬起来，发现手下的士兵和民团都躺在地上睡着了，睡得很沉，怎么叫都叫不醒。他心里发慌，不知道刚才发生的是梦还是真的，只能强忍着恐惧，摇醒身边的几个士兵，跌跌撞撞地往山谷外跑，连武器都顾不上带了。 他们刚跑出山谷，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那笑声像是无数人在同时发笑，听得人头皮发麻。赵营长不敢回头，只顾拼命往前跑，直到跑出森林，看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才敢停下来喘口气。这时他才发现，身边只剩下不到十个士兵，其他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赵营长瘫坐在地上，看着身边寥寥无几的残兵，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知道自己彻底失败了，不仅损兵折将，还差点丢了性命。他再也不敢留在令牌山附近，带着残兵狼狈地往遵义方向逃去，一路上连停下来休息的勇气都没有，生怕再遇到什么诡异的事情。 令牌山伏击战大获全胜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黔东根据地，百姓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冉少波带着队伍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武器回到根据地时，受到了军民的热烈欢迎。孩子们围着他们唱歌跳舞，百姓们端着热茶和食物，往战士们手里塞，场面热闹非凡。 贺龙和夏曦特意赶来迎接，看到冉少波他们缴获的武器，贺龙高兴地拍着冉少波的肩膀：“好小子！打得漂亮！没想到你不仅会带兵，还会用计谋，真是块打仗的好料子！”冉少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军长过奖了，这都是弟兄们英勇作战的结果，还有红军指导员的指导。” 夏曦看着缴获的机枪和迫击炮，眼里满是赞许：“少波同志，你们这次不仅保卫了根据地的补给线，还缴获了这么多武器，真是立了大功！回去后要好好总结经验，把这种战术教给其他部队，让大家都学会用脑子打仗。” 李天保也受到了表扬，贺龙看着他身上的伤疤，心疼地说：“天保兄弟，这次辛苦了，好好养伤。以后打仗要注意安全，你可是咱们的得力干将，不能有任何闪失。”李天保嘿嘿笑着，摸了摸头上的伤疤：“军长放心，这点伤不算啥，只要能打胜仗，再多几道疤也愿意！” 晚上，根据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百姓们在空地上燃起篝火，红军战士和神兵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冉少波被大家推到中间，他有些不好意思，犹豫了一下，还是唱起了红军的歌谣：“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他的声音虽然不算洪亮，却带着一股坚定的力量，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跟着一起唱起来，歌声在山谷中回荡，驱散了夜晚的寒冷，也驱散了战争带来的阴霾。 李天保拉着几个神兵跳起了家乡的舞蹈，他们围着篝火转圈，脚步轻快，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旁边的红军战士看得兴起，也加入进来，虽然动作不太标准，却学得有模有样，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百姓们则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有烤红薯、煮玉米，还有自己酿的米酒，热情地分给战士们。 冉隆文拿着一个笔记本，正在记录着什么。他看到这热闹的场面，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少波，你看，这就是军民一心。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冉少波点点头，看着眼前欢乐的人群，心里感慨万千。他想起刚改编时，有些神兵还不适应红军的纪律，对革命的意义也不太理解，而现在，他们已经真正融入了这个集体，成为了为百姓而战的革命战士。 晚会进行到一半，贺龙站起身，示意大家安静。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乡亲们！令牌山伏击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我们的补给线，更证明了咱们黔东军民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跟着红军走，就一定能打跑反动派，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挥舞着手臂，高喊着：“跟着红军走！打倒反动派！”声音震耳欲聋，在山谷中久久回荡。贺龙等掌声平息后，继续说道：“这次战斗中，冉少波同志指挥有方，李天保同志和神兵兄弟们英勇作战，还有红军战士们的密切配合，才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我决定，给冉少波同志记大功一次，给李天保同志和参战的神兵、红军战士们都记功！”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冉少波和李天保走上前，向贺龙敬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冉少波说：“谢谢军长！谢谢组织！这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的！没有红军的指导，没有百姓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取得胜利。”李天保也激动地说：“我们神兵以前只会蛮干，是红军教我们战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以后我们一定跟着红军，好好打仗，为穷人打天下！” 晚会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大家依依不舍地散去。冉少波躺在床上，却没有丝毫睡意。他看着窗外的月光，想起了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弟兄，心里一阵难过。但他知道，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根据地的安全，换来了百姓的安宁。 第二天一早，冉少波就召集神兵和红军战士，开始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他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让每个人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体会。有的战士说这次伏击的位置选得好，有的说诱敌的战术很成功，还有的说手榴弹和滚石的配合很关键。冉少波认真地听着，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在笔记本上，准备整理成战术手册，教给其他部队。 李天保也在总结经验，他说：“以前我们总以为喝了神水就刀枪不入，打仗只知道往前冲，结果死伤惨重。这次跟着少波哥学战术，躲在山上往下打，既安全又能打胜仗，看来迷信真的没用，还是红军的办法管用。”其他神兵也纷纷点头，说以后要多学战术，少信神符。 冉隆文看着大家的转变，心里很高兴。他说：“同志们，你们能有这样的认识，说明你们真正成长了。革命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战术。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适应复杂的战斗环境，取得更多的胜利。” 接下来的几天，根据地一片忙碌。战士们忙着擦拭武器、训练战术，百姓们则忙着耕种土地、支援前线。令牌山伏击战的胜利，让大家对革命充满了信心，相信在红军的领导下，一定能打败反动派，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园。 冉少波也没闲着，他带着队伍在根据地周围巡逻，防止敌人再次来犯。他还经常去百姓家里走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帮他们解决困难。百姓们都很喜欢他，说他不仅会打仗，还关心百姓，是个好领导。 有一天，冉少波在巡逻时，遇到了一个放羊的老人。老人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冉长官，你们真是我们的救星啊！以前国军和民团经常来抢东西，我们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自从红军来了，打跑了反动派，我们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次令牌山打了大胜仗，我们心里更踏实了，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冉少波握着老人的手，认真地说：“大爷，您放心，我们红军一定会保护好大家，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但革命还没成功，我们还需要大家的支持，只要我们军民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老人连连点头，说：“我们一定支持红军，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绝不含糊！” 时间一天天过去，黔东根据地在红军和百姓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巩固。冉少波和他的队伍也越来越强大，他们不仅保卫着根据地的安全，还经常主动出击，打击周边的反动派，扩大根据地的范围。 第二十六回 沙子坡盛会 佛主聚红旗下 1934年6月的黔东群山，晨雾如轻纱般缠绕在山间，阳光穿透云层，在沙子坡的山谷里洒下斑驳的光影。这片曾被战火蹂躏的土地，此刻却涌动着别样的生机——红三军发布的《致神坛诸同志书》如春风化雨，传遍了德江、印江、沿河等五县的村寨，邀请各坛佛主赴沙子坡共商大计。 “报——德江稳坪的张羽让佛主到了！”哨兵的喊声打破了山间的宁静。冉少波站在沙子坡的山坳里，望着远处蜿蜒的山道，只见一队人马踏着晨露而来，为首的汉子身材魁梧，古铜色的皮肤上布满伤疤，正是张羽让。他身后跟着二十多个神兵，个个腰佩大刀，肩扛步枪，眼神里带着敬畏与期待。 “羽让兄弟，可把你盼来了！”冉少波迎上前，紧紧握住张羽让的手。张羽让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少波哥的信一到，我就带着弟兄们连夜赶路，生怕误了时辰。红军真能容得下我们这些‘神兵’？”冉少波拍着他的肩膀：“贺龙军长说了，神兵是受苦人的队伍，红军和你们一样，都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说话间，远处又传来马蹄声。印江天池坪的李天保带着人来了，他骑着一匹黑马，身上的粗布衣衫沾满尘土，左臂缠着绷带——那是上次攻城时留下的伤。看到冉少波，他翻身下马，大步走来：“少波哥，我把印江的弟兄都带来了！贺龙军长真愿意见我们？”冉少波指着山坳里飘扬的红旗：“你看，红军的旗子都为你们插起来了！” 没过多久，六井溪的宁国学也到了。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佛主拄着一根龙头拐杖，身后跟着文贵弟等“七仙女”支队的女神兵。文贵弟腰里别着短刀，背上背着药篓，看到冉少波，她脸颊微红，轻声道：“少波哥，我们宁佛主说，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神兵愿意听红军调遣。”宁国学捋着胡须点头：“红军为民做主，老身信得过。” 短短两天，德、务、印、沿、思五县的神坛佛主陆续赶到沙子坡，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有的带着神兵护卫，有的孤身前来。山坳里搭起了数十顶帐篷，炊烟袅袅升起，神兵们与红军战士混杂在一起，起初还有些拘谨，后来渐渐熟络，互相交流着战斗经历。 张羽让和李天保凑在一起，看着红军战士训练。只见战士们队列整齐，步伐一致，射击时瞄准精准，丝毫不像神兵们打仗时那般散乱。“难怪红军能打胜仗，这纪律性真没得说。”张羽让感叹道。李天保摸着断臂的伤口：“以前我们总靠神符壮胆，现在看来，红军的战术比神符管用多了。” 文贵弟则跟着红军女战士学包扎。她看着女战士用干净的纱布和草药为伤员处理伤口，手法熟练轻柔，不禁问道：“你们的草药和我们的神水不一样，真能治病？”女战士笑着说：“神水治不了枪伤，草药才能消炎止痛。以后我教你认草药，你教我打刀术，好不好？”文贵弟连连点头，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冉少波和贺龙、夏曦坐在临时指挥部里，商议着明日大会的事宜。贺龙吸着烟斗，烟雾缭绕中，他声音洪亮：“少波，这些神兵佛主都是一方领袖，要让他们真心归顺，就得让他们明白，红军和旧军队不一样，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夏曦补充道：“要讲清革命的道理，让他们知道‘灭丁灭粮灭捐’和‘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个道理。” 冉少波点头：“军长放心，这些佛主都是苦出身，最恨官府欺压。我已经让神兵们和红军战士多接触，他们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心里早就信服了。”他顿了顿，又道：“只是有些老佛主迷信根深蒂固，怕是一时难以接受废除神坛仪式。” 贺龙磕了磕烟灰：“不急，思想转变需要时间。我们可以保留神兵的番号，让他们继续用自己的方式作战，但要慢慢教他们革命道理，废除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记住，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窗外，月光洒满山坳，帐篷里透出点点灯火，像撒在地上的星星。 6月17日清晨，沙子坡的山头上挤满了人。朝阳升起，金光洒满大地，数万名神兵、红军战士和百姓聚集在山坡上，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边际。山坳中央搭起了一个土台，上面悬挂着红三军的红旗和书写着“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横幅，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贺龙、夏曦、冉少波等站在土台上，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贺龙走到台前，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身材高大，面容刚毅，眼神里充满了力量，只听他声音洪亮如钟：“弟兄们！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沙子坡，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穷人要想活命，就得团结起来，打倒欺压我们的土豪劣绅和反动派！” 台下的人群沸腾了，有人振臂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红军万岁！”贺龙等掌声平息，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是神兵弟兄。你们举坛起义，反抗苛捐杂税，是英雄好汉！但光靠神符咒语打不了胜仗，只有跟着红军，拿起枪杆子，才能真正推翻压迫我们的人！” 张羽让站在台下前排，听到这话，他攥紧了拳头。想起滥弯坡牺牲的张羽勋佛主，想起那些被机枪扫射的弟兄，他眼眶湿润了。是啊，多少次冲锋陷阵，多少弟兄倒在血泊中，神符没能保佑他们，真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拳头和团结的力量。 贺龙的声音继续传来：“神兵弟兄们，你们信神佛，盼着神佛救苦救难。可神佛在哪里？在你们自己手里！在千千万万受苦人的手里！红军就是要带领大家，做自己的神佛，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他指向身后的红旗，“这面红旗就是我们的信仰，它比任何神符都灵验！” 夏曦接着上台，向大家宣读《致神坛诸同志书》。他声音沉稳，一字一句清晰有力：“……红三军承认神兵为农民起义武装，愿与神兵携手共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凡愿归顺红军者，保留原有编制，接受革命训练，废除封建迷信仪式，实行官兵平等……” 台下的神坛佛主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宁国学捋着胡须，若有所思；李天保眼神坚定，频频点头；也有些佛主面露犹豫，看向身边的神兵，似乎在征求意见。文贵弟悄悄对宁国学说：“佛主，红军说的和我们‘灭丁灭粮灭捐’是一个意思，只是说法不一样。”宁国学微微点头：“嗯，听着有道理。” 这时，冉少波走上台。他穿着一身红军军服，腰间别着驳壳枪，目光扫过台下的神兵弟兄，声音激昂：“弟兄们！我冉少波也是神兵出身，我知道大家受过的苦！以前我们靠神符壮胆，结果呢？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还是没摆脱压迫！自从跟着红军，我们学战术，练枪法，打了多少胜仗？新洲伏击战，我们俘敌酋、缴枪支；令牌山设伏，我们保补给、挫敌锐气！这靠的不是神符，是红军的领导，是弟兄们的团结！” 他举起右手，高声宣誓：“我冉少波，今日在此立誓，愿率神兵弟兄追随红军，打倒反动派，解放黔东百姓！若有二心，天打雷劈！”台下的神兵们被感染了，纷纷举起拳头，跟着高呼：“追随红军！打倒反动派！”声音震彻山谷，惊得山雀四散飞起。 张羽让第一个跳上台，他走到台前，对着台下的神兵大喊：“弟兄们！少波哥说得对！神符救不了我们，红军才能救我们！我张羽让愿意带着德江神兵归顺红军，谁跟我来？”台下的德江神兵齐声应和：“我们跟你走！” 李天保也走上台，他断臂的袖管在风中飘动，声音却异常坚定：“印江神兵听着！以前我们两次攻城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从今天起，我们跟着红军走，学战术，练本领，为牺牲的弟兄报仇！”印江的神兵们呐喊着，声音如潮。 宁国学拄着拐杖，慢慢走上台。他看着台下的“七仙女”支队，声音苍老却有力：“六井溪的弟兄们，老身活了大半辈子，见过太多苦难。红军是真心为百姓的队伍，我们信红军，跟着红军走！”文贵弟带着女神兵们高喊：“跟着红军走！” 一个接一个的神坛佛主走上台，宣誓归顺红军。土台上红旗飘扬，台下呼声震天，阳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映出激动的红晕。贺龙看着这一幕，眼里闪着泪光，他对身边的夏曦说：“你看，这就是民心所向！有了这些神兵弟兄，我们的根据地一定能巩固发展！” 大会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夕阳西下才结束。当最后一缕阳光洒在红旗上时，冉少波带领全体神兵举起右手，向着红旗庄严宣誓：“拥护红军领导，遵守革命纪律，打倒土豪劣绅，解放黔东百姓，若违此誓，甘受严惩！”誓言声响彻山谷，久久回荡。 沙子坡大会结束后，沙子坡的山坳里发生着悄然的变化。神兵们开始拆除神坛，那些曾经被视为“圣物”的神符、令牌被收集起来，有的被当作柴火烧掉，有的被战士们改造成了简易的工具。张羽让亲手烧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刀枪不入”神符，火光中，他眼神坚定：“以后咱们不靠神符靠枪法。” 冉少波按照红军的编制，开始整编神兵队伍。他将德江、印江、沿河等地的神兵合编为“黔东纵队师”，自己任师长，张金殿任副师长，张羽让、李天保分别担任独立团团长。红军派来的冉隆文、徐承鹏等政委则深入各团，开设政治课，教神兵们认字、学革命道理。 政治课就设在露天的场地上，用木炭在石板上写字。徐承鹏站在石板前，指着“打土豪分田地”几个字，耐心讲解：“弟兄们，土豪劣绅霸占着土地，让我们租地耕种，交了租子就没粮吃，这就是我们受苦的根源。红军就是要把他们的土地分给大家，让每个人都有田种，有饭吃。” 神兵们听得聚精会神，有的还在地上用树枝跟着写字。张羽让摸着脑袋，不好意思地问：“徐政委，那我们神兵以前‘灭粮灭捐’，是不是和这个道理一样？”徐承鹏笑着点头：“对！道理是一样的，只是红军要做得更彻底，不仅要灭粮灭捐，还要把土地分给大家，让穷人真正当家作主。” 李天保则跟着红军教官学战术。教官在地上画着地形图，讲解伏击战、游击战的要领：“打仗不能光靠勇猛，要懂地形，会埋伏，就像咱们在令牌山那样，以少胜多。”李天保边听边点头，想起以前硬冲硬打的经历，不由得感慨：“要是早懂这些道理，弟兄们就不会死那么多了。” 文贵弟和“七仙女”支队的女神兵们则成了卫生员。她们跟着红军女战士学习包扎、止血、识别草药，把原来装神水的葫芦改成了药葫芦。文贵弟学得最快，她很快就能熟练地为伤员处理伤口，用草药消炎止痛。有一次，一个神兵被蛇咬伤，她迅速用嘴吸出毒液，敷上草药，救了神兵的命。那个神兵感激地说：“文姑娘，你这草药比神水还灵！” 整编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有些老神兵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偷偷藏起神符，祈祷打仗平安。有一次，一个神兵在战斗前偷偷烧神符，被冉少波发现了。冉少波没有批评他，而是把他拉到一边，指着身边的红军战士说：“你看，他们打仗靠的是枪法和战术，不是神符。上次新洲战斗，咱们没烧神符，照样俘虏了敌酋，对不对？” 那个神兵低下头，小声说：“我就是心里发慌，烧个神符壮胆。”冉少波拍着他的肩膀：“别怕，以后跟着红军训练，练出本事就不慌了。实在慌，就想想身后的乡亲，想想咱们要打土豪分田地，这比任何神符都管用。”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偷偷烧神符了。 为了让神兵们适应红军的纪律，冉少波还制定了“三大纪律”：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不调戏妇女，缴获物资要归公。刚开始，有些神兵不习惯，比如有的神兵顺手摘了百姓的果子吃，被冉少波发现后，不仅让他还了钱，还在全团面前作检讨。渐渐地，神兵们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百姓们都说：“神兵变了，变得和红军一样规矩了。” 宁国学主动提出废除“过刀关”“滚刺条”等迷信仪式。他对六井溪的神兵说：“以前搞这些仪式，是为了让大家不怕死。现在跟着红军，知道为什么而战，就不用靠自残来壮胆了。真正的勇气，来自于为穷人打天下的信念。”他把神坛里的龙头拐杖送给了冉少波，说：“这拐杖陪我多年，现在送给你，希望你带领弟兄们走正道。” 冉少波接过拐杖，郑重承诺：“宁佛主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带领纵队师跟着红军，打出一个新天地。”他把拐杖当作指挥杖，每次训练、作战都带着它，仿佛能从中汲取力量。 一个月后，黔东纵队师举行了首次阅兵式。神兵们穿着统一的军服，虽然有的衣服还打着补丁，但队列整齐，精神抖擞。他们扛着缴获的枪支，迈着坚定的步伐，从贺龙、夏曦面前走过，接受检阅。当走到土台前时，全体神兵齐声高喊：“打倒反动派！红军万岁！” 贺龙看着这支由神兵改编而成的队伍，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对身边的夏曦说：“你看，这些弟兄们脱胎换骨了！这就是团结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夏曦点头：“是啊，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就没有改造不了的队伍，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夕阳下，红旗在山风中飘扬，映红了神兵们的脸庞。他们不再是靠神符壮胆的农民，而是有信仰、有纪律的革命战士。神符化作了心中的星火，黄旗换成了鲜红的帽缨，黔东大地的革命之火，在沙子坡的红旗指引下，燃烧得更加旺盛。 整编后的第一个月夜，沙子坡的山坳里格外宁静。冉少波、张羽让、李天保、文贵弟等围坐在篝火旁，聊着各自的心事，火光映在他们脸上，忽明忽暗。 张羽让啃着烤红薯，感慨道：“以前总觉得有神符保佑，打仗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才明白，那是傻大胆。跟着红军学了战术，才知道打仗还有这么多门道。”他摸了摸腰间的步枪，“这枪比大刀管用多了，就是子弹少了点。” 李天保断臂的袖管搭在膝盖上，他望着天上的月亮，轻声道：“我以前总想着报仇，为牺牲的弟兄报仇，为被欺压的百姓报仇。现在听了红军的道理，才明白报仇不是目的，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才是根本。”他顿了顿，又道：“只是不知道，我们这些神兵，真能成为合格的红军战士吗？” 冉少波递给李天保一块烤玉米，认真地说：“怎么不能？红军战士也是穷苦人出身，和我们一样。只要我们好好学习革命道理，遵守纪律，练就本领，就一定能成为合格的红军战士。”他看向文贵弟，“贵弟，你们女神兵现在是卫生员了，感觉怎么样？” 文贵弟脸颊微红，拨弄着篝火：“挺好的，能救死扶伤，比以前跳神坛舞有用多了。只是……有时候还是会想起以前的姐妹，她们要是能看到现在的日子就好了。”她说着，眼圈有些发红。宁国学去世前，把“七仙女”支队托付给她，她一直记着这份责任。 冉少波安慰道：“她们在天上看着呢，看到你们跟着红军做正经事，一定会高兴的。以后我们打胜仗了，解放了黔东，让所有姐妹都能过上好日子，就是对她们最好的告慰。” 这时，贺龙和徐承鹏走了过来。篝火旁的人连忙起身行礼，贺龙摆摆手：“坐着聊，坐着聊。我听徐政委说，你们聊得很热闹，在聊什么呢？”张羽让笑着说：“我们在聊以前的神兵日子，和现在跟着红军的变化。” 贺龙坐下，贺龙坐下，拿起一根树枝拨弄着篝火，笑着说：“你们聊得好啊，我也来凑个热闹。你们都是黔东的好男儿、好姑娘，以前靠着一股勇气和对神的信仰举坛起义，现在又愿意跟着红军走，这就是革命的力量，是民心所向。”他看向冉少波，“少波，你作为神兵和红军之间的桥梁，责任重大啊。” 冉少波挺直腰杆，认真地说：“军长放心，我一定把工作做好。这几天，我和各团的佛主们深入交流过，他们对红军的政策很认同，就是担心改编后会失去原有的独立性。”贺龙点点头：“这是人之常情，我们要多做解释工作。红军收编神兵，不是要吞并你们，而是要一起为穷人打天下。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都是一家人。” 徐承鹏接着说：“我建议在各团设立党代表，加强思想教育，让大家真正理解革命的意义。同时，多开展军事训练，提高作战能力，这样才能在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冉少波表示赞同：“徐政委说得对，我已经安排了一些红军战士到各团当教官，教大家射击、战术和队列。” 张羽让挠挠头，问道：“军长，以后我们打仗，是听红军的指挥，还是自己决定？”贺龙严肃地说：“打仗当然要听统一指挥。红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制定的作战计划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只有服从指挥，才能打胜仗。但我们也会尊重你们的意见，大家一起商量。” 李天保望着远处的山峦，若有所思：“我担心有些弟兄适应不了红军的纪律和训练，会不会有人开小差？”贺龙笑着说：“这很正常，转变需要时间。我们要关心战士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红军的温暖。同时，加强思想教育，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而战。只要信念坚定，就不会有人开小差。” 文贵弟小声说：“我听说红军里男女平等，女战士也能上前线打仗，是真的吗？”贺龙爽朗地笑了：“当然是真的！红军里不分男女，只要有本事、有勇气，都能为革命出一份力。你们‘七仙女’支队就是好榜样，以后还可以培养更多的女战士。”文贵弟听了，眼里闪着光，暗暗握紧了拳头。 夜渐深，篝火渐渐熄灭，只剩下点点火星。贺龙起身，拍了拍冉少波的肩膀：“少波，好好干，黔东纵队师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也是黔东革命的希望。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说完，他和徐承鹏转身离开，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冉少波望着贺龙离去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豪情。他对身边的人说：“弟兄们，姐妹们，军长的话大家都听到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红军的一部分，要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张羽让、李天保、文贵弟等人纷纷点头，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回到营帐，冉少波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他望着帐篷顶，思绪飘回了过去。从黄埔军校毕业时的热血壮志，到返乡后目睹家乡的苦难，再到组织神兵起义，如今又带领大家加入红军，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但此刻，他心中却充满了希望，因为他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方向。 月光透过帐篷的缝隙洒在地上，形成一道道银白的光带。冉少波起身，走到帐篷外，望着满天繁星，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黔东纵队师将在红军的旗帜下，踏上新的征程，而他，将带领这支队伍，为了黔东百姓的幸福，为了革命的胜利，奋勇前行，永不退缩。 第二天清晨，阳光洒在沙子坡的山坳里，唤醒了沉睡的人们。随着一声清脆的军号声，黔东纵队师的战士们迅速集合，开始了新一天的训练。他们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挺拔，口号声回荡在山谷间，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黔东纵队师不断发展壮大。他们跟随红三军参加了多次战斗，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每一次胜利，都让他们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每一次挫折，都让他们更加团结一心。 张羽让带领的独立团在一次伏击战中，巧妙地利用地形，成功地消灭了一股国民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李天保的独立团则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为红军主力的转移赢得了时间。文贵弟和“七仙女”支队的女神兵们，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用她们的温柔和坚韧，温暖着每一个受伤的战士。 随着时间的推移，黔东纵队师逐渐融入了红军的大家庭。他们学会了唱红军的歌，学会了讲革命的道理，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自己。曾经的神兵，如今已成为了真正的红军战士，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第二十七回 纵队师组建 冉郎掌兵权 1934年夏末的黔东，枫香溪的晨雾像被揉碎的棉絮，在山谷间缓缓流动，空气中弥漫着草药与硝烟混合的独特气息。沙子坡万人大会的余温尚未散去，红三军军部那顶灰布帐篷里，马灯的光晕彻夜未熄，将贺龙、夏曦与冉少波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摊开的黔东地图上。 贺龙指间的铜烟斗在地图上轻轻点动，火星随着他的动作在烟雾中明明灭灭。“十六个县的神坛，能实打实集结多少能打仗的弟兄？”他的目光扫过德江、印江、沿河三地，那里是神兵最集中的区域。冉少波立刻铺开随身携带的神坛分布图，羊皮纸上用朱砂仔细标注着各坛的兵力与武器配置：“德江稳坪张羽让部五百二十人，其中有步枪八十支；印江天池坪李天保部四百一十人，枪支六十二支；六井溪宁国学部三百三十人，枪支四十六支；加上沿河、思南的零散神坛，总共能凑齐一千八百二十七人，枪支二百九十八支。” 夏曦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反射着马灯的光：“这些弟兄大多经历过实战，敢打敢拼是优势，但劣势也很明显。装备太差，八成以上还在用大刀、长矛、梭镖，甚至有不少人带着农具参战。更关键的是思想问题，迷信思想根深蒂固，打仗全靠‘神水护体’的信念支撑，缺乏科学战术指导。”他转向冉少波，眼神郑重如铁，“少波，整编不是简单换个番号，是要把这些靠神符壮胆的农民，变成真正懂纪律、明事理的革命战士。这副担子，非你莫属。” 冉少波“唰”地站起身，腰间的驳壳枪随着动作轻响，枪套上的红星在灯光下闪了闪：“请军长、政委放心！我冉少波以性命担保，三个月内定将纵队师练成能打硬仗的正规军！”他伸手抚过地图上刚写下的“黔东纵队师”五个字——这是贺龙亲自拟定的番号，“纵队”代表神兵的群众基础，“师”则赋予正规军的编制，寓意着两股力量的血脉交融。 三日后的枫香溪广场，整编仪式在初升的朝阳中隆重举行。一千八百余名神兵穿着统一缝制的灰布军装，虽然袖口、裤脚长短不一，有的还露出补丁，但每个人都努力挺直腰板，目光灼灼地望着广场中央。那里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旗杆，红三军的红旗在晨风中缓缓舒展，旗角扫过下方整齐排列的队伍，仿佛在为他们拂去旧时代的尘埃。 贺龙亲自为纵队师授旗，当冉少波双手接过红旗的瞬间，旗杆突然发出低沉的嗡鸣。他低头细看，发现斑驳的旗竿上竟浮现出淡淡的金色纹路，像是无数细小的火苗在木纤维间游走——这根旗杆大有来历，正是当年张羽勋在香树坝设坛时用过的神坛主杆，红军到来后被百姓当作“圣物”献了出来，此刻竟似有灵性般呼应着他掌心的温度。 “现在宣布任命！”贺龙的声音响彻广场，惊起树梢的晨鸟，“冉少波同志任黔东纵队师师长！张金殿同志任副师长！张羽让同志任第一独立团团长，张金煌同志任副团长！李天保同志任第二独立团团长……”被点到名的将领依次出列敬礼，阳光照在他们崭新的红领章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张金殿下意识摸了摸胸前的红星徽章，忽然想起滥弯坡牺牲的张羽勋，眼眶一热，悄悄握紧了腰间的步枪——那是缴获的敌军制式步枪，此刻枪托还带着余温。 红军派来的政委冉隆文、徐承鹏随后亮相。冉隆文举起一本油印的《革命须知》，封面的红星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从今日起，每日晨操后加两小时政治课！学认字，学革命道理！记住，你们不再是靠神符护体的神兵，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战士！”他将课本高高举起，“这才是你们今后的‘神符’！” 仪式结束后，各团立刻投入紧张的整编。张羽让的第一独立团驻扎在枫香溪西侧的山谷，他正指挥战士们拆除临时搭建的神坛，将那些画着“刀枪不入”符咒的木牌劈成柴薪。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兵捧着祖传的神符哭哭啼啼，说这是他家三代供奉的“保命符”。张羽让一把夺过神符扔进火盆：“烧了！从今往后，咱们的护身符就是这杆枪，就是这面红旗！”火苗舔舐黄纸神符时，竟“噼啪”爆出一串火星，在老兵掌心烫出个小小的红星印记，却不觉得疼痛。 李天保的第二独立团则在进行队列训练。独臂的他挥舞着红军教官送的枣木杖，耐心纠正战士们歪斜的站姿：“以前打仗一窝蜂，现在要学红军的规矩！齐步走——一二一！左右左！”他的木杖点地时，地面竟泛起浅淡的金光，将战士们的影子连成长长的直线，原本散乱的步伐不由自主变得整齐划一。有战士悄悄议论：“李团长的木杖怕是也有神力！”李天保听见了，大声喝道：“这不是神力，是纪律的力量！” 文贵弟带领的“七仙女”支队被编入纵队师卫生队，她们的神水葫芦换成了红军制式药箱。在整理宁国学留下的旧物时，文贵弟发现那根龙头拐杖的裂缝里似乎藏着东西，她小心翼翼地撬开榫卯，抽出一卷发黄的布帛。展开一看，竟是咸丰年间黄号军的医书抄本，上面的草药图谱与红军卫生员教的不谋而合，布帛边缘还绣着小小的红旗图案，针脚细密如星。 政治课成了整编初期最艰难的战场。冉隆文在临时课堂（原神坛大殿）的土墙上画了个大大的“人”字，粉笔灰簌簌落下：“大家说，这世上有没有刀枪不入的神？”台下立刻炸开了锅，后排一个满脸伤疤的老兵霍地站起：“当然有！我亲眼见过佛主张羽勋刀砍不伤！” 冉隆文没有直接反驳，而是请老兵上台，当场架起稻草人，在三十步外举起步枪射击。“砰”的一声枪响，子弹轻易穿透稻草，在靶心留下清晰的弹孔。“神符要是真有用，”他举起带血的弹头（预先在草人内放置动物血袋），“滥弯坡牺牲的弟兄怎么没能活下来？新洲战斗缴获的枪支，难道是神符变出来的？”老兵张口结舌，下意识摩挲着手臂上的枪伤——那是上次冲锋时被民团打中的贯通伤，当时他贴身揣着神符，却没能挡住子弹。 徐承鹏则擅长用讲故事的方式开课。他盘腿坐在草地上，身后是晒谷场的石碾子：“我给大家讲个贺龙军长的故事。当年军长在洪湖闹革命，就靠两把菜刀起家，没求过任何神佛，照样打土豪分田地……”他掰着手指细数红军的胜仗，“上个月令牌山伏击战，咱们没用神符，靠战术照样大胜，对不对？” 台下的战士们渐渐被打动。张羽让的警卫员小柱子忍不住提问：“政委，那我们以前念的咒语都没用吗？”徐承鹏笑着拍拍他的肩膀：“有用！那咒语里藏着你们反抗压迫的勇气！但现在要把勇气用在正地方，学枪法，学战术，这才是真正的‘刀枪不入’！”他指着远处训练射击的战士，“你看他们练瞄准，三点一线，这才是能打胜仗的真本事！” 军事训练同样如火如荼。冉少波将黄埔军校的教材改编成通俗易懂的土办法，在沙盘上用石子演示“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的战术。他让战士们在山林间设置稻草人靶，用削尖的木棍模拟机枪阵地，详细讲解如何利用地形隐蔽接敌：“记住，敌人的子弹不认神符，但认山沟、认大树、认土坎！” 李天保的独立团在一次模拟进攻中闹出笑话。当“敌军”的土制手榴弹（塞满泥沙的陶罐）扔过来时，几个老兵习惯性地跪地念咒，等着神符显灵，结果被陶罐砸得满头包。李天保气得用木杖敲了敲他们的钢盔：“记清楚！现在靠的是战术不是咒语！快找掩护！”他亲自示范如何翻滚到岩石后，动作标准得不像独臂人。 张羽让则充分发挥水战优势，带着战士们在乌江支流练习泅渡。他发明了“水下传信”的法子：用削尖的芦苇杆在水底换气，把命令写在油纸团上藏在嘴里。有次训练时突降暴雨，江面涌起半人高的巨浪，战士们却借着浪势成功突袭了对岸的“敌营”，连经验丰富的红军教官都赞不绝口：“这水性，比洪湖的老水手还厉害！” 整编半月后的一天深夜，冉少波查哨时发现营房外的老槐树下有微光闪烁。走近一看，竟是副师长张金殿在偷偷烧神符，橘红色的火苗在他掌心窜起三寸高，却没灼伤皮肤——这是神兵的“护体术”余习。“我知道这不对，”张金殿见被发现，红着脸解释，“就是……就是想求个平安，让弟兄们少流血。” 冉少波没有斥责，反而蹲下身与他共守火堆：“我懂你的心思。咱们都见过太多弟兄倒下，心里怕啊。”他捡起一根树枝，在火堆旁画了个五角星，“但真正的平安，是咱们自己打出来的。你看这红星，比任何神符都管用——它代表着穷人团结一心，这才是最厉害的护身符。”说话间，火堆突然“轰”地爆出一团红光，将两个五角星的影子投在营房墙上，久久不散，如同烙印。 纵队师的营地渐渐有了新气象。原来的神坛大殿被改造成课堂，墙上刷着“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兵一家亲”的标语，鲜红的字迹取代了原来的鬼神符咒。战士们在课余时间围着红军战士学认字，用烧焦的木棍在地上写字，常常练到手指发僵起泡，地上的字却越来越工整。 张羽让的独立团出了件奇事：炊事班的老杨在蒸馒头时，无意中用写着“革命”二字的蒸笼布盖锅，揭开时发现馒头竟比往常多出一半，个个饱满雪白。消息传开后，战士们都说这是“革命的神力”，连路过的老乡都来围观“神布”。老杨被问得没办法，红着脸揭秘：“哪是什么神力哟，是我怕大家吃不饱，偷偷多加了把玉米面……”这事后来被编成活报剧，在各团巡回演出，成了破除迷信的生动教材。 文贵弟的卫生队也忙碌起来。她们将宁国学留下的医书与红军卫生知识结合，在营地周围开辟了三亩药圃，种上金银花、艾草、蒲公英等草药。有个小战士在放哨时被毒蛇咬伤，脚踝迅速肿胀发黑。文贵弟按医书配方捣烂草药敷上，又用红军教的绑扎法在伤口上方勒紧止血带，竟比神坛的“驱蛇咒”管用百倍。小战士痊愈后，逢人就举着伤愈的脚踝说：“女神兵的草药比神水灵！这才是真本事！” 军民关系也日益融洽。当地百姓最初对这支“换了装的神兵”半信半疑，直到看到战士们帮着挑水劈柴、抢收庄稼，秋毫无犯，才渐渐放下心防。枫香溪的王大娘给战士们缝棉衣时，特意在衣襟内侧绣上小小的红星，说：“这比神符暖和，能挡风寒。”战士们行军时，总有人发现背包里多了煮熟的红薯、腌好的咸菜，却找不到是谁送的——百姓们都说是“山神爷的馈赠”。 一天傍晚，冉少波在营地巡查时，发现几个新战士围着一个老红军听故事。老红军正讲长征过草地的经历，说到战友们互相搀扶着走出沼泽，如何用草根树皮充饥，战士们听得眼睛发亮。冉少波悄悄加入旁听，听到老红军说：“真正的护身符不是神符，是战友的肩膀，是百姓的支持！当年要是没有藏民送的青稞，我们走不出草地啊！”他心中一动，这正是他想让战士们明白的道理。 整编期间并非一帆风顺。务川来的一个神坛佛主赵老栓不适应严格的纪律约束，趁夜带着十几个亲信逃跑，还偷走了两杆步枪。张羽让得知后怒不可遏，亲自带骑兵连夜追击，在天亮前将逃兵截获在乌江渡口。押回营地后，冉少波没有按军法处决，而是让他们在全师大会上做检讨，然后分配到各团戴罪立功。 赵老栓后来在新洲战斗中表现英勇，为掩护战友炸掉敌军碉堡，自己却被流弹击中。临死前他扯下怀里珍藏的神符，对身边的战士说：“把这烧了……红军的道理，我懂了……”战士们将他的遗体抬回营地时，发现他紧握的手心，竟有个被体温焐热的红星印记，像是用鲜血染成的。 九月初的军事考核中，纵队师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模拟攻防战中，张羽让的一团利用晨雾掩护，沿着溪流潜行，成功奇袭“敌军”指挥部；李天保率二团佯装溃败，将“敌军”诱入山谷后配合伏兵包抄，打出漂亮的歼灭战。贺龙亲临观战后，拍着冉少波的肩膀大笑：“好小子！真把神兵练成铁军了！这战术水平，不亚于主力团！” 考核结束的当晚，纵队师举行篝火晚会。战士们围着熊熊篝火唱歌跳舞，张羽让带头唱起改编的山歌：“黄旗换成红军帽，神符变成革命书，跟着贺龙打天下，穷人从此不受苦……”粗犷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惊起一群夜鸟，在星空下划出优美的弧线。冉少波望着跳动的火焰，忽然发现火光中浮现出无数张面孔——张羽勋在香树坝举坛的身影，滥弯坡牺牲的弟兄们，还有那些送粮的百姓、教字的红军……他握紧手中的红旗，旗杆再次发出轻微的嗡鸣，仿佛在回应着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新生。 整编进入第三个月，黔东根据地外围的敌情日益紧张。贵州军阀王家烈调集三个团的兵力，在印江、德江边境构筑封锁线，扬言要“三个月肃清共匪与神兵余孽”。红三军军部决定先发制人，命黔东纵队师配合主力夺取新洲镇，打通通往湘西的战略通道。 出征前夜，各团举行誓师大会。张羽让的一团在广场上列队，月光照在他们年轻的脸上。他高举红旗，声音因激动而沙哑却异常坚定：“弟兄们！明天就是检验咱们整编成果的时候！记住，枪膛里的子弹比任何神符都可靠，身边的战友比任何神明都可信！”战士们齐声呐喊，声震山谷，连天上的乌云都似被震散，露出点点星光。 李天保的二团则在检修武器。独臂的他用牙齿咬着布条，仔细擦拭步枪的枪管，动作熟练得令人心疼。文贵弟带着卫生队送来连夜熬制的草药，药香混着松节油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她给李天保的断臂换上新药布，轻声道：“李团长，这草药里加了宁佛主留下的秘方，用天麻和当归泡过，能活血化瘀。”李天保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有你们在，我这条胳膊还能再杀十个敌人！” 冉少波在师部召开作战会议，墙上的地图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红蓝箭头。他用指挥棒指着新洲镇的地形分析：“敌军主力一个团驻守镇内，外围有两个营设防，分别在东山和西桥。张团长率一团从左翼佯攻西桥，制造强攻假象，吸引敌军注意力；李团长带二团从右翼穿插，利用山林掩护绕到东山后侧，切断敌军退路；我率师部直属队居中指挥，待敌军调动时发起总攻！” 徐承鹏补充道：“政治部已安排沿线百姓传递情报，每个山头都有联络员。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许损坏庄稼！”他特意看向几位 former 佛主，“这是革命军队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谁也不能违反！违反纪律者，军法处置！” 深夜的营房里，小柱子辗转难眠，偷偷摸出藏在枕下的半块神符。这是他母亲临别时塞给他的，说能保平安。月光透过窗棂照在泛黄的神符上，朱砂符咒显得格外诡异。他忽然想起政治课上学的道理，想起张团长烧神符的决绝，犹豫片刻，将神符凑到油灯上点燃。火苗舔舐纸面时，没有出现往常的异光，只化作一缕青烟，带着淡淡的纸灰味飘散在风中。 次日清晨，纵队师兵分三路向新洲进发。张羽让的一团伪装成溃散的神兵，拖着大刀长矛，摇摇晃晃地走向西桥敌军阵地。敌军哨兵见是“乌合之众”，放松了警惕，甚至对着他们嘲笑谩骂。直到进入步枪射程，张羽让突然高举红旗，大喊一声：“打！”战士们瞬间端起步枪开火，子弹如雨点般飞向敌军碉堡。那些看似破旧的步枪此刻爆发出惊人威力，打得敌军措手不及，碉堡里的机枪手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精准命中。 右翼的李天保部则在山林间穿行。独臂的他攀爬山崖时如履平地，手指抠住岩石缝隙，仅靠单臂力量就能跃上半米高的石阶。战士们紧随其后，用绑腿结成绳索，互相拉扯着穿过陡峭的山坡，悄无声息地绕到东山敌军侧后方。当冲锋号响起时，他们如神兵天降般从树林中冲出，手榴弹在敌营中炸开一朵朵烟尘，浓烟中隐约可见鲜艳的红旗在翻飞。 冉少波坐镇中军指挥部，设在新洲镇外的一处山神庙里。庙内的神像早已被百姓移走，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简陋的沙盘。他通过百姓传递的情报实时调整部署，每隔一刻钟就有穿着补丁衣裳的村民跑来汇报敌情，有的还带着自家烤的红薯塞给通信员。当得知敌军主力被吸引到左翼西桥时，他果断下令：“吹号，总攻！” 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山谷，师部直属队如潮水般涌向新洲镇。战士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冲锋，而是利用断墙、土坎作为掩体，交替掩护前进。机枪手趴在坟包后精准压制敌军火力，步枪手则利用地形匍匐前进，完全展现出正规军的战术素养。有个年轻战士在冲锋时被流弹擦伤胳膊，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哭喊着求神保佑，而是自己用急救包简单包扎后，继续端枪冲锋。 激战至正午，新洲镇的枪声渐渐稀疏。纵队师以伤亡不足百人的代价，成功歼灭敌军五百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子弹五千多发，还有两门迫击炮。打扫战场时，张羽让在敌军指挥部发现一箱未拆封的神符，黄纸包装上印着“贵阳开元寺开光”的字样——竟是王家烈为鼓舞士气，特意从贵阳请来的“护身符”。他冷笑一声，将神符全部堆在镇中心的广场上，招呼战士们：“都来看看！这就是反动派的依仗！”战士们纷纷围拢过来，有人点燃火把扔向神符堆，火焰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天空，纸灰随风飘散，如同旧时代的尘埃。 消息传回枫香溪，贺龙亲自书写“英勇善战”的锦旗，派快马送到纵队师。冉少波接过锦旗时，旗杆上的火苗纹路突然变得清晰，仿佛有真正的火焰在旗杆中燃烧，暖流传遍全身。他知道，这面锦旗不仅是对纵队师的肯定，更是黔东神兵完成蜕变的见证。 夕阳下的新洲镇，战士们在广场上列队，军装虽染血污却依旧整洁。冉少波带领全体官兵举起右拳宣誓：“我们是黔东纵队师战士，永远跟着红军走，为解放黔东百姓奋斗到底！严守纪律，不怕牺牲，革命不成功，决不罢休！”誓言声震彻云霄，远处的乌江泛起粼粼波光，仿佛在为这支新生的队伍奏响凯歌。纵队师的红旗在镇口的旗杆上高高飘扬，旗角拂过砖石上未干的血迹，将旧时代的伤痕轻轻抚平。 夜幕降临时，文贵弟的卫生队在镇内一处祠堂开设临时救护所。煤油灯的光晕下，她正为伤员包扎伤口，动作轻柔而熟练。忽然，她发现一个重伤员的胸前，半块神符与红军徽章叠在一起，神符已被鲜血浸透发黑，而徽章却依旧闪亮如新。她小心翼翼地取下神符，将徽章重新别回伤员胸前，轻声道：“这才是真正的护身符。”伤员虚弱地点点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尽管疼痛难忍，却没有哼一声。 冉少波站在镇口的高地上，望着满天繁星，手中的红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远处传来阵阵歌声，是战士们在唱新编的歌谣：“红旗飘，红星闪，神兵改编换新颜；学战术，明道理，打倒土豪把身翻……”他知道，纵队师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前方还有更多的战斗等待着他们，王家烈的大军绝不会善罢甘休。但他心中充满信心，因为他身后是千余名脱胎换骨的战士，他们的眼神里不再只有迷信的狂热，更多了对未来的憧憬；因为他脚下是黔东大地觉醒的百姓，他们用红薯、草药和情报支援着这支队伍；更因为他手中这面永远飘扬的红旗——这才是最强大的力量，是比任何神符都灵验的信仰，是照亮黔东大地的不灭星火。 夜风带来远处的虫鸣，与战士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冉少波握紧旗杆，感受着那股若有若无的暖意从掌心传来。他仿佛看到张羽勋在香树坝举坛的身影在火光中微笑，看到滥弯坡牺牲的弟兄们化作天上的星辰，看到黔东的百姓们正在田埂上向队伍招手。他深吸一口气，胸中充满了力量，转身走向指挥部——那里，新的作战计划正在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