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作為華夏立國之基，是堅決不能動搖的，哪怕在最缺少人力資源的時候，魏民生也從來沒有想過放寬這個政策。
在華夏立國之後，這個個人信用和社會貢獻積分的作用隻會加強，隻有讓誠信貫通於社會事務的任何一個角落，並與每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大家才會把誠信作為自己用心去嗬護的對象。
但誠信也隻是影響社會生態的一個重要因素，隻不過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全麵的。
對於一個正常的社會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自由。
學術上存在對自由概念的不同見解，在對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認識上有所不同，眾多思想家對“自由”的界定竟有200餘種之多。
但魏民生在眾多的描述中，認為《人權宣言》中的“自由即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最為恰當。
任何人都渴望無拘無束的自由，但這樣的自由在與他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是不可能實現的。
一塊位置很好的地，你想要，他也想要，但同樣位置的地隻有一塊，給了你就滿足不了他的要求，滿足了你擁有這塊土地的自由，就無法滿足別人同樣的自由。
你有喜歡一個人的自由，但別人也有喜歡這個人的自由，同時被喜歡的這個人也有不喜歡你的自由。
自由隻要不涉及到他人，做任何事都是可以的，但一旦涉及到他人，就會產生種種衝突，所以，沒有任何限製和前提的絕對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
除非你生於一個隻有你一個人存在的世界，那麽你就擁有在這個世界中幹任何事的自由。
社會是由無數的人所組成的，所以在社會中是不可能存在絕對自由的。
但如果這個社會對個人的行為處處設限，這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就會打壓民眾的創新意識。
一旦整個社會的民眾都失去了創新的動力，整個社會就會成為一潭死水，毫無生機可言。
隻有在個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會，民眾的智慧才會有空前的活躍，創新的東西才會不斷被提出，財富作為副產品自然就會像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
但一個社會要如何讓個人的自由得到最大的保障，說得簡單，想要完全做到卻是非常困難的。
追求自由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幸福，因為人的最終追求是幸福，所以，人們追求自由的根本目的必然也是為了獲得幸福。
既然自由的前提是不涉及到他人的利益，而他人的利益一般意義來說就是對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和所有權，所以，社會資源是獲得自由必須要考核的重要問題。
在社會資源一定的情況下，資源的分配多寡必然與個人的幸福息息相關。
所以，一個社會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資源分配方式。
而魏民生在以前提出來的“自流崗”，就是一種自由的職業選擇和資源分配方式的嚐試。
在魏民生已經知道一些事物發展過程的情況下，也沒有必要一一去試錯，至少在華夏國出現超越現實世界的高精尖行業之前，不會產生任何行業的泰鬥級人物。
因為華夏國的知識都來自於同一片時空，所有人學習的條件和起點是一樣的，隻是個人掌握知識和靈活運用的程度不同而已。
如果真的出現了一兩個高精尖的行業泰鬥人物，那麽他能夠從這個行業中獲得遠超其他人的收入和地位。
這種收入和地位上的差距反過來又會刺激更多的人來加入這個行業，在激發了全部工作熱情的人才努力之下，甚至可能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收獲。
在這種分配方式下，社會團體內的任何人都有選擇任何崗位的自由，但如果是你自己因為能力問題無法勝任這個崗位，那麽由別人來獲得這個崗位也是整個社會團體的自由。
隻有整個社會都采用建立在這種自由崗位選擇基礎上的資源分配，才能夠得到所有社會成員的認可，才能夠讓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才能夠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工作和生活氛圍。
在信息充分共享的情況下，所謂的經驗已經不再是衡量一個人能力的重要指標，而是一個人應該或者說可以掌握的基本常識。
在所有工作崗位充分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所謂的資曆也就不再成為限定個人能力的一種手段。
經驗和資曆實際上隻是在掌權者處於一種茫然的選拔人才狀態下，出於維護人情和既得利益團體已有利益所作出的人為限製而已。
而最低收入的設置，雖然無法讓所有人感到幸福，但至少可以讓人擁有“免於匱乏的自由”，在這種最低生活保障之下，才能讓人敢拚，才不會有後顧之憂。
當社會上的所有人不再因經驗、資曆和生活受到種種限製的時候，才會有人敢想、敢做、敢為，才不會產生既得利益團體，所謂的潛規則才沒有生存的土壤。
隻有在社會所有職業和崗位都存在充分競爭的狀態下，才能夠談得上公開、公平、公正，“能者上、庸者下”的理想化用人機製才能夠真正落到實處。
隻有所有人都可能扮演社會中的任何角色，並且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會是一個故事中哪一個角色的時候，才會用心去思考公平的真正含義。
看待任何問題，如果不拋開立場，就談不上公平。
在華夏立國之後，這個個人信用和社會貢獻積分的作用隻會加強，隻有讓誠信貫通於社會事務的任何一個角落，並與每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大家才會把誠信作為自己用心去嗬護的對象。
但誠信也隻是影響社會生態的一個重要因素，隻不過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全麵的。
對於一個正常的社會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自由。
學術上存在對自由概念的不同見解，在對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認識上有所不同，眾多思想家對“自由”的界定竟有200餘種之多。
但魏民生在眾多的描述中，認為《人權宣言》中的“自由即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最為恰當。
任何人都渴望無拘無束的自由，但這樣的自由在與他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是不可能實現的。
一塊位置很好的地，你想要，他也想要，但同樣位置的地隻有一塊，給了你就滿足不了他的要求，滿足了你擁有這塊土地的自由，就無法滿足別人同樣的自由。
你有喜歡一個人的自由，但別人也有喜歡這個人的自由，同時被喜歡的這個人也有不喜歡你的自由。
自由隻要不涉及到他人，做任何事都是可以的，但一旦涉及到他人，就會產生種種衝突，所以，沒有任何限製和前提的絕對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
除非你生於一個隻有你一個人存在的世界，那麽你就擁有在這個世界中幹任何事的自由。
社會是由無數的人所組成的，所以在社會中是不可能存在絕對自由的。
但如果這個社會對個人的行為處處設限，這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就會打壓民眾的創新意識。
一旦整個社會的民眾都失去了創新的動力，整個社會就會成為一潭死水，毫無生機可言。
隻有在個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會，民眾的智慧才會有空前的活躍，創新的東西才會不斷被提出，財富作為副產品自然就會像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
但一個社會要如何讓個人的自由得到最大的保障，說得簡單，想要完全做到卻是非常困難的。
追求自由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幸福，因為人的最終追求是幸福，所以，人們追求自由的根本目的必然也是為了獲得幸福。
既然自由的前提是不涉及到他人的利益，而他人的利益一般意義來說就是對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和所有權，所以，社會資源是獲得自由必須要考核的重要問題。
在社會資源一定的情況下，資源的分配多寡必然與個人的幸福息息相關。
所以，一個社會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資源分配方式。
而魏民生在以前提出來的“自流崗”，就是一種自由的職業選擇和資源分配方式的嚐試。
在魏民生已經知道一些事物發展過程的情況下，也沒有必要一一去試錯，至少在華夏國出現超越現實世界的高精尖行業之前，不會產生任何行業的泰鬥級人物。
因為華夏國的知識都來自於同一片時空，所有人學習的條件和起點是一樣的，隻是個人掌握知識和靈活運用的程度不同而已。
如果真的出現了一兩個高精尖的行業泰鬥人物，那麽他能夠從這個行業中獲得遠超其他人的收入和地位。
這種收入和地位上的差距反過來又會刺激更多的人來加入這個行業，在激發了全部工作熱情的人才努力之下，甚至可能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收獲。
在這種分配方式下，社會團體內的任何人都有選擇任何崗位的自由，但如果是你自己因為能力問題無法勝任這個崗位，那麽由別人來獲得這個崗位也是整個社會團體的自由。
隻有整個社會都采用建立在這種自由崗位選擇基礎上的資源分配，才能夠得到所有社會成員的認可，才能夠讓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才能夠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工作和生活氛圍。
在信息充分共享的情況下，所謂的經驗已經不再是衡量一個人能力的重要指標，而是一個人應該或者說可以掌握的基本常識。
在所有工作崗位充分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所謂的資曆也就不再成為限定個人能力的一種手段。
經驗和資曆實際上隻是在掌權者處於一種茫然的選拔人才狀態下，出於維護人情和既得利益團體已有利益所作出的人為限製而已。
而最低收入的設置，雖然無法讓所有人感到幸福，但至少可以讓人擁有“免於匱乏的自由”，在這種最低生活保障之下，才能讓人敢拚，才不會有後顧之憂。
當社會上的所有人不再因經驗、資曆和生活受到種種限製的時候，才會有人敢想、敢做、敢為，才不會產生既得利益團體，所謂的潛規則才沒有生存的土壤。
隻有在社會所有職業和崗位都存在充分競爭的狀態下，才能夠談得上公開、公平、公正，“能者上、庸者下”的理想化用人機製才能夠真正落到實處。
隻有所有人都可能扮演社會中的任何角色，並且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會是一個故事中哪一個角色的時候，才會用心去思考公平的真正含義。
看待任何問題，如果不拋開立場，就談不上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