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誌這次做培訓的地點是“中央政治學校”,中央政治學校在此時的校址位於金陵建鄴路紅紙廊(現建鄴路168號),其標誌性建築為始建於1927年的國立中央政治大學門樓,屬羅馬風格。


    該學校在民國時期,成為藍黨培養政治人才的核心場所,校長由駵常校長兼任。


    紅紙廊地名源於明代,因曾是經營紙張的市集得名,清代設有雲錦織造機構,民國時期成為中央黨務學校(後改稱中央政治學校)的永久校址。


    校園以紅紙廊北側為核心區域,主體建築包括羅馬風格的門樓及配套校舍,校內有圖書館、教學樓等設施,整體布局莊重,體現了民國官式建築特色。


    校舍條件簡陋,但功能齊全,周邊綠樹成蔭,環境肅穆。


    建鄴路是1930年由紅紙廊、羊市橋等路段拓寬而成,為南京主要官街之一,街道兩側有遮陽廊簷,保留傳統商業街風貌。


    附近有紙張、文房四寶店鋪,因靠近考棚舊址,文化氛圍濃厚。


    中央政治學校前身為1927年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1929年改組後專司培養黨政幹部,強調“訓政時期”的三民主義政治人才培訓。此時仍為國民黨核心政治教育機構。


    正值全麵抗戰前夕,藍黨政府加速整合培訓資源。


    軍事機構以空軍和陸軍為主,政治訓練則強化國民黨意識形態,而特工培訓初現雛形。金陵、餘杭、牡丹城的地理分布,反映了當時戰略重心與備戰需求。


    中央政治學校禮堂因為兼顧會議與培訓功能,有主席台、嘉賓席和其他座位,大約需要500個坐席。


    今天參加培訓會議的大約有500多人,座位滿了後,也加了一些席位。


    宋誌對於此次培訓本就積極性不足,而且要麵對幾百個藍黨特務,他可是知道好多特務,未來將大量的投敵,無耐的隻能做了一些偽裝。


    當戴著眼鏡、唇上有著一貼胡子的宋誌,來到主席台上落座,打此時還很新潮的麥克風,開始了今天的培訓。


    “大家好,我叫高易,奉小陳局長命令,將和大家分享一些對倭的看法,請在座各位給與扶正…”


    宋誌首先談了倭國上個世紀開始的侵華計劃,逐步吞並華夏的策略,並預言7、8月份將向華夏發動全麵戰爭等等。


    聽講人員基本處在震驚的狀態,原本那些應付此次講座的人員,都全身心的投入。


    甚至有些被推翻一直以來思維觀念的腐儒們,更是不可相信。


    一些精倭分子,竟然當堂提出質疑,打斷了宋誌的培訓。


    宋誌也隻是提出各種倭國資料,來證明倭國的別有用心,還有東北事變、第一次淞滬會戰的發生過程等等,以事實與這些受到倭國洗腦的人對峙,引來了大多數受訓人員的掌聲。


    經過第一堂課時長2個小時的講座,大多數參訓人員都有了心裏的概念。


    第二堂課參訓人員隻有160多人,主要是調查局培訓班的人員。


    這節課時長五個小時,中午隻讓學校食堂送來了份飯,大家吃完飯後,繼續開始培訓。


    宋誌將自己所知的特工工作,從招攬、培訓、潛入、發展、情報、聯絡、襲擊、撤退、痕跡、密碼、安全、無線、刑訊等是十幾個方麵,開始闡述各種各樣的案列。


    從上到下、從裏到外、從日常事物到現場案件的處理,計劃五個小時的時長,因為時常被培訓人員打斷,而且最後階段,成了答疑解惑的階段,使得宋誌感覺,這比上陣殺敵還要讓人疲乏勞累。


    宋誌的侃侃而談,坐在台下嘉賓席位上,一位身材中等壯實,外表粗獷強硬,有軍人的幹練。他的臉輪廓分明,目光銳利。


    在聽講的過程中,他時刻關注著宋誌的講座,還時不時的做一些筆記,態度認真端正。


    最大的特色是,在中間的休息時間,這位壯實男人,走起路來像是脊梁骨上了鋼條,步子大而有力,相當的有特色。


    而宋誌可是認識,這位號稱“東方特工王“的戴處長。


    這位戴處長,未來新的軍統局局長,以其心狠手辣、行蹤詭秘而著稱。


    他為了達到目的,無所不用其極,手段之殘忍、行動之詭譎,令人膽寒。


    同時,他也是一個極具企圖心和野心的人,自幼就希望能出人頭地,不再受人歧視和欺負。


    戴處長被常校長簡拔於落魄之中,作為黃埔軍校的學生,立誌忠誠與常校長,並通過去年的西安事變,證明了自己的忠誠,這也是常校長賦予其重權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是對於紅黨的長期敵視,其反共策略自1930年代初期延續至此,如1931年針對紅黨領袖的“藍-aac行動計劃”仍未被放棄。


    借軍委會訪問團赴延安之機,安插叛徒楊蔚隨行搜集情報,但同樣無功而返。


    後續通過流亡東北軍、向往抗倭的學生等等身份,潛入紅黨,或者借助紅黨叛徒等等手段,對紅黨各級機關、軍隊進行滲透。


    第三個是抗戰準備,隨著抗戰準備與戰略轉向,隨著華北局勢緊張,一方麵,隨著戴處長轉向對倭工作。


    命令外勤單位在華北、沿海地區建立潛伏組織,並精簡機構推行戰時體製,頒布嚴禁特務結婚等紀律。


    另一方麵,在倭國、遠東和亞洲等地,開始建立對倭情報網絡。


    為確保家人安全,戴處長將母親藍月喜和妻子毛秀叢送回浙江老家,並安排弟弟辭官返鄉照料。


    最後,重視特工人才培養,開山重用沈醉等年輕骨幹,盡管虹口潛伏組後來因倉促組建被倭寇破壞,但這一時期的布局為抗戰中後期的對倭國行動(如刺殺漢奸、破譯珍珠港情報)埋下伏筆。


    這一時期的戴處長,處於戰略轉型關鍵期,反共行動受挫,促使其逐步將重心轉向抗日,而機構改組與人事安排,為其在全麵抗戰爆發後的角色奠定了基礎。


    這一階段的調整,既延續了其“常校長佩劍”的忠誠底色,也展現了應對時局的務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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