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那不是愛情之類的庸俗感情，而是對理想人物的崇拜。
*
我的狐狸崽是在小學六年級那年出生的。
那年，我從複刊的《工人日報》裏讀了好些傑出工人事跡。那狐狸從那時起在我心裏占據的位置越來越大，像是蒸饅頭那般膨脹，再膨脹，直至充滿整個籠屜。
同我一齊長大的項桐見證了狐狸的成長變化，可他始終不能理解我，隻偶爾在心情好時附和幾句。
我的少年時代，遇到過好多人，少數說我心思單純，多數罵我是個瘋子。當時，我隻覺著自己的精神世界富足，現下想來，那大抵是我患上精神病的遙遠前兆。
我的母族確實有精神病史。
可是我媽都沒事，我想我也應該沒事。
*
1985那年，我高中畢業了。
爸媽要我回家鄉工作，我性子特衝又倔，回了幾句嘴，又推搡了我爸幾下，遭他拿柳條狠狠抽了一頓。
他說我“瘋子”“不孝子”“吃白飯的”。
我被他打得口腔都是血，我的狐狸告訴我，別動怒，別還手，要當個懂事的兒子。於是我乖巧地同他們吃了最後一頓飯，那之後便收拾行李離家出走，再沒回過家，連電話也不接。
我是個叛逆的不孝子。
*
1985年9月，我和發小項桐一塊兒進了步步高升機械廠，做學徒工，在那裏我認識了前輩董枝與同期學徒祝葉。
我爸媽的兒子至此變成了遠方的透明人，濃濃的血肉聯係變作了每月雷打不動的薄薄幾張票子。
*
1988年，我轉正了。
我和董哥、項桐與祝葉決定合租，逃離那逼仄的棚舍。
那之後我跟董哥更熟悉起來，他是唯一一個聽到我在心裏養了一隻狐狸卻沒感到驚異的。
他隻是用平和的目光注視我，說他能理解我。
還說我要是不介意，他和我一塊兒養。
我欣喜若狂。
狐狸也從那時起有了人形，它生得很漂亮。
對了，董哥還說他以後想跟我去看海。
*
1996年，我29了，升職成了我們那車間的班組長。
那時班組長算是個不小的職位了，要將下頭的消息告知上頭，要替上頭管理好下頭，同時也要幹好自個兒日常的工作。
很累，每天都很累，我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頭痛，但我心理卻很舒坦，也很高興。
看著手下那些個同我當年一般大的臭小子，慢慢變得穩重，再到能夠組建起新的家庭，這很讓我滿足。
至於組建自個的家庭，我那時沒想那麽多，就和他們董哥、項桐、祝葉他們仨待一塊兒，我覺得還挺不錯的。
而且我心底隱約也能察覺到那麽些不尋常的情愫，我好似動心了。
動心的對象不是人——
是一隻狐狸。
*
1997年，我三十了。
五一勞動節那天，廠子裏放假，我去裏頭瞎晃，也不知道為了什麽到裏頭晃。
似乎是因為忘了那天放假。
總之我一大早便收拾了自己，急忙趕去了，那時我身後還跟著追了我一路的董哥。
他是想提醒我別去，可是我腳程太快，叫他怎麽也追不上，甚至他喊了我好幾聲，我也沒聽著。
董哥雖然溫柔，但嗓門也不算小，我怎麽會沒聽著呢？
我後來想了想，覺得可能是我當時在和狐狸說話，說得太過入迷的緣故。
我和董哥匯合後，想著來都來了，索性在工廠悠閑逛逛。
在途徑鍋爐房時，我聽到裏頭有異響，便開門進去查看，哪知那跟在我後頭的董哥，一把揪住我的後領，把我甩了出去。
後來隻聽砰的一聲，嗆鼻的黑煙和董哥的一聲喊叫幾近逼停了我的心跳。
我連滾帶爬地鑽入黑煙中，將董哥拉出來，那時他的兩隻腿骨肉分離，焦黑的傷口和紅豔濃稠的血叫我反胃得幾度欲嘔。
董哥的兩腿廢了，由於那是工人未能及時清理鍋爐外頭水垢，致使爐體受熱麵溫度過高導致的，工廠主拒不履責。
簡而言之，他們認為那是我的錯
倒是沒錯，那是我的錯。
是我害了董哥。
我沒臉再見董哥，我能給他的補償僅有錢。
我的狐狸，也像董哥那般瘸了腿。
*
1998年12月，工廠獲得一筆外資。
上頭告訴我，投資方希望能提高工廠的機械化程度，提升生產效率。
我和祝葉垂頭聽著，都認為這是件好事，直到上頭又訕笑著說，那樣每個車間可以減少大約十餘個生產工人。
笑容僵在我的臉上，可是裁員的步伐卻迅速進行著。
我上完夜班回家，門口總有那些個失業的工人跪在我鞋邊哭，問我說他們沒有錢，如何能養得活孩子？
這不過是一次描述，可我經曆了成千上百次這樣的圍堵，見過數不清的淚水。
我心如刀割，縱然祝葉和項桐以我的前程為理由，試圖攔下我，但我最終還是動搖了。
我決定幫幫他們。
*
1998年12月—1999年2月
我慫恿手下其他工人隨我一道罷工，以此來威嚇工廠主來恢複對其他工人的雇傭。
我知道這聽來極其愚蠢，但這在當時的我看來，這是唯一的路徑。
*
1999年2月，在我的鼓動下，步步高升工廠出現了大規模罷工停工。
可隨之而來的不是黎明，是夕落後的濃黑。
因為這場罷工行動，工廠上層意識到工人數量過多，對他們的工廠指揮、領導權造成了不小威脅，便決定進行更大規模的裁員，以此堅定機械化發展的決心。
參與了罷工行動的工人首當其衝，先他人一步丟掉了工作。
那之後是我身邊的更多人。
然而，我這一主要策劃者卻毫發無損，依舊留在了工廠。
我沒能為被辭退的工人爭得權益，工作甚至還很穩定。他們懷疑我當麵一套，背後一套，將我罵作了“雙麵人”。
*
1998年3月，我聽說，我手下有三個被辭退的工人自殺了。
裏頭有一個同我親近些的弟弟，那人有個表姐，也在我們工廠幹活。
我問她，豎碑了嗎。
她告訴我，沒錢辦葬禮，碑豎不起來。她弟的遺體燒了，骨灰揚進了海裏。
那時，狐狸勸我要盡快撒手，可我在巨大負罪感與不甘心的籠罩下，選擇了一意孤行——以更為偏激的詞句去進行反機械化宣傳。
*
同年4月16日，董哥答應進行機械化發展宣傳，並以自個兒的殘肢為例，展示機械化過低造成的惡果。
我躲在人群裏，遠遠看見坐在輪椅上的他。他衝那些個站在我對立麵的怪物溫聲說出鼓勵的話語，他要人們正視機械化帶來的好處。
我心如刀絞。
那感覺就好若是我供奉在神龕一年又一年的泥神，將大恩與福分撒給了我的仇家。
我藏在人群裏，我什麽話也說不出來。
一麵因為他如舊的笑容減弱了自身的負罪感而有些飄飄然，一麵痛苦得流下悲慘的淚水。
我的精神一霎變得錯亂不堪，在我的記憶中，我暈了過去。可在他們口中，我衝上前扯亂了董哥的衣領，狠狠揍了那人一拳，隨後暈倒在了他的輪椅邊。
可是很奇怪，我不記得我打了董哥，可我記得他麵上失望又憐憫的眼神。
*
後來我變得更加瘋狂，變本加厲地醜化工廠的機械化發展。
可是沒用，工人們還是失業了。於是他們惡狠狠地咒罵我，罵我讓他們白幹一通，還丟了工作。
他們罵我“沒用”“窩囊廢”“狗腿子”。
社會上的其他人也罵我，那幾位不幸喪子的父母更視我如社會渣滓，他們罵我“殺人犯”“謊話精”“忘恩負義”。
那董哥、項桐、祝葉呢？
他們也對我失望了嗎？
我好害怕，怕得不能出門，一踏出屋門便會嘔吐和暈厥。
我隻能抱著我那瘸了隻腿的白狐狸瑟瑟發抖。
*
1999年5月9日，我在精神病院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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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狐狸崽是在小學六年級那年出生的。
那年，我從複刊的《工人日報》裏讀了好些傑出工人事跡。那狐狸從那時起在我心裏占據的位置越來越大，像是蒸饅頭那般膨脹，再膨脹，直至充滿整個籠屜。
同我一齊長大的項桐見證了狐狸的成長變化，可他始終不能理解我，隻偶爾在心情好時附和幾句。
我的少年時代，遇到過好多人，少數說我心思單純，多數罵我是個瘋子。當時，我隻覺著自己的精神世界富足，現下想來，那大抵是我患上精神病的遙遠前兆。
我的母族確實有精神病史。
可是我媽都沒事，我想我也應該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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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那年，我高中畢業了。
爸媽要我回家鄉工作，我性子特衝又倔，回了幾句嘴，又推搡了我爸幾下，遭他拿柳條狠狠抽了一頓。
他說我“瘋子”“不孝子”“吃白飯的”。
我被他打得口腔都是血，我的狐狸告訴我，別動怒，別還手，要當個懂事的兒子。於是我乖巧地同他們吃了最後一頓飯，那之後便收拾行李離家出走，再沒回過家，連電話也不接。
我是個叛逆的不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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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我和發小項桐一塊兒進了步步高升機械廠，做學徒工，在那裏我認識了前輩董枝與同期學徒祝葉。
我爸媽的兒子至此變成了遠方的透明人，濃濃的血肉聯係變作了每月雷打不動的薄薄幾張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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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轉正了。
我和董哥、項桐與祝葉決定合租，逃離那逼仄的棚舍。
那之後我跟董哥更熟悉起來，他是唯一一個聽到我在心裏養了一隻狐狸卻沒感到驚異的。
他隻是用平和的目光注視我，說他能理解我。
還說我要是不介意，他和我一塊兒養。
我欣喜若狂。
狐狸也從那時起有了人形，它生得很漂亮。
對了，董哥還說他以後想跟我去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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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29了，升職成了我們那車間的班組長。
那時班組長算是個不小的職位了，要將下頭的消息告知上頭，要替上頭管理好下頭，同時也要幹好自個兒日常的工作。
很累，每天都很累，我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頭痛，但我心理卻很舒坦，也很高興。
看著手下那些個同我當年一般大的臭小子，慢慢變得穩重，再到能夠組建起新的家庭，這很讓我滿足。
至於組建自個的家庭，我那時沒想那麽多，就和他們董哥、項桐、祝葉他們仨待一塊兒，我覺得還挺不錯的。
而且我心底隱約也能察覺到那麽些不尋常的情愫，我好似動心了。
動心的對象不是人——
是一隻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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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三十了。
五一勞動節那天，廠子裏放假，我去裏頭瞎晃，也不知道為了什麽到裏頭晃。
似乎是因為忘了那天放假。
總之我一大早便收拾了自己，急忙趕去了，那時我身後還跟著追了我一路的董哥。
他是想提醒我別去，可是我腳程太快，叫他怎麽也追不上，甚至他喊了我好幾聲，我也沒聽著。
董哥雖然溫柔，但嗓門也不算小，我怎麽會沒聽著呢？
我後來想了想，覺得可能是我當時在和狐狸說話，說得太過入迷的緣故。
我和董哥匯合後，想著來都來了，索性在工廠悠閑逛逛。
在途徑鍋爐房時，我聽到裏頭有異響，便開門進去查看，哪知那跟在我後頭的董哥，一把揪住我的後領，把我甩了出去。
後來隻聽砰的一聲，嗆鼻的黑煙和董哥的一聲喊叫幾近逼停了我的心跳。
我連滾帶爬地鑽入黑煙中，將董哥拉出來，那時他的兩隻腿骨肉分離，焦黑的傷口和紅豔濃稠的血叫我反胃得幾度欲嘔。
董哥的兩腿廢了，由於那是工人未能及時清理鍋爐外頭水垢，致使爐體受熱麵溫度過高導致的，工廠主拒不履責。
簡而言之，他們認為那是我的錯
倒是沒錯，那是我的錯。
是我害了董哥。
我沒臉再見董哥，我能給他的補償僅有錢。
我的狐狸，也像董哥那般瘸了腿。
*
1998年12月，工廠獲得一筆外資。
上頭告訴我，投資方希望能提高工廠的機械化程度，提升生產效率。
我和祝葉垂頭聽著，都認為這是件好事，直到上頭又訕笑著說，那樣每個車間可以減少大約十餘個生產工人。
笑容僵在我的臉上，可是裁員的步伐卻迅速進行著。
我上完夜班回家，門口總有那些個失業的工人跪在我鞋邊哭，問我說他們沒有錢，如何能養得活孩子？
這不過是一次描述，可我經曆了成千上百次這樣的圍堵，見過數不清的淚水。
我心如刀割，縱然祝葉和項桐以我的前程為理由，試圖攔下我，但我最終還是動搖了。
我決定幫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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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1999年2月
我慫恿手下其他工人隨我一道罷工，以此來威嚇工廠主來恢複對其他工人的雇傭。
我知道這聽來極其愚蠢，但這在當時的我看來，這是唯一的路徑。
*
1999年2月，在我的鼓動下，步步高升工廠出現了大規模罷工停工。
可隨之而來的不是黎明，是夕落後的濃黑。
因為這場罷工行動，工廠上層意識到工人數量過多，對他們的工廠指揮、領導權造成了不小威脅，便決定進行更大規模的裁員，以此堅定機械化發展的決心。
參與了罷工行動的工人首當其衝，先他人一步丟掉了工作。
那之後是我身邊的更多人。
然而，我這一主要策劃者卻毫發無損，依舊留在了工廠。
我沒能為被辭退的工人爭得權益，工作甚至還很穩定。他們懷疑我當麵一套，背後一套，將我罵作了“雙麵人”。
*
1998年3月，我聽說，我手下有三個被辭退的工人自殺了。
裏頭有一個同我親近些的弟弟，那人有個表姐，也在我們工廠幹活。
我問她，豎碑了嗎。
她告訴我，沒錢辦葬禮，碑豎不起來。她弟的遺體燒了，骨灰揚進了海裏。
那時，狐狸勸我要盡快撒手，可我在巨大負罪感與不甘心的籠罩下，選擇了一意孤行——以更為偏激的詞句去進行反機械化宣傳。
*
同年4月16日，董哥答應進行機械化發展宣傳，並以自個兒的殘肢為例，展示機械化過低造成的惡果。
我躲在人群裏，遠遠看見坐在輪椅上的他。他衝那些個站在我對立麵的怪物溫聲說出鼓勵的話語，他要人們正視機械化帶來的好處。
我心如刀絞。
那感覺就好若是我供奉在神龕一年又一年的泥神，將大恩與福分撒給了我的仇家。
我藏在人群裏，我什麽話也說不出來。
一麵因為他如舊的笑容減弱了自身的負罪感而有些飄飄然，一麵痛苦得流下悲慘的淚水。
我的精神一霎變得錯亂不堪，在我的記憶中，我暈了過去。可在他們口中，我衝上前扯亂了董哥的衣領，狠狠揍了那人一拳，隨後暈倒在了他的輪椅邊。
可是很奇怪，我不記得我打了董哥，可我記得他麵上失望又憐憫的眼神。
*
後來我變得更加瘋狂，變本加厲地醜化工廠的機械化發展。
可是沒用，工人們還是失業了。於是他們惡狠狠地咒罵我，罵我讓他們白幹一通，還丟了工作。
他們罵我“沒用”“窩囊廢”“狗腿子”。
社會上的其他人也罵我，那幾位不幸喪子的父母更視我如社會渣滓，他們罵我“殺人犯”“謊話精”“忘恩負義”。
那董哥、項桐、祝葉呢？
他們也對我失望了嗎？
我好害怕，怕得不能出門，一踏出屋門便會嘔吐和暈厥。
我隻能抱著我那瘸了隻腿的白狐狸瑟瑟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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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9日，我在精神病院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