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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餓，那是怎麽樣的一種滋味？
對於這樣的一種人類最基本的生理感覺，現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沒有什麽真正的感受了，尤其是對於一些養尊處優的孩子們來說，那甚至就是一個無法理解的生僻詞。
由此，也就有了下麵這個應當是真實存在的笑話：說是在飯桌上，小剛的爺爺指著新買來的“曲麻菜”（一種野菜）說，他那時候總吃這個了。
小剛說，爺爺你又吹牛皮了，你那時候吃得起嗎？
小剛知道，剛剛上市的曲麻菜是二十塊錢一公斤，是一種稀罕物。
小剛不知道，爺爺說的那個“那時候”，吃野菜是“家常便飯”。
有材料這樣寫道：“……大饑荒不止一年。一般是從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減少約一千萬。而四川餓死人的情況，持續到1962年上半年……”
“我們北方特別是赤峰地區純屬餓死的卻沒聽說有幾個。為此，我曾想，那是因為我們這個地方相對來說還是地廣人稀，樹木多，可吃的野菜多，野菜救了許多人的命。”
一位親曆者發出了上麵的這段感歎。
饑餓，那是怎麽樣的一種滋味呀――在當時，實行的是極端的計劃經濟，“商品”是一個可怕的詞藻，“流通”就意味著“反動”，比癌症更可怕！
在當時，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成了無形的枷鎖，把農民緊緊地束縛在了那一點點兒可憐的、貧瘠的土地上。
於是，就連逃荒也成了死路一條，那可是“氓流”啊！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那段曆史已成就了共和國的一塊傷疤――揭了會痛，不去揭會更痛，後患無窮！
因為那是這個古老民族的一滴眼淚，即使因歲月而蒸發，也會留下幾段鹹澀的痕跡……
以上這段文字，出自費目寫的一篇新聞調查報告，題目叫《大饑荒》，寫的是幾個赤城人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挨餓記憶，親身的經曆。
三年大饑荒，被經曆過這一時期的農民稱之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歉年。
官方多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亦稱“三年困難時期”。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認為，導致饑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災害，在導致包含中國大饑荒在內的現代饑荒的各種原因中是相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完全能夠應對。而恰在當時中國的公權力缺少來自各方的監督，無法及時修正錯誤政策，人禍大於天災，這才是悲劇！
費目在做這次調查時，還發現了一幅那個年代的宣傳畫，名曰《豐產圖――坐著花生過黃河》。
一顆花生開殼去瓤，做成一條小船。
“花生船”上坐著一個成年人，劃船過黃河。
畫麵寓意為一顆花生做船能載上百斤的成年人，可見花生之大，那個年代“浮誇風”之懸。
那樣的一個年代，到處都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的”、“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獲”的言論。
人定勝天，人真的能勝天嗎？費目認為，根本不可有！
調查中，費目還曾聽到過這樣一則故事：一個高中生，是大隊書記的兒子，學校組織學生作文演講比賽，在他的作文中竟然出現了“一棵高梁打八石”的“豪言壯語”――一石糧大約500斤左右，八石糧相當於4000多斤。
“按此推論，畝產過萬還真不是問題，畝產上千萬斤也是絕對有可能的。”
費目隻能報之以苦笑了。
荒謬至極！
下麵的內容，是費凡的親曆。
下麵的內空，來自費目對費凡的采訪，兒子采訪了老子。
費凡跟在母親的身後，將家裏所有的小米、棒子米，還有醃漬的辣椒、芥菜纓子等鹹菜，一袋袋一鍋鍋地送到生產隊。
費凡當時感覺更多的是興奮，很好玩，吃飯的時候去食堂，隻要端兩個洋瓷盆子就行了，一隻裝飯，另一隻裝鹹菜。
自家的鍋灶閑起來了，隻要在每天燒炕的時候，往鍋裏加上幾瓢水，再往炕裏填幾把柴，就妥了。費凡很愛吃那些“百家門”牌的鹹菜，有酸口的，有鹹口的，有辣口的，還有清香口的，往嘴裏夾上一筷子鹹菜，再和著棒子米飯、小米飯抑或是高粱米飯，津津有味地咽下，真是幸福。
這樣的好日子並沒有因為費凡的幸福感覺而維持太長的時間。
當“百家門”牌的鹹菜吃淨了，當各家各戶交到生產隊的糧食也都吃得差不多的時候，生產隊長開始坐不住了，因為大食堂馬上就要“揭不開鍋了”，不得不想盡辦法地東挪西借。
胡家有點兒特殊――集中糧食辦食堂之前，胡榮河留了點兒“後手兒”，藏起了一些糧食。
食堂裏吃不飽了，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偷偷地在家裏做點兒“小灶”。
心眼實在的人家可就遭了殃，成年人每天隻有一斤糧的飯票，小孩子就更少了，隻有半斤或七兩，根本吃不飽。
王大娘摸著黑兒用茶盤子給費家送去點兒爆米花，費家的女主人感激涕零，跟人家說了半天的好話。
1959年的暑假，村長胡榮河帶著費凡這樣的小孩子到打瓜地裏去踩打瓜，就是把那些爛了的打瓜踩碎成泥，再用清水將瓜子衝洗出來。
一上午的勞動結束時，胡村長找來一堆還沒有爛掉的打瓜皮，用刀削成條子，推進鍋裏，無油無鹽地用清水一煮。
“吃吧，這比紅軍長征時吃草根和皮帶可強多了。”
胡村長咧咧嘴說。
吃罷這樣的午餐，從村子到打瓜地也就是十幾裏的路，可費凡回家時卻歇了兩歇。
實在走不動啊，餓的。
1960年，費家因為費凡的一點兒“小聰明”，得到一些額外的添補。
從1958年的“大躍進”時說起吧。
1958年，四十八頃村在莊稼地裏開了很寬的一條大渠，那可是上百個勞動力幹了一個夏天才修成的。
這條大渠就是前麵提到了那個馬紅學的傷心地――南大壕。
南大壕提不上水來，成了“樣板戲”。
魏民書記來了，帶來了一台由他親自主持設計的水車，一個像風車一樣的水車。
風翅一樣的部件沒有架在空中，而是架在離地麵不足一米的位置上，風翅上還裝上了一個挨一個的小水鬥。
四十八頃村的人們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新奇和興奮。
“這個風翅樣的部件是裝著軸承的，隻要它轉動起來，就會帶動水車鏈子不斷地將水從井裏提起來，再灌進水鬥裏，然後水就源源不斷地流進幹涸的莊稼地裏。這樣的設備不要說在全國，即使是在全世界也是頭一份兒，隻要開始時找幾個年輕的棒小夥兒打幾桶水澆在風翅上的水鬥裏，這水車就會自動轉起來，除非找幾個人把風翅用木頭杠子別住，否則它就會一直轉下去。到時候，你們管不住設備，發起水來，可別怪我喲。”
魏民書記的話滔滔不絕，感覺那清清的河水也要滔滔不絕了。
四十八頃村的人們感覺到的不止是一種新奇和興奮了。
“世界都領先”的水車安裝妥當了。
最壯實的漢子們輪番向那些水鬥裏灌了小半天的水，可那風翅般的抽水機隻能澆一澆，轉一轉，頂多轉兩三圈兒。
“我覺著都對呀，是哪塊兒尺寸不對了呢？我回公社裏再查查吧。”
設計者有些難堪了，撓了撓頭，走了，再也沒回來。
不到一年，那台“自動化”的水車也被人拆走了。
直到幾年後，費凡上了中學，學了物理，學了摩擦力，學了“能量守恒定律”，特別是知道了“永動機”的不可能性時，這才明白，村裏的那架不幹活的風車樣的抽水機械到底是怎麽回事兒。
“原來，它和什麽深翻地、大煉鋼鐵一樣，無知與愚蠢其實是一個相同的概念。”
“後來呢？你不是說還因為你的一點兒小聰明而使家裏得到一些額外的添補嗎？”
兒子對老子的采訪還在繼續。
“自動水車”沒搞成，二三裏長的大渠也就成了擺設，晾在了那裏好幾年了。
靈機一動，如果能在一些略微平緩的水渠壩堰上種上幾棵棒子（玉米）多好呀！
費凡就瞞著家裏人偷偷地播下了兩挎包的玉米種子，隔三差五地還要去看看。
長出綠綠的秧苗時，費凡又學著大人的樣子給每棵玉米都培了土。
九月的一天。
費凡踉踉蹌蹌把一麵袋子的青玉米棒子放到母親的腳下時，母親的臉立時就嚇白了。
“你餓瘋了吧，生產隊的棒子你也敢偷呀。”
母親驚恐萬狀了。
抄起一根燒火棍子就要打兒子。
費凡一邊用手擋住母親的“武器”一邊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
母親稍稍放下心來。
收回了整整三布口袋的糧食啊。
“沒想到，這點兒糧食卻惹了禍。但不管怎麽說，好幾年以後，你奶奶還時常會跟我叨叨兩句，說是那年我種的那點兒棒子還真救了一家人的命。隻是，我那時就不明白了，一個小孩子犯了錯誤挨了批，可那個大幹部呢？他為什麽就沒事兒呢？”
說著，費凡喝了一口茶。
聽說，費目喝了一口茶。
饑餓，那是怎麽樣的一種滋味？
對於這樣的一種人類最基本的生理感覺，現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沒有什麽真正的感受了，尤其是對於一些養尊處優的孩子們來說，那甚至就是一個無法理解的生僻詞。
由此，也就有了下麵這個應當是真實存在的笑話：說是在飯桌上，小剛的爺爺指著新買來的“曲麻菜”（一種野菜）說，他那時候總吃這個了。
小剛說，爺爺你又吹牛皮了，你那時候吃得起嗎？
小剛知道，剛剛上市的曲麻菜是二十塊錢一公斤，是一種稀罕物。
小剛不知道，爺爺說的那個“那時候”，吃野菜是“家常便飯”。
有材料這樣寫道：“……大饑荒不止一年。一般是從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減少約一千萬。而四川餓死人的情況，持續到1962年上半年……”
“我們北方特別是赤峰地區純屬餓死的卻沒聽說有幾個。為此，我曾想，那是因為我們這個地方相對來說還是地廣人稀，樹木多，可吃的野菜多，野菜救了許多人的命。”
一位親曆者發出了上麵的這段感歎。
饑餓，那是怎麽樣的一種滋味呀――在當時，實行的是極端的計劃經濟，“商品”是一個可怕的詞藻，“流通”就意味著“反動”，比癌症更可怕！
在當時，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成了無形的枷鎖，把農民緊緊地束縛在了那一點點兒可憐的、貧瘠的土地上。
於是，就連逃荒也成了死路一條，那可是“氓流”啊！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那段曆史已成就了共和國的一塊傷疤――揭了會痛，不去揭會更痛，後患無窮！
因為那是這個古老民族的一滴眼淚，即使因歲月而蒸發，也會留下幾段鹹澀的痕跡……
以上這段文字，出自費目寫的一篇新聞調查報告，題目叫《大饑荒》，寫的是幾個赤城人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挨餓記憶，親身的經曆。
三年大饑荒，被經曆過這一時期的農民稱之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歉年。
官方多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亦稱“三年困難時期”。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認為，導致饑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災害，在導致包含中國大饑荒在內的現代饑荒的各種原因中是相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完全能夠應對。而恰在當時中國的公權力缺少來自各方的監督，無法及時修正錯誤政策，人禍大於天災，這才是悲劇！
費目在做這次調查時，還發現了一幅那個年代的宣傳畫，名曰《豐產圖――坐著花生過黃河》。
一顆花生開殼去瓤，做成一條小船。
“花生船”上坐著一個成年人，劃船過黃河。
畫麵寓意為一顆花生做船能載上百斤的成年人，可見花生之大，那個年代“浮誇風”之懸。
那樣的一個年代，到處都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的”、“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獲”的言論。
人定勝天，人真的能勝天嗎？費目認為，根本不可有！
調查中，費目還曾聽到過這樣一則故事：一個高中生，是大隊書記的兒子，學校組織學生作文演講比賽，在他的作文中竟然出現了“一棵高梁打八石”的“豪言壯語”――一石糧大約500斤左右，八石糧相當於4000多斤。
“按此推論，畝產過萬還真不是問題，畝產上千萬斤也是絕對有可能的。”
費目隻能報之以苦笑了。
荒謬至極！
下麵的內容，是費凡的親曆。
下麵的內空，來自費目對費凡的采訪，兒子采訪了老子。
費凡跟在母親的身後，將家裏所有的小米、棒子米，還有醃漬的辣椒、芥菜纓子等鹹菜，一袋袋一鍋鍋地送到生產隊。
費凡當時感覺更多的是興奮，很好玩，吃飯的時候去食堂，隻要端兩個洋瓷盆子就行了，一隻裝飯，另一隻裝鹹菜。
自家的鍋灶閑起來了，隻要在每天燒炕的時候，往鍋裏加上幾瓢水，再往炕裏填幾把柴，就妥了。費凡很愛吃那些“百家門”牌的鹹菜，有酸口的，有鹹口的，有辣口的，還有清香口的，往嘴裏夾上一筷子鹹菜，再和著棒子米飯、小米飯抑或是高粱米飯，津津有味地咽下，真是幸福。
這樣的好日子並沒有因為費凡的幸福感覺而維持太長的時間。
當“百家門”牌的鹹菜吃淨了，當各家各戶交到生產隊的糧食也都吃得差不多的時候，生產隊長開始坐不住了，因為大食堂馬上就要“揭不開鍋了”，不得不想盡辦法地東挪西借。
胡家有點兒特殊――集中糧食辦食堂之前，胡榮河留了點兒“後手兒”，藏起了一些糧食。
食堂裏吃不飽了，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偷偷地在家裏做點兒“小灶”。
心眼實在的人家可就遭了殃，成年人每天隻有一斤糧的飯票，小孩子就更少了，隻有半斤或七兩，根本吃不飽。
王大娘摸著黑兒用茶盤子給費家送去點兒爆米花，費家的女主人感激涕零，跟人家說了半天的好話。
1959年的暑假，村長胡榮河帶著費凡這樣的小孩子到打瓜地裏去踩打瓜，就是把那些爛了的打瓜踩碎成泥，再用清水將瓜子衝洗出來。
一上午的勞動結束時，胡村長找來一堆還沒有爛掉的打瓜皮，用刀削成條子，推進鍋裏，無油無鹽地用清水一煮。
“吃吧，這比紅軍長征時吃草根和皮帶可強多了。”
胡村長咧咧嘴說。
吃罷這樣的午餐，從村子到打瓜地也就是十幾裏的路，可費凡回家時卻歇了兩歇。
實在走不動啊，餓的。
1960年，費家因為費凡的一點兒“小聰明”，得到一些額外的添補。
從1958年的“大躍進”時說起吧。
1958年，四十八頃村在莊稼地裏開了很寬的一條大渠，那可是上百個勞動力幹了一個夏天才修成的。
這條大渠就是前麵提到了那個馬紅學的傷心地――南大壕。
南大壕提不上水來，成了“樣板戲”。
魏民書記來了，帶來了一台由他親自主持設計的水車，一個像風車一樣的水車。
風翅一樣的部件沒有架在空中，而是架在離地麵不足一米的位置上，風翅上還裝上了一個挨一個的小水鬥。
四十八頃村的人們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新奇和興奮。
“這個風翅樣的部件是裝著軸承的，隻要它轉動起來，就會帶動水車鏈子不斷地將水從井裏提起來，再灌進水鬥裏，然後水就源源不斷地流進幹涸的莊稼地裏。這樣的設備不要說在全國，即使是在全世界也是頭一份兒，隻要開始時找幾個年輕的棒小夥兒打幾桶水澆在風翅上的水鬥裏，這水車就會自動轉起來，除非找幾個人把風翅用木頭杠子別住，否則它就會一直轉下去。到時候，你們管不住設備，發起水來，可別怪我喲。”
魏民書記的話滔滔不絕，感覺那清清的河水也要滔滔不絕了。
四十八頃村的人們感覺到的不止是一種新奇和興奮了。
“世界都領先”的水車安裝妥當了。
最壯實的漢子們輪番向那些水鬥裏灌了小半天的水，可那風翅般的抽水機隻能澆一澆，轉一轉，頂多轉兩三圈兒。
“我覺著都對呀，是哪塊兒尺寸不對了呢？我回公社裏再查查吧。”
設計者有些難堪了，撓了撓頭，走了，再也沒回來。
不到一年，那台“自動化”的水車也被人拆走了。
直到幾年後，費凡上了中學，學了物理，學了摩擦力，學了“能量守恒定律”，特別是知道了“永動機”的不可能性時，這才明白，村裏的那架不幹活的風車樣的抽水機械到底是怎麽回事兒。
“原來，它和什麽深翻地、大煉鋼鐵一樣，無知與愚蠢其實是一個相同的概念。”
“後來呢？你不是說還因為你的一點兒小聰明而使家裏得到一些額外的添補嗎？”
兒子對老子的采訪還在繼續。
“自動水車”沒搞成，二三裏長的大渠也就成了擺設，晾在了那裏好幾年了。
靈機一動，如果能在一些略微平緩的水渠壩堰上種上幾棵棒子（玉米）多好呀！
費凡就瞞著家裏人偷偷地播下了兩挎包的玉米種子，隔三差五地還要去看看。
長出綠綠的秧苗時，費凡又學著大人的樣子給每棵玉米都培了土。
九月的一天。
費凡踉踉蹌蹌把一麵袋子的青玉米棒子放到母親的腳下時，母親的臉立時就嚇白了。
“你餓瘋了吧，生產隊的棒子你也敢偷呀。”
母親驚恐萬狀了。
抄起一根燒火棍子就要打兒子。
費凡一邊用手擋住母親的“武器”一邊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
母親稍稍放下心來。
收回了整整三布口袋的糧食啊。
“沒想到，這點兒糧食卻惹了禍。但不管怎麽說，好幾年以後，你奶奶還時常會跟我叨叨兩句，說是那年我種的那點兒棒子還真救了一家人的命。隻是，我那時就不明白了，一個小孩子犯了錯誤挨了批，可那個大幹部呢？他為什麽就沒事兒呢？”
說著，費凡喝了一口茶。
聽說，費目喝了一口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