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霧裏看花 蘇聯解體
一個奧斯汀榮譽市民的美國生活 作者：畢勝福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三十三章：海外萬家燈火天下奇聞軼事之四
36、霧裏看花蘇聯解體
20年前的聖誕節，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晚上7點32分，在克裏姆林宮上空飄揚了74年的紅旗被緩緩降下，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一場社會主義實驗以如此慘淡的方式畫上了句號。（..info好看的小說）
蘇聯的瓦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著“冷戰”的結束，美國獨霸局麵的到來。在以往的曆史上，一個如此龐大的強權的墜落、國際格局如此巨大的變化，通常都有一個曲折反複的過程――忠於舊強權的力量不願退出曆史舞台，造成曠日持久的流血和戰爭。
但蘇聯解體的最大特點是悄無聲息――不僅是民眾，將近2000萬蘇*員平靜（甚至也許愉快地）接受了現實。一些原蘇聯成員國爆發了戰爭或內戰，但這些戰火都與是否維護“社會主義”無關，隻與民族或教派利益有關。這也許不像是一個大國的覆滅方式，但它就是發生了。
在蘇聯解體之後，許多西方分析家傾向於認為，蘇聯的體製是脆弱的，是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的。但事實上，蘇聯在曆史上遇到過比1991年嚴重得多的挑戰，並都得到了成功應對。例如二戰期間的德國入侵，當時蘇聯執政黨證明了它解決危機的能力，以及它享有的民眾支持。
20世紀中期，蘇聯實現過高速的經濟增長，也曾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視為一種新的積極力量――也就是說，曾經擁有過自己的“軟實力”。但在1991年，這些“軟”、“硬”實力似乎都消失了，它似乎被無情地掃入了曆史的垃圾堆。而蘇聯的解體，也就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曆史謎題。
蘇聯解體也在中國激起了巨大的震蕩。當時正在上中學的我還記得課本中的話，大意是：“這隻是資本主義的短暫複辟，社會主義必將勝利。”
但後來，政府就漸漸不大用“複辟”這個詞來形容1991年的變化了，而更喜歡用蘇聯“解體”這個相對中性的稱謂。英語世界裏更喜歡用的是“崩潰”（copse）或“覆亡”（fall）,而不是解體（disintegr。在中國，措辭是很講究的，這或許意味著，政府也已接受了社會主義蘇聯一去不複返這一現實，不再試圖為其“招魂”。
中國對於蘇聯一直抱著一種矛盾的心態。雖然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蘇聯解體對中國未必不是好事，但中國執政黨（尤其是其中的知識分子）對於蘇共的衰落，也難免有些“物傷其類”的感觸。
因此蘇聯解體在中國一度得到了激烈討論，最主要的討論話題是：蘇聯解體的原因是什麽？（當然，很多人在討論時其實是把命題換成了“蘇共失去執政地位的原因是什麽？”例如有人就把更多的言論自由列入其中，從而得出言論不應開放的結論。）
中國學者對“原因”的癡迷所反映的思維方式是，從一種線性進步史觀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是一種更優越的社會形態，所以蘇聯解體是一個反常的、從而需要解釋的事件。為了讓解釋與他們信奉的原理相一致，他們就發展出了兩種理論：
一種認為，蘇聯的體製沒有問題，蘇聯的解體是由於出了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叛徒”、西方“和平演變”等偶然、外部性的因素；另一種認為，蘇聯解體的主因確實是內部的體製問題，但“斯大林模式”隻是代表一種錯誤的社會主義道路，蘇聯解體並不代表社會主義的失敗。[..info超多好看小說]
中國學者陸南泉如此總結中國國內對“原因”的討論：最開始的時候，受到1991年劇變的震撼，大多數人認為蘇聯瓦解主要是外部“和平演變”導致的；之後的幾年裏，人們開始討論內部原因，如蘇聯在民族、體製、經濟、外交等領域犯的錯誤；第三階段，從1996年開始，開始探尋深層次的根本原因，認為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
後來，俄羅斯總統普京2000年上台前夕在演講《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的一番話，在中國學界得到了廣泛引用。普京說，“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化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麽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走一條死胡同，偏離了人類的康莊大道。”
由於普京在中國一向被描述為一個希望恢複蘇聯時代大國地位的強硬人物，他對蘇聯體製也如此貶斥，那些從一開始就批評蘇聯體製的人就得到了鼓舞。但當然，普京的話也代表了俄國統治階層目前對蘇聯時代的普遍看法――那是一個不能回去的時代。
但是，總體上來看，對大的“原因”的探尋有時是徒勞無功，甚至沒有意義的。比如，直到今天，我們仍可以對300多年前中國明王朝的覆滅原因做不同的解釋：可以歸因於專製皇權，可以歸因於政治腐化，可以歸因於軍事組織機製的缺陷，可以歸因於萬曆、天啟或崇禎之中的任何一朝，也可以歸因於廣泛的自然災害和疫病，甚至可以說是因為崇禎皇帝非常不幸地遇到了曆史上罕見的“小冰川期”。而且，這些解釋都可能是站得住腳的。
隻有在具體到每個單個的原因並探究其細節的時候，討論才是有意義的（例如在政治、軍事、科學的意義上）。籠統的“原因”總結，很多時候不過是我們對自己期望相信的東西的一種確認而已。
在中國，對大的“原因”的探尋導致對蘇聯解體問題的探討意識形態化：大家關心的不是具體的曆史進程，而是這件事對意識形態判斷的證明價值。例如在“左派”看來，西方在蘇聯解體之後對俄羅斯的步步緊逼反映了西方固有的“亡我之心”，甚至認為蘇聯解體也是其導演的陰謀。
在“右派”看來，蘇聯解體證明“極權”、“專製”的必然崩潰和“*”的必勝，而1991年之後俄羅斯遭遇的一些真實的問題，例如經濟下滑、寡頭興起、民眾的貧困、國際地位的跌落等，則被解讀為轉型所必須付出的犧牲，甚至被否認為問題。
於是，在蘇聯解體及其後續發展這件事上，在中國國內通常能讀到的都是，人們在迫不及待地試圖論證，試圖得出結論，試圖總結它對中國的教訓，而具體的曆史過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還原，或者說，在還原過程中夾雜著各種各樣的價值判斷，從而讓我們對1991年之後的俄羅斯，總有一種“霧裏看花”的感覺。
當然這也許是一個普遍問題，而不為中國獨有。在西方，當人們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時，也許流行的看法是，蘇聯解體證明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確切地說是蘇式共產主義）的不合時宜――到此為止。但近年來也有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不能將當時的事態變化簡單化為一些俄羅斯人期待*與市場經濟，而守舊者加以阻撓。
真實的情況可能是，由於蘇共長期的集權統治，由於公民社會受到的打壓，一些利益集團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資源，擁有無法受到製衡的左右政策的實力，足以在任何經濟或政治體製轉變時保障自身利益並犧牲民眾的利益，甚至，也許蘇共的垮台能讓他們更方便地實現自己的利益。
如果是這種情況，那毫無疑問，當年的蘇聯變局就與今天的中國有更大的相關度了。這隻是一個例子，說明近20年來的俄羅斯曆史，還有很多資源可挖，其意義不僅僅在於證明“*”或“市場經濟”的價值。
從大的角度看，一直以來，俄羅斯研究在中國並非顯學，一方麵因為中俄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交惡，雙方民間交流不足，相互認識不夠，另一方麵，中國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又有師法歐美的心態，於俄羅斯經驗不甚推重。
但俄羅斯的曆史與現狀與中國有很大的契合度。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政府與官僚係統的組織方式，中國的教育體製、經濟發展方式等，都帶有很強烈的蘇式社會主義的基因，有些是我們不覺察的，甚至有些是我們不願承認的。
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轉型過程，是我們考察自身的一麵鏡子。但嚴肅考察的前提也許是，突破蘇聯解體“是好還是壞”的思維框架，重建我們對於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俄羅斯的曆史敘事。
文章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網絡文章僅供參考
36、霧裏看花蘇聯解體
20年前的聖誕節，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晚上7點32分，在克裏姆林宮上空飄揚了74年的紅旗被緩緩降下，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一場社會主義實驗以如此慘淡的方式畫上了句號。（..info好看的小說）
蘇聯的瓦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著“冷戰”的結束，美國獨霸局麵的到來。在以往的曆史上，一個如此龐大的強權的墜落、國際格局如此巨大的變化，通常都有一個曲折反複的過程――忠於舊強權的力量不願退出曆史舞台，造成曠日持久的流血和戰爭。
但蘇聯解體的最大特點是悄無聲息――不僅是民眾，將近2000萬蘇*員平靜（甚至也許愉快地）接受了現實。一些原蘇聯成員國爆發了戰爭或內戰，但這些戰火都與是否維護“社會主義”無關，隻與民族或教派利益有關。這也許不像是一個大國的覆滅方式，但它就是發生了。
在蘇聯解體之後，許多西方分析家傾向於認為，蘇聯的體製是脆弱的，是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的。但事實上，蘇聯在曆史上遇到過比1991年嚴重得多的挑戰，並都得到了成功應對。例如二戰期間的德國入侵，當時蘇聯執政黨證明了它解決危機的能力，以及它享有的民眾支持。
20世紀中期，蘇聯實現過高速的經濟增長，也曾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視為一種新的積極力量――也就是說，曾經擁有過自己的“軟實力”。但在1991年，這些“軟”、“硬”實力似乎都消失了，它似乎被無情地掃入了曆史的垃圾堆。而蘇聯的解體，也就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曆史謎題。
蘇聯解體也在中國激起了巨大的震蕩。當時正在上中學的我還記得課本中的話，大意是：“這隻是資本主義的短暫複辟，社會主義必將勝利。”
但後來，政府就漸漸不大用“複辟”這個詞來形容1991年的變化了，而更喜歡用蘇聯“解體”這個相對中性的稱謂。英語世界裏更喜歡用的是“崩潰”（copse）或“覆亡”（fall）,而不是解體（disintegr。在中國，措辭是很講究的，這或許意味著，政府也已接受了社會主義蘇聯一去不複返這一現實，不再試圖為其“招魂”。
中國對於蘇聯一直抱著一種矛盾的心態。雖然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蘇聯解體對中國未必不是好事，但中國執政黨（尤其是其中的知識分子）對於蘇共的衰落，也難免有些“物傷其類”的感觸。
因此蘇聯解體在中國一度得到了激烈討論，最主要的討論話題是：蘇聯解體的原因是什麽？（當然，很多人在討論時其實是把命題換成了“蘇共失去執政地位的原因是什麽？”例如有人就把更多的言論自由列入其中，從而得出言論不應開放的結論。）
中國學者對“原因”的癡迷所反映的思維方式是，從一種線性進步史觀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是一種更優越的社會形態，所以蘇聯解體是一個反常的、從而需要解釋的事件。為了讓解釋與他們信奉的原理相一致，他們就發展出了兩種理論：
一種認為，蘇聯的體製沒有問題，蘇聯的解體是由於出了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叛徒”、西方“和平演變”等偶然、外部性的因素；另一種認為，蘇聯解體的主因確實是內部的體製問題，但“斯大林模式”隻是代表一種錯誤的社會主義道路，蘇聯解體並不代表社會主義的失敗。[..info超多好看小說]
中國學者陸南泉如此總結中國國內對“原因”的討論：最開始的時候，受到1991年劇變的震撼，大多數人認為蘇聯瓦解主要是外部“和平演變”導致的；之後的幾年裏，人們開始討論內部原因，如蘇聯在民族、體製、經濟、外交等領域犯的錯誤；第三階段，從1996年開始，開始探尋深層次的根本原因，認為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
後來，俄羅斯總統普京2000年上台前夕在演講《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的一番話，在中國學界得到了廣泛引用。普京說，“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化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麽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走一條死胡同，偏離了人類的康莊大道。”
由於普京在中國一向被描述為一個希望恢複蘇聯時代大國地位的強硬人物，他對蘇聯體製也如此貶斥，那些從一開始就批評蘇聯體製的人就得到了鼓舞。但當然，普京的話也代表了俄國統治階層目前對蘇聯時代的普遍看法――那是一個不能回去的時代。
但是，總體上來看，對大的“原因”的探尋有時是徒勞無功，甚至沒有意義的。比如，直到今天，我們仍可以對300多年前中國明王朝的覆滅原因做不同的解釋：可以歸因於專製皇權，可以歸因於政治腐化，可以歸因於軍事組織機製的缺陷，可以歸因於萬曆、天啟或崇禎之中的任何一朝，也可以歸因於廣泛的自然災害和疫病，甚至可以說是因為崇禎皇帝非常不幸地遇到了曆史上罕見的“小冰川期”。而且，這些解釋都可能是站得住腳的。
隻有在具體到每個單個的原因並探究其細節的時候，討論才是有意義的（例如在政治、軍事、科學的意義上）。籠統的“原因”總結，很多時候不過是我們對自己期望相信的東西的一種確認而已。
在中國，對大的“原因”的探尋導致對蘇聯解體問題的探討意識形態化：大家關心的不是具體的曆史進程，而是這件事對意識形態判斷的證明價值。例如在“左派”看來，西方在蘇聯解體之後對俄羅斯的步步緊逼反映了西方固有的“亡我之心”，甚至認為蘇聯解體也是其導演的陰謀。
在“右派”看來，蘇聯解體證明“極權”、“專製”的必然崩潰和“*”的必勝，而1991年之後俄羅斯遭遇的一些真實的問題，例如經濟下滑、寡頭興起、民眾的貧困、國際地位的跌落等，則被解讀為轉型所必須付出的犧牲，甚至被否認為問題。
於是，在蘇聯解體及其後續發展這件事上，在中國國內通常能讀到的都是，人們在迫不及待地試圖論證，試圖得出結論，試圖總結它對中國的教訓，而具體的曆史過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還原，或者說，在還原過程中夾雜著各種各樣的價值判斷，從而讓我們對1991年之後的俄羅斯，總有一種“霧裏看花”的感覺。
當然這也許是一個普遍問題，而不為中國獨有。在西方，當人們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時，也許流行的看法是，蘇聯解體證明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確切地說是蘇式共產主義）的不合時宜――到此為止。但近年來也有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不能將當時的事態變化簡單化為一些俄羅斯人期待*與市場經濟，而守舊者加以阻撓。
真實的情況可能是，由於蘇共長期的集權統治，由於公民社會受到的打壓，一些利益集團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資源，擁有無法受到製衡的左右政策的實力，足以在任何經濟或政治體製轉變時保障自身利益並犧牲民眾的利益，甚至，也許蘇共的垮台能讓他們更方便地實現自己的利益。
如果是這種情況，那毫無疑問，當年的蘇聯變局就與今天的中國有更大的相關度了。這隻是一個例子，說明近20年來的俄羅斯曆史，還有很多資源可挖，其意義不僅僅在於證明“*”或“市場經濟”的價值。
從大的角度看，一直以來，俄羅斯研究在中國並非顯學，一方麵因為中俄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交惡，雙方民間交流不足，相互認識不夠，另一方麵，中國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又有師法歐美的心態，於俄羅斯經驗不甚推重。
但俄羅斯的曆史與現狀與中國有很大的契合度。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政府與官僚係統的組織方式，中國的教育體製、經濟發展方式等，都帶有很強烈的蘇式社會主義的基因，有些是我們不覺察的，甚至有些是我們不願承認的。
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轉型過程，是我們考察自身的一麵鏡子。但嚴肅考察的前提也許是，突破蘇聯解體“是好還是壞”的思維框架，重建我們對於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俄羅斯的曆史敘事。
文章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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