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紀事：中國的2011年
一個奧斯汀榮譽市民的美國生活 作者：畢勝福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三十三章：海外萬家燈火天下奇聞軼事之四
31、紀事：中國的2011年
時間被縮短了，我們從未如此頻繁地使用“恍若隔世”這個詞。(..info)一去不複返的，不隻是奧運時期北京明媚而蔚藍的天空，還有剛慶祝完六十大壽的祖國作為政權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為成為了敏感詞而消失在話語空間。
一年飛快地過去，除了“神八”飛船上天、中國殲20隱形戰鬥機試飛，記憶裏似乎沒有什麽值得喜悅的事情。2008年奧運會以來大國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顯消退和降溫，“民族主義”這張牌突然失靈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國家力量完成的“舉世矚目”的大事後，都緊跟著對大筆財政支出的追問。
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之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唱衰忽然多於唱好。在危機感麵前，越來越多人開始考慮移民，在2012年前搶一張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參與了一場沒有贏家、莊家通吃的遊戲。就連春風得意的房地產商，也在史上最嚴厲的行政手段的強壓下，在年末，變得憂心忡忡、愁雲慘淡。
2011年，人禍多於天災，憤怒早化為麻木與虛無。“生者不遑為死者哀，轉為得休息羨，人生可憫。”(沈從文)
重建社會信任
2011年的開端就籠罩著在“不明真相”的陰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樂清上訪村長錢雲會之死仍然撲朔迷離，當地政府給出“交通事故”的調查結果無法說服憤怒的網民。12月29日《新聞聯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發了網友尋找真相的人肉行動。
公權力無恃無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慣性思維，讓老百姓不再假裝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計劃時，紛紛把“幸福”作為自己施政的關鍵詞。廣東首先提出“幸福廣東”的概念，北京提出“將居民幸福感作為目標”，重慶則更誇口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當“科學發展觀”走入難自圓其說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該含淚追問：“你們說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絕給予真相的維穩理由，人民則有追問的權力。追問――即使已經是陳年舊事：去年上海靜安大火後，上海政府到底總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發放的?追問，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紅十字會到底是什麽關係?追問，即使答複遙遙無期：“7?23’動車事故調查報告什麽時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羅永浩死磕西門子的耐力，當不斷遭遇沉默、敷衍和謊言，人們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卻一點點坍塌摧毀，失去了修複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諺語，說“foolonce，shameyou，foolmee，shamee(騙我一次，是你羞恥，被你騙兩次，是我的恥辱)。”
類似的說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僅是鐵道部的道，也是在現代法律觀念引入之前，中國自古曆朝統治合理性的理論來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視組在國家級貧縣秭歸縣巡視期間，20天共花費80萬元，他們當然不是唯一的天價欽差;2011年9月，湖南邵陽發生沉船事故，12個學生死亡。(..info)
當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學生名單，網民質疑隱瞞死亡人數;還是邵陽，計生部門被指強行將十餘名嬰幼兒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屬必須繳納撫養費才能贖回小孩，交不起罰款的家庭，嬰幼兒被以收養名義“銷往”國外，邵陽調查組給出的官方定論是“無搶嬰、無買賣”，疑團的陰影卻從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鎖，讓人們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選擇相信最黑暗的那個。而政府，則反過來指責人們輕信謠言。
對於黑暗與罪惡的狂熱幻想，在公權力，是“合理質疑”。在社會層麵，則是相互仇視和及聲嘶力竭要求“亂世重典”。
駕車撞人後又將傷者刺八刀致死的藥家鑫，承受了這個社會可以疊加的一切對於罪惡的想象：富二代、軍二代、藥父母對被害人家屬的冷漠無情……。藥家鑫於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處死刑。死後，原告律師張顯才承認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藥家鑫判處死刑前，原告律師張顯在微博裏曾寫：“既要消滅藥家鑫的軀體，還要消滅藥家鑫的靈魂!”藥家鑫死後，藥父寫：“我現在告訴藥家鑫，你的靈魂一定要圍繞在張顯老師家，接受他的洗禮，在陽間你沒有做一個好人，在陰間你一定要在張顯老師的指導下，做一個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人們在*的狂歡後，開始呼籲反思，可那顯得多麽虛情假意，說更多的話也是無益。
1990年1月1日，東歐剛剛經過巨變，從極權主義的鐵製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總統的哈維爾發表新年致辭：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裏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麽繁榮，我們現在是多麽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麵臨的前途多麽輝煌燦爛。
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並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複。我們的國家並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造力和精神潛能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一個自稱屬於勞動人民的國家，卻貶損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陳腐的經濟製度正在浪費我們可能有的一點能源……”
重建社會信任，人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美麗新世界，一個富強繁榮社會的許諾，一個對烏托邦的設計藍圖，而僅僅是還原這個國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變的基礎，是一切的開始。
在2012末日來臨之前，從公開透明，回應人們的追問開始，不如我們重新來過?
通往公民社會
2011年最引人矚目的公民行動莫過於“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熱潮。從江西新餘女職工劉萍開始，成都作家李承鵬、上海作家夏商、評論家五嶽散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北京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偉、財經作家柳紅等先後通過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將參與新一輪地方人大代表競選。
社會名人和網絡紅人的參選，無異於一劑雞血，從微博興起而貫穿民間。教師、大學生、白領、律師紛紛加入參選的隊伍。參選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人們的熱情來自於找到了一條通向公民社會的合法路徑。激活*，爭取權力，手段溫和，路徑清晰。
這場法律允許下的抗爭，很快就被判斷為“與虎謀皮”而遭到阻撓。隨著名人們的不斷退選，這場火熱的公民行為變得更像公民行為藝術。不折不撓的少數幾個參選人，也最終落選，寂寥收場。所有的正劇開端，都以鬧劇收場。
自下而上的訴求如何表達?當溫和理性的選項消失，戾氣堆積在心中，蔓延開來。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廣東，四川外來打工者和本地人又開架――在可以預計的未來，隨著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權利平等，這種地域間的城市內戰會愈發激化。
在這些暴力行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例，一個在在江西撫州，為被非法拆遷的房屋上訪十年的錢明奇，訴冤無門，引爆了三所政府機關建築。一個在遼寧沈陽，小販夏俊峰和城管執法人員發生爭執，刺死三名城管。
錢明奇發了最後的微博，“自願將死後全身器官捐獻給社會。條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獻，非正常死亡不捐獻。受捐者年齡10至16歲兒童少年，必須要貧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醫療費用。”然後平靜赴死。
夏俊峰給父母最後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沒有事，你們放心吧。對於這個結果，我也早有準備，心態早就調整好了，我並不是脆弱的人，你兒子不會讓你們失望。我們鬥不過人家……”
三年前為殺警察的楊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樣為錢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稱其為大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後倒逼的武器：要麽選票，要麽炸藥。
“白刃?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兩千多年前，荀子就寫過這樣極端的身體體驗，他描述這樣極端的痛苦，是企圖以暴力模擬的方式催促當時的人趕快改良。
中國自古以來的統治者，卻不喜歡以恐嚇要挾的荀子，而偏愛好言相勸的孟子。
兩千年前的荀子與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從來都是建築公民社會的主力，他們提供藍圖和方法論。2011年，意見領袖太多了，群眾不夠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賣直沽名”者甚。
領袖多了，自然要為爭山頭而激鬥。五嶽散人和吳法天在微博上約架引來群眾圍觀;方舟子打假質疑*也有眾多助拳;孔慶東連爆粗口大罵《南方人物周刊》;司馬南和司馬平邦沆瀣一氣，擠兌“民煮逗士”;烏有之鄉大戰南方係;萬民起訴茅於軾。
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變成了罵人的詞。公知約架、公知造謠、公知唾麵自幹。所有人都在諷刺公知。那麽誰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給公知下個定義的話，他們總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誇張而聳動地發言，比起專業性話語，他們更喜歡使用浮誇的意識形態語言;公知愛站隊，迅速找到自己的戰壕而打擊不同聲音，對他們的對手思考甚多，對他們自己是誰思考甚少。
趙越勝在《燃燈者》一書中曾經形容建國後的讀書人，“前是先辱後殺，後是辱而不殺。再後，直教讀書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覺其辱，甚而以辱為榮，反辱同儕，競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聲音無疑是熱鬧的，卻多為殺戮之聲――甚至連知識分子，也用專製的方式，討論著*事宜。忠臣死諫者仍在“理性建設”，激進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來之前提前分化，蛋糕還沒開始做就已經因為該怎麽瓜分而打得頭破血流。左右之爭在2011年激化，沒有共識;更可怕的是，沒有共同的底線。
通往公民社會的荊棘路，還要走很遠。
無恒產者無恒心
“squeezed-middle(備受擠壓的中產階級)”，這個詞打敗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upy(借占領行動抗議經濟不公義的國際運動)”，獲選牛津英文詞典的2011年度詞匯。字典定義，“squeezed-middle”指在經濟困難時期，受到通貨膨脹、薪資凍結、削減公共開支影響特別嚴重的社會階層，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階層。
2011年，雖然政府為了應對通脹壓力而處處限，從“限價”到“限購”，但工薪階層仍然深受漲價之痛，行政幹預下價格管製，仍然把社會暴露在惡性通脹的危機下。如果說通貨膨脹是每天必須麵對的痛苦，那麽稅負則是後知後覺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網上有一篇名為《月入萬元“最高”稅負多少》的熱文在網上流傳。網友曬出個人賬單：“月收入1萬，要交14%個稅，12%公積金，8%養老保險，4%醫療失業險=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費，需要為你消費的商品埋單17%增值稅，28%各種雜稅=2800元，所以，一個月賺1萬的人，你相當於要拿出6600元來繳稅。”
在福布斯的榜單上，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在公布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列第二。財政部負責人指該指數統計方法不科學。權力掮客們則搬出歐洲，說那也是高稅收國家。
高稅收對應的應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財政收入對應的是吝嗇的福利返還。那麽錢都到哪兒去了?在高中教科書裏，有這麽一句話：“稅收具有無償性，國家取得稅收收入既不需要返還給納稅人，也不需要對納稅人直接付出任何代價。”
我們從小就接受政府應該從自己身上拿錢的洗腦教育，不問“為什麽”與“憑什麽”，卻學會了用腳投票。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到體製內去，因為知道皇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臃腫低效的國企，因為知道民營企業的舉步維艱。
“溫州模式”剛剛被盛讚，年中就出現企業倒閉，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國第一的鄂爾多斯也在年末出現房價跳水。限購令不寬反嚴，房地產業的緊縮讓地產商日子也變得難過。
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從未動搖過，可2011年末的一係列經濟動蕩不知是因還是果，讓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溫。體製內的人要走，是搶一張轉移財富的船票。體製外的富人也要走，因為他們不在官僚裙帶的庇護下，沒有人敢保證自己笑到最後。
中產階級最明顯的特征並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穩定。穩定來源於安全感，對自身生活和財富的安全感。中國在很長時間內無法產生真正的中產階級，因為人們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有安全感。《紐約時報》頭版以《中國之富拆遷之痛》的文章報道了作家閻連科所在小區被強拆的事情，難以想象連知名作家也會無助無告。
沒有安全感的社會，孕育不出穩定的社會階層，而隻有穩定的社會階層才能滋生穩定的心理狀態。有恒產者有恒心。所謂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溫家寶總理在感歎“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時用的詞。佛山兩歲女童悅悅連遭兩車碾過，18個冷漠走過的路人則讓時評家們紛紛呼籲道德建設。
奇怪的是，曆史上所有極權政府都熱衷於強調道德的力量。蘇聯政府曾經塑造一個告發親生父親是“人民的敵人”的小學生為少年英雄，奉為全體蘇維埃人的楷模，緊跟著的就是大清洗運動。國民黨政府也曾發動浩浩湯湯的“新生活運動”，要恢複儒家倫理，一方麵企圖“改造國人之國民性”，另一方麵以道德崇高，而非製度合理去建立自己執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個被忽略的小細節很有意思。仿佛已經預料到社會潰敗的征兆似的，天安門廣場豎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眾生，這顛倒了中國自古以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傳統：士大夫道德裸奔，卻要求庶人穿上褲子。
道德敗壞，是因為時局太壞。時局太壞，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會走入死循環。唯一的出路在於：製度決定人，而不是相反。機會平等的製度，減少了挖牆腳搭便車的投機行為;公平可靠的製度，讓人們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為的動機。與其杜鵑啼血般聲聲呼喚道德回歸，還不如要求還民恒產。
中國人來了
中國到底有多有錢?《經濟學人》統計，中國可以購買全部的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的國債，這樣就可以一瞬間解決歐元區的債務危機。而且即使這樣做，中國還剩下一半的外匯儲備。
或者，中國可以購買股票，用不到1萬億美元吞並蘋果、微軟、ibm和穀歌。全世界最有價值的50個體育機構加起來的價格不到中國外匯儲備的百分之二。
如果買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匯儲備就可以買下曼哈頓和華盛頓;如果買能源，可以買下今年88%的石油供應;如果買食品，可以花外匯儲備的一半就買下美國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買安全，那麽理論上中國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國防部。
一個月前，我去倫敦。在地球上最貴的公寓“海德公園一號”樓下。已經在英國待了十五年的導遊小孟，仰頭看著高層，表情說不清是羨慕、自豪還是憤懣，說：“這座樓最高層的三間公寓，也就是最貴的三間據說分別是被一個卡塔爾人、一個俄羅斯人、一個中國人購買。”
中國人來了，勤勞能幹得讓全世界汗顏與驚恐。兩個意大利記者穿越亞平寧半島去尋訪中國移民，寫下《中國人不死》的書，他們眼中的中國人隻工作、不生活、機智努力、封閉樂觀、死而後生、永生不死。
作者：蔣方舟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31、紀事：中國的2011年
時間被縮短了，我們從未如此頻繁地使用“恍若隔世”這個詞。(..info)一去不複返的，不隻是奧運時期北京明媚而蔚藍的天空，還有剛慶祝完六十大壽的祖國作為政權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為成為了敏感詞而消失在話語空間。
一年飛快地過去，除了“神八”飛船上天、中國殲20隱形戰鬥機試飛，記憶裏似乎沒有什麽值得喜悅的事情。2008年奧運會以來大國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顯消退和降溫，“民族主義”這張牌突然失靈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國家力量完成的“舉世矚目”的大事後，都緊跟著對大筆財政支出的追問。
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之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唱衰忽然多於唱好。在危機感麵前，越來越多人開始考慮移民，在2012年前搶一張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參與了一場沒有贏家、莊家通吃的遊戲。就連春風得意的房地產商，也在史上最嚴厲的行政手段的強壓下，在年末，變得憂心忡忡、愁雲慘淡。
2011年，人禍多於天災，憤怒早化為麻木與虛無。“生者不遑為死者哀，轉為得休息羨，人生可憫。”(沈從文)
重建社會信任
2011年的開端就籠罩著在“不明真相”的陰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樂清上訪村長錢雲會之死仍然撲朔迷離，當地政府給出“交通事故”的調查結果無法說服憤怒的網民。12月29日《新聞聯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發了網友尋找真相的人肉行動。
公權力無恃無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慣性思維，讓老百姓不再假裝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計劃時，紛紛把“幸福”作為自己施政的關鍵詞。廣東首先提出“幸福廣東”的概念，北京提出“將居民幸福感作為目標”，重慶則更誇口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當“科學發展觀”走入難自圓其說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該含淚追問：“你們說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絕給予真相的維穩理由，人民則有追問的權力。追問――即使已經是陳年舊事：去年上海靜安大火後，上海政府到底總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發放的?追問，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紅十字會到底是什麽關係?追問，即使答複遙遙無期：“7?23’動車事故調查報告什麽時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羅永浩死磕西門子的耐力，當不斷遭遇沉默、敷衍和謊言，人們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卻一點點坍塌摧毀，失去了修複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諺語，說“foolonce，shameyou，foolmee，shamee(騙我一次，是你羞恥，被你騙兩次，是我的恥辱)。”
類似的說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僅是鐵道部的道，也是在現代法律觀念引入之前，中國自古曆朝統治合理性的理論來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視組在國家級貧縣秭歸縣巡視期間，20天共花費80萬元，他們當然不是唯一的天價欽差;2011年9月，湖南邵陽發生沉船事故，12個學生死亡。(..info)
當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學生名單，網民質疑隱瞞死亡人數;還是邵陽，計生部門被指強行將十餘名嬰幼兒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屬必須繳納撫養費才能贖回小孩，交不起罰款的家庭，嬰幼兒被以收養名義“銷往”國外，邵陽調查組給出的官方定論是“無搶嬰、無買賣”，疑團的陰影卻從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鎖，讓人們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選擇相信最黑暗的那個。而政府，則反過來指責人們輕信謠言。
對於黑暗與罪惡的狂熱幻想，在公權力，是“合理質疑”。在社會層麵，則是相互仇視和及聲嘶力竭要求“亂世重典”。
駕車撞人後又將傷者刺八刀致死的藥家鑫，承受了這個社會可以疊加的一切對於罪惡的想象：富二代、軍二代、藥父母對被害人家屬的冷漠無情……。藥家鑫於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處死刑。死後，原告律師張顯才承認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藥家鑫判處死刑前，原告律師張顯在微博裏曾寫：“既要消滅藥家鑫的軀體，還要消滅藥家鑫的靈魂!”藥家鑫死後，藥父寫：“我現在告訴藥家鑫，你的靈魂一定要圍繞在張顯老師家，接受他的洗禮，在陽間你沒有做一個好人，在陰間你一定要在張顯老師的指導下，做一個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人們在*的狂歡後，開始呼籲反思，可那顯得多麽虛情假意，說更多的話也是無益。
1990年1月1日，東歐剛剛經過巨變，從極權主義的鐵製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總統的哈維爾發表新年致辭：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裏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麽繁榮，我們現在是多麽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麵臨的前途多麽輝煌燦爛。
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並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複。我們的國家並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造力和精神潛能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一個自稱屬於勞動人民的國家，卻貶損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陳腐的經濟製度正在浪費我們可能有的一點能源……”
重建社會信任，人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美麗新世界，一個富強繁榮社會的許諾，一個對烏托邦的設計藍圖，而僅僅是還原這個國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變的基礎，是一切的開始。
在2012末日來臨之前，從公開透明，回應人們的追問開始，不如我們重新來過?
通往公民社會
2011年最引人矚目的公民行動莫過於“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熱潮。從江西新餘女職工劉萍開始，成都作家李承鵬、上海作家夏商、評論家五嶽散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北京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偉、財經作家柳紅等先後通過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將參與新一輪地方人大代表競選。
社會名人和網絡紅人的參選，無異於一劑雞血，從微博興起而貫穿民間。教師、大學生、白領、律師紛紛加入參選的隊伍。參選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人們的熱情來自於找到了一條通向公民社會的合法路徑。激活*，爭取權力，手段溫和，路徑清晰。
這場法律允許下的抗爭，很快就被判斷為“與虎謀皮”而遭到阻撓。隨著名人們的不斷退選，這場火熱的公民行為變得更像公民行為藝術。不折不撓的少數幾個參選人，也最終落選，寂寥收場。所有的正劇開端，都以鬧劇收場。
自下而上的訴求如何表達?當溫和理性的選項消失，戾氣堆積在心中，蔓延開來。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廣東，四川外來打工者和本地人又開架――在可以預計的未來，隨著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權利平等，這種地域間的城市內戰會愈發激化。
在這些暴力行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例，一個在在江西撫州，為被非法拆遷的房屋上訪十年的錢明奇，訴冤無門，引爆了三所政府機關建築。一個在遼寧沈陽，小販夏俊峰和城管執法人員發生爭執，刺死三名城管。
錢明奇發了最後的微博，“自願將死後全身器官捐獻給社會。條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獻，非正常死亡不捐獻。受捐者年齡10至16歲兒童少年，必須要貧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醫療費用。”然後平靜赴死。
夏俊峰給父母最後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沒有事，你們放心吧。對於這個結果，我也早有準備，心態早就調整好了，我並不是脆弱的人，你兒子不會讓你們失望。我們鬥不過人家……”
三年前為殺警察的楊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樣為錢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稱其為大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後倒逼的武器：要麽選票，要麽炸藥。
“白刃?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兩千多年前，荀子就寫過這樣極端的身體體驗，他描述這樣極端的痛苦，是企圖以暴力模擬的方式催促當時的人趕快改良。
中國自古以來的統治者，卻不喜歡以恐嚇要挾的荀子，而偏愛好言相勸的孟子。
兩千年前的荀子與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從來都是建築公民社會的主力，他們提供藍圖和方法論。2011年，意見領袖太多了，群眾不夠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賣直沽名”者甚。
領袖多了，自然要為爭山頭而激鬥。五嶽散人和吳法天在微博上約架引來群眾圍觀;方舟子打假質疑*也有眾多助拳;孔慶東連爆粗口大罵《南方人物周刊》;司馬南和司馬平邦沆瀣一氣，擠兌“民煮逗士”;烏有之鄉大戰南方係;萬民起訴茅於軾。
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變成了罵人的詞。公知約架、公知造謠、公知唾麵自幹。所有人都在諷刺公知。那麽誰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給公知下個定義的話，他們總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誇張而聳動地發言，比起專業性話語，他們更喜歡使用浮誇的意識形態語言;公知愛站隊，迅速找到自己的戰壕而打擊不同聲音，對他們的對手思考甚多，對他們自己是誰思考甚少。
趙越勝在《燃燈者》一書中曾經形容建國後的讀書人，“前是先辱後殺，後是辱而不殺。再後，直教讀書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覺其辱，甚而以辱為榮，反辱同儕，競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聲音無疑是熱鬧的，卻多為殺戮之聲――甚至連知識分子，也用專製的方式，討論著*事宜。忠臣死諫者仍在“理性建設”，激進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來之前提前分化，蛋糕還沒開始做就已經因為該怎麽瓜分而打得頭破血流。左右之爭在2011年激化，沒有共識;更可怕的是，沒有共同的底線。
通往公民社會的荊棘路，還要走很遠。
無恒產者無恒心
“squeezed-middle(備受擠壓的中產階級)”，這個詞打敗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upy(借占領行動抗議經濟不公義的國際運動)”，獲選牛津英文詞典的2011年度詞匯。字典定義，“squeezed-middle”指在經濟困難時期，受到通貨膨脹、薪資凍結、削減公共開支影響特別嚴重的社會階層，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階層。
2011年，雖然政府為了應對通脹壓力而處處限，從“限價”到“限購”，但工薪階層仍然深受漲價之痛，行政幹預下價格管製，仍然把社會暴露在惡性通脹的危機下。如果說通貨膨脹是每天必須麵對的痛苦，那麽稅負則是後知後覺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網上有一篇名為《月入萬元“最高”稅負多少》的熱文在網上流傳。網友曬出個人賬單：“月收入1萬，要交14%個稅，12%公積金，8%養老保險，4%醫療失業險=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費，需要為你消費的商品埋單17%增值稅，28%各種雜稅=2800元，所以，一個月賺1萬的人，你相當於要拿出6600元來繳稅。”
在福布斯的榜單上，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在公布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列第二。財政部負責人指該指數統計方法不科學。權力掮客們則搬出歐洲，說那也是高稅收國家。
高稅收對應的應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財政收入對應的是吝嗇的福利返還。那麽錢都到哪兒去了?在高中教科書裏，有這麽一句話：“稅收具有無償性，國家取得稅收收入既不需要返還給納稅人，也不需要對納稅人直接付出任何代價。”
我們從小就接受政府應該從自己身上拿錢的洗腦教育，不問“為什麽”與“憑什麽”，卻學會了用腳投票。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到體製內去，因為知道皇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臃腫低效的國企，因為知道民營企業的舉步維艱。
“溫州模式”剛剛被盛讚，年中就出現企業倒閉，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國第一的鄂爾多斯也在年末出現房價跳水。限購令不寬反嚴，房地產業的緊縮讓地產商日子也變得難過。
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從未動搖過，可2011年末的一係列經濟動蕩不知是因還是果，讓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溫。體製內的人要走，是搶一張轉移財富的船票。體製外的富人也要走，因為他們不在官僚裙帶的庇護下，沒有人敢保證自己笑到最後。
中產階級最明顯的特征並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穩定。穩定來源於安全感，對自身生活和財富的安全感。中國在很長時間內無法產生真正的中產階級，因為人們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有安全感。《紐約時報》頭版以《中國之富拆遷之痛》的文章報道了作家閻連科所在小區被強拆的事情，難以想象連知名作家也會無助無告。
沒有安全感的社會，孕育不出穩定的社會階層，而隻有穩定的社會階層才能滋生穩定的心理狀態。有恒產者有恒心。所謂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溫家寶總理在感歎“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時用的詞。佛山兩歲女童悅悅連遭兩車碾過，18個冷漠走過的路人則讓時評家們紛紛呼籲道德建設。
奇怪的是，曆史上所有極權政府都熱衷於強調道德的力量。蘇聯政府曾經塑造一個告發親生父親是“人民的敵人”的小學生為少年英雄，奉為全體蘇維埃人的楷模，緊跟著的就是大清洗運動。國民黨政府也曾發動浩浩湯湯的“新生活運動”，要恢複儒家倫理，一方麵企圖“改造國人之國民性”，另一方麵以道德崇高，而非製度合理去建立自己執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個被忽略的小細節很有意思。仿佛已經預料到社會潰敗的征兆似的，天安門廣場豎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眾生，這顛倒了中國自古以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傳統：士大夫道德裸奔，卻要求庶人穿上褲子。
道德敗壞，是因為時局太壞。時局太壞，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會走入死循環。唯一的出路在於：製度決定人，而不是相反。機會平等的製度，減少了挖牆腳搭便車的投機行為;公平可靠的製度，讓人們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為的動機。與其杜鵑啼血般聲聲呼喚道德回歸，還不如要求還民恒產。
中國人來了
中國到底有多有錢?《經濟學人》統計，中國可以購買全部的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的國債，這樣就可以一瞬間解決歐元區的債務危機。而且即使這樣做，中國還剩下一半的外匯儲備。
或者，中國可以購買股票，用不到1萬億美元吞並蘋果、微軟、ibm和穀歌。全世界最有價值的50個體育機構加起來的價格不到中國外匯儲備的百分之二。
如果買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匯儲備就可以買下曼哈頓和華盛頓;如果買能源，可以買下今年88%的石油供應;如果買食品，可以花外匯儲備的一半就買下美國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買安全，那麽理論上中國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國防部。
一個月前，我去倫敦。在地球上最貴的公寓“海德公園一號”樓下。已經在英國待了十五年的導遊小孟，仰頭看著高層，表情說不清是羨慕、自豪還是憤懣，說：“這座樓最高層的三間公寓，也就是最貴的三間據說分別是被一個卡塔爾人、一個俄羅斯人、一個中國人購買。”
中國人來了，勤勞能幹得讓全世界汗顏與驚恐。兩個意大利記者穿越亞平寧半島去尋訪中國移民，寫下《中國人不死》的書，他們眼中的中國人隻工作、不生活、機智努力、封閉樂觀、死而後生、永生不死。
作者：蔣方舟文章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