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談判2


    就在赫舍裏氏進入鼎盛時期的同時,另一個家族也在悄無聲息地崛起,這就是佟國綱的家族——佟佳氏家族。


    首先要說明的是,雖然佟國綱這個名字聽起來像個漢族人,某些大漢民族主義者也鼓吹康熙的漢族血統,但是實際情況是,佟佳氏是地地道道的滿族人。佟佳氏世居在佟佳江(今天吉林省通化縣境內),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等地佟氏所收藏的《佟氏宗譜》和《佟氏族譜》皆記載其始祖為巴虎特克慎。巴虎特克慎實實在在屬於明初‘女’真人。


    清初時期佟佳氏隸屬在漢軍旗。不過事實上,在漢軍旗的並不一定就是漢人。?漢軍旗的指揮官一般是由滿族人擔任的。


    前麵我們提到了佟佳氏的始祖巴虎特克慎,這個巴虎特克慎一共有七個兒子,其中第五個兒子叫做他爾翰(即達爾漢、達拉罕、達爾哈),他爾翰曾經在開原經商,撫順設馬市後,又從開原遷居撫順經商,後來成為了撫順首富,遼東旺族。而我們今天所要講述的這支佟佳氏家族,正是他爾翰的後裔。


    後金天命年間,努爾哈赤的勢力日漸強盛。就在這個時期,此時已成為撫順首富的佟佳氏家族的當家人之一佟養‘性’就開始偷偷的用金錢資助後金。可沒想到竟然被明朝查獲,於是,佟養‘性’被關進了監獄。所幸的是,佟養‘性’最終平安的逃了出來,從此佟養‘性’正式歸順努爾哈赤。


    佟養‘性’歸附不久,其兄佟養真也便率全族歸順。自此,佟佳氏一族開始了一番新的命途。在這一時期裏,佟佳氏族人的仕途一直都平平緩緩,雖然其間也有一些人身居高位,但與鈕祜祿、赫舍裏等大族相比,似乎並沒有十分過人之處。佟養‘性’也就在廣東省當了個總督,還不幸被李成棟給坑死。


    然而,到了康熙初期,這個從前並不為人矚目的家族卻隨著新皇的登基瞬息間進入了一個輝煌興盛的新時期。


    說起來,佟佳氏的崛起並非是因軍功或是文治。而是曆代以來興盛之族,生發方式最為簡便快捷的外戚身份。康熙皇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後就是佟養真的孫‘女’。


    康熙即位,佟佳氏家族立刻成為了炙手可熱的皇親貴戚。不僅佟國綱、佟國維這二位皇帝的親舅舅得到了重用,佟佳氏上至三代全部被追封了一等公爵的爵位。佟佳氏可算是有清以來第一家因外戚身份而興旺發達的滿洲望族。


    伴隨著康熙皇帝日益鞏固的皇權,佟佳氏的靠山也是越來越穩固。孝康章皇後過後,康熙皇帝又娶了舅舅的兩個‘女’兒為妃,也就是後來的孝懿仁皇後和愨惠皇貴妃,而在這期間,佟佳氏入朝為官的人不計其數,一時間佟佳氏可謂是一‘門’貴盛,人稱“佟半朝”。


    當然,並不是說佟佳氏家族的興盛完全是依靠外戚的身份。事實上,佟佳氏的很多族人也確實是位朝廷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位佟國綱就是典型的代表。


    一般最牛的人都是最後才出的,佟佳氏在康熙朝被稱作“佟半朝”,但是這個還沒出場的家族,才是其中當之無愧的第一家族。甚至在曆史研究中,這個家族也是研究清朝曆史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在這裏先賣個關子,我們繼續說尼布楚談判。


    總的來說,清朝在這次談判中是吃了大虧的,主要原因是出了內鬼。雖然索額圖和佟國綱的官很大,但是由於這兩個人缺乏談判經驗,又不大會俄語,所以真正左右談判過程的,並不是他們兩個人。而是大清使團中兩位高鼻梁藍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thomaspereira(中國姓名徐日升)和法國人joanfranciscusgerbillon(中國姓名張誠)。


    徐日升和張誠的共同身份,是耶穌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


    耶穌會(拉丁文原名societasjesus,s.j.),是天主教的主要修會之一,他們的先驅利瑪竇以其‘精’湛的數學和天文知識及對中國經典的通曉,在中國的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1673年進入北京的徐日升,由於‘精’通天文而供職於欽天監;來華較晚的張誠‘精’於數學,遂成為康熙皇帝的宮廷教師。傳教士們成功進入了紫禁城——憑借自身淵博的自然科學知識,成為康熙皇帝的近臣。


    正因如此,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張誠作為中國使團的成員,還將自己的袍褂賜予徐日升,又為張誠特製了一件,並授予他們三品頂戴,真是“寵眷之隆,無已複加”。皇帝還專‘門’囑咐索額圖和佟國綱說:“朕鑒於所用西人,皆忠貞可靠,足資信賴”,要他們與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與之商量。於是大清的使團裏也就多了兩張歐洲人的麵孔。


    曆史告訴我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確實是如此!


    所以大家絕對不要相信外國人會來幫助我們的鬼話,他們就是來發我們中國人的財的,至於我們國家的利益,他們是絕對不會在乎的,不給你挖坑就不錯了。


    1689年8月18日,戈洛文帶著1700多名俄軍趕到了尼布楚,而此時中國使團早已在尼布楚城外恭候半月有餘!中國使團從北京出發時帶了5個月的糧食和用品。來時路上‘花’了49天,如果計算返回的行程,在尼布楚停留的時間不能超過一個半月,否則不僅糧食告罄,衣服也會抵不住西伯利亞早來的寒風。因此戈洛文到達尼布楚的當天,雙方就急急互派使節籌備一應事宜,準備進行邊界談判——依照俄國人後來的說法,“決定外貝加爾地區命運的時刻到來了”!


    在前往尼布楚談判的使團即將出發時,康熙指示,“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為界”,理由是“今以尼布‘潮’為界、則鄂羅斯遣使貿易、無棲托之所。勢難相通”——這表麵上看似體現了談判的靈活‘性’,實質上卻依然是“天朝”對“藩屬”居高臨下“懷柔遠人”心態的反映。


    與思想尚停留在朝貢體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的清方的慷慨大度相反,為了獲得最大的利益,沙俄當局製定了三套中俄邊界的劃分方案。第一套,也就是最高要求,是以黑龍江為界,即並吞整個黑龍江北岸;如果達不到這個要求,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要求以牛滿江或結雅河(‘精’奇裏江)為界,占領黑龍江中遊北岸;縱然是所謂最低要求的第三方案,俄國也堅持占領已經在清軍的長期圍困下朝不保夕的阿爾巴津(雅克薩),並在‘精’奇裏江一帶保留中俄共同的漁獵場,戈洛文受命“以軍事手段達到上述一切”。


    但這樣的如意算盤並沒有能夠持續得太久。1687年9月,從莫斯科匆匆出發的信使趕上了戈洛文使團,送來了沙皇當局對談判的第二份訓令,指示“為了同博格達汗(指清朝皇帝)保持最牢固的友誼”,可以拆除雅克薩的俄國堡寨以換取中國開放通商。同第一份訓令中的殺氣騰騰截然相反,第二份訓令向戈洛文強調“除非他們(清朝)采取極不友好和蠻橫無禮的行動,決不要發動戰爭和造成流血事件。”1688年7月,俄國外務衙‘門’的一名書吏又給戈洛文帶來了第三份訓令,諭令在退出雅克薩後中方仍不滿意的情況下,可以以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內的“達斡爾地方”的最後方案來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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