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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煙塵 作者：邢群麟+於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就在成華二十三年（1487）的時候，朱見深因愛妃萬氏去世，傷心欲絕，半年之後追隨而去，將一個爛攤子留給了他的兒子朱祐樘。
中興之令主
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錢謙益，編寫了《列朝詩集》。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了一首詩《靜中吟》：
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
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坦率地說，這首詩寫得並不好，前兩句還有些養身術的氣韻，但後兩句很合儒家學者“文以載道”的口味。據錢謙益說，詩歌是從弘治朝臣李東陽的《麓堂集》裏摘抄出來的，還有大詩人李東陽的讚詞，其中幾句說：“大哉王言，眾理兼有，惟德與功，為三不朽。”
這位“不朽”的“王”就是朱祐樘，自古帝王寫詩詞，沒有幾個真正成材的，倒是李煜可稱一傑，卻因太詩人氣斷送了自己的江山。不管朱祐樘寫的詩如何，他那關心社稷安危的心倒是可見一斑，比起父親隻知道喜歡老女人要好得多。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朱祐樘18歲即位，年號弘治，在位18年。他當政期間，既無權臣、宦官或後宮的專權，也很少有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歷史上被稱為政治最賢明的時期，孝宗也被史書描繪成一位賢君。晚明學者朱國楨就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認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後，與漢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賢主，這評價是相當高的。
朱祐樘成為明朝皇帝治國的典範，首先來自於他個人的修養。他在被父親發現之後，就開始接受了正規的儒家教育，且教太子讀書的人都是天下英才，因此他深得儒家治國思想的三昧，且身體力行。再者，幼年喪母，弱者的心態使得他更富同情心，因此性格溫和、善良而寬容。
例如他除了對詩歌感興趣，還鍾愛繪畫、彈琴。在士大夫們看來，皇帝喜歡這些“聲色犬馬”的東西，恐怕將來會滑入貪圖享受的深淵中。因此，一些專門負責糾察朝政的言官們就紛紛上疏，勸說朱祐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養身心之上。孝宗總是表麵上接受，私下裏卻對旁邊的太監們說：“彈琴何損於事？勞此輩言之。”意思是說，彈琴與政務又有什麽衝突呢，要你們多嘴。他本人對言官的勸諫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忤，這正表現了他寬容的一麵。
談遷在《國榷》中說：“太祖之後，有功勞的皇帝，誰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誰不知道是孝宗？”
而朱祐樘的賢明從他即位起三個月的表現就可見一斑。就在這短短幾個月，他將新皇登基的“三把火”燒得轟轟烈烈。
首先更迭閣臣。其父在位時，有一專門給皇帝進房中術的大臣萬安，又用此法來向新帝靠攏。結果朱祐樘看過之後甚是惱怒，將他罷免。隨後便起用一批賢臣入閣，如劉健、徐溥，以及威望很高的王恕等。任用賢臣使得吏治清明，這也是他開一代中興氣象的主要原因。
接著便罷黜奸佞。這是梁芳等太監的末日，梁芳獲罪最後死於獄中，而原西廠的領導汪直則因失寵早，逃過一劫，在南京得了善終。朱祐樘也看出了“傳奉官”製度的荒唐之處，於一個月間罷黜了傳奉官兩千餘人，僧道官一千餘人。
“明之一代立法創製，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這是明史專家孟森說的話。意思是說，明代的製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的時候就已經奠立，後來的皇帝中能夠提出較賢明的政治製度的，也就是孝宗朱祐樘。而弘治朝製度建設的基礎就是《大明會典》的編撰。
會典是一種典章製度的彙編。弘治十年（1497），朱祐樘下令編撰《大明會典》。編修的總裁為當時的大學士徐溥。經過五年的時間，《大明會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完成。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朱祐樘有過許多的製度創設。例如，太廟製度即規定太廟的廟製為“各室一帝一後”。
總之，朱祐樘在位期間，治國有方，他勤政、寬容、尊禮儒臣、體恤民生，使他贏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評，被視作明代歷史上最符合儒家倫理的君主典範。他在位期間，出現了一個明代歷史上的中興盛世。史家稱之為“弘治中興”。
大明朝之怪現象：斷頭政治
柏楊先生寫《中國人史綱》，寫到明憲宗和孝宗時，專門辟一節取名為：斷頭政治。
乍聽起來，“斷頭政治”四個字，透著恐怖氣息。難道明朝皇帝們專門要讓人掉腦袋來開展自己的政治事業嗎？
非也！這“斷頭政治”是因明朝幾位皇帝的一種古怪作為而起，即皇帝不上早朝，不見大臣，不議政事。這一怪政就是由憲宗朱見深開的先河。
自從“票擬”和“批紅”製度在宣宗朱瞻基朝出現以後，皇帝自己的工作量就大大地減輕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後代處理政事的能力和熱情的退化。到憲宗一朝，這種退化的速度大大的加快，皇帝竟然長期不召見大臣，“從此君王不早朝”的事情重演。而這個皇帝身邊雖然沒有楊貴妃，卻存在一個萬貴妃。據說，朱見深還有嚴重的口吃，因此，他每次上朝，如果準許大臣所奏之事，隻說一個“是”字，這種自尊的心理影響了他與大臣們麵對麵地交流，同時也使得他越來越傾向於龜縮在自己的皇宮中，不理朝政。沒想到他的這種毛病，竟然內化為朱家的基因，並一代一代地往下傳。他以後的幾位皇帝都有這種情況，且更嚴重，對國家的傷害也更深了。
中興之令主
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錢謙益，編寫了《列朝詩集》。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了一首詩《靜中吟》：
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
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坦率地說，這首詩寫得並不好，前兩句還有些養身術的氣韻，但後兩句很合儒家學者“文以載道”的口味。據錢謙益說，詩歌是從弘治朝臣李東陽的《麓堂集》裏摘抄出來的，還有大詩人李東陽的讚詞，其中幾句說：“大哉王言，眾理兼有，惟德與功，為三不朽。”
這位“不朽”的“王”就是朱祐樘，自古帝王寫詩詞，沒有幾個真正成材的，倒是李煜可稱一傑，卻因太詩人氣斷送了自己的江山。不管朱祐樘寫的詩如何，他那關心社稷安危的心倒是可見一斑，比起父親隻知道喜歡老女人要好得多。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朱祐樘18歲即位，年號弘治，在位18年。他當政期間，既無權臣、宦官或後宮的專權，也很少有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歷史上被稱為政治最賢明的時期，孝宗也被史書描繪成一位賢君。晚明學者朱國楨就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認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後，與漢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賢主，這評價是相當高的。
朱祐樘成為明朝皇帝治國的典範，首先來自於他個人的修養。他在被父親發現之後，就開始接受了正規的儒家教育，且教太子讀書的人都是天下英才，因此他深得儒家治國思想的三昧，且身體力行。再者，幼年喪母，弱者的心態使得他更富同情心，因此性格溫和、善良而寬容。
例如他除了對詩歌感興趣，還鍾愛繪畫、彈琴。在士大夫們看來，皇帝喜歡這些“聲色犬馬”的東西，恐怕將來會滑入貪圖享受的深淵中。因此，一些專門負責糾察朝政的言官們就紛紛上疏，勸說朱祐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養身心之上。孝宗總是表麵上接受，私下裏卻對旁邊的太監們說：“彈琴何損於事？勞此輩言之。”意思是說，彈琴與政務又有什麽衝突呢，要你們多嘴。他本人對言官的勸諫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忤，這正表現了他寬容的一麵。
談遷在《國榷》中說：“太祖之後，有功勞的皇帝，誰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誰不知道是孝宗？”
而朱祐樘的賢明從他即位起三個月的表現就可見一斑。就在這短短幾個月，他將新皇登基的“三把火”燒得轟轟烈烈。
首先更迭閣臣。其父在位時，有一專門給皇帝進房中術的大臣萬安，又用此法來向新帝靠攏。結果朱祐樘看過之後甚是惱怒，將他罷免。隨後便起用一批賢臣入閣，如劉健、徐溥，以及威望很高的王恕等。任用賢臣使得吏治清明，這也是他開一代中興氣象的主要原因。
接著便罷黜奸佞。這是梁芳等太監的末日，梁芳獲罪最後死於獄中，而原西廠的領導汪直則因失寵早，逃過一劫，在南京得了善終。朱祐樘也看出了“傳奉官”製度的荒唐之處，於一個月間罷黜了傳奉官兩千餘人，僧道官一千餘人。
“明之一代立法創製，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這是明史專家孟森說的話。意思是說，明代的製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的時候就已經奠立，後來的皇帝中能夠提出較賢明的政治製度的，也就是孝宗朱祐樘。而弘治朝製度建設的基礎就是《大明會典》的編撰。
會典是一種典章製度的彙編。弘治十年（1497），朱祐樘下令編撰《大明會典》。編修的總裁為當時的大學士徐溥。經過五年的時間，《大明會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完成。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朱祐樘有過許多的製度創設。例如，太廟製度即規定太廟的廟製為“各室一帝一後”。
總之，朱祐樘在位期間，治國有方，他勤政、寬容、尊禮儒臣、體恤民生，使他贏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評，被視作明代歷史上最符合儒家倫理的君主典範。他在位期間，出現了一個明代歷史上的中興盛世。史家稱之為“弘治中興”。
大明朝之怪現象：斷頭政治
柏楊先生寫《中國人史綱》，寫到明憲宗和孝宗時，專門辟一節取名為：斷頭政治。
乍聽起來，“斷頭政治”四個字，透著恐怖氣息。難道明朝皇帝們專門要讓人掉腦袋來開展自己的政治事業嗎？
非也！這“斷頭政治”是因明朝幾位皇帝的一種古怪作為而起，即皇帝不上早朝，不見大臣，不議政事。這一怪政就是由憲宗朱見深開的先河。
自從“票擬”和“批紅”製度在宣宗朱瞻基朝出現以後，皇帝自己的工作量就大大地減輕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後代處理政事的能力和熱情的退化。到憲宗一朝，這種退化的速度大大的加快，皇帝竟然長期不召見大臣，“從此君王不早朝”的事情重演。而這個皇帝身邊雖然沒有楊貴妃，卻存在一個萬貴妃。據說，朱見深還有嚴重的口吃，因此，他每次上朝，如果準許大臣所奏之事，隻說一個“是”字，這種自尊的心理影響了他與大臣們麵對麵地交流，同時也使得他越來越傾向於龜縮在自己的皇宮中，不理朝政。沒想到他的這種毛病，竟然內化為朱家的基因，並一代一代地往下傳。他以後的幾位皇帝都有這種情況，且更嚴重，對國家的傷害也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