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奕霏在律政司的第一單案子就是死因庭, 死者是個二十五歲的年輕男人, 因為腹痛在家屬陪同下進了醫院，醫生判定為急性闌尾炎, 經過同意後做了手術，手術次日死者身亡。
案子是由陪審員裁決的, 某種程度上說也算是另一種法庭，檢控更偏向於中立, 能做的不多。像是這個案子是家屬提出質疑的，提供證據的更多的是辯方，也就是死者家屬。
辯方律師是個熟人, 她很不喜歡的湯家明, 還有那晚沒來湊熱鬧的黃耀輝。
案子的家屬是普通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國棟一樣通過蛛絲馬跡來發現事件過程, 甚至拿到證據。案子的證據大部分是證人供詞，醫生當然不會說自己的手術有問題, 助手和護士也不會, 剩下的就是對醫療知識不了解的家屬, 加上寫的很標準很完美的病例……
案子最後的結果, 死者死於不幸, 並非醫療失當，沒有任何人需要負責任。
說白了就是死於意外，畢竟任何手術都有意外的，但隻要醫護人員沒有發生錯誤，責任就不在他們和醫院的身上，家屬也隻能認了。
某種程度上也是蠻悖論的事情，想要證明手術不成功是人為，最好的辦法是解剖屍體。但是解剖屍體的前提，是需要證明死者死於非命，證明不是意外而是非法殺人。
在某些國家可以通過請非官方的法醫解剖，這是不違法的，但在國內不行，香港的法律製度也不允許，很多醫療失當的案例可能也就這樣不知不覺的白死了。
“這算什麽？由得我們的兒子死的不明不白了？”出了法庭，死者的母親問道。
湯家明盡職盡責的解釋：“其實兩位可以徇民事途徑，向醫院提出訴訟，如果能證明負責的醫生或者醫院的製度上有安排的疏忽，可以向醫院索償，要求他們賠償你們的損失。”
這也是常見的做法，為什麽現在醫患之間關係這麽緊張，很多都是被那種特意去訛人的病人家屬嚇怕了，也有不少是家屬怕醫生不負責任，兩邊的關係才會越來越惡化。
“賠償？”死者父親激動顯然不是想用兒子來換賠償金的人，世界上總也有那種真心愛自己子女的父母，他說：“怎麽賠？這是一條人命來的。我隻是想為我的兒子討回一個公道！”
“趙先生，”湯家明不是個特別有耐心的人，或者說，他已經盡了自己所能盡的義務，於是很直白的說：“我很明白你現在的心情，但我們現在真的沒什麽可以再做了。”
黃耀輝的說法則更委婉一些：“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就是怎麽保證你們二位以後的生活。”
死者父親趙先生此時是聽不進去的，他隻想說自己想的事，白髮人送黑髮人：“我以前聽人說律師沒有一個好人，我以前不信，現在我信了。——我告訴你們，我不會就這麽算了的，我一定會報仇。那種人，我告不了他，天也要收了他！”
說完，趙先生氣哼哼的帶著趙夫人走了，留下兩個幫他辯護的律師無奈的對視。
死因庭的權限隻在於決定死者的死因，一切與決定死因無關的內容，都不會是死因庭的結論。除非能找到那個醫生當時喝過酒或者服用過藥物的證據，否則結果隻能是這樣。
而這些證據，除非能夠證明死者是並非死於意外，警方才會立案調查找出這些證據，於是又回到了那個悖論的原點。
“我以為你會做的更好的。”在法院門口看了許久的戲，周奕霏走上前去看著湯家明道。
她以前跟湯家明爭過生意，也一起合作過案子。隻不過那時他是大律師，她是幫另一個大律師拎包的助理，看過他在堂上的表現，沒人會小瞧他。
他是很厲害的那種人，遇強越強，反應極快，要麽就一擊即中，沒有一點多餘的廢話。
所以這次相遇，哪怕隻是死因庭，周奕霏也做了不少準備，可惜什麽都沒用上。
周奕霏翻過他以前的案例，他跟她一樣，都是不是那麽在乎一定要正統打官司的人，有時用一些手段可以加快進程時，他也用了，甚至經常用，踩線對他來說是駕輕就熟的。
一個死因庭而已，按他的本事，找些“自己冒出來”的證據，輕而易舉。
但他這次什麽都沒做，或者說，他是完全按照傳統觀念的正常程序做的。
她有點疑惑，是那位趙先生錢沒給夠？趙氏夫妻倆一看就是普通人，不是多有錢的模樣。
湯家明本來沒明白她什麽意思，不過看她的眼神，他明白了。
“我當然可以做得‘更好’，隻不過這就不是他們要的公道了。”
趙先生要的不是贏，而是公道，他們是那種老實本分的人，想要的也是清清白白的公道。
有些人懂遊戲規則，樂於利用遊戲規則，甚至樂此不疲的犯規，他當然也不會傻愣愣的要求他們一定要遵守遊戲規則，否則人家也不願意帶你玩。
有些人則不懂，他們的世界觀是小學課本上來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有問題找警察叔叔，隻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會變成美好的明天。
大部分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好人，有什麽理由帶著他們走一條明知會後悔的路？
耍手段得來的勝利，他們那種人就算贏了也會睡不著覺的。
案子是由陪審員裁決的, 某種程度上說也算是另一種法庭，檢控更偏向於中立, 能做的不多。像是這個案子是家屬提出質疑的，提供證據的更多的是辯方，也就是死者家屬。
辯方律師是個熟人, 她很不喜歡的湯家明, 還有那晚沒來湊熱鬧的黃耀輝。
案子的家屬是普通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國棟一樣通過蛛絲馬跡來發現事件過程, 甚至拿到證據。案子的證據大部分是證人供詞，醫生當然不會說自己的手術有問題, 助手和護士也不會, 剩下的就是對醫療知識不了解的家屬, 加上寫的很標準很完美的病例……
案子最後的結果, 死者死於不幸, 並非醫療失當，沒有任何人需要負責任。
說白了就是死於意外，畢竟任何手術都有意外的，但隻要醫護人員沒有發生錯誤，責任就不在他們和醫院的身上，家屬也隻能認了。
某種程度上也是蠻悖論的事情，想要證明手術不成功是人為，最好的辦法是解剖屍體。但是解剖屍體的前提，是需要證明死者死於非命，證明不是意外而是非法殺人。
在某些國家可以通過請非官方的法醫解剖，這是不違法的，但在國內不行，香港的法律製度也不允許，很多醫療失當的案例可能也就這樣不知不覺的白死了。
“這算什麽？由得我們的兒子死的不明不白了？”出了法庭，死者的母親問道。
湯家明盡職盡責的解釋：“其實兩位可以徇民事途徑，向醫院提出訴訟，如果能證明負責的醫生或者醫院的製度上有安排的疏忽，可以向醫院索償，要求他們賠償你們的損失。”
這也是常見的做法，為什麽現在醫患之間關係這麽緊張，很多都是被那種特意去訛人的病人家屬嚇怕了，也有不少是家屬怕醫生不負責任，兩邊的關係才會越來越惡化。
“賠償？”死者父親激動顯然不是想用兒子來換賠償金的人，世界上總也有那種真心愛自己子女的父母，他說：“怎麽賠？這是一條人命來的。我隻是想為我的兒子討回一個公道！”
“趙先生，”湯家明不是個特別有耐心的人，或者說，他已經盡了自己所能盡的義務，於是很直白的說：“我很明白你現在的心情，但我們現在真的沒什麽可以再做了。”
黃耀輝的說法則更委婉一些：“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就是怎麽保證你們二位以後的生活。”
死者父親趙先生此時是聽不進去的，他隻想說自己想的事，白髮人送黑髮人：“我以前聽人說律師沒有一個好人，我以前不信，現在我信了。——我告訴你們，我不會就這麽算了的，我一定會報仇。那種人，我告不了他，天也要收了他！”
說完，趙先生氣哼哼的帶著趙夫人走了，留下兩個幫他辯護的律師無奈的對視。
死因庭的權限隻在於決定死者的死因，一切與決定死因無關的內容，都不會是死因庭的結論。除非能找到那個醫生當時喝過酒或者服用過藥物的證據，否則結果隻能是這樣。
而這些證據，除非能夠證明死者是並非死於意外，警方才會立案調查找出這些證據，於是又回到了那個悖論的原點。
“我以為你會做的更好的。”在法院門口看了許久的戲，周奕霏走上前去看著湯家明道。
她以前跟湯家明爭過生意，也一起合作過案子。隻不過那時他是大律師，她是幫另一個大律師拎包的助理，看過他在堂上的表現，沒人會小瞧他。
他是很厲害的那種人，遇強越強，反應極快，要麽就一擊即中，沒有一點多餘的廢話。
所以這次相遇，哪怕隻是死因庭，周奕霏也做了不少準備，可惜什麽都沒用上。
周奕霏翻過他以前的案例，他跟她一樣，都是不是那麽在乎一定要正統打官司的人，有時用一些手段可以加快進程時，他也用了，甚至經常用，踩線對他來說是駕輕就熟的。
一個死因庭而已，按他的本事，找些“自己冒出來”的證據，輕而易舉。
但他這次什麽都沒做，或者說，他是完全按照傳統觀念的正常程序做的。
她有點疑惑，是那位趙先生錢沒給夠？趙氏夫妻倆一看就是普通人，不是多有錢的模樣。
湯家明本來沒明白她什麽意思，不過看她的眼神，他明白了。
“我當然可以做得‘更好’，隻不過這就不是他們要的公道了。”
趙先生要的不是贏，而是公道，他們是那種老實本分的人，想要的也是清清白白的公道。
有些人懂遊戲規則，樂於利用遊戲規則，甚至樂此不疲的犯規，他當然也不會傻愣愣的要求他們一定要遵守遊戲規則，否則人家也不願意帶你玩。
有些人則不懂，他們的世界觀是小學課本上來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有問題找警察叔叔，隻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會變成美好的明天。
大部分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好人，有什麽理由帶著他們走一條明知會後悔的路？
耍手段得來的勝利，他們那種人就算贏了也會睡不著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