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上高宗封事
作者：【宋】胡銓
紹興八年[1]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2]臣胡銓，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
臣謹案：王倫[3]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4]，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5]為名，是欲臣妾我也[6]，是欲劉豫我也[7]。劉豫臣事醜虜，南麵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8]。商鑒不遠[9]，而倫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10]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乎？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11]；朝廷宰執，盡為陪臣[12]；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
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
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後可複，淵聖可歸，中原可得[13]。”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啖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14]，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後決不可複，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複伸，國勢陵夷不可複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15]。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16]，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麵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隻如頃者醜虜陸梁[17]，偽豫入寇，固嚐敗之於襄陽[18]，敗之於淮上[19]，敗之於渦口[20]，敗之於淮陰[21]，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22]，下穹廬之拜[23]，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24]，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25]。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台諫從臣僉議可否[26]，是明畏天下議己，而令台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籲！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27]。”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28]。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29]，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嚐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讚大臣徒取容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30]，願斬三人頭，竿之槁街[31]，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32]，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瀆天威，甘俟斧鉞，不勝隕越之至[33]！
注釋：
[1]紹興八年：紹興，宋高宗年號。八年為公元1138年。[2]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右通直郎是從六品階官，僅以表示資曆及官俸待遇等級。樞密院編修官是其實際職務。[3]王倫：字正道，大名莘縣（今屬山東）人。《宋史》本傳載他“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宋高宗時，屢次使金請和，後為金人縊殺。[4]驟得美官：《宋史·王倫傳》載，紹興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後（徽宗鄭皇後）訃至，四月以王倫為徽猷閣待製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帝、後棺柩）使。八年秋，又遣王倫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5]詔諭江南：《宋史·王倫傳》載，紹興八年十月，金主“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肆嫚，抗論甚喧，多歸罪倫”。金國派遣使者到南宋議事，竟稱“江南詔諭使”，把宋朝皇帝當做臣下看待。[6]臣妾我：使我為臣妾，意為降服。[7]劉豫我：使我為劉豫。此句中“劉豫”與上句“臣妾”，皆名詞作動詞用。[8]“劉豫臣事醜虜”六句：《宋史·叛臣·劉豫傳》：豫字彥遊，景州阜城（今屬河北）人，建炎二年（1128）知濟南府。金人攻濟南，豫殺其將關勝降金。三年三月，兀術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界舊（黃）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金人遣人冊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九月，豫即偽位，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後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七年十一月，廢豫為蜀王。擒豫子劉麟，又囚豫於汴京金明池。後又徙其父子於臨潢（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東南波羅城，本契丹之上京）。[9]商鑒不遠：《詩·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言殷當以夏為鑒，意在周當以殷為鑒。此處引用，是說宋主當以劉豫為鑒戒。宋人避宋太祖趙匡胤之父趙弘殷諱，改“殷”為“商”。[10]犬戎：殷、周時居於我國西部的古戎族的一支，為殷、周的勁敵。此借指金人。[11]左衽：我國古代某些少數民族的服裝，前襟向左掩，異於中原人的右掩，故以左衽代指受異族統治。[12]宰執：宰相和執政官。宋之宰相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右仆射、左右丞相等名稱；執政官包括參知政事（副宰相）、尚書左右丞、樞密使、副使。陪臣：古代諸侯的大夫，對天子自稱陪臣，即臣之臣。此兩句意謂，若宋帝對金稱臣，則朝廷大臣皆為陪臣。[13]“倫之議乃曰”六句：《宋史·王倫傳》：紹興七年冬，“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後，又許歸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宋史·張燾傳》：“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令侍從台諫條上。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後，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群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梓宮，此指宋徽宗棺木。徽宗被金人擄去後，於紹興五年四月死於五國城（今黑龍江哈爾濱依蘭）。太後，指徽宗韋賢妃，高宗生母，隨徽宗北遷，高宗即位，遙尊為宣和皇後。紹興七年，又遙尊為皇太後。十二年，自金歸國，八月至臨安，入居慈寧宮。淵聖，即宋欽宗。高宗即位，遙尊為孝慈淵聖皇帝。中原，指河南州郡。《金史·熙宗紀》：天眷元年（宋紹興八年，1138）八月：“己卯（廿六日），以河南地與宋。”[14]情偽：真情和假象。[15]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賈誼《陳政事疏》：“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太息，歎氣。[16]間關海道：宋高宗於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自明州（今浙江寧波）乘樓船至定海縣。四年正月初一，船碇泊海中；初三至台州章安鎮，廿一日泊溫州港口，二月十七日入溫州。待金兵退，始展轉還紹興。見《宋史·高宗紀》。間關，形容道路艱險。[17]陸梁：跳走的樣子，引申為囂張。[18]敗之於襄陽：《宋史·嶽飛傳》：紹興四年，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複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五月，複郢州（今湖北鍾祥），偽齊守將京超投崖死。遣張憲、徐慶複隨州（今屬湖北）；飛趨襄陽（今湖北襄陽），李成迎戰大敗，夜遁，複襄陽，及鄧州（今河南鄧州）、唐州（今河南南陽唐河）、信陽軍（今河南信陽），襄漢悉平。[19]敗之於淮上：《宋史·韓世忠傳》載，紹興四年，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自鎮江至大儀（鎮名，在揚州市西北，近安徽天長縣境），設伏兵，大破敵軍，擒金將撻孛也等二百餘人，複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20]敗之於渦口：《宋史·叛臣·劉豫傳》：紹興六年九月，劉豫“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劉）麟總十路兵由壽春犯廬州，（劉）猊率東路兵取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孔彥舟統之。……猊眾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楊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於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寨走”。藕塘，鎮名，在安徽定遠縣東南。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安徽懷遠縣東北。[21]敗之於淮陰：《宋史·韓世忠傳》：紹興六年，“授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劉豫數入寇，輒為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承州，今江蘇高郵）、楚圖淮陽（淮陽軍，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古邳鎮）……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楚州，治所在山陽（今江蘇淮安），淮陰縣亦其所屬；曆史上曾治淮陰，並改名為淮陰郡。[22]萬乘（shèng剩）：古時一車四馬為一乘。周製：天子地方千裏，出兵車萬乘。後因稱皇帝為萬乘。[23]穹廬：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居住的氈帳，其形穹窿，故曰穹廬。此以指金國。[24]魯仲連義不帝秦：據《戰國策·趙策三》及《史記·魯仲連列傳》載：秦圍趙都邯鄲，魏王派使者新垣衍勸趙尊秦王為帝，可解圍。齊人魯仲連適遊趙，往見新垣衍，說秦稱帝之害。新垣衍被說服，不敢複言帝秦。秦將聞之，為退軍五十裏。[25]石晉：五代時石敬瑭借契丹兵滅後唐，受契丹冊封為帝，建都於汴州（今河南開封），國號晉。對契丹主自稱“兒皇帝”。[26]令台諫從臣僉議可否：《宋史·高宗紀》：紹興八年十一月辛醜，“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台諫詳思條奏。’從官張燾、晏敦複、魏矼、曾開、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禦史方廷實皆言不可。”台指禦史；諫指諫議官；從臣指侍從官，在皇帝周圍以備顧問的文學近臣。洪邁《容齋續筆》卷一：“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製，為侍從官，令文所載也。”[27]“微管仲”二句：見《論語·憲問》。微，沒有。被，同“披”。[28]“孫近”二句：《宋史·高宗紀》：紹興八年十一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孫近字叔諸，無錫（今屬江蘇）人。[29]伴食中書：《舊唐書·盧懷慎傳》：“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宰相議事處稱政事堂，北宋設於中書內省，簡稱中書。元豐改革官製後，以尚書省的都堂為政事堂。孫近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在政事堂辦公，而事事附和秦檜，自己毫無主見，故稱他“伴食中書”。[30]區區之心：清黃生《義府》：“李陵《答蘇武書》：‘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區區，少意。蓋指此心而言，猶雲方寸耳。”[31]竿之槁街：謂將人頭懸掛於高竿示眾。槁街，在長安城內，漢時少數民族及外國使者居住之所。《漢書·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裏，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32]有赴東海而死耳：用魯仲連的話。《戰國策·趙策三》：“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33]不勝隕越之至：此為奏疏的套語。隕越，本是跌倒、顛墜之意，引申為惶恐。此謂犯上而表示死罪之意。
賞析：
南宋建立以後，宋高宗趙構對女真族的侵擾，始終采取妥協求和的苟安政策。一些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文官武將在人民群眾抗金熱潮鼓舞下，反對求和，進而形成了主戰派和主和派的鬥爭。趙構即位之初也曾做出一些抗金的姿態，以主戰派李綱為相，但時間不長。紹興元年（1131）八月，任用秦檜為相，次年八月迫於輿論壓力，把秦檜罷相，紹興八年三月複又起用秦檜，自是專主和議。秦檜遣王倫再使金國奔走謀和。王倫回朝時，金國遣官為“江南詔諭使”到南宋議事，將南宋視為其附屬國，激起了文臣武將的紛紛反對。主戰派代表人物張浚、韓世忠、嶽飛等立場非常鮮明。張浚連續五次上書反對議和，嶽飛說“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
當時，身為樞密院編修官的胡銓怒不可遏，認為必須立斬秦檜、王倫、孫近的頭，狠狠打擊投降派，才能振奮民心士氣，於是，冒著生命危險寫下了這個奏本。戊午即紹興八年。封事，密封的奏疏。一般的奏疏不封緘，如果是密奏，就封在用黑色絲織品做的皂囊裏邊，這就叫封事。胡銓的這個奏本被宜興進士吳師古刻版傳播，朝野爭閱。金人以千金募其書，三日得之，讀之色變，驚呼“南宋有人”。可是趙構一意議和，秦檜大權在握，對胡銓等人的意見不但聽不進去，反而加以貶斥。胡銓先被削職為民，流配昭州（今廣西平樂），後迫於公論而被起用，但時間不長，在1142年又被流配新州（今廣東新興）。張元幹著名的《金縷曲·送胡邦衡赴新州》就是為此而作。胡銓上書的次年，秦檜代表趙構接受了金國議和條件。此後盡管嶽飛等愛國將領接連打了幾個大勝仗，金兵節節敗退，但趙構一心屈膝，結果嶽飛慘死風波亭。紹興十一年宋金正式簽訂了和約，史稱“紹興和議”。
在“紹興和議”之前這場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鬥爭中，胡銓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真理在握，義正辭嚴；但作為一個奏本，為了使趙構比較容易接受，又必須講究鬥爭藝術。義正辭嚴和講究策略的高度統一，構成了本文的基本特色。
這首先體現為以彈劾奸臣為線索，以反對和議為靈魂的總體構思。胡銓上書的根本目的是反對和議，因而鼓吹和議的秦檜之流理所當然地成為彈劾的對象。如果彈劾成功，反對和議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再者，主張和議的總後台是趙構，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頭指向佞臣奸相，駁斥他們主張議和的謬論，揭露其險惡用心。這樣，批判起來就可以痛快淋漓，無所顧忌，實際上起到指著和尚罵賊禿的效果，使趙構不便發作，也為趙構接受抗金派的意見準備了一個台階。加上在彈劾奸臣時，不斷暗諷明諫，時時提醒趙構不要聽信奸臣誤了國家大事。在開始彈劾王倫時，作者以劉豫為例，揭穿金國的狼子野心。奏本說：“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並非陛下欲效之，而是倫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當，這是暗諫。接著，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雖無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敵，“而陛下忍為之耶”？這是婉諫。在批駁王倫謬論時，先指出，主和議的人都是這樣“說啖陛下”，然而卒無一驗，應該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覺悟”，即令敵決可和，盡如王倫所說，“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這已是明諫了。在彈劾秦檜時也是這樣，“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彈劾奸臣不忘進諫皇上，直言極諫而又注意分寸，始終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上，趙構如良知尚存，當從諫如流，可惜他病入膏肓，已聽不進逆耳忠言，將好端端的國家前途給斷送了。在彈劾奸臣時，胡銓先彈劾王倫，後彈劾秦檜、孫近，而且在彈劾王倫時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內容，都放在彈劾王倫這一部分。這也是服從於文章的總體構思的。王倫是一個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隻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數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銓彈劾他，人人稱快，趙構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銓把要批主和派的話都放在這兒說，放縱筆墨，大加撻伐，厲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銓彈劾的主要對象是秦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秦檜是當朝宰相，是趙構的心腹，胡銓不能不講究一些策略。他在彈劾王倫時，開頭就說“頃緣宰相無識”，“無識”二字看起來責之不重，實際上已把王倫的罪過，一古腦都轉到秦檜名下。彈劾王倫結束後，又寫道：“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為之。”看似一個過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說王倫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檜才是真正的元凶。一個“雖然”，就把秦檜墊上去了。心腹大臣本應忠貞不二，“而亦為之”，一個“而”，一個“亦”，把秦檜從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倫的行列之中，又從王倫那兒提出來，屬於更不能容忍之列。王倫已立斬猶遲，秦檜就更不在話下了。
理由充分，證據確鑿，是原則性與策略性統一的又一表現。秦檜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勢顯赫，孫近、王倫也是寵臣，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要彈劾他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彈劾王倫列舉騙官、賣國、欺君之罪，並提出王倫典型的賣國言論加以批判；彈劾秦檜則先指出他是王倫的後台，隨後引出曾開與秦檜之爭為證。曾開針對秦檜向金人求和，對秦檜說：“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語責備他，秦檜大怒說：“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檜原話。從字麵看，是要證明秦檜堅持錯誤，一意孤行，實際上是抓住了秦檜賣國的又一個證據。彈劾孫近，主要抓住他處處附和秦檜，同時引出自己與孫近的一段應答為證，論證他完全是取悅上級，空占官位。王倫的賣國言論，秦檜對曾開的責斥，孫近敷衍作者的答辭，這些都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都是奸臣賣國、誤國的鐵證。作者以此為據彈劾他們，理直氣壯，不容辯駁。文章反複論述不能與金和議，用亡國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讓的基本道理，勸趙構不要輕信奸臣妄說。從敵人無厭之求的本質和變詐百出的伎倆，從劉豫降敵而父子為虜的可悲下場，推論與金和議決沒有好的結果。從國勢、人心、士氣，最近戰事勝負的形勢，推論對金用兵未必為金所敗。前提正確，推論科學，具有不可置疑的邏輯力量。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一一都為胡銓所言中。紹興九年，秦檜接受和議，但金言而無信，僅一年時間，又大舉南下。嶽家軍在人民的支持下，節節勝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勢，如果嶽飛不被害死，金兵決不能輕易得手。
原則性和策略性的統一，還體現在語言上，特別是排比句和反問句的運用上。全文大量運用排比句，並且經常間用表示決斷的感歎句，氣勢磅礴，一往無前，節調鏗鏘，咄咄逼人，表現了作者一身正氣，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氣概。駁斥王倫謬論一段，義正辭嚴，表現得尤其突出。文中反問句使用頻率也很高。反問句多少帶有測度的語氣，商量的口吻，卻又決不可作否定的解釋。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啖陛下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幾個發問都給趙構留下了認真思考的餘地，引導趙構自己作出正確的決策。這就既堅持了原則立場，又考慮到鬥爭的策略。
胡銓說：“凡文皆生於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個富有曆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的有識之士，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關頭，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戰鬥檄文，反映了時代的要求，人民的呼聲，盡管沒有被趙構采納，但是它鼓舞了抗金軍民的鬥誌，使“勇者服，怯者奮”（周必大《胡忠簡公神道碑》），打擊了投降派的氣焰，“當日奸諛皆膽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作者：【宋】胡銓
紹興八年[1]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2]臣胡銓，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
臣謹案：王倫[3]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4]，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5]為名，是欲臣妾我也[6]，是欲劉豫我也[7]。劉豫臣事醜虜，南麵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8]。商鑒不遠[9]，而倫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10]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乎？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11]；朝廷宰執，盡為陪臣[12]；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
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
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後可複，淵聖可歸，中原可得[13]。”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啖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14]，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後決不可複，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複伸，國勢陵夷不可複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15]。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16]，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麵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隻如頃者醜虜陸梁[17]，偽豫入寇，固嚐敗之於襄陽[18]，敗之於淮上[19]，敗之於渦口[20]，敗之於淮陰[21]，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22]，下穹廬之拜[23]，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24]，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25]。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台諫從臣僉議可否[26]，是明畏天下議己，而令台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籲！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27]。”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28]。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29]，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嚐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讚大臣徒取容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30]，願斬三人頭，竿之槁街[31]，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32]，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瀆天威，甘俟斧鉞，不勝隕越之至[33]！
注釋：
[1]紹興八年：紹興，宋高宗年號。八年為公元1138年。[2]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右通直郎是從六品階官，僅以表示資曆及官俸待遇等級。樞密院編修官是其實際職務。[3]王倫：字正道，大名莘縣（今屬山東）人。《宋史》本傳載他“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宋高宗時，屢次使金請和，後為金人縊殺。[4]驟得美官：《宋史·王倫傳》載，紹興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後（徽宗鄭皇後）訃至，四月以王倫為徽猷閣待製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帝、後棺柩）使。八年秋，又遣王倫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5]詔諭江南：《宋史·王倫傳》載，紹興八年十月，金主“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肆嫚，抗論甚喧，多歸罪倫”。金國派遣使者到南宋議事，竟稱“江南詔諭使”，把宋朝皇帝當做臣下看待。[6]臣妾我：使我為臣妾，意為降服。[7]劉豫我：使我為劉豫。此句中“劉豫”與上句“臣妾”，皆名詞作動詞用。[8]“劉豫臣事醜虜”六句：《宋史·叛臣·劉豫傳》：豫字彥遊，景州阜城（今屬河北）人，建炎二年（1128）知濟南府。金人攻濟南，豫殺其將關勝降金。三年三月，兀術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界舊（黃）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金人遣人冊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九月，豫即偽位，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後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七年十一月，廢豫為蜀王。擒豫子劉麟，又囚豫於汴京金明池。後又徙其父子於臨潢（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東南波羅城，本契丹之上京）。[9]商鑒不遠：《詩·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言殷當以夏為鑒，意在周當以殷為鑒。此處引用，是說宋主當以劉豫為鑒戒。宋人避宋太祖趙匡胤之父趙弘殷諱，改“殷”為“商”。[10]犬戎：殷、周時居於我國西部的古戎族的一支，為殷、周的勁敵。此借指金人。[11]左衽：我國古代某些少數民族的服裝，前襟向左掩，異於中原人的右掩，故以左衽代指受異族統治。[12]宰執：宰相和執政官。宋之宰相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右仆射、左右丞相等名稱；執政官包括參知政事（副宰相）、尚書左右丞、樞密使、副使。陪臣：古代諸侯的大夫，對天子自稱陪臣，即臣之臣。此兩句意謂，若宋帝對金稱臣，則朝廷大臣皆為陪臣。[13]“倫之議乃曰”六句：《宋史·王倫傳》：紹興七年冬，“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後，又許歸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宋史·張燾傳》：“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令侍從台諫條上。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後，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群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梓宮，此指宋徽宗棺木。徽宗被金人擄去後，於紹興五年四月死於五國城（今黑龍江哈爾濱依蘭）。太後，指徽宗韋賢妃，高宗生母，隨徽宗北遷，高宗即位，遙尊為宣和皇後。紹興七年，又遙尊為皇太後。十二年，自金歸國，八月至臨安，入居慈寧宮。淵聖，即宋欽宗。高宗即位，遙尊為孝慈淵聖皇帝。中原，指河南州郡。《金史·熙宗紀》：天眷元年（宋紹興八年，1138）八月：“己卯（廿六日），以河南地與宋。”[14]情偽：真情和假象。[15]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賈誼《陳政事疏》：“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太息，歎氣。[16]間關海道：宋高宗於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自明州（今浙江寧波）乘樓船至定海縣。四年正月初一，船碇泊海中；初三至台州章安鎮，廿一日泊溫州港口，二月十七日入溫州。待金兵退，始展轉還紹興。見《宋史·高宗紀》。間關，形容道路艱險。[17]陸梁：跳走的樣子，引申為囂張。[18]敗之於襄陽：《宋史·嶽飛傳》：紹興四年，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複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五月，複郢州（今湖北鍾祥），偽齊守將京超投崖死。遣張憲、徐慶複隨州（今屬湖北）；飛趨襄陽（今湖北襄陽），李成迎戰大敗，夜遁，複襄陽，及鄧州（今河南鄧州）、唐州（今河南南陽唐河）、信陽軍（今河南信陽），襄漢悉平。[19]敗之於淮上：《宋史·韓世忠傳》載，紹興四年，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自鎮江至大儀（鎮名，在揚州市西北，近安徽天長縣境），設伏兵，大破敵軍，擒金將撻孛也等二百餘人，複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20]敗之於渦口：《宋史·叛臣·劉豫傳》：紹興六年九月，劉豫“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劉）麟總十路兵由壽春犯廬州，（劉）猊率東路兵取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孔彥舟統之。……猊眾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楊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於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寨走”。藕塘，鎮名，在安徽定遠縣東南。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安徽懷遠縣東北。[21]敗之於淮陰：《宋史·韓世忠傳》：紹興六年，“授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劉豫數入寇，輒為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承州，今江蘇高郵）、楚圖淮陽（淮陽軍，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古邳鎮）……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楚州，治所在山陽（今江蘇淮安），淮陰縣亦其所屬；曆史上曾治淮陰，並改名為淮陰郡。[22]萬乘（shèng剩）：古時一車四馬為一乘。周製：天子地方千裏，出兵車萬乘。後因稱皇帝為萬乘。[23]穹廬：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居住的氈帳，其形穹窿，故曰穹廬。此以指金國。[24]魯仲連義不帝秦：據《戰國策·趙策三》及《史記·魯仲連列傳》載：秦圍趙都邯鄲，魏王派使者新垣衍勸趙尊秦王為帝，可解圍。齊人魯仲連適遊趙，往見新垣衍，說秦稱帝之害。新垣衍被說服，不敢複言帝秦。秦將聞之，為退軍五十裏。[25]石晉：五代時石敬瑭借契丹兵滅後唐，受契丹冊封為帝，建都於汴州（今河南開封），國號晉。對契丹主自稱“兒皇帝”。[26]令台諫從臣僉議可否：《宋史·高宗紀》：紹興八年十一月辛醜，“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台諫詳思條奏。’從官張燾、晏敦複、魏矼、曾開、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禦史方廷實皆言不可。”台指禦史；諫指諫議官；從臣指侍從官，在皇帝周圍以備顧問的文學近臣。洪邁《容齋續筆》卷一：“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製，為侍從官，令文所載也。”[27]“微管仲”二句：見《論語·憲問》。微，沒有。被，同“披”。[28]“孫近”二句：《宋史·高宗紀》：紹興八年十一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孫近字叔諸，無錫（今屬江蘇）人。[29]伴食中書：《舊唐書·盧懷慎傳》：“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宰相議事處稱政事堂，北宋設於中書內省，簡稱中書。元豐改革官製後，以尚書省的都堂為政事堂。孫近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在政事堂辦公，而事事附和秦檜，自己毫無主見，故稱他“伴食中書”。[30]區區之心：清黃生《義府》：“李陵《答蘇武書》：‘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區區，少意。蓋指此心而言，猶雲方寸耳。”[31]竿之槁街：謂將人頭懸掛於高竿示眾。槁街，在長安城內，漢時少數民族及外國使者居住之所。《漢書·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裏，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32]有赴東海而死耳：用魯仲連的話。《戰國策·趙策三》：“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33]不勝隕越之至：此為奏疏的套語。隕越，本是跌倒、顛墜之意，引申為惶恐。此謂犯上而表示死罪之意。
賞析：
南宋建立以後，宋高宗趙構對女真族的侵擾，始終采取妥協求和的苟安政策。一些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文官武將在人民群眾抗金熱潮鼓舞下，反對求和，進而形成了主戰派和主和派的鬥爭。趙構即位之初也曾做出一些抗金的姿態，以主戰派李綱為相，但時間不長。紹興元年（1131）八月，任用秦檜為相，次年八月迫於輿論壓力，把秦檜罷相，紹興八年三月複又起用秦檜，自是專主和議。秦檜遣王倫再使金國奔走謀和。王倫回朝時，金國遣官為“江南詔諭使”到南宋議事，將南宋視為其附屬國，激起了文臣武將的紛紛反對。主戰派代表人物張浚、韓世忠、嶽飛等立場非常鮮明。張浚連續五次上書反對議和，嶽飛說“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
當時，身為樞密院編修官的胡銓怒不可遏，認為必須立斬秦檜、王倫、孫近的頭，狠狠打擊投降派，才能振奮民心士氣，於是，冒著生命危險寫下了這個奏本。戊午即紹興八年。封事，密封的奏疏。一般的奏疏不封緘，如果是密奏，就封在用黑色絲織品做的皂囊裏邊，這就叫封事。胡銓的這個奏本被宜興進士吳師古刻版傳播，朝野爭閱。金人以千金募其書，三日得之，讀之色變，驚呼“南宋有人”。可是趙構一意議和，秦檜大權在握，對胡銓等人的意見不但聽不進去，反而加以貶斥。胡銓先被削職為民，流配昭州（今廣西平樂），後迫於公論而被起用，但時間不長，在1142年又被流配新州（今廣東新興）。張元幹著名的《金縷曲·送胡邦衡赴新州》就是為此而作。胡銓上書的次年，秦檜代表趙構接受了金國議和條件。此後盡管嶽飛等愛國將領接連打了幾個大勝仗，金兵節節敗退，但趙構一心屈膝，結果嶽飛慘死風波亭。紹興十一年宋金正式簽訂了和約，史稱“紹興和議”。
在“紹興和議”之前這場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鬥爭中，胡銓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真理在握，義正辭嚴；但作為一個奏本，為了使趙構比較容易接受，又必須講究鬥爭藝術。義正辭嚴和講究策略的高度統一，構成了本文的基本特色。
這首先體現為以彈劾奸臣為線索，以反對和議為靈魂的總體構思。胡銓上書的根本目的是反對和議，因而鼓吹和議的秦檜之流理所當然地成為彈劾的對象。如果彈劾成功，反對和議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再者，主張和議的總後台是趙構，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頭指向佞臣奸相，駁斥他們主張議和的謬論，揭露其險惡用心。這樣，批判起來就可以痛快淋漓，無所顧忌，實際上起到指著和尚罵賊禿的效果，使趙構不便發作，也為趙構接受抗金派的意見準備了一個台階。加上在彈劾奸臣時，不斷暗諷明諫，時時提醒趙構不要聽信奸臣誤了國家大事。在開始彈劾王倫時，作者以劉豫為例，揭穿金國的狼子野心。奏本說：“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並非陛下欲效之，而是倫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當，這是暗諫。接著，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雖無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敵，“而陛下忍為之耶”？這是婉諫。在批駁王倫謬論時，先指出，主和議的人都是這樣“說啖陛下”，然而卒無一驗，應該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覺悟”，即令敵決可和，盡如王倫所說，“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這已是明諫了。在彈劾秦檜時也是這樣，“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彈劾奸臣不忘進諫皇上，直言極諫而又注意分寸，始終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上，趙構如良知尚存，當從諫如流，可惜他病入膏肓，已聽不進逆耳忠言，將好端端的國家前途給斷送了。在彈劾奸臣時，胡銓先彈劾王倫，後彈劾秦檜、孫近，而且在彈劾王倫時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內容，都放在彈劾王倫這一部分。這也是服從於文章的總體構思的。王倫是一個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隻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數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銓彈劾他，人人稱快，趙構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銓把要批主和派的話都放在這兒說，放縱筆墨，大加撻伐，厲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銓彈劾的主要對象是秦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秦檜是當朝宰相，是趙構的心腹，胡銓不能不講究一些策略。他在彈劾王倫時，開頭就說“頃緣宰相無識”，“無識”二字看起來責之不重，實際上已把王倫的罪過，一古腦都轉到秦檜名下。彈劾王倫結束後，又寫道：“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為之。”看似一個過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說王倫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檜才是真正的元凶。一個“雖然”，就把秦檜墊上去了。心腹大臣本應忠貞不二，“而亦為之”，一個“而”，一個“亦”，把秦檜從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倫的行列之中，又從王倫那兒提出來，屬於更不能容忍之列。王倫已立斬猶遲，秦檜就更不在話下了。
理由充分，證據確鑿，是原則性與策略性統一的又一表現。秦檜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勢顯赫，孫近、王倫也是寵臣，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要彈劾他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彈劾王倫列舉騙官、賣國、欺君之罪，並提出王倫典型的賣國言論加以批判；彈劾秦檜則先指出他是王倫的後台，隨後引出曾開與秦檜之爭為證。曾開針對秦檜向金人求和，對秦檜說：“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語責備他，秦檜大怒說：“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檜原話。從字麵看，是要證明秦檜堅持錯誤，一意孤行，實際上是抓住了秦檜賣國的又一個證據。彈劾孫近，主要抓住他處處附和秦檜，同時引出自己與孫近的一段應答為證，論證他完全是取悅上級，空占官位。王倫的賣國言論，秦檜對曾開的責斥，孫近敷衍作者的答辭，這些都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都是奸臣賣國、誤國的鐵證。作者以此為據彈劾他們，理直氣壯，不容辯駁。文章反複論述不能與金和議，用亡國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讓的基本道理，勸趙構不要輕信奸臣妄說。從敵人無厭之求的本質和變詐百出的伎倆，從劉豫降敵而父子為虜的可悲下場，推論與金和議決沒有好的結果。從國勢、人心、士氣，最近戰事勝負的形勢，推論對金用兵未必為金所敗。前提正確，推論科學，具有不可置疑的邏輯力量。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一一都為胡銓所言中。紹興九年，秦檜接受和議，但金言而無信，僅一年時間，又大舉南下。嶽家軍在人民的支持下，節節勝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勢，如果嶽飛不被害死，金兵決不能輕易得手。
原則性和策略性的統一，還體現在語言上，特別是排比句和反問句的運用上。全文大量運用排比句，並且經常間用表示決斷的感歎句，氣勢磅礴，一往無前，節調鏗鏘，咄咄逼人，表現了作者一身正氣，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氣概。駁斥王倫謬論一段，義正辭嚴，表現得尤其突出。文中反問句使用頻率也很高。反問句多少帶有測度的語氣，商量的口吻，卻又決不可作否定的解釋。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啖陛下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幾個發問都給趙構留下了認真思考的餘地，引導趙構自己作出正確的決策。這就既堅持了原則立場，又考慮到鬥爭的策略。
胡銓說：“凡文皆生於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個富有曆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的有識之士，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關頭，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戰鬥檄文，反映了時代的要求，人民的呼聲，盡管沒有被趙構采納，但是它鼓舞了抗金軍民的鬥誌，使“勇者服，怯者奮”（周必大《胡忠簡公神道碑》），打擊了投降派的氣焰，“當日奸諛皆膽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