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財富就該擔負責任


    縱觀人類文明的曆史進程,從一開始的原始群居時代、到有階級劃分的前文明階段、直到現在的高度發達文明時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除了目前我們所處在的這個階段,擁有社會主導地位的階級都是那個時段擁有最多財富的人群。


    在原始階段,有積蓄的人們(當時主要是以食物來衡量一個人的財富)獲得多數人的支持,從而獲得了族群的領導權,他們製定族群的分配規則;


    到了奴隸社會時期,社會秩序與製度就由一個個大小奴隸主來進行製定,並且管理,他們是他們所在區域最富有的人;


    封建社會下的最富有者則是一個國家的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次之則為仕族,君主製定法律法規管理天下,但仕族則也擁有一定的話語權,他們的勢力甚至可以影響君主的決定;


    而到了近代,文明上升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財富的擁有者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一些文明的製約,不再像過去那樣,是社會秩序的主要製定者及管理者、引領者,但是做為擁有大量財富的群體,他們還是在隱形的操控著社會的秩序,他們甚至出資推使國家軍隊去殖民更多的區域。


    到了當今的世界,由於兩次世界大戰後人口眾多,物質文明高度發達,普通民眾的素質已遠不是古代前朝可比,社會製度也被一代一代的有識之士完善,相對搭建出了一個更加趨於平等的生存環境。現今這個時候,擁有一定量財富的人越來越多,但是他的社會地位卻並不一定會因著他的財富的多寡而有所變化,也就是說財富在現今社會已不再是衡量一個人身份的最基礎條件,更清楚地說擁有財富的人群不再擁有製定社會製度、管理社會秩序與引領這個社會進步的明確責任和義務。


    那麽財富的功能就被定義為生活的基礎,一些擁有幾輩子也花不完的錢的人就產生了新的煩惱:我擁有的這些錢能讓我的生活與其他人有什麽不同嗎?


    無庸置疑,人的思想是多樣性的,如何看待財富也是不一樣的,因著個人所受教育、成長環境的不同;大環境下對社會秩序、責任的詮釋不同;再加上對社會公德的理解不同、以及信仰的缺失,造成了現今社會裏很多人無法正確看待財富。


    當下在財富問題上的最為深刻的矛盾,是意識經濟學框架中的人類精神現象學問題,目前一些人心中對財富的迷茫正是財富哲學的諸多思考之一。我以為,在如何看待財富和使用財富及其延伸出來的困惑與問題,其實質主要還是在於人性之中;也與當下整個人類在經濟流轉的世界中缺失人文精神密切相關。


    西方發達社會有一個普遍的觀點,你擁有的財富是你自己的,但是這個社會是每個人的,所有的資源是每個人的,你購買任何東西是你的權利,但你沒有權利用你的財富購買超出你的份額的公共資源,否則你的行為是要受到鄙視和抵製的。尤其是在那些公立醫院和福利性的機構裏,幾乎很少看到富人們的身影;而在我們國家,不要說社會資源的平均使用問題,就連保障房這樣指定受眾的福利措失也都會被搶占,這就是擁有扭曲財富觀的人們的行為。


    從廣義的角度說,現今國內的民眾的整體素質確實有待提高,不論老人跌倒扶不扶的問題;還是過馬路要不要等紅綠燈這種交通規則的問題;甚至是病人到醫院沒交錢救不救的問題,這些問題本應是一個成熟社會的公德與社會秩序的一個很標準的規範。


    但在如今的中國,就確確實實出現了要在最基本的公德問題上瞻前顧後的思考,這是一種文明的悲哀,也是對現今國內處在貧因線下民眾生存的現狀的折射,這些社會最基本的秩序問題才是我們國家目前最大的問題。


    而一個國家的社會秩序一定是會因著這個國家的整體民眾的素質提升才會變得井然,而如何使民眾的素質整體提升呢?


    光是政府與執政黨的努力就可以了嗎?答案當然是不夠的,我們國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要想達到西方發達國家那種富足而無後顧之憂的社會福利,還要更多的有識之士、有能力之士參與進來。


    有句話說的好:“富貴行義善,貧賤起盜心”。


    若是人人皆可享受無後顧之憂的生活,每個人不用再為自己將來的生存、醫療、養老、下一代教育等問題竭心盡力的時候,我想民眾的心理都會漸漸平和下來,這社會秩序也就不是什麽難以解決的問題了,那社會秩序變得井然後,我們所生活的整體環境自然就會變得輕鬆。


    當前我們國內一些先富起來的人群,他們的原始積累雖然有著各種各樣的努力與汗水在裏麵,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利用早期國內製度的不完善而完成資本集中的。


    那麽在擁有了可觀的財富後,麵對這個如此需要各方幫肋和‘資援’的社會,你該如何回報呢?


    你是否願意拿出一部分財富來,令這個曾經因製度不完善而使你獲得巨額財富的社會做出一點改變呢?


    如果你有著這樣一種存心,那麽你就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富人。


    而對於社會整體利益和所處環境的長遠利益,可以說,每個富人都負有一定的責任。


    正如顧炎武的那句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這裏我要說的是,富人的責任更大一些。


    當然,對於社會的回報不一定是要你純粹的付出,像教育、醫療、養老等,都可以當成一個事業來經營,運作得力的話,這幾個方麵的事務應該都是未來的朝陽產業,回報可以預見。


    從另一個角度說,做為一個擁有一定量財富的人,在當今社會中,生活無憂,剩下的就是你追求生活的品質的問題,也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活得要快樂一些。


    但是,如何才能快樂起來呢,用郭德綱的話講:“你把錢放在桌子上,要是你看到它就笑出聲來了,那麽你的病是這些錢治不好的。”


    而善者永樂,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行善之舉永遠是一條主線,且不說我們固有的道家、儒家等百家文化,就算後來傳入的佛家、基督教等外來文化,都被摻夾入行善的基準教詣。


    行善的人因為用自我的力量去幫助了別人,從而會在心裏產生了一種很微妙的化學反應,用科學家的解釋就是:你的鬆果體會釋放出一種腺素,多巴胺,他在你的身體裏起著類似於大麻類的毒品所能起的作用,讓你身心愉悅,但絕對無害。


    從另一個層麵講,在你行過善之後,你會感到有點自豪,覺得自己是好人,感覺很有價值感和成就感。


    當然還不隻如此,你還會因此而受到他人的稱讚,這一切都會讓你感到快樂,促進你形成積極的社會價值觀,也有利於你的身心健康,還會使你獲得或鞏固友誼。


    此外,行善還會使你免於良心不安和他人指責,因為在早期財富積累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知道了自己是受益者,那麽也同時就有了助人的責任和義務,如果我們不那樣做的話,將會產生羞愧感或內疚感。


    行善,在所謂“大國崛起”的人人向錢看的大環境下,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困擾了有心行善卻無力行善的人們,而生活富足者對這些成本可以毫不在乎,所以擁有一定量的財富的人行不行善也可以看做這個社會是不是一個有公德心的社會的一個基本條件。


    在善行實踐背後有著某些並非口喊“提升公德心”即可對抗的心理學和經濟學計算方式,在我國那麽悠久的文明傳承之下,現今社會的公德心與社會秩序的低落確實是有著最簡單的拷問:擁有財富的這個群體的整體素質如何?他們對於社會責任是如何看待並踐行的?


    正如詩雲:“天生我財必要用,莫使金銀空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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