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段時間總在想，那些從我胃裏嘔出去的東西，從我腸子裏拉出去的東西，它們最終都向內吸收，流到我的心裏。我的心情就是被這樣汙染的，所以我才這麽痛苦。
至於產生這些汙染源的始作俑者，毫無疑問就是張大豐，以及我媽對我的漠不關心。
我恨他們。
我媽就是那種中國式強權家長——別看她這個人氣質文雅，說話輕聲細語的，就連指責和罵人的時候都是一樣的腔調。
她從不考慮我的感受，任何事都是她在做決定，給我下達指令，讓我去消化接受。
我愛她，我崇拜她，我願意做她給我布置的一切任務，做到最好，成為她的驕傲。
隻除了接受張大豐。
可在我媽看來，接受張大豐就是我最應該做的事，還要做到一百分。
隻要我稍稍表現出有氣無力，不太想理人的時候，她事後就會找我談話，還說張大豐作為爸爸還不了解我的性格，一旦他知道我是在針對他，他會難過。
我真覺得我媽瘋了。
喜歡是可以勉強的嗎？
以我現在的思維和思想來看，那時候隻有十六歲的我，正急於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去和這個世界對話，和這個世界產生連接。我正試圖切斷和母親之間的共生關係，尋找到那個藏在內心深處還不算成熟的“本我”。
可就在這個時候，我媽又強行拉進來一個人與我進行連接，還是一個我不願接受，我討厭的，甚至感覺到厭惡的男人。
我告訴我媽，我討厭那個男人，我討厭所有男性。
我媽說我有病，不理解我哪來的厭男傾向。
我告訴她，根本不需要發生特定的事情，從小到大我都找不到一條要喜歡男性的理由，這就足夠了！
我媽將我的言行視為叛逆，她說我不懂事，叫我好好反省，自己想清楚。
而我根本不屑於去想，我沒有問題，錯不在我。
按照現在的醫學發展，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如果臉上長了許多青春痘，反複生長一直無法根治，這就已經不是皮膚上的問題，而要從激素和情緒上找原因。
激素旺盛，卻沒有向外發泄的良性渠道，它們就會向內吸收，變成毒素被身體用另外一種方式通過皮膚排出來。
這就是醫生常說的心情不好皮膚就會變差的原因。
而這令我想到自己的嘔吐症。
在我服藥一段時間腸胃有所改善之後，我感覺到自己的精神也正在逐步走向衰敗。
我感覺自己快要被這些情緒滅頂溺亡了，而我的媽媽卻無動於衷，覺得是我自己作的。
我的朋友郗晨和辛念，她們非常關心我，可她們沒有這樣的困擾，她們無法理解我為什麽會這樣。
我也說不出口那真實原因——張大豐是我生父，他就要和我媽領證了。
我媽並不知道，除了她之外我還聽郗晨提過這個名字。
郗晨和我的觀感一樣，覺得惡心，無比地厭惡，從骨子裏想吐。
但張大豐不是郗晨的父親，他們不會組成一個家庭，不用生活在一個屋簷下朝夕相對。
那天，我去了張大豐的辦公室。
我事先吃了藥，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告訴自己不管多厭惡和他接觸，都不要表現出來，而且在去之前我沒有吃東西。
事實證明，這些準備到底還是白做了。
張大豐出去之後，我隨手翻開他放在桌上的一本雜誌，在裏麵看到一些可疑的充滿奇怪味道的幹涸液體，還有一張我最好朋友郗晨的□□。
那也是第一次我產生可怕極端的想法。
我在想，夜陽天外麵有那麽多車經過，有那麽多喝醉的人酒後駕駛，出過那麽多次衝突和碰撞，怎麽就沒有把他撞死？
要是他突然死掉就好了。”
……
這是一篇以第一人稱描寫的自傳體小說，名叫《來自黑夜的自贖》。
僅僅是題目就耐人尋味，更不要說裏麵的內容了。
小說已有十幾萬字，還沒有寫完。
江進將開篇比較令他印象深刻的兩小章單獨拿出來打印，反複看了好幾遍。
而他的手邊還放著一份鑒定報告，戚晚的筆錄整理，以及技術室送來的分析結果。
電腦屏幕已經黑了，江進碰了一下鼠標，屏幕再度亮起。
屏幕上是看到一半的視頻，背景是在張大豐的辦公室，但此時的張大豐昏迷不醒且被綁在椅子上，坐在沙發上的那對男女，他們正在看張大豐的賬本，時不時交談幾句。
這對男女正是周長生和郗晨。
這些對破案有重大幫助的視頻，都是從戚晚家裏的優盤中找到的。
而在那張儲存卡裏，則找到許多犯罪現場的照片，拍照的人正是戚晚。
儲存卡和優盤都已經交給技術部拿去分析，結果是視頻被剪輯過，不夠完整。
至於剪輯掉多長時間的內容，根據雨夜的案發經過和存留下來的視頻長度來看，應該剪掉了最少兩個小時的長度——後來監控設備被周長生拆了下來。
再結合黎湘、辛念和戚晚的口供來看，她們三人都曾去過現場，且在那裏逗留了幾個小時，所以完整視頻中應該三個人都拍到才對。
然而在戚晚保存的版本中，她卻沒有露麵。
這件事專案小組和戚晚求證過，戚晚的說辭是，她原本已經不記得這件事了，她也不知道為什麽當年的自己要在這段視頻上做手腳。
“如果我要摘清嫌疑，我根本不該保存這段視頻，徹底刪除它不是更妥當嗎？為什麽我沒有刪掉視頻，隻單獨刪掉自己的部分，我也不理解。我曾經因為精神分裂而住院，記憶出現混亂，還忘記許多事。醫生說是因為我受刺激太過嚴重，就算將來想起什麽，也未必是真實的，可能是經過我的大腦改寫編輯後的版本。”
這之後，戚晚又提到前段時間安閑的墓地漏水一事，她是因為要看著工人修整墓地，才因此發現骨灰盒裏的優盤和儲存卡。
她當時也嚇了一跳，搞不明白為什麽它們會在裏麵，甚至想不起來那是不是她放進去的。
專案小組根據戚晚的說辭去調查，證實她的確去辦理過修理墓地的手續。
這之後江進又問起戚晚的小說《來自黑夜的自贖》，問她寫作動機，和小說裏的內容是否有藝術加工的成分。
戚晚是這樣回答的：“小說麽，自然是經過藝術加工的。主觀上說，這些是我對自己記憶的梳理，我能想起來多少，就寫多少。有些部分是想起來了，但不是很確定，比較模糊，我就會進行藝術加工，令它們讀上去和整個故事可以完整銜接，不至於出現邏輯錯誤。但是從客觀上說，這些或許都不是事實，是我因為這個病而產生的幻想，是我被自己的大腦欺騙了，產生的錯誤記憶。連醫生都說就算我想起來一些事，也未必是真的，我又怎麽一一甄別這麽多內容的真假呢？”
“至於寫作動機，很簡單，這是一種記憶梳理。我隻有將自己想起來的部分記錄下來，我才能了解自己眼中那個十六歲的戚晚是什麽樣。這也是一種自我療愈的方式，我需要宣泄，我隻能依靠文字。寫作這些年，我的腸胃病沒有再犯過，連我的精神壓力都得到緩解，醫生說寫作對我幫助很大，如果條件允許就繼續下去，這比我吃藥要有效得多。”
就因為戚晚曾得過精神分裂，專案小組還谘詢了戚晚主治醫生和住院期間負責她的護士的看法。
按照醫生的說法是，有一種病人就像是戚晚這樣，自我表述十分清晰有條理，講故事很有起承轉合，有一套完整的邏輯在，邏輯可以形成閉環。而並不是像外界以為的那樣，精神分裂患者就是混亂的，自我矛盾的，詞不達意的，讓人一聽就覺得他們有問題。
醫生給江進看了一段戚晚住院期間自我描述症狀的視頻，視頻中的她就站在病床旁邊，仔細跟醫生講述她看到了什麽聽到了什麽，她對這個世界和自己生活的看法和認知。
醫生隻在聽到幾個關鍵點時提出疑問，戚晚會非常肯定地再描述一遍。
事實上，戚晚的這段視頻隨便拿給一個人看，都不會覺得她有病。她比大多數普通人口才都要好，講起一件事不隻用詞準確而且有因有果，非常生動。
但醫生卻說，對於戚晚這樣的病人並不能隻看表述是否清晰，很多正常人說話磕磕絆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有病，反過來也是一樣，戚晚講故事有趣，這並不代表她正常。
恰恰是這樣的病人，他們會更為關注，而現在他們科就住著好幾個和戚晚情況類似的病人。這些病人有的智商奇高，有的是雙博士學曆，還有的腦子轉得極快，記憶力超群。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非常突出的強項，但他們都有精神分裂。
醫生還說，戚晚的問題在於一些普通人眼中“常識性”的認知發生錯誤。
簡單說就是，她會腦補、想象出一些沒有發生的事，並將它描述得跟真的一樣。或者說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小誤會，一個正常人遇到了並不會多想，但戚晚看到了就會“編造”出開頭結尾，挖掘成因，得出結論。
當然，這些隻是最輕微的表現，隨著症狀加重，她的“妄想”和“分裂”也越發極端，已經到了必須用醫學手段幹預的地步。
因為醫生的看法和戚晚對自己的描述，專案小組裏很快出現意見分歧。
戚晚的稿子是否能作為證據是有爭議的——它是客觀存在的文字，但它的內容絕對不夠客觀。
但換個角度看，這些不夠客觀的內容，又和案件的大概走向相吻合，從框架上來說又不能算是妄想，裏麵真真假假連戚晚自己都無法分辨。
難點就在這裏，到底該不該參考，以此為梳理思路，該參考多少，哪裏可以參考，哪裏不可以參考？
這對於本就是局外人，沒有親眼見到事實的小組成員來說，無疑是設置了一道迷障。
程爽對戚晚意見很大，他覺得這就是戚晚故意設下的陷阱。
她是有病，但這種病不是傻，不能被她“有病”這件事誤導了，而且恰恰相反的是，戚晚非常的聰明，她很懂人性，懂心理，也懂犯罪。
她還很會玩文字遊戲，不排除她是有意用這種伎倆來誤導調查。
江進並不反對程爽的認定，但也沒有被帶偏，隻保持中立地問：“她有精神分裂這件事是事實，就算她玩文字遊戲，對最終宣判也不會有多大影響。那她為什麽要這麽做？難道是為了炫技？”
程爽說：“很簡單啊，就算是精神病人也有正常的時候，隻要證明犯罪的時候她處於正常狀態，她就應當負刑責。”
不過因為是間歇性精神病患者，即便是負刑責也會從輕處理。
江進：“問題是如何證明。”
是啊，如何證明呢？
除了患者自己，誰又能知道患者在犯罪時是否沒有發病呢？又憑什麽證明？
最大的分歧就在這裏，發病是非常“主觀”的事，而證據是講究直接且客觀的——要用一個客觀有力的證據，去證明一個主觀行為。
按照法律規定，這就要看罪犯犯罪時是否具備邏輯性，以及他的主觀意識是否正常。
然而這樣的方式放在戚晚身上，又變得非常不合理。
戚晚本來就是個邏輯性強，且看上去主觀意識“正常”的人，甚至“正常”到超過許多普通人的邏輯能力。
事實上，現在醫學對“正常”和“不正常”的判斷本就有失偏頗，且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對於精神分裂的定義也比較片麵，有一刀切的嫌疑。
專案小組也沒想到會在湖底沉屍案中遇到這樣“大”的難題，這已經超出他們的刑偵經驗。
因為黎湘的自首，湖底沉屍案已經告破大半，證據鏈超速整合，取證更為精準。
雖然除了張大豐和周長生的案子，其它的黎湘並沒有參與，可她真是知道太多了，她提供的每一條線索都能嚴絲合縫地壓中要害。
即便是靳尋每一件事都早有準備，沒有直接證據可以指向他，全都推到他人身上，在麵對眼下這樣牆倒眾人推的形勢，也是獨木難支。
當年黎湘三人從張大豐辦公室裏帶出去的硬盤和賬本，也在邏輯鏈的梳理之下派上用場，證實十幾年前林新當地的一些黑錢交易，有相當一部分是靠張大豐匯總，再通過其他手段洗白。
以靳尋為首的犯罪鏈條邏輯完整，不容推翻，一些間接證據在黎湘和秦簡舟的力證之下也逐一變成直接證據。
更不要說靳家人的互咬，又將彼此往斷頭台的方向推了一把。
這一整套邏輯鏈曾經是專案小組麵臨的最大難關，調查幾個月進展艱難，如今卻呈摧枯拉朽之勢。
再說黎湘、辛念和戚晚三人的部分，於大局來說已經“無所謂”了，三人都承認共同犯罪，導致張大豐和周長生的死，至於誰的責任更多些，這就要看律師的能力，和法官的判斷。
但因為黎湘對案件偵破有重大貢獻，加上戚晚在這裏給專案小組出了難題，江進等人還是決定刨根問底，把事情深究清楚。
這也就是為什麽，幾人會發出感歎，沒想到大部分都梳理清楚毫無疑點了，卻在戚晚這個環節上卡住。
至於產生這些汙染源的始作俑者，毫無疑問就是張大豐，以及我媽對我的漠不關心。
我恨他們。
我媽就是那種中國式強權家長——別看她這個人氣質文雅，說話輕聲細語的，就連指責和罵人的時候都是一樣的腔調。
她從不考慮我的感受，任何事都是她在做決定，給我下達指令，讓我去消化接受。
我愛她，我崇拜她，我願意做她給我布置的一切任務，做到最好，成為她的驕傲。
隻除了接受張大豐。
可在我媽看來，接受張大豐就是我最應該做的事，還要做到一百分。
隻要我稍稍表現出有氣無力，不太想理人的時候，她事後就會找我談話，還說張大豐作為爸爸還不了解我的性格，一旦他知道我是在針對他，他會難過。
我真覺得我媽瘋了。
喜歡是可以勉強的嗎？
以我現在的思維和思想來看，那時候隻有十六歲的我，正急於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去和這個世界對話，和這個世界產生連接。我正試圖切斷和母親之間的共生關係，尋找到那個藏在內心深處還不算成熟的“本我”。
可就在這個時候，我媽又強行拉進來一個人與我進行連接，還是一個我不願接受，我討厭的，甚至感覺到厭惡的男人。
我告訴我媽，我討厭那個男人，我討厭所有男性。
我媽說我有病，不理解我哪來的厭男傾向。
我告訴她，根本不需要發生特定的事情，從小到大我都找不到一條要喜歡男性的理由，這就足夠了！
我媽將我的言行視為叛逆，她說我不懂事，叫我好好反省，自己想清楚。
而我根本不屑於去想，我沒有問題，錯不在我。
按照現在的醫學發展，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如果臉上長了許多青春痘，反複生長一直無法根治，這就已經不是皮膚上的問題，而要從激素和情緒上找原因。
激素旺盛，卻沒有向外發泄的良性渠道，它們就會向內吸收，變成毒素被身體用另外一種方式通過皮膚排出來。
這就是醫生常說的心情不好皮膚就會變差的原因。
而這令我想到自己的嘔吐症。
在我服藥一段時間腸胃有所改善之後，我感覺到自己的精神也正在逐步走向衰敗。
我感覺自己快要被這些情緒滅頂溺亡了，而我的媽媽卻無動於衷，覺得是我自己作的。
我的朋友郗晨和辛念，她們非常關心我，可她們沒有這樣的困擾，她們無法理解我為什麽會這樣。
我也說不出口那真實原因——張大豐是我生父，他就要和我媽領證了。
我媽並不知道，除了她之外我還聽郗晨提過這個名字。
郗晨和我的觀感一樣，覺得惡心，無比地厭惡，從骨子裏想吐。
但張大豐不是郗晨的父親，他們不會組成一個家庭，不用生活在一個屋簷下朝夕相對。
那天，我去了張大豐的辦公室。
我事先吃了藥，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告訴自己不管多厭惡和他接觸，都不要表現出來，而且在去之前我沒有吃東西。
事實證明，這些準備到底還是白做了。
張大豐出去之後，我隨手翻開他放在桌上的一本雜誌，在裏麵看到一些可疑的充滿奇怪味道的幹涸液體，還有一張我最好朋友郗晨的□□。
那也是第一次我產生可怕極端的想法。
我在想，夜陽天外麵有那麽多車經過，有那麽多喝醉的人酒後駕駛，出過那麽多次衝突和碰撞，怎麽就沒有把他撞死？
要是他突然死掉就好了。”
……
這是一篇以第一人稱描寫的自傳體小說，名叫《來自黑夜的自贖》。
僅僅是題目就耐人尋味，更不要說裏麵的內容了。
小說已有十幾萬字，還沒有寫完。
江進將開篇比較令他印象深刻的兩小章單獨拿出來打印，反複看了好幾遍。
而他的手邊還放著一份鑒定報告，戚晚的筆錄整理，以及技術室送來的分析結果。
電腦屏幕已經黑了，江進碰了一下鼠標，屏幕再度亮起。
屏幕上是看到一半的視頻，背景是在張大豐的辦公室，但此時的張大豐昏迷不醒且被綁在椅子上，坐在沙發上的那對男女，他們正在看張大豐的賬本，時不時交談幾句。
這對男女正是周長生和郗晨。
這些對破案有重大幫助的視頻，都是從戚晚家裏的優盤中找到的。
而在那張儲存卡裏，則找到許多犯罪現場的照片，拍照的人正是戚晚。
儲存卡和優盤都已經交給技術部拿去分析，結果是視頻被剪輯過，不夠完整。
至於剪輯掉多長時間的內容，根據雨夜的案發經過和存留下來的視頻長度來看，應該剪掉了最少兩個小時的長度——後來監控設備被周長生拆了下來。
再結合黎湘、辛念和戚晚的口供來看，她們三人都曾去過現場，且在那裏逗留了幾個小時，所以完整視頻中應該三個人都拍到才對。
然而在戚晚保存的版本中，她卻沒有露麵。
這件事專案小組和戚晚求證過，戚晚的說辭是，她原本已經不記得這件事了，她也不知道為什麽當年的自己要在這段視頻上做手腳。
“如果我要摘清嫌疑，我根本不該保存這段視頻，徹底刪除它不是更妥當嗎？為什麽我沒有刪掉視頻，隻單獨刪掉自己的部分，我也不理解。我曾經因為精神分裂而住院，記憶出現混亂，還忘記許多事。醫生說是因為我受刺激太過嚴重，就算將來想起什麽，也未必是真實的，可能是經過我的大腦改寫編輯後的版本。”
這之後，戚晚又提到前段時間安閑的墓地漏水一事，她是因為要看著工人修整墓地，才因此發現骨灰盒裏的優盤和儲存卡。
她當時也嚇了一跳，搞不明白為什麽它們會在裏麵，甚至想不起來那是不是她放進去的。
專案小組根據戚晚的說辭去調查，證實她的確去辦理過修理墓地的手續。
這之後江進又問起戚晚的小說《來自黑夜的自贖》，問她寫作動機，和小說裏的內容是否有藝術加工的成分。
戚晚是這樣回答的：“小說麽，自然是經過藝術加工的。主觀上說，這些是我對自己記憶的梳理，我能想起來多少，就寫多少。有些部分是想起來了，但不是很確定，比較模糊，我就會進行藝術加工，令它們讀上去和整個故事可以完整銜接，不至於出現邏輯錯誤。但是從客觀上說，這些或許都不是事實，是我因為這個病而產生的幻想，是我被自己的大腦欺騙了，產生的錯誤記憶。連醫生都說就算我想起來一些事，也未必是真的，我又怎麽一一甄別這麽多內容的真假呢？”
“至於寫作動機，很簡單，這是一種記憶梳理。我隻有將自己想起來的部分記錄下來，我才能了解自己眼中那個十六歲的戚晚是什麽樣。這也是一種自我療愈的方式，我需要宣泄，我隻能依靠文字。寫作這些年，我的腸胃病沒有再犯過，連我的精神壓力都得到緩解，醫生說寫作對我幫助很大，如果條件允許就繼續下去，這比我吃藥要有效得多。”
就因為戚晚曾得過精神分裂，專案小組還谘詢了戚晚主治醫生和住院期間負責她的護士的看法。
按照醫生的說法是，有一種病人就像是戚晚這樣，自我表述十分清晰有條理，講故事很有起承轉合，有一套完整的邏輯在，邏輯可以形成閉環。而並不是像外界以為的那樣，精神分裂患者就是混亂的，自我矛盾的，詞不達意的，讓人一聽就覺得他們有問題。
醫生給江進看了一段戚晚住院期間自我描述症狀的視頻，視頻中的她就站在病床旁邊，仔細跟醫生講述她看到了什麽聽到了什麽，她對這個世界和自己生活的看法和認知。
醫生隻在聽到幾個關鍵點時提出疑問，戚晚會非常肯定地再描述一遍。
事實上，戚晚的這段視頻隨便拿給一個人看，都不會覺得她有病。她比大多數普通人口才都要好，講起一件事不隻用詞準確而且有因有果，非常生動。
但醫生卻說，對於戚晚這樣的病人並不能隻看表述是否清晰，很多正常人說話磕磕絆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有病，反過來也是一樣，戚晚講故事有趣，這並不代表她正常。
恰恰是這樣的病人，他們會更為關注，而現在他們科就住著好幾個和戚晚情況類似的病人。這些病人有的智商奇高，有的是雙博士學曆，還有的腦子轉得極快，記憶力超群。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非常突出的強項，但他們都有精神分裂。
醫生還說，戚晚的問題在於一些普通人眼中“常識性”的認知發生錯誤。
簡單說就是，她會腦補、想象出一些沒有發生的事，並將它描述得跟真的一樣。或者說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小誤會，一個正常人遇到了並不會多想，但戚晚看到了就會“編造”出開頭結尾，挖掘成因，得出結論。
當然，這些隻是最輕微的表現，隨著症狀加重，她的“妄想”和“分裂”也越發極端，已經到了必須用醫學手段幹預的地步。
因為醫生的看法和戚晚對自己的描述，專案小組裏很快出現意見分歧。
戚晚的稿子是否能作為證據是有爭議的——它是客觀存在的文字，但它的內容絕對不夠客觀。
但換個角度看，這些不夠客觀的內容，又和案件的大概走向相吻合，從框架上來說又不能算是妄想，裏麵真真假假連戚晚自己都無法分辨。
難點就在這裏，到底該不該參考，以此為梳理思路，該參考多少，哪裏可以參考，哪裏不可以參考？
這對於本就是局外人，沒有親眼見到事實的小組成員來說，無疑是設置了一道迷障。
程爽對戚晚意見很大，他覺得這就是戚晚故意設下的陷阱。
她是有病，但這種病不是傻，不能被她“有病”這件事誤導了，而且恰恰相反的是，戚晚非常的聰明，她很懂人性，懂心理，也懂犯罪。
她還很會玩文字遊戲，不排除她是有意用這種伎倆來誤導調查。
江進並不反對程爽的認定，但也沒有被帶偏，隻保持中立地問：“她有精神分裂這件事是事實，就算她玩文字遊戲，對最終宣判也不會有多大影響。那她為什麽要這麽做？難道是為了炫技？”
程爽說：“很簡單啊，就算是精神病人也有正常的時候，隻要證明犯罪的時候她處於正常狀態，她就應當負刑責。”
不過因為是間歇性精神病患者，即便是負刑責也會從輕處理。
江進：“問題是如何證明。”
是啊，如何證明呢？
除了患者自己，誰又能知道患者在犯罪時是否沒有發病呢？又憑什麽證明？
最大的分歧就在這裏，發病是非常“主觀”的事，而證據是講究直接且客觀的——要用一個客觀有力的證據，去證明一個主觀行為。
按照法律規定，這就要看罪犯犯罪時是否具備邏輯性，以及他的主觀意識是否正常。
然而這樣的方式放在戚晚身上，又變得非常不合理。
戚晚本來就是個邏輯性強，且看上去主觀意識“正常”的人，甚至“正常”到超過許多普通人的邏輯能力。
事實上，現在醫學對“正常”和“不正常”的判斷本就有失偏頗，且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對於精神分裂的定義也比較片麵，有一刀切的嫌疑。
專案小組也沒想到會在湖底沉屍案中遇到這樣“大”的難題，這已經超出他們的刑偵經驗。
因為黎湘的自首，湖底沉屍案已經告破大半，證據鏈超速整合，取證更為精準。
雖然除了張大豐和周長生的案子，其它的黎湘並沒有參與，可她真是知道太多了，她提供的每一條線索都能嚴絲合縫地壓中要害。
即便是靳尋每一件事都早有準備，沒有直接證據可以指向他，全都推到他人身上，在麵對眼下這樣牆倒眾人推的形勢，也是獨木難支。
當年黎湘三人從張大豐辦公室裏帶出去的硬盤和賬本，也在邏輯鏈的梳理之下派上用場，證實十幾年前林新當地的一些黑錢交易，有相當一部分是靠張大豐匯總，再通過其他手段洗白。
以靳尋為首的犯罪鏈條邏輯完整，不容推翻，一些間接證據在黎湘和秦簡舟的力證之下也逐一變成直接證據。
更不要說靳家人的互咬，又將彼此往斷頭台的方向推了一把。
這一整套邏輯鏈曾經是專案小組麵臨的最大難關，調查幾個月進展艱難，如今卻呈摧枯拉朽之勢。
再說黎湘、辛念和戚晚三人的部分，於大局來說已經“無所謂”了，三人都承認共同犯罪，導致張大豐和周長生的死，至於誰的責任更多些，這就要看律師的能力，和法官的判斷。
但因為黎湘對案件偵破有重大貢獻，加上戚晚在這裏給專案小組出了難題，江進等人還是決定刨根問底，把事情深究清楚。
這也就是為什麽，幾人會發出感歎，沒想到大部分都梳理清楚毫無疑點了，卻在戚晚這個環節上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