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燕不知何時已到了身邊，頭上戴著耳機，雙臂支撐著圍欄，晃著腦袋沉醉在音樂裏。太陽終於露出了真容，照得整個城市明晃晃的。兩人在冬日的陽台上看著風景。誰也沒有說話。
“誰的歌？”半晌，我萌動了好奇心。
“concrete blonde（金發異端）”春燕說著拿過磁帶殼扔給我。
封套黑底上十朵紅玫瑰，一朵白玫瑰，唯一的白玫瑰上粘著血跡，金發異端《bloodletting》（放血.1990）專輯。以前迪廳時就見她在聽。
“還沒聽厭嗎？”
“這張專輯太棒了，它對我有著特殊的意義。你沒聽過？”
“沒。”
“不會吧，上午還在你店裏看到有卡口帶，《walking in london》（在倫敦散步.1992），是最新專輯，我沒好意思拿……哎呀真後悔啊！”
“哈哈是嗎？我沒注意呢。”可能又是老韓自說自話幫我留的，不過這回我得感謝他。
“沒聽過就給你好了。”她說著從隨聲聽裏拿出磁帶，連同盒子一起遞了過來。
“特殊意義的專輯就這麽送我了？”
她笑著伸出食指在空中畫了個圈，再把掌心按在自己的心口部位，沒有回答我的話。
但誰都能理解她的形體語言：那意義已經留在了她的心中。
“那我恭敬不如從命嘍！”今天第二次厚著臉皮從她手裏接過東西。其實我很想打破砂鍋問到底，但想到該給女孩留一點矜持，便作罷了。
“那麽……我該走了。”她聳了聳肩。
我抬手看表，已經一點多了。行李春燕早已整理，一個大號拉杆箱，一個雙肩包。我幫她拎起箱子，她鎖上了大門。
陽光下的城站廣場，人群熙熙攘攘，大多行色匆匆。其實每個人何嚐不是一個車站，迎接著各種各樣的旅人來來往往，直到那個願意在此停留的人；遺憾的是，上天把每個人同時也塑造成了一個旅客，當別人為你停留的時候，你卻已離開，去往你心所向的那個車站……
我本想買站台票送她上車，但在“南候車室”門口她停住了腳步：
“有人來送我，我已很感謝了！就到這裏吧！”
“也好，那麽你自己保重啦！”
“會的。”她記起了什麽，笑道：“對了，我好奇你打算怎麽處理你的人生問題？”
我知道她是指安娜的事，沒想她現在還想著這事兒，好奇心？！既然現在提出來，莫非她有了應對的答案？
“你說呢？”我反問。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
“什麽？”
“鄧麗君的一首粵語歌，三個字的。”就像以前dj台裏的閑暇時光，她又和我玩起了猜歌遊戲。
我露出了笑容。是因為我猜到了答案，更因為我得到來自朋友給予的寬慰，它有著被人忽視的強大力量。
一陣風吹來，拂動春燕棕色夾雜著金色的酷酷短發。陽光下，她笑容璀璨，抬起右臂，把掌心對著我……我就像計算機程序設定好一般伸出了左手掌——
我以為我們會十指相扣，結果她隻是與我擊掌而別。
我的dj師父，我的“好哥們”春燕，帶著我醉酒那晚dj台裏發生的懸念，帶著她對某盒專輯的特殊意義，消失在候車室的人潮裏。
像許多個在我生命中出現又離開的女孩一樣，我們再也沒有見麵。
通常來說，當你恨一個人和愛一個人的最終結果是一樣的，那就是——《忘記他》（鄧麗君《勢不兩立》.1980）。
十二月的暖陽裏，我悠閑地騎著“阿米尼”山地車在體育場路溜達。
我剛從新華書店挑選了一遝漂亮的賀年卡，準備給我那些朋友們寫新年祝福。這是非電子時代裏每年年末我的必修課，仿佛日子到了這個時候總要來個回顧總結和展望，這是對陪伴你身邊之人的感恩，對遠在他鄉之人的祝願，就像小青當年在賀卡裏寫給我的那樣：
祝福是寒夜裏的一盞燈，照亮了別人，溫暖了自己。
路過省體育館時，我發現人行道上排起了長隊。正在納悶，聽到有人在喊我，循聲望去，看到飛仔和他同學成成正在人堆裏著急地向我招手。我趕忙下車上前，才知我差點錯過了一件能載入杭城音樂史冊的大事：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演唱會”要在省體館舉行。
這在搖滾啟蒙階段的中國內地不亞於是顆重磅炸彈，由於價格不菲，還每人限量，我和飛仔排了一個小時的長隊隻買到六張票。
其中兩張是我送給光和張凡的，光是我西方音樂的引路人，當然是不能忘；張凡因為辭退他一直過意不去，算是一種補償吧。飛仔拿走兩張，一張給她女朋友；我也留了兩張，一張不知該給誰。
我不知道崔健的影響力有這麽大，後來山姆、大頭、囡寶、任其、飛仔的同學阿劍、曉偉等也要去看演出，但票早已售罄。那天我正為此事犯愁，久未見麵的張凡來店裏拿票。
“隻能給你一張，小小的就沒了。”我把票給他。
他平靜地接過票，看了看，眼珠子在厚厚的鏡片後一眨巴：“沒事兒，我讓她照樣畫一張。”
我以為他說笑，但看他一本正經的樣子，加上小小美術專業出身，心下一震：那完全是有可能的。心裏卻直打鼓，生怕門口的檢票員個個是火眼金睛。但仔細一想，憑自己從小對美術孜孜追求的努力，應該也能玩玩。
我那些朋友們個個是音樂和藝術愛好者，心地都不壞。縱然票已售罄，至少也得給中國搖滾樂捧個人場吧，想著崔健知道我們的苦衷也許會原諒我們。
所以我先原諒了自己，也作了決定——畫票！
我把主意跟飛仔一說，他巴不得我立馬動手，因為他同學那邊票嚴重不夠。雖然他美術科班出身，但作為他畫畫的啟蒙，打小就對我很信任。
家裏經常作畫，各種紙張、畫筆、顏料應有盡有，唯一缺的是日期印章。我跑到解放路，在杭城最大的文具商店找到了省體館入場券同款的“萬能日期排章”，可以敲公元元年到公元9999年的任意年份。另外還買了盒藍色印泥。
省體館的入場券十分簡陋，主圖案就是一個體育館建築外觀，兩邊是區號排號座號；有幾種版色，外加一排手工敲上去的日期章。我們那天的票是咖啡色的，調好顏色用細水彩筆開始臨摹。試了幾次，就開始批量“生產”了，轉眼畫了十張票，人數剛好。最後把排章撥好日期，發現原票上的章帶點紫色，又往印泥裏加了紫色顏料，試了多次，才調成一樣的色。
當把日期蓋在了假票上，我才發現自己被埋沒的天賦實在太多了。
飛仔看了樂不可支。我跟飛仔說，原則還是要有的，再有人要，咱也不畫了，他喏喏連聲；我又告誡他，為避免節外生枝，必須最後一天的最後時刻才發給他們。
除了幾個月前我寫了篇文章順帶把他拍的一幅攝影作品登上了晚報副刊，飛仔又一次對我豎起了大拇指。
“誰的歌？”半晌，我萌動了好奇心。
“concrete blonde（金發異端）”春燕說著拿過磁帶殼扔給我。
封套黑底上十朵紅玫瑰，一朵白玫瑰，唯一的白玫瑰上粘著血跡，金發異端《bloodletting》（放血.1990）專輯。以前迪廳時就見她在聽。
“還沒聽厭嗎？”
“這張專輯太棒了，它對我有著特殊的意義。你沒聽過？”
“沒。”
“不會吧，上午還在你店裏看到有卡口帶，《walking in london》（在倫敦散步.1992），是最新專輯，我沒好意思拿……哎呀真後悔啊！”
“哈哈是嗎？我沒注意呢。”可能又是老韓自說自話幫我留的，不過這回我得感謝他。
“沒聽過就給你好了。”她說著從隨聲聽裏拿出磁帶，連同盒子一起遞了過來。
“特殊意義的專輯就這麽送我了？”
她笑著伸出食指在空中畫了個圈，再把掌心按在自己的心口部位，沒有回答我的話。
但誰都能理解她的形體語言：那意義已經留在了她的心中。
“那我恭敬不如從命嘍！”今天第二次厚著臉皮從她手裏接過東西。其實我很想打破砂鍋問到底，但想到該給女孩留一點矜持，便作罷了。
“那麽……我該走了。”她聳了聳肩。
我抬手看表，已經一點多了。行李春燕早已整理，一個大號拉杆箱，一個雙肩包。我幫她拎起箱子，她鎖上了大門。
陽光下的城站廣場，人群熙熙攘攘，大多行色匆匆。其實每個人何嚐不是一個車站，迎接著各種各樣的旅人來來往往，直到那個願意在此停留的人；遺憾的是，上天把每個人同時也塑造成了一個旅客，當別人為你停留的時候，你卻已離開，去往你心所向的那個車站……
我本想買站台票送她上車，但在“南候車室”門口她停住了腳步：
“有人來送我，我已很感謝了！就到這裏吧！”
“也好，那麽你自己保重啦！”
“會的。”她記起了什麽，笑道：“對了，我好奇你打算怎麽處理你的人生問題？”
我知道她是指安娜的事，沒想她現在還想著這事兒，好奇心？！既然現在提出來，莫非她有了應對的答案？
“你說呢？”我反問。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
“什麽？”
“鄧麗君的一首粵語歌，三個字的。”就像以前dj台裏的閑暇時光，她又和我玩起了猜歌遊戲。
我露出了笑容。是因為我猜到了答案，更因為我得到來自朋友給予的寬慰，它有著被人忽視的強大力量。
一陣風吹來，拂動春燕棕色夾雜著金色的酷酷短發。陽光下，她笑容璀璨，抬起右臂，把掌心對著我……我就像計算機程序設定好一般伸出了左手掌——
我以為我們會十指相扣，結果她隻是與我擊掌而別。
我的dj師父，我的“好哥們”春燕，帶著我醉酒那晚dj台裏發生的懸念，帶著她對某盒專輯的特殊意義，消失在候車室的人潮裏。
像許多個在我生命中出現又離開的女孩一樣，我們再也沒有見麵。
通常來說，當你恨一個人和愛一個人的最終結果是一樣的，那就是——《忘記他》（鄧麗君《勢不兩立》.1980）。
十二月的暖陽裏，我悠閑地騎著“阿米尼”山地車在體育場路溜達。
我剛從新華書店挑選了一遝漂亮的賀年卡，準備給我那些朋友們寫新年祝福。這是非電子時代裏每年年末我的必修課，仿佛日子到了這個時候總要來個回顧總結和展望，這是對陪伴你身邊之人的感恩，對遠在他鄉之人的祝願，就像小青當年在賀卡裏寫給我的那樣：
祝福是寒夜裏的一盞燈，照亮了別人，溫暖了自己。
路過省體育館時，我發現人行道上排起了長隊。正在納悶，聽到有人在喊我，循聲望去，看到飛仔和他同學成成正在人堆裏著急地向我招手。我趕忙下車上前，才知我差點錯過了一件能載入杭城音樂史冊的大事：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演唱會”要在省體館舉行。
這在搖滾啟蒙階段的中國內地不亞於是顆重磅炸彈，由於價格不菲，還每人限量，我和飛仔排了一個小時的長隊隻買到六張票。
其中兩張是我送給光和張凡的，光是我西方音樂的引路人，當然是不能忘；張凡因為辭退他一直過意不去，算是一種補償吧。飛仔拿走兩張，一張給她女朋友；我也留了兩張，一張不知該給誰。
我不知道崔健的影響力有這麽大，後來山姆、大頭、囡寶、任其、飛仔的同學阿劍、曉偉等也要去看演出，但票早已售罄。那天我正為此事犯愁，久未見麵的張凡來店裏拿票。
“隻能給你一張，小小的就沒了。”我把票給他。
他平靜地接過票，看了看，眼珠子在厚厚的鏡片後一眨巴：“沒事兒，我讓她照樣畫一張。”
我以為他說笑，但看他一本正經的樣子，加上小小美術專業出身，心下一震：那完全是有可能的。心裏卻直打鼓，生怕門口的檢票員個個是火眼金睛。但仔細一想，憑自己從小對美術孜孜追求的努力，應該也能玩玩。
我那些朋友們個個是音樂和藝術愛好者，心地都不壞。縱然票已售罄，至少也得給中國搖滾樂捧個人場吧，想著崔健知道我們的苦衷也許會原諒我們。
所以我先原諒了自己，也作了決定——畫票！
我把主意跟飛仔一說，他巴不得我立馬動手，因為他同學那邊票嚴重不夠。雖然他美術科班出身，但作為他畫畫的啟蒙，打小就對我很信任。
家裏經常作畫，各種紙張、畫筆、顏料應有盡有，唯一缺的是日期印章。我跑到解放路，在杭城最大的文具商店找到了省體館入場券同款的“萬能日期排章”，可以敲公元元年到公元9999年的任意年份。另外還買了盒藍色印泥。
省體館的入場券十分簡陋，主圖案就是一個體育館建築外觀，兩邊是區號排號座號；有幾種版色，外加一排手工敲上去的日期章。我們那天的票是咖啡色的，調好顏色用細水彩筆開始臨摹。試了幾次，就開始批量“生產”了，轉眼畫了十張票，人數剛好。最後把排章撥好日期，發現原票上的章帶點紫色，又往印泥裏加了紫色顏料，試了多次，才調成一樣的色。
當把日期蓋在了假票上，我才發現自己被埋沒的天賦實在太多了。
飛仔看了樂不可支。我跟飛仔說，原則還是要有的，再有人要，咱也不畫了，他喏喏連聲；我又告誡他，為避免節外生枝，必須最後一天的最後時刻才發給他們。
除了幾個月前我寫了篇文章順帶把他拍的一幅攝影作品登上了晚報副刊，飛仔又一次對我豎起了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