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新開辟出的培訓區內,氣氛與科研核心區的嚴謹高效格格不入。四周的封閉式崗前培訓才進行到一半,就已經顯露出令人頭疼的疲態。


    最讓中方培訓師們無奈的是那種“積極的懶漢”。


    比如那個麵試時看起來很機靈的所羅門。課堂上,他總能最快地舉手回答問題,用流利的英語複述培訓師剛剛講過的要點,顯得格外投入和聰明。但一旦到了實操環節,需要下地動手時,他就開始“發揮”他的“協調”特長。


    “老師,我覺得那邊的灌溉水管好像有點漏水,我去檢查一下!”


    “老師,塔裏庫好像不太明白這個操作,我去幫他翻譯解釋一下!”


    他總是能找到各種聽起來冠冕堂皇的理由,巧妙地避開最髒最累的體力活,穿梭在田間地頭,指手畫腳,看似忙碌,實則汗都沒出幾滴。培訓師幾次想抓他個現行,卻都被他滑溜地躲了過去,還一臉“我為團隊操心”的無辜表情。


    更多的學員則是表現出一種普遍的、慢節奏的懈怠。早上集合遲到是家常便飯,理由是“表壞了”或者“睡過頭了”。示範操作時,眼神飄忽,心思顯然不在那。要求重複練習時,就磨磨蹭蹭,動作拖遝,仿佛按了慢放鍵。下午的課,更是哈欠連天,有人甚至能靠著牆根直接睡著。


    在這種氛圍下,像塔裏庫和阿瑪尼這樣的學員,就顯得格外突出,也格外孤獨。


    塔裏庫是真正的“動手派”。他話不多,總是悶著頭,培訓師教的每一個動作,他都一遍遍練習,直到熟練。他的筆記本上畫滿了各種器械的簡易圖和操作步驟,雖然字寫得歪歪扭扭,但記錄得極其認真。別人休息時,他常常還在擺弄那些器械,或者抓一把土在手裏搓撚,嚐試分辨培訓師講的不同質地。他的手上很快就磨出了新繭,但他毫不在意。


    阿瑪尼則是“理論派”的代表。她課堂筆記做得一絲不苟,經常追著培訓師問問題,有些問題甚至相當深入,顯示出她紮實的學術基礎和對知識的渴望。她對於“為什麽這麽做”的興趣,遠大於簡單地模仿操作。但在分組實操時,她也會挽起袖子,毫不介意泥濘,雖然動作可能不如塔裏庫熟練,但態度極其端正。


    然而,他們的努力往往顯得勢單力薄,甚至有時會遭到其他學員隱形的排擠或嘲笑,被認為是在“討好中國人”或者是“傻幹活”。


    第一批十五名學員培訓結束時,經過嚴格考核,隻有塔裏庫、阿瑪尼和另外兩人完全達到要求,所羅門等幾人勉強及格,其餘近一半人不合格。


    方稷和趙老態度堅決,將不合格者全部退回,並要求政府推薦第二批學員。他們相信,隻要標準嚴格,總能篩選出合適的人才。


    然而,第二批學員的情況甚至比第一批更糟。或許是因為第一批被退回的人傳播了消息,第二批學員中混日子的心態更加明顯,連表麵文章都懶得做,直接躺平的大有人在。培訓結束後,能達到要求的,竟然隻有三人。


    兩批學員,近三十人,最終留下的,隻有寥寥七人,遠遠無法滿足項目初期的人力需求。


    眼看項目進度因為人手短缺而不斷延誤,李振邦不得不找方稷和趙老進行了一次深談。


    在三人的臨時辦公室裏,李振邦開門見山:“方教授,趙老,關於本地學員培訓的事情,我想我們需要更…現實一點地看待問題。”


    方稷眉頭緊鎖:“現實?振邦,我們的標準已經是最低要求了!連最基本的操作規範和勞動紀律都達不到,以後怎麽指望他們獨立工作?這是對項目負責!”


    趙老也附和道:“沒錯!寧缺毋濫!要不然,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李振邦歎了口氣,給他們各倒了一杯茶,語氣平和但內容卻格外犀利:“二位的堅持,從技術和質量角度,我完全理解,也百分百支持。但是,我們現在不是在中國的試驗站,我們是在埃塞俄比亞,在一個政治、文化、社會習慣都完全不同的環境裏做項目。”


    他頓了頓,繼續道:“這裏的社會運行規則,有時就和他們的工作效率一樣,不是非黑即白的。‘關係’、‘人情’、‘部落背景’,這些因素的重要性,有時遠超個人的能力。我們連續兩批退回這麽多人,已經讓當地合作部門有些難堪了。繼續這樣‘高標準、嚴要求’下去,我擔心不僅人招不滿,可能還會得罪一些原本可以合作的力量,給項目帶來無形的阻力。”


    “那我們難道就降低標準,濫竽充數?”方稷的聲音提高了些,帶著科研工作者的執拗。


    “不是降低核心技術的標準。”李振邦耐心解釋,“而是在‘人’的管理上,可能需要一些靈活和變通。比如,對於像所羅門那樣有點小聰明、愛偷懶但確實有點用的人,能不能把他放在一個更需要動嘴而不是動手的崗位?對於大多數效率不高的普通學員,我們能不能加強監督,製定更清晰、更簡單的任務量和獎懲製度?讓他們明確知道,幹得多、幹得好,就能拿得更多?”


    他看著兩位老教授:“我們需要的是把項目推動下去,而不是培養完美的科學家。有時候,‘過得去’、‘能運轉’,比‘最優解’更重要。這叫‘過得去主義’,在很多國際項目中,這是無奈的生存智慧。”


    方稷和趙老沉默了。他們明白李振邦說的是實情,是他們在書齋和實驗室裏很少需要麵對的、複雜而粗糙的現實。


    “可是…”方稷還想掙紮。


    “沒有那麽多可是了,方教授。”李振邦語氣溫和卻堅定,“時間不等人,雨季就快過了。我們必須盡快讓示範田動起來。下一批學員,隻要沒有原則性問題,基礎體力還行,我們就盡量收,然後在工作中慢慢淘汰、慢慢培養。同時,我會加緊從國內協調更多短期支援的技術工人過來救急。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了。”


    最終,方稷和趙老艱難地妥協了。他們意識到,在異國他鄉推動一項宏大事業,不僅要克服技術的難關,更要學會與不盡人意的現實共處,在堅持與妥協之間找到那條艱難的、卻能帶領項目前行的道路。純粹的理想主義,在這裏,需要披上一層現實的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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