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意識形態之爭 II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蘇論戰期間發生的一件事。11月7日,為紀念10月革命舉行群眾遊行,各國代表團步行去列寧墓地。鄧老好像腿腳不太好,拄著拐杖走,落後了。前麵的赫魯曉夫回過頭來,讓鄧老先走,鄧老拒絕了,說,“我怎麽能走在你前麵呢”。
赫魯曉夫說,“沒關係,你走前麵,讓你走在我後麵,我很不安心,在會議上你質問我。今天走在我後麵,還在用拐杖敲地抗議呢!”周圍的人都哄堂大笑。
中蘇達成合議,簽署了共同聲明,但是兩方仍然在無聲的對抗著。中蘇意識形態之爭使我受到很大衝擊,之前我一直認為,**者是沒有任何私欲、物質欲、權力欲的,隻是為了**理念鬥爭。但是,從中蘇論戰看,**者的權力欲很強,當麵對權利,思想和理論的正當性都不再重要,隻要複合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歪曲。再加上政治領袖的理論水平一般都不高,他們隻是善於權謀。
我覺得,不能再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對社會主義的未來要有理論上的創新。
在莫斯科陪同金日,我發現他是一位很有修養的革命家。金日對金日成無限忠誠,但是也舉中國**的例子,表達對金日成獨裁的不滿。“雖然**的權利很大,但是如果**錯了,中國**內也會提出批判”。
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再加上這此次中蘇一絲形態之爭,讓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有了更深的認識。
1960年,我陪同崔永建訪問中國東北,期間與周恩來總理舉行了會談。在火車上,周總理專門把我叫過去,讓我講述朝鮮曆史。分手時周總理對我說,還是用朝鮮語寫的朝鮮曆史更好,讓我送給他一本朝鮮曆史書,我回國後立刻寄給了周總理。
在我看來,周恩來是一位非常聰明、坦誠、機智的人。宴會中,朝鮮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朱德、鄧老坐在一起,總是周恩來總理能讓大家發出笑聲。即使他批評別人,別人也會很樂意接受。
在東北訪問時,我從崔永建那裏聽到了許多當年東北遊擊抗日的故事。中國人也對崔永建的遊擊鬥爭給了很高的評價,金日成後來與中國關係緊張時,都會派崔永建到中國。
1964年,秘書們忙著準備將於9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四大。我雖然從1959年就當上了秘書,但是寫文章的才能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大部分與經濟有關的文章都由經濟專家們來寫,我負責演講稿和群眾大會用稿。我時常會覺得,我的思考和現實主義的金日成有距離感。第四屆黨大會文件我負責黨的建設部分。
當時,金日成賦予了千裏馬運動非常大的意義。千裏馬運動被當作生產競爭運動展開,甚至被當作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以與其它國家正在進行的生產建設運動區分。金日成特別強調,“生產”是對生產者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也就是說,在生產過程中互相幫助,形成團體,在生產中達到集體革新的目的。千裏馬運動的根本思想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一詞是中國**首先使用的,意思是說,走進群眾,與群眾同甘苦,對群眾進行思想改造,依靠群眾的力量革命。
我認為,為千裏馬運動賦予理論意義,通過運動達到教育群眾的目的,因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可以說是正確的。但是,關於群眾路線的思想還需要再發展。我認為,隨著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建立,建立人們互相幫助的組織的條件也已具備,通過千裏馬運動,建立協作小組。也即是說,我認為與個人利益相比,集體利益更重要,武裝群眾也能提高生產效率。當時我認為,蘇聯的教訓是忽略了人們的積極性,反而強調為所有人分配。一切按照分配原則,引發了人民的不滿情緒。
不管怎麽說,千裏馬運動火熱的進行著,也成功的促進了經濟發展,推動了新道德的形成。
在千裏馬運動中,還展開了對落後同誌們的教育和思想改造。1961~1962年,平壤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一人有難,大家幫忙。
我提議千裏馬運動不僅要在生產活動中展開,還要擴大到黨的機關內,但是沒有被接受。
金日成將千裏馬運動中的方法稱作“千裏馬方法”,認為應該在工廠管理中也推行。“對策的事業體製”後來演變成“黨書記獨裁體製”,但是一開始,這一想法確實為了克服領導幹部們的官僚主義和獨裁主義。
我很支持金日成的這個創造,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讓它理論化。這時我已經開始考慮,以群眾路線為基礎,將主體思想理論體係化。當時黨內的主流觀點認為,黨的指導思想是兩個,“主題思想”和“群眾路線”,但是我提出了新觀點,將兩者合二為一,“主體是群眾”。
用一句話總結金日成這時的主體思想,即:無條件崇拜大國的伺大主義,但是又反對完全在朝鮮照搬大國經驗的教條主義做法,要求創造性的踐行馬克思列寧主義。金日成的思想主體是革命,所以要求創造性的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在北朝鮮革命中。
但是我認為,革命是一場運動,不適合使用主體一詞。不該用革命,而要用人民。朝鮮的主體是朝鮮人民,要考慮朝鮮人民的根本利益。
後來金日成采用了自主、創造性。即,政治上自主,經濟上自立,國防上自衛的路線,並加以正式化。這也是主體思想的根本內容。這是金日成結合當時北朝鮮實際提出的。金日成很重視係統理論,而且還很重視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
“黨的事業是人的事業”。
“教育事業要放在所有事業之前”。
1962年10月,第三屆最高人民會議上,我第一次成為人民代議員。
1959年1月在莫斯科與金正日接觸之後,金正日和我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聽說他回到家對我的評價很高。金正日進入大學後,還會到黨中央總部來找我。
金日成的辦公共3層,秘書室在1層。與金正日多次見麵之後我發現,他的權利欲很強,性格過激,妒忌心很強而且不擇手段。我當時甚至擔心,將來他掌權會讓國家亡掉。
每年夏天,書記們可以休假一個月,我這個時候通常去金剛山和妙香山。第一次去兩座名山還是1961年9月,第四次黨代會結束時,金日成讓我們休假,秘書們一起去了金剛山。金剛山真的很美,之後我每次休假都會去金剛山,每次見到它,就像見到了分開的戀人。美景中我會完全忘記自己。與海相比,我更愛山。所以,有機會出國時,我更願意去那個國家的名山。其它秘書們喜歡打獵,但是我沒興趣。原本我對運動也沒興趣,到了金剛山之後,喜歡上了登山。我的另一個興趣是睡覺前讀童話,閱讀童話時大腦就會被童心占據,對睡個好覺有很大幫助。
所以,我有機會出國時,就會搜集那個國家的童話書。1963年,以陪同崔永建訪問為契機,我將主體思想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理論化。當時,我的秘書工作得心應手,另一方麵,對深化理論工作也自信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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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說,“沒關係,你走前麵,讓你走在我後麵,我很不安心,在會議上你質問我。今天走在我後麵,還在用拐杖敲地抗議呢!”周圍的人都哄堂大笑。
中蘇達成合議,簽署了共同聲明,但是兩方仍然在無聲的對抗著。中蘇意識形態之爭使我受到很大衝擊,之前我一直認為,**者是沒有任何私欲、物質欲、權力欲的,隻是為了**理念鬥爭。但是,從中蘇論戰看,**者的權力欲很強,當麵對權利,思想和理論的正當性都不再重要,隻要複合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歪曲。再加上政治領袖的理論水平一般都不高,他們隻是善於權謀。
我覺得,不能再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對社會主義的未來要有理論上的創新。
在莫斯科陪同金日,我發現他是一位很有修養的革命家。金日對金日成無限忠誠,但是也舉中國**的例子,表達對金日成獨裁的不滿。“雖然**的權利很大,但是如果**錯了,中國**內也會提出批判”。
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再加上這此次中蘇一絲形態之爭,讓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有了更深的認識。
1960年,我陪同崔永建訪問中國東北,期間與周恩來總理舉行了會談。在火車上,周總理專門把我叫過去,讓我講述朝鮮曆史。分手時周總理對我說,還是用朝鮮語寫的朝鮮曆史更好,讓我送給他一本朝鮮曆史書,我回國後立刻寄給了周總理。
在我看來,周恩來是一位非常聰明、坦誠、機智的人。宴會中,朝鮮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朱德、鄧老坐在一起,總是周恩來總理能讓大家發出笑聲。即使他批評別人,別人也會很樂意接受。
在東北訪問時,我從崔永建那裏聽到了許多當年東北遊擊抗日的故事。中國人也對崔永建的遊擊鬥爭給了很高的評價,金日成後來與中國關係緊張時,都會派崔永建到中國。
1964年,秘書們忙著準備將於9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四大。我雖然從1959年就當上了秘書,但是寫文章的才能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大部分與經濟有關的文章都由經濟專家們來寫,我負責演講稿和群眾大會用稿。我時常會覺得,我的思考和現實主義的金日成有距離感。第四屆黨大會文件我負責黨的建設部分。
當時,金日成賦予了千裏馬運動非常大的意義。千裏馬運動被當作生產競爭運動展開,甚至被當作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以與其它國家正在進行的生產建設運動區分。金日成特別強調,“生產”是對生產者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也就是說,在生產過程中互相幫助,形成團體,在生產中達到集體革新的目的。千裏馬運動的根本思想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一詞是中國**首先使用的,意思是說,走進群眾,與群眾同甘苦,對群眾進行思想改造,依靠群眾的力量革命。
我認為,為千裏馬運動賦予理論意義,通過運動達到教育群眾的目的,因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可以說是正確的。但是,關於群眾路線的思想還需要再發展。我認為,隨著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建立,建立人們互相幫助的組織的條件也已具備,通過千裏馬運動,建立協作小組。也即是說,我認為與個人利益相比,集體利益更重要,武裝群眾也能提高生產效率。當時我認為,蘇聯的教訓是忽略了人們的積極性,反而強調為所有人分配。一切按照分配原則,引發了人民的不滿情緒。
不管怎麽說,千裏馬運動火熱的進行著,也成功的促進了經濟發展,推動了新道德的形成。
在千裏馬運動中,還展開了對落後同誌們的教育和思想改造。1961~1962年,平壤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一人有難,大家幫忙。
我提議千裏馬運動不僅要在生產活動中展開,還要擴大到黨的機關內,但是沒有被接受。
金日成將千裏馬運動中的方法稱作“千裏馬方法”,認為應該在工廠管理中也推行。“對策的事業體製”後來演變成“黨書記獨裁體製”,但是一開始,這一想法確實為了克服領導幹部們的官僚主義和獨裁主義。
我很支持金日成的這個創造,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讓它理論化。這時我已經開始考慮,以群眾路線為基礎,將主體思想理論體係化。當時黨內的主流觀點認為,黨的指導思想是兩個,“主題思想”和“群眾路線”,但是我提出了新觀點,將兩者合二為一,“主體是群眾”。
用一句話總結金日成這時的主體思想,即:無條件崇拜大國的伺大主義,但是又反對完全在朝鮮照搬大國經驗的教條主義做法,要求創造性的踐行馬克思列寧主義。金日成的思想主體是革命,所以要求創造性的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在北朝鮮革命中。
但是我認為,革命是一場運動,不適合使用主體一詞。不該用革命,而要用人民。朝鮮的主體是朝鮮人民,要考慮朝鮮人民的根本利益。
後來金日成采用了自主、創造性。即,政治上自主,經濟上自立,國防上自衛的路線,並加以正式化。這也是主體思想的根本內容。這是金日成結合當時北朝鮮實際提出的。金日成很重視係統理論,而且還很重視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
“黨的事業是人的事業”。
“教育事業要放在所有事業之前”。
1962年10月,第三屆最高人民會議上,我第一次成為人民代議員。
1959年1月在莫斯科與金正日接觸之後,金正日和我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聽說他回到家對我的評價很高。金正日進入大學後,還會到黨中央總部來找我。
金日成的辦公共3層,秘書室在1層。與金正日多次見麵之後我發現,他的權利欲很強,性格過激,妒忌心很強而且不擇手段。我當時甚至擔心,將來他掌權會讓國家亡掉。
每年夏天,書記們可以休假一個月,我這個時候通常去金剛山和妙香山。第一次去兩座名山還是1961年9月,第四次黨代會結束時,金日成讓我們休假,秘書們一起去了金剛山。金剛山真的很美,之後我每次休假都會去金剛山,每次見到它,就像見到了分開的戀人。美景中我會完全忘記自己。與海相比,我更愛山。所以,有機會出國時,我更願意去那個國家的名山。其它秘書們喜歡打獵,但是我沒興趣。原本我對運動也沒興趣,到了金剛山之後,喜歡上了登山。我的另一個興趣是睡覺前讀童話,閱讀童話時大腦就會被童心占據,對睡個好覺有很大幫助。
所以,我有機會出國時,就會搜集那個國家的童話書。1963年,以陪同崔永建訪問為契機,我將主體思想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理論化。當時,我的秘書工作得心應手,另一方麵,對深化理論工作也自信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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