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十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建設?鄧老和陳雲的不同主張-
現在談談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麵的問題。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這個問題上,在中央主要領導人之間,是有兩種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說自始至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以鄧老為代表,一種以陳雲為代表。以鄧老為代表的主要主張,是加快經濟的發展,注重速度,強調對外開放,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以陳雲為代表的主張,基本上堅持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做法,堅持計劃經濟,對改革開放持懷疑或保留的態度。十多年來,幾經反複曲折,鄧的主張逐漸占了上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鄧老一邊的。**是完全站在陳雲一邊的,甚至比陳雲更偏執、更頑固。我覺得他和陳雲很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陳雲主要是觀點、認識不同,而**還夾雜著一些個人得失的考慮。因為特殊時期期間,相當長的時間裏,經濟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還有長期擔任國家計委主任的餘秋裏【111】,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幫【112】以後那兩年搞了一些大幹快上,造成經濟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進許多大的項目,即被稱之為“洋躍進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餘秋裏主持下搞的。以後搞改革開放,**似乎覺得自己過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這樣一種不滿情緒:“什麽都是現在對,過去都錯了?等等。當然,從觀點上說,他接近陳雲,他所以那樣固執,就是因為他有這樣一種情緒,後來一直對改革開放不滿,站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麵,經常對改革開放發牢騷。
支持陳雲觀點的還有姚依林,他後來接替餘秋裏任國家計委主任,在國務院是主持全麵經濟工作的副總理。
我對鄧的改革開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說為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對鄧過於強調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讚成過於強調速度,當然如果各方麵搞得好,經濟搞得順,速度加快了,那當然是件好事,不會有人反對。但鑒於多年來我們追求產值的毛病,過分強調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麵盲目追求高指標,不講經濟效益隻講速度,而我們舊的經濟體製也很容易搞成這樣。雖然我提出的指標低了些,強調經濟效益,鄧也知道我的這一看法,雙方沒有形成明顯的分歧,彼此能夠理解。
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我與耀邦基本主張相同,都有熱情,但在具體步驟、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問題上,耀邦比鄧更厲害。鄧隻是一種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卻到處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為我主持全麵經濟工作,所以有時我們兩人的分歧比較明顯。
對陳雲同誌,我調中央工作的頭幾年對他很尊重。我覺得在老一代領導人中,陳雲對經濟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見。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得很成功,當然那是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1957年以後,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讚成**大躍進【114】那一套搞法。當時全黨頭腦都發熱,他老人家堅持自己的觀點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後,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計劃,又要允許小自由,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主張在計劃經濟體製框架內,盡量把經濟搞活一點。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因為當時全黨都是一個調子,要計劃占領全部陣地。還有1962年,在經濟困難時期,他出來收拾局麵,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價糖果,從國外進口黃豆救治國內水腫病等等,很快使形勢好轉。當然那時還有少奇【115】同誌、周總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陳雲同誌提出來的。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陳雲首先提出進口一些糧食以保國內的經濟作物。因為那時國內經濟經過特殊時期的折騰,許多東西都要進口,糧、油、棉都要進口。總之,他是有真知灼見的。我到北京後,對他不讚成片麵強調速度,避免經濟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時,他對我提出的城市經濟體製改革,要打破大鍋飯,擴大企業自主權,他也表示支持。因此,開始幾年雙方處得不錯。而且我還可以在鄧、陳之間起一點溝通和中和作用。因為我主管經濟工作,我聽聽鄧的意見,又聽聽陳雲的意見,然後提出我的見解,這些見解當然主要是根據鄧的,但也照顧到陳雲的一些意見,結果他們兩個人都同意。
問題是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不斷提出新的問題,需要把改革開放向前推進時,陳雲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動。在五十、六十年代,陳雲的經濟思想在我們黨內算是很開明的,但是現在還是大計劃、小自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那一套,因此他和整個改革開放的思路和形勢,越來越不合拍了。於是我們之間距離也就越來越遠了。這是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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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餘秋裏(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7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總政治部主任。
【112】“四人幫指特殊時期期間**黨內最忠實地貫徹**政治主張的勢力。其成員為**、**、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為**之妻,其他三人均由**親自委以重任。**死後,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通過中央警衛部隊逮捕了“四人幫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實際最高領導人鄧老的領導下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將特殊時期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四人幫)和**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跋重災難的內亂。這一論斷為**開脫了親手發動以至始終領導特殊時期的責任,使“四人幫成為**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鄧老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國民收入要實現翻兩番,就是要增加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達到這個目標。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受到**賞識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批判“右傾保守,主張“生產戰賤上“大的躍進。把“大躍進作力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迫使各行業紛紛製定不現實的增長指標,普遍虛報各種產量特別是根食產量,直接導致把農民的口糧作為“餘糧的大規模的掠奪式的“征購。1959-1961三年餓死的人數(主要是農民)曆來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一般估計,當在3000萬-4000萬人之間。“大躍進成為**時代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走向大災難的裏程碑。
【115】**(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特殊時期前是國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擁戴**,而成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持不同意見,**因此發動特殊時期,把他迫害致死。1980年後獲平反並恢複名譽。
【116】周恩來(1989-1976):江蘇淮安人。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為國務院(1954年以前稱為政務院)總理。特殊時期前他傾向於溫和政策,特殊時期後盡力緊跟**,但由於三十年代的個人恩怨,毛對他並不信任。毛臨死前發動的“批孔運動實際上是批周恩來。1976年周恩來的去世引發了“四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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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談談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麵的問題。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這個問題上,在中央主要領導人之間,是有兩種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說自始至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以鄧老為代表,一種以陳雲為代表。以鄧老為代表的主要主張,是加快經濟的發展,注重速度,強調對外開放,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以陳雲為代表的主張,基本上堅持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做法,堅持計劃經濟,對改革開放持懷疑或保留的態度。十多年來,幾經反複曲折,鄧的主張逐漸占了上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鄧老一邊的。**是完全站在陳雲一邊的,甚至比陳雲更偏執、更頑固。我覺得他和陳雲很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陳雲主要是觀點、認識不同,而**還夾雜著一些個人得失的考慮。因為特殊時期期間,相當長的時間裏,經濟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還有長期擔任國家計委主任的餘秋裏【111】,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幫【112】以後那兩年搞了一些大幹快上,造成經濟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進許多大的項目,即被稱之為“洋躍進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餘秋裏主持下搞的。以後搞改革開放,**似乎覺得自己過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這樣一種不滿情緒:“什麽都是現在對,過去都錯了?等等。當然,從觀點上說,他接近陳雲,他所以那樣固執,就是因為他有這樣一種情緒,後來一直對改革開放不滿,站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麵,經常對改革開放發牢騷。
支持陳雲觀點的還有姚依林,他後來接替餘秋裏任國家計委主任,在國務院是主持全麵經濟工作的副總理。
我對鄧的改革開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說為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對鄧過於強調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讚成過於強調速度,當然如果各方麵搞得好,經濟搞得順,速度加快了,那當然是件好事,不會有人反對。但鑒於多年來我們追求產值的毛病,過分強調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麵盲目追求高指標,不講經濟效益隻講速度,而我們舊的經濟體製也很容易搞成這樣。雖然我提出的指標低了些,強調經濟效益,鄧也知道我的這一看法,雙方沒有形成明顯的分歧,彼此能夠理解。
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我與耀邦基本主張相同,都有熱情,但在具體步驟、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問題上,耀邦比鄧更厲害。鄧隻是一種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卻到處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為我主持全麵經濟工作,所以有時我們兩人的分歧比較明顯。
對陳雲同誌,我調中央工作的頭幾年對他很尊重。我覺得在老一代領導人中,陳雲對經濟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見。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得很成功,當然那是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1957年以後,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讚成**大躍進【114】那一套搞法。當時全黨頭腦都發熱,他老人家堅持自己的觀點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後,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計劃,又要允許小自由,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主張在計劃經濟體製框架內,盡量把經濟搞活一點。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因為當時全黨都是一個調子,要計劃占領全部陣地。還有1962年,在經濟困難時期,他出來收拾局麵,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價糖果,從國外進口黃豆救治國內水腫病等等,很快使形勢好轉。當然那時還有少奇【115】同誌、周總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陳雲同誌提出來的。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陳雲首先提出進口一些糧食以保國內的經濟作物。因為那時國內經濟經過特殊時期的折騰,許多東西都要進口,糧、油、棉都要進口。總之,他是有真知灼見的。我到北京後,對他不讚成片麵強調速度,避免經濟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時,他對我提出的城市經濟體製改革,要打破大鍋飯,擴大企業自主權,他也表示支持。因此,開始幾年雙方處得不錯。而且我還可以在鄧、陳之間起一點溝通和中和作用。因為我主管經濟工作,我聽聽鄧的意見,又聽聽陳雲的意見,然後提出我的見解,這些見解當然主要是根據鄧的,但也照顧到陳雲的一些意見,結果他們兩個人都同意。
問題是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不斷提出新的問題,需要把改革開放向前推進時,陳雲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動。在五十、六十年代,陳雲的經濟思想在我們黨內算是很開明的,但是現在還是大計劃、小自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那一套,因此他和整個改革開放的思路和形勢,越來越不合拍了。於是我們之間距離也就越來越遠了。這是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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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餘秋裏(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7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總政治部主任。
【112】“四人幫指特殊時期期間**黨內最忠實地貫徹**政治主張的勢力。其成員為**、**、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為**之妻,其他三人均由**親自委以重任。**死後,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通過中央警衛部隊逮捕了“四人幫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實際最高領導人鄧老的領導下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將特殊時期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四人幫)和**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跋重災難的內亂。這一論斷為**開脫了親手發動以至始終領導特殊時期的責任,使“四人幫成為**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鄧老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國民收入要實現翻兩番,就是要增加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達到這個目標。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受到**賞識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批判“右傾保守,主張“生產戰賤上“大的躍進。把“大躍進作力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迫使各行業紛紛製定不現實的增長指標,普遍虛報各種產量特別是根食產量,直接導致把農民的口糧作為“餘糧的大規模的掠奪式的“征購。1959-1961三年餓死的人數(主要是農民)曆來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一般估計,當在3000萬-4000萬人之間。“大躍進成為**時代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走向大災難的裏程碑。
【115】**(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特殊時期前是國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擁戴**,而成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持不同意見,**因此發動特殊時期,把他迫害致死。1980年後獲平反並恢複名譽。
【116】周恩來(1989-1976):江蘇淮安人。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為國務院(1954年以前稱為政務院)總理。特殊時期前他傾向於溫和政策,特殊時期後盡力緊跟**,但由於三十年代的個人恩怨,毛對他並不信任。毛臨死前發動的“批孔運動實際上是批周恩來。1976年周恩來的去世引發了“四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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