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26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關於洛陽城下的這場戰鬥，可能會有爭議，比如有些觀點認為經過應該是，涼州衛隊出城迎戰，隨後王彌大軍箭如雨下，箭矢用盡，而重甲厚盔的涼州士兵並無重創，因此，輕騎兵發起自殺性衝鋒，奔著重步兵而去，隨後的場景，大家可以回憶下勇敢的心裏麵，魯莽的英格蘭騎士衝鋒的場景。
筆者不太認同這種說法，晉書並無詳細記載此事，而在資治通鑒中，提到的是一百人的突擊隊，大破敵軍。
由於魏晉史的資料並不是很多（筆者搜集資料能力也是有限），因此，我想說說看我的分析方法。
1，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浚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info)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
這是晉書記載，注意歌謠所唱，涼州大馬，自是京師百姓對於涼州騎兵印象深刻，而如果在洛陽破敵的是依靠步卒，而破劉聰是在河東，那麽這首歌謠是在無法解釋。
2，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
這是洛陽陷落前涼州增援京師的記載，當然，這五千精騎不可能全是甲騎具裝，但是從一個側麵說明了騎兵在護衛城市時候的重要性，否則，也是應該多增派步兵而來（守城戰，重步兵比重騎兵更有用處）。
關於重騎兵的可怕戰鬥力，後來的事件更能說明，比如契胡鐵騎打破葛榮亂軍，可怕的白袍騎兵，但是，這裏筆者想要說說為何重騎兵會在中國沒落。
首先要明確，中國的重騎兵和西方的騎士其實並不一樣，西方騎士裝備自備，糧食自給，打仗分戰利品，和國王或者君上隻是合作關係。這種權利的分治，其實也是西方近代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在中國或者東方國家，重騎兵都是國家征召，從小訓練，裝備國家配給，發給糧餉，戰利品統一歸國家，屬於絕對服從，這樣，中國就沒有騎士這個階層，而隻有重騎兵這個兵種（騎士並不僅僅是一個兵種）。
而重騎兵在中國的消亡，許多觀點認為是其本身的靈活性差，無法適應中國的軍事作戰方式。
在這裏，想要說說士族這個階層的衰落，從魏晉開始，士族門閥的興盛，到了科舉開始之後以庶出地主為代表的新興官僚的興起，其實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悄然的改變，從另一方麵反應，就是中央權力對於地方的擴張，和地方自知道額削弱，前文說過，龐大的地域使得統治缺乏技術支持，因此往往是放權於地方大員，比如羅馬的總督，魏晉的刺史，軍，政，民，財等權一起集中於一個人，方便於戰爭，或者救災等事務。
而魏晉時代，中央權力的衰微，和士族勢力的強大，為甲騎具裝提供了條件，這個時期的戰爭，開始有像春秋時代的貴族戰爭的模式演變的趨勢，構成雙方軍隊精銳和核心的，是出身門第的士族子弟，重騎兵高昂的開支，使得平民和自耕農階層無法負擔，春秋亦然，昂貴的戰車費用，也不是一般人家擔負的起的，而且，國家衰微的另一方麵，是無力提供軍隊充足的保障，起兵征戰之人，隻能自備糧草，因此，細節上，開始有些類似於後期的歐洲中世紀。
但是，隋唐的統一，隨即的大一統，國力的迅速恢複，也使得中央的權威迅速重建，同時科舉之後，門閥士族衰落，培育中國騎士的土壤不複存在。而到了宋之後，文武分製，武人地位的快速下降，更是使得這種職業軍人開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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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不太認同這種說法，晉書並無詳細記載此事，而在資治通鑒中，提到的是一百人的突擊隊，大破敵軍。
由於魏晉史的資料並不是很多（筆者搜集資料能力也是有限），因此，我想說說看我的分析方法。
1，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浚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info)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
這是晉書記載，注意歌謠所唱，涼州大馬，自是京師百姓對於涼州騎兵印象深刻，而如果在洛陽破敵的是依靠步卒，而破劉聰是在河東，那麽這首歌謠是在無法解釋。
2，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
這是洛陽陷落前涼州增援京師的記載，當然，這五千精騎不可能全是甲騎具裝，但是從一個側麵說明了騎兵在護衛城市時候的重要性，否則，也是應該多增派步兵而來（守城戰，重步兵比重騎兵更有用處）。
關於重騎兵的可怕戰鬥力，後來的事件更能說明，比如契胡鐵騎打破葛榮亂軍，可怕的白袍騎兵，但是，這裏筆者想要說說為何重騎兵會在中國沒落。
首先要明確，中國的重騎兵和西方的騎士其實並不一樣，西方騎士裝備自備，糧食自給，打仗分戰利品，和國王或者君上隻是合作關係。這種權利的分治，其實也是西方近代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在中國或者東方國家，重騎兵都是國家征召，從小訓練，裝備國家配給，發給糧餉，戰利品統一歸國家，屬於絕對服從，這樣，中國就沒有騎士這個階層，而隻有重騎兵這個兵種（騎士並不僅僅是一個兵種）。
而重騎兵在中國的消亡，許多觀點認為是其本身的靈活性差，無法適應中國的軍事作戰方式。
在這裏，想要說說士族這個階層的衰落，從魏晉開始，士族門閥的興盛，到了科舉開始之後以庶出地主為代表的新興官僚的興起，其實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悄然的改變，從另一方麵反應，就是中央權力對於地方的擴張，和地方自知道額削弱，前文說過，龐大的地域使得統治缺乏技術支持，因此往往是放權於地方大員，比如羅馬的總督，魏晉的刺史，軍，政，民，財等權一起集中於一個人，方便於戰爭，或者救災等事務。
而魏晉時代，中央權力的衰微，和士族勢力的強大，為甲騎具裝提供了條件，這個時期的戰爭，開始有像春秋時代的貴族戰爭的模式演變的趨勢，構成雙方軍隊精銳和核心的，是出身門第的士族子弟，重騎兵高昂的開支，使得平民和自耕農階層無法負擔，春秋亦然，昂貴的戰車費用，也不是一般人家擔負的起的，而且，國家衰微的另一方麵，是無力提供軍隊充足的保障，起兵征戰之人，隻能自備糧草，因此，細節上，開始有些類似於後期的歐洲中世紀。
但是，隋唐的統一，隨即的大一統，國力的迅速恢複，也使得中央的權威迅速重建，同時科舉之後，門閥士族衰落，培育中國騎士的土壤不複存在。而到了宋之後，文武分製，武人地位的快速下降，更是使得這種職業軍人開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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